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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匈牙利革命期间关于工人代表会的经历

特凯·费伦茨(Töke Ferenc

我一开始是在猎户座(Orion)收音机厂当学徒,学徒期满后,我当了工具匠,干得久了,活儿干得也越来越好。我没上过几年学,所以我上了成人夜校。我当过工人,我全家都当过工人,所以我非常熟悉工人的思想状况。我上了大学,当然是夜校,当上了技术人员,负责核算工分。在那时候,计分员在匈牙利可不是个受人喜欢的工种,现在也不是,不过,在选举工人代表会的时候,我的票数遥遥领先,甩了其他候选人一大截。我是在电话厂当选的,那里雇用了三千名工人。在选举常设工人代表会时,我想辞职;我的神经状况很糟糕。我当时还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是临时代表。在我工作和出名的工具车间里,他们不肯听我的辞呈。他们不肯批准。他们说,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工人。虽然我的工种不一样,但我也知道我是工人的一员。我十六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我一直都是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

我会尽量把我了解的关于工人代表会和匈牙利的事情,都说给你们听。

1025日,在参加了革命战斗之后,我去了厂里。三千名工人当中,有大概八百人集合在文化厅里。经理、党委书记、工厂委员会的头头,还有他们的几个手下,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工人。这些干部对工人说,全国工会理事会已经发出呼吁[1]——党中央也批准了——号召各个工厂选出工人代表会,选出来以后,厂里的事儿,工人也能说上话了,能够自己管理工厂了。

工人对这个呼吁的理解,跟全国工会理事会和党中央的期望大不一样。他们对此非常认真。他们把工人,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代表会,没有给领导推荐的人投票。我们厂里虽然没人要求上面几个干部辞职,但是他们察觉到了工人的情绪,便觉得还是主动辞职为妙。经理对在场的工人说,能不能让他留在厂里,继续当工具匠,他在被任命为经理之前当的就是工具匠。工人同意了。

我们选出了工人代表会,委员大概是二十五个人,然后马上开始罢工,因为当时的政策很混乱,所以我们不肯承认纳吉·伊姆雷政府。有人建议,工人代表会应当起草一个抗议书,经过全厂工人批准后,再提交给政府。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让苏军撤离匈牙利,也就是民族独立,第二个要求,是在苏军撤离后,成立一个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政府,但政府成员应当是享有人民群众信任的人,让这个政府来管理国家。

在我们厂的工人代表会里,每个车间,还有行政机关,都有两三个代表。因此,在二十五个委员当中,有十九或二十个是工人。

半数委员都很年轻,年纪都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八岁之间。在我们厂里,他们就是匈牙利青年的代表。他们参加过革命之前的行动,参加过示威游行,参加过推倒斯大林像,参加过广播大楼前的战斗;他们当中有些人上过大学,他们那股年轻的革命精神,可以让那些跟他们有同感、但却失去了年轻时的冲劲的老工人重新振作精神。这些老工人当中,特别是在电话厂的老工人当中,有许多是老资格的工会会员,有不少人坐过前政权的牢,甚至是共产党的牢,他们认为应当让年轻人领头。他们说,既然年轻人能够发动如此光荣的战斗,那就该让年轻人当代表。我们不考虑代表是否入过党。电话厂工人代表会委员有九成都是共产党员,有几个还是积极党员,但工人还是信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为工人说话。我们非常谨慎,只把那些清白的人选进工人代表会。

我记得,布达佩斯所有企业都选出了工人代表会,我在这里应该讲一句,匈牙利工人注意到了南斯拉夫的工人代表会。我们认为,既然南斯拉夫工人可以通过代表会管理工厂,那么这种做法在匈牙利也应该行得通。匈牙利工人为什么要选出他们真正信任的人,除了政治考虑之外,这也是一个理由。工人想要按照,可以说按照他们的印象吧,在布达佩斯,在全国都建立工人代表会,而且不是一天就建立起来的,是慢慢地、逐步地建立起来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3日。那时所有工厂都有了工人代表会,撤换旧经理的时候到了。工人代表会要求对工业生产进行分散化,因为工厂实际上属于工人,作为回报,工人会让国家分享利润。

在我们厂里,我们是这么做的。我跟几个代表会委员去了国会大楼,跟蒂尔迪·佐尔坦谈了话,还向纳吉·伊姆雷提交了备忘录。那天是1030日或31日,星期二那天。纳吉·伊姆雷、蒂尔迪和卡达尔在那一天发表了广播讲话。我们觉得,政府总算成了自己的主人。我们回到厂里,决定复工。我们通过广播宣布,将于115日星期一早上重开生产。但是,在2日和3日就已经有不少工人回到厂里,他们主要是来修复损伤的。他们回来上工时,心里都觉得工厂终于属于自己了,可以为自己的工厂工作了。好几个人都对我说,以前的劳动竞赛都是上面硬要他们搞的,但是,如果现在这种样子能维持下去,他们就会自己发动劳动竞赛,创下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纪录。

唉,我们本来打算在星期一复工,可是,就在星期天,苏联进行了第二次武装干涉,工人不用开会,不用决议,就自发决定继续罢工,这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在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时候,他们用这种武器对付纳吉政府;俄国人强加卡达尔政府给他们之后,他们还是用这种武器去对付。

114日,由于无法通过广播了解局势,许多工人来到厂里了解情况。卡达尔政府束手无策,它呼吁工人复工,但没人听它的,因为工人不愿为它工作。同时,罢工也无法持续太久,因为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不能一连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另外,如果工人能像以前一样在厂里合作,他们就可以在他们想要的时候停工,对政府施压。工人还以为,他们可以说服苏军相信,武装干涉违背了全体匈牙利人民的意愿。同时,他们想用最好的办法,来处理他们同政府的关系。

在罢工期间,厂里没有出现反动倾向。甚至没有人提出请回以前的老板。工人只想把没有过失、政治上清白无瑕的人选上去,也就是说,把想法不太激进的人选上去。简单来说,工人想要的是某种不曾存在过的东西。工人既不想照搬南斯拉夫,也不想照搬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的制度。他们想要的是某种全新的东西。正是凭着这种雄心壮志,工人才能不顾俄国刺刀的威胁,成立了中央工人代表会。

在电话厂工人代表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起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的纲领与政府的纲领是矛盾的,因为政府的纲领认为工人代表会只能执行经济职能。我们都知道,它是匈牙利第一个要求工人代表会不仅要执行经济职能、更要执行政治职能的工人组织。因此,我们的纲领包含了政治任务,不过,只要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工人代表会就不用执行政治任务了。

工人代表会只有两个专职干部,就是主席和书记。代表会委员们还要参加生产性劳动,在下班之后才进行与代表会有关的任务。委员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都要向工人汇报政治形势和其它大事,因为当时的信息来源很少,还很不可靠。

在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委员们要汇报工友们的愿望,然后我们就提出决议,有人就说要不要把电话厂以前的一个厂主叫回来。工人们把工厂当作自己的财产,他们要守住这份财产。他们还在摸索工人所有制的形式;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该发行股票,还是另找别的办法。工人代表会还决定,不许在各个车间里开展政治组织工作。就连后来成立的那些工人政党,也不允许进行组织活动,只有超越党派的工会才能进行组织活动。工人不想让一党制死灰复燃。大家的意思是,只允许19451947年联合政府时期的政党参加选举,也就是那些不想复辟资本主义、但要力争建立民主社会的政党。这些政党必须承认土地改革、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民主权利、个人自由与人类尊严。它们还必须拥护中立,不过这在那个时期无法实现。

没有人提出,工人代表会应当成为工人的政治代表。工人们很清楚,工厂是雇主,它不能代表工人的政治利益。共产党政权最荒谬的特点之一,就是雇主同时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工人们认为,工人代表会应当执行政治职能,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

关于政治代表问题,在革命时期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而在革命失败后,占上风的又是另一种观点了。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纳吉·伊姆雷成立新政府以后,由于新政府似乎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所以,工人代表会似乎就不用承担政治职能了。显然,政治职能应当由各个政党承担。但是,革命失败后,只有工人代表会能够得到工人的信任,获得了代表工人的权利,所以工人代表会必须承担政治职能。在工人代表会成立时,大家关心的主要是不要让党派偏见占上风,应当专心考虑工厂的利益,要想想哪些专业技能适合工厂的利益。

114日以前,还没有人提出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只是到了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才有人在一片混乱之中提出了这个主意。

工人发现一切都陷入了混乱,生产完全停止了,就连保养维护都没人记得了,所以,大工厂的工人才想进行地区一级的合作。我们听说,邻区的几个工人代表会开了会,我们也就组织了一个会议,成立了本市区的工人代表会。大家愿意合作,做事也就变得容易了,我们可以交流信息,提出一致的决议。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要提出相互矛盾的决议呢?我们全都反对新政府,所以我们觉得,有了一个更大的组织,我们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工人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国家没有负责任的领袖。当然,国内有二十万俄国兵,还有卡达尔政府,但卡达尔只是国会大楼的主人,出了国会大楼,谁也不认他。他们不敢走出国会大楼,因为全国都痛恨他们。由于俄国军队的不理智行为,导致许多人无家可归。必须有人帮帮他们。当然,市区工人代表会讨论过它们的决议,但是随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多,举行布达佩斯全体工厂代表会议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强烈。新佩斯工人代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附近所有市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到电话厂开会。当时有大概八百工人,他们批准了革命期间选出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人选,还批准了工人代表会的各项决议。他们要求工人代表会坚持原来的要求,并宣布他们不承认卡达尔是匈牙利的合法政府,他们将继续罢工,直到苏军撤离我国。然后工人选我作代表,因为他们都很了解我。我们这个市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我们厂举行会议。市区工人代表会会议再次选我当代表,去参加新佩斯会议。代表的选举是民主的;工人自己从代表会委员中选出一人担任代表,而不是代表会自己选的。

市区代表选出来后,我们就去参加新佩斯会议,但是,我们赶到会场时,却发现那里已经被苏军占领了。新佩斯白炽灯厂工人代表会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开会。我们分成好几组人,偷偷赶到白炽灯厂,跟最重要的一些工厂的代表一起开了第一次会。大家都觉得应该成立一个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各个市区和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活动,但是,该怎么做,我们还没有取得共识。到了1114日下午四点,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代表波利·山多尔站起来说,他和匈牙利钢铁厂、切佩尔植物油厂、切佩尔钢铁厂的工人代表刚刚从国会过来,他们在国会跟卡达尔谈了话,还提交了要求。必须指出,所有工厂、所有市区的工人代表会的决议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全都要求苏军撤离布达佩斯和全国、举行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维持工人代表会、恢复民主工会——接下来自然是革命的全部要求:罢工权、集会权、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等。有意思的人,虽然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要求却全都一样,就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当然,他们都是工人选派的,而各地工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外地的代表也说,他们一听说布达佩斯的情况,就到处成立了工人代表会。

波利把他们向卡达尔提交要求的经过一讲,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工人的决议已经提交给政府了,但大家都很遗憾,因为这些决议不是由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央机关提出的,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中央机关提出决议,就会具有更大的力量。于是会议决定,应当成立这样一个中央机关,并根据前面提出的各项要求开始工作。

卡达尔是这样答复波利和其他代表的:“你们有权不承认我,不承认我的政府,我不在乎;我背后是苏军;你们爱干啥干啥。你们不想干活,随便你们。在国会里有的是粮食和电力。”

先后有几批代表团求见卡达尔,都被他拒绝了,因为这些代表团的备忘录开头总是写着:“我们不承认卡达尔政府。”在那段日子里,这是全国性的口号;所有的备忘录开头都是这么写的。

在新佩斯会议上,全体代表都同意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也赞成这个主意,但是,由于我们厂的意见是成立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我作为我们厂的代表,必须服从我们厂的意见,不能自作主张。这次会议真的很民主;就算卡达尔化名参加,也不会伤害他。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大多来自新佩斯和昂焦尔弗尔德[2]的工厂,都是左翼工人。我认识不少年纪大的代表;他们全都是以前的工会会员、工人阶级运动的活跃分子。

经过激烈争论,我们决定成立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这里得讲一下,在讨论中,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代表介绍了他们厂的意见:“我们在形式上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但我们愿意同他们谈判,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发号施令,虽然不一定有人听。但是,我们不承认它是人民选出的政府。罢工不可能无限期进行下去,因为工人没有储备。因此,我们应当向卡达尔政府提出:如果政府能够保证它会同俄国人就俄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并保证让纳吉·伊姆雷担任政府职务,我们就会在1119日星期一复工。”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厂以前就在备忘录中提出了让纳吉·伊姆雷复职的要求,因为他跟卡达尔完全不一样,他是人民公认的领袖,并且得到了全体人民的尊敬。卡达尔回答说,他很愿意让纳吉复职,但他现在没法跟纳吉谈话,因为纳吉躲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卡达尔说——让纳吉来到国会,我们就会跟他谈。”

新选出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把贝洛扬尼斯工厂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让纳吉重新担任政府职务,写进了自己的决议里。

这次会议认为,由于布达佩斯的工厂并没有全部参加,所以它无权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会议呼吁布达佩斯全体工厂、全体市区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虽然大家对于方法问题还有一些小争论,但最后大家还是全都接受了决议。我们指派了六个人,组成代表团,把我们的要求提交给卡达尔。我们决定,先不发表备忘录,先看看卡达尔是否愿意就苏军的撤离进行谈判、是否愿意让纳吉复职,然后再发表。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就算纳吉·伊姆雷要参加卡达尔政府,他也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条件。

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工人才愿意复工。只有中央工人代表会才能劝说工人复工。在114日和14日之间,卡达尔至少十次呼吁工人复工,但是没有一个工人听他的。

卡达尔接见代表团时,他对代表团的回答,跟那天早上是一样的:“纳吉·伊姆雷还躲在外国大使馆里,我怎么跟他谈?让他先过来,然后才能谈。”但是,他很乐意看到中央工人代表会提出了复工的建议。“我看你们都是些严肃认真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并建议我们通过一个联络员跟他保持联系。他想往我们中间安插一个政府专员,帮他探听消息。他仔细看了看备忘录,又发火了。他大吼:“这是什么?你们要搞一个对立政府吗?”出于外交礼节,我们让他冷静下来,并建议他先跟俄国人谈判,然后政府和我们再各自退让,逐步找出妥协解决的办法。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把办公地点设在奥卡茨佛大街的运输公司总部,开始了工作。布达佩斯的二十二个市区各选出一名代表,这二十二名又选出了主席和书记。新当选的代表们既不同意我们的复工决定,也不同意让我们通过广播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宣称,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成立,如果卡达尔政府承认我们为谈判伙伴,我们就会复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承认卡达尔政府为匈牙利的合法政府。这个声明是由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在各工厂里宣读的。只要主席能够合理地解释工人为什么要复工,工人都会同意。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我们决定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民主地、以全国的名义进行谈判。

1119日和20日,我们又在国会进行了几次谈判,但这些谈判全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复工是由我们提出的,这让卡达尔的声望大建,他对此很恼火。

谈判的条件对我们很不利:政府成员只愿意在晚上接见我们。我们整个白天都要在厂里干活,下午还要去中央工人代表会,晚上八点又要去国会大楼。到了国会,他们又要我们等上一个多钟头。在我们等的时候,一些谁都不认识的年轻人会走进我们等候的房间,坐在我们旁边,圆滑地、文雅地问我们各种问题,跟我们谈上好久。每个代表都有一个“帅小伙”缠着。一开始,他们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他们也会讲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显然都是卡达尔政府授意的。到了十点十一点的时候,我们都很困了;毕竟我们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干活了。这时年轻人就退场了,卡达尔或莫罗山、奥普罗或科绍就会进来,进来的是谁,要看这一天“轮到”谁同我们谈判。在他们进来之前,他们的人会先跟他们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准备好答案之后,就占了上风。他们不肯听我们讲话,总是粗暴地打断我们的话,特别是卡达尔和莫罗山。“你,还有你(莫罗山甚至叫我们‘流氓’),给我听好了,你们算老几,竟敢教训我们?你们还自称无产者?你们凭什么代表工人?”然后他们就会专门针对一个代表,发起连珠炮一般的攻击。因为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的底细,早就被他们摸透了。比方说有人是工程师,他们就会攻击他,说他是工程师,不是工人。有人是工人,他们说他的文化水平太低,不配当代表。他们用尽办法干扰我们,让我们失去自信。他们睡得很好,穿得漂亮;而我们已经很困了,又没刮胡子,穿得又破烂,所以他们很容易对我们施加精神压力。只有在他们发现某个代表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思考的时候,他们才会专门跟那个代表进行严肃的谈话。然后他们就会通过强力,单方面处理问题。工人代表们告诉卡达尔,他们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但并不想背着政府这么干(他们说的是“背着你”,因为他们不愿使用“政府”这个字眼),他们也想让卡达尔政府派代表参加全国工人代表会。奥普罗一听,马上大发雷霆。“你们疯了?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对立政府吗?你们又要搞反革命吗?”

在这段时间里,就是1115日之后一两天吧,第14区的一个工人过来找我们。他说他会俄语,认识几个俄国人,他想帮助中央工人代表会同苏军司令部直接建立联系,这样我们就能直接跟俄国人谈判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写了几个名字,让他联系苏军当局放人。打那以后,我们的代表团就定期访问俄国人。我们的代表一半去了国会,一半去找俄国人。我们听说有谁失踪了,就把名字告诉俄国人,过了一两天他们就被放回来了。

我们在星期一把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计划告诉了卡达尔,在星期二,我们的代表团访问了苏军参谋长。俄国人把代表团引见给格列别尼克,还告诉他,我们准备在体育场举行全国工人代表会第一次大会,并邀请苏军司令部派代表参加。格列别尼克客气地感谢了我们,但他说他不能接受这个邀请,因为这是匈牙利人的内部事务,他们不能插手,但我们可以让匈牙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邀请俄国人。

当天晚上,同一批代表去了国会大楼,奥普罗告诉他们:虽然政府还没做出决定,但政府很可能不会接受邀请。他们反对举行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没有意义。他说,要是有法西斯分子混入大会,那就会变成挑衅,到时谁来负责?我们就说,我们工人可以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组织了一支由切佩尔工人组成的卫队。我们事先就决定好了每个工厂出多少人,卫队队员应当不拿武器,所有人在进入体育场之前都要搜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外地代表应当坐着卡车,由大学生带进城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这些工作。

大会预定于八点召开。我们六点就到了。我们一个人都没看见,以为一切都能顺利进行。到了八点,苏军过来了。格列别尼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他没有亲自过来,而是派了他的手下过来。重炮、坦克、汽车,总共有四百辆吧。机枪手武装到了牙齿,坦克随时准备开炮。他们包围了体育场,封锁了通往体育场的全部街道。我们留下几个人接待外地代表,剩下的人都去了建筑工会总部。我们没有邀请布达佩斯代表,因为各个工厂是由它们所属的市区工人代表会代表的。但我们邀请了德布勒岑、维斯普雷姆、伊诺托[3]、莫哈奇[4]、佩奇、多瑙彭泰莱等地的大型煤矿与工厂的代表。匈牙利工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产业都得到了充分的代表。外地代表也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全都获得了恰当的委任。他们抵达布达佩斯时都很生气。他们说,他们还在罢工,可我们却复工了,这是对他们的背叛和欺骗。布达佩斯之外的工厂还在罢工,他们甚至淹了托托巴尼奥的矿山。

我们把外地代表带到匈牙利全国建筑工人协会(Magyarországi Építőmunkások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MÉMOSZ总部,但是兹里尼[5]军事学院的学员用机枪堵住了门口,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奥卡茨佛大街的中央工人代表会总部。但是只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可是,我们快走到总部时,碰上了一群矿工,他们想进入总部,如果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再忍了,跟卡达尔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他派坦克来对付咱们;咱们没有别的法子,只能继续罢工。

布达佩斯工人代表向外地代表解释了我们复工的原因。可他们不愿听。最后是杰尔的代表听进去了我们的话,叫其他外地代表尽量理解我们的动机。

我们认为,在外地的小城镇里,大家彼此都很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不出半个钟头,大家马上就知道了。可是布达佩斯有一百五十万人。如果我们继续罢工,就会跟工人完全失去联系,可我们还得跟外地保持联系。

到了晚上九点,外地代表总算承认我们是对的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马上就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们就不仅是在向命运挑衅,更是向苏联坦克挑衅。我们决定继续保留中央工人代表会,因为它是政府接受的合法组织,并继续——非法地——通过联络员同外地的代表会保持联系。我们通过的决议,都会通知外地的代表会,他们再决定要不要赞成。我们有什么事都跟他们商量。

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非法的全国工人代表会,但它在名义上仍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就在那一天,由于运输公司的公共汽车车库就在体育场对面,工人们都看见了俄国坦克抵达的情形。他们以为我们都被抓走了,就通知了他们碰见的每一个人,并决定发动二十四小时罢工。我们也接到电话,说布达佩斯一半工厂都罢工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被捕了。我们不能抛下他们,便只能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罢工。另外,我们还抗议政府的粗暴干涉。前一天他们还承认我们是谈判伙伴,第二天他们就用坦克对付我们!我们发动的二十四小时罢工简直就像一个人一样心齐。矿工们批准了罢工,他们已经完全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卡达尔疯狂地攻击我们:“怎么搞的?你们刚刚决定复工,现在又要罢工?”

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有权抗议;毕竟是政府请求苏军对付我们,而不是为了自卫。卡达尔咆哮着说,他不是玩具,他是匈牙利总理;他会证明给我们看:共产党才是主人,而不是我们。他根本不理睬我们的话;他根本不在乎工人的要求;领袖(也就是他!)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执行群众的意愿,不是他的分内事。

在那段时间里,由于生产中止了,国家经济非常糟糕。卡达尔在国会举行过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工厂的经理、卡达尔、莫罗山、奥普罗和其他大领导,还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波利、科洛乔伊、科尔绍伊(Karsai)。三位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都发了言。科洛乔伊的发言被广播了出去,但被广播的是篡改后的稿子。科洛乔伊说,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有些挑拨分子阻止我们复工,并煽动罢工。其实他说的是昂焦尔弗尔德的党委书记煽动工人罢工,而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号召工人复工。在郎格机器厂、匈牙利钢铁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马沃格工厂的党委书记说中央工人代表会是法西斯组织,叫工人不要听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号召。科洛乔伊说的就是这些。可是有人在广播前玩了移花接木的把戏,把发言中的“法西斯”移到了“挑拨分子”前面。他们还把科洛乔伊的发言中有关“党委书记”的话全部砍掉了。科洛乔伊说的是“左派反动分子应该对此负责”,被他们删去了“左派”。他们就是这样“加工”发言,然后再广播出去的。

这次事件之后,中央工人代表会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介绍了历次谈判的结果,这些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次会谈也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卡达尔说:“工农政府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工人脑子里有许多糊涂的念头,而且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他说,在匈牙利存在着反革命,因为有241个共产党人被杀了。此时波利起身,告诉全体与会者,他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说:“糊涂的念头不在工人脑子里,而在你们——他指着卡达尔的人——脑子里。我是共产党员,有十年党龄,可是在革命期间,当我走到大街上,走在工人中间时,我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没有谁要吊死我!”卡达尔气得脸色发紫,用力一捶桌子,大吼道:“这是挑衅!把他轰出去!”但是他不能拿波利怎么样,因为波利的话让在场的200多人深受震动。波利是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员,1945年参加共产党,尽管他在党内非常活跃,但工人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很真诚。

在那段时间里,卡达尔政府炮制了一个对立的工人代表会,它冒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偷偷发表了许多号召和宣言,并在我们决定复工时号召罢工。到了晚上,他们就冒用我们的名义发传单,打电话。我们不得不抽出时间跟它斗。他们总是干扰我们,不让我们去做严肃的工作,到了后来,又指责我们什么都没做。在上面讲过的国会中的谈判中,科洛乔伊曾对此提出抗议,他说我们要完成的是经济任务,而不是政治任务。“如果你们逼我们进行政治活动——他是对卡达尔说的——那你们到底要不要和平与秩序?”他们当然不想要。我们发现明尼奇正在组织新的“工人民兵”,他们穿着缝着棉纱的俄国外衣。他们正在争取时间,等到他们准备好了,就会全力向我们进攻。然而,尽管我们遭到了重重阻挠,我们还是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处理最重要的任务。

他们发现,尽管他们百般阻挠,可我们还是设法取得了进展,所以卡达尔政府最后只好同意跟我们和工会一起讨论新的工人代表会立法。我们的代表跟全国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碰了面,然后起草了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参照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法律起草的。我们把草案交上去后,过了八天,政府讨论了这个法案,但他们最后是以法令的形式颁布的,还删去了不让他们党对工人代表会的事务进行政治干预的段落。政府还禁止在行政机关、政府部门、邮局、铁路等单位选举工人代表会[6]。这些单位的职工都很生气;所以发生了许多争吵和论战;政府成功地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关键问题上转移开,并且分散了我们的力量。

中央工人代表会要求拥有自己的报纸,让工人及时了解情况。卡达尔政府却不答应。我们的报纸《工人新闻》(Munkásújság)在即将印好的时候,被政府没收了。这份报纸本来报道的是:政府与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谈判细节,卡达尔的侮辱性语言,他对匈牙利人民的蔑视和侮辱,比如“我不在乎你们承不承认我。我有20万俄国兵给我撑腰。我是匈牙利的主人!”

最后,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了一个由舍贝什季恩领导的新闻委员会,并发表了一份《工人代表会新闻公报》。每个市区都收到了一份油印版;然后它们再翻印好多份,发给各个工厂;接下来各个工厂的代表会再翻印给工人。它成了最为广泛传阅的刊物。遗憾的是,等到工人人手一份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星期了。卡达尔政府对这份公报怕得要死,假如这份公报是法西斯公报的话,他们还不会这么害怕呢。过了几星期,他们才打定主意,要对这份公报下手。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卡达尔;有时一晚上要跟他谈三次,可是,当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和他的手下却休息得很好。在这份公报最终发表时,卡达尔想借助俄国人阻止发表。他让俄国驻军司令部逮捕散发公报的人。我们决定,为了报复,匈牙利工人应当停止阅读《人民自由报》(共产党机关报)一天。我们走上街头,看看工人是否听从了我们的呼吁,我们发现,在主要的道路上,满地都是被撕碎的报纸,堆起来能高到膝盖,人们就在齐膝高的纸片中艰难跋涉。工人买了报纸后,马上就把它们撕碎、扔掉了。

我们与苏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在一场即席会议中,起初气氛很友好,我们直率地告诉他们,我们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也不承认苏联有权干涉。我们叫他们带上翻译,到工厂去,跟工人谈一谈。他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一个苏联军官去了电话厂。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1023日那天,工人要的是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工人们对社会主义报以雷鸣般的“要”,对法西斯主义报以霹雳般的“不要”。接下来他就我们的各项要求一一提问,然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在离开之前,他走进工人代表会办公室,问书记是否赞同工人的意见。书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苏联军官就问他,看来政府和工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可双方为什么就不能合作呢?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他不能说出来。

1123日,也就是革命爆发一个月后,一个高级政治军官来到中央工人代表会,在这时候,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谁也不能到街上去。他听取了外地代表会委员就苏军士兵和党委书记的过分行为所作的报告。他们告诉中央工人代表会:波尔朔德州已经被明尼奇的“工人民兵”包围了,工人代表会委员只能偷偷穿越封锁线前往首都。有证据表明这些“工人民兵”的武器是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苏联军官问了发言人的名字。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但是他们什么事也没有。离两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主席起身发言,把城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大家。他向苏联军官保证,他们不用害怕;这只是用沉默的方式来庆祝我们最神圣的民族节日。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默哀一分钟后,唱起了我们的国歌。苏联军官也都站了起来,把手举到帽檐边行礼,听我们唱国歌。他们看起来很困窘;没人教过他们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

同时,首都所有街道都被苏联军队占领了。俄国人后来告诉我们,街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就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最让他们害怕的。等到街道上出现人影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知道匈牙利人不会让自己的同胞陷入危险。

卡达尔政府发现我们要同时两线作战:既要跟卡达尔政府斗争,又要跟苏联斗争。可我们却把一切都通知苏军司令部,这一定让他们大惑不解。他们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派来的代表是卡达尔的亲信山多尔·约热夫(Sándor József)。他假装站在我们一边,其实却在不停地搞阴谋。

124日快到了,我们决定向布达佩斯人民发出呼吁:到了那一天,在每一扇窗户边都摆上一支点燃的蜡烛,哀悼在114日的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中死去的人。这次示威预定在黄昏时分进行。政府想要夺取所有库存的蜡烛,但是人们从黑市上买到了蜡烛,到了124日晚上,整个布达佩斯都被烛光点亮了。只有几扇窗户没有亮,很可能是那些党内高干住的房子。卡达尔扬言要报复;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公然暴露了反革命野心,不愿跟政府合作,不愿在国内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发表讲话后,中央工人代表会内的一些分子开始说,我们是在挑衅,就算工人投票赞成罢工,也不应该罢工,应当主动限制工人代表会的活动。我们觉得这些人受到了外人的指使,有人企图在我们中间制造不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另一批委员则建议,对政府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不能让政府获得主动权来对付我们。

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找我,说印度大使梅农先生想跟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联系。我在印度代办的房子里见到了梅农先生。他问了革命的情况,问了目前的局势,还保证会转告尼赫鲁先生,尼赫鲁将尽力帮助匈牙利人民。梅农完全清楚,布达佩斯事件是匈牙利人民情绪的自发展示,而不是受外界指使的,但他又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无权代表任何人。

同时,我们继续发表油印公报,这让卡达尔火冒三丈。现在到了跟工会达成一些协议的时候。卡达尔建议我们同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加什帕尔谈判,可我们根本不想跟加什帕尔联系,因为他是拉科西政权的铁杆拥护者。但是,工人处境艰难,工人代表会必须为了工人的利益着想,它肩负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光靠它自己处理不过来,所以我们只好跟加什帕尔谈判。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坚决拥护斯大林主义制度,还说我们必须服从他们,因为卡达尔政府不会容忍工人代表会的独立性。他们说,会把他们的机关报《人民意志报》的最后一个版面留给我们,让我们发表声明,但是他们不能保证把这些内容写进初步协议里面。谈判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因为我们要的是独立的、民主的组织。沦为党的附庸、只会组织劳动竞赛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二天,卡达尔建议,把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办公地点从奥卡茨佛大街转移到农业部,因为我们妨碍了运输公司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明尼奇已经组织起了强力的警察部队,他们很可能觉得,如果我们转移到了农业部,逮捕我们就更容易了。我们当然没有同意,但在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与加什帕尔谈好了,我们会搬到建筑工会总部大楼的第六层。在搬家之前,我们决定举行最后一次秘密大会,并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在接连发生工人代表会委员失踪、被捕的事情,这是在恐吓我们,所以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在佩奇,一些矿工仍然躲在地下,并举行绝食,抗议逮捕他们的工友。

我负责组织这次秘密大会。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全体委员,哪怕是拉茨,都不知道大会将在哪里举行。我在126日晚上召开例会,但我告诉来开会的所有代表,今晚不要回家了。在建筑工会总部里还有房间,我们都可以睡在那里。到了早上七点,我把邀请函发给各位代表,叫他们去参加秘密会议。但是第9区的代表是为警察工作的奸细,所以邀请函很快就落到了卡达尔派往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山多尔手里。他知道我是组织部长,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知道你想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敢开这个会,我们就派部队去驱散。”我见自己暴露了,就跟他说,那我们不开这个会了,但我知道我们还是要开的。我问了其他人的意见,他们都赞同我的想法。在会议上,外地代表,特别是朔尔戈塔里扬的代表,汇报了工人遭到无法容忍的迫害、情况已经忍无可忍的消息。他们催促我们发动总罢工,不然的话,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我们正在争论总罢工要进行24小时还是48小时的时候,有人叫拉茨和朔尔戈塔里扬代表接电话。电话是朔尔戈塔里扬那边打来的,说他们那里有六百人到苏军司令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会委员。苏军和“工人民兵”在楼顶上开枪,打死打伤三十多人。这个消息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一片义愤中,我们决定举行总罢工。公共服务、供水、照明和燃气,还有给医院的供货不会完全停止,但是其它行业统统都要停工。我建议,我们应当向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求助,让它发动声援罢工;决议应该包括这一点,但只以口头形式传达,不写进书面文件。但是,为了不让卡达尔获得解散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借口,我们没有宣布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科洛乔伊建议,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应当向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这一点也被写进了决议里。

