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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连载未完请勿跟帖]

[法]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中文版译者:万家星



中文版题名:《1968年5月 法国的“文化大革命”》



黔进派:本人尽量抽空上传。先传前言、附录等内容,再传正文。不定什么时候弄完。
——2006年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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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dédie ce livre à mon oncle Antoine Lan
谨以此书的中文版献给我敬爱的舅舅兰国安先生

目录

译者序    1
作者谢辞    4  
前言    1

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星火(5月3日)
警察在圣殿    3
第一次骚动   10
政府忧郁不决   12

第二章 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
出生率激增的Saga  18
歌曲引起争议  20
越南和流行音乐  24
法国版本  27
大学危机  30
去女生房间的男生们  31
选择入大学的方案  32
佩雷菲特的计划  34
3月22日运动  36
学生政治的衰落  39
小派别  41
战斗中心  43

第三章 农泰尔发生骚乱(1968年1—5月)
达尼和游泳池  47
工人的警报  49
巴黎大学被占领  51
他们谋杀鲁迪!  53
朱坎——犹大  55
“西方”组织  57
一切正常  58
星火燎原  61

第四章 法官们的周末(5月4—5日)
学生参谋部  63
睡觉……  65
定罪  66

第五章 骚乱(5月6日)
出庭  71
圣热尔曼 - 德普雷大街的战斗  75
舆论支持学生  77

第六章 长征(5月7日)
实用主义  80
走向星星广场  83

第七章 退缩(5月8日)
协调  87
误入歧途的运动  89
热斯马尔的苦恼  90

第八章 战斗的前夜(5月9日)
民心  93
阿拉贡  94
互助会上的激昂  95

第九章 巷战之夜(5月10日)
失败的谈判  99
占领拉丁区  101
街垒  105
巴黎大学的插科打诨  107
突击  113

第十章 工会登上舞台(5月11日—12日)
警察的暴力  120
轮班  122
蓬皮杜回来 124
必须让步?  130

第十一章 10年,够了!(5月13日)
反戴高乐派的洪流  132
解放的巴黎大学  136

第二编 社会危机(5月14—24日)
第十二章 1968年的法国社会
人口激增  139
工业  140
商业  141
农业  142
《稳定计划》  143
统治阶层  144
中产阶级  145
工人阶级  147
其他工薪者  148

第十三章 蓬皮杜掌舵(5月14日)
罢工先锋布格奈和克莱翁  153
议会上的事端  156

第十四章  学生公社(5月15日)
词语革命  162
雷诺启动  165

第十五章 法国停滞(5月15—16日)
法国总工会接上  167
科恩 - 本迪在电视里  169
海啸 171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动摇  171
走得太远  173
戴高乐发怒  176
戴高乐派内的叛变  179
议会上的攻击  183

第十六章 罢工中的法国(5月17—20日)
够受  187
外省的五月  188
中学生的革命  189
卢瓦 - 谢尔省的红旗  191
格里莫的苦恼  194
萨特到巴黎大学,科恩 - 本迪自知之明  196
居留权被剥夺  198

第十七章  负重的战略家们(5月21—23日)
希拉克  201
征询意见  205
剥夺居留权  206
占领市政府?  209
走向格勒内尔  210
政府分析危机  214

第十八章 最严酷的夜(5月24日)
灾难性的高谈阔论  218
冲突  219
火烧证券交易所  220
动乱的顶点  222

第三编 政治危机(5月25—30日)
第十九章 格勒内尔(5月25—26日)
戴高乐败北  225
格勒内尔的角色们  227
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傻事!”  229
蓬皮杜和莫斯科  230
竭尽全力  231
让步  232

第二十章 从比扬古到沙莱蒂(5月27日0
塞吉的错误让步所带来的  235
晕头转向  237
法共的不安  239
孟戴斯在跑道上  241
一切都是可能的!  244

第二十一章 密特朗摊牌(5月28日)
“我是候选人”  248
“求助于军队?”  253
戴高乐派的示威计划  254
恐慌与分裂  256

第二十二章  戴高乐失踪(5月29日)
“我拥抱您”  261
继任?  262
孟戴斯掌权?  265
失踪  270
巴登  273
马絮的“训斥”  275
下定决心  277
将军的两个5月29日  279
假象的黑幕  280
阴谋  283

第二十三章 起死回生(5月30日)
解散议会  287
“我是不会引退的”  289
戴高乐派的洪流  292

第二十四章 报复(6月)
学生运动的退潮  296
三个死者  298
恢复运转  300
海啸·蓬皮杜将是胜利者  301

尾声
外国阴谋?  305
保守派的评论  306
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308
莫兰、勒福尔、卡斯托里亚迪和图雷纳的评论  310
民主的假设  311

附录
资料提要  322
大事年月表  345
略语表  354
译名对照表  359


译者序

    10年前在巴黎弗兰克书店发现刚出版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翻开就被吸引住了。从那一刻起,就想把它译出来,献给中国读者,尤其献给那些渴望深入了解世界的中国青年一代。但由于昂贵的国外版权费和国内出版问题,一直使我望而却步。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终于鼓足勇气向法国驻华使馆寻求帮助。承蒙法驻华文化专员罗歇·戴鹤白先生(M.Roger DAR-ROBERS)的热情介绍,才顺利地与该原著出版社法国瑟伊出版社联系上。该社国外版权主任罗瑟莉娜·巴伊女士(Mm.Rose-lyne Bailly)竟十分利索地破例将该书的中文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简体字版权)批准签署给译者,使我久久难以相信。
    尽管此书出版颇费周折,但在本院吴崇恕(院长)、金家兴(前教务处长)、熊平凡(科技处长)、高华(教务处长)和同事黄颂、颜善文、黄红发、严亚明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问世。顺向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友好人士致以衷心的谢意。
    译者同样感谢法国的另两位女性:我忠实的朋友阿格妮丝·梅里克太太(Mm. Agnès Méric)一如既往地鼓励我支持我完成这项工作;在我院实习的中文学士戴丽娜·德勒波特小姐(Mlle. Léna Deleporte)帮我校对了法文难点。最后还要感谢妻子宫恩慈女士,逐页反复朗诵,往往因一字而反复推敲、斟酌并誊正译文,直到清晰流畅易懂。
    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法国已有上百种关于五月风暴的文著出版了,但作者并未把写作建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而是重新采访与运动有关的一切人,上至部长、巴黎警察局长和各组织领袖,下至普通干部、学生、工人,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实录风格,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剔除了许多关于运动的讹传和错误的记叙。若弗兰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史态度和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社会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颇值得我国一些惯于综合、热衷抄来抄去的史学工作者们学习,此其一。其二该书的写法也颇新颖:全书按运动进程分“学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3编24章124节,均冠有生动鲜明的小标题,循日甚至循小时地记叙,全书正如法国的古老箴言“历史就是一部小说,尤其在法兰西”,且并未削弱其学术性、专业性,这对于习惯于时间单位模糊且过于理性枯燥的中国历史著作来说,的确值得借鉴。书后附有全面而准确的资料提要,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指南。当然,该书并非完美无缺,作者毕竟是资产阶级学者,即使属于左派,其观点和用语并非是不带任何感情的“纯客观”,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对马克思的“青年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理解及托克维尔的唯心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尤其对当时作者对越南共产党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其历史方法论明显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相信读者自会分辨。
    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该书的书名——1968年5月 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何以称这场“风暴”为“文化大革命”呢?因为这场“风暴”改变了法国,自1968年5月后,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饰,或者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家庭生活、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从那以后,法国“人人关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权力归谁所有,而是社会的实际改变”。“另外一种生活的要求比另外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要好得多”。所以说“五月风暴”“在是政治以前已经是文化的”。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名曰“文化”,实则完全是政治的,把法国的“五月风暴”称作“文化大革命”是十分贴切的。同时,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确实是多少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译者并非法文科班出身,纯属自学,虽然在巴黎呆了好几年,法文还是个蹩脚货。对法国史也是只知皮毛,可谓才疏学浅,又处于无人合作的环境,独立译完实属自不量力,尽管钻研精神和认真态度可能弥补一些,且尽可能采取直译,以期体现原著的思想和风格,但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行家里手不吝赐教。

                                                   万家星
                                                1999——2001年于孝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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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辞

    作者首先应感谢一位杰出的能干的女大学生塞弗丽娜·勒格丽·德拉萨莱,非常有效地协助研究大部分的档案和谈话。
    其次应该感谢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善意地接待作者,与作者交谈,特别是阿兰·佩雷菲特,贝尔纳·特里科,米歇尔·若贝尔,穆里斯·格里莫,让 - 马塞尔·让纳内,路易·若克斯,伊夫·盖纳,以及阿兰·热斯马尔,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和雅克·索瓦热奥。
    特别要感谢塞尔日·朱利,让 - 马塞尔·布格罗和让 - 路易·佩尼努自愿地提供他们的建议、反思及修改意见(当然,作者对本书负完全的责任)。
    我的朋友让 - 吕克·普捷已经是一位活跃的出版者,给予作者宝贵的热情,让 - 克洛德·吉耶博以他忠实的友谊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

                           前  言

    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场失败的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然而法国人总体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罕见的春天①,才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同于以往。从这个五月起,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感觉、谈吐、服装,或是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夫妻生活,度假休闲都与以前不同了。在1968年5月里,政权之所以没有被推翻,是因为最古老的家长制社会和乡村式社会的束缚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社会束缚使在这场难以想象的造反运动推动下跳跃了一大步的青年一代感到窒息。如今这种社会束缚已经被国家的迅速工业化所削弱。
    诚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时期结束以来,所有的西欧国家都领略了文化的重大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准则被扰乱了20年。惟有法国把相当于20年的节目集中在五月这一个月里上演,如同一部史诗的序幕,惟有法国把无数个细微的变化集中在五月这一个运动里,这当然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注意。正如戴高乐将军在五月中所说的“法兰西一如既往,敞开了道路”,这不仅仅是戴高乐的爱国主义,而是共和国本来就到了一个纷繁的戏剧年代,法国人一如既往地对历史风尚的改变赋予了史诗般的色彩。总之,在这个那么热爱革命的国度里,一次试图改变一切的革命只是多了一次失败而已。
    当人们对近20年里所有最重要的事件进行审视时,1968年5月风暴无疑是第一个对象。舆论如此深刻地评论它,从而又掀起一场左右未来的认识革命,这是对这场迷人运动的最好纪念。舆论认为,一个充满发展的繁荣社会,一个具有稳定的享有盛名的差不多民主的制度,何以忽然欢迎骚乱,听任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反,经济中断整整一个月,疯狂地内战起来?实际上,这一代人比以往所有时代的人都生活得好。在大学第一次总动员的开端,求职的问题只是引起了小小的不安,接着就是向一切权威挑战,难以抑制的口头疯狂和无休止的街头事端。好在工人阶级被工会牢牢地框住,且缺乏某个“人民阵线②”的支持,更缺乏准备和命令,其活动只是在提高购买力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展,即使投入规范之外的活动,仍未超出重温1936年大罢工③的范畴。法国是西欧中央权力最集中的国家,控制着电视,具有强有力的制度和按照自己的尺度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即使在阿尔及利亚危机④上升到极点时也幸存了下来。这多亏奇迹般顽强的政府总理和在动荡中姗姗来迟的老首长⑤的天才领导。然而,这一切却在一个月里变了样!总之,五月逃过了一切范畴,驳斥了一切先例,在一切定义之外。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无法给这个运动命名,只有用一个平庸的中性名词“LES Evénements(事件)”来称呼它,直到我们选择了“Mai 68(1968年5月)”这个没有内容的年月名称。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较准确的词来称呼它。
    人们经常议论这个运动,然而对于它的真实面貌,实际上是鲜为人知的。这首先是人口统计学的结果。现今半数的法国人在1968年处于12岁以下,或者没有出生。只有今天在30岁以上的人,才可能对这个过去的事件保持着记忆。人们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至于因1986年12月在大街上轰动而出名的新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出生在1968年左右。1968年5月对这些新的不满现状者来说,只是发生在他们父母辈头上的一段久远的往事而已。
    其次是新书目的效应。尽管已有数不胜数的作品献给这场暴乱,然而至今仍未见到完全排开感情的,全面而客观地详尽描述它全程的东西问世。
    1968年5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弄清1968年5月,必须同时对好些作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比较补充、认真校正的研究。最新的叙述已经有10年了,最透彻的叙述也是在1968年的3年之后。但在那个时候,参与者们都还没说话,一切情节都没公开,所有的阴影都没驱散。比如说,必须等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确切地弄清1968年5月29日戴高乐将军究竟干了什么。或许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或许10年以后,巴黎警察局局长、议员们和部长们道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事,能正确评价政府和警察局的行为。真正值得分析、解剖、解释、争论并使这一切理智化的东西,恰恰是这些长期保守秘密的东西。
    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认识这个运动的时候往往存在误区。一些人仅仅认为它是国家生活中一幕荒诞的心理剧⑥,滑稽的题外语或令人不快的插科打诨。另一部分人,通常是青年人,认为它是由极左组织的头目们带入的一场充满疯狂的暴乱,一场飞舞着铺路石,对抗到白热化程度的街头战。还有一部分人,只是对这场危机的忽起忽落保持着有点神秘的凝固印象而模糊地回忆它、歪曲它。
    同样有些人,在五月之后乔装打扮,有意识地撰写回忆文章,歪曲事实。这首先是政治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名言和革命象征的启迪下,法国将走向革命派和守旧派对抗的边缘,人们将有充分的理由从五月事件中看到这种深刻的动荡已经开始,下次将在一种形势下或另一种形势下获得成功。而且在政府里,在领导阶层里,如同在极左组织和部分官方左派的狂热世界里一样,认为下一个年代将被空想和革命所控制。正如活动分子们在群众中所煽动的:1968年5月只是一次大革命的“全面演习”,同样的历史话剧将继续演出,旧世界将发抖。
    为了消除研究的障碍,人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析和错误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们同样担忧这场运动会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么,五月的另一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即它在暴动时,可能被当时的争论所掩盖;它在五月之后,又被相当普遍的却是荒谬的北欧传说所掩盖。它的真实面貌就更难被人所认清了,即它并不是一场想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改变现存政权的暴动,而是一场想使社会民主化的广泛的民主暴动,而且具有日常的平和气息。
    经过多年的争论,近两三年终于有了上述再发现,这将启发对1968年5月历史的重温。历史将从新的假设开始,结合五月的双重性重新研究,即除了对民主的憧憬,还有受救世主诱惑的重要因素。
    历史如此容纳20年来积累的顿悟,也高度重视能给今天提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有益东西,尤其是再现暴动者和他们的战斗经历,他们的真实活动、困惑、犹豫、内心冲突及至缺点和冲动。因为在这个历史剧里有一些经过历史考验的神奇角色,即便他们是从微不足道中涌现出来的。正是这个五月,给他们提供了历史的舞台和精彩的话剧并使他们活跃非凡。

    这就是我们将阅读的该书的意义,它以古老的方式和写作工具再现历史,启蒙更年轻的一代人。它十分重视事件的月、日、时,循日安排章节线索,配有鲜明的小标题。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该书是建立在现有文献资料和事实的基础上的,没有虚妄,并力求完整详尽和苛求两倍或三倍的容量,后附事件年月表和完整的资料提要,这将为寻找研究基准点,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五月已被泛滥了,因此作者重视事件的口述形式。第一章写了5月3日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如同晴空霹雳开启了危机,使读者一头扎进学生政治和行动之中。第二章是叙述这次学生危机的双重原因,同时解释学生的赌注的性质和重要角色的个性及一些小派别的由来。
    通过对五月现实的严峻而曲折的情节概括,事件随着便自然系列起来,即经历了学生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直到最终的结局。第二阶段的开篇,关于法国社会近代史基础知识的概述是为了使读者理解大罢工和随后达到顶点的历史原因。对法国人认为的那可能改变政权的那令人晕眩的两天,叙述得尤为详细。
    最后,读者可以在本书的末尾,找到这段五彩缤纷的历史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主要作品的评介。总之,五月是一场民主的爆发,而不是一场革命。这个简单的感想首先来自开头的假设,其次来自事件平息之后才想起的一个极妙的已被五月进一步证实了的古老箴言:历史就是一部小说,尤其在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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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注释:
① 法国春天为3—5月。——译者
② 1936年初,法国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等69个党派结成“人民战线”。工会号召举行总罢工,“人民战线”内的许多组织都参加了。罢工要求仅限于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范围。——译者
③ 同上。
④ 1958—1962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掀起独立运动,法国国内也因此发生危机。——译者
⑤ 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召唤,蛰居多年的戴高乐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任总理,1959年1月8日,正式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译者
⑥ 心理剧:根据精神病人生活中的问题编写的,由本人参加演出,使精神得到发泄而起治疗作用的戏剧。——译者

[ 本帖最后由 May 于 2007-3-3 16: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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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大事年月表

1966年

1月10日:法国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达成协议。
3月: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分裂出来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创立。
5月:境遇主义者控制斯特拉斯堡学生总联合会办公室。
7月2—17日:三大陆会议在哈瓦拉召开。
秋: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分裂出来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成立。
10月15日:左派运动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1967年

3月:罗迪亚瑟塔罢工。
3月12日:西欧左派组织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
3月18日:贝尔利耶地区罢工。
4月:学生住宿区骚动。
秋:中学行动委员会成立。
9月:工人和农民队伍在南特汇合。
11月9日:苏夫洛大街学生集会。
11月11—13日:冈区学生举行讨论会。
11月17—27日:农泰尔文学院罢课。
12月:南特工人学生联合示威,大学生住宿区发生事件。
12月12—13日:巴黎工人为维护社会保险条例进行罢工。

1968年(5月前)

1月:冈区SAVIEM公司举行罢工。
1月8日:米索夫 - 科恩 -本迪事件。
1月26日:农泰尔殴斗事件。
2月17—18日:国际左派在柏林示威。
2月19—21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支持越南人民日。
3月:亚眠大学讨论会。
3月15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常驻会员行动日。
3月17日:中学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亚眠大学讨论会。
3月17—20日:用塑料炸药象征性爆炸在巴黎的美国企业。
3月21日:全国“越南委员会”战士抨击在巴黎的美国特使。
3月22日:农泰尔文学院学生占领“行政楼”。“3月22日运动”成立。
3月28日:农泰尔文学院暂时停课到4月1日。
3月29日:农泰尔文学院静坐示威。
4月12日:巴黎举行反对西德右派组织施普林格示威。
4月22日:全国“越南委员会”遭“西方”组织洗劫。
4月25日:法共代表朱坎在农泰尔文学院被左派学生撵出会场。
4月29日: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捣毁极右组织“西方”在巴黎主办的支持南越政府军的展览。

1968年5月

1日(星期三)
法国总工会、法共和统一社会党在巴士底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游行。
2日(星期四)
7时45分:巴黎大学文学院学生协会局部骚乱。
乔治·蓬皮杜赴伊朗访问。
农泰尔:8名农泰尔文学院学生被校理事会起诉;事件发生;不定期停课。
3日(星期五)
巴黎大学:上午和下午在在天井院集会,被警察驱散;到拉丁区示威;暂时停课。学生参谋部组成。
4日(星期六)
审判5月3日示威被捕者。大学行动党号召6日(星期一)下午示威。
5日(星期日)
5月3日示威被捕者被判处监禁。
6日(星期一)
农泰尔文学院被控学生到纪律委员会庭前,其中有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
示威;第一次出现街垒。
骚乱扩展到外省大学。
7日(星期二)
学生领袖提出与政府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释放被监禁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拉丁区的警察力量。
从当费尔 - 罗施罗到星星广场游行示威。
8日(星期三)
开始与学生领袖秘密谈判。
阿兰·佩雷菲特在国民议会上讲话;教育界人士奔走谈判。
至傍晚,从巴黎酒市场到爱德蒙 - 罗斯唐广场的游行示威无事故发生。解散示威队伍的命令被大部分示威学生错误地接受。晚上,解散示威队伍的命令被大部分示威学生错误地接受。晚上,阿兰·佩雷菲特发出复课通知。
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们要求戴高乐将军采取平息态度。
法国西部请愿日。
9日(星期四)
下午,罗什校长宣布撤消暂时停课的通知。
巴黎大学广场集会:雅克·索瓦热奥宣布巴黎大学将被学生占领到警察撤走为止。路易·阿拉贡事件。
阿兰·佩雷菲特回应学生领袖,巴黎大学将关闭到恢复平静为止。罗什校长宣布不定期延长纪律委员会对违纪学生的合议,并宣布星期五复课。
10日(星期五)
禁止电视台播放示威活动场景。
14时30分:大中学生在当费尔 - 罗施罗广场集会;占领拉丁区。21时30分:街垒战。22时:通过罗什校长,政府与学生谈判。凌晨2时:警察攻击街垒。5时30分:骚乱结束。
11日(星期六)
工会组织决定团结起来于13日(星期一)举行全国罢工,并在当费尔共和国广场举行示威。
总统府里谈话频频。戴高乐将军接受阿兰·佩雷菲特的妥协计划。大学生和教师开始组成委员会并在学院里集会。
19时15分:乔治·蓬皮杜从阿富汗返回。21时:蓬皮杜赴爱丽舍宫。22时30分:蓬皮杜发表简短讲话,接受学生的谈判先决条件。
12日(星期日)
释放被捕学生。
13日(星期一)
上诉法院暂时取消5月5日的判决。
24小时全面罢工。
下午,两万工会会员示威,从东站到当费尔 - 罗施罗广场。学生继续示威,直到尚德玛斯广场,外省示威。
巴黎大学被学生占领。
14日(星期二)
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访问,并留话将在24日对全国人民讲话。
议会辩论。乔治·蓬皮杜讲话。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和共产党组织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南特飞机制造厂自发罢工。
农泰尔文学院集会宣布“自由和自治”。
阿兰·佩雷菲特批准斯特拉斯堡大学进行自治试验。
克里斯蒂昂·富歇接见前来表示不满的警察工会。
一些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被占领。
15日(星期三)
克莱翁的雷诺汽车制造厂自发罢工。
奥戴翁剧院被学生占领。
16日(星期四)
弗兰的雷诺汽车制造厂自发罢工。
取消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前的一次示威。
乔治·蓬皮杜发表无线广播讲话。
17日(星期五)
布洛涅 - 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制造厂罢工。法国总工会在该厂的分会掌握着罢工领导权。
密特朗——瓦尔德克·罗歇会谈。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工会联合会决定罢工。
晚上,学生队伍从拉丁区出发赴布洛涅 - 比扬古工人区。
18日(星期六)
戴高乐将军从罗马尼亚返回。
罢工者人数在300—600万之间。
19日(星期日)
爱丽舍宫最高级会议。戴高乐总统下达清理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场的命令。随后又放弃这一命令。
20日(星期一)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些中学被中学行动委员会占领。
21日(星期二)
国民议会展开对政府不信任案的辩论。
周末以来,罢工迅猛发展。
对科恩 - 本迪发出驱逐令。
医师、建筑师、文学界同业工会办公室被各自的左派工会会员占领。
22日(星期三)
议会否决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投票通过对判刑学生的赦免令。
保卫共和国全国委员会成立。
晚上和深夜学生示威,抗议剥夺科恩 - 本迪在法国的居留权。
23日(星期四)
部长会议认可公民投票计划。
学生在晚上示威游行,直至深夜。
150个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聚会。
254日(星期五)
17时30分:学生到车站示威,再次导致深夜巷战,直到第二天凌晨6时。
20时:戴高乐将军电视讲话。
在里昂,一警察分局局长死于示威大潮中。
25日(星期六)
关于事件的谈判在格勒内尔街开始。
伞兵部队聚集弗勒斯基地。
戴高乐确认他的公民投票计划受阻。
26日(星期日)
戴高乐接见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考虑他接替总理的职位。
谈判进入国有化企业领域。
27日(星期一)
7时15分:格勒内尔议定书达成。
8时30分:布洛涅 - 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工人拒绝格勒内尔议定书。
下午:部长会议批准公民投票计划。
17时30分:经政府批准的示威以在沙莱蒂体育场集会的形式举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参加了大会,但拒绝讲话。
18时: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在政权空虚的情况下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同时宣布在“临时政府管理时期”的形式下,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可以领导政府。16时:瓦尔德克·罗歇声明,建议成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但反对一切新的“幸运者”。
17时45分: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法国共产党会谈。
21时:乔治·蓬皮杜赴爱丽舍宫。
29日(星期三)
9时30分:10时的部长会议延期。
10时:戴高乐将军召见布瓦西厄将军。
11时15分:戴高乐将军出发前往伊西——莱穆利诺,然后乘直升飞机前往。
下午初时:戴高乐将军去巴登——巴登。
总理确认戴高乐失踪。
14时30分:马蒂尼翁总理府商量对策。
15时至20分:法国总工会示威,从巴士底至圣拉扎尔车站。
16时:蓬皮杜获航空警戒局报告,戴高乐将军去了巴登。
下午: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独立共和党宣布在5月30日举行示威;公布戴高乐将军的去向。
16时30分:欧仁·德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支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19时30分:戴高乐返回科隆贝,并与蓬皮杜通话。
21时30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发表声明。
30日(星期四)
11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发表说明。
12时25分:戴高乐返回爱丽舍宫。
15时,部长会议。
16时30分:戴高乐将军发表无线广播讲话。
17时30分:雅克·沙邦 - 戴尔马向议员们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18时至21时:香榭丽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乐将军。
31日(星期五)
政府改组。
工会谈判更加积极地进行。
外省举行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示威。
巴黎汽油供应恢复正常。

1968年6月

1日(星期六):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蒙帕尔拉斯示威,高呼:“投票,叛卖。”
3日(星期一):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技术设备被部队控制。
4日(星期二):戴高乐派青年示威,从夏约宫到蒙帕尔拉斯。
7日(星期五):戴高乐将军接受米歇尔·德鲁瓦的电视采访。
10日(星期一):在索肖的示威中死亡一人。诺亚德·德·吉尔·托坦死于弗兰。
11日(星期二):吉尔·托坦死后的示威;第三次深夜巷战。
12日(星期三):取缔左派组织。禁止在选举期间示威。
14日(星期五):占领者从奥戴翁剧院撤离。
15日(星期六):特赦萨朗将军及其他10名颠覆罪被控者。
16日(星期日):占领者撤离巴黎大学。
17日(星期一):雷诺工厂复工。其他地方逐步全面复工。
23日(星期日):第一轮立法议会选举。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选中有所进展,左派衰退。
30日(星期日):第二轮立法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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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略语表(省略具体的法文拼写)

AFP 法国新闻社(法新社)
CAL 保卫共和国委员会
CFTC 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前译: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
CFDT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欧仁·德尚领导。前译: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
CGC 干部总联合会(前译:企业行政及技术人员总工会)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R 共和国国民议会
ClER 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朗贝尔分子组成的托派学生组织,1968年4月改为革命学生联合会)
CNI 独立人士全国中心
CNPF 法国雇主全国委员会
CRS 共和国保安队(隶属内政部的流动治安组织)
CVB 基层越南委员会
CVN 全国越南委员会
DST (法国)本土警戒局
EDF 法兰西电力公司
ENA 国立行政学院(又译:国家行政管理学校)
ENS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ESU 统一社会党学生
FEN 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最大的教育联合会,其中包括倾向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两大工会组织)
FER 革命学生联合会(参见CLER)
FGDS 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主要是激进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
FCEL 全国学生文学联合会
FLN 民族解放阵线
FNSEA 全国农业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
FO 工人力量总工会(安德烈·贝热龙领导)
HLM 低租金居房
IFOP 法国舆论调查所
JCR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西欧托派倾向的学生组织,所谓“第四国际”以克里文·邦萨邦·韦贝尔为首)。
MAU 大学行动党(以布里塞·拉隆德和让 - 马塞尔·布格罗为首)
MNEF 法国大学生互助会
OAS 秘密军组织
OCI 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法国广播电视公司
ORTF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
OTA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PCF 法国共产党
PCMLF 法国马列共产党(雅克·儒尔盖的正统亲华小党派)
PCUS 苏联共产党
PDM 现代民主进步党(雅克·杜阿梅尔领导的活跃的在野中间派组织)
PME 中小型企业
PS 社会党(又称新社会党)
PSV 统一社会党(由米歇尔·罗卡尔领导)
PTT 邮电局
RATP 巴黎运输公司
RI 独立共和党(即共和党的前身)
SDS  (UDSA) 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  
SFIO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
SGEN 全国教育总工会(亲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教育工会)
SMIG (法国)各业最低保证工资(将代替SMIC - 各业最低增长工资)
SNECMA 国营飞机动力机研究制造公司
SNES 全国中等教育工会(隶属法共)
SNE - Sup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阿兰·热斯马尔0
SNCF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SNI 全国小学教师工会(倾向社会党)
SNJ 全国记者工会
UDR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五月后替代第五共和国联盟。戴高乐派党)
UD - V 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
UEC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
UJCml 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外号“青年列宁联盟”,亲华的阿尔蒂塞分子组织,由罗贝尔·林哈特领导)
UNEF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垫奥。自1968年4月末设主席)
U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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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资料提要(省略法文拼写)

书目提要


劳伦斯·怀利、富兰克琳·德查和玛丽·特伦尔:《法国1968年事件》
由美国的三个大学生编纂的关于法国五月运动的重要书目提要,截止1973年。

记叙类

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巴黎·普隆版,1971年)
    这是出自旧学校的一个历史学家对1968年5月的最完美最可信的记叙,作者因关于第二帝国的详尽而杰出的著作《巴黎解放史》而著名。阿德里安·当塞特抓住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令人吃惊地对五月运动感兴趣。该书(1971)年出版,当然不可能透彻地记叙,在揭示事件中也存在一些从未听说过的错误证据,主要是关于警察和学生的行为以及5月29日的情况;该书因思想和手笔陈旧而受到影响,但仍然是讨人喜欢的读物,另外往往太偏离主题,尤其是关于学生暴动方面。但这反而使读书显得丰富和深沉。

皮埃尔·维昂松 - 蓬特:《戴高乐共和国史》
(第二卷《孤儿时代》,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1年)
    该书以简练紧凑引人注目,但不及当塞特的书完整,是《世界报》的一个记者的记叙,该书使他从此成为第五共和国的经典历史学家。书中关于五月的篇章第一次特别详尽地叙述了5月27日的雷诺集会,并提供了解释5月29日使所有的发起者重振的一天的线索。不过,该书缺乏一些重要的数据,这主要是出版时间过早的原因。

菲力普·亚历山大和拉乌饵·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
(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亚历山大和蒂比亚纳的调查是个突出的体裁。尽管没按事件的完整编年叙述,资料却是来自主要角色的相继证言。仅在五月之后一年,揭露了大部分的幕后活动,成为今天共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时正是全法国人所纳闷的东西。

勒内·巴克曼和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
(巴黎·拉封版,《那一天》丛书,968年)
    是运动的“庇护所”《观察家新闻》的两个记者撰写的关于五月事件的编年记叙,资料丰富,但是粗略,这明显是五月之后立即出版、时间仓促的原因。涉及政府和学生组织幕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些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
(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该书与五月一年后出版的《尘嚣的年代》和1968年前后的学生战斗的北欧传说,都是从记者采访开始,作者与50名左右的运动参与者一起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关于他们所经历的五月的记叙是很真实的。
    这是一本不可替代的关于五月政治史的书,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缺陷是只叙事实,未加评论,例如应该评说朗贝尔分子实际上是在沉默中度过五月的;再如,对1968年5月的“文化”因素估计不足,各党派只是在抓政治精英,当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际上这是一种运动观点的结果。这是一部杰出的完整的政治一代的历史,而不只是大致上一代的历史。

皮埃尔·安德罗,阿兰·多韦涅和路易 - 玛丽·拉古特:《革命的五月》
(巴黎·朱利亚尔版,1968年)
    全书另一本记者记叙的五月的书,他们熟悉情况,栩栩如生,但有些过时。

让 - 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
(巴黎·普隆版,1969年)
    采用戴高乐派的官方年月纪事,获得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尤其是转折关头大人物的活动和事实,涉及政府内部进行的政治手腕,并辅以令人震惊的档案材料。

让 - 马克·萨尔蒙:《未来的大厦》
(巴黎《今日新闻》,1978年)
    战士的回忆录,激情的叙述,1968年式的分析,作者是1968年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纠察队队长,现已归附改良主义的左派。

让·贝尔托里诺:《捣乱鬼们》
(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第一次对1968年五月学生运动及运动史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扎实的调查和众多的采访开始。然而自阿蒙和罗特曼合著的《一代人》出版后,就没那么有用了。

雅克·贝纳克:《重新发现五月》
(巴黎·拉丰版,1978年)
    运动的角色之一贝纳克对运动进行的生动而详尽的叙述,带一点战士的口吻,同时借助发表的著作、档案材料及从未刊行的证言。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众所周知的桑西耶大街事件的长篇概述,那时,贝纳克和他的朋友们是自由主义倾向,他们使劳动者——学生行动委员会活跃起来,成为整个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一支。他以这个名义在事件的未知领域里提供了有关的详细档案材料,但也使这本书因此难读。

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疯人院的春天》
(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作者在事件之后及时地发表了完整的叙述,也是可读的,但作者往往用抒情的方式表达,且时时充满大胆的想象,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缺陷。

安德烈·方丹:《冷静的内战》
(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作者以社论作者和《世界报》未来领导的有利位置,对事件进行了熟练的杰出的综合性叙述。

克洛德·帕亚:《1968—1969,秘密档案》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9年)
    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专业观点在未知的档案材料里研究五月的内幕,很多观点是有用的。

菲力普·拉布罗和米歇尔·芒索:《这只是开始》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次自我记叙,在拉布罗的领导下,在五月的群众队里出现了新闻工作者队伍。该书有些粗略,且已过时。

菲力普·亚历山大:《戴高乐和蓬皮杜的争斗》
(巴黎·格拉塞版,1977年)
    提供了两个大人物在1968年的关系详情。

证言类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大市场》
(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以永远保留的五月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奉贤的一部有声有色的象征性故事。这是位让人们一看到往往就心绷紧的革命者。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
(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一本研究蓬皮杜—戴高乐的关系和风暴高潮阶段政府首脑思想的关键书。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
(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五月的主角之一对五月的动人叙述,充满了动人的细节和沁人心脾的观点。可以从中了解巴黎警察局长并不总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爱德华·巴拉蒂尔:《五月的树》
(巴黎·朱利昂作坊版,1979年)
    五月的重要角色,蓬皮杜的社会顾问所写的半虚构半真实的专栏作品。从中可以发现政府的顾问正如人们所议论的那么敏感。此书以高素质的文笔和激情,在费力掩饰的程式下,对事件的进程提供了有用的详情。证实当时如果需要总理周围汇集的班子的能力,是可以继续政府的长期执政的,乔治·蓬皮杜的拐杖、弟子、在五月中活跃的年青的希拉克就是其中之一。

