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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与大规模的企业工人民主实践】

【社会变革与大规模的企业工人民主实践】

※秋火:本辑中的粗体均为我所加。

1917-1921俄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民主实践
#2 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 作者:约翰·里德  译者:晨星 本文首次发表在1918年11月23日出版的《革命时代》杂志
#3 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李星编译 2005-5-25
#4 工厂委员会全俄大会决议:关于工人监督 工厂委员会全俄大会决议 1917年10月20日 载于《工人道路》N42
#5 1917-1922苏俄工人国家官僚化蜕变的关键教训 秋火 根据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的1960年代《团结报》英译本的注解整理

1919-1920意大利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6 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葛兰西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报告以俄、法、德三种语言首发在1920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N14期
#7 《新秩序》致「菲亚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 葛兰西 1919年9月13日 载于《新秩序》第8期,署名新秩序
#8

1919-1921:国际共产党人对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设想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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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

作者:约翰·里德
译者:晨星

本文首次发表在1918年11月23日出版的《革命时代》杂志上,里德是在当年2月离开俄国来到瑞士的时候,写下这篇文章的,以反驳当时各种资产阶级媒体对俄国工业的不实报道。

      我们的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在革命中间总是孜孜不倦地宣传着俄国产业工人的“愚蠢”行为:他们放肆的要求、他们的无知和对待制造厂商和技术专家的残暴。外面的世界似乎以为俄国工人拿着巨额工资而拒绝工作,甚至更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认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已经被摧毁。

     是的,目前俄国的工业情况很糟,卡列金和他的哥萨克控制了顿涅兹克盆地,他们走了之后是德国人,这样,煤的生产无法持续很长时间;两年多来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零件无法从外国进口;技术专家、工程师对资产阶级信心满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工人代表大会的指挥;至关重要的一点,工人阶级被剧烈地卷入政治,他们同一切革命的敌人——从科尔尼洛夫到克伦斯基、卡列金、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及其盟友进行搏斗。但在技术方面,就算俄国工业被摧毁,这一切也都是老板们的责任,他们通过停业、关闭矿山、瓦解各种社会组织、破坏铁路运输、故意损毁工厂的机器、淹没矿井,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让革命窒息。

      许多关于俄国工人监督委员会提出非分要求的谣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是直到11月革命之前,俄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依然过度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少数特殊的工厂除外),而与此同时,一个全俄的自发产业组织成长起来,至少有能力保证一个新的产业秩序的框架。

      11月革命的3项基本要求世人皆知:和平,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新俄国是要废除旧的政治体系,并建立起新的产业民主。


      俄国劳工组织的发展历史很简短。严格意义上来说,在1905年以前,俄国不存在工会。工人只被允许选举长官(starosta)或者“长老”,这些选举大都是在村子里进行的,即使在监狱里,这些长官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在1905年,大约20万工人加入工会。斯托雷平镇压了他们。一些小工会坚持了下来,但很快他们也被碾碎,资金被掳夺,领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个时候的俄国,工会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大约有1万名会员。大战期间,所有成立劳工组织的企图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任何工人一经发现同非法组织有联系,就会被送到前线。

      革命让工人们摆脱了束缚,并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俄国革命胜利四个月之后,全俄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200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了140万俄国工人。两个月后,根据梁赞诺夫的报告,全俄工会有300万名会员,人数扩大了一倍。

      俄国的工会既不同于法国的辛迪加,也不是德国式的那种政府支持的劳动合作工会。工人们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总之,在日常的工作中工会无处不在。例如,他们成立了一个系统的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劳资纠纷,使工业仲裁处在工人政府的监督下。他们所做的重大工作就是在于让所有各种工会组织的工人包容在一个大的总工会下,原来的各种零散的集体被组织了起来。我们以Sestroretzk国营兵工厂为例,制造来复枪的人,从锻造枪筒的技工到负责安装的机械工以及木匠师傅都是金属工会的成员。这种专业工会在俄国产业工人心中目前并不处于主要位置。首先,半政治半经济的苏维埃才真正唤醒了他们的热情,使他们精神饱满;其次,在这些自发的组织的基础之上,工人们缔造了俄国革命,工厂里的委员会将他们组织起来,而这就是俄国工人监督的基石。

      工厂委员会最初是在政府的兵工厂里成立的。革命爆发后,这些政府工厂里的头头,大多是倚仗战时法欺压工人的军官逃跑了。与那些私有工厂厂主不同,这些政府官员在厂子里没有股份。工人们为了避免关厂,只能予以接管。在一些地方,比如Sestroretzk,这也意味着工人们接管了整个镇子。原来的这些厂效率低下,腐败滋生,工厂委员会成立之后,尽管上调了工资,缩短了工时,雇用了更多工友,但生产增加了,成本减少了,Sestroretzk的工人们接管了由一个不法商人承包的工程,在那建立起了医院,镇上第一个污水处理系统也修建完毕。依托这些政府作坊,工厂委员会有效运行着。革命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对工人的权威提出质疑,待到克伦斯基政府准备干涉的时候,工人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政府提供他们燃料和原料,工厂井然有序地生产着军火,因而便没有关厂。虽然效率低下的克伦斯基政府多次让工厂处于濒临关门的境地,但工厂委员会派代表去巴库采购石油,去哈尔科夫采购煤,去西伯利亚采购铁。

      Sestroretrk工厂委员会的经验很快传到了其它国营厂,之后是按政府法令进行生产的私营厂,然后是其它私有部门和一些在革命初期关闭的厂子。运动最初局限在彼得格勒,后来传播到全俄各地,在11月革命之前,举行了全俄工厂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当时,一些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进入新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工作,另外一些人组织起了工人监督理事会。

      私营厂最初的工厂委员会面临着煤炭和原材料的缺乏以及企图关闭厂子的业主和当局的破坏,它们致力于保证生产的进行。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新成立的工厂委员会必须清楚厂里有多少订单,还有多少燃料和原材料,生意的收入是多少——以此来决定工人的工资、维护工厂纪律、决定雇佣和解雇谁。如果某个工厂的业主要关厂,工人只能被迫自己接管并对工厂进行管理。

      工人们的一些经历很有趣。比如,诺夫哥罗德一个糟糕的工厂被业主放弃了,对管理毫无经验的工人们接管了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生产衣服,然后按照诺夫哥罗德其他工人的需求加工服装。之后,工厂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各个城市,他们愿意用纽扣服装来跟那里的工人们换取鞋子和其它工具;他们用衣服和农民交换面包;为工人购买商业住宅。为了得到原材料,他们的工人代表来到南方生产纽扣的地方,同那里的铁路工人达成协议,铁路工人们帮他们运送纽扣,而他们把生产的服装送给这些运输工人作为酬劳。

      在那些开工的大型私有厂,工厂委员会派出代表和管理层讨论获取燃料、原材料和订单的事宜。工厂委员会过问整个企业账目的流动。他们对整个厂的经济情况进行评估,以了解厂内的资产价值、股票持有的情况和利润状况。工人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无疑是来自老板的,他隐瞒利润,拒绝订单,并尝试以各种手段摧毁厂子,诋毁工人组织。所有反革命、反民主的工程师、办事员、领班都遭到了工厂委员会的开除,如果没有他们前面工作的厂的委员会的推荐,他们找不到任何工作。工人们在被雇用之前被要求加入工会,而工厂委员会会对工会的各种规章予以监督。

      工厂委员会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痛苦的。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阻击。关于他们最夸大其词的污蔑来自于资方媒体的“懒汉”说——这群家伙一天到晚讨论到底什么时候工作,而事实是工厂委员会一般要求一天工作8小时;上等人们喜欢拿委员会的数目庞大来说事——然而在彼得格勒最大的普提洛夫工厂,4万人的厂里面有11个部门和16个车间,总共选出了22名代表。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工部长——“社会主义者”斯科别列夫在9月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工厂委员会只能“ 在工作结束后碰头”,并声称委员会成员不再享有带薪开会的权利。而事实上是工厂委员会在腐朽政权统治的日子里避免了俄国工业的完全崩溃。因此,建立新的俄国工业秩序迫在眉睫。

      每个工厂委员会有5个部门:生产与分配、燃料、原材料、工业技术主管以及动员宣传部门。在每个地区,单个的工厂委员会可以向本地区的理事会派出两名代表,每个地区的理事会派出一名工人代表进入市级理事会——市级理事会也会向全俄的工厂委员会理事会、全俄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苏维埃派出经过推举的代表。

      革命中自发产生的工人监督生产的方法已经被新成立的工农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写进了法典。工人掌权之后,工友们接管了那些业主无法继续运营下去的厂并让它继续生产。现在,工人背后有无限的信贷支持,有政府力量的巨大的帮助,他们雇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通过训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能把更多的俄国企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通过劳苦大众的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实现产业民主的障碍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原文链接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reed/1918/origi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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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211.html

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编译者按:
本文主要取材于戴·蒙代尔(加拿大)著《1917年的彼得格勒工人监督》(1995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以及德·丘拉科夫(俄)著《工人国家与工人自治:1917-1918年间的辩论》(2003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两文。在此对二位作者表示谢意。

李星编译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建立政权,是工人运动的战略目标;但无产阶级取胜的历程,却绝非按部就班的呆板过场。十月革命的内在阶级动力,表现为工人自我组织程度越高、越团结和认清自身利益,越坚决捍卫乍看起来属于「民主革命」的改良措施(8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政治自由和人身尊重),越发现急需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本文试图以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发展为主线,揭示下列方面——群众运动如何走向高峰;有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决心夺权的集体心理变化;左翼众流派、有产阶级与工农的互动关系。

1917年,深陷世界大战、工业危机与上层密谋的沙俄暗流汹涌。首都彼得格勒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的春季起义,既推翻了帝制,又使俄罗斯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1](列宁);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帝国及属地的大型工业中心(从彼得堡、巴库、赫尔辛基到哈尔滨)均出现蓬勃的工人士兵代表会(即苏维埃),企业内部普遍建立工厂委员会。与1905年出现过的苏维埃相比,工委会及其「监督生产」尚属新鲜事物;工人们总结说「委员会诞生之初,既无行动纲领,又缺活动规章。但生活给我们写出了纲领和章程,就是说,我们的最好老师是生活本身」[2](1917年12月「普吉洛夫」工厂工委会报告)。与此同时,左翼各派对异军突起的工人监督显得懵头转向;一位列宁派干部坦率地表示「扪心自问,十月革命前我党对工人监督的整体形式以及在何种经济基础上继续它,心中无底」[3](奥新茨基)

1917年11月1日,首届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开幕。孟什维克派(以下简称孟派)指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前途,关键在于澄清(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是否等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一再要求列宁分子把话谈透,可他们一味回避」
[4](特维尔市工人代表林科夫)。对孟派来说事情很简单:「它并非社会革命,而属于搀杂着社会改造成分的政治革命,或者说社会改良被放到了极重要位置」[5](林科夫),无政府主义派的看法相反——「我们支持社会革命」[6](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工人代表茹克)。至于聚集了最多革命工人的列宁派,则忙于内部重组

1917年春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抛弃第二国际多年指导俄国工运的「两阶段论」(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相当历史阶段后再谈社会革命),呼吁无产大众尽快夺权,导致部分干部愤而出走。更多同志作壁上观:不公开谴责列宁的新路线,但未把领袖关于工人革命的号召当回事,而认真筹划如何巩固代议民主制,以完成广泛社会改良。数月后,主张「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及其「区联派」入伙;产业工人中列宁派的影响飞跃增长,但中央多数仍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政府,难怪著名左翼政论家苏汉诺夫尖锐地质问「列宁分子到底想拿政权怎么办呢?他们显然欠缺清晰的计划和主意,充其量只堆积了些新政治纲领的原始材料」[7]。

许多深陷政治惰性的「老革命」(从斯大林到加米涅夫)感觉不到工人起义的迫切需要,基层劳动者的情绪立场却电闪雷鸣般裂变——「监督生产是所有工人会议的绝对主导话题」[8](苏汉诺夫)尽管「监督(生产)并非社会主义。这仅是推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9](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成员、列宁派干部帕·斯克雷泊尼克),而孟派忙于使工人监督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积极因素,以「调节和组织国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10](首都工代会经济纲领主笔格罗曼),大小老板如坐针毡。「列宁也好,托洛茨基也好,至今都没提供完整经济纲领;他们的工业主张从未超越(孟派制订的)彼得堡工代会《五一六工业要点》的范畴。大资本——比如纺织巨头、临时政府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认定激进改良等同社会主义,其实远着呢!」[11](苏汉诺夫),但有组织工人爆发的能量已让有产者吓破了胆。「工代会和其它工人组织有能力对政府施加巨大影响」[12](银行家列布申茨基),工厂委员会索要财政文件和生产信息的劲头,让资本家和高级主管们惊怒不已,很快铁了心对抗到底

那么,工人们到底推出过哪些经济要求呢?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

二月起义喊出了「民主共和!无偿分配土地!立即签定无割地赔款条件的和平协议!」等政治口号,另外,工人们的社会经济改良愿望也非常高涨(八小时工作日、「足以满足自由公民尊严生活」的工资和「企业内部宪政制度」)左翼认为上述要求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但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另有意见。1905年革命时,八小时工作日即为工运中心目标,但雇主和政府唾骂这是「政治讹诈」。1917年帝制垮台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工人结束政治总罢工,并得到工运多数领导层(孟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然而,市工代会的复工决议受到基层坚决抵制,形同废纸。一位工人代表回忆说「当我把决议拿回厂后,就明白它毫无效力。得到自由后,我们必然借助它(即包括罢工权的政治自由——李星注)减轻剥削制度的压迫,与资本更好地斗争」[13]。3月7日,111家彼得堡工厂只有28家复工(首都工业家协会数据),复工企业多半(在工人压力下)落实了八小时工作制[14]。3月24日,帝国炮兵管理总局下属各大军工厂举行工人会议,气势如虹地宣言「我们必须得到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政治自由!」[15]。


增加工资

战争使工商界大发死人财,劳工却得承担收入下降、物价腾贵与征兵的苦难。皇室逊位后,工人异口同声地要求「原封建帝俄时期的暴虐剥削条件,不应继续在新俄罗斯存在下去」[16](首都纳尔弗区工代会声明)。

3月10日,彼得格勒工代会讨论了首都无产者的生活现状,多数代表倡议立法确认最低工资制。与会的「普吉洛夫」船厂代表总结说:「工人与士兵代表会有责任站在穷人立场上观察事物,更新薪金评估办法,让工人有更好生存条件。我们责成(本次大会即将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全面了解无产者生活,并与厂方开始谈判。当主管的那帮吸血鬼跟雇主一个鼻孔出气,打着爱国旗号让大伙一贫如洗,吸干压碎后就甩进垃圾堆。(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世道变了!工人要求公平的薪水,老板却冲我们喊:‘完了!要动手抢啦’,同志们,你们大概不会跟着老板瞎叫唤吧?站在工人立场上,你们该告诉老板:‘错了,财主让工人累弯了腰,刮干了他们的财富,往后必须支付劳动应得的报酬’」[17]。


「企业宪政制度」

帝俄时期,企业内各级主管和小头头既专横跋扈,又多与情报部门合作迫害工运分子——厂长定期向特务汇报工运动态,对政治罢工以歇业回应;作为回报,政府派兵镇压经济罢工[18]。身为专制制度的基层环节,旧管理层充当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活载体,且被职工视为以侮辱下属人格为乐的奴才狗腿,恨得牙痒。二月起义后,末代皇帝的退位书墨迹未干,工人便呼喊着「厂内宪政万岁!」着手清洗各级领导。为了泄愤,好多地方的工人把高级白领们用麻袋蒙头塞进货运推车,于大群人的哄笑中铲到厂外;后来的清洗气氛较平和,但更有组织性

一般来说,工委会开除管理者有三大理由:

一.他是专制走狗、告密者,用政治迫害威胁工人。

二.他是土皇帝,侮辱工人自尊,把剥削程度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罗的海」船厂油漆车间工人揭露「这几年工头沃尔科夫让我们吃了数不清的苦头,1909年以后他就拼命把工资条件往下压,根本不管劳动环境如何……大伙一直受这个王八蛋的气,直到天翻过来」[19]。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914年间,首都许多罢工都与「对工人保持礼貌」的要求有关,但当时的帝俄工商部长称这一谦卑请愿「纯属政治挑衅」[20]。

三.不胜任本职工作。首都第一电站职工解雇了全部大小头头,因为他们既是「专制制度的追随者」,又「从经济角度看有害,从技术角度看无益」。在「波罗的海」船厂,一位车间主任被工人撤职,理由是「对本职工作狗屁不通」「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两三小时,对工人的任何请求都回答‘不老实就让你下大狱’或‘再嚷嚷送你上前线等死!’」「在工人中间安插探子,除保皇党外,防止任何工人组织露头」[21]。


工厂委员会的诞生


工委会是「厂内宪政」的组成部分,早在1903年,帝俄政府就允许工人从事集体谈判,但又立法限制职工代表的实权;厂主和官僚机构还竭力阻挠工人行使上述权利二月起义后,工委会负责与厂方谈判、联络其它群运组织、保护企业、监察生产和财政收入等工作,它的组织原则与工代会相仿(受工人大会监督,向后者定期报告,所有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活动范围局限于本企业。对上述活动,工会干部普遍批评工委会让工人「多管闲事」;后者则反驳说在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严酷环境下,传统斗争手段(集体合同、罢工与请愿)已失去效力。

群众边试边走,跌撞摸索地前行。对建立工人政权,他们和自己的先锋党(无论列宁派抑或孟派)没什么思想准备。由于长期认为(所要完成的)俄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工人们有很多疑虑,生怕破坏私有产权(打击同盟军)。但每天面对的阶级斗争铁硬现实,逼得无产者往前走。一年后,列宁派老干部、工运活动家伊·斯捷潘诺夫总结道:「工委会终于成了企业的全权主人,这是革命发展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其说无产者有意识地往这方面走,不如说形势所迫」[22](小册子《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有产者的怠工·国家调控·工委会的反击


