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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会运动》

玻利维亚工会代表大会

加强工会团结,表现工人战斗性
保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则

玻利维亚工会代表大会
何塞•罗得里哥

玻利维亚中央工会于5月1日至11日在拉巴斯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代表大会,是自1957年实施稳定经济计划因而引起工会运动分裂以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玻利维亚中央工会内部工人的重新团结。
代表大会的另一任务是研究国家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表明工人的观点。目前形势的后果给工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用一位玻利维亚作家的话来说,玻利维亚好像是一个坐在金交椅上的乞丐。玻利维亚的确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物产有:锡(产量占世界第三位)、钨、石油、锑、铅、锌等。它的肥沃的原野可以保证丰富的、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浩如烟海的森林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尽管有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玻利维亚人民仍然不得不忍受拉丁美洲的最低生活水平。
玻利维亚工人和农民具有保卫切身权利和争取祖国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光荣斗争传统。1952年4月,人民起义推翻了在国内进行剥削的锡寡头和封建地主的政权。装备很坏的工人以他们的英雄气概,击溃了为罗斯卡服务的强大军队。
1952年的革命为玻利维亚工人和人民带来了重要的收获:帕蒂诺、奥斯契尔德和阿腊马约托辣斯拥有的矿山被收归国有;工厂里实行了工人监督制;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普选制;组织了工农民兵。另一个巨大胜利是1952年4月17日建立了玻利维亚中央工会,实现了玻利维亚工人的组织统一。
1952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使玻利维亚站到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列。但是在取得这些初期的成就之后,并没有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完成和巩固革命工作。
国家经济仍然依赖帝国主义的市场。玻利维亚仍然是一个进口制成品和为外国铸造厂生产矿苗的国家。
美帝国主义通过“稳定货币计划”和所谓援助,加强了它对玻利维亚的控制。美国国务院于1956年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玻利维亚的“稳定货币计划”,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工业危机、国内市场缩小、失业增加、工人生活水平降低和贫困普遍增长。
由美国技术人员执行的美国“援助”,违反玻利维亚的现实情况和真正需要,使形式更加恶化。例如,玻利维亚拥有很肥沃的土地,每年能收获三次,但是由于从美国输入剩余农产品,使本国的农业生产得不到发展。
玻利维亚政府的石油公司——玻利维亚石油矿藏公司——由于石油法的实施而濒于破产,石油法允许把大片油田让给帝国主义财团。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是一个管理国有化矿山的国家机关,也处于相似的处境。它每年要亏空约一千万美元。在美国政府、西德政府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勾结下,制订了“三角计划”来改组这个公司。这个计划的实施也起了胡安乌尼、科尔基里、卡塔维、西格罗等最大矿区的工人的抗议,在玻利维亚中央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前几天参观矿山的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和矿工工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1日,以拉巴斯街头的革命团结大游行庄严开幕,成千的产业工人、脑力劳动者和农民参加了游行。一位内地代表和组织委员会主席的开幕词指出了代表大会的基本目标是:加强工人以工会为中心的团结,改善劳动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重申玻利维亚革命的反帝、反封建原则。
代表大会是在众议院大厅举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职员和学生组织的三百六十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只是第一次没有接收政府津贴的代表大会,经费是玻利维亚中央工会所属工会和联合会募集的。代表们的旅费和住宿费是他们的工会支付的。
玻利维亚中央工会执行委员会书记胡安•莱钦兄弟作了工会活动报告。大会成立了四个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的结论引起了热烈的民主讨论。
社会问题委员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工人的贫穷和失业情况。根据稳定货币计划实行了冻结工资,但是物价却可以自由抬高。国家货币贬值,1956年每一美元折合七千七百五十玻利维阿诺(玻利维亚币——译著),而目前则折合一万二千玻利维阿诺。工资购买力大大下降。例如,矿工的日工资在实施稳定货币计划以前为一元三角美元,而现在只不过等于七角五分美元。
失业的大量增加使工人的处境恶化。估计在城市里有一万五千人全部或部分失业,此外还必须加上农村的潜在失业人数。由于国际市场上的矿砂价格下跌,使六百多个小矿井陷于瘫痪。其他的矿井生产也下降。占加工业80%的食品业和纺织业,开工不及生产能力的50%。建筑业也陷于瘫痪,在一些城市例如奥鲁莱,建筑公司已经完全停止活动,使数以千计的职工失业。运输业、商业和手工业的情况同样严重。
玻利维亚工人正在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瓜基—拉巴斯铁路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像首都的公务员一样,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索利奈纺织厂的工人已经决定举行饥饿罢工,抗议关厂。代表大会表示完全支持罢工工人,并要求政府解决这些冲突。
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代表大会决定作为全国工人领导机关的玻利维亚中央工会,应当与所有下属工会和联合会一道展开斗争,要求重新审核工资标准,实行物价控制。
关于严重的失业问题,代表大会表示强烈反对解雇工人,不论是以哪种借口或在国内任何地方进行的解雇,并且宣称有必要组织有计划的斗争反对失业,不仅要防止失业的扩展而且要使失业者重新获得职业。
玻利维亚工人清楚地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把国家从美帝国主义的依附下解放出来。
胡安•莱钦兄弟在他的报告里强调指出,解决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危急处境的唯一出路是争取实现完全的经济独立。他并且特别强调说:
“美援和争取进步联盟给玻利维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为了维持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必须彻底改正这种不利于真诚有效合作的美援和争取进步联盟的内容和方法。”
代表大会表明:工人决心为争取把祖国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争取保卫民族独立而斗争。
在这方面,代表大会主张加强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和玻利维亚石油矿藏公司这两个国家机构;使矿业生产多样化,建立冶炼锡和其他金属的高炉,以便国家利用矿产;采取紧急有效措施拯救民族工业使之不至解体;增加农业生产;实现铁路的现代化。
玻利维亚工人期望社会主义国家的慷慨援助,以实现这些必要的措施。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压力一直阻止玻利维亚接收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代为设立炼矿厂的建议。代表大会要求立即派遣一个特别经济代表团到苏联去,以考虑赫鲁晓夫先生于1960年10月提出的拨给相当于一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建议。它也要求立即设立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冶炼锑的高炉。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有可能巩固玻利维亚工人以玻利维亚中央工会为中心的团结,从而结束1957年产生的分裂状态。除了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以外,普遍存在着一种深切的团结精神,这表明玻利维亚工人和农民准备为争取自己要求和权利,为争取祖国的经济和进步而一道进行斗争。
玻利维亚工人和全体人民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而在自己行动中感到鼓舞。这些变化是:帝国主义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他们感到自己是和正在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因此,代表大会重申:玻利维亚工人对古巴革命——拉丁美洲受奴役的各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旗帜——表示战斗性的、无条件的支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表示反对,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表示支援。
玻利维亚中央工会本着这种精神宣布说,它将参加将于8月31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的拉丁美洲工会会议,促进拉丁美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团结。[1]
玻利维亚工人和工会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工会联合会、民主德国和苏联工会的友好代表。这些接触和会谈有助于加强现有的国际友好合作联系。
玻利维亚工人阶级在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制订了一个建设性的、进步的纲领,用以巩固1952年4月全国性胜利所取得的成果,实行争取民族解放和满足社会要求的政策。玻利维亚工人知道,在自己艰苦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组织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一团结队伍里的工人的帮助和支援。

[1]见本刊1962年第7期,智利工人统一工会总书记路易斯•费盖罗阿访问记:“拉丁美洲工会会议”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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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丹工会的欺骗

工会
生活和斗争

对苏丹工会的欺骗
E•穆罕默德
苏丹的军事政府时常宣称,政府关心工人的利益,鼓励工会组织,并在努力发展工会。政府发言人在国内国外作了这样的声明。但是真相如何呢?让事实自己来说明情况。
在帝国主义者的扶助下,目前的军事政府掌握了政权,在掌握政权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下令禁止苏丹工会联合会,并开始迫害具有战斗性的工会工作者。它废除了所有民主组织,苏丹青年联合会和苏丹妇女联盟,它取消了宪法并解散了议会。它禁止了各个政党并把许多领袖和爱国人士拘禁在集中营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维持“治安”借口下进行的。
事实上,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在苏丹出现了强大的群众运动,并且经常发生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这一斗争的高潮就是1958年10月21日由苏丹工会联合会领导的总罢工。所有苏丹工人都参加了这次罢工,在全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事情?产生这种全国性的团结的目的何在?难道他们不要国家“治安”,难道他们愿意扰乱“秩序”?
为了祖国独立而进行战斗并赢得祖国独立的民族力量,联合起来保卫独立,抵御公开的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愿意在国内建立真正的治安和秩序。这一民族斗争特别是针对正在等待议会批准的美国“援助”计划的。
政府自称已经取得政权,能够维持“治安”和“秩序”,其结果如何呢?议会立即照美国政府提议的那样,批准了美国的援助,苏丹政府方面没有一点保留。这就是1958年11月17日反动政变的原因。这也是进攻苏丹工会联合会、各民主组织和全国性政党的原因。很清楚所谓“治安”和“秩序”意味着取得批准美国“援助”的必要条件、使国家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
在政变以后两星期,苏丹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向总理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取消各项反对工会的措施、反民主的法律和紧急法律。但是军事政府远远没有注意这些要求,却是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没有通过正当的审判,就把工会领袖们投入监狱。工人十分愤怒,继续进行英勇斗争,争取民主权利。
他们成立了争取保卫工会权利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苏丹工人的英勇的不懈斗争,也由于世界工联组织的伟大的国际工会支援运动,政府被迫于1960年公布劳工立法,虽然和1948年的立法比起来是限制重重的,但是也要把它看作是政府的退却和工人的初步胜利。
劳工部长在介绍这个新法律时说道:“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立法应该作为组织我国大量工人的工会运动的一个良好基础,我国的繁荣是我们首先关心的事……”他又说:“这个立法是我们真诚努力的结果,公平对待这个阶级,从而保证必要的稳定状态,以便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
这是真实的吗?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法律的几个方面,看看它是否“公平对待”工人。
该法律禁止工会成立总联合会。这是为工会运动的利益吗?必须记得自1951年至1958年,苏丹工会是组织在一个总联合会之内,该总联合会为本国工人和劳动人民尽了大力。因此,它受到每个人的尊敬并且在社会上占有显著地位。因此,这道禁令无非是一个反工人阶级、反民族的措施。
该法律规定一个雇主雇佣的工人至少要有五十名才有必要成立工会。除了政府以外,在苏丹只有一小撮雇主雇佣五十名工人的。其结果是,像出租汽车司机、建筑工人、印刷工人和旅馆、餐馆工人都被剥夺了组织权利。这些产业代表着几乎三分之一的苏丹劳动力,而且他们是特别受剥削的。
除了这些对组织工会的根本方面的限制以外,我们还必须研究那些有权成立工会的工人的情况。
目前有四十四个工会,根据军事政府公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不得到警察的许可,工会是不能召集全体会议或者年会的。而且未得警察同意,工会既不能出版也不能散发任何文件。甚至向雇主提出的要求书也必须交给警察,警察立即进行审查。
许多工会领袖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软禁在家里,有些人受到警察监视、在任何地方——在家里、在公共场所或者在街上都可能受到搜查。当铁路工人工会于1961年7月17日坚持政府应该考虑他们的正当要求时,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工会发出了罢工号召,得到所有铁路工人的响应。因此政府解散了该工会并且解雇了九百五十名铁路工人。这是政府敌视工人及其工会的又一次表现。这又一次证明劳工立法在紧急条例的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
这种情况给予雇主和政府向工人的权利和胜利发动进攻的各种机会。在某些职业里,工时增加了,工作条件恶化了。不付工资的加班已经成为强制性的,加班的补偿是给工人若干天按照雇主的心意确定的休假。在每个公司里,恫吓已经成为常事,而且时常给工人以严厉惩罚。最近于1963年2月,一位检查铁路工作的人员下令给一个工人减少两星期的工资,因为这个工人在他面前吸烟。吸烟并不被禁止,但是这位检查员认为在他面前吸烟的这位工人是不礼貌的!有些雇主和工头公开说,现在没有工会,是可以使工人“规矩”些和向他们进行报复的时候了。
这种情况也使冻结工资、削减工资和提高物价成为可能。过去当各工会和工会联合会仍然享有某些自由的时候,他们为争取提高工资而斗争,也为稳定或降低物价而斗争。但是现在,由于有许多产业里没有工会,由于目前的工会活动受到许多限制,生活条件正在日益恶化。这里是1958年和1962年一些物价的比较表:
(以皮阿斯特为单位)[1]
1958年 1962年
1公斤羊肉………………………18………………26
1公斤牛肉……………………… 8………………16
半公斤油………………………4.5 ……………‥6
半公斤黄油(地方的)……… 12………………30
半公斤茶……………………… 14………………30
房租自1958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两倍。
1958年在喀土穆,北喀土穆和奥姆德曼三个城市里(这三个城市组成一个单位)有二万四千名失业者。1962年政府统计数字是六万名。工人的总数增加了,这是真的,但是这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村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他们特别来自南苏丹,他们来到首都,因为农村的条件比城市的更为恶劣。
1962年10月,军事政府突然公开注意壳牌公司和该公司工人的工会之间签订的所谓“集体合同”,以及谋比耳石油和烟草公司同有关工会签订的相似的合同。要想揭露这些“集体合同”的真正内容,只需摘录所有这些合同中共有的一段就够了:“在合同生效的全部时期,不论具有什么原因,工会都不宣布任何罢工。公司也不以实行关厂来对待。”(合同持续三年时间)
合同的其余部分涉及像食堂等细节问题。
显然,这三个合同仅仅意味着保护雇主利益,政府公布这些合同,不过是为所牵涉到的公司的产品作广告。
简单说来,这就是政府对工人及其工会、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政策。这种依赖暴力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政府,能说是对工人及其工会的命运关心吗?如果一个人相信民主权利,如果一个人在为反对迫害爱国者和民主人士而进行斗争,他能相信政府的漂亮话吗?他能想象这样的政府能对工人有任何好处吗?
所有工人和具有战斗性的苏丹爱国者都谴责了军事政府,并且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方法表示反对军事政府,并且号召推翻它,以便结束迫害和反民主措施,为走向社会进步开辟道路。
苏丹工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已经认识到,有必要成立享受充分权利和行动自由、不受雇主和当局干涉的工会。过去他们的工会取得了许多进步,并且保卫工人不受雇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清楚地记得,当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必须在何等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斗争。他们也记得在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斗争条件得到改进。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尽管遭受迫害,他们仍然在进行斗争,使目前的工会成为保护自己利益、工会和民主权利的工具。他们已经多次表示了这一点。
1962年12月,卫生工作者(第三大工会)的代表大会,在宣传和劳工部长以及同他一起来的警察面前,谴责了政府对他们的政策。代表大会号召取消对铁路工人工会的禁令,立即撤销反工会的措施。
1963年1月,公共工程工人(苏丹第二大工会)停工约两小时,抗议资方的绝对不同工会进行谈判的决定。
以前,在1961年7月17日,铁路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受到该工会全体会员的支持。
这几个例子,表明苏丹工人的决心和他们坚决保卫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这种工会是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
今天他们的口号是,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就是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些权利受到破坏意味着自己生活条件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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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的春天

