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共运百家] 考茨基作品摘录(“正统怪叔叔”资料专贴)

考茨基作品摘录(“正统怪叔叔”资料专贴)

卡尔·考茨基: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摘录)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摘录)
(全书共十四章,这里选了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一部分。――编者按语)



十二、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政党
……
……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根据有关英国党派关系发展的材料来说明,认为议会制度单单只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这一看法是多么错误。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选举权类型的不同,代议制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阶级利益服务,并且采取极不相同的特征形式的。

英国下议院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曾经是贵族专政的工具,此后半个世纪成为工业资本家专政的工具。但是,这些资本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占统治,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在议会中并且通过议会来影响国家的对内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而英国的无所不能的议会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那一天正在大踏步地迫近着。
十三、议会制度和工人阶级
……
凡是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特殊的、自觉的政党、并以这个政党的资格来参加为进入议会的斗争和议会内的斗争的地方,它就不再属于在一切重要关头不得不等着被自己的议会代表出卖和欺骗的那些阶级。在议会内也象在新闻界内一样,腐化会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那里碰到牢固的堤防。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把自己的议员如此紧紧地掌握在手中并且如此有把握地指靠他们。
但是,议会制度的反对者会反驳说,就算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可是,在某一点上,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比起来始终是一定要吃亏的:在今天的社会里,无产阶级由于经济上的依赖性,从来没有能够做到充分自由地选举自己的代表。在每次选举时,成千成万的人由于受到影响、贿赂、威胁和直接强迫等等各种不同手段的驱使,不仅拒绝给自己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投票,而且甚至给自己的敌人投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期望无产阶级参加议会选举能获得任何重大效果,都是荒谬的事。①
当然,我们没有想到要否认工人的经济依赖性会大大妨碍他们参加自己的选举斗争,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充分地施展自已的力量。但是,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只有选举斗争才具有这种缺点的说法。不管无产阶级采取什么道路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在社会中获得更大的权力,资本和国家都会在这条道路上反对无产阶级并且运用他们的优势力量的一切手段来阻碍无产阶级前进。
难道里廷豪森②的信徒们相信,关于某一项法律草案的人民投票所受到的影响会比议员选举所受到的来得小吗?或者让我们考察一下工人阶级的一项完全非政治性的活动:难道工会运动的发展不是到处都由于惩办、黑名单等等而受到牵制和阻碍吗?
因此,如果现在谈到的反对议会制度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话,那末这就意味着一般把工人运动判处死刑――或者至少是把工人运动的任何一种有效形式判处死刑。
但是,人们不能断定,工人在选举代议机构时所受的压力比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其他活动中所受的更大。恰恰相反。至少就选举斗争中的决定性行动即投票说来,人们能够通过已经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议会制国家中(即使还不是在一切议会制国家中都具有完全有效的形式)的秘密投票差不多完全排除压力。秘密投票使工人在选举时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更为独立。甚至在德国,虽然在有关保护投票的秘密性方面的选举程序远没有例如在英国有效,却有许多不敢参加工会或者连仅仅订阅一份社会民主党报纸也不敢的人能够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党员。③
总之,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代议制,我们都不可能发现它会这样地损害无产阶级,以致使无产阶级有理由避开有朝一日会构成并且在目前社会中必然会构成我们政治生活重点的议会。
今天资产阶级也总算完全不再赞同里廷豪森和他的信徒的这一见解了:代议制本身不管以任何形式,甚至以民主的形式,都是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的。
……
但是,恰恰是德国和英国的扩大了的选举权(选举权在英国甚至还不是普遍的)所造成的结果,开始使统治阶级擦亮了眼睛。在英国,这种选举权已经使至今轮流统治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完全依赖工人。在德国,尽管选举权并不完善――拒绝发给议员日薪,对选举秘密保护不善,对选举资格过高的年龄限制,而特别是对选区不作任何的重新划分,因而使迅速成长起来的革命的大城市吃亏,使落后的人口稀少的乡村占便宜――尽管有这一切缺点,现有的选举权已经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果仅仅就所得的票数来说)成为国家中最强大的议会政党。而社会民主党在目前的选举权下要成为就代表的人数来说也是最强大的政党,那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事实上,在德国,资产阶级已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制度上,他们已不再相信,这种制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障他们的统治;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议会制度的软弱无能上,寄托在德国实际上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在统治的这一事实上。
甚至在法国,尽管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参加选举斗争的年代还很短,尽管它在这一斗争中还受到历史传统的很大限制,但是,资产阶级已开始害怕普选权。不久前,那里还有一句资产阶级政客爱用的促使无产者注意选举权的空话:无产者不应该通过武器的暴力,而应该通过选票来力求实现自己的“合理的”要求。今天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今天,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客宁愿工人筑起街垒,而不愿他们参加选举斗争,这样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对付工人。
今天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再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同意普选权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选举权的任何一点扩大都必需由工人阶级加以争取,而且,如果说在普选权存在的地方它还没有被废除,那也只能归功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今天已经看穿这种选举权对他们来说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的话,那末今天各地的无产阶级也都知道,在选举权上他们拥有多么强大的革命的武器。如果里廷豪森和他的信徒们是对的话,那末在工人阶级方面,为了普选权,也就是为了自己参加议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仅仅动一根手指头也是疯狂的了。相反,我们现在恰恰在一切地方又看到争取普选权的极其激烈的斗争开展起来了。在无产阶级被剥夺选举权的地方,他们在为争取它所需要付出的极大努力和牺牲面前是毫不畏缩的,不久以前在比利时就以极其出色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而不久以后奥地利工人恐怕也会表明。德国工人取得选举权的任何一次尝试,都会有给国家招致一场可怕灾难的危险。
只有政治上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断言,即使在普选权的统治下,代议制仍旧保障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为了推翻这种统治,必须首先取消代议制。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如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样,这在现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消代议制,而是破坏政府对于议会的权力,但同时也是通过平均地划分选区、保护选举秘密、短期议会、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完全自由、而尤其是通过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已满二十岁的国民来给无产阶级进入议会开辟一条尽可能广阔的道路。
的确,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都不能一下子完全占有政治权力。在真正的议会制的国家里,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条道路上的最重要的一步。在伪立宪主义的国家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重要的任务:获得一个完全的议会制度。
写于 1893 年 7 月。斯图加特 1893 年德文版第 103―104、112一115、117―119 页。
①里廷豪森还在 1869
年就说过,议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保持得愈久,它“给民主主义者的队伍带来的日益滋长的沮丧和狡猾的谨慎”就会愈多。“在同一个选举法的统治下,任何一个新的立法会议必然比前一个来得更坏。”“个别的工人都知道:他给这个或那个候选人投的票,甚至这一候选人的当选,对人民政党在会议中的力量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也知道,他的投票――由于政治警察、自己的雇主或教会――给他自己所能造成的害处绝不能同他在自己的地区内通过一次好的选举能够为自己的党取得的好处相比。于是,特别是在官方当局严密地监视着一切人,认识每一个选举者并且对他们很熟悉的那些小城市里,工人就放弃投票。”(《代议制的不能持久的理由》,第
23 页)――作者注
②摩里茨·里廷豪森(Moritz Rittinghausen 1814―189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84
年前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编者注
③布赫尔对于议会制度的无产阶级方面的缺乏理解的一个标志,就是他蔑视秘密投票。他说:“仅仅愿意秘密地投票赞成自己候选人的那些选民,通过这种做法就使他知道,他们派他加入一场斗争,却不能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他”(《议会制度》,第 110 页)。他忘记了,无产者分散开来就微不足道,团结起来就是一切。无产者是作为个人而走向票箱的,但是,站在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后面的,不是一堆毫无联系的个人,而是组织得很好的紧密团秸的群众。――作者注