二月起义后,有组织工人积极护厂、热心提高(尤其是军品的)生产率,视为保卫民主自由的必要措施[23]。主流资产阶级政治家库特莱尔(大工业家)留意到「工人表现出某些工作热情」[24]。4月中旬,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厂长告诉工商部长「工人极富觉悟地接受了现有经济形势的一切后果,尽力保护企业不受骚扰,努力增加火药和其他爆炸物的产量」[25]。早些时候,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报告说首都无产者「怀疑某些厂主有意怠工,拖延军品的出厂期」[26]。

被压迫者主动退让和自我牺牲,老板们却蹬鼻子上脸。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工商界开始有计划地关厂、唆使管理层积极怠工;与此同时,主流舆论界笔杆齐飞,破口大骂「红袖标新贵」统统是帮「贪婪与懒惰的猪」;职业写手们煽情地高叫「前方将士七生报国之际,工人却纠缠什么‘八小时工作日’没完没了地要涨工资!」。1917年4月底,雇主抵制和持续作战造成的经济恶化,使革命运动人心思变。5月10日,孟派《新生活报》报道「最近首都部分企业的生产下滑,暂时局限于中小企业,但危机阴影使群众极度紧张」;5月13日,《发言》报(大资本主流喉舌)预言「两三周后,所有(工厂)会接连关门」。

整个1917年,改良主义左翼(孟派、右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列宁派)一直进言有产政府借鉴德国和英法的战时国家垄断模式,缓解战争给经济的戕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彻底改造旧俄。1917年4月铁路工人全国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首次提出国家要尽快接手工业[27];5月16日,彼得格勒工代会执委会通过了下属「经济处」制订的《反危机纲领》(主要作者——孟派经济学家普·加尔维与格罗曼),设想在生产、分配和金融领域推行广泛国家调控政策[28]。列宁派内部的类似观点以尤·拉林为主要代表[29],直至十月起义后,拉林仍积极鼓吹「生产资料的有限私有产权」理论,试图保留大工业私人资本。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等「通向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自我组织形式,这批左翼始终抱有极大怀疑、冷淡乃至厌恶情绪,直至流亡时期仍恨恨不已(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30]。

然而,《加尔维计划》出笼后,工商界纷纷摇头,一口咬定该方案「不合国情」。到底大老板们想说什么?对此,莫斯科银行家兼工业大王帕·列布申茨基做了更具体和坦诚的解释——「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战时)干涉,受到(国家本身的)充分监控,(俄国)实业界不反对这类调节。但有益和必要的监督恐怕无法(在俄国)实现,因为现政府自己也处于受(工人组织)监管地位,它如何独立处理巨大的调控工程?!」[31]。有产者害怕的并非加尔维等改良左翼活动家,而是数百万充满进攻意识的有组织工人及其士兵盟友;加尔维们(孟派、社会革命党)拿资产阶级没辙,但仍控制着迅速觉醒的底层,充当着有产者与工人间的缓冲带。

5月18日,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威胁「只有恢复(劳动)纪律并坚决与极左分子填不完的胃口做斗争,经济危机才能被遏止」[32]「最近的将来,假设(工人)不学会冷静的话,数百家企业要关闭!」。这是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政治压力。5月20日,孟派《工人报》刊登题为 「进攻?」的社论,惊呼「工代会每天接到大量(关于资方怠工的)汇报,所有迹象表明工业界已有(反革命)纲领」。社论接着写道:「经历了短促慌乱后,工业界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前的张皇失措与一味退让已无踪无影。三月里工业家们几乎不还价地满足工人要求,现已转为坚决自卫并急匆匆地到处反扑。以缺少煤炭、金属和订货以及进口货竞争太甚为由,雇主想方设法地裁减工人降低生产。其实,这是资方新的斗争手段——隐蔽歇业」。

工商精英图谋以黑色铁血手腕结束革命;半灰不白的「民主进步政府」口头唱得好听,实践中帮老板的忙;领导群运的主流左翼寄希望于当局纳谏落实广泛改良,编织着粉红色的梦,这便是1917年5月俄国主流政治调色板的主要元素。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幕不时重演——1927年的中国;1936年的西班牙;1958年的伊拉克;1972年的智利;半途而废的革命结局惨淡:工运被碾碎,无产先锋多遭屠戮,工农一蹶不振,有产者的秩序和财产得以延续。但1917年的俄国无产者选择了另一个结局。他们的斗争告诉我们,只要牢牢立足本阶级利益和组织,貌似庞然大物的有产者和改良主义头目并非不可战胜。

4月10日,列宁派首都委员会首次号召工人自觉监督企业内部事务(「应部分工委会关于监督生产必要性的呼吁,我们号召工人同志建立相应的委员会」[33]),在此之前,左翼众流派对这一底层倡议均无深入研究5月底,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代表大会把工人监督列为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列文(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介绍说「凡工委会能做的,正在做,但不理想;工人组织需要建立专门机构,与国家机器一起监督生产和分配,才能使现有工作变得富有成果、有组织性和稳定下来。……底层监督仍原始粗糙,局限于保护企业、防止机器被(雇主)零散卖掉和蓄意破坏等等。……革命工运的新形式——工委会扮演着(企业里的)主要角色,但在生产领域,没有真正革命政权进行干涉,工委会无力解决如此巨大复杂的难题」[34]。

大会上,已受冷落的「务实左翼」撇嘴坐在角落里,暗骂代表们的决定是「俄国工人落后意识的表露」[35](加尔维)。许多年后,流亡孟派领袖们仍自吹「当时局势远非无可救药,工人立法领域取得巨大进展」,捶胸顿足地抱怨群众盲动,「让列宁和托洛茨基冒险小集团钻了空子」[36]。不管怎样,随着工人监督的铺开,从组织程度到意识领域,无产者的阶级独立向前迈了关键一步。


私企工人:你怠工,我监督


冷对主流舆论铺天盖地般恶意攻讦,革命工人更改了战术——监督生产被广泛提到私企工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3月20日首都工代会举行全会,金属加工行业的一名代表报告说「尽管部分车间有活干,却无法开工,经理也搪塞推委,结果大家无所事事。工委会碰过头了,已成立三人调查组,提防厂方出于反革命动机破坏生产。如果调查表明那些车间可以立即运转,就马上要主管落实。今后厂里可能还会找碴怠工,所以请市苏维埃牵头成立工厂事务委员会,以便统筹全局。过去有个‘军事-工业委员会’过问下面的生产,但那是资产阶级小圈子机关,里头的工人代表是陪衬。现在该成立以我为主的类似机关,巡查全市厂方怠工行为,特别要澄清关于金属、煤、石油无一不缺的借口属实与否」[37]。

由实际效果来看,工人监督负有三大责任——制止资方的恶意裁员、减产和关厂;鉴于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性质,假设管理层蓄意抵制,类似努力便成效甚微。这个阶段的工业无产者对劳资矛盾有清醒认识,但同时准备与雇主达成阶级妥协(「为了民主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只要后者维持生产就行。然而,工运的吓人威力使众老板只剩一个念头——鱼死网破!任何长期协作都让富豪们排除在外了。

1917年4月底,彼得格勒州工厂视察员报告说「‘兰格吉平机械制造厂’工人怀疑厂方有意迟滞军品生产」。4月27日,武装工人禁止厂长回家;多方调停下,最终建立了联合调查组(工代会、企业主协会、工程师协会和中央政府所属军事-工业委员会各派代表),但调研进展迟缓。6月2日,厂长以成本昂贵、燃料和原材料奇缺为由宣布停产,又叫骂八小时工作日导致生产率下降一半,「公司在军事订货上亏了一千万卢布」难以为继云云。向上级理事会求助后,工委会查出并追回雇主吞没的45万卢布(足够维持一年制造开销)[38]。事后,全厂工人决议立即推行监督生产制。

对事件的报道中,首都工委会机关报《消息报》指出「‘兰格吉平冲突’符合诸多关厂风波的基本描述」,关厂的老套理由是亏损和周转困难,「只要工人试图澄清真伪,就发现一切无外是同盟歇业老把戏,但极为精细狡诈」[39]。

二月起义后「三角橡胶制品厂」工人提出增加伤残补助,这项请求被交给政府下设的协调委员会;部分职工急于得到补偿,难以再等。5月初,70名工人(无政府主义派)闯进厂长办公室要求立即兑现许诺,否则就「把你扔河里」;暴怒的工人还与工委会大吵一架。当夜厂长带着现款逃跑被职工抓获。第二天,劳动部长斯科别寥夫接见该厂代表,警告后者「未经考虑的莽撞行动会把专家逼走,而你们自个没法管理企业」;部长建议工人把经济要求推迟至战争结束。作为折衷,工人、职员、车间班长和工程师代表成立联合委员会,约束管理层[40]。

7月中旬,「波罗的海」车厢制造厂总经理公告全厂关闭「革命后连续巨亏」的汽车制造车间。当工委会证明「亏损」报表纯属弄虚作假后,总经理同意维持生产,工人必须保障一定的利润。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就此发生——工委会表示接受,附加条件是「工人全面监督生产和所有的钱款往来帐目」,经理室打了退堂鼓[41]。

当群众察觉厂方试图搞破坏,就急忙引进工人监督;一旦类似威胁减退,职工的热情便小得多。可以说,1917年夏季的监督生产潮带有自发性和被动应付(资方压力)的特征;直至7月,私企领域的底层监督仍较罕见。大量工委会忙于为企业采购燃料、原料和寻求订货,事实上履行着商业经理的职能。首都工委会大会组织过专门会议,讨论生产危机和原料短缺现象;会议资料显示系列企业的工人代表曾远赴顿巴斯买煤,稍带了解当地矿井的生产状态[42]。

鉴于工委会的商业活动扩大了企业收入,资方对类似行为不太敌视,却引起革命先锋党的忧虑。二月起义后,列宁派的一个主要领袖尼·布哈林断言「生产领域没工人监督绝对不行」[43],并大胆地提出工人政权的前景;1917年6月莫斯科工代会大会上,布哈林号召工人成立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机构,「基层环节由单个企业的工委会和职员委员会构成」[44]。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大会上,列宁批评工委会像「资本家的小伙计」瞎忙一气,阐明工人组成具备行政权力的经济协调机关,才可确保所有努力不会让资本家单方得利。对列宁派的意见,运动主流暂时听不进去;「新军火」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代表认为「工委会弄到原料不等于为老板卖命。如果我们不支撑厂子,任何(坏)事都可能发生」[45]。


国企工人:尝试接管生产受挫


帝制覆灭后,国企工人几乎立即全盘接管厂内事务,或有选择地保留个别旧主管(多数国企主管是现役军官)共同行使管理职能。这比狭义地监督生产进了一步。工人们以为既然「民主革命」胜利了,而国企是政权的一部分,自然属于人民;从这一逻辑出发,国企工人(尤其是铁路、邮局和电报局职工)觉得参加管理天经地义

仅一个月后,国企工人便正式放弃直接管理的努力,不再对生产负责,而自我局限于财政监督。4月15日,首都国企工代会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有权获取全部信息、文件和解雇「无法与劳动集体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管理者),但相关决议也申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前,(我们)不赞同对技术和行政-经济组织活动负责,工委会派驻企业管理层的代表不应拥有投票权,他的意见(对生产决定)只具参考价值」[46]。

海军部附属企业工人的3月大会上,一位工委会主席如此概括自己的阶段性工作:「困难很多,形势很不确定,也由于(委员会)完全是新领域。工委会成立时太乱,尝试着管理企业时遇到不少麻烦,让我们进退两难:如果事必躬亲,就无法实施广泛监督(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压制了车间主管的倡议精神。此外,(直接干涉生产)打乱了管理环节的系统性。实践和理性要求我们把管理权还给厂长,而委员会保留对后者全部活动(包括改变生产流程和裁员)的监督权」[47]。

积累若干经验后,一位工人代表感慨地说「所有(左翼)党都没预见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会干涉经济;如今都承认不如此就没法控制危机。工人被迫这样做,以免(因为关厂失业)流落街头」[48](列文)。八月首都工委会二大上,基层代表大声疾呼「难道与财东一起开开会能解决困难?!如果老板真想好好搞生产,或许还能振兴经济,可他们压根儿就没这想法!通过清谈会强迫老板干活,咱没这个能力。老板一丝一毫都不让步,所以跟他们也没啥好商量的」(工人安吉泊夫)[49]。实践锻炼了群众,使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懂得保卫民主改良的最佳途径,在于结束资产阶级政权。


新的一步:要工人政权,但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


1917年夏天,尽管主观上革命无产者还不肯喊出「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工人政权!」的口号,但监督生产已损害和限制了有产者对所属财产的支配权。单个企业里,工人的监察让雇主如芒刺在背;整个国家里,说一不二的工兵代表会站在临时政府身后,敦促后者尽快履行承诺(「无条件和平、土改和民主共和」)。无论工厂抑或国家,双重执政无法长久拖下去;要么强大工运彻底取得政权,要么旧统治者把犯上的奴隶打翻在地。就这样,两大对立阶级高度动员起来了——资产阶级冷静地怠工关厂卷逃资金,积极筹备政变和内战,工人热腾腾监督生产逮捕雇主,也渐渐发觉夺取政权和建立红军是反危机措施的关键环节。五月,改良主义左翼公开入阁(出掌劳动部、土地部),狂乱地试图调和阶级决斗,但对工农的影响已渐削弱。

五月底,临时政府借口「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提出把首都企业迁到外省「摆脱工业危机」。5月31日,工商部长帕里钦茨基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分别向首都工代会提交「疏散报告」,尽管(孟派把持的)执委会替疏散构想百般辩护,普通工人代表却看透了背后的阴谋——把最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分子赶出首都「分而治之」,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分散只会断送革命。当日投票表决中,工代们驳回了迁移申请(173票反对/144票赞成),政府悻悻服从后又遭猛击:工代会首次宣言「只有工兵农代表委员会获取国家权力,对全部生产领域实施国家调节,才算真正的反危机斗争!」[50]。

数日后,首届全国工委会大会通过决议《反危机的经济手段》,点明既要于国家水平上引入调节措施,也得扩大企业一级工人监督的范围,并特别说明「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委员会,才能系统地和顺利地落实上述建议」[51];以上决议草案由列宁派提出,得到297 票赞成(出席代表70%以上)。孟派草案抨击底层监督纯属「无政府主义倾向」,呼吁保卫临时政府的同时「从左面施加建设性压力」「推动反危机措施早日出台」,仅得85票。无政府主义派的草案光提工人监督,未讲政权命运,得45 票。

工人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政客,但自己设想的「工人政府」是否自动意味着剥夺有产者?并非如此。多数工人仅希望新政权能保障他们有效监督私企的生产。首都第二届工委会大会上,有的工人抱怨老板太多心——「我们想赶紧把生产监督搞起来,部长们的反应慢得要死。工业界成天怕工人抄他们家,许多老板有意混淆‘监督’与‘占领工厂’;实际上,我们从未发动占领运动,偶尔有个把意外,不代表主流」[52](列文)。与此同时,部分最先进的工人已表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生活当成不断向前的整体潮流;革命在继续,或许,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工人监督生产不算社会主义,但它已走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极限。我们要求的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取得政权后,要做完资本主义应做而无力做的事(即民主改良——李星注)……(通过)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可望学会如何组织生产并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53](「新帕尔维安」工厂代表、列宁派工人纳乌莫夫)。

归根到底,「对民族资本来说,制止工业衰退并非好事;相反,工业复苏会巩固革命的年轻躯干,天知道革命的尽头是什么?资本家担惊受怕呵!有组织工人明天也许会剥夺实业界的特权财产,也许更糟。谁敢保证俄国革命不会扩展为国际革命?」[54](列文)。1917年夏季,这个问号沉重地敲击着无数人的心,阶级肉搏的白热化格斗终于上场了。


从七月到十月:工人监督运动的危机


1917年7月 3 日至 4日,首都数万工人士兵向全国苏维埃执委会请愿,要求十位「资本家部长」下野;列宁派内部意见不一,仓促充当了请愿的技术领导者。请愿者与亲政府部队发生冲突,400人死伤。7月4日夜间大批部队进城,按名单逮捕工人领袖查禁工人组织,列宁转入地下。

七四事件暴露了工农组织的不平衡发展趋势:首都工人和士兵多半是列宁派,已要求工代会夺取政权;外省工人和士兵仍普遍支持改良主义左翼,后者誓死保卫「民主革命领导中枢」——临时政府。很多年里,一般工人对列宁派和孟派的撕打吵闹不感兴趣,革命使遥远抽象的路线分歧鲜活具体起来——七四事件前,彼得格勒工人对孟派抱有一点残留幻想(「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同志的鲜血(还好代价不大)使工农醒悟到底:「务实派」左翼决定站在有产者一边,为此不惜屠戮工农和其他异议分子

七月至九月,政府左右开弓弹压群众组织——前线恢复死刑(镇压革命士兵);解散芬兰议会(理由是议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企图逮捕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即水兵代表会的执委机关——李星注)未遂。反革命的尸臭弥漫于俄罗斯大地, 7月11日,孟派《新生活报》壮着胆子评判「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封了。同日出版的孟派《工人报》厚颜无耻地拥护镇压「极左列宁分子」,自鸣得意地吹嘘「临时政府的独裁体制已公告天下,但工兵代表委员会也是体制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抓紧时机反攻倒算——取消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雇佣解聘与厂内事务的权力等等。首都工委会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七四事件前停产的多是中小企业[55],七、八月份大型国家和私人企业纷纷关门[56];首都金属工会[57]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58]。工商界兴奋地争先预言「工业即将破产」,同时继续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老板们幸灾乐祸地盼望着「饥饿之手[59]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帕·列布申茨基),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在上层,临时政府两次推迟制宪大会,为军事独裁争取时间;在底层,布尔什维克们坚守工委会、工代会等合法机构;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悲观地估计运动高潮已过去。

九月,该来的终于来了——保皇党部队进入首都妄图政变,局面十万火急。列宁派工人士兵的阶级宣传如水银泻地,瓦解了刺刀如林的敌军;攻打街垒的装甲车挂着「第三工人国际万岁!」横幅掉转枪口;内定执行屠城任务的「野蛮师」(山地部族骑兵)逮捕了叛军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全俄各大工业中心随后跟进,大批改选列宁派及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工人士兵代表会。危机考验了无产阶级,觉悟的工农经受住了考验。

