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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琼斯妈妈自传

琼斯妈妈自传

琼斯妈妈自传

《琼斯妈妈自传》于1925年首次由查尔斯•科尔出版社出版。自1953年版权失效后,不同的出版社出过多种版本。

重新开张的查尔斯•科尔出版社继续再版,可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此书。这是第一个网络版。如果哪位妇女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圣人,那一定是玛丽•琼斯,不管她是否信奉特定的宗教。她的自传绝对是你读过的劳工史里最激动人心的一篇。

目录
• I: The Early Years
• 第一章 早年
• II: The Haymarket Tragedy
• 第二章 干草市场悲剧
• III: A Strike in Virginia
• 第三章 弗吉尼亚州的罢工
• IV: Wayland's Appeal to Reason
• 第四章 威兰的《向理智呼吁报》
• V: Victory at Arnot
• 第五章 在阿诺特的胜仗
• VI: War in West Virginia
• 第六章 西弗吉尼亚州之战
• VII: A Human Judge
• 第七章 一个有人性的法官
• VIII: Roosevelt Sent for John Mitchell
• 第八章 罗斯福召见约翰•米切尔
• IX: Murder in West Virginia
• 第九章 西弗吉尼亚州谋杀案
• X: March of the Mill Children
• 第十章 童工游行
• XI: Those Mules Won't Scab Today
• 第十一章 今天那些杂种不会当工贼
• XII: How the Women Mopped Up Coaldale
• 第十二章 妇女们如何打败科尔代尔
• XIII: The Cripple Creek Strike
• 第十三章 跛子河罢工
• XIV: Child Labor
• 第十四章 童工
• XV: Moyer, Haywood and Pettibone
• 第十五章 莫耶,海伍德和佩蒂伯恩
• XVI: The Mexican Revolution
• 第十六章 墨西哥革命
• XVII: How the Women Sang Themselves Out of Jail
• 第十七章 妇女们是怎样唱歌脱狱的
• XVIII: Victory in West Virginia
• 第十八章 西弗吉尼亚州的胜仗
• XIX: Guards and Gunmen
• 第十九章 卫队和枪手
• XX: Governor Hunt
• 第二十章 总督亨特
• XXI: In Rockefeller's Prisons
• 第二十一章 在洛克菲勒的监狱里
• XXII: "You Don't Need a Vote to Raise Hell"
• 第第二十二章 “你无需靠一张选票来反抗”
• XXIII: In a West Virginia Prison Camp
• 第二十三章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监狱营
• XXIV: The Steel Strike of 1919
• 第二十四条章 1919年钢铁罢工
• XXV: Struggle and Lose: Struggle and Win
• 第二十五章 斗争和失败:斗争和胜利
• XXVI: Medieval West Virginia
• 第二十六章 中世纪的西弗吉尼亚州
• XXVII: Progress in Spite of Leaders
• 第二十七章 不管领导人如何,前进!


第一章:早年


  1830年我出生于爱尔兰的科克市。我的一家人都很穷。他们几代人为爱尔兰的自由而战。我的许多亲人死于这场斗争。1835年父亲理查•德哈里斯来到美国,他一成为美国公民,就把家人接过来。他作为铁路建设工程队的工人前去加拿大多伦多。我被带到这里抚养长大,但始终被当作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我对这个公民身份从未感到自豪。

  在完成公立学校的学业后,我进了师范学校,目的是当一名教师。我也做裁缝,学得很精通。我的第一个职位是在密歇根州门罗市的修道院教书。之后,我来到芝加哥,开了一家制衣公司。比起指挥小孩子们,我更喜欢缝纫。然而,我又回去教书了,这次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1861年我在这里结了婚。丈夫是一名铸铁工人和铸铁工会的会员。

  1867年,流行性热病席卷孟菲斯。受害者主要是穷人和工人。富人和小康之家逃离了该城。学校和教堂关闭。没有许可证的人不得进入黄热病受害者的房子。穷人无钱支付看护费用。就在我对面的街上,有十个患了疫病的人躺在那里死去。我们的周围都是死者。夜里他们被草草埋掉,没有葬仪。在我的房子四处都能听到哭泣声和发狂的哭喊。我的四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得病死掉了。我清洗了他们小小的身体,以备埋葬。我的丈夫发烧并死去。我悲痛地独自坐到通宵。没有人来找我。没有人会找我。别家也跟我家里一样受到疫病的折磨。整天,整夜,我听到运送死者的车轮子的磨擦声。

  在工会掩埋了我丈夫以后,我得到许可证,去看护患者。我一直从事着这份工作,直到鼠疫被扑灭。

  我回到芝加哥,再度与人合伙做缝纫生意。地点在华盛顿街临湖之处。我们为那些芝加哥贵族工作,我有大把的机会观察他们奢侈铺张的生活。常常当我为那些住在湖滨道华屋里的上院议员和巨商们缝制时,从平板玻璃窗望出去,我会看到穷人、发抖的潦倒者、失业者和饥饿的人,沿着冰冻的湖边走过。他们的境遇,跟我为之缝制的那些人火热的舒适条件相比,令我痛苦。我的雇主似乎既不注意也不关心。

  夏天里,我也常常透过富人家的窗户注视那些背着婴儿和小孩的母亲,她们来自西边的贫民窟,希望呼吸到来自湖上的凉爽、清新的空气。入夜,公寓里是闷热的,男女和小孩睡在公园。但当城市陷入热浪之际,那些捐钱给冰雪基金(the ice fund)的富人们便前往海滨和山区去了。

  1871年10月的芝加哥大火烧掉了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一切。火灾使数千人无家可归。我们整夜呆在湖边,第二天没有食物,常常跳进湖中以保持凉爽。沃巴什大道的旧圣母教堂和派克法院为难民开放,在能够找到去处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里。

  劳动骑士团在附近一个坍塌的、被火烧焦的老建筑里举行会议。劳动骑士团是当年的劳工组织。我习惯了在他们的会议上度过许多夜晚,倾听精彩的发言。星期日,我们到树林里去,举行会议。

  那是为劳工事业献身的日子。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大厅,没有支取高薪的官员,没有与劳工之敌共享的盛宴。那是属于烈士和圣徒的日子。我开始对劳工运动有所了解。我知道了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有一群人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会面。他们是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蓝色”和“灰色”(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地图以深蓝色标示北方“自由州”,灰色为南方“蓄奴州”——译者注),一两年前曾为奴隶制问题彼此开战。他们决定,现在是时候了,要制定一个计划,同另外一种形式的残酷的工业奴隶制作战。劳动骑士团便因这个决议而诞生。