雅克·马絮:《巴登 1968》
(巴黎·普隆版,1983年)
    以主要的证人,对将军的巴登 - 巴登之行详细叙述。叙述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马絮的评论也是丰富的。

克里斯蒂昂·富歇:《昨天和明天的回忆》
(巴黎·普隆版,1971—73年)
    1968年的内政部长的回忆,非常忠于事实。

弗朗索瓦·弗洛伊克:《戴高乐之外的回忆》
(巴黎·普隆版,1979年)
    以他曾长期是戴高乐的副官的身份回忆。

奥利维耶·吉夏尔:《我的将军》
(巴黎·格拉塞版,1980年)
    有关五月的某些有意义的评注和轶事。

米歇尔·若贝尔:《后代的回忆》
(巴黎·格拉塞版,1974年)
《另一种眼光》
(巴黎·格拉塞版,1976年)
    米歇尔·若贝尔的回忆大部分是准确的,往往说反话,写得很好。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
(巴黎·朱利亚尔版,1972年)
    五月的主角,法国总工会主席的有意义的奉献,对事件的进程提供了一些资料,尽管为自己辩护的基点有损该著。

安德烈·巴尔若内:《1968年的革命反叛》
(巴黎·J·迪迪埃版,1968年)
    总工会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对总工会反叛经过的简短叙述。作者在风暴高潮中因抗议总工会的懦弱行为而辞职,并证实在突然降临的沙莱蒂体育场集会的局势下,“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尔贝·德特拉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会员们合著:《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在1968年五月的立场和行动》(巴黎·《工人运动》1969年特刊)
    该书自述工会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

安德烈·加沃:《街垒的另一边》
(巴黎·西莫埃版,1978年)
    警察分局局长之一加布里布埃·维亚利充分发挥了他的叙述才能,对五月提供了丰富的证言。对于想了解发生在“对面”的事的人很有用。

费里克斯·加达里(和几个作者):《我们的朋友哪儿去了?》
(巴黎·萨韦利版,1978年)
    十年后收集的运动角色们的证言,已知与未知的材料都有。

伊夫·盖纳:《支撑国家》
(巴黎·法亚尔版,1970年)
    1968年的邮电部长所看到的事件,这个政治家,戴高乐的高官,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未来的总书记,政府部长之一,在事件期间自始至终地保持坚定和冷静的态度,五月后负责解决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罢工。

阿兰·佩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1968年五月事件》
(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969年)
    对1968年的孟戴斯的行动事实的详尽研究,并与几个有关的证人证词比较,属宝贵的资料。

让 - 克洛德·凯布尔什:《五月的过客》
(巴黎·朱利亚尔版,1968年)
    由他为今天的欧洲第一新闻杂志所写的大街上的景象和报道。

埃米尔·科弗尔马恩:《3月22日只是开始,战斗将继续》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关于3月22日运动的活动材料。

克莱翁集体著:《我们的武器就是罢工》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克莱翁罢工者的证言,这里与布格奈同时开始罢工。

资料类

阿兰·施钠普和皮埃尔·维达尔 - 纳凯:《学生公社日志》
(巴黎·瑟伊版,1969年)
    关于1968年学生公社的大宗材料、传单、谈话和各种印刷品。混乱、复杂,但无可替代。

米歇尔·佩罗,马德莱娜·勒贝里乌和让·迈特龙:《索邦凭它自己》
(巴黎·社会运动资料64期,1968年)
    由三位历史专家收集推荐的原始资料,很有价值。

马克·克拉苇茨,雷蒙·贝卢尔和安妮特·克拉桑蒂:《5月2—13日的学生暴动》
(巴黎·联合出版社,1968年)
    关于五月第一周里大学抗议活动的详细报告和日程表,附有相应的材料。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五月日子的黑皮书》
(巴黎·瑟伊版,1968年)
    控诉警察暴力行动。有价值,但往往有些夸张。

集体著:《1968年五月的传单》
(巴黎·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阿尔芒·科兰书店,1975年)
    五月重要的有价值的传单的词汇学分析。

阿兰·阿亚什:《五月革命语录》
(巴黎·让-雅克·波韦尔版,1968年)
    标语、格言、“蹩脚的空话”和墙头语的汇编,由《精粹报》未来的领导主编。

朱利安·贝藏松:《墙报》
(巴黎·特库版,1968年)
    五月墙上的标语和宣传品,由广播电视台的这位记者汇编。

费拉迪米尔·菲塞拉:《1968年5月的标语》
(纽约·圣马丁新闻版,1968年)
    由一个美国研究者收集的1968年5月的标语。

《1968年5月的招贴》
(巴黎·特库版,1968年)
    如题所示,收集的五月的招贴。

朱丽叶·芒塞斯:《一个工人的话》
(巴黎·瑟伊版,1969年)
    一个罢工者的证言。

传记类

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巴黎·瑟伊版,1981年)
    对孟戴斯活动的权威性叙述。

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雅克·希拉克》
(巴黎·瑟伊版,1987年)
    这算是很久以来,最好的希拉克的传记,对研究1968年很有用。穆里斯·沙弗兰的《希拉克》(巴黎·格拉塞版,1986年)和蒂埃里·德雅尔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叫希拉克》(巴黎·塔布尔 - 龙德版,1973年)都不及这本书完整。

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代表历史的趋势》
(巴黎·瑟伊版,1977年)
    提供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对事件反应的详情。

卡特琳·奈:《黑与红》
(巴黎·格拉塞版,1984年)
    比弗朗兹 - 奥利维耶·吉斯贝尔对五月更怀敌意。

埃里克·鲁塞尔:《蓬皮杜》
(巴黎·拉泰版,1984年)
    关于总理在1968年5月的完整传记。

解释类

    有必要扫描一些解释五月的原文,载《权威》杂志第39期,1986年出版。

埃特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尔、让 - 马克·库德雷(科尔内留斯·卡斯特洛亚迪的化名):《缺口》
(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由三个批评左派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收集的创作文章,主要来自社会党和曾有野蛮行为的群众。第一次缜密地深刻地出色地分析运动,即使他们的假设没有马上得到完全的证明。

阿兰·图莫纳:《空想共产主义》
(巴黎·瑟伊版,1968年,1972年再版)
    是一个同情运动的教授所著,第一批对五月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学分析的作品之一。许多评注有力而中肯,是解释的典范。

雷蒙·阿龙:《无双的革命》
(与阿兰·杜阿梅尔的谈话,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可以说是对五月运动的广阔的集体进程所进行的没有带观点的批评性分析,很接近自由哲学分析法,但还是可以归并为托克维尔派的关于西欧社会民主化的危机进程观。

雷吉斯·德布雷:《官方谨慎协助的十周年纪念》
(巴黎·马斯佩罗版,1978年)
    一个游弋于马克思主义和密特朗派之间的作家,10年后对运动尖酸刻薄的分析,他从不相信革命是可能的,也不相信革命在法国是符合愿望的,并认为正在革新中的资本主义在五月里是在采取最后手段。

埃特加·莫兰、马雷克·阿尔泰:《五月》
(巴黎·奥斯瓦尔德版,1978年)
    两位尖锐的观察者和知识分子在五月后发表在《世界报》上的解释性文章的结集。

马克斯·加洛:《活力》
(巴黎·拉丰版,1977年)
    未来的法比尤斯政府的发言人,同情运动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解释和叙述。

马克思·加洛:《左派主张·改良主义·革命》
(巴黎·拉丰版,1968年)
    趁热发表的政论文,主要分析五月的意识形态内容。

吕克·费里、阿兰·雷诺:《1968年的思想》
(巴黎·加利马尔版,1985年)
    激烈地批评“1968年的思想家”(或假设的)富利·阿尔蒂塞,德里达等,否认他们的独创性和所谓的贡献,因为他们出自对多元民主的否认,对种种“死人”的方法表态,并使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名。这种思想的尝试在五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80年代又赋予客观实在性。他们的思想确实存在争议。

吕克·费里、阿兰·雷诺:《1968—1986年:个人主义的道路》
(巴黎·加利马尔版,1987年)
    费里和勒诺继续他们的思考,分析1968年和1986年的两个运动,如同两个相继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示威,根据他们所反映的法国社会史的情况,他们的某些思想走在了前面,并作为政策的基础。

让 - 克洛德·吉耶博:《孤儿时代》
(巴黎·瑟伊版,1978年)
    杰出的作品,描写了10年后继承五月希望的破灭。该书还没过时。

让·伊巴罗拉:《1968年5—6月:阶级对抗的年代》
(格勒诺布尔·社会科学大学,1985年)
    对事件的评论接近马克思主义。

贝纳德·布朗:《巴黎的抗议:暴动的分析》
(马里斯 - 汤(新泽西)·勒宁将军新闻,1974年)
    盎克鲁 - 撒克逊人对五月运动的分析。他们也对这个运动感兴趣。

帕特里克·西尔和莫琳·麦康维尔:《红旗在法国飘扬》
(Patrick SEALE et Maureen MCCONVILLE,Drapeaux rouges sur la France,巴黎·法国梅屈尔版,1968年)
    暴动的原因和蕴涵也使另两位盎克鲁 - 撒克逊观察家感兴趣。
[此书正是阿芬正在录入的《1968年法国革命》]

让 - 马里·伯怒瓦:《马克思已死去》
(巴黎·加利马尔版,1970年)
    一个不久将归于自由党人阵线的评论作者,对运动性质的批评分析。

勒内·卢罗:《制度的分析》
(巴黎·米纽伊特版,1974年)
    研究五月的社会学家之一,一个批评学派的创始人,对运动的思想分析很有灵感。

让·蒂博多、菲力普·索莱尔:《法国1968年五月》
(巴黎·瑟伊版,1970年)
    巴黎的两个先驱作家对事件原因的解释。

穆里斯 - 克拉韦尔:《为解放而战斗的自由射手》
(巴黎·瑟伊版,1970年)
    由一个激愤的哲学家汇编的对五月看法的文章,包括二战时的抵抗运动战士、基督徒、自由派、革命者和戴高乐派以及后来绰号为“新哲学家”派的文章。

让 - 穆兰俱乐部:《五月革命干什么?》
(巴黎·瑟伊版,1968年)
    一个很有影响的反左倾的改良主义的高级公务员团体的理性建议。

让 - 雅克·塞尔旺 - 施赖伯:《法兰西的觉醒》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快讯》的主编,《改革者》的未来主编对趋势分析。

让·费尔尼奥:《一场死气沉沉的革命》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一个有才能的《法兰西晚报》和《快讯》的记者对危机的记述和分析。

弗朗索瓦·米维耶勒 - 阿尔基耶:《幻想者们》
(巴黎·罗贝尔·拉丰版,1968年)
    对事件的另一种现实性分析。

热拉尔·门德尔:《反对父辈的暴动》
(巴黎·帕约版,1968年)
以及《一代人的危机》(巴黎·帕约版,1969年)
    对五月革命的精神进行分析。

吉尔·马蒂内:《权力的占领》
(巴黎·瑟伊版,1968年)
    统一社会党的理论家,《新左派》的评论员,《观察家新闻》的记者,未来的驻罗马大使对社会斗争政治形势的分析。

安德烈·菲力普:《1968年五月和民主信仰》
(巴黎·奥比耶 - 蒙泰涅版,1968年)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个社会党知识分子、改革者和民主主义者的看法。该作者的另一本书《1968年五月》(巴黎·德克莱·德布鲁韦版,1969年)是反映了天主教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五月的政治性和预见性见解。

米歇尔·德塞尔托:《词语展览》
(巴黎·德克莱·德布鲁韦版,1968年)
    对1968年词语作用的细致分析。

战士分析类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左倾,共产主义衰弱病的良药》
(巴黎·瑟伊版,1968年)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和他的朋友们随后献给运动的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的论文。

索邦 - 樊尚 - 农泰尔行动委员会集体著:《五月以后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的计划》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关于五月运动未来的很富有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达尼埃尔·邦萨伊、亨利·韦贝尔和阿兰·克里文:《1968年五月,一场全面的演习》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8年)
    后来的“共产主义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的“弗兰克派”分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头头们对运动的分析。他们认为1968年5月是未来工人革命的一场演习。

第四国际:《1968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
(1968年)
    国际托洛茨基派(弗兰克派倾向)的理论著作。

塞尔日·朱利、阿兰·热斯马尔和埃利纳·莫拉纳:《走向内战》
(巴黎·原初出版社,1969年)
    运动的三个角色,主张在社会斗争中以激进化的暴力推动事件,他们后来就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创始人,于1973年自行解散。

安德烈·格卢克斯曼:《革命的策略》
(巴黎·布尔古瓦版,1968年)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革命学生对学生和工人运动危机蕴涵的分析。文笔呆板。

雅克·儒尔盖:《革命的春天》
(巴黎·吉勒科尔版,1968年)
    法国马列共产党领袖,正统的亲华派,青年马列主义联盟的竞争者的分析。文笔非常呆板。

中学行动委员会:《中学生信守诺言》
(巴黎·瑟伊版,1968年)
    对中学生行动委员会战士们的座谈。

雷蒙·马塞兰:《公共秩序和革命团体》
(巴黎·普隆版,1969年)
    他认为是些颠覆性的小团体的阴谋引起了1968年5月运动,对极左团体倾向于镇压的态度,由于他在风暴中知道如何证明自己的坚定性,随后又从容不迫地处理事件,所以在1968年6月仍然被内政部任命为很少出面的领土规划整治部的部长。

《革命团体的目标和方式》
(巴黎·内政部版,1968年)

让 - 保尔·萨特:《共产党人害怕革命》
(巴黎·J·迪迪埃版,1968年)
    斯皮热尔对萨特的采访,萨特长时间地批评法国共产党。

克洛德·普雷沃:《学生和左倾主张》
(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
    法共正统成员对极左组织的正统批判。

雅克·杜克洛:《昨天和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使左派下对抗的赌注》
(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
    与法国斯大林主义爷爷普雷沃一样训练有素。

瓦尔德克·罗歇:《1968年5—6月的教训》
(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
    以法共总书记的名义所阐明的党的路线。

洛朗·萨利尼:《无产者的五月》
(巴黎·社会出版社,1968年)
    《人道报》的一个记者对罢工的看法。

多米尼克·韦内:《社会渣滓》
(巴黎出版公司,1969年),《争议指南》(巴黎·拉丰版,1969年)
    一个右翼作者的两本论战作品,对研究运动很有用。

穆里斯·巴代什和弗朗索瓦·迪普拉:《革命的闹剧》
(巴黎·保卫西欧版,1968年6月),同一主题,同二作者代序:《革命形势下的五月的日子》(巴黎·新拉丁版,1968年)
    由两个有名的极右派策划的论题,一位是众所周知的二战时期的法奸罗贝尔·布拉西拉什的朋友,另一位后来成了不久前死于一次永远弄不清的谋杀中的让 - 马里·勒庞的民族阵线的理论家。

幽默类

居伊·奥康让:《从毛主义向旋转式转变的公开信》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1968年)
    一位68岁的老头儿指控另一位68岁老头儿叛卖革命的抨击文章(但诉讼代理人对他们的革命理想的准确性表达得不太清楚)。从中可以看出五月的革命友爱在20年里有点模糊不清了。

让·沃林斯基:《我不想傻死》
(巴黎·德诺埃尔版,1968年)
    由一个大有前途的作家搜集的表达完美的图片集:《五月的精灵》。

让 - 路易·屈尔蒂斯:《中国使我不安》
(巴黎·格拉塞版,1972年)
    对1968年以后的学生运动抱敌视态度的轻巧作品。

雅克·佩雷:《不安的索邦》
(巴黎·阿歇特版,1969年)
    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

罗贝尔·梅尔:《玻璃窗的后面》
(巴黎·加利马尔版,1970年)
    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

皮埃尔·德布瓦代弗尔:《给左派人士的公开信》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1969年)
    一个保守派作家抨击五月的作品。

雅克·洛朗:《给学生的公开信》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1969年)
    塞西尔·圣洛朗与1968年5月。一个多才的作家和有无政府倾向的左派与学生座谈。

弗雷德里克·邦和米歇尔 - 安托万·比尔尼耶:《假若五月赢了》
(巴黎·让 - 雅克·波韦尔版,1968年)
    由事件的两个参与者假想的供消遣的东西,成为一种专门的体裁。前者曾在1987年失踪,现成为一个受重视的社会学家,后者参加了《流行》杂志的领导班子。

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将军在索邦》
(巴黎·塔布尔·龙德版,1968年)
    一个评论家和反戴高乐派的右派自由射手的论战性评论。

阿兰·格里奥特雷:《内战还是改革?》
(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一个有力的中间派的看法和分析。

分领域研究类

文学


帕特里克·孔布:《文学与五月运动》
(巴黎·塞热版,1984年)
    通过作家的视角研究五月。

经济和社会

阿兰·德拉勒和吉尔·拉加什:《1968年的法国》
(巴黎·瑟伊版,1978年)
    详细记录1968年法国经济和社会数据。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法国不再像以前那样。

青年

卡梅尔·卡韦勒里和克洛德·塔皮亚:《1968年以后的法国青年和社会团体》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版,1974年)
    关于70年代青年社会测定的社会学研究。

让·茹瑟兰:《青年暴动》
(巴黎·工人出版社,1968年)
    关于1968年青年一代的研究。

学生运动

尼科尔·德莫普 - 阿布德:《外籍大学区的开放》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安特罗波版,1974年)
    60年代初到70年代的学生运动概括和描述。

让 - 路易·布罗:《前进,同志,把旧世界抛在你的后面》
(巴黎·阿尔班·米歇尔版,1968年)
    关于学生运动缺乏思考的一个方面的研究。

阿兰·蒙沙布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史》
(巴黎·PUF版,1983年)
    关于学生运动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工人运动

皮埃尔·杜布瓦和雷诺·迪隆:《请愿罢工还是政治罢工?》
(巴黎·安特罗波版,1971年)
    关于工人罢工进程的社会学研究。

穆里斯·布吕泽克、菲力普·博沙尔:《工联主义经得起考验》
(巴黎·拉丰版,1968年)
    工会领袖采访系列。

雅克·弗雷蒙捷:《工人堡垒 - 雷诺》
(巴黎·法亚尔版,1971年)
    关于雷诺工人生活的详细调查。

国家信息中心企业生产率处:《从100个企业看1968年5—6月事件》
(巴黎·国家信息中心企业生产率处,1968年)
    为实现更恰当的老板企业的另一种研究。

五月在外省

杨呢克·甘:《南特公社》
(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1968年五月在南特地区(大罢工从这里开始)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特征,尤其让无政府工联主义戴上了假面具。

乔治·沙法尔:《五月风暴》
(巴黎·卡尔曼 - 莱维版,1968年)
    对卢瓦 - 谢尔省,特别是对枉多姆事件的详细的引人入胜的研究。

观念演变

埃皮斯泰梦:《震撼法国的思想观念》
(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1968年5月以前的带准备性质的思潮研究。

西尔万·泽热尔:《五月的观念》
(巴黎·加利马尔版,1968年)
    内容同上。

法国广播电视的罢工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解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
(巴黎·瑟伊版,1968年)
    关于电视台罢工的资料。

照片资料

——热尔贝·卡恩:《巴黎烧起来了》
(巴黎·世界出版社,1968年)
——菲力普·拉布罗:《五月的街垒》
(巴黎·索拉尔版,1968年)
——《法兰西晚报》的照片:《五月的日子》
(巴黎·《历史知识专号》,阿歇特版,1968年)
——爱德华·德热、菲力普·约翰逊和克洛德·莫利索尔尼:《1968年5—6月》
(巴黎·SERG版,1968年)

影片资料

关于1968年5月已拍摄了好几部纪录片,特列举如下:
——居迪·拉瓦兹的《1968年5月》
——克里斯·马克的《天气是红色的》
——安德烈·弗罗萨尔的《五月事件》
——罗曼·古皮尔的《他30岁死去》
——达尼埃尔·科恩 - 本迪的《我们是多么热爱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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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注释很多——为了方便阅读起见——我按节发上来。一楼算一章)


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一章 巴黎大学的星火(5月3日)



    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男青年把一块铺路石向一辆旧式雪铁龙警车掷去,旋转的上半身,展开的手臂,一个完美的曲线,近乎缓慢地,车窗玻璃碎片顿时横飞,一个黑影应声倒下。
   这是1968年5月的第一块铺路石[1],打破了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头颅,时间是5月3日17时半,地点是圣米歇尔大街,路易中学的前面[2]。
   这块铺路石象征着后来的一切。在没有计划,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投掷者瞄得太准了。这一幕的见证人之一罗朗•卡斯特洛,早已是学生行动主义的老手了,连他也说从未见过这等事[3]。达尼埃尔•科恩-本迪[4]后来说,这个投掷者是他的“3月22日运动”(22mars)的成员[5]。
   不仅如此,在那里有数千名围观者,大多数与警察对抗着,紧接着与警察斗争了3个多小时,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那一天,差不多所有大学骚动的领袖都被逮捕了,学生运动呈现衰退,只能重复无足轻重的小打小闹以表示反对不感兴趣的秩序,一些没有头头的小组织按溜出游行的惯例来到拉丁区[6]。未去拉丁区的人留下来自由活动,其中的小头目们表面上很平静,脑子里却保持着步兵的警惕[7]。这一小群人自由自在地在巴黎大学周围的空场上聚集。在1968年5月3日这一天,他们就打破了常规,事件形成。
   这就是5月第一个星期的关键——所有的公众生活的骑士们纷纷落马,经受第一次锻炼。按照时代的修辞,这就是“群众运动”发动的奥秘:在一个星期前,5次游行,革命的少数派变成了暴动的多数派,而且在这种嬗变中,他们还在寻找革命的点金石。法国的这个由国内战争开始的、经受了双重非殖民化战争[8]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又成功地取代前一种共和政体[9],在经历了20次谋杀和一次军事政变[10]考验的之后,终于赢得了民意政体,却要向只会以反对一切现实来显示历史风尚、只懂得煽动风暴而不会真正成功的、只知道大喊大叫的青少年组织屈服!这就是五月疯狂的第一周,学生们难以置信的胜利的一周,关键而又荒诞的一周。

——————————————————————————————
[1] 巴黎的老城区的街道多用小方石铺成,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铺路石的传统,没有这个行动,巴黎的革命不算完成。——译者
[2] 这个镜头被《法兰西晚报》的一位摄影师当即摄下,并在该报上有详细的文字叙述,题目是《五月的日子》,《历史知识》专号,巴黎•阿歇特版,1968年。
[3] 见埃尔韦•阿蒙和帕特里克•罗特曼合著的《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4]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 - Bendit):德国留法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五月风暴中最有名的学生领袖,书中将频繁提到并陆续介绍。“3月22日运动”是他在农泰尔文学院创立的学生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很大。——译者
[5] 与作者的谈话。
[6] 巴黎的大学区。——译者
[7] 引自雅克•贝纳克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文《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封版,1978年。
[8] 1954年法国结束印度支那殖民战争,1962年后结束北非殖民战争。——译者
[9] 指戴高乐将军建立第五共和国代替了第四共和国。——译者
[10] 由于戴高乐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反对此举的“秘密军组织”(OAS)于1960——1961年建立地下组织,先在阿尔及利亚,接着在巴黎制造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件,戴高乐险些在一次行刺事件中丧命。1961年4月22日,4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叛乱,反对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主张,被戴高乐迅速平定。——译者



警察在圣殿



   然而,大学生们在5月3日的一个集会却失败了。这天中午,大约有200人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这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为了揭露刚刚发生在农泰尔文学院的“法西斯恐怖和警察的暴行”而召开的。所谓“暴行”,表现为对8个骚动大学生的传呼,使科恩-本迪等出现在大学纪律委员会的前面;所谓“恐怖”,则由争论西欧小型运动中出现的警察的结实的盔形帽所引起。但终归是大学纪律委员会所采取的方式太不寻常而引起了事件。尤其是使舆论也为之震惊的明确事实再次突然出现:即前天,也就是三个月中的第二次,格拉潘院长宣布农泰尔文学院暂时停课。
   “3月22日运动”有别驱逐出它的地盘的危险,它的头目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声誉开始受到伤害,这将使他惟有的号召力变得有些暗淡起来[1]。革命学生联合会(FER)的一个托派分子开始呼吁与工人阶级建立神圣联盟的必要性。接着,法共《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开始撰写有关社论。农泰尔事件已引起新闻报刊的高度注意,法国共产党(PCF)不得不有所表态。这位马歇是法共前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老搭档,也是一位曾参与法共中央权力竞争的老同志,现在是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宣传机构的当家人,由他负责表态的工作。然而法共历来像当心瘟疫一样提防左倾骚动。马歇看不惯党内的这一倾向,进而否认法共的马克思主义专利,这使他在大学生中打开了影响的缺口,这无异于在为宿敌托派提神,或者是在仿效中国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修正主义”。马歇认为有充分理由对法共猛击一掌,因而他在僵硬腔调的嘲弄面前和笨拙迟钝的作风氛围里[2],仍然不放弃争辩。为了使自己的发言有力,他模仿法共代表大会的夸张:
   “在工人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向前的时候,左派小团体一如既往地关系到各个方面。”
   “这是真的!”听众们喊道。
   “尽管他们有错误,然而这些将近百来人的学生小团体却在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本迪的率领下,在他们称为的‘3月22日运动’中统一起来了。”
   一阵怀疑的哄笑。“德国”这个限定词使听众们那么粗野地,好象是在模仿似的大叫起来:“犹太!犹太!”
   马歇继续讲:“……革命的观点和创举可能只是在为某种嘲笑作准备。其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不注意,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方面藐视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另一方面迅速地暗淡他们自己的‘革命火焰’,以便将来继承他们父辈的事业和管理那里的劳动者。”
   这下没有抗议。
   马歇仅仅在大学生出身问题上剖析法共:惟有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形成的有产社会环境才可能为政治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往往处在十字路口,而极左的大学生们通常出身低微,往往是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很难形成那种社会环境。然而,乔治•马歇的论据是笨拙的,也带有侮辱性。因为许多学生负责人是老共产党员的孩子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通常二者都是,是政治冲突攫住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趋势,并不是出身之类的次要因素在起主要作用。经过五月风暴洗礼的青年一代,为激情所驱使,已经发现了一个敏感的事实:即从第一天起,骚乱的主要行动之一就被定格了——五月运动将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也是反对共产党的;这种表面的对称将不只一次:人们今天都知道,法国资本主义将失去的少,法国共产主义将失去的多。
   插曲过去了,巴黎大学天井院的集会重新平静地进行。科恩-本迪讲话,然后是大家不熟悉的一个面容清秀、声音细弱的人讲话。他叫雅克•索瓦热奥,原是统一社会党(PUS)的活动分子,后来的确是无意识地重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偶然地代替了辞职的主席,成为一个没落学生组织的代理职务者。在整整一个月里,他将是学生暴动的最合法的代表。这个聪明的但缺乏经验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将主要依靠统一社会党的前辈来保持航向。下午1点了,他的讲演仍没一点起色,集会的失败是明显的。由于集会已成为警察威胁的目标,不满现状者们在这里连积极同情极左派的传统圈子也没有动员起来。尽管集会人数不多,也尽管存在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和“警察镇丫”的威胁,在场的学生还是毫不在乎地准备接受考验。午时,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参加者。
   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的心情还是愉快的。他在爱丽舍宫进午餐,竟首先放起了他平时有点讨厌的爵士音乐《费尔南代尔》。然后,侍从特别送上一份刚出版的像敲响胜利钟声似的公报。这是美国和越南将在巴黎举行会谈的公报,为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寻找妥协。这是戴高乐历来的外交主张之一,他在有损西欧鹰派的情况下,在交战国中开启了和谈的大门,战争将结束,戴高乐的外交又一次取得辉煌战功。将军陶醉于斯,对巴黎大学的集会当然一无所知。他曾了解农泰尔文学院动荡的情况,并发出坚强有力的训令。5月1日,当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人送来他们传统的铃兰花束时,将军欠身对他的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说道:“必须结束这个农泰尔事件。”[3]这些捣乱分子还没在美越会谈即将开始的时候来巴黎捣乱呢!至于其它,我们正在进行必要的改革。戴高乐很早就在敦促他的数任部长们实施选择学生进大学的政策,以便他这个高大虚弱的身体最后有力量拉住国家所需要的二流精华人才,因为已经从大学里选择了一些国家准高级负责人。然而,部长们总是支支吾吾,说什么民主化、大学的开放、灵活的方针、结构的适应等等。这一切,在将军眼里都是徒劳的饶舌,因为他看到的结果是这些非选择的预料之中的产品正在制造动荡。那么,至少要维持秩序,使小政治不至于妨碍大政治。
   将近下午2时,约300名大学生重返巴黎大学天井院——大学左派惯常的政治集会广场。还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科恩-本迪趁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的一个活动分子指责乔治•马歇的文章的机会悄悄离开。这个热忱而顺从的活动分子同意他的领袖科恩-本迪的意见,对法共舆论企图使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学生运动脱离社会的导向迎头棒喝。一个小时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过去。这时需要刺激,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们于是登上舞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想使与会者的兴趣保持下去。场面被维持到15时。突然,一个气喘吁吁的传讯人带来一个令人激愤的消息:上百个“新法西斯分子[4]”在天文台组成了一个恐怖集体,排着密集的队伍正向巴黎大学开来。喔唷!随着这个根据不足的传言,集会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l)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好象重新找到了战斗的意义。他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掏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并收拢一些走廊里工程用的石头。一阵狂热地喧闹和小型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大部分大学生正在上课,或正在很近的梯形教室里泰然地进行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考试。凑巧“法西斯分子”就要来临,集会者将碰上比自己强的对手。
   这些战略准备给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带来了强烈的反应,他害怕农泰尔的传染,同情农泰尔大船上软弱无力的船长——格拉潘院长的命运。他开始关闭控制不住的梯形教室和疏散礼貌的学生,此举反而起到了扩充小团体的作用。巴黎大学的那个小天井院变成了有堡垒保护的小兵营。因为警察们在不显眼的地方监视着集会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引起太大的抗议。校长然后召请警察的最高领导——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然而,这位局长因为没有很好地判断形势,没有取消他下午的一个小小的约会,而使后续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在巴黎上空的直升飞机上向一个专业记者介绍他的部门人员刚使用的巴黎新交通图[5]。晴空万里,他看到了只有稀疏人群的巴黎大学,好象在嘲笑他的高度。巴黎大学在实施惯常的应急措施,警察局对历来在这种情况下关闭大学的两个入口,把大学分离成两个营地的应急措施感到满意,这回仍然如此。同时,由于有警察阻拦,“新法西斯分子”是不可能越过卢森堡公园的界限的,但巴黎大学的活动分子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5月3日中午前后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的极左派大学生们,正发热地等待着敌人——“新法西斯分子”的来临。目睹这一幕,总是忧虑的罗什校长想尽快地把他们从这块讨厌的驻地上遣走。由于年轻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派来的人员传达的部的命令是那么坚强有力[6],罗什才未勉强为之。罗什请来部长办公室的主任,两人认为警察全面干预的计划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大学不是农泰尔文学院,它要摆脱这一切。他们不得不违背大学传统的独立性,在上司的支持下,罗什召请巴黎警察局局长。问题是局长不在,他在巴黎的天上。警察局办公室主任犹豫不决[7]。警察局应该进入巴黎大学这个马蜂窝吗?维持治安的老兵让•保利尼是警察局长的右臂,他熟悉他的上司的哲学——警察局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大学里惹事。况且,封闭的未知的外籍大学生住宿区处在大学动荡的边缘,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大学生群体中的不满现状者马上就会变成牢固的团结,直到不感兴趣为止。
   鉴于校方的请求,保利尼同时要求校方有一个书面申请,这得到了迪里和扎曼斯基两个院长的赞同,罗什在书面申请上签了简短的话:“请求警察局驱逐捣乱分子,以稳定巴黎大学内部秩序。”[8]
   14时50分,深蓝色的警服墙堵住了学校街路口,只有少数活动分子从居亚街逃离[9];大部分留在了那里,武器只有脚下的铺路石;头头们也在礼貌,喊着不冷静的口号。大学生们进退维谷,要么战斗,要么逃跑,或者毫无希望地孤注一掷,这都是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负责人阿兰•克里文[10],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斯特凡纳•贝格受委托上前与领导行动的警官谈判。他们协商了一个僻静处作为学生离开的出口。1968年5月运动就这样以一个口头协议开始,虽然是短暂的。例行公事的警察们开始检查这些“捣乱分子”的由校长签署的身份证。警察的人数很多,能够在广场上做好这项工作。大约有500名大学生被装上等在外面的大客车里。评论家里皮埃尔•维昂松-蓬特[11]后来说这是全面动手的错误,只要让肇事者离开,防止扩散就足够了,一切就会进入秩序。格里莫如果在场,可能也会如此决定。这次发生在拉丁区中心的大逮捕,更激起了团结一致的运动。“运动的爆发只是或迟或早的事,当时只等一个充分的借口,不在这一天出现,就会在另一天出现。”20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如是说[12]。

———————————————————————
[1] 有几位作者已详细叙述了尤其是贝纳克,阿蒙和罗特曼也出席了这次集会,还拍摄了一些精彩镜头。
[2] 1968年5月3日《人道报》 。
[3]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4] 指“西方”极右学生组织。——译者
[5] 与作者的谈话。
[6] 阿兰•佩雷菲特已向作者证实了这一切。
[7] 穆里斯•格里莫在他的《五月使你愉快》中已详尽讲述了自己在五月这一个月中的情况。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8] 见勒内•巴克曼和吕西安•里乌合著的《1968年5月》,《那一天》丛书,巴黎•拉丰版,1968年。
[9] 尤其是贝纳克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朋友们都从这里逃走了,贝纳克的前书中已有叙述,这些人是皮埃尔•纪尧姆的老鼹出版社的成员,该社随后走不同的道路,做了罗贝尔•弗里松“修正主义”观点的传播者。
[10]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11] 皮埃尔•维昂松-蓬特:《戴高乐的革命史》,第二卷《失去父亲的时代》,巴黎•法亚尔版,1971年。
[12] 与作者的谈话。