现场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春天
让•威兹勒
1962年3月18日,戴高乐政府的代表在埃维昂签订了在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上停止作战和所有军事行动的协议。协议说:同人民商议之后,“阿尔及利亚的政权将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行使它充分的和完全的主权,……将自由地建立它自己的机构和选择认为是符合其利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一年以后,1963年3月18日,戴高乐政府利用协议中的某些军事条款,认为正是时候去试探一下这个前殖民地的局势究竟是怎样。因此,它在埃维昂协议周年纪念之际,组织了一次配合运动,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进行了一次原子试验。似乎是说,让我们看看,这种军事力量的炫耀是不是会被当作真正的军事力量;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是不是将会受到损害;是不是有可能与历史潮流作某些妥协。戴高乐政府是把假定当作政策,把愿望当作现实。
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甚至在今天的情况下也不会被这种动荡的波浪所动摇。艾埃卡的爆炸没有动摇阿尔及利亚的完整的主权,但确实动摇了在独立问题上含糊其词的埃维昂协议。在一个热烈的晚上,在有节奏的汽车喇叭声、鼓掌声以及妇女的动人哀泣声伴随下,阿尔及利亚的学生游行队伍中响遍了“修改埃维昂协议”。从此,“修改埃维昂协议”就变成了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的口号。
“修改埃维昂协议”意味着消除若干负担,这些负担是在谈判条文掩盖下写入协议中的,而且是损害阿尔及利亚的完整主权的,并使阿法关系成为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关系。但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和国民议会已经要求修改埃维昂协议中的军事条款。
因此,行使主权和束缚主权就相互对立起来:戴高乐政府选择了在埃维昂协议周年之际来显示一下这种对阿尔及利亚主权的束缚,而本•贝拉政府却合法地选择这个日子来推进主权的行使而且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事实上,在1963年3月18日,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了两项法令,乍看起来,两个纯粹立法名称并没有显示出它们是划时代的标志:其中一个是“无主财产条例”,另一个是“关于设立阿尔及利亚土地改革全国办事处”这两个法令把无主企业或者有过分剥削的企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几天之后又颁布了其它法令,为组织这些企业和执行这些措施做出了规定,并且立即采取了强硬步骤,这些步骤曾成为国际政治上议论的题目。
预计:这些法令将把经济(包括工业的和农业的)大部分部门纳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这是符合1962年6月阿尔及利亚抗战全国委员会通过的的黎波里纲领的。这些法令要求全体劳动人民积极参加,要求相信群众,要求群众自信并要求工人的群众组织——工会——民主地进行活动。这些法令为以前的统治者们曾妄想为不可更换的旧干部和旧老爷们敲了丧钟。
当3月18日各项法令在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官方日报刊登出来的时候,也在这同一时期上发表了第三个政府决定:宣布在全国把钟时——在那时以前仍然是用法国的巴黎时间——改为太阳时间,是不是这个同时发表的决定是一个巧合呢?也许是,不过,这不是绝对不允许怀疑其中是有一个计划的。在美丽的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下,他们热爱象征物,并对它有强烈的感情。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任务”
(的黎波里纲领)
“前有医院,保持肃静”的告示牌还仍然立在那里,但是在围墙的后面除了残垣断壁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阿尔及尔穆斯塔法医院外科部所遗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埃维昂停火协议签订之后,“秘密军队组织”就把它炸毁了,这也是一个象征物。
当阿尔及利亚人获得独立之后,他们继承下来的就是这样的象征物,在埃维昂协议之前,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人早就知道,对他们来讲,是全盘输定了。阿尔及利亚将取得独立,尽管它将会有一百五十万战争牺牲者、孤儿、残疾者、只剩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尽管它百孔千疮然而它将取得独立。就这样,他们就他们在战争年代里日臻完善的既定计划付诸实行了。他们将会出走,他们也会迫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出走。他们打算拆除和运走他们所能运走的一切,他们不想从上到下地损坏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因为这是他们的殖民主义经济,但他们将使这个经济无法管理,使它支离破碎,使它不听指挥和毫无用处。然后让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去管理这个瘫痪脱节的经济,它没有高级、中级和初级领导人,没有工程师、干部、职员、医生和服务人员。当这些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完全和真正地失败了的时候,他们将会真正跪下来恳求那些他们曾大胆赶走了的人们的帮助。然后……。
在埃维昂协议的前后数月的时间里,“秘密军队组织”是刽子手,破坏学校和医院,烧毁社会保险记录,毁坏油印机,破坏工厂里难以修理的机器和仪器,更坏的是暗杀,其唯一的目的是制造恐怖和在穆斯林和其它种族之间制造不可弥补的裂痕。炸弹和机枪子弹击中了男人、女人和小孩,在阿尔及利亚和奥兰的街道上每天总有尸横遍地,在房门和汽车门上都安置了爆炸机关,一触即死。由于丧尽良心所引起的内心恐怖使全国各重要中心的所有欧洲籍的公务员、工程师和专家都逃走了。所有这些人都不是被阿尔及利亚人赶走的,他们的离开是一种有意的破坏活动。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是按预定计划进行的。
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在其他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们遭受到两个令人吃惊的意外:第一,必须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第二,也许是更使他们苦恼的——看着这些人民奋勇建国,正视困难,相信自己的力量,把他们落后的、过去只有压迫者发财致富的国家,建所一个人人幸福的现代国家。
***
1962年春天……停火协议刚刚签订,阿尔及利亚的主权刚刚得到原则上的承认,阿尔及利亚不再是法国的殖民地了,但还不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满载着箱笼物件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开往阿尔及尔码头。靠着码头的客货轮船正升火待发。整个世界都在撤走,起重机下已埋了炸药,只等“撤离”行动一结束,它们将全被炸毁,三小时的连续射击是配合这次行动的一部分。安放在起卸中心附近一辆货车底下阴沟洞口的一个炸弹爆炸了:一百八十二人死亡。在港口诊疗所里,码头工人的病历卡片只剩了一堆灰。
这些成吨成吨的行李都是些什么呢?港口已经在工会的控制之下,同时码头工人们说:我们一定要检查。什么,码头工人竟要检查私人行李?码头工人竟要搜查旅客?码头工人竟要打开一个漂亮姑娘的手提包?他们在检查什么?在这个漂亮姑娘的手提包里都是轮转手枪。在一天之内,从旅客中搜出了四百二十八件武器。一个标有“私人物品”字样的箱子里装有价值一亿法郎的药品。一批标有“私人物品”的四只大箱子装着一千二百八十架打字机。大批货物来了向后转,起重机也没有爆炸。
让他们保全他们的生命吧!但是,所有国家财富却不许离开。在争取独立的准备工作中,阿尔及利亚的码头工人们——他们将不会忘记当越南人民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曾给予的英勇的阶级兄弟的支援——表明了非凡的警惕性,而这种在枪林弹雨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警惕性就是他们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的一个证明。
一天天的过去了,在已经赢得独立但尚未宣布独立的几个月内,侵略者——他们已被挫败但还呆在那里——摧毁了社会制度机器的最大胜利之一就是社会保险(因为当他们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候仍然有不发达国家、甚至高度发达国家还没赢得这个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恐怖主义者知道哪里是他们打击的目标:他们有组织地抢劫社会保险偿付局,这个建筑物被洗劫一空,而留下来的只是钢骨水泥。
当他们不得不隐蔽起来的时候,他们破坏了电力设备并毁掉了电机。然后他们搬空了金属档案柜,把各种档案堆积在屋子中央,一些塑胶物、一些汽油、一根火柴。现在,你们试试看,你们阿尔及利亚人!
绝大部分职员是欧洲人,只是很少的职位是阿尔及利亚人担任的。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接受了挑战。他们试了,而且他们胜利了。到1963年春天,甚至在这以前,所有办公室都在照常工作,留下来的是值得骄傲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人人都不断地受到他们前途目标和具体任务的鼓舞;要尽可能快的保证疾病年老的人获得福利和津贴。在这里仍然是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起着作用并且提高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因为灰烬是不能说话的,重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档案来。在这个国家谁受保险?其中大部分是谁也不知道的,连名字也不知道。这些无案可查的人的家庭状况如何?数年来他们所得到的工资有多少?雇主的卡片索引也被烧掉了。那末,又如何找雇主来问他们?又如何问那些已经跑到国外去的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雇主呢?
于是向全国发出了询问单。雇主和工资收入者回答了询问单或找到了办事处来。市政机关进行了探访。报纸发表了号召和公报。警察长从无主企业中搜来一些账目的线索。勤劳地、机智地、毫无官僚气味地重新建立起索引来。索引是少数从前的低级职员和不满二十岁的男女孩子们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先跳下水再学习游泳的。这样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职员问题,或更确切地说是职员非洲化的问题——这对新阿尔及利亚来说的确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使人兴奋的、性质上是工会的问题。
在这一关键时期,阿尔及利亚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他们完全被编入新的队伍并正在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服务着。
1963年春天在修好了的建筑物里,工作开始了,车轮转动了。看看经营管理机构就看到了生命的气息。
满屋子的年青妇女,其中有些差不多是女小学生。他们已经受过短期打字训练,他们以初学者的慢速度小心翼翼地打着文件。她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有人在看着她们,专心工作,到晚上,工作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一屋子的青年,其中有些几乎还是小孩子。他们在忙着复杂的各种津贴的计算工作——脑力计算,因为他们没有计算机,一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是唯一使用一台破旧的小手摇机的人,正在核对每个人计算的结果。在阿尔及利亚的建筑、公共工程、铁路及其它工人的津贴办事处,从独立到1963年春天这段时间里,就有二十亿法郎津贴也就是十万张汇票,是用这种办法发出的。
这不仅一直是一个计算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关法律的问题,业余训练一直是由几个留下来的熟练的人员在进行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在其他公共事业中都可以同样发现从同样的艰苦情况开始的、同样搞好事业的意志和同样的效力和劳动生产率。
在邮局的储蓄所里过去是不允许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担任某些职务的,现在已经有80%至90%完成了阿尔及利亚化,一位阿尔及利亚邮局的新的领导人说:“殖民主义需要我们的文凭,但是又不给机会获得文凭,我们已经在一个更短的时间内训练了我们的年轻人了。”
所谓更短的时间是以月来计算的。这对一个经历一百三十二年殖民压迫和通过艰苦的解放战争觉悟了的人民来说,他们能对创造性的劳动的动员不做出“贡献”吗?能辜负赋予他们的千百倍的信任吗?热情就是创造奇迹的源泉。
奥兰是受“秘密军队组织”恐怖严重打击的城镇,在奥兰电力瓦斯工厂里,地区工会和工厂工会的书记领着访问者参观了建筑物,有权招收新工人的工会有能力调动新职工的革命精神,“在最低潮,这个工厂耽误了一年没有查电表和收集欠款,耽误了一年的工作在三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只是在十月。如果我们工会的工作在开始是凭一股劲完成的话,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点:保持战斗的、热情的精神。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我们已经作了的工作的动力,做为一个工会,我们必须保持这种热情”。
在奥兰电力瓦斯工厂有着同在阿尔及尔社会保险办事处同样的情景,同样的使人惊奇的青年职员,同样的对工作的持久的注意力,工厂工会书记升任了副经理:他还不到二十岁。“如果总经理走掉,你可以代替他吗?”如果他回答说“可以”的话,那是很难相信的。他没回答说“可以”,他说:“我不能很肯定。”工会书记满意的补充说:“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
这种行政部门和公用事业中保持的责任感,使我们认识到目前国家非资本主义建设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事实:阿尔及利亚工人在刚刚取得独立之后就对逃跑的前业主丢下的财产加以保护和重新利用。这是阿尔及利亚继承下来的遗产的一大部分,那些曾借这些遗产发财的人曾一心想把这些遗产毁掉。
无主财产在经济生活重的每个环节都有。用官方的说法,这些财产是“工业的、商业的、手工业的、财政、矿业、农业和林业的公司或企业”,属于个人的小公寓和属于地中海彼岸的一些垄断资本的大商业企业,小的为向市场出售产品的蔬菜园和果树园以及大型殖民领地。所有这些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这些富源——土地、地下资源以及工业生产原料——必须加以保护,免受耗竭,如果从前这些富源所有者创造了亿万财富的话,他们只是一小撮人。当然它不会立即使从前被剥削的人富裕起来,因为他们有几百万人。
它也不能立即把生活在北部贫瘠地区的阿尔及利亚人从贫穷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但是保护这些富源是使阿尔及利亚尽可能快的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基本条件。
1963年的欣欣向荣的春天。自从独立以来九个也已经过去了。恢复工作已经取得胜利。在这个季节,少见的春雨灌透了肥沃的大地。一望无际的桔子树林的深绿色的叶子闪闪发光。麦田披着绿色禾苗的新装,绿色的、点缀着紫罗兰色的蔬菜园田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大片大片的桃树园正在含苞待放。那边是一望无际的精心栽培的葡萄园,清水正在浇灌着葡萄树的生命,农民们说:“今年将是丰年”,而这的确是在新阿尔及利亚生活中的一个最令人兴奋也是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这些穆斯林人,过去一直被侵略者霸占了他们祖传的土地并强迫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葡萄,因为酒在大洋彼岸可以变成金钱。现在,这些只酿酒而不饮酒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在继续精心培植着葡萄园,因为在目前,这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当然,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独立之后,荒废了的土地总数约达百万公顷,或者说荒废了六分之一的耕地;然而它是三分之一最肥沃和设备最好的土地。(这实际上只指无主土地,而不包括由地主本人或通过第三者对之进行掠夺和消耗使之荒废的土地。这个问题将在以后再谈。)这些土地相当于法国两省,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殖民者的住宅淹没在绿树丛中,道路是最好的,而暴露在太阳下的工人村则只是小石子路可通。对这些泥巴窝棚,对这些遭受敌人破坏的窝棚残余来说,用村庄这个字眼儿是太大了。他们用旧机器旧工具,凡随手能得的都用来进行耕种。他们以他们所知道和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办法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是根据政府的指示由工人民主选举出来的,附近工会给予大力协助。其它的组织是偶然建立起来的,提出各种建议,集体的或个人的,好的或不太好的都有。在这里不能全面研究所有这些组织。今天,关键问题不是靠经验办事情。关键问题是在这百万公顷土地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殖民者从前常常这样说:“我要种五百万公顷柑桔。我要种一千公顷葡萄。”独立之后,工人们说:“我们要种……”在这百万公顷土地上的变化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
类似的过程在范围非常广泛的和情况非常复杂的工业生产和商业中也发展起来。大约有五百家规模大小不同的无人管理的工业企业。
在奥兰的郊区,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北非玻璃工厂,它是在马格里布(由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构成)最大的工厂。这个年产二千吨玻璃的工厂曾是圣哥本托辣斯的一部分,在法国工业公司中是第三个资本最大的企业。这个工厂被丢弃了。工人选举了管理委员会把工厂接管过来。主席还记得:“独立以后三个星期经理从法国回来。我们知道他不是想呆在这里是想拆毁工厂和出卖股票的。在港口,六月间拆除的机件和铸模正在等待装船运走。我们预先通知了工会,工会又通知了当局,结果什么也没运走。一切又重新安装在工厂里。但是,工程师和职员走掉了,工人数子从五百五十人减少到一百三十二人。在十月份,又有另一次拆除的阴谋被我们粉碎了。但是没能够阻止大批的出厂商品流往摩洛哥去。这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我们国家瘫痪,如果殖民主义的政策需要的话,他们在法国有足够的工厂能够把我们的工厂挤垮。在工会的帮助下,我们一百三十二个工人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现在我们正在出卖储存的货物。这就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经费来使这个工厂运转,也能使我们支付工资(以每周三十小时计算)和社会保险费。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行生产。你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同时,希望你们前来并看看这个工厂”。
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厂。像一个赛跑选手在起跑线上待命出发一样,它已为大跃进做好了准备,在院子里,好像洗过的一样没有一颗杂草,在宽敞、安静和清洁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检查、修理和维护机器。在金属架上成千上万个铸模排列成行,被很小心地保护着,以防生锈,这里是一间过去绝对不允许任何阿尔及利亚人进入的房子,里面有一台复杂的机器,外行是无法理解的。在这里,专家们根据程序抽查每一批产品的化学成分,(在一块黑板上仍然写着最后混合成分的公式,日期是1962年5月30日)。这是这个工厂里唯一不可能一下字学会的操作过程。这正是管理委员会的一个大障碍。工厂的动力是由撒哈拉天然瓦斯提供的,阿尔及利亚生产大多数原料。现在,受工人委托的管理委员会同工会密切合作,并在当局支持下,正在等待着开工的号令。“让他们给我们几个技术人员,我们今晚就要,明天就可开工。”
在这个北非玻璃厂的隔壁,埃凡里都勃工厂生产各种规范的水泥预制构件;它也是一个前法国工业公司的附属厂,这个公司丢弃了它,而被管理委员会接管过来了。像其他工厂一样,这个委员会是从工人中选举出来的,它同工会在密切合作下进行工作。如果你想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谈话,你必须到车间机器前去找他。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看到秩序井然就会眼笑心欢,十个不可缺少的法国工程师已经走掉了,阿尔及利亚工人已经代替了他们的职位,生产正在以正常速度进行着。
在举两个大公司以后,举一个较小的然而是典型的企业:阿尔及尔的伏洛印刷工厂,一个被丢弃的并为一个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接受了的工厂。各种布告、唱片袋以及戏院说明书等都在那里印刷。这是一个父子相传的家庭企业。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个老板同其它有限公司的老板在行为上并没有任何差异。他没有什么留恋的感情:他丢弃了他的企业,而工人就把它接管过来成为自己的企业。开始时他们只有七个人,今天有三十个人他们必须跑出去兜揽顾客!第一个订货单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小手工业工人。会计员说:“目前我们有了工资,保证工厂继续下去而剩余则送入银行。我们正在等待着法令,把这种情况规定下来。”这里,他提出了发展非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何使用和为谁的福利使用这笔剩余的钱。
阿尔及利亚的时刻
在政府的领导下,在工会的帮助下,城市里和乡村里的阿尔及利亚工人,在九月内已经展开了一个给独立以社会内容的不可阻挡的运动。他们已经描绘出一副未来的图景,他们——所有财富的创造者——将在这未来的图景里既是主人翁又是受益人。他们已经在广大的无主财产部门坚决地夺过了方向盘,这个方向盘是被放弃了的而新殖民主义者正在阴谋重新夺回的。
在这九个月里,过渡时期的新的管理形式已经形成。是不是所有这些管理形式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了好的效果,还是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呢?如果愿望是良好的纯洁的,这是很有希望的,尽管缺乏政治上的现实性。
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有的是从工人中民主地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自己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基础上,而在其它地方,却让殖民主义养肥的轻视人民的“大老板”精神,成功地偷偷钻了进来。包括广泛经济活动的大合作社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反过来,正如阿尔及利亚政府领导人所强调的,还仍然有“抓住独立的机会强占无主财产、继续剥削他们的弟兄的阿尔及利亚人”。然而,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坩埚里必然有些渣子,但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新的积极的情况出现了,就是被剥削者有决心要从剥削者那里夺回一切。
一旦运动发动起来,政府认为有必要巩固人民的积极性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把它固定下来。正如的黎波里纲领所提出的:“使运动和群众动员能够在国家生活中成为一个经常的因素”。有必要粉碎对阿尔及利亚敌人的幻想,粉碎对主要敌人外国帝国主义的幻想,粉碎对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助手大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就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春天,政府通过了在国家生活中开始了新阶段的一系列的法令。这些法令对无主财产作出了规定并对自治管理订了条例。同时使一些有全国重要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划归到公营部分;这些法令也作出了关于自治企业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的规定。同样地阿尔及利亚土地改革全国办事处也建立了起来,它的“总任务是执行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
在这些立法中必须特别记住的是什么呢?
“首先,所有无主财产都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具有法律根据,已申请为非无主财产者不在其内。
“任何原业主对1963年3月18日法令发表以前宣布的无主财产的产权要求将不予考虑。企业交由阿尔及利亚工人管理。关于那些随后宣布为无主的产业,申请产权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这样,经济的大部分就永远不受外国控制并使新殖民主义者的阴谋更为困难。
“从现在起,不仅仅是在业主离开而丢弃产权的情况下可以宣布为无主财产,而且凡业主尚在但不再经营或经营不当的企业也可以宣布为无主财产。1962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工人”——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的机关刊写道:“殖民者正在缩减劳动力……面对着土地改革,他们正在想极力进行破坏。他们不更新生产工具,他们正在耗竭土质,不添肥料。无主财产的新规定已经有可能惩治这些破坏分子。这些新的规定是反对外国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的封建主的武器。这些人还在梦想他们‘能够使农民流汗’。”
“在工人全体大会、工人理事会、管理委员会和经理人员的基础上的自治,是建筑在工人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的,它将是一所工人、职员、工会和行政领导人学习国家企业管理的学校,而且在那里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他们的责任感将受到锻炼。只要民主活动得到尊重,就有创造性的热情和积极性、信心和乐观主义的无穷无尽的源泉。
“自治企业的每年收入被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也就是工人收入部分和国家收入部分,国家收入部分包括国家投资基金和国民就业基金。以前这些企业是私人的富源,现在自治之后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建设,这样没有饭吃的人有了饭吃,而且保证了比在殖民主义制度下有更多的产品和更高的生产率并为阿尔及利亚走向消灭剥削铺平了道路。
“最后,自治企业,像一个灯塔一样,将成为鼓舞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其它部门的进步思想的源泉。”




几个日期 1830年6月 法国军队侵略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
1954年11月 武装起义的开始
1962年3月18日 签订埃维昂协议
1962年6月 阿尔及利亚抗战全国委员会通过的黎波里纲领。
1962年7月1日 公民投票:阿尔及利亚人民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投票。
1962年9月25日 国民议会宣布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
1962年9月27日 政府成员的提名。
1963年3月 制定无主财产国有化的立法。

阿尔及利亚政府以法律来固定了自己的权利:“行使充分和全部的主权”,那就是对任何人的财产,不论业主在还是不在,不论是外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只要有碍国家建设,就可以把这些企业置于工人自治管理之下。
5月底,对最富有的和最有权力的殖民主义拥护者首先采取了对付他们的措施。这些人非但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而且在庞大的工业、运输业以及金融业各个部门都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如布尔桥家族、日耳曼家族、埃维桑家族,他们都是第一批被工人赶走的。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在田头地里开会,举手选出了他们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将继续从事生产工作。为了组织生产并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议是经常召开的。在未来的日子里,大的私人庄园将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土地及其所生产的东西,正在交还给它的合法的主人,它已是人民的财产了。
对阿尔及利亚的大财主也正在敲着丧钟。人民对本加纳的仇恨并不比对戴卡兰的仇恨轻,对瓦尔德佐斯、弗雷利和罗加慈的仇恨并不比对贝西西•达哈尔的仇恨轻。达哈尔拥有三千五百公顷土地、四十二台拖拉机和二十三台康拜因收割机。当一个接一个的庄园实行国有化的时候,预计将建立大规模的康拜因以及适当数量的设备仓库。
随着所有这些,在四月初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清洗运动:所有那些在混乱初期用欺诈或不正当方式掠夺了无主财产的人,都被迫交出霸占的企业、大批霸占的企业是电影院、餐馆和旅馆。一下子,数十个这样的霸占都被宣布为非法,把财产委托给了管理委员会。
4月2日,阿尔及尔地区的城内工会委员会号召所有城区工人参加第二天在人民议会举行的会议:
“通知!有历史重要意义的措施要求你的支持。——法令授权你管理无主财产,对布尔桥家族及其同伙的财产实行国有化。——这符合你的最深切的希望——结束剥削。
“明天你必须以你的工作来支持这个行动。你的工作就是你革命热情和革命觉悟的象征。
“是的,,同志,你4月3日出席在人民议会召开的会议就是对资本家的雄辩的回答……
“我们城镇和乡村人民的热情正在增长,而且这种热情正在化成真正的力量,努力执行使国家财富(土地、地下资源、码头、工厂、商店、运输企业)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总之,使我们的目标有了规划,实现这些目标有了方法。
“你的出席将证明你对这个国有化政策的巨大支持,国有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阶段。”
“因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和受到合法愿望推动的工人,你必须在人民大厦宣布你建设富强国家的决心,社会主义将不是一句空话。”
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建筑和市政工人、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邮政工人和教师,都团结在一起,使大会成为一个赞成政府的措施的公民投票。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拉巴赫•杰尔曼说:“我们赢得了独立的斗争,现在我们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现在不是讲空话,而是行动。”
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第二阶段的经济斗争将会还有许多困难和许多暗礁。压迫势力在他们失败之后将不会甘心罢休的。
斗争的第二阶段,像第一阶段一样,阿尔及利亚人民也已取得了胜利。事实上,正如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消灭殖民主义的斗争的决议所说的:
“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时代,这些最近刚刚解放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各国所给予的援助,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依据民族利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面免受帝国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的任何有害渗入。”
在这一点上,古巴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行动纲领中已清楚地规定了工会的方针,这个方针被认为是可以走向胜利的唯一的方针。
“在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的行动中,不发达国家的工会为动员群众争取下列要求的斗争创造了最有力的条件:
——外国垄断企业和建筑的国有化以及发展民族工业和国营部分;从这些国家驱逐外国垄断资本;
——土地改革消灭的殖民主义的所有权和所有封建主义残余,有利于农民、特别是贫民和农业工人,并且为增加生产给他们提供帮助;
——国有民主化,就使得有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及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动员所有民族力量,而不民主的措施则违反人民的利益和危害民族独立;
——同世界各国合作的政策和国家对外贸易的控制以便保护它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干涉;
——工人和工会完全独立地参加经济计划和发展国民经济纲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世界工会联合会正同它在国际工会支援阿尔及利亚工人和人民委员会
所做的一样,它将继续执行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工会、所有城乡工人友好的阶级团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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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女工委员会

