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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958—1989:北京“联美反苏”及其共运悲剧

1958—1989:北京“联美反苏”及其共运悲剧

以下是我在星火马列毛论坛的几则跟帖(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14020)。主帖可略。

原帖由 Liberation 于 2012-7-12 14:50 发表:
1977年初,阿根廷共产党(马列)、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巴西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智利革命共产党、厄瓜多尔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参加完阿劳七大后,签署了一份宣言,
他们声称在拉美,美帝才是头号敌人(与华邓的“苏修在全世界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一致),并且反对对超级大国拉一个打一个。
……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在我们国内,也有人疯狂反对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那就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反 对我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反对我国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的联合,反对我们对最危险敌人的打击。他们妄图破坏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干扰我国的反霸斗争,以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的破坏活动尽管在一定范围内曾经造成恶劣的影响,但是,我们党 和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 线。“四人帮”根本不代表中国人民,他们是不齿于中国人民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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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才是关键,——如果这些史料属实,那么可以肯定三个世界理论的确是毛本人所认可的,而它的实质就是“联美反苏”这一外交政策。

我恰好曾经对毛时代的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因为国际因素曾经深深影响了毛及其政权的众多重大决策,关于中国对美、苏关系,本人简单分享一些史料,欢迎拍砖:

1949——1957年:中国对苏联一边倒,坚决反美帝。北京内部无异议。

1957——1963:著名的中苏两党论战。中方有“九评”系列公开信。

1956年开始,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欲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其实早已干涉了,但当时更想进一步)、对后来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批评,使中方渐渐开始反击苏联。在此种背景下,1958年苏联突然撤出对中国的一切技术、人员、装备的援助,中苏之间也陷入“冷战”。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不赞成中国越来越反苏的立场、主张联苏、同时批评大跃进等,被毛罢黜,林彪上来做国防部长。

1959——1969:北京坚决反苏时期。其顶峰是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十年反苏时期有几件大事:

1962年4月伊犁事件:苏联鼓动中国新疆伊犁6万居民跑进苏联。5月又有一群人“在苏方支持下”发动攻打当地政府的暴乱,具体真相似乎至今难明。(我听说的史料是,苏联在邻近新疆的边界地区建立了生活设施完备、有多项优惠政策的鼓励中国移民区,有意识地鼓动当时贫穷落后的新疆居民跑向苏联,所以当时伊犁当地政府拦都拦不住。)

1962年6—11月:中印边境战争。此次战争有微妙的国际共运因素:印度在二战后可谓左右逢源,既有美帝支持,也有苏联支持,这就让中印战争里又有中苏对抗的影子。中印战争也促使印共发生重大分裂,而且分裂恰好是以中苏对抗为标杆:分为亲北京派与亲莫斯科派。亲莫斯科派当然是被毛派们斥责为修正主义者了。

整个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中苏两国都分别援越,却同时互相掐架,令整个国际共运越来越分成两派阵营。不断有国际共产党呼吁共运团结反美帝。

1965年,中共最大的盟友日共领导人首度表示不赞同反苏立场,认为中苏应该联合援越抗美。日共发生重大分裂,多数派被批为“日共修”,少数派继续跟着北京毛派走。(据说这次分裂对毛泽东的震撼很大,毕竟日共当时是中共最大的盟友。)

1966年,文革爆发。文革之所以爆发有反官僚的“内政因素”,更有“苏修”国际因素使然,文革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文革爆发时,朝鲜谨慎观望,当1966年底东北的文革运动打出口号“反对金日成”(认为金是苏修走狗)、甚至扬言要越境反金时,朝鲜人民军封锁了边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降级。

在文革时期,中国貌似是“既反苏修,也反美帝”,但事实上重心是偏向反苏修。不过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因为美帝最近也只是在台湾小岛和韩、日等国,而百万苏军直接驻扎在中国北方漫长的边界线上,并且一直都或明或暗地鼓励边界中国移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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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以后,随着美侵越战争的继续升级以及国际上支持越南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呼吁共运团结反美的国际舆论也在增长。中国在援越时也明显感到力量不足(当时整个广西省区都越来越成了越南的后方,全区的经济倾斜向援越战争),中国军方内部开始产生联合苏军共同支持越南战争的声音,这种声音反映到上面,就是一贯跟着毛力主反苏的林彪悄然转向。

1969年九大后,毛林分歧逐渐增大。一个关键因素被认为是毛坚决主张反苏,而林渐渐转向要求联苏抗美,尤其是在越南战场上。毛甚至开始(至少从1970年开始)认为,为了反苏,可以有限度地联合美帝国主义。【插一句个人看法:事情发展到这时可以认为:毛显然不是从国际共运利益看这个问题,而是从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利益来看这个问题。】