第一次骚动



   由于缺乏“色拉筐[1]”,警察对巴黎不满现状者之精华的装车活动需要持续三个多小时。这时,一些从后面逃离的大学生从拉丁区找来一些增援。这些增援有在圣米歇尔大街东游西逛的一些大学生,有集会迟到的一些活动分子,也有在大逮捕一幕发生之前半途而废的一些人。由于这一幕大逮捕持续了数小时,使如此的政治行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的注意力。于是一个小奇迹发生了,围观的群众中发出了喊声:“释放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停止镇丫!”群众马上齐声高呼。让-马赛尔•布格罗和布里斯•拉隆德都是一个小型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大学行动党(MAU)的负责人[2],向在他们面前忍着痛苦的阿兰•克里文[3]问道:
   “是谁惹来这些警察?”
   “大概是新法西斯分子们……”
   这个骚动的老手,知道现实是残酷的,靠经年累月的战斗精神往往是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的。学生自发的团结行动往往伴随着职业骚动家的指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像这样侵犯大学的独立,并如此拖拉臭长地装车,10分钟内就能激起事端。第一辆警车驶向喊声之中。“共和国保安队[4](CRS-SS)!”人们叫着,警察中也有如此叫喊的。第二辆和第三辆警车更震撼人群。警察开始掷催泪弹,清理巴黎大学周围。这时,警察队长克里斯蒂昂•布律内的额头突然被从20米外掷过来的一块铺路石打破了。这个消息即刻在警察中夸张地传开,一些警察甚至认为他们的这位同事死了。
   雇佣的保安队伍没有任何应付游行示威的经验,加上近年很少出现骚乱。这些警察和保安队员们不知道如何确定暴力的程度而粗暴地袭击人群,他们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分散行动开始变得盲目起来,催泪弹到处弥漫。他们面对着所有的人——大学生、过路人、商人、游客、酒吧间的顾客和河边的居民。警察把他们往下面的塞纳河边驱赶。雨点般的警棍,使人眼睛发慌。
   意外的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在发生一般事端的情况下,一两名武装的警察就足够驱散人群。但这一次,学生们抗拒并且还手,他们同样想打开一个缺口,一边掷石头一边逃离。人们纠缠着警察,警察吸引着石块,警察陷于混乱。有人从卢森堡公园移来3辆出租汽车,并用石块垒起30厘米高的路障。1968年的专门闹事者们就这样在即兴中安排。抗议活动变成了骚乱。恼羞成怒的警察们更加盲目起来:亨利•达西埃去卢森堡仨兄弟电影院,在王子先生街被警察当着他朋友的面按倒在地,他只是与两个骚乱者隔得较近而已。在医学院街的一个角落,IBM软件销售员克洛德•弗雷什站在他的404号门前,好奇地问跑过来的警察发生了什么事,就接受了两警棍,而警察接着又追赶示威者去了。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个卡车司机因熄火从车上下来,抡起手柄准备启动发动机,却吓得警察直往后退[5]。在米歇尔大道周围的小巷里,尼科尔•勒盖内克[6]和其他几个亲华派分子趁机掀翻停车场上的一些轿车。在圣米歇尔-圣热尔曼大街的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一个老会员亨利•瓦克坎看到一个组织的青年们正在像摇李子树一样摇着一辆警察局的大客车,他不禁喊道:“你们疯了!”青年们回骂:“住口,老混蛋,是你管的事!”[7]瓦克坎曾参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一切示威,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不远处,在圣热尔曼-圣雅克大街的交汇处,聚集着“罗密欧俱乐部”的孩子们,这个俱乐部专供郊区的青少年聚会他们却用无产阶级的全部活力带头捣乱。在那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活动分子矗立在一辆汽车顶上大声喊:“同学们,这是发疯,你们撤退吧!不要跟随破坏分子!”但没有结束。
   到21时,骚乱已被控制;大约23时,最后一批示威者才消逝。由于行人的帮助,大约两千名学生在街上坚持了三个多小时。警察们也完全超出了负荷限度。这个星期天,在10号轻罪法庭上,法官德米里埃讲述着他的不安:“星期五,我看到一些极端疯狂的孩子竖起路障,熔化路上的沥青,挖出铺路石,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在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警察力量在示威者面前退却。确实有一些煽动者,大约40名。但我认为示威者大体上是自发的行动,为一种破坏的兴奋所驱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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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囚车。——译者
[2] 与作者的谈话。
[3] 阿兰•克里文(Alain Krevine),巴黎大学的年青讲师,西欧托派倾向组织,所谓“第四国际”——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的负责人,在5月中很活跃。——译者 (录入者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法国支部,也是当时最大一个支部)
[4] 隶属法国内政部的流动治安组织,多半是雇佣来的。——译者
[5]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6] 与作者的谈话。
[7]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78年。
[8]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政府犹豫不决



   在警察局长格里莫的影响下,政府的反击将是审慎的。晚8时,校长罗什宣布关闭巴黎大学直到恢复平静。当内政部长富歇征询格里莫的意见时[1],格里莫正准备处理关在警察分局里的被逮捕的活动分子们。这位警察局长建议不要起诉并打算释放他们,因为骚乱发生在他不在的时候。格里莫提议放弃司法程序,大学继续上课。富歇感到纳闷,对放任不管不安,他认为应由司法机关和学校当局严厉惩罚他们。实际上,从骚动的第一个晚上起,政府就在宽容和严厉之间徘徊。在现场,格里莫就在满怀信心地让步和平息辩解。
   此刻的爱丽舍宫,完全在考虑它的全球计划,深信此类十分次要的内政事务凭一点刚性就能解决。戴高乐将军要求恢复学校的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如果有闹事者,我们就处罚他们;如果有煽动者,我们就逮捕他们。大学生群体是希望学习的。抓一两个做榜样,多数党对捣乱分子将非此不可。
   在戴高乐的严厉和巴黎警察局长的灵活这两种观点之间,政府将没有选择。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管理了。当圣米歇尔大道的骚乱爆发时,总理正在德黑兰参观陈列在莱利银行地下室中伊朗王室的金银珠宝饰物。乔治•蓬皮杜是在骚动的前一天起程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的。按照法国规定,总理出访,应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斯代理总理职务。出于分寸,司法部长仍然留在他的旺多姆部长官邸,只是谨慎地监察着马蒂尼翁总理府,加之总理办公室的主任是个有能力的总爱挖苦人的米歇尔•若贝尔,若克斯只能如此。若克斯是戴高乐主义的要人。当危机将发展时,他认为无疑需要让步,但他不是位置上的人。他是个总喜欢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人。他出生在1901年,选择了外交官的职业。1967年,作为一名外交代表,他与路易•德布罗耶和罗贝尔•比隆一起圆满地签定了埃维昂协议[2]。他的戴高乐主义倾向始于1940年流亡伦敦的时候。同时他也是战前皮埃尔、戈特左派内阁的一分子,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温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发端。1967年他在一个艰难的选区里被选为众议员,又在投票范围狭隘的多数派内部赢得部长的职位,不可思议地如愿以偿,这真是他的一个小战绩。他,鹰钩鼻,充血的脸,也是酒和诗的爱好者,人们曾看见他站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组织文艺晚会[3]。他是政府的元老,但他的三个儿子却应召重返左派舞台,甚至是极左派。他的儿子德里是个学人文科学的大学生,将参加一切游行示威。“他与三四个同学分享一套西服,轮流地穿”,做父亲的笑着说。这样一个父亲怎么会反对学生服务呢?20年后,路易•若克斯和蔼可亲地道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还是未能从上面吸引住这些孩子们。”[4]至少,在他代理总理的头10天危机里,确实没出现一个加利费[5]。
   他之下的两名部长,也是工作认真的人。阿兰•佩雷菲特是戴高乐主义的一颗新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NS)兼国立行政学院(ENA)的双料毕业生,一个身居要职雄心勃勃的文人,正在细心地进行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教育改革,他为戴高乐所器重,但为学生们所讨厌,因为他一点也没准备从正面进行教育改革。克里斯蒂昂•富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最早的抵抗运动成员和最早的戴高乐主义者之一,1940年6月17日就到达了伦敦,而戴高乐还是19日到达的,他万分忠实于戴高乐,他颇具军人风度,眉毛炭黑,声音洪亮,体质上可与博沃广场媲美;精神上却差多了,他有文学天赋、爱发牢骚,还有爱任意指挥行政长官的毛病。其实他刚离开教育部,交托他后面的改革,并高度评价教育界。他为获得乔治•蓬皮杜交托的内政部的领导权而自豪,这下可没准备一个字的牢骚。他将是“第五共和国最美丽的成果之一”。其实,这三个男人都宁愿宽厚、人道,都在约束部下粗暴对待青年人的行为,因为这些青年人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将在风暴的开端期间掌舵。当然,他们还是保守的,有时是陈旧过时的,对专制的权力往往感到是负有责任的,甚至有时披着庄严的外衣专横地检查电视。国家权力本来就像菩萨的触手一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无处不存在。至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或是国会的调整,只能慢慢地来。但他们总萦绕着保护青年人的念头,不惜一切地避免流血。富歇后来曾对菲力普•亚历山大[6]说过:“我唯一的忧虑是如何避免流血逐步升级。我常回忆1936年2月6日[7],那时我也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我仿佛再次见到了血淋淋的死者和伤者及震动巴黎的惊人事件。当然,在我们想制止骚乱的时候,能够在技术上做好。只是这样会使我们的正火旺的骚乱引起整个欧洲的注意。”[8]
   巴黎第一警察——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走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9],他爱好能够毫无束缚地倾诉衷情的诗和小说,它们是那样高雅而细腻,然而他却变成了有权威的高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首脑,在首长中也是突出的,这要求有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刚毅的性格。现在将要用暴力抑制来稳定秩序,职业的偶然性给他安排了当警察局长这个没有一点先天心理准备的高位。在这种矛盾的工作中,这位1/4的文学家决定用有效的缓和来促进恢复秩序,他鼓足勇气,遵循他的路线——不流血地抑制骚乱,而又坚持原则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路线。
   学生们悲观地蒙着眼睛,像诅咒恶魔一样诅咒现实制度,现在又过于严峻地负载现实,无克制地筑起街垒,这就是悲剧的大悖论:秩序的支柱本来更喜欢橡皮棍离笔杆子远些,榴弹离言论远些,然而现在却这样了。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的强硬和他的怒骂,学生的骚乱毫无疑问会很快平息。他们不是不知道示威者对他们的公论:强硬将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强硬的命令至少应与执行中的缓和相结合,尤其在关键性的骚乱开端。倒是没有经验的临时组成的处在裂缝边缘的学生参谋部,将以惊人的手段向前猛冲,耍弄政界人物如同玩走马灯。看来,他们的背后存在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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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版。
[2] 1967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达成著名的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同时规定,法国有在阿尔及利亚开采石油,使用军事基地的特权。
[3] 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4] 与作者的谈话。
[5] 加利费(Calliffet),疯狂镇丫巴黎公社的一名将军、侯爵。——译者
[6] 法国作家,著有关于五月风暴的书《爱丽舍宫在危急中》。——译者
[7] 1936年2月6日,肖当内阁因财政丑闻倒台后几天,各联盟组织在波旁宫国民议会周围集体示威,声讨与“盗贼”勾结的议员。后来开了枪,有几十人死亡,大批人受伤。——译者
[8] 菲力普•亚历山大和乌拉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9] 与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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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二章  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



   自发的行动,是5月3日的真谛,对“3月22日运动”和大学危机都可以如此肯定地解释。群众则只是弄不清其中的名堂而滞留街边。他们太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组成,圣米歇尔大道上闹事者们闹事是有原因的。这是西欧国家历史中很奇特的一代,这次是这一类型的人首次登场。在讲述动乱中的学生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有关一些歌星的家系史。我们可以从有关姓氏和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中去寻找:比思莱家族,罗林•斯通斯家族,埃尔维丝,鲍勃•迪伦,让娜•贝兹,一个民族的合唱团,还有卡尔纳比•斯特雷特[1]和“向同伴敬礼[2]”等等。他们是五月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伦农[3]在五月中将扮演比列宁还要重要的角色[4]。
   马克思主义手册里说:青年不是一个社会阶级[5]。然而,在1968年5月,这个特别群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巴黎和外省形成大学生和中学生团体,不仅仅是在游行示威中,而是在运动中有团体出现的所有地方,大学里、中学里、咖啡馆里、街道上、广场上、一直到家庭中间。在工厂里,青年工人总是站在前列,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富有战斗效能。也许,青年不是一个阶级,但在1968年春天,青年是无可争议的先锋队,在学生运动需要迅速一致的社会响应时首先涌现出来,然后才是一般的社会接管。既然青年在这个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应该是时代的。必须以缜密的理性分析,使它的作用明朗起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一代青年[6]。这就是回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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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为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和西欧流行的家族摇摆音乐团体。——译者
[2] 原是一首著名的摇摆乐歌曲,后成为一摇摆乐团的名称。——译者
[3] 约翰•伦农(John Lennon):美国著名的摇摆舞歌唱家和喜剧丑角。——译者
[4] 青年文化现象的重要性随后经常被赋予了极左影响的关于1968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的无数解释所掩盖。虽然那个时代有叙述这个内容的大量文献出现,但被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同样打入冷宫。而埃德加•莫兰仅仅为了举个例子,自60年代初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用了“小阿飞”这个词,却一直风行并流传至今。
[5] 阿尔蒂塞仅仅为了引用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使竭尽与之相似的概念大肆攻击“青年”整体。他认为,人们不能用任何方式来混合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工人或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此处应指教条应用的马克思主义。——译者)往往有碍理解现实现象。
[6] 已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口头禅。自社会学者和统计学者在他们的分析里有了青年一代的重要位置以来,青年一代的分析就有了它庄严的学科。实际上,从1958年,阿尔弗雷德•萨维在《青年的攀升》一书就开辟了分析青年一代的道路,巴黎•卡尔曼-莱维版,1958年。他说:“当然,青年将以冲破反对接纳他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老顽固们的老思想而告终,也将以进入职业和要求他们的权力而完毕。但那将是一个好闹事的和政治混乱的年代。”另参见德里•凯斯莱尔的著作《生活的周期和青年一代》,巴黎•埃科诺末卡版,1985年。


出生率激增的Saga[1]



   1942年,无疑是国际冲突空前频繁的年代。法国的人口统计学是明确的。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里,出生曲线骤然上升,毫无疑问是有1940年的战俘从1942年开始遣返回国与家庭团聚的原因。这是一个长的生育期的开端。或许是被同盟国的胜利所鼓舞以及被大规模恢复建设的乐观所驱使,也许是出于对经受了最严峻的历史考验的制度及未来的信任,西欧民主国家的居民一下子敢于进行远远超过战前的生育。在1945年至1965年之间,生育的百分率大大超过了居民的生育界线。20年孕育了奇特的一代,也就是对80年代以及后来的30年负责任的一代。
   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战后的西欧一下子接受了出生率激增这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在西欧的三块大陆[2]上,共有数百万激增的孩子。他们不了解发生在他们土地上的战争,更不了解发生在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战争,他们一般在迅速发展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将体验“富足社会”的一切成果——文化的、有益健康的或邪恶的。关于他们的简单统计数字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必须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因而直接地派生出消费品、不动产的飞速增长以及一个相当数目的学校设施的匆忙建设。一切就像突然向西欧所有的壁炉里全面投放无限的能源一样,只有生产生产再生产。这些在匮乏中出生的激增的一代,在社会刚开始充裕时就到了结婚或生育的年龄,到社会繁荣时都成人了。
   尽管他们的父母努力地工作,但还是配给不平等的购买力,而且商品经常涨价。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所经历的。这些50年代的成年人——他们的父辈,不久就形成数不胜数的服从整个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不需要这些,他们与自人道主义产生以来的所有时代的人截然相反,不知不觉地就从孩提时代到了成年,15岁到25岁之间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多。父母出钱,他们读书。到了既独立又依赖父母的中间阶段的年龄,用功学习只是偶尔为之,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到了能够读写、梦想、恋爱和娱乐的年龄。就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新的意识在西欧产生。
   在50年代,这种独特类型的青少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到他们20岁时,就任凭所有的人高兴地夸他们是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
   西欧是商品世界,战后埋头苦干的青年人都有宽裕的零花钱,加之有清偿能力的市场已经形成,青少年一代马上有了他们的独特音乐、服装、电影和报纸,也有了他们的队伍特征和用语,总之,有了他们的世界。
   在这一代既受约束又开放的青年眼里,旧世界的规则过时了,社会、科学、自然、工业托拉斯等,一切都要改变。宗教也被超前的伦理宣传削弱了。轻松、性欲、音乐和人造麻醉与已转向社会成果研究的传统学术一样具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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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ga(萨加):在冰岛语中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原在民间口头流传,到十二三世纪,被整理成文字,用散文叙述,中间插入古代诗歌。大致分历史记载和传记、神话和英雄传说、骑士爱情故事三类。欧洲人常用该词指令人瞩目的事实。——译者
[2] 指法兰西大陆、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译者


歌曲引起争议



   爵士音乐打开了个人自由的道路;摇摆舞——粗野和力量的衍生物,改变着一切事物的透视角度。开始,对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少社会批评。埃尔维丝,巴迪•霍利,查克•贝里或是吉恩•文森特[1]的崇拜者们只是向往在成年时能有他们那种生活方式——跳舞、调情、狂欢、过节。然而,在精密工业和宗教伦理的社会里,这些欲望是具有破坏性的。摇摆舞由于它的腔调肆无忌惮,服装奇特,手势下流而引起公愤。电影院也拉走和征服了部分青少年。詹姆士•迪安[2]或是马龙•白兰度[3]在大部分青少年眼里,简直像是半个上帝。
   美国摇摆舞是在英国创立流派的,三四年后就成为搅动英国的“流行革命”,同时传遍全世界。那些“无产”青年被一个电池组和一些电吉他推到疯狂的颠峰[4]。比思莱和罗林•斯通斯被推到庞大的西欧青少年军团面前而征服了全世界。法国“小阿飞”运动诞生就是起源于对英国青少年的模仿。约翰尼,西尔维,埃迪,迪克•里弗斯,里夏尔•安东尼,希拉,克洛德•弗郎索瓦和弗郎索瓦兹•阿迪[5]在改革影剧业试图影响青少年的意识。工业界为这次文化转换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唱机的价格极大地降低了。同样简单的节奏,同样幼稚的老调,同样疯狂的动作,竟使全世界的青少年相通。
   他们的父母只相信工作和家庭,原因就不必说了,是他们使这一代人激增并发育成长的,也被孩子们如此肤浅搞得晕头转向。青少年一代的冲突就从这种“代沟”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这已是报刊和电影编剧们的口头禅了。人们试图抑制青年一代,使他们少异化一点儿。然而,在那些年里,即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青年们就与表达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的歌曲无形地连在一起,越来越明显地反对他们的父母亲。
   大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或纯小资产阶级的歌唱家们开始愈来愈对那些音乐产品持批评态度[6],而约翰•伦农、米克•贾格尔,鲍勃•迪伦,让娜•贝兹先等有超级天赋的思维型喜剧丑角名家却不想走正道。也有些工人出身(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名家,却嗜好煽动,与美国黑人音乐家经常往来,过度地嗜酒麻醉,不断地探索音乐和服装的怪奇,逐年越来越远离一般的规范。比思莱家族探索音乐的怪异与宗教静修,罗林•斯通斯家族复活没有装饰音的摇摆舞的原始活力,鲍勃•迪伦以卓越的天才埋头研究美国的“新教徒梦幻”的传统,培育拒绝越南战争的美国大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复仇歌曲,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在这些权威色彩的影响下,数十万青年彻夜学习杰克舞和吸大麻,长期旅行,满足性欲,做白日梦[7]。70年代,一种新的伦理形成,容忍古怪、开放、金钱、嘲笑、和平主义、天生的幽默、拒绝权力等等。绝大部分人不赞成这些,远离并谨慎地看待这些,或者保持克制,总是尊重道德老人。然而,他们总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青年人第一次集体擅取他们长者的评判权力。但或多或少地,民主国家的青少年也有将在伦理的分裂中重新找到道路的。
   当时,在“激增的一代人”看来,下一代人的历史就是在上一代人的历史边缘展开的,也是上一代人未经历的或被忽略的成年世界故事的续篇,或完全是上一代人逝去年代的真正故事情节的呈现。歌曲《被莱思玛丽娅》的涌现;比思莱家族和罗林•斯通斯家族的支持者掀起的一场可与世界性冲突相媲美的轻浮辩论;1962年,鲍勃•迪伦和约翰尼•哈里迪第一次在音乐会上运用单调的旋律和腐蚀性迭句;“向同伴敬礼”无线电传声的成功;加利福尼亚摇摆舞伴随着印度、北美大麻的时兴和平克•弗罗伊德的幻觉色彩的第一次混成而诞生;超短裙和卡尔纳比•斯特雷特的登场;罗林•斯通斯或是奥蒂斯•雷丁的吉他弹奏者布赖恩•琼斯的毁灭;1967年希伯莱教大祭师的“陶醉音乐”等等,成为10年来数不胜数的美学事件而存留下来。还有“尖刻的法律家和凄凉的爱情俱乐部乐队”的问世。最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是画册《比莱思时代》,其编辑即使成年累月地在利物浦各地疲乏不堪地演唱也未放松对画册的精心修饰,它将改革世界的“流行音乐”。这些才是“激增的一代”的真正的历史事件,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比1965年的法国总统选举,比英国劳动者的胜利,或比1964年的林登•B•约翰逊的美国总统竞选还要光辉得多。
   面对这些令人困惑的奇特现象,成年人的反应是笨拙的,一些人持怀疑、嘲笑的态度,一些人忧虑传统的道德和政治的稳定。在当时,这是一支反对这一代人的象征性游击队,他们在完成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挖掘工作。有人曾阻止埃尔维丝•普雷莉音乐会的转播,接着要求“京族人[8]”只拍摄她的上半身,以避免她那挑逗色情的大腿公开表演。人们抨击大中学校里的超短裙和长头发。罗林•斯通斯家族打算在美国的电视里亮相,把它的流行歌曲的说明文字“让我们一起耗尽夜晚吧”,改得缓和了一点:“让我们一块耗一会儿吧”。在法国的大中学校里,还保持着以前的纪律,在街道上,成行的学生队伍还带着被“管理”的气氛,只是小警察队伍[9]仍然使整个一代人失望,直起鸡皮疙瘩。假若大学城里骚动的聚点围绕着男孩拜访女孩的问题,并成为重登部长会议桌上的国民事务讨论的主题,假若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为性教育问题与青年体育部部长第一次公开露面争吵的话,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震惊。这些小事情将是赢得青少年的大事,青年总想在改变世界之前改变他们的生活。
   青少年的对抗是严峻的,戴高乐的法国充分体现着这一点,直到漫画夸张的程度。苏米兹[10]面对日本的发展百分比,曾试图用外省天主教资产阶级的文化规范调整社会,但没有结果。森严的等级制度,落后的性道德,超越的美学标准,依靠权威普及基础知识的惯例,这一切使人窒息,因此,法国爆发了比其他国家更猛烈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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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均为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西欧的摇摆舞明星和喜剧丑角。——译者
[3] 马龙•白兰度(Marlan Brando),美国电影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译者
[4] 见比思莱的两部引人入胜的传记,与菲力普•诺曼的《呐喊!比思莱在他们的一代里》,伦敦•沃纳•布克斯版,1982年;与雷•科尔曼的《约翰•温斯顿•伦农》,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版,1984年。
[5] 均为五六十年代西欧著名的影剧业人士。——译者
[6] 见贝特朗•勒莫尼埃:《60年代的流行革命》,巴黎•拉•达布尔•龙德版,1986年。
[7] 见蒂莫蒂•维特的一部极好的书,即一部毫不掩饰的传记:《罗克•斯塔尔》,巴黎•埃尔舍版,1984年。
[8] 指在美国从事摄影工作的华裔。——译者
[9] 使人容易想起二战期间维希伪政权搞的“法兰西伙伴”(Compagnons de France),参加者为15—20岁的男孩,着蓝制服,其宗旨为“熏陶个性,培养忠于贝当的感情”。——译者
[10] 法国研究天主教的学者。——译者


越南和流行音乐



   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将替代许多现代政治启蒙,尽管它是个没有明确的领袖和代言人,没有许多的活动分子,也没有事先准备的爆发。在这个60年代的第一场争斗中,“激增的一代”的团体就这样进入政治,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小团体将按年龄不断地扩大运动同情者的队伍。在关于“流行音乐”以及审美和服装争议的腐殖土上,政治的花草将长成,并将开出耀眼的花朵。美国的所谓启蒙则早于法国,在战后就敞开了道路。在美国青年眼里,在舞星埃尔维丝•普雷莉之下,才是政治明星约翰•肯尼迪,根据公众舆论,他的青年时代具有神赐的力量,他的号召力富有公民责任感和正义,他的哥哥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种族隔离,然后是反对“黑豹党”[1]对青年一代的迷惑。在他们弟兄为了日常的生活自由和美国社会的协调而提出的诉讼面前,摇摆舞的崇拜者们显得没有任何理性。美国青年很欢迎他们的这个最杰出的代表。肯尼迪的死亡,对千百万“激增的一代”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政治休克,也改变了许多事情。一个公正而强有力的总统就如此了结了,不可能是无可指责的。他的继承者林登•约翰逊,虽然掀起了社会改革,但陷入错综复杂的越南战争的泥坑(熟悉其内情的是肯尼迪[2],由于他成了殉难的年轻总统,人们往往忘记了他)。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是从这位不再掩饰和不再进行空洞说教的总统开始的,他的死亡变成令人怀疑的事。但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单凭总统的神通还是不够的,除了向别人攫取,他们的父辈们怎么可能聚敛那么多的财富?富强而民主的社会拒绝殖民国家的独立要求,武力戴上了漂亮原则的光环,事情就变得使人难以接受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越南战争就从那同样的伪善里显露出再爆发的迹象。在人们都用倾向批评的眼光看待越南革命以前,越南人的战斗就是正当的。出于北越的巧妙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是:南方游击队并未得到如人们所过分强调的,可作战争典范的北方正规部队的支持,南越战争是善良在抗击邪恶,是生活俭朴而又热爱正义的大卫在抗击肥胖的无人性的戈里亚特[3]。西欧有良心的舆论对共产党战士的野蛮和北越既定制度的“集中营性质”保持缄默,也不认为北越防卫部队的过度使用同样是战争的“帮凶”[4],同时更热衷于报道美国的勒索、狂轰滥炸、凝固汽油弹的使用和南方独裁者的真正卑鄙。首先是青年们的舆论,他们推断美国的干涉原则是无道义的,越南共产党的本体论有理。当越南北方的制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即十几年之后,同样的舆论就泄气了。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在美国部队攻击南方游击队的时候,才是黑暗反对光明的战争。
   当美国在武元甲和胡志明的大量贫困兵团面前陷于泥潭的时候,美国尚无顾忌地向青年人求援以赢得这场战争。然而,“革命的别动队”突起,大批地拒绝征兵。数千美国青年拒绝入伍,宁愿穿越加拿大也不愿拿起枪为国服务。一部分青年还去了越南战场。在南越泥泞的稻田中和拥挤的城市里积累忍受创伤的经验,他们在那里只能透过多诺万[5]和保尔•麦卡特尼[6]的悦耳的旋律才能看到生活。动荡经常猖獗地降临到美国校园,反战的抗议活动就像美国青年的日常面包一样。知识分子、作家和电影艺术家们给拒绝赴越南运动不断提供文化的背景。苏联和古巴的猛烈抨击以及所有反对“美国冒险主义”的盟国找到了一个扩大反对美国的极好机会。在三四年内,肯尼迪的公民权利的、征服太空的、宽宏大度的、理想主义的美国和马丁•路德金[7](与约翰•肯尼迪的哥哥罗贝尔•肯尼迪一样在1968年被刺)的美国,变成了与法西斯独裁者相似不远的约翰逊的美国,分裂的和束缚消费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和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美国,排斥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和三K党[8]的美国。在美国,安杰拉•戴维斯[9],胡志明,切•格瓦拉[10]的招贴画曾装饰着上十万青少年的房间,他们这种列宁方式虽然叫人神经失常,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些形象里看见现代革命的浪漫主义英雄们。他们以享乐主义和和平主义来补充西欧被马列主义迅速同化的高尚而坚定的战斗阶层,这无异于宣布:有罪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是当今世界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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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6年休•牛顿在奥克兰成立的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党派,在黑人武装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进步的。——译者
[2] 实际上真告诉肯尼迪任总统时向南越派出的特种部队。这里对他过于溢美了。——译者
[3] 大卫和戈里亚特(David,Goliath),(公元前11世纪)歌利亚《圣经》中记载的:戈里亚特是被大卫杀死的非力士巨人。——译者
[4] 对北越正义的自卫战的谴责显然是错误的,可能是历史的原因在影响作者的视野,因法国人被越南共产党赶走了。——译者
[5] 还有其他好多歌曲,如多诺万的《和平主义歌曲》和《全球团结》,约翰•伦农的《带来和平希望的一支歌》等。
[6]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著名歌星。——译者
[7]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60年代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1968年4月4日被暗杀。——译者
[8] 美国的一个反动恐怖组织,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及一切进步人士,并从事其他破坏活动,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三K(K.K.K.)是Ku - Klux Klan的缩写。——译者
[9] 美国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女歌星、演员。——译者
[10] 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古巴革命领袖之一。生于阿根廷,古巴革命胜利后被宣布为古巴公民,并任工业部长等职。1966年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斗争,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旋被政府军杀害。著有《游击战》一书。



法国版本



   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使五月运动的推动者们在造就他们的入伍者方面变成了可能。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然而,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略占上风的塞纳河两岸的环境里,却从来看不到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影响太平洋海岸。
   一些二战的游击队员且放置一边不谈,“进步”的知识界也或近或远地重新成为这个“工人阶级政党”路线的伙伴。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政党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它可以在注定是金钱的世界里广泛地体现苦难的人类。法共可以凭借共产主义的整体形象团结人民,尽管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所批判,尽管苏联的镇丫真相被苏瓦林•克拉弗琴科和大卫•鲁塞[1]及其他一些人所泄露,尽管这些将肯定地全部地长留在有灼见的正统舆论家的心中[2],但这毕竟只是偶然的差错所造成的。无论在斯大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还是在阿尔蒂塞[3]的所谓创新表象下的神学里,或是在“新左派”的理论家们所创立的异端稿本里,马克思主义总是控制着灵魂。换句话说,人们议论法共的论调,同样是为了斗争,法共僵硬的论调束缚着法国斯大林主义的合作者们,同样束缚着它的反对者们。党背负着巨大的选举重压,狭隘地控制着工会的主要事务,虚伪地装点着无数的民主门面;它配备有强大的舆论机构,控制着左派的头目和支持者们,在大学里也立住了脚。然而,法共只打算忠实地辅佐苏联,并不打算在欧洲这块地方搞什么革命,只满足于管理他们既得的权力阵地,同时尽可能地同样辅佐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乐于在法苏两大块之间搞平衡。法共完全同意它的莫斯科主人的意见,比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们更斯大林主义,它彻底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这个苏共总书记的改革,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他们狂喜了一阵,然而法共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扮演着徒劳的角色以及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圆滑看门人的角色,当莫斯科玩稳定牌的时候,它还是要忠实于莫斯科的。
   法共内部斗争也是秘密的。极端的斗争仍然在“致力于现代化者”和“守旧者”之间展开。一些有所偏离的前沿战士,往往会迅速地遭到党内保守者的周期性清洗,人们总能惊愕地看到这些战士转身用沉默的方式反对上一代的法共革新者。法共预定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自穆里斯•多列士死后继任,他完全同意谨慎地进行改革,但他总是在内部派别和多少有一点的强大压力的苏共老大哥之间迂回曲折。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共还是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力求在选举有进展,并努力联合左翼。1962年,罗歇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总书记居伊•摩勒[4]达成退出第二轮选举的协议。1965年,法共则支持足以唯一的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密特朗在德费尔[5]或是孟戴斯[6]的一个不那么大西洋主义[7]的报告里已经比较好地突出起来,自这次艰难的报告之后,密特朗紧接着就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里和激进社会党的脆弱联盟里竭力维护“非共产党左翼联盟”。
   1967年,左翼选举联盟取得骄人的结果,因为戴高乐派险些失去议会多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主体部分,激进党,共和国民议会(CIR),各小党派都忠实地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他们使密特朗与强大的共产党代表在波旁宫[8]的长椅上坐在一起。法共早在戴高乐的机构里安营扎寨了,并在市镇和商业繁荣的帝国里稳坐,满怀信心地向往未来。就是有一件事总使法共微微发痒:与青年的关系,尤其与大学生青年的关系。
   根据法国共产党的反社会思想,“激增的一代”与他们父辈之间的冲突原因同样可归结为对社会的感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派别并不明显,最活跃的惟有共产党的青年。由于祖传意识,法共党员的后代一般参加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共产党的接班人一般如此合成。但开始存在问题,他们的后代开始感到法共特别地遵循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他们只有懒洋洋地遵守纪律和遵循无生气的惯例,完全失去想象力,绝对尊敬苏联,绝对蔑视内部民主,拒绝罗马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所鼓动的从古巴到北京的革命道路的讨论,僵硬地理解党的传统路线,绝对不参与现代生活,同时强加好斗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这一切使法共迅速地脱离朝气蓬勃的青年并促使他们向别的思想极端危险地漂移。说到底,法共似乎在以它的方式加入专制而又陈旧过时的法国旧社会。如果还要补充的话,就是在许多活动分子看来,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态度也是畏首畏尾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儿子仍然拒绝与养路工人的女儿联姻,他们都将离开法共这艘停在海上生了锈的大船。他们读鲍里斯•维安[9]的小说,吸玉米纸的高卢牌香烟,或听比利•阿莱的歌曲。一些分离的共产党员的后代还读托洛茨基、阿尔蒂塞和马居斯[10]的某些书,他们眼红意大利共产党,迷信毛泽东中国,恳求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内部的民主,过分地煽动改革,或去阿谢特酒吧间跳舞。可以说在法共帝国的边缘上,在杂乱的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心脏里,许多五月运动的未来领袖们在造就他们的活动分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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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均为前苏联著名作家。——译者
[2] 菲力普•罗布里厄在他的《我们的共产主义时代》里对这种文化和情感霸权做了全面的叙述。巴黎•拉封版,1977年。
[3] 阿尔蒂塞(Louis Althuser),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亲华的理论家。——译者
[4] 居伊•摩勒(Guy Mollet),即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1956年2月1日——1957年5月21日)。——译者
[5] 德费尔(Defferre),法国社会党人,马赛市市长。1965年以中左派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后退出竞选。——译者
[6] 孟戴斯(Pierre Mendes - France),法国激进党领袖,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1954年6月27日——1955年2月5日)。——译者
[7] 大西洋主义,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其宗旨是“亲美”,主张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其相对。——译者
[8]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
[9] 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10]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者
[11] 阿蒙和罗特曼《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是叙述该问题的关键作品,这是共产主义联盟的两个老成员,在30年代就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



大学危机



   第二个因素是大学。1938年,法国仅有5万名大学生,1960年超过了25万,1968年到了50万。这已达到民主化的数字要求,然而都缺乏适应现代世界的民主化方式,专制的教育机构似乎已无力背负这沉重的十字架了。威严的学校里始终保留着知识的权威性传授,让学生孤独地面对冷漠的叫不出名的规章。这些规章还能适应1960年以前公开招收的以国民中最有教养的阶层的子弟为主体的学生,传播的知识还能弥补教学法的不足。自从中产阶级和缺乏家族继承的孩子们成群地进入大学以来,就必须围绕最贴近大学生的问题组织更严密的教学,密切教师与教学的关系。总之,必须加强教师主体,某些顽固坚持官僚哲学的教师当然除外。
   学生人数骤然膨胀,为了缓解完全可以预料的人口高潮,这个群体过早地分布在匆忙盖起的新楼房里。这种“人格解体”使大学生们产生了无言的失望,而且必须持久下去。斯特拉斯堡[1]的境遇主义[2]小团体就是受了居伊•德博尔的引人注意的悖论的影响,他曾发表预兆性的抨击时政的文章,尽管当时几乎未被注意,它的标题非常正确:《来自大学生内心的痛苦》,它将生动地宣布五月不满现状者的反权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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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的另一个大学区。——译者
[2] 境遇主义,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法国学生中间的以反对现存社会结构为目的的运动。——译者