最后,我们决定将在星期一到工厂里号召工人举行48小时总罢工,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所以,到了1210日和11日,也就是星期二和星期三,布达佩斯各行各业全都要停工。

我们都认为,卡达尔政府准备向我们发动全面进攻,所以我们决定再次向俄国人求助。我们认为,卡达尔正在误导苏联政府,所以,作为匈牙利工人的代表,我们有义务把真实情况告诉苏联政府。国内形势正在不断恶化,有些保守势力显然把恢复旧制度当作了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些保守势力就是卡达尔和他的同党,他们阻碍了健康的演化。

我们决定派代表团去苏军司令部,并请求通过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发出呼吁。(苏军司令拒绝干预;他说这是外交问题;他会把这个问题转告匈牙利政府,如果匈牙利政府同意,他就把我们的请求转交给苏联大使馆。)

我们中断了会议,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议了。我们都觉得,大家以后恐怕再也无法见面了,就互相告别,保证将会以人民革命的精神,尽力地、尽可能久地把工人代表会维持下去。

128日是星期日,在我们最无力自卫的时候,卡达尔政府解散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卡达尔是在晚上才通过广播宣布解散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在白天就被捕了。早上六点,在建筑工会总部过夜的几个委员就被警察抓走了。我是在中午被抓的。在警察总部,他们给我放了一段录音,是我在那次秘密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还指责我,因为我建议呼吁国际工人阶级举行声援罢工。我就说,我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全世界工人阶级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警察就说,书上教的东西,没必要每一句都当真嘛。

我被捕的消息传到我们厂后,我们厂就罢工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争取释放我,有许多年长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们到处奔走,替我承担责任,所以我很快就被放走了,但是警察仍在严密监视我。我获释后,得知其他人也被放走了,政府好像有点愿意合作了。我觉得不对劲,我猜这恐怕是圈套,我想逃走,特别是在我得知波利被捕的情况之后。就在我们决定发动总罢工之后,波利在开完会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到贝洛扬尼斯工厂过夜,他觉得在工人中间更安全。到了早上,苏联坦克包围了工厂,但是工人不让坦克进去。苏军没有进厂,而是又围了两天,工人也在厂里坚守。最后还是卡达尔让人带话,说他愿意跟波利和他的同伴在国会谈判,并保证来去自由。波利他们商量了一会,最后还是决定去国会。卡达尔派了一辆公共汽车去接他们。卡达尔在国会接见了他们,跟他们聊了几句,然后就冷冷地看着他的手下把波利他们抓走了。波利后来被放走了,因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但拉茨没被放走。

虽然我们被捕了,虽然卡达尔政府使尽阴谋诡计,但48小时总罢工还是成功举行了。政府在工厂里拼命宣传:中央工人代表会已被政府解散,所以它的决议无效,但是工人根本不听;工人都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也没去上班。这是一次全面的总罢工;交通完全瘫痪了;只是在刺刀的逼迫下,才有几辆有轨电车开了起来。

这次罢工,是匈牙利革命最重要章节的最后一幕。中央工人代表会被解散了,政府开始镇压工人。

对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作用和计划,我应该再讲几句:

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是有文化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四五个工程师。我们成立了七个部,各个部的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这个机构为工人代表会起草了纲领。

他们认为,工人代表会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代表工人指导生产、管理工厂,并且独立工作,不受其它组织、工会、政党或政府的影响。我们觉得,在形势稳定后,可以用某种形式的两院制管理国家事务。一个议院是普通的议会,它负责立法;另一个是以工人代表会为基础、经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工人的议院,它负责经济事务。

我们不想插手政治任务,因为我们认为政治应当交给专家。我们要的只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讨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问题时,我们经常讨论代表会的未来。为了让工人代表会能完成它真正的任务——指导生产,必须瓦解现有的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会必须改组。我们决定,到了195711日,所有工厂和企业都要按照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章程,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新的工会领导层。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兼任工人代表会委员和工会领导。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匈牙利工会应当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会的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不受政府侵害,如果工会跟工人作对,那就是跟工人代表会作对。但我们的初衷是:哪怕工会和工人代表会在生产中有利益冲突,它们还是应当尽量合作。工人代表会在未来的作用,应当由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来决定。如果工人代表会参加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那又怎么能成立生产者代表会呢?老实说,我不知道;时间太短了,不够形成具体的意见。

我们并不想维持这种通过发布法令维持统治的制度。应该让国民议会通过好的法律。但在经济问题上,国民议会只有在得到生产者代表会的同意后,才能通过决议。我们认为,我国需要一部新宪法,决定哪些政党可以活动,政体应当是什么的,如何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生产者代表会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作为经济立法的机关进行活动。在现有的议会制度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分不开的。当然,经济问题是在议会里面讨论的,但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是政治家,他们不会考虑工人的利益。任何有足够分量的政治人物,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决问题。

生产者代表会应当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指导机关。有了两个议院的话,它们自然就能互补。没有哪一个会被允许通过妨碍另一个的工作的决议。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计划就是最终方案,不过,如果它们落到警察手里,警察就会利用它们对付我们。政府也要服从两院;政府成员应从两个议院中选出。某些需要专家担任的职位,应当由两院中的专家担任。政府必须对两院负责,只有得到两院的支持才能开展工作,两院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推翻政府。在新的、民主的匈牙利,我们要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开。

企业的利润该怎么分配,我们也讨论过了。利润应当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分给工人。怎么分给工人,应当由工人代表会决定。在西方很流行的“人民资本主义”,也就是让工人持股分红的主意,我们也想过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知道。

我们经历过革命,我们曾不得不战斗。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我们看得不够清楚,但我们——不光是我,也是我的全体工友——都觉得,我们的道路没有错,我们,我国和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道路。

而俄国人和卡达尔政府践踏了这一切。

《评论》,布鲁塞尔,

3期,19601





[1] 请参阅《首批工人代表会》一节中收录的《全国工会理事会的建议》。


[2] 昂焦尔弗尔德(Angyalföld)是布达佩斯的一个街区,位于佩斯北部,属于第13区。


[3] 伊诺托(Inota)原本是一个村庄,1951年并入维斯普雷姆州瓦尔波洛托市(Várpalota)。


[4] 莫哈奇(Mohacs)是波洛尼奥州的一个城市。


[5] 兹里尼·米克洛什(Zrínyi Miklós162015——16641118日),匈牙利军事家、政治家、诗人。


[6]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颁布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令》第一条。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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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一个革命工人代表会

波普·拉斯洛(Papp László


本文记载了1956年10月25日到11月3日之间,布达佩斯一家无名企业的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历史和活动。


本文记载的一切,其实也发生在匈牙利的另外几千个工厂、工地和企业里。

第一次面对死亡


1956
1024早上,在加尔文广场[1]和基拉伊·帕尔[2]大街的路口,我们一小队人一面躲避从国家博物馆那边射来的子弹,一面把伤员装上一辆马沃乌特[3]卡车。门口的路刚一清空,一个年长男性——他准是个优秀清洁工——就用水冲洗石砖路上的血迹和碎石,然后用扫帚扫干净。卡车开走后,他放下扫帚,走上广场,广场上有一辆俄国弹药卡车,正对着人行道。透着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坐在驾驶座上的士兵的头。我们这队人里有一个人用力拉开车门。车门一开,俄国兵就整个身体趴在方向盘上。他的军帽掉了下来,露出了剃得光光的脑袋。他只有二十来岁,顶多二十二岁。他的军服侧面有一片巴掌大的血迹。子弹穿过了车门窗户下面的金属板,击中了他。显然他当场就死了。


在那时候,死神正在接连收割生命,已经有十二个钟头了——在广播电台前、广场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死亡。虽然如此,这样突如其来地面对死亡,依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那个年长的男人想都没想,就摘下了帽子,悄声说了一句“……你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死去……”听起来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而不是说给死去的士兵听,也不是说给我们听的。突然,从博物馆环形路那边又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有人猛地把车门关上,我们退回了门口。

工人代表会成立了


1025日星期四早上,电台播出了惊人的消息:“反革命匪帮已被基本歼灭……”早上大概五点半的时候,宣读了官方声明:“布达佩斯党委和布达佩斯议会呼吁布达佩斯人民从早上六点起,以平静而纪律井然的方式,前去上班。”


可是街头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街上,掌握力量的不是党委和市议会,而是青年起义者。战斗的激烈程度确实下降了,但这主要是因为军队并不急于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也不急于“歼灭”他们。


在红军大街上的斯大林军政学院(现为裴多菲军政学院)的围墙里,一挺挺机枪架在沙包堆成的工事后面,瞄着外面。但是路人对此毫不在意。士兵不会走出兵营。几辆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从布达佩斯外层市区出发,主要是从布达出发,开往市中心。这些车子没开多远,就被武装起义者拦下,他们叫乘客下车。一个看样子像是大学生的青年男子对五路公车上的人大喊:“匈牙利人!不要信广播里说的!我们正在为你们的自由而战!”交通完全中止了,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市中心的机关、企业和瓦齐大道[4]上的工厂的工人,已经有三分之一正在上班路上。大家马上就明白了,今天哪儿都不可能开工了,于是大家就像两天前一样,重新开始向国会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前面领头的是苏联坦克,上面挂着匈牙利国旗,但是,国家保安局竟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


在农业部的拱门下,我看见了一具穿着雨衣的尸体,我看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尸体不是他。(他受了轻伤,而且当时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不过他逃掉了。)那具尸体就倒在拱门下的过道上,离拉科齐雕像和国会大楼不远的地方。过了一个钟头,起义者在周围每一栋楼的阁楼上搜查国家保安局的杀人凶手。对国家保安局的猎杀开始了。


到了下午一点左右,一部分群众聚集在自由广场(Szabadság tér)上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他们高唱国歌,同时又害怕再次遭到枪击。群众中有人喊:“叫联合国派人过来调查!”“不要让他们杀我们……联合国在哪里?……”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官员带着翻译出现在阳台上,他们保证会向华盛顿和纽约递交报告。


下午两点左右,我到了单位。路上我从广播里听见了格罗·艾尔诺被免去党中央书记职务的消息。广播中不断重复着“匈牙利人!高举国旗!”,并反复重播国歌。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欢乐,是胜利的第一个明显信号——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会大屠杀几小时之后!


我走进工厂大门时,怀着一种奇怪的、悲喜交加的感情。到处都有人站着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几个人跟我搭话,跟我说在党委和经理办公室那里,有人正在写名单,准备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格罗的辞职,就像堤坝泄洪一样:现在就连最死硬的党官僚也不得不承认,变革已经在所难免了。


我们跟一批年轻人开了个短会,然后马上决定:大家都到食堂去!我们要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搞出什么过火的事,但我们也不能让这次大会变成以前我们习惯了的那种党大会。我们分成两批,分头去党委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丢出了炸弹:群众大会马上就要在食堂里举行了。


食堂里有四分之三的位子坐着人。有人建议让我主持大会。大家一致赞成。我先感谢大会对我如此信任,然后我问大家,知不知道过去两天里都发生了什么事。一大帮人都说“不知道”,真让人惊讶。在等待所有人到场的时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从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星期一晚上集会讲起,一直讲到今天发生在国会大楼前的事件。可以看出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总结说:“要把那些叫来外国军队镇压本国人民,对和平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领导人永远赶出匈牙利公共生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这时经理和六个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也来了,我就请他们上台讲话。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并不想把一切都搞乱。但我自己并没有站在讲台后面。我仍然站在讲台前面——夹在我身后那些人和我面前的群众之间。


会议正式开始后,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工厂代表会。大家全都赞成,所以这个提议甚至不用经过表决就通过了。我们就直接选举代表会。


这件事对于我,还有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到现在,五年过去了,虽然我当时记了日记,我还是不能确定,我们当时是怎么冒出选举代表会的主意的。在25日那天,战斗还没停止。格罗的辞职仅仅是胜利了一半,距离革命的胜利,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广播中还在说什么“法西斯反革命匪帮”。当时,就在同一时刻,有好多工厂都举行了大会,可我们却一点消息都得不到。


我建议,企业里的每个部门都应该出两个代表——行政机关只能出一个——组成代表会,我们给这个代表会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然后我宣布休会,让大家提名候选人。


在大家分组讨论推举谁当代表的时候,我赶紧算了一下到场的人数。食堂里大概有300人,相当于我们企业工人数量的40%。管理人员当中,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人事部主任都没来。到场的有:经理、党委书记、劳青团[5]书记和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党委书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就在第二排。他一言不发,整个人几乎缩成一团。


在大会重新开始前,有几个人过来找我,偷偷对我说:“当心,不要让党员选上”、“别让犹太人当选”、“某某刚才记下了你说的话”。


我拿来一块黑板,写下了厂里各部门提名的人选。大会逐个批准了名单。“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就这样成立了。有人建议让我当代表会主席。大会一致赞成。


食堂里充满了欢快的低语声。这里开过多少会,搞过多少次选举啊!可我们却是头一次体验到了这样的心情:我们总算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代表会的组成,正好是整个企业的缩影。青年人和老前辈的比例正好五五开。大多数人都是技术人员,他们全都是技术精湛、深受大家喜欢的工人。管理人员当中,只有一个科室的副职领导当选了。在十三名代表会委员当中,有两名党员,两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工会委员会委员。没有团委的代表,也没有妇女代表。接下来大会又通过了几个决议。我们规定,企业管理层必须服从工人代表会,但我们让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各部门领导继续留任。我们组织了护厂队,保卫工厂。我们还通过决议,跟兄弟单位建立联系。我们举行表决,决定参加总罢工,但我们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参加了修复受损的建筑物的工作。我们还决定,在1030日星期二早上举行全厂大会,还要把这个消息通知给所有人。


大会结束时,所有人高唱国歌。散会后,工人代表会委员留下来,继续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

企业在革命爆发时的情况


我的单位是一家建筑企业,受住房与公共建设部领导,有大约850名职工。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是合格的工程人员。由于官僚机构急剧膨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工大约有150人。

经过多次重组后,我单位在1956年分成了几个独立运作的部门,另有行政机关、财务科、计划科和技术科。各个部门的主任一般——但不是全部——都有工程技术资格证,他们除了要处理组织事务和行政事务之外,还要参加一定程度的管理。经理总揽企业的管理,但人事方面由他和党委书记共管,技术方面由他和总工程师共管。

过去几年里,企业的领导权从名声狼藉的“三人团”转到了“二人组”手里。工会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以至于在五年后的现在,当我写下本文时,我甚至连工会书记的名字和长相都记不起来了。从1955年开始,劳动竞赛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所以工会的活动几乎就只剩收会费一项了。同时,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影响也显著减小了,所以经理和党委书记的作用和影响也就增大了。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他们不是党员——只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

经理是家境小康的犹太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一批人在战后与民族文化和家族传统切断了联系,希特勒和萨洛西[6]时代给他们留下了鲜明的记忆,促使他们投靠了共产党阵营。就在政府颁布反犹法律之前,他取得了工程学学位,在纳粹占领时期[7]他东躲西藏。苏军的抵达,确实让他获得了“解放”。他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虽然他并不太懂政治,党还是送他去上培训班,然后又送他去党校学习。作为一个才能平庸的工程师,他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被派往苏联深造。几年后他回国了,当了我单位的经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的、稳健的管理者,他在工作中不使用政治口号。他在苏联有关系,所以在面对主管部门和党机关的时候,他能表现得很强势。

党委书记也是青年工程师,也在莫斯科待过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是老资格的工会活动家,有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战前他父亲就死了,所以他单纯地仇恨霍尔蒂政权,憧憬苏联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解放”实现了他的梦想。他马上参加了共产党;两年后他通过了考试,实现了他最大的梦想——获得奖学金,去苏联深造。等了一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苏联学习了五年,还在那里结了婚。他成了一个勤奋、文雅、杰出的学者,但他却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工程师。他来到我们单位时,“专职”党委书记的职务已经被撤销了——很可能是他要求的——他一方面要负责普通的业务,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党组织的工作。在他领导下,厂里的气氛变得平静了,歇斯底里的指责、干扰、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当然,这是纳吉·伊姆雷第一次出任总理时的事情。

19551956年,人事部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经理和党委书记经常不问人事部的意见就做出决定。1956年初,有传闻说他们——据说是得到了上面的授意——销毁了人事部收集的大批个人档案。

随着许多旧的领导机关(工会、人事部、《自由人民报》半小时读报时间、培训班、党小组长的网络等等)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渐减退,在1955年以前靠边站、甚至是被迫害的人,又能在单位里说得上话了。他们的影响力,对于舆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时,党内权力斗争开始影响到了工厂层面,逐步变成了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斗争。

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活动

从工人代表会成立,到114日的入侵之间,我们开了四次会议。25日的选举结束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工作。同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代表会。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各地之间还很难建立联系和交流信息,但是代表会却一个接一个地、独立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它们以惊人一致的精神和形式开始了工作。我们跟其它代表会合作时,大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异议。

代表会成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形势,决定哪些事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我们做出了如下决定:

1.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障和维持斗争的成果。

2.政治形势当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放弃一党制,同非共产党人、民主力量一起组成联合政府。
3.在目前形势下,最大的危险是反革命。反革命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共产党借助俄国的力量,重新建立以前那种党专制;二是反动势力浑水摸鱼,迫害共产党,并企图立即改变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均势,破坏和平生产,阻止局势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最终还是会导致俄国干涉。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采取了我们自认为最正确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

1.继续进行总罢工。后来我们拥护杜达什集团的呼吁[8],支持政府,并于115日复工。(由于俄国入侵,我们只能延长罢工。)
2.我们禁止任何政党在厂内开展活动。这一条既适用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也适用于在街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新党派。这条禁令将执行到苏军全部撤离为止。
3.凡是以前为国家保安局工作过的人,或是有可能被国家保安局推荐入厂的人,我们都要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并持续监视他们。
4.我们全力拥护纳吉·伊姆雷领导的六人临时政府。
5.以前由工会履行的一切职责,全部转交给工人代表会。工会日后将改为专门代表和指导职业培训的机关。
6.为了保障民主的实施,我们规定,要经常与企业全体职工进行商讨(通过全体大会的形式),我们还定下了选举常设工人代表会的日期。
7.迄今为止,主管部门的作用都是控制和领导我们单位,所以我们提出了改变主管部门的角色的建议。
8.我们同兄弟单位的工人代表会建立了联系,并与它们合作,协调彼此的工作。(我们只成功举办了一次共同大会。)
9.我们决定在厂内抵制一切煽动歇斯底里或不负责任的态度的行为。这首先是指揪出替罪羊并加以谴责、撤职之类的行为。我们认为,即使有人犯下了反对公众或不利于同事的行为(比如干部、告密者之类),也只有在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之后,才能由法庭审理。我们要阻止任何煽动情绪、鼓吹草率审判的行为。
10.我们还通过了一些涉及单位的工作与事务的不太重要的决议,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些决议似乎是必要的。

五年后,当我回顾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回顾革命中的各种事件时,我不禁要问:有多少问题——这些问题是流亡者每天都在想的——在1956年没有被提出来呢?我只讲几个:政体形式、土地、工厂之类,财产权,领土要求。回答只有一个:这些问题之所以没人提出来,是因为解决它们的办法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想过改变共和政体——科苏特纹章就是共和制的象征。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修改和平条约、提出领土要求之类的问题。我们最想要的,是同邻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土地改革,还有工厂公有制的问题,都是到了合作社恢复自由、工人代表会成立、“土地属于你们,工厂属于你们”的口号真正落实之后才出现的——这句口号的意思是说,全体工人再也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企业的第二次大会

1030日星期二早上,我们单位举行了第二次群众大会,来了五百多人,到了这个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建筑物几乎毫发无损,就是有几扇窗户破了。但在街上,有轨电车的电缆断了,附近有几栋房子被烧毁了。人们在废墟中走着,脸上带着幸福、乐观的微笑。虽然车间的窗户被砸破了,但里面的货物完好无损。有人在街上摆了箱子,为在战斗中牺牲的人的家属募捐。苏军的动向和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没有给刚刚获得解放的、欢乐的心灵投下阴影。

大会开幕时,全体朗诵了约热夫·奥蒂洛[9]的诗篇《青年战歌》。这首诗简直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写的。

“但我们现在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气……

我们都是生活之子,

是为了战斗而接受涂油的骑士,

只要我们行动起来,这个旧世界

就会被我们踏平。”

(我有一个同事,她在1957年因为朗读这首诗而丢了工作,后来她只能从事非技术职位。)

我以工人代表会的名义,就目前局势做了简短的报告,然后大家接连上台发言。讨论的内容有:

·提交给政府的建议。

·与发展企业内的新生活有关的各种要求。

·人事部的作用,以及如何处理机密个人档案。

·党在企业事务中的作用;政治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变化。

·总罢工,结束罢工,以及我们在罢工期间和罢工结束后的任务。

·与其它革命工人代表会合作。

许多人都讲到了我国的总形势。提议也是五花八门,从政府人选到宣布中立,什么都有,大多数人的要求,跟全国各地的其它工厂提出的要求大体相同。大会结束后,过了几个钟头,我们了解到了杜达什集团提出的要求,于是工人代表会就决定拥护他们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要求列表”。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大家的合作,而不是分散力量。

有许多人都上台讲话,但我这里只想详细记载一个人的发言。他的发言不那么“典型”,我想记录他的发言,是因为他的发言引起的普遍义愤,可以让读者了解到革命期间人民的普遍情绪。

有一个同事,他一上台就说,在目前形势下,应当把政权交给明曾蒂主教。大家礼貌地听他发言,但是台下交头接耳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有不少人插嘴。他就改变了话题,说他想让大家都拿回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他以前是个矿老板,他愿意“为亲爱的同事们服务”,同事们有什么要求,他都会尽力实现。

他的发言引起了一片愤怒。几个人跳起来大骂。一个青年工程师表达了听众的普遍意见,他大吼:“你以为街上那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的?难道是为了主教,为了你的矿吗?”气氛极度紧张,眼看就要失控了。为了控制局面,我赶紧让这位“矿老板”下台,然后进入下一项议题。(耐人寻味的是,革命失败后,就我所知,那位“矿老板”直到现在仍在原单位工作,可是那位发言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青年工程师却不仅丢了工作,还在1957年被“工农政府”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1959年才放出来。)

大多数发言人在谈到单位内部的情况时,都说要消灭内部的官僚主义,增加厂内各个部门的独立性,并消除政治干预。“工厂是你们的,车间是你们的”这句口号,好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它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真正成为公有财产的“主人”了,这句口号的意思也就变了,这是很让人高兴的。

在讲到人事部的作用、讨论秘密个人档案的问题时,这个溃烂了多年的旧疮疤终于暴露了出来。人事部主任——以前是个小店主,入党后飞黄腾达,革命失败后,听说他成了“难民”,流亡到以色列去了——表示坚决拥护撤销人事部的提议。

如何处理秘密个人档案,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我们差点就通过决议,把档案发还给各人,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提议,应当成立一个受工人代表会监督的委员会,检查个人报告,找出谁是告密者。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不禁担心起来,如果放任这种情绪,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揪出替罪羊”的运动。因此,我宣布,就算这个提议获得通过,我也不会配合。我们以前一直生活在仇恨、猜疑和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已经受够了,如果我们以相反的方式重复这一切,那我们就会犯下大错。我说:“我们经过浴血奋战,正要开始新生活。请大家相信革命、政府和工人代表会的力量,它们一定会保护我们,不让过去那种迫害卷土重来。”然后,大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表决,决定发还档案。大家从人事部取回了自己的档案,就好像在举行胜利阅兵式一样。

我们在党委办公室里没找到工人的档案——或许档案已经被销毁了。按照工人的意愿,党——“先锋队”——一下子停止了活动。是否入党,是否参加党的活动成了个人的私事,但我们规定在厂内不得开展党的活动。

发还个人档案后,大家的快乐达到了高潮。我们的纲领中剩下的部分,也迅速地、一致地获得了通过。我们把继续和停止罢工的权利交给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委任了一个代表团,同中央工人代表会建立联系。罢工还没结束,我们就组织了几队人马,参加了修复受损的建筑物的工作。我们在下午出发了,出发时,我们都觉得,大家会在一个新生的、得到净化的匈牙利重逢。

114日之后——逃亡

星期日黎明,枪声粉碎了我们的美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意气消沉,流离失所,逃到异乡,为破灭的希望而哀悼。我们没有力量去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临时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有一半逃到了国外。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留在国内的委员们补选了新的委员。他们仍在坚持斗争,继续进行总罢工,在被迫复工之后,他们还对厂内发生的报复进行了抵制。政府先是被迫承认工人代表会,然后又想通过法律限制工人代表会,最后解散了工人代表会。19561025日当选的工人代表会委员当中,有四人在19576月到8月之间被捕(在全体工人当中共有十二人被捕)。过了一两年,他们全都获释了,但他们都不能从事与他们的技术能力相符的工作。

工人代表会的故事结束了——它已经成为了历史。

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够重新生活在全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根据19572月写下的笔记撰写

《新视界》,1962
3





[1]
加尔文广场(Kálvin tér)是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个重要广场,因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而得名。


[2]
基拉伊·帕尔(Király Pál1880—1965),匈牙利工程师,武器设计师。


[3]
马瓦乌特(MáVAUT)是匈牙利国营铁路客车厂(Magyarállamvasutok Autóbusz üzeme)的简称。——原注


[4]
瓦齐大道(Váci utca)是布达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街道之一。


[5]
劳动青年团(Dolgozó Ifjúság SzövetségeDISZ)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青年组织,1950618日成立。在1956年革命中瓦解。在1957321日重组为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Magyar Kommunista Ifjúsági SzövetségKISZ)。


[6]
萨洛西·费伦茨(Szálasi Ferenc189716——1946312日),匈牙利法西斯主义领袖,1939年他把几个法西斯政党合并为箭十字党——匈牙利主义运动(Nyilaskeresztes Párt – Hungarista MozgalomNYKP)。纳粹德国占领匈牙利后,于19441015日逼迫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退位,并于16日任命萨洛西为总理。匈牙利解放后,萨洛西被判处死刑。


[7] 1944年初,由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企图与同盟国单独媾和,希特勒便于312日下令德军占领匈牙利。直到19454月,匈牙利才被苏军彻底解放。


[8]
杜达什·约热夫是一个起义团体的领导,这个团体的总部设在布达佩斯中央的《自由人民报》编辑部。杜达什出版了一份日报《匈牙利独立报》(Magyar Függetlenség),还试图建立匈牙利全国革命委员会。杜达什有点像一个胸怀伟大梦想的小匪徒,企图通过发表革命纲领、向政府提出要求和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在革命中扮演政治领导角色。但是,在十一月初,杜达什表示拥护纳吉·伊姆雷政府,并支持复工。——原注



[9]
约热夫·奥蒂洛(József Attila1905411——1937123日),匈牙利诗人。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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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广播电台革命代表会

多拉·斯卡雷特

多拉·斯卡雷特(Dora Scarlett)是英国共产党员,自1953年起居留匈牙利,为布达佩斯广播电台英语部工作。

从革命的第二周开始,就可以进入广播电台了。以前外籍工作人员都不能进去的——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命令,但当时的负责人是本克·沃蕾丽奥[1]。现在我找到了管事的革命代表会。我走进第六演播厅,里面正在开会,这是最大的演播厅,里面有阶梯状的座位,可以让一整个交响乐队演奏,这里也可以让整个广播电台开会,只有在这种时候,匈牙利籍和外籍的工作人员才能正式聚在一起。演员、制作人、记者、技术员、汽修工和清洁工都坐在一起。气氛很严肃,会议进行得一本正经,而且很负责。广播电台虽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它仍在坚持工作;一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国会大楼了,那边的电缆没有坏,还能连着发射机。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新的机构、新的调子和新的精神。应当让哪些人参加?在革命的头几天里,对于广播报道处理得很不好,有谁没有受到影响的?