法国
什么是女工委员会
在第二次国际女工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访问了电话器材厂的一些参加法国总工会的女积极分子。
电话器材厂是巴黎近郊布伦-比兰库尔的一个大企业。它雇佣了约四千名工人,其中约50%(一千七百名)是女工。他们是有才干的青年工作人员,自然是按照女技工工资标准付酬的,也就是说比勤杂工的工资多些,但是比有技术的男工的工资少得多。工会在这些女工当中曾经作了鼓动工作。我们访问了六位女工会积极分子,了解这种工作实际上是如何组织的。
下面是她们告诉我们的情况的摘要。
由于一个新机会,我们厂工会基层组织的一次改组,厂工会的女工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过去经常只是有几名积极分子,总是这几个人作工会工作。在工会的领导机构中,几乎全是男子、工匠(熟练工人或高等熟练工人)。工厂里的广大女工群众都是技工。我们不知道她们有些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她们准备采取什么行动的方法和方式。没有这些女工参加,我们怎么能够有坚实的有效的工会组织,怎么能够制定要求纲领或解决大问题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工会工作,注意许多我们还不十分清楚的问题。
在电话器材厂的基层工会,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打算做好真正的工会工作,做好具体工作,方法必须完全改变,必须倾听这一千七百名女工的呼声,必须使她们作出贡献。
甚至在书记处都必须进行斗争来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日常工作必须放在一边,而这是不会自行解决的。有些男同事帮助我们。当时存在的说法是“如果你真正热心,你在下班后就来。”但是许多女工在星期六六点钟以后不能来。因为她们正在忙家务。把这些女工排出于工会组织和当选的职位上之外,这是剥夺了我们自己的宝贵的积极分子。
因此我们思考、探索、讨论和再思考我们的工作。我们得出结论,改变会议的时间和日期是重要的。我们现在不在六点钟开会而在五点半钟,基层工会会议不在星期六举行而在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举行,而且工会付给男女工人时间损失的报酬,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这种制度最初引起了反对,但是不久就取得了结果:1962年出席会议的四十七为代表中有十九位是妇女,如果会仪是在星期六举行,只有三位女工出席。采取白天开会的办法,我们发现每次参加会议的女工人数增加了。
这样我们就在女工参加工会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年就有了更多的女车间代表;因此在女工当中的工作有所改进,因为女工时常愿意向妇女们谈心——她们感到自在,而妇女有更多的机会和她们谈话,更充分地了解她们的要求、更深刻地了解她们的情况。
女工担任车间代表和工会代表已给工会带来了好处。使我们能够通过帮助建立车间工会小组和女工委员会,在使我们的组织更接近女工方面,和帮助了解女工对工会作出贡献的必要性方面取得进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因此我们希望说服我们的同事不仅要她们出席,而且要她们看到她们出席的意义:专业化工人的代表性及其特殊要求。
因此作工会工作的时间与工会学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附带也就成为重要的了。许多女工不能离家几天;他们的父母时常不允许她们外出一两个星期。因此在白天组织工会学校,时间同工作时间一致,是一个好办法,使她们可能在晚上回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长时间以来,我们在最高一级工会,即厂级工会之下进行工作。现在我们相信有必要按照车间、科室和服务单位把工会部门分散开来。
特别是外出工作(安装等工作)的女同事的例子,真正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一位女领导人和她的同志们发现了外出工作地点的工会组织形式——一个既没有忽视工厂的一般问题,又把主要活动集中在女焊接工、电缆工等的特殊要求的工会小组。
为女工成立女工委员会
女工委员会由女工会会员和非公会会员组成,(自然,这些非工会会员是同情法国总工会并且是相信我们的)其比例是工会会员占一半,非工会会员占一半。如车间工段按比例选出代表,每八名至十名女工选出一名代表;因此一个有一百名女工的车间就有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女工委员会。
工作从个人接触开始。我们和每位女工进行讨论并且解释成立女工委员会在女工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然后请她们到基层工会参加讨论。她们来了,在这次接触和谈话以后,她们就能够更容易地在车间讨论了。
关于要求方面,我们开始把女工委员会的委员召集在一起,然后按照车间把女工召集来和她们进行讨论——在午餐时间,这里说二十分钟,那里说半小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对于她们讨论的事情和征求她们的意见真是十分热情;她们有了很多的反应,她们写出了她们的要求——大量的要求,包括工会组织没有想到的事情。
厂工会委员会研究了这些要求,按照重要性把这些要求排列好,提交给资方。商量的问题牵涉到国际“三八”妇女节;商量和讨论的结果是组织了八十多名女工成为一个代表团去见资方,三十八人代表团去到市议会。显然,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和女工商量征求女工意见,她们参加的程度将会大大减少。工作是通过女工委员会来做的:在请愿书上签字——她们尽最大努力传递请愿书———和组织女工代表团,敦促她们征求大量人签名。工会领导想出一个好主意,雇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市议会。
我们向市议会提出了全国性的要求;向资方提出了有关本厂的要求。在全国性要求当中有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当时正在举行争取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的罢工,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各车间的80%的工人参加了罢工)、裁军、托儿所和其它问题。
必须指出我们的女工委员会是在车间里组织的,而不是在科室里组织的。在科室里有许多女职员,但是那里的气氛是不相同的。一方面是有害怕工头的情绪,另一方面是资方的极端的怀柔政策,企图在各种事情上,甚至在午餐时间、工作服等方面制造按月付工资工人和按小时付工资工人之间的分裂,这种企图是用阴险的漂亮话来支持的:“你们是有能力的,你们将来会提升的,但是只有在你们保持自己的自由、没有使你们自己不愉快地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才能作到。”典型的情况就是如此。
虽然如此,我们甚至对科室还是抱有希望。因此在今年年初我们召集这些工人开了一个会议。其中三人是工会积极分子,六人是工会会员但是在工会里不担任工作。这次会议使他们了解到积极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有一位科室工作的青年女工,成了收会费的人员。我们希望不久她能当选车间代表,使她能够和同事们有更多的接触。显然不能希望她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事都作了。
另一项应该归功于女工委员会的成就是她们在母亲节所起的作用。她们发出一份传单,提到女工自己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并把要求提交给资方。一个女工第一次作了简短的发言,其他女工对这个发言似乎十分欣赏。直到现在总是男人讲话——为什么妇女不讲?
下午基层工会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集会,送给每位母亲一件礼品。这次集会是在工作时间举行的(共两小时,资方付给工资,是工会的另一次胜利)。有权在每天下午三点钟到四点钟休息的孕妇——基层委员会赢得的胜利——参加了集会。
女工管理女工享受
正常的活动要求女工自己出版专门为女工阅读的读物。我们时常注意到这种读物是很受欢迎的。我们的传单部分涉及全厂的共同问题;此外还有有关各车间的小短文,这是女工极为喜爱的。在车间里不存在散发传单的问题:女工们在午餐时间传递传单,广泛地阅读,我们可以直率地说这种阅读是很受欢迎的。
再举“昂晓耐特杂志”[1]为例。我们决定为其十二月份特刊举办一次运动。怎样作呢?通过女工委员会来和女工商量并且出版了一份特别传单。女工委员会决定进行抽彩、决定用什么作奖品,并分担这种特别出售的筹备工作。其结果是:这次售出的杂志比平常售出的两倍还多,不仅供应的售完而且还必须订购更多的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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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最后要谈到由于我们的工会工作而使我们能够提出的一些主要要求,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 要求
——提高工资;
——逐渐恢复四十小时工作周,按四十八小时工作付酬;
——五十五岁退休,付给足够的养老金;
——四星期的付薪假日;
——女工有机会在和男工相同的基础上划入各种工资等级;
——付工资给由于孩子生病而请假几天的青年母亲;
——增加托儿所津贴。
进行的活动,取得的结果
——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三八”节和母亲节代表团;
——在资方由于某女工的工会工作而企图解雇这名女工(不是车间代表)的车间里采取了行动抗议解雇,同时抗议过多地计件工作。在罢工三天以后,取消了解雇,该女工现在成了车间代表。(由于工人捐助了十二万(老)法郎,没有一个罢工者损失了工资;)
——重新划分从技工提升为熟练工人的女工的几个等级;
——在几次扣除工资之后,增加所有在传送带上工作的女工的工资;
——这些是主要事件,但是还有其他对受益人说来是具有同样意义的事件。
**** **** **** ****
我们的结论是:由于把工会活动分散到各个工会小组和女工委员会,我们在厂级工会的活动日益减少而增加了在女工当中的工作。这只能在完全重新建立我们对工会的概念以后才能作到。凡是在我们真正建立了女工委员会的地方都已作出了显著的工作,例如在还没有(男)车间代表的工段,就由女工委员会的委员组织女工进行小型活动、停工和及时的有用的示威游行。
[1] 法国总工会的妇女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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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果品公司

联合果品公司
——一条魔掌伸入拉丁美洲各国的“绿色大章鱼”——
出席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各国工人和工会领袖中,有许多来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控制的国家,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他们中间组织一次交换意见的座谈会。
人们往往忽视了,联合果品公司是美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横行霸道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有人会忘掉,这家公司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生活和其内政所作的恶毒干涉,以及它不断地向政治和工会领域进行贿赂活动的事实。我们认为,这次在联合果品公司有关的国家之间举行“圆桌”会议,只是为了使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工会组织之间日后可以举行更全面的讨论。我们并不认为对这个课题已做了尽情的发挥;事实上,我们深信,本刊登载那些深受这家臭名昭彰的联合果品多方面权利压迫的工人们的友好讨论,将会引起大家对本文列举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材料。
我们现在把这次交换意见的结果,扼要地向读者报告,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参加这次交谈的“五大”代表和观察员中,有些人是从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种植园来的。
多头猛兽
我们和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国代表进行了谈话,这些工人来自拉丁美洲的八个遭受强大的香蕉托拉斯操纵的国家。他们一致认为: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是被称为“绿色的大章鱼”的,它的确是一条脑袋很多的猛兽;它像一条大章鱼似的有八只魔掌,紧紧地攫住这些国家的肌体,其中有些国家已被它控制了五十年以上。
它有时候就用本公司可憎的名义经营买卖,例如在危地马拉的北部,在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所作的;有时候它又用可憎可恶的标准果品公司的名义,正如过去在尼加拉瓜以及今天在危地马拉西部所作的。有时候还假借“具有民族性”的当地名称,如“危地马拉农业公司”、“尼加拉瓜木材公司”、“哥斯达黎加香蕉公司”、“厄瓜多尔香蕉公司”、“哥伦比亚果品公司”、“巴拿马地产公司”等,以及沿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虚夸名称,如厄瓜多尔的“阿斯塔拉公司”、洪都拉斯的“特拉铁路公司”、巴拿马德利英省的“荷兰国际果品公司”(实际上和荷兰毫不相干)等。无论它用什么名义出现,直接开发规模宏大的种植园或者通过农民和分一部分实物的佃农来“推销”,或者通过当地公司等,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依旧故我,到处用它固有的方式经营买卖,剥削它所雇佣的工人。这就是参加这次“圆桌”会议者的一致看法。
联合果品公司(以下一般简称果品公司)的历史是用拉丁美洲各国工人的痛苦、贫困和血汗写成的。果品公司不择手段地维护它的统治,保证它的利润;例如对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进行迫害和暗杀,用政变的公开干涉手段颠覆合法组成的民主政府,另外建立傀儡独裁政权等。
层出不穷的活动
我们的座谈指出了一个事实,即香蕉虽然是联合果品公司的主要业务,但是它的营业范围绝不止此。
危地马拉代表谈到了果品公司的“白色商船队”,它在巴利俄海港的领地,它通过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所具有的铁路线,和它通过危地马拉农业公司所经营的畜牧业。下面是座谈会上几个突出的论点:
洪都拉斯
果品公司在我国除了经营香蕉之外,还开发森林资源,现在正准备接受乳品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它也有自己的商船队,但是挂着外国旗帜航行,以便逃税;它还搞贸易,在支付国家保险费方面得到特殊待遇。可是,它宣称经营“亏本”,因此“特拉铁路公司”正在扬言准备放弃种植园,专门经营畜牧业;这是个更有利可图的企业,因为它不必承担社会捐款的义务。
哥斯达黎加
果品公司在哥斯达黎加不仅拥有自己的铁路和商船队,而且拥有港口、医院、商店,甚至有自己的飞机场。除了种植香蕉以外,还种可可和生产椰子油,并且把公司的土地分租给地产经纪人,这样就垄断了土地的生产。
巴拿马
巴拿马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果品公司有它自己的船只和铁路;它也种植可可和经营商业,以商业作为剥削其雇佣的工人的另一手段。
萨尔瓦多
在萨尔瓦多这个小国家里,果品公司拥有它的所谓“国有”铁路,用来在中美洲——它的大庄园——各国之间运输各种产品。
为了说明整个情况,我们不妨补充一点:在许多国家,如危地马拉和巴拿马,果品公司拥有电话公司、电报公司、无线电广播公司等。以便紧紧地控制它所雇佣的工人和工会组织的活动。
“香蕉共和国”——美国垄断资本的乐园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联合国果品公司相比拟,它所控制的各国的总面积几近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千二百万以上。这和我们交谈的人们所叙述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其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居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劣;
——几乎完全没有工会权利和社会福利;
——公司方面对现有的社会福利立法有意置之不理;
——不能维持工人温饱的工资;
——文盲;
——暴力镇压;
现在看一看有关这方面的各国情况。
尼加拉瓜
全国最肥沃的土地,即全部可耕面积的40%为十大家族所有;20%为另外一百五十家所有,余下的40%则由小土地所有者、贫民和停留在原始共产主义形式下的土著部落所有。果品公司自然是属于第一类所有者。由于这种普遍的贫困,难怪五分之三的婴儿出生不满六个月就夭亡,50%的人口是文盲。
危地马拉
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所享受的特权以及它虐待那里的雇农的情况是诉说不尽的。只要略举一二个例子就足以说明:1936年所订的一项协议允许果品公司、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和其他的美国公司免缴“目前和将来”的税款;法律规定果品公司有权枪杀一切涉足果品公司土地的农民而不受惩罚(按1944年4月27日第2,795号法令),或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包括过去在宪法上规定的、外国人不得定居的本国民族地区在内。那些替果品公司服务的当地政府和公司的代理人都迫害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和工会领袖;对于工人有利的社会福利规定可以置之不理,而不受处分。果品公司并且不惜采取最残暴的手段,把农民从安居了数十年的可怜住所中驱逐出去;它放火焚烧农舍,销毁农民们仅有的一些财产。
果品公司拥有的土地不下二十六万公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闲置着不耕种的;因此它是危地马拉的最大地主。经过改组的结果,二千多雇农被解雇,公司方面现在雇有工人约八千名。
哥伦比亚
暴力镇压和贫困的景象与其他各国大体相同。香蕉种植园的工人们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保障。法律所规定的一些福利措施对果品公司并不起丝毫作用;医药设备坏到无法形容;工人子弟也没有学校。雇农人数已由一万左右减至九百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残酷地提高劳动强度。目前直接受果品公司剥削的地区估计约两万公顷。
哥斯达黎加
果品公司在此拥有三分之一的可耕面积,这当然也是全国最好的土地。它雇佣了约六千五百名工人。有意思的事情是,该公司在1959年共获净利一千五百万美元,而且不用纳税;这就是说,从它所雇的每名工人(每人每年平均工资为七百美元)身上可以净赚两千一百四十三美元,等于每人工资的三倍。怪不得果品公司不断向工人加紧压力,逼迫他们放弃真正的阶级工会,而地方政府和国家当局都将镇压机器交给果品公司来自由支配。
洪都拉斯
这里的农民占全国人口70%,但只拥有全部土地的2%;果品公司却占有了全部耕地的62%。
1954年以前,该公司雇有工人三万六千名,现在已削减了一半,主要是由于加紧了剥削。
巴拿马
果品公司占据或剥削着全国10%的土地。香蕉生产起初是每年一千万串,不久前增加到三千万串,现在年产九千万串;他们把香蕉运到洪都拉斯海港出口,以便逃税。一串香蕉只值不到一个巴币,但是运到海港时成了另外一家公司(即联合果品公司的化名)的财务,它就值三至四个巴币一串了。
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民主政权时期,即1934年至1940年,果品公司为了逃避法律,特别是逃避香蕉出口税,曾经在国内暂时停止活动,以等待它所积极帮助的不民主政权复辟后再恢复活动。今天它所拥有的土地,在瓜亚斯省就不下十二万五千公顷,在瓜亚斯河的南岸还有两个大种植园,其中一个由公司直接经营,另外一个通过农民来经营。可笑的是,果品公司购买所有这些土地,一共只出了微不足道的三百万苏克雷(厄币),这笔钱在第二年就捞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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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根据各发言人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这条“绿色大章鱼”在各国的活动和所用的方法有共同之点,它不是和当地的腐化官僚相互勾结,就是向那些试图保护本国主权的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果品公司一般都受到当地政府支持,它依赖腐化的工会领袖们的合作,密布自己的警察和特务网(这些人的职别从行政管理员到工头,实际上不过是公司的傀儡和各种罪行的执行者),这样它就能在受它统治的国家中为所欲为——强迫职工在公司所设的商店内购买日用品(完全和西班牙统治时期所设的商店一样),杀害工人和工会领袖而不受惩罚,甚至在它认为需要时推翻整个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傲慢地称呼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为“香蕉共和国”的含意。
形势变化了
哥斯达黎加的一位代表说:“不错,我们的处境无论如何已经比前几年改善了。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斗争和工会行动的结果。”
参加座谈的代表们都指出了过去和现在情况的不同,并且试图描述他们满怀信心的不久的未来。
萨尔瓦多
这个国家的一位代表回忆起三十年前,军事独裁者曾在四十五天内屠杀了三万工人和农民。这并不意味着滥用权力和暴力现在已经在萨尔瓦多的政治中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引证了在“五大”上的发言中提到过的工人领袖卡蒂伐一年前受禁闭的事情,直到今天这位领袖依旧音讯毫无。
所有代表都认为,果品公司的各种植园和分公司职工们在过去几年中所进行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已导致重要的胜利;特别是1957年以来,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要求签订集体合同、争取和扩大社会保险、反对强迫迁居、要求建立学校和扩大工人受教育机会等的斗争。哥斯达黎加代表所提到的,关于替果品公司劳动的雇农地位的改变,主要是由于这些斗争和工会的一贯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香蕉园工人的统一行动,如同最近在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所进行的那样。
香蕉园工人通过这些斗争,从托拉斯那里争取到工会权利和社会福利;公司方面过去一直是拒绝给工人这些甚至已在本国法律或宪章中规定的福利措施。
参加“圆桌”会议的代表们同意的另一事实是:团结事业正在取得进展,在许多情况下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进展;特别是在果品公司职工中间,团结的敌人正在节节后退,他们正在失去原有的阵地,不断受到香蕉园工人们的揭露。在这方面,如同在斗争的其他方面一样,古巴的例子有力地促进了种植园工人的团结和斗争。
一贯为垄断资本和政府服务
来自拉丁美洲的弟兄们一致谴责那些自称为“自由”工会组织的领袖们的态度,他们一向假借自由为名帮助不民主的政府和国内外的垄断资本,他们反对那些有利于工人和各国人民利益的真正民族政策。代表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一个组织的名称……(暗指国际自由工联拉丁美洲区域组织——中文版编注)
哥伦比亚的代表说:
国际自由工联的拉丁美洲区域组织所属的总工会领袖,急于发展劳资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无非为反对工人团结。但是尽管他们勾结了政府和业主们,仍然制止不了工人中间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正在上涨。今天在无法制止不满情绪的情况下,他们又想控制那些新成立的种植园工人工会,不让他们自由行使职权。政府公开地支持这些人,甚至将工会领袖监禁起来,向那些抵抗自由工联区域组织控制的新兴工会的总部实行进攻,冻结他们的银行存款,施加各式各样的摧残和非法措施。
哥斯达黎加的代表说:
美洲区域组织的这些人阻碍了我国工会团结的进展,使我们不能以南太平洋地区那样的速度来发展。为了分裂我们,果品公司“邀请”了自由工联区域组织的领袖,以及支持巴蒂斯塔的牧师阿吉埃尔来破坏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园工人统一工会。公司方面负担他们的旅费,让他们住在最豪华的旅馆里;但是工人们却使这些人大失所望地回家去。
厄瓜多尔代表说:
毫无疑问,自由工联区域组织领袖们的分裂阴谋正在全力进行,但是我们有信心获得胜利。他们公开违反了人民的愿望,推翻了何塞•伊瓦拉总统,但是他们支持的由军队最高司令组成的独裁政变结果失败,他们自己也身败名裂。
萨尔瓦多代表说: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利用自由工联区域组织,对工会进行卑鄙的分裂活动,成立傀儡组织为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服务。
危地马拉代表说:
这些人是政府的公开代理人。他们使用和政府同样的手段,来收买工会领袖们。
洪都拉斯代表说:
自由工联区域组织勾结了政府当局,对我们的工会运动进行种种威胁利诱。除了实行反团结和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之外。它还提倡阶级合作。该组织的领袖们拉拢了一批搞政治活动的传教士,公开暴露自己的面目,声称联合果品公司损失了相当于一千一百万美元的资本。为了维持他们的撑腰人和谋取新的支持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向国际合作局贷款三十万美元,而自由工联区域组织的所属工会却同意替这笔款项负担利息。我们这方面已经做到使绝大多数的香蕉种植园工人摆脱自由工联的控制。
巴拿马代表说:
当我们召开工会联合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自由工联区域组织的领袖们和我国政府及雇主进行了勾结。但是我们终于把自由工联的区域组织从奇里基香蕉区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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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谈了很久。来自这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农民的真正代表们,现在已经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国家,在那里,联合果品公司既控制了人,又控制了土地。代表们将根据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供的经验教训,继续进行斗争。
参加座谈的这些代表们对过去和目前情况作了比较。1954年,危地马拉政府征用了联合果品公司的闲置不种的土地,这造成了美国干涉这个国家的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直接行动,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1954年的加拉加斯会仪)来干涉。古巴把美国垄断资本(包括果品公司在内)在古巴的财产收归国有,引起了美帝国主义反对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的整个运动,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进行1961年4月对古巴的侵略阴谋。我们可以预测,这个在华盛顿称为“殖民地部”的美洲国家组织势必还要采取新的干涉。
但是情况已经不同了,今天已经不是1954年了,北美洲的巨头无论它想怎么干,已经不能在古巴重演它在七年前对危地马拉所作的一切了。这些拉丁美洲工人代表们从“五大”带回本国去的另一个教训是:当他们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仅将比联合果品公司更强大,而且能够击败美国企图把拉丁美洲当作它的宝库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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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反对派发表争取团结和斗争的纲领