未经殊死搏斗老爷们决不放弃每寸阵地;血洗京城的美梦落空后,资产阶级静下心来打出最后王牌——经济崩溃。老板的全面抵制,使首都企业的工人监督陷于瘫痪;劳资攻守交错互有胜负,总的工业形势持续恶化。

1917年7月初,以生产率剧烈下降为由,「火山」机械制造厂宣布减产。厂工委会制订了减少废品和保障劳动纪律的系列措施(包括义务加班),并提出改良生产流程的建议;全厂工人大会通过了上述文件,厂方也表示接受,生产率很快大幅提高[60]。然而,经理拒绝接受生产改良的建议(「工人组织不该插手管理领域」),还宣布照原计划解雇640名工人,并保证继续裁员。工人立即宣布撤换厂长,和稀泥的官方调节员忙乎半天没了下文[61]。八月,经理室正式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写给中央理事会的信里,厂工委会描绘了一幅阴暗画面——「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阻挠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这个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62]。

九月,以燃料不足为由,「新帕尔维安」炮弹厂经理威胁解雇一大批职工。借助中央理事会的帮助,厂工委会发现企业燃料使用不合理,提出节约30%能源的措施;挣扎一番后,经理被迫让步。这次拉锯战保存了1630个工作岗位[63]。

同期,朝不保夕的中央政府用细微余力配合工业界的怠工,再度拾起「疏散计划」。工委会全国大会揭露计划「从经济角度看很可疑并主要反对工人」,却也同意转移部分能在外省延续生产的企业,仅要求严格监督搬迁过程[64]。运动领导的让步激起普通职工一片反对之声;当工委会考察团达到预定疏散地以后,他们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支持生产的条件[65]!相视苦笑之余,列宁派工人(同期绝大多数工委会的核心)不再理睬各色「底线」与「禁区」,用各种临时手段维持生产,同时公开讨论起义的时机;10月召开的全俄工委会大会承认「我们被迫干涉生产决定,尽管这违背主观意志,并与监督职能相矛盾」(列宁派干部、金属工会领袖施密特)[66]。


起义前夜:工委会与管理生产


直至十月起义前夕,基层工委会已深深卷入对生产的规划和管理,但不愿正式承担领导企业的责任。工委会怕被资方骗作减产和裁员的替罪羊(同时无真正授权挽救企业),对独挡一面更没把握。此外,先进工人打心眼里不愿成为剥削工具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局中人所说, 「正式参加管理层等于给老板打下手,困难时期(比如现在)工人会把怨气全撒到工委会头上,埋怨我们无能,结果造成工人内部分裂」[67](工人代表丘巴里)。即便如此,众多先进工人仍对工委会与雇主的有限合作满身不自在。10月全国金属工会的工资讨论会上,有人激烈批评(他眼中的)「工委会同厂方的勾结」[68](工会执委会成员、列宁派工人阿·伽斯介夫);有人甚至骂工委会「替老板作奸细」[69](工会活动家、列宁派工人尼·里赞诺夫)。

与顾虑重重的核心骨干不同,失业压力让普通工人病急乱投医;对经济管理的复杂难度,他们也不如一线工委会成员亲身体验深。十月初,海军造船厂厂长发现「工人压力下,工委会逐渐偏离富有成效的监督工作,开始实施‘预先监督’,即直接管理企业」[70]。工人心烦意乱,使不谈远景、倡导「立即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一度扩大影响(特别在贫民区)。平定九月叛乱时,下层无产者(杂工、短工)首次积极介入政治生活,但迅速感到幻灭(工业破产近在眼前,苏维埃没有带来具体改善)。10月16日,列宁派中央会议的一份报告承认「工人想看到实际效果,写写决议已不满足了。工运领导层不能完全反映群众的心理和需要,前者落后、保守于后者。首都几个工人区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有抬头」[71](帕·斯克雷泊尼克)。

1917年秋冬,不仅无斗争经验的外围群众感到动摇,左翼工运的核心骨干也对现有监督生产模式丧失耐心;工委会的革命警惕和战斗精神保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但遏止经济破产他们无能为力。资方与高级职员拼命抵制,使卓有成效的监督(取得全部文件和信息)只在很少地方(国企或工人组织强大的私企为主)得以实现。十月召开的第四届首都工委会大会上,代表们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工委会常常无能为力,明知如何解决生产困难,却无法介入。……私企国企的管理层和业主都在怠工,后台是工业家协会。(即将召开的)全国工委会大会有责任指出到底谁在妨碍我们拯救国家——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72](「普吉洛夫」船厂工人代表叶戈洛夫)。10月16日,金属工会领袖施米特(列宁派工人)如此概括群众对起义的态度:「经济崩溃很快会制造大量失业,工人普遍怀有期待心理,认为不夺权就没希望。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73]。

十月中旬,彼得堡工会、工委会、市议会左翼议员团和左翼政党的代表们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失业和食品危机。会议通报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与政府怠工行为的新发展,描绘的画面活似行将决口的水库;会议发言提出系列反危机措施(全国企业工人监督制、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工业军转民、国家组织有偿社会劳动缓解失业)。会后决议直截了当地呼吁起义——「每天增加的失业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环境,更被战时严酷条件所激化。与此同时,拜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所赐,所有革命民主组织均有削弱,而经济生活的主导权日益返还地主和工业家的手里。我们认为,与经济崩溃和食品危机做斗争的成功前提,就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委员会」[74]。

起义前夕,列宁派内部意见纷纭。一批「老革命」对「辅佐」资产阶级广泛改良恋恋不舍,害怕为工人政权冒险;他们或与列宁拉开距离免受牵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采取骑墙立场(斯大林),或主张无限期推迟起义(加里宁),或试探同资产阶级或孟什维克达成妥协(纳根、卢那察尔斯基)。此时,列宁派已在全国工代会、士兵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年轻工人成为群运领袖[75],最终使列宁力主的起义路线占了上风。

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农代表会召开第二届全体大会,决定了结双重政权的僵局;彼得格勒工代会与工委会派出赤卫队与革命士兵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1月8日清晨,俄罗斯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有组织工人夺权的技术过程轻松无比,却是20世纪工农革命史最长的一日。


十月起义之后:劳资对立与工业危机


十月起义后,帝俄军官悄悄结队潜往外省掀起叛乱;工商界对「老粗专政」虚与委蛇,暗中抽逃资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广大工人尚存一线希望——或许,苏维埃政权的威力能让老板停止怠工,安心生产?改良主义左翼竭力劝告工人不要跨过私有产权的红线;1917年12月5日,孟派《新生活报》(群运的重新高涨使它得以复刊,继续散布劳资妥协的「务实主张」)社论奉劝苏维埃好自为之,「目前唯一可行的反危机措施,是国家调节生产并依靠工人监督机制,同时保存生产工具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性质。或许,可以考虑限制(有产者的)利润」。类似幻想在列宁派内部也大有市场。1918年1月,号称列宁派中坚阵地的彼得格勒「艾利克森」电话器具厂工委会报告说,尽管厂方积极寻找原料和燃料,但坚拒公开帐目与其他文件,甚至以解雇相威胁。结果「为了不致造成停产,我们决定暂不使用合法的财政监督权」。在此之前,「津捷列夫」化工厂的工人与雇主达成协议承认老板有管理权,后者承认工人有「狭义监督权」(监督全部经济活动,包括过问帐目)[76]。

工人想妥协,老板却不吃这套。 「克里斯金」织布厂的主人操纵黑市隐瞒收入,遭工委会逮捕。此举招致职员集体罢工抗议,市纺织工会也怪工人太冒失,责成大家妥协。全厂大会上,织布工人决议自己维持生产,但三天后就让企业运行的复杂性害得晕头转向,被迫让步(劳方的权利限于「狭义监督」,资方废止「两本帐」做法)。几天后,厂主带着四万金卢布资金跑了[77]。

为了留住必需的专家,工人们有时惩罚冒进的同伴。首都「新纸浆厂」工委会主席(女工)的监督实践(详细了解每笔支出后,才肯在财政文件上签字),使厂主兼经理成日价怒气冲天。1917年底老板出走;女工主席提议接管企业,但立即被工委会其他成员责骂「你咋办事的?厂里没专家不行!」,撤了她的主席职务。几年后,这位女工回忆说「大概那时太年轻吧,什么都不怕,我当时想反正没啥好损失的」[78]。

不过,有产者的政治意志使工人一次次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或不敢做的事——管理社会生产。十月起义后,首都工业家协会允许会员只要工人决心监督,就扔下厂子出走[79]。到了这步田地,多数工人才彻底想通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正如 「基纳摩」工厂一位代表所说:「监督监督,还督个什么呢?!老板留下光秃秃四面墙!」。1917年11月22日,某冶金厂工委会致信厂长,通报「由于资方决心消灭工厂,我们——工人和职员被迫保卫自由劳动生活的权利,并依照法律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与厂方共同经营企业」[80]。1918年1月,彼得格勒工委会六大通过决议,要求启动工业国有化;不久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国有化法令。

与此同时,经济崩溃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17年初首都(含近郊)工人总数406,312人,一年后降为339,641人;金属加工企业职工总数从246,б67人下降到197,686人[81],这些裁员多为十月起义后发生。「好些厂子明天关门,你们有啥盘算?」,一位工人代表当面询问列宁派中央干部们[82],而后者正就工人国家与基层工人组织的权限划分面红耳赤吵作一团。


列宁派的内部分歧:底层监督与国家控制


「工人监督是我党革命前夕的战斗口号。尽管它被所有政治决议引用,党报很少谈及具体内涵。结果,我们发现相同词句下存在相反的理解」[83](列宁派工会活动家阿·洛佐夫茨基)。十月起义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列宁视工人监督为革命纲领重要一条[84];同时党内责成米柳金(列宁派中央委员)拟订《工人监督法》草案[85]。大约在10月26-27号,列宁起草了自己的《工人监督法》草案,打算与米氏方案一起送交全俄工兵农代表会二大审查。众所周知,二大仅通过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工人监督法》石沉大海,大会甚至未对两份草案进行讨论。部分列宁派分子极为不满(「和平给士兵,土地给农民,我们工人两手空空!」[86])。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1917年11月9日首都市工会理事会讨论了4个《工人监督法》草案,除列宁与米柳金的方案,全国金属工会和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各有提案[87]。列宁的设想受到米柳金猛烈批评,因为列宁主张给苏维埃和工委会的基层以最大限度自主权,而米同志赞同党内部分干部的观点,即国家必须拥有监督控制经济的专有权,工厂委员会只能附属于国家机构或工会。十月革命前夕,米柳金就公开提出「工委会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干涉,无非是(短期内)不可避免的恶,绝不能把它变为一种稳定机制」[88]。

几天后,就《工人监督法》的制订,全俄苏维埃下属劳动委员会召开联合听证会,列宁、米柳金和一大批列宁派与孟派工会、工委会干部出席。米列二人做了基本报告,列宁主张「必须让工人自己摸索出(工人监督所处)经济条件的新基础」[89],底层倡议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然而,其他人的发言说明列宁并未得到多数理解,「有的同志认为必须用国家管理取代自发的底层监督,因为群众对工厂矿山的占领已失控」「也有人认为不必处处实行(工人监督),局限于大金属加工厂和铁路就够了」[90](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11月14日,全俄苏维埃执委会选择修改后的米氏草案作为法令基础(执委会内部24票赞成/10票反对)。在即席发言中,米柳金指出工委会的企业管理杂乱无章,缺乏中央计划的指导,但可以理解(「生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强迫委员会牺牲计划性,以挽救企业」[91]),所以必须承认既成事实,现阶段依靠工委会及其中央理事会,逐渐用工会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取代前者;「尽快建成中央集约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最终完全摆脱底层的生产倡议」[92],米同志总结道。列宁失望至极,当场表示米氏监督法「软弱无力,纯属妥协拼凑」因而「不会存活太久」[93]。


工厂委员会且战且退·内战·官僚专断趋势初露


那些远离现实阶级斗争的人,或许对上述列宁派内部纷争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具体历史环境的工人先锋党,列宁派的奋斗史即为内部多种政治趋势此消彼长的过程;它的根基由各大工厂区里的无数工人小组构成,周围聚集着工会、职工合作社与互助储蓄社;海内外工人报刊既是党的喇叭又像电话线——群众、骨干与领袖们借此不停地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当局势急变时,党内的和谐互动可能演化为剧烈对抗和分化。典型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与后来衙门宣传里「战无不胜」的铁打超人无关,而成长自20世纪初俄国工人区短兵相接的反剥削斗争;1917年夏天举行的列宁派全国大会(后被称作俄共六大)上,革命工人群星荟萃——党代表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14年[94],半数以上来自大工厂;许多人曾在世界各地(从德国到澳大利亚)参加工运。

1917年,依托群众性自我组织的高潮,这些「无产者大海最宝贵的珍珠」(高尔基语)得以掌握呼风唤雨般社会能量,但也无法摆脱剥削者灌输的社会偏见、政治惰性与小集团利益纠葛。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劳资对话机构,工会干部们(即便革命者也难例外)习惯于「上下有序」的半官僚办事原则,对工厂委员会的底层干涉很看不顺眼。中央内部的「老革命」们(从斯大林到纳根)无奈地随着群运的浪头跑,十月起义使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但某些「人民委员」们却对带来权力的有组织工人暗含敌视。随着内战的爆发,苏俄工人阶级承受的重负已超极限,苏维埃机关里官僚专断的趋势悄然萌芽。

十月起义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制订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长期参加管理);草案宣布「工业领域的工人监督,是对经济生活整体监督的一部分,它并非狭义的‘巡视督察’,而是对资产阶级产业的积极干涉。属于企业的所有资本、设备、原料和成品均在监督之列,这意味着积极而合理地利用能源和劳动力完成订货,在合理化基础上直接干涉生产」[95]。工会活动家们(无论布派或孟派)纷纷起而反对,认为必须保持「狭义」工人监督,不能「积极」地干涉生产[96]。全俄工会理事会针锋相对地通过了《工人监督问题指示信》,再次肯定「企业的管理属于所有者」,工委会的监督职能限于「向国家反映情况」[97]。1918年全国首届工会代表大会上,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把工委会骂得狗血喷头——「不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毫无用处」[98],这种敌视的态度,部分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西欧看齐的长期习惯,他们难以理解「闻所未闻的工厂委员会」夹在议会左派党团、工会和工人党之间能干什么!

革命阵营内部的裂痕,使有产者一度幻觉横生,以为「国事尚可挽救」,1918年1月23日,全国皮革工业雇主协会首都分会召开紧急会议,报告人说「工人阶级内部两派斗争尚未完结。一方面,存在无政府-共产主义流派的工厂委员会,另一派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深思熟虑地逐步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许多工会活动家——无论所属哪党哪派——都在维护第二条道路……谁能拯救全面垮台的工业?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无政府主义分子与觉悟工人的斗争中,实业家的唯一盟友就是觉悟工人的组织(即工会——李星注)」[99]。

敌对阵营的欢呼声,引起了工人的警惕。1918年1月底,首都工委会六大呼吁苏维埃尽快把全部企业国有化;同年6月苏维埃发布了国有化法令,法令责成已有的中央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理事会」成立管理企业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级任命」,工人监督则被定义为「监察性质」。同期召开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理事会大会(252位代表出席)通过了重要决议《国有化企业的管理》,决议第二条规定「工厂管理机构三分之二成员由上级任命」「主席的职权在上级承认后生效」,对此条的注释1解释说「如有必要,上级经济管理机构有权任命成员,该成员有最后裁判权和终止企业管理层决定的权力,如果上述决定违背社会利益」[100]。在此之后,工会下发《工人监督条例》,要求工委会「服从工会,向后者负责。职能在于对生产和财政管理从事监察而非介入后者的指令性范围」[101]。

从1918年初至年中,工人监督(遑论参与管理)的地位受到有组织地排斥,而内战和大饥荒已经开始。从1918年1月1日到5月1日,首都产业工人从 339,641人缩减到142,915人(1917年初总数为406,000人);同期金属工业从198,000 人下降到58,000 人(1917年初有250,000人)。反革命军队攻夺南方产粮地以后,饥荒的蔓延已不可遏止。1918年9月1日,首都只剩120,000工人,其中金属工人46,000人[102]。内战结束后,工业产量仅为1914年水平的14%,产业无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和分散了。20年代初,曾激烈反对工委会的工会干部们惊恐发现行政官僚的巨掌已「使工人组织丧失阶级独立性,官僚化、失去与基层的联系」[103](阿·洛佐夫茨基),这是后话。

1918年5月28日,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托洛茨基发表「劳动、纪律和秩序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演讲,号召工人为了革命的存亡之战「忍耐和自我限制」 (83)。大批旧专家返回企业掌握管理权,大批帝俄军官进入红军,庞大的官僚机器迅速出现,以武力维持生产和供应最低限度的运转。内战使革命以军事斗争为轴心,现实铁手的力量远比各种墨水涂抹的「主义」来得强硬。在首都「米赫里松」工厂,饥荒使劳动力出现短缺,工委会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劳动军事化」;在党内,就连坚定支持工人监督的干部(如奥新斯基),也力主「工人义务劳动制」(即强迫劳动),而这意味着军事权威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极大控制。

尽管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来都断言说只有他们「准确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义」(如著名工运活动家格·马克西莫夫)[104],事实远非如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保留市场机制;在马合诺运动的控制区,无政府主义武装与工委会的关系始终紧张,并滥用国家暴力(绝妙的讽刺!)对付不满的工人(包括枪决工人代表)[105]。

1917年,最大胆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敢想象落伍的俄罗斯可以很快建立社会主义,类似的设想只会引起革命工人的哄笑,因为道理似乎太浅显了。然而生活比任何精妙的理论假设要复杂一千倍。确实,「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不等于社会革命」[106](阿·洛佐夫茨基),因为「国民经济的状态无法为组织生产提供社会主义基础」[107]。有鉴于此,数百万有组织工人千方百计想与有产者达成妥协,换取激进社会改良。但无产者很快发现「激进改良」的全部本钱,有赖自己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介入,这又让老板极度恐慌而拒绝合作。放弃自我组织、回归奴隶的旧时光,可打消资本家顾虑,但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改良亦会失去;坚持工代会、工委会等组织阵地,就得与整个资本世界正面交锋。何去何从?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并非没有犹豫过,但最终选择前进和战斗。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说,「资产阶级很清楚形势,所以放话要耐心等待,等到饥荒的铁手扼住工人脖子,消灭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但只要我们还没给掐死,就有机会。假设我们牺牲,这会是公开和没有遗憾的战斗。我们绝不预先放弃战斗!」。经历数月的辩论、分化、背叛与新的结盟后,列宁为首的先锋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领导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战争——「俄国工人阶级的确在消除资本主义,而把重建的国民经济建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根本没得选。……苏俄是另一个巴黎公社?抑或会演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 (1918年版《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2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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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7年4月列宁在彼得堡本派中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Путиловцы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Ленинград, 1933, стр. 431.