最先被撤职的是一批高层领导。总之这些人都躲着别人。级别较低的人当中,有人为自己辩护,也有一些在场的人为他们辩护;对于每个人的案子,都进行了争论,然后大家举手表决。接下来大家讨论了播音员的立场,最后决定,虽然播音员不该为节目内容负责,但还是要把播音员都换掉。最支持这个决定的就是主播本人,他说自己应该辞职。哪怕是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后,这些撤职决定也得到了卡达尔政府的认可,但它后来又撤销了这些决定,革命代表会的领导人却都被解雇了。

另外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哪些共产党员可以参加革命代表会。我前面解释过,党员的标签并没有多大意义;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运动,是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领导的;电台里的领导职务都只能由党员担任。但是那些虽然不是大领导、却积极参加电台政治生活的人呢?一个演员开始用粗暴的、侮辱性的语言大骂共产党员,但是会议驳斥了他,并叫他冷静一下。革命代表会的主席说,这样歧视共产党员是错误的,“我们不想仿效拉科西政府,我们要创造一种新局面,要把人当人看。”评价一个人,终究还是得看这个人的行动。


国家保安局往电台里安插了十五个告密者,让他们报告同事的行动——他们当然被自动排除了,哪怕他们敢站出来承认。其他的,像是那些特地跳出来,在广播中反对革命的,比如体育评论员塞佩西;还有那些跟旧制度关系密切的党干部,他们都被排除了。除了这些人之外,没有党员遭到歧视。


1030日星期二,到119日星期五之间,我都尽量参加革命代表会的会议,参加了好多次。不过,在对于那些困难的、或是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表决或作出有影响的决定时,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觉得,我前面不是说了,外籍工作人员跟匈牙利工作人员是隔开的,所以我很难对电台的工作下结论。我的活动仅限于对一些基于原则的决议表态支持;除此之外,我只是观察和聆听。


在一次会议上,来了两个杰尔广播电台的代表;他们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次会议讨论的是让两个广播电台保持联系,相互协助。在1029日星期一那天,广播电台全体工作人员给部长会议写了一封信,表示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赞同广播电台对于1023日的游行示威以及之后的起义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对于悲剧性的事件,电台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我们认为,电台领导应当对此承担主要责任。电台的真诚员工想要说出真相。”


在第二周里,公共生活发生了极快的变化。国家农民党、独立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又重新成立了,并积极发展党员。各个政党在街上散发传单,在报纸上写文章,传播自己的宣言,呼吁人们支持自己。纳吉·伊姆雷宣布,下一次选举将让多个政党参加;他要求苏军撤离首都,并保证会同苏联进行谈判,争取让苏军撤出匈牙利。他承认了革命中成立的各种民主机构,并请求它们支持。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建议大学生派代表团到国会来,商讨如何成立部队,维护秩序,并捍卫革命的成果。副总理艾尔代伊·费伦茨[2]请求国家农民党同政府合作。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卡达尔·雅诺什宣布党完全支持目前采取的各项决定,他也赞同纳吉、蒂尔迪与艾尔代伊的发言。他向全体共产党员呼吁,应当纯洁党的队伍,赶走投机分子,党应当为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奋斗。


10
30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在多瑙河堤坝上,在黄昏的薄暮中,我看见一门门野战炮,和长长的弹药车队轰隆隆地驶过。坦克的轰鸣声不断地在被抛下的街道上回响。我站在斯大林大街上,看见长长的卡车队列,每一辆卡车后面都牵着野战厨房,每一个野战厨房下面都燃着小小的明火,顶上喷出了欢快的蒸汽。


苏军撤离了。我得告诉自己,这真的发生了。胜利居然如此彻底?大学生、记者、诗人,这些仓促选出的革命代表会,居然能迫使强大的军队仓促撤离?但是,促成这种结果的,不仅仅是起义的力量;俄国人自己也不想打仗。我亲眼见过、还听过好多这样的故事:坦克兵主动投靠匈牙利人;受了轻伤的士兵苦求医生不要把他们送回前线;匈牙利人用他们不情愿学的俄语,同守在街道、桥梁上的士兵建立了友善的关系。


格罗和赫格居什已经逃往苏联。这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拉科西曾长期地、顽固地把持权位不放;政治局委员们为了权力曾进行过无情的斗争;然后,他们却屈服了,被风吹走了。


一些报纸,还有不少革命组织,仍在批评政府;它们仍然不愿完全信任政府,除非政府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并同苏联进行谈判,要求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它们号召自由战士继续握紧枪杆,直到革命的要求全部落实为止。大街上贴出了传单,号召大家为了同样的目的举行总罢工。有人要求对官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不得包庇在旧制度下犯有过错的党员。国民革命代表会的机关报《独立报》(Függetlenség)宣布,在全部要求落实之前,它不会承认政府;这些要求包括:由于华沙条约与匈牙利和平条约及联合国宪章抵触,因此必须退出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恢复罢工权;应当从自由战士中选派代表参加政府;宗教、出版及集会自由;释放明曾蒂主教;解散国家保安局,不得让国家保安局人员参加正规警察部队;抛弃政府的经济教条;取消党干部的特别津贴,关闭特供商店;为投靠匈牙利人的苏联士兵提供政治避难。


工会理事会辞职了,新成立的工会联合会要求获得罢工权、失业补贴、公正的工资制度、废除“劳动定额”、提升最低工资、取消“无子女”税、扩大住房项目。农民作家索波·帕尔(Szabó Pál)写了一篇文章,建议所有村庄的农民选出国家农民党的委员会,通过这些委员会来进行自我管理,凡是被不当没收、强行集体化或被抛弃的土地,都应当属于农民委员会。人们普遍要求举行总罢工(罢工还只是部分停工,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大量工人无法上班),总罢工将持续到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为止。


11
1日,政府宣布开始同苏联谈判,这个消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尽管如此,外国电台却不断报道大批苏军正在从东部边境进入匈牙利的消息。虽然还存在着这种隐忧,但纳吉·伊姆雷的总理职位却更加稳固了。他现在已经接受了革命的全部主要要求——苏军全部撤离匈牙利、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退出华沙条约、并呼吁四大强国提供保障。纳吉一直深受国内农民的欢迎,因为他废除了农民的全部缴粮义务。农民把一车车粮食运往布达佩斯,在街上分给市民,以此表达他们对起义的原则的支持。还有一些人在顽强地反对纳吉——他们贴出写着
“不要放下武器”的传单并号召总罢工——但他们也不是不赞成这些措施;他们看到纳吉在苏联面前的软弱,便怀疑纳吉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来贯彻这些措施。


随着最近的政府改组,拉科西政府的旧成员大多已经退出,但还有几个仍留在政府里,所以人们依然不信任他们。起义次日成立的那个政府显然已经无法工作;它包含了太多的拉科西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的熟悉的名字。对我说这番话的,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老党员,在霍尔蒂时期,她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她说,在危急关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争吵不休,企图保住权位;在这种局面中更能被人民接受的那些人,又不愿意参加政府。她了解很多内幕,因为她的工作使她能频繁接触到政府成员。在身居高位的共产党员当中,只有她还有人性,还有同情心,她觉得她毕生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她知道,在匈牙利,在苏联(她曾在苏联流亡多年),都发生过无辜的人被捕、被杀的事情;她曾以为,冷战,还有保持高度警惕性的必要性,必然会导致犯下许多错误——她以为,这一切都是必须接受的,我们必须忍受这样一个时期,等到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之后,人类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无数条人命将获得拯救,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同眼前的邪恶妥协。她毫无个人野心。在十月里,她开始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活在谎言之中,她痛苦地自责,为什么一直对邪恶视而不见。她欢迎每一个扩大政府的措施,并要求把行政职位交给那些没有同拉科西勾结、没有容忍拉科西政策的人。


11
1日,星期四,一个朋友找到我,跟我说:“你听了可别惊慌,我叔叔刚从外地过来,他说苏联坦克已经到了维切什(Vecses)(离布达佩斯九英里的一个村庄),然后停了下来,进入了阵地,准备向市里进攻。”苏联调兵遣将的消息不断传来;但在联合国里,苏联代表对此一概斥之为无稽之谈。他在说谎,一切事实表明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苏联军队占领了所有机场。他们说这是为了保障苏方人员、家属及伤员的安全撤离,然而并没有人报告说撤离行动受到了阻碍,因为匈牙利人巴不得他们快点撤走。从这一刻开始,我就相信,苏联一定会再次发动进攻。


电台革命代表会找到了全体职工的档案,并没收了这批档案。结果发现,负责保管档案的党委委员已经及时地把自己的档案抽走了。现在事情颠倒过来了,坏档案变成好档案了;如果你以前没有对领导唯唯诺诺,如果你拒绝监视同事,如果你在会议上说了怪话,你现在就可以为此自豪了。但是,那些档案里经常有好评的人——总是党的干部——现在都心虚了,要是里面扯上了国家保安局,那就更要命了。一切全都大白于天下了。电台革命代表会明智地“暂时”扣押了这批档案,但有些工厂把档案发还给了原主。打那以后,告密者就会被当成国家保安局的人,整天被人指指点点。我认识形形色色、职位各异的共产党员;他们当中有些人身正不怕影子斜,另一些人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人们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待他们。人们的怒火并不是冲着“共产党员”去的;我记得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党员的成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运动和起义的领导就是党员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不能光凭入没入党来判断一个人;重要的不是党证,而是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在广播电台里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理由相信其它地方的情况会不一样。

多拉·斯卡雷特

《匈牙利之窗》

Window onto Hungary

布拉德福德,1959

民族的真实心声


广播电台革命代表会已经成立了。


星期二早上,在位于山多尔大街的匈牙利广播电台总部,电台的职工举行了会议,在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爆发后,以及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之前,他们强烈谴责了电台的报道和宣传,这些报道都是由一党独裁制度指使的。在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的影响下,电台的几百名职工在六号演播厅举行会议,十年来头一次自由地说出了心里话。


这次的会议的第一个成果就是:愿意为民族事业效力的记者、技术员、技术工人与体力工人,已经把拉科西独裁政权的代表赶出了电台。长期以来,拉科西政权的代表炮制了大量的谎话连篇的节目,为了欺骗听众无所不用其极,还不止一次地利用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去对付同事,逼迫同事们把假消息灌输给人民。


因此,职工们首先开除了副台长、宣传部长,还有在1023日以后拼命污蔑人民的人,当全民族正在为自由进行神圣的战斗时,他们却不仅玷污了忠于人民的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的职工的荣誉,还玷污了全体匈牙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我们要的是独立的、民主的匈牙利……要的是免于恐惧的生活……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职工认为,躲在屋顶上和公共建筑物里,向着为了自由而起义的、英雄的布达佩斯人民疯狂开火的国家保安局狙击手是杀人凶手……


革命青年们!匈牙利同胞们!请帮帮我们,让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能够尽快在山多尔大街演播室开始广播。国会不是演播室!


我们特此通知全体听众:在新成立的编辑委员会当中,没有一个记者或编辑曾是拉科西—格罗团伙的同谋。


亲爱的读者们,亲爱的听众们,请用和平的斗争,坚守阵地,帮助我们的工作。


邮政工人们!请协助我台技术人员的工作,让科苏特广播站和裴多菲广播站能够尽快广播,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会从布洛迪·山多尔[3]大街广播全新的、真正的民族节目。


……还有你们,为了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而献出生命的英勇战士们——我们向你们保证,绝不会用谎言玷污你们高贵的名声;我台绝不会再次沦为那些与民族利益为敌的人的喉舌。

《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

(自由匈牙利广播电台革命工人代表会的报纸)

布达佩斯,19561031





[1]
本克·沃蕾丽奥(Benke Valéria1920626——200967日),1947年进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1951—1954年任全国和平理事会书记,1954—1956年任匈牙利广播电台台长,1958—1961年任教育部长,1961—1988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编委会主席,1988年退休。


[2]
艾尔代伊·费伦茨(Erdei Ferenc19101224——1971511日),生于琼格拉德州莫科镇(Makó),毕业于塞格德大学。1939年创立国家农民党,1944年参加临时国民政府,并任内务部长。1945年当选为国家农民党总书记。战后积极同共产党合作。1949—1953年任农业部长,1953—1955年任司法部长,1955年再次短暂出任农业部长。在1956年革命期间被纳吉·伊姆雷任命为副总理。1956113日被捕,但不久后获释。1957年任匈牙利科学院秘书长和农业研究所所长。1964—1970年任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


[3]
布洛迪·山多尔(Bródy Sándor1863623——1924812日),匈牙利作家、记者。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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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律师的记录

I.V.


我在匈牙利律师革命委员会那里头一次听说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这个名字。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同这个机关发生如此之深的纠葛,最后不得不仓促逃离故国。


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律师委员会里,讨论着匈牙利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最新消息,然后执行委员会决定派我去中央工人代表会,打听消息,并协调双方的活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天我就去了奥卡茨佛大街上的运输公司[1]总部,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设在那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那边。


那栋楼像蚂蚁窝一样繁忙。门前停满了各个工厂和公司的车子。楼里面,每个办公室都在开会,新闻、经济、文化和其它委员会都在开会,二楼的会议厅里,代表们也在开会。矿山、企业、工厂的代表不停地赶来,然后马上提交他们单位的文件,同时接受指示。我马上就明白了,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发表了宣言,支持布达佩斯。但是它们还声称,尽量同知识分子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却以律师们的名义指出,我们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认为应当按照革命的十六项要求,根据神的律法所衍生出的人道主义理想来建设国家。我们赞同中央工人代表会领导人的意见,即匈牙利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拥有最终决定权。


我提交了关于这些讨论的报告后,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也举行了会议,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参加了。他详细介绍了工人代表会的作用与活动,并介绍了他们同俄军司令部的谈判的情况。他还说,工人阶级不想要任何特权,只想同农民和知识分子分享权力。


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对此表示赞同,它正式宣布支持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目标,并建议由我担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法律顾问。


后来,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我在奥卡茨佛大街上的运输公司总部里工作,那里是我国真正的心脏。卡达尔团伙的“政府”躲在国会大楼里面,依靠着俄国坦克的保护,他们最关心的是躲开人民的义愤。换句话说,在苏联占领匈牙利后的一段时间里,匈牙利人民是没有政府的。也没有一个得到合法承认的国会。或者说,国会和政府都存在着,但实际上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中央工人代表会。


我负责的任务也是由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袖分派的。


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拉茨·山多尔——贝洛扬尼斯工厂的一位工人——跟我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起草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则。全会已经对这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我收到了跟这些规定有关的会议纪要。


从一开始,拉茨·山多尔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大概是32岁,是个高大、“伟岸”的年轻人,是典型的、享誉世界的匈牙利技术工人的代表[2]。他的眼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声音亲切却又深沉,他具有独特的语调,听起来像是在恳求,但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具有力量和坚定。他的声音,他的整个人格,打动了、甚至可以说是俘获了他的听众。在这种时候,他周身散发着一种使人着迷的魔力。这种魔力当中并不含有任何私欲,只有坚决为人民事业效力的赤胆忠心。


他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其他领导人非常关心我,他们要我时刻都在“身边”,随时给他们提供法律建议。他们想避免无意中触犯法律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让自己得到尊重。所以我很快就成了委员,有权参加这个工人“议会”从早到晚的全会的讨论。在全会上,委员们轮流发言表达意见,首先讨论最紧迫的任务,然后讨论用什么样的措施建设未来。有一段时间,卡达尔的代表——一个又矮又胖,大概35岁的年轻人,叫山多尔——也定期参加这些会议[3]。有他在场是很有用的,因为他能提供一些他的主子的反人民措施的消息。我记得,他每次发言时,都是这样起头的:“我不是要为卡达尔辩护,但是……”,然后他就强调政府的善意。这个“中间人”回到国会,向卡达尔汇报会议的情况,然后又为晚上的谈判做准备;卡达尔和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会在晚上谈判。我本人没有参加过同“政府”的谈判,但我总是能收到一些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我起草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章程与办事规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目标:“整合在大布达佩斯地区内当选的各个工人代表会的经济要求、文化要求与政治要求,并与社会主义及我国的民族雄心结合起来,将其提交给我国人民及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


第五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成为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会委员。它规定布达佩斯每个市区有一名代表——每个州也有一名代表——再加上各种全国性组织与机构(邮局、铁路等等)的代表,还有拥有大量劳动力的“第一等”工厂(比如切佩尔)的代表,都拥有投票权。所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代表了全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但是,除了工人代表之外,它还邀请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领袖参加,并做了大量的安排,协调各方的活动。组织章程为此提供了两种方法。一是由代表会书记给某人提供许可,准许其参加讨论(参见5.I.2段);二是由书记安排作家、经济学家、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某些专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代表会召开会议之前,准备材料,为会议提供专业的建议!)


经济委员会提交了最早的一批提案——国家银行革命委员会的两位代表起草了匈牙利宪法草案中的经济部分,建议设立工业院和生产者代表会。我经常跟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讨论宪法。根据他们给我的指示,我召集了一批律师开会,当时能找的人我都找来了,还请来了最专业的经济学家参加这项工作。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刚一开始,就能感觉到《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章程》的影响。本质上来说,它想表达出整个国家的心声。其主要原则如下:在中立的匈牙利里,工人阶级要选择一种既符合社会主义、又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经济制度,工人阶级会放弃它先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它会同农民与知识分子分享权力。恢复多党制后,将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它们受权行使国家的主要权力。这样一个两院制的国民议会,应该能够捍卫国内的社会成果,并保卫我国的中立地位。


通过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独立工作,工人阶级的代表会制度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农民也正在仿效工人阶级,从个体农民开始,逐步发展自己的组织,最终建成最高级的农民代表会。知识分子也已经有了一个领导机关,但是,虽然他们的目标与工人阶级和农民一致,然而他们的组织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了。


为了给中立的匈牙利制定组织制度,各个委员会不停地开会。同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也批准了组织章程的细则。还同工会领导人讨论了有关工人代表会的权力及罢工权的问题。


各种讨论当中,只有跟卡达尔团伙及俄国人的讨论收效甚微;同他们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在125日各个地方代表会被破坏之前,中央工人代表会一直在向它们发表一系列的新闻公报,通报关于这些谈判的情况。地方代表会遭到破坏之后,中央工人代表会马上在第二天早上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此作出全面的回应,也就是那个著名的126日备忘录。中央工人代表会怀着最大的政治上的克制和责任感,起草了这个备忘录。它要求政府在次日,也就是127日晚上8点,通过广播对全国人民的全部要求——也就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提交过的要求——作出明确的答复。在127日早上,这个备忘录在我国大多数工厂里宣读了。匈牙利人民等待着答复。……但是,在时限到了之后,卡达尔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于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在128日再次碰头,严格按照组织章程中关于组织总罢工的规定,坚决地、一致地宣布:为了进行抗议,将于1210日午夜发动为期48小时的全国总罢工。


卡达尔团伙毫不迟疑,立即在128日通过广播宣布取缔中央工人代表会。明尼奇的“公安部队”席卷而出,迅速向匈牙利人民发动了进攻。苏军出动了约12个装甲师的兵力,支援他们的行动。


星期六晚上,公安部队占领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办公地点——罗若·费伦茨文化宫,搜出了一大批文件——也包括宪法草案,并派重兵在那里设防。换句话说,过去那套斯大林主义手段死灰复燃了。


12
9日星期天中午,我正在赶往中央工人代表会,在高尔基大街上,我在波伊佐街(Bajza utca)拐角遇到了几个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了解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是从总部过来的。他们劝我不要在那个市区露面。他们劝我立刻逃走,不管逃到哪里都行,最好是逃到国外,因为他们听说大搜捕已经开始了。


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个人说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你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你了解我们的立场。如果你流亡国外,请记得把我们的理想一起带走——讲给全世界工人听。不要讲给外国政府,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向它们要求什么,也不指望得到它们的帮助。把真相告诉各国人民。……”


我一回想起来,就深感羞耻——虽然这是由于我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的——直到现在,这个任务我完成得还是很差。

《真理》(Igazság),第2卷,第2

伦敦,19588



[1]
全称布达佩斯市运输公司Budapest Székesfővárosi Közlekedési Részvény TársaságBESZKáT)。——原注


[2]
这段对拉茨·山多尔的描写都是正确的,但说错了他的年龄。其实他只有23岁,但这个错误,或许是由于他的人格给许多人造成了错觉才产生的。——原注


[3]
山多尔·约热夫是卡达尔政府派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联络代表,他从1951年起就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1957年起担任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卡达尔政权的重臣之一。——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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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贝凯什乔波工人代表会

摘自一位亲历者的日记

莫尔纳尔·米哈伊(Molnár Mihály


10
26日,星期五:今天晚上,贝凯什乔波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在自由广场上的101团纪念碑原址下集合了一大群人,而且还不断有人加入;那里原来建有一座一战纪念碑,纪念贝凯什乔波101步兵团的阵亡者,后来被拆掉了。游行队伍先到了党委办公楼,一位同胞宣读了德布勒岑工人代表会的各项要求。然后游行队伍又向伊什特万广场大街第16号的维霍尔朔洛克[1]印刷厂前进,到了那里以后,印刷厂接受了他们的16项要求,并立即把这些要求印成了传单。在印刷传单时,游行队伍又向纺织厂前进。这一天是“坠星”日。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哪里的共产党红星就会被拆掉。星星都被推倒在地上。就连伊什特万面粉厂的星星也被拆掉了。在这个时候,夜晚很快就来临了,但是,回到了印刷厂的群众却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们要求!》印出来。然后他们再次前往党委办公楼,然后转向蒙卡奇[2]大街,前往国家保安局兵营。游行队伍占满了整条街道。他们沿着斯大林大街前往兵营,在27日星期六凌晨两点,游行队伍在火车站停了下来。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群众不停地、有节奏地高呼“佩斯顶住!”“绞死拉科西!绞死格罗!”“俄国人滚回去!”“打倒国家保安局!”“匈牙利人,加入我们!”“士兵代表会万岁!”等口号。一些曲子应运而生。群众多次高唱《科苏特之歌》、国歌和《召唤》[3]。当群众在印刷厂外等待时,一位布达佩斯青年代表介绍了首都的情况。在军营前面,陆军和警察的代表摘下了帽子上的五角星,走向示威群众,表示拥护争取自由的斗争。游行结束后,群众井然有序地散开了。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骚乱。


10
27日,星期六:中午时分,在科苏特雕像下举行了一次仪式。人们戴着国旗色的花结,打着黑旗,来到雕像下。在仪式开始前,州代表会青年议会散发了用蜡纸印制的传单,警告大家当心那些可恶的人——而且还点出了名。仪式非常动人:雕像的基座上摆满了秋天的玫瑰,还摆上了——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的——科苏特纹章。军队和警察的代表都讲了话。有人就解除国家保安局武装的问题作了报告。获释的政治犯也从久洛来到了这里。有人呼吁大家拆除铁轨,不让苏联军列取道罗马尼亚进入我国。德布勒岑代表以及教师费凯泰·帕尔(Fekete Pál)等人发表了讲话。这一天的仪式结束时,大家依然井然有序地四散回家,就跟前一天一样。星期六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人们聚集在斯大林大街12号的工会大楼前面,等待着最新的消息。戏剧评论家科什科特·伊什特万(Kaskötő István)出现在二楼的窗户边,通报了临时革命代表会的委员名单,并宣读了临时革命代表会关于粮食供应、运输与公共秩序问题的决定。


10
28日,星期天:今天早上,路过工会大楼前面的人看见的,不是昨天晚上那些活泼的群众,而是保安部队。显然军队已经占领了这里,在这栋楼对面的马路上和过道里,人们在兴奋地讨论着这件事。有几个人——应该是干部——在讨论着选举新的革命代表会的事情,他们说,革命代表会不能由一帮乌合之众组成。激烈的争论开始了,聚集起来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戏院门前也出现了运动。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士兵从卡车上下来,强行冲进戏院。戏院的铁门紧闭,一个士兵守在门前。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门前,不停地辱骂守在门外的士兵。有人说,在党委的煽动下,军队在早上发动了叛乱。两个活动家被逮捕了,被关进了兵营里面。群众不肯让步:他们要求释放被捕的人,不管军官怎么搪塞都没用,最后军队只好把被抓走的戏剧评论家科什科特·伊什特万和教师费凯泰·帕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人民领袖——放出来,让他们乘着轿车对群众讲话。在得到革命代表会将于下午三点在大办公区开会的承诺之后,既激动又愤怒的群众才散去。


星期天下午,大批群众聚集在办公区(约热夫·奥蒂洛大街)狭窄的街道上。会场的门全部敞开,外面的过道上挤满了群众。挤不进去的人只好回到街上,而街上的群众越来越多,只好架起了扩音器。群众极度仇恨指挥叛乱的托特(Tóth)中校,虽然他竭力为自己辩解。


在革命爆发后的一个星期里,贝凯什乔波的日报《维霍尔朔洛克人民报》(Viharsarok Népe)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星期三它还在首鼠两端,犹犹豫豫地表达了“七月精神”。它在星期四——甚至到了星期五——还说对付起义者绝不能手软(“够了!不能再手下留情了!”)。但是,到了星期六,它的调子就变得谨慎了——反革命匪帮变成了英勇的自由战士。


在军事叛乱的过程中,新出版的《科苏特人民报》(Kossuth Népe)的第一期被禁止投递,但是后来——在群众的要求下——它还是被传播出去了。


10
29日,星期一:在我的工作单位贝凯什乔波手工艺品公司(Békéscsaba KésműipariVállalat里,成立了临时工人代表会,由九人组成。然后,在1031日星期三这一天,选出了由18人组成的常设工人代表会。大约70名工人参加了选举,我认为选举进行得很民主。


11
1日,星期四:又一个节日: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一天是万圣节;对其他人来说,这一天是纪念日。在这一天早上,人们把被埋起来的101团纪念碑挖了出来,把它重新立在原来的地方,并向它献上秋玫瑰。人们从教堂出发,像军队一样列队行进,这副光景已经很久没见过了。人们穿着最好的衣服,走在阳光下,抢购报纸:《民声报》、《真理》、《新闻周报》、《科苏特人民报》、《独立报》——无论是老报还是新报,全都浸透了全新的精神[4]


11
2日,星期五:中午,费泰凯·帕尔在市政厅前面用扩音器宣布了一个消息:苏联军队已经进入贝凯什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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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星期六:早上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停止罢工,回去上班!》,这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从1027日开始,总罢工就已经席卷了整个贝凯什乔波。这篇文章原本准备发表在第二天(114日)的《独立报》上。


下午3点,本地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还有本地各个教区的代表挤满了市政厅里的会议厅。主持会议的是费泰凯·帕尔。直到目前为止,贝凯什乔波革命代表会和贝凯什州革命代表会还没有分开。州府革命代表会实际上起到了州革命代表会的作用。现在,单独的州府革命代表会成立了。科什科特·伊什特万当选为主席,我也被当选为州府革命代表会的七人主席团之一。由于罢工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打算在115日星期一复工。因此,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库存和工厂需要的原材料。我们认为,革命代表会的初期活动显得比较毛糙和急躁,所以,我们要参加城市的管理,通过提出认真的、广泛的管理措施,进行更好的组织和策划,同时提升革命代表会的声望。


然而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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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星期天:枪声打破了黎明时的寂静。到了早上,苏联坦克冲过街道,留下了被撞倒的树木和被碾坏的石块。人行道上散落着在黎明的战斗中被打碎的玻璃。大炮,坦克,戴着钢盔的苏联步兵——就在中央广场上。市政厅和旁边的房子——内务部和州议会的办公地点——也被打得千疮百孔。在主干道的入口处,在伊拉尼[5]大街和蒙卡奇大街上,都停着坦克。在裴多菲大街的学校前,在兵营和科津奇[6]大街警察局前面也停着坦克。秩序!从下午四点到早上六点实行宵禁!不许饮酒!


11
4日的《独立报》已经印了出来,上面登出了我那篇《停止罢工,回去上班!》,但苏联当局禁止散发这期报纸。


11
7日,星期三:革命代表会的四名委员与党委书记,还有市政府、州政府的几个干部一起开了会。一位苏军少校也参加了,他说苏联军队为了保卫我们的自由,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战斗,付出了牺牲。他强调指出,必须维护秩序,回去上班,并宣布他只会承认“合法”组织的权利。


11
8日,星期四:我们讨论了革命代表会与州议会执行委员会并行存在的理由。按照卡达尔政府的声明,革命代表会,以及与之名字不同、但作用相似的社会组织应当是建言献策的机关。


11
9日,星期五:星期五到星期六夜里,有些事情重新发生了!


11
10日,星期六:中午时分,我接到消息,费泰凯·帕尔和鲁奇·拉斯洛(Rucz László)医生被捕了,他们还想抓走市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但他逃掉了。


在过去一周里,苏军司令部所在的蒙卡奇大街上,坦克和装甲车一直来来去去。每天晚上它们都在城里开来开去。苏军驻扎在小学里(有人说他们还朝地板开枪)。邮局整整一周没开门。火车到上周末才重新行驶,而且还总是断断续续的。这一周刚开始时,面包店门前排起了长队。服装店和鞋店的顾客也多得惊人。


11
12日,星期一:今早几家工厂(国营家禽制品公司、农产品企业、钢铁厂、纺织厂、毛纺厂、制袜厂和服装厂)举行了罢工,抗议逮捕费泰凯·帕尔。我们单位的工人代表会也在今天开了会。工人不相信苏联的许诺。到了下午——而且没有一个集中的组织!——罢工已经席卷了全城。


11
13日,星期二:现在只有食品店还在营业。国会议员兼政府驻贝凯什州代表比尔卡什·伊姆雷(Birkás Imre)来到贝凯什乔波了解情况,并试图结束罢工。为此,他通过市议会书记处,打电话通知各个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去开会。比尔卡什·伊姆雷介绍了卡达尔政府的立场,并解释了他到这里来的理由。接下来,我说革命代表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代表会的委员不断减少,它很可能会被取缔。大概有二十四个人接连发言。气氛非常热烈。他们要求苏军撤出我国。他们批判了“卡达尔团伙”。他们谴责了逮捕和驱逐。人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宣泄自己的痛苦与坚决。在这次会议上,贝凯什州的《人民报》(Népújság)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记者托特·盖佐(Tóth Géza)拿出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和解》,准备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报》上。在他发言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声称要不是苏军坦克来得及时,他全家就要被杀光了。必须指出,这是这次会议上唯一的不快。(顺便一提,第二天的《人民报》登出了这篇文章,却不准散发!)比尔卡什·伊姆雷最后发言,他说大家的发言让他深感震动,大开眼界。这次会议决定:比尔卡什·伊姆雷的报告(用打字机打的),应当先让革命代表会委员以及——这是大家的要求——大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审阅并批准,然后才能向上级提交。


11
14日,星期三:今天下午我们又在办公区碰了面。比尔卡什·伊姆雷关于前一天的会议的报告非常公正,没有误解。会议只删去了报告中的一段,这一段认为工人代表会对工人没有影响力,革命代表会也没有组织罢工。


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还决定:派教师加尔·帕尔(Gál Pál)跟政府代表一起去布达佩斯,了解那里的情况,回来后再做汇报。


11
19日,星期一:各工人代表会再次派出代表开会,来开会的有100150人。政府代表比尔卡什·伊姆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克洛乌科·马加什[7]、州议会主席卡瓦西·费伦茨(Kávási Ferenc)也出席了会议。比尔卡什·伊姆雷提出了政府的意见,从布达佩斯返回的教师加尔·帕尔也赞同政府的意见。他们马上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嘘声,不得不退场。然后有人建议,再派代表到布达佩斯去,提出工人代表会的意见,但是不能只派一个人,要派一个代表团。代表团由8人组成,手工艺品公司工人代表会代表莫尔纳尔·米哈伊当选为代表团团长。接下来,由于革命代表会已经在星期五被取缔,代表们选出了由10人组成的市中央工人代表会。


11
20日,星期二:今天中午,代表团在布达佩斯拜见了共和国主席多比·伊什特万。在谈判中的休息时间,几位代表团团员试图联系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但没联系上;不过他们与一些工会干部和工厂工人进行了讨论。他们还通过广播宣布复工,科苏特电台在晚上播出了他们的声明。


11
22日,星期四:已于前一天回到城里的代表团就布达佩斯之行作了汇报,他们原本打算向市工人代表会做汇报,但这个汇报却是在波洛西[8]文化中心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做的。作为代表团团长,我在报告中尽量避免表达个人意见,但在讲到罢工问题时,我还是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罢工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不出所料,听众对我的报告并不满意,会场先是一片死寂,然后爆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呼声:“他们全被耍了!”“他们准是中了什么迷魂药!”听众们的批判是激烈的,有些听众的发言极其过分(“穿上你们的丧服!”),甚至还有人当面辱骂发言人是“拉科西的喉舌”。执行委员会和警察强烈要求复工。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人反对复工,但是,工人指出,他们没有得到一旦复工就会落实他们的要求的保证,所以他们无法放心复工。苏军代表坐在前排。翻译不停地把发言翻译给他们听,他们也在认真地记笔记。


11
29日,星期四:今天早上,一周前去过布达佩斯的代表团团员,与几家大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在市政厅开了会。我们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涨价。我们任命了代表,为住房供给和重新安置问题构思方案。我们决定,落款要用“贝凯什乔波中央工人代表会”,而不用以前的革命代表会。我们讨论了成立州工人代表会的问题,并准备向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了解情况。我们还讨论了为贝凯什乔波工人代表会创办报纸的问题。


12
5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举行了群众大会,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州工人代表会。会议还决定,在第二天发动示威游行,支持工人代表会的要求。


12
6日,星期四:今早群众涌上了街头。他们秩序井然地前往101团阵亡者纪念碑,并献上了鲜花。参加游行的人多得惊人。这次游行的规模恐怕是本地史无前例的。有人说来了三万人。就连苏联坦克和装甲车都没有干扰游行。


在游行进行时,我去了特雷弗尔特[9]大街的建筑工人文化宫,作为本市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参加了州工人代表会的选举。有三个市区的代表没有来,久洛市的代表也没有来,那里正在举行示威游行。尽管如此,出席会议的代表还是定下了州工人代表会的体制,并选出了由13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书记由贝凯什乔波提名,干事也要由贝凯什乔波提名,但人选还没定;两位副主席,由久洛和奥洛什哈佐[10]提名;另外八个市区各出一名委员。


12
9日,星期天: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及一切区域性的工人代表会均被取缔。从这一周开始,大批工人代表会的同事找我出主意,我能给的建议就是“撤退”。

贝凯什乔波,1956104日——1957216

手稿,布达佩斯,19843

这本日记的作者在1957216日被捕,19581月,他被指控“参加了颠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运动”,被判处三年徒刑。经上诉后,他的刑期被减为一年徒刑,缓刑三年,他于19581011日获释。

[1]
大匈牙利平原的南部位于蒂索河东岸,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这片地方叫做维霍尔朔洛克(Viharsarok),意为风暴角落,或不满之地,因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里频繁发生农民起义。贝凯什乔波是一个大型铁路枢纽,又是贝凯什州首府,它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城市。——原注


[2]
蒙卡奇·米哈伊(MunkácsyMihály1844220——190051日),匈牙利画家。


[3]
《召唤》(Szózat)是匈牙利爱国歌曲,被誉为第二国歌。


[4]
《民声报》(Népszava)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真理》(Igazság)是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报纸;《新闻周报》(Hétfői Hírlap)是共产党改革派的报纸;《科苏特人民报》(Kossuth Népe)是当地独立报纸;《独立报》(Független újság)是小农党的报纸。——原注


[5]
伊拉尼·达尼埃尔(Irányi Dániel1822224——1892112日),匈牙利政治家,在1848年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6]
科津奇·费伦茨(KazinczyFerenc17591029——1831823日),匈牙利作家、诗人,匈牙利语言改革的重要人物。


[7]
克洛乌科·马加什(Klaukó Mátyás1923525——1983413日),生于贫农家庭。1945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7—1965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贝凯什州委第一书记。195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65—1979年任贝凯什州议会主席。1979年退休。


[8]
波洛西·巴林特(Balassi Bálint15541020——1594530日),文艺复兴时期的匈牙利著名诗人。


[9]
特雷弗尔特·阿戈斯顿(Trefortágoston181726——1888822日),匈牙利政治家,1872—1888年任宗教与教育部长,1885年担任匈牙利皇家科学院院长。


[10]
久洛(Gyula)和奥洛什哈佐(Orosháza)是贝凯什州的两个城市。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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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代表会对整个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拉茨·山多尔

(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拉茨·山多尔曾担任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本文便是对他的采访。)

问:在进入正题——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作用——之前,您能不能讲一下您在195611月以前的人生历程?您在那时候是怎么生活的,又是怎么想的呢?还是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吧: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答:我于1933317日出生在霍德梅泽瓦沙尔黑伊。我父亲是个穷苦的农场工人;我妈出身穷苦牧民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八。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爸不要我了,我妈要去布达佩斯进厂打工,所以就把我交给了伊扎克[1]那边的奶奶带。1942916日,我爸在顿河河谷阵亡[2]。所以我那寡居的奶奶就一直带我,到了1946年,我去了布达佩斯。她把我拉扯到了十六岁,在伊扎克,我得拼命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3]

问:您去布达佩斯,是为了寻找您母亲吗?