  自从芝加哥大火之后,我越来越热衷于劳工斗争,我决心积极参与到劳动人民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努力中去。我成了劳动骑士团的一员。

  我还记得最早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其中一场罢工。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员工举行罢工,他们找我来帮忙。我去了。匹兹堡市市长以州副治安官的身份赌咒说:一群无法无天、鲁莽的家伙在1873年的经济恐慌时期流窜到该城市。他们打劫,焚烧,暴乱,强夺。他们的这些行为被记在罢工工人帐上。地方长官派出了民兵队。

  铁路公司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法律:在罢工的情况下,机车人员应当在罢工前把火车头开进机车库。该法律被罢工者切实遵守。几十个火车头被安置到匹兹堡。

  有一天晚上发生了骚乱。铁轨上几百个车厢被浇上燃油,纵火焚烧,并沿着铁轨被送进车库。车库着了火。一百部以上的属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所有的火车头被毁坏。这是一个疯狂之夜。火光照亮了天空,变成烈焰,照着士兵的钢制刺刀。

  罢工者被控以纵火和骚乱罪,尽管人人都知道不是他们点的火,而是匹兹堡商人收买流氓搞的,他们认为长久以来铁路公司在运费方面对本城不公平。

  我个人是了解这些罢工者的。我知道他们努力执行法律秩序。我知道他们对采取暴力的成员会予以惩戒。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到底是谁犯下焚毁铁路财产的罪行。就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认识到了,劳工必定要给别的人顶罪受过。

  这些早期的年月见证了美国工业生涯的开始。伴随着工厂增长和铁路发展、资本积累和银行崛起一道而来的,是反劳工的立法。罢工产生了。暴力产生了。工人的心灵和头脑中的信念产生了:立法机构只不过在贯彻工厂主的旨意。


译注:

  关于匹兹堡铁路工人罢工事件中的纵火案,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第10章 另一种内战》第209页)中的说法是:士兵向投掷石块的群众开枪,致10人死亡。愤怒的群众于是包围车库,点燃车厢,烧毁建筑物和车库。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第23章 对抗严重的不景气现象,第689页)则称:纵火案前军队枪杀了二十人,“火究竟为何人所放,至今尚是一个疑问。”当时匹兹堡市各阶级都支持罢工,“匹兹堡和纽约间仅有的这一条铁路,其所定运费是如此高昂,以致小商人们以及该城中其他的居民都对铁路公司异常痛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0-7-1 14: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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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干草市场悲剧


  从1880年起,我完全埋头于劳工运动。在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工人阶级在叛乱。来自欧洲的庞大移民挤满了贫民窟,压低了工资,并有摧毁美国工人为之奋战的生活水平的危险。全国到处是商业萧条和大批失业。城市里尽是衣衫褴褛、饥饿和绝望。饱受欧洲专制暴君之苦的外国鼓动家向工人们鼓吹各种经济拯救计划。工人只要求面包,以及把长时间的苦工缩短些。鼓动家们给他们带来幻想。警察给他们带来棍棒。

  芝加哥尤其是一幕接一幕罢工上演的城市,伴以抵制和骚乱。1886年之前的那些年月,就已历经湖泊水手罢工、码头工人罢工和铁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被警察的棍棒和雇佣枪手们残酷镇压。关于工人部分的申诉被视而不见。警务督察约翰•邦菲尔德(John Bonfield)在镇压工人们召开的讨论工资和工时问题的和平集会时尤其残酷。雇主挑衅和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恐惧和仇恨。《芝加哥论坛报》是雇主的机关报,它讽刺地暗示说,伊利诺伊州农场主款待这些从大工业中心涌出来的流浪汉,他们却干着坏事,把毒鼠碱掺进食物里。

  工人们开始为八小时工作制而鼓动。工会和劳动骑士团赞成这一运动,但因为许多领导宣传者是外国人,这个运动便被认为是“外国的”,是“非美国化的。”接着,芝加哥一个很小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也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目标。从那以后,芝加哥的人们似乎不兴奋地谈起无政府主义,就没法讨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雇主们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呼声来绞杀这个运动。他们说,谁要是信奉八小时工作日,他就是国家的敌人,一个叛国者,无政府主义者。政府的基础被无政府主义老鼠蚕食啦。情绪是激烈的。城市分裂为两个愤怒的阵营。工人这一边是饥饿,寒冷,失业,勇敢地徒手与警察及持枪的歹徒战斗。另一边是雇主,不识饥寒,以报纸、警察,以及整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本身为后盾。

  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普遍的不满来宣扬他们的教义。演讲者惯常在多风而荒凉的密歇根湖畔向大量群众发表演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赞同过无政府主义哲学,但我经常参加湖滨的集会,听听看这些带着新指示的导师们要向工人们讲什么。

  可恨的雇主们此时也在集会。他们在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位于普拉瑞大街(Prairie Avenue)的官邸,或在沃特•德克斯特(Wirt Dexter)——一个能干的公司律师——的公寓碰面。他们商讨以什么手段绞杀这场将导向一次总罢工的八小时运动。他们商讨了驱散无政府主义者集会的方法。

  隆冬到来了。长期失业造成可怕的痛苦。等待分配救济品的队伍加长了。施粥处不能接受申请者。成千上万人经历着眼前的苦难。

  圣诞节当天,几百名为贫困所折磨、穿着破衣烂衫或薄薄的衣裳、糟糕的鞋子的人民,到上流社会的普拉瑞大街游行,在富人的华厦前,在他们的雇主前,举着黑色的旗。我认为这次游行是无政府主义者疯狂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它只会把情绪搞得更激烈。事实上,它毫无教育价值,其作用仅仅是增加了雇主的恐惧,使警察更野蛮,削弱了市民对工人们实际的困苦的同情心。

  5月1日来了,这是宣告为八小时工作日而起义的日子。报纸竭尽所能地恐吓人民。全城到处在罢工。穿皮靴的雇主们发抖起来。他们看到了革命。麦考密克收割机厂(McCormick Harvester Works)的工人在厂外集合。没有参加到罢工中去的人就被叫作工贼。砖头被掷出。窗户被打破。工贼受到威胁。有人号召暴动。