[ 本帖最后由 May 于 2007-11-24 17:23 编辑 ]

TOP

卡尔·考茨基: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纲领


不出所料,马克思论哥达纲领的书信的发表(见《新时代》第 18期),至少在我们的敌人当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他们对加于我们纲领的这种坦率的批评欢呼称快。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遗忘,却因为我们继续不断地学习和愈来愈明白、愈来愈自觉――这对独立思考的人们说来只有用摆脱旧的错误的形式才能突现――而感到高兴。如果说大量错误曾经在我们的队伍里找到藏身之处,那末,我们的敌人应当因此比我们自己更感到害羞。因为,尽管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十五年前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是那时我们的党已经表明自己处处胜过敌人,这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自己在当时就已经承认了的。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新闻界主要关心的是在马克思的信中猎奇,那末,就我们从党的报刊和个人消息中所能够了解到的来说,我们的党员首先注意的是重要的东西,即实质性的论述,这种实质性论述对于党纲讨论的价值是无可争论的。

那些乍一听到对他们所喜爱的传统的许多直率意见感到不快的人,也将通过与这些意见无法割裂开来的上下文而获得许多促使对那些根深蒂固的原则重新思考的激励,以致他们会觉得这些意见只是一种鞭策,它虽然伤人,但是也推动人们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
如果《民族》杂志认为,社会民主党现在采取了同自由党人一样的立场来对待拉萨尔,那末它的判断是下得有些过早了。马克思的信仅仅涉及拉萨尔的理论活动和策略活动的某些方面,它对拉萨尔未作总的判断。而马克思对待拉萨尔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拉萨尔自己承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作为他的导师,马克思可以像他已经论述的那样论述拉萨尔,而且只要两人之间的原则分歧的说明会促进党内的明确性和独立思考,马克思的论述今天也就可以发表。社会民主党不搞英雄崇拜。但是它也不忘恩负义。社会民主党和拉萨尔的关系与马克思和他的关系不同,它永远不会因为批评拉萨尔而忘记他的恩惠。

我们将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他在这样一个时期,即替被剥夺继承权者作辩护的人还寥寥无几、工人运动还显得没有希望的时期,把自己光辉人格的全部分量投放在天平的无产阶级的一边。我们所有的老党员和大多数新党员都从这个人的著作中吸取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知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个人呢!