答:不是。当时有人在村里宣布,在布多弗克开了一家学校,父母双亡或父母中一人身亡的儿童,都可以申请入学。所以,我没跟奶奶商量就报了名。1946815日,也就是圣母节那一天,我到了火车东站[4]。我身上的钱刚刚够买去学校的电车票,可我上错了车,还迷了路。我到了马里奥贝什尼奥(Máriabesnyő,那里正在举行庆典。那是我对布达佩斯的第一印象——人潮涌动,歌声招展,我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参加庆典的人群中间。我迷了路,很想回伊扎克,可我根本没钱买票。幸亏我当时身上没钱,不然我恐怕就不会留在布达佩斯了。

问:您是直接进了贝洛扬尼斯工厂吗?

答:不是的。我先是当木工,给波洛切克·久洛(PolacsekGyula)当学徒。我那时很瘦,只有35公斤吧,每天我都要用手推车把家具从布多弗克运到火车西站旁边的“大比尔”(Big Bill)家具商店,一天两趟。我只当了一年木工学徒,因为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医生不许我再干体力活。我就想找些轻一点的活来干,所以就当了制桶匠学徒。我们有二十五个人,都住在学校里——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都住在一起。1948年他们想关掉那所学校,但我叫大家继续待在一起。后来我还是得去找工作,得拼命干活才能喂饱自己,因为我是个无名小卒,谁也不会在乎我。谁也不会给我一块面包,我只能自己去挣。我想学会一门手艺,这样我就能做点小生意了。1948年我进了标准工厂,就是现在的贝洛扬尼斯厂[5]。我当了三个月的修理工,然后当了两年工具匠学徒。1949年我离开了培训车间,在莫约尔·康斯坦丁(MajorKonstantin)师傅手下干活,19509月我出师了。1953年我入伍了。

问:请原谅我打断您,不过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建立新制度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还有厂里的工友当时是怎么过的?

答:想必你也知道,我们能切实地感觉到身边的每一点改变。我刚进标准厂时,车间里有两百人,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是个社会民主党员,他只有一个女助理。后来,在沃格勒和桑德斯被审判后,在两党合并后[6],他们换上一个共产党经理,那个经理压根不懂业务,行政机关开始膨胀。当然,那些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技术工人也没有让车间就这样荒废下去,大家对臃肿的官僚机器也很生气。我们不能不支持他们,同时我们也能看见,拍马屁的人越少,工作就搞得越好。大家都有很多怨言,但最后还是把车间给改造好了——不过,老实说,这浪费了我们两年时间。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使我们进行了有力的反抗。

问:您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吗?

答:没有。哪个党我都没参加[7]。你知道,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自己的头脑和手脚。就算在车间里,社会民主党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团结,是集体精神,是大家彼此关照,把工作搞好,相互照顾生活。换句话说,重要的是工人的觉悟。依我看,我们在1948年——然后在1956年又一次——错过了历史送给我们的机会,没能让工人自己掌握工厂。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问:我不会忘记的。但您说得对,我们不该这么急。您刚才说,“改造”车间花了两年时间。您和工友是不是觉得,有某个时刻,或者说某个事件,是事情真正发生改变的转折点?

答:有吧,不过——你瞧,这很有意思——这跟政局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事。那是1949年年底吧,有个工具匠被解雇了。你猜猜是为什么?你看,在车间里有个传统,每到中午,就让学徒出去找点东西,当午饭吃。那次有个小伙子被派出去找东西吃,可他只带回了一块干面包,派他出去的工人就把面包打落在工作台上,还用很脏的话骂他。他没做错——光吃干面包怎么干活?可他被叫走了,然后他们找了个借口,好像是搞什么煽动吧,就把他解雇了。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世道变了。

问:我们再谈一谈车间吧。您是不是在车间里认识波利·山多尔的?

答:没错,我是在调到工具工段后认识他的。我跟他中间就隔了一个工作台,午休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聊天。波利比我大十岁,他在1945年加入了共产党,车间里的工人,还有工会代表,全都很尊敬他。想必你也知道,我总爱说怪话,总是有点叛逆——但波利总会耐心地听我说,让我那种年轻人的鲁莽劲头缓解下来。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很叛逆,所以我得把活儿干得更好,别人才会容忍我。那个共产党经理想让我干脏活儿,挣得不多,又招人恨。他想让我当记分员,就是给人定劳动定额的活儿,但是波利和他的工友不让。他们跟经理说,我应该干别的活儿,我能干得更好。但我不该去给别人规定劳动定额。我在车间里做模具,冲压工具,别人有什么活儿搞不定时,都会交给我做——“这活儿山多尔干得挺棒,交给他准没错。”你瞧,我用自己的工作,争得了一点发牢骚的权利。你知道的,我不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因为那个经理说我“没有受过政治教育”——可我的工资跟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一样高,因为我的产量是定额的180%[8]

问:您在那个车间一直干到了1956年?

答:没有,195310月我被军队征召了,我被分到布达佩斯通信团当兵,我在那里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刚才我说过了,我“没有受过政治教育”。每到上政治课时我总是逃课,我不让他们影响我的看法——但在部队里逃不掉,只能去上课。我跟讲师斗嘴,我站起来问他们:“为什么要夺走农民的最后一头牛?”农民兄弟都支持我,因为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纳吉·伊姆雷发表六月讲话时,我理解了他的目的——让农业工作者摆脱最深重的苦难,让农业机械化,让劳动者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机会,结束农民的痛苦,结束国家保安局的统治[9]。这些事情我在部队里全都讲过,我觉得自己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情。

问:您是什么时候退伍的?

答:195510月我回到了贝洛扬尼斯厂。重新开始了无产者的生活。厂里的情况变化很大。一个又一个告密者被挖了出来,大家非常仇恨他们。好比说……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有个告密者就听我们谈话。后来他被调走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活。到了1956年夏天,我离开了II号车间,调到K I车间,当工具匠。

问:那时候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答:当然!那时候已经开过二十大了,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就是在官方会议上,大家也比较敢说话了,在自己人中间时,我们就说得更加大胆了[10]

问:1023日革命爆发的时候,您在厂里吗?

答:不在,因为我要切除扁桃体,所以我在105日住院了。但是因为我有血友病,他们不太有把握,所以到了17日才动手术。到了23日,格罗和皮洛什[11]的发言吸引了我,所以我就偷偷溜出佩特尔弗利(Péterfly)医院,到了街上[12]。我刚做完手术,还不能说话,但是,看见斯大林像被推倒后,我就能说话了。你现在恐怕很难想象,看见那座雕像倒地是怎样一种体验。那座雕像是以布达佩斯人民的名义立起来的,可是布达佩斯人民亲自推倒了它。在那一刻,广场上人人都是朋友。老约瑟夫被推倒后,他的靴子刚刚离开底座,就来了几辆卡车,叫我们都去广播电台,因为有人在那里中枪了[13]。能去的人都爬上了卡车。街道上挤满了人,两句口号在全城不断回响:“俄国人滚回去!”“让纳吉·伊姆雷上台!”一路上人太多了,我们没法赶到电台。我们在布洛迪·山多尔大街和博物馆环形路的路口上停了下来。下车后,我发现自己跟一个叫莫丽科(Marika)的姑娘在一块——她整晚都跟我一起,去哪里都在一块。在加尔文广场上,好几辆轿车和有轨电车都烧了起来。在角落里有一些士兵站着——是我以前那个团的,不过我没去找他们。到了十点左右,来了四辆匈牙利坦克。它们马上就被人民围住了,开不到街上,大家跳上坦克,质问车长:“你们算什么匈牙利人?培训你们的钱是谁出的?你们真要用坦克对付我们吗?”

问:您在广播电台那里待了多久?

答:半夜的时候我回到了医院。莫丽科跟我一起回去。其实是她劝我回去的,因为医生说我的伤口很容易裂开。对了,我被捕后,莫丽科看过我母亲,我在1963年释放后,我又跟她见过几次——但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她是个好姑娘,她爹是铁路工人,她在学校教书。你也知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她跟我结了婚,她就不能再当老师了。所以这事我一直不敢跟她提。

不过还是回到正题吧:半夜的时候我回到了医院。那时还没有多少伤员,因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听我说话。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的时候,我又溜出去了。我去了EMKE咖啡馆,就站在街角[14]。人们来来往往,我就开始对他们讲话。我说了什么,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就是现学现卖吧。好比说,有辆坦克开过去了,我就说:“这些坦克是用我们的和平捐款建造的,可它们却朝我们开火。”我身边总围着一两百人。有几个人说:“该把他抓起来!”但其他人却鼓励我继续讲下去,因为我说出了真话。我跟他们说,推倒了斯大林像之后,我就能说话了。但是过了两三个钟头,我嗓子实在说不出话了,只好回医院去了。

问:第二天您又出去了吗?

答:当然,每天我都出去。到了28号我才回到家里,我家住在穆拉尼(Murányi)大街1号。刚才我忘了跟你说:1955年,我退伍以后,就买了个没有窗户的库房,跟我妈一起住了进去。28号,也就是星期天,我回到了家里。我在家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我就去了工厂。打那以后,直到1211日我被捕那天,我都没在床上睡过觉。就顺便跟你讲一下。到了29号,厂里有500号人聚集在会议厅里。大家都穿着便服;没换工作服,因为人太少,根本没法开工。我记不得是谁了,反正有人建议我们选出工人代表会。我记不起来是谁提名我的了。只能说我是被推上讲台的。最后选出了十五个人,组成了临时工人代表会。有人说应该让我当主席,但我谢绝了。我说我太年轻——才23岁——资历也不够,所以我建议让波利·绍尼[15]来当。你也知道,我觉得,要是当了主席,就会束手束脚的,要整天待在厂里,厂里又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员,我又不想跟谁吵。然后我就成了联络员,跟市区还有其它厂的工人代表会联系。

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当中,您还记得哪些人?

答:西蒙·费伦茨(SimonFerenc),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还有奥波托夫斯基·阿尔帕德(Opatowszky árpád),是个引擎装配工。还有两个小伙子,才十八岁,充满活力,他俩虽然不是委员,却给工人代表会帮了不少忙:波洛格·约什科(BaloghJóska)和塞尔维尼·伊姆雷(Szelvényi Imre)。塞尔维尼后来成了我的——应该叫个人助理吧。他负责跟市区,跟市区工人代表会和其它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联络。我要跟谁联系,就让他去送信,他还会帮我打饭。

问:你们一开始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我们还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决定要复工,还要组织护厂队。我们都觉得,革命胜利了,那就不该让经理来管事,应该让我们自己来管理工厂。护厂队负责保卫机器和原料,不让可疑分子混进厂里。到了下午,我弄到了两台收音机、一台录音机,我们就把不同的广播录下来,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我就绕着工厂,把装饰品——画像、星星、雕像之类的,全都弄倒了。我就说,谁要是没了这些玩意就过不下去的话,那就把它们统统拿回家好了,可是工人用不着摆上这些装饰品,也能把活儿干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指示”,我说的“指示”是带引号的,因为根本不用对谁下命令——该干啥,该咋干,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我还保护过一个国家保安局的人。五点左右的时候,我在街上走,有个穿皮大衣的年轻人过来问我叫啥名字。他说他不敢回家,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他是国家保安局的上尉,他妻子是俄国人。他是通信兵,如果我帮了他,他就会把28号收到的苏联密电写出来。我仔细想了一会。地下室里有几个密室,我可以把他藏在那里,然后再看他有没有诚意。我就把他带进厂里,给他纸笔,他就开始写。我把他锁在房间里面。过了几个钟头我又回来了,我看了他写的东西,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写的是俄军动员的数量、部队的调动什么的。我又把他锁在房间里面,出去跟几个工人代表会委员谈了一下。这份文件非常重要,必须交给纳吉·伊姆雷,让他了解这些情况。1030日早上10点到11点之间,我们去了国会——那是我头一回去那里。在纳吉·伊姆雷的房间门外,有三十来个人在等着。纳吉走出房间,问他们:“你们来干嘛?”他们就说:“申请建党。”我到现在还记得纳吉的回答:“你们瞧,我是共产党员。我不会组织其它政党。什么政党可以成立,得由内阁决定。”这时我抓住机会,解释了一下我带来的是什么,然后就把国家保安局上尉的那份文件交给了他。

问:请允许我打断一下,那份文件你们留了副本吗?

答:没有,就只有一份。你也知道,那是革命时期。我们没时间去做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过它可能被保存在什么地方——把它找出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工作了。总之,纳吉·伊姆雷回到了房间里,我就对外面那些人说:“你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明明有那么多更重要的工作,你们却只想着建党?”那里有两个《真理》的记者,他们后来请我去纽约咖啡馆,采访了我[16]。有一期《真理》上登出了这次采访。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我对多党制的看法。

还是回到那个国家保安局上尉的话题上吧。我回到厂里后,看见几个人堵在地下室前面,想把他拖出去吊死。我就对他们说:“好啊,钥匙就在我身上,你们想吊死他,非毙了我不可,因为我已经向他发过誓,我会保护他,不让他出事。来啊,开枪啊!打死了我,你们就能吊死他了!”然后他们才冷静下来。我们给上尉的妻子送去了食物,他在地下室里又躲了几天。到了113,我们把他交给了市区警察局。后来我听说他受到了审判。他被国家保安局开除了,至少他们没有让他回去。在我受审时,我要求让他出庭作证;毕竟我救过他的命。但法官认为这没有意义。也许真的没有意义吧。我不清楚。

问:还是讲一讲1029日以后的情况吧。工人委员会里出了什么情况吗?

答:一直到113日都没出什么事,至少没发生什么大事。我们跟市区里其他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见了面。我们相互打电话,互相讨论。我住在厂里;睡觉的时候都是随便找个地方解决,扶手椅,桌子都行。女工在厨房里做饭。我们不缺吃的,因为农民送来了土豆、肉和鹅。这也是革命的故事之一:农民扛着大包小包,支援革命。有谁去找工人代表会的话,工人代表会都会预支工资。对了,113日,就是我们把那个国家保安局上尉交给警察局那一天,我们在城里转了一圈。我们发现街上一片寂静,就好像我们是城市的主人一样。我们去了波伊佐街,去了作家协会和苏联大使馆那一带。到处都是一片宁静,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打算在星期一复工,我们想知道城里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我们能不能复工。你也知道,我去苏联大使馆看了看,这也不是巧合。怎么说呢,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俄国人真的会让我们享受自己的胜利。然后到了114……[17]

问:你们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整个城市陷入了战火……

答:我们不是被惊醒的,因为我们根本没闭眼。我就知道3日那种寂静肯定不对头!我也不赞同莫雷泰尔那种自投罗网的做法——半夜里广播叫他们到苏军司令部去,他们就自己送上门了[18]。然后在黎明的时候,四点过了一会吧,纳吉·伊姆雷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实在太凄惨了,你根本想象不出来!这个共产党员几乎是含泪乞求俄国人不要伤害布达佩斯,不要伤害这个小国,听起来简直让人心碎。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又用俄语广播了一遍:“Nyimanyenyimanye!”——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19]!”过了一个半钟头,我们听见了第一声枪响。到了早上六点,到处都发生了战斗[20]

问:您和工友们也参加了战斗吗?

答:我们没有,留在厂里的没有去参加战斗。我们总共只有二十个人,没有武器,只有一把手枪——去参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爬上工厂楼顶,看见炮弹和炸弹飞来飞去。我们都觉得又绝望,又愤怒。因为,就在我们刚要复工的时候,他们居然进攻了一个和平而宁静的国家。

问:你们当时能做什么呢?

答:在8日之前,什么都做不了。8日那天,我们在小型发动机与机器厂的会议厅里,召开了市区工人代表会会议。来了大概一百人。其实,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给人民一点希望。我们全都认为:工人代表会现在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前,因为我们都信任纳吉·伊姆雷,所以我们不插手政治。我们把他看作是革命的政治保障,但是卡达尔和他的同伙背叛了纳吉,背叛了革命[21]。那时人人痛恨卡达尔。没有谁愿意跟他站在一边——除了跟他一起拼凑政府的那一小撮人。我们认为,必须尽量挽救我们夺来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

问:在这次市区会议上,有没有人提出未来的政治纲领?您赞同吗?

答:我不记得有谁提出什么要求。在12那天,我们在贝洛扬尼斯召开了市区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倒是提出了纲领。但我首先想讲的是,在118日,波利·绍尼和工厂经理贝雷茨·贝尔托伦(Berecz Bertalan)被带去了波贝多(Pobeda)的苏军司令部,在那里待了三四个钟头。我顺便说一下,在整个革命期间,贝雷茨都待在工厂里。他家住在盖雷尔特山[22],他不敢回家——他觉得跟我们在一块更安全。(后来,他们在审判我们时,指控我们对干部造成了极大的危险——算了,随他们怎么说好了。)贝雷茨跟绍尼关系很好,114日以后,他还劝绍尼跟我参加新党[23]。他说:“那个党正适合你们这样的人”——可是那时候我还在要求在厂里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呢!到了十一月底,他们甚至还说,只要我愿意放弃政治活动,就赏给我一套盖雷尔特山的别墅。

问:您能讲一下1112日的会议是怎么进行的吗?来参加的都有哪些人?会议通过了哪些决议?

答:来的都是同一个市区里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我认出了不少人,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我当过联络员。那段时间我真的很活跃。会议好像还是我宣布开幕的,不过我现在记不清了。我担心的是绍尼,毕竟他上有老下有小,还被俄国人抓走过一次。所以,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自己上。那时提出的政治要求有:让苏军撤出,让纳吉·伊姆雷政府重新上台,承认工人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等等等等。四五个代表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把这些要求列成一张单子,然后我们就在讲台上投票。这很重要,因为在14日那天,绍尼带着写好的纲领,去了联合照明厂,参加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24]

问:您当时也去了联合照明厂吗?

答:没有,只有工人代表会的主席才能去。后来,在15日黎明,绍尼跟着代表团从国会回来后,他跟我讲了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事。我这才知道它成立了,是他告诉我的[25]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工作的?

答:等一下!先别这么急,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讲。在14日晚上,冈茨厂的轧钢机操作工老纳吉·山多尔(Sz.Nagy Sándor)联系了我们几个工人代表会,叫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到科尔托伊[26]大街的钢铁工会总部开会,还说我们也应当派代表过去。

15日那天,我问绍尼,能不能派我去过去,因为我有种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吧。所以我就过去了。那个会议是在早上10点开始的,打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因为那种气氛太正式了。会场里有四百来人。主席台上的人,全都衣冠楚楚——都穿着白衬衫之类的——我们台下的人,全都穿着工作服。但我想,算了,先看看再说。我在后面,在会场后头站着。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但他讲了一大堆废话。他觉得工人在14日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是恶意的。于是我就走上前去,走到挨着主席台的两排椅子中间。我站在那个年轻人背后,等他一讲完,我就大声问他:你是谁,是干什么的,你代表什么人。结果他说他是大学生,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找他,叫他到这里来,还教他该讲什么。接着我就向大家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转过来,对着会场,介绍了自己,说我是贝洛扬尼斯厂的。我跟他们讲,这个会根本没必要开,因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在联合照明厂成立了。我说:“没必要成立一个对立的工人代表会,我马上就要退场了。有谁对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真正纲领感兴趣的,可以到奥卡茨佛大街15号去了解一下。”然后我就离开了会场,走到街上等待。过了十分钟,开始有一批人跟在我后面退场了。我就想,已经可以了,于是我就叫一个骑摩托车的,把我搭到奥卡茨佛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大楼[27]

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我刚刚进到一楼的会议厅门前,戴里·蒂波尔也来了,他是代表作家协会来祝贺的[28]。他是长者,所以先让他进去。我就在外面等着,刚才参加了科尔托伊大街那个会议的四百人也过来了。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讲了刚才发生的事,然后建议我们应当向那四百人做个报告,介绍一下中央工人代表会。因此,波波伊·皮什托[29]就让我们到四楼的大会议厅里开会,那里坐得下所有人[30]。他刚要说话时,两个俄国兵进了门。这次我还是坐在后面,所以我很清楚地听见了俄国兵打开机枪保险的声音。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弗泽科克站起来,向那两个俄国兵走去——但他们用机枪指着他,逼他回去[31]。空气简直要冻住了,恐慌的气氛一触即发。我心想:“算了,反正谁都走不了,干脆按照预定议程,把会开完得了。”于是我就站起来,我能感到枪口对着我后背,但我还是走上主席台,开始说:“就是因为走廊里有两个俄国兵拿着上了膛的枪指着我们,我们才更要讨论匈牙利工人的问题!”气氛平静下来了,那两个俄国兵也不见了。

问:您就是这样参加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吗?

答:也不全是。塞尔维尼来得比我早一点,他在楼梯上等我。他带来了11区的决议,所以我才能代表11区。(您也知道,每个市区有一个代表。)不过,说真的,讲完刚才那次发言之后,我已经迈出了第二步。第一步是在科尔托伊大街阻止了对立的工人代表会的成立。第二步,就是不顾俄国兵的威胁,挽救了局势。经过这些事以后,我就不再是个无名小卒了。我觉得吧,重要的是拉茨最坦率、最大声地说出了工人的要求,而不是比尔·洛麦克斯写的那些东西[32]。重要的不是说得有多大声,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件事还有另一个方面。过了一会,山多尔·约热夫也来参加会议了——他是卡达尔团伙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联络员——他说刚才跟俄国人出了点误会,他代表政府道歉[33]。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什么误会,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走廊里的人都被赶进了大厅,大楼也被坦克包围了。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

问:后来,您就成了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

答:对,我给他们看了我的委任状,他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就参加了会议。对了,按理来说每个市区只有一个代表,但是实际上委员数量要多得多,不过每个市区只有一个代表有投票权。

问:当时波利·山多尔也在场吗?

答:不在。你看,我也知道波利更符合你们历史学家的心意。你们都说——至少在我看过的书里是这么说的——波利总想影响我,因为我性子鲁莽。可是,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波利,拉茨:我们都是一体的;至少在1956年是一体的。以前,在五十年代,他想管住我,都是为了我好。

问: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呢?

答:我们跟山多尔·约热夫谈了一下,我们都同意派代表团去国会。选了大概十个人组成代表团,我也在里面。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毕竟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不过我敢说——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我之前的两次亮相对此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跟政府会面的?

答:我们跟山多尔·约热夫说好了在晚上8点会面,可是卡达尔到了半夜才出现。在他出来之前,他们一直让我们等着。他想拖时间,等我们犯困了才出来。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你也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去国会——而且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很年轻,我并不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外头等这么久。他们叫我们进会见室,然后进来了几个政府成员——这时是八点左右——进来的是比斯库、里班斯基[34]、山多尔·约热夫、莫罗山这几个人[35]。他们进来的时候几乎没人发现,因为我们左右两边都坐着人,连珠炮似的问我们问题——你们想要什么?然后他们又像进来时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这样卡达尔就能事先知道我们要提什么问题了。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太多。等到半夜,卡达尔总算出来了。你也知道,本来我们说好了的,要把谈话内容通过广播直播出去,可是卡达尔一进来,马上就把桌子上的话筒推开,他说:“我不用这玩意也能说话!”他就这样撕毁了先前的协议。我觉得,既然他这么做,我们就应该马上退场——但是我们的主席戴维尼却没有表现出劳动者的本色。他绞着双手,忍气吞声,结结巴巴,苦苦哀求——换句话说,他表现得太低三下四了[36]

问: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吗?

答:协议?根本没有!我会告诉你当时发生的事,但我得先讲讲别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是在总理办公室谈判的,在那里可以俯瞰玛格丽特大桥[37];会议厅跟多瑙河平行。卡达尔把话筒推开后,戴维尼还在结结巴巴地哀求,这些无聊的废话已经进行了一个钟头,这时我们听见多瑙河岸边传来了枪声。我就觉得不说点什么不行了。我站起来跟他们说:“有人正在街上遭到枪击,可我们还在像市场上的大妈一样扯淡,这个房间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该负责!”卡达尔听了这话,立刻跳了起来,说他不能容忍我这么放肆。比斯库就劝他冷静:“别这样,卡达尔同志,他还只是个幼稚的孩子。”呵呵,我也许幼稚,可我说的是真话。然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谈判不欢而散。在休息时间,一大群记者和电台播音员包围了我们,还有一个也来参加会谈的矿工代表团,从朔尔戈塔里扬来的,我们谈了很多。这就是拉茨·山多尔脱颖而出、从无名小卒成为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的第三步——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问:休息时间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不记得谈判是不是又重新开始了,或是谈了什么。天亮时我们上了一辆轿车,我去了费赫尔瓦里(Fehérvári)大街70号,回到了厂里。早上8点,中央工人代表会举行了会议。戴维尼做了报告后,我就请求发言,我就把国会里发生的事讲给大家听。然后我提出了对戴维尼的不信任动议——我觉得他的表现有辱工人的身份——同时我还批评了整个代表团的表现。然后大家就争得很激烈。五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支持戴维尼,因为他们觉得他在谈判中争得了一点成果,但四十岁以下的人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立场。(想必你也知道,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街上的人,所有人,全都反对卡达尔团伙。)然后我们就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新主席,最后一开票,除了我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投给了拉茨·山多尔。这个结果吓了我一跳。我提出不信任动议,并不是为了当主席,但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觉得必须接受。副主席是科洛乔伊·杰尔吉;书记是波波伊·皮什托[38]。后来发现,波波伊以前好像跟箭十字党有什么关系[39]——不过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向所有人的良心呼吁:“这不是儿戏,而是事关所有人性命的大事,所以,如果有谁在1956年以前做过什么可能有损中央工人代表会声誉的事情,那他们最好自行退出,因为人们会用放大镜来检查我们!”不过戴维尼还是退出了,因为他觉得受到了冒犯。打那以后我们跟切佩尔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我觉得原因就出在这里[40]。弗泽科什·雅诺什(Fazekas János)也被罢免了。然后我在中央工人代表会里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强了,那种卑躬屈膝的作态也被抛弃了。

问: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领导层有什么想法?

答:首先,我们应当复工,让工人回到工厂里去。(这是第11区工人代表会第一个提出来的,但我想的跟他们一样。)要是让卡达尔团伙成了让工人获得工作和面包的人,他们就会借此操纵工人,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要是中央工人代表会能让工人复工,让工人回到厂里,就能进一步巩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各个工人代表会也应该进行重选。(卡达尔团伙老是说工人代表会是不合法的,因为选举它们的时候,工人并没有全都在厂里——说得好像他们自己是由大家选出来似的……)于是我们就在16日提出了这个方案,我们发了传单,叫大家复工,到国会去进行更多的谈判。我通过广播宣读了呼吁书;当时演播室设在国会大楼里面。奥普罗·昂托尔趁机建议,让中央工人代表会派三个人参加政府[41]。我就这样回答他:“你在想什么?你以为他们派我来这里,是为了拿部长席位讨价还价吗?!你不如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苏军什么时候才会撤离?纳吉·伊姆雷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回来领导政府?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承认工人代表会是合法的?”

问:你们跟苏军发生过摩擦吗?

答:你瞧,当时有许多人被驱逐了。我们有个营救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他们会定期到俄军司令部去,营救被驱逐的人。后来他们安排我们跟苏军司令格列别尼克将军会面。那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是在1123日以后,在沉默示威以后,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有三个苏军历史学家来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他们是来了解我们的立场的,山多尔·约热夫陪他们一起来。

我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中午走上街去,看见这个城市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变得一片死寂,回来时都快哭出来了——要知道,这里的生活,哪怕到了晚上,也是丰富多彩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呼吁人们在革命爆发一个月的纪念日用这种方式示威。几天后我去了阿伊托西·丢勒[42]大街的党校,苏军司令部就在那里。那样子可有意思了:格列别尼克和其他俄国军官都在外套上别着科苏特纹章——你也该知道,革命期间人人都别着科苏特纹章——有人给他上香饼时,他把香饼退了回去,说他要跟匈牙利人一样吃面包。格列别尼克对我们很和善,我也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因为我不想扫了他们的面子。我去见他们,还有另一个理由,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加上他们背后的莫斯科——只能听到卡达尔团伙的一面之词。我想,我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然后别人爱怎么对他们说就怎么说好了。我们总算取得了一点进展,减少了被驱逐的人数,让宵禁的规定放宽了一点。后来我又去了两次苏军司令部。有一次我跟一个很高大的鞑靼人或蒙古人谈了话;第二次跟我谈话的是个矮壮的俄国人,我猜是谢洛夫[43]。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了。

问:对于建立全国性的工人代表会制度,您有什么想法吗?

答:全国工人代表会从来没能成立。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在1121日早上8点钟到体育场开会。他们也来了,总共几百人——但是体育场被苏联坦克围得水泄不通,连老鼠都钻不过去。我们就去了MéMOSZ总部[44],但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所以我们有六七十个人就去了奥卡茨佛大街。在小会议厅里只有一两个外地代表,所以我们不能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但我一直希望,要是全国工人代表会能成立,我就不用当主席了。说真的,当时没有人想要争官位什么的;我们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不过,我们决定在1122—23日进行48小时罢工,抗议他们阻挠我们开会,抗议他们绑架纳吉·伊姆雷[45]。仅仅两天之前,我们还呼吁工人复工,但现在我们又号召工人罢工,这就体现了罢工呼吁的重要性。这再次证明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力量。

问:你们联系过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吗?

答:没有,因为我们没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外交形势已经够乱的了,我们不想再添乱。但我们知道他们被绑架了。然后,到了21日,我们又去了国会……不过有些事,我刚才忘了讲:我在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里讲过,有不少人都说我太年轻,太鲁莽了,应该选别人当主席,而不是我。但是,我又重新当选了,所以我又去参加谈判了。我们在国会谈成了两件事:他们会发布法令,承认各地的工人代表会和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还会给我们提供办公地点。后来有一天,弗克·耶诺[46]带着法令草案过来跟我们讨论,因为内阁准备开会,他就写了这个草案。我们花了一整天来研究这个草案。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才把草案定稿,我们自己还留了个副本——但是,到了22日,政府公布的法令,却是原来那个没有经过我们审阅的版本[47]

问:对于政府的草案,你们做了哪些修改?

答:工厂经理应当通过竞争上岗,工人代表会有权解雇经理——就是这类东西。但是,继续跟政府谈判显然是浪费时间——他们根本不理睬你,直接朝你脸上吐口水。对了,我现在明白了,这些“修改”其实也就是政府现在的纲领。

问:山多尔,我们还得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它的实际效果……

答:得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很清楚,那不会是真正的工人代表会。

问:你们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办公地点的要求,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答:他们一开始想让我们去农业部办公,但我没答应:我们不是政府部门!当然,我心里想的真正原因是:如果我们在那么大一栋楼里面办公的话,他们就很容易监视我们。我挑了一栋昂德拉西[48]大街上的独栋建筑,但他们也知道,要是把那栋楼给了我们,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关在外面,所以他们就没给我们。最后,在123日,我们获得了多若·杰尔吉[49]大街上的建筑工会总部五楼的几个房间。

问:在颁布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后,又发生了什么吗?

答:1125日,政府邀请各个工人代表会的主席和各个工厂的经理去开会[50]。我当时在维斯普雷姆,参加一个州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所以我没去,去的是波利·绍尼。他们捎信给我,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我坐着厂里的帕卡德(Packard)汽车去了那里。由于政府总是在耍我们,所以我那时心里很郁闷,我也坦率地跟他们说了。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工人代表会的会议。奥布多红星厂的工人捎信给我,说他们跟工人代表会出了点问题,因为代表会委员全是共产党员,所以工人要他们干的事情,他们就是不干。我就去了那里,把人都叫过来。我先对工人代表会此前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现在就选出一个你们想要的工人代表会吧。不到十分钟,选举就搞完了。然后我就从维斯普雷姆回去了,到了27日,又要跟政府开会。这次是我带团。他们把我们带进会议厅,里面有张圆桌,上面摆着饭菜。卡达尔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正在忙来忙去,上炒肝。我在靠墙的沙发上坐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便宜的香肠和面包,这都是塞尔维尼在早上塞到我手里的,我还自己吃了点零食。我不肯吃这顿饭,这顿饭是卡达尔团伙请的。这时候莫罗山进来了,他一来就叽里呱啦地说:“哎哟喂,是著名的钢铁工人!我们面包师正在烤面包,著名的钢铁工人却在罢工。穿着工作服的并不都是劳动者……[51]”可是谁也没理他,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到了11点,卡达尔进来了,我马上提出我的问题:“纳吉·伊姆雷被绑架了,工人罢工了,一些工人被抓走了……不知卡达尔先生对近来的形势有何高见?”他马上蹦了起来,说他已经无法容忍了。这次我没让他抢先提问;他没能事先准备好,脸上的假笑马上就消退了。然后,这次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问:你们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吗?