[3]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сверж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569-77.

[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Москва,1927, 2 том, стр. 182.

[5] 同上

[6] 同上

[7]Н. Сух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Берлин-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том 7, стр. 24-26, 57-59.

[8] 同上

[9] 同注释4

[10] 同注释7

[11] 同上

[12] 同注释7

[13]Правда, 17 марта 1917.

[14] 同注释3

[15]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ЛГАОРСС), фонд 459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 лист 26.

[16]История рабочих Ленинграда, выпуск 5, стр. 17.

[17]ЛГАОРСС,фонд 1000, опись 73, дело 16, лист 11.

[18]М. Г. Флее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25, стр. 298-304.

[19]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ИАЛО), фонд 416, опись 5, дело 24, лист 64.

[20]Л. М. Клейнборд, Очерки рабоч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77.

[21]ГИАЛО, фонд 416, опись 5, дело 24, лист 155.

[22]И.Степанов, От рабочего контроля до рабоч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земледелии,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4-14.

[23]ЛГАОРСС, фонд 460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0, стр.33 и 44, 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буржуазия в 1917, Москва, 1964, стр.157,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7 и 16 апреля 1917.

[24]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буржуазия, стр. 157.

[25]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апреле 1917, стр. 468.

[26]Г. Л. Соболе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 Петроград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3, стр. 182.

[27]Цит по: Лозовский А.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 Партия и союзы. Пг. 1921. С. 156 и др.

[28]Галили З. Лидеры меньшевиков 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93. С. 126.

[29]См. Известия. 1917. 18 ноября

[30]Чернов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М., 1997. С.С. 236, 250 и др. Здесь будет более чем интерес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деолог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е просто ссылался на мнения своих оппонентов, но и выбрал те из них, которые объясняли отсталост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тем,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состав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зменился”, что в него “вошло много чуждых, не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под которым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л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31]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но.13, 1917, стр.15.

[32]Новая жизнь, 20 мая 1917.

[33]Правда, 24 мая 1917.

[3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114.

[35]Гарви П. Профсоюзы и кооперация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 1921). CHALIDZE PUBLICATIONS 1989. С.С. 20—21.

[36]Розенблюм Д.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Г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г., 1918. С. 184.

[37]ЛГАОРСС,фонд 1000, опись 73, дело 16, лист 6.

[38]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148, Извес-тия, 19 июня 1917, Новая жизнь, 19 июня 1917.

[39]Известия, 17 июня 1917.

[40]Б. Шабалин " От Февраля к Октябрю" в "Бастионы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1, Ленинград, 1967, стр.289-90.

[41]Известия, 17 июня 1917.

[42]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70, 75 и 80, Ленинград, 1933, стр.337.

[43]Новый Мир. 1917. 27 марта.

[44]ЦГАМО. Ф. 66. Оп. 12. Д. 90. Л.2 - 9.

[45]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91-92, 100.

[46]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апреле 1917,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383-85.

[47]ЛГАОРСС, фонд 939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1, лист 4.

[48]Там же, стр.112.

[49]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181.

[50]Известия, 2 июня 1917.

[51]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107.

[52]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71.

[53]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26.

[54]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14.

[55]Новая жизнь, 5 августа 1917.

[56]З.В.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период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вооруж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август-сентябрь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65, стр. 140-1,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58, Пере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75 и 90.

[57] 70%的彼得堡工人属于金属加工工业

[58]Известия, 18 августа 1917.

[59]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ом 1, стр. 191-201.

[60]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216.

[61]Рабочий путь, 8 октября 1917, Знамя труда, 30 сентября 1917.

[62]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17,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326-27.

[63]Рабочий путь, 8 сентября 1917,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7.

[6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31, 36, Сух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6, стр. 65,

[65]Рабочий путь, 12 сентября 1917,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33, 34 и 101, 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96.

[66]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89.

[67]России накануне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1, стр. 414-15.

[68]Перва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тариф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оюза рабочих металлист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7.

[69]Там же, стр. 174.

[70]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134.

[71]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тр. 52.

[72]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22.

[73]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 август 1917 – февраль 1918,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стр. 115.

[74]Протокол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в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стр. 110-118.

[75]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代表会主席斯米尔卡(25岁)、彼得堡金属工会主席施略平尼科夫(29岁)、中央委员、工运活动家洛莫夫(28岁)、国际工运活动家谢尔盖耶夫(30岁),中央委员、工运活动家拉舍维奇(29岁)。

[76]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285.

[77]Пера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107

[78]Пера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285.

[79]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6-7.

[80]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185.

[81]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труда сев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вып. 5,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33, Новая жизнь, 26 мая 1918, Металлист, № 9-10, 1918, стр. 23, Протокол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за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стр. 110-118.

[82]Знамя труда, 17 ноября 1918.

[83]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Пг., 1918. С. 19.

[84]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5. С. 3.

[85]Карр Э.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458

[86]Цит по: Леонов С.В. 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идеология 1917—1922 гг. М., 1997. С. 122.

[87]Баевский Д.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1 гг.). М., 1974. С. 19.

[88]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92.

[89]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5. С. 274.

[90]Крупская Н.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М., 1989. С. 341.

[91] Знамя труда, 16 ноября 1917.

[92]Крупская Н.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М., 1989. С. 341.

[93]Панкратова А.М. Фабзавкомы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фабрику. М., 1923. С. 238 — 241.

[94]不过党龄按照参加革命运动(而非具体派别)的时间计算。

[95]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4, стр. 78, Известия, 7 декабря 1917.

[96]ЦГАМО. Ф. 180. Оп. 1. Д. 28. Л. 1 - 3.

[97]Известия, 17 декабря 1917,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1.

[98]Перв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М. 1918. С. 234.

[99]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5-7.

[100]Труды Перв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25 мая — 4 июня 1918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 256 — 257.; Панкратова А.М. Фабзавкомы России. С.С. 399 — 400.

[101]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 1919 гг. Т I. Л. 1947. С.С. 457 - 461.

[102]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труда сев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вып. 5, Петроград, 1919, стр. 23, Новая жизнь, 26 мая 1918, Металлист, № 9-10, 1918, стр. 10.

[103]См.: Перв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7 - 14 января 1918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М. Томского. М. ВЦСПС. 1918. С. 98; 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С. 3.

[104]Максимов Г. Анархо-синдикалист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Прямое действие. 1997. № 9/10. Подробнее см.Maximoff G. Syndikal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85.

[105]См. подробнее: Шубин А.В. Махно и махнов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М., 1998. С.С. 110—121. Собранные в книге факты говорят сами за себя, хотя автор даёт им свою трактовку в духе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анархизма.

[106]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Пг. 1918. С. 5.

[1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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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worker-supervise-19171020.htm


工厂委员会全俄大会决议:关于工人监督
(1917年10月20日)



I

  1. 政治领域推翻专制的同时,工人阶级努力在生产活动中赢得民主体制的胜利。它表现为工人监督的主张。统治阶级罪恶政策造成的经济崩溃形势下,颇为自然地产生了工人监督的主张

  2. 组织工人监督,是生产领域工人创意的健康现象。在政治领域组织政党活动、在雇佣关系领域组织工会、在消费领域组织合作社、在文化领域组织俱乐部,均属于类似的工人创意。

  3. 对企业的准确与持续运转,工人比业主更感兴趣。私有老板仅考虑自身物质与政治私利。与他们的独断处理相比,工人监督的存在更能保证整个现代社会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工人监督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也符合全国利益,理应得到革命农民及革命军队的支持。


II

  4. 经验已深刻揭示:鉴于多数资本家否定革命,(企业)原料与燃料的正确分配,生产工作的正常调度,以工人监督为必要前提。

  5. 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监督巩固着群众对本职工作的理性认识,澄清着坚持生产的社会意义,为坚定的工人自律与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6. 经济即将转入和平轨道。与此相应,全国各地及各企业之间将重新分配劳力。再分配劳力的过程意味着对工人的人身支配,惟有工人的民主自管能避免激发大震荡。因此,落实工人监督是工业动员的最必要预先条件之一。


III

  7. 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国性工人监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工人监督应涵概全体资本主义企业,而非随意试点;应有组织进行,而非凌乱进行;应按计划有条理进行,预防与全国经济生活发生割裂。只有这样,能获取全部富有成效的结果。

  8. 我国经济生活(从农村经济到工业、贸易与运输),应服从一个总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制订宗旨,是满足广大民众的个人与经济需求。工农群众的选举代表将确认上述计划,并以相关实施机构(从国家到地方)的身份领导落实工作。

  9. 上述计划中,对应农村经济的部分内容,将在农民及雇农组织的监督下实施。对应——以雇佣劳动为主——工业、贸易与运输企业的部分内容,在工人监督下实施。理所当然,以上企业内部的工人监督机构是各厂的工厂委员会,而劳动市场的监督机构是工会。


IV

  10.工会签署某劳动行业多数工人集体薪资协议之后,当地相关行业的全体企业主应遵守协议。

  11.工人的阶级组织——工会应接管劳务市场。工会在经济总计划框架内开展活动,并与后者相协调。

  12.就违反劳动行业任何工人的雇佣合同或相关劳动法规的各类现象,工会应有自行司法立案权。

  13.工人监督生产、分配和劳动市场所涉及的任何事务,工会应通过工厂委员会与个别企业的工人沟通。

  14.工人监督的前提下,惟有征得工厂委员会的同意,厂方才可对各种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类似事务包括厂内章程、招工解雇、休假工资、废品率、劳动能力与技能的等级评估、解除雇佣合同的理由、与厂行政方的争执及其它内部问题。此外,工厂委员会应拥有撤换厂内任何行政人员的权利。

  15.工厂委员会组建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是否确保无误地向企业供给物资、燃料、订货、工人和技术力量(含设备)及其它必需物品与设施。同时,监委会还关注企业整体经营与国民经济总计划的协调性。企业管理层有义务向工人监督员通报一切资料并提供检查可能,向后者开放厂内全部商务帐本,以便工人监督及掌握内情。

  16.当工人监督机构察觉错误或可疑现象,却无法以单个企业所属工人的手段与力量纠错或澄清来龙去脉,工厂委员会将向本地本行业的工委会联席大会申请协助。实施经济计划的相关机构中,工联大会将提案要求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直至整个企业完全暂归国家管制。

  17.各企业工厂委员会应以所属生产部门为联合原则,以利对整个工业部门的整体监督。也就是说:监督本部门与国民经济总计划的协调性,监督企业间订货、物资、燃料、技术力量与劳力分配的经营合理性。此外,上述原则有利于工厂委员会与按同一原则建立的工会紧密合作

  18.负责制订实施经济计划并负责组织城乡交换的相关各级机构中,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全市机构代表无产阶级。本地区工人监督的事业中,上述全市机构进行对工厂委员会与工会的最高领导,颁布——以工人全体会议的确认为前提——生产期间工人纪律的必守规则

  19.要求实现全国工人监督的同时,本会议请诸位同志立即落实它。当然,这一落实应以各地(阶级)力量对比产生的(监督)可行性相符合。本会议宣布如下:个别企业的工人为一己私利占领企业,与工人监督的宗旨并不兼容


《工人道路》N42

1917年11月3日(俄历10月21日)


中译者:李星
(2009年4月译出,原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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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学研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t8w4.html

1917-1922苏俄工人国家官僚化蜕变的关键教训(根据《团结报》注释整理) (2014-06-18 13:54:29)
标签: 1917 苏俄 工人管理 工人民主 蜕变         分类: 革命运动


1917-1922苏俄工人国家官僚化蜕变的关键教训
——根据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的1960年代《团结报》英译本的注解整理
[1]

整理者的编按
一、1917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与1918-1920围绕工会的争论
二、1918-21关于工厂“一长制”的争论
三、俄共九大(1920年3-4月)的争议:劳动军事化和一长制
四、1920年9月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两个反对派的斗争
五、1920年11月苏维埃八大及其后:工农民主的许诺和工会问题
六、1920年的托洛茨基:交通运输业“劳动军事化”计划及其立场
七、1921年1921年俄国革命的转折点——兼与1792年法国大革命比较
八、1917-22苏俄党争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工人管理生产
(二)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与1921年工人民主的奄奄一息
(三)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技术人员和专家?
九、俄国革命的教训与工人反对派的重大启示


编按:关于1917-22年苏俄官僚化蜕变的教训,这是一篇很值有价值的历史论述,非常值得今天中国仍然有志于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事业的人们学习。这里说明此文的曲折来源:

俄国工人反对派领袖柯仑泰在1921年头几个星期用俄文写下了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同年4月22日至8月19日它的英译本首先刊登在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主编的《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1960年代西方的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团体《团结报》(它应该属于国际托派中主张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那一派),复制了上述英译本,并且写了一个序言和一大堆注释。1980年两位中国人叶林、段为翻译了《团结报》的上述译本,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出版。2007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上传了《工人反对派》的这个译本(网友biaogang校对)。虽然几年前我读过柯仑泰这本小册子、也录入过工人反对派其他文献,但最近我才特别注意到这个译本的注释和序言不同凡响(它实际上构成了对旧文献的一篇新书评),于是我专门加以整理[1],就有了这篇文章。

从这篇文章(即原《团结报》注释+序言)来看,苏俄的官僚化蜕变不仅因为1921年3月俄共十大对党派自由的扼杀,还源于早在布尔什维克执政以来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对于工人管理生产的不信任、变本加厉的否定(从1918年的一长制到1919年所谓劳动军事化、1920年否定工会管理生产的作用,以及技术专家拥有高薪乃至特权)。我认为,至少在1918-21年期间,列托等人作为整个苏维埃政权的维护者,忽视了一个与工人利益渐行渐远(虽还不至于敌对)的特殊干部集团的产生(他们只觉察到“官僚主义”的表象),这个萌芽在政权中越来越壮大,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后主导苏俄政权的工人阶级势力,地位却越来越衰减。民主集中派可以看做对官僚集中制不满、仍然为工人阶级说话的地方干部群体,而工人反对派就是仍在政权里活动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2]。当托洛茨基1923年痛感官僚化已经威胁他自身的政治存在时,他才组织了左翼反对派,而且还沿用了工人反对派的部分说法、乃至人员。但是这时,当老托想要认真地求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力时,才悲剧地发现,后者已经被他亲手摧毁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应出于“为尊者讳”或袒护某个派别、人物就回避工人阶级的这些重大教训,如果说“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末从现在起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的行动的各种思想。”(此文结论)

此文分析大大刷新了我的看法,还给了我新的启发和思考(只有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观点我不赞同,文中有关章节已注解说明)。原作者说并不打算描述1917-21年苏俄的主导形势,其实此文还是大量涉及这方面,只是没有完整的论述。要缜密地完成这个工作的确不容易,这可以留给更有条件、有心的研究者去做。我很赞同原作者同志最后说的:应该“毫无顾虑地把所有的教训公诸于世”,哪怕暂时还没有很完善的思考。因为,“对党的堕落进行分析,也就是自我觉悟的过程”,“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卢森堡)。(秋火 于2014年1月2日;6月18日略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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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伦泰在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中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不同流派对工会的态度。她还描述了工人反对派对这些不同派系的态度。了解这些各种不同立场如何演进,并且提出书面论证以支持柯伦泰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一、1917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与1918-1920围绕工会的争论

1917年3—11月期间,工厂委员会有了惊人的发展。1917年4月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宣称:“关于一个工厂的内部管理方面的一切命令,诸如工作日的长短、工资、雇用和开除工人和职员,请假等等……都必须由工厂委员会发布”[3]。1917年6月,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召开了另一次会议,会议由布尔什维克控制。它号召“组织工人彻底监督生产和分配”,并号召“在一切掌握执行权的机构里,形成无产阶级多数……”

这些就是列宁撰写《国家与革命》时的情况。从革命的观点看,《国家与革命》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文献。列宁在这本书里声称,伴随革命而来的,必将是“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   

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这些委员会往往在地方苏维埃的协助下,在全国很多地区接管了管理职能。遗憾的是,关于俄国革命这一最值得注意的形势,几乎没有详细资料可考。可供采用的所谓珍罕资料,照例是来源于资产阶级或官僚主义方面的,这种资料从根本上是敌视工人管理这一观念的,并且仅仅热衷于证明工人管理的“无效”、“行不通”,等等……

这时候,工人阶级的情绪高涨如此强烈,以致必须把这种新形势写为法律。1917年11月14日,人民委员会“承认工人全面监督经济的权力”[5]。工人本身的意愿和希望是什么,那毫无疑问。《五金工人通报》1918年1月号刊登了机械工人恩•菲力波夫撰写的文章。他写道:“工人阶级按其本性……应该占据生产的中心位置,特别是应该占据生产组织的中心位置……未来的一切生产必须是无产阶级的愿望和意志的一种反映。”1918年1月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工会组织作为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必须以组织生产为自己的主要任务……”[6]

工会在1918年自始至终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7]。这一作用本身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中引起了重大纠纷。这种纠纷在起初被别的纠纷——关于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纠纷掩盖住了。但是,在和约缔结后,这种重大纠纷就全面爆发了。