去女生房间的男生们



   整洁实用的大学城,粗糙难看,毫无特色,只有冷漠的氖气灯管和浅灰色水泥的装饰。大学城一般住的是家庭收入最微薄的大学生。因为地理的原因,他们与父母分开,因此,不在乎地不恰当地扩散感情,在大学城封闭的世界里越来越泛滥。根据严肃时代狭隘的性伦理(当时还没有避孕药),教育部制订了一个严禁晚上外出和禁止少男少女夜间互访的严格规章,抑制性倾向。在大学生眼里,男女互访完全是正当的。如今这些陈旧的使人恼火的纪律与时代相抵触,束缚个人自由,将是激起这场有力而持久对抗的重要因素,这在五月运动的系统里是不可忽视的。1965、1966和1967年,一些事故充满大学城,教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1965年,克里斯蒂昂•富歇批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的法规。那年秋季,警察介入安东尼大学城,因为传言那里的学生房间里有流产的事发生,事情一直到骚乱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平息。
   1968年初,巴黎地区的学生反对陈旧规定的浪潮再次掀起[1]。在已凝固的大学生的要求与坚持清教主义的大部分舆论之间,政府长时间地在寻找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新任国民教育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这方面贡献着他新任期的活力。1月26日,他向与会的大学校长宣布他的管理计划。大学同意成年学生完全自由,未成年的应补充以父母的权威(成年公民为21岁)。对未成年的学生,富歇的规定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是女孩去男孩家,而不是相反。这个方案以大学生的成年和未成年的分类为前提,并附加看门人的认定及保障看门人援用该法规的规定。经过讨论修改,直到2月7日,阿兰•佩雷菲特把他的计划提交部长会议讨论。这种程序在今天看来是不必要的,但这是第五共和国政府第一次直接抓性道德这个敏感问题,确实充满了改革。
   惯于嘟哝的戴高乐将军在部长会议上含糊地嘟哝了几句,好象是“溴化物”,还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在梯形教师里见面。”乔治•蓬皮杜相反,他用了一个含意深刻的箴言支持他的部长:“必须与时代生活在一起。”阿兰•佩雷菲特的计划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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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选择入大学的方案



   这些难以应付的麻烦事同时也是大学生面前的严峻问题,例如选择入大学的问题。雅克•纳博纳[1]既是军队选择的产品,又是具有现代性和富有条理的人物,他对享有盛名的现代主义的大学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了一个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其中阐明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学校和大学体系应该在一个高水平的框架里适应国家的需要,在规范大学生人群的基础上选择他们进入学院,并在最有利于国家的一系列手续里选择领导人。这应以大学的计划性和大学生选择入学为前提。将军的面前有两种不同方式的例子,即美国的和苏联的[2],都符合它们的目的性,纳博纳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跑出了这个简单的规则,好象是在以即兴的指点来进行工业化社会的改革似的。
   蓬皮杜敦促他的部长们满足学生们的意愿,但他们一点也没抓紧做。实际上,在教师和大学生中间通常地流露着对那个苛刻的补救方案的反感,他们对战前朗之万•瓦隆的进步的教育大纲和拯救教育的愿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管理大学的一代人相信瓦隆的社会开放政策和面向全球的教育使命。而这个排除部分业士[3]进入大学的选择方案却与民主化原则背道而驰。在专制之外的偶尔宽容下,某些戴高乐的部长,如克里斯蒂昂•富歇对取消专制的计划性规定,对自由选择进大学的原则抱有同情心。
   对左派而言,对选择入大学方案的拒绝也是对学校和上层选择结果的批评。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大学生认为,波尔迪厄[4]和帕斯龙[5]的作品给他们提供理论基础,大学也是一部再造社会阶级的机器,因为它是在运用教育模式调整对人有参考价值的文化评价和高层的语言规则,它自然有利于少数社会精华的后代,而不利于大众阶层的后代,这将更加残酷地淘汰贫困阶层的后代,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弃置他们,而不管他们的工作及实际能力如何。统计学以它枯燥的数字证实了这些社会学的推论:大学使居民教养阶层(大部分与富有阶层交叉)后代的“代表名额大量超出”,与它相对的职员、工人、农民的后代的“代表名额不足”更加明显化。
   1962年,克里斯蒂昂•富歇入主国民教育部。一个海军上校,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与雅克•纳博纳的激烈的选择方针不一致,他谨慎地支持乔治•蓬皮杜,凭他的个人经验在教育方面实现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同样是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不想把法国青年关在兵营里。”为了制定学校和大学的方针,纳博纳预先考虑选择入大学的限制,表示他助长家庭出身论。出身低微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富歇,相信靠文凭晋升的共和国的效能。纳博纳大概不高兴有人考虑别的贫困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贫困的中学生比其他中学生更少成功,现在将看到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决定关闭他们进入大学的通道。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起草、咨询,国民教育部终于实施一个经共和国总统签署的充分缓和的计划。纳博纳是那么的气馁,于1964年那么赌气地辞了职。1967年4月,议会选举之后,克里斯蒂昂•富歇被调到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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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克•纳博纳(Jacques Norbonne),当时为戴高乐的技术顾问。让 - 雷蒙•图尔努在《将军在五月》这本书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雅克•纳博纳的计划。
[2] 美国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自由选择入大学,苏联是国家有条件选择高中生入大学。——译者
[3] 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称业士。——充译者
[4]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5]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佩雷菲特的计划



   一位精明的知识分子和政坛新星接下富歇手中的这些复杂档案,成为这位软心肠老兵的继任者。这就是阿兰•佩雷菲特,在1967年议会选举以后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交托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由国民教育部的秘书长皮埃尔•洛朗准备的关于第三阶段[1]学生的方针。在这个计划的措辞里,一个最高指示将决定学生的方向。优秀的学生将在长长的等级里等待,其他的将被驱向短促的培训。新部长维持选择的原则,但采用温和的方式。四个相继的条件将严格地审查学生的情况,他认为学生们可能不会太抱怨曾有过的随心所欲的裁判。
   在几个月里,阿兰•佩雷菲特着重地准备了这个将改革大学结构的计划[2]。法国的原则是希望中学毕业会考成为文凭的一个接合点,同时成为中学学习的必然结果和进入大学的“护照”。佩雷菲特不希望以双重特征为结果,这与将军和纳博纳的愿望相反,也与他的前任富歇的自由原则相反。他打算实施的计划是:中学毕业会考将不通向任何等级,国家保证为所有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在高等教育里找到一个位置。重要的是大学或学校能给予他们最实用的训练,如同未来的“技术教育学院”。有趣的是,这种折衷方案成了1986年阿兰•达瓦凯设计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阿兰•达瓦凯是后来希拉克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后来将成为另一个大学抗议运动的爆炸剂,那个运动也很猛烈。
   阿兰•佩雷菲特于1968年初邀请教授研究和修改他的计划,然后于4月24日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即拉丁区示威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他坚持政府应有的一个声明,这将引起随后的5月14日的议会争论……
   国民教育部同时在进行另一项改革,即针对教育法,关于更多地突出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组织教师讨论教学,推行视听教学等等。他们都清楚当权者不宜在大学危机之前盲目地强加什么,因此他们对这些计划分析、讨论、掂量了好长时间而未敢实施。在他们看来这是医治社会病的改革。然而这种操心已经太晚了。大学法律系和文学系膨胀,大学为毕业生出路而忧虑是秘而不宣的。僵硬的学院束手无策,这一切在几年内越来越蔓延,离缓和的局面本来就遥遥无期,加上这些改革对随后将接受选择威胁的大中学生来说更是举足轻重。阿兰•佩雷菲特预计他的改革到1968年秋入学期间才能着手实施。但他已经没有了时间,烽火已经燃起,他的计划被一些难以察觉的煽风点火者一把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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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大学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译者
[2] 阿兰•佩雷菲特今天还在为制定1968年5月的这个计划的真实动机之一激动地辩护,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3月22日运动



   几根铁杠下,玻璃橱窗碎片横飞。上百个大喊大叫者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步行到斯克里布街和奥贝尔街的交汇处高喊“民族解放阵线碧胜!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他们在惊恐的职员面前,焚烧一面美国国旗,然后迅速逃进歌剧院地铁里,而警察还没来得及动一动。大概美国快速部队都忙于越南战争去了,也没有力量追赶他们吧。不管怎样,这次来自巴黎分会的象征性抗议还是一个圆满的小成功[1]。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这次的活动分子之一,农泰尔文学院的托派大学生格扎维埃•朗格拉德重返现场估计损失,然后迅速登上奥尔费弗尔地铁站的站台不见了。当夜,四个中学生——“越南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家里被捕;清晨,“全国越南委员会”的秘书尼古拉•布尔特也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这是1968年3月22日。
   当农泰尔文学院发生新轰动的时候,达尼埃尔•科恩-本迪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2]。朗格拉德在大学里很有名,他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负责人,也是一个冷静的受青年尊重的青年人。小组织“疯人派[3]”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抓住了一个极好的动员名词。于是,棕红色头发的头头后面,就跟随着这样一些活动分子,察看所有的梯形教室,动员反抗“警察的镇丫”。下午5时,百来个大学生聚集在B2梯形教室里,议事日程是:反击。“疯人派”的一个先锋忽然想出一个很恰当的行动:象征性地占领学校的一座建筑。这样,权威将受到挑战。本来敏感的大学生们,加之告警的风声,这个提议在欢呼声中得以通过。计划马上付诸实施,控制校园,行政楼将成为突然攻击的要塞,情况是有利的;行政楼空着,门开着,只有两个负责传达联络的办事员在下面。捣乱分子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咨询一个机智的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成员让-皮埃尔•迪特伊,他登上阶梯审视一番。为了确定方案,随后他们去了会议厅——农泰尔文学院行使权力的地方,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大家提出方案,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1点30分。他们决定在3月29日白天转变成全校性的关于工人斗争、东方国家和反帝斗争的研究和讨论。大家准备去好好地睡一觉。被捕的大学生于这天晚会开始时被警察局释放了。这太晚了,“疯人派”已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4]。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遭受1953年夏的蒙卡达[5]惨重失败的打击后,把他的组织命名为“7月26日运动”。古巴革命的图片使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托洛茨基分子们入迷,他们向“切•格瓦拉”挑战。为了嘲弄这种浮华的崇拜[6],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无政府主义战友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3月22日运动”。
   这个出人意料的小团体将成为1968年5月的主要成分之一,就像容器里的一滴水、火药桶的引爆线。它的领袖就是好打趣、总是局促不安而又精明、激奋的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在极左派活动分子的生硬气派里,他的战术想象力、他的幽默、锐利和敏捷答辩的意识显得很突出。他是同类人中出类拔萃的犀利善辩的演说家,他的成功辩术在小团体中很难归类。他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典型,将成为学生运动这个经常卡住的机械中的一个机动部件。1968年他22岁,实际上,这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诞生在德国,他的父母在1933年为躲避希特勒而定居法国莫托邦,他13岁才返回德国。父母死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法国高等学校学习。他享受助学金,拮据的生活使他奔走在农泰尔学院和他的巴黎房间之间以及法德之间,因而受到德国大学生运动的影响,他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被无政府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卡布里尔在法国南特教授文学,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弟弟小达尼的学生组织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在这里作令人注目的法德相互居留,还算有点成功,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做。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没放弃过一门功课,没停止过提问题、提意见、辩论。“他从未放弃过我的学士学位课的时间,在1968年,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10分钟。”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叙述道[7]。这个语言煽动的高手,“3月22日运动”的领袖,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改革——围绕直接行动团结起来,尤其在学生运动处于分裂和衰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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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纳克、阿蒙、罗特曼和其他人都详细地叙述过美国快速部队在越南的进攻情况。
[2] 与作者的谈话。
[3]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忿激派(又译“疯人派”)。——译者
[4] “3月22日运动”的发起者们都对该组织的创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5] 蒙卡达(Moncoda),位于古巴圣地亚哥的亲美巴蒂斯塔政权的兵营。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巴蒂斯塔的武装起义,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卡斯特罗被捕,被判刑15年,1955年因大赦获释。——译者
[6] 与作者的谈话。
[7] 见让•贝尔托利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学生政治的衰落



   两三年来,学生政治默默无闻。它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扮演过重要角色。好几个五月的先锋就是出自“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系统或出自“为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而动员起来的为极右派所反对的学生系统的战斗阶层。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团结了10多万学生,它的驻地通常也是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根据地[1]。阿尔及利亚人获得自由后,它们的辩论转向其他领域,学生的工联主义成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思考的大课题,这是左派工会的世袭领地,批判党的路线有利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活动。法共的这个学生分部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火锅,沸腾着一切主义的异端和变种。派别的权威是一致确认的结果,这当然有损于党的领导。他们怀疑科苏特广场“44号”[2]中枢的命令,嘲笑老斯大林主义者的死板作风,他们借助一些最异端作家的学术性论据反驳笨拙的后多列士[3]辩术。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是一切对左派政治感兴趣的人的汇集之地,特别在群起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情况下,可能更甚如此。”让-马塞尔•布格罗[4]今天回忆说,他后来便是五月中一个小团体的推动发展人之一。
   三个主要派别也摆脱了法国共产主义边缘的激烈斗争:享有盛名的贝尔纳•库什内或让•沙利的“意大利人”受意大利共产党改革的影响,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主张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派工会”的推动发展人让-路易•佩尼努和马克•克拉苇茨的主张相差不远。托洛茨基分子阿兰•克里文和亨利•韦贝尔在崇拜列宁上相通,在法共过于谨慎的方针和在被法共所控制的改良主义者面前,他们难以压抑怒气,强烈要求恢复斯大林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有效的内部民主。
   教条主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易•阿尔蒂塞的影响下,成了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阿尔蒂塞在他们中间不同于罗贝尔•林哈特[5]的严肃面孔和教授式冰冷冷的纯理论语言,而是用他的细心照顾感动他们亲近中国。阿尔蒂塞[6]向拉•加罗迪[7]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偏向”,被法共所接受,他为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严肃地辩护,即跨越“认识论的鸿沟”,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人道主义决裂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法共党员兼哲学家影响了法国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代学生中的一些人,他们赞同他以对党的过去理论的回顾和筛选来建立新的革命科学的思路[8]。
   在上述三种潮流中,一些游击队员参入争论、添砖加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重要的有皮埃尔•戈尔德曼,寻找战略前途如同寻找他的梦,还有让-路易•佩尼努[9],以他超天赋分析家的严峻如痴如迷。
   自1965年以来,法共就决心整顿秩序,以使无政府主义处于从属的地位。罗朗•勒鲁瓦[10]以居伊•埃尔米耶[11]为助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耐心地在学生组织内部重组顺从的多数,以排除戏剧性的辞职,或以直接的审查方式使分裂分子们从共产党内部重新回到它外面的出发地,他们认为人在家中能当家做主,到外面就不行了。内部的对手们,变成了不能再称其为左派主张的外部派别的先头兵,从今以后成了战斗的敌人。这样做反而使派别活动越来越活跃。党实际上脱离了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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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蒙和罗特曼已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书,也可参见贝尔托诺的前书和尼科尔•德莫普-阿布德的《外籍大学区的开放》,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安特罗波版,1974年,以及阿兰•蒙卡布隆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历史》。
[2] 法共中央所在地。——译者
[3] 指多列士的继承人,当时的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等人。——译者
[4] 五月中活跃的团体之一“大学行动党”的头头之一。——译者
[5] 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亲华派组织,“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译者
[6] 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马斯佩罗版,1965年)以及路易•阿尔蒂塞的其他一些作品。
[7] 拉•加罗迪(La Garaudy),法共的新闻检查官。——译者
[8] 《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由位于于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1964年编辑出版。
[9] 让-路易•佩尼努(Jeau-Louis Péninou),法国全国学生的国际联络人。——译者



小  派  别



   于是,小派别的小Saga便开始了。克里文和他的朋友们创建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一个训练革命骚动的组织,配备了新闻机构和有效的纠察队,那里成了理论讨论的场所和训练一代活动分子的学校。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引起了其他托派小团体如痴如醉的注意。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CLER)是个小党派式的学生组织,10年来一直进展不顺利,默默无闻,在1968年4月,改头换面成革命学生联合会(FER),它的战斗精神是最好斗最宗派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OCI)是由工人力量总工会(FO)的一个会员皮埃尔•朗贝尔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理论家和精神之父是皮埃尔•弗朗克。在“弗朗克派”和“朗贝尔派”之间,理论辩论同样抽象而又尖锐,根据他们的惯例,都已预先确定了继承人。
   一些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大多数马上就要离开教育界,但没有失去联系。5月3日他们未到场,自5月4日起,他们将补上,带来运动所需要的经验以及他们的独立思考。统一社会党学生(ESU),因为一个5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年青老队员显得特别活跃,他叫米歇尔•罗卡尔,掌握了这个组织,竟然能在这种怪异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艰难地扮演着一个传统左派的角色。
   亲华派在难以理解的宗派主义里迅速建立起来,钢铁般的语言,工运中心主义,狂妄自大的要求。组织命名为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I),很快被活动分子们的一个小中心起了一个外号——“青年列宁联盟”(I’ UJ)。亲华派因遭赫鲁晓夫派“修正主义”的尖锐攻击而出名,他们着迷地想一下插入工人阶级之中。他们以中国为榜样,认为苏共总书记的改革是可耻的,甚至习惯于面对“赫鲁晓夫派的诽谤”,马列主义发展的保卫者们同时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1]中寻找他们的位置。
   热忱驱使亲华派比其他的个人战斗走得更远,某些人甚至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练习和训练活动。“青年列宁联盟”掌握了一支守纪律的纠察队,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杠的使用技术。所有的小党派在亲华的领域里相聚。雅克•儒尔盖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更加正统,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更加宗派,他们在GCD里重新找到排除法共[2]的官方斯大林主义的继续,它有从人民中国的大使馆里得到官方优惠的优势[3],但这并不能弥补它所缺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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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西方认为毛泽东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译者
[2] 当时西方一些人认为GCD对法共不感兴趣。——译者
[3] 此属西方一些人的猜测。——译者


战 斗 中 心



   小派别的膨胀支持了拉丁区的零星骚乱,尤其使一个战斗中心更精悍更有力更具体化起来。所有小派别的领袖们都有共通的历史,他们体验一切,在相互诋毁中重视自己。尽管如此,当激烈的争论摆在他们面前时,最起码的团结需要还是可以使他们重归于好的。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拉丁区小世界里展开,那时,院校分离后的大学生活动中心还没产生。在圣米歇尔广场和皇家港之间,以及在酒市场和医学院之间的一个政治沙龙里,活跃着他们的流行旋律、规则惯例、选举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这样步行进行一切活动,因为这里离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处所巴黎大学很近,离朱西厄•迪尚波和学校街的一些酒吧间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处所——位于保尔-潘勒韦广场的法国大学生互助会会部不远,“青年列宁”们的约会地比奇咖啡厅,可以翻书为乐事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书店也在附近。时间在阅读、聚会、秘密会议、编辑报纸和传单、学术活动和不尽的理论争论中度过。他们不工作,广泛地学习,总是在寻找论据,寻找历史范例以及光辉的先贤们败在对手之下的由来,思索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国内斗争的原因。这个“战斗中心”超越了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和其他众多小派别的争吵习惯,沉浸在理性的状态中。人们将看到这个“战斗中心”将部分地领导暴乱(同样为了人们能行动起来)。达尼埃尔•林登贝格注意到这个中心,很正确地在1988年3月的《心灵报》专号上评论它。萨特,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行动“赎罪”的说教者,突出于这个成长的年代之上。尼赞,浪漫派,革命者,以历史及对当代问题的表态和行动向这些狂热的学生们展示英雄形象。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更自由的共产主义研究吸引着活动分子们。他们贪婪地读罗莎•卢森堡[1],卡尔•柯尔施[2],葛兰西[3]和青年卢卡奇[4],也回忆二战时期法国的抵抗运动。马斯佩罗是个官方出版发行人,也可以说是官方同样活跃在其中。还有克里斯蒂昂•布尔儒瓦,一个蕴藏着争议的折衷人物。大家依然沉浸于鼓动世界共产主义的复杂争论中,从哈瓦那到北京,寻找着新的革命道路,思考着对最刻板的马列主义进行安德烈•戈尔兹[5]式的现代主义改革。总之,他们意识活跃并执著地思考生活。但在1968年,这个中心倒比三四年前缺少了活力,它不再进行学生群众的工作,过高地估计自己,只剩下令人生畏的活鱼仓式的政治框架以及梯形教室里的几个领袖、大会发言人和示威的组织者。现在在这个中心面前摆着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难题,也就是对他们部分掌握的学生骚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大学骚动和一些罢工为什么会反对这样或那样的改革计划。
   两个决斗场隐藏着周期性的对抗。首先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守着伟大过去的某些威信,在既定框框里矫柔造作地辩论,这并不能挽救自己的迅速衰落。不管怎么说,这在巴黎只能算是一个战斗机构在下苦胆碱式的赌注。在五月的前夜,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为统一社会党的学生们所操纵,只能争取相对的多数和等待对手分裂的好处,主要是托派分子的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分裂。雅克•索瓦热奥操纵着少数工会,这个来自迪戎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用了10年时间组织工会运动,但说穿了还是带点国家性质的手段。索瓦热奥刚加入了统一社会党,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活动是他顽强和巧妙斗争的第二时机。两个组织网络在一个行动领域里竞争:“全国越南委员会”(CVN)特别想从共产主义青年(及其他组织)里找回活动分子,并接受一些左派权威人士的领导,如让-保尔•萨特和教授罗朗•施瓦茨;“基层越南委员会”(CVB)主要来自“群众组织”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基层”,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由此获得现场活动的特权,他们模仿越南共产党的宣传方式,从而采用更好斗更狭隘的宣传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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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不盲从考茨基的权威,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在革命问题上留下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列宁曾对她的民族问题、资本蓄积论、党组织论、农民问题做过评判。她在德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在理论上不间断地指导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1919年1月15日,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国际部长诺斯凯部下士兵杀害。终其一生,不愧为革命的斗士和伟大的女革命家。——译者
[2]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现代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参加过1918年德国革命,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因撰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既批评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遭到两方面的批判,1926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专事著述。曾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译者
[3] 葛兰西(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领导创立意共,为中央委员,曾出席共产国际第四第五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为意共最高领导人。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匪徒逮捕,在狱中折磨而死。著有《新秩序》《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狱中札记》等。——译者
[4] 卢卡奇(Lukacs,1935—— ),1935年1月29日出生于工人家庭,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从1964年起任巴兰尼亚的共青团委第一书记。在60年代初才20多岁,西方称之为“青年卢卡奇”。——译者
(录入者注:译者此注失实,卢卡奇年谱应为1885——1971。以下为天益马克思主义版的“后新左派”网友提供的卢卡奇简介:
1885年出生,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发表《心灵与形式》,1916年发表《小说理论》,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并参加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1919年秋)流亡维也纳,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8年发表《勃鲁姆提纲》,1930年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去莫斯科,1931-1933年移居柏林,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再次移居苏联直至1944年返回匈牙利(期间写作《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1949年匈牙利出现所谓“卢卡奇辩论”迫使他辞去党内职务,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恢复名誉,1956年10月参加纳吉政府(文化部长),匈牙利事件后被流放到罗马尼亚,1957年春天重返匈牙利,1961-1971年写作《社会存在本体论》,1963年发表《美学》,1967年重新入党,1968年写作《民主化的过程》(1985年出版),1971年6月5日去世。)

[5] 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1923—— ),法国当代思想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代主义的改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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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三章  农泰尔发生骚乱(1968年1——5月)



   大学和青年危机需要拥有它的典范。在学校里的典范是农泰尔文学院。农泰尔文学院,一座新型的具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在贫民窟和阴暗的小屋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围绕着一个游泳池呈椭圆形地分布着戴高乐主义的城市设计家汇集的一片了无生气的建筑杰作。建筑是灰色的,呈几何图形的,在水泥立方体之间是稀疏的草坪。建筑工程的泥浆从没停止过包围大学的环境。大学开有文学、法律、经济、人文等超敏感的学科,主要接受混合性居民的学生,同样的学生证汇聚着他们。富人区后代的小车占满了小型合作社的停车场,苏格兰式的超短裙,紧身的设得蓝毛织品和发亮的高跟长筒靴充斥梯形教室。在他们中间,出身比较低微的不满现状的学生一般带着很不协调的怪态,这与课堂过于严肃,校园政治的曲折很有关系。绝大部分活动分子出自学生公寓——城中之小城。巴黎8个集中的低租金住房(HLM)区在这里就有两个,大门口都有一个心平气和的守门人看管。离这些冷漠的墙壁100米远的地方还有一片瓦楞铁皮房搁在那里。到处挂满了衣物,等待着恒久充满公厕气味的风来干燥,穿着褶叠裙的纳伊族和非洲的年青姑娘们踩着泥浆小心地行走。公寓里的大学生们随时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一门社会学课。
    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形成一个隔离的社会,睡得晚,夜生活活跃,共享散乱的读物、音乐晚会和没完没了的闲谈。这一切又被重新活跃的小派别生活所刺激。农泰尔的“疯人派”就是在这种使人疲惫的环境里得以充分发展的。他们好煽动、好斗、好耍笑又无法受到检查,如此造就着五月的为数并不多的先驱。在领导运动爆发的年表里,农泰尔虽处于次要的地位,然而在报纸的末版里,农泰尔的活动曾长久是被挑选的对象。
    首先重登舞台的是电影摄影机,总在伺机待动,摄影师让-马克•戈达尔早就嗅到了农泰尔。中国人塑造形象——少许有点严肃——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却震动了每一个活动分子的心:安娜•维娅藏斯基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的小女儿,在摄像机前面滔滔不绝,无所畏惧,不愧一个前驱战士。


达尼和游泳池



    富歇实施的改革,修改了教育的分布,但搁置了相对棘手的问题。农泰尔自上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看来必须实行格拉潘院长的关于复课的折衷主张。格拉潘是抵抗运动队员和左派人士。他与学生的对话是宽容的也是不安的,格拉潘向长时间抗议学校壅塞的“疯人派”让步。签字的时候,农泰尔市的共产党人市长巴尔贝带来了他对罢课者的支持,但遭到大学生们的辱骂。
    农泰尔的动乱与政府的意见相差甚远。政府认为自阿尔及利亚所掀起的风暴之后,国家已选定了掌权者,走上繁荣昌盛的平稳道路,在祥和的气氛里,一点也卡困难不出动乱或造反的迹象,法国社会富裕,它的领导人正在做着伟大的梦。在1968年新年祝辞里,戴高乐将军还能做一个没有人想反对的声明:“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我们像麻痹人那样对待危机,以至于重温往昔的灾难。”
    1月8日,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决定去视察农泰尔文学院的游泳池工程,50米长的罕见的池子可以代表政绩。工作有实效而勤勉的部长是戴高乐的新信徒,在他被任命时,戴高乐召见他并嘱咐道:“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我不能影响你,但你会看到,有些事情或问题……”于是,米索夫像猎人一样上阵,召集了一支专家队伍,在一堆研究和预测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他们能预测革命吗?在书的结尾部分对青年人明显地给予了嘲笑:“法国青年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这关系到所有的重大问题,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他们不相信会有下一次战争,他们应该特别相信建立在工业效率、内部秩序、居民团结基础上的前途。”
    在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来,《白皮书》是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当时,大学城正处于由访问女孩子的要求问题而引起的周期性骚动之中,这时青少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显示出性伦理转变的必然性。奉命的白皮书,经米索夫塞进了有问题的话,于是,当部长结束了他的视察,拒绝格拉潘院长谨慎指给他的一个小门出去,而走向等着他的大学生们的面前时,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靠近他,有火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科恩-本迪:“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2]。”
    不幸的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提高了科恩-本迪的威望。官方的权威被这位显职部长的如此过失所损伤。谣言首先从握有认同权的“疯人派”领袖们那里迅速传出来。说通过咨询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先生,科恩-本迪寄了一封很谦恭的信给部长,请求把口角之事一笔勾销。因为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没有法国国籍,害怕随时被驱逐回德国,他宁愿公开悔罪。另一个谣言据说是从共产党里传出来的,说什么弗朗索瓦•米索夫[3]的女儿弗朗索瓦兹的小情人20岁以后将成为希拉克派的众议员,并且以弗朗索瓦•德帕拉菲厄的名字。真是无稽之谈,两个年轻人年龄不同,又互不认识。这个时候,游泳池旁的英雄大概仍然再继续他的活动。
    1月24日,“疯人派”在大厅里示威,因为格拉潘的让步、努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果实。示威者的主要标语是如此评判的:“格拉潘,纳粹!”左派老师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高唱:“啊!够了!够了!莫兰[4],勒菲弗[5],我们讨厌你们!啊!够了!够了!还有那个图雷纳[6],我们要你们的命!”这一切,格拉潘院长终于终结了他的自由主义。警察蜂拥闯入大厅抓闹事者,毫不在乎的大学生们立即手挽着手,团结一致。这就是开始运转起来的五月的机器,只不过缩小了而已。
    在右派老师的压力下,院长决定用学院传达人员组成一支辅助治安队伍以应付“时难”。经部长同意,格拉潘决定安排考试打发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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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索瓦•莫尼亚克(Frang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当代享有盛誉的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译者
[2]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可能没记清当时说的话,他可能说的是反语“希特勒万岁”。某些作品说是另一个学生最后对米索夫的反驳。
[3]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已经弗朗索瓦•米索夫对证。
[4][5] 农泰尔文学院突出的右派教师。——译者
[6] 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农泰尔文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作家,科恩-本迪的任课教师。五月后著有《空想共产主义》一书,倒是同情运动的作品。——译者


工人的警报



    学生在1月末的骚动里不是孤立的。在几乎完全平静的社会环境里,几次工人冲突使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26日在富惹尔专区,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代表着上年关闭的十家企业。这两个产业部门的雇佣工人占此地就业人口的67%,三分之一的居民在20岁以下,尚未算在就业人口之内。1967年,这里仅创造了206个职位,935个工人失业。富惹尔的居民清楚他们还要为工业戴高乐主义的所谓经济调整效应付出严峻的代价。11时,工人们在专区政府前面开辟了一个“失业广场”,然后,一名代表被专区区长舒梅尔接见。这时,一个青年团体翻过专区政府的铁栅栏并打碎玻璃窗,他们还扯下国旗踩在脚下。警察追捕着他们。下午继续动乱,宪兵们开始承受雨点般的石头。催泪瓦斯的气味弥漫富惹尔。
    在岗市萨维扬工厂,一场罢工已坚持了三天。现代工厂都雇有一支来自农民的熟练工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CFDT)的会员。在经过几次冲突取得了交通补助和食堂津贴之后,大多数工会表决终止全面罢工。市政府凭借宪兵别动队排除了罢工纠察队的阻碍,但5000名工人中仍然只有500人回到工厂。1月26日,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支持下,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决定在岗市举行一次集会。前一天,岗市的第一支示威队伍被共和国保安队武力驱散,但学生和工人还是肩并肩地重新出现在岗市的街头,他们生气勃勃,东突西撞,很快与宪兵爆发了殴斗,螺栓、铺路石、莫洛托夫式的土制催泪混合物[1]纷纷投向宪兵队,宪兵们用橡皮棍回击,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宪兵别动队占领了工厂,此后,劳动者仅仅在29日重新占领了工厂。1968年初的这两次有特征的工人与宪兵的冲突,生动地表现了工人暴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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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群众示威中,一些群众往往自制一种催泪瓦斯,起先是女士们用于防暴徒的,后来用于对付警察。群众称之为莫洛托夫鸡尾酒。——译者


巴黎大学被占领



   1月中旬,活动精英们还沉浸在国际主义里,这已经是传统了。世界处处都掀起了强劲的学生运动。在越南战争的推动下,所有西欧大学校园都发生了持久的骚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青年就起来造反,反对他们长辈的梦想。贝克莱[1]一头扎进反文化里。杰斐逊•艾尔普兰[2]的摇摆舞,俏男靓女和幻觉象征得以普及,加利福尼亚[3]在所有向往自由的青少年眼里变成了谜。
   法国学生的领袖们经常会见他们的外国同类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专职人员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国际性接触,旨在西欧工会会员、学生和左派分子之间建立一些协调性的组织。这次是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UDSA)在柏林组织的全国革命者大会晤,有两万青年参加,其中有300名法国青年。他们举行了一个长达80小时的集会,然后徜徉在柏林大街的胡志明、切•格瓦拉、列宁和卡尔•李卜克内西[4]等革命领导人的画像下。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托派领袖;鲁迪•杜奇克,德国革命青年的领袖;阿兰•克里文,掌握着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的发言权。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那儿是一个反常现象,似乎是法国人被德国人的奇想所诱惑。德国人对法国的组织及其僵硬的主义感到吃惊[5]。他们都从这次会晤里获得了补充力量。
   2月21日,巴黎的不满现状者组织了一个“越南日”。电影、讨论、报告忙坏了大学生们。自年初以来,“越南委员会”有所壮大,“全国越南委员会”和“基层越南委员会”两个竞争的组织继续它们阴暗的争斗。亲华派利用越南共产党的名义传播一些教条得可笑甚至惊人的小册子。青年列宁联盟在小册子里原样地模仿北越共产党的修辞,欲使读者反感以挫败敌对组织的修正主义。不满现状者们不同意“给越南和平”的标语,决定缓和,它们更喜欢“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的战斗标语。亲华派们之所以争来后一标语,因为他们认为,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面对这些不断的分裂,惟一的办法就是像“3月22日运动”那样超越分裂。农泰尔行政楼的占领更加绷紧了“3月22日运动”与院长之间的关系,何况占领时还发表了“142人声明”,响得如同宣战声明。科恩-本迪已安排在29日(星期五)围绕革命主题进行全校性辩论。院长反对,决定推迟10天复课。学生们仍然聚集在关闭的教学大楼脚下。有人担心西欧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因此走下坡路。亲华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栅栏,在所有的入口安排警戒哨,把校园变成了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但“西线无战事”。晚上,主要由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中的“社会党左派”的老成员让-路易•佩尼努,马克•克拉韦茨以及全国学生文学联合会(FGEL-Sorbonnte)的秘书布里塞•拉隆德组成的一个活跃的小团体“大学行动党”(MAU)在巴黎大学组织了一个集会。当农泰尔人到达时,警察各就各位保卫了这所古老的大学。当局禁止集会。科恩 -本迪拿着一个扬声器果断而蛮横地号召:“我们占领农泰尔行政楼已经有几天了。既然我们来到这里,那就同样干吧!”于是,学生们占领了笛卡儿梯形教室。警察动也没动一下,因为穆里斯•格里莫已向部长陈述了他的主张,他宁愿远远地离开,宽容这种混乱,让学校当局自己去应付。
   这样,行动之后接着行动,学生运动逐渐团结在农泰尔人周围,这是五月机器的一次小型试车。权力瘫痪,与“法西斯分子”小有冲突,咄咄逼人地反对法国共产党,直接地请愿伴随着革命的修辞,如此的混合将是具有爆炸性的。从中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暴力的程度。2月份,在“基层越南委员会”示威时,亲华派的纠察队把警察狠揍了一顿。已经有了第一次。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下,这又是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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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克莱(Berkeley),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译者
[2] 美国六七十年代中家族式的摇摆舞团体。——译者
[3] 主要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及柏克莱分校——美国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发源地。——译者
[4]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berknechet),与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德国女革命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译者
[5] 作者与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他们谋杀鲁迪!