工 会
生 活 和 斗 争
在佛朗哥西班牙
工会反对派发表争取团结和斗争的纲领
费利克斯•纳伐•罗伦特

西班牙工会没有完成工会组织的任务,它们在雇主和独裁政权面前,没有作为工人的阶级利益的保卫者、工会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保卫者而采取行动,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总之,工会的结构使工会不能这样作:雇主参加工会,国家通过有长枪党指派的领导人来控制工会。不应忘记法令是这样说的:“</black>垂直工会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国家通过工会来实现其经济政策<black/>。”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组织只在名义上是工会,实际是实现政府所鼓吹的阶级合作的组织。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工会不受工人欢迎,法律强迫工人参加工会,工人一直以冷淡的态度对待工会。直到后来,工人认识到由长枪党成立的庞大的工会机器对他们是能够有用处的,假若他们知道如何如利用它的话。这说明了四十年代末期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最有阶级觉悟的、最有战斗性的部分改变政策的原因。这种政策的改变特别包括利用非法活动同时利用在独裁政权下存在的微小的合法机会。工人参加工会代表的选举,就是一种这样的机会。
这里必须记住,佛朗哥政权在劳工政策方面采用了欺骗手段,于是产生了“工人代表”(一种车间代表)当然这种“工人代表”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西班牙工人从一开始对于政府采取的一切工会措施就淡然置之或甚至抱有敌意,因此工人甚至不参加垂直工会举行的选举。这是怎么回事呢?官方候选人年年取得胜利,甚至没有任何人梦想到提出另外的候选人。尽管只有少数人参加投票,官方候选人是用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的。但是在1950年巴塞罗那选举“工人代表”的时候,工人决定不仅要大规模参加选举,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官方的候选人对抗,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宣传。结果巴塞罗那工人赢得了多数职位。1951年4月巴塞罗那多次罢工是这次巨大胜利的直接反映。这些罢工是佛朗哥西班牙阶级斗争新阶段的起点,表明工人策略上的改变是如何正确的。工人至今一直试图恢复自己从前的阶级组织——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1]——进行地下活动,这个胜利连同他们的(时常是惨痛的)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帮助他们找到更适合佛朗哥西班牙实际情况的活动方式。1951年巴塞罗那的罢工表明:
——政府发言人,特别是工会上层分子宣扬的工会政策的优点(他们把工会政策作为西方世界的典范来提出)经常吹嘘的“西班牙社会和平”,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即使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西班牙工人仍然有进行斗争的可能性,以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时间和以后的斗争证实了他们的判断。实际上,反对派的运动已经在佛朗哥的工会内部产生了。
从1951年到1962年底已经过去的十二年,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农民(最近特别活跃)以及西班牙人民来说,是取得有价值经验的时期,是斗争和冲突常常取得胜利的时期。在这些胜利中,有1956年的取消工资冻结,实际上承认罢工权(法律上仍然禁止罢工),承认工人委员会,以及从当局和雇主那里赢得的其他利益;又例如最近法律规定了同工同酬,(虽然要记得西班牙还没有批准第一百号公约)等等。
统一斗争的新时期
近年来西班牙工人赢得的最大胜利之一,要算工人工会反对派的建立和它所起的作用。工人工会反对派在最近的各次罢工中,甚至在罢工的准备期间,实际上代替了垂直工会。我们特别是指1962年4月和5月的重要斗争。[2]
最近工会反动派发表了它的“呼吁书——纲领”,因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标志着西班牙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进行斗争新时期的开端。
根据西班牙工会反对派的地下报纸“工人斗争”上一期发表的这个文件:“阿斯图利亚斯、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尤兹凯第(巴斯克地区)和安达鲁西亚的工人工会反对派的代表”,也就是国内最重要的工业和农业中心和去年4、5月罢工中起最大作用的地区的代表,集会一堂研究了局势,并向全体工人发出“呼吁书—纲领”。[3]
工会反对派过去已经感到自己有义务在工厂范围内、有时在地方范围内、直到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举行最重要地区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就意味着西班牙工人和农民力量的组织工作有了巨大进展。
文件的第一部分简单地考察了形式,首先指出“垂直工会的无权和失败”,以及“政府制定的所有社会主张的法西斯性质和欺骗性质”。文件提到在雇用工人一百名以上的企业中最近重设工会“代表”的问题(政府不久前禁止在这类企业中设立工会“代表”)并揭露了政府被迫作出让步的欺骗性。正如呼吁书所强调指出的,实际上,工人集体参加选出这些“代表”的选举,时常使“代表”成为“真正工人的代表,他们组织工人的抵抗活动,不屈服于官方的命令”。目前重新设立“工人代表”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目的在于阻止反对派的活动,恢复垂直工会的一些生命力。虽然如此,这仍然意味着政府的退却,政府在工人的战斗精神前面,不得不相对地撤销最近的一些措施。最近时期,在许多种情况下,“工人代表”已经不再作佛朗哥统治集团的傀儡,而在工人争取满足自己要求的斗争中成为有价值的助手,这是真实的情况。这表明已经宣布的工会选举的重要性。
文件的中间部分包含了工人的工会反对派的真正纲领,并包括了下列要求:
——建立有保障的按物价调整的最低限度工资,按照不同产业每天工资为一百四十、一百五十或一百六十比塞塔;
——根据法律规定的、但在多数企业里尚未实现的同工同酬原则,实现工资平等,这些企业也没有实行女工和青工就业和职业训练机会均等的原则;
——废除临时工和工人的“合同”;
——按照新的工资要求,提高津贴、养老金及其他社会福利,发给真正的失业救济金;
——改变目前采用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由于机器陈旧和生产技术水平低而格外耗费体力;
——有关下列方面的工会自由:“工人代表”进行活动;召开地方大会、省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各级工会负责人,特别是撤销遵循长枪党“政治路线”和仍然由长枪党指派的那些工会负责人;把雇主排出工会,把工会完全变成工人的组织;建立农业工人的工会;废除强制工人加入工会的规定;承认罢工权;
——大赦所有政治犯和民事犯。
纲领还要求撤除在西班牙的外国军事基地。
文件的随后部分谈到已经宣布了的“工人代表”的选举,提出了举行选举是工人阶级应当要求的各项保证。文件指出,如果不就进行选举的日期和形式、进行竞选的自由、在接受候选人方面取消一切歧视、保护候选人不受时常发生的警察袭击、检票人享有自由、禁止对候选人特别是对履行其职责的当选的“工人代表”进行各种报复等方面作出保证,就要抵制选举。
文件最后呼吁“以前曾支持西班牙工人的正当要求和在最近的劳资纠纷中公开表示支持西班牙工人的所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团体、运动和个人,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生”团结起来。
工会反对派对于目前西班牙工会领导人和政府的意图,显然不抱幻想。因此,它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采取行动,只有工人进行统一斗争,才可能赢得选举的这些最低限度保证,实现要求纲领。它号召所有工人,不论其政治、思想和宗教的观点如何,团结起来,在企业里成立工人委员会,在已经有工人委员会的地方巩固和加强工人委员会,散发和讨论呼吁书和纲领,采纳呼吁书和纲领并以自己的特殊要求和地方行动方式加以补充。
反对派的纲领并不是新东西
事实上,去年4月和5月间在西班牙五十个省中的二十五个省举行罢工的五十万工人已经在为这些要求的绝大部分进行了斗争。例如人们还记得,正如反对派的纲领所提出的那样,当时争取每天工资一百四十比塞塔的要求在一些省份提出来,与此同时佛朗哥最近小题大做地宣布的六十比塞塔看来就使人感到非常可笑。当我们知道去年10月3日工会最上层分子会议同意最低限度工资必须建立在每天八十至一百比塞塔之间的时候,就更使人感到可笑。
反对派的价值在于它把工人群众的希望用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把它们作为统一行动和斗争的工具提出来,把它们提高到全国性纲领的地位,围绕着这个纲领可以达到这种团结,使斗争取得胜利。
西班牙工人工会反对派的纲领对于组织西班牙工人的斗争来说是一个巨大贡献。它进一步证明工人自己和团结力量有了信心,而这种信心是能够使剥削者退却的,它清楚地表明青年工会领导人核心的存在,他们在斗争中与有经验的老战士一道,曾经出现在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中,这些青年工会领导人将能继承老战士的工作,它巩固了反对派在过去斗争中赢得的威信并且日益清楚地表明它在成为西班牙未来工会组织的胚胎。
我们确信工会反对派的纲领标志着西班牙工人新的胜利斗争的起点,不仅在赢得经济要求和工人阶级特殊要求方面,而且在满足公开的政治目标方面。争取实现上述两种目标的斗争是走向一次伟大的全国范围的政治总罢工运动的一部分,通过工人阶级、农民和所有工人与渴望西班牙恢复民主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团结一致,这种总罢工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佛朗哥独裁政权。
① 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国总工会,参加社会党的国际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直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国际劳工协会的会员。
② 见本刊以前几期包括约瑟•穆瓦兹和安赫尔•庇萨罗(1962年7月)和塞拉芬•阿里阿加(1962年11月)的有关西班牙工会问题的文章。
③ 世界工联的半月刊“工会报刊”第2期(1963年1月)刊载该工会反对派呼吁书的大量摘录。
复杂的劳工立法[根据工会的全国代表和运动的书记-部长索利斯(索利斯曾任不管部长,兼任长枪党总书记——译者注)所说,劳工立法有好几千条]和故意搞混乱的语言使人不易了解西班牙工会的组织结构、各级组织的任务和权力以及甚至这些奇怪的“工会工作者”所用的语言。让我们至少尝试着简单说明一下所谓西班牙的“垂直工会”的一些情况及其性质,以便更好地了解这里发表的文章*
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这些工会是以天主教和罗马教皇教会的教义为基础的,是真正法西斯的、劳资协会主义的团体。
这些工会是由佛朗哥政权在全国工会的进攻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该委员会是由暗杀者和罢工破坏者组成的,是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社会“学说”为基础的,为了同即将出现的共和国作斗争而于三十年代初期在西班牙出现的。在佛朗哥取得胜利以后,下令把这些“委员会”同长枪党(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党)和传统派分子(巴斯克地区和纳瓦臘省的极端分子,他们的箴言是“上帝、国家、皇帝”)合并,结果建立了名字复杂的、政权的单一政党:“西班牙传统分子长枪党和全国工会进攻委员会”,人们一般称它为长枪党或运动。
佛朗哥于1936年9月13日下令宣布所有工人的政党和组织为非法,并没收它们的财产。1939年9月23日又下令把这些财产移交给长枪党,长枪党的工会权力是由1940年1月26日的法律规定的:
“西班牙传统分子长枪党和全国工会进攻委员会的工会组织是国家承认的唯一的组织,国家将不承认任何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团体的存在(第一条);
“自这项法律公布之日起,为代表全部或部分的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而建立的组织,不论叫作工会、工人协会或其他名称,都将并入运动的工会组织(第二条)”。
1940年12月6日公布的一向被称为“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工会组织的基础。该法律的序言中说:
“法律使工会组织从属于党,因为只有党才能保证给工会以纪律、团结和精神,而这些则是保证国民经济为国家政策的利益服务所必需的”。
这使工会完全从属于长枪党,以佛朗哥为其最高领导人,按照这位独裁者的政策行事。这项法律的其他条款规定:
各全国性工会的首脑将有运动的最高统帅指派(第十二条);工会首脑将由上层分子进行帮助,……由运动的全国书记处根据长枪党工会的全国性代表团的建议指派……(第十三条)
第十九条规定:
“工会的所有负责人职位将有长枪党党员担任……”
(顺便提一下,我们应该注意长枪党的“工人阶级”的集团用来描写工会领导人的“首脑”、“上层分子”和“统帅”等字样。在这些领导人当中的确有贵族、陆军上将、海军上将、律师、工程师、工业家、大地主,像索利斯本人就是运动和垂直工会的上层分子的头子,但是就是没有工人和农民。)
法律还规定所有“生产者”、雇主和工人必须加入工会,因为这些假工会组织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和谐和阶级合作。1941年11月18日的一项法令规定:
“无论是西班牙人或外国人,年在十四岁以上,不论在本国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生产者……所有个体生产者”都必须缴纳会费。
教会还通过教会的显贵干涉长枪党工会的事务,这些宗教显贵作为鉴定人和顾问参加各级领导,其使命为:
“把天主教的教义带进西班牙的工人和经济组织中”。
这些从长枪党的法令中摘录下的东西清楚地表明西班牙的垂直工会的法西斯、劳资协会主义和宗教的性质,并且说明作为他们活动依据的一些概念。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世界工联于1959年出版的名为“在佛朗哥将军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二十年”的小册子和本刊过去几年各期找到更为充分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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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又一次丑剧: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

在西班牙


又一次丑剧: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
费力克斯•纳伐斯•罗伦特


政府工会的头子们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直到最近,他们还很少关心民主,而现在,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后九个月,他们又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决定召开大会以后,工会总书记杰米尼兹•托里斯先生突然辞职,由帕德罗•拉马塔先生继任,报刊对此一直无法解释清楚。向大会作的报告本来是由托里斯准备的,后来改由旁人宣读,代表大会对托里斯的离开西班牙工会运动故意不加注意。这件事实清楚地表明工会领导人中间发生了分裂。

这次不平常的工会活动,当然不是没有目的的。尽管法西斯政权当政,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行动近年来仍然稳步发展。在莫斯科的世界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工会反对派的一位代表叙述了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斗争情况,本刊第四期已经登载了他的发言摘要[1]。此后一些当时正在进行的运动或者以取得胜利结束,或者继续发展。例如萨根托(瓦棱西亚省)高炉工人的罢工,就在签订了使工人得到某些利益的集体合同后结束;贝赛恩(奎普茨科亚省)工厂工人的罢工继续发展,并扩及艾巴尔、伊伦和奎普茨亚省内的其他工人阶级城市。

最近这些运动的特点是一般公众的积极支援和参加。这是工人斗争中古老形式的支援,今天又在西班牙重新出现,因为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其他阶层人民包括在罢工和斗争中支援工人的艺工和小店主,也正在觉醒。艺工和小店主的生活和小生意,完全取决于工人生活的福利的改善。

同时,工人今天的经济要求,包括争取每天最低限度工资一百到一百四十比塞塔的要求,正在结合政治要求提出,例如争取罢工权和成立独立的工会,使工人能够在各级组织自由选举领导人。

1961年3月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有关的委员会曾经建议由工人自由选举工会的全国领导人,而不是由上级任命。过去各工会的领导人都是由上面任命的,因此这些工会都称为“垂直”工会。但大会主席索利斯借口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建议,在普遍推行之前必须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在实际上排除了这个建议。索利斯是西班牙长枪党的总书记,兼管全国工会,实际上他是佛朗哥手下管理工会的第一名大将,而佛朗哥则是终身职的元首。

但是,气氛是如此,而且不满情绪是如此的增长,因此教会方面的最高当局已经在一个时期以前开始采取支持工人要求的立场。一年前,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托勒多省大主教,西班牙首席大教主波拉伊•但尼尔写了一封长信给长枪党总书记索利斯,为天主教工人协会的存在和自治权辩护,因为该协会和劳工部长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年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塞维尔省大主教布诺•蒙里尔用教会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攻击该省实行的饥饿工资和对女工及童工的剥削,提出一些其他社会问题,要求将已婚男工(有两个孩子的)的最低限度工资规定为每天(按八小时计算)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比塞塔。必须注意,塞维尔省工资只及蒙里尔大主教提出的最低标准的37%—40%。

所有这一切——缓和普遍的不满,欺骗工人,企图使工人相信他们的“参谋本部”正在关心他们的问题——迫使政府的工人领导机构不得不召开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如同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第二次大会也是一出丑剧,尽管某些参加者是蒙在鼓里,假戏真做。

首先,这些所谓的工会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是些什么人,召开目的何在,结果如何?

在1955年以前,佛朗哥独裁政权一直让工人和雇主分别召开各自的工会和同业公会代表大会,这就是说,在既有雇主又有工人的御用工会里(其中还有大批由佛朗哥任命的“工会代理人”),可以召开只有工人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但是1955年6月的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建立按物价调整工资的最低限度工资,实行失业保险,不分性别和年龄的同工同酬等,独裁政权对代表大会采取的转变大为恼火,认为现行制度太自由,决定进行改变。

这样,今年3月5日到10月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千多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雇主、工人和工会负责人。这些代表是由谁任命和怎样任命的呢?御用工会的会员是强迫入会的,整个领导机构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佛朗哥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工会的头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要求佛朗哥政权尊重工会民主,尊重民主吗?当然,这不意味出席代表大会的几百名代表中没有一些诚实的工人,他们愿意在代表大会许可的范围内为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但是代表大会许可的范围有多大呢?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只是由各委员会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交全体会议讨论,然后仍以“建议”的名称提交工会总书记,也就是长枪党首领,再由他在党内向佛朗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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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五个委员会分别授权起草“建议”,包括工会结构、劳动条件、社会保险、发展农业、安排生产、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资金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委员会负责设法解决官方法制、法令、命令等方面的混乱状态,目前共有好几千条,管辖着组织工会的问题。责成委员会解决这种混乱状态的目的是制订一套规定,工会总书记自己说,这些规定可以使西班牙人和外国人“都知道我们的工会的性质和工作。”

毫无疑问,最有意思的委员会是关于规定劳动条件的委员会。早在1955年,第三次工人代表就曾经同意规定最低限度工资,至今已有七年而问题仍未解决,由此可见御用工会是多么没有效率,工人很难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事实是,在这类具体上,委员会只不过提出了一大堆夸夸其谈的定义,例如什么是工资和工资种类,什么是各产业工人的最低限度工资,什么是职业工资,什么是根据产量决定的工资和分红等等,但是却不提出关于最低限度工资的具体数额,而工人对于具体数额倒是比对上述一系列复杂的专门名词更有兴趣。

但是从代表大会讨论的这一大堆废话的过程中,仍然看到了西班牙工人的真实情况:从第五委员会提出的建立所谓将于1975年达到的“福利标准”的数字和计算中,具体地看到了这种真实情况。

首先,第五委员会“建议”有必要增加三百万个工作名额(其中一百二十万在制造业,二十万在重工业,一百四十万在公用事业),并将每个人的净产量增加一倍。

在其他方面,这个计划建议撤除一百万幢不卫生的住房——可能是在塞维尔省大主教信中所指责的那些破烂城市;将低价食物(玉蜀黍、裸麦、干菜)的消费量减少20%,而将蛋白质食物(肉类、牛奶、鸡蛋)的消费量增加一倍,将糖的消费量增加70%,和不同程度的增加油脂、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消费量;将鞋袜的消费量增加60%,衣料的消费量增加90%;将干腌食物的消费量增加二倍半,将电力、燃料及家用动力的消费量增加两倍。这些增加的百分比说明目前西班牙的食物和日用品消费量的不足。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还表明,尽管人们说西班牙工人的生产水平底(应当指出,塞维尔省大主教曾在他的公开信中号召工人增加生产),但是据估计生产率已比1960年提高8%,说明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委员会的建议中大为满意地谈到工业的恢复,据说平均增长率为7%;公用事业的增长率平均为10%—11%;旅游业为20%(比1959年增长75%)。但是对工资和就业水平问题却相当沉默,只说就业水平“比1960年略高,但低于1959年”;关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说工资总额“在所有产业都有增加,因此弥补了就业水平的略为降低(不是说略高吗?)”。由此可见,委员会的建议中所说的既含糊不清又自相矛盾。

***** ***** ***** *****

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个以阶级合作原则为基础的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大谈其劳资分享利润,在工厂灌输基督教思想,工人当股东,大大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等。这堆话只不过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代表大会对目前困扰着西班牙工人的所有基本问题的沉默。但是西班牙工人知道,只有通过行动而不是御用工会的代表大会,才能赢得增加工资和最低限度工资制,改善生活及劳动条件,实现其他经济和政治要求。

[1]见本刊1962年第四期


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花絮

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有些特点应该谈谈。有些完全是花絮性质,例如大会开幕时曾举行“圣灵大弥撒”,并致电罗马教皇(不知是哪次会议作出这种决定的?)请求他赐给祝福;工会事务主教还在会上宣布说,大会是在“圣母和圣父的圣谕”的原则指导下召开的。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可笑的,例如佛朗哥曾在闭幕词中十分严肃地说道:“……我们和其他国家分道扬镳,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先进得多;我们坚决相信,将来他们会追随我们的道路的。”
出席大会的一千名代表中,只有十五名女代表。由于官方大事宣传最近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的法令,有人问十五位女代表中的一位,劳动妇女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男女同工同酬,因为这项原则目前还没有实行。”
一位代表天真地提出,应当尊重到国外去工作的人们。其他代表鼓掌表示赞同。但是佛朗哥政府对送到国外的劳工像对待白薯和牲口一样,工会对这种非人待遇从没有表示过抗议。相反地,工会领导人从索利斯起,不断替政府歌功颂德,说什么到国外的工人受到“非常美好的”待遇。
好几位代表要求废止在乡村广场公开买卖农业劳动人口的可耻行为(简直就像拍卖牲口一样)。主席团对此竟答复说,在一般性的建议中,不可能提到这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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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工会运动的前途

阿尔及利亚工会运动的前途
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书记
马舒访问记
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书记马舒在2月1日接见了本刊记者。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这个接见的日子甚至时刻都包含了重大的意义。
接见记者的前一天,正值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闭幕;由于大会的讨论广泛热烈,闭幕已比原定计划延迟了一天。这次大会强有力地显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的重要性;他们的斗争是整个非洲人民为争取和巩固政治和经济独立所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整个非洲大陆叛离帝国主义腐朽制度所引起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
那天早晨,阿尔及尔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法西斯暴徒投降了,他们在陆军和法国本土的罪恶阴谋支持下,曾经力图违反法国政府严肃地允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原则。当天早上,法西斯极端分子从他们的营垒和“警备阵地”中露出头来。
2月1日上午还发生了另一个事件——全法国爆发了一次总罢工,全体工人几乎都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他们还获得非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这足以说明人民决心要粉碎法西斯势力,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战争,并要求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彻底的自决权。(前面一篇文章报道了自法西斯叛乱开始即在法国展开的这次运动的情况。)
因此,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书记马舒的接见要和下列重要事件一起谈,例如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普遍斗争;死抱着殖民主义最后特权不放的极端分子的失败;以及同情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法国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团结统一等等。
对于全非人民大会问题,马舒的评论如下:
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是在1958年12月在阿克拉举行的。第二届大会刚闭幕,是在突尼斯召开的,它已显示出非洲人民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得多了。
非洲人民现在需要跨过肯定和重申前次在阿克拉大会上人人所同意的原则的阶段。大会已对这种要求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决议。
对我们说来,独立不仅仅是规定原则的问题。要争取独立,就必须斗争,没有人会把独立奉送给我们。
繁荣和进步都是非常美妙的名词,但是应该弄清楚它们的真正意义,并且采取一些具体、明确的政策。因此我愿意说,大会对一些应当解决的问题已经在决议中很现实地提出来了,这使我很高兴。大会的决议反对殖民主义使非洲国家停留在落后状态中;强调必须使帝国主义无法再掠夺非洲大陆的资源,无法剥削已被夺去一切权利的人民大众;警告殖民主义国家,不许他们以新的经济统治形式来代替政治上的统治,从而使非洲国家新近获得的独立变成有名无实;建议成立非洲人民自己的金融和贸易机构,以及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等等;并重申了非洲人民要求解放、要求非洲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决心。
要实现的目标是既有政治的又有社会的。
殖民主义制度的欲望窒息了非洲人民的正义要求。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剥削人的制度。你不能改变无法改变的东西,你也不能教育帝国主义和剥削者,因为他们是为剥削而存在的。
因此,首要的问题就是从政治上消灭这个不能改变的殖民主义剥削制度。但是这不是最终目的。归根结底,起决定性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福利。我认为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所关心的和我们斗争的出发点是改善社会生活,改善社会生活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是,在出发点和终点之间,在我们所关心的和我们能达到的成就之间有个障碍物,那就是殖民制度。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亦即改善社会生活的目的,我们首先要消除阻碍我们达到目标的一切障碍,也就是要消除政治障碍。
<b>记者问</b>:你和我们一样的相信,在人民解放运动中,群众是起首要作用的。从阿尔及利亚问题来看,你认为工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群众组织应当在战时起什么作用?
答:我们人民虽然在从事一个残酷的战争,但是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的精神是在市镇中活跃着的。我们在城市中建立了巩固的堡垒。有时候他们被破坏了,但是,在后备的领导人的协助下,我们总能把它们重新建立起来,其中包括领导人已经被捕的书记处。
在阿尔及利亚城市中,我们设有组织机构,它们尽力指导工人,并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基金。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联络机构,它们的活动不得不受限制。
农村的情况又不同了。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农业圈子经常是个薄弱环节,目前使我们领导上最担忧的就是农村的工人的组织问题,他们绝大部分是同工会活动隔绝的。问题在于要使他们熟悉组织工会的思想,向他们解释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要求他们有信心地参加工会活动。把这个思想传播到农业工人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在当前的战斗环境中。
我们在小村庄里组织了多次会议。在这些会仪上,散发了我们在秘密场所起草和打印好的文件,对出席会议的人们解释了工会工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当然要领导工人沿着争取达到他们的要求的道路前进。但是,目前他们首要的和根本的目标是为国家的解放运动出力。我们同时又宣传有关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的情况,说明工会的职责是改善人民的处境。在战争中,我们就得告诉他们,工会组织是工人争取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武器。我们就在此时此地为未来的政权打下基础,为我们将来获得独立的日子打下基础。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殖民主义阻止了我国工业的发展。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向人民宣传建立重工业还是建立小型工业的思想。我们当然要选择第一条道路,而且目前的工作就是要使人民为一切即将实现的任务做好准备。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一件事,不仅是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而且要为前途做好准备,为适当地利用人类的资源和为人类的觉醒做好准备。
<b>问</b>:全非人民大会明确地指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更广大的非洲人民中的地位,在我们看来,还有比非洲更广泛的圈子,即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阿尔及利亚工人联合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
<b>答<\b>: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工会活动制定了精确的活动范围。我们认为,同世界工联及所属组织保持经常的友好关系是正常的,并且要同阿拉伯工会和一些独立的工会组织,同黑非工人总联合会以及整个阿拉伯工会运动,也保持联系。
我们相信,在国际工人阶级的内部,不应当有任何阻碍。去年3月,我们在莫斯科访问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我们也访问过旧金山。当我们运用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支援的字句时,我们是说所有的工人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正义事业而奋斗。
我们曾向全世界的工人发出呼吁,我们提出的要求都获得了慷慨的支持,尤其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是,我们也接受一切国家的援助。我们虽然参加了国际自由工联,但是支援阿尔及利亚工人与人民国际工会委员会是包括世界工联的会员组织和参加国际自由工联的摩洛哥劳工联合会,以及独立的阿拉伯工会的。这个榜样说明,团结并不是一种幻想,团结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难道看不见,即使在支援阿尔及利亚工人与人民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并不广泛的范围内,我们正在获得相当巨大的效果吗?
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参加国际性组织之前,该会创办人之一、已被法国殖民者所杀害的故总书记埃萨特•伊德尔就曾说过:“不论我们将参加什么组织,我们希望和所有的国际性工会组织建立友好团结的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国际工人阶级所给予殖民地国家解放事业的援助。”
<b>(本文系马舒接见琴安•维兹勒尔的访问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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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定计划和西班牙工人的斗争