奥新斯基和其他“左派共产主义者”赞同把工人管理扩大到经济的其它部分,赞同批准工厂委员会的权力,并赞同设立一个由工会理事会代表组成的无所不包的全国经济权力机构[8]列宁和其余的布尔什维克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态度看待工人监督。他们把工人监督看作是防止资本家怠工的一种手段——即权宜之计,直至苏维埃国家中央机关能够自己接管工业管理,并且严格地集中工业管理的行政权为止。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孤立和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在其它方面引起了重大反响。它加强了支持列宁为工业管理“一长制”而战的那些党内各派系。1918年3月,通过了一道法令,结束了铁路方面的工人监督,并且赋予交通人民委员部以“独裁”的权力。这道法令的有关条款是第六条,强调主张有必要在各地方、地区、区域铁路中心设置“技术管理行政人员”。这些行政人员必须对“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这些行政人员应该是“某一特定铁路中心的无产阶级全部独裁权力的体现者”。法令规定,“这种人员的委派,必须经交通人民委员部批准”。

一个月后,奥新斯基在《共产主义者报》撰文,特地发出一个预警。他写道:“我们赞成凭工人自己的阶级创造力来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而不是凭‘工业巨头’的旨意来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我们以信赖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积极的阶级能动性为出发点。不能另搞一套。假如无产阶级本身都不知道怎样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就没有任何人能为无产阶级作到这点。任何人也不能强迫无产阶级这样作。如果对工人举起大棒,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握在另一种社会势力的手中……就是握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到那时,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从反对无产阶级的其它阶级(即农民)那里寻求支持。这样一来,苏维埃政权就将把自己毁掉,而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创建,否则,就根本创建不起来;某种别的东西会被创建起来,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9]

几星期以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者报》另一期撰文[10],重复了同样的警告:“党……不久就必须决定……在何等程度上把个别人的独裁从铁路和经济的其它部门扩展到党本身。”

在以后几个月里,”左派共产主义者”丧失了影响,这部分由于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被党的领袖们所执意加以利用的问题)上的混乱态度,部分由于他们在种种关键问题上的妥协做法,部分由于在《共产主义者报》出版上出现的巨大物质困难。曾经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阵地的乌拉尔党组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的)和莫斯科地区组织,都落在列宁派的控制下了。

191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权力转移。可是,工人阶级组织和工人阶级意识仍然足够强有力,至少还能从党和工会的领袖们那里取得口头让步。1919年1月全俄工会二大曾谈论使工会的行政权具有官方或政府的法律效力。这次代表大会提到,随着工会职能的扩大、以及工会行政和工业监督的政府机器合流,工会也正在“政府化”[11]。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特地宣称,“连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各个机关也必须由工会机构组成”[12]

几个星期后,1919年3月俄共八大特地批准了这些想法。代表大会宣布:“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着重号是我们加的)。”[13]

但是,对于党员群众和工会会员群众来说,这些决议大部分只是口头的甘饵。在1918、1919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集中化。这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以及集中化本身的需要造成的,还不致于带来有害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分散管理制没有任何内在优点。巴黎公社、苏维埃代表大会——用现代通行说法就是一个工厂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全都是高度权力集中的和高度民主的。另一方面,封建主义却既是权力分散又官僚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集中的机构。

在集中管理部门(委员会)方面,集体管理曾盛行一时。工会大规模地参加了管理。当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些基本特征都遭到破坏时,真正的蜕化也就随之来临了。因为正象克里茨曼指出的[14],集体管理是“无产阶级的、有别于所有其它社会阶级的、特殊的、独树一帜的标志。它是最民主的组织原则。”

1919年12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托洛茨基的论劳动军事化一文,此后,整个争论尤其更加尖锐化起来了。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白匪正面临着崩溃,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尝到他们的革命果实。

就是在这个阶段,列宁写道:“集体(管理)原则……代表着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要向实际工作过渡就离不了个人权力。这种制度比其它任何制度更能保证最好地利用人力……”[15]列宁向1920年3月俄共九大提出的纲领写道:“选举原则现在必须由选拔原则取而代之”[16]他把集体管理斥之为“乌托邦”、“不现实”和“有害的”[17]

确实,早在1920年初,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中(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就出现了意见相左的踪迹。但是,如下文所述,许多共同点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而没有分裂。他们对正在发展中的工人反对派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工人反对派正在开始提出的观点所持的态度——,使他们形成了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托洛茨基在九大后写道:“年轻的工人国家,并不要求工会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一场斗争……而是要求它为了生产目的去组织工人阶级,去教育,去约束工人……与国家配合起来行使它们的权力,把工人领进一个单一的经济计划中去……”[18]“工会应该约束工人,并教导他们把生产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要求之上”。托洛茨基谴责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关于劳动军事化,他说:“这种说法立刻就把我们带进最大可能的迷信和从反对派方面来的喊叫的境界里去。”[19]他抨击他的反对者是孟什维克,是“充满工会主义偏见的人”。

他在工会三大上宣称:“为了组织我们的劳动力量,劳动军事化……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他问道:“难道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不高的,当真的吗?”他驳斥这种观点是“一种卑鄙而可怜的自由主义偏见”,他装模作样地指出:“牛马般的劳动也是生产性的”,他还指出:强制性农奴劳动在当时也还是“一种进步现象”[20]。他告诉工会说:“强迫劳动、严密组织和军事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紧急措施,工人国家正常地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强迫任何公民在任何地方从事任何工作”[21](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不久以后,他又宣称:“工会军事化和交通部门军事化要求内在的、意识形态的军事化……”[22]等等。至于“意识形态的军事化”一语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只要浏览一下反复进行的宗派斗争史——从那时以来,托洛茨基运动就一直饱受宗派斗争的灾难!——,就能够归纳出来了。

按照列宁的看法,工会应该是党与非党工人群众之间的联接链环,即“传送带”。工会不应该是国家机关。但是,这并没有半点真正自治的意思。必须在工会里发挥党的影响。党的思想要强烈地影响工会,而工会则沿着党所决定的路线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这样一来,工会就将“帮助发展劳动生产率”,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列宁的这些观点与他自己的关于在工业方面的“一长制”观点是丝毫也不矛盾的。在任何阶段,列宁从未想象过工会在制定政策方面,或者甚至在贯彻政策方面,发挥独立作用。

布哈林在九大上清楚阐明了他对工会的观点。他主张工会“政府化”,主张把工会合并到管理工业的官方机构里去。他声称:“工会必须参加(生产)……不是作为肩负这样或那样职能的独立机构来参加,而是作为与苏维埃机关的整体结构紧密联系的机构来参加”。几个月后,布哈林又特地提倡“在生产中的工人民主”,借以试图在党的官方观点和工人反对派观点之间搭起一道桥梁。这就为他招致了列宁的一些最严厉的谴责[23]


二、1918-21关于工厂“一长制”的争论

早在1918年春天,有关工业企业“一长制”问题的争论就出现了。充分了解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对于那些想要完全理解俄国革命蜕化和继而出现的斯大林主义的人是很必要的。把这个蜕化变质仅仅归咎于一些外在因素,例如脱离群众、落后和战争破坏,而不去分析研究自从1918年初以来,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奉行的有意识的慎密政策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

工业的“一长制”政策同布尔什维克许诺的实行工人监督之间,存在着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它很快导致在俄国无产阶级最先进部分当中的道德败坏、厚颜无耻和漠不关心。这些情绪反过来又有力助长了官僚主义蜕化变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24],在取得政权后第一次以坚定不移的语调,发表了俄国领导人对这些关键问题的主导观点。

列宁写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党毫无疑问只好接受列宁所要实行的这种管理形式。尽管口头上允许提倡实行自下而上的主动精神和监督,但实际上着重于、而且总是贯彻推行要求纪律和服从,以及要求有别于集体管理的个人管理

列宁写道:“……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同时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俄国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提高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在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这种工作应该加以赞助,应该全力推进它。”[25]

从嗣后一些事件看来,人们对于加强“劳动纪律”的“办法和法令”,都只能看到悲剧的结果。他们开始抱怨“工业中的纪律荡然无存”。然后他们拟定各种措施,“以便改进劳动纪律,例如:施行对每个工人的生产率设立登记卡的制度,施行对每个企业的工厂登记,制订各个工作台产量比率,以便确定每个工人的产量,并对超额的增产量给予奖金。”[26]

不难猜想,登记“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记录员和管理“各个工作台产量比率”的职员,仍旧还是一些官僚制度未定型的分子。

列宁走得尤其更远。早在1918年,他就很明确表示热衷于工业企业的个人管理制。他写道:“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是很说明问题的。自觉地表现小资产阶级放荡性的分子……当时想把赋予个别人员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做是离开集体管理制原则、离开民主制和离开苏维埃政权的原则”。他接着又写道:“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27]

至于在车间基层的议论和首倡精神又如何呢?这个想法干脆被一笔勾销了。列宁写道:“……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28]。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生产中的工人管理,谈不到集体决定,谈不到自下而上的管理。不论“劳动过程中的领导人”是谁,对此我们都不应有任何怀疑。列宁说:“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命令……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与劳动时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29]

列宁一再反复的有关劳动纪律的观点,并非没有人提出异议。党内开展了反对派的活动。列宁格勒地区委员会早在1918年就出版了第一份“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这个报纸由布哈林、拉狄克和奥新斯基编辑,奥波连斯基和斯米尔诺夫后来才加入编辑部。该报提出了一个深有远见的警告:“恢复工业中的资本家管理制度的同时推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只会打击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它标志着有奴役工人的危险。它既会引起落后分子的不满,也会引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面对着无产阶级中当前普遍憎恨‘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要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只得依靠小资产阶级来对抗工人,这样一来就会自绝于人,再也不能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了。”[30]

列宁在顽强地唱反调,他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一种奇耻大辱”,说它“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31]。他说“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中了伊苏夫(孟什维克)以及资本主义其它奸细们的挑拨诡计”[32]他把“左派共产主义者”领袖同反革命的公开敌人搅在一起,这样一来创造出一套政治大杂烩的技术,在以后一些年代里,斯大林曾有效利用了这种手法。在列宁格勒掀起一个运动,迫使《共产主义者报》不得不迁往莫斯科出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得以复刊,起先是党的莫斯科地区组织予以支持的,随后变成一批同志的“非官方的”喉舌。

整个1918年,这种争议仍然郁积不宣。《共产主义者报》反复指责用“劳动纪律”取代工人监督,指出工业管理方面日益增强的倾向是,把管理权交到非共产党员的“专家”手里,通过各种不同的非官方途径同原来的企业主打交道,以“确保他们的合作”。该报指出:“以资本家参与重要工作和官僚主义集中化原则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建立这样一种劳工政策,那就是要在自愿遵守纪律的借口下重建工人的严密组织。这种官样形式自然会导向官僚主义的集中化,各种特派专员的统治,地方苏维埃丧失其独立性,实际上这也就是摒弃自下而上的管理”。布哈林指出:“这恰好正如列宁 (在《国家与革命》中) 所说的,‘每个厨师都应该学会管理国家’。但如果在每个厨师上面都安排一个大员去指挥他,那么结果又将怎样呢?”

列宁派分子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18年五、六月间,即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达到顶点。列宁顽强地主张“劳动纪律”、“一长制”和需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和奥波连斯基在许多省级地方代表的支持下,要求“实行工人管理……不但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也要如此。”[33]他们要求工业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应有三分之二的代表从工人中选出来[34]。他们终于在代表大会下的一个小组里通过了这个决议案。列宁对这个“愚蠢的决定”暴跳如雷。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在他的布置下,“更正”了这个决议,强令选任的管理人员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此外还设立一个复杂的等级森严的机构,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规定最高领导人保有否决权。

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发生了分裂。拉狄克打算同列宁派分子达成协议。他准备接受“一长制”原则,用以交换1918年6月颁布的广泛实施国有化的法令,它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认为这将保证这个体制的无产阶级基础。布哈林又同奥新斯基决裂,并重新加入团体。尽管大多数最初拥护这些观点的人后来背叛了,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发挥的信念继续取得反响。奥新斯基与其支持者成立了新的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他们关于生产中工人管理的观点(以及最初那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两年以后,对工人反对派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整个1919年和1920年最初几个月里,反对列宁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工会当中获得支持。1920年1月12日,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极力要求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员们接受劳动军事化的建议。但是60多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只有两人支持他们。多伊彻写道:“托洛茨基和列宁在过去从来没有遭到这样断然的抗拒”[35]

反对派保住了它的力量。1920年1月底,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维护集体管理的决议。莫斯科和哈尔科夫的地区党代表会议出头反对“一长制”。著名的工会领袖和党中央委员托姆斯基提出了批判列宁观点的“提纲”。“民主集中派”分子也提出了批判列宁的提纲。但是,列宁的权力如此之大——而且党的官僚化如此之甚——,因而在俄共九大(1920年3月)上,列宁派分子得到了显著的多数。法令规定,“任何一个工会组织都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工作”,至于“工厂委员会应致力于承担解决有关劳动纪律问题,以及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会应该成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36]。所有这些,显然有悖于1919年党纲[37]

俄共九大不久后的全俄工会三大上,列宁明确表示,他对工会问题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比如拿1918年为例,在那个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争议,(这里并不完全正确……查阅《共产主义者报》合订本便可证实!)而我指出必须承认一个个人独裁的权力,以便能够执行苏维埃的意志”[38]

到了1921年,列宁又写道:“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39]

关于1921年柯仑泰说党的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党对于立刻改善工人生活方面的无所作为”,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甚至那些最同情俄国政权的史料都承认,1920年以前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即使能有所改变,变化也是微乎其微的。多年的大战和内战,再加上战争破坏、怠工、旱灾、饥荒和生产力起点又低,使物质改善成为不可能了。但是,人不仅仅靠面包活着。巴黎公社曾用老鼠和狗来供养它的保卫者……并鼓舞他们“大闹天宫”(马克思语)。短短几个星期的工夫,它就完全改变了他们生存的现实条件,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它把一切社会关系颠倒过来了。

1920年的“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在那里,产业工人“重新屈从于经理的权力、劳动纪律、工资刺激和科学管理,即屈从于由同样的资产阶级经理管理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惯用形式。这些经理只是由于国家掌握财产所有权而取得了资格”[40]

后来1929年斯大林宣称:“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建立工厂中的秩序和纪律……工会代表和工厂委员会不得干预管理问题”[41]。斯大林只不过是对列宁主义者的一整套言论作了他自己起码的增补!

所谓“‘每个厨师’都应该学会管理国家”,不过如此而已!!!


三、俄共九大(1920年3月)的争议:劳动军事化与一长制

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29日—4月4日)的讨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所谓“劳动军事化”与工业的“一长制”。

1919年12月16日,托洛茨基向党中央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从战时转入和平时期的提纲”。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要求“劳动军事化”。

托洛茨基本打算使他的建议仅限于中央委员会,不予外传[42]显然会影响到千百万普通俄国工人物质生活的最重要决议,首先是要由党的领导人关起门来秘密作出决定,因为他们最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但出于布哈林的“失误”,次日《真理报》就发表了该议案。“这个一时的疏忽引起了公众的纷纷议论,群情骚动”[43],持续达一年多之久。这个插曲的效益是,工人阶级意外地获得一个讨论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头等重要大事的机会

托洛茨基在九大上公开捍卫他的观点。他说:“工人群众不应该在全国到处乱窜。他们应当听从调遣,就象士兵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强制劳动的紧张程度将会达到最高峰……逃避劳动的人应被编入惩罚队或送到集中营”[44]。托洛茨基还提倡:“对成绩优异的工人给予刺激性的工资”、实行“社会主义竞赛”,并且谈到“需要施行泰罗制的累进定额办法”,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发明的剥削劳工的一种巧妙形式,是根据对操作工序的连续紧张程度进行研究的办法制订的。斯大林主义后来执行了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每一项建议。

九大上,卢托维诺夫和工会其他领袖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这些人后来在工人反对派里起了重大作用。五金工人工会主席施略普尼柯夫——兼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后来也是工人反对派的著名人物,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早在1919年他明确表示反对党的工业政策,并被分派到挪威长期工作去了。“民主集中派”(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反对托洛茨基,关于他们的情况,下面我们将另作介绍。

九大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要对那种认为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不利用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专家,工人阶级好象也能解决自己的任务的盲目自大的态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45]。另外,主要由于列宁的鼓吹才通过的一项决议,号召“工会应当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进行解释工作,说明必须改组工业管理机构……而要做到这一点”,决议说:“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集体的管理机构,并在直接的生产单位中逐步实行一长制。”[46]从国营托拉斯到各个工厂,所有企业都要实行一长制。后来这个政策被严格推行。据克里茨曼报道,1920年末,在有资料可查的2000个重要企业中,1720个企业实行了“一长制”[47]

九大最后授权组织局——成立于一年之前,由五位中委组成——可以不经政治局同意,自行调动和任命党员。唯一例外是,中央机关本身的人员委派不在此限。随后几年里,往往由于工业政策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机构的重大改变。


四、1920年9月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两个反对派的斗争

1920年9月22—25日的党代会是在一个危机时期召开的,处于党的九大和十大间隔的中期。

九大初次暴露出来的分歧,主要由于列宁的个人干预,才暂时掩盖过去。这种统一的假象并没有延续多久。在整个1920年夏季,有关党内官僚主义以及工会与国家关系之类问题的分歧,更加尖锐起来了。前面已讲述各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对工会问题的态度,稍后还将介绍对1920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态度 [48]

1920年9月党代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党作了正式报告。“民主集中派”事前作了很好的布置,萨普罗诺夫代表少数派作报告。卢托维诺夫代表工人反对派讲了话,他号召立即建立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措施,断然拒绝以上级委派取代名义上要由选举产生的制度,并拒绝把有进取心的分子清除出党。他又要求中央委员会应该克制对工会和苏维埃日常工作一贯的和过分加剧的干预。

领袖被迫后退。季诺维也夫回避对各方责难的答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列廷斯基偏向于妥协。结果通过了一个决议,强调“党内完全平等”的必要性,并谴责“享有特权的官僚分子统治党员群众”,应该大大发扬自由讨论的权利。

决议责成中央委员会推行以“推荐”方式取代自上而下的任命。但它还是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任命人员代替名义上要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党的干部的调转作为一种制裁处置,强加给那些由于对各种不同问题持有不同政见的人[49]

尽管作了这些口头让步,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代言人季诺维也夫,在党代会上仍旧得以通过了建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在此后党的官僚化过程中,这些委员会要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委员应由“最大公无私的同志”组成。他们的职能是就各种申诉和党员之间的摩擦提出报告。捷尔任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穆拉诺夫是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三位委员。