   农泰尔恢复上课,校园面目一新,标语张贴都揭掉了,墙壁重新上了漆。但离“3月22日运动”泄气还差得远。总是自由主义的院长格拉潘还是拨了一个有500座位的梯形教室以供学生政治集会。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认为这是对他的威信的损害,必须至少有1000个座位。于是,“3月22日运动”拒绝指定的梯形教室而占领了另一间大的。
   学院当局没有办法只有切断电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黑暗里站起来大声喊叫:“如果不在两分钟内亮灯,我们就去会议大厅集会。”灯又亮了。从4月4日起复活节放假,才有了一个缓冲的余地。然而,4月11日16时30分在柏林又发生了一件事:青年约瑟夫•巴克曼在大街上边走边踢球,几次把球打飞到经过居尔菲斯唐达姆街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头上。这个人就是鲁迪•杜奇克,德国持不同政见者阵线的头头。新闻马上在欧洲所有活动分子里传播:“他们想谋害鲁迪!”“他们”是指守旧派的阴谋,有权势的阴谋。敌人被指明了,一个心理上的罪魁祸首,甚至是有影响:施普林格组织,是法国一个很普及很反动的报纸《比尔德》的监控网络。当晚,示威者包围了施普林格组织在柏林的处所,多亏警察艰苦地斗争才制止示威者进入,但示威者仍然闯入了停车场焚烧了10多辆轿车。
   第二天,一行人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高喊:“施普林格,杀人犯!”在奥戴翁剧院前面,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的一个代表发表演讲,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接着鼓动学生们行动起来。示威者们四散回去请示他们的头头们。就在当天晚上,一大客车警察遭到难堪的追击。
   翌日,在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特别的全体会议。大学生联合会因农泰尔骚动分离出拉力,像大学生活动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贝壳马上空了,尤其在小团体世界中的对立派别的战场上。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不是用一切办法热烈地支持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举,而是未经调查地做决定,不负责任地对待农泰尔骚动。直到1968年4月,那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在本来就脱离社会的大学生中仍然是个脱离者,全国学联副主席索瓦热奥不认识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必须等到5月3日,学生们的集体被捕才可能使他们清醒一点。五月的帷幕拉开了,五月的历史实际上是学生政治的老前辈们与农泰尔的捣乱分子之间的力量关系颠倒的历史。
   软弱无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被统一社会党学生所操纵,它的主席米歇尔•佩罗德想放手变辞了职,统一社会党学生的活动分子,25岁的索瓦热奥替代了他,没有时间进行规范的选举。22时30分,“西方特遣队[1]”闯入会议厅,战斗虽然短促但很激烈。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迎头痛击。进攻者逃走后,人们才注意到有好几个人受了伤。
   托派分子趁机指责统一社会党学生并暂时赞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方针。他们到午夜才散会,没有结果。索瓦热奥留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而不是主席。统一社会党学生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商妥建立联盟,共同防御托派的野心。在大风暴的前15天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没有组织也没有头头,陷入衰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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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极右学生组织。


朱坎——犹大



   第二天,轮到皮埃尔•朱坎尝试不满现状者的愤怒了。当他到农泰尔出席一个会议时,共产党的大学生们邀请了他,一条狭长的欢迎标语展开在梯形教室里:“工人阶级和学生唾弃修正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亲华派决定给予他的有力一击。亲华派为防止因研究法共和法国总工会(CGT)的“有益”因素所困惑,决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他们认为的法共内部最为“修正主义”的分子,皮埃尔•朱坎名列其中。当时,马列主义者们估计他会变成“法共的勒克尼埃[1]”。当他一登上讲坛,在梯形教室高处聚集的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便刷地举起耀眼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喊叫声盖住了这位发言人的声音。随着“朱坎——犹大[2]”的喊叫,罗贝尔•林哈特急忙拉他走。这位代表已没有其他的出口可逃,只有从有人指示的一个暗门里溜了出去。他消失了,被亲华派的忠诚带走了。这又是一个先例。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转向用暴力反对法共。
   罗朗•施瓦茨,一位受尊重的教授,左派形象,接替“小兔子朱坎”,从此以后,亲华派就给朱坎起了这个绰号。这次想阻碍施瓦茨发言的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施瓦茨是学生们的“挑选者”,他想以这个名义取消工人运动。科恩-本迪表示反对。施瓦茨立即懊悔自己又从朱坎的观点出发,接着他准备在最有希望取胜的方面进行辩论,即从说话有力方面。托派分子们对亲华派保持尊重,不准备为施瓦茨辩护,但也不想看到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中的朗贝尔[3]派光彩太大:“让施瓦茨去说吧,如果也是个坏蛋,大家都会反对他的。”施瓦茨尽量选择恰当的词语,以避免受奚落:“这决不是要使你们颠覆戴高乐的农泰尔处于无力的状态[4]。”
   4月26日又是科恩-本迪够紧张的一天。这次,所有“3月22日运动”的青年都参加了静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大学生注意广泛地参与,带着满意的神情观察着大学生政治的一切成分,除了共产党员,都到了场。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也来了,带着罗朗•卡斯特洛的声音,这个前“意大利人”的老草原,一个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因为前几次未到场,他作了自我批评。“红色达尼[5]”赢得了召集者的饰带。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决定把5月2日和3日定为两个“反帝日”。
   第二天,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被捕。因为几天来,一个宣传小册子在农泰尔流传,上面再次加有“3月22日运动”的印记,绿色的封面上印着《5494号乙公报》(5494号增刊)。人们能从里面读到运动全体会议的公报。封底特别用了玫瑰色,以提醒注意,正面用形象表现《国际歌》的歌词,反面是硫化的字:“莫洛托夫式自制催泪瓦斯混合物的制作方法”。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然而却触到了警察局的尊严和大学当局的要害。谈到科恩-本迪被捕需要补充说明一个右派学生的事,他叫伊夫•凯旺达埃尔,在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FNEF)总部前的一次争斗中受了伤,这个右倾学生联合会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的对立面。伊夫向科恩-本迪谈了事情的真相。当时是4月27日8时,红色达尼在他居所的大门口被警察喊住了,这个右派学生亲眼所见。
   警察开始越过农泰尔文学院的围墙拘捕骚乱分子,这将引起政府阴谋策划的疯狂。格里莫不想做殉难者[6]。他为迅速释放“3月22日运动”的领袖辩护,他认为在避免动乱的希望里,不能忽略农泰尔的出现,他强调骚乱是在农泰尔内部发生的,为什么不让学校当局去面对它的闹事者呢?事情一直提交到蓬皮杜那里,他选择了宽容。大约晚8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被释放。诱发动荡的导火线暂时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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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1965年总统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得票不到16%。——译者
[2] 犹大(Judas),耶稣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后来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译者
[3] 朗贝尔(Lambert),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一个成员,创立托派组织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后改为革命学生联合会,亦称“朗贝尔派”。——译者
[4] 农泰尔事已经所有发起者或多或少地叙述,参见让•贝尔托里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5] 指科恩-本迪,因其头发为红棕色,都如此称呼他。——译者
[6]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西方”组织



   不幸的遭遇使“红色达尼”成了知名人物。在法国高等法院宫的大门口,摄影师们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站着,长长地。他回到农泰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说:“我同这个星期融会在一起了。”随后的欢迎会上,笑声中,他继续说:“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看来我是带头者、领袖,那么,我放弃个人崇拜。”
   第二天,4月28日(星期天),圣热尔曼-德普雷广场上,中午的阳光下一片静谧,游人和闲逛的人安详地坐在弗洛尔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吸着春天的空气。突然,一辆“4L”粗鲁地停在雷内街44号门前[1]。原来在那里,有一个好斗的巴黎极右派罗歇•奥兰特尔以“受共产党侵略的南越遭难者战士”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展览。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认为“法西斯分子”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一个行动由让-马克•萨尔蒙精心准备起来,他是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纠察队的队长。“4L”里装满了橡皮棍和铁杠。一群紧贴着一座建筑物的墙壁静静地等待着的青年人,在一部分人从车子里抽出武器的时候突然冲向那个展览的门口。奥兰特尔是驻印度支那和秘密军组织[2](OAS)的老兵,与一个20岁左右的光头青年一起在里面。冲进去的人与里面的人像魔鬼一样地打了起来。展览厅里面的人在进攻者的人数优势和突然袭击下被赶了出来。展览厅被破坏,里面的极右分子都被痛打了一顿。不一会,青年列宁联盟便停止了这次杰出的行动。这个“西方”[3]团体由阿兰•马德兰,阿兰•罗贝尔和热拉尔•盖隆领导。此后“西方”发表了一个全面战斗的声明以示抗议:“从此以后,警察将只能收拾躺在拉丁大街上受伤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猎区是开放的,将只有我们来消灭他们。”这誓言不是放空炮,“西方”像它所说的那样做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尽管它的实力十分薄弱。从那时起,所有左派学生都清楚敌人的反击将随时爆发并将是激烈的。极右派的燧石开始与极左派的燧石摩擦,星火燎原已经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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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时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 从事恐怖活动的“秘密军队组织”。诞生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反对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译者
[3] Occident “西方”,喜欢暴力的学生右翼组织,诞生于1964年到1965年,由一些好战的赞成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人领导。——译者


一切正常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乔治•蓬皮杜在他起程访问巴基斯坦之前的48小时,还在“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Ud——Ve)的办公室里概述当前的事务,他这个老联盟草原为了新共和国联盟(UNR)而鼓动。总理总是高兴的。他说:
   “刚刚否决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充满了反对的声音。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多数的基础上的。只有新闻对左派感兴趣。
   “关于大家所争论的第四个星期的给薪假问题,政府将避免社会的竞相许诺。
   “学校和大学方向的改革计划将引起一场丰富多采的有益的大辩论。”
   乔治•蓬皮杜不是孤立地在为第五共和国的稳定及政治、社会的安宁奠定基础,所有的部长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门研究有关这个性质的事情。在4月份请愿照例进行时,让-马赛尔•让纳内接见了工会的领袖们。接近尾声时,这位劳工部长平静地询问,大家也都平静地回答,几个工会部长悄悄地对他说:“秋季前大概没事。”一个有点腹痛病的工会部长却想动手术,决定进医院躺到7月份,就是为了在最动荡的时候停止活动[1]。
   5月1日的游行是由总工会组成的,好几年来,“5•1”的集会方式已由游行的方式所代替,第一次进行得如此平静,除了在菲耶•迪卡尔韦尔地铁站前发生了总工会会员和学生之间的一点争吵。科恩-本迪和青年列宁联盟的领袖罗贝尔•林哈特痛快地把他们骂了一顿,总工会会员们也同样回敬了他们。“红色达尼”大概是唯一相信在未来的一周里动荡将高涨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在一些学生领袖怀疑的眼神下,他发言赞扬农泰尔的斗争并预言春天的斗争将更激烈。5月以前,在拉丁区差不多每两三天就有游行,为越南为鲁迪•杜奇克或者反对“法西斯分子”。5月初,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些小团体在战斗的浪潮之中处于沸腾状态。然而半职业性的学生政治活动家们都认为大的活动只能定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即政府选择入大学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2]。
   3月中旬,皮埃尔•维昂松-蓬特[3]因一篇文章声名鹊起。这篇文章以《当法国厌倦时》为题发表在3月15日的《世界报》头版。他预言风暴将来临,这至少使他保持了大记者大手笔的声誉:20年后,当我们再谈起这篇半传奇式的文章,可能觉得他的预言有许多细微的差错,但他对那种环境的评论却是绝妙的:“真厌倦,这已成为今天公众生活的特征。”第一次大的国际动荡及所导致的外部冲突,迄今已有30多年了。动荡将影响到每一个国家,“青年人感到厌倦”,他们困扰,仿佛感到“被诱骗”。对男孩子拜访女孩子的权力要求问题,维昂松-蓬特认为学生为之斗争的原因出自“狭隘的人权观念”。“戴高乐也感到厌倦”,但他要领导下去,尤其当他感到处于风暴中的国家尊严更需要保持完美时。维昂松-蓬特的某些话同样具有预见性:“法国人通常是为改变而热衷改变,”但“左派政权会比右派政权更使人高兴吗?”“人们没有热情,一点也不想建设法兰西。”当公众社会还处于积极状态之中时,皮埃尔•维昂松-蓬特却如此悲观。“小小的法国几乎缩小的袄只剩一个六边形的本土,这不是真正的不幸,也不是真正的昌盛,与世界和平共处,也没有大的办法左右世界事件,对我们来说,热情和想象力是比福利和扩张更必要的东西。”出于某种限制,在文章结尾他说:“一个国家也会在厌倦中死去。”总之,维昂松-蓬特感到了某种不安,但他并不急于进行他的下一个爆炸性的评论,而是转而向国家领导人无力的躯干里吹一点改变法国的生气。他是最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的人之一(如果把科恩-本迪除外),他认为国家如果萎靡不振,就应该向权势集团提个醒,与其要使公众社会信任,不如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对公众社会进行激流式的回报。但这样明显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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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两个细节都是让-马赛尔•让纳内与作者的谈话所叙述的。
[2]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3] 《世界报》记者。——译者


星火燎原



   动乱的星火在农泰尔闪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5月2日,星火燎原起来。两个“反帝日”的第一天的活动由于“3月22日运动”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而中断。在这48小时里,辩论、放映、秘密集会必然地充满了农泰尔的革命。“红色达尼”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安排的方便要求有一个大厅。会议厅本来已给他们了,但他们嫌小了。学校当局任凭他们再三请求。他们终于强占了行政楼。下午,历史教授勒内•雷蒙在他上课的梯形教室的门上看到一行字:“雷蒙教授的课不在此进行。”这话刺激了他,他仍然和来上课的学生们进去了,当他看到自己的讲台上有一排长椅,不得不让步了。他感到愤怒。
   从上午起就呈现出紧张的气氛,学院里风传极右派要来干涉,大家传阅着从巴黎带回的“西方”的传单:“我们将在5月3日(星期五)亮相,我们有能力与红色恐怖对抗并将采取非此不可的办法稳定秩序。”这就是动员令,农泰尔的学生群众都赶来增援,亲华派最卖力,游击专家们也跑来参与保卫学院。他们到处安置警戒哨,用大卡车运输装满螺栓螺钉和石头的箱子,还去附近的树林里砍树枝做弹弓,雄壮的武装到处展开了:“伞兵们,你们逃避了奠边府[1],你们不能再逃避农泰尔。”在这阵狂热中,大家又获悉“3月22日运动”的8名领袖科恩-本迪、迪特伊•卡斯特洛等被纪律委员会传呼,将在5月6日再次举行庭讯的消息。科恩-本迪再次召集所有的小团体研究如何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潘院长已没有勇气再面对新的事件了,而向他的同事们咨询,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关闭学院。终于用公告宣布了这个决定。
   不满现状者们决定第二天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里集会鼓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也决定号召进行一次抗议活动。“反帝日”并没改变大世界。明天,面对镇丫的恐吓,学生群众可能会更激动。“西方”星期五的“通牒”,他们已经看到了,是具有爆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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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经过57天的战斗,解放了奠边府,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给法、美帝国主义致命一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协议签订,法国不得不同意停战撤军,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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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四章  法官们的周末(5月4--5日)



   自5月3日(星期五)晚上起,初生的运动才具有一个非正式的多变的然而是有效的领导机构。关着小团体头头们的歌剧院警察分局在午夜前一会儿释放了他们,他们不久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亲华派和阿尔蒂塞派的堡垒,与阿兰•热斯马尔汇合形成运动的一个领导机构。


学生参谋部



   统一社会党学生(ESU)的全国性领导在1968年是29岁的讲师热斯马尔[1]。一年来,他同时主宰着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F-Sup)的命运,使它摆脱了法共的传统影响。著名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是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成员,它是大学请愿活动的传统合作者、协调者,也是教育部的对话者,经常进行有生气的讨论,影响到所有的左派。一些年来,该会一直在请求实现大学的现代化气派,然而是徒劳的。有经验的政治家比学生领袖们老练得多,也比他们更接近其他工会的负责人。热斯马尔对最近的事件立即有反应,他的态度对有争议的头头们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他能给予他们一个全国性的前途,也能给予孤立的组织所缺乏的常规的代表性。
   一得到巴黎大学事件的报告,阿兰•热斯马尔就冲向拉丁区,他是在战斗发生以后到达的。21时,在他与能找到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领导成员商议以后,便下达了全面罢课的命令[2]。这个命令影响很大,因此在前些年里,每当警察与示威者有冲突时,学生领袖总是缠着所有的工会请求用公告形式表示一般性的支持,或只是象征性地加入示威队伍。这一次,多亏了热斯马尔,迅速地表现出超越。
   近凌晨2时,会议在高等师范学校令人敬畏的地方举行,所有的组织都到了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22日运动”,克里文代表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韦贝尔代表的统一社会党学生,布格罗和佩尼努代表的大学行动党,林哈特代表的青年列宁联盟。这是令人生畏的一伙,都是有经验的活动分子,都具有五年或十年的政治斗争实践。机会终于来临了,他们都知道一定要抓住。
   会议召集者,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粗鲁的发言人罗贝尔•林哈特第一个发言:他认为拉丁区的骚乱仅仅是徒劳的,必须改变观点,必须走出大学到工厂里去。其他的代表一致大叫大嚷地反对起来,这刺伤了亲华派,他们在林哈特讲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时愤然离开了挂有黑窗帘的会议厅。直到5月10日,亲华派还在进行分析讨论:这个运动将是革命战士的陷阱,必须离开拉丁区,寻求与人民的结合。在整个学生运动进程最狂热的第一周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固执地留字运动的外面。
   从这以后,其他组织的领袖们每天晚上都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驻地——王子先生街集会,他们成了运动气候的富有经验的气象家,迅速地测量动荡程度和注意用暴力取胜的火候[3]。毫无疑问,这里近乎日常地为风暴作准备。他们决定最近进行两个示威活动:一个在星期一上午,为支持科恩-本迪、迪特伊等被纪律委员会追究的学生;另一个示威是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星期一18时30分。然后他们分散过夜。从第二天起,大学行动党就开始在圣米歇尔大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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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smar),统一社会党学生的主席兼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主席,五月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译者
[2] 作者与阿兰•热斯马尔的谈话。
[3]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睡  觉……



   像许多政治危机一样,首先是个长长的时间系列,五月是夜以继日的一个月。在运动开初渐强的时候,所有的角色们精神饱满。骚乱十天以后,他们开始疲惫、意见平庸。缺少睡眠的一伙人能在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吗?经过高度紧张和只有短暂休息的两三周后,主角们的清醒意识、冷静分析和旺盛精力都大大衰退了。战略性的错误、疯狂、惊慌、泄气、逃跑、辞职、精疲力竭等等,在这次运动中从未间歇过。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方面就可以写一部五月运动史。乔治•蓬皮杜是耐劳的,他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从未衰退过,他借助阿司匹林的特殊消费夜以继日地琢磨各个组织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他相比,夏尔•戴高乐就没有保持这个间距,年龄的重负已沉重地压向这位力量的巨人。贝尔纳•特里科[1]认为他的爱丽舍宫办公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总统的健康熬夜[2],在戴高乐失踪之前,这决不是托词,他曾向总理说明戴高乐需要到科隆贝好好地睡一夜以应付时局。
   同样,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危机临近顶点时,在身体上也需要休息一下。后退一步是为了猛冲。他准备去培植这个运动的德国恢复精力,这将使法国政府乘机剥夺他在法的居留权。警察力量的薄弱和法国司法警察总局参谋部的软弱是穆里斯•格里莫的主要忧虑之一,他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调集武装部队以补充宪兵及无用的共和国保安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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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7年至1969年4月任国务秘书,总统府秘书长。——译者
[2] 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3] 指拿破仑•波拿巴。——译者


定   罪



    5月4日(星期六)拂晓,克里斯蒂昂•富歇查阅新闻。从舆论上看,争论是激烈的,影响是极大的。能去骚乱中心现场的记者们都触及到暴力扩展方面的或其他的问题。内政部长焦躁不安,他大概感到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就要从今天白天开始。右派类报纸一无例外地拒绝评论,只有帕皮荣在《费加罗报》[1]上提问:“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吗?更恰当地说,他们应该属于轻罪法庭的范畴。”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好评语。法共《人道报》在对学生的定罪里与政府竞争:“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会导致左派小团体、无政府主义者、托派分子及其他方面的冒险活动,客观地讲,是政府反对学生的政策和手段所致。”前不久,富歇还不知道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一个“非共产党左派”,弱小的象征,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是如此称呼他,他也表示保留意见。都在批评政府“谨慎地宣传任用大学生方式的重要性”。政府就这样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政府还弄不准向哪些舆论方面倾斜。人们看到的暴力也不是单方面的,特别是亲眼所见警察向自发行动的群众还击,而且发展后果难以预料。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弄不清楚是否因为政治手段引起的那种情况——政府是有意识的还是象征性的对学生使用暴力——学生是在玩弄还是在真正反对政府?逻辑上是希望借助暴力消除运动,相反地却会激发运动。当然,警察暴力的主旨并不是在现场抓人,但已渐露端倪。下午的《世界报》批评政府“缺乏冷静[2]”。在学生组织里,谴责已达到夸张的程度。最荒谬的谣言终于在星期五晚上传到示威者中间。传言被捕学生在警察局里受到虐待,还说被捕学生已被警察局杀害了并毁尸灭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这些谣言产生在一定的气氛里,迅速笼罩着示威者。这种气氛首先流露于报端,一些教育团体从中敏感到,接着被热斯马尔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推向高潮,一份左派学生的请愿书被该会的左派教授罗朗•施瓦茨和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带走,消息马上传出来,所有善意的知名人士都企图调解,者在舆论中迅速地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克里斯蒂昂•富歇预料到这一切吗?7时,穆里斯•格里莫[3]被这些最恶毒的谣言呼唤出来。这与前面发生的事件真相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他们能控制这个迅速蔓延的骚乱吗?能在巴黎避免暴力吗?格里莫回答新闻界:总之,不要批评警察局。在这以后应该属于法官们的责任,应由他们判决骚乱者的现行罪,加强秩序,或者如此假设,即将裁决。还有一次,格里莫希望宽大处理被捕的学生。稍后,他召见巴黎检察官若帕先生[4]。对这位检察官来说,要使被捕学生的现行罪成立是很困难的。因为27名大学生是在没有抓住具体事实的情况下被捕的,我们仅仅能怪他们出现在现场,以及在他们被逮捕的时候有运送到现场的一些所谓的武器,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武器的用途,我们也不能归罪他们,因为他们没任何办法处置这些东西。格里莫同意这种说法。当然,坚决地判刑将使基层警察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行列里有许多人受伤。但格里莫不希望再镇丫后面的示威者,他认为宽大处理能平息冲突,使团结的运动中断。这时,路易•若克斯有事招呼他去一下。原来,那天上午,若克斯接待了弗朗索瓦•萨尔达的采访,这位出生在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的律师是个多血质易冲突的戴高乐主义的左派,他与若克斯很熟,常在同一个政治俱乐部里碰面,这个俱乐部是调节戴高乐主义适应进步步伐的众多小团体之一。萨尔达也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之一,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具有调停的声望。他建议代总理把星期一审查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纪律委员会庭议推迟到10月份。若克斯乐意听他的意见,但法国军帽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熟悉爱丽舍宫的气氛,一切让步在将军的眼里都是退却。若克斯脱口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但没有一点着手实行的打算。因此,若克斯需要见格里莫。相反,当若克斯很坚决地把萨尔达的意见告诉格里莫时,这位巴黎警察局局长则暗地猜度戴高乐将军指示的意图[5]。总统还是每天六时起床,接着看新闻,在自信里进一步肯定自己的估计:国家权力不能成了儿戏,让步,还有随后的被迫让步,公共秩序的原则是不可触犯的。
   司法部长,同时是代总理的若克斯给检察官下达指示。在这种时候(如此真有转机吗?),政府的意见对审判官来说是判决的重要因素,他们将依此判决。第一批大学生于下午在10号轻罪法庭被判决,十分审慎,缓期执行。但这些被判缓期的学生们在第二天(星期天)还是会聚在法庭上不走,这是例外的事。这次处以4个学生两个月的拘留。检察官根据政府的策略在他们这一方如此进行。这4个囚犯做了榜样,也将是价值昂贵的4个囚犯。学生领袖们坐在法庭的平台上,法庭向他们分发了警察象征性进入巴黎大学所引起的冲突的补充证据的材料。他们举起“释放我们的同学”的标语,这将是动乱的催化剂,也是给法庭观众席上不带政治色彩的学生群众的催化剂。这些在法庭调查中表现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地来到克里斯蒂昂•富歇的办公室,比闹事者还要有力地大喊大叫起来,何况还有一个警察在法庭上平静地声明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受伤,因为“他们不该参加纠察队,他们活该”[6]。
   对于上级的指示,戴高乐主义在这个周末披着法制的外衣如此地执行了。这有他们的道理:捍卫共和国的法制就意味着捍卫公共秩序。但这样将与整个一代人隔断。下午,体育协会的卡尔卡松和科学委员会的利穆在法国网球锦标赛第13局的决赛里发生争执,格里莫前往静观结果,一边还在拟定他的战斗计划。两个示威活动如期举行,一个是上午陪着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出现在纪律委员会上的示威,另一个示威活动于16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格里莫带着他的计划去见富歇。他准备限制警察最低限度地出现,即使监视着示威队伍也不要干预。富歇表示同意。内政部长本想在这个时候避免戏剧成分,然而在傍晚富歇却又提醒巴黎警察局长:按照法令坚定地、有力地留在那里。格里莫暗里料定这个完全改变可能是将军强制命令的结果。同样地,阿兰•佩雷菲特发布了一个公告,主要确认将举行考试和将惩罚闹事者们。同时,萨尔达回过头来找若克斯,请示关于学生的决定性指示,若克斯无法答复他,只说还要向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查清一个谈判代表的身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政府曾满意地看到学生组织尽管那么强大,但还是失败了。政府甚至取消了每年的津贴,使教育工会陷入财政拮据之中。为什么要使这个垂死的组织复活?萨尔达再一次乖乖地回绝学生组织和教育工会。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于是号召5月6日(星期一)举行示威。阿兰•热斯马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关于他的全面罢课罢工命令的批准书,全面罢课已在星期五下午独立地开始了。傍晚,他在新闻媒体面前就此后的有关运动进程立出了三项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 拉丁区的警察力量。第一个目标是崇高的无可置疑的,为了其他一切活动分子,必须首先释放他们的一切被捕者;第二个目标是地理的——巴黎大学——知识的象征,必须从野蛮中恢复学生共同的人文主义气氛;第三个目标是针对一个单纯的明确的讨厌的敌人——警察局。一个完美的三段式。这个星期一将是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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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加罗报》(Le Figaro),巴黎著名右翼报纸,帕皮荣(Papillon)为该报主笔之一。——译者
[2] 见1968年5月5——6日(星期日——星期一)《世界报》贝特朗•吉罗•德拉安的文章,该报每周六下午在巴黎出版。
[3] [4] [5]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6] 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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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五章 骚     乱(5月6日)



   马居斯[1]在巴黎。头脑有点发热的活动分子们在这一天读到这位在美国避乱的德国理论家的文章,文章称这次掀起的巴黎革命吸引了西欧所有的社会边缘者、社会地位者和反叛的学生们。同时,在巴黎,5月6日上午,是审慎地召开着一个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像是有意为1968年5月6日(星期一)敞开的:卡尔•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影响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马居斯在《世界报》上适时地回答了皮埃尔•维昂松-蓬特的几个问题[2],但没有立即到示威群众中去,他确实错了,在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是他的弟子们占领大街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他们中间,由一个记者团和一小群学生陪同着,在穆里斯•格里莫分派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大约1500名警察的眼皮下,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


出    庭



   红棕色头发的人处于战斗状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显出嘲弄人的样子,穿着格子布衬衣[3],带着微笑和蓝色的明亮眼光,在一个随从队伍的陪同下去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自首”。这次在巴黎大学开庭是为了判决农泰尔文学院的8名动乱者的弥天大罪。这种裁判从来就是很有名的。开除学籍并附加他的外籍理由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使“红色达尼”充满了很庄重的忧郁,其实他是有点担忧一下子牺牲他亲爱的革命前途。这就是有一支奇特的随从队伍陪同这个被告的原因,陪同者中有阿兰•图雷纳、保尔•里克尔和亨利•勒菲弗,一个社会学家和两个哲学家,都是出名的。他们将为“红色达尼”进行诉讼辩护。大学的法规已经一千次被这8名青年所嘲弄,他们知识将从另一方面进行更政治化更激烈的辩论。
   从巴黎大学的第一个事端起,达尼和他的朋友们就逐个拒绝到庭。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他们这次整齐地坐在庭外的人行道上唱着《国际歌》,然后是他们个人版本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流行的卡马拉尼奥歌的旋律,配以“格拉潘烧酒”向农泰尔文学院院长“敬礼”的歌词。尽管庄严的法官立即制止并分组讨论被告们,煽动还是持续了4个小时,从科恩-本迪不逊地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起。在法庭出口,科恩-本迪很干脆地嘲弄:“大家这样消遣了4个钟头。”
   真正的场面在外面。3000名学生前来支持农泰尔人,亲华派第一次散发传单。上午,郊区的工人也不甘落后,但没有成效。意识比较清醒的大学行动党号召立即建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便于在大学里进行运动组织工作。首先在13区,主要在属于“越南委员会”的一些中学范围里,行动委员会组织了起来并开始运作,其他地方还在形成之中。第13区行动委员会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穆里斯•奈曼,“帕比斯派”的托派分子,与他的兄弟一起后来又创建了自己的小团体,另一个是米歇尔•雷卡拉蒂[4],他们并入克里文[5]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迅速地与王子先生街的集体行动方向结合起来。
   活动组织的膨胀与电台和报纸的煽动大有关联,它们在星期五一整天适时地进行了令人感觉麻木的诱惑,它们不是希望人们了解什么,而是希望看到人们能做什么,也使离开大学的前辈战友们在记忆中重现往昔发生的战斗。庭外的示威群众被果敢的一动也不动的且大部分忠实于克里文的纠察队保护着,尤其是那些在星期天改变观点的向来不问政治的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学生们,有了表明他们参加战斗的机会,或只是非常单纯地被当时笼罩着巴黎的时代气氛所吸引:不文明的言行,自觉地突然奋起,意外的对抗,解放者的权威,瞬时的造反,对抗成人世界,合理而又贫乏,负责任而又野心勃勃的悲惨世界。
   科恩-本迪走进法庭15分钟以后,警察开始驱散外面的人群。虽然他们记得必须慎重行动,保持平静,但在这个白天还是爆发了第一阵催泪弹和石头雨。示威者撤退,一小时后又在拉斯帕伊大道上重聚。格里莫任他们如此。这是五月的第一次长征。示威者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稍事休息,开了一个会以后,就沿着封闭沿河马路的障碍物的右侧前进,此次长征历时3小时,经过圣热尔曼大道又来到城区,当队伍到达圣雅克路十字路口时,突然分道向巴黎大学前进。指挥是完美的果敢的。这个继星期五的即兴之作出自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战术策略,是它们操纵着这支队伍[6]。克里文的托派分子们发现一个突破口,就是制造事件的力量,必须煽动思考在紧张局势下的行动以及运动尘埃落定之后的“算帐”问题。确实,一点也不需要托派分子们用太多的手腕来挑起殴斗,群众已陷入激烈争斗的欲望之中,这是在纠察队的所有命令之外的事。扩散骚乱的快感在学生中间像是从来没有的感受。人们处于对抗之中。
   格里莫总想避免与学生接触,但又需要防护巴黎大学。警察别动队突然从学校街蹿出,端着枪,灰尘弥漫。示威者与他们对峙了一会,撤退到莫贝尔广场会合。战斗开始了,首先是命运的“炮”战——催泪弹对抗石头。石头射手们迅捷地向前,冲向警察排成障碍的深蓝色长城,扰乱他们并在疯狂跑掉之前扔出手中的石头。一个示威突击手越过其他人,靠近发催泪弹的警察别动队仅有几米远,于是一个目标突出在他随后的人群前面,橡皮棍举了起来,这个突击手又突然调头奔回队伍,一个错误发生了:一个正在专心筑棱堡的冒失警察[7]面对奔回者和戴头盔蒙头巾的人群,慌忙从雨衣里抽出一根长长的警棍,转而又想扔催泪弹,这项危险的活动需要准确的步伐和锐利的眼光,大概这个警察初学掷催泪弹,人们很快发现催泪弹点火很慢,于是有人捡起这个武器扔还到深蓝色制服队伍中爆炸了。
   紧接着,示威者开始撬铺路石垒成石块带层,为第一线做后盾。突然,一个市政工程用的小屋起火,警察们惊呆了。这一下使他们有了与示威者打交道的观念了,即使不是职业性的,在驱散示威者方面,操作得比以前更迅捷更冷静也更令人生畏起来。
   格里莫不想马上有负罪感,他强令警察停止接近巴黎大学,肉搏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警察别动队只能在凌辱、嘲弄和石头、螺栓、瓶子雨面前持枪立正,只能仅仅借助有机玻璃盾牌的保护。由于这种严格的命令,一个警察在喊叫中倒下了,很快被同事们拖进了大客车。警察队伍充满了克制的情绪。因此,警察十分谨慎地定时轮值。
   警察局长格里莫想掌握他的队伍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办公室徒步去莫贝尔广场,这已是很著名的事了。学生和记者围住他,抨击警察局。“示威者首先采取了暴力。”格里莫边说边想起在巷战中被石头击破额头的警察克里斯蒂昂•布律内。他微笑着,辩论平静地进行着。然后,他说了结束语之后就避开了问题:“在你们中间,将来可能有干警察这个行当的,那么,他们也将必须干好并保障巴黎大街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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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着注
[2] 1968年5月11日《世界报》。
[3] 见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疯人派的春天》,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根据当天下午在莫贝尔广场拍的一张照片,红色达尼穿着花格子衬衣出现。
[4] 米歇尔•雷卡纳蒂不久成为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阵线的纠警队的负责人,30岁时自杀,他是罗曼•古皮的绝妙影片《他30岁死去》中的英雄。
[5]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6]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这一天,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特里克•罗特曼在1968年5月期间是该纠察队参谋,他显然给予了许多影响。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却认为这是群众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掀起的战斗。
[7]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详细描述了这场骚乱。还可在同时的报纸中找到同类描写,尤其在《世界报》和《战斗报》上。