1971年,林彪“叛变”出走,据说是开直升飞机往莫斯科方向逃跑。原因可能很多,但关键之一肯定是毛林在是否联苏抗美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林彪事件以后,中国加速向“联美反苏”的方向转变。

终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曾很大地震惊了国际共运,不仅是亲莫斯科的众多国家共产党例行公事地发声明批驳这件事,而且许多亲北京的友党都大跌眼镜。据说当时日本政府用这个消息诱降亲北京的日本赤军一部分顽抗者,后者还一度认为这是日本当局的欺骗。朝鲜金日成当时得知这一消息也十分震惊,一度百思不得其解(实事求是地说,朝鲜虽然对文革很抵制,但它从来没有对苏联或其他国家一边倒过)。

1972——198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不断升温,中苏关系持续僵冷,其间还一度发生中苏之间的间接冲突事件。

楼主所举例的“三个世界理论”不管是谁提出的,它实际上完全符合“联美抗苏”这一毛主席坚决认可的方向。林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反对这一毛主席钦定路线,遭到身败名裂。楼主所说的“1977年8月十一大”华国锋的发言仍符合“反苏”的主要方向。随着1972年以后中国不断与美国各盟国建交,终于在1979年中美建交,就算老毛还在世,中美也迟早建交。

1979年初就在军委主席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就蓄谋已久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一直打到越南首都附近才收兵,这一野蛮的沙文主义行径严重践踏了国际共运团结、给越南人民留下严重的阴影和创伤,至今更帮助完善了越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苦难史”。当时在香港的托派曾经发表严厉反对这一侵略战争的声明(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文集)。中国入侵越南的一个微妙国际背景是:当时越南更是苏联的卫星国,此前越南军队曾在苏联支持下攻打了柬埔寨,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恰恰是毛时代以来北京政权鼎力支持的。所以中国侵越战争,还可以理解为中苏之间的间接冲突。

从1979到1989年之间,中越边境线实际上都处于断断续续的非停火状态。边界地区进一步埋下了大量地雷,这些战争后遗症至今仍在严重地祸害两国人民。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没过几年,苏联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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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Liberation 于 2012-7-26 12:27 发表
不能否认毛的外交路线和华邓的本质区别
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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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毛以后的外交路线当然有很多区别,但在联美抗苏这个重大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1958年到1989年,中国“反苏”的国际政策,乃至1972年以后竟然公开“联美”来“反苏”的政策,一直大大地搅动着整个国际共运阵营。

这是20世纪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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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选自赵忆宁《赤旗飘扬——和日共在一起》第八章“两党关系的破裂与恢复——专访日共前任委员长不破哲三”
(全文太多日共吹捧今天中共、日共自吹、两党互相吹捧等等废话,只节选有助于说明冷战时期中共与日共关系的部分。文中粗体为我所加。
文中略做一点注解。如需查对原文,请见附件。——秋火)


专访日共前任委员长不破哲三(节选)

赵忆宁

我想从他那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太多的历史“秘密”尘封在他的记忆里,这就是坐在我对面的日共前委员长不破哲三先生。他不仅见证了日共艰难曲折发展的历史;令我着迷的是,他见过几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到江泽民、胡锦涛,由此见证了中日两党从公开分裂到复合漫长的32年痛苦的历史;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那个时间点,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蹊跷”所在:

在陪同日共代表团乘机飞往上海见毛泽东的途中,他看到康生一直忙着修改批判吴晗的文章,之后,这些校样呈递给毛泽东审阅。这就是发表在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他发现邓小平作为主管党的常务工作的中共书记处书记,竟然不曾让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获知并不能支持他的结论的重要信息,邓小平隐瞒了在赫鲁晓夫倒台以后苏联对越南援助的重要事实,这是刘少奇评价苏联对越南援助“虚情假意”结论的关键性依据。

在此之前,他听到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是“被迫”成为美国侵略对象的抱怨。黎笋对日共代表团说,美国并非蔑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击而悍然发动对越南的空袭,“他们先试探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然后在评估中苏两国的对策并作出他们不会采取任何强硬行动的判断之后,才逐步扩大了空袭范围。美国挑选最能够考验社会主义国家反应的时期发动了轰炸。” 黎笋还说道,“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侵越的反应之微弱,实在令世界感到震惊。”