五、1920年11月苏维埃八大及其后:工农民主的许诺和工会问题

全俄苏维埃八大1920年11月22—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它提出了一个公开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机会,这些意见已经在党内发展起来,再也不能局限于党员群众内部了。在这次大会以前发展起来的对党的官方政策的反对程度,可以从季诺维也夫对代表大会所作的讲话内容测定出来。季诺维也夫许诺说:

“我们将与工人群众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将在临时厂房里、在工棚里、在工场里开会。那时,工人群众将会理解到,我们宣称: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了,在我们能够重新自由呼吸时,我们立刻就把我们的政治会议搬到工厂里去……当我们这样宣称的时候,那并不是在开玩笑。人们要问我们,我们所说的工农民主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与1917年我们所说的工农民主的意义毫无二致。’我们必须在工农民主中重新建立选举原则……假如我们自己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结束这种事态的时候了。”[50]

季诺维也夫对民主的关怀并没有很大分量。那只是出自于策略性和宗派性,并且是诋毁托洛茨基的运动的一部分。季诺维也夫正是在这期间卷入了整整一系列鬼鬼祟祟的幕后交易,这种交易与工农民主很少有瓜葛之处!沙彼罗报道说,大众演讲家为了搜寻俏皮的注解,便在民主权利问题上仔细选用季诺维也夫的只字片语,因而总是能够博得听众的笑声[51]

苏维埃八大后,1920年12月30日在大剧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党的各派领袖们公开摆明了分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重申了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只是在派性上有所不同而已。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代表党的核心发了言。列宁的观点稍有改变。当时列宁觉得自己有必要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他要求所有行政机关应该经由选举产生、对有组织的工人负责,他建议召开一次“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工人反对派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首次在这个会议上提了出来,后来登在1921年1月25日的《真理报》上。

1921年1月14日公布了“十人提纲”,它由这些人签署:阿尔乔穆—谢尔盖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列宁、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和季诺维也夫。

这个文件概述了列宁在1920年末关于工会问题的观点。工会应该是教育机关,而不是强制机关,工会还被看作是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链环。当时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即托洛茨基硬说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保护机关是多余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52]

纲领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治作用。相反,工会必须承担“宣传生产的任务,并且在维持劳动纪律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党依旧至高无上。“俄国共产党通过它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与从前一样无条件地指导工会工作中的整个意识形态方面”[53]


六、1920年的托洛茨基:交通运输业“劳动军事化”计划及其立场

早在1920年初期,托洛茨基在担任国防职位的同时,又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政治局曾答允过,不论他可能采取的什么行动路线,不论多么严峻的路线,都将给予他彻底的支持”[54]。当托洛茨基负责掌管交通,马上就执行他在“劳动军事化”方面拿手的想法。

铁路人员和修理车间人员都被置于戒严令之下。抱怨之声甚嚣尘上。托洛茨基为了平息对他的批评,经党的领导的全面同意,撵走了工会选出的领导人,“任命了其它愿意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人。……他重复实行了其它交通运输工人工会的那一套。”[55]他这样扫清了道路,就进而着手建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1920年9月成立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央铁路管理总局)[56]。这完全是托洛茨基异想天开的宠儿。这是把交通人民委员会、铁路工会和这方面的党机关强行结合的产物。整个铁路和水运系统都归于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托洛茨基被任命为这个机构的首脑。他严格地沿着军事和官僚主义路线来掌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像它所许下的诺言那样,彻底支持了托洛茨基”[57]

这些措施使铁路又重新畅通了。我们联想起其它的人,他们由于类似的功绩而满负盛誉……例如,某位意大利人就是如此[58]

柯伦泰关于“官僚主义的维护者和卫道士”的评论,是针对托洛茨基而言的[59]。1920年12月间,在一次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托洛茨基曾为自己拒绝经选举产生工会领导人的做法辩护。他“斥责那些喊叫现在一个新官僚政治正在使沙皇的统治方法起死回生了的人”。托洛茨基说:“一个有能力的、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文官制有它的优点”。“俄国感到苦恼的不是由于有效率的官僚政治过多,而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官僚政治。”[60]怪不得斯大林后来把托洛茨基描绘为一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61]

托洛茨基认为,在“工人国家”里,工会和国家经济机构会“通过成长而结合”。有许多材料可以替托洛茨基的“集中制”作注解。只剩一点还须弄清楚。

“托派分子”小圈子一般都承认[62],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矫枉过正”,“必须由列宁来改正之”,等等。可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过,托洛茨基只是以其惯有的“杰出的”风度和缺乏对普通人的情感,道出了很多主流布尔什维克所想的但没有勇气公开讲出来的东西。

托洛茨基是一位太讲逻辑的思想家,他的人生观太有条理和系统化了,因此,他对工会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孤立的失常现象。这绝不是精神分裂的一个插曲。当他声称“劳动……对全国来说是义务性的,对每个工人来说是强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时,或者声称“劳动军事化……是组织我们劳动力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方法”[63]时,他是在阐述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实质中根深蒂固的思想。

托洛茨基在阐明这种观点之后,才组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他雷厉风行地利用它使铁路重新畅通。在他当时采取的所有官僚主义措施方面,他都得到了政治局的彻底支持。要说托洛茨基在1920年大部分时间的行动,始终没有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支持,这种想法不符合事实。只是1920年11月8、9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必须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时,才发生了分裂。后来,中央委员会就禁止托洛茨基公开谈论关于工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七、1921年俄国革命的转折点——兼与1792年法国大革命比较

十分清楚的是,柯伦泰在写作这个文件时(1921年初),工人反对派还不打算同党公开决裂……尽管一些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作了各种不同辩解[64]。直至1921年3月喀琅施塔特事件以前,这种组织上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效忠仍旧持续下来。施略普尼柯夫以及工人反对派的其他几位成员,这时实际上还支持党的行动。然而官僚主义对此并不买账。十大宣布禁止派系活动后不久,工人反对派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几年后的1926年,又轮到托洛茨基大声宣布他在组织上效忠于斯大林官僚机构——后者只不过在等待最适当的时机摧毁左翼反对派而已……

柯伦泰的乐观主义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在公布她的原文和俄共十大之间,争论越来越激烈,党机关本身越来越被利用来反对工人反对派。

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莫斯科省党代会,显示了反对派集团的力量在稳步增长。“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紧密地与工人反对派结成联盟,并且后来与工人反对派合并的一个莫斯科地方派系)[65],共同赢得124个席位,但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获得154个席位”[66]。中央领导为之一惊,在1921年初通过季诺维也夫的彼得格勒组织发动了“官方”的代表大会运动。

甚至在十大之前,“中央委员会派”便采取了花样翻新的措施,以确保击败工人反对派。这些措施中的一些措施是如此地不合规章,以致莫斯科委员会在一个阶段竟通过一项决议(14票赞成,13票反对)公开谴责彼得格勒组织“没有遵守正当论战的规则”[67]。1921年1月13日,莫斯科党委员会指责“彼得格勒组织有意自封为专门筹备代表大会的一个特殊核心”。中央委员会也受到了批评,并且,“还敦促它(中央委员会)保证公平分配材料和发言人……借以使所有观点都能得到公平的表达机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柯伦泰特别宣称,她的关于“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在传阅方面遭到了有意的阻拦[68]

十大之前的讨论当中,列宁的宗派巧妙地利用了新的监察委员会。他们一手造成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捷尔任斯基的辞职,代以僵化的党机关派分子。他们如痴如狂地对列宁进行个人崇拜。他们成功取得了党机器的控制权,甚至在传统支持工人反对派的地区,也是如此。俄共十大被精心安排,因而官方决议案未经很大困难就得以通过了。

列宁在俄共十大上致开幕词,谴责“工人反对派”是“对革命的一种威胁”。其他人则看列宁的脸色行事。这次大会充满了一种群体的歇斯底里气氛[69],这在历次代表大会都从来没有过。工人反对派谴责“官僚主义……是造成苏维埃当局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鸿沟的根源”。工人反对派要求“所有党员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使他们不断接触工人当中的生活条件。”并且要求“把非无产阶级分子清洗出党”。工人反对派的一位领袖米洛诺夫痛斥列宁是“最大的官僚”(沙皇官僚政治的正宗)。伊格纳托夫集团指责说,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正在改变,并且正在蜕化变成为非无产阶级的。它要求各级党委会所有成员的三分之二必须是工人。在每次会议上被压抑的不满情绪都爆发起来了。可是,列宁主义分子通过他们对党机构的控制(在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帮助下[70]),成功控制了大会议程,使党投票赞成“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取缔派别组织。

(党的)“统一”的决议规定:“……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它指令:“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决议继续写道:“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71]

决议还给予中央委员会以无限制的纪律制裁大权。决议说:“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决议主张,中央委员违犯禁令,就把他们“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72]

决议中还宣布,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最近任务”是“严格统一各级党委员会的结构”。五名中央委员被责成专门从事党的工作,“……包括视察各地方组织,而主要是要出席省的代表会议和省委员会全体会议”[73]

托洛茨基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谴责工人反对派。他说:“他们抛出一些危险口号,他们把民主原则奉为偶像。他们把工人的正当选出的代表置于党之上。似乎即使党的专政暂时与工人民主的流行基调发生冲突,党也没有资格维护它的专政”。他提到“党的革命的历史自然权利”。“尽管甚至在工人阶级中的暂时动摇……党也有责任维护它的专政。专政并不是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立足于工人民主的形式原则基础之上的……”

正当代表大会还在进行的时候,在会议大厦外边,远在几百公里之遥,正在上演另一场戏,即喀琅施塔特那场戏。党的子弹正在矫正“工人阶级的暂时动摇”。喀琅施塔特事件参加者被指控为“由一个白军将领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多伊彻说这种抨击“似乎是没有根据的”,而托洛茨基分子则反复承认他“尊重事实”[74])。托洛茨基命令他的部队“把他们象松鸡一样枪杀掉”。

俄共十大以及喀琅施塔特事件,标志着俄国革命中的转折点。1921年3月以后,官僚主义蜕化变本加厉了。一直投票赞成列宁一切决议的托洛茨基分子——但被认为抨击工人反对派还不够得力——丧失了他们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职位。这两个机关彻头彻尾进行了“清洗”。这时,托洛茨基不得不采取行动在他的追随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建立起一道巩固的永久性的墙。几年以后,当他特别向他们呼吁反对官僚主义(这时,官僚主义正在威胁着托洛茨基自己)时,他的呼声竟被置若罔闻。

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罗伯斯比尔[75]转而反对希望把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他的左翼支持者(埃贝尔派和忿激派)[76]。不久以后,当他(罗伯斯比尔)面对一个右翼复辟时,在热月的时日里[77],他就无力动员巴黎的工人阶级地区了。他完全孤立了。托洛茨基的命运也与此相似。

紧接着十大之后,工人反对派就遭到了日益加紧的迫害。党必须击破工人反对派对梅德维捷夫领导的五金工人工会的控制。在1921年5月工会代表会议上,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工会提出了一个工会领导人候选人推荐名单!五金工人代表投票否决了这个名单,但是,“这一举动结果还是徒劳的。党的领导大胆地向工会机关委派了他们自己的人,工人反对派就此崩溃了。”[78]1922年3月召开了另一次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党的宗派主义分子决定了工会政策,参加宗派会议的有以下这些卓越的“五金工人”,如: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加米涅夫、加香……和克拉娜•蔡特金![79]

几个月以后,俄共十一大(1922年3月27日—4月2日)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工人反对派的活动”。苏维埃里所有有组织的反对派不久就都被宣布为非法了。十一大还任命了斯大林为党的总书记。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八、1917-22苏俄党争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工人管理生产


柯伦泰几乎显示出预见性的洞察力。她预言,资本家阶级中比较更有远见的那部分人,不会真正反对生产手段的全盘国有化,甚至也不会真正反对工人阶级的一个政党的统治,只要他们自己在生产关系中保持着一种占统治的地位,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继续管理生产,继续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权,并且在这样作的过程中继续取得特权。[80]

历史证实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承认 “资本主义国有化”[81]。例如,只有眼光最短浅的英国保守党,才会今天要求把矿山和铁路返还给私人企业,或者要求“他们”的政府,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长远利益,放弃它对投资和整个经济的日益增长的控制。

然而,大部分革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有化”持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有化”就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所实现的国有化。在那种情况下,“国有化”被看作取消市场无政府状态,发展生产力,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不妥当,但毫无疑问地,列宁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却抓住不放。1918年5月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物质先决条件包括国家资本和工人阶级政权这两个因素。他又写道:“历史……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雏鸡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一方面,即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条件”。[82]

最近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一分析不妥当。即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期间把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实行的,也不能带来社会主义。还需要另外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将保证工人阶级政权不至于蜕化,不至于被工人阶级自己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冷酷的官僚主义权力取而代之。

这种主要的因素就是“工人管理生产”。除非工人阶级在生产环节上保持和扩大它的经济权力——这就是工人管理的真正意义所在,那么,它的政治权力无论如何总是不稳固的。在最坏的情况下,那就将迅速地让位于经理的官僚主义政治权力。因为谁控制了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谁管理生产,谁就将或迟或早控制和管理国家和整个社会。

柯伦泰对这个问题显示出非凡的警觉性。早在1921年她就已经觉察到,“不是通过工人组织”来实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最能干的仆人”[83]的代理来实现的这种集中的危险性。

[80]整理者注:这一段原为《团结报》的注释8,对应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一章第7节“谁从这个革命中得到好处?”但是对照柯仑泰的原文,却远不至于能推导出《团结报》的这段论述。柯仑泰只是说,先前的中等阶级,“和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起”,“占据了苏维埃机关所有负责的指导位置”,远不等于说他们“不会真正反对生产资料的全盘国有化”,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消灭掉。

实际上,这些披着新官僚外衣的旧资本家分子以及蜕变为大官僚的人,总是倾向复辟“全盘国有化”之前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也就是真正资本主义),因为后者显然比官僚制度更加大大有利于他们的财富占有、保障、继承和不断增殖。不用多么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需要从很现实的市场盈利角度衡量一下就够了。而且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正是包括其最有远见的部分)在俄国也殊死反抗过,造成了1918-20的三年流血大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集团,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国被粉碎掉。作为个体的资本家,逃的逃,躲的躲,但如果当权的工人国家官僚乐意用高薪聘请他们出来重新管理工厂,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资本家只要看到有利可图,风险可以接受,就会重新出山。但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发自内心地憎恨苏维埃俄国!更不能说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全盘国有化。从柯仑泰的原文也同样看不出她会那样想。


[81]整理者注:资本主义也有国有化,但与工人国家所采取的国有化有根本区别:后者是为了否定私有产权,而实行国有化,前者却有一整套严格的法权制度保护私有产权,相应还予以巨额的货币赎买补偿,以保证资本家可以拿那些货币再周转、做资本的运作。

工人国家的国有化是原则、是大方向,除非反革命复辟才会有重大变化,而资本家政府的国有化只是在群众压力和经济危机下的权宜政策,情况变化时,完全可能再私有化,1970-90年代以来英美和欧洲相继私有化,以及2008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重新国有化,部分经济复苏又重新交还私人,这些反反复复,就是明证。



(二)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与1921年无产阶级民主的奄奄一息

1921年柯仑泰说的“两种制度”[84],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真实形势:一方面,口头讲的是工人监督、教育工人经营生产、给予工人检查权、教工人学会计和共产主义生产考核。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实际管理,已经牢牢掌握在一个以围绕“专家”和经理(由上级挑选和委派的)为中心的经济官僚,和以围绕“政治专家”为中心的政治官僚即革命党的手里。无产阶级民主,在工厂和苏维埃里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对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之间的区别加以解释。这绝不是术语模棱两可之词。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工人监督”是指,由另外某人负责工业管理的真正日常工作。往往在最初而很少在事后,才允许工人阶级进行检查,提出问题,提出抗议,甚至否决。但工人阶级由于被剥夺了必需的生产资料,所以就不能够首先提出带根本性的决定,也不能沿着它选定的路线指导生产。重要决定要由那些“内行”人和 “有经验”的人来作,因为他们执行着实际的管理工作。

“工人监督”意味着一种双重经济权力状态。像所有双重权力形式一样,双重经济权力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它必然地或演变为巩固经理的权力(工人阶级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少),或演变为工人管理,即工人阶级接管一切管理职能。

列宁毫不怀疑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之间的区别。他非常有意识地赞赏工人监督,认为工人监督是工人管理的一个必要“学校”。下面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在先进工人还没有搞好监督事宜,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不关心这种监督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以前,便不能由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即工人监督)进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85]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也充分意识到这种区别。1936年西班牙革命期间,人民阵线政府利用“在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这一口号,作为从工人手里夺走铁路和其它已实现工人管理的工业部门的一种手段。


(三)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技术人员和专家?

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作用,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这种作用是什么?难道这种作用赋予他们发挥影响的资格和享有任何特权的资格吗?