我们要注意地研究和考虑马克思关于他的学生拉萨尔所说的话;但是不会忘记,拉萨尔也是我们的最早的导师和先锋之一。但是,把我们和拉萨尔连结在一起的不仅是感激的回忆。即使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已经过时,即使有一些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是,恰好针对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来说,拉萨尔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极大部分在今天仍旧是有效的。
拉萨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理论家。他也从来没有以这种理论家自居。他的独立造诣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至少在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论述的那些观点上是依靠以李嘉图为最完美表现的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战胜了李嘉图和拉萨尔的理论观点。但是,尽管如此李嘉图仍旧远远超出庸俗经济学之上,同样,拉萨尔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舒尔采―德里奇和麦克斯·维尔特。比起庸俗经济学来,李嘉图今天仍旧是有道理的,人们在今天还可以向他学习;同样,拉萨尔比起上述的先生们来,今天也还是有道理的。既然巴尔特先生和李希特尔先生的自由思想今天在理论上还完全停留在它在二十五年前的水平上,拉萨尔当时对它的驳斥,今天对它仍旧是适用的。

因此,如果《民族》杂志以为,马克思的信会使社会民主党对待拉萨尔时处于同自由主义一样的立场,那末,它恐怕有些高兴得太早了。
马克思的信除了包含丰富的启发之外,还引起一些问题。特别是阅读他的信时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如此,哥达纲领还是按照它今天的形式即和被批评的草案仅仅略有不同的形式被通过了,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书信本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书信还需要一个补充。恩格斯无法提出这一补充,它只能由那些在当时参加过关于统一的讨论的人提出。我们也已经约好了一篇出自权威之笔的文章,它将一般地叙述我们党纲的历史,并且特别地叙述那些条件的历史,这些条件使哥达纲领在一八七五年能够算是党的多数人的理论觉悟的表现。
由于一再的请求,我们将曾经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起过决定作用、而无论如何已不再被我们大多数读者熟知的过去的纲领发表于后,多少算作上述文章的入门资料。


发表于 1891 年 2 月。《新时代》第 9 卷(1890―1891 年)第 1 册第 21 期第 680―681 页。

TOP

卡尔·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摘录)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摘录)


……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修正主义既不是它的继续发展,也不是以另一种学说来代替它;实际上,修正主义意味着不仅放弃马克思的理论,而且放弃一切社会理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像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关系一样。
……
尽管历史学派对于李嘉图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退步,但是它仍旧能够用有价值的个别研究来丰富科学。同样,尽管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退步,但是它仍旧能促进社会洞察力的发展,――只要它总算可以声称自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科学派别,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庸俗的感情社会主义的名誉。后者在七十年代在平庸的社会主义者中间还曾风行一时,后来就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畏缩地隐匿起来,从而避免了被连根铲除,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使它重新鼓起勇气来公开露面,并且把自己吹嘘成马克思主义的克服者。

如果修正主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并且像历史学派一样,把重点放在描述发展和结果上,那末,修正主义就能够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成绩来。我们只须举出两个例子:韦伯夫妇以他们的《英国工联主义史》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他的《俄国工厂史》作出了卓越的科学贡献,并且显著地扩大了我们的社会洞察力。

但是,当修正主义胆敢进入理论领域的时候,那么不管它是沿着批判的方向还是正面叙述的方向向前发展,它将经常遭到失败,因为它恰好不是新的、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而只是对于今天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或歪曲。

但是,由于修正主义和历史学派不同,它不想立脚于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而想立脚于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一再被迫在理论领域中尝试一下,而这正是他最大的弱点之一。
……
自从资产阶级变得保守以后,它已经失去了对于理论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而不断重新产生。因此,无产阶级已经不能长久地满足于像修正主义所做的那样,把历史学派翻改成无产阶级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学派的思想方式必然引起它的代表人物的保守倾向(这是就“保守”一词的社会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来说的),引起他们对于社会的任何彻底改造的厌恶并且使他们把兴趣分散到个别的改良和个别的努力上去。因此,修正主义如果想始终如一地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想始终有所作为,就必然会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修正主义还想继续忠于社会主义,它就会一再被迫面对社会理论的重大问题,并且,只要它不想陷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罗网,不管它是否愿意,便总是要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因为,如前所述,它找不到另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如果谁相信能够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他尽可以干一下。这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做到,――如果做到了,这将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目前还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伟大天才的萌芽。但是用历史学派的观点既不能修正、也不能发展、也不能铲除马克思主义。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此修正主义不能从理论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就像机会主义不能从实际上动摇马克思主义一样。修正主义击溃了时髦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并不为此伤心。相反,战斗着和探索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它的第三次危机中已经光辉地经住了考验,就像在它以前的两次危机中一样。
……