他是1966年中日两党被毛泽东废弃的“联合公报”日共方面的起草人,正是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潜藏着的矛盾在毛泽东和日共代表团会面时突然变得表面化。他亲历了不可能在没有取得毛泽东的首肯下签署的中日两党的联合公报,并已经举杯庆祝公之于众,但是最后遭到毛泽东的“一票否决”。他听到毛泽东对北京会谈期间批评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是“软骨头”。

中日两党没能就“反对苏修”达成一致,日共代表团无果而终返回日本途经广州时,人们如逃避瘟疫似地躲避这些跟毛泽东闹僵了的人,只有陶铸一直用坚定而温和的态度对待他们,为他们安排了欢送会,直到最后一刻去机场送行。不久之后,陶铸就和刘少奇一起成为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受害者……

不破哲三先生生于1930年1月26日,今年整整80岁了。不破哲三是日共第三任幹部会委員長(相当于总书记),排在野坂参三、宮本显治之后,2000担任日共干部委员会委员长。同年日共第22届党大会上,确立了在现行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市场经济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及联合其他党派的政治势力,提出力争在21 世纪初期实现民主联合政权执政的目标。在2000年-2006年执掌时期被称为“不破时代”。他于2006年从党的委员长的位置退出,如今名衔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专事负责理论研究工作。

采访的他的前四天,他嘱人转交给我他的三本英文版本的书,包括《21 世纪世界与社会主义—与GCD理论代表团的对话》、《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转告采访之前一定要“阅读一下”。

当我见到他时,感觉到岁月的流逝,他老了。人老了也许就更加宽容?在他《21 世纪世界与社会主义—与GCD理论代表团的对话》(2006年出版)的书中,他高度评价了中日两党第一次理论问题讨论会的“非凡意义”(2005年12月10日):我们曾经在1966年的北京会见了当时中国国家副主席、国家总理刘少奇,访问历时4天,当时讨论的话题都围绕一个尖锐的问题:建立一个国际统一的联盟支持越南人民抵抗美军侵略的斗争。当日本代表团前往上海与毛泽东进行总结性的会谈,其结果是以破裂告终。这次的会谈同样也持续了4日,但GCD代表团在所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对当前世界的展望问题上所持有的见解都与原来截然不同。作为主要的发言者,他用了21个小时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九个问题。中共代表团强调此行的目的更多的是倾听日共的立场,而不愿意做任何评价。

令不破先生震惊的是,中共年轻的党员(恢复两党关系的谈判者)对中共干涉日共这段历史知之甚少非。他在书中写道:1997年,为了实现中共和日共的关系正常化,中共通过正式和私下的渠道,表达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因为过去所犯错误所引起的责任。他告诉我,在一月份,中共外事办的代表访问了我们,我对于他们对中共干涉日共这段历史知之甚少非常震惊。他们基于从前辈那里所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对我们表达了歉意,而实际上中国代表的所得到的结论是:“毛泽东应当为中断中日之间的对话而负责。”我对那些来访者说:“如果两个存在分歧的政党没有达成一项协议的话,它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可能会终止,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对话之后。对话的中断是中共干涉行为的借口,并被用来攻击日共。这才是中共真正所犯的错误;这违背了两党关系之间的根本原则。在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详细的背景解释之后,我发现中共代表团从未听说过这些事情。这也表明了中共外事办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到位),我认为要基于深刻的分析而使得“历史问题”得到解决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在1998年双方在北京举行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时,中共曾经非常完整地研究过这段涉及到对外干涉的历史。这些对历史上的争议毫无关系的人对32年前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确让人印象深刻,并且也让他们认识到为什么日共要求中共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在休息间隙,中共代表团的团长非常坦诚地说:“当你提到关于两党之间的历史问题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但我也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们的双边关系已经在1998年走向正常化,并且看到日共对此十分重视。”于是我对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充分理解他们的领导人在改善两党关系的充分的善意。”中共代表说:“由于我们代表的年龄组成问题,可能需要您进一步地解释其中的一些细节。”我说:“这倒是。这些问题是在你仅仅只有一岁的时候发生的。”说完这句我们都笑了。其中还几位说:“我们之中还有4个人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

这就是我为何采访他的道理所在:历史孕育了真理,并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也是往事的迹象,当代的鉴戒,更是后世的教训。采访由日共国际局的菊池先生做翻译,他曾担任两党恢复关前夕《赤旗报》恢复北京记者站的记者。我们的谈话从不破先生送给我的书开始。

赵忆宁:能够见到您我由衷地高兴。您长期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像您一样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和理论家融于一身者不是唯一,也差不多。我认为,日共拥有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应该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是中共的老师。我正在读您送给我的《Fighting Chinese Hegemonism》和《21st century world and the socialist- And the theory of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legation》这两本书。