经济稳定计划和西班牙工人的斗争
曼纽尔•戴利卡多
当戴利卡多先生寄这篇文章给我们的时候,西班牙政府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镇压工人和民主人士的浪潮,因为他们反对政府。我们同时还在下面刊载世界工联书记处在1960年3月4日为这件事发表的声明。

在把西班牙拖到经济贸易崩溃的边缘以后,在用光了一切黄金和纸币的储备并且把西班牙的对外贸易逆差增加到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以后,在可耻的贪污腐化现象遍布全国以后,目前佛朗哥正在奴颜婢膝地向美国主子摇尾乞怜。他哀求主子们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援助他,以便设法逃脱灾难。他向西班牙人民贩卖华盛顿指使的“经济稳定计划”,实际上是把西班牙经济束缚在国内外垄断资本的绳结之中,使那些未受垄断组织所控制的工商业部门趋向全面破产,并使工人陷入普遍的失业和饥饿的境地。
“稳定计划”规定要取消一切被佛朗哥政府认为是“在营业限界以外”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非垄断组织的企业。这个计划赦免了大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将军和佛朗哥自己的家族在货币和赋税方面所犯的罪行。它授予外国资本家在西班牙投资的过多的权利,而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保持工资冻结政策和取消目前仅存的一些限制大批解雇工人的十分无用的立法规定。采取这些措施的借口是,必须在企业中“重新组织劳动力”,使之可以赶上“生产的需要”。
实行稳定计划以后,立刻产生了下列后果:许多非垄断组织的企业破产了;许多其他企业倒闭了;临时工特别是建筑业的临时工被解雇了。
在拟定和实施稳定计划以前,西班牙就已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工商业的活动因而大大减少,工人的工资受到影响。大多数工厂取消了计件工资的加班加点,而工人们为了工资太低,却必须要做加班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各个工厂利用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的时机,取消了工人以前赢得的种种福利,例如工作优良奖金、严格遵守出勤制度奖金、生产奖金等等。他们消减计件工资率,从而使许多工人的收入减少到差不多难以维生的最低工资水平;按照规定,各地区八小时工作日的最低工资应为36.33和31比索(1比索等于1.5便士)。大多数工人的净收入被消减了40%或50%。
要大致了解西班牙工人的工资情况,必须作一简短的说明。
在佛朗哥的统治下,西班牙的工资制度十分复杂。除计时工资外,还有若干附加工资,例如星期日工资(注一)、“利润分享计划”(在机器业,等于名义工资的4%)、工龄奖金(在钢铁业,每五年工龄发给5%)和补偿工人为任何设备提供的折旧费(在建筑业,每周为六比索)。一年还有两种特殊的报酬,每一种相当于十天的名义工资。此外,一年有十天付薪假日;如果工人有子女,其家属又不参加工作,则发给家属补助费等等。
对一个熟练工人来说,除了规定的名义工资以外,这些附加的收入(不算家属补助费)总共一天有17至20比索;在工资最高的地区,一个技术水平最高的机器工人所得的这些附加收入为每八小时47.5比索。
这样的工资,连同附加报酬在一起,根本不够应付一个家庭的最起码的需要,因为它跟不上生活费用水平。要详细分析这种失调现象,需要很多篇幅。但是,只需把上述工资和附加工资的情况同几种食品的零售价格比较一下,就能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以下引用的几种价格是去年12月在马德里发表的。
面包 1公斤 8比索
干豆子 1公斤 24比索
大米 1公斤 13比索
油 1公斤 22.2比索
咖啡 1公斤 182比索
小牛肉 1公斤 100比索
青豆 1公斤 16比索
蛋 1打 36比索
牛奶 1公斤 7比索
高昂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说明为什么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一个熟练工人在1936年用三十八小时的工作可以换来的用品,今天要用九十一小时才能换到。自1936年以来,工资只不过增加了550%,物价却上涨了1,450%。
独裁政府一方面杀害成千的工会领袖,镇压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组织,一方面干脆取消了八小时工作日。大企业已经规定每天要工作十、十二、甚至十四小时。
我们已经说过,稳定计划一方面禁止最低限度的工资增加,一方面却并不禁止物价的任何上涨。政府为实施这个计划而采取的初步措施就是抬高液体燃料的价格,增加火车票价和运费(40%)、电话费、市区交通费以及抬高烟草的价格等等。这些费用的上涨影响到其他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事业费用的增加。
独裁政府所执行的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工资政策和物价政策,只有利于金融寡头、大地主和通过贪污贿赂等肮脏手段发财致富的佛朗哥冒险主义分子。
1956年10月增加工资和随后出现物价的疯狂上涨以后,法西斯工会的机关报“渴望”曾经对工业部发表的一篇题为“1954年工业收入的估计”的调查材料进行了一些评论。这篇调查材料把各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利润和利息同各该部门的总产值做了比较。下面是从这篇材料中摘引出来的一些情况。
在电力和煤气业,利润占总产值的48.8%;在煤矿业,占29%以上;在化学工业,占25%;在机器业,占24.4%。大多数工业部门所获得的利润都占总产值的20%以上。
在汽水工业,劳动力成本只占总产值的4.9%;在烟草业,占6.5%;在化学工业,占8%;在造纸业,占11.4%。
这些数字概括地说明了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西班牙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程度。但是,为了把情况说的更清楚,让我们看看某些公司所公布的纯利润究竟有多少(单位:比索)。
企业名 1945年 1957年
西班牙里夫矿产公司 13,170,906 327,770,953
杜罗•费尔格罗公司 21,250.400 174,000,000
比斯卡依钢铁公司 16,820,057 167,866,264(注二)
西班牙油公司 25,337,045 226,709,895
克劳斯有限公司 25,929,394 186,469,644
北部化学联营公司 8,113,929 92,917,030
依帕杜罗 32,940,142 296,361,036
西班牙水力发电公司 32,455,766 298,738,509
总 计 176,107,639 1,770,833,331
1957年,这八个企业的纯利润为1945年的利润的1,006.05%。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十三年中名义工资只增加了490%,那么,1957年比索的价值比1945年底的事实并不能缩小这些超额利润的庞大惊人。
有一些在独裁政府掌权后才成立的公司,例如西班牙旅行家汽车公司和卡尔夫•索泰罗国家公司,正在攥取骇人听闻的利润。前一家公司的利润从1953年的8,480,246比索增加到1957年的282,174,927;后一家公司的利润从1952年的27,437,381比索增加到1958年的292,700,000比索。
垄断企业希望通过稳定计划把利润增加的更多。因此,目前工人斗争的目标要从这个计划中找。工人们不愿意承担稳定计划的代价,不愿意眼看着自己实际工资被削减。他们正在进行斗争,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不削减目前的工资,包括加班费以及被剥夺了的各种奖金和福利金。从过多的利润中拨出钱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工人们正在反对冻结工资和薪金,要求政府发布普遍增加工资的法令。他们正在反对解雇和失业,争取发给至少同名义工资相等的失业补助金。
佛朗哥政权害怕工人的群众运动,并且力图利用欺骗性的措施来阻挠运动的发展,例如它在去年11月26日宣布发给失业补助金(只限六个月),以便压制因实行稳定计划而失业的工人和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就已失业的工人的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
但是,工人们不会上这个当。政府不仅没有真正地发给失业补助金,反而颁布法令,允许公司任意大批解雇工人。企业主用扣除在业工人工资0.5%的办法来支付失业补助金,其数额相当于技术水平很高的工人的工资的75%,亦即33.60比索,差不多等于一公斤面包和一公斤干豆子的价格。此外,还有许多人是得不到这些补助金的,其中包括数百万农业工人、几乎全体建筑工人和全体临时工,而在许多产业中,临时工却占绝大多数,例如所有的港口工人、铁路职工和国家资助的企业中的职工等等。
既然只有少数工人有权领取失业补助金,公司就可以在采取几项官僚主义的措施以后任意解雇工人。这样,企业主就能选择他们想解雇的工人,把积极参加争取实现各项要求的斗争的工人、不同意义实行赶快制度计划的工人和老年工人解雇掉。
实施稳定计划所造成的失业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企业主迅速地进行了大批解雇),以致政府很担心群众起来斗争和示威游行;从政治和社会后果来看,是完全可以发生这类行动的。为了给人们一个印象,以为政府是在鼓励企业主为尽可能最多的工人提供工作机会,政府就责成劳工部劝告企业主慢慢的解雇工人并削减工作日或工作周,使一部分工人暂时保留他们的职业。
工人们给这个办法取了个绰号,称之为“慢性饥荒”;实际上,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有掩盖的失业,它使工人每周只能工作两三天,却不能领取无工作的日子的失业补助金。
从法西斯恐怖政权的本质来看,西班牙工人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是,他们在组织和统一自己的力量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已从个别人和彼此没有联系的小组织提出抗议的阶段向前发展,采取了有组织的、集体的、群众性的斗争形式。在阿斯杜里亚、巴塞罗那、比斯凯、几普茨柯阿和其他工业城市最近爆发的大规模罢工中,工人们表现了英勇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阶级觉悟。在安达路西亚和艾斯特里马杜拉的农业工人所采取的行动中,首先是在筹备和召开1959年6月18日的全国性和平罢工的巨大政治行动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精神。这次罢工的目的是反对独裁政府的贪污腐化及其经济政策,反对生活费用上涨,争取普遍增加工资和薪金,大赦政治犯和流亡分子,恢复民主权利和要求佛朗哥下台。
在工厂中,工人们正在讨论和制定他们的要求,研究最有效的行动方式。他们正在利用选举车间职工代表的机会来选举领导斗争的委员会,他们保留了值得信任的那些忠诚的工人,排斥了企业主的代理人。
斗争在利用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方式发展着。虽然工会是政府和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工人们却在利用工会来组织合法的运动,提出他们的要求。根据这种政策,在政府规定在企业中进行的车间职工代表(这是唯一有工人直接选举的干部)选举中,工人设法撤除了法西斯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而代之以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的代表。这些车间职工代表有许多正向工会提出工人的要求,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他们揭露工会干部的真面目,反对法西斯工会及其上层领袖。
在工厂中,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行动方式是同时采用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是在呼吁书上征集签名。然后由工厂工会的车间职工代表所领导的委员会把呼吁书提交企业主和工会。在许多情况下,当这些委员会去递交呼吁书时,总有很多工人一块儿去。
按照规定举行坐厂罢工并在工会总部门外召开工人大会,这些斗争方式逐渐成为工人们所乐于采用的方式。
最后,在1月26日,数千名建筑、机器和正是交通工人在马德里工会总部门外举行会议,要求增加工资,抗议解雇,要求真正发给全体失业工人以及失业保险金。
这些有限制的行动正在采取可能更广泛的行动(例如罢工行动)创造条件,虽然在西班牙这是要加上暴乱和造反的罪名的。
不合法的宣传活动开展的日益广泛,许多产业工会出版的公报、宣传和油印小册子被散发到各地。在马德里,定期出版的报刊有“建设”、“阿塞罗”、“埃尔•费罗维亚罗”、“色古罗斯”和“运输”等等;在巴塞罗那出版的有“纺织”和“五金”;在毕尔巴鄂出版的有“比斯开依五金工人”。
这些公报在指导和组织工人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们帮助工人提出一致的要求,并使工人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数以千计的工人参加着散发这些公报的工作,对他们之中的许多工人说来,这种方式的活动是他们参加斗争的第一步。
在独裁政府统治二十年的长时间内,已培养出勇敢的工人领袖,这些年轻人正在斗争中学习在法西斯国家的艰苦情况下工人的行动方式与方法,这些年轻人正在努力学习和运用把合法行动同非法行动联合起来的艺术。
对这些年轻的工人领袖说来,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至于那些被警察所熟悉的老工人领袖,工作就更困难得多。他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法西斯工会干部、企业主及其在工厂中的走狗们的迫害。警察逮捕和监禁他们,工会干部向当局密告他们的活动情况;如果他们在工会中担任职务,工会干部就撤换他们,企业主就解雇他们。
虽然西班牙工人支援被监禁和迫害的同志们的行动的规模和力量在日益增长,但国际工会阶级必须继续给他们以支援,总之,西班牙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各国全体工人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
注一:西班牙工人有权领取一种“星期日工资”,其数额等于一周的平均工资。用这种每周发奖金的办法,可以略事贴补实在太低的工资。
注二:1958年该公司的利润达220,745,285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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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工会的斗争

葡萄牙工会的斗争
玛利亚•冈考尔夫斯
葡萄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工会传统的国家。1926年法西斯掌握政权以前,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劳工总联合会就已拥有会员十万人。独裁政府执政后成立的另一个称为“工会间委员会”的组织,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了极大的威望,以致1933年当工会变成法西斯分子的工具时,它的力量甚至比劳工总联合会还强大。这个委员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具有战斗性和最进步的人们领导的。当然,法西斯主义一当权,这两个组织立刻就受到迫害,政府在1934年接管了自由的工会。另外成立了一个所谓“全国性工会”,工人为保卫他们的组织而表示抗议和进行斗争,都受到疯狂的镇压。
这些全国性工会根据许多立法规定迫使工人阶级忍受政府和企业主的压迫,下面是这种立法规定中的几点:
——工会费由企业主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即使工人未加入工会,也要被迫扣除;
——禁止罢工;
——工会选举要受政府监督;
——当选的工会领导必须得到合作和社会福利部部长的批准;
——政府有权撤换工会领导,而代之以行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期是无限制的。例如柯维尔哈的纺织工会就是这样,政府指派的一个行政委员会已领导该工会十二年之久,一直不准进行工会选举。
总的来说,工人阶级的第一反应就是回避全国性工会。但是,经过经常的说明解释工作,逐渐使工人相信他们必须利用法西斯法律所提供的一切机会,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机会。因此,二十年来工人阶级进行了不断的斗争,这些斗争有时取得了胜利,有时失败了,但它们终于把全国性工会变成反法西斯的武器,有时甚至把这些工会变成真正的阶级组织。
例如,让我们看看工会选举时的情况。
工人积极参加了选举的筹备工作,出席选举会议的人数很多。他们提出忠诚的工人作为候选人的团结的名单以抵制法西斯分子的名单。当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投票中获胜以后,他们就努力争取政府批准当选的领袖。
进行这种斗争绝不是容易的。工会选举常常引起残暴的镇压:警察在工人住宅区巡逻,逮捕最英勇的工人甚至当选的领袖,侵占工会会址等等。尽管面临着重重迫害,葡萄牙工人的斗争却在不断发展,他们常常能通过这些斗争选出忠诚的工会领袖,甚至迫使为政府和企业主服务的工会头目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对这些胜利,萨拉查政府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观。因此它就撤换工人选出的那些领袖而代之以行政委员会,并通过更为反动的法律,使自己能够更加顺利地应付局势和继续违反自己制订的法律。当工人阶级保卫工会领袖的斗争发展到目前这样广泛的规模时,萨拉查政府就专横地决定工会选举的间隔期至少应延长为两年,这是对目前的法律的篡改。

日常的斗争
尽管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并且缺乏工会权利,葡萄牙工人却一直在法西斯工会内部进行争取满足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的斗争。这里举1959年的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不懈斗争的情况。
很久以来,莱克索斯和奥波尔多的码头工人就在要求通过他们的工会签定一个新的集体合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举行了怠工和短时间的罢工。结果他们赢得了增加工资30%和其他一些福利,而且政府随后就批准了新的集体合同。
阿尔加斯特尔的矿工和他们的地方工会领袖曾经要求把他们那少的可怜的工资增加50%。矿工们举行了好几次大规模工会会议,要求工会领导采取行动支持他们的要求,有几次会议出席的矿工达七百人以上。此外还征集了一千五百余人的签名,支持争取增加工资、改变工资制度、制止解雇和建造房租低廉的住宅要求。矿工们一面在工会中进行斗争,一面向资方提出群众的要求并把生产减少了50%。当他们正在准备举行罢工时,当局派出一支强大的武器警察力量到这个煤矿中进行袭击,向矿工挑衅,用手提机关枪强迫矿工继续工作。
五金工人也通过他们的工会,组织了为时甚长的斗争。在里斯本,几十家工厂的工会代表在数百名五金工人的陪同下,前往工会同工会领导讨论了好几次关于增加工资和按物价调整工资的问题,并要求保障职业或发给失业补助金等等。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在许多情况下召开群众大会,选出统一委员会来领导以后的行动。在奥波尔多和布拉加,当这些委员会同数百名五金工人前往工会会址时,他们发现工会办公楼已被警察占领。于是,集中在工会办公门前无法走进房子的七百多名奥波尔多的工会会员,就跑到该城各报馆门外举行示威,要求各报馆把他们的要求刊登出来。许多人参加了他们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
铁路工人为支持他们的要求而开展的全国性运动,也应当加以注意。他们通过统一委员会的代表、群众大会和数千铁路工人签名的呼吁书向工会施加压力,要求满足他们的要求。

“人民公会”和“渔民公会”
全国性工会不是法西斯政府用以对付工人的唯一组织。另外还有人民公会和渔民公会(都是农林牧渔业工人的工会)。这两种组织进行活动时所依据的法律比工会所依据的更具有法西斯性质。按照规定,这些组织的管理人员中必须包括地主(指人民公会而言)或“海运当局”的代表(指渔民公会而言)。农村妇女不得加入人民公会。
但是,工人也成功地利用这些组织来增进了他们的利益。在这些组织的支持下(有时则在不顾这些组织的阻挠下),发生了许多群众性行动。葡萄牙南部受大地主统治,那里有数十万农业工人,他们在人民公会的合作下,赢得了新的集体合同,这些合同规定了最低工资并保证他们全年都有工作。
1959年,农业工人举行了数十次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呼吁书上签名。同时举行了时间长短不一的罢工,例如在阿尔比尔萨举行的罢工。许多行动获得了胜利,但法西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最野蛮的镇压手段来迫害罢工工人。数以百计的罢工工人被投入监狱,其中的大多数被判处了重刑。
至于渔民的统一斗争,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葡萄牙北部六千渔民举行的七十天罢工。尽管受到警察镇压和政府与企业主的进攻,并且要挨饿(据说有些人在街上昏倒),这六千名罢工者在两个月内每天都要聚集在渔民公会门前,要求支持他们的要求。在马托辛荷斯,工会会址实际上已被镇压力量所占领。但是,工人阶级和当地的商人与人民都支持渔民的斗争,在道义上和物质上表示了支援。罢工使当地的罐头工业陷于瘫痪,这个产业共雇佣工人将近五千名,其中大多数是女工。虽然如此,罐头工人还是积极支持了渔民的罢工。这次罢工在几乎获得了全面胜利后结束。
还应当简单地叙述一下葡萄牙的医生们为争取改善医疗卫生事业和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开展的运动。尽管遭到政府的反对和恫吓阴谋,他们的要求还是提交给各地医生进行了讨论,参加广泛的地区性会议的医生有一千多人。这些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已被公开发表并提交政府。
所有这些斗争和胜利在一个施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国家,罢工为法律所禁止并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工人为支持自己的要求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遭到镇压,工人在投入斗争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在冒险,他可能会因此失去自己的职业、自由甚至生命。
在争取实现经济要求、反对镇压、争取大赦和争取和平的艰苦斗争中,葡萄牙工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工人差不多都在直接地或通过世界工联支持他们,这种支持对他们今后争取实现经济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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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伊朗工人的呼声