发表于 1903 年 3 月。《新时代》第 21 卷(1902―1903 年)第 1 册第 23 期第 728― 731 页。

TOP

卡尔·考茨基: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摘录)
(这是考茨基对于克诺尔的《为劳动人民写的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一书的评论。――编者按语)



一、批判


……
我们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像说蒸汽机是革命者那样的意义上的革命者。我们所谋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能在其中实现的唯一的确定的国家形式是共和国,而且是最普通意义上的共和国,即民主共和国。
在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中谈到这些要点时,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说出来。当然要说的还不止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却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像我们的敌人无力阻止这场革命一样,我们也无力制造这场革命。因此,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挑起或准备一场革命。既然革命不能由我们任意制造,我们也就丝毫不能说,它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占有政权并利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知道,这场阶级斗争必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在数量、道义的和经济的力量方面将越来越壮大,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在这场社会战争中最后的决战将在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我们只能作极不确切的揣测。
这一切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克诺尔先生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先驱者的演说和著作里往往刊载得很多。但是,这和他所说的却完全是两回事。
既然我们对于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这些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物质力量将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仅仅用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压力作为手段来决定胜负。
但是完全可以说,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后一种手段将比物质力量即军事力量占优势,这种情况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比起来,还要明显。尽管这一点同对于教义问答的批判不再有关,但还是让我们对它作更进一步的探封。


二、革命和无政府主义


未来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将更加罕见地通过军事手段决定胜负,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代政府军的装备比“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普通公民的武器使他们的任何反抗通常一上来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反之,革命阶层现在却比上一世纪时拥有更好的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的反抗的武器。在这方面只有俄国是例外。
但是,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选权(有时也有普遍义务兵役制)不仅是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胜过那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阶级而具有的武器;这些制度还向各个党派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和激励它们的精神的上面散播了一线光明,在专制时代所没有的光明。
那时,统治阶级以及革命阶级都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任何敌对态度都不可能有所表示,所以无论政府还是革命者都无法认清自己的力量,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在它还没有在斗争中与对手较量过以前,既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危险;而在它一旦遭到唯一的一次失败之后,又有过低估计自己并且接着认输作罢的危险。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所以有那么多一打就垮的叛乱,有那么多一打就倒的政府,从而使革命和反革命接踵而来,上述这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具有某些民主机构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些机构称作“社会的安全阀”。如果这是打算说: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中不再是革命的了;它以能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愤怒和苦痛为满足;它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如果是这样,那末这种称呼就是错误的。民主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不可能阻挡这个对立的必然后果――推翻这个社会。但是,有一点是民主能做到的:它不能防止革命,但能够防止某些过早的、毫无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多余。它把各个不同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弄得一清二楚;它没有消除这些政党和阶级的对立,没有延缓它们的最终目的,但是,它能影响那些努力向上的阶级,阻止它们解决自己还不能胜任的任务;它还能影响统治阶级,不让它们拒绝作出自己无力拒绝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因此改变,但是它的步伐变得更平稳,更安静了。在具有某些民主机构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向前进展,不像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的进展那样以光辉夺目的胜利作为标志,但是也不以那么惨重的失败作为标志。自从六十年代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成长壮大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经受一次巨大的失败,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的法国还受帝国后果之苦,帝国曾拒绝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制度,法国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有了自觉,起义是强加给它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看来可能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斗争方法要沉闷些;它的戏剧性和耸人听闻的效果肯定要小一些,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小。对于那些为了寻找有趣的运动和有趣的材料而搞社会主义的才子文人来说,这一点也许是无所谓的,可是,对于那些应该真正领导斗争的人来说却不然①。

这种所谓的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局限于非军事手段即议会政治、罢工、游行示威、出版物以及类似的威逼手段。在任何一个国家,那里的民主机构效果越大、居民的政治和经济洞察力越深刻、自制力越强,这种方法被保留的希望就越大。
两个敌对者之中,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到自己比对方优越的一方,最容易保持冷静。反之,谁若是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那他就很容易失去平静和自制。
然而,在一切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最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阶级。为此它无须沉迷于任何幻想;它只要观察一下上一代人的历史,就能看到它到处都是处在不断的前进中;它只须要注视一下今天的发展,就能从中汲取认为自己的胜利是无可抗拒的信心。因此,不能指望,在无产阶级发展较高的某一个国家里,它会轻易地失去自己的平静和自制力,而开始一种冒险的政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教育程度愈高,目光愈远大,国家愈民主,这种指望就愈小。
反之,人们却不可能对统治阶级这样地放心。它们感到并且看到,它们日趋一日地衰落下去,它们愈来愈神经质,愈来愈害怕,因此也就愈来愈捉摸不定。它们日益陷入一种情绪之中,这时我们必须料到:它们可能猝然发作疯癫,在极其盲目的疯狂中扑向对手,以便打倒他,而完全不顾由此给整个社会和它们自己带来的一切创伤,不顾它们制造的一切无可挽救的破坏。
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使人可以指望,它将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试图只使用上述的“合法”方法应付。破坏这种努力的危险,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神经过敏的情绪。