不破哲三:您拿的两本英文书,一本是两党关系断绝的时候出版的,另一本是两党关系正常化以后出版的。您正在读的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赵忆宁:在《Fighting Chinese Hegemonism》这本书中,您写了两党关系破裂的历史往事,也是对我们两党,或者后来人研究两党关系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可惜的是,现在中国大多数党员并不了解我们两党之间的这段痛苦的历史。所以作为媒体,我们有责任要把我们两党过去的历史告诉读者。

赵忆宁:我的第二部分的问题是关于日中两党关系痛苦的32年。阅读日本共产党的历史后我发现,身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日本共产党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这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员们不能体会到的:日共不仅要面对国际国内反共势力,还要承受前苏共和中共在文革时期带来的外部冲击,每次都给日本共产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您是否谈谈您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评价?文革给日本共产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一事件对日本共产党在日本社会形象的影响?

不破哲三:我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只用“干涉”一个词可以说明全部问题。比GCD开始对日本共产党干涉早两年,我们还受到了苏联的干涉;但是GCD干涉日本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更为严重,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可言状。GCD的干涉不仅仅是从外部对我们党进行谴责批判,而且是在日本国内大幅度的干涉我们的党内部事务,我们党几乎到了被完全毁灭的程度。我们没有被打倒,但是毛泽东真的想把日本共产党毁掉。
第一,毛泽东亲自提出了“四个敌人”论(1966年7月的讲话),这成为干涉的指导理论;第二,要打倒日本共产党,同时支持所谓“左派”,并以此取代日本共产党;第三,要把日中友好的所有渠道都变成干涉的工具。我们两党之间,从战前就有友好关系,战后双方共同努力发展文化、贸易等各种友好渠道。开始干涉以后,不承认“四个敌人”的人士一律都被排除了;第四,在政治上,给“左派”活动舞台,试图结成“左派”也参加的反共政治战线。
“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社会起到了坏影响。日本主流报纸上常常刊登GCD干部(指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批斗的照片,那种照片的刊登,在除了《赤旗报》以外所有的商业报纸,被大肆渲染,因此日本国民中产生了“共产主义真可怕”的反共情绪,这样的气氛影响很大,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干涉,我们对此进行激烈的斗争,然后突破难关,日本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大前进。在1969年的大选时,我们党(在国会中的)的席位从4个增加到14个;1972年大选的时候,从14个增加到39个,这样看来,打倒日本共产党的图谋彻底失败了。


赵忆宁:从日共党员的数量上看,那个时期日本共产党发展很快。虽然中日两党对苏共解体这一事件的评价不一样,中共更多的是以这一事件进行反思,而日共认为“欢迎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的苏联社会的解体”。但是我还是希望知道,这一事件对日共在日本国内所造成了哪些影响?


不破哲三:我们对苏联解体有这样的评价。那就是苏联社会、苏联共产党已经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它早就已经变质了,这是我们通过与苏联20多年来的斗争,以及苏联解体后重新研究苏联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变质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苏联解体以后,有关苏联对日干涉的秘密档案全部暴露出来,要比人们想象得还要严重。我也了解到,有关苏联问题,日中两党之间还存在着不少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苏联解体之后2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苏联解体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资本主义万岁!”或者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万岁!”的论调。但是,这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两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资本主义万岁!”或者是“美国万岁!”并没有实现。世界从美苏对抗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为世界好多新兴力量提供了活动的平台。苏联存在的时候,西方国家为了对抗苏联保持团结一致;而苏联解体以后,团结一致的局面已不存在了,他们也不用再听美国的话了,很多国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走自己选择的路;第二,亚、非、拉国家开始在国际政治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存在的时候,确实有“共产主义威胁”论;但是苏联解体以后没有这个依据了。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遇到了“共产主义威胁”论;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威胁”论原因就在于苏联的所为。今年是万隆会议55周年。在55年前召开万隆会的时候,让不让中国参加?这个问题成了当时的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他们为什么议论着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苏联开始构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果万隆会议中国也参加了,在作万隆会议决定的时候,是否消灭思想的殖民地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在东欧进行扩张,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今中国也好、拉美国家也好、非洲国家也好,他们都在进行活跃的外交活动。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交换前苏联解体的看法,中国的同志也容易理解我们的观点。


赵忆宁: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国际社会上有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的说法,苏联解体以后就不存在了。但是GCD一直认为自己是坚持共产主义的。虽然苏联共产党解体了,GCD并没有解体呀,难道就不存在“共产主义威胁论”了吗?