圣热尔曼 - 德普雷大街的战斗



    16时,骚乱因骚乱者的不专心而中断了一会:示威者转移去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动员起来的队伍会合,地点是当费尔-罗施罗广场,时间是18时30分。路途上,他们与到来的一支新队伍并排前进,大家放松地把头巾拉在脖子上,把头盔拎在手中。忽然,约1万名示威者围住了贝尔福地方省的那头狮子[1],激起大家的一阵好奇,不一会,他就消逝在人海了。此间,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朗贝尔派”分子们借口格里莫的突然出现动员大家背上武装袋[2],但没有多少人响应。队伍在一片嘘声中仓促前进。五月的特征出现了:嘲笑僵硬的语言:“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语言的创造开始了。人群欢乐地沿着拉斯帕伊大道向前汹涌。人们唱着《国际歌》,还没唱到第二节,大家又错误地被另外的人所吸引:一些年轻的女人从她们的阳台上向下面扔红色的玫瑰花,并喊道:“资产阶级和我们在一起!”下面一些红旗摇晃呼应,队伍中一阵狂喜。这是在勒内大街和圣热尔曼大道的瓦万十字路口。第一排戴头盔的队伍停止了前进,后面的队伍一排接一排地凝固起来,十分安静的。突然,人们发现约100米远的狄德罗街上有光泽——一排排深蓝色的障碍物,排列在灰色马路上的长筒靴和头盔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示威队在面面相觑,犹豫不决,焦躁不安。然而有头头们在,有擅长冲突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伍,必须向前进,突击手们手持抛掷物冲在队伍前面,示威群众互相观望了一会,然后戴好头盔,用头巾遮好鼻子,队伍重新启动。
   被石块追击的有负荷的警察队伍,害怕另一侧的富尔大街被占领,只有后撤,示威队伍乘机蜂拥前进。这是警察别动队第一次主动后撤,官方为之震惊。
   示威群众还在进行战备的杰作,他们拆掉道路指示牌,捶打石头。从第一条裂缝在碎石路面上产生起,人们就七手八脚地挖掘铺路石,然后分送到第一排的投掷手手中,向深蓝色制服群掷去。几辆轿车被掀翻在地,一些树的栅栏被拔掉。警察同样遭到一连串爆炸的催泪弹的反击。人们奔跑着,喊叫着,对着发光的目标投掷着,有的逃跑,有的躲起来,也有挺而向警察讨还的。傍晚来临了,昏暗笼罩着战场,饱和煤气的空气呛着人们的肺和眼睛,火光映红警察别动队的深蓝色雨衣,到处是玻璃碎片,一些过路者糊里糊涂地挨了警棍,到处听到喊叫、辱骂和爆炸的声音。
   警察局开来了两辆消防车。一块石头正好砸碎第一辆的挡风玻璃,不得不在石头雨面前向后撤。是共和国保安队担负的这个任务,未料却遭到逼近埋伏在背后的石块的追击。一阵惊惶的捕获之后,共和国保安队慌乱地后撤,尽管有官方警棍的护卫。一个掷催泪弹的保安队因避煤气盲目地奔跑,竟可笑地撞在一颗树上。突然,一辆小型卡车驶向保安队员组成的障碍层,从上面飞出的一块石头加速飞翔,消防车的驾驶员在最后一刻喷出水柱,共和国保安队这下可成功地避免了这个飞行器的袭击,只差一点点[3]。维持秩序的警察们仍在原地不动,他们不想组织正面的突击,那么多的示威者一旦被激怒而疯狂起来就更不好办了。警察想好了,过一会,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展开抓获动乱者的迂回行动。果然,人群在勒内街退了潮,慢慢溃散。21点多时,警察控制了场地,追捕还想闹事的小伙子们。这就是暴力行动,胡乱地打击,受伤者猛增,多亏这一次示威者还没想与警察正面冲突。对抗的嘈杂声一直持续到23时。第二天上午,尽管有路政局管理人员的清理,圣热尔曼-德普雷大街似在仍然忍受着旋风般来往者的践踏,到处是掘起的铺路石,破碎的玻璃,烧毁的残骸,经久不散的煤气味。据官方统计,有481人受伤,其中学生279人;81人被捕,40人已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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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出生于法国贝尔福地方省,人们通常称他为贝尔福的狮子。为了解警察执行任务的情况,他步行出门,与示威者相遇,此事成为著名的事件。——译者
[2] 装有石头、螺栓、螺钉等抛掷物的袋子。——译者
[3]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舆论支持学生



    20时30分,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电视里回答青年记者伊夫•穆鲁西的提问。他说:我们是很有耐心的,问题是学生热衷动乱。事件是有组织动乱的结果,必须终止这种“暴力的逾越”。巴黎大学的第一次禁令是合法的甚至是敏捷的。从法律和技术的角度来讲,政府有一切理由对付他们。示威的权力并不包括用石头追击警察。对抗是由有组织的派别蓄意掀起的(主要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以致群众也自发地跟随他们。对他们的大量控告比事实要小得多。警察当中也有许多受伤者,严酷的反击并不是由他们激起的,即使他们在场。
   然而,从政治上讲,官方的控告词没有被通过。对学生群众来说,他们为星期五被监禁的代人受过的学生鸣不平,而且巴黎大学的关闭损害了自中世纪就延续下来的大学独立的传统,虽然检察官菲力普向巴黎学生承诺尽力使警察局和最高法庭避免冷冰冰的裁决,对于警察对逃离者同样冷酷无情地运用暴力表示愤慨,但是法庭还是取消了对冲突真实原因的一切查询,尤其当舆论朦胧地触及到是整个一代人开始被动员起来反对旧制度时,法庭辩论的范畴便有意识地转了向。学生青年自然地赢得了舆论同情,同样也取得了为数众多的教师队伍的不可思议的支持。在警察和动乱者的冲突中,后者自然地赢得人心,只要他们的动乱不使人恐惧,因为恐惧并不是来自他们这一边。一些人消遣地目睹对权力的蔑视,另一些人在橡皮棍的暴力面前大喊大叫,所有的人对活跃的少数派真实而出色的对抗表示缄默,除了政府雇佣发表的纯论战性的结论。殊不知,学生运动一抬手便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新闻凝固着这种舆论的摇摆。《战斗报》发表以《拉钉区的大捕杀》为题的文章,夸张了普遍的感情:警察在狂热的示威者面前缺乏冷静,虽然动乱平息了。曾一贯战胜阿拉伯人和黑人闹事[1]的共和国保安队承担对行人和影剧院集中人群处理的任务,报纸长篇报道他们的暴力行为,包括追击年轻的姑娘。发生在警察局里的难以胜数的暴行也开始被广泛地披露,尽管警察机关予以否认。一个被捕者叙述道:“我被带进警察局,首先进行简单的身份确认……当我从里面出来几分钟以后,就被一个警察十分巧妙地用十字镐柄捅破了鼻子。”[2]在博戎警察中心,递解着一批被捕的示威者,开始以严肃的名义摆布,接着就有些侵犯行为。尽管传闻有些夸张,凌辱和推搡是免不了的事,就像行人进入烟草店一样司空见惯。警察的怨恨,不纯的种族主义,往往使排犹主义者从这里得到发泄。穆里斯•格里莫有责任训斥他的下级并到布满石块的现场热心地要求他的人员保持克制[3]。这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统治阶级开始感觉到了。戴高乐将军继续紧逼他的部长们保持坚定的立场。但议会代表团与爱丽舍宫的决心相反,坚持双向缓和的意见:“先生们,大学需要改革……当然,也不能容忍大街上的暴力。”[4]这不再是秩序也不再是改革。决心好象是无足轻重的事;重要的是应该部分地承认示威者们的要求是合法的。不被人注意的是,议会代表团意见的言外之意包含对戴高乐将军从危机开始至5月29日的一切态度的保留。与此对称的是,法共也应该慎重地修正它对运动的态度。法共指示乔治•塞吉[5]修正他以法国总工会的名义作的讲话,没有人知道他也是在法共的辩论中永远占中心地位的法共政治局的成员。法共总书记还是照例对党内极左的“煽动者”进行抨击。但法共自星期五以来已感到某些情况要发生,开始觉得没有必要马上清洗割伤自己。塞吉肯定他对“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尽管这份对学生运动的致意显得过分雕琢和有条件,但支持意向还是不容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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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六十年代,移居巴黎的黑人、阿拉伯人常游行示威,反对种族歧视或变相的种族歧视。——译者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4]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5] 隶属法共(相对独立)的法国总工会的主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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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六章 长     征(5月7日)



   在工人和学生的示威运动中,学生运动占据了前幕。如何保持下去?如何将这种出人意外的强大动员效果转为政治上的胜利?运动的领袖们自第一次骚动的那天起就在考虑这个耳闻体。由热斯马尔提出的三项要求,即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和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使他们在最近的目标上一下取得了一致。


实用主义



   五月事件之后,人们对它的评论缺乏现实态度,对五月狂热的词语、革命的幻想和意识形态的转移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评论。小团体的头头们经常讨论这些评论。这当然敏感地涉及到对运动的观点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些评论的修饰语更符合五月以后的一些事件。70年代左派的昌盛虽然来自1968年,但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1968年,曾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萌芽,带有暴力本能并企图引起严重后果的战术家也层出不穷,在 运动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只有树木才不问政治。在五月第一个星期的活动里,少不了浮夸的华丽辞藻,也少不了一些人,他们玩弄团结、玩弄同业工会的最起码的义愤。多亏政治出路随后降临,三项要求暂时地统一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科恩-本迪,克里文,热斯马尔,佩尼努及其他一些人都知道在必须摆出各自复杂的观点时,需要展开兼容感情的大旗。
   暴力的使用仍然不会减少,以致人们在忆及五月时,好象只是一个大系列的骇人示威和不间断的暴乱形式而已,其实这是无意中的记忆选择。实际上,运动中只有三次暴力的爆发,两次在五月,一次在六月;在60天的危机里总共有10次狂暴的示威。由于激烈的缘故,人们夸大了它的次数,令人震惊的一系列巷战也影响了人们回顾的视野。
   这个星期二上午,王子先生大街的学生小参谋部里,特别缺乏战斗气氛。他们被频繁的示威搞得昏头昏脑,其他他们看到的只是巴黎16万大学生中的1万在示威,一个难以置信的少数派数字。他们同样担忧暴力的后果。惟一可能与当局谈判的是热斯马尔,虽然他只是一个薄弱组织的发言人,但还是很负责任的,也比其他团体的头头们合法一些。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提议当晚组织一个游行示威,但这一次却平静起来,人们把头盔和弹弓都扔进橱柜了,大家都嘲笑他。拉丁区附近,街道宽阔,补充队伍的入口也宽敞,当费尔-罗施罗门是个最理想的集会点,他们于是相约18时30分在这儿举行集会示威。
   星期二下午,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从收音机里才获悉一个决议的消息,是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播出的:“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将参加今晚这个可能少些暴力的示威活动。”热斯马尔认为这是个政治冒险:如果游行队伍稀稀拉拉,不管怎样,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将显出软弱无力而受到责难。运动领导在玩弄他这张牌。活该。然而至少有一个听众与他同时在高度注意这条新闻,这就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焦躁不安地考虑今晚的示威将预示着学生的不满会更激烈,而政府也不会妥协[1]。冲突将重新开始,随着将是失去控制的事件或是持久的危机。这次他一点也不能担保示威者没有死亡,要么终止对抗。当然,他能够禁止示威,法律在这里授权予他,但他不愿这样,因为禁令作用不大,相反会使一部分人更坚决。从技术上讲,禁令也很难奏效。必须包围集会地点并阻止所有的人到那里,特别是地铁的来路。看来,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示威者迅速改变地点,但这是他办不到的。那么,必须用卡车运送宪兵,这有阻碍交通的危险。那么,警察只能步行到场,但这样又不好迅速调动队伍,因为装备笨重,而且一些大腹便便的警察很容易被学生们超过。“我们什么也不能作,头头们,也是些篮球。”共和国保安队的一个军官在那个混乱的晚上如此揶揄他的上司[2]。在这种情况下,示威群众按预先商议好的路线拥进会场,集会在一片混乱中照旧进行。警察成了人们的笑料。原来在那天下午,巴黎警察局局长用电话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总部联系过:
   “我有许多困难需要你们知道。”电话接通后,格里莫对热斯马尔说道。
   “但我们只有两条通话线路。”学生阵线头头的言语还是十分谦恭的。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马上派人来解决。”[3]
   不一会,一些电讯员就来到王子先生街安装直通电话线路。这条线路运行了6个月,虽然完全是象征性的。如果仔细地审视这场危机,就会发现暴乱参谋部与镇丫参谋部的联系一直是保持着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特别是关于游行路线、时间、目标等技术性的对话。一些年来,警察局对示威活动就十分情况,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们也习惯于与警察局商议游行路线和讨论当局的禁令,研究如何折衷如何绕行到某某地方等等。在五月里继续如此,只是频率有所增加而已。几乎总是如此,因为这关系到限制破坏、避免流血的大事。总之,双方还是遵守默契的,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都主动排除革命日程表上的“事件”,即使这些联系有些缺陷。无论如何,双方都还没有表现出走极端。因为这是国内“革命”,五月的战争还没有爆发,既然任何人都不想毁灭也不想死亡,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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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里斯•格里莫与作者的谈话。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走向星星广场



   18时30分,当费尔广场,学生领袖打赌赢了,有10000多人,动员还在继续。对面,格里莫把他的4500名警察排得整整齐齐阻止人们前往集会场内并坚守巴黎大学周围。在这头贝尔福狮子的周围,站满了已经战斗了两天的老兵和有经验的战士,他们圆睁双眼,双腿叉开,克制着感情,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不再感到孤独,因为不断有人来往,好奇的、逗笑的、激动的、提意见的都有,踩黑了当费尔的铺路石。那边,索瓦热奥在演讲着,似乎缺乏信心,人们只听得清几个句子和单调的词:巴黎大学……我们正在慢慢变成大学……“我们就是一种小派别……”
   警察局长格里莫走出警察局,出现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与示威者见面。在皇家港,他一边向前走一边交涉:“不要试着去巴黎大学,你们会挨揍的,我特许你们去蒙帕特斯。”[1]第一阵示威的人群顺从地缓缓流向塞纳河边,去拉丁区的活该倒霉了。塞纳河另一边即右岸的示威群众老远地向他做着抗议的手势,格里莫并不反感。右岸的示威队伍是学生长征的开始,他们从巴黎荣军院过来,队伍不断扩大,队伍的右边就是国民议会大厦,警察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们,但他们看也不看警察一眼,连嘲弄也是勉强的:“权力就在大街上。”
   矗立在大街上的冷漠的波旁宫是议会权威的象征,人们没完没了地恶意评论示威群众的这种平静的蔑视,当然也有恰当的评论:五月的群众在合理的缺点里骚乱。制度的机器突然后撤,“突破口”半开着,然而并没发生别的乱子。1968年5月的青年一代终归永远不可能真正比第五共和国驰名。当第四共和国脱离青年一代时便灭亡了。它的末日就是议会权力的丧失。10年以后,为什么要动用这种没有威信没有权威的刑事法庭来诋毁青年一代呢?
   的确,权力就在大街上,要知道这是国家的权力,是戴高乐和他的政府的权力,被警察排成的一道道深蓝色的人墙在大街上落实了。为了释放被捕者,都在大街上表演。看来,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如合理的现场直感。戴高乐将军也曾用他那神赐的能力在电视里、在旅行中、在公共海滨浴场,在人民与政权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没有中间环节。这提高了他的威望,学生们完全理解他。而议会的反对派里同样总是活跃着戴高乐主义,这如同制度、党派、议会或连忙方案里长长的圆括号,使人们需要费好多时间去理解新的第五共和国的合法性。实际上,示威群众对这种合法性都暗含着敬意,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冷漠的巴黎荣军院也大概比革命者更戴高乐,这是个动人的悖论。
   塞纳河岸边,沐浴在晚霞中的示威人群早已远离这种微妙的感觉。此刻他们只会感到坚强而有力,自负而顽强,五月里充满激情的幻想就产生于这一天。“我们就是导师”,活跃分子之一雅克•贝纳克[2]后来回忆说。总之,12000名骚乱者在那天在忙碌的巴黎尽情沐浴着历史的微风。
   警察拦住了亚历山大三世桥。游行队伍只有沿着凯道赛沿河马路向协和桥前进。1936年2月6日就在协和桥发生的惨案[3]。新来一队警察保护着国民议会大厦,他们开枪示警。这回可能是警察局的战术错误,协和桥敞开着,但这个错误并不重要,游行队伍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背向波旁宫,沿着塞纳河右岸走向冒险,狂热继续迷住他们。队伍前进得十分惬意,打头的心不在焉,对刚掠过的险境浑然不觉,临近香榭丽舍大道,队伍的前头打起了红旗。“这是最美好的时刻”,让-马赛尔•布格罗[4]后来叙述道,“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跑遍了全巴黎,啊,膨胀的队伍挤满了香榭丽舍大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5]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克里斯蒂昂•富歇和他的办公室人员一起晚餐,只吃了一点点。随着愉快的气氛,大家议论着巴黎的“这些天”。这位博学自信的部长已经晋升为都市的战略家了,他向手下强调在巴黎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让暴乱者沿着塞纳河右岸走,真正的原因是总统府爱丽舍宫离河右岸只有两步,任何可靠的队伍也不能保卫好它。突然,电话铃响了。“他们正沿着右岸——妈的!”[6]富歇狂怒地呼叫警察局长格里莫:“必须拦住所有的桥,你看着办吧,这是最起码的。”当然是的!但部长错了,游行人群这次忘记了掩映在树木簇叶中的爱丽舍宫。
   22时,游行群众围着凯旋门席地而坐,一片红旗。只有歌声里还剩下一点对共和国的虔诚,几个托派分子当时还阻止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上的火焰撒尿的准备[7]。人们呼口号、歌唱,然后重新出发。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格里莫重新展开他的士兵。一排粗大的铁栅栏关闭了乔治五世草地,通向爱丽舍宫的道路被切断,以防万一。一个警察有力地向学生头头们做着手势——必须转向河左岸。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们在警察面前手挽着手,但人流却不知不觉地改变方向朝有桥的地方流去。疲惫不堪的示威群众从收音机里获悉拉丁区的阿萨斯街发生事端的消息,人流便又流向拉丁区。已是午夜,巴黎大学在望,群情激奋起来。多亏王子先生街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用“红色电话”恳求格里莫打开障碍物,“否则,将有大的破坏发生。”格里莫想试一试,但又顾虑防止巴黎大学发生变异的保证。他们正讨论着,忽然,警察局电话员的声调变了:我们刚获悉游行队伍已解散的消息。原来,维持游行秩序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现场宣布终止敌对行为:大家回家休息。人群从容不迫地接受,并没有强迫。这时,亲华派还在突出自己,利用热斯马尔和科恩-本迪不在场使学生继续留在对抗状态[8],他们对工人的命令已经失败。亲华派掌握了一个小团体,他们也想进攻障碍物。暴乱在不能有“但是”的纠察队的带领下再次掀起来:铺路石飞舞,轿车烧起来,催泪弹在巴黎的夜里施放。在警察分局局长邦代的报告里是这样记述的:“在临近皇室港的蒙帕拉斯大道上,我被4个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喊住,他们很激动,其中一个甚至流着眼泪。他们已完全被事件搞得发了疯和无可奈何。他们坚持要我相信那些烧毁轿车、用投掷物投掷警察的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并不属于他们的组织,而是另一个亲华的革命组织。他们恳求我和我的人员们调解终结这些破坏行动。”[9]对抗在拉丁区继续了三个小时。这次长征在哄哄闹闹中结束。五月的神话就这样开始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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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见1936年2月6日,肖当内阁因财政丑闻倒台后几天,各联盟组织在波旁宫国民议会周围集体示威,声讨与“盗贼”勾结的议员。后来开了枪,有几十人死亡,大批人受伤。——译者
[4] 让-马赛尔•布格罗(Jean-Marcel Beauguereau),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5] 与作者的谈话。
[6] 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成员保尔-玛丽•德娜戈尔丝对作者叙述的轶事。
[7] 这件事被好几个作者引用过,也被一些作者否认过,在不同的版本里也缺乏这个“亵渎圣物”的情节。作者引用它是为了右派在反对学生的论战里重述是否有这件事。
[8] 至少在雅克•贝纳克的作品里是这样写的,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也未明确否认,但着重争论群众自发性时有所修正。
[9]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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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七章 退     缩(5月8日)



   向星星广场的长征并没有感动戴高乐将军。在这个星期三的部长会议上,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一结束他关于大学危机的长长的报告,总统便斩钉截铁地要求恢复秩序及进行必要的调职。这天上午,3位诺贝尔获奖者传来电报,并由弗朗索瓦•莫尼亚克[1]署名,这也没动摇总统的决心。将军认为这次学生事件不难解决,仅此而已。他说,对大学要用有力的办法,大学的民主化也是必要的,也是他的计划之一。现在,选举的事是紧要的。那么,首先要保持正常秩序。大家议论一阵之后,总统做出结论:“一场暴乱,就像一场火灾,这就是第一刻的战斗。”[2]
   在对部长会议公报作出反应的同时,全国学生联合会嚷叫煽动:政府对学生的三项要求没回答一个字,也没有开放巴黎大学的表示,反而重弹选择入大学的威胁老调。热斯马尔召开记者会宣布:“不管撤走警察与否,今晚,巴黎大学将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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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译者
[2] 关于这个时间的部长会议的报告(当然是机密),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协    调



   从表面上看,反动派的对抗是全面的。然而在幕后,一个秘密的不明确的大杂烩式的谈判在艰难地开辟道路。学生参谋部在对抗和妥协之间犹豫不决。“3月22日运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和大学行动党一致认为像这么好的动员不会立即再到来,必须保持完全的不妥协以保存活力,充分发挥对抗和僭越的作用。当时,一次既定的力量关系已形成,并吸引了舆论,大家都能摘果子,大家甚至都清楚获得成功的突破口就是在大学之外争取到工会的支持。明摆着,不用说,他们都认为妥协将是最坏的事情[1]。
   由于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拖派分子更倾向于谈判,才涉及到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基本代表性问题,这个考虑是正常的。在大街上闹事并不是它们活动的主要目的,联合会的目标应该是使请援有所进展。如果能在三项基本要求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们既能保留特权又能胜利地结束运动并准备登上权力的舞台。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更勤便地与已成体系的兄弟组织联系,尤其是与全国教育总工会(SGEN)。它们都自然推动妥协活动,以显示各自一方的理智态度。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希望取得传统工会力量的支持,并由此扩大它们的活动。各方面,包括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领导人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都想使阿兰部长相信他们和一些学生领袖们就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前天,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已向格里莫承诺他们是一支平和的队伍,他们是信守诺言的,警察局长也确实看到他们在5月7日深夜事件的末尾对学生纠察队所采取的反对行动。为了晚上的示威顺利些,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争取到巴黎大学扎曼斯基院长的帮助,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的朱西厄大院举行传统的集会,远离警察的眼睛,因为警察已先于平和的集会队伍去了好出事的拉丁区。
   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了解这些,他亦想打开一扇门,以回答在议会辩论上批评政府的反对党。他提出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可能性:“如果这些条件是汇集起来的,那么,巴黎大学的复课一经校长和有关院长认可就可以达成,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明天下午复课。”[2]《法兰西晚报》的一个记者获悉了这个消息,他认为这是解决危机的办法。该抱宣布重新复课就算最可靠的消息[3]。代总理若克斯一读到这个消息,就电话责备佩雷菲特并提醒他记住总统的命令[4]。教育部长解释自己没弄懂对方的话,然而第二天事实摆在那儿,《战斗报》发表以《戴高乐让步了》为题的文章。学生领袖们开始考虑政府屈服的可能。格里莫则大喜过望,因为西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示威,共和国保安队和一部分警察已应召去了外省,他无力再面对拉丁区的新战火。
   在这种暧昧的局势下,又下起了大雨,但巴黎中央酒市场的集会如期召开。领袖们仍然呼吁他们的要求,强功率的扩音设备高高地安装着,群众目瞪口呆地听着,人们照例要求政府坚定承诺。人群都淋湿了,疲惫不堪。一直缺席的法共,大概想找回自己的体面,这一天才与运动重新胶合,他们的候选人和活跃分子都到了场,他们机械地取消“鼓动”,并号召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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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路易•佩尼努和阿兰•热斯马尔与作者的谈话。
[2] 星期三下午在国民议会上的部长舆论。
[3] 1968年5月8日(星期三)《法兰西晚报》。
[4]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误入歧途的运动



   集会之后,队伍向拉丁区进发,还有一万多人[1]。“希特勒在镇丫”,“戴高乐应负责”,“富歇发疯了”,人们温和地走着喊着,格里莫的警察们秘密地监视着。警察局要求群众不要参与学生纠察队的效能试验。在无事发生的行进之后,人群抵达卢森堡公园,苏夫洛街的入口。按照既定计划,头头们号召人群散去。索瓦热奥说服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人,希塞雷说服革命学生联合会的人,他们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为解散人群大步走来走去。但学生们不想离去,一部分还在狂热中,一部分则伤了心,他们攻击领袖们,大声责骂他们使人失望;他们眼见着好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如此受人控制,如此被萎靡不振的官僚主义者们引入歧途,感到十分愤慨。小团体的队伍围着卢森堡公园的铁栅栏顽强地排列着,使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失败主义者们当众出丑。热斯马尔上午还在吹牛,断言今晚就可以在巴黎大学宿夜,现在却听到这些指责。巴黎大学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仍然被警察牢牢地看守着。那里,警察们面对面地排列着,精神显得更抖擞起来,因为正好在游行队伍解散之前。骚乱的快感是根深蒂固的,今夜仍然如此。学生们想在一切政治手腕和一切小团体的阴谋之外衡量一下警察的能量。但学生头头们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更多地看到危险,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出人预料的幸运。完全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为了半开的大门向着不再突然关闭的一边开着,需要转动学生“负责人”的钥匙。科恩-本迪到得很晚,他忙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同样被群众的苦涩情绪所感染,认为如此令人失望的解散是难以置信的,他理解地说:“这种情况终于到来,某些组织又一次出卖了我们。”通情达理的手段几乎危害了一切,在运动一点也未超出完全正当防卫的范围时,对偶发的妥协事件竟出现这么多的企求。必须坚决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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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热斯马尔的苦恼



   在这种受谴责的气氛里,阿兰•热斯马尔经受着精神上的危机[1]。当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革命学生联合会宣布解散队伍时,没有任何组织居间调停。然而,群众的愿望是不可置疑的,当群众想对抗时,领导者能出面劝阻他们吗?收音机里说:人们对运动终于赋予如此受欢迎的像样的领袖感到满意,他们既能避免暴力也能避免妥协。政府说可以直接对真正的学生们表示一个姿态,将释放被捕的学生。政府信守诺言,释放了被捕的法国学生,受到一些舆论的欢迎,人们能区分良莠。热斯马尔对自己带来的妥协后悔莫及,痛哭流涕;他对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同志们说,他本来想把那次进军引向胜利,“你们不看着我们的行动与运动的逻辑性那么不一致……为了有利于工会之间的协调,我们不得不在框框里转圈,这将与发动群众完全背道而驰。在右派和左派的常规里,我们陷入了政治陷阱。结果,我们暂时放弃那些不是法国学生的部分,这正是运动开始脱离外籍学生、工人的标志。”[2]
   “3月22日运动”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另一端召开会议。热斯马尔终于决定前往参加,因他们代表着运动。会议上的活动分子们正在盛怒中,科恩-本迪宣布取消以前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协议。热斯马尔突然闯入,遭到怨恨他的活动分子的拒绝。他请求发言并做哀婉动人的自我批评,声调和脸上充满了痛苦。他解释教育工会组织如何把游行引向另一个方向并解散队伍,解释妥协的拥护者们如何涣散,经过三次梦幻般的游行才积聚起来的力量。“这使我感到倒胃口”,他说,“我将被谴责为叛卖的典型”[3]。大家怀疑地打量着他,小团体的紧张状态是很过分的。他继续说:“是的,现在警察局释放了法国学生,却仍然关押着其他外籍学生或劳动者。”一些年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这种歧视如同激流中旋涡的威胁,假若对他们的歧视存在最小的犹豫,这种歧视就算消除了。必须战斗到底,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第二天,大家重新联合起来,学生参谋部也在同样的震波里振作起来。必须进行反抗,要不马上屈服。为增加分量和避免来自佩雷菲特方面的一切让步诱惑,大家决定在三项公开要求里补上第四项[4]:政府不仅应该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警察和释放被捕者,还应该促使巴黎警察局长辞职,为暴力行为负责。在等待中,大家终于通过了下一次示威的时间:5月10日(星期五)18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将不再单独地动员号召。大家在传单下面补充签上中学行动委员会(CAL)和科恩-本迪的“3月22日运动”委员会。因此才有5月10日的行动及巷战之夜,它来自犹豫和苦涩的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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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作者的谈话。
[2]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3]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4]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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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八章 战斗的前夜(5月9日)



   在这些天里,真正的战士明显地数科恩-本迪,自第二天起,他就在争取一些温和主义者对“3月22日运动”宗旨的归顺。热斯马尔跌倒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由于顾虑相当多的兄弟工会继续存在的压抑情绪,总是优柔寡断;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仍然倾向于“扩大”与传统工会组织对话。“红色达尼”在各组织联席会议上说:“一切都已决定,我们在星期五晚18时30分示威。我们连夜印刷了15000份传单,现在正在分发中[1]。”经过短暂的讨论,通过了口号,最激进的赢了:运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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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与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谈话。


民    心



   学生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群众认为三项要求是最起码的,特别在运动处于得民心的顶点时。法国舆论调查所(IFOP)前天对巴黎市民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被提问人赞扬学生,只有16%认为三个先决条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小团体想“扩大”与传统工会的对话只是一时的愿望。于是,塞吉回法国总工会,索瓦热奥回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头征询意见,他们约定稍后碰头。法国总工会主席塞吉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叙述此事[1]:他迟了一个小时回总工会,他首先内疚地看到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被总工会的会员安排在一个“堆放零乱杂物的地方”,正恼怒地等待着他。索瓦热奥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他说,“我要等到胜利之后再刮胡子,”塞吉听到此话,狠狠地讥讽了这个激进主义者一顿。主要的协议没有达成,因为正处于激进阶段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口号不符合高贵的法国总工会的口味。到下星期六,乔治•塞吉大概会改变原来的想法,没刮胡子的人还会等着他的。
   政府总是犹豫不决,坚定而又软弱。戴高乐看到《战斗报》上《戴高乐让步了》的标题,怒火万丈。14时30分,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宣布暂缓复课,同时宣布审查科恩-本迪的纪律委员会庭议不定期延迟,等于什么也没做。在小团体那里,都认为继续退缩可能会导致前天晚上的后果,以致在示威进行的时候领袖们还在观望。退缩显然无人响应。大转变之后的夜,一切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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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塞吉:《法国总工会的五月》,巴黎•朱利亚尔版,1972年。


阿  拉  贡



   热斯马尔,索瓦热奥和科恩-本迪从此以后成为象征性的“三人帮”。当晚,他们聚集在巴黎大学前面的广场上,用扬声器主持着一个临时安排的集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索瓦热奥讲话[1]:
   “昨天,我们想出了我们可能发出的解散的命令,我们没能鼓励这场我们不占优势的力量检验。”
   某人问热斯马尔:“我们会有你今晚将驻在巴黎大学的说法,如果有这种说法,可能做到吗?”
   “昨天上午,我的确宣布过将在巴黎大学宿夜,”阿兰•热斯马尔回答,“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时,出现大学行动委员会的传单,宣布它们将融合在行动委员会里,号召在解除大学禁令之前占领大学。
   好几个发言人接着拿起扬声器。突然,自由活动分子雅克•贝纳克和皮埃尔•纪尧姆打断会议高呼起来:
   “苏联国家保卫局万岁!斯大林万岁[1]!”
   随后,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儿举起手指要求发言。这就是阿拉贡。人们开始喝倒彩。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把扬声器递给他……
   “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即使他是叛徒。”阿拉贡试图平息大家,喊叫似的说话。
   “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他平静下来,“请你们想一想,这应该是你们所希望的。”
   科恩-本迪问他:“既然您声言与学生们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在大街上没见您与他们在一起!”
   阿拉贡解释道:“为了给你们带来最大的联合,我将做这一切。”
   面对学生们的哄闹,阿拉贡欣然展开他下一期的《法兰西文学报》,随后便在夹杂笑声的欢呼声中走下讲坛。
   这时,警察加强兵力包围集会的人群。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喊道:
   “我们只能在这里坚持集会!”
   他又转身对在场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活动分子说话。因为他知道克里文的这个组织很早就预定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集会,应该是今晚在“法国大学生互助会”里进行。科恩-本迪要求该会能向“一切革命者”开放。在一片欢呼声中,托派分子们同意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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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参加者都叙述了这一幕。巴克曼和里乌也参加了并做了全面叙述,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互助会上的激昂