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多半希望,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反抗这种颠狂症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不仅统治阶级自己的、而且整个局外群众的颠狂症全都极快地发作。这还提供他们把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至少推迟几年的唯一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免有些冒险,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不能在这种疯狂发作时压倒无产阶级,那时它只有更加迅速地、筋疲力竭地垮下去,而社会民主党则更早地获得胜利。但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恰恰大部分已处在这种情绪中,即他们认为,除了孤注一掷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想挑起国内战争。
反之,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任何理由去赞助这样一种绝望的政策,正确些说,党倒有一切理由为至少尽可能地推迟统治者的疯狂发作――如果它已是不可避免的话――而操心,使它在无产阶级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才开始。这时无产阶级就可以毫不费事地打倒并制服那些疯子,使这次发作成为最后一次的发作,使它所造成的劫难、它所要求的牺牲都尽可能地微小。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避免甚至反对毫无目的地向统治阶级挑衅,必须避免,甚至反对会给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提供口实的事情,不让他们借此把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推入吞吃社会主义者的疯狂勾当中。如果我们宣布,不能制造革命,如果我们认为想制造革命是荒谬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相应地去行动,那末,这不是为了讨德国检察官的欢心,而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它的一切兄弟党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态度,统治阶级的政治家至今未能像他们所乐意的那样对付战斗的无产阶级。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相对说来还小,然而,它在现代国家里已足够强大到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能为所欲为地对待它了。采取轻微的措施和惩罚对这些政治家是毫无帮助的;这只会激怒被害者,不会吓倒他们或削弱他们的斗争能力。但是,推行严峻的惩办措施以使无产阶级失去战斗能力的任何企图,都会惹起爆发内战的危险,而不管内战的结局如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带来巨大的劫难。今天每一个稍微有点远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很有理由希望使社会民主党尽快地受一次它今天或许还不胜任的力量检验,而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却不想看到一次可能毁灭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的试验,至少当他们还清醒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被上述的颠狂发作缠住的时候是如此。那末自然得很,资产者对一切都须加考虑,而他们的恐惧愈大,他们的嗜血的叫嚣就愈疯狂。

今天无产阶级的利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要求,避免毫无意义地煽动统治阶级采取暴力政策的一切行为。社会民主党也是按照这一点行动的。

但是有这样的一派,它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革命的派别,它给自己确定的最主要任务是,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外,还要煽动暴力政策。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所孜孜以求的和唯一还能适于阻挡无产阶级胜利进程的东西,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事务,它总算享有了普特卡默②之流的宠爱。这一派的信徒们不是企图削弱资产阶级,而是企图使它发疯。

如同已经提到过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大败。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在绝大多数国家里,由于它的上述方法,始终一往直前,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慢些,但是比过去任何一次的革命运动的进展却稳妥得多。

一八七一年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几次遭受过较大的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个别人物插手造成的;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手段,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可以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符合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以行动宣传”的策略。……
……

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向工人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说在德国曾经有个时候有过产生相当大规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可能,这也不是“独立派”③进行鼓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发动进攻的结果(因为这种进攻给工人群众造成了绝望感,并且阻碍了他们的觉悟的提高),或者是我们队伍中那种使人觉得仿佛我们已经放弃了革命原则的论调的结果。我们越是变得“温和”,也就越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者的声势,从而也越会促进那种把用最最激烈斗争方式代替文明斗争方式当作自己基本目标的运动。可以说,现在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无产阶级群众自愿放弃上述“和平”斗争方法,这就是:对自己政党的革命性质失去信心。我们和平得过火,只能给和平的发展带来损害。

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追求妥协的倾向一般说来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有产者们并不会因此而缓和他们的敌对态度。而用这种办法也将得不到可靠的朋友。但是,这种做法却将给我们自己的队伍造成混乱。使消极者更加消极,而坚定者离我们而去。

革命热情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动力。今后,这种热情对我们说来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最大的困难还摆在我们前面,还有待我们去克服。一切可能削弱这种力量的东西都将是要不得的。

但是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看得比实际上更加“温和”。我们越是变得强大,实践任务也就越是变得重要,我们就越是必须在工业无产阶级之外进行广泛的鼓动,我们就越是应该节制不必要的挑衅,特别是虚声的恫吓。在这中间,掌握必要的分寸是极其困难的:既要给现在以应有的地位,又要不忽略将来;既要考虑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又要不放弃无产阶级的观点;既要尽可能避免一切挑衅行动,又要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是对整个现存社会制度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战斗的党。