  警察毫无预先警告就向工人发起冲击,朝他们中间射击,棍棒左右挥舞。许多人惨遭马蹄蹂躏。不少人被枪杀。头骨被打碎。青年男女被棍棒打死。

  平克顿公司[1]组织了一帮由从前的刑事犯和强盗组成的武装团伙,让资本家用一天八块钱的价格雇用他们,在工厂纠察和煽动闹事。

  5月4日晚上,无政府主义者在破旧、肮脏的——后来以干草市场广场载入史册而知名——的地方集会。到处都是铁轨,邋遢的酒馆和穷人肮脏的住屋。半个街区之外是约翰•邦菲尔德所管辖的德士普林街警察局(Desplaines Street Police),此人缺乏机智、判断力和同情心,坚信处理产业工人骚乱的最好办法就是最残酷的镇压。

  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Carter Harrison)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在广场的人群中四下走动。离开后,他找了警察局长,指示他温和处置,不要派骑警对付集会,骑警到场只会火上烧油,使工人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旺。但可能其它方面没有理会市长的报告,仍然发出命令,警察局长派出大批骑警对付集会。

  一名无政府主义发言者正在向人群演说。一颗炸弹从一个俯瞰广场的窗口抛了下来。很多警察被炸死。

  城市发了疯,报纸想尽一切办法把它维持为一个疯人院。工人的正义呼声被淹没在复仇的尖叫声里。每五分钟就“发现”炸弹。人们都武装起来,枪店开到深夜。有数百人被捕。不过,只有那些鼓动8小时工作制的人被带去审讯并在几个月后处以绞刑。但那个真正扔炸弹的名叫施劳贝尔特(Schnaubelt)[1]的男子既未被起诉,他在这场恐怖戏中的角色也从未有过明白的官方解释。

  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领导人于11月11日星期五被绞死。那天,芝加哥的富人们像患了寒热病。绳索从监狱向各个方向拉开。配备防暴步枪的警队沿着绳索布置起来。特种巡逻兵看守着所有通往监狱的道路。阴森的石头建筑的屋顶是黑压压的警察。报纸用叛乱和暴力劫狱的故事来满足公众的想象力。

  但没有叛乱,没有劫狱,只有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这个在所有被判刑者当中唯一真正的鼓吹暴力的人。他嘴咬雷管炸掉了自己的头,而免除了绞刑。[3]

  葬礼在处决后的星期日举行。数千名工人行进在黑色灵车后面,并非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管这些人持什么理论,他们是工人斗争的烈士。队伍蜿蜒在长达数里的、密集地充塞着沉默人群的街道上。

  在瓦尔德海姆(Waldheim)公墓,死者入葬了。但他们的事业并没有随之被埋葬。为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为更多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斗争,依旧在继续。

  七年后,阿尔特盖德(Altgeld)州长在研究了该案的所有证据后,赦免了三个由绞刑改判终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判决是失当的,正如威廉•迪安•豪威尔(William Dean Howells)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死刑事件时所说的那样。阿尔特盖德州长以他的勇敢行动招来了政治自杀,但所有那些热爱真理、勇于承认它的人,都将铭记他。


注:

[1] 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

[2]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二卷》第七章《秣市惨案》第135页:“有许多证据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施恼贝尔特是一个被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他曾两次被捕,两次被释,而且警察还让他墨西哥边境。总而言之,当警察在搜捕和拘禁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和同情分子的时候,施恼贝尔特却两次被释放并纵容他逃跑,而丝毫不受到芝加哥警察官员的干涉。”

[3]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二卷》第七章《秣市惨案》第139页:“年轻的被告之一路易斯•林格自杀了(也许是被警察看守谋害的)。”另据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第11章《老板是强盗,劳工要反抗》第229页):“21岁的木匠路易斯•林格口含一根雷管,在囚室内引爆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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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弗吉尼亚州的罢工


  大约1891年,我南下弗吉尼亚州。迪茨(Dietz)煤矿有一场罢工,孩子们召唤我去。当我在诺顿下了火车,一个小伙子走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琼斯妈妈。

  “是的,我是琼斯妈妈。”

  他看上去受到可怕的惊吓。“主管告诉我,要是你来这里,他会把你的脑袋打开花。他说他不想在这一带地方见到你。”

  “你告诉主管,无论如何我不是来见他的。我是来看望矿工们。”

  当我们站着交谈,一个可怜的、瘦得皮包骨头的小伙子加了进来。

  “你看到那边那些车子了吗,妈妈,在那一边?”他指着那些装满煤炭的汽车。

  “嗯,我们跟煤炭公司签了合同,要装满这么多车,在签了合同以后,他们把车底弄得更低,这样,它们大概能多装一吨左右。我为这家公司工作了一辈子,而我现在拥有的就是这身筋疲力尽的骨架。”

  我们没法弄到一个礼堂来开会。每个人都不敢租给我们。最后,美国有色人种同意把教堂让给我们开会。我们正打算开始,那个有色人种主席前来找我,说:“妈妈,教堂所在的土地是煤炭公司给我们的。他们发话说,如果让你在这里发言,他们就要把它收回去。”

  我不能让那些可怜人失掉土地,于是我把会议地点换到整个公共道路上。当会议结束,人群散去,我问我的帮手,来自爱荷华的小伙子“笨蛋哈多”(Dud Hado),是否可以和我一起上邮局。他是个爽快人,但容易害怕。

  我们走在路上,我说:“你身上有带手枪吗?”

  “是的,”他说:“我可不会让任何人嘣掉你的脑袋。”

  “我的孩子,”我说:“在本州携带暗藏的武器是违法的。我希望你把手枪拿出来,让它露出几英寸。”

  他这么照做的时候,有八个或十个枪手从路边一个旧谷仓后面跳了出来,扑到他跟前说:“现在我们逮着你了,你这狗娘养的组织者。”他们一路威吓我们,一直到镇上,我们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他们有一个公证人,我们受了审问。所有那些嗜血的凶手都在那里,总经理走了进来。

  “琼斯妈妈,我感到惊讶,”他说。

  “你惊讶什么!” 我说。

  “你竟然跟随便一个带枪的人走进上帝之家。”

  “哦,那不是上帝的家,”我说:“那是煤炭公司的房子。难道你不知道,全能的主永远不会光顾这样一个地方!”