一个伊朗工人的呼声
我有妻子,还有四个孩童,
但人家把我抛到街头。无处栖身。
日日夜夜,
我寻觅着一块面包,
我寻觅着一片屋顶。
请了解我吧,那是我的命运!
(伊朗民歌)
从资产阶级报纸看来,伊朗是这样一个国家:年轻美丽的法拉•第巴和“王中之王”结婚以后,很快就生下一个王子,这个王子“拯救了王朝的命运”。但从伊朗人民、工人和中等阶级看来,伊朗则是一个实施镇压和年年闹饥荒的国家。1953年,在美帝国协助下,通过杀害无数爱国者的血腥手段发生政变以后,恐怖政权就剥夺了伊朗人民的一切最起码的权利。国家的财富——石油——过去曾被摩萨台政府收归国有,现在已几乎完全被出卖给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托辣斯了。大量输入外国商品的政府政策,使年轻的伊朗工业陷于破产。参加巴格达条约,更使国家变成美国的侵略基地。
所有的民主组织都被解散。八年来,这个在中近东长期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为恐怖和残酷剥削所统治。
本刊的一位记者最近在伊朗法罕访问了沙巴兹纺织工厂的工人,承蒙他们生动地介绍了伊朗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斗争情况,兹将这位记者的通讯发表于下。这篇通讯表明,在伊朗和其他地方一样,形式正在改变,镇压不能永远窒息人民的呼声。
我在伊斯法罕的规模宏大的沙巴兹纺织工厂工作。
我厂雇佣工人三千名,其中有许多来自一些已经倒闭的纺织工厂,这些工厂倒闭的原因是现任政府执行了大量输入外国商品的政策。有许多工人过去是手工业者,现在已经破产,还有许多是因受不了封建地主和警察的统治,从农村逃出来的小农和农业工人。
我们的工厂是一个相当现代化和自动化的工厂,但技术进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随着生产的增加,我厂企业主比从前更富有了。剥削也日益加重!
工厂雇佣了50%的女工和童工,他们的工资只及男工的一半,虽然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男工毫无差别,而且干的活必须和男工一样多。为了怕失业,怀孕的女工不得不一直工作到分娩前才停止。许多家庭是靠孩子的工资维持生活的。
工资非常低,27%的工人每天赚不到八十个里亚尔,13%的工人每天赚不到三十五个里亚尔(注一)
你将清楚地看到,靠这么低的工资生活,每天的家庭开支是不可能有多少的,只能喝点干豌豆汤,吃点白豆子。吃得到肉吗?不用说,简直是非常难得的事。连吃片面包都很不容易。虽然有相当便宜的“官价面包”,但我们无法买到,而“不限价的”面包又太贵,只得不买。当工人这样难于以自己的劳动来满足家庭需要时,他就不得不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原因。尽管我们受到庞大的国民保安组织的代理人和该组织所豢养的专门破坏罢工、袭击示威游行等等的武装暗杀团“国民防御队”,以及武装警察和宪兵的严禁监视、恫吓,而且有时还遭受他们的严刑拷打。
例如,去年我们为争取工会权利和争取实施至今只在文字上存在的劳工法典的某些条款而举行了罢工。
我们受到警棍的疯狂殴打,有些工人被判处鞭笞,当局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惩罚他们发出自己的呼声,另一方面则是“杀鸡吓猴”,警戒别人。罢工举行一周以后,当局已解雇了许多工人,并且把我们十七个工人驱逐出伊斯法罕地区。
但我们没有被吓倒。相反,今年我们的斗争更为英勇强大了。
1月7日在经过种种尝试、无法采取行动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规矩继续工作并提出下列要求:
——按照劳工法典补充条例的规定,发给最低工资:
——发给家庭补助费;
——重新采用被解雇的工人;
——规定每年十二个付薪假日。
罢工的第一天,我们使生产下降15%。五天以后,我们看到这样做仍无结果,便将生产减低50%。
第二天,军队占领了工厂,把有领导罢工的嫌疑的人全都逮捕起来,关入国民保安组织的总部,残酷拷打了好几个钟头。
翌日上午,伊斯法罕地区的劳工局长在国民保安组织驻该地的头子和一群喽啰的护送下,到工厂里来了。当时我厂工人没有被弟兄们的遭受殴打、逮捕和酷刑所吓倒,仍在继续罢工。
国名保安组织的头子凶横无理地说:“马上派代表来谈判,好让我们了结这件坏事。”
我们各车间的工人不愿便衣特务潜入工人队伍中,对当局的要求进行了讨论,并且很快就做出决定。我们<b>全体<\b>都到庭院中坐下,团结一致地和那些拷打者对峙起来。我们高呼着:“我们都是代表。我们绝不推派代表。所有走出工厂去和你们谈判的都失踪了。如果你想解决问题,就来和我们大家一块儿谈。”
我们的回答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只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工厂。
三天后,我们收到一个正式通知,国名保安组织的头子、劳工局长和企业主代表已在1月13日的会议上决定接受我们的要求。
我们复工了。
这个例子能使你知道一些伊朗工人目前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情况,但我还必须向你说明当前伊朗的总的形势。自1943年以来,特别是1950年至1952年,伊朗工人同全国人民一起为争取石油的国有化和反对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你也许想知道他们的近况如何吧!1953年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合法政府,石油国有化实际上也就停止了,同时,一切权利,尤其是工会权利也都被剥夺殆尽。自那以后,我国工人的处境就一天比一天恶劣。
国民保安组织及其代理人,奉命专门维持“治安”,就在各地横行霸道起来。
例如,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一个像瓦坦纺织厂这样的工厂,就有三十多个武装代理人夹杂在工人中间。他们到处乱钻,什么问题都干涉,连工人的包裹和食物都要检查。他们随时都可以对你进行搜查。你只要稍微表示一点不满,他们就诬告你是嫌疑犯。
他们享有无限制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去年有一个这种代理人在强奸了一个工人的妹妹后,因为工人提出抗议,就擅自开枪把那个工人打死。
在另一家工厂,有几十个工人想成立一个工会,被这些代理人发现了,立即就遭到解雇。在他们离开工厂以前,这些代理人还召集全厂工人到庭院中来亲眼看他们的同志遭受毒打。
在巴什姆巴夫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的一切努力都被国民保安组织破坏,许多工人遭到逮捕和拷打。
再谈谈工资。在伊斯法罕和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工人每天要工作十至十六个小时,平均工资仅五十个里亚尔。自1953年发生亲美政变以后,物价已上涨了120%,工资却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
我国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保险。我们能像政府那样,把生了病吃点阿司匹林、擦点红药水、拿点苏打片算作社会保险吗?我们能说,当医生看见病人却不承认他是病人,也是社会保险吗?更糟的是,这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在伊朗一百万工人中也只有二十万工人能享受(注二)
而这还不是农村的情况。在农村,连这种简陋的令人好笑的医疗设备也根本不存在。至于工伤事故,让我们举几个例子。自1960年12月至1961年4月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工伤事故,这三次事故的严重程度迫使本国和外国报纸不得不谈起。
⑴ 12月10日,德黑兰一家玻璃工厂的锅炉爆炸,全厂一百零三名工人中,有十八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童工;有八十人受伤。
⑵ 几天后,德黑兰附近沙姆沙克地方一个煤矿,因顶棚倒塌而把二十一个矿工埋在矿下,全部死亡。
⑶ 4月22日,在德黑兰附近的另一个煤矿发生了同样的事故,造成十一个矿工的死亡。
虽然人人都知道发生这些事故的严重责任应当由企业主和董事们承担,虽然工人们不断提出抗议,特别是他们不顾威吓和逮捕,自发地成立了工会联合支援委员会,但一切还是照常,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你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以及我们的恶劣的生活条件,正是促使我们斗争的原因,而且每次斗争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经验教训。
我们懂得了下面这个道理:
在我国,团结具有决定性意义,工人们必须结成一个不屈不挠的集团来反对企业主及其在国民保安组织中的代理人。若不团结一致,就不能也不必发动一次争取实现各项要求的罢工和运动。呼吁书必须得到一个工厂或工作现场的全体工人的签名。
例如,为了避免遭受国民保安组织代理人的警棍殴打,我们在游行时总是紧密地靠在一起。现在伊朗全国各地工人都在广泛采用这个方法,我们懂得,我们的人越多,就越能防止施刑者的暴行。因此我们争取实现各项要求的罢工和其他行动总是在团结一致的精神下进行的。
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袭击、拷打、残无人性的剥削、对一切工会权利的镇压(甚至一谈到“罢工”二字就是犯罪),所有这些都教导我们必须支援我厂以外一切正在受苦受难的兄弟。
因此,在1961年2月1日,我厂的工人弟兄和许多大城市的工厂工人一起,举行了一次二十四小时罢工,支援伊斯法罕的市民,抗议当局在竞选运动中逮捕学生。
你曾否听说伊朗全国一万三千名教职员为要求增加薪金而在5月2日举行了罢教运动?你曾否听说,在罢教的第二天,有三万名教职员、工人和爱国者在议会门外举行示威,抗议警察杀害一名罢教的教师,并哀悼那位受难者(注三)。
斗争是艰苦的,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注一:71个里亚尔等于1美元。
注二:根据公共卫生部的一份正式报告,在伊朗,每二万五千人才有一个合格的内科医生,每五十万人才有一个外科医生,每十二万五千人才有一个牙科医生,每十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才有一个合格的药剂师。全国二千万人口,只有一百六十五个国家设立的医院,总共才有八千二百九十九张病床。
注三:在这篇报道写成以后,我们获悉这次罢教运动已迫使政府辞职,这是很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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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工会运动的新生

<h1>哥伦比亚工会运动的新生</h1>
<blockquote>获得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材料常常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关于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会运动和工人斗争的发展等方面的材料。但是,几个月前,在1957年5月,各国通讯社报导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强大的群众行动使残暴的罗哈斯·皮尼亚独裁政权在和平中被推翻了。这是哥伦比亚的民主自由力量的胜利,工人阶级在这次胜利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次胜利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尚未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说来,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下面是本刊的一个通讯员访问哥伦比亚工会运动的一位领袖(为安全起见,姓名不能公开)时的谈话。从这篇访问记中可以看出这次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为哥伦比亚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展开的远景。</blockquote>

<b>问:去年5月发生示威和群众运动以及发生独裁政权垮台的主要因素是什么?</b><br><br>

答:有许多因素。要按照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分类是不容易的。其中当然包括骇人听闻的经济形势和劳动人民的可怕的贫穷。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危机日益严重,许许多多中小企业遭到破产的威胁。哥伦比亚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天然财富的国家。它的咖啡生产占世界第一位,香蕉产量占世界第二位,黄金产量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占第一位。它还拥有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和丰富的铁矿。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出产翡翠的国家。然而,这些财富并不是用来为国家谋福利,而是为外国公司攫取利润的,这些公司大多数是美国公司,它们控制着我国经济的主要部门。独裁者罗哈斯·皮尼亚执行着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把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特权转让给外国资本家,损害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就使已经很恶劣的形势更加恶劣了。广大群众起来反抗的原因就在于此。<br><br>

另一决定性因素是独裁政权对农民采取了野蛮的态度以及农民的游击运动。这里需要一些说明。哥伦比亚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它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要解决一切其他问题,首先要看农民问题是否解决了。<br><br>

哥伦比亚共有大地主八千一百二十三人,他们占有全国可耕地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在拥有可耕地的人口总数中占61%的五十万户农民却一共只分得全国可耕地的3.5%。此外,约有二十万个农业工人根本没有土地。这种可耻的不合理的土地分配情况还是从前西班牙人征服和移居这个国家时造成的,自那时以后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这里的情况,或者使之变得公平合理一点。相反地,农民为改变这种情况而作的任何努力都遭到历届政府的镇压。<br><br>

1949年,农民为土地问题展开了极不寻常的广泛的斗争,政府决定给予残酷打击。成千的警察和武装士兵被派往农村。他们袭击村庄,烧毁并掠夺农舍,还屠杀了好几百个农民。全国各地实行了恐怖统治。许多地区的农民抛弃了家园,离开了他们的村子;小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当地的大地主,或者让给占领村庄的军官,这些军官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强占了农民的土地。在这种充满血腥气的恐怖统治下,第一支武装的农民反抗军建立起来了。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加。运动从一个省扩大到另一个省,成千上万个背井离乡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加入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很快就变成遍布全国各地的武装力量,并且成为对独裁政权的一种严重威胁。1953年,当前任独裁者戈麦斯被哈罗斯·皮尼亚这个所谓民主党人与和平促进者废除的时候,武装农民约有三万五千人,好几个地区都为他们所控制。政变后的一年比较平静。到1954年6月5日,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事件。那一天,波哥大的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举行示威游行,当场就有十六人被杀死,八十人受伤。同年10月,独裁政权干脆摘下了民主的假面具,对农民掀起了新的迫害与镇压浪潮。然后又像1949年一样(而且这一次更残暴些)开始焚烧村庄,屠杀农民,犯下了不可言喻的滔天大罪,所有这些罪行的借口只是扫荡游击队。但这并不能削弱游击队运动,对农民发动的新的野蛮进攻只能加强游击队运动的威信,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改进农民的组织工作。<br><br>

今天,当政府要求游击队发下武器时,游击队的司令部却用以下几个条件来回答:停止政府军队的敌对行动,把土地归还给农民,释放政治犯,发给种子。<br><br>

毫无疑问,对农民的野蛮迫害促使一切反对政府的力量都团结了起来,特别是工人和农民运动、学生、以及在我国资产阶级中生了根并有广泛影响的强大的民主运动。这就是民族阵线在1957年5月10日发动规模巨大的总罢工的组织基础;就是这次罢工推翻了独裁政府。<br><br>

<b>问:在这段时期,工会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b><br><br>

答:直至1950年,哥伦比亚还只有一个大的全国性工会——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绝大多数工会都加入了这个联合会,它拥有会员二十万人。这个统一的全国性工会是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和世界工联的创设者之一。由于坚持不渝地支持工人的要求,因此它在工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全国性工会——哥伦比亚劳工联盟,是在美国劳联的支持下成立的,目的在于分裂哥伦比亚的工会运动。这个组织具有宗教和宗派的性质。<br><br>

以上是1950年5月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的概括。后来就是最黑暗的镇压时期。独裁者戈麦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和工人运动浸入血泊之中。当政府力图用镇压手段破坏运动的时候,劳联也在向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发动猛烈的进攻,企图破坏它的团结。<br><br>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开始分裂为两部分:一小部分由自由党人领导,另一部分由拥护世界工联的进步人士领导。这两部分很快就各自组织了两个全国性工会,前一部分仍然称为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后一部分改称为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用不着夸大这种分裂对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后果,情况反正及其严重。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不能站起来反抗政府掀起的可怕的迫害浪潮;民主自由在全国各地遭到了扼杀,哥伦比亚工人和人民以前所享受的一切民主权利都被取消。不出大家意料之外,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果然是首先遭受攻击的组织。像运输、电力、邮政、公路和桥梁、教育工作者、啤酒厂工人、建筑、纺织这些工会和其他一些工会,完全被破坏了。它们之中那些忠于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以前那些口号、后来为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所接纳的会员,这时都被解雇,而且有好几百人被投入监狱,其中有许多负责的同志已被残杀。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并一直处于这种状态。<br><br>

后来的几年,其他工会组织特别是自由党人的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随着独裁政权的日益凶恶的敌对态度也遭到了迫害,参加这个联合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br><br>

根据后来的经验分析1950年发生分裂的原因,我们不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采取了严苛的顽固态度和宗派主义所致。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政治形势,没有认识到这种分裂会带来多少灾难性后果。我们没有根据人民的战斗精神(当时已因1948年事件而高涨到十分热烈的顶点)(注)来正确地估计我们在分裂以后成立的独立总工会有着保留群众性的真正可能,而这种群众性是一个工会组织所不可缺少的。1950年我们对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丝毫不肯让步,宁愿分裂而不愿退出世界工联。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错误的态度。当时我们其实可以牺牲世界工联的会籍,并留在原来那个总工会里保持团结,以便继续工作和利用我们的威信来削弱劳联和国际自由工联的影响。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的成立反过来又对我们的力量和可能性估计过高,而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br><br>

<b>问:工人运动目前的远景是什么?</b><br><br>

答:显然要比独裁统治时期更有希望。皮尼亚倒台以后成立的新政府虽然远没有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民主,但它却不得不给予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工会运动重振旗鼓。现在已有两个全国性工会:一为天主教的哥伦比亚劳工联盟,在独裁统治时期未被解散的那些工会组织大多数加入了这个联盟;另一为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它继承了5月10日大罢工时的那个联合会,并且不久便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br><br>

<b>问:加入了世界工联的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目前的情况如何?</b><br><br>

答:对我们来说,以最野蛮的血腥手段进行的长期的恐怖镇压,是一种最宝贵的教育。我们学到了永远也忘不了的教训,亦即团结的教训。唯有团结起来,工人才能保卫自由,挺身反抗他们的剥削者的计划,击退他们的阶级敌人。团结是工人获胜的保证。<br><br>

五月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记得了这个教训,并且深入研究了重新建立哥伦比亚工人独立联合会的可能性。我们怎样才能为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事业作出最大贡献?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总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br><br>
(一)独立联合会应当重新建立起来;<br>
(二)应当让我们的工会加入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使我们的人在那里利用他们的影响以推动团结和斗争的事业;<br>
(三)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在哥伦比亚劳工联盟所属组织的基层工人之中进行工作,以便推动随时可能发生的统一行动。<br><br>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新的政策已获得了良好的结果,它们证明是有效的。团结的思想正深入人心,工人又重新有了信念;他们更加英勇,阶级觉悟更高了,于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迅速增长起来。例如在过去几个月内就举行了好几次争取增加工资的罢工。我可以提一下孔第纳马卡的五千名矿工的罢工,艾维安卡航空公司飞行员的罢工,邮电工人的罢工、全美电缆公司(一个美商公司),波哥大公共汽车司机的罢工,孔第纳马卡小学教师的罢教等等。在布纳凡吐拉和辛塞勒纳等城市发生过总罢工。虽然政府宣布这些罢工是非法的,但它们却都具有广泛性和团结性,并且获得了局部胜利。<br><br>

从各种征象来看,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正在纠正过去的宗派主义错误,毫无疑问,世界工联的正确政策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目前我国工人阶级面临着巨大的任务:争取增加工资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争取释放许多被独裁者囚禁并且至今仍被关在监狱中的政界人物和工会工作者;恢复工人权利和民主自由,它们至今还受着独裁政权时期所颁布的那些法令的限制,而目前的政府又并不想废除这些法令。<br><br>

所有这些任务以及其他许多我未提及的任务,工人阶级都一定能够完成,以至他们能够将工人阶级的种种运动互相配合起来,能够加强团结和密切他们的阶级组织——工会——的队伍。<br><br>

<footnote>(注)1948年在举行第九次泛美会议期间,哥伦比亚自由党领袖盖敦这个最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物被谋杀致死。泛美会议是美国策划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整个美洲大陆组织反民主的行动。这次谋杀事件发生以后,全国舆论爆发了空前未有的愤怒。几小时内愤怒的人民就占领了卡拉卡斯和一些主要城市。皇宫遭到袭击,政府各部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房屋被焚毁。几天后,由于自由党妥协并和政府勾结了,政府才得以恢复秩序。其后政府竟利用这种形势掀起了凶猛的迫害浪潮,成千的工人牺牲了生命;首都工人两天之内就被杀死一千三百多名。〈/footnote>

录入:yan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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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h1>三十一年后……
葡萄牙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h1>

葡萄牙人民在法西斯独裁制度下生活了三十一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欧洲最低者之一,文盲几占人口的一半,社会保障实际上不存在,公民权利系统地遭到侵犯。工人遭受着过分残酷的剥削,他们没有真正的工会,甚至连基本的工会权利也享受不到。任何人想反抗专制制度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br>

然而,葡萄牙工人阶级在继续进行斗争以争取他们的权利。<br>

直接来自葡萄牙的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卢西亚在大会上谈到了葡萄牙工人反对这些惊人情况的斗争。<br>

我们的工会在1933年遭到政府镇压,并被“全国工会”所代替,农村的工会则为所谓的“人民之家”所代替。这两种组织都承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并都受政府的控制。全国劳工法典简直是墨索里尼“劳工宪章”的忠实翻版。工人进行斗争反对这些法西斯措施,但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就在这个时候,铁路工人的领袖维亚拉·汤姆遭到监禁、拷打和暗杀。包括许多工会领袖在内的数百名工人遭到监禁、拷打并被送往只能形容为集中营的地方。被放逐到慢性死亡营达拉弗尔的我们的数百名同志,在最不人道的条件下受着折磨和奄奄待毙,其中有造船厂的一个工会领袖贝诺特·刚卡尔夫斯和鞋匠工会的一个领袖弗兰雪斯科·米盖尔,他现在已被监禁了十四年。<br><br>

关在监狱里的其他人中,有五金工人的一位领袖曼纽尔·罗特里格斯·达·萨尔瓦和来自阿尔加夫的一位工会领袖约瑟·维多利亚诺。最近有两个工人领袖被暗杀,一个是土木工程工会的领袖吉曼诺·维特加尔,另一个是电气工人的领袖纳斯西曼托·哥姆斯。今年二、三月政治警察杀害了维亚纳·得·卡斯特罗工厂的一个工人小萨尔瓦和法夫镇的约居姆·拉莫斯·得·奥列维亚拉。这个人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以致警察不得不用剖尸的办法来缝合他那被毁坏的一塌糊涂的肢体。<br><br>

甚至在镇压下,工人还是利用他们所有的唯一的合法组织——官方工会来继续他们的斗争,而这些也并不能给他们以任何有保障的权利。在理论上,选举时自由的,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工人要忍受种种形式的压迫和恐吓。要进行公开讨论是很难的,因为有政治警察、特务和挑衅者在场。<br><br>

尽管存在着如此不合法的情况,工人们还是设法选出了自己的代表担负领导职务,但合作部长却可以拒绝承认这些当选的人,而且可以指令他自己的行政委员会来篡夺这些人的职位。行政委员会的任期可以无限延长,虽然法定的任期是三年。<br><br>

同样,企业主和工会领袖之间为签订集体劳动合同而举行谈判时,工人不得参加。在签订合同以前或合同生效以后,工人都不能讨论合同的内容,却必须执行其条款。企业主则很少执行合同的规定。<br><br>

此外,绝不能忘记大多数小手工业的工人都没有加入工会,因此他们遭受着残酷剥削而得不到任何保障。资本家常常鼓励这种工业的建立,这种工业的工人(其中有半数是女工)在家里或在小型的临时工场里从事劳动,他们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资本家可以随意剥削他们而用不着许什么诺言,承担什么义务,或者担心工人提出什么要求。工会必须扩大活动,去同这些工人取得联系,向他们解释种种问题并保护他们的利益。<br><br>

工人在工人阶级的报纸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向工人同志们报导国家大事,这样来保卫他们的利益。这样的报纸,如“铁路工人”、“农民”、“纺织工人”、“伐木”等,不仅是促进团结的有力因素,而且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在工人不准上学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教育是很难的。然而,分发这种报纸被认为是颠覆性的活动,持有这种报纸就要被政治法庭判处徒刑。<br><br>

在葡萄牙,关于罢工问题有一些重要的情况。罢工权利未得法律承认,因此葡萄牙工人采取罢工行动确实是非常英勇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应当着重指出,罢工的发生从来不是由工会直接发起的,因为罢工者不能指望工会的援助或支持。工会甚至不能正式承认非法的罢工。因此,罢工是由于工人或那些与工会没有直接关系的领袖(他们代表为争取实现各项要求和争取进步的工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倡议和他们的战斗精神的激发才爆发的。<br><br>

葡萄牙工人阶级中最强大和最富有战斗力的工人之一——纺织工人就是这样通过罢工和其他斗争方式取得以下各方面的胜利的:制止解雇、提高工资、减少工时、限制各种提高生产而不增加工资的办法的后果。<br><br>

造船厂的工人,伯尔多的电车工人,马托辛诺斯的渔民,煤气、电气公司的职员,赛刚巴尔罐头食品工厂、阿巴勒拉造纸厂和其他许多伐木工厂的工人是最近采取行动的工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罢工和其他形式的行动中表现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极其坚决的意志。<br><br>

今年8月,阿尔柯柴特制罐工厂的工人(总共约七百人)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罢工,罢工的原因是他们多年来一直要求增加工资,但这个要求始终没得到满足,同时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恶劣得难以忍受。周围地区的全体居民都支持罢工者。尽管企业主暴怒异常,也没有一个工人肯作罢工的破坏者。有三个制罐工人被送入监狱,还有许多人被控告。罢工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工人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世界工联为他们送去经济援助,因此我们代表葡萄牙全体工人到这里来向你们致谢。尽管我们到这里来要遇到种种困难,但是,仅这一个理由就足以使我们感到必须至少派一个代表来表示我们的深刻感激,因为世界工联的这一援助行动令人难忘地证明了,全世界的工人弟兄就是依靠这种深刻的、纯真的、牢不可破的精神团结在一起的。<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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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展开的战斗