……

发表于 1893 年 12 月 13、20日。《新时代》第 12 卷(1893--1894 年)第 1 册第 13 期第 368―369 页;第 14 期第
402--405、409--410 页。

①“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等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25 页)自然,当马克思在 1852 年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一比较时,他还不可能考虑到民主机构对后者的影响。――作者注
②罗伯特·冯·普特卡默(Robert von Puttkamer 1828―1900),普鲁士反动政冶家,1881一1888
年任内政大臣,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编者注
③“独立派”――即“青年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倾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编者注

TOP

卡尔·考茨基:在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九零零年九月)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行为才有可能给战斗的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反之,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只是部分地代表自己的党,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有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说,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不是促进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而是阻止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
总之,大会确认,即使在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当退出内阁。


《一九零零年九月二十三——二十七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记录》,巴黎 1901 年法文版第 60—61 页。

TOP

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摘录)
(全书分为《方法》、《纲领》、《策略》三章,这里选了第三章第二节的一部分。——编者按语)


三、策 略

2.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政策?
……

伯恩施坦愤怒地驳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于像普鲁士容克贵族、施杜姆和库纳曼①、洛克菲勒和杰伊·哥耳德②之流,聚集在法国参谋总部周围的高级和低级的匪徒以及其他渴望采取痛快的政策的家伙,人们是否将通过对他们的人格表示充分尊敬的途径而把他们解决掉,在我看来是颇成问题的。没有任何事情暗示矛盾在缓和和平静下来。恰好相反!我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非采取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可。但是要说民主的形式已经足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来说成为不必要的东西,这是向来的实践及其今后的前景丝毫也证明不了的。

大家对我不要误解。我并没有想到要否认:民主制因为有自由而且使人对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力量对比看得很清楚,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最适于防止阶级斗争的不必要的尖锐化。这是社会民主党一直承认的。但是现在关键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个问题:民主制能不能抵制由于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阶级对立尖锐化,以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成为不必要的事。理论和实践对此都是否定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用不着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但是我们对于阶级统治会在民主制之下告终的期望决定我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就这一点而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于目前来说是有重要性的。

……

每个政党为了按照它的观点来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权力对社会起作用,必须给自己提出取得政权的任务。而每个生机蓬勃的党也必须对国家权力会归它所有这件事作好准备,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它要使这个权力为什么目的服务。它如果打算发挥宣传的力量,必须永远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一个党派如果从一开始就声明它只能以反对党的地位进行有益的活动,它只追求力量,而不追求政权,那末它就会自行瘫痪,失掉人民群众的一切信任。

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党派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不是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终结,因为社会发展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最终目的;而是当作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

很明显,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其中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民党,不管它对工人多么友好,一定始终站在现存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人生产自由的立场上。它不能超越一七九三年的宪法,不能超越自由主义的原则,无论它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也决不会是什么旁的东西,而不过是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党派。这里的“社会主义的”一词无非是放放空炮,是对于年轻时干甜蜜的蠢事那一美好时代的回忆,或者是对某一乐园的朦胧的梦想,谁都有自由可以希望这一乐园在五百年之后出现,但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让人承担某种实际义务的东西。

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党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另一个样子。无产阶级对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感兴趣,即使它以非常和平和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即使它非常热切地渴望不把任何事操之过急并且的确渴望不脱离“有组织的发展”的道路,无论它对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会采取如何怀疑的态度,它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仍将不重视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重视保持私人生产。

相反,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定处处争取两件事:一件事是取消大资本主义垄断的私有性,另一件事是消灭失业,取消工业后备军。

但是这一来它就击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害。如果没有垄断性的企业主同盟和愿意取代罢工者的位置的失业者,那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资本家就会处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如果资本家在今天就已经抱怨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那是无聊的废话。不过,无产阶级在国内一旦取得统治,工厂中的专政一定要由它担负起来。在卡特尔和托拉斯国有化之后还保留下来的那些资本家的境况必将成为无法忍受的;他们已不再是他们的企业的主人,却还得为企业承担风险。那时候资本家必将比工人在目前更加努力得多地争取对他们的企业实行有益的社会化;他们将运用比今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更大得多的精力和智慧,来求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尽可能迅速而无痛苦的解决。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这件事会强加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肩上,哪怕它仅仅是受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必然所驱使,根本没有争取社会主义生产。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互不相容的。再多当然就无法讲了。我们既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到来,是在一场大风暴或若干次灾变中到来,还是在逐渐的、循序的实现中到来。我们也不知道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的社会和无产阶级将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两种因素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不知道现在还缺少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到那时已经出现了多少,不知道无产阶级政权的任务是因此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困难或更加容易了。我们只能认识到一种必然性: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必然被迫以社会主义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