  他笑了,当然,那些狗跟着笑了,因为他是总经理。

  他们撤销了对我提出的所有指控,又罚了可怜的“笨蛋哈多”25美元。当我说我会付这笔钱,他们似乎很吃惊。我在衬裙里带着钱。

  我去了一个矿工的窝棚,向他妻子要了一杯茶。通常在这些公司拥有的镇上,旅馆主人不敢让我吃东西。这个可怜人因为我的到访而如此高兴,请我原谅她要“为伙伴打扮一下”。从卧室里出来时,她在便宜的棉布外套上裹了一件白色围裙。

  审问“笨蛋哈多”时在场的一个男子跟随我来到矿工的家。矿工的妻子起初不许他进屋,但他说他想跟琼斯妈妈私下说说话。她便让他进来了。

  “妈妈,”他说:“我很高兴你这么快把帐付了。他们以为你会把这个案子上诉呢。那样的话他们就要把你们关起来,到夜里把你们放进焦炉里烧死,然后说你们都在当晚释放了,他们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

  他们是否真的会把计划付诸实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些拥有无限制权力的特权者将不能把工人一直奴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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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威兰的《向理智呼吁报》

Chapter IV: Wayland's Appeal to Reason


  1893年,朱利叶•奥古斯特•威兰[1]和其他很多人决心向工人证明合作比竞争有利。一伙人在田纳西州购买土地,创立了拉斯金移民区(the Ruskin Colony)。他们邀我加入他们的行列。

  “不,”我说,“你的移民区是不会成功的。你必须有把移民区搞成功的信念,劳动却还没能成为劳工的信念。”

  一年后我拜访了移民区。我可以看到移民区里在这样短时间内出现的破坏性因素。我很高兴没有加入移民区,而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坚持到底。在能够显出成效以前,劳工要从事许许多多的战斗。两年后,威兰离开了堪萨斯城。他很沮丧。

  我们一群人凑到了一起,威兰,我和被称作“3P”的三名男子——普特南(Putnam),伯灵顿铁路货运代理;帕尔默(Palmer),邮局职员;佩奇(Page),某百货公司的广告代理。我们确定,工人需要教育。他们必须拥有一份忠于他们利益并说出他们观点的报纸。我们怂恿威兰创办这样的报纸。帕尔默建议名为《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

  “但我们没有订户,”威兰说。

  “我会去征集订户,”我说:“先把你的第一版弄出来,我想会有足够的订户,不用赔本。”

  他搞了发行量有限的第一版,我拿它当样品,去了奥马哈的联邦兵营,几乎从每个老兄那儿都收到订阅的钱。士兵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知道这一点。我一路走到了市政厅,收到大量订金。没多久我就收集了数百份订金,报纸创办起来了。它在威兰的领导下作了出色的贡献。后来弗雷德•G•沃伦(Fred G. Warren)来到吉拉德(Girard)出版报纸的地方,担任主笔。如果在美国有什么地方能说是我的家,那么他家是我的家。无论何时,在一场长期、危险的战斗之后,我感到厌倦并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就前去雷德•沃伦的家。

  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向理智呼吁报》有过它充满活力的青春期,随后有了深刻智慧的时期,然后它死去了。分裂的影响,争吵,观点和理论分歧,最终导致它的关闭。[2]


[1] 朱利叶•奥古斯特•威兰,JA Wayland(Julius Augustus Wayland,1854-1912)
[2] 该报于1922年11月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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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阿诺特的胜仗

 
 
  1899年以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区没有组织过工会。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他们从事着廉价劳动。始终存在着过剩的移民劳工,煤矿公司从欧洲把他们征召过来,从而把工资保持在最起码的生存线以下。在地底下工作的时数残酷地延长了。每天干12、13、14小时并不罕见。矿工的生命或肢体不受任何法律保护。住在公司里的家属们的窝棚甚至连他们的猪都不合适住。由于父母的无知和贫困,儿童们成百成百地死去。我常常帮助给矿工的婴儿安排下葬,母亲们几乎无法掩藏起小家伙的死带来的悲痛。另一件命定的事也在进行中,男孩开破碎机,女孩就进丝织厂,到其他兄弟姐妹们已经工作的地方工作。

  美国矿工联合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决定把这些矿区组织起来,致力于争取人之为人的境遇。组织者被派去做工作。只要矿山里的人们情绪发长到足够强烈,就号召罢工。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诺特(Arnot),罢工持续了四五个月。人们的意志开始消沉。煤炭公司派出医生、学校教师、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到矿工家里,让他们签署一份回去工作的文件。

  该区主席威尔逊先生(Mr. Wilson)和组织者汤姆•哈格蒂(Tom Haggerty)很沮丧。绝大多数人签名在周一复工。

  哈格蒂建议他们派人找我。星期六上午,他们打电话到巴恩斯伯勒(Barnesboro),我正在那里从事组织。他们要我立即赶去,否则罢工就要失败。

   “噢妈妈,”哈格蒂说,“赶快过来帮助我们!男孩们全都垂头丧气!周一他们就要回去复工了。”

  我告诉他,当天晚上我正在主持会议,但我会在周日上午及早离开。

  我在黎明时分启程。在罗灵布兰奇(Roaring Branch)坐上前往阿诺特的最早一班火车。阿诺特工会干事,一个小男孩,“保镖威廉”(William Bouncer),坐着轻马车来接我。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驱车16英里。天气凛冽。星期天中午我们进入阿诺特,我被安置在煤炭公司的旅店里。这是镇上唯一的旅店。我对此颇有异议,但“保镖”说:“妈妈,我们已经为你订下这个房间,假如不用的话,他们决不会再租给我们另一个房间。”

  礼拜天下午,我召集会议。这个会议没有我们后来召开的会议那么大,但我还是把来到这里的贫苦潦倒的人们鼓动起来了。

   “你们已经立了誓,”我说道:“起来吧,宣誓跟你们的弟兄及工会坚守在一起,直到罢工胜利!”

  男人们拖着双脚,但妇女们站了起来,手里抱着婴儿,发誓保证上午没有一个人会复工。

   “现在休会,到明早十点,”我说:“大家再来,会看到那些认为要回去他们主人那儿的奴隶们将和你在一起。”

  我返回旅店房间。我没有叫晚餐,但当旅店总经理和其他客人上教堂以后,女管家偷偷到我的房间,叫我下来喝了一杯茶。

  当晚11点女管家再次敲开我的门,告诉我我必须放弃我的房间,她被告知房间已给了一个教师。“真可耻啊,妈妈,”在帮忙我穿外套的时候她低声地说。

  我发现小“保镖”警惕地在大堂里坐着。他带我去山上矿工的房子。一阵寒风差点吹走了我头上的软帽。我敲了敲矿工小屋的门。

  一个男子的声音喊道,“是谁!”