答:有的,在126日我们又谈了一次。但是,那时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了。共产党的组织已经大大加强,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力量也变得更强大了。我们设立了几个专项委员会:新闻与信息委员会,由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领导;组织委员会,由特凯·费伦茨领导;还有一个处理经济问题的委员会,还有其它的[52]。在28日,我们想出版《工人新闻》,主编是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53]。报纸马上要付印的时候,山多尔·约热夫打来电话,说我们如果出版报纸,政府就会认为这是敌对行为。我就跟他说:“那好吧,为了表示善意,我们就暂停印刷吧。”

所以我们只有一份油印的《新闻公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出了三期;最后一期好像是125日出的[54]。那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挺重要的。有个灰头发的人来找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给了我一份复兴计划,足足四十页,用打字机打的。这个计划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但也讨论了政治问题。我被抓走时,他们把这个计划从我的办公室里抄走了,莫尔纳尔·雅诺什在他那本书里,把它当成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经济纲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纲领,我们也没有什么经济纲领,但我们赞同其中的大部分意见,我们想发表它,对它进行讨论,但已经来不及了[55]

问:这个纲领的要点是什么?

答:有一些要点,比方说,不赚钱的企业应当租赁给工人……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政府现在的纲领。

问:在你们同政府斗争时,你们还采取了哪些进一步的措施?

答:首先,他们费了很大劲,想让我们同工会合作。在1023日以前,全国工会理事会代表团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根据南斯拉夫经验,写了一个关于工人代表会的草案。但我不想让工人代表会从属于全国工会理事会,也根本不想跟加什帕尔·山多尔扯上关系。在拉科西时期他就当上了工会领导。但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压力,硬要我们跟工会合作[56]

另一个问题是两次示威游行:一次是妇女游行,另一次是126日举行的拥护政府的游行。顺便说一句,124日的妇女游行并没有得到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事先批准,因为许多人都说这是挑衅——他们会开枪,然后又把责任扣给我们。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次妇女游行最后搞得很动人,很漂亮,妇女和姑娘们朝着英雄广场上的无名战士墓前进。到了那里以后,她们从外衣下面取出国旗,把国旗高高举起,每个人都给无名战士墓献了花。最后无名战士墓变成了一座覆盖着鲜花的小山。鲜花堆得实在太多了,挖掉了苏联式国徽的国旗都可以立在花山上[57]。我们在《新闻公报》上高度赞扬了妇女,作为对此前没有支持她们的补偿。共产党搞的另外一次游行,发生在6日。他们在街道上前进,唱着歌,挥舞着红旗,在四点左右到了火车西站,昂焦尔弗尔德和新佩斯的工人刚好也在那时候到了那里——他们跟游行的人狠狠打了一架[58]。当时,也就是6日下午,我们正在国会,提交自己的备忘录。卡达尔团伙指责我们挑起冲突。我就说:“等一下!谁批准了游行,谁就该对这次挑衅负责!”这么快就有人举行了拥护政府的游行,而且还打着红旗!政府本来应该在第二天通过广播答复我们的备忘录,但是卡达尔团伙一个字都没说[59]

我们打算在128日,召集各地代表,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这次会议是特凯·费伦茨组织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会议的安排,因为以前的教训教会了我们要多加小心。这次大会是在早上9点开始的,在运输工会总部举行。我没参加,因为中央工人代表会认为我可能会影响各地代表,所以不应该让我去主持大会。(我刚才忘了跟你说:有好多人都说我不够灵活,还总是惹怒政府,政府不肯跟我谈判了,所以我就在126日请求中央工人代表会再次选举主席——但我又一次当选了。)总之,这次大会开成了,但在10点左右,山多尔·约热夫打来电话,说政府非常反对这次大会,你们居然还敢开。我就告诉他,我正在办公室里,不知道这个会开了没有。然后,到了中午,又接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电话:他们在朔尔戈塔里扬向工人开枪,打死了50多人[60]。我马上给正在开会的朔尔戈塔里扬代表打电话,问他认不认识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还有那个人是否靠得住。(我没有直接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我想先核对事实。)朔尔戈塔里扬代表说那个人完全可靠,我就给苏军司令部打电话,然后再打给政府,质问他们:谁该对这次屠杀负责?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走进会议厅,里面有几个人在问:“拉茨·山多尔在哪里?他怎么不在这里?”我走上讲台,解释了我没有主持会议的原因,又把朔尔戈塔里扬发生的事告诉了大家。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我能感觉到。一个又一个人上台发言,然后大家一致同意举行48小时罢工。但是,为了避免代表们在回家路上被抓走,我们决定,直到129日上午8才能公布这个消息。中央工人代表会还起草了写给全世界工人的呼吁书,请求他们支援匈牙利工人,争取免于恐惧的生活。世界媒体后来报道了这个呼吁书。结果,1211—12日的罢工,还有这个呼吁,就是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卡达尔团伙不肯跟我们谈判,反倒向我们开火,我们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你也知道,在我看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对整个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证明了这不是暴民叛乱,而是工人起义。

问:然后您就被抓走了……

答:对,我是在国会被捕的。11日那天,政府,或者说中央委员会,叫波利和拉茨到国会去。(当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其他委员已经被抓走了,中央工人代表会也被取缔了。我们在厂里躲了两天——他们不敢进厂抓人。)在11日那天,贝雷茨·贝尔托伦来找我们,跟他一起来的还有波洛尼奥州委书记——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请我们到国会去。我们不想去,跟他们争了几个钟头——我知道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我并不想东躲西藏,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愿意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但我觉得待在厂里更好——既然我对他们这么重要,那就让他们自己进来抓我好了。最后我们还是跟他们一起去了。国会的过道上挤满了人,这跟往常可不一样,但在那时候,发生啥事我都不会惊奇了。贝雷茨跟门前的人谈了几分钟——以前可没有这种事——然后他向我们走过来,跟我们说,他得去申请通行证(以前从来不用通行证)。我就说:“好吧,我们就在这里等。”门开后,我看见大楼前面停着两辆黑色轿车。几个没有下巴的年轻人下了车,开始检查人们的证件。我对其中一个人说:“我是拉茨·山多尔,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不用查身份了。”然后他说他们找的就是我——他们把我押上轿车。其中一个人用机枪顶着我。我就对他说:“用不着这样,我自己会走。”他就说:“少废话,快走!”——也就是说,国家保安局的派头又回来了。绍尼被押上了另一辆车,我们沿着玛格丽特大桥,一直开进了弗(Fő街监狱。那天早上的景色真漂亮,阳光多么灿烂……

问:他们把波利和您关在同一个地方?

答:是的,但过了几天,他就被放走了,到了三月才又把他抓起来。我应当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人:他们对他说,只要他愿意做出对我不利的口供,就放他走——但是,尽管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小孩在家里等着他,他却坚决不肯这么做。他们判了他十二年。

问:您在弗街监狱关了多久?

答:九个月;然后我被转到莫尔科街(Markó utca)监狱。我在那里的囚号是50—834。(你可以用这个号码去买彩票——没准能走好运呢!)我在弗街监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睡了两天——从1028日开始我就没在床上睡过觉。第一个审问我的人是卡绍·山多尔(Kása Sándor)中尉——我把什么都跟他说了,就跟我现在什么都跟你说一样,我没什么好否认的。然后有个叫伊兹雷尔(Izler)的人——别人都这么喊他——继续审我。他还把一张五一节游行的照片塞到我鼻子底下,对我说:“得了吧,拉茨,识相点吧,工人要的是什么?你正在这里烂掉,而工人却在鼓掌。”我还在单人牢房里关了一个月。我有时间去反思革命,因为在革命期间我根本没空去想这些事。

问:您得出了什么结论吗?

答:有啊,还不少呢,但最重要的是,我深信,就算他们把我们全毙了,革命也已经成功了——因为革命已经证明,他们要用多大的力气,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把革命给打垮!反正,我相信自己准会被枪毙的——虽然我从来没有整过谁,也没有拿走别人一分钱——因为我做的事太招国会里那些共产党的恨了。他们还会放我一条生路?我才不信呢。在受审的时候,还是在判决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革命。这些都写在庭审记录里面。毕竟,死亡不是我的敌人,因为我是个信教的人。

问:山多尔,我还有些事想问问您。我经常听见有人说——不过,老实说,我也听见过相反的说法——在1956年有人提出了反犹口号……

答:你瞧,根本没有这回事;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见工人讲过。当然,当时人们非常痛恨国家保安局,痛恨机关,而国家保安局和机关里面有不少犹太人——但是,只要是国家保安局的人,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会遭人痛恨。而且我还能给你一长串犹太狱友的名字,他们要比其他人好多了呢。你看,只要一个人能干好自己的活儿,只要他是一个够格的人,我就对他没意见。这就是我看人的标准。比方说吧,我们厂有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是计分员——他人很好,因为他从不瞎指挥,让我们自己干好自己的活儿。第一个跟我讲起裴多菲俱乐部的人,也是一个犹太小伙子[61]。其实,在116日那天,他还叫我跟他一起逃到西方去。他说他叔叔一定能帮我搞定这些事;但我没去,因为我的事只能在国内做。总之,年轻人站在我们这边,站在革命这边。年纪较大的人就不那么积极了——以前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糟糕的回忆。但是,更理智一些的犹太人,应当对1945年以后的局势负一点责任——在那些曾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回来了的犹太人中间,有些人把自己挨过的那些极端手段,又用在了其他人身上。但是,我觉得,有些人犯了过错,不等于别人都是有罪的。

问:您是什么时候被判刑的?

答:1958317日,正好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无期徒刑。他们原本想搞个大审判——把他们抓去的工人代表会活动家,总共86个人,统统送上法庭。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分开审判了——这应该算是侥幸,因为在这种大型作秀审判中,至少有十个人要被判死刑。所以,受审的就是拉茨、波利、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奥波德·拉斯洛和梅什特尔·恩德雷——这就是对工人代表会的审判[62]。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是怎么逃脱了绞刑的。判决之后,我们提出了上诉,但是,后来有一天,波利·莫丽科[63]接到了一个电话:“绞架已经为工人代表会活动家准备好了;识相的话,就叫他们撤回上诉!”

你要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得先弄明白:按照革命后的新法律,就算检察官没有要求加刑,只要被告上诉,法官仍然可以加刑。我们原本一个被判了十二年,一个无期,但我们上诉了。莫丽科接到这个电话后急坏了,因为她根本没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山多尔。当时他们根本不让任何人见我们,就是亲戚或律师都不给见。有人给她出主意,叫她去跟他们说,她要把小孩让给别人抱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不让她见山多尔了。于是莫丽科总算见到了山多尔,她对他说,如果他同意,她就把小孩交给别人抱养。山多尔一听,气得脸色发白,他大发雷霆,朝她大骂:“你这贱娘们!你怎么能这样想!”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这么重的话。然后莫丽科就很慢地、很平静地跟他解释:“山多尔,你必须理解,明天你可能就不在了……”看守听见这句话,马上中止了会见。他们拖走了山多尔,但他向莫丽科大喊:“多谢,莫丽科,谢谢!”莫丽科也对他大喊:“你们五个都要当心哪!”所以,在下一次开庭时,检察官问我们是继续上诉,还是接受原判,我们就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撤回了上诉。法官原本可以把我们统统吊死的。当时法官可以随便判决绞刑——你也知道,这总是取决于最近有哪些人为了什么目的,去走访了政府。

问:他们后来又把你关到哪里去了?

答:瓦茨Vác)的国家监狱。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那里去的——这也值得说一下。他们把我一个人关进囚车,我身边还坐着一个武装警卫,紧紧挨着我。换了别的时候,他们总是让警卫和囚犯保持距离。半路上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加油,他们叫我把车上的空油罐递给他们——车门就在我面前敞开着。你也知道,我猜他们正等着我逃跑,那样他们就可以毙了我。我们总算到了瓦茨,我被关在一楼。过了几天,他们让梅奇·伊姆雷(Mécs Imre)跟我作伴——我跟他一起上过科技大学。他也被判了无期,不过原判是死刑。所以,我们两个都是二十五岁,都被判了无期,就在牢房里坐着,但我们还是没法真的相信自己要被关上一辈子——心里就是不愿相信。我记得,伊姆雷教过我数学。他给我出过一道题,我到现在都记得:“蜘蛛如果要从牢房的一个角走到对角,它该怎样越过墙壁,才能走出最短的路线?”我忘不了这道题,是因为,你也知道,牢房里没有蜘蛛。哪里有人生活,哪里就有蜘蛛生活,可是牢房里没有。

问:您在瓦茨待了多久?

答:一直待到19604月,那时我们搞了绝食。我得讲一下,我得到了特殊待遇。他们不让我干活,尽管我本来可以在纽扣厂派上大用场,可他们却用最严厉的监管措施对付我。在1960年,只有一小部分“干部”获得了特赦,那次绝食就是在特赦之后发生的。听起来这好像对那些获释的人不敬,可是,在那次特赦中,确实只有那些名气大的人才能获释[64]。但是,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抗议,不是针对那些获释的人,而是因为我们,我们这些仍被关在牢里的人,还没有获释。那次整个监狱都自发进行了绝食。他们指控老比波·皮什托[65]和根茨·奥尔皮[66]是这次绝食抗议的幕后组织者——他们说比波和根茨企图在监狱里颠覆国家,颠覆人民共和国[67]。不用说,到了绝食的第三天夜里,他们把我们从牢房里拖出来——我们连动一下喘口气的力气都没了——塞进六辆囚车,塞得满满的。我那辆囚车的车顶上有个针尖大的洞,太阳出来时,我们当中有个人设法从那个洞望出去,看见了我们经过的城镇。那是米什科尔茨。我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他们没准要把我们驱逐出境,那可就糟了。不过,车子最后还是在停在了沙托洛尔亚乌伊黑伊[68]监狱的停车场,每一辆囚车上的人都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跟我关在一起的有老比波·皮什托、梅雷·费伦茨[69]、塞尔·耶诺(SzéllJenő)、莫里安·皮什托[70],还有另外几个人[71]。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乎跟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日子过得非常糟,过了很久,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们叫我们十六个人列队,带我们出去。他们要用锁链把我们锁在一起,我就叫他们不要上锁链。我说:“我们是工人,我们愿意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我们被判了刑,我们认了。我们不会逃的。”——可他们还是把我们都拴起来了。他们给我们上铐时,我们就用最大的力气,唱起了《国际歌》,他们把我们拴成一列时,我们放声高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吓得看守们到处乱转,最后,被锁链拴在一起的我们,一边高唱,一边被看守押上了囚车。囚车经过城里时,我们不停地唱,直到上了大路才停下来。

问:你们被带到哪里去了?

答:去了布达佩斯,
“收藏家”中央监狱[72]。他们的玩具工厂需要工具匠,就让我们去那里干活。对了,我挨了罚,他们不让我从外面买东西吃,也不许别人捎东西给我,所以狱友们就给了我一点东西吃——都是从他们的嘴里省下来的。这种环境让我很憋屈,所以我就给监狱长写了信,跟他说,既然要我干体力活,那总得让外面的人给我捎点吃的呀。我都饿得皮包骨头了,还怎么干活?难道要我去抢别人的?我得到的回答就是——严格限制口粮,三十天。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天里,只给你吃一半的饭菜,接下来的一天里只给水喝。就这样过了三十天,他们又不让我干活了,而且还把我跟奸细关在一起。直到1961年他们才让我干活。我们要从信封上取下邮票,卖给集邮者,而且还得先把邮票分类,放进小袋子里。在取下邮票的时候,我趁机跟老比波·皮什托谈了很多话。后来他们又调我去木工车间。我又惹了点麻烦,因为他们想把我的工作量定为生产标准,但我不肯干。毕竟我当过木工学徒,木工活干得比别人都好——所以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被关在中央监狱的时候,我还干了一件事:上完了八年级。在1956年,那时只上过七年学的我,保卫了匈牙利工人的事业,而在监狱里,我得到了梅雷和利特万·杰尔吉[73]这样的老师[74]。我被放出去以后,1967年我在夜校完成了学业。我原本报的不是夜校,而是班基·多纳特[75]技术学校,但是他们说上面有命令,不能录取我。我还想上大学,但这辈子看来是没戏了。他们只会让我进监狱,不会让我进大学。

问: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

答:1963年大赦了,我在328日被放出来了[76]。我想回到贝洛扬尼斯厂,可他们不让。我找了大概25家大工厂,没一家要我,最后我在一家私营工具装配店找了个活儿干。当然,装配工不是我的老本行,但人总得吃饭嘛。后来,在83日,电信合作社录用了我,让我当工具匠,然后我就一直干到现在,不过,从1979年起,我就只是外包工了。

问:您是为什么变成外包工的?是因为您的财政状况改善了,还是……

答:你瞧,还有一个理由。首先,我家住在伊扎克。我回伊扎克看我姐姐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奥妮可(Anikó)。19731023日,我跟她在马加什教堂结了婚,我们生了两个孩子:奥妮可八岁,绍尼六岁。我妻子在伊扎克继承了一套房子,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安了家。另一个理由是我跟工段的头头闹翻了。这事很复杂——原因是我以前要干两份活。一个是到外地的分社去修理设备,另一个是修理厂里的仪器。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出差,跑了两天,回来一看,我的工作台被人占了,我的东西都被清了。我就去找工头:“谁教你这样对待工人的?你把工作环境搞成这样,我还怎么干好自己的活儿?”过了一个月,他给领导写信,说他再也用不着我替他干活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还有,我在1979年觉得,世道开始变了——我想我应该退下来,给别人让路了,因为他们给我抹黑,给我泼脏水,我就担心,要是继续待下去,等到真的有什么发生的话,那可就不妙了。所以我就在菜园里种地,我还有个小小的大棚温室呢,我还在地窖里种蘑菇。我是怎么变回农民的,这件事也挺有意思。合作社里有个女秘书,我不太喜欢她,有一天,我坐电车上班时,碰巧和她坐在一块了。我来不及避开她,就跟她面对面坐着。她拿出报纸,拆出一半给我看。我在报上发现一条广告,说农业大学能教人怎么种蘑菇。我报了名,上完了课,我就是这样变回农民,在土地上劳动的。我能喂饱自己,再也不用为了奖金去求人了。

问;您对工人现在的处境怎么看?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答:我很难回答。我们刚才谈了多久,我就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把我的想法准确表达出来。不过,还是长话短说吧:我觉得,工人现在的处境,要比194546年那段时间更让人沮丧,因为战争促成的团结,还有不少其它的问题,都没有按照对匈牙利工人有利的方向发展下去。1948年以后,当局没有帮助工人培养和提高觉悟,我觉得这是最最可耻的。它反倒建立了告密制度,破坏了工人的团结,而工人的团结本来可以成为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权的起点。到了1956年,工人没有像以前那样上当,他们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坚决站在革命一边,并坚决保卫革命,直到耗尽能量为止。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匈牙利建设没有剥削的自由社会。我认为,匈牙利工人在1956年的行动,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因为他们是自己做主的,而不是被别人操纵的。

当工人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体面地把工作做好,那就更难。如果工人的心情受到了影响,不管原因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家庭的,都会马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种社会组织,照顾和保护全体工人,毕竟是工人在建设、生产和创造。你瞧瞧吧,现在的体力工人,根本谈不上活得体面——可是,没有了他们,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另外,我们还应当尊敬那些善于思考的人,而且,就算有人冒出了当局看不惯的念头,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问:您对波兰工人运动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我无法回答。不如说,我不想回答,因为这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现在的环境不允许我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说出来。而且我也不敢说我的判断就一定正确。同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菜园里一边锄地一边想的,那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可你如果了解全部情况,又从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你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不过,我想你应该猜得出来,我的心属于哪一边。

问:您出过国吗?

答:没有。1963年以后,我办过三次护照,每次都被拒绝了——他们在文件上写着:“刑罚依然有效”[77]

问:您申请过赦免吗?

答:没有。你瞧,又不是我自己要他们判我无期的,所以我也不会求他们赦免我。

问:如果可以的话,您最想去哪里?

答:印度,日本,岛国。因为在那些地方,多少还保存了一些人的天性,比欧洲人要好。普通人也更有人情味。我不喜欢西方,因为我看不惯西方。在1956年,还有在签订特里亚农条约的时候,短视的西方都抛弃了我们。因为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在特里亚农条约中遭到了惩罚——打那以后,在选边站的时候,哪边好像能够治好我们的伤痛,我们就选哪边[78]。到了1956年,他们又轰炸了苏伊士运河,简直就像是故意让苏联放手镇压我们——这又一次证明了西方的目光短浅[79]

问:刚才一直都是我问您讲,让您说得太多了。最后您自己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答:过了二十年,终于有人来找我,让我讲一讲那些曾对我国的未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的事件,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是因为,不管我们谈的是不是1956年革命,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跟1956年同样严重,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它们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有几个年份,是全世界都知道的——195619681980——它们全都证明了匈牙利人民在1956年是正确的。它们还证明了当时掌权的那些政治家对于这些事件的判断是多么错误,尽管这些事件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事件。现在已经是1983年了,可是到了现在,我还在担惊受怕,不能公开地、自由地、真诚地说出1956年的一切,那些我参加过、领导过的事情,这是极大的罪过。我知道,谁也不能当一辈子革命者,但我也知道,只有忠于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神圣思想,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问: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代表《言论》,祝您幸福长寿。

本文是西拉吉·山多尔(Szilágy Sándor)在拉茨·山多尔五十岁生日对他的采访,首次发表于匈牙利地下杂志《言论》(Beszélő),第7期,布达佩斯,1983年。现在这个英译文首次发表于《聚焦东欧工人》(LabourFocus on Eastern Europe),伦敦,1984年。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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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扎克(Izsák)是巴奇基什昆州的一个城镇。



[2]
1942—1943年冬季,俄国战线上的匈牙利第二集团军在顿河河谷伤亡惨重。——原注



[3]
在布达佩斯南方约110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凯奇凯梅特,伊扎克就是那里的一个村子,人口约有8000人,直到现在,拉茨一家仍住在伊扎克。他出生的霍德梅泽瓦沙尔黑伊是匈牙利东南部一个大城镇,离塞格德很近,也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原注



[4]
圣母玛利亚升天节,又叫丰收圣女节。——原注



[5]
贝洛扬尼斯工厂位于布达佩斯的第11区,即凯伦弗尔德(Kelenföld),以前是美资的布达佩斯标准电气公司(Budapest Standard Electric Company),生产电气设备。——原注



[6] 19486月,两大工人政党——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将两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此之前,由凯特利·奥诺(Kéthly Anna)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派由于反对合并,已经被开除出党了。这次合并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吞并了社会民主党,到了1950年,原先支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被新党开除了,他们的领袖索科西奇·阿尔帕德(Szakasits árpád)和莫罗山·杰尔吉也被捕了。


19502月,美资的标准电气公司(后来改叫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几名管理人员被指控犯有破坏经济与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美国公民罗伯特·沃格勒(Robert Vogeler)和英国公民埃德加·桑德斯(Edgar Sanders)被指控为领导了破坏与间谍活动的美国特务和英国特务。沃格勒被判处15年徒刑,桑德斯被判处13年徒刑。


1950年,由于当局强行提高产量,导致了工人的反抗,工业冲突激增,造成了工资上涨和生产力下降。对此当局以诈骗、怠工和进行反苏活动的罪名,逮捕了几百名社民党工会活动家,监禁了几千名工人。——原注



[7]
拉茨这里指的仍是两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原注



[8]
按照共产党引入的计件工资制度,能够超额完成劳动任务的工人就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他们的成绩被用来刺激其他工人提高产量。这种做法最早是苏联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原注



[9]
纳吉·伊姆雷在1945年出任农业部长,推动了战后的土地改革,他在1953年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独裁者拉科西·马加什,出任总理,并受权发表了名为新路线的改革纲领。


纳吉的改革纲领中有一条,就是限制国家保安机关的权力。


但是,拉科西依然坐拥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在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倒台后,纳吉·伊姆雷在19553月被免去了总理职务;拉科西重掌大权,新路线的各项政策都被中止了。——原注



[10]
1956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错误与罪行,并在整个苏联阵营推行去斯大林化,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原注



[11]
皮洛什·拉斯洛(Piros László1917510——2006113日),时任内务部长。



[12] 19561023日,匈牙利学生走上布达佩斯街头,宣布支持刚在波兰上台不久的民族共产主义者哥穆尔卡的改革措施,并呼吁在匈牙利进行同样的改革,成立新政府,改换党的领导层,让纳吉·伊姆雷重新上台,匈牙利革命由此爆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袖的应对方式,给形势火上浇油。内务部长皮洛什·拉斯洛通过广播宣布禁止游行,但是后来又撤销了禁令。可是,到了晚上,劳动人民党领袖格罗·埃尔诺又在广播中谴责示威群众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言论加剧了群众的逆反情绪。——原注



[13]
学生认为,位于城市公园边缘的斯大林像是暴政与压迫的象征,他们的要求之一就是拆除斯大林像,这个要求也是匈牙利工人群众在1023日晚上最先落实的要求之一,他们经过多次尝试后,终于推倒了斯大林像。同时,另一批群众集结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大楼外面,要求电台广播学生的十六项要求。守卫电台的保安警察在清场中向群众开枪,这是革命中的第一次交火。——原注



[14] EMKE咖啡馆是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家著名咖啡馆,位于拉科齐大街和列宁大道的路口。——原注



[15]
即波利·山多尔,绍尼Sanyi)是山多尔的昵称。



[16]
《真理》(Igzság)是革命期间最激进、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它的编辑是两位青年记者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和加利·约热夫(Gáli József),协助他们办报的还有一批青年作家与大学生。从1025日到117日,《真理》一共出了十一期。革命失败后,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加利都被捕了,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


纽约咖啡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周围有几家报纸的编辑部,它是最受匈牙利作家和知识分子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二战后它改名为匈牙利亚Hungária咖啡馆,但人们仍然喜欢把它叫做纽约咖啡馆,这个名字一直叫了很久。——原注



[17]
有那么几天,革命似乎胜利了,苏联似乎准备接受一个更加独立的匈牙利政权,但是,才过了几天,苏军就在1956114日凌晨向布达佩斯大举进攻,用坦克和步兵镇压了革命,推翻了纳吉·伊姆雷政府。——原注



[18] 1956113日,匈牙利政府的代表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就苏军撤出匈牙利的问题举行了谈判。匈牙利代表团的团长是革命英雄、国防部长莫雷泰尔·帕尔将军。早上的谈判在匈牙利国会进行,晚上的谈判在位于布达佩斯南边的特科尔(Tököl)的苏军司令部进行。但是,就在午夜前不久,匈牙利代表团与纳吉政府中间的联系中断了,包括莫雷泰尔将军在内的整个匈牙利代表团都被苏联保安部队逮捕了,而指挥这次行动的就是苏联克格勃头目伊万·谢洛夫将军。——原注



[19]
拉茨·山多尔不但听错了,而且还猜错了意思:他听见的应该是“внимание”,意为请注意



[20] 1956114日凌晨520分,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通过广播宣布:苏军已于今天凌晨入侵我国首都,誓要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激战。政府坚守岗位。我特此向我国人民和全世界通知这一事态。在播放纳吉的讲话之前,电台先念了一句:请注意!请注意!”——原注



[21]
卡达尔·雅诺什在战前是共产党地下领袖之一,1951年他被拉科西政权监禁,1954年纳吉·伊姆雷上台后释放了他。19561125日,他被任命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取代了斯大林主义者格罗·埃尔诺,在10月底,他正式解散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561031日,他被纳吉·伊姆雷任命为国务部长,他在111日的广播中认为这次革命是一次光荣的起义推翻了拉科西政权实现了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还号召匈牙利人民与全体民主力量帮助巩固纳吉·伊姆雷政府。但是,在1956114日,他摇身一变,成了工农革命政府的领袖,请求苏军粉碎革命,推翻纳吉·伊姆雷政府。当时的绝大多数匈牙利人都把他当成将国家和人民出卖给俄国人的叛徒。——原注



[22]
盖雷尔特山(Gellért-hegy)是横跨布达佩斯第1区和第11区的一个居民区。



[23]
卡达尔·雅诺什在1956111日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卡达尔继续以这个党的名义进行统治。但是,在111日成立的筹建委员会当中,除了卡达尔之外,其他人——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卢卡奇·杰尔吉、科帕奇·山多尔、洛雄奇·盖佐和多纳特·费伦茨——全都被卡达尔新政权逮捕、审判、监禁或处死了。——原注



[24] 19561114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新佩斯(布达佩斯北部的一个工人区)的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宣布成立。——原注



[25]
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它就派出了一个以波利·山多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国会,向卡达尔提交了自己的要求。第二天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登出了卡达尔的虚情假意的发言。——原注



[26]
科尔托伊·奥诺(Koltói Anna1891613——19441017日),本名泽勒·奥诺(Zeller Anna),工会活动家,在1918年革命中曾当选为切佩尔工人苏维埃委员,革命失败后被判处两年徒刑。获释后担任社会民主党的妇女组织者,并发起创立钢铁与金属工人协会,并任钢铁与金属工人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书记。1944年被箭十字党杀害。



[27]
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先把办公地点设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奥卡茨佛大街上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大楼里。——原注



[28]
戴里·蒂波尔是作家,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四十年代末期受到拉科西政权的批判,在1956年以前的前几年里,他成为了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领袖之一。革命失败后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九年徒刑。——原注



[29]
即上文出现过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工人代表会主席波波伊·伊什特万,“皮什托”(Pista)是“伊什特万”的昵称。



[30]
波波伊·伊什特万是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的代表,他从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之初就担任了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原注



[31]
弗泽科克·雅诺什(Fazekak János)是新佩斯的一位代表,他原来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后来被罢免了。——原注



[32]
请参阅比尔·洛麦克斯,《匈牙利1956》(Hungary 1956),艾利森&巴斯比(Allison & Busby),1976年,第154页。1981年,匈牙利一家地下刊物将它翻译成匈牙利文,拉茨读的就是这个版本。——原注


在《匈牙利1956》里,洛麦克斯是这样描写拉茨的:“……拉茨·山多尔只有二十三岁,他是年轻一代工人最活跃的代表,在他身上既有彻底的诚挚,又充满了活力和果断。他比波利·山多尔更激进一些,他鼓吹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后来当选为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同上。)——中译者注



[33]
山多尔·约热夫曾在1951年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卡达尔政府任命他为政府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负责政府同中央工人代表会之间的联络。1957年他当选为改组后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书记处里担任了分管党与群众组织的部门首长。——原注



[34]
里班斯基·罗贝尔特(Ribánszki Róbert1933918——2015419日),生于矿工家庭,1950年参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6117日被调往部长会议书记处,担任卡达尔的私人秘书。19582月调往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与群众组织部工作。1963—1966年前往苏联党校学习。1966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1970年改任切佩尔区委第一书记。1976—1983年任驻华大使。1984年改任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书记。



[35]
这些人是卡达尔领导下的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比斯库·贝洛是新政权的死硬拥护者,他在1957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出任内务部长。莫罗山·杰尔吉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后来也成为了新党的政治局委员,并在1956114日成立的卡达尔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里班斯基·罗贝尔特从1956117日起担任卡达尔的私人秘书,一直当到19586月。——原注



[36]
戴维尼·约热夫是切佩尔钢铁厂的代表,他原来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1114日晚上那个代表团的团长。他还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但在1116日,由于中央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案,所以他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原注



[37]
玛格丽特大桥(Margit híd)是布达佩斯市内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



[38]
化学工程师科洛乔伊·杰尔吉是切佩尔的代表,他当选为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科洛乔伊和波波伊似乎比拉茨更加相信卡达尔在谈判中的诚意,对于通过谈判与政府达成妥协也抱有更大的希望。——原注



[39]
箭十字党是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在1944年下半年曾统治匈牙利。——原注



[40]
切佩尔位于布达佩斯南部的切佩尔岛上,它是布达佩斯的主要工业中心与工人居住区,在历史上被誉为红色切佩尔114日以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与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发生了多次冲突,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从一开始就更加赞成复工,当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在1122—23日发动罢工时,又遭到了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反对。——原注