不破哲三:刚才我讲了有关万隆会议的情况。中国的外交活动并不能形成威胁,苏联的扩张行动才形成了共产主义威胁论。在伊斯兰世界形成反共主义,原因就在于苏联对阿富汗进行侵略,这是最大的原因。现在,伊斯兰世界基本上没有反共主义了。我讲一讲沙特阿拉伯的事情。在苏联成立的时他们之间有过外交关系,但后来发生问题了。前苏联与沙特一直到1991年没有关系。GCD与沙特也直到1995年没有党际关系。在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共产党对在东京的世界各国大使馆进行访问,传达我们的主张。当日本共产党代表与沙特阿拉伯的大使见面的时候,他坐在离我们代表5米的远处与我们讲话。


赵忆宁:那是为什么?

不破哲三: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坐在一起。2002年,美国要在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为了反对战争,又访问了在东京的各国大使馆,那个时候上次接待我们的大使已经换人了。新大使热忱地接待我们。在一个招待会上见到沙特的大使,他对我们说,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亚洲人是一条心,他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向中东国家派代表团之前,访问了中东国家的大使馆,打个招呼。虽然访问国不包括沙特在内,但顺便访问了沙特使馆。沙特大使说,你们访问的中东国家为什么不访问我国呢?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因为大使仔细地研究了日本共产党,知道我们是反对侵略阿富汗的,了解我们采取的自主独立的路线。这样,沙特也愿意接受我们的代表团的访问。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访问对于沙特来说,是他们第一次接待共产党代表团。总之,对沙特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有问题,而是苏联造成了问题。他们说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2003年,我们的代表团访问了突尼斯,见到了中方的代表团。那个时候GCD的代表对我们说,访问突尼斯以后还去沙特阿拉伯。日本共产党代表跟中方说,我们在2002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也就是说,日共代表团首先访问了沙特,GCD访问是在我们之后。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崭新的变化。要把这个变化充分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不能回避批判、科学地总结苏联问题。总结时,当然包括大胆地摆脱苏联型的“理论体系”。


赵忆宁:新一代中共党员绝大多数不了解GCD和日本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有一段低潮期。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中日两党关系破裂的原因。我想知道,最后导致毛泽东拒绝了日共提出的在越南的统一行动,您认为是被卷入了毛泽东与负责中共党内事务的刘少奇之间的斗争,还是中共与苏共的不合,哪个原因最重要呢?

不破哲三:有关日中两党之间的历史问题。我认为,日中两党关系断绝的原因不是中国内部斗争的副产品,这是不成立的。我们认为断绝的原因就是毛泽东霸权主义的赤裸裸的表现。毛泽东在GCD八大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中国绝不能搞大国主义”。但这个讲话,现在的《毛选[第5卷]》里已经删除了。依我们看,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想取代苏联,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唯一的领袖。比如“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全世界”这样的口号,就是直截了当的表述。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3月与毛泽东进行会谈,对毛泽东来说,绝对不能容忍存在不赞同毛泽东的政党。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成为毛泽东对外干涉的动力了。
我举一个事实,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1966年2月访问过北京。那时我们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我们到机场时候总是友好的,安排了送鲜花和热烈欢迎的群众场面。我们在北京的日程结束后到上海,会见了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安排了欢迎我们的群众,还有欢迎宴会、各种各样的活动。


赵忆宁:我听说曾经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日本代表团,是有这个事情吗?

不破哲三:有的。那个时候,宫本显治做了演讲。然后我们两党之间缔结一个联合公报之后,GCD也举杯祝贺两党能够缔结这么好的公报。但是,去上海以后,毛泽东把联合公报否定了。然后去广东的时候,跟我们同行的中方人员,到机场以后跟广东的干部的耳边说一两句后,欢迎仪式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深感中方的变化之大。我们好像由欢迎的对象马上变成了接触也可怕的一种动物似的。毛泽东提出废弃联合公报的时候对我们说,“等于没谈过此事吧。”


赵忆宁:毛泽东什么态度?