   “琼斯妈妈,”我说。

  从小窗里射出一道光。门开了。

   “他们找你麻烦了吗,妈妈!”

   “是这样。”

   “我告诉玛丽他们可能会那么干,”矿工说。他用拇指和小指拿着油灯,我看见他的其它手指都没了。他的脸很年轻,身体却已经弯曲。

  他坚持要我和他妻子睡在仅有的一张床上。他自己在厨房桌子上抱着头睡。他的妻子一早起来,让孩子们保持安静子,以便我可以睡得晚一点,因为我非常疲倦。

  八点多的时候,她哭着进来房间里。

   “妈妈,你醒了!”

   “是的,我醒了。”

   “哦,你得起床了。治安官因为我们收留你,把我们赶出去了。这所房子是属于公司的。”

  家人把全部想得到的不多的财物收起来,取下所有的圣像,放进四轮马车里,他们和全体邻居都去参加会议。四轮马车载着一堆家具、圣像和孩子们,父母亲和我步行穿直街道,这个景象把局势给扭转了。它使得人们如此气愤,决心上午不回矿井了。相反,他们前来集会,决定不放弃罢工,直到赢得胜利。

  接下来,公司设法引入工贼。我叫男人们跟孩子留在家中,换上妇女们来对付工贼。我组织了一支家庭主妇的大军。到某天,她们带上自己的拖把和扫帚,“军队”将到矿上向工贼们发起冲锋。总经理、治安官和公司雇员风闻了我们的计划,并开始碰头。到那天妇女们带着拖把扫帚和一桶桶水前来。

  我决定自己不去滴水口(Drip Mouth),因为我知道他们会逮捕我,并且可能击溃这支军队。我挑选了一个外貌最独特的爱尔兰妇女作为领头人。她睡晚了,她的丈夫叫她赶紧起身,加入队伍。她抓起一件红裙子,匆匆盖在粗棉睡袍上。她穿了一只黑袜一只白袜。她在蓬乱的红发上缠了一条淡红色流苏围巾。她的脸色通红,眼神激动。我看着她,觉得她能够唤起一场骚乱。

  我说:“你带领大军到滴水口。拿出你自己带的洗碗碟的锡盆和锤子,等工贼和骡子一出现,就开始锤打和嚎叫。然后大家一起锤打和嚎叫,并且预备拿你们的拖把和扫帚去追击工贼。不要害怕任何人。”

  她领着妇女们,大喊大叫上了山,当骡子带着工贼和煤炭一出现,她就开始敲打洗碟盆并且大叫,整个大军便跟着她一起敲打和大叫。治安官拍了拍她的肩膀。

   “亲爱的女士,”他说,“别忘了有骡子。不要惊吓到它们。”

  她拿起旧锡锅,朝他打去,并且大喊:“让你和骡子下地狱去吧!”

  他脸朝下跌倒并掉进了小溪。接着,骡子们开始反抗工贼。它们猛地一跃,并踢打赶骡子的工贼,向畜棚跑去。工贼们开始逃下山,妇女大军带着她们的拖把水桶尾随在后。

  附近一个窝棚里有只学舌的鹦鹉朝着警长尖叫起来:“下地狱吧,你呀!下地狱吧!”

  人群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医生,公司的哈巴狗。他手里拿着小挎包,对我说话,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琼斯太太,我有一份证明文件要给您。”

   “好的,”我说:“在我取走它以前,请放在你的药包里。现在我要去开会了。”

  打那天起,妇女们频频去监视矿井,发现公司没有把工贼带进来。每天,妇女们一手拿着扫帚拖把一手抱着用小毛毯包裹的婴儿,到矿山察看,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去。她们通宵达旦地监视。她们是英勇的妇女。在漫长年月过后,国家将以高尚的颂词向她们致敬,因为她们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进步而斗争。

  我在整个地区到处召集会议。公司往农民身上洒钱,怂恿他们不要为矿工做任何事。我坐一辆老旧的四轮马车出门,矿工家的一个小男孩当车夫,驾着罢工的工会的骡子。我在农民中间开会,把他们争取到了罢工者一边。

  回家时候,有时是凌晨12点或1点,小男孩睡在我的臂弯里,我驾着骡子。有时零下几度。风从山上呼啸而下,驱赶着雨雪钻进我们的脸。我的手脚常常发麻。我们全靠干面包和黑咖啡过活。我睡在一个从未生过火的房间,早晨醒来后常常发现积雪覆盖在床罩外边。

  阿诺特附近有个斯威迪镇(Sweedy),公司代理人到那里找瑞典人来破坏罢工。听说到公司的举动时我正在农民中间开会。我找到青年农民,取来他们的马匹,拐去斯威迪镇,发现并没有瑞典人离开镇子。

  他们拿晾衣绳当套索。每一个被发现前往阿诺特方向去的瑞典人都很快被遣送了回来。

  经过几个月可怕的艰难困苦,罢工将近胜利了。矿山停产。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威尔逊主席已从州的西部回到家里。我住在他家。他家人已上床睡觉。我们不眠地讨论问题到深夜,这时听到一个敲门声。一个非常谨慎的敲门声。

   “进来吧,”威尔逊先生说。

  三名男子进来了。他们很不自在地看着我。威尔逊先生请我到隔壁房间去。他们谈到了罢工,并提醒威尔逊主席注意,他的小住宅的抵押贷款是煤炭公司所拥有的银行发放的。他们说:“我们将取消您的住宅抵押,并给您25,000美元的现金,如果您离开这里并把罢工平息的话。”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答复:

   “先生们,如果你们是来拜访我家,我会以满屋子的盛情款待你们。但如果你们是来拿美元贿赂我,要我背叛我的人性和那些信任我的弟兄们,我希望你们从这扇门离开,永远不要再来这里。”

  罢工继续了几周。其间,当罢工者被逐出家门,威尔逊主席把他的畜棚清扫干净,照料这些被逐的矿工,直到他们有了新的住所。他一只接一只地宰杀了他的鸡和猪。他把自己的一切拿来共享。他啃干面包,喝菊苣。工会组织里的老百姓所了解的每一样艰辛困苦他都了解。如今我们没有这样的领导者了。

  2月底,公司发出通知,对所有的要求都做了让步。“你可以使用会堂来给我们举行会议吗?”妇女说。

   “不行,我们没有要求过这个。”