[41] 1956113日,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布成立时,奥普罗·昂托尔是当时在场的少数几个政府成员之一。在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里,他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又在卡达尔政府里当上了工业部长。——原注



[42]
阿伊托西丢勒(Ajtósi Dürer1427—1502),即老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匈牙利金匠,著名画家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父亲。



[43]
伊万·谢洛夫将军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头子,他负责全盘监督镇压匈牙利革命的行动。——原注



[44] MéMOSZ是匈牙利全国建筑工人协会(Magyarországi építőmunkások 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的缩写,它是匈牙利的建筑工会。——原注



[45] 1956114日,苏军向布达佩斯进攻时,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家人,进入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卡达尔给南斯拉夫当局出示了保证书,承诺保障他们的的人身安全,然后他们便自愿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但是,他们刚一离开大使馆,就被苏军扣押在马加什弗尔德(Mátyásföld)的苏军司令部,第二天又被强行转移到罗马尼亚。——原注



[46]
弗克·耶诺(Fock Jenő1916517——2001522日),1932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2—1954年任钢铁工业部长,1955—1957年任全国工会理事会书记,1957—1961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1967年任副总理,1967—1975年任总理。



[47] 19561122日,匈牙利政府在党报《人民自由报》上公布了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法案。弗克·耶诺是卡达尔的早期支持者,曾在1955—1957年任匈牙利全国工会理事会书记,1957年出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在第一次经济改革期间,他于1967—1975年出任总理。——原注



[48]
昂德拉西·久洛(Gyula Andrássy182338——1890718日),匈牙利政治家,1867—1871年任匈牙利首相,1871—1879年任奥匈帝国首相。



[49]
多若·杰尔吉(Dózsa György1470—1514),农民起义领袖。



[50]
这次会议是在匈牙利国会举行的,正确日期应为19561125日。——原注



[51]
在二十年代初,莫罗山干过送面包的活,后来当上了食品业工会的领导。他总是喜欢吹嘘自己是工人阶级出身,却绝口不提他还当过几年芭蕾教练的事。——原注



[52]
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是匈牙利光学仪器厂的代表,也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新闻与宣传委员会。特凯·费伦茨是工具匠,他是第14区的电话厂的代表,他负责领导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委员会。——原注



[53]
革命期间,奥贝尔朔夫斯基·久洛是《真理》的编辑,在195611—12月间,他继续出版地下报纸《我们活着》(élünk)。他与中央工人代表会密切合作,中央工人代表会打算出版的报纸《工人新闻》就是由他编辑的。他在125日被捕,在1957年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原注



[54]
其实《新闻公报》总共出了三期,分别在1127日、1129日、125日出版。——原注



[55]
这本书是指莫尔纳尔·雅诺什(Molnár János)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A Nagybudapesti Központi Munkástanács),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ai Kiado),1969年,第119—121页。当时有很多人提出了改革国家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案,可能有一些人把他们的方案提交给了中央工人代表会讨论。——原注



[56]
加什帕尔·山多尔从1954年起担任全国工会理事会总书记,1957年被选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原注



[57]
1946—1949年间,匈牙利国旗由水平的红、白、绿三道色条组成,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旗上加上了苏联式的国徽图案。在1956年革命期间,人民挖掉了国旗上的国徽,在国旗中间留下了一个空洞。1957年以后,匈牙利国旗又改回了1946—1949年间的图案。



[58]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了三天的特别会议之后——革命失败后的第一次——才过了一天,在1956126日下午早些时候,一小批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举行了拥护卡达尔政府的游行,他们打着红旗在街上前进,并且得到了匈牙利警察和苏联军队的保护。在城里的几个地方,游行者与群众发生了冲突,警察进行了干预,向人群开枪。匈牙利官方宣布有数人死亡,50人被捕,并谴责这次事件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所为。地下革命报纸认为警方应当对伤亡负责,并谴责了这次挑衅性的游行。——原注



[59]
中央工人代表会为了同政府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它把自己的基本要求写成了备忘录,提交给政府,并要求政府公开答复——但政府一直装聋作哑。——原注



[60]
朔尔戈塔里扬是匈牙利北部的一个小城,位于诺格拉德州煤矿区中央,几周以来,当地人民在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下,一直在同卡达尔政权作斗争,阻止卡达尔政权在该州行使权力。127日,州工人代表会两位领导被捕,128日,当地有几千名工人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逮捕工人代表会领导,苏联坦克和匈牙利保安部队向群众开枪,导致80多人死亡,至少200人受伤。——原注



[61] 1956年初,在落实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共产党青年组织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讨论这些问题。它很快就变成了公开批判拉科西政权的多方面政策的论坛。——原注



[62] 1958年,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几位领导人接受了审判。除了拉茨和波利之外,另外的三名被告是:内梅什凯里·约热夫,他是作为自由战士的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并在营救被驱逐者的委员会里工作;奥波德·拉斯洛,第3区的代表,他与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一起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闻部工作;梅什特尔·恩德雷,他是铁路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是中央工人代表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原注



[63]
波利·莫丽科(Bali Marika)是波利·山多尔的妻子。



[64]
1960年的特赦中,确实只有那些名人能够获释——主要是前共产党人——比如作家戴里·蒂波尔和哈伊·久洛;纳吉·伊姆雷的政治合作者霍洛斯蒂·山多尔(Haraszti Sándor)、多纳特·费伦茨和雅诺西·费伦茨,还有陆军将领瓦洛迪·久洛(Váradi Gyula)。同时获释的还有前秘密警察头子弗尔科什·米哈伊、弗尔科什·弗洛迪梅尔(Farkas Vladimer)和佩特尔·加波尔(Péter Gábor)。但是,大多数普通工人囚犯仍然没有获释。——原注



[65]
即比波·伊什特万,皮什托伊什特万的昵称。



[66]
根茨·阿尔帕德(Göncz árpád1922210——2015106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1944年获法律学位。1945年参加独立小农党,担任总书记科瓦奇·贝洛的私人助理,并担任党报《世代》(Nemzedék)编辑。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共产党排挤而失业,当过金属技工、水管装配工和农学家。1956年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新建的匈牙利农民联盟(Magyar Parasztszövetségben)的活动。革命失败后,于19575月被捕,1958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19637月获释。此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并将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译为匈牙利语。1988年参与成立自由民主联盟(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19903——20008月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67]
比波·伊什特万被普遍誉为二十世纪匈牙利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与散文家,在1956113日成立的纳吉·伊姆雷最后一届联合政府中出任国务部长,他到1957523日才背部,但在195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根茨·阿尔帕德是作家、翻译家,他是国家农民党(后改为裴多菲党)党员,曾与比波密切合作。——原注



[68]
沙托洛尔亚乌伊黑伊(Sátoraljaújhely)是匈牙利东北的一个城镇,距离米什科尔茨82千米。



[69]
梅雷·费伦茨(Mérei Ferenc19091124——1986223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8年高中毕业后,前往法国求学。193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在索邦文学院获得心理学学位。1934年返回匈牙利后从事教育工作。1945—1948年担任布达佩斯心理学研究所(Fővárosi Lélektani Intézet)所长。1950年受到批判,被单位开除后,依靠翻译为生。1956年平反,在匈牙利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任职。195810月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637月获释,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1986年逝世。



[70]
莫里安·伊什特万(Marián István1924—2004),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小城。1940年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二战结束后进入匈牙利军队工作。19561022日协助学生组织了23日的示威游行,并在革命期间协助组织学生革命军。19573月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963年获释。



[71]
梅雷·费伦茨是共产党员,也是著名心理学家,在革命期间担任学生革命委员会顾问。塞尔·耶诺负责纳吉政府同广播电台的联系。从195612月到19571月,他们秘密出版地下传单《匈牙利人》(Hungaricus),因此在1958年被捕。莫里安·伊什特万上校曾帮助学生组织了1023日的示威游行,并在革命期间协助组织学生民兵。——原注



[72]
布达佩斯收藏家办公室(Budapesti Gyűjtőfogház)是布达佩斯第10区的一所监狱。



[73]
利特万·杰尔吉(Litván György1929219——2006118日),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46—1950年在布达佩斯帕兹马尼·彼得大学学习。1947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并参与成立匈牙利民主独立运动。革命失败后被捕,1959年被判处六年徒刑。1962年获释。1963—1971年在中学教授历史。1988年参与成立自由民主联盟。



[74]
利特万·杰尔吉是一位青年历史教师,由于卷入了《匈牙利人》案件而在1958年被捕。在19563月,他是头一个公开要求拉科西下台的人。——原注



[75]
班基·多纳特(Bánki Donát185966——192281日),匈牙利机械工程师,发明家。



[76]
1963年的所谓大赦中,1956年以后被捕的政治犯大部分都获释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犯没能获释,他们要么背着谋杀、叛国或间谍的罪名,要么是因为1956年以前的罪名坐牢的。在这次大赦后,仍有几百名政治犯被关在牢里,许多人直到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才获释。——原注



[77]
拉茨在被判处无期徒刑时,还被处以剥夺公民权(包括申请护照的权利在内)的附加刑,尽管他在1963年的大赦中获释,但他的罪名并没有撤销,所以这项附加刑依然有效。——原注



[7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库恩·贝拉领导下,匈牙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98月,霍尔蒂·米克洛什将军推翻了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右翼独裁。1920年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后,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还失去了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大量匈牙利人。——原注



[79] 19561029—31日,就在匈牙利革命似乎已经胜利的时候,以色列、英国和法国联合进攻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11日,苏联领导层最终决定入侵匈牙利,粉碎革命。——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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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茨·山多尔悼念波利·山多尔的悼词

朋友们!今天来到这里,围着我们的战友波利·山多尔的棺木的人,不只是代表他的家人、遗孀、子孙及其他亲属,来向他道别的;也不只是代表他生前的亲密工友和同事——他们与他分享了同样的命运和苦难,也分享了同样的信念与希望——来向他做最后一次告别的。我们还代表了千百万认识他、尊敬他、爱戴他,并且一直怀念他毕生奉献的匈牙利工人。今天回头来看,他的人生的开端就像童话一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苦的农业工人家庭的第十三个孩子。他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他的父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肺部受了伤,回家时已经残疾了。抚养这个大家庭的重担,只能由他的母亲来承担。你们不难想象,波利一家过得是多么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的朋友长成了男子汉,像他这样的人,上帝只有在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创造出来。


山多尔渴望成就功名,却又能坚守纯洁与荣誉之道。他学会了金属工艺,但是发现这门手艺还不足以糊口,他就又学会了制造工具的手艺,当了工具匠。在这一行里,他技巧精湛,擅长测量和校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是工具车间里的工会代表,又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一直利用这些讲坛,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说话,为真理说话——而在需要坚定性的时候,他无比坚定;在需要智慧的时候,他足智多谋。全厂都知道他的名字。


19561023日,伟大的民族起义爆发了,他自然而然地、马上参加了起义。


在这一刻,他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他当选为工厂工人代表会主席,后来又当上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他对自己肩负的历史性任务怀有重大的责任感。在这场斗争中,他对谁是正义的一方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


他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艰苦的狱中生活也没能动摇他的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忠于祖国,忠于工人阶级。


他获释后,重新干起了工具匠的老本行,他进了联合照明厂,一直在那里干到去世。他在那里也赢得了工友们的尊敬与爱戴。


但我觉得,如果我只讲你,只讲你个人,那对你来说是不公正的,山多尔。


我还要讲起那次运动,整个工人阶级全都参加了那次运动,而且你是那次运动的领袖之一。


我要讲起工人代表会制度,哪怕是在今天,它仍为我们的社会照亮了一条全新的、适时的前路。


当时,在暴风骤雨般的剧变中,在武装冲突的喧嚣声与政治大戏的怒吼声中,许多观察者并没有太在意它。


打那以后,二十五年过去了。


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没有停留在国内,而是冲出了国界,传到了东方和西方。


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人自治与工人管理工厂的制度,这也是这个运动的原动力;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匈牙利实践这种制度。


它是乌托邦吗?你们追寻的是空想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绝大多数匈牙利工人都会同意我的想法。工人代表会的存在与影响,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事情。


一个国家有许多条道路。


在那条把你们的名义摆在首位的道路上,我国人民没能走得更远。他们以前的愿望与希望——按照他们以前想象的那种形式——没能转变为现实。但是,我们的生活终究还是改变了,生活变得更好、更能忍受、更和平,我们能更理智地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斗争带来的成果,而且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成果。


将来一定会有人牢记那场试验、那份团结、那种希望,二十五年来,你的名字与它们紧密相连。你的名字,属于一个在工作台前站了四十年的人,属于一个从来不想当政府部长的人,属于一个宁愿坐牢而不愿妥协的人,属于一个永远保持人性、永远与人为善、永远保持工人本色的人。


你在缅怀比波·伊什特万时,写下了这样的话,你自己也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也许,要在最艰苦的时刻,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才能显露出一个人的真实本色……


“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看出谁是值得追随、值得敬仰的人。如果我们能有幸把这样一个人称作朋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错,这一切终究是值得的。”


亲爱的朋友,上帝与你同在。安息吧,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布达佩斯,1982114


本文是拉茨·山多尔为缅怀波利·山多尔而写的悼词,原本准备在波利·山多尔的葬礼上宣读,但由于波利的家人遭到了特务的威胁,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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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

奥波德·拉斯洛

奥波德·拉斯洛Abod László)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审讯案中的第四名被告,他被判处八年徒刑。1961年4月,他获得单独赦免。他先是加尔文宗神学院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小农党独立青年团的活动家,到了1956年,他又成了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家,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以下是他的简历:

奥波德·拉斯洛于1924年1月20日在布达佩斯出生。他的父亲从特兰西瓦尼亚逃来这里,在铁路机车上当了一年半的机械技术员。由于身患疾病,他后来改在铁路上当乘务员。奥波德·拉斯洛上完小学后,进入洛尼亚伊路(Lonyay utca)加尔文宗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出于物质和其它方面的考虑,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加尔文宗神学院就读。进入神学院,就可以免服兵役——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了——他还可以用铁路给的奖学金,以及参加葬礼上的唱诗班所得的报酬支付学费。同时他还报考了帕兹马尼·彼得[1]大学文学院,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人,并进入了左翼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子。在上中学时,他就把内梅特·拉斯洛[2]当作偶像,但他也受到了科拉乔尼·山多尔[3]的思想的影响。1945年8月,他作为神学生,在巴拉顿莱莱[4]参加了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的成立大会[5]。通过校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些小农党人,其中就有米热伊·贝洛(Mizsei Béla)和纳吉·尤丽奥(Nagy Júlia)(纳吉·费伦茨[6]的女儿),在一些人的影响下——后来他又主动疏远了这些人——他没有参加国家农民党,而是参加了独立小农党[7]。(“入党——这个说法不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哪个政党,不过我确实当过小农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但我没有领过党证。”

1945年12月,奥波德·拉斯洛当选为独立青年团(Független IfjúságiSzövetség)全国书记。他随匈牙利代表团参加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巴尔干青年委员会会议。1947年他辞去了匈牙利高校协会(Magyar Kollégiumi Egyesület)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全国人民学院协会副主席[8]。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约热夫·奥蒂洛人民学院院长。

1948年夏天,特别是在反铁托运动发生后,他觉得必须做出改变。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便请求辞去院长的职务。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书中透露,就在他辞去院长职务的同时,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也取消了副主席职务。然后他进入文化部工作,负责监督地方学校并审判宗教书籍。直到现在,他仍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学习加尔文宗神学的学生,怎么会真诚地鼓吹把所有教会学校国有化呢?(他说:“我在这件事中起到了可耻的作用。”

1950年4月初,国家教育研究所鼓吹把“反动教育学”的代表赶出教育界,奥波德·拉斯洛也因此被文化部开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在圣恩德雷(Szentendre)的混凝土公司当上了计分员。一个月后,他便负责生产管理,1953年他被调到布达佩斯第3区的第二建材厂。他在那里迎接了1956年。

我在第二建材厂干得很开心,我跟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Eigner Endre)关系很好,几乎算得上朋友了。我听说裴多菲俱乐部之后,就跟他说,他应该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俩就一起去了。我们首先参加了关于全国人民学院协会的辩论,但我们没有发言。我就是这样回归政治生活的——通过裴多菲俱乐部。我碰到了许多青年运动中的老朋友,我们欢快地彼此问候。

1023日那天,艾格纳·恩德雷亲口告诉我,有人要搞示威游行。我就说,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在贝姆[9]雕像下参加了游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还在国会前面跟群众一起大喊:“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然后我就回家了,因为我身上还带着一台很重的计算器。回到家里,我听我妻子说,在佩斯发生了枪战。第二天早上,我给厂里的艾格纳打电话,跟他说他猜对了;游行确实引起了乱子,所以我不能去上班了。

1028日,我去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找以前的全国人民学院协会主席科尔多什·洛奇(Kardos Laci)。进门之后,我看见了这样的景象——在走廊上,大学生为了维持秩序,正在学习分解和组装机枪。他们的“教员”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弗泽科什·久里[10]。那是我头一次碰见他。我跟科尔多什讲起了各地都在成立国民委员会的事,还说国民委员会应该有一个全国中心,就像爱国人民阵线那样。我和根茨·奥尔皮都不是党员,所以他们就让我们去找爱国人民阵线,建立全国性的国民委员会。这个机关建起来了,还专门发布了公告。然后,我们还跟科尔多什讨论了一下,应该让整个过程冷静下来,还要跟政府联系。

在这以前,大概是27日吧,艾格纳·恩德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厂里要选举工人代表会,叫我去参加。他叫我担任工人代表会主席,因为他们原本打算推选的主席梅雷-卡达尔·艾尔文(Mérey-Kádár Ervin)参加了格尔盖伊[11]反法西斯营,打仗去了。梅雷—卡达尔以前是我的同学。他原本在博物馆工作,但在1950年被单位开除了,我帮他找了个看门的活儿。他在23日还是24日受了伤,所以不能来开会了。

我们是个小厂,工人大概有三百人。我们把工人集合起来,然后从比较优秀的工人当中选出了六七个代表会委员,因为比较优秀的工人也比较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比方说吧,在我们的工人中间,有前男爵卢卡奇,还有一些跟他差不多的人,但是谁也没有推荐他们。在艾格纳的推荐下,我被一致选为工人代表会主席。许多住在外地的工人都没来上班,因为交通停了。所以,后来有人就说,工人代表会只能代表很少一部分工人,工人代表会是坏蛋搞出来的玩意。我得说一句,当时成立的工人代表会只敢把自己叫做临时工人代表会,因为它们都相信,等到生活恢复正常后,就会举行新的选举——正规的、不记名的选举。后来,到了1111日,全国工会理事会也发表了关于重新选举工人代表会的声明。

有一两个工人比较冲动,他们想马上把墙上的列宁像取下来。我们就对他们说,墙上挂什么并不重要。反正我们很快就会用列宁或恩格斯的语录来代替。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结果成了我的主要罪状之一。

有人说工人代表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没这回事。就好比说吧,代表会经过投票,把两套房分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党委书记艾格纳·恩德雷。我们成立工人代表会,是要让工人真正管理工厂,工人自己管理工厂之后,官僚管理制度就可以废除了。

1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雅诺什、科帕奇·山多尔、洛雄奇·盖佐、卢卡奇·杰尔吉、纳吉·伊姆雷和桑托·佐尔坦——第二天,在科尔多什·洛奇的帮助下,裴多菲俱乐部也重新出现了。不管在哪里,带头的都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改革派。我当时觉得,虽然我从来不是党员,但我现在应该入党了。我甚至还让洛奇帮我安排入党;但是,这一切马上就被枪林弹雨打断了。对了,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裴多菲俱乐部的老朋友和战友们见面。

几乎所有市区都成立了工人代表会,我们第3区也不例外。在成立大会上,来了四十几个人,而且,可能是因为我的发言比较清醒,比较有想法,所以,在附近一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基拉伊·费伦茨(Király Ferenc的推荐下,大会委派我参加1114日在联合照明厂举行的全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大会。

1114日,四百人——从切佩尔来的,从新佩斯来的,从昂焦尔弗尔德来的——来到了联合照明厂,主要是大工厂的代表。后来有人说,这个会谁都能参加,但这是错误的。要参加这个会,非得有有效的委任状不可;我那份委任状一直保留到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叫林格·伊什特万(Ring István)的,建议大家应该建立一种组织形式,就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这种,它应当由各地代表组成,还应当选出一个领导层。比斯库·贝洛和加什帕尔·山多尔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俩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讨论了这个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组织起来,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把我们的要求写下来,再提交给政府。草案写好后,我们经过表决,通过了这个草案。

这个备忘录里有八项要求:让纳吉·伊姆雷领导政府;赦免革命的全体参加者;苏军必须撤离;举行自由选举。我们对新成立的保安部队吸收了前国家保安局成员一事提出了抗议;我们还要求废除一党制,政党不得在工厂内开展活动。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上,政治考虑显然占了关键地位,但是,让工人代表会真正掌握工厂内的权力,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因此,经理不能由上级领导委任,而要由领导工厂的工人代表会选任;经理应当对工人代表会负责,在关于投资与支出的重大问题上,工人代表会应当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我们认为,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既能提高质量,又能满足产量的要求的工资制度。有意思的是,冶金与机器工业部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我们认为,政党退出工厂后,应当由工会取代工厂,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利益的忠实代表。所以,我们并不反对工会,我们只是反对以前那种工会。

我们还宣布,我们要进行罢工,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我们只会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行业保持运转。所以,工厂仍在预热,机器仍然得到了保养,只是不进行生产。就在同一天,我们的领导把这些要求提交给了政府。

这次大会的主席是戴维尼,他是切佩尔的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几天后,由于他表现得不够坚决,就被罢免了,新当选的主席是拉茨·山多尔,他是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具匠,是个坚强的年轻人,脑子很聪明,总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后来,拉茨建议我们应当组建全国工人代表会。政府不肯就这个要求跟我们谈判。拉茨后来也说,跟卡达尔团伙谈判,比跟苏联人谈判更艰难。其实中央工人代表会确实跟苏军司令部联系过,他们甚至还参加了我们的几次会议。他们表现得很友善,他们带着翻译过来,还说了一些几乎算是同情我们的话。显然,他们在会上听见的,跟政府告诉他们的大不一样。

在这次大会上,还成立了新闻与联络委员会。他们要我来当这个委员会的头,但我没接受。我建议让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来当头,不过我还是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定期给外国记者和电台播音员提供信息。比方说,《人道报》——法国共产党的报纸——有个记者叫安德列·乌尔姆泽尔(André Wurmzer),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国共产党员,叫安德列·斯蒂尔[12],我跟他们都谈过。我跟他们谈了什么?他们说这是反革命。我就对他们说:开什么玩笑,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波利·山多尔就是党员,他到现在都没丢掉党证。这场革命根本没有反共性质;我们只是要改掉不好的地方,我们想活在一个权力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属于人民的社会里。

1122日发布的主席团法令承认了工人代表会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仍对它不满意,因为它只承认工人代表会是经济性组织。我们跟政府开了几次会,要求修改这个法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由于我们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抹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报纸。在1128日的紧急会议上,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如果政府不准许我们出版独立的报纸,我们就要出版地下报纸。我认识厄尔西·皮什托[13]、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加利[14],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了舍贝什季恩。我们在舍贝什季恩的房间里讨论了该怎么办,我们几个人是:舍贝什季恩、厄尔西、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西尔瓦西·洛约什[15]、戴尔日·山多尔[16]和我。奥贝尔朔夫斯基的人从11月中旬开始出版《我们活着》,他们有一台复印机。我们还得找到会操作复印机的人。由于卡达尔团伙不让我们出版报纸,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就从1130日秘密出版《新闻公报》。在1128日那次会议上,还有人建议组织妇女游行,后来这次游行在124日举行了。这次游行非常成功:几百名妇女前往英雄广场,向无名战士墓献花,纪念牺牲者。当天晚上,许多窗户前都点燃了蜡烛。

124日以后,事态转变得非常迅速。129日,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它的领导也接连被捕。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就退出了公共生活。奥贝尔朔夫斯基和厄尔西在12月初就被捕了[17]。我连家都不敢回,住在朋友家。但是,在19574月底以前,工人代表会都还在工作,我也一直去厂里上班。我在121日被任命为经理;我甚至还收到了部里的任命书,他们并没有找我。到了41日,我被解雇了,于是就回去继续当部门主任。最后,到了1957426日那天,我被捕了。

关于艾格纳·恩德雷这个人,我还要讲几句。他又当上了党委书记,后来当上了佩奇一家企业的经理。但在十月里,他还痛哭流涕;毕竟他以前相信过这个体制——他甚至还撕碎了党证。我劝他说:你以前就算相信过这个体制,也没有什么;你要么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要么就不是。工人代表会给了他一套房子,可是后来我受审时,他却做了对我不利的证词。法官问我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的时候,我就说:“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可说的。”

我在布达佩斯中央警察总局关了一个礼拜,跟普通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审讯员非常粗暴。他们威胁我们;但他们没有碰我,都没打过我一下。我对付审讯的办法是这样的:除非他们给我出示两个证人的书面供词,否则我什么也不承认。“我们团伙”犯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大都不知道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因为只要招认了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都会产生严重后果。奥贝尔朔夫斯基—加利案件的审判结果,证明了我的方法是对的。在他们受审时,我还没被捕。我在牢里听说奥贝尔朔夫斯基被判了三年,加利是一年。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肯定是把什么都招了。后来他们的案子又被拿出来重审,这次就瞒不住了。他们俩都被改判死刑,最后能逃过一劫,是因为——我是后来听说的——伊利亚·爱伦堡[18]和肖洛霍夫[19]为了这个案子,给匈牙利政府写了信。所以他们才能改判无期徒刑。1963年他们在大赦中获释。

他们把我们从中央警察总局转移到了弗街监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事已经被关在那里了。然后大审判开始了。弗街监狱的条件非常差:他们什么东西都不给我读;牢房里的灯日夜都亮着;白天不许我们坐在床上,晚上总是吼醒我们。看守我们的人是以前的希腊游击队员,因为他们的匈牙利语说得很糟糕。他们穿的是又宽又软的拖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被单独关押,有时他们会把一个告密者跟我关在一起,但我没有透露任何东西。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我用肥皂在毛毯上画了对数表。这种毛毯是用长马鬃做的,质量很好。审讯持续了三个多月,非常难挨。审我的人都是文化很低、心胸狭窄的人。他怎么也无法理解,我这个收入很好的部门主任为什么会对体制不满。

审讯结束后,我被转到莫尔科街监狱,跟另外一些人关在一起,不过他们跟我的案子当然没有关系。然后就到律师开始询问了。

中央工人代表会审判案的被告有五个人。第一被告是拉茨·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第二被告是波利·山多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他还是贝洛扬尼斯厂工人代表会主席[20]。第三被告是内梅什凯里·约热夫,办公室职员。他是作为联络员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他多方奔走,促使苏联高级军官参加了会议。我是第四被告,第五被告是铁路工人梅什特尔·恩德雷——他是作为铁路工人的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

他们给我安的罪名是:成立工人代表会;发动罢工;在厂里贴上了恩格斯的语录,大意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21]”。我故意断章取义,歪曲了恩格斯的本意,损害了体制。我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在厂里传播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内容。我甚至裹挟党委书记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会议,所以我进行了反革命宣传。我组织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新闻发布会,还研究过出版地下报纸的可能性。我煽动了妇女游行,还给外国报纸提供消息。

我的律师跟审讯员截然相反;我发现他绝顶聪明,而且总是对的。看来他认为审讯员的调查报告并不可信,因为除了我的口供之外,他还要寻找进一步的证据。他质询了我的秘书,她以前帮我打印、复印了呼吁妇女游行的传单,还有作家协会的声明《我们的关注与信念》,并在厂里粘贴。她还帮我打印了被驱逐到苏联的维斯普雷姆大学生的名单。这个名单我也贴到厂里了,因为我上过化学工程系的夜校。谁都不肯承认发生过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被驱逐的事情,但是,有许多人——5090人——分成两批,被驱逐到了苏联,因为他们参加了革命。我还跟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谈过,她儿子就是从那里回来的。

还有个事:厂里有个女药剂师,以前在部队待过,后来因病退役了,她是个极左分子,后来被厂里开除了,而我赞成了开除她的决定,这也成了我的罪状。她不喜欢当时发生的一切。工人代表会的全体委员都想赶走她,因为她粗暴、恶毒,整天穿着军服和军靴走来走去。

起诉书写完了。我能感觉到律师是同情我的,甚至可能是普遍的同情。我们一起谈过很多话,他允许我妻子在开庭时给我带点小吃。我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个人关系。

请注意:控方律师在起诉书的开头,要求对两名主要被告处以重刑,但不是最重的刑罚,他原本可以要求判处他们死刑的。这让我稍微放心了一点。我们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这个罪名成立的话,我们最高可以被判十五年徒刑。

在起诉书中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全体被告都说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一片好心,只是为了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缺陷,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工人政权。

这次审判是在1958年初秘密进行的。唯一的旁听者是国家保安局的人。审判长不是那种“绞刑法官”。审判本身是“按照规定”进行的;检方发表起诉书,然后质询被告人,再传唤证人质询,我们再做最后陈述,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据起诉书说——在庭审过程中还反复强调——这次审判的根本理由,就是整个中央工人代表会都是在国外势力的唆使下成立的反革命组织。我在自辩中讲到工人代表会的组织时,总是会援引铁托,援引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的事例。法官甚至还叫我不许再提铁托同志。西尔瓦西·洛约什和林格·伊什特万也被传唤作证。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很奇怪。舍贝什季恩·米克洛什逃到了西方,所以他们不能起诉他。安德列·乌尔姆泽尔也没有来出庭证明我当时是支持共产党人的。

我在最后陈述中说,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育要为人民事业服务;我赞同卢卡奇与纳吉·伊姆雷;我受到了南斯拉夫工人代表会运动和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哪怕这样会让我被打成修正主义者。我用约热夫·奥蒂洛的诗句结束了我的陈述:

“但是,作为一个流亡在外的匈牙利人,

我的灵魂在恐惧中尖叫:
亲爱的祖国,让我走进您的心里,
让我成为您钟爱的儿子!”