不破哲三:谈这个过程可能比较复杂了。我们到上海是2月10号,然后到北京是2月13号。那个时候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彭真给我们介绍在中国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然后我们两党进行了会谈。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回到北京是3月3号了。以后与中方进行了四次会谈,谈了之后没有结果。因为我们两党有分歧。但是他们也说这个分歧可以通过实践来证明,他们采取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会谈结束后,我们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劳动党缔结联合公报。然后又回到北京的时候,彭真到机场接我们,中方提出从此开始了访问中国的第三阶段,周恩来同志负责第三阶段,我们要缔结一个联合公报,并开了工人体育馆的欢迎大会。我们听到中方建议感到意外,既然中方这么说,我们也不必要拒绝。但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缔结一个联合公报的话,它尽量要比较简单一些。我们起草联合公报的时候出了问题,就是是否点名批评苏联。中国以中国的立场与苏联进行争论,日本也以我们的立场与苏联进行争论,但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的话,这等于我们之间结成军事同盟一样。因此,我们不同意公报里写入点名批判的内容,中方也接受日方的态度,终于缔结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起草由双方的小组来进行协商,最后,在正式的会谈上确认联合公报。中方出席的周恩来同志,日方是宫本显治同志,双方确认了联合公报。当时我们不能从中国直接往日本打电话,所以我们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代表团全面负责缔结联合公报。中方代表团既然在自己国家里面,他们要与一把手商量也并没什么困难。因此,我们以为,缔结联合公报时中方代表团当然也进行了内部的批准手续。那天晚上举办了最后的欢送晚宴,晚宴邀请了所有住在北京的。在那个场合,周恩来在会上向所有参加晚宴的日本人公布了公报的内容,周恩来还祝贺了这件事。
公报留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公报还写入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与毛泽东会见了。但是我们那时并没有见到毛泽东。因此,中方叫我们路上顺便去上海与毛泽东会见后回国。3月27号晚上在北京举行欢送宴会,3月28号我们去上海与毛泽东见面。
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准备了材料,里面写了好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点名批评苏联共产党。我们当天说了一些看法,但还需要在代表团内进行讨论后做出最后的结论。过了一天,当再次与毛泽东进行会谈时,我们正式回答了我们的立场,那就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内容。
那时候毛泽东对我们说,北京领导人接受联合公报是“太软弱了”。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那一天毛泽东发出讨伐北京领导人的命令。说是动员孙悟空大闹北京。康生受到这个命令。我们回答正式态度的那一天,恰好是毛泽东发出讨伐北京的一天。


赵忆宁:北京的人太软弱了?

不破哲三:对,指得是北京的领导,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依我看,毛泽东提出了修改案,那么他手里应该已有原案了,北京的领导人肯定与毛泽东联系过。北京以为,周恩来与我们进行确认联合公报的会谈之前,毛泽东对此同意。这与《二月提纲》一样。我猜测,毛泽东此时也采取同样的手法,那就是先让北京的领导人以为毛泽东同意了,后来突然改变态度让他们陷入困境。


赵忆宁:结束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政策环境下,中国与华盛顿和东京新的共处政策下,中国支持维持美日安保条约,这些政策直接违背日本共产党的立场。我的问题:是否真的发生过1983年11月,所有日共国会议员抵制了总书记胡耀邦在国会的讲演?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有哪些方面伤害了日共?

不破哲三:是有关日美安全条约和日本共产党拒绝交流的问题。两个都不是事实。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文革中转变为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大概在1972年,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除了日本共产党以外的日本在野党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会见了姬鹏飞外长。姬鹏飞外长在会见中突然表示中国政府支持日美安全条约,这个发言让日方全体代表吃了一惊。代表团是由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组成的。当时,最右派的在野党也没有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因此,日方恳请中方不要发表此事。因此,正式报道中没提到中国支持日美安全条约的发言。但是,后来日方代表把这个发言透露外界,连中国也转变支持日美安全条约,这推动了日本政界的右倾化。
我们不参加胡耀邦访日时的国会演讲,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有问题。我们始终坚持在没有解决干涉问题的情况下,不会参加一切欢迎的活动。断绝党际关系以来,我们第一次参加欢迎活动是在1998年4月胡锦涛同志访问日本时,我参加欢迎晚宴。这正值两党关系走在正常化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在两党没有恢复正式关系之前,日本共产党代表正式活动是不可能的。

(秋火:如果不破的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只能说毛党背弃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赵忆宁:1985年9月2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两党之间的会谈,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立木洋同志用了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叙述了中国方面干涉日共内政的痛心的细节,今天可以披露到底是那些内容吗?