最近三、四十年间,关于管理的一整套思想和一整套神秘感逐渐发展起来了。这两者都是由私人资本家,以及国家官僚主义者小心培植起来的。这两者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受益者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两者反映了资本的集中。而且,在俄国由于列宁反复主张工业方面的“一长制”,这两者受到了相当大的推动。

这些观念含蓄地假定,技术知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它的重要性——在某些方式上赋予掌握技术知识的那些人管理生产、强硬作出决定的资格,并且在这些过程中,几乎同样赋予他们获得特权的资格。

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技术人员应该运用他们的专门知识, 发展生产计划和生产技术。这些生产计划和生产技术的制定,应该首先是为生产者谋利益,而不是为了使生产达到最大限度(生产者和生产,二者绝不是同义语)。这个作用并不赋予专家或技术人员任何与众不同的特权。在这点上的任何让步,都是向资本主义标准的让步,并且是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严格的资本主义分工的让步。

技术专家制定一系列供挑选的计划,这些计划为每个工厂、为工业每一部门,并为全国每一地区制定出详细内容。电子计算机能够在日益增长的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工人委员会制度下,各种各样的计划提交给那些将来去执行计划的人去讨论、修改、批准或批驳。根本的决定,始终来自基层。生产者自己决定工业政策的基本方面,诸如提高生产率是否会带来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或增加投资。[86]


九、俄国革命的教训与工人反对派的重大启示[87]

《团结报》很高兴地在四十多年以后,复印了柯仑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作为对现在广泛展开讨论的有关“究竟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贡献。我们相信,柯伦泰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她的分析包括了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官僚主义本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早已被人遗忘。它以俄国群众的实践经验为例,论述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问题。最后,它以苦恼而富有洞察力的预言,警告革命面临的内在危机。

我们不打算描述1917年至1921年间苏俄当时的主导形势。因为对于这个题目已出版过几本出色的著作,而且柯伦泰本人也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比较平易。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基本文件公诸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多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这个文件。我们还打算在注释中使读者们能看到,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在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蜕化变质通常都归咎于诸如俄国的落后、革命未能扩及工业先进的西欧各国、农民占绝大优势,以及“帝国主义大战”、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战争的破坏遗留下来的可怕恶果等等,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于形成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独具的特征,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仍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这种传统的,十分肤浅的“解释”,肯定无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唯独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才能保证在夺得政权之后朝向社会主义迈进。最后,这些传统的解释,也无助于人民从蜕化变质中吸取教训,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懂得,如果蜕化变质只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取决于这些因素(工业化程度、文化水平、原材料的提供,等等),那么整个革命运动现在需要关心的就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那么,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存在,就只有指望夺得政权之后,自然资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或者不是在那些农民占总人口比重太大的国家夺取政权。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么从现在起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行动的各种思想。

我们的论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包括他们强调的工业的“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在这种蜕化变质中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我们并不想评价争论之点或贬低俄国革命领袖们。我们并不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更加聪明”。只是我们生活在四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后果。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必须对这种怪诞的过程寻求最充分的解释。

在布尔什维克党大厦里形成的意识,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事实上,这些意识标志着工人阶级觉悟的高涨。俄国无产阶级和它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它把自己最优秀和最勇敢的战士贡献给党。它把自己创造的党看作和它本身一样。通过超人的努力和牺牲使党取得政权之后,这个阶级便从历史舞台上退让出来,选出“它”的党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重任。

这种退出创造性的积极工作,部分是由于这个阶级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战争和饥饿使无产阶级的基本干部分散了、大大削减了。但这种退出也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促使,而且有时甚至是强迫施行的。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方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柯伦泰曾隐约地意识到,但至今还没有认真分析过。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力求尽可能使自己依据俄国的官方文献。

柯伦泰的论文之所以在这个特殊时刻重行刊印,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的分析和组织都表示不满。他们正在寻求重新解释这个运动的目的。他们在试图寻找出这个运动怎样和为何“越出了正轨”。这种思想上的惶惑不安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新阶段相适应的,这种觉悟正在缓慢地发展。

在过去四十年间,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种最基本的经验:“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经验,实际上是所有自命为“领导人”的经验。现在铁幕的两边,正在经历这种经验。工人阶级正在开始深深地吸取某些重要教训,这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保持。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无产阶级运动是广大群众自觉的、独立的运动。在1921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工人反对派通过官僚主义反革命的可怕经验教训,领悟了这个基本真理的主要方面。今天,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对现实作不偏不倚的观察,吸取所有的教训,并毫无顾虑地把它们公诸于世。


21709.

注 释
(特注:正文中的粗体着重标记,都是《团结报》原作者所加)


[1]本文是整合英国《团结报》1960年代给柯仑泰小册子所做的英译本注释进行整合的结果,整合的方式是把各个注释重新组合在一起(有几条注释做了切割和重组),分成各大节和小节,每一节的标题都是整理者命名的,同时在尽量保存文章原意的情况下,对所有行文做了字词上的修剪、精简或合并(但并没有删减句子或关键词)。《团结报》有几个注释只是人物介绍,直接略去了(原注10、15、17-19)。整理者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集中在本文前言,以及正文第八节第一小节的两个注解说明。
本文各节对《团结报》原注释的整合情况如下:
一、1917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与1918-1920围绕工会的争论——4
二、1918-21关于工厂“一长制”的争论——2、9
三、俄共九大(1920年3-4月)的争议:劳动军事化和一长制——1
四、1920年9月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两个反对派的斗争——3
五、1920年11月苏维埃八大及其后:工农民主的许诺和工会问题——5、11
六、1920年的托洛茨基:交通运输业“劳动军事化”计划及其立场——12、13、14、20
七、1921年1921年俄国革命的转折点——兼与1792年法国大革命比较——6、21
八、1917-22苏俄党争的若干反思
(一)“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工人管理生产——8
(二)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与1921年工人民主的奄奄一息——16
(三)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技术人员和专家?——7
(四)部分人物情况及其它——10、15、17、18、19(由于不构成完整内容,这5个注释都略掉了)
九、俄国革命的教训与《工人反对派》的重大启示——英译本序言(有删节,具体见本文注86)
这些注释以及《团结报》英译本序言,请查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ollontai/marxist.org-chinese-kollontai-1920.htm

[2]1921年3月俄共十大上,工人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尤•康•米洛诺夫富有洞察力地说道:

“列宁同志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领导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显而易见,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妨碍这种管理工作的任何运动,他就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有害的运动。(喧哗声。笑声。)我觉得,这种笑声就很说明问题。党内的这个派别从那样一些人的观点来看待党内生活的问题,那些人积累了拥护中央观点的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省委工作人员,以及脱离广大群众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定的、狭隘的、特殊的经验。这种情况使得他们从具有某一方面的党的经验的人的观点来看待党内生活的问题。……

“迄今为止,党内有三个集团互相进行斗争:中央委员会集团,‘民主集中派’集团和‘工人反对派’集团。‘工人反对派’集团力图把在工人群众中打滚的党的工作人员的经验固定下来。(笑声。)从那里,从下面,对一切缺点看得更加清楚得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是领导中心的工作人员的经验的反映,那些工作人员看到大量地发生工作中断的现象,但不能从下面,而是从领导的立场居高临下地看这些现象。‘民主集中派’集团是统管地方一切工作的那一部分党员的党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反映。这一批工作人员坐在苏维埃机关中,看到了过分发展的、已达到麻木不仁地步的集中制的一切缺点。


“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观点来看问题(这只有当我们力求搞清这些派别的社会基础时才能做到),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所有这些集团都不是个别人的罪恶的意志,而是下述情况的反映:党内正在开始分化,因此这些观点不完全能够互相调和。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1年3月9日,尤•康•米洛诺夫)
参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workers-opposition/02.htm

[3]引自伏•勒•美列尔、阿•莫•潘克拉托娃合著:《1917年的工人运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74—75页。

[4]译文引自《国家与革命》,中文版,1970年版,第98页。——译者

[5]《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2卷,第25—26页(原文如此,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54—255页。——译者)

[6]引自阿•斯•施略普尼柯夫著:《俄国工会》,莱比锡,1920年德文版。

[7]列•克里茨曼著:《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1926年版。

[8]见奥新斯基在《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的发言稿。莫斯科1918年版,第61—64页。

[9]《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1918年4月,第2期,第5页。

[10]《共产主义者报》,1918年5月,第4期

[11]见《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19年,第一分册第97页。

[12]同上书,第99页

[13]《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决议汇编》,第1分册,俄文版第422页。(译文据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541—542页。——译者)

[14]列•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1926年版,第83页。

[15]《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5卷17页:《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78页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集体管理制……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但是……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更合理地利用人力……”——译者)

[16]列宁:《工会及其任务》。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附录12,第532页。

[17]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6,28页。

[18]托洛茨基:《专政对民主》,第14页。(Trotsky:“Dictatorship vs.Democracy”,p.14)

[19]同上书

[20]《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5日至17日)全体会议速记记录汇编》。莫斯科1921年版

[21]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00—501页

[22]托洛茨基:《在1920年12月2日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422—423页。

[23]《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63—81页:《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25页。)

[24]后来译成英文发行的小册子命名为《当前的苏维埃》("The Soviets at Work")。见《列宁选集》,(Lenin,Selected Works,Lawrence&Wishart,1937edition),第7卷,第313—350页。这篇文章——本书注释的引文大多采自这里的材料——首先发表于1918年4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上。(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16—255页。——译者)

[2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36页。——译者

[26]《列宁选集》,伦敦英文版第7卷,504页

[2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45—246页。——译者

[28]《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47页。——译者

[29]《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48—249页。——译者

[30]《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第1期,第8页。

[31]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7卷,伦敦英文版,第374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23页。)

[32]同上书,中文版第323页。——译者

[33]《列宁文集》,注释、手稿和列宁的片段。莫斯科1924—1940年俄文版。在这个集子里,特别应该看看《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第5页。

[34]同上书,第65页

[35]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93页。(I.Deutscher,“The Prophet Armed",p.493.)

[36]参看《苏共(布)决议汇编》(1898—1938年),莫斯科1932年版,第398—402页。(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0—23页。——中译者)

[37]原注为“参看下面的注4”,即整理后的本文的第一节“1917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与1918-1920围绕工会的争论”

[38]《苏俄的工会》("Trade Unions in Soviet Russia"),劳工研究部和独立工党情报委员会,1920年11月,大英博物馆。[藏书号:0824—66—41]。(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68页:“拿1918年来说吧,当时并没有争议,当时我已经指出必须实行一长制,指出必须承认由一个人从实现苏维埃思想的观点出发来全权负责工作。”)

[39]《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参看《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卷,607,610—612页。(译文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59—160页。)

[40]尔•弗•丹尼尔斯:《革命的良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7页。

[41]《自由报》("Freiheit"),美国共产党发行的德文报纸,1929年9月9日。

[42]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87页(I.Deutscher,The Prophet Armed,p.487)

[43]前引书,第487页

[44]《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126页。(Л.Д.Троцкий:《Социнения》,T.XV.c.126.)

[4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2页。——译者

[46]同上书,第二分册,第22页;《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Resolution of the 9th Party Congress Resolutions,P.493.)

[47]列•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莫斯科1926年版。

[48]这句话原为“下面的注4及注13讲述各个布尔什维克领袖对工会问题,以及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建立问题上的态度时,将作详细介绍”——注4即整理后的本文前面第一节,注13是整理后的本文后面第六节。

[49]《苏联共产党(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411—416页;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4号,1920年10月12日。(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二分册,第41页。——译者)

[50]《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21年版,第324页。

[51]见沙彼罗的《共产主义独裁制度的起源中》。

[52]《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67页:《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译文引自中文版第32卷第7页。)

[53]同上书。

[54]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498页。

[55]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02页。

[56]“Цектран”——这里原文夹注和正文称之为“中央铁路管理总局”,显然欠妥;据多卷集《列宁年谱》(俄文版)第9卷第736页的全名译出,应作“铁路和水路运输统一工会中央委员会”。另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8页:“……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它工会联合会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又同卷第513页注11说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译者

[57]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02页

[58]整理者注:这里似乎是在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嘲讽托洛茨基。

[59]这句解释对应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三章“论官僚主义和群众的自我能动性”,第2节“官僚主义的实质
”的第一段,她紧接着引用托洛茨基文章的一句话。这一段原为《团结报》的注释20。

[60]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03页。

[6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6页。——译者

[62]整理者注:原文为加引号的“托洛茨基分子”,鉴于托洛茨基本人与他的追随者很不一样,很应该改为“托派分子”。

[63]《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92页。

[64]整理者注:这一段原为《团结报》的注释6,对应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一章第3节“危机的原因”的第二段:“我们越是热爱共产党,正因为它在把我们工人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大道上迈进了果敢的一大步,那我们就越发不应该对领导核心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

[65]叶•尼•伊格纳托夫(Е.Н.Игнатов,1890—1938)——从1912年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担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在工会问题发生争论时期,他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即所谓‘伊格纳托夫派’,它赞同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俄共(布)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脱离了反对派。——译者

[66]R.V.丹尼尔斯:《革命的良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页。

[67]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材料汇编》,第一分册,第826—827页。

[68]《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材料汇编》,第103页:亚•柯伦泰的发言。

[69]整理者注:中译文为“群众的歇斯底里气氛”,这里改为“群体的歇斯底里气氛”。

[70]整理者注:此处原文是不加引号的“托洛茨基分子”,有误为托派分子的歧义,故改为“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

[7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5页。——译者

[72]译文出自《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5—66页。——译者

[73]同上书,第60—61页。

[74]见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511页。

[75]马克西米安•玛•伊•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M. I. Robespierre,1758—1794),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领袖,曾与马拉和丹东一起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任共和国政府首脑。后来由于人民群众继续深入革命,因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热月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译者

[76]埃贝尔派(Heberist)——以雅•勒•埃贝尔(Hebert, J. R., 1757—1794)为首的、由雅各宾派分裂出来的左翼,代表小资产阶级中最无保障的阶层的利益。后来被罗伯斯比尔镇压。忿激派(Enrages,又作“疯人派”)是以雅克•卢(Jacques Roux,1752—1794)为首的革命派,它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贫苦劳动者的利益。1793年底,雅各宾派开始反对人民群众,他们首先镇压了激忿派,把雅克•卢关押起来,死于狱中。——译者

[77]“热月”——1793—1805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新历第十一月。“热月党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兴“暴发户”的反革命政治集团。因在法国新历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发动政变(即热月政变),故被称为热月党。政变后热月党专政代替了雅各宾派专政。——译者

[78]但尼尔斯:《革命的良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57页

[79]见沙彼洛,前引书。

[80]整理者注:这一段原为《团结报》的注释8,对应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一章第7节“谁从这个革命中得到好处?”但是对照柯仑泰的原文,会发现远不至于能推导到《团结报》的这一段论述:柯仑泰只是说,先前的中等阶级,“和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起”,“占据了苏维埃机关所有负责的指导位置”,远不等于说他们“不会真正反对生产资料的全盘国有化”。

实际上,这些披着新官僚外衣的旧资本家分子以及蜕变为大官僚的人,总是倾向复辟“全盘国有化”之前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也就是真正资本主义),因为后者显然比官僚制度更加大大有利于他们的财富占有、保障、继承和不断增殖。不用从多么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需要从市场盈利角度非常现实地衡量一下就够了。而且实际上,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正是包括其最有远见的部分)在俄国也殊死反抗过,造成了1918-20的三年流血大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集团,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国被粉碎掉。作为个体的资本家,逃的逃,躲的躲,但是如果当权的工人国家官僚乐意用高薪欢迎他们出来重新掌管工厂,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资本家只要看到有利可图,风险可控,就会重新出山。但这却根本不能说明他们发自内心地憎恨苏维埃俄国,更不能说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全盘国有化!从柯仑泰的原文里也同样不能说明她会那样想。


[81]整理者注:资本主义也有国有化,但与工人国家所采取的国有化有根本区别:后者是为了否定私有产权,而实行国有化,前者却有一整套严格的法权制度保护私有产权,相应还予以巨额的货币赎买补偿,以保证资本家可以拿那些货币再周转、做资本的运作。

工人国家的国有化是原则、是大方向,除非反革命复辟才会有大规模变化,而资本家政府的国有化只是在群众压力和经济危机下的权宜政策,情况变化时,完全可能再私有化,1970-90年代以来英美和欧洲相继的私有化,以及2008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重新国有化,部分地区经济复苏又重新交还私人,这些反反复复,就是明证。


[82]《列宁选集》,伦敦英文版第7卷,365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214页。译文稍有出入,此处据俄文原版订正。——译者)

[83]整理者注:这个词出自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一章第5节“国家和党”第2段。

[84]整理者注:这一段原为《团结报》的注释16,对应柯仑泰《工人反对派》第二章“工会及其作用和问题”,第5节“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观点”最后一段。

[8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233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

[86]在第6号《团结报》小册子(《社会主义的意义》)里叙述了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在我们的法国同道同志的杂志《社会主义还是野蛮》1957年和1958年第22号,第23号以及第24号期刊里透彻地讨论了这整个主题。
整理者注:《团结报》原注释10、15、17—19,是几个人物介绍,与主题没啥关系,略掉。

[87]这一节是《团结报》英译本序言,略做字词修剪。但是删除了头和尾的资料来源及翻译说明,分别是:
开头:
“下面的正文是作者在1921年头几个星期用俄文写的。英译本最初刊登在同一年4月22日至8月19日的由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主编的《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
结尾:“柯伦泰的论文的这个译本(原载于《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译本。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们仍照原样逐字逐句复印出来,包括一些古老的拼写法。在注释中我们使用了现代拼法。书中主要大标题是原著中旧有的。小标题是我们添加的。”

以上开头所说的情况,已放在本文编按中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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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211.html

先工网编者(秋火)按:1919-20年,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曾经相当高涨(特别是在意大利工业中心都灵,类似于1917年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认为工厂委员会在资本家企业的崛起,相当于在企业内部出现了“双重政权”,这是一种高阶段的工人运动,值得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度关注。(2010年1月19日 13:20)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gramsci/20.htm


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葛兰西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名刚刚回国的意大利访俄代表团成员,同都灵的工人们举行了碰头会。他告诉工人们,在彼得格勒的克朗施塔得要塞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俄国同志特别提到了都灵,“都灵四月总罢工万岁!”的横幅标语就挂在仪式现场。代表团成员的一番话让大家兴奋得不行,又觉得好笑。因为,访俄代表团的大部分人(社会党和工会的高层头头)恰好是反对都灵四月罢工的。罢工期间,领导们一直强调说,工人这么作是因为胡思乱想的太厉害了,不知天高地厚。


四月的罢工

  四月罢工不仅是国内工人的大事,也可说是欧洲工人的大事。对我们来说,工人为了控制企业的生产而斗争,还是头一遭。他们能迈出这一步,是饥饿和失业逼出来的。参加罢工的不再只是少数先进工人,而是都灵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和为了更大目标忍受困苦的决心。领头罢工的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十天里终于得到其它行业、全省各地工厂以至于农业工人的回应,在四百万人的地区促成了五十万人总罢工。

  资本家们为了平息动乱,是软硬兼施、红的白的多管齐下,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政府更是全力支持老板们采取的一切手段。而工人呢,却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领导——社会党和总工会,也使了全力:全力压制国内其它地区的群众,因为许多人想帮助都灵无产阶级,甚至跟着一起造反。面对前后夹击的形势,都灵人没有消沉下去,他们不仅在一个月内顶住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罢工失败后,也保持了团结和纪律,和对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信念。