拉茨和波利都用非常聪明而巧妙的方法,说出了他们必须说出的话。拉茨比波利更年轻,他用较为抒情而又毫不生硬的方式解释了——在十月革命期间,他看见高中生、青年工人、大学生和普通劳动者掌握了国家命运,觉得深受鼓舞,他觉得自己应该加入他们。他说,他觉得自己作为匈牙利工人阶级的一员,只是做了工人阶级期待他做的事情。他觉得也许自己原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波利的陈述,给人留下了一个真诚、聪明的劳动者的印象。他不断地、严肃地解释说,他是被委以重任的。他是党员,他早已了解工人运动。十月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才代表了工人。他没有为自己找借口;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他说,他必须这么做,而且他也这么做了。

拉茨被判处无期徒刑,波利十二年。内梅什凯里十五年;我八年,梅什特尔五年。他们没判我们死刑,显然是因为在跟工人有关的问题上不想流更多的血,那样只会让更让政府丢面子。我的同案被告给我留下了最好的印象。我们所有人在陈述中都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让权力真正属于千百万劳动者——让这句话不仅仅停留在文件上,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真正地实现。

我们在瓦茨的国家监狱开始服刑。那里也不给看书,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干活,可是他们不许拉茨和波利干活。我是化学家,所以我成了纽扣车间里的“首席纽扣上色工”。我那个牢房里关了四个人。有个狱友是拉科西·盖尔格[22]。我发现我的狱友主要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因为参加了武装斗争,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我记得里面有个人叫罗德诺蒂·伊万(Radnóti Iván)。我给他们上过课。我们每年可以写四次信,他们允许我妻子每年见我四次。

不久之后,我被调回布达佩斯,关在收藏家中央监狱,因为我的老狱友向监狱规划局推荐了我,在那里我们可以为监狱的建筑和必要的社区投资制定规划。这个局的局长是平民雇员戴梅·拉斯洛(Deme Lászl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很感激他。那里聚集了一批非常好的人,其中就有歌剧演唱家伊洛什弗尔维·罗贝尔特[23]。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时会允许我们四个一起唱歌。还有伊姆雷·贝洛(Imre Béla),他是雅斯尼贝雷尼[24]工人代表会的代表,还有工程师贝凯·若尔特(Beke Zsolt)。

我得专门讲一讲我的狱友、青年电气技师波普·伊什特万(Papp István)。当兵的时候,他是优秀射手。19561210日,在他的单位科巴尼奥陶瓷厂,他跟几个工友多喝了几杯,就想找点乐子,他们朝工厂门卫岗上的灯泡开枪,看谁能先打中。皮季尤第三枪就打中了,可是工厂当时已经被一个团包围了[25]。他被逮捕了,军事法庭判他死刑。厂长、党委书记和五十几个工人联名写信替他求情,他才保住一条命。皮季尤很有表演和语言的天份。我教过他英语。他很快就学会了最复杂的语言表达方式,还掌握了语法。在多尔沃什·伊万[26]、门沙洛什·拉斯洛[27]和霍尔瓦特·耶诺[28]等人的帮助下,他的演技大大提高了。等到气氛较为宽松的时候,他们还允许在监狱里成立独立剧团或合唱团。

有一次,戴梅·拉斯洛为了制定修整瓦茨监狱的计划,叫我测量一遍监狱。我把监狱上下都走了一遍,从天花板到顶楼都去过了。我看见了关着严管犯的牢房,高度低于多瑙河河面,里面没有窗户,湿气很重,犯人被丢在里面自生自灭。在监狱医院里——那里的条件稍微好一些——我见到了一些熟人:多纳特·费伦茨、戴里·蒂波尔和弗泽科什·久里。

在收藏家监狱的一个小翼楼的最顶层,有一个车间,叫做“特别”车间。那是内务部的车间。我也被带去过那里的翻译部,因为我的英语和德语都挺好,在牢里我还开始学法语。那里只有一张桌子。我右边坐着弗泽科什·久里,他以前打过游击,后来当上了苏联红军的中尉,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从瓦茨那边调来这里。我左边的是科尔多什·洛奇,他当过全国人民学院协会总书记;我对面的是马尔顿·昂德拉什(Márton András),他当过兹里尼军事学院的院长,由于兹里尼军事学院投靠了革命而坐牢;最后是外号叫“菲利”(Fili)的大学生托特(Tóth)。

他们还在“特别”车间里生产电子设备,所以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台小收音机,虽然收音机在监狱里是严禁犯人拥有和使用的。他们叫我用这台收音机收听维也纳的电台,不过总是有人在旁边监督,虽然他什么都不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小工具,可以塞进我们的军服口袋里面,还能在晚上带进牢房,让“值班军官”听。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把收音机交给值班军官,让他听新闻。19614月,在等待大赦的时候,我就拿着这台收音机。第二天,我们有好多人都没去上工。他们叫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集合,对我们说,出于宽大,我们的余刑被减免了。所以我们四十一个人就这样获释了,那天是196141日。跟我一起获释的有弗泽科什·久里和演员纳吉·奥蒂洛[29]

我们先休息了几星期,然后才开始找工作。我想,久里以前是个优秀的编辑和记者——他应该能在报社当个邮递员;而我是社会学家或神学家,哪儿都找不到活儿干,所以,虽然我没拿到化学家的学位,但还是得找个化学家的职位。我以前的大学同学帮了我,给了我一些地址,我才能找到建材工业中央研究所,见到了人事部主任波普·玛丽奥(Papp Mária(她不是波普·皮季尤的亲戚)。我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人很好,帮了我大忙。她怀着极大的同情和善意接待了我。过了一星期,我去问结果,她很失望——党委书记驳回了我的求职申请。所以她建议我去找科巴尼奥陶瓷厂。那里需要硅化学家,她会跟那里的厂长霍布多·亚当(Habuda ádám)说一声的。

我去了陶瓷厂,发现正面入口处的金属大门上有许多弹孔。我马上想起来了——老天哪!那就是波普·皮季尤试枪的地方。我跟厂长谈了半个多钟头。谈着谈着,电话响了,是波普·玛丽奥打给厂长的。霍布多对我说:“我们还不了解彼此,但我信任您;我先让您当体力工人吧。我们正在建造连续式熔炉(continuousfurnace)。您是硅化学家,您会说好几种语言,您一定能帮我们大忙。”第二天,由于我血栓发作,就在胳膊上打着石膏去见他,问他我都这样了,还能不能给我个活儿干,因为我实在没钱了。我被调去连续式熔炉,他们烧出了一批大型传送车,刚刚冷下来。我就拿了一台来当桌子,上面堆着几千页文件;我就坐在一个包装箱上。我就在那里干翻译,从早上六点开始,但是到了九点,办公室就跟我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派个打字员。

我的手好了以后,我跟一个西德工程师一块干了半年,然后我被任命为瓷窑车间主任。我在六月进厂,十月就当上了车间主任!这就能看出霍布多是个多么好的人。后来我跟他成了好朋友。1961年圣诞节那天,我妻子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霍布多打来的,他说:“亲爱的夫人,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岁月。希望您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祝您幸福健康。”他还亲自给我打电话。世上还有这样的人!

1985年我退休了。在那段时间里跟我同甘共苦的那些人当中,我跟不少人还保持着联系。但是,部分是由于岁月流逝,部分是因为我太忙——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要翻译和编写课本——我跟他们的联系变少了,有时甚至断了。在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当中,弗泽科什·久里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直到他去世为止。我和我妻子都很喜欢厄尔西·皮什托。只要科尔多什活着,我就是他的好朋友。其他人,比如多纳特·费里[30],只有在葬礼上才会偶尔碰面。

最近我又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了,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讨论关于我们的真相。但是,我觉得,正义能否得到伸张,并不取决于我们,而要由别人去伸张正义,为了我们。

采访者:弗尔戴西·约热夫(Földesi József

布达佩斯。《Hitel》,第5期,1989


[1]
帕兹马尼·彼得(Pázmány Péter1570104——1637319日),匈牙利耶稣会教士,1616年担任匈牙利大主教。1635年创立布达佩斯大学(BudapestiTudományegyetem)。


[2]
内梅特·拉斯洛(Németh László1901418——197533日),匈牙利牙医,作家。


[3]
科洛乔尼·山多尔(Karácsony Sándor1891110——1952223日),匈牙利教育家。


[4]
巴拉顿莱莱(Balatonlelle)是匈牙利中部的一个城镇,位于巴拉顿湖南岸。


[5]
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MagyarEgyetemisták és Főiskolások Szövetsége MEFESZ),是1945年成立的青年民主组织,1948年被取缔,由劳动青年团(Dolgozó IfjúságSzövetségeDISZ)取代。1956年革命爆发后的几周里,大学生重建了匈牙利高等院校学生会联盟。——原注


[6]
纳吉·费伦茨(Nagy Ferenc1903108——1979612日),独立小农党政治家,19451129——194625日任匈牙利国民议会议长,194624日当选为匈牙利总理,1947531日辞职。随后流亡美国。


[7]
纳吉·费伦茨在1945年是小农党领袖之一,1946—1947年出任总理。1947年,在正式出访西方时,他决定留在国外,后来定居美国。——原注


[8]
全国人民学院协会(Népi KollégiumokOrszágos SzövetségénekNéKOSZ),原本是帮助工人阶级与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构,在1945—1949年行使了文化鼓动与宣传工作。——原注


[9]
约泽夫·贝姆(Józef Bem1794314——18501210日),波兰工程师、军事将领。波兰与匈牙利的民族英雄。


[10]
弗泽科什·杰尔吉(Fazekas György191466——1984522日),匈牙利记者,曾为《自由人民报》工作。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1956114日同纳吉等人一起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革命失败后被判处10年徒刑,1961年获释。


[11]
格尔盖伊·奥尔图尔(Görgei Artúr1818130——1916521日),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在革命战争中曾指挥多次战役,并担任陆军部长。


[12]
安德列·斯蒂尔(André Stil192141——200493日),生于法国北部一个矿业城镇,毕业于里尔大学,获哲学学位。194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41—1944年在大学执教。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1950—1970年当选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3]
厄尔西·伊什特万(Eörsi István1931616——20051013日),匈牙利作家、小说家。生于布达佩斯一个有文化的犹太家庭,曾学习英语文学与德语文学,当过学校教师。由于参加1956年革命,而在195612月被捕,被判处八年徒刑,1960年获释。


[14]
加利·约热夫(Gáli József1930210——198135日),1955年毕业于布达佩斯戏剧与电影学院。195610月上演了抨击拉科西个人崇拜的戏剧。积极参加了1956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捕,19576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徒刑。1961年获释。1963年进入国家戏剧史档案馆工作,1975年退休。


[15]
西尔瓦西·洛约什(Szilvási Lajos1932113——1996119日),匈牙利作家、记者。生于索尔诺克。1947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50年进入匈牙利电讯社工作,并于1953—1955年担任《自由人民报》编辑。1956年革命爆发后,参加了《真理》编辑部。革命失败后当上了匈牙利电讯社国外政策部专栏作家。1957年底被解雇。1958年开始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90年退休。


[16]
戴尔日·山多尔(Derzsi Sándor1919927——1978123日),匈牙利诗人。


[17]
奥贝尔朔夫斯基确实是在1956125日被捕的,但厄尔西·伊什特万要到4天之后,也就是1956129日才被捕,正好是在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那一天。——原注


[18]
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Эренбург1891127——1967831日),苏联作家。


[19]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524——1984221日),苏联作家。


[20]
其实波利·山多尔并不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他在中央工人代表会里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奥波德·拉斯洛会搞错他的职务,也说明了波利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内的影响之大。——原注


[2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波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577页。


[22]
拉科西·盖尔盖利(Rákosy Gergely1924930——1998420日),匈牙利作家,曾因参加1956年革命而被判处八年徒刑。


[23]
伊洛什弗尔维罗贝尔特(Ilosfalvy Róbert1927618——200916日),匈牙利男高音歌唱家。


[24]
雅斯贝雷尼(Jászberény)是匈牙利中部的一个城市,距离布达佩斯约100千米。


[25]皮季尤Pityu)是匈牙利语人名伊什特万István)的昵称。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昵称是皮什托Pista)。——原注


[26]
多尔沃什·伊万(Darvas Iván1925614——200763日),匈牙利演员,原名多尔沃什·西拉尔德(Darvas Szilárd),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匈牙利裔家庭,1939年移居匈牙利。1946年开始演艺生涯。在1956年革命期间曾组织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失败后,于1957年被捕,1959年获释。后从事体力工作。1963年重返舞台。1990年成为自由演员。同年从政,代表自由民主联盟参加选举,当选为国会议员。


[27]
门沙洛什·拉斯洛(Mensáros László1926126——199327日),匈牙利著名演员。曾获科苏特奖金。在1956年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德布勒岑革命委员会的活动。革命失败后于1958年被捕,被判处22个月徒刑。1960年获释。1961年重返舞台,1984年退休。


[28]
霍尔瓦特·耶诺(Horváth Jenő1915528——1973819日),匈牙利作曲家。


[29]
纳吉·奥蒂洛(Nagy Attila1933212——1992513日),匈牙利演员、导演。曾积极参加1956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12年徒刑,1961年获释。


[30]
即多纳特·费伦茨,费里Feri)是费伦茨Ferenc)的昵称。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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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与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之间的矛盾


纳吉·艾雷克

切佩尔钢铁厂最早叫曼弗雷德·魏斯[1]工厂,后来改叫拉科西·马加什工厂,在1956年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在它广阔的厂区里,有四万人在各个工厂里工作。我试着把这些厂都列出来:机器厂、特殊机器厂、机器工具厂、散材厂、平炉炼钢厂、铸造厂、管道厂、轧钢厂、锻制厂、金属加工厂、电极厂、滚珠轴承厂、发电厂、煤气厂、焦炭厂(为铁路和厂内运输供煤)和中央行政机关。这个名单很不完整,因为还有好多属于厂区的独立的工厂、车间和单位没有算进去。厂区内的十八家独立工厂的业务,是由两个托拉斯来协调的,在最上面又有管理委员会。在革命期间,这种组织结构的许多特点都产生了影响。

第一个特点,就是十八个工厂全都成立了单独的工人代表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厂区里面,就有十八个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工人代表会。

现在有很多人问我——工人代表会是谁成立的?在钢铁厂里,是革命催生了工人代表会。工人代表会不是靠上面的命令组织起来的,也不是由外面的人组织起来的。它是在工作台上、在制造工具的机器旁边、在熔炉边上诞生的。这里没有诞生那种有名无实的工人代表会。在切佩尔,党和工会也提倡组建工人代表会,还向工人推荐了候选人。但是,这毕竟是一场革命,工人并没有理睬它们的建议。工人只把票投给了自己信任的人。名副其实的工人代表会是自下而上地、自我组织起来的,它们的组织与结构,都是通过自我组织而发展出来的。如果人们对最重大的各种问题没有产生几乎相同的观点、感情和热情,那么工人代表会是不可能成立的。在革命形势中,人民揭竿而起,是为了实现纯洁的理想,而不是为了一些琐碎的、局部的要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一致的思想和感情。

在切佩尔,没有一个工人代表会没有受到革命精神的感召。其它地方肯定也是这样。工人代表会从诞生之初,就成为了革命的代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革命的有组织的代表。在这方面,没有比“双重政权”状态能够更好地形容工人代表会的联合了。在114日之前,双重政权状态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在111日之前,工人阶级甚至不愿接受纳吉·伊姆雷政府,不断地用更新的要求来包围它。在俄国第二次入侵后,双重政权状态就完全显露出来了:一边是得到了群众的完全信任的工人代表会,而另一边是由俄国坦克撑腰的、根本不在乎群众、受到最公开蔑视的叛乱分子的“政府”。

我特地提到群众,是因为在114日之后,工人代表会不仅得到了工厂工人的接受与支持,而且还被工厂和车间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表,当作是通过民主方式成立的、首先是为全民族利益服务的机关。

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全国的工人代表会都是一样的——对于政治问题有着统一的意见。在195718日之前,也就是在切佩尔的各个工人代表会还没有停止活动,的时候——

·它们没有改变自己对革命的观点,它们在17日发表的辞呈中指出:“我们是在十月起义中选出来的,我们尊崇这次起义,它是匈牙利人民的神圣的革命。……”

·它们认为,民族独立与主权是最根本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绝不会跟任何人讨价还价。

·它们认为,俄国军队背信弃义的干预,以及将城市的整个街区夷为平地,是对人民的犯罪,它们怀着义愤,谴责这一暴行。

·它们裁决,凡是协助俄国武装干涉、同俄国人合作、企图复辟党的统治、并为这些目的而积极活动的匈牙利公民,全都背叛了革命,都是革命的叛徒。

·它们要求俄国军队立即撤离,并立即释放被俄国军队背信弃义地绑架的所有人。

·它们要求赶走通过叛乱上台、自称“工农革命政府”的那伙人,并由纳吉·伊姆雷的合法政府来领导国家。

·它们认为,由于党和政府机关过去一再证明了自己的无能、无知与不负责任;尽管党和政府有时出于善意,却根本没有进行管理的能力,因此,它们要求党和政府机关不得干预工厂事务。

·它们明确表示:引发革命的原因,是前一阶段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违背了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使人民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损害了经济生活,挥霍了国家财产。权力的犬儒主义与无能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再次重申:直到最后一刻,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都在坚持这个立场,把它当做自己的信念与信仰。它尽管有过无数次机会,却从来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在我入狱之前,无论是在切佩尔的所有工人代表会之中,还是在首都其它市区或外地的工人代表会当中,我都没有在这些问题上遇到过不同的意见。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由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成立的,所以它们本来应当相互保持联系,彼此相互通气,协调各自的立场与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切佩尔全体工人代表会——当然,首先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对它是怎么评判的吧。

我先从头讲起。

按照自我组织的规律,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1025日或26日,就互相建立了联系。我只回顾一段插曲。1026日,党和工会的领导还以为自己仍然能够影响事态的发展。切佩尔钢铁厂工会第一书记叫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派代表去开会。他甚至还宣布会议开始。接下来,他就被几支手枪指着。我不记得他是怎么抗议的了,但我记得他马上就被武装工人拖走,交给了警察。下一个想这么做的人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顺便说一下,切佩尔警察把他们关了起来,但到了晚上就把他们放走了。)

26日的那次会议上,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当时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到了1115日以后才这么叫。它当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有人说是叫协调委员会,有人说是叫代表会议,但“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是我们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最早提出的名字。)主席是伊雷什·贝洛(Illés Béla)。他是管道厂的工程主任。伊雷什是个真正的“干部”,他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出身。我听说他在苏联的什么大学拿了学位。在选举工人代表会委员时,根本没有人拿党员身份说事。在我们切佩尔,人们只看你是否诚实,能否坚持自己的意见,是不是一个有性格、有原则的人。

1029日,报上登出了一个公告:钢铁工会的领导号召布达佩斯所有工人代表会在111日那天派代表去钢铁工会总部,参加工会的会议。我们的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派库尔查尔·拉斯洛(Kulcsár László)和我去参加会议,并要我们在会上强调,在苏联军队撤离之前,切佩尔绝不会复工,这是原则问题。

111日下午,会场里挤满了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们。原定的开会时间早就过了——可是谁也没出现。会场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人们发出了嘘声和喊声。过了半个小时,钢铁工会的“领导”总算来了。他们道了歉,说法律会议开得太久了。其中一个人(总共好像有十人还是十二人)开始说,工会正要实行工会代表制度,因为改善工会组织的时机已经到了。就在这时候,附近的楼顶上传来了枪声。我们的耐心耗尽了。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把这个自我任命的领导层赶跑了,他们原来站在讲台上的长桌边,桌子上还缠着红绸带。红绸带消失了,立在地板上的斯大林雕像也被打碎了,碎片丢到了讲台后面(雕像是石膏做的)。这一切不过几分钟。然后有人喊:“这里有切佩尔的代表吗?让他们来主持会议吧!”

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在短短几分钟里,这帮由上面空降下来的工会组织者,就跟他们的斯大林像一起,被自下而上地、自发组织起来的基层代表打了个粉碎;而基层代表——作为群众的代表——对于机枪的枪声更加敏感,却对怎样让工会给他们的会员证盖章不屑一顾。

我走到桌子前面。我一个代表都不认识。也没有哪个代表认识我。他们都没问我叫什么名字——虽然有三四个人检查了我的委任状。让我震惊的是,切佩尔居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威望。我那时还不理解,这会带来多么沉重的责任。

会上没有提到谁的名字。这个会是这么开的:他们叫我切佩尔,而我叫他们马沃格、唐斯拉姆[2]MOM[3]……,这确实是一次没有名字的革命……。

好多人上台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大同小异,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个起草委员会,把我们的要求写下来。这些要求的要点是:只要俄国兵还没撤走,这个政府就代表不了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俄国兵留在匈牙利,我们就不会复工。我们决定马上派一个代表团去国会,递交我们的要求。我们选出了十六个人组成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由谁来当呢?——切佩尔!

我们去了国会。我们见到了蒂尔迪和纳吉·伊姆雷。我们通过广播发表了声明:所有人立即无条件复工。

纳吉·伊姆雷只用了几分钟,就让我们明白了:他的政府只存在于真空之中。到目前为止,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他已经做了匈牙利人民要求他做的每一件事。他退出了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召开会议。……“你们要这六个老家伙去赶走俄国坦克吗?俄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进来。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复工,展示出工人阶级支持政府的决心,那么就会失去一切。”

十六个代表马上就明白了。经过短暂的讨论后,我们撤回了自己的要求,但我们坚持要求让莫雷泰尔·帕尔同时发表声明,宣布我们不是叛徒。他照做了。

在钢铁工会总部举行的会议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协调各自的行动,并尽快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信息中心。……

但是俄国坦克打断了我们的活动。……

这是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在历史上的第一个行动。它发生在111日,在钢铁工会总部里。它的源头完全来自工作台。

第二天,在切佩尔,我们并没有被扔进火炉里[4]。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立即复工。也就是说,必须结束这种双重政权状态。政府找到了人民,人民也找到了政府。

在各个工人代表会之间建立联系——确切地说,应该是尝试这样做的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110日前后。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并没有派代表去唐斯拉姆参加引发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的讨论。切佩尔没有往那里派出正式代表。

切佩尔当时根本无法派人去参加。切佩尔一直在苦战,直到1111日才失守。那里正在进行激战。坦克在火焰中燃烧。人们正在死去。切佩尔当时正遭受着来自盖雷尔特山、来自大瓦沙尔泰莱普(Nagyvásártelep)、来自空中的炮火,所以无法参加那次会议。……我现在还能记得打下俄国飞机时我们的欢呼声。

切佩尔被俄军攻占后,有两三天的时间,也就是在1114日之前,切佩尔所有工厂里的工人代表会都没有开会。工人也没法进厂。我也没去厂里。虽然这跟我要讲的正事没太大关系,可我还是得讲一讲。

114日以后,我们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间。我们过得非常痛苦。我们茫然,麻木。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我们打开防空洞,让那些房子被炸平的人躲进去,我们从港口运来面粉,让面包师继续做面包——但是我们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我们知道,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知道,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国了。我们也知道,如果惹火了俄国人,后果是非常可柏的。我的朋友劝我躲起来。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家人怎么样了。我住在佩斯,我家人住在外地。1110日,我打算出去。我会说俄语;我或许可以穿过关卡。我还真穿过去了。俄国人在桥上拦住了我:“你前几天都在打仗,是不是?”我说:“不是,我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只好在发电厂干活,因为我是烧锅炉的。”

我得救了。彼得确实曾经不认基督;但他仍是“柱石”[5]

我想跟家人一块逃到国外。但我还是留下来了。“我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哪怕只是烧掉头发这么小的报应都不该遭[6]。还是让那些不请自来的人先离开这个国家吧。”我在边境上掉头回去了。1115日,我回到了切佩尔。

因此,切佩尔没有派代表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但是有个切佩尔的人参加了,他叫戴维尼·约热夫。对于戴维尼这个人——确切地说,是他起的作用——我得专门讲一讲,因为关于他的活动的描述是完全错误的。

戴维尼·约热夫从来不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不管是临时代表会的还是常设代表会的都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或许他是中央行政机关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唐斯拉姆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的。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切佩尔任何一个工人代表会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正式授权他当代表,切佩尔钢铁厂工人也从来没有正式授权他当代表——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

也许戴维尼是出于善意,自己跑去参加成立大会的。也许是他认识的哪个工人代表会委员叫他去的。他也可能是代表切佩尔的十八个工厂中的一个去参加的。我猜,甚至可能是伊雷什·贝洛叫他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只有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不管是临时性的还是常设性的)才有资格授权某人担任四万切佩尔工人的代表。它没有、也不可能给戴维尼·约热夫任何授权,因为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在1111日到15日之间没有开过会。到了1115日或16日才开了会。

就在这几天里,戴维尼·约热夫以切佩尔的名义参加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大会。可能是因为大会认为切佩尔具有成为我国的领导力量的潜力,所以才把戴维尼选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这我还能理解。但我不明白的是:

·主席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在选举主席之前,难道在场的人就不知道检查一下他的委任状是否有效吗?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后,发现戴维尼表现得软弱、投机取巧、完全不称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切佩尔呢?最起码也要确认一下戴维尼能否代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吧?

·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在禁止戴维尼·约热夫在任何地方自称切佩尔代表之后,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同戴维尼·约热夫之前的言行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发表声明,解释清楚自己的立场、意见与希望,以及自己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我发现,在11月底,这些问题出现在了切佩尔的议事日程中,但我们并没并充分认识到我们肩负的重任。但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确实从这件事当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在当时并没有使我们加深对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信任。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都不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当作自己的上级机关,同样地,各个大型工厂也不允许政府部门插手自己的事情。切佩尔认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一个受权提出总的政治要求的机关,但在戴维尼事件之后,切佩尔就认为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里混进了许多头脑发昏的冲动分子,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做出了好多决定。

我要特地强调,我说的这段时间,是指19561113日到1125日这段时间。我要讲的,就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上面已经讲过了,它的立场,还体现在这个事实上:它不同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关于进行48小时罢工的决定,而且我们坚决拒绝参加这次罢工,虽然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把是否参加罢工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不管怎样它都不能把决定权收回来)十八家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所以,是否参加罢工,最终是由各个工厂自己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为什么要拒绝参加这次罢工吧。

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罢工后的几天里——也就是在1126日—21日之间——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形成了以下立场:

1.我们不会抛弃革命的最初目标,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找出符合新形势的新策略,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匈牙利人民不能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把俄国人赶出我国。俄国人会继续留下来,野蛮地维持占领。如果卡达尔真的想让俄军撤离我国,俄国人就会把卡达尔也踩在脚下,让拉科西回来为他们效劳。西方的援助是指望不上的。苏伊士冲突使任何干预都变得不可能了。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让邻国弹冠相庆——铁托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2.我们必须尽量保住目前争到手的成果。各种政策,只要不影响工人代表会的存在,工人代表会就应该遵从它们。在目前形势下,工人代表会已经成为了民族整体利益的可靠代表,它们的存在可以保障民主的实施。

3.国家独立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我们必须要求把俄军撤离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但撤军只有通过长期的、激烈的游击战才能实现,这需要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因此,国家独立的要求,在重要性上确实高于其它要求,但在时效性上却不是。

4.必须立即复工。我们没有任何储备。工人和家属都要生活。继续罢工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损害团结,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罢工胜利的可能性又非常渺茫。坚持罢工,就会导致工人反对工人代表会。这样做只会对占领军及叛乱政府有利。

5.我们必须紧密团结,阻止报复。不能对那些要工作的人发号施令。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被抓走,就要用最公开的方式进行抗议,要求释放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相关的工厂应当停工,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让人获释,那么整个钢铁厂都要停工。(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在许多事例里,某些工厂停了工,但是没有出现过需要整个钢铁厂停工的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采纳的最重要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立场写成书面文件,但在我们的声明和呼吁当中,都可以看出这些立场。

这些立场,是我们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之后才通过的。我记得,最激烈的争论发生在1116日,我们厂区的每一个工人代表会都讨论了是否复工的问题。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否复工的问题,是1116日和17日的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切佩尔的政治立场逐渐成形了。

在争论中,有人非常坚决地提出了反对在工厂内恢复党的机关的要求。我们重申了十月底通过的禁止任何政党在切佩尔钢铁厂内部开展活动的决议。我们在十月禁止了任何政党在我们厂区内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我们明确表示,在厂里只能劳动,不能组织政党。厂内只允许开展对生产和工人利益有利的活动。我们通过的这些决定依然有效,只要工人代表会还能活动,就不允许任何党组织在切佩尔厂区内存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基什·戴热(Kiss Dezső)、加尔法什·卡尔曼(Gyárfás Kálmán)和科尔布伊(Korbuly)——来到厂里组建党组织时,工人代表会在十八个工厂里举行了不记名表决。投票箱上画上了匈牙利国旗色(红、白、绿),选票上面写着这样的问题:你想让政党在厂里建立组织吗?——是或否。结果是一边倒的:所有工人——只有几票例外——全都选了“否”。

在那几天里,以及在后面的一段时期里,工人代表会处理了一些具体任务:

1.在被围困期间,切佩尔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伤。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和大量运输车辆,进行重建。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迅速完成这项工作。各个工厂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必须恢复生产。为此我们必须克服人们的麻木,战胜普遍的绝望情绪。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人们带回工厂。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俄军坦克必须撤离切佩尔。

3.我们必须获得煤炭供应,让发电厂恢复供电,它一天要消耗两百车皮的煤。我们的煤炭储备已经见底了,只能勉强维持一两周。

4.我们必须找到粮食供应,提供给劳动力。商店已经空无一物,集中的食品供应体系也已消失。我们到处寻找粮食的卖家。我们到处寻找面包、面粉、食糖、肉类、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商。我们的卡车跑遍了全国,带着粮食回来。我们亲自安排了购粮和运输的工作,不过粮食的出售是由我们带进工厂的粮食店工人来进行的。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屠宰场,因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活牲畜。

5.我们必须做好安排,接收和储存粮食与其它货物,再把它们当作礼品发给工厂工人。全国各地都有卡车开进厂里,运来粮食、蔬菜、水果、肉类和活牲畜。科姆洛的矿工通过铁路送给我们27车皮的优质家用煤炭,还亲自护送这批煤炭,保障了切佩尔工人家庭的供暖。德布勒岑服装厂送来满满的两车童装,给切佩尔的儿童穿。送来的还有糖果、圣诞树、玩具。……随着这些而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代表团,他们来慰问、鼓励我们,还请我们给他们出主意。这些礼物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对我们来说,知道全国都在支持我们,比什么都更重要。

1117日下午,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切佩尔的十八家工厂通过了结束罢工的决议,并要求我们的工人复工。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伊雷什·贝洛。中央工人代表会授权他和塞内切伊·盖佐(Szenecsey Géza)以我们的全体工人代表会的名义签发呼吁书,并通过广播宣读。他们在当天下午完成了这些工作。

1118日和19日,切佩尔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把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原则立场传达给了各自的工厂,并着手开始恢复生产。

首先,必须重启发电厂,同时还要重启煤气厂。为此需要点燃煤气炉。只有一部分劳动力能够进来,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预计只有50%左右的劳动力能进厂工作。生产将会在20日——部分——恢复。

我们认为,修复在被围攻期间毁坏的国有财产,是最紧要的任务。不管哪个企业,只要做出同样的声明,我们都会立即全力相助。最重要的声明是布达佩斯运输公司做出的。钢铁工人开始全力地、不断地劳动。平炉和钢铁厂开始了生产,机器工厂和散材厂也恢复了生产。

到了21日,我们得到消息说,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罢工48小时。

我实在不愿去回想当时发生在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里的激烈争论。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紧张的争吵。大家唇枪舌剑,气氛不断升温。

有人说,罢工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宣示力量是多此一举。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在匈牙利存在着双重政权状态。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甚至不敢把鼻子伸到街头,不敢下工厂。我们用不着证明这一点。我们不会罢工!

又有人说,是俄国人逼卡达尔上台的。他正在痛苦地等待,想把总理职位还给合法总理纳吉·伊姆雷。他正在同纳吉谈判。毕竟,在革命期间,卡达尔是支持纳吉·伊姆雷的。他以前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赞同纳吉。他不可能是叛徒。我们得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的立场能稳一点。我们不会罢工!

还有人呼吁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要求参加罢工。我们要让俄国人看看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不怕他们,我们也不依赖他们。我们要罢工!

也有人说,虽然我们承认罢工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罢工;但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搞罢工。就在前天,我们才刚刚恳求工人回来上班。他们已经上了两天班。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工人不是任我们摆布的棋子。我们不能罢工!