   “那就再继续罢工,”他们说。

  他们得到了会堂,当主席威尔逊先生从辛辛那提大会回来时,他流下了喜悦和感激的泪。

  我要出发前去the central fields,在我离开前,工会在布卢姆斯堡(Bloomsburg)举办了一个庆功会。妇女们从几英里外冒着肆虐的暴风雪前来赴会,把孩子拖在裙子里,婴儿抱在披肩下面。许多矿工步行了好多英里。那是一个真正的欢乐和伟大庆典之夜。我向他们全体道了晚安。一个小男孩大声叫了起来:“不要离开我们,妈妈。不要离开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吻我的手。整晚我们在布卢姆斯堡欢庆。人们打开铁路旁轨上的货车厢,尽情喝着一箱箱的啤酒。老老少少整夜又谈又唱,值得称道的是,公司没有任何人来干预。

  那些日子,枪手、军队、监狱、警察的棍棒还没有系统地派上用场。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没有发生过暴乱。这场胜仗靠的是拿拖把和扫帚的妇女大军。

  一年后,他们庆祝胜利周年。他们赠给我一块金表,但我拒绝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拿小孩子们的面包作为代价。此后我没再去过阿诺特,但在遍及全国的旅途中,我常常遇上这样英勇地将罢工进行到底的男人和男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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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西弗吉尼亚州之战


  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名叫斯科特(Scott)的组织者前往费尔蒙特(Fairmont)地区的矿业城市,那里的矿工要求我来召开一个会议。下车后我问斯科特,我们在哪里发言,他指着一幢木结构建筑。我们走进去。祭坛上点了蜡烛。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环顾四周。我们置身在教堂里,长凳子上坐满了矿工。
  祭坛的栏杆外面有张桌子。一端坐着牧师,手里拿着工会的钱。当地的工会主席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沿着过道走向前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开会,”主席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为了工会,妈妈。我们租了教堂来开会。”
  我伸手从牧师那儿把钱拿了回来。然后我转身向着矿工们。
  “孩子们,”我说,“这是一个祈祷的机构。你们不应该把它商业化。起来吧,你们每个人,走到外面开阔的原野上去。”
  他们站起来,走了出去,围着一块场地坐下,我开始跟他们说话。治安官在场,在我发言时,他不许任何行人车辆在路上通行。我们前方是一幢校舍。我指着它说:“你们的祖先参与了在那里的那个机构,为你们而战斗。它是你们的。看看这所学校的牌子,每周五晚上你们在那儿举行会议。让你们的妻子在周六早上打扫干净以备孩子们周一来上学。你们的组织不是一个祈祷的机构。它是一个战斗的机构。它是一个以产业工人为根据的教育机构。为死者祈祷,为活着的人拼死战斗吧!“
  汤姆·哈格蒂(Tom Haggerty)是费尔蒙特地区的负责人。一个礼拜天早晨,罢工的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矿工开始行进在前往蒙拿高利(Mononglia)的路上,一路唤出营地里的矿工。我们露天扎营,在路边和谷仓里举行会议,宣讲工联主义的信条。拥有这新英格兰小镇的统一煤炭公司(The Consolidated Coal Company)禁止我们分发会议通知,并且一经发现任何人身上有一份通知就予以拘捕。但我们的消息很灵通。我们有几个人进入了营地。他们三三两两进去。他们四处走动,一个装成聋子,另一个在他耳边大声喊道,“礼拜天下午琼斯妈妈将要在镇子外面的木屑堆召开集会。”聋子伙伴问他说的是什么,他便再次朝他大声喊。这样消息就传遍整个营地,一大群人都来了。到了散会时,三名矿工和我出发去费尔蒙特市。矿工乔·巴特利(Jo Battley)、查理·布莱克内特(Charlie Blakelet)和巴尼·赖斯(Barney Rice)步行,但他们弄到一匹马和轻便马车,一个小男孩给我驾车。我就在镇子外边等这些男孩们,桥对面就是有轨电车往来的路。这个小家伙跟我一路驱车。当我要过的那座桥进入我们视线的时候,天黑了。一幢黑漆漆的建筑立在桥旁。那是煤炭公司的商店,有枪手保卫着。桥上没有灯,商店里也没有人。一个枪手拦住我们。我看不清他的脸。“你是谁!”他说。“琼斯妈妈,”我说,“和一个矿工小伙子。”“原来是你呀,琼斯妈妈,”他边说边把枪弄得格格响。“是的,就是我,”我说,“今晚上你一定在照看商店。明天我将不得不给你找份新工作了。”在道路与有轨电车轨道的交接处,也就是桥对面,我下了马车。我打发小伙子回家。“路上遇到孩子们的时候,告诉他们快点,我就在桥对面等着。”一幢房子也看不到。附近唯一的人是那个枪手,我偶尔能看见他那模糊的人影在桥上移动。天更暗了。我席地而坐,等待着。我掏出手表,点燃一根火柴,发现差不多到了有轨电车经过的时间。突然,一阵声音穿过黑暗响起来:“杀人啦!杀人啦!警察!救命!”接着是奔跑的声音,巴尼·赖斯尖叫着穿过大桥朝我跑来。布莱克利跟随在后,快得脚后跟打到后脑勺。