不破哲三:在1985年会谈的时候,我们党的代表谈了些什么内容,我给您介绍一下。那时候,我们的代表拿出一个一个干涉的例子向中方提出我们的立场。我还是先给您介绍一下有关背景。1985年的两党会谈之前,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总结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GCD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里面,对中国国内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我们对此决议感到的是,历史决议不应该仅仅总结国内方面的错误,还要对国际上的错误进行认真地总结,但这方面的内容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我们在六中全会以后写了几篇论文指出,GCD没有总结国际方面的错误。当时我们就日中两党关系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点,我们要求中方对日共的干涉认真反省。第二点,我们要求中方与日本国内的反党组织断绝一切关系。我们的要求只有这两点。我们为了让中方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要求,写了几篇论文。同时,我们与中方接触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内容都传达了。后来,中方向日方建议举行两党会谈。中方希望在第三国举行会谈,因此我们选择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然后,1985年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日中两党会谈。我们预期中方在会谈上可能提出更具体的问题,但是会谈时中方谈到的只是双方要既往不咎,双方要把过去的事情统统忘掉。那个时候中方不但公然表示不承认干涉的错误,还主张中共与日本反党组织维持关系。GCD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恢复党际关系的时候,采取既往不咎的方法。但是,GCD和欧洲共产党的关系与日共的关系完全不同。是欧洲共产党先攻击了中共,欧洲共产党站在支持苏联共产党的立场上,批评了GCD。当然中方反应也激烈,欧洲的各个共产党内部组织出现反党组织,但毕竟先出手的是欧洲方面。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所以可以通过以往不咎的方式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了。
但是日中两党关系断绝的原因,就是中方单方面开始的干涉。在1966年3月,我们代表团回国之后,中方的干涉就开始了。起初,中方的干涉偷偷地开始。比如,日方的各种代表团访问中方的时候,中方的有关人员与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接触,耳边窃窃私语,批判日本共产党。访问日本的中国代表团也在日本交流时批判日本共产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向中方提出交涉,但是我们为此不会公开的反击。
1967年1月在日本举行大选,日共地方党委要求党中央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态进行批评。1967年1月下旬,在日本进行的大选快要结束的时候,北京的红卫兵贴了一张大字报,大骂日本共产党,说什么“砍掉宫本显治的狗头”,同时单方面透露了日中两党会谈的有关情况。1967年2月底,在日本也出现了一些红色暴力恐怖事件。像中国那样的恐怖事件,在日本东京也上演了。当时在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的总部,那些模仿中国批斗的“四个敌人”派住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要把日中友好协会总部赶走,引起了严重的暴力事件。从此以后人民日报公然开始了对日本共产党的点名批评。
在日中两党的关系的历史上,日本共产党对GCD没有任何过错的地方。1985年,两党进行会谈的时候,中方代表的表态就是不承认GCD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的干涉的错误。我们好几次问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说已经超过代表团的授权范围了。因此,此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同意了继续进行会谈。以后,为准备下次的会谈双方交换了几次信件。最后,不到一年中方提出终止会谈。

秋火:不破哲三反复强调中共对日共的“干涉”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辨别。如果中共只是对日共做出思想的批判和政治上的反对,乃至扶持其他日本左翼(包括日共党内的反对派),我认为都是可以的,日共顶多只能评判中共路线的对错是非,而不能因此指责中共干涉了日共的内政。如果中共是要诉诸暴力威胁日共,乃至如果与日本的资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日共,那就是中共在侵犯日共、也践踏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自主权了。
当时中共的错误更在于为了反对国际援越联合行动,而与日共翻脸,后来又与美国越走越近,逐渐明显地损害、牺牲日本无产阶级和进步运动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日共的粗暴威胁。


赵忆宁:日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性一以贯之,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我的问题是,日共一直坚持恢复两党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中国承认对日共内政的干涉;中国断绝与所有反对日共的日本国内的团体和元素的关系。我想知道,1998年6月8号到10号在北京的谈判,最后的结果中国是否承认直接承认干涉过日共的内政?还是以一种抽象的不具体的方式承认违背了自己的党对党关系方面的四项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原则?