最后,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没有做出决议。它决定,应当由各个工厂自行决定是否参加罢工。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应当同自己所属的工人代表会商量,把中央工人代表会会议上的各种意见传达下去。传达之后,他们应当提出建议。

在听取了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的发言后——全部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也包括我在内,一一上台发言——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我们不参加罢工。

在罢工期间,我们的工人有8%10%没来上班。各个工厂(比如发电厂)继续开工,几乎没有人不来上班。工程部门的一些工厂里,缺勤率为10%13%

我个人反对这次罢工。

就在这时候,政府发布了第25号主席团令,为工人代表会的选举和作用制定了规则。

各个工厂立即举行了常设工人代表会的选举。投票是不记名的,各个工人群体先进行讨论,再提名候选人。每个群体按照它们的人数,选出一到三名代表会委员。新选出的各个常设工人代表会在各自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各自的主席、副主席与书记,还选出了代表自己的工厂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一个工厂能有多少名代表,取决于这个工厂有多大规模、有多少工人。除了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之外——他们自动成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较小的工厂还可以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工人代表会,而较大的工厂还可以派两名代表。我记得,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的委员的总人数是867人。

19561125日前后,切佩尔钢铁厂(常设)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这样成立了,它由十八家工厂的代表及工人代表会主席组成。成立大会是由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伊雷什·贝洛和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塞伦切伊·盖佐[7]召集的。代表们出示了他们的委任状。伊雷什·贝洛主持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占领切佩尔的俄军司令阿布拉莫夫(Абрамов)上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冶金与机器工业部部长切尔戈·雅诺什也来参加了。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来的。

大会开幕后,伊雷什·贝洛宣布解散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并提交了他的提案——这是他跟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通过事先讨论之后起草的——给不同的领导岗位推荐了人选。选举是不记名的。选举结果如下:

主席:纳吉·艾雷克(30岁),机器工具厂卧式车床操作工。

副主席:巴奇·约热夫(Bácsi József)(30岁),管道厂旋工,代表各金属加工工厂;克雷盖尔·伊什特万(Kléger István)(约36岁),技术员,代表各工程工厂。

书记:库尔查尔·拉斯洛(约34岁),铸造工人,制模工。

代表们还选出了主席团。代表团由主席、副主席、书记与十八个工厂的代表组成,每个工厂有一位代表。书记没有投票权。

这次大会是在19561124日或25日举行的。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决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还决定了关于生产与厂内日常生活的各项任务。

我们的政治立场跟切佩尔钢铁厂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致,不过我们还补充了一点: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会与卡达尔团伙及政府机关谈判,寻求合理的妥协。我们重申:我们会向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参加它的工作,并支持它的政治行动——只要是我们赞成的;但我们不认为它拥有高于我们的权威,在决定是否参加它可能号召的任何行动之前,我们都要认真衡量利弊。

我想,我们关于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还需要解释一下。然而这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现在很难描述我们当时的态度和意见,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让我现在的想法和意见影响到我的描述,我会尽量保证做到客观——甚至可能是热诚。我会尽量把理由和原因都列出来,当然我不可能重现当时的精神,因为我们那时就没有把这些都列出来。当时——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当作自己人,当作自己的机关和自己的代表;作为一个机关,它被我们赋予了保卫我们的政治利益的任务,它存在的理由,跟我们存在的理由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存在,那它也不会存在。但是,接下来该讲理由了。

1.切佩尔钢铁厂的各个工人代表会,包括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在内,代表了这个巨大的工厂群的明确地组织起来的、泾渭分明的各种工人群体的利益,并领导了厂区的生活。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是在自身的独特形势下开展活动的。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中央工人代表会并不是某种新组织的产物,而是从工厂自身的客观性质中产生的,作为一个组织,它享有完全的主权。867个工人代表会委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了考验的钢铁厂工人。这里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这里就是他们的归宿,他们都希望这里变得更好。

2.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本厂工人的利益服务,保卫和代表本厂的工人。具体来说就是:本厂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代表什么,他们就怎么做。他们相信,不能拿本厂工人及其利益去冒险;不能带领本厂工人去参加后果难料的冲突。他们不得不拦住那些感情冲动的人,不让那些人参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同时又要给那些由于幻灭、麻木或恐惧而选择了消沉无为的人打气鼓劲。

3.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承担了许多只有它自己才能解决的重大任务。它必须重新组织生产、工资制度、原料供应与外贸。在人事问题上它必须做出决定并贯彻执行。它必须成立一系列委员会,分析各个工厂的情况,并为它们的未来制定计划。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中进行的:没有工人代表会的决定,所谓的管理层什么事都做不成。所有人——上至经理和总工程师,下至保卫人员——都在按照老习惯,等待上面的指示。即使是为了弄出提案,都得给他们下指示。这些都是非常清楚、非常尖锐的问题。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我们停止了对俄国的出口;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于政府部门的进出口企业,叫“潘诺尼亚[8]”;我们设计了获取原材料的新制度,以及为原材料支付报酬的新制度,还有新的工资制度,等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做出的。这需要专业知识,而我们不是专家。我们组建的各种委员会——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请来外面的专家(比如塞雷·米哈伊[9]),加强这些委员会的力量——负责对各种专业问题做出具体的提议,但我们有最后拍板的责任。

4.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当然不是孤立于国内其它地方的孤岛。我前面讲过,有几十个工人代表会找过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会相互交流信息。企业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切佩尔厂区——我们得到了造纸厂、布料厂、港口、毛皮厂、第25建筑公司的帮助——首都和外地的各家工厂的帮助,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从十一月到十二月上旬,我们都没有主动联络卡达尔团伙。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们定期联络不同工业部门的领导,也包括冶金与机器工业部和财政部在内。我们只在专业问题上咨询过这些机关的意见,尽管它们得到的消息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它们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它们等着我们提出建议。它们询问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其实,在那段时间里,给人民提供补给的各种难题,已经让政府部门焦头烂额了。

所以,我们的活动首先是经济性的。我们干得很卖力。我们对工人代表会的未来做出了乐观的决定。我们相信工厂会一直处于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之下,而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谁控制了工厂,谁就能控制政权。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问过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意见;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该指望在这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有另外的活动范围。它是一个新成立的政治机关,在双重政权状态下,它代表的不只是工人阶级,还代表了办公室职员、知识分子,也许还代表了整个民族。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代表了我国的政治意愿。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准备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赞同这一举措,但我们对它的可行性还是有点怀疑。我们觉得,俄国人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机关成立,因为它一成立,双重政权状态就要结束,而且会产生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他们可以一直坚持一党制,直到他们不得不面对党的分裂为止。我们的意见并不只是根据思考得出的,而是根据以下这些具体事实得出的:

1116日和17日,我们同阿布拉莫夫上校谈判,要求俄国坦克撤出切佩尔,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工人就不肯上班;在谈判中就提出了关于工人代表会的未来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去找占领军总司令,并愿意陪我们一起去。

虽然这跟正题无关,但我在讨论中发现,我跟他上过同一期“射击”班[10]。我没有认出他,他也没认出我,不过,毕竟我们是同学,这缓解了我跟他之间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们之间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

在阿布拉莫夫的陪同下,说的更确切一点,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两个人去了俄军总司令部。我的同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克雷盖尔。接见我和克雷盖尔的是一位将军。我提出了工人代表会在我国的未来命运的问题,他对此的回答是提出了匈牙利面临的三种前途:

1.恢复经过考验的莫斯科体制,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2.由工人代表会来领导匈牙利的经济生活,但在他看来,这是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因为它是全新的,以前没有人尝试过。

3.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允许的。

在他看来,工人代表会应当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我们应当冷静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他们不反对工人代表会。这就是他说的话的要点。

听了卡达尔团伙的发言后,我们猜测:工人代表会是有前途的,工厂也会有前途,工厂将继续接受工人代表会的领导。我重申一遍:我写的是当时的想法,也就是在195611月底和12月初的想法。

我们赞成创建全国工人代表会,但是——我前面讲过——我们对成功不抱多大希望。所以,当我们得到保安部队在俄国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阻止召开成立大会的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十一月罢工已经触及了他们的底线。

到了127日,我才听说——应该是听我们的代表说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又组织了一次会议,企图再次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我还听克雷盖尔说——他负责同卡达尔的私人秘书长山多尔·约热夫保持联系——卡达尔团伙已经禁止这次会议举行。

我马上召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开会。我不记得讨论的细节了,但我确实记得会议几乎一致通过了决定。我们认为这一举动会威胁到所有工人代表会的生存。我们确认了力量的对比关系。在上层——是卡达尔团伙与俄军;在下面——是工人代表会与人民。难道我们应该投入斗争吗?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对这种斗争的结果产生怀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让布达佩斯又增加许多废墟。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什么也无法实现。我们最多也只能给西方提供绝佳的宣传材料,而西方早已抛弃了我们。所以,我们给我们的代表下了指示,叫他明确传达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团的立场,并尽力阻止形势恶化。我记得清清楚楚,有几个人起身抗议——他们想要知道,在这个如此重大、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的问题上,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怎么能不先问一问切佩尔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呢?说得直白点就是:是谁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就以我们的名义做出决定的?

我好像记得,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那次会议,是在128日,在建筑工会总部开的。会议开始后,切佩尔代表给我们打了电话。他的大意是说会议准备号召总罢工。主席团正好在开会,就让我马上赶去建筑工会总部出席会议,作为四万切佩尔工人的代表,把我们的立场向会议解释清楚。

我马上带上库尔查尔·拉斯洛出发了。我们的两个交通员骑着摩托车搭着我们去了会场。但是他们说只有代表才能参加,所以不给我们进入会场。我跟他们说,我是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去。我就把切佩尔代表叫出来。在走廊上,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会场里的情绪。我叫他去把拉茨·山多尔找来。

过了一会,拉茨·山多尔出来了。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靠在窗台旁边。我们共有四个人:拉茨·山多尔、切佩尔代表、库尔查尔·拉斯洛和我。我们谈了不到十分钟。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我的意见:罢工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明显有害,因为这是自杀。我还说:“朝庞然大物走过去,撕开衬衫,对着枪口大喊:开枪啊!朝这里开!——我觉得这太不明智了。他们真的会开枪。这赌注太大了。罢工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在这种双重政权体制下,全国人民都站在我们一边。请不要发动罢工!”

拉茨·山多尔回答说,他只是与会者之一,如果大多数人想要罢工,他也只能服从。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也不知道会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1986125日—6日,在布达佩斯的一次会议上,我介绍了这些情况,虽然讲得没有现在这么清楚;拉茨·山多尔也出席了那次会议。我引用一下那次会议的纪要:“我向您——拉茨·山多尔——解释过,我认为罢工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会不会发生新的暴行?难道您想引来更多的报复吗?其实您的答复是说,有许多人赞成罢工,也有许多人反对;争论非常激烈,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您说不出这件事是好是坏。”

拉茨·山多尔的反驳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要对第一点做出答复,因为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在走廊上不可能有什么谈话,因为工人们正在关起门来的会场里争论,他们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且他们已经决定要罢工,或者马上就要决定罢工了……”

我不知道——也不愿去猜测——拉茨·山多尔在那次会议上为什么要质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我的记忆力并不完美,我忘了很多事;可我没有忘记关键时刻发生的事件。我至少没有忘掉那些我认识到了其关键性的事件。当我跟拉茨·山多尔在窗台边谈话时,我不是纳吉·艾雷克,而是切佩尔,恐怕他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我对当时的情况记得一清二楚,还有能够证明这件事的人活着,但我并不想卷入庭审闹剧。

我从建筑工会总部回到切佩尔后,召集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开会。我把在建筑工会总部发生过的事告诉了大家,还解释了我的个人看法:照我看,由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组织的全国大会要宣布发动总罢工。我问大家,咱们该不该支持这次罢工。我老老实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次罢工是个错误。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我们不会参加这次罢工。我们不想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次会议结束后,执行委员会又开了个小会。小会的主题是伊雷什·贝洛迟迟不能被任命为厂长。原来的厂长若菲涅茨·米哈伊[11]以典型的英雄方式消失了,所以我们要求尽快任命伊雷什·贝洛为厂长。(最后我们总算成功了。冶金与机器工业部让步了,部长切尔戈推荐伊雷什·贝洛为厂长,然后卡达尔团伙也批准了。)

同时,我们派去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全国大会一致决定举行48小时罢工。由于接到了朔尔戈塔里扬大屠杀的消息,他也投了赞成票。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屠杀工人是当局的挑衅,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就算全国大会没有宣布罢工,我们自己也会罢工的。

已经没时间重新把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全部叫回来开会了。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立即把他们的决定传达给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所以,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一开始决定不参加罢工,但是,由于收到了大屠杀的消息,执行委员会决定支持罢工,执行委员会马上把这个决定传达给了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然后它们也同意罢工。这就是报纸和广播在罢工的第一天都说切佩尔钢铁厂不支持罢工的原因。

然而,我们全厂都罢工了。只有那些持续性生产的工厂才没有停工,比如平炉就还在继续运转,因为要让它停下来,就会导致严重损伤。

在罢工第一天,我几乎成了猎物。每个小时都有人找我,要我对罢工发表声明。当然他们没有找到我。到了晚上,执行委员会开了会议,委员没有全部出席,我们决定,应当让我通过广播发表声明。这部分是因为广播一整天都在宣称切佩尔没有罢工,所以必须反驳它;部分是因为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解释切佩尔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的立场。声明写好了。广播电台的人到处找我的时候,我突然出现了,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国会。电台的演播室设在那里。这是晚上八点左右的事。

我不记得广播电台的政府专员叫什么名字了,但我确实记得,他给我写了篇稿子,叫我照着念,但我坚决拒绝了。他们就不让我播放我的声明。最后我只好把自己的声明用录音机录下来。很可惜,声明当中关于朔尔戈塔里扬大屠杀的部分被他们剪掉了,但他们播出了剩下的部分。我的声明的大意是:我宣布切佩尔已经罢工,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声明中,我还把叛乱集团称作政府,因为主席团已经下令,任命卡达尔为总理,而且这个主席团令也已经公布了。我当时愿意做出这样的让步,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不该这么做的。

两天的罢工进行得很扎实。然后,切佩尔跟各地一样复工了。拉茨和波利被捕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被取缔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办法应付这种全新的局面。我们几乎是马上就体会到了这种新局面。我们切佩尔成了规模最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已经承担起了领导作用。尽管经济任务仍然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我们却不能避免——我们甚至根本不想避免——承担政治作用。

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立即同政府谈判。我们必须守住目前争来的各种成果;我们必须对逮捕做出反应;我们必须解救被捕的人;我们必须制定并运用新的策略。这一切,有点像是撤退时的后卫战。要拯救还能拯救的东西。要站出来坚持工人自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见卡达尔。代表团由四人组成:两位副主席、书记和我。会见很短暂。只有三十分钟左右。整个会见充满了不信任。卡达尔非常正确地质疑我们会不会为了巩固他和他的团伙的地位而工作;而我们则质疑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会见中有过这样的对话:

卡达尔:“你们是否承认我的政府的权威?”

我:“不承认,因为我们只承认纳吉·伊姆雷是匈牙利的合法总理。”


卡达尔:“那就把纳吉·伊姆雷带过来,给他坐这个位子!”

我:“又不是我把他抓走的。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应该想办法把他弄回来,让他担任他应当担任的职务!”

卡达尔:“你以为是我把他抓走的?你以为我想当总理吗?”

我:“这话你还是自己去对切佩尔工人说吧!”

卡达尔:“只要你能保证我在切佩尔的安全,我会亲自去跟他们说!”

我:“我怎么保证?我又没有坦克。我天天都去切佩尔,可是没人来找我麻烦。”

我相信,这已经足够证明这次会面的重要性了。卡达尔回避了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他的答复全是空话。谈到拉茨和他的同事时,卡达尔说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但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谈到工人代表会时,卡达尔说:“工人代表会是革命的产物,它们的职责是管理工厂,但它们不该插手政治。这不是它们该干的事。”他保证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不会被当作区域性工人代表会,而会被当作工厂内的工人代表会,所以不会按照解散区域性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去解散它。在答复我们的一封信时,他还用书面形式写下了这个保证。

这些全都是障眼法。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来也是一样。

在工人代表会的会议上,我们根据自己的印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达尔团伙在玩弄拖延战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想保住权力。至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能够保住权力,那就不清楚了。但是,当时卡达尔只把114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当作反革命,这却是事实;不过我们是在以后的会议上才讨论这件事的。

当时,卡达尔团伙似乎还不想消灭工人代表会,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为工人自治制度制定方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委员会的经历吧:

19561219日,工会的日报《人民意志报》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政府已经成立了所谓的经济改革委员会,它具有政府委员会的地位,它的任务是起草法律,规范工人代表会的职能。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这个委员会里,这让我大吃一惊。除了我之外,被列入这个政府委员会名单的工人代表会委员还有: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克雷盖尔·伊什特万;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工人代表会主席波波伊·伊什特万;沃尔戈·洛约什(Varga Lajos)、林格·伊什特万(RingIstván)和托特·伊姆雷(Tóth Imre),他们都是工人代表会主席,但我不记得他们是哪个厂的了。还有波拉日·约热夫。所以在这个委员会里,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共有八人。工会代表——其实代表的是政府——共有九人,为首的是加什帕尔·山多尔、弗克·耶诺和基沙奇·厄登[12]。他们统统都是工会高级干部。政府代表是奥普罗·昂托尔、佐特内尔·山多尔、苏尔迪·伊什特万[13]、科绍·伊什特万、彭格拉茨·卡尔曼[14]和科托诺·昂托尔(Katona Antal)。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马特罗(Mátra)区托拉斯总工程师赞波尔·米克洛什Zámbor Miklós;铜矿勘探公司经理杰尔科·雅诺什(Gyerka János);还有三个经济学家——祖科尔·杰尔吉(Cukor György)、霍沃什·彼得(Havas Péter)和索特雷尔·托马什(Szattler Tamás);还有律师加尔·蒂沃多尔(Gál Tivadar),最后一个是特勒克·雅诺什(Török János),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所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很多。会议全都是在全国工会理事会总部里开的。

在第一次会议的第一个小时里,委员会里就形成了鲜明的几大阵营。最活跃的阵营是工人代表会阵营,它坚持革命的精神,并用提议、建议和意见对委员会发起了炮轰。令人吃惊的是,弗克·耶诺,加什帕尔·山多尔,还有另外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工人代表会的意见。另外一个阵营以科托诺·昂托尔和奥普罗·昂托尔为首,他们表现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拉科西派的观点。他们根本不能讨论一件事情的好坏;他们是一个蛊惑人心、掩人耳目的集团,依靠的是话术——确切地说,他们只懂得党那套话术——而不是逻辑。他们没有从1956年当中学到任何教训。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摆出了架子,就好象他们参加的是一场党员大会,他们是来给经过训练的党员做重要报告似的。夹在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是工会代表,他们知道工会现在只剩下了上面的头头脑脑,而在工厂里,工会运动已经破烂不堪了。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如此之多,成分如此广泛,不难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中争论的。但对于现在要讲的事情来说,这并不重要。可是,我认为,根据这个政府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它的争论的性质,可以得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是:

1.19561219日,卡达尔团伙似乎还不能重建党的独裁。对于工人代表会提出的管理企业的要求,他们是很认真对待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政府委员会呢?

2.卡达尔团伙认为工人代表会是代表社会势力与政治势力的机关,工人代表会的存在与生存令他们大伤脑筋。不然他们为什么要任命工人代表会的成员参加这个政府委员会呢?况且这个委员会的任务还是让工人自治永久合法化呢。

3.这个政府委员会内部的两极分化,明确地体现了双重政权状态:工人代表会代表了革命,而政府势力则代表了复辟。但它还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会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由于它们相信工人代表会是有前途的,因此它们认为,能否维持自身的存在(也就是维持工会中央机关的存在),取决于工人代表会的立场,所以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判中支持工人代表会的代表——首先是关于工人代表会在未来的作用与重要性的问题。但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又支持政府代表,因为当时的工会的组织体制是由政府机关建立的,而政府又必须严格遵守党制定的路线。

4.在这个政府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一些人直接提出了对1956年民族起义定性的问题,还随之提出了关于后卫战的问题。所有把民族独立、自决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的人,都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革命,这就是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定性。但是,那些企图维持自己的存在、保住自己的官位、维护自己在革命期间遭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人,那些害怕失去特权、遭到审判的人,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直白地说,对于那些代表民族利益、承担起了民族利益赋予他们的任务的人来说,1956年这场汹涌澎湃的运动是一场革命。而对于那些对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或未来毫不在意,把维护自己的特权当作最重要的任务的人来说,这是反革命。

当时我们并没有形成这么具体的观点,但我们都本能地察觉到了这些真相。当然,我们当时低估了那些企图复辟党的统治的人的重要性,只把他们当作滑稽可笑的人物。科托诺·昂托尔差不多每次出场都能逗乐我们。

当时,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也包括我在内——认为:党不可能恢复过去那种统治。我们对卡达尔团伙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复辟企图充满了轻蔑和奚落。我们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去相信党能够恢复过去那种一家独大的制度,工人代表会也不可能失去自己的有力地位。我们认为工人代表会是强大的、重要的因素。

19561230日,为了再次同卡达尔团伙谈判,我们开了个会。我们让克雷盖尔·伊什特万主持这次会议,会议认为,我们在谈判中的目标,应当是迫使一直躲躲闪闪的政府暴露出真面目。卡达尔似乎愿意接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共有19人)。我们仔细准备了一番,就过去了。

我前面讲过,当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会都派代表过来找我们。他们实际上把我们当成了中心;他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鼓励,又请我们给他们提建议,出主意。在这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决定,现在正好有一些外地代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带他们去国会,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跟卡达尔团伙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山多尔·约热夫的手下并不知道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为了给我们办理进入国会的通行证,他们问我们要名单。我们给了他们名单。名单上面有810个人是切佩尔的执委会委员,剩下的都是外地工厂的代表——都是从科姆洛、德布勒岑、托托巴尼奥等地过来的。

我们被带进了猎人厅。卡达尔和莫罗山进来了。他们坐在桌子后面。莫罗山坐在我旁边;卡达尔坐在克雷盖尔旁边。代表团坐在我们面前。我们握了手,但在相互问候的时候,两边都有人在小声嘀咕。卡达尔单刀直入,就好像在扮演一个戏剧性的英雄似的:

“你们这些切佩尔人,把我当成什么了?这是你们的信,你们瞧瞧,你们居然连点礼数都没有,连名字都不签!”他非常生气,简直要大发雷霆了,把我们的信揉成了纸团。

其实,在这次会见之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准备找他澄清一些重要问题。我让秘书处用打字机把这封信打出来,但他们打出来后没找我签字。我当时不在,可这件事又很急,所以交通员就直接把它送出去了。

我就说:“我没签字吗?把它给我,我马上签。”

“没必要了。我已经明白你们对我是怎么想的了!一个工厂”(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可我现在记不太清了)“有一天给我写信,叫我给他们的卡车送去四个轮胎;不然他们就没法送货了。”

我们为了这种小事花了至少十分钟。对卡达尔来说,当他在19561230日同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谈判时,这就是最重要的国内问题。当然,我知道他在耍什么花招——他这是在回避严肃的问题。他讲了半天,就是不讲国家大事。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记住——这一切统统都是反革命。至少114日以后的是反革命。”要到一月,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才全都成了反革命。“你们不明白,苏军向你们开火,是为了保卫你们的利益!……”

我无语了。我这辈子听过许多无耻的、扯淡的话,可从来听过这么赤裸裸的。然后又轮到莫罗山说废话了:

“纳吉同志!听我说!告诉我,难道还有什么社会制度比社会主义更好吗?”

我就说,“我不知道。”

“那就对了!凡是跟社会主义作对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照你这么说,难道以前是社会主义吗?难道拉科西—格罗制度是社会主义吗?你以前也坐过他们的牢,难道你就是反革命吗?照我说,以前那叫法西斯独裁。那是暴政,要推翻暴政,阻止暴政复辟——那就是革命。把权力交给人民,那就是革命。把权力从人民手中夺走——那就是反革命!”

我本来会继续跟他这样毫无意义地吵下去,但卡达尔打断了我们:

“够了,久里[15]!纳吉同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以后再谈。现在还有更紧要的问题。”

我就问:“什么问题?”

“我们得达成协议,为以后的合作做好安排。”

“好吧。你们很清楚我们的目的,可我们并不了解你们的纲领。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讲给我们听听。”

“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党名改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干嘛不继续用以前的名字?”

我不想再跟他扯下去了。显然,对卡达尔团伙来说,革命就等于党,国家就等于党,匈牙利人民就等于党,党就是这一切。卡达尔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民族团结!我们必须为此团结起来!”

我就说:“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民族已经团结起来了,证据天天都有。你肯定也能看见。我可以把切佩尔钢铁厂全体工人集合起来,你可以自己走到他们面前,跟切佩尔工人解释一下你说的民族团结是什么意思!”

谈判持续了一个半钟头,我们得到了两个有价值的消息:

1.工厂将继续由工人代表会领导。

2.政府很快就会公布纲领。

我们百感交集地回家去了。回家路上,我又回想起了卡达尔在以前的谈判中——当我问他有什么纲领时——曾向我保证:

“我们还没有时间去制定纲领。当我坐着第17号坦克从索尔诺克前往布达佩斯时,难道我有时间去写纲领吗?”

可现在他却说:“马列主义政党的纲领还能是什么?”

我想来想去:莫斯科的人准是没有教他们该怎么说,除了党的老一套话术之外,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跟这种人谈判等于对牛弹琴。他们不是领袖,只是跟班。可我们总不能跑去莫斯科,问他们我们该怎么准备吧。

我思来想去。卡达尔这人是怎么回事?他的童年并不令人羡慕;他一路艰辛,爬上了政治领导阶层;在当内务部长的时候,他眼睁睁看着他最亲密的同志拉伊克·拉斯洛被诬陷,被处死;他在19515月被捕,坐了好几年牢,时刻等着脖子上的绞索勒紧;他曾是纳吉·伊姆雷最亲密的合作者,当过纳吉政府的部长;他亲手在退出华沙条约的声明上签了字,还宣称如果俄国人进攻布达佩斯,他会第一个出来战斗;他是在走出建筑工会总部时被绑走的,绑走他的是一个警察上校,叫绍什(Sós),后来当上了警察专员;然后他被带到莫斯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成了“总理”。换句话说,难道卡达尔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话?不可能!

我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反正这也不是我的任务,不关我的事。

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19561230日那天,我能跟十一月中旬见过的那个俄国将军说上话,他还会说他支持工人委员会而不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吗?他还会说他不相信党的统治会恢复吗?恐怕他会给出不同的回答。

第二天,19561231日,我就谈判的情况向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作了汇报。我不记得我具体是怎么说的,但我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并说出了我的意见和结论。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引起了卡达尔的注意的:如果他们继续顽固地玩弄拖延时间的花招,并拒绝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工人代表会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他们就会迫使我们要么搁置自己的行动,要么自我解散。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把工人代表会的存在和废除征粮制度当作自己的革命成果,并且当作是自己的政策的核心内容。他们不断地强调这一点,达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破坏工人代表会的政策的落实。我认为,他们应当三思而行,因为要是我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们了,他们获得的那一点点非常不牢靠的信任就会遭到进一步动摇,人民可能会用武器来表达自己的不信任。

我讲到这一点时,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一位代表打断了我——这很少见——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说要辞职吗?”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考虑过辞职,但我只把辞职当作一种可能。工人代表会不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我是不会辞职的。

我万万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就到来了……

据《匈牙利编年史》(第4卷,第1085页)记载:“195711日—4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

我们对这次会议一无所知。我想,除了那些始作俑者之外,也不可能有谁了解这次会议的内幕。但在16日,“工农革命政府”公布了纲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英勇牺牲的人们,这就是他们对你们的定性。你们不是英雄,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叛国者。你们玷污了伟大而神圣的国际主义信念。你们是囚徒和罪人……

在这个基本文件里,根本找不到“工人代表会”这个字眼。无论是谁,只要不认为把布达佩斯轰成齑粉是神圣的事业,只要不把占领匈牙利当作神圣的解放战争,谁就是敌人,是反革命分子。

这就是结局。如果我继续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我就成了同谋。因为“对罪恶默不作声的人也是同谋。”

195716日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工厂,回到家里。我写了辞呈。我是这么写的:

“在被匈牙利人民视为神圣的革命的十月民族起义期间,我,纳吉·艾雷克,被切佩尔机器工具厂工人选为该厂工人代表会主席。他们赋予我的任务,是为了过上自由、民主、免于恐惧的生活而奋斗。在此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像光天化日一般,证明了我无法完成他们赋予我的任务。而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完成他们赋予我的任务。由于我不能、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职务,交还给选出我的工人们。纳吉·艾雷克,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

18日,我向执行委员会宣读了我的辞呈。会场一片死寂。然后他们要求暂停会议。我答应了。十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克雷盖尔·伊什特万以执委会的名义,做了简要的讲话:“我们也应当辞职。应当修改辞呈,把‘我’改成‘我们’。”我们修改了辞呈。在对词句做了一些小修改之后,我们在签名处把我的签名换成了:切佩尔钢铁厂中央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我立刻召集中央工人代表会开会。我宣读了辞呈。会场一片寂静。他们要求暂停会议。十分钟后,会议重新开始。贝克·昂托尔(Beck Antal)代表其他人讲话。在我被选为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之后,他当选为机器厂工人代表会主席。贝克·昂托尔说,中央工人代表会不能接受执行委员会的辞呈;必须得到十八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一致同意。我们商量了一会,决定下午两点重新开会,然后我宣布推迟会议。

下午两点,我重新召开了切佩尔中央工人代表会会议。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宣读了他们的决定:全体工人代表会委员已经辞职。

在切佩尔钢铁厂里,867名工人代表会委员已经辞职。我们再次修改了辞呈,把签名改成了:切佩尔钢铁厂十八家工厂全体工人代表会委员。

我们用打字机打出了两份副本。我们让书记库尔查尔·拉斯洛处理后事,并准备在第二天,也就是19日,把原件递交给卡达尔团伙,另一份存档保留。

19日,我到机器工具厂上班,我对厂长莫尔沃伊·洛约什(Morvai Lajos)说,111日我要去参加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提出辞职。

但是,在此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不少人来找我,要我把辞呈的副本发给布达佩斯和外地的工厂,他们也要马上辞职。我没答应。切佩尔备受尊敬,但其它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也有自己的耳朵和脑子——他们应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决定。我没有答应他们。这是错的吗?的确是。

我说不出为什么这是错的,但是,到了110日,我们的辞呈已经广为人知。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辞职的消息:《自由人民报》谴责了我们,《人民意志报》对我们表示遗憾。西方电台认为我们的辞职意味深长。许多工人代表会也随之辞职了。

111日,我参加了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向他们报告:我不再是切佩尔工人代表会主席了,并辞去了政府委员会中的职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11日晚上,我在回家路上被人塞进了一辆汽车,我的囚徒生活开始了……

我认为自己死定了,因为我被指控为111日发生在切佩尔的示威游行与暴乱的幕后主使。当时已经实行了戒严。事实就是事实——切佩尔工厂的工人造反了,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机枪声淹没了工作时的噪声……

布达佩斯,1988926

Szivávány,27—28期,芝加哥,1989





[1]
曼弗雷德·魏斯(Manfréd Weiss1857411——19221225日),犹太裔工业家。


[2]
纳吉·艾雷克说的唐斯拉姆Tungsram)是新佩斯的联合照明厂在战前的名字。纳吉·艾雷克在这篇文章里用的都是这个厂的旧名。——编注


[3] MOM是匈牙利光学仪器厂(Magyar Optical Muvek)的缩写。


[4]
这里化用了《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座金像,命令全国人民都要跪拜金像。有人进谗言,说有三个犹太人不拜金像,尼布甲尼撒大怒,命令手下把这三个犹太人扔进火窑,就在这时上帝显灵,保护这三人不受火伤。尼布甲尼撒见状大骇,下令任何人今后不得毁谤犹太人之神。详情请参阅《但以理书》第三章。


[5]
这里又化用了《圣经》里的故事:彼得曾三次不认耶稣(请参阅《马太福音》2631—75);但彼得仍是教会的柱石之一(请参阅《加拉太书》29)。


[6]
这里又化用了《路加福音》第21章里的一个故事。


[7]
这位临时中央工人代表会书记的姓名在上文叫塞内切伊·盖佐(Szenecsey Géza),在这里不知为什么又变成了塞伦切伊·盖佐(Szelenczey Géza),由于缺乏资料,无法查明他的确切姓氏,只能按照英译文的原样翻译。


[8]
潘诺尼亚(Pannonia)是欧洲中部的一个历史地名,大致包括现在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西北部、斯洛文尼亚北部、斯洛伐克西部等地。


[9]
塞雷·米哈伊(Szele Mihály 18961129——1972210日),匈牙利冶金专家。


[10]射击培训班(Курсы«Выстрел»)是苏军步兵营、团级指挥员与政工人员的培训课程,每期一年,培训地点在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Солнечногорск)。


[11]
若菲涅茨·米哈伊(ZsofinyeczMihály1906520——1986430日),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45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496月任重型机器工业部部长,195012月任采矿与机器工业部部长,19537月至195410月任冶金与机器工业部部长,1954年至1956年任切佩尔钢铁厂厂长,1957年至1962年任冶金与机器工业部副部长。


[12]
基沙奇·厄登(Kisházi Ödön1900624——1975422日),192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金属工会的活动。二战期间曾藏匿了许多犹太人。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45年至1948年担任匈牙利金属工人自由工会副总书记和全国工会理事会主席,并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支持社会民主党同匈牙利共产党合并。19529月被捕,被判处八年徒刑。1955年获释。19568月平凡后重新担任全国工会理事会副总书记。在1956年革命期间不赞成重建社会民主党。19575—19633月任劳动部长,1963—1975年任主席团副主席。


[13]
苏尔迪·伊什特万(Szurdi István19111117——198764日),本名弗里耶德·米克洛什(Fried Miklós)。194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50年至1956年在轻工业部工作。1964年担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6年担任国内贸易部部长。


[14]
彭格拉茨·卡尔曼(PongráczKálmán18981011——1980115日),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47年担任冈茨机车厂厂长。1949年担任布达佩斯市长。1963—1970年担任共和国主席团委员。


[15]
即莫罗山·杰尔吉。久里Gyuri)是杰尔吉György)的昵称。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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