<h1>南非展开的战斗</h1><br><br>

<b>杰克·伍狄斯</b><br><br>

1957年1月1日,南非政府的“工业调解法”——一项恶毒的反工会立法——开始生效。<br><br>

同时,南非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对全体非籍和印度籍的大学生实行种族隔离,不准他们同欧籍大学生在一起念书。<br><br>

最近南非司法部长宣称,自1月份开始发生抵制公共汽车公司的运动以后,已有一万四千名非洲人被捕。<br><br>

这是三个事实!这是南非目前生活中的三个真实面。这是一系列镇压措施以外的三种新的镇压行动。<br><br>

在过去几年内,南非政府为了奉行它的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进攻民主权利,曾经通过了许多法案:不准非洲人住在重要市镇内的法案,禁止非籍工人参加欧籍工人的工会的法案,不准非洲人享受适当的教育的法案,剥夺非欧籍人的一切选举权的法案,强迫非籍妇女随身携带通行证(非籍男子多年来就是如此)的法案。<br><br>

但是,政府的每一次新进攻只能引起人民更强硬的反抗。因此政府不得不拼命采取更多的镇压手段。<br><br>

现在,它正在通过一项禁止非洲人同欧洲人联合举行任何会议的法案,这项法案所指的会议甚至连教堂礼拜都包括在内。<br><br>

还有一项新的“警察权力法案”,允许警察扣留他们没收的、应当转交给法庭的文件,即使在法庭需要这些文件来证明被告无罪的时候。这项法案还规定新闻记者给警方拍照时犯罪的,甚至当警官在采取非法行动时也不准拍照。<br><br>

<h2>叛国罪审判</h2>

在采取这样的一些行动时,政府还在进行一次所谓的“叛国罪审判”,审判了南非民主运动的一百五十六位非籍、印度籍、有色人种和欧籍领袖(注),他们于12月5日清晨4日被捕,于12月20日在叛国的罪名下受审。<br><br>

这次审判真实地反映了南非目前的情况。在法庭里进行初次听取被告辩护的的程序时,警察在法庭外的街道上开枪射击的声音,使听取程序中断了。原来警察向聚集在法庭四周抗议这次审判的非洲人进行了袭击。在这次袭击中,有18个人受伤。<br><br>

在法庭内,被告像野兽一样地被关在铁丝网的笼子里。只有在被告的辩护律师提出抗议以后,笼门才被打开。<br><br>

警察在袭击民主组织的办公处时所没收的不下一万份文件,都被用来作为证据。审判开始时,警察把每一份文件都当作证据高声念出来。几个星期以后,这种做法停止了,因为这样做显然会把审判程序拖长好几个月。<br><br>

在警察没收的主要文件中,有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著名的“自由宪章”,它代表非籍、印度籍、混血种和欧籍人的利益。这一令人感动和振奋人心的文件将在历史上记载下来,但南非的种族主义政府却说它是卖国的。我们不可能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全部刊载下来,只把它的序言和主要章节的标题摘录在这里。<br><br>

<quote>“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br><br>

‘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黑种人与白种人的领土,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政府才具有合法的权力。’<br><br>

‘南非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所应具有的天然权利已被一个在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的政府所剥夺’<br><br>

‘如果我国全体人民不能生活在兄弟友爱的情况下,享受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国就永远不会获得繁荣或自由’<br><br>

‘只有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民主的国家,才能保证人民享有一切天然权利,而不问他们的肤色、种族、性别或信仰’<br><br>

‘因此我们,南非人民,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是平等的人,是同胞,是兄弟),在一起共同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保证尽一切力量和勇气,一起奋斗,直至宪章中所规定的民主改革获得实现时为止。’”<br><br>

宪章的主要标题是:<br>
人民将自已掌握政权!<br>
所有的民族团体将享有同等的权利!<br>
国家财富为人民所共有!<br>
耕者有其田!<br>
全体人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br>
全体人民都将享有平等的人权!<br>
全体人民都将获得工作和保障!<br>
全体人民都将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权!<br>
全体人民都将获得住宅、安全和福利!<br>
我们将获得和平和友谊!</quote><br><br>

这份振奋人心的文件在结束时说:<br><br>
<quote>“让一切爱国、爱人民的人都说,像宪章中所说的这样,我们将为争取这些自由而并肩作战、奋斗到底,直至我们赢得我们的权利时为止。”</quote><br><br>

这就是南非政府称为“叛国”的文件。历史将决定究竟哪一方面是叛国的。是南非统治者采取的独裁行动呢,还是希望在南非获得自由的那些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呢?<br><br>

<h2>抵制公共汽车运动</h2><br><br>

这份强有力的文件所体现的精神在南非人民今天采取的行动中也体现了出来。如果政府以为逮捕一百五十六名领袖的行为能吓倒非洲人民,那是一个重大错误。相反地,人民的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运动中最出色的是抵制公共汽车的大规模行动。<br><br>

今年年初以来,有将近十万非籍劳动人民历时三周的出色的斗争,反对车费涨价和保卫非洲人的权利。<br><br>

斗争是运输公司宣布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车费涨价一便士时开始的。非籍工人立即宣布反对涨价并展开了不乘公共汽车的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非籍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低得可怜的。因为一个非籍钳工每周只能赚到二磅十先令。以前为了乘公共汽车,他们要从这笔工资中付出四先令,亦即每年要为公共汽车付出一个月的工资。比勒陀利亚的工人情况更坏。事实上该城的非籍工人中估计有70%每月最多的收入只有九磅。<br><br>

车票涨价以后,大多数的乘客每周至少要多付出一先令。这就势必要把工人家庭拖到难以维生的地步。应当注意到,种族关系研究所于1954年发表的“非洲人的生活费用”调查报告,表明南非河边高地的最大多数雇佣劳动者的家庭收入,在1950年估计仅及最低生活费用的72.4%。到1954年,这个数字已降低到63.4%。<br><br>

如果人们要问,为什么他们的收入如此之地却不搬到靠近城市的地方去住,那么,我们就要回答道,非洲人在法律上根本没有选择住处的权利。根据种族主义的“分区居住法”的规定,非洲人全被赶出了欧洲人居住的地区。<br><br>

因此,抵制运动开始了。非洲人在这一伟大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住在亚历山大镇的两万非洲人甚至情愿每天上下班时步行二十里路而不乘公共汽车。事实上,抵制运动开始以来,他们之中有些人必定已经步行了一千里路。<br><br>

每天早晚他们都要走去走回,每个星期要走六天。那些日子正是南非最热的季节,偶然还会下倾盆大雨,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八个小时到九个半小时,还要遭受警察的欺凌,但他们还是坚持步行。他们于清晨三时开始走路,晚上九时才走回家中。那车身很长的绿色公共汽车挂着“有色人种专用”的牌子,空空地从他们身边隆隆驶过,但他们还是步行着。<br><br>

这些“骄傲的步行者”(伦敦泰晤士报如此称呼他们)的精神,可以从一位非籍新闻记者玛奇温勒的特写中看出来:<br><br>

<quote>“你们的脚走疼了,你们上床时非常疲倦,但是,你们所关心的是决不让人民低头。因此你们继续步行,和你们的邻居一起,和公路对面的妇女一起,和镇里尽头的小伙子以及一切其他人一起,继续步行。”</quote><br><br>

出色的支援精神表现了出来,甚至有些欧洲人停下了他们的汽车,请非洲人搭他们的车。<br><br>

没有多久,斗争就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政府不能轻易宣布这个抵制运动是非法的,人们情愿步行去上班而不乘公共汽车,这又怎么算是非法行为呢?因此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威吓手段。有一万四千名非洲人在微不足道的罪名下遭到逮捕,例如说他们没有正式的通行证,在没有进行登记的地方过夜,等等。想乘火车而不乘公共汽车的那些非洲人,因为受到警察的强暴阻挠而买不到火车票。警察还把抵制者的自行车胎的气放掉了。参加抵制行动的人举行的群众大会遭到了警察枪击,许多人被打死,有两万人参加了一个受害者的葬礼。<br><br>

当所有这些手段都失败了以后,政府便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禁止公共汽车在公路沿线发生抵制运动的地区进行运输工作。<br><br>

<b>于是斗争便从一个反对车费涨价的简单抗议运动,转变成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运动,事实上它已成为非洲人民争取一种抗议权的斗争,他们要行使这种权利来抗议不人道的生活条件,抗议他们所忍受的种族歧视。</b><br><br>

由于展开了这个伟大的运动——非洲人所组织的空前未有的最有力的抗议运动,非洲人获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在第三个月结尾的时候,商会同意付出那额外的一便士,工人可以按照原来的四便士的票价乘公共汽车。<br><br>

<h2>“我们没有钱”</h2><br><br>

现在,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南非工会大会最近在约翰内斯堡各工厂中散发了一种传单,上面写着:<br><br>

<quote>“为什么我们付不出公共汽车费?<br>
我们没有钱。<br>
为什么我们的家属要挨饿?<br>
我们没有钱。<br>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死亡?<br>
我们没有钱。”</quote><br><br>

为了多得一些钱,非籍工人及其工会组织开展了一个争取增加工资的运动。<br><br>

2月初,有三百位代表出席了南非工会大会召开的一次工人代表会议,支持争取每日一磅最低工资的运动。他们来自一百五十个工厂、车间和工地,代表两万四千名工会会员和成千上万的未加入组织的工人。在支持这个运动时,一个新的抵制运动开展起来了。这一次,这个运动将要抵制统治南非的白人沙文主义者所经营的一切店铺、商业和工业企业。<br><br>

南非政府当然要采取更多的镇压行动来对付这个运动。但是镇压绝不能解决问题。<br><br>

南非正在迅速地走向一个重大危机。目前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整个非洲大陆都觉醒了——整个非洲大陆都注视着南非。<br><br>

3月6日,从前的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已经消逝,在那块领土上,一个新的独立的非洲人的国家加纳诞生了。这是整个非洲前进的方向——走向自由和尊重人类尊严的方向。加纳总理恩格鲁玛在宣布加纳独立后的第二天曾说,如果他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话,那么,他就要粉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在说这话的时候,恩格鲁玛代表了整个非洲大陆,代表了一切进步人类的意志。<br><br>

南非的种族歧视一定会被粉碎,因为南非的人民已决心要粉碎它。<br><br>

(注)在被捕并被政府禁止进行工会活动的那些人中间,有南非工会大会总书记麦西拉和主席勒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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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努力争取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团结

现场报道
<CENTER><h1>我们怎样努力争取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团结</h1>
</CENTER><CENTER>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主席,世界工联副主席 约诺</CENTER>
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日常斗争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工人不团结,他们在争取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光明的未来的斗争中就会软弱无力。团结是每一次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加强团结,反对分裂——这是我们在日常活动中提出的口号。<BR><BR>
目前印度尼西亚有各种不同的全国性工会和产业工会,它们具有不同的见解和宗教信仰并且属于不同的组织。但在实际生活中,事实证明这些分歧并不阻碍工人之间建立团结,也不阻碍各全国性工会和产业工会之间进行合作。印度尼西亚工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面临的大家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合作的坚固基础。增加工资的问题,制止日用必需品涨价的问题,禁止大批解雇和减少失业人数的问题,改善劳动法和劳动条例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迫待解决的问题。<BR><BR>
对我们印度尼西亚来说,不仅劳动问题能使全国性工会和各种工会彼此更加接近,而且还有许多关系于全国的问题也使我们更加接近。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全国性工会和工会,甚至于几乎所有的政党和几乎所有阶层的人民,都同意当今印尼政府的纲领:更积极地进行建设工作,克服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困难,保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使之摆脱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外国颠覆活动的危险。<BR><BR>
在同心协力地努力解决这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时,各种倾向的全国性工会和工会都能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最著名的是“政府公务员工会合作会议”。在政府机关和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政府职员属于各不同工会,其中有些工会加入了一个全国性工会,有些则是独立的。这些工会差不多全都参加了这个迄今已成立了三年的“合作会议”。<BR><BR>
此外,在外资私营大企业内工作的工人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争取合作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工会,有的是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会员组织,有的不是。<BR><BR>
从成立这些争取合作的团体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印度尼西亚的工会虽然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工会会籍彼此不同,却能够进行相互的合作。<BR><BR>
再者,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在产业工会之间,而且在全国性工会之间,都围绕着这些全国性工会所一致同意的问题建立起合作关系。它们在采取联合行动以争取改善种植园工人的集体合同时,在为石油工人争取增加工资而奋斗时,在共同庆祝“五一”节时,在采取行动以反对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时,在组织联合代表团访问外国时,都进行了这种合作。目前它们正在共同努力,在广泛的基础上宣传召开一次亚非工人会议的思想。在这方面,我极高兴地告诉你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不仅有世界工联的会员组织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代表,而且有未加入世界工联的一些全国性工会如印尼民权统一工会和全印尼穆斯林工会的代表,还有政府公务员工会合作会议和外资企业工会合作会议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位印度尼西亚教师工会的代表。<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团结政策是,同所有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合作。我们进行合作时不问它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工会会籍,我们也不问它们是大的组织还是小的组织。<BR><BR>
经验证明,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巩固民族独立的全国性斗争中,甚至于会员人数很少的那些工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进行合作的越多,力量就能积聚的越大,而这是有助于工人为争取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开展的活动的。<BR><BR>
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推行这个团结政策。我们并不固执地坚持一种纲领或者一种行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应当以什么东西作为争取合作的基础,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些问题要根据有关地区、工业部门和工作现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行动的基本方针是在工人之间造成一种友好融洽和团结的气氛以及尽可能积聚最大的力量。<BR><BR>
经验证明,非常需要找出正确的方法使分歧和相互抵触的意见取得一致,并且找出正确的方法解决团结工作中出现的矛盾。这是迫待解决的团结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工作方法是,努力通过协商的办法来取得一致,而这种协商是以互相谦让的政策为基础的。必须抱着一起到会议桌上来寻找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寻找互相争论的问题的精神,才能进行这种协商。<BR><BR>
我们还耐心地、策略地和宽容地努力克服团结工作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并且把力量集中于进行主要斗争,即击败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人民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至今还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的荷兰垄断资本家,还有战争贩子和他们在国内的走狗。我们经常把发现的一切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告诉工人。这样作,工人就能随时辨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是小麦。哪些是糟糠。<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对待现任印尼政府(即:朱安达内阁)的正确态度,十分有助于扫清加强工人团结的道路上的障碍。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对待现任政府的态度是:拥护其进步的政策,批判其不利于工人和人民的政策,反对其不正确的政策。<BR><BR>
我们还要求政府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发生的矛盾,并且一直在建议根据互利的原则进行合作。<BR><BR>
由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至今仍旧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和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绝大部分仍然控制在荷兰资本家手里,他们还有一个垄断公司操纵着各岛屿间的海上交通以及国内外的贸易。荷兰垄断资本家既然掌握着这样的大权,就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来损害我国的经济。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攥取超额利润,而且是为了硬要达到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美国的贸易政策加重了这些经济困难;这个政策一方面压低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出口货如橡胶与锡的价格,一方面以尽可能最高的价格在这里销售美国工业品。日用必需品的价格陡涨起来。根据官方统计,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每年高涨20%,而在过去三年内,工资只增加了10%—20%左右。对工人和人民的生活最有危险的是主要食物米的价格的上涨。印度尼西亚的米的产量至今尚不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因此必须从国外输入米来补充。<BR><BR>
另外一种经济困难是失业的增加,这是外资大企业实行大批解雇和民族企业因破产而关厂的结果。<BR><BR>
为了克服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已向政府提出下列要求:政府应该掌握更多的日用必需品,应该组织商品的分配和规定合理的价格,应该采取解决措施增加米的产量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应该控制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部分,应该废除荷兰资本家在我国油田上享有的特权,应该逐步把荷兰企业收归国有,并且应该同一切国家在不附有任何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情况下签定经济协定和技术援助协定。<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通过群众行动、议会行动、同政府协商等等办法,来争取达到这些目的。<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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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工人的问题和前景

现场报道
<CENTER><h1>印度尼西亚工人的问题和前景</h1>
</CENTER><CENTER>全印度尼西亚中央职工会主席,世界工联副主席 约诺</CENTER><BR><BR>
目前国际形式的一个特点是,全世界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民主、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力量日益强大。在各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展示了更大规模的统一行动的新远景。印度尼西亚工人也有这种经验。<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拥护苏加诺总统的民族团结政策,并为贯彻这一政策而斗争。民族团结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三大思潮合作”政策,它的意义是实现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团结。<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在这个民族团结政策的基础上,努力促进一个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切工会和三个总工会在内的工会联合会的建立,这三个总工会是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印尼民权统一工会(属于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全印尼穆斯林工会(属伊斯兰教联合会)。<BR><BR>
印度尼西亚工人争取团结的行动纲领<BR><BR>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在1960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它们对印度尼西亚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一个决定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宣言,它确定了国家的方针政策。第二个决定包括了八年全面建设计划。<BR><BR>
政治宣言的内容之一是,宣告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宣言说,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动力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而是全体反帝和反封建的各阶层人民,其中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力量。宣言宣称,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不是走资本主义。<BR><BR>
八年全面建设计划是根据政治宣言制定的,它是一个促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计划。<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拥护这个全面建设计划,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民族、民主、反帝、反封建的几个方面。这个计划不依赖外国投资,而是要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实现工业化和建立重工业。它使国营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占领导地位。<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正在全力以赴地同其它民主力量一起为实现这个计划的广泛方针而奋斗。但它对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处境日益恶化或工人的民主权利遭到严重进攻的事实,绝未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因此,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在支持建设计划时,并未放弃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正在提出下列各项原则:<BR><BR>
(一)建立强大的革命的民族团结,其中心点是同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和共产党员团结一致。<BR><BR>
(二)根据临时协商会议的决定改组国家机器,清除一切反动分子。<BR><BR>
(三)发展国营经济成分,把荷兰企业收归国有(已经接收的和尚未接收的都包括在内),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从一切封建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BR><BR>
(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通过制止物价上涨和增加收入的办法提高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购买力。<BR><BR>
在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奋斗时,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向工人解释,只有坚定地根据阶级斗争原则采取群众行动,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顽固地占据着我国的经济阵地,国家机器也还没有摆脱贪污腐化和反革命分子的控制,在政府中还没有工人的忠实代表。<BR><BR>
政治宣言和八年全面建设计划是印度尼西亚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建立民族团结的纲领。所有的全国性工会和工会都拥护这个纲领。这是加强印度尼西亚工人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BR><BR>
另一促进工人和人民团结的政治因素是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还为荷兰帝国主义者所占领,而荷兰帝国主义者是受到美国支持的。<BR><BR>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旨在成立一个印度尼西亚工人联合会的纲领是可以实现而不致遭受很大困难的。但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困难。<BR><BR>
外国帝国主义者、首先是同美国勾结的荷兰帝国主义者,为了保持它在经济方面的殖民统治的残余势力和阻挠我国执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正在继续同我国国内的反动分子合谋破坏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团结。只要回想到他们企图解散民主党派和团体(包括工会)的勾当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但反动派的一切阴谋活动都已失败。全印尼中央职工会争取同国内其他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的目的,是保卫和扩大工会权利的民主权利、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热衷于建立个人独裁军事政权的反动派的一个工具。<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两个基本任务<BR><BR>
去年8月举行的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出的结论是,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应当担负两个基本任务以满足印度尼西亚工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这两个任务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即扩大工人的团结和加强全印尼中央职工会的组织。<BR><BR>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组织教育工作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自今年年初以来已开始实行,其内容包括努力吸收新会员和培养新干部。三年内,将有约十五万基层工会工作者受到政治训练。这个教育计划特别着重于阐明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民主性质,阐明社会主义是劳工运动的最终目的和永远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唯一途径。<BR><BR>
全印尼中央职工会是一个革命的工会组织。它拥有会员二百七十万,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全国性工会。实现了三年计划以后,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将会变得更为强大,而且将在各海岛上拥有更多和更有阶级觉悟的干部。所有这些,将为它在争取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团结方面的活动和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展示新的远景。<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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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主义和意大利的阶级斗争