无产阶级既然把自己组织成有意识地进行阶级斗争的独立政党,那末取消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取消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一定会成为这个政党的目标,党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旗帜,不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完成,而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克服。它不能是一个局限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它必须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党。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警察心目中的即武装起义意义上的革命概念。一个党派如果还可以利用其他的牺牲较小而比较稳妥的道路来进行活动,却在原则上决定采取起义的道路,它一定是发了疯。就这一意义来说,社会民主党从来不是原则上革命的,它只是就以下意义来说是革命的:它意识到它如果掌握了政权,除了把政权用于消灭今天的社会制度赖以为基础的那种生产方式而外,决不能把它用于别的目的。我羞于不得不把这句老生常谈再重复一遍,但是在伯恩施坦由于攻击我们的“以危机为顶点的策略”而造成混乱之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他着重声明,他使用“革命”一词时“专指它的政治含义,和起义或非法的暴力意思相同”(第 87 页)。此外他又说:“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这后一条道路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必经之路,而马克思学说的许多信徒今天仍旧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往往被看成一条捷径。”

作为这句名言的根据,他援引了茹尔·盖得在一八七七年说的一段话,据我所知,当时盖得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把它完全照引下来(不是照伯恩施坦那样断章取义。以下括号中的话在他的引文中是没有的):“但是谁会看不清楚,在工人的确占绝大多数的大城市里,如果他们一旦[获得了上述两点(共和国和市镇的自决权),]能够做到毫无限制地占有社会权力以及它的行政和立法,那末经济革命只是几个月的问题,甚至也许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柏林《未来》杂志,第 87 页)

“革命”一词对伯恩施坦似乎已经起了和对不少撒克逊宪兵同样的刺激作用。否则“经济革命”这个明确的名称就一定会使他明白,这里谈的不是起义。实际上盖得在这段话中无非是说,一旦获得了共和国和市镇自治,在工人构成多数的大城市中,社会主义者能够很容易地把立法和行政拿到手,这样也许在不多几个月之内就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把公社组织起来。这种期望在我看来也是很乐观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肯定是通过选票十分合法地取得社会权力,否则就用不着共和国和市镇自决权这些前提了。伯恩施坦当然把这两个重要的前提都略掉了(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理由),因而就使这句话带上另一种性质。但是他援引这句话当作马克思主义对于武装起义的狂热的证据,恰恰不会因为这种做法而更加高明些。

自从拉萨尔以来,社会民主党一向努力说明拿草叉和连枷的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而表示它原则上只争取后者。我们可以自夸的是,我们甚至已经使检察官也对这种看法有所了解——而今天我们的最老资格、最卓越的代言人之一却站出来把经济革命和起义等量齐观,认为有必要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轻率地举行起义!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著作有一种效果,那首先一定是这样的:它使我们的敌人所传播的关于我们的一切混乱观念重新活跃和加强起来,这些观念是我们曾经耗费了毕生的一大部分劳动来予以澄清的。

显然,作为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一定不是警察心目中的那种革命者,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革命者。伯恩施坦提议用“社会改造”一词来表示“社会制度的基本的改变”,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断言后一个词表达了新社会制度同旧社会制度的基本对立——伯恩施坦本人不时加以否认的一种对立。他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完成。

我乐于承认,“革命”一词可以造成误解,我也认为如果没有切实的理由最好不要使用它,但是我却不相信,按照错误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本身,是避免造成误解的正确办法。或者,我们应该根本不使用它吗?为了描述某些事件,它是少不得的。如果需要说明以下两种流派的对立:一派原则上不想超出在现存社会范围内进行的改良以外,另一派争取一个更高的、建立在新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那末,后一派的目的用“社会改革”一词就说不清楚,只有用“社会革命”一词才说得清楚。在这样说的时候,凡是对我们的党的文献略知一二的人,谁也不会怀疑社会革命和政治起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社会革命是人们在原则上确定下来的目的,起义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人们始终只能根据是否合适来判断这一手段。

但是,不仅不可以把社会革命与起义看成一回事,政治革命也是如此。按照非警察的语言习惯,把加速民族的政治生活并且使它极其有力地搏动起来的一切大政治动乱都称为政治革命,来和反革命相对,后者是使忙碌的政治活动趋于沉寂的动乱。起义或“非法的使用暴力”在这种动乱中可以构成一段插曲,一段很重要的插曲,但是它决不是革命本身。极其合法地召集三级会议和突破巴士底狱,同样构成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谁也不愿意讲一七***年的法国大起义。大家也决不会把对政治生活毫无影响的起义或非法的暴力行动叫做革命,譬如印度土著对英国鼠疫委员会的反抗。

为了“排除误解”,因此伯恩施坦恰恰按照与科学上或政治上的语言习惯不合的、通常只有警察和检察官才使用的意义来使用“革命”一词,而这些人在一场革命中是仅仅关心与刑法法典相抵触的行为的。