“杀人啦!杀人啦!”他大叫着。我向他们冲去。“乔在哪儿?”我问。“他们杀死乔——在桥上——那帮枪手。”就在这时,有轨电车开进了我们的视线。它将要在桥上停车。我想到一个主意。我奔上桥,高声喊道:“乔!乔!孩子们来了。他们来了!一大帮人都来了。车子就快到了!”煤炭公司的警犬们以为大群的矿工在电车里。他们跑去寻找掩蔽,躲在公司商店的隔板后面。他们把乔丢在桥上,他的头被打破了,鲜血喷涌。我把衬裙撕成条,把他的头部包扎起来,帮着孩子们把他送上电车,并催促车子尽快赶到费尔蒙特市。我们带他到旅馆,找了一个医生缝合他头上豁开的大伤口。我整夜坐着,照料这可怜的人。他神志不清,以为我是他的母亲。第二天晚上我和汤姆·哈格蒂在工会会议上发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去收拾那帮枪手,但我对他们说,那只会造成更多麻烦。大家全体休会,前去看望乔。他们来到他的房间,每次六至八人,直到他们都看望过他。
  我们试图得到对枪手们的逮捕令,但失败了,因为煤炭公司支配了法官和法院。乔是不是挨枪手们殴打的唯一的一个。还有许多人,这些警犬的暴行罄竹难书。在克拉克斯堡,人们即使为我张贴集会的海报,就要受到死亡的威胁。但在那个死亡之夜,我独自前去那里的时候,铁路工人张贴了集会海报。会议地点在法院大楼。那儿挤得水泄不通。市长和所有的市政府官员都在那里。“市长先生,”我说,“您可愿意为一位美国公民而诚心出任会议主席?”他摇摇头。没有人要接受我的提议。“那么,”我说,“作为晚会的主席,我介绍一下自己,今晚的演讲人,琼斯妈妈。”
  费尔蒙特地区终于团结如一人。工贼和枪手们被赶走了。随后,由于无能的组织者,由于我们自己工会官员的背叛,工会丧失了力量。费尔蒙特地区的矿工终于恰恰被任用以保卫他们利益的人出卖了。查理·巴特利努力挽回败局,但工会官员们已腐化,人们的意气如此沮丧,令他无能为力。
  这实在让我伤心地想到,那些试图摆脱枪手践踏的男女们的牺牲这样经常地陷于徒劳!到手的胜利如此经常地被工人自己的官员所断送,那些人自己也知晓斗争的苦难和代价。
  我现在年事已高,从没想望还能再见到费尔蒙特地区的男孩子们,不过我乐于想到,为改变他们和他们子女的处境,我也曾参与其事。
  美国矿工联合会曾试图在卡诺瓦河(Kanawah River)的凯利溪(Kelly Creek)从事组织,但没有结果。美国矿工联合会的委员会成员伯克(Burke)和汤姆·刘易斯(Tom Lewis)先生决定亲往该地区调查。一天晚上他们乘火车前往凯利溪。火车开到一座架在陡峭峡谷上的高架桥。除了两名工会干事以外,全体乘客被以某些借口转移到另一节客车车厢。车厢脱钩后,费力地爬过高架桥。两名干事滞留在桥上停驶的车厢里。他们不得不靠手和膝盖沿着路轨爬过去。他们的下边是一片漆黑。这座高架桥是个单行轨道。他们刚到达桥的尽头,一列火车轰隆而过。
  当我听说煤炭公司要尽力杀害工会人员,我决定亲身前去凯利溪,激励那些奴隶。我身边带着19岁的男孩本·戴维斯(Ben Davis)。我们沿凯利溪所在的卡诺瓦河东岸步行。早晨天亮之前,在凯利溪对面某处,我们涉过河流。天刚破晓时我敲开一个名叫马歇尔(Marshall)的男子经营的商店的门。我告诉他来此的目的。他很友善,领我到一间小小的里屋并带了早餐给我。他说,如果有人看到他给琼斯妈妈食物,他将失掉开店的特许权。他告诉我如何在中午时候把我的集会宣传海报带进矿山。但他从始自终担惊受怕,不断留神着小窗口。
  那天深夜,一群矿工从大约一里外的位于巨石之间的小镇上聚集到这里。黑暗中我们看不见彼此的面孔。借着一盏旧灯笼的光,我给他们做了宣誓。
  第二天,有40人被解雇,列进了黑名单。前一晚有间谍混进来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组织了另一群人,他们也都被解雇。战斗由此开始。马歇尔先生,这位杂货店主,鼓起了勇气。他把店铺租给我,我开始在那儿举行会议。煤矿总经理从哥伦布市(Columbus)赶来,他也举行了一次会议。
  “真是奇耻大辱”,他说,“让一个老妇女给牵着鼻子跑!”
  “琼斯妈妈万岁!”矿工们喊道。
  下星期天,我在树林里举行会议。公司总经理杰克·罗文先生(Mr. Jack Rowen)坐着他的特种轿车从哥伦布市下来。那个星期天我组织男人们做了一次游行。我们把每一个矿工都团结到我们一边。我们站在公司酒店前,叫喊总经理出来。他没有露面。公司的两个哈巴狗守在门口。其中一个说:“我很想把这老太太吊在树上。”
  “不错,”另一个说,“我很想拉绳子。”
  我们行进到树下的集会地点。来了上千人,两个哈巴狗也一起假惺惺地来到这儿。我起身发言,背靠一棵大树,指着那些卑鄙之徒,我说:“你们说想把这个老太太吊在树上。嗯,老太太就在这里,树就在这里。带上你们的绳索来吊她吧!”
  凯利溪的工会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我不知道矿工们是否保住了他们从公司夺取到的成果。把他们带进工会,还只是他们的启蒙教育,而每一种势力都在抵制对他们更进一步的教育。在这偏僻的溪谷能够活得舒心的,只有矿主们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矿主们的牧师和教师,矿主们的医生和依赖于他们观点的报纸。因此,他们得不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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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个有人性的法官



