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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录入卢森堡文献时的一点感悟

录入卢森堡文献时的一点感悟

录入时顺便也就读了,谈一点感想。

19、20#的《理论和实践》是卢森堡写于1910年夏天的一篇战斗檄文,讨伐的是德国社民党在民-主-运-动中的退却政策。对于当时的街头示威运动,卢森堡主张把运动继续推进下去,必须使党主动采取群众罢工的政策。卢森堡并不幻想主观制造革命的群众运动,更不是患上了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盛行的总罢工崇拜症,只是为了求得最大限度地扩展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力量,并且为着当时可能的不远的群众运动高潮准备那种主动性、阶级觉悟和群众有组织的战斗力。

我认为卢森堡的这些考虑和批判是完全正确恰当的。但是我有一个大大的疑虑:卢森堡明知社民党领导采取了挫伤群众斗志和士气的机会主义政策,甚至明确预测到社民党领导的态度在“准革命时期”将成为障碍(见《理论和实践》较后部分),为何不采取果断鲜明的政治决裂政策呢?(比如说,筹备组织党内反对派,进行纲领上的严肃斗争)

难道卢森堡碍于人情面子不敢决裂?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卢森堡大大低估了一个纯洁而明确的工人政党(它的核心是与群众阶级觉悟紧密相连的政治纲领)的重要性,以及锤炼它的艰苦性,因而也就大大低估了政治机会主义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窒息和扼杀作用。

以下摘自《理论和实践》最后部分:

“当然,变成这个样子的领导机构所进行的阻止活动顶多是在群众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在我们德国这样,群众行动尚在采取最初的步骤的时候,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革命时期还在全面开展的阶段,斗争就已达到高潮,那么,党的领导人的刹车就不能取得多大的效果了,群众就会把对抗运动风暴的领导人毫不含糊地推到一边去。看来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可能发生的。”

这段话表明卢森堡大大低估了工人革命的复杂性,也许还可以说她太过相信了群众运动自发性的力量,——这一判定即便是有数十万(可能不止?)有觉悟工人的德国也不为过。一个优秀的纲领及其政党,并不是一群先进工人的静止地、机械地算术相加。工人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工人阶级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政党,没有经验过完整工人革命的卢森堡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了解了20世纪巨量革命正局和悲剧的我们应该更多认识到这一点。

2、卢森堡囿于自己的党内地位和某些时代特征(例如中间阶层和“民主事务员群体”还不像后世那样稳定成形),没能认识到议会环境下的社民党上层正在形成自身特殊利益、异化为工人阶级官僚阶层的过程中。 (补充:即使卢森堡也意识到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没有从物质的阶层分化的高度做出政治评估。)

这使得卢森堡还自认为——当然我感觉是这样——她与考茨基的争论是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两个不同具体政策之间的争论。

3、卢森堡思想深处的某种形式主义的迷信。对某些漂亮的自由、宽容或民主形式的迷信,认为革命阶级觉悟的较高发展能够包容这些形式,而不是从阶级斗争这一毫无疑问的最高价值准则去看待思想政治的争论。

非常有意思的是,据卢森堡的说法,大概是有一些俄国左派领袖(我猜想很可能首先是列宁派)抨击了德国党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宽容,卢森堡在1907年俄国党伦敦大会上做了如下回答(粗体字是我加的):

“我们在德国可以得到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外柔而内刚。策略的核心严厉而刚强,策略的形式则随和而宽容。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的阶级政策在我们那儿已经牢固地,不可动摇地确定下来,是因为这个原则已经有党的压倒多数做后盾,以致我们队伍里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的存在,甚至他们的活动,都完全不能为害于我们;相反,由于运动的规模宏大,自由讨论和有意见分歧恰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正是某些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当时不能原谅我们,说我们在德国太不刚强,例如我们没有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德国转向法国党,我们就会发现,那儿的情况完全不同,至少在几年前还是这样。当时盖得的党[17]不就是因为它的刚强性格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而显得很突出吗?例如我们的朋友盖得曾经声明:从根本上讲,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国家领袖由共和国总统路贝[18]还是由皇帝威廉二世来充当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声明——他的政敌曾费尽心机加以利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法国朋友的面貌不是有着宗派主义的耿直和不宽容的一些典型特征吗?这些特征是他们在反对形形色色模糊不清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捍卫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的多年斗争中自然而然获得的。尽管如此,我们当时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不怀疑真理的核心是在盖得一边,也不怀疑支持盖得分子全力反对他们的政敌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同样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看成是近几年俄国党的历史的自然结果。我们并且相信,这些特征不是那一种人为的手段可以消除得了的,而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和革命政策的原则得到足够的巩固,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取得最后胜利时,才会自行消失。因此,我们正在完全自觉地作出努力,来保证这种政策的胜利,但是不采用你们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而是采用波兰社会民主党所理解和实行的方式,采用最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精神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式。”

我不得不说:从德国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社民党左派的这些文件里,我们已可初步发现革命悲剧的根源了!

我发现,卢森堡在许多文章里都指出,20世纪初的德国比任何国家都更适合于工人革命以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      *      *


最后,德国革命无疑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德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富强的现代大工业基础,数量最大、最富有组织性和最有政治觉悟的产业工人队伍,经历了1918年革命风暴和1919年的革命停息,1923年的革命失败,30年代初的毁灭性的革命失败),也富有相当多有益经验和极其沉重的教训。

当然,这些正反经验决不可能是个别读者的一点感想所能总结的。而且我们也无权苛刻要求革命前辈做得更好。但希望这些资料的录入上传能够给今天和将来的战士们提供启迪,只有新一代的阶级斗争才可充分领悟它们!

[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8-12-15 14:41 编辑 ]

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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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



希望作者不是红草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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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作者不是红草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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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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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ID比较主动地做些起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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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指示党报勿讨论某一政治话题。。。中宣部的伎俩原来早有渊源了。。。德国党真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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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对个党报编辑部下达的所谓“秘密指示”[3]就是一个新鲜的例子。这是一次企图对党的报刊实行监护的尝试,对此无论怎样严厉地拒绝都是不为过的。但是,这里也需要再说明一点:反对拖拉作风同反对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过分的权力幻想一样,除了依靠广大党员群众自身的首创精神、自身的思想工作和自身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外,再没有其他手段。

……

1911年8月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给党的报刊编辑部发了一封秘密通告,禁止它们讨论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中的意见分歧(这是由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机构的敌视工人的决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一项机会主义声明引起的)和对工会领导机构的措施提出任何批评。”

以上出自《再论群众和领袖(1911年8月)》

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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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作者不是红草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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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没红草那么牛。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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