   当晚,在墙壁上已有裂纹的破旧的互助会里,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发言。一幅狭长的通栏大标语横在主席台上方:“从暴动走向革命”。就是勒内•巴克曼[1]和吕西安•里乌[2]在风暴之后立即出版的那本关于五月的书里绘声绘色描写的一个场面[3]。
   互助会的集会在一片烟雾、激昂、笑声和喝彩中进行。这就是运动武装的大前夜,历史性一天的大前夜。
   与会者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生联盟(SDS)的来宾在奥尔利机场遭警察局拒绝入境的消息。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
   “既然政府不想让他们进来,那我们就再邀请他们,而且我们都要去奥尔利机场迎接他们。”继而,他针对他几个星期以来就在努力排除的宗派主义倾向说道:“一切团体和革命战士都必须在行动中联合起来,迅速地反抗镇丫;一切团体必须在运动中抛弃一切盟主权的念头。为了显示这种联合,惟一的办法是:在基层委员会的形式下统一组织行动……‘3月22日运动’,决定重新占领农泰尔文学院;巴黎大学也必须进行同样的行动;无论如何要使法国大学机构瘫痪,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外籍学生和劳动者,还有法国的劳动者仍然关在狱中。”
   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发言人林哈特接着讲话,他武断地对这种狂热泼了一桶冷水:
   “某些同志选择了这样一些口号:‘巴黎大学属于大学生!’而我们宁愿说并提议:‘巴黎大学属于共和保安队。’没有任何道理使我们走进共和国保安队的兵营。相反,在圣图安有一个别动宪兵的兵营,经过一番整顿,就可以变成一个很不错的文学院。”亲华派坚持他们的顽念: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关闭小资产阶级运动陷阱的唯一起点。演说家继续演说:“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学生运动,它们的目的是使工人阶级的大学生处于孤立的状态。运动实际上仍然沿着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前天所显示的姿态走。”演说家接着攻击马居斯[4]:“这是种混乱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一点也不在乎马居斯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不涉及工人阶级。”演说家最后说:“学生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摒弃‘工人阶级是学生运动的补充力量’的观点。工人阶级应该是革命的先锋。是否与无产阶级大众相结合,是检验真假革命的标准。”
   第二天,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禁止它的战士参加示威。在广泛的示威与暴力的对抗面前,无情地显示他们与自己的宗旨极不相称。亲华派的头头罗贝尔•林哈特终于在那个晚上骤落,孤独地从黑夜里出发,将重新回到消沉的神经质的漫漫路途。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说:“我们不再评论这样或那样的小团体,到此为止。现在,摆在面前的唯一问题就是要弄清是否进行战斗。”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著名领袖,富有杰出演说才能的达尼埃尔•邦萨伊带着图卢兹口音接着科恩-本迪说:
   “我同意达尼所说的。至少在这个基础上。这不比我们提前安排散会时间或地点的一般问题,同样不比在斗争的背景之外提出运动发展必要性之类的抽象问题,而是关于组织和革命党的作用的问题,这是当前为大家寻找可以接受的战斗主题的重要问题。缺乏运动路线和方向的可能将严重阻碍运动的发展,甚至将有摧毁团结的危险。这是我们要绝对避免的。这也不是运动是否开始被工会组织牵着鼻子走的多余的问题。当一些小团体处于战斗的前锋时,却硬要把它们与群众结合,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和有用的。应该相反,因为它们与世界革命的潮流相吻合;它们的影响以致深化了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也使学院运动与群众相接触时开始重视这些先锋团体的作用,使它们都开始自觉地修正它们固有的标准……”邦萨伊继续讲:“从大学将被占领的时刻起,就必须建立学生委员会,以使转折期的大学能够发展成为对资产阶级的大学永远不满的阵地。”
   接着,行动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前领导让-路易•佩尼努做了一个严肃但很吸引人的报告:
   “幸运的是政府终于没有退让,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准备退让!尽管运动表现了很大的战斗力,但却显得那么容易受伤害。只要运动一旦遭受如此的伤害,我们就很难再组织起来。一切收回,一切让步都将是可能的……我们不需要一个罢课罢工的中心委员会!这个中心委员会的角色,现在暂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来扮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则是基层委员会,这是为了在行动中尤其在组织行动中使基层形成一致……特别在运动的开端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区别好几种程度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动机。例如,许多青年劳动者只是因为对警察的憎恶才与学生结合在一起的。在学生暴动和青年暴动之间也存在一个汇合的问题,‘穿黑色皮夹克的阿飞’的奇异现象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之一。在大街上,青年劳动者始终能够站在学生身边对付警察的袭击,他们每次都有流血。好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今晚做出了向一切运动分子和革命学生开放它的集会的决定,这将有利于运动避免各行其是。”
   夜深人静,革命者们筋疲力尽,但淬过火的集体战斗豪情洋溢拉丁街。他们将用革命再次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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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运动的庇护所——《观察家新闻》的两个记者,他们在五月以后立即合著出版了《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译者
[2] 同上。
[3]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4]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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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九章 巷战之夜(5月10日)



   学生希望冲突。政府也将沿着冲突一直往前走,时时又像突然撞上薄冰层的司机一样急忙笨拙地刹车。这是五月的关键一天,将用战斗改变争论,并暗中破灭了政府的一切希望,它像在草原上投了一把火,打开了造反梦幻的大门,掀起了全面罢工和制度的危机。1968年5月,故事突然发生在盖-吕萨克大街街垒的后面。


失败的谈判



   历史在召唤克莱贝尔大街。清晨,美国人赛勒斯•万斯[1]和越南人马文楼[2]握手了。两个代表团在巴黎的特别会谈是象征性的。但亚洲的和平在巴黎人的卢莽骚动下显得黯然失色了。整整一天,各方都试图避免影响这不可补救的大政治,然而是徒劳的。乔治•蓬皮杜揣测到这些吗?此刻,他带着他那炭黑的眼睛和嘴唇上有点嘲弄人的香烟正在阿富汗北部的艾因哈农和昆都士之间穿梭访问,可心思却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他刚收到好几份令人不安的外交电报。偏偏当巴黎傍晚的骚动预示着风暴的危险时,乌云密布的天气正笼罩着喀布尔,使他不能乘飞机折回阿富汗首都。阿富汗人建议他等到第二天再说,但总理拒绝了。他仍然想回到喀布尔的法国大使馆以便得到新的具体消息。那么,疲惫的代表团车队不得不在震耳欲聋的大雨里长途跋涉在阿富汗山区布满石头的山路上。一抵达大使馆,蓬皮杜就跳出车子奔向电话。若贝尔自蓬皮杜一行离开驻阿富汗大使馆外出访问后,一整天都在与他们联系,甚至把自己的使命向大使馆接电话的一个不会讲法语的本地年轻男仆吐露[3]。总理严峻地听着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汇报,没有给予任何指示。“他可能是不急于投入把握胜局的迷离形势之中”,若贝尔后来如此写道[4]。“难以把握”,在五月中当局的一切用词都显得这样过时。在这个胜局里,代总理若克斯和内政部长富歇可充分体验了这个五彩缤纷的白天。戴高乐将军召见他们及格里莫讨论参谋部的一个意见。将军要求他们禁止预订在今晚的游行示威。“必须有值得考虑的办法,但我还没有。”格里莫回答,他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富歇与他同感。将军顺从他们的想法。警察局只能禁止在第七区塞纳河右岸游行和坚持保护巴黎大学。从上午8时开始,中学生们在克利希门“开演”。行动委员会(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出号召,人群向圣拉扎尔车站汇合,准备先去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因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定在那儿集合。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先单独出现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人们将看到他们特别让警察局难以对付。
   两班谈判的尝试者两天来一直在进行[5]。首先是左翼戴高乐主义者弗朗索瓦•萨尔达继续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联合阵线与使人不知所措的代总理若克斯之间穿梭;其次是全国教育工会的一些大学教授试图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与国民教育部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谈判者汇集群众团体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阿兰•热斯马尔等成天在一起徒劳地讨论。面对这些志愿谈判者的声音,政府解释自己很希望重新开放巴黎大学,还拉丁区自由,但需要用一个形式上的契约来保证恢复平静,却一点也没提被关押者的命运。大家都在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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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美国代表团团长。——译者
[2] 马文楼(Ma Van Lau):越南代表团团长。——译者
[3]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4] 米歇尔•若贝尔:《后代的回忆》,巴黎•格拉塞版,1974年。
[5]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在事件后确定的回忆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确认从没明确决定要他们谈判,在那个时候,对话的工会干部们在最高头头缺席的情况下总是躲避责任。


占领拉丁区



   18时,贝尔福的狮子格里莫被咆哮的人群包围了。一些中学生,医学院的学生,也可能是法学院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坐的站的笑的吼叫的都有,人们倾听着争论着,形成一阵不可阻挡的骚动。一些人要去圣安托万医院,“那里躺着被煤气熏坏眼睛的同志”;或者要去卫生检疫所,“那里拘押着我们的兄弟。”索瓦热奥发表演讲:政府接受三项要求中的两项,就是不同意释放被拘押的学生。人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学!”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突然出人意料地高呼:“达尼万岁!他干得漂亮,他是我们的达尼[1]!”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精神抖擞,风度翩翩,他号召向巴黎大学进军,脱离区域警察局的监视,打开耻辱的小牢房。橙红色的焰形小军旗此时发挥了作用,队伍在它的指挥下出发。
   在卫生检疫所前面,人们唱起《国际歌》。这是开创“3月22日运动”的行动进行曲。然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无动于衷,科恩-本迪干脆决定:“我们都是纠察队。”[2]在蒙热街下端,警察拦住了大桥,队伍于是左转向巴黎大学前进。示威学生从收音机里获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大部分巴黎人同情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革命情绪达到顶点。红日西沉,天空反射着红色的光芒,群情激奋。这个夜将充满激情。
   此时,官方在谈判里不知所措。萨尔达用他那炽热的哀婉动人的声音恳求若克斯让步,赦免被监禁的学生并承诺大学改革,否则将是一场悲剧。这位代总理只能听凭他的恳求,因为戴高乐将军不想让步。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再次接见全国教育工会的负责人马朗热和多尔巴继续这场脆弱的谈判。部长也只能做点小花饰,他说;4个已被定罪的示威者在刚被关进监狱时都已上诉过,我们会用宽容的心对他们的命运做出最迅速的判决的。赦免的问题不再被提出来,学生不得不放弃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交换,政府将在48小时的过渡时间之后撤走警察,巴黎大学将在检查出入证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如果木已成舟,戴高乐和科恩-本迪大概都会满意。马朗热和多巴尔在这个凑合的基础上继续与教育部协商。佩雷菲特征询刚与萨尔达商谈过的若克斯的意见。两班谈判意见不一致,代总理若克斯认为应该重新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因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不得不终止与马朗热和多巴尔的谈判,萨尔达这里便成了惟一的排解渠道。与此同时,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在现场邀请了示威者的一个代表进行对话以缓和他们的冒险行动。这已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缓和状态。学生们将开始准备拉下的课程,因为就要在第二天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了。然而,是否释放被定罪的学生已经成了衡量善恶的标准。政府的谈判者面临考验,萨尔达坚持和解,学生代表要求在关键的问题上得到政府的承诺,即释放被定罪的学生问题。政府能轻易摆平法官在理论上独立的问题吗?正是这个问题,使各方一下从妥协中逃了出来。要不是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时刻的一张协议公告就会使已准备好的示威活动变成一场无害的欢乐。那么,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将近8时的时刻,1968年5月运动将会就此停步。历史在连贯的时刻徘徊。对于后一项要求,都失败了。政府使4个代人受过者变成了殉道者,因为政府不知道如何释放他们。这件本是无关紧要的事,带来了一切麻烦。热斯马尔今天说:“政府总是无定见。它给我们派来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谈判者,带着模棱两可的意见进行真正的谈判。当然会失败。”实际上,自从政府只答应学生三项要求的两项以来,就没有头头也没有群众希望妥协了。示威者不会在如此有希望的道路上停止前进。那么,一切这样的秘密谈判不都是徒劳的么?
   预定的示威时间总算只拖延了10分钟,但巴黎人的祖传的革命意识使示威者感到某种损害。当领袖们还在寻求避免冲突的时候,巴黎人照样投入运动之中。列宁主义的信条说,群众创造历史。对于这一次,它说的是真的。群众队伍在蒙热街和圣热尔曼打倒踏上进军的道路,由预定的共和国保安队的宪兵引导,到圣米歇尔打倒上的爱德蒙-罗斯唐广场集中,靠近卢森堡公元。学生团体彼此犹豫,互相注意,互不信任,优柔寡断。它们都认为不过早地给予命令是恰当的,因为大家都对5月8日在雨中和挫折中的解散保持着苦涩的记忆。于是,群众队伍再一次处于无命令无领袖的沉默状态,如同在寻找最好战术的步兵。
   是谁撬出马路上的第一块铺路石?是谁在工地上找来第一块材料,木板、沙袋或栅栏?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初步的街垒在骚乱的第一天已经突然出现。而且这一次并不缺乏时间。掀翻的汽车,锯断的树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来越多,有的竟然达到三层楼那么高。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振奋的人群面前找到了对付妥协的办法,他高喊:“进攻!”他知道有人还想协商解决。他继续喊道:“你们分散些,拉丁区都是我们的!你们分成小组,先坐在地上,等警察来了我们包围你们!”[3]人们于是分散围着街垒。在五月温和适宜的夜里,示威者们变成了市政土方工程承揽者。大家排队传递东西,“如同传递爱情”,一个示威者说。人们堆积着截断的树枝,护树的栅栏、垃圾、汽车和水泥袋。深蓝色的制服发着光为动着,眼睛匿藏在硕大的保护眼镜后面,毫无表情,令人生畏。警察将采取行动,他们在等待命令,暂时地眼见着这一切而无能为力,这些盲目的敌人,一动也不动的吓唬人的东西,瞧他们那主人般提防的眼光,真是耻辱的象征。他们面前的街垒是暴动和暴动者团结的象征,虽然眼前的街垒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一支武装部队开火在30秒钟内就可掀翻它们,还不需要驱动轻型坦克,至于用大炮摧毁需要的时间更少。这些街垒胡乱地堆设在盖-吕萨克大街和附近,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体现骚乱者的理性,通常是一个挨着一个,有封闭里面保卫者的危险,没有撤退的道路,甚至是从高处进入的死胡同[4]。在1830年或1848年,巴黎市民之所以能坚持与政府军作战,抵抗战火,并打破骑兵的冲锋,因为他们的街垒的确是一项技术工程。街垒已是陈旧过时的工具,19世纪的遗迹。它在1968年,只是一个特征,一个现代特色的战斗决定。没有人想挑起内战,但大家都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不得不筑起街垒。它至少唤起人们对巴黎过去的战斗日子的新鲜回忆;也使戴高乐派在一切暴力之前就变成了凡尔赛分子[5];它同时重新聚合了浪漫派,激励了狂热者,迎合了头脑不清醒的共和主义者;也使每个从小学起就打盹,有老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小流浪汉加夫罗什[6]经历的法国人微微发痒。在这次舆论战中,街垒成为示威者与政府决裂的武器,它给学生的身旁增添了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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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 对缓和角色的讽喻,但红色达尼否认5月8日曾被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愚弄。
[3]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4] 见巴克曼和里乌的《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里面叙述了5月10日街垒的大概计划。让-马赛尔•布格罗控制了一个街垒,由他的人员坚守。
[5] 指1871年镇丫巴黎公社社员的凡尔赛分子。——译者
[6] 加夫罗什(Gavroche),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巴黎街头小油混混,曾参与革命者们的街垒战,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译者


街    垒



   电台推动了事件的发展。21时55分,电波报道戈夫街的第一个街垒的筑建。道路已经开辟。在一个小时内,邻近巴黎大学南端的街道全被应急的街垒切断了,那里街垒交织,这一个小时里筑起了十几个,到午夜已有三十几个。从戈布兰到卢森堡,从邦戴翁到瓦尔-德格拉斯,到处布满了街垒路障,整个拉丁区一下变成了堡垒林立的阵地。半导体收音机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使气氛更加激荡,电台编辑们不停地描绘、赞扬和夸大事件,使群众不明真相,使骚乱者思想糊涂,很快地成为骚乱者的代言人。在一片喝倒彩声或者说在一片欢呼的背景里,在掀翻汽车和堆砌石块的噪音里,新闻记者们都用极其兴奋的语言叙述他们的体验。收音机甚至使维祖尔沙龙里或卡尔庞德拉饭店厨房里的听众也能直接地感受到革命。电台的无稽之谈逐分逐秒地不断充实着闪光的话题。
   团体的负责人们在撬去了铺路石的大街上来来去去,平静地激励着每个战士。任务是艰难繁重的,经历过这一夜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对第一次这样的生活经历都看得超乎寻常生活之上。如果不是20年后在这些街上溜达,在冥思中义及那大街上的一夜,人们或许根本不能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左派活力,竟那样使整个一代人经受震荡和五月神话的洗礼。在构筑路障街垒的过程中,在歌声和口号声中,在兴奋的传递队伍中,每一分钟都在记录着永恒的深沉。秩序解体,常规消失,每个人都处在陌生的友爱之中。一个学生对阿德里安•当塞特[1]说:“我感到幸运,在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感情,一种幸福的感情。我在创造历史,或者倒不如说在向历史挑战。我近乎兴奋地破坏……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我顺着群众的感情;我那时的感情是自由的强烈的……”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撬去的铺路石下面露出可爱的黄沙。一个有诗人灵性的大学生基里安•弗里奇在一面巨大的白色墙壁上刻上这样的诗句:“铺路石的下面,就是金色的海滩。”[2]
   红色达尼到处跑,尾随着一个充当保镖的青年卢巴尔[3]——一个带有当地口音的笑剧演员。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则呆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办公地——王子先生街,继续与政府的排解人员用电话交涉。他们忧虑地看到示威群众超出了命令的范围,向着对抗迅跑。所有的示威者都知道占领拉丁区有利于他们的计划。但对当局来说,拉丁区的占领表明示威者独断独行了,这对政府举足轻重,压力极大。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政府官员们死死地强压怒火。他们已得知格里莫不能按时来了,这位巴黎警察局长在现场向警察们通报情况,同时向配合行动的警察分局进行综合部署[4]。政府的缺陷是反常的,内政部并不是临时机构,却要依赖格里莫和他的繁杂程序,内政部也知道这种情况,它们没有示威的群众组织那么灵巧。内政部像对待救星一般欢迎新闻专员让 – 皮埃尔•于坦[5],使这位有魔力的苹果身材的人物终于允许他们进入公开的欧洲一号电台和卢森堡电台。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人员整个晚上都围着这个苹果打转。这是内政部为了临时应付由若克斯和佩雷菲特领头的谈判而采取的所谓行动。内政部的无能令人吃惊。在政府谈判人员与王子先生街的学生参谋部又一次进行电话协商之后,人们对新的谈判梗概一清二楚:罗什校长批准发布一个声明,他将邀请学生代表来大学商谈复课条件[6]。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回应:“我们希望商谈复课条件,在此之前,我们承诺不占领巴黎大学。我们已经得到了将在星期一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保证。在这种恢复平静的前景里,我们确信检察部门不反对被定罪学生的律师提出假释宣告的要求。”原则上讲,事情在操作上是规范的。作为恢复平静的一些交换承诺,学生有满意的方面,如警察撤出巴黎大学和释放被监禁者。但这在今天19时之前实现才可能带来平静,到22时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示威者们挖铺路石的手还是脏的,头脑还在火星里。谈判者们的时机耗过了。示威者充满激情的幻想在权力参预协调的效果下并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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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4]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5] 让-皮埃尔•于坦与作者的谈话。
[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巴黎大学的插科打诨



   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们没有把握好群众的这个重大改变。目前,示威者们正在用战斗反对秩序和法律,反对上司和传统,驱散十年来使青少年一代失望的阴霾,入迷地看着革命的幽灵显现在想象的天际。而这个时候,群众团体负责人们还在讨论大学的事务。那么,这些谈判者们就只能扮演一种不合时宜的角色了,对正在进行暴动的活人机械地采取滑稽可笑的贴金手段。22时,罗什校长发表了预料之中的声明。当局让步:政府将接见暴动者代表,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商讨他们提出的要求。不一会,另一位校长夏兰[1]接过由法国广播电视台提供的通话线,直接传来阿兰•热斯马尔的答复。热斯马尔在被占领的大街上表示街头抗议者全体一致的要求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热斯马尔说:“我不是打算在任何条件下去巴黎大学,首先必须达到巴黎大学不被警察包围的条件。第二,罗什先生必须准备重新答复我们从开始就提出的三个问题。”谈判的大厦由弗朗索瓦•萨尔达艰难地拼凑着,一方由他身后的代总理路易•若克斯支撑着,现在被另一方雅克•索瓦热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句话推翻了[2]。从此,将从先决条件地把谈判摆到听众和示威者面前。下午毕竟还协商得好一点,到晚上,阿兰•热斯马尔则像一块岩石,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变卦,五个多小时的谈判必须满足学生们的三项要求。谈判按照它的步骤继续走下去[3]。
   夏兰校长一下还未明白是在通过无线电台转播谈话。他说:“热斯马尔先生,在您认为我们目前可以让步的地方,作为个人我都准备了,就是为了与您有一个谈判。谈判可能吗?”
   阿兰•热斯马尔回答:“当然可能,但问题如下,这一点对谁来说都是不能让步的。就是在示威活动开始时,当我们从群众中收集起三项要求,当我们在贝尔福的狮子[4]面前宣布时,我们就猜到他只会给予我们前两项的答复,对于赦免问题不会答复,但示威群众的答复则是全体一致的:‘释放我们的同学。’如果仍然如上,没有一点新意,也就没有必要您在这儿捣乱,校长先生。”
   双方都僵持起来。街头抗议者要求得到释放在监学生的公开承诺;政府为了保住面子当然不会给予这样的承诺。夏兰说:“不可能给予如上承诺。”
   与此同时,萨尔达那方面的谈判计划继续进行。政府特派员雅克•洛朗接到着手安排校长与示威者代表见面的指令。罗什要求代表只能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大学纪律委员会面前起诉时还没这样启动过。特派员洛朗与在苏夫洛街上端的法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们进行接触,但他们要求得到当局的先决保证。热斯马尔的战线变成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战线。22时40分,夏兰–热斯马尔的对话重新开始。
   校长夏兰:“那么,我再次确认无线电台已播出的公告,并用罗什校长的名义以官方形式出现。罗什校长准备接见学生代表并与他们一起考察复课条件。经有关院长同意,复课条件能得到保证,巴黎大学将在平静中复课。”
   夏兰总是解释萨尔达的谈判计划,但他对被判罪学生的命运的缄默终究使示威群众不快,他们都在注意倾听会谈实况转播。
   阿兰•热斯马尔:“现在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摆在全体市民面前了。如果政府确实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负责的话,那就应该让全体市民来负责解决。这将是很清楚的。”
   夏兰:“热斯马尔先生,对这个问题,除了人刚才说的,不能对您说更多了。我不认为谈判应该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我相信罗什校长先生是完全同意接见你们的,他可能会跟你们讲更多,但我绝对不能使谈判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
   阿兰•热斯马尔:“如果罗什校长准备跟我谈更多的……”
   夏兰:“您与他直接会晤,可能与在无线电台上不是一回事。”
   阿兰•热斯马尔:“罗什校长总该知道有示威群众的一方和警察的一方,我们是在示威群众的一方,而且再不会离开他们吧。”
   法国电台电视台的总编辑让 – 皮埃尔•法尔卡斯介入:
   “阿兰•热斯马尔,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个电台,可以允许您向你们的战士发话下指令。我想,我们的作用只能停留在您刚才听到的方面。”
   会谈期间,街垒筑建继续进行。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总是在扮演绝对自由主义的沃邦[5],他对溜号的示威者们说:“在两个街垒之间不到300人了,你们想溜总要尽量从背后溜。”在戈夫街,漫长的谈判使警察们无聊地陪着平时需要他们负担的圣德尼狐犬。拉丁区仍然像是一个土方建筑工地,科恩–本迪也担忧起来:“我很害怕,必须避免打击[6]。”居民们带来水和饼干慰问示威者,商人们打开他们的储藏间,真是人人为人人。科恩–本迪后来写道:“这一夜,在大街上,大量的物资给了街垒停工以精神治疗[7]。”学生们赢得民心达到了顶点,这还是在对骚乱有争议的巴黎。对面,警察们气得发狂。人们愈是期待着、愈是庇护学生被伤害,警察将愈难清理。格里莫的命令是明确的,警察只能等待着、被辱骂、被蔑视、被大量的瓶子和石块投掷,气得直跺脚,还得持枪立正。不要紧,他们马上就能释放这种积累的疯狂了。
   代总理若克斯此刻正在内政部里咨询、讨论、估量和踌躇着。内政部长富歇的态度是明确的,并得到几个部长的支持:必须在午夜前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因为这是用手创造出来的革命象征,它使政府的威望丧失殆尽。1960年在阿尔及尔,住在拉加亚尔德的法国人必须用一个星期才能筑起街垒。特别在巴黎的市中心筑街垒更是空前的事。若克斯非常理解这些,因而他仍然寄希望于谈判。格里莫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最后一趟地铁前发起突击,他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刻进入更年轻的时代,也希望警察不负担清理中学生的任务。佩雷菲特还在格勒内尔街研究如何解开已变得滑稽可笑的谈判谜团。农泰尔文学院的教师此刻在示威者和当局之间重新扮演传统的中间调停者的角色,阿兰•图雷纳聚集了两位教师和3个学生代表,在苏夫洛街街垒提出去见罗什校长的意见,以避免悲剧发生。他们来到萨达尔的简易案情办公室进行磋商。学生代表实际上不再寄希望于谈判,唯一要求撤走警察,因此也不反对去见罗什校长。政府特派员洛朗从格里莫那里得到可以带领代表接近校长的准许[8]。然而当他看到红棕色头发的人在3个学生代表之中时,考虑到目前纪律程序,便招呼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不能去见校长,图雷纳回答说教授们将先见校长,将由校长决定学生代表的组成,洛朗只有任他们如此。他们出现在校长家里,三位教授首先被洛朗引荐,接着他们请求让学生代表进来,罗什校长同意了。科恩–本迪一声不吭,校长并不认识“红色达尼”。木已成舟。红色达尼与校长谈判,他请求校长能施加压力使警察撤出,校长接受他的意见[9]。
   “您想怎么样?”校长问科恩–本迪。
   “使警察撤走。然后大家聚集在巴黎大学,我再请来3个或4个乐队,大家庆祝一番,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电话铃响了。这是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打来的。原来5分钟前,电台广播了学生代表进入校长家的消息,说明其中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博沃广场内政部内的职员们围在造型苹果周围争论。富歇的撰稿人达诺跳进他部长的办公室:
   “校长在和科恩–本迪谈判!”
   “嗯!?”
   富歇立即打电话给若克斯,确认谈判是被批准的。
   “这简直是发疯!“富歇回答。
   佩雷菲特才如此怒气冲天地奔向电话。接电话的是罗什校长。
   “在您面前有没有一个红头圆脸的小伙?“
   “的确有,部长先生。”
   “那么,这是科恩–本迪!他说了些什么?您应该接见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代表团,而您却在和科恩–本迪谈判。您可以到其他的办公室里继续我们的谈话。”
   校长撇下代表们到旁边办公室里去继续与部长谈话。部长命令他立即终止与科恩–本迪的直接对话。他说不应该与这些人谈判,要命令他们走开。阿兰•图雷纳走进去并要求与部长谈话。这两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窗,对话是感人的:
   “我恳求你下命令撤退警察。否则,马上将有一打死者。”
   “这不是我的警察,这是共和国的警察,而且是不会开枪的。”
   “如果真的撤走警察,我们将协商学生不占领巴黎大学。我将去巴黎大学走一圈。只要警察离开那儿就足够了,一切都将谈得拢。”
   “你有什么能力使人相信你要进行的谈判能成?你使我想起撰写法德问题的马丁•迪加尔,他才能解决法国军队是否能在恺撒[10]的军队面前撤退的问题……”
   “那么,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唉!要流血咯[11]……”
   罗什又拿起电话向部长叙述群众的狂热。但佩雷菲特再不相信妥协了,认为必须攻击。
   罗什校长无可奈何地说:“送代表到门口去吧。”
   在门口,科恩–本迪在麦克风前假充好汉:
   “我们从没有着手进行谈判。我们说过:今夜在大街上度过,以显示整个青年一代反对某种社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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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黎大学校长,罗什为巴黎大学区校长,习惯上也称巴黎大学校长。——译者
[2] 至少在阿德里安•当塞特的作品里得到证实,一位无可指责的历史学家,他同时希望(文中强调指出)学生领袖们应负特殊的责任。
[3] 这次谈判已录音,在许多研究五月的著作中都有形象的记叙。
[4] 指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译者
[5] 沃邦(Vauban),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元帅和军事工程师。先后领导建筑和改造要塞三百多座,指挥过五十三次要塞围攻战。系统地发挥了棱暴体系筑城法,使法国筑城法在欧洲处领先地位。恩格斯认为他有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40页)——译者
[6] 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7] 达尼埃尔。
[8]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9] 随后是滑稽可笑的一系列附带小事。
[10] 恺撒(Kaiser,对并作caeser),古罗马的将军,执政官。这里泛指外国军队。——译者
[1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突    击



   凌晨2时,代总理若克斯与内政部长富歇联系,国防部长梅斯梅尔、财政部长多勃雷、爱丽舍宫秘书长特里科都在场。将军22时就睡了,大家不能叫醒他。“某些部长甚至接受了这种自然解体的过程,”特里科后来说,他为将军的坚定辩护[1]。他们认为格里莫越来越成了造成惊惶的人,再不能把握他的警察人员了。已经由共和国保安队悄悄地承担警察局的任务。这使警官们不安,撵走了将取代他们的保安队。警察从13时就来到大街上。如果示威者还在等待时机,就必须使大街恢复原貌。然而要使大街恢复原貌又缺乏人员去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唉!如果蓬皮杜在就好了。若克斯再次要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去见惟一的排解人萨尔达律师,他或许能使示威群众等到学生领袖们的解散命令。然而萨尔达失去了联系。那么,就只有堕入地狱了。在再次下达了绝对禁止开枪的命令后,代总理若克斯下达了突击的命令。富歇招呼警察局长格里莫:“干吧!”
   作战室里,警察分局局长弗里得里克正紧张收集着执行命令的警官们在现场的反馈。仅分把钟,一个接一个的情况反馈使格里莫一言不发。惟有分局局长的语气和嗓门暴露着紧张状态[2]。警察局的战术是清晰的:对成群的街垒路障逐个地进行冲击,以避免造成普遍的惊惶,同时能给予警察们以自信的力量。市民们或许不会冒险围观延迟执行命令的警察们。果能如此的话,那就谢天谢地!
   坚守街垒的示威者们也调整了部署,他们同样在分析政治——科学的奥秘,即使马列主义者们离开了阵地。如事先考虑到的,最年轻的示威者们被分派到人多的地方去,使他们能相对地受到保护。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认为街垒不合时宜,在他们看来星期一就会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没有必要如此坚守街垒。真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此他们劝告街垒战士们回去睡觉,然后他们扛着红旗严肃地离开了阵地。亲华派同样坚持与工人阶级联合,虽然他们不同意运动总是在拉丁区打转,但许多不顺从如此的“马列主义”者们还是在场,他们的头头和良师罗贝尔•林哈特声言他在拉丁区的堡垒阵地上仿佛看到美国——戴高乐派最大限度变换手法地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阴谋。林哈特近乎超过了理智的界限[3]。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突击队留在现场,他们的领袖阿兰•克里文在几个小时前与无政府主义者们以及“3月22日运动”的老战士组织了一个军人式的演讲,主要为了鼓励那些因骚乱而聚集的大批群众和新参加运动的学生们。那些在市内来回搬运笨重物件的大担架和过路人也因为这个不一般的夜显得蔚为壮观起来。
   凌晨2时零1分,狂热的街垒保卫者们终于听到警察突击的警报:在奥古斯特 – 孔特街和爱德蒙 – 罗斯唐广场交汇处,两个警察分局局长按照宣布勒令的惯用方式[4]边向前走边吆喝,一支深蓝色的笨重部队跟在他们的背后助威,踏步前进。其他一切噪音顿时中断,警察局官员宣布勒令的声音在神奇般寂静的夜里回荡。街垒战士们神经质地暂停构筑工作,接着狂热地唱起《国际歌》回应他们。顷刻间,榴弹的轰隆声和沉重的冲锋脚步声便淹没了歌声。街垒保卫者们迅捷地捂上了防毒头巾,手的肌肉顿时收缩,抓起石块和十字镐柄。
   警察仅用20分钟就圆满完成了第一个街垒的清理:灰尘弥漫,橡皮棍飞舞。但在第二个街垒即鲁瓦耶 – 科拉尔街上受挫:惨遭螺栓和石头雨,队伍大乱。警察分局局长们重整人马后继续进攻,他们在吼叫中越过障碍。街垒保卫者们好容易才烧起汽车,接着就在挥舞的橡皮棍下抱头鼠窜,有的爬上楼层向警察投掷,共和国保安队回击,紧张地对着玻璃窗射击,玻璃碎片横飞。警察和保安队员时时猛地冲入楼梯,所幸这次他们还来不及从屋顶上清理。有的居民在阳台上向马路上洒水稀释呛人的煤气。
   第三个街垒本来已被警察借助从学生背后投掷的催泪弹所越过,由于风突然减慢了毒气的流畅,浓厚的雾团笼罩着障碍物,使警察一下停止了冲击,示威者们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占领了这个街垒,马上就有成千的示威者聚集在街垒后面。在爆炸声和吼叫声中,街垒保卫者们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唱着《国际歌》。这时是凌晨3时10分,盖–吕萨克街仍然在示威者的掌握之中。
   受伤者开始大量拥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面的亲华派们只有转移到后面的根据地里。在一个小时内,有好几百人拥进这所最高学府,在这些受伤的示威者堆里就像在警察堆里一样难受。此刻,电话声发疯般地响彻内政部。内政部长富歇想必要使不安的财政部长放心,他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是的,可能有破坏,但必须了结。”[5]
   雅克•索瓦热奥在欧洲1号电台上坚持命令:“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拉丁区,而且只要我们能留下来就一定留下来。”
   科恩–本迪的声音打断了他:“TMD,TMD,讲重要的,给我麦克风!这儿,快点,不要用花言巧语。”
   “那好,我把麦克风给科恩–本迪。”
   “请大家听着,我拿起麦克风是因为我刚从第一排街垒回来。警察在这个时候投掷了氯化弹,而且到处都在扔。仅仅因为警察局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这种战术,示威者们就不能屈服。这一切将说明两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是警察局正在以比夏龙地铁站[6]更残酷的大捕杀来进行所谓负责任的让步,或者是警察局撤退和立即停止杀戮,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暴行。拉丁区的占领要持续到没有事端发生为止;是警察局用氯化弹的进攻制造了事端。”
   热斯马尔接着说:“我完全同意索瓦热奥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想法,即脱离脆弱的街垒,坚守强固的堡垒。当然,政府目前在捕杀教授和大学青年中间显然仍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政府立即再派出警察。”[7]
   在学生的阿拉莫[8],谣言流传不断:“莫诺教授断了一只手”;“一个孕妇被杀害了”;“一个儿童被煤气窒息而死”;“两千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后一消息使示威学生们信以为真,他们兴奋地互相拥抱,仿佛听到了这支工人队伍的轰隆脚步声,如同执行任务的骑兵。“这才是革命!”大家高兴地抛着一个归顺的咖啡店老板赠送的三明治。
   盖–吕萨克街的8个街垒路障被切断了,这是骚乱者的动脉。火光照耀,对抛掷物已失去知觉的警察群挥舞着橡皮棍抵抗一切抛掷物,在煤气雾里勇往直前。然而他们在障碍赛马场背后遇上了一个巨大而古怪的栅栏,巍然屹立在于尔姆街,克洛德–贝尔纳街和弗扬蒂纳街的交叉口。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新楼房的工地仓库里有的是材料。木棚、翻斗车、桌椅、钢管堆在栅栏工地已经有3个多小时了,还有现场找来的斗式提升输送机。“工人们在那儿”,示威战士们甚至说当工人们看到他们操作这如同无产阶级独有的一支手臂似的器械时,相信他们是能征服这家伙的[9]。这面绷紧的铁网从地上立起有20米高,它下面的地上遍是油腻的布和大量的钢管铁钉。共和国保安队慢慢地靠近这绷紧的陷阱——提前即兴创作的罗网,然后有序地撤退。这个消息如同笑话一般在所有四方街垒里轰动地传开了。“他们退却了!”殊不知,警察们是在等待其他邻近的街垒被占领后再攻击铁网。老虎钳正在收缩。
   最后一个方形街垒使警察进行了严酷的战斗。警察越来越密集地冲击阵地,煤气弥漫,榴弹成水平线地喷射。一些撤退的年轻姑娘甩掉衣服,拼命地奔跑,仍然遭到警察的追赶和殴打。最后一个方形街垒陷落,里面的战士被痛打一顿,如此投降。连过路的人也被警察肮脏的手按上车,拳打脚踢之后又被紧紧管束12个多小时。警察们无节制地用暴力发泄。将近4时,剩下四五个路障。在其他地方,只是在追捕逃跑者了,追逐竞赛直到屋顶上,用大头棒打人直到庭院的深处。到凌晨6时,一般是有经验的顽强战士顺从地重新聚集来,去坚守壕沟外护墙附近的最后一个袋形阵地进行抵抗[10]。警察在居民、学生或知识分子的楼下推进时,不得不冒着从窗户里抛出来的各种各样物件的侵袭。共和国保安队和警察别动队忍耐着沉重地坚持清理破碎的街垒路障,直到疲惫的边缘。示威者们始终像狮子一样地战斗,承负警察的数次冲锋,逃避背后泵送汽油布喷射的火墙,组织伏击,挫败背后的阴谋。凌晨5时,阵地已完全被警察占据,不再有投掷物、汽油、路障,几乎没有了战斗。示威者四散,例如可能逃进了楼层,往往一二十人进入朋友的房间,因为警惕后来者,都沉寂而恐怖。最后一个路障的战斗在图安街,那里整整一夜有一个强硬的满头长长白发的人,完全军人般地用简短的命令指挥了30多个示威者的抵抗[11]。5时30分,当一支保安队重新靠近时,他才命令散开。一支粗大的铁棍握在他手中,使共和国保安队的战士们敬畏而远之,然后他平静地消逝在街的一角。暴力行动到黎明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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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3]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4]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5]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6] 夏龙(Choronne)地铁站。在1961年法共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中,在夏龙地铁站死了8个人,是示威群众为逃脱警察的追捕而拥向地铁口时被挤死的。——译者
[7] 阿拉莫(Alamo),美国西部著名城堡,此处喻学生最坚固的街垒。——译者
[8] 这次谈判也录了音。
[9]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10] 让-马赛尔•布格罗,让-路易•佩尼努和五月的领袖们重逢在最后一个街垒里。
[11]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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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十章 工会登上舞台(5月11日——12日)