作为工业中心的都灵

  党内和工会的主要领导背后下刀子,出卖了都灵罢工,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流派,并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扩大影响。相反,罢工群众现在的斗志可以说更旺盛了,他们准备在两线作战,既反对暂时取胜的资产阶级,也反对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党领导们。这种令人吃惊的觉悟是与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分不开的。都灵是个典型的工业中心,五十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微不足道。此外,专家和职员和工人集中在一个工会里,基本上所有的大型罢工他们都与工人站在一起。所以,职员,或至少大部分职员在思想上是真正觉醒了的无产者,准备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而战。

  都灵的工业十分集中和单一,占首位的是拥有五万工人和一万职员的金属加工业,仅在“菲亚特”一家企业就有三万五千工人和职员,“菲亚特”最大的工厂拥有一万六千工人,以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着各类汽车零件。汽车生产是都灵金属加工业的主要部分,这一行业中的大多数从业者是技术工人和专家,更难得的是,他们同时又没有沾染其它国家——比如说英国——技术工人那种小资产阶级习气。在都灵与汽车工业相关并存的,是木材加工和橡胶业。

  金属工人是都灵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由于汽车生产的特点,任何金属工人的斗争都立刻扩散到全城各个工厂,并飞快地变成政治斗争,即使是那些本来属于工会日常框架内的经济要求也不例外。全城只有一个主要工会,拥有九万会员。工会群众坚决支持社会党在市里的组织。社会党成员有一千五百人,还有二十八个党外小组,参加的活跃分子在一万一千人左右,另外还有为数两千人的二十三个青年小组。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是共产主义工人[1]。每个企业都有革命工人小组在活动,几个小组联合为区组织,后者受社会党市党部指挥。市党部是整个运动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部

  意大利统一前,都灵是亚平宁半岛上众多小王国之一的首都,主要的行业是作坊生产和贸易。资产阶级革命后,在都灵迅速出现了大工业。如果说罗马是意大利的行政中心,米兰是金融中心,都灵就是当之无愧的工业中心,它的工业企业是在高水平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忠顺知识分子们跑去罗马报效国家,而迅猛发展的大工业把全国的优秀工人吸引到都灵来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历程,是意大利国家史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现象。可以说,都灵工人阶级是全国工人的精神领袖,两者以家庭、传统、思想(几乎每个意大利工人都幻想来都灵打工)等纽带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

  上面所讲的一切,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广大群众不顾党和工会上层的反对,用各种方式声援和帮助都灵罢工:对他们来说,都灵是心脏,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心脏,是又一个彼得格勒


世界大战中的两次武装起义

  1914—1918年间,都灵发生过两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在1915年5月,目的是阻止意大利资产阶级正式参战,但被市政警察镇压了。从参战日(1915年5月24日)起都灵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游行,工人们沉默着,一直到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沙皇倒台在都灵引起的亢奋情绪不是笔墨所能形容!1917年8月23号全城工人投入了总暴动,与军队拼杀了五天五夜。利用搞到的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工人控制了几个区,并不断试图夺取市中心。起义期间,造反群众不但修筑了街垒,挖了战壕,还在不同街区之间成功地拉起了带电的铁丝网。然而,两年战争中的政治迫害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战前强大的工人组织,起义被打垮了。士兵没有象工人希望的那样转到起义者这边来,因为军官们成功地愚弄了士兵,宣传说起义是德国特工部门策划的。

  镇压造成五百工人牺牲,两千多人受伤,一批优秀的工人被捕和被流放到各地去了。然而,都灵工人连短期的消沉都丝毫没流露出来,随后不久进行的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改选,证明了这一点。


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的改选经过

  “都灵合作社联合会”是个庞大的企业,供应着全城四分之一人口的食品需求,它是以“铁路员工合作社”和“工人总社”两大支柱构成的。许多年里,它的管理委员会中社会党员占多数,但起义失败后问题成堆的当地社会党顾不上改选的事。“都灵合作社联合会”的资本,主要以股票的形式属于铁路职员和他们的家庭,因为企业运作十分成功,股值从50里拉逐渐涨到700里拉。在社会党的影响下,铁路股东也赞成“工人合作社的首要目的是贴补革命斗争,而不是个人发财”这一原则。多年来,股东们只象征性地抽取原始股值的3.5%做为红利。8月起义后,市警方和本地资产阶级传媒出头为“受气”的铁路员工作主,成立了亲资方的“铁路职工委员会”,想以此为契机搞垮社会党在管理委员会的势力。“铁职委”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游说股东,它保证上台后立刻补偿多年来后者在红利上的巨额损失,外带更多的食品购买优惠。同时,警方对工人候选者明里暗里下绊子、搞破坏的“助选”活动也很卖力。选举结果让资方大跌眼镜:800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坚持原有利润分配方法的社会党候选人得了700票。工人曾有过的担心被证明是不必要的,面对8月扑面而来的血腥气,都灵的职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和过去一样,与工人站在一条在线。


战后的形势发展
  
  世界大战结束后,都灵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才着实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起来了。群众感觉到,大战开创了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在所有的工人会议上,大伙都在讨论与革命有关的经济和政治事件,《L,ORDINE NUOVO》共产主义周报[2]的诞生,让先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批同志联合在它的周围,承担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这份报纸上讨论的方方面面都是群众关心的重大话题: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它对工会的争取;如何使通常局限于本位主义和改良的工会活动转移到政治斗争中去;工人控制生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工厂代表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都灵过去就有一批不大的工厂委员会,并且得到老板们无奈之下的默认。某些工委会对工会的官僚运作、改良倾向和对合法地位的深刻依赖,是有不满情绪的;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离不开工会。以“工厂内部委员会”名义存在的这些工委会领导成员从来都由工会上层内定,被提拔上去的工人妥协性一般都很强,能不给老板添麻烦,就尽量不添。代表《L,ORDINE NUOVO》的共产主义工人发起了要求改组“工厂内部委员会”的宣传,首先是要变工会提名候选人的制度为群众直接推举。《L,ORDINE NUOVO》在宣传中认为,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监督生产、武装工人并组织军事训练,以及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厂委员会决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在基层的看家狗,或是象工会那样牵制群众性政治斗争。

  对共产主义者的宣传,都灵工厂里的反应很是热烈。半年内所有的金属加工企业都成立了工委会,《L,ORDINE NUOVO》派也得以控制市五金工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在工委会领导下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引起普遍共鸣,最终导致了市工会大会的召开,把全力发展工委会作为斗争大方向的决议草案,受到出席的多数代表肯定和通过

  作为企业内直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机构,工委会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化身。它与资本家压迫人的那一套规矩作不妥协的斗争,实现对生产的监督,时时刻刻以准备发动革命和创建工人国家的精神教育群众。它的组织原则是这样的:以每座工厂每个车间的每个班组为基层单位,选出一名不脱产代表,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的投票意见,应由班组多数决定,代表无权更改[3] 。全厂代表大会就是工委会,通过选举产生脱产的执行委员会,各厂执委会的代表组成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负责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宣传、审议各个工厂的提案和建议,总的说来,联合代表会就是运动的最高指挥部[4]。


四月罢工中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的部分职能,比如监督工程技术人员,驱逐出卖本阶级利益的个别工人、职员,为工人的权利和自由与厂方交涉、斗争,对厂区生产和财务的监督,带有纯粹的技术性甚至生产性。别看老板和工会上层对工委会竭尽谩骂、攻击之能事,它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简直是不可动摇的。有这样坚如铁石的支持,工委会执委会与厂方的斗争短期内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驱逐资方在厂内安插的线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事务员全面打通了关系,源源不断地获得本企业财务和生产信息,厂内日常事务管理大权集中到了工委会手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通常把工人分割开来,孤立为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个体,工委会使他们在监督生产的过程中初步领会到什么是共同管理社会。罢工,自然是工委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它能在5分钟内让一万九千人的“菲亚特”工厂瘫痪。1919年12月3号的群众行动,也是工委会的得意之作。当天,民族主义分子妄图在中心街道和广场上举行反共集会。在社会党市党部的指示下,一小时内来自不同工厂的十二万工人就被动员起来;又过了一小时这支无产阶级大军就把败类们扫荡得干干净净。


资本家是怎么对付工委会的

  工厂委员会的各级代表是由共产主义工人担任的,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党员和工会会员;对工委会的事务有所参与的,还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工人。谁反对工厂委员会呢?最起劲儿的反对派,是社会党和工会的国内高层,而他们的喉舌,恰恰也就是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党内和工会的领袖们玩了一个避实就虚的把戏,他们不直接说“工人斗争要不得”,而是高谈阔论什么“工委会和苏维埃的区别”,咬文嚼字,而且字里行间是存心把争论搞的越抽象越好。清谈的背后,掩盖的目的却再具体不过:阻挠群众性直接行动,保存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党中央成天编瞎话哄人,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先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要“毕其功于一役”嘛!现在呢,对不住各位,万万不要乱说乱动!看来,这个伟大计划还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写得完。

  结果,都灵运动没有冲出它的地区性局限。造成这一后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国各地工会机关开足马力,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造谣攻势。他们忙得脚不沾地、口不择言,对都灵发生的一切冷嘲热讽,歪曲捏造,说的一个比一个邪乎。资本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20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工业家联席会议,老板们在会议上起草并通过了打垮都灵工厂委员会的纲领性文件。大战在即,意大利左派和工会的领导人揣着明白装胡涂,一点应变措施也不采取,眼睁睁看着都灵人与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单打独斗。中央政府一步步调来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在全城所有的要害重地驻扎了炮兵和机枪部队,当镇压准备工作就绪后,资本家的老一套就开锣上演了。对工人的嚣张挑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等着抓到把柄后动手开打。一开头,工人们并没打算和老板硬碰硬,因为力量太过悬殊。但是,大家逐渐发现老板的决心已下,一场大镇压、大冲突已是不可避免。这时候,工人们终于决心应战,因为不战而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罢工的钟声响了。

  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其它行业工人坚持了十天,全省的工业生活停顿,交通瘫痪。这个关键时刻,为了帮助资本家,社会党中央使出了混身解数,真正做到了不给都灵无产阶级一文钱、一粒米、一张纸;《前进》报拒绝刊登社会党都灵市党部的宣言;罢工被说成是盲动,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全国理事会[5]原定要在都灵开全体会议,总罢工吓跑了领导同志,他们临时决定把会改在米兰召开。

  总罢工让传统左翼领袖彻底暴露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质。在都灵,工人勇猛地在为他们的第一个工人民主组织冲锋陷阵,因为知道,自己保卫的就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米兰,大人物们就着咖啡一本正经地讨论着“苏维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磋商着怎么在将来的意大利巩固将来的苏维埃,对资本家正在都灵试图消灭的那个工人政权,他们却是百分之百地看不见、听不到。

  然而,意大利群众不是阿斗,轻易就能听人调遣的。四月间,比萨、利伏诺、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去都灵的部队;虽说工会竭力反对,利伏诺和热那亚的码头工人和水手举行了声援罢工,类似的声援罢工也在许多其它城市相继出现。

  尽管有党和工会上层叛徒的掣肘,四月罢工对全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它用实例证明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是可能的,它揭示了与工会官僚机器——这个最强大的机会主义堡垒——作斗争的迫切必要。改良派的议员们和工会领袖对任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窒息,都是通过工会这个渠道来实现的,对这一点,四月罢工后已是路人皆知。


报告以俄、法、德三种语言首次刊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N14期,以意大利语首次刊登于《L,ORDINE NUOVO》日报上。

附注:
[1] 当时的意大利还没有独立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处于社会党内反对派的立场,这是1919—1922年意大利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
[2] 葛兰西是《L,ORDINE NUOVO》的创办人和主笔之一。
[3] 这就是革命工人运动中常说的“绝对命令式代表授权”,用意在于限制工人代表篡改基层意见的可能性。
[4] 在这篇文章里,联合代表会与党组织的关系没有被葛兰西详细描述过。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两处分别称市党部和联合代表会为运动最高指挥部。此外,这里葛兰西谈的只是一个地区的运动,从原则上讲,各地的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还应组成统一的全国中央代表会。
[5] 即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赤军译自1957年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兰西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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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ramsci-19190913.htm


《新秩序》致「菲亚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

葛兰西
李星 译
(1919年9月13日)




同志们!

  最近,「菲亚特」汽车厂委员会 [1] 做出了建立车间代表制的决定。这一决定以及企业内部的相关辩论,既让全体都灵工人十分关注,也使老板们颇感兴趣。一方面,本市本省的其它企业纷纷打算学习你们的榜样;另一方面,资本家及其走狗——各厂管理层紧张地注视着这一进程,并试图从工人那里探得一点口风,了解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何在,参与本运动的都灵工人拥护怎样的纲领等等。

  工委会运动的产生受我报影响较大,对此我们心里有数。《新秩序》不仅从整体理论角度为运动出谋划策,而且搜集刊登了国外同类经验的诸多资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运动的已有实践。然而,同志们深深明白,上述文字工作能有些意义,完全因为它符合了(阶级斗争的)若干现实需求,准确挖掘出了本就存活于劳动群众思想里的实际斗争愿望。正因如此,我报与工人同志们才得以迅速达成高度默契与互相理解,才使我们的合作如此自信地从讨论阶段发展到行动阶段。

  这些需要与愿望,形成了当前工委会运动——它正在革新旧有工人机构——的激励源泉。我们坚信,上述需要与愿望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与交换所达到的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这些日子里,从产业工人到农民,从英国矿工到俄罗斯「庄稼汉」的世界劳动者或多或少都感觉或理解了下列真理:工农大众行动的时刻已到来。显然,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已毋庸置疑,它既符合客观需要,也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渴望。假设工人阶级已具备完成改造社会的政治意志 [2] ,它必须全力以赴地直接建立新的、能符合革命要求的工人组织。

  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以劳动创造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协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劳动者如今共同从事生产生活的地方,明天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首府——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承认,在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按职业特征组织起来的工会很好地满足了以下需要——保卫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并提高自身组织性。然而,当工人阶级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地开始勾画社会改造的蓝图,就必须在保持已有工人组织的前提下,按生产原则(或说以工厂为基本单元)建立新工人组织(即工厂委员会——李星注)。新型工人组织可以更好地保护旧组织的存在,并成为培养工人准备改造社会的真正学校。

  必须指出,工人群众今时今日必须投入接手社会管理的具体准备,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这种准备的第一步,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独立、自由与严守纪律的工人组织。新组织的出现必定改善生产现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结论——人的生产力越是与旧有奴隶状态彻底决裂(而资本主义想把他们永远禁锢在奴隶状态里),越是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是解放出来并自由地组织起来,使用它们(人的生产力)的方式就越改善。一句话:自由人干活总比奴隶有生气。或许,有些同志担心工委会干涉企业事务会造成劳资之间的无原则合作;我们认为,目前来讲,能让老板感到末日将至的唯一现实办法,就是有组织工人干涉企业管理的工委会运动。运动的开展,让工人发现自己完全可以独立管理生产,这使工人们日益自信,并意识到惟有自己能拯救饱经磨难的世界。

  车间代表们!你们的所有行为(即便是那些似乎较琐细的行为),只要与工人群众对你们的委托指示相关,就统统具有巨大意义。你们由工人选出,许多投票的工人甚至从未加入工会,相信你们一定会尽力把他们吸引到有组织工人的行列里来。这并不困难,因为工人信任你们,信任你们将始终如一地保卫无产者利益、领导阶级斗争、指导工人所在企业的一切事务。相信在工委会的日常活动中,你们会生动鲜活地把这一条理解释给群众——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在于彼此团结。

  与此同时,你们的另一项重大责任,在于监察各车间的具体生产流程是否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条件这一领域里,哪怕不大的偏离也会严重损害工人的利益、权利与尊严,而无产者的利益与尊严恰好是车间代表必须坚定维护的目标。既然你们与其他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干活,就一定能及时看到并修改企业内部工作流程的细节规定,以使它与技术完善程度以及工人技术熟练度的提高相吻合。一种全新的「车间文化」会从此逐渐发芽,它是未来真正的《劳动法典》——即自由的生产者为自身工作生活研究与制订的法律——的萌芽。就这样,劳动的力量第一次开始主动干涉劳动过程的技术与组织。我们坚信,既然群众对车间代表制充满热情并寄予期待,你们与全体工人都已意识到了「车间文化」的萌芽具有怎样的历史重要性。

  在生产的技术领域,你们可以从事极重要的信息工作,搜集对工会与工委会领导核心有益的生产情报;另一方面,你们可以采取措施,促使各车间工人提高自身技能,逐渐摆脱可耻的彼此嫉恨背后使坏。由于这类嫉妒仍然存在,工人集体里尚存在不少内讧与琐碎争执。你们可以为此建立一批教育性车间,使工人们摆脱了疲乏单调的劳动后,有机会从事自我完善,去了解生产流程的知识。

  就这样,你们一步步地准备着工人大众。当历史时刻——只为自己而非为老板干活的时刻——到来后,这些你们训练出来的革命工人将处于团结无间的战斗状态,以此增强无产阶级大军的实力,充当它最优秀的先头部队。

  当然,想达到上述目标,需要纪律与组织性。你们要求工人富有纪律性与组织性,而这大大有别于——老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强加给工人并以巩固有产者特权为目标的旧纪律。你们的力量以另一种权利为基础:劳动权;千百年来,劳动一直是剥削者发财的工具,如今它(劳动)为实现自我管理而奋斗。你们车间代表的权力,是与厂主及其狗腿子相对立的权力,代表着未来的自由力量;这力量正等待与促进某个时刻的到来,那就是摆脱任何奴役的日子。

  每组车间、每组企业、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选出的中央机构,直至工厂委员会最高理事会,将持续地扩大与深化生产监督,以准备与组织全体工人阶级的事业——夺取政权并管理国家。

  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会有许多阻碍,敌人的反击会很凶猛。要战胜敌人,还需要学习以掌握斗争的技巧;也许,有朝一日需要寻求有组织工人的(武装)力量来解决问题。


1919年9月13日《新秩序》第8期,署名新秩序


[1] 原文直译:内部委员会
[2] 原文直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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