现场报道
<CENTER><h1>恩惠主义和意大利的阶级斗争</h1>
</CENTER><CENTER>米兰工会理事会书记 卡罗•魏涅冈尼</CENTER><BR><BR>
恩惠主义是意大利企业主用以分裂工人、削弱工人组织、挫伤工人的战斗精神和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BR><BR>
许多企业主力图在自己的企业内采取措施,使工人更加驯服,并缩小工人阶级争取要求的运动的规模,削弱其团结,减少其作用。<BR><BR>
我国工业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存在着强大的垄断集团,一方面存在着成千上万家中小型企业,他们一般都是比较落后的。这种情况为恩惠主义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米兰省五十五万产业工人中,有将近十五万人在垄断公司中工作,另外四十万人在一万家左右的中小型企业里工作。<BR><BR>
数千家设备陈旧、生产率很低的小工厂的存在,直接影响了集体合同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工资总是低极了,垄断组织借此获得巨额利润,并把一部分利润分给股东作为红利,一部分为工厂购买新机器,使这笔钱重新回到工厂。<BR><BR>
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疯狂的市场竞争使大垄断组织近年来的利润进步增加。大企业主还花了很大一笔钱(这对他们并不是什么牺牲)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并削弱工人争取要求的行动。<BR><BR>
工会之间的严重分裂削弱了工人及工会在集体合同谈判时的力量,这种情况是有利于企业主的。<BR><BR>
企业主最经常采取的措施是:<BR><BR>
<black>房屋</black> 在许多较大的企业中,很多工人住在企业中租金很低的房屋里。这些工人一被解雇,就必须立即迁出这些房屋,不论他们被解雇的理由是什么。<BR><BR>
此外,许多纺织工厂在离厂相当远的地区盖有宿舍供女工食宿,其房租通常很合理。这些宿舍大多数是由修女管理的。<BR><BR>
<black>食品商店和出售工厂产品的的商店</black> 工人的家庭日用必需品大多数是到企业主经营和管理的商店中购买,每到年底,他们买东西可以打点折扣。这种优待办法使厂方得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工人的工资支出情况。<BR><BR>
<black>文娱和体育</black> 设立俱乐部和体育场,成立文娱小组,组织集体远足旅行和文娱活动,开办休养所。<BR><BR>
<black>额外的社会补助</black> 鉴于医疗社会保险福利费不敷需要,许多公司就在十分低的养老金、工伤事故和疾病津贴方面增加了一些补助费。夏天,他们送工人子女到海滨或山上的夏令营去,免费或只收极少费用。企业主想利用这些花钱不多的办法给工人一些好处,从而削弱工人的战斗精神。<BR><BR>
但是,企业主利用的最有效武器是在决定提升工人和分配红利和奖金时实施差别对待和专断的办法。<BR><BR>
许多公司在不发生罢工时发给一种特别奖金。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行着这么一种办法:当意大利总工会为工厂委员会选举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得不到多数票赞同时,就发给全体职工一笔奖金。<BR><BR>
发给老工人以金质奖章和奖金时,还提出这样一个诺言:假若教会力量和保守力量在某些政治性与地方性上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将来还可以发给他们一些奖金。<BR><BR>
在这些情况下,企业主差不多总是得到牧师的协助。牧师与修士在工厂里自由地来往。工厂要雇佣一个工人,他们就从政治和工会的角度向企业主推荐哪些应征者最可靠。他们还有计划地进行有利于企业主的花言巧语的宣传,以破坏工人的团结。企业主出钱组织的许多集体远足旅行变成朝圣行列和宗教仪式。<BR><BR>
近年来大企业主为这些活动花费了千百万里拉,但迄今他们并未获得十分值得鼓舞的效果。<BR><BR>
他们还企图把这些活动和美国发明的“人类关系”概念结合在一起。但是,不论国际自由工联和意大利劳工联盟怎样协助他们并和他们合作,他们的收获还是很少,许多工业家已放弃新的方式,重新拾起了陈旧的“胡萝卜与棍棒”式的恩惠主义。<BR><BR>
某些企业所竭力宣传并得到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是由美国人发起,由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许多欧洲国家成立的一种委员会)支持的阶级合作,收到的效果更少。虽然从欧洲建设计划基金中拨出了一百亿里拉来推动这方面的活动,但企业主对这种试验已失去兴趣,仅隆巴第地方有极少数工厂采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办法。<BR><BR>
米兰工人的工会团结行动的骤然高涨,使形式急剧改变。1957年下半年,米兰省发生了将近五百万小时的罢工。建筑、化学、印刷与造纸以及许多不十分重要的产业的工人为争取签订集体合同而进行了斗争。在成百个五金、机器、化学和纺织工厂内,工会领导了争取实现各项要求的巨大运动,并常常获得显著的胜利。<BR><BR>
这些团结的工会斗争揭露了企业主恩惠主义的反动实质。大垄断组织妄想摧毁工人重新建立的坚固团结,但他们的努力已归失败;工人恢复了这种团结是由于他们具有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具有为争取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而斗争的决心。<BR><BR>
工人阶级的工会正在加强其团结政策和争取各项要求的活动,这些要求已在意大利总工会上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即:<BR><BR>
——提高工资;<BR><BR>
——缩短工时;<BR><BR>
——改善社会保险;<BR><BR>
——保证就业;<BR><BR>
——工厂工人享受更多权利。<BR><BR>
扩展这些团结一致的斗争,就一定能粉碎企业主手中这一腐蚀人心的武器——恩惠主义并提高全体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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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农村中的“正义事业”

现场报道
<CENTER><h1>意大利农村中的“正义事业”</h1>
</CENTER><CENTER>意大利全国农民联盟总书记 季奥居荷•范罗尼西</CENTER><BR><BR>
编者序:1965年全年和1957年,意大利的农村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各类的农业工人、农民和独立耕种者都参加了这些斗争,并在这些斗争中团结起来。这些斗争是促进意大利农村正在发生的转变的重要因素;在农业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至今仍然强烈地控制着土地。这种控制造成有产者和各类农业工人之间严重的阶级矛盾。结果是:长期的失业和农业工人、农民甚至独立耕种者的遭受残酷剥削,他们在大资本家操纵的政府政策所强加的重担下破产了。<BR><BR>
1956年初,农业资本家协会和其他两个大的资本家组织,全国工业主联合会与全国商业家联合会,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真正形成进攻工人的三角联盟。<BR><BR>
在1956年夏天,资本家特别有力地进攻了农业工人。这次进攻针对着农村中的民主劳工关系的原则:农业资本家和他们的组织拒绝了同工会协商,并且不愿意签订任何协议。<BR><BR>
他们说:“不要合同,不要工会”,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要绝对的自由”。<BR><BR>
农业工人进行了强有力的罢工运动,三个工会组织从上到下达到了团结。这个运动得到小独立耕种者的广泛支持。这次联盟在意大利农村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经过这一次强大的运动,资本家不得不接受集体协商的民主原则。<BR><BR>
争取满足要求的斗争和意大利农民争取满足其他许多重要愿望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争取改善土地租佃合同的斗争和佃农的“永久性正义事业”,这就是说,佃农要求有权永远居住在他们从事耕种的地方,除非具有法庭认为有效的理由,否则不能取消合同。<BR><BR>
下面发表的意大利全国农民联盟总书记的文章,谈的就是意大利农村发生的大规模斗争的这一个方面。全国农民联盟是真正的农民的各种自治组织的一个全国性协会,每个自治组织都包括一个相当广泛的农业地区,并且,正如章程中指出,它们都是“在共同协议组织规定的全国共同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目的在争取根据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和条文,改变意大利的结构和作用,以保护意大利的农业。”<BR><BR>
正如季•范罗尼西同志指出的,斗争的广泛规模动摇了联合政府的稳定性。<BR><BR>
这篇文章写好后,塞尼政府辞职了。<BR><BR>
****<BR><BR>
土地租佃和“永久性正义事业”问题在意大利国内政策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引起国外工人的注意。这种注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过去的农业斗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舆论的注意,并且动摇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稳定;这种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造成政府联盟各政党之间的危机,使这些党派面临严重的矛盾。<BR><BR>
目前意大利的特点是,农业工人的收入菲薄和农村资本家的巨额利润这二者之间的对照,构成了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基础。<BR><BR>
在经济方面,必须着重指出,由于农业的不发展,每个农民的收入和每个工人的收入之间日益不平衡;前者不断减少,直至农业方面的总收入只等于国民收入总额的20%左右,而这笔钱要在约占意大利全部人口的40%的人民中分配。<BR><BR>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大地主掌握了具有垄断性质的强大政权、目前农业收入的分配不平衡和农业工人不能直接管理土地。<BR><BR>
土地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无数没有土地的人民都需要靠土地来活命,这样就造成垄断统治。<BR><BR>
实际上,意大利的私有土地有二千一百五十万公顷,为九百五十万多一点的地主所占有,其中二万一千三百八十六个大地主(每人所占土地在一百公顷以上)一共拥有五千三百万公顷土地。其他一千六百万公顷的土地则为近九百五十万地主所占有。因此,0.2%的大地主控制了26%的私有土地!<BR><BR>
这种垄断统治就其本质来说,是要瘫痪争取进步的整个运动,并且实际上是要抗拒这个运动。此外,必须使这种统治感到需要进行法律上的改变。在工人运动的帮助下,这种改变可以消除垄断统治的情况和阻止这种情况的复活。<BR><BR>
从这些情况看来,显然需要进行一次土地改革,包括以官价收买超过法律规定的私人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这种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要改革还要包括在“永久性正义事业”的基础上修改土地租佃合同。<BR><BR>
1948年,一群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议员,在农民会议进行了广泛讨论后,就已提出了修改意大利的土地租佃合同的提案。他们揭露了在意大利农村中,一方面是享有特权,另一方面是缺乏土地,后者造成农民之间的竞争,使农业资本家得以强迫农民接受最恶劣的租佃条件。<BR><BR>
关于制订一个土地租佃法的提案绝不仅是符合于农业工人的迫切利益,因为有了这种法律,农业这个经济部门的经济结构就将有所改变,而无论从生产或社会意义的观点来看,农业都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种法律,就能控制和限制收入,这是意大利共和国宪法曾经附带指出过的。<BR><BR>
人们能容易猜出,大农业资本家对这种提案采取了怎样的反击行动,他们如何采用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一切武器来阻止工人的前进和进步。<BR><BR>
事实上九年来,他们一直在和天主教民主党与社会党一起共同施行诡计,阻止议会认真研究“正义事业”的问题,并且使议会通过了一个政府所支持的土地租佃合同草案,这个草案规避了基本问题,确切地说即“正义事业”这个问题。<BR><BR>
因此,内阁危机产生了,目前包括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破裂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组阁的政党领袖讨论了这个问题,以求取得协议的基础,而意大利各城市和乡村的农民则在到处团结一致地举行强有力的示威运动。<BR><BR>
如果大地主准备在有关土地租佃条件和农业工人工资等经济方面作一些让步,那他们对于“正义事业”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因为“正义事业”是工人反对解雇和防止宣布废除合同的武器。<BR><BR>
“正义事业”实际上意味着要有正当的理由才能解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正当的理由才能宣布废除合同。“正义事业”意味着无论在哪里,没有正当的理由不能驱逐农民。而我们认为唯一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是:<BR><BR>
——偷窃;<BR>
——失却在田地里劳动的能力;<BR>
——家中缺乏劳动力在田地里工作。<BR><BR>
但农业资本家显然是想借其他理由把农业工人从田地上驱逐出去,首先是想根据政治方面或工会方面的歧视来驱逐农业工人。他们企图恐吓农民,使农民放弃他们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甚至已在合同中或法律上规定了下来。更清楚的是,“正义事业”是我们斗争中的基本问题,它应该是永久性的,亦即毫无时间的限制。这个斗争不仅关系着各类的农业工人,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意大利的舆论。这是全体工人进行的斗争,目的在于争取某一个特殊方面的自由和全国的社会进步。<BR><BR>
卷入这个斗争的有八百万农业工人,其中包括三百万左右的小独立耕种者。我要着重指出的一个新的情况是,中小农都参加了反对农业资本家和维护不公道的事情的政府的斗争。<BR><BR>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工会与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为新的情况感到骄傲;农业工人和独立耕种者之间的旧的关系改善了,并且,各类农业工人进行的斗争也统一起来了,虽然他们仍然属于彼此不同和各自独立的组织。<BR><BR>
必须提到的另外一个新的情况是,意大利总工会的领袖、议会议员维多里奥、利萨德里、桑蒂和其他几个人,根据“永久性正义事业”,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有关“解雇条例”的法律草案。因为通过“正义事业”和“解雇条例”,工人不仅要粉碎地主对农业工人和佃农所行使的专制权力,而且还要维护政治和工会自由及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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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地的迫害活动

<CENTER><h1>在海地的迫害活动</h1>
</CENTER><CENTER>海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CENTER><BR><BR>
海地代表们还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工会会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工会运动是很年轻的。在1946年,世界法西斯主义崩溃的一年,也是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一年,这使我们第一次挣开了眼睛,并导致我国取得多次民主胜利。第一批工会是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成立的。我们在工会活动方面毫无经验,在一个经济落后、工业生产不到全部生产的百分之十的国家里,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传统。<BR><BR>
尽管这样,帝国主义剥削者和他们的伙伴还是大吃一惊并试图窒息在萌芽状态的工会运功。帝国主义剥削者和其伙伴依靠1947年生效的反民主法律,1948年的所谓反共法,恐怖活动以及某些工会领袖的贪污,阻止了工会运功的成长,并为1950年取消任何民主工会组织创造了条件。从那时起,工人的要求被拒绝了,工会领袖遭到解雇、逮捕与酷刑,在美国公司的认可下警察破坏了罢工。在一家美国制糖厂(哈斯格制糖厂)发生的一次罢工,结果六十名工会领袖被捕。有一次码头工人打算离开巴拿马航线的一家代理店,因为政府支持这家代理店压迫码头工人。他们这种行动造成十八名工人的被捕,并被关进监狱达四十五天。<BR><BR>
1954年10月3日太子港的汽车司机举行了运输总罢工,结果四十七人被捕,并遭到残酷的棒打。<BR><BR>
政府既不准罢工,又不实行规定工会合法的国家宪法。因此,自1947年以来,最低日工资依然冻结为三点五古尔德(海地币单位),但是物价却在上涨。(三点五古尔德等于七角美金——注)。<BR><BR>
保罗•马格罗亚尔军事政府在1956年12月被推翻。从那时到1957年6月止,民主自由的气氛使工人有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和争取要求的斗争。在太子港再次建立的工会为港口、海关和制糖工人争得了工资的增加和集体合同,这一成就是靠他们牢固的罢工行动取得的。由于经济政治危机的日趋尖锐,工人阶级组织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所有这一些导致了进步政府的建立,这一政府由博得工人支持的工农运动党领导。这对人民的敌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但是十五天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阴谋活动,并由反动军官来进行,在6月13日和14日夜里政府全部成员都被逮捕。第二天,成立了军事政府,宣布了戒严法,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实行宵禁。<BR><BR>
由于这次政变,人们冷不防地就遭逮捕,但是群众性的工人抗议运动却增长不已,军事政府命令军队向首都市郊的工人开火。据宣布这次屠杀了一千多人,妇女、儿童甚至受伤者也未能幸免,这些人被活埋在事先挖好的壕沟里。<BR><BR>
军事政府非常迅速地选举了一个美国代理人——弗兰索瓦•杜瓦里埃尔。军事政府加强了现行的不民主的措施,没有军事当局的允许不准在城市之间走动,并宣布所有政党与工会为非法。在我们离开海地的时候,监狱挤满了政治犯。<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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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异教徒 于 2010-2-24 15: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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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统治下的巴拉圭

<CENTER><h1>独裁统治下的巴拉圭</h1>
</CENTER><CENTER>巴拉圭海员工会干部、工会统一运动成员 格利高里沃•罗德里吉兹</CENTER><BR><BR>
巴拉圭是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但是全国四千万公顷土地中,四分之三分别掌握在一千五百大地主手中(其中一千二百万公顷集中在二十五个家族)。中、小地主约占有全国土地的1.3%,没有寸土的农民有十万户。小农户为了避免饿死,不得不将他们收获的作物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钱卖给大公司。它们主要是美国公司如柏根——邦恩、安德生、克雷顿等。农民们往往要将他们收成的30%至50%卖出去。<BR><BR>
由此可见,巴拉圭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还停留在半封建状态中。少数几家外国公司,控制了巴拉圭的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单宁鞣酸的生产和输出,冷藏业,石油的开采和提炼,各种燃料的销售,原木、蔗糖、马岱茶等产品的出口,植物油的生产和销售,对外贸易,银行业等。<BR><BR>
国家本身就是依赖美国政府的。独裁政权不断借外债的目的就在于保持自己的统治,而工人阶级和人民却承担外债的债务。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目前已经造成农业危机(农业危机决不是像政府欺骗工人所说的那样,只是由于国际价格的下跌而引起的。)这种建立在半殖民主义剥削和大规模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结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穷困到无法维持生活。<BR><BR>
工人的处境<BR><BR>
农业生产的停滞,更不是说它的衰退,使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受到了影响;近年来大工商企业的倒闭,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还在营业的一些公司为了维持和增加利润,正在将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他们利用失业现象和国家控制工会的情况,支付不足一饱的工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加重剥削,加快工作速度,实行加班加点而不加付工资,以“试用期”为借口压低新雇佣工人的工资。法律规定试用期为九十天,试用期满以前工人就被解雇。<BR><BR>
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为每天一百九十五瓜拉尼(约等于一点六二美元),但是工人阶级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却需五百瓜拉尼。于是工人每天不得不工作十二至十三小时;工作合同公然遭到破坏,以致连童工都不得不加班加点以增加收入。<BR><BR>
美国资本的波尔多•毕纳斯柯公司的九百三十九名工人和波尔多•加拉尼公司的八百名工人,无条件地被解雇,连所欠工资都未付足。政府办的运输站、中央电业管理局和国家银行一共解雇了九百名职工,这和商业系统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后者根本不宣布失业数字。<BR><BR>
政府运用所谓“内河航行法律”的法西斯劳工立法,禁止国营商船的船员们组织工会;该法律是允许政府直接干涉海员工会的事务的。<BR><BR>
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十年来,人民的日常食物肉类的价格上涨了三十倍,而工资只增加十九倍。塞巴罗斯•古埃冷藏公司的女工经常在四十二到四十五度的高温下从事装罐头和焊接工作;这种罪恶的剥削制度的后果之一是60%怀孕的女工产下的都是死胎,而侥幸生下来的婴儿,也大多数不满周岁即夭亡。<BR><BR>
工人家庭的居住情况拥挤不堪,他们像家禽似的蜷居在矮小的茅舍里,既缺乏营养又没有卫生条件;这种生活条件造成劳动人民中的疾病蔓延。军队营房外面每天都排列着长长的队伍,面黄肌瘦、赤足露腿的孩子们等待着士兵分给一点残羹剩饭。<BR><BR>
政府还不断加重捐税,通过一些特别法律来强迫劳动,例如规定每人每年要服义务劳役两星期,不服劳役者罚款四百瓜拉尼。<BR><BR>
反劳工的镇压<BR><BR>
政府把工会置于军事控制之下,把罢工视为非法并加以野蛮的镇压;工会领袖遭受迫害,暗杀或被监禁在独裁者设于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仅巴属厦古一地就设有集中营十处之多,这是一个气候经常在四十六度左右,不堪居住的地区。近几年来,受到独裁者酷刑拷打和残杀的工会积极分子不计其数。下面特地举出几个受害者的名字,使世界各国工人得以知晓:甘蔗工人工会会员阿蒂兰诺•阿罗佑被捕后,被严刑拷打致死;甘蔗种植工人工会书记安尼巴尔•加尔塞得;面包工人工会领袖里昂洛尔•杜阿德为争取自由而举行绝食罢工。还有无数被捕的积极分子受警察的严刑拷打后,被流放到阿根廷。<BR><BR>
被杀害的数百名农民中有伊多罗鲁游击队女英雄们:胡丽亚•索莱林戴斯•伐兹格茨、胡亚娜•柏拉丽塔和安东尼•柏鲁菁诺等,她们都是在战斗中被俘虏,受尽凌辱后,按嗜血的独裁者斯特罗斯纳的命令被处死刑的;而内政部长埃迪迦•英斯弗兰却对新闻记者说:“这样做是为了教训人民”。这些罪行是在主教和反动政党的领袖们帮同下执行的;而所谓“自由世界”的报刊却对此保持绝对的缄默。<BR><BR>
恐怖统治就这样使巴拉圭人民置身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紧急状态”中,法律第二百九十四号依然在全面实施。这条法律名为“保卫民主”,实际上是用来任意搜查居民,禁止集会和游行示威,袭击工会会所,宣布罢工为非法——总之一句话,禁止一切形式的抗议。这种血腥镇压,加上失业严重,迫使无数巴拉圭人民永远侨居国外。无论在福摩萨省、大厦谷、哥林安帝斯或密西昂纳斯省,以及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巴拉圭移民专区,总数在五十万人以上。<BR><BR>
自从1954年军事政变后,以斯特罗斯纳为首的军人集团执了政,反民族的统治就一年比一年残酷。这个军人集团以红党为其掩护而走上政治舞台,其政策的本质是割让本国石油矿藏和农业富源给美国垄断资本,允许美国建立核子火箭基地以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斗争。<BR><BR>
人民不会屈服<BR><BR>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托辣斯和其盘踞在洛佩斯宫的巴拉圭代理人所宣扬的西方民主。但是,尽管警察和军事镇压多么残暴,巴拉圭的工人们绝不会被吓倒。1958年8月要求增加工资的巨大总罢工斗争震惊了独裁政权,使全国瘫痪了一个多星期。而且由于受到镇压,这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变成了要求释放囚禁者和争取公民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1959年5月1日,工人依然拒绝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访问巴拉圭时所提出的,“分阶段民主化”的主张,要求普遍和立即实现自由权利。巨大的游行示威在同月末又出现在首都的街头上,人们为反对政府下令增加城市交通费而进行斗争。这次运动变成了街头巷战,人民高呼着“不胜利毋宁死”,和“向古巴看齐”等等口号。斯特罗斯纳斯集团当即解散国会,监禁和流放了好些议员,并且重新宣布不久前已在人民压力下废除的“紧急状态”。巴拉圭工人们对于这些惩罚感到无比的愤恨,他们终于拿起武器,在内地组织了第一支游击队;他们袭击了离首都六十公里的大巴莱罗村,缴获枪支武器之后又回到巴拉圭大森林中隐藏起来,继续准备作战。<BR><BR>
1960年5月爆发了铁路工人大罢工,要求独裁者归还它从铁路工人退休养老金中盗窃去的二千三百万瓜拉尼款项,并且抗议军人干涉工会的行动。政府想尽办法要阻止和镇压工人的抗议运动,逮捕工会领袖和总书记,甚至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工人仍然坚持这次具有革命性的罢工斗争。几天以前,为了配合罢工运动,工农组织的游击队小组又在东部开始活动起来。<BR><BR>
1961年1月和2月,美国企业安德生和克雷顿的工人、国际产品公司属下的波尔多•毕纳斯柯皮革厂、波尔多•克沙多和波尔多•沙斯特拉等地都爆发了大罢工,反对大批解雇,反对政府取消星期日及假期加班双薪制。工人在反对这些帝国主义的企业和保护他们的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BR><BR>
分裂阴谋<BR><BR>
独裁政权面临着工农联合斗争的发展形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指使下,于1961年3月召开了所谓工人代表大会,企图阻止斗争的扩大,加强它的走狗们的统治地位。他们出动了所有布置在巴拉圭工人联合会领导机构中的走狗和自由工联区域组织的一些代理人,以假装反对独裁政权的面貌出现,企图引诱工人离开革命的路线。可是当这些手段被揭穿时,潜伏在工人联合会领导机构中受政府雇佣的分子就决定开除海员联盟的会籍,以削弱统一斗争;斯特罗斯纳和一些外国公司则打算分裂工人的队伍,使工人无法团结民主力量,领导联合斗争和彻底消灭独裁政权。<BR><BR>
古巴人民为保卫革命和反对美国强盗所进行的斗争,引起了巴拉圭人民日益反对独裁政权的不满情绪。独裁统治者鉴于这种情况,纠集了所有的工会叛徒和御用工会的头子们,在1961年“五一”节组织一次大会,企图削弱群众运动。工人们决定举行游行示威,是为了保卫切身权利和古巴的革命;而独裁者组织集会则是企图欺骗国内外舆论,假装要同工人进行合作,以便夺取工会领导权,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工人身上。但是工人们在集会上认清了独裁政权的骗局,他们冲上讲台,强迫那位准备代表政府讲话的劳工部长离场。工人在这次示威游行中高呼增加工资,释放一切政治犯,全面支持古巴革命等口号。可以看到,斗争力量是能够赶走剥削者和推翻独裁政权的。<BR><BR>
1961年5月15日,巴拉圭的民族独立日那天,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骚动和历时数日的街头巷战。<BR><BR>
所有这一切事实说明了巴拉圭的工人和人民今天的处境,说明了工人和人民决心要结束目前的状况,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斗争。<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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