   6时,8区在静谧的早晨,一支败北的群众队伍没精打采地穿过博沃广场向30米远宁静的爱丽舍宫走去。这使在内政部里聚集的将军们惊呆了,然而这些群众根本没打算去“打搅”总统。虚惊一场的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富歇和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驱车去向安静地睡了一夜的将军汇报一夜巷战的情况。
   5时30分,爱丽舍宫服务处的副官应若克斯的要求提前叫醒了将军。代总理不希望总统从收音机里获悉夜里事端的情况。总统是高傲的。富歇开始解释自己没有刮胡子。“我也没有,”总统回答,接着就严厉地埋怨他们的部长们优柔寡断。国防部长的脸唰地红了[1]。
   梅斯梅尔:“有开枪的危险。假若我们有力地镇丫,必须承认有这个危险。”
   将军:“这是正确的。您有足够的部队可供安排吗?”
   梅斯梅尔:“在白天我还能有大量的伞兵。”
   将军:“还要等等吧。”
   对政府来说明显地有两条路线:戴高乐将军的和其他人的。部长们在流血的烦恼中体验着它。戴高乐对国家的权威受损不安,并主持参谋部在寻求保证国家权威的具体办法。学生们在摇动着部队介入的幽灵,它像一个离奇的怪物,又是一个政治的推断。同时,将军还在沉思最大限度的军事手段,如果万一?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压迫政府坚定地留下来以扑灭初燃的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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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9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警察的暴力



   运动开端时期担忧发动不起来的烦恼没有了。在这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若干小时的巷战之夜已经轰动全社会。在这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若干小时的巷战之夜已经轰动全社会。学生们震撼了法国。凌晨5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下达了解散的命令。将近9时,他为了使挨了橡皮棍的学生们与工人总罢工联合起来,给法国总工会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才睡下。示威者和头头们都不在场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返回高等师范学校,然后通过一个地下隧道回到他洛蒙街的物理实验室。他疲惫至极,焦躁不安;他们要召唤军队?暴动青年与老将戴高乐所见略同。然而征兆又相反,他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方丹那里获悉: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将近凌晨5点时又在寻求恢复接触,这位部长建议上午约会。热斯马尔不打算去,他想首先看看全国教育总工会的态度,这个总工会的主席接替者兼调停人还是有权威的。他必须秘密地从拉丁区出去。司机把他藏在轿车的后部,在到处还充满了轰隆声的黎明前夕到达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驻地索尔费里诺街[1]。大家确认他是与政府谈判的代表后都来看他,他说:“我只是与部长谈判。”学生领袖们对谈判并不急,他们深刻地看出警察在盖-吕萨克街的胜利对政府来说是个政治灾难,甚至比政府在骚乱的压力下做出惊人的让步更糟。他们在等待着,甚至确认法国总工会这次将不得不出头冒风险了。
   警察的暴行被电台和报纸夸大发挥,制造了整个国家的不安,但在大的方面,格里莫还是相对满意的[2]:维持示威秩序的行动最棘手,自发生1934年2月6日惨案以来再没死过多少人。面对经过锻炼的骚乱者,警察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又被辱骂被投掷物投掷,有的被痛打,但他们没有杀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位巴黎警察局长说:“巴黎从这最悲哀的一夜更闻名了。”他想,这将会更坏。
   然而,这只是这位技术专家的评价。但对舆论来说,警察又有了好久未听说的暴行了。警察无故地滥用暴力的报道开始充斥无线电广播和日报的标题:警察用橡皮棍把人打倒在地,然后塞进大客车,粗暴地对待,瞬间又被揍一顿;年轻姑娘或行人也被莫名其妙地痛打一顿,这一切过分的行为,在1968年5月警察局的黑皮书里翻开就看得见。人们无法计算榴弹爆裂的建筑物拱廊,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破额、碎骨、断臂,有多少人被煤气熏坏了肺和眼睛。共和国保安队的工会干部自我辩护说:我们保安队的作用仅限于摧毁街垒路障,一次性地完成工作,从没猛烈追击。保安人员只是出于市政警察局的安排,负责追赶逃跑者。这些人员习惯于社区警察的任务,缺乏示威治安的实际经验。同时还要承担自卫并克制他们的队伍。在暴力对抗的情况下,有的人员失去了冷静,免不了有粗暴的行为。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对此有另外的解释[3],他认为是禁止开枪的命令导致了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肉搏战,警察队伍的屠杀行为被禁止了,又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发泄,因此才用有力的橡皮棍来进行补偿。
   然而,不管警察局和保安队如何解释警察人员的放纵行为,终归是它们操纵的结果。5月11日上午,所有的党派,除了政府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全国都在谴责警察的行为。报刊社论都在愤慨里比干劲;所有的领域都重视国家的威信,反对警察的过火行为。政府试图分散难堪的抨击,发言人对法国新闻社(APF)如是说:“示威群众被越南和平和巴黎会谈的敌对力量所操纵。”原因是说定了。但在舆论上,政体从此蒙上了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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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罗:《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轮     班



   工会的头头们很懂得轮班。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欧仁•德尚早晨5时就奔赴全国总工会的驻地,这是总工会主席乔治•塞吉在召唤他。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十分了解工人们的反应:像全法国一样,工人们都在熬夜听无线电广播,他们被骚乱的轰隆声所震撼,发呆地听着青年人抵抗一个“专制”的制度并毫不退让的战斗消息。叛乱是有传染性的。从这个早晨开始,整个工人阶级都处在情绪骚动之中。
   工会领袖们商定举行一个会议,9时在总工会会堂举行,他们相信这个会堂。塞吉当即在会上提议下周一进行一次总罢工,这使其他工会的负责人们非常震惊。塞吉长时间地坚持这个主张。塞吉的这个举动虽然有助于表现法国总工会不是总在“乘运行中的列车”,但根据一些原始资料表明,他的行为缺乏冷静。热斯马尔迟到了一会儿,他是由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纠察队护送到会场的。塞吉和德尚对工会前一夜没有参加示威表示歉意。热斯马尔说:“假若你们愿意会见我们,那是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全法国在街垒战里知道了我们的存在。”[1]学生和工会的团结本来就搞得不好,看来将会更糟。但在目前,工人轮班是必然的。热斯马尔和所有学生领袖们对待工人阶级如同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地向往,而工会老大哥们总有点以恩赐的态度相待。这一次该学生领袖以导师的口吻说话了。
   整个中午,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成员都在自始至终地谨慎商议一周的行动,他们没有太大的热情与学生领袖交谈,在他们的眼里,学生领袖只是狂热和饶舌而已。两大工会发出了在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的命令,并号召全巴黎市民示威与其配合。大家将在13日下午相会。从学生与工会接触的第一刻起,法国总工会与学生的对立便成为辩论的中心话题,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艰难地居中调停,试图使他们的观点接近些。乔治•塞吉不希望13日的罢工示威以到达拉丁区为结果。“我会使学生们理解这一点的,”塞吉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反驳了塞吉的说法。工会示威队伍的路线决定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学生们首先在东站会集。法国总工会还提出最后一个条件:不希望“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队伍前头。
   热斯马尔:“哪个不受欢迎的人?”
   一个总工会干部说:“我们宁愿不说出他的名字……既然您强调,那么就是科恩-本迪。我们不希望他出现在队伍的第一排。”
   热斯马尔:“我和你们犯过同样的错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将在我们的旁边。如果你们如此要求,这次协商就没有必要了。”[2]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竭力说服法国总工会。协议总算达成。
   后来,学生领袖们十分懊恼在行动中这么快地就出现了官方的工会。示威号召完全可以由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联合发出,它们没有总工会那么复杂的协议。可是与官方工会的协议已达成,街垒对抗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争议出自一个外籍大学生,愤慨由警察的暴行发起,动荡由政府的无能导致。工薪阶层进入运动中,五月的最大原动力已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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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蓬皮杜回来



   政府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如何避免它。对示威运动的宽大可能要在结尾阶段,但对大学的动荡将是没有宽大的。相反地,对大学动荡的宽大会使传染病蔓延,试想当大约1万名学生就使政府和制度屈服了,工薪阶级还能平静地呆下去吗?1967年,左翼联盟只差一点儿珍贵的选票点数,险些使政府联盟失去了多数,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由此大为振奋。1967年戴高乐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却出现首轮投票无一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数的结果,左翼联盟视此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意外。这是这个政权的反常现象。戴高乐在抵抗运动的光荣历史中深入人心,富有传奇色彩,现在既主宰着国家和舆论又有按照他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制度的支持,战胜过几次国内危机,赢得了所有的选举,在国外也受到崇敬,然而现在戴高乐主义却一下子显得比看上去更脆弱了。戴高乐主义对法国显要人物和保守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宽容的代表,但面对上升的白领阶层和发展壮大的工薪组织以及城市现代化的古老巴黎,戴高乐主义需要重新寻找它的社会基础。在共产党占20%的法国,“非共产党左翼”又在革新中汇集着劳动者的法国,中间派候选人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占有很重的分量,戴高乐将军失去了绝对的多数,国家的安定成为头等大事。对1958年的战败者们来说,他们没有看到第五共和国的制度根深蒂固,相反认为将军的统治只是必然要重归议会制度正常状态之前的一个例外。戴高乐主义的对手们总是在树林的一角等待着,学生的骚乱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机会。
   面对扩大的镇丫,要求政府不能再扩大它以致更快地酿起暴乱。奇迹不能重复。政府与学生协商的失误,可能会使其后的骚乱发生流血。各方同样都在冒着全面罢工和舆论谴责的危险。部长们都清楚自己正走在火山口上。但戴高乐对这一切仍然认为只是一个维持治安的次要问题,而全神贯注于他的国外政策。他总是那么自信。
   整整一个下午,他的部长们都在说服他让步。若克斯、富歇和格里莫三位部长一直到下午4时都在为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辩解。否则,狂热将使一切变得更坏,而镇丫必然要冒越来越大的危险。代总理若克斯几乎是冒火地辩论:“我们不能像对待叛乱分子那样对待学生。”他不禁想起1940年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时,他为国家为戴高乐主义服务的情形。但辩论毫无结果。将军仍然说:“他们不停止骚乱,国家不退让。”[1]
   罗什校长紧接三位部长而来。问题都摊开了。将军审查所有的细节。不一会,佩雷菲特来了。戴高乐将军十分喜欢和器重这位年轻的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有一个比若克斯更巧妙的计划。他重提前天夜里的事端,说为什么不能与学生有交换条件呢?我们以接受学生的三个条件来换取他们恢复平静和拥护我们更严格地管制大学的正式承诺。
   佩雷菲特继续说:“我们将有一个补偿的计划来平衡社会舆论,证明政府的主动性,证明政府有能力以人道和威严来安定舆论,并可以促使舆论降温。”[2]
   在这个构想里,国家没有失去面子。将军这下被吸引住了。佩雷菲特突然严肃起来,继续说: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如我所建议的这些安排,我完全会理解,因为我不是位置上的人。那么,我认为在你们的安排里应该重新考虑我的主意。在我认为能够便利地调整危机的情况下我我将这样做。”
   戴高乐做了一个气度很大的手势结束谈话:“好,同意这个计划,干吧!”
   19时10分,佩雷菲特平静下来,他决定第二天召集校长和院长们。他自信地对一位撰稿人说:“一切都很好。星期一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和释放被关押的学生们。”
   然而,就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蓬皮杜的座机降落到奥尔利机场的跑道上。总理轻松微笑地走下飞机,在贵宾厅稍息片刻之后便与若贝尔一头埋进官方的秘密文件之中[3]。然后他穿过急急忙忙的记者们,令人迷惑地说:“我有我的想法。”他的想法不是佩雷菲特的想法,与戴高乐的想法更不沾边。
   1968年是蓬皮杜担任总理职务的第六个年头,一个例外的长命总理。这个才华横溢的人,还有他信得过的引人注目的随员若贝尔,巴拉迪尔和年轻的希拉克,象征着队伍不断壮大而前途却令人堪忧的戴高乐派的连续。这个在1945年以“善于写作”而小有名气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学生,因受戴高乐的青睐才即将起航,这使他的一生都处在这个伟大人物的影子里,也使他有了磨圆个性和磨尖雄心的时间。由于他善解人意、勤劳积极、坚持刚毅、灵活干练而又守口如瓶,首先成为戴高乐的特别秘书,接着便成为戴高乐穿越旷野、度过政治低潮时期的最亲密的陪伴者之一。他甚至没有参加抵抗运动,只是坚守在谨慎保留的占领区,这使他具有综合素质:忍受最厚重的档案材料的能力,耐心交往的意识和善于耍手腕周旋的才干。因而他很快地就在戴高乐派的团体里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戴高乐身边的组织者、闪光人物、应付棘手局势和编织最牢固的阵线的能手。1945年他离开过戴高乐一段时间,进入他的朋友罗特希尔德的公司,去做一个银行事务的学徒。戴高乐主义建立后,他领导着戴高乐在马蒂尼翁府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继续听命尽责于将军,又成为将军的研究员和提供情报者。1959年蓬皮杜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会委员;1962年,当精疲力竭的总理德勃雷去了阿尔及利亚时,蓬皮杜这位不起眼者便接替了因蒙受非殖民化风暴而心痛欲裂的总理德勃雷。将军希望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政府由自己的参谋长操纵总胜于被政治操纵。对于这样一个角色,蓬皮杜是最合适的。
   这位洞察入微的文学教师和戴高乐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地道行家,比他的上司戴高乐更保守更狡猾也更少些对历史和业绩的迷恋。在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谦虚谨慎的,逐渐地便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强加他外省人的特色,近乎农民的特色,使舆论终于领略到他那贪婪的微笑、严肃的声调、使人放心的圆滑和永远叼着的金黄色香烟。随着他的人才挑选及推动他们上升,一个蓬皮杜小集团慢慢地形成了,等于他的私人近卫军[4],他的小集团一时被誉为戴高乐的“共和国预备队”。蓬皮杜任凭将军关注他的国际政治,自己则紧抓国家的工业化,这成为他的主要任务,尽管工业化促使了动荡,成了麻烦的根源。在这个小梅特涅[5]的扩展中,力求以每年6%的增长率来稳定暴躁的法国社会。他细心注意农民和商人,这些奠定资产阶级共和国基础的农村和市镇的居民们,他特许他们可以在兴旺发达的边缘低声埋怨工人阶级,使一切人都为政治制度的巩固奉献用之不竭的力量。他同时运用必要的议会策略,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各党派显要人物进行无休止的协商谈判;保卫新共和联盟几乎成了他的专业户;他终于对一切同谋者或同路人了如指掌;以极大的耐心奠定他政治前途的基础,同时显示出无限度的咄咄逼人之势。
   这位第一流的人可以说是戴高乐的世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的总指挥。
   总理在前天18时已与他的办公室主任若贝尔用电话详细交谈过。若贝尔已经特别地为他提供了所有的情报,并通过测验证明了政府的优柔寡断、示威群众的决心,尤其是关于运动的民心。蓬皮杜在前天已经作出了决定,后来他叙述道:“若贝尔催促我回来,哪怕早一个小时也具有重要性,而且认为可能、甚至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他还要我考虑回国后要做的事情。我马上明白了,在巴黎,部长们举棋不定,将军也可能并没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就我而言,我仿佛十分清晰地看到了随之而来的出路。我告诉若贝尔,一俟返回国内,我就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并满满地打缓和牌[5]。”在他两个小时的返程中,始终在与若贝尔磋商,拟定他设想的调解,精雕细琢他的计划,直到飞机着陆,他的教导方停止。他知道政府处于险境中,必须鸣金收兵,也知道他的态度不被理解,但他抖擞精神准备投入战斗。蓬皮杜还能做这样的谈话:他被出访保护了;他掌管着一切事务,他不能变卦。政府将接受所有的先决条件,学生危机将结束,传染病将失去作用。在马蒂尼翁总理府,当代总理若克斯向他报告形势并在三项要求上提出相对温和的意见时,蓬皮杜打断了他的话:
   “请原谅,我已做出决定: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6]
   若克斯和富歇如释重负,他们完全同意。但佩雷菲特顶着:
   “如果您无条件地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您的缓和将被理解为投降。”
   “没有必要斤斤计较。假若我们附加条件就会破坏心理效应。”[7]
   佩雷菲特请求第二天再作决定,被蓬皮杜拒绝。他甚至在奥尔利机场对记者讲了他的决定,他当然知道应该先见了戴高乐将军再说。新闻部长请求总理当晚举行电视讲话,这使部长们大吃一惊:蓬皮杜没有请示总理便决定了一切。看这些征兆,他竟准备得如此细致,如此熟悉情况。
   蓬皮杜21时才抵达爱丽舍宫。会谈持续了45分钟。他与总统有过争吵吗?五月以后有些说法:蓬皮杜为了强加缓和路线,权衡得失,不得不提出辞职。好几个历史学家认为相反[8]。蓬皮杜说,他与将军的争吵减小到了最低限度:“我们的谈话是简短的。关于我的计划,我立即得到了总统的同意。”[9]他说的是真的吗?马尔罗[10]的说法是:戴高乐简直直爽地说:“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与你一起赢。如果你失败,活该。”马尔罗是作家,说的比历史学家更生动。
   事实上,戴高乐看到他的精神饱满的总理,没有不高兴,而是乐观有信心的。这可能是真的。蓬皮杜是他控制的角色,总统会与总理保持距离并有保留。国家日常活动的首脑毕竟是蓬皮杜。在对立的主张里,他倾向于总统的主张吗?算了。反正他脱离了危险,他在那儿就是这样的。即使他失败了,有人来替代他的。后来蓬皮杜对历史学家菲力普•亚历山大[11]说起这件事时说:“其实戴高乐一直在等着我。将军不喜欢部长们犹豫不决、支吾搪塞和在行动前逃避的作风。必须对他们说:‘以下就是我要做的。’”
   23时30分,蓬皮杜在电视上讲话,总理仍然完全地保持着稳健安谧的作风,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王牌:“我决定从星期一起,将重新自由地开放巴黎大学……关于在押学生提出的释放请求,上诉法院将能裁定……我们在恢复巴黎大学自由的同时,也将恢复它的天职,即在自觉自愿地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学习。”最后他以自我辩护结束:“为争取迅速彻底地平息骚乱而进行合作。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做好准备,为平息骚乱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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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2] 关于全部谈话,阿兰•佩雷菲特已与作者交谈。
[3] 关于蓬皮杜对危机的观点,米歇尔•若贝尔已与作者交谈。
[4] 见卡特琳•克莱西,贝尔纳•普雷沃和帕特里克•魏斯曼:《共和国的后继人雅克•希拉克》,巴黎•都市新闻版,1967年。
[5] 梅特涅(Metternich),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的首相,以“梅特涅制度”而得名。这里喻蓬皮杜。——译者
[6]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7] [8]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9]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10] 马尔罗(Andrē Malreux),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著名作家。——译者
[11] 见菲力普•亚历山大、拉乌尔•蒂比亚纳:《爱丽舍宫在危急中》,巴黎•法亚尔版,1969年。


必须让步?



   一个星期的骚乱,一个充满激情的巷战之夜,使4个已判罪的骚乱者终于被释放了,学生们赢了。对政府来说,这是蒙上缓和外衣的完全投降,但蓬皮杜没有犹豫。法国将不再骚乱,是这样的吗?后果将很快到来:无论是强硬的戴高乐派还是善良的其他人看来,蓬皮杜星期六晚上的讲话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打开了缺口,加速了有限总罢工。大部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众议员当场就惊呆了,好几位部长无保留地发言,他们说蓬皮杜这下使国家蒙受了四重谴责:对警察局;对政府一个星期来的行动;对法官,独立被扔在了桌子下面;对将军,被放在了让步的对立面。
   几年后,蓬皮杜为此努力替自己辩护:“假设我不发表星期六晚上的声明,不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那么,在13日(星期一),一定有一场预料之中的示威运动,学生还有工人、资产阶级都可能参加,人们会看到13日将变成一个从共和国广场到拉丁区的浩大的群众运动日。在到达拉丁区后,他们必然会冒险用暴力占据巴黎大学。我想必须避免流血,避免看到死亡,尤其是让13日的示威者们丧失占领巴黎大学的明显目标。这就是我从阿富汗急速返回的原因。”[1]
   在这个特定时间里,总理的手段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学生领袖们又弄出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公告。“那时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科恩-本迪后来写道[2]。工会阵线的头头们也降低了调子。星期一全面罢工将继续[3]。在工会阵线那里,仅仅因为13日是一个已被召集的不能再取消的示威活动而已。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完成这个示威?这个示威能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星期天,在两个会议的间歇,蓬皮杜对若贝尔说:“真是滑稽可笑,他们硬要补给我一个5月13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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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2] 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3] 劳动者的这个决定是确实的,也可以说是“技术性”的,特别是预先决定让工薪阶层参加示威活动。很难用它对运动的影响来评价它,示威者的数字是评价的最好标准。这次示威将是浩大的。
[4]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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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学生危机(5月1——13日)



第十一章 10年,够了(5月13日)



  小派别们胜利地进军,从共和国广场到当费尔广场。这次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后面有30万人跟随着一辆对现状表示不满的大彩车[1]。农泰尔文学院的“疯人派”,巴黎大学的轻浮者、朱西厄的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的怪癖家伙、极左的玩世不恭者都在队伍里。他们淹没了温和派、猛击了反对派、打开了闸门、搅动了全法国。一场真正的大动员大动荡。奇怪的是,队伍的前面既不是工会的头目们,也不是彬彬有礼的重要人物,科恩—本迪当晚在统一社会党的集会上说:“这使我真高兴,队伍打头的竟是在运货彩车尾上的一帮斯大林派的坏蛋们。”燃起大火的火种聚积了起来。这是煽风点火者们荣耀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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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格里莫提供的数字,是他安排情报局实际计算的(他没采用当晚电视台上的官方过低估计)。


反戴高乐派的洪流



  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们说有100万人。当人数众多时,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说有100万。实际上人数与这个估计数少3倍,但仍不失之为一支胜利的浩大的队伍。欢乐的队伍里充满了黑色、红色的帽子和标语。“10年,够了!”因为1968 年是第五共和国的第10个年头,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为此精心策划了一个历史纪念日。星期五之夜的巷战,被蓬皮杜的让步镀上了合法的光环,学生们是这一天的英雄。法国总工会还企图禁止科恩—本迪在示威队伍的前头,全国学生联合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仍然把这个红头发小伙子安排在队伍的第一排,他双手搭在同行者的肩上。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在“学生、教师、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巨大横幅标语下面。他们的后面是500名可靠的左派战士,举着琳琅满目的标语牌:“戴高乐去养老院!”“戴高乐去档案馆!”“工人和学生在一起!”“政府无能,让它垮台!”“我们都是疯人派!”“罗马、柏林、布达佩斯同样在战斗!”“我们是一小撮!”……
  法国总工会等等笨拙的改良主义队伍不得不第一次跟随着革命的自由射手们。捣乱分子们带走了群众。这是五月的奇特之处:由社会边缘者们定调。群众中普遍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由的政治狂热和叛逆的芬芳,从共和国广场浮向当费尔广场。蓬皮杜希望这个示威只是象征性的。然而人们极为惊讶地看到这个示威却是如此浩大如此果断如此自由地反对政府的连续镇丫及无能。5 月13 日重新开动了只是由于总理的缓和才刹住片刻的机器。从这以后,一切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
  学生后面数十万工薪阶层、工会会员、活动分子、同情者或者是纯朴的老百姓都被这个红色春天的恩赐感动了。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组成了一支巨大的队伍,它们的负责人塞吉、德尚、马朗热和其他人带着谨慎的微笑大踏步地走在马路上。后面是法共的负责人瓦尔德克、马歇、巴朗热,接着是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激进分子和领袖比耶尔、密特朗、埃尔尼,还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总书记吉伊• 摩勒,不远处是孟戴斯与统一社会党的队伍。
  在法共的队伍里,皮埃尔• 朱坎走在罗尔• 唐居伊的旁边。罗尔• 唐居伊是二战时法国义勇军游击队(FTP)的老上校,1944年8月巴黎起义的组织者,他开玩笑地说:“大家去爱丽舍宫吗?——哦,我知道怎么做。这很容易。可以后怎么办呢?”[1]。这风趣的玩笑离可信太远。然而许久以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若贝尔却说:“那一天,他们能够占领爱丽舍宫。因为学生——工人联盟已给予他们必要的力量和可靠的发端。后来,真正的危险过去了。水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2]
  然而,示威活动的领袖们离占领爱丽舍宫的念头还有若干光年。虽然当学生们在东站集中时,达尼埃尔• 科恩—本迪也炽烈地贡献出他的革命修辞:“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大街上直接行动。全面罢工虽然不是依赖的武器,然而却是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武器……警察局用了美国人在越南的同样方式镇丫我们,我们将在不久以后建立一个人民法庭来审判国家警察局……戴高乐主义的制度不得不退让了,这就是对戴高乐主义夺取政权十周年的纪念。”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政府辞职”。实际上.这次示威活动只是浮动在另一种影子上:学生领袖们高兴地看到示威队伍的膨胀,即使这种并不可靠的联合也超出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希望一件事,即看到“工人阶级”接班。在1968 年的法国,工人阶级接班只有法国总工会。然而,它的主席乔治• 塞吉却乐观而冷漠地走在数百米之后,不靠近队伍,他,并没充满革命的激情。队伍里没有旗帜,这是在总工会会堂发生的一幕所决定的:示威前,大家说用红旗和黑旗[3]来代替三色国旗,总工会有人吼叫着反对,大家才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不用旗帜。
  在示威期间,反戴高乐派的巨流在世间自然地涌出,一直流到当费尔广场。格里莫动员了6千宪兵沿群众示威路线秘密地布置,防卫着爱丽舍宫、市政府和一些官方建筑。警察待枪立正。在人流鼎沸的时候,并没发生骚乱,只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当费尔一罗施罗广场。替察局的一辆客车送一名受伤的孩子去医院,不料陷入人山人海的示威群众之中。人们摇晃着车,把警察从里面摇了出来。吼声高涨,一名手枪露出枪套的警察为了畅通朝天开了三枪。格里莫曾一再支支吾吾地提醒警察们,一切行动都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假若强行下达疏通的命令,会冒着打群架的危险[4]。多亏左派代表皮埃尔•戈特用一副彬彬有礼的老者模样,“让我来吧,我来解救警察们,”他用电话联系疏通,这儿的一切才恢复正常。喔唷!真险,第8 区警察分局的一辆大客车里装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向这里迅速进发了。
  围绕着格里莫周围的群众慢慢地散去。科恩—本迪想带领群众去尚德玛斯场地,大概有数千人跟着他。总工会的活动分子们梳蓖般清理当费尔广场以加速示威群众散开。示威队伍抵达当费尔广场后,塞吉准备离开,红头发小伙子伸手想拉住他,他拒绝了。到19 时,当费尔广场还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要走向新的骚乱?当时,政府的一位秘书急得笨手笨脚地,他建议:“我帮你们联系,我有克拉苏茨基[5]的私人电话号码。”他用电话在克拉苏的家里找到了已入席的克拉苏,他向克拉苏解释这些。克拉苏是塞吉的副手,他说:“我马上来看看。”不一会,总工会离开当费尔广场,带走了一大群工人[6]。这位热心的政府秘书叫雅克•希拉克。这是蓬皮杜的人员与共产党人的第一次有益的有效的直接接触。他们两方面一直都记得这件事。
  当晚,各方都进行了估计。政府一方认为示威活动大致是平静的,还是满意的,并使总罢工失败了一半。工薪阶层并没有完全遵循总工会的命令,这是个希望的匣子。5月13日的游行已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使总理的政治形势十分不妙,证明他星期六晚上的讲话丝毫未摘掉导火线。人们对舆论越来越失去信任,即使是对电视台.因为电视台并不是开玩笑地宣布有十六七万示威群众,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官方的数字。政府镇丫之后的退让鼓励了反对派,还不知道政府要退到哪里,反对派将有保存一切政治获益的可能。即使罢工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这一切已经最深刻地铭刻在工薪阶层的意识里。政府能够退让,行动已经付出。政府已经到了必须最坚决地考虑限制大学动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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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雅克•贝纳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2]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3] 黑旗本是法西斯纳粹的标志色,这里可理解为代表暴力。——译者
[4]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5] 法国总工会的副主席。——译者
[6] 米歇尔• 若贝尔叙述的细枝末节.与作者的谈话。


解放的巴黎大学



  正当学生们需要足够的力量来保持他们的狂热时,巴黎大学由总理宣布“解放”,这如同极大地嘲弄了权威三个星期,而且是在巴黎的中心地区。从星期六晚上起,学生政治运动的老手们就率领一班人出现在桑西耶中心,主要是大学行动党的头头和骨干们:布里塞•拉隆德、让一马赛尔• 布格罗、马克• 克拉苇茨、让一路易• 佩尼努和塞尔日• 博斯克等人。几个从容不迫的大学办事员留在这个中心里[1]。只几分钟,他们便占领了这个中心,一个“行动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这个“行动委员会”由一个常设的全体会议监察,这个全体会议由克拉苇茨[2]主持,大家委托他具体的任务,他立即就职服务:大家开始印传单。一面墙上贴着一条很重要的标语:“当我们有一次睁开眼睛,我们就再不能平静地睡觉。”意思很明显:他们近乎不睡觉。在蓬皮杜讲话时,他们安静地听着,然后议论起来。这下反而使他们紊乱起来:如果镇丫停止了,运动如何坚持下去?这一夜,他们充满了对工人的幻想。
  巴黎大学,10天来,这里是所有骚乱者所希望到达的目标。星期一上午10 时,来自桑西耶的那支小队伍行进在拉丁区的大街上。他们几乎完全按照蓬皮杜宣布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时间来到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前,一位温和的老太太守在那儿,把教室让给了他们,一眨眼,这位老太太就不见了。
  他们会聚在蒂尔戈梯形教室里选举占领委员会。佩尼努[3]和克里苇茨被选进协调委员会,还有两位有名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老兵伊夫• 利什唐和安托万• 格里塞。工人——学生行动协调委员会也将设在这里。他们弄来了一辆有扩音设备的卡车,是一位名叫约瑟• 比德甘的年轻左派老板提供的。他们组织募捐和准备睡袋,并与弗朗克• 泰诺联系找来一支爵士乐队。佩尼努叫来乔治• 拉帕萨德,一位讲课讲得绘声绘色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的教师,他带来一台形象化的钢琴,象征着永远被占领着的巴黎大学的北欧传说[4]。这台钢琴是六个多月前在那场关于流行音乐的争论中所谓涌现出来的巴黎式和但丁式战斗英雄一一朗格卢瓦[5]和他的影片资料馆的“收藏品”,当文化部要把这台形象化的钢琴扔到夏约宫[6]的世袭领地之外时,被他们利用了起来。朗格卢瓦带着电影摄像机来了,戈达尔[7]抱着圆盘准备换胶片。晚上,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拉帕萨德感到更加自由和高兴,因为这个爵士音乐晚会汇集了许多稀奇之点;哲学家卡斯塔• 阿克塞洛也来了,他在关于性压迫的第一次辩论里十分活跃。人们都醉心于娱乐。这天,为了5 月13 日[8]的第十个纪念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萨莱•普莱耶尔也主持着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一个集会。都是不祥之兆。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恩—本迪与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亲华派在一起。亲华派希望“到人民中去”。科恩—本迪反对:这将使运动毁灭[9]。大学行动的幸存,就在于巴黎大学的占领有道理。古老的灰色建筑将变成当前革命的象征性圣地和巴黎这个春天中的小冬宫。它藏有不掌握政权的政治,就是它的特征,这对这场暴动中的口号、观念、推理和想象都非常重要。学生公社就在他们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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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与让一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2] 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3]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国际联络人。——译者
[4] 作者与让一路易• 佩尼努的谈话。
[5] 法国的电影制作老板。——译者
[6] 法国的音乐殿堂。——译者
[7] 电影摄像师。——译者
[8] 1958 年5 月13 日,阿尔及利亚成立救国委员会。——译者
[9] 见达尼埃尔• 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 贝尔丰版,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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