  1902年6月,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召开烟煤矿工会议。我谈论着有关罢工问题,对矿工们不谈罢工还谈什么呢?九名位组织者靠近树荫坐着。一个联邦执法官通知他们转告我说,我被拘捕了。其中一位来到讲坛上。
  “妈妈,”他说:“你被捕了。他们下令禁止你发言。”
  我俯视着联邦执法官,说:“我会跟你走的。你先等我把话讲完。”我继续发言直到结束。然后我说:“再见,孩子们,我被捕了,可能要进监狱,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们。坚持这场战斗!不要投降!别理会帕克斯堡(Parkersburg)的训令机关。不管怎么说,联邦法官是个工贼。你饿死的时候他却玩高尔夫球。你为人类服务的时候,他为了金元势力而颁发禁令。”
  当晚几名组织者和我被带到84英里外的帕克斯堡。五名副执法官陪着他们,还有联邦法官的侄儿,一个和气的小伙子,看管我。在火车上,我使这小伙子对矿工们的事业大为同情。下车时,孩子们和五名副执法官朝某个方向出发,我们走另一个方向。
  “孩子,”我对我的看守说,“看,我们走错方向了。”
  “没有,妈妈,”他说。
  “那就是他们走错方向了,小家伙。”
  “没有,妈妈。你要去一个酒店。他们要进监狱去。”
  “小家伙,”我停下步子,说:“是我被捕了!”“你是被捕了,妈妈。”“那我要和我的孩子们一同坐牢。”我径直转过身:“你可曾听过琼斯妈妈进酒店,而她的孩子们却进监狱这样的事吗!”我快速地跟上孩子们,并和他们一起进了监狱。但狱卒和他老婆不让我住到正式的单人牢记。
  “妈妈,”他们说:“你是我们的客人。”
  他们待我像家里的一员,给我最好的一切,并且要“养胖我”——他们给我用餐时就这么说。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休息得真是很好。
  我们被带到联邦法院受审。我们违犯了他们称为an junction(禁令)[1]的东西。凡是老板们不希望矿工做的事,他们就发布禁令不许做。该公司叫了一名妇女出庭。她作证说,我曾吩咐矿工进入矿山并把工贼们撵走。她是个可怜的瘦骨嶙峋的妇女,有着恐惧的眼睛,她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仿佛是进教堂。我看着煤炭公司悲惨的奴隶,为她感到难过:难过的是,为了几个铜板来做伪证的女人,体质竟这么差。
  我被带上讲台,法官问我,是否我给过矿工们建议,吩咐他们使用暴力。
  “你知道,先生,”我说:“作这样的公开声明,对我来说将是自杀。我比你四十年里坐在法官席上还要慎重,你不是这样吗,法官?”
  “是的,我是这样,”他说。
  “那么法官,在四十年里你是否学会辨别谎言和真相?”
  检方律师跳了起来,对我摇着手指,说:
  “阁下——这是本国目前最危险的女人。她称阁下是一个工贼。但我会建议法庭宽恕——如果她同意离开本州,再也不回来的话。”
  “我到法庭里来并不请求宽恕,”我说:“但我来这里寻求公正。我不会离开这个州,只要有一个小孩要求我留下,为他争取面包的斗争而战。”
  法官说:“你骂我是个工贼!”
  “我确实骂过,法官。”
  他说:“你怎么会把我叫作工贼?”
  “当逮捕我的时候,我只是在谈论宪法,在对一大群人说到生活和自由以及幸福的机会。他们多年来一直被他们的雇主掠夺,被当成工业奴隶。我想起不朽的林肯。这使我想到林肯任命联邦法官时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他没有指定是年长者还是晚辈。你和你父亲有着相同的姓氏。任命发出来的时候,你的父亲已去世。你得到了这项任命。对你父亲来说,这是不是顶替[2],法官?“
  “以前我可从没听说过,”他说。
  一个家伙踮着脚尖走向我,轻声对我说:“夫人,不要对法庭说‘法官’(judge)或‘先生’(sir)。要说‘阁下’(Your Honor)。”
  “法庭是谁?”我低声答道。
  “他的荣誉[3],坐在法官席上的,”他说道,看起来很气愤。
  “你指的是审判台后面的老家伙?嗯,我不会称他‘阁下’,除非我知道了他有多可敬。你知道,当我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我发过誓要说实话。”
  休庭时,有人告知我,法官希望带我去他的会议室。当我走进房间,法官伸出他的手,跟我握手,他说:“我想向你证明,我不是一个贼,我并没有顶替我的父亲。”
  他把文件递给我,里面证明那些传闻是错的,是他的仇敌散布的。“法官,”我说:“我道歉。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么一个有人性的、憎恶被人骂作工贼的法官的审判。谁都不想做一个工贼。你大概体会到了我们劳动者对工贼是怎么想的。”
  他没有给我判刑,就把我释放了,但他判了跟我一同被捕者60和90天的监禁。
  第二天晚上我要离开帕克斯堡,前往克拉克斯堡。一位帕克斯堡市民墨菲先生前来,表示对我要走感到遗憾。他说,他很高兴法官没有判我。我对他说:“要说违反禁令,我是唯一违反它的人。孩子们根本没有发言。我很遗憾他们不得不为我去坐牢,而我却获释了。但我不会设法闯进监狱。这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年轻,强壮,还要长期坚持下去。我老了,但还有很多事要做。只有巴尼•赖斯心脏不好,虚弱,妻子又有神经质。听说他被监禁,她有可能病倒,把孩子们落下没有母亲来照顾。”
  墨菲先生对我说:“琼斯妈妈,我相信,如果你前去向法官说明赖斯的状况,他会赦免他的。”我去了法官家。他邀我吃饭。
  “不,法官,”我说:“我只是为巴尼•赖斯的事来找你。”
  “他怎么了!”
  “他患心脏病,他的妻子有神经质。”
  “他有心脏病!”
  “是的,病情很糟糕,他或许会死在你的监狱里。我知道你不希望这样。”
  “是的,”法官答道:“我不希望这样。”他叫来狱卒,请他让赖斯听电话。法官说:“你的心脏怎么样了,巴尼!”
  “我的心脏很好,很好,”巴尼说:“那个该死的老法官把我弄进来坐60天的牢,他的心脏才有问题呢。我不过是跟在琼斯妈妈后面跑罢了。”
  “你的心脏没问题,嗯!”
  “没有,我的心脏可没有该死的毛病!你跟我说话,顺口问一下,你是谁!”
  “你别管,我想知道你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该死的,我跟你说了,我的心脏好好的。”
  法官转身对我说:“你听到他的话了!”
  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他把巴尼的回答复述给我听。“他字字句句都在诅咒,”法官说。
  “法官,”我说,“我们无知的劳动者就是用这种方式请求的。”
  “你们是这样请求的!”
  “是的,法官,当我想快点得到答复时就是这么做的。”
  “可巴尼说他的心脏毫无问题。”
  “法官,那家伙不懂得他的心脏和肝脏的区别。我曾经和他一起外出开会,沿着公路或铁轨步行回家,他曾经不得不坐下来喘气。”[4]
  法官召来狱医,吩咐他上午的时候给巴尼的心脏做检查。此时,我请我的朋友墨菲先生前去拜访狱医。真不错,第二天巴尼就被释放出狱了。

[1] an junction:junction的字面意思为“连接”。按英语规则本来只能说“a junction”。说成“an junction”是因为发音与injunction(禁令)接近。
[2] 顶替(scab)——前文琼斯妈妈称联邦法官是工贼(scab)。英文中scab有“顶替”与“工贼”的意思。工贼即“顶替罢工工人去上班的工人”。
[3] 他的荣誉(His honor)——Your Honor(阁下)是尊称,属“专有名词”,字面意思是“你的荣誉”。因为琼斯妈妈问“法庭是谁?”(Who is the court?),回答者出于气愤,而答称“他的荣誉”。
[4] 他曾经不得不坐下来喘气,英文“lie has had to sit down to get his breath.”——lie疑为he之误。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0-7-4 16: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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