不破哲三:在1998年,终于出现了转机。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1998年前后的有关情况。1997年7月,东京都议会超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那时,日本共产党都议会议员也参加了。在北京,GCD中联部的官员请我们党的议员共餐,给我们传达了他们的口信。那个口信是,自1966年以来的对日本共产党的干涉,其责任在中方。同时,中方高度评价二战前日本共产党为GCD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的口信还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党恢复关系的愿望。
我们接到口信以后,1998年12月10号,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了在北京开设《赤旗报》北京分局的申请。那时候,日本共产党代表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大使馆,此事叫大使馆的官员感到惊讶。
199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戴秉国有关中共党际关系的文章。文章表示,明年的工作希望与日本共产党恢复党际关系。戴秉国部长的发言以后,1998年1月5号,我们在新年伊始的招待会上回应了关系正常化的意愿。1月20号,朱达成秘书长第一次访问了我们党总部。那时,GCD代表团找不到日本共产党党本总部,他们迷了路,迟到了,因为之前中方的任何官员一直没有人来过日本共产党党总部。
朱达成同志是在1997年与我们东京都议员访问见面传达口信的人。但是我们跟他谈起来的时候发现,他好像不太了解在1966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他跟我们说GCD犯了错误,但他不太了解什么是错误。他所说的错误的内容就是,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把两党的联合公报给取消了。我们给他解释,两个政党如果有分歧的话,会谈也会有不成功,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在于会谈决裂以后,GCD对日本共产党开始干涉这一点上。我们当时想,为什么中方有这么样的理解?后来我们猜到中方的信息来源就是张香山同志。我们派代表团访华的时候,他一直陪同我们。但是到上海以后,我们代表团与毛泽东进行会见的时候他没有参加。有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前我从张香山同志听过这样的事。张香山同志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那时候,在日本优秀的学校一高、二高属于高等学校,一高的学生后来大部分被录取东京大学了。
那时,我跟朱达成同志仔细介绍了来龙去脉,但是他表现出不能理解似的。他们回国以后找来找去找到当时的有关资料。GCD的领导人也换了好多位,虽然他们希望恢复中日两党关系,但找不到知情人士和有关资料。
直到1998年4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日本之前还没有直接的接触。但这之前日本共产党与GCD之间发生了一个小问题,为解决这个事情,我党国际部的同志直接给中联部打电话,中联部为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认真地反应,他们解决的方法也非常得体。然后到了4月10号,胡锦涛副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有欢迎宴会的活动,我也去参加了。这是日本外务大臣宴请的欢迎宴会。这个照片(他拿出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宴会上与胡锦涛同志握手时照的。那个时候人太多了,想打个招呼也没有机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主动去与胡锦涛同志打了招呼、握手。这时候恰好中方的人员用照相机拍了我们两个人的照片。1998年7月我率领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胡锦涛副主席为我们开了欢迎宴会,那时候中方准备一张放大的照片送给我了。
大概一个月以后,1998年6月,GCD邀请我们派代表团,进行恢复关系的会谈。日本共产党派出了代表团,我在东京听取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从北京发回过来的报告。当我接到第一天会谈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会谈会成功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中方在第一天的发言中把过去的错误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以我划线”。当时GCD犯了错误,把日本共产党规定为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对此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定论。实际上,中方承认违反了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朱达成同志访问日本的时候,他所认识的两党之间决裂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把会谈毁掉了,是这样一个认识的水平;但是,经过中方的调查研究,后来我们两党之间进行会谈的时候,中方(戴秉国)提出的说法就是“以我划线”,认识到这是干涉内部事务的错误。因此,我听到这个报告以后,觉得这次的会谈会取得成功了!然后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回来的文章,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


赵忆宁:中共是否同意切断所有与“反对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和分子”的联系呢? 如果不是如同日共以往所要求的,日共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没有实现前提条件下恢复两党的关系?

不破哲三:中方首先承认了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干涉的事实,然后,认真的总结和纠正来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第二点与反党组织断绝关系,中方同意了。会谈时中方确认了这一点。当时主要的反党组织叫做“日本劳动党”,他们经常去访问中国,然后把会谈的内容在他们的报刊上发表;但是两党关系正常化以后,他们的活动就几乎没有了。另一个反党组织,日本共产党左派竟变成了“阿尔巴尼亚派”,这个根本谈不上问题。第三点,我们感到中方的政治上的诚实,政治上的决断,我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中方的做法跟前苏联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我们在1979年跟苏联共产党也有恢复党际关系,但那时候苏联共产党把两党恢复关系的文章故意的篡改等等。

秋火:中共不再是那个有世界革命野心的党了,当然就与那些日本毛派组织切断联系了……

赵忆宁:就是说中共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

不破哲三: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中方是非常诚恳的。当时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第一个报道了有关日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新闻。中方从人民日报到地方的报纸,还有解放军报也刊登了日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新闻。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想了解有关情况。他们回答,这就是为了教育大家,教育全国人民。

赵忆宁:但是因为没有披露以往的历史,所以也没能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

不破哲三:中方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我们知道中方的做法就是像社会主义者那样的认真的态度来公布有关情况。后来,我在7月访华的时候,与胡锦涛同志进行会谈。那时我建议,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三十多年,从现在起我们互相从白纸开始研究对方。然后,日本共产党的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进行考察,GCD的研究代表团也访问日本进行考察,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两党关系的破裂与恢复——专访日共前任委员长不破哲三.doc (9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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