非伯恩施坦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政治组织必然为之努力的不可避免的最后目的。谁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他同时也就在无产阶级中间为社会革命思想准备下基础,不管它多么温和和稳重,不管它抱多么怀疑的态度面向未来。反过来说,凡是愿意使无产阶级脱离其余的政党,井使它在政治上独立的人,越是明确地在工人中间唤起对社会革命的必然性的意识,就越将迅速地达到这个目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汇合民主派、把无产阶级并入一个人民党派的政策,意味着放弃革命、局限于社会改良。

因而,对于社会革命问题的态度就这样获得了对现状的显著的实际意义。大家也许会认为,在革命问题上争吵是无用的,那等于还没有生蛋就先孵鸡。目前工人运动中的两种流派实际上是希求同样的事:社会政策方面和民主方面的改革。因此,让大家都来争取这一点,不要在没有人能知道将怎样发生的事情上进行争辩,以致扰乱团结一致。但是已经表明,我们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革命还是局限于改良这一问题,同无产阶级作为现在的政党进行组织和宣传的问题,是非常密切地连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这样,那末一个流派强调革命观点当然就表明是无的放矢了,不过改良派对他们所谓的“革命空话”的猛烈攻击也同样是无的放矢。但是在表面上象是关于词句的斗争的背后却隐藏着关于一个问题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说都是一个存亡攸关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是应当作为独立的政治组织还是应当作为一个包括一切民主阶层的人民党的一部分来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如果看到这一点,对立的尖锐性就可以理解了。

发表于 1899 年 9 月。斯图加特 1899 年德文版第 172、179—184 页。

①施杜姆和库纳曼都是德国垄断资本家。——编者注

②洛克菲勒和杰伊·哥耳德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编者注

TOP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八年十月四日)


许多发言人受到这样的责备,说他们对问题没有发表任何新的见解,使代表大会大为失望。我担心如果人们期望我说出某些特别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一责备对我也将适用。我认为在我们已经进行过历次大辩论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决定性的观点都已经提出来了。如果不是我的职务受到了攻击并且我的沉默因此会引起误解的话,我本来是不会发言的。问题在于伯恩施坦的文章。我曾经满意地说过,没有人因为我发表这些文章而责备我。各方面都承认,这些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人们仅仅责备《新时代》编辑部在发表这些文章时没有提出反驳。提出反驳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尽管这些文章作为讨论的对象很有益处,但是如果它们始终没有受到驳斥,如果它们竟在将来对党的策略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它们一定会成为致命的。我只能说,再也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加因为这些文章没有在《新时代》上引起讨论而感到惊奇了。我曾经期待所有向伯恩施坦开火的人会在《新时代》上这样做。《新时代》是党进行讨论的机关刊物。我曾经期待,尤其是卢森堡同志也会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许多时间因此损失了;另一些人答应我写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但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因此损失了。在这一期间,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①发表了,另外几篇将继续发表。我的自觉性还不足以使我认为,我在伯恩施坦发表意见以后立刻对此表示态度是很关重要的。我认为,党并没有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而遭到任何损失。但是人们把我的沉默理解成赞同,或者象帕尔乌斯所说的,理解成不知所措。哦,我不需要反驳说我不知所措的这一责备;但是对于认为我是因为《新时代》编辑部完全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场上才不作回答的这一看法,我想反驳一下。

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论,这个人在党的最艰难的时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因此流亡在外,没有可能在这里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在应当消除模糊情况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能因此有所顾虑。我只不过将努力避免任何伤感情的话,并且不再加重讨论的不必要的尖锐性。

你们已经通过倍倍尔之口听到了伯恩施坦的声明。我认为,尤其使整个党代表大会感到惊奇的是,伯恩施坦认为有必要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的观点强调成特别必要的。如果他向我们说明,合法的道路在目前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合法状态不会致我们于死命,却会致我们的敌人于死命,我们有进行民主的和经济的改良的任务,有组织无产阶级的任务,那么每个人都一定要问:伯恩施坦说这些话干什么呢?党内难道有任何人不站在这一立场上吗?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同党失去了接触。我必须遗憾地说:伯恩施坦曾经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场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等等。我相信,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施坦还向我们说明,发展并不象许多人多半会假定的那么快。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也无需作同伯恩施坦相反的强调。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假设是一个性情问题。

我不属于那些否定一切分歧的人;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策略性的和理论性的分歧,这些分歧从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摆在那里,党变得愈大,党愈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这些分歧肯定还要加深;但是速度问题恰好是一个感觉问题,性情问题。但是伯恩施坦超出了这一点。他企图用一些我完全不能赞同的论据来论证发展的缓慢情况。他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赖以建立我们的观点的根据是错误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是资本家而不是无产者在增加,那么发展愈向前进行,我们离开目的就愈远,那末巩固起来的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末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但是我今天恰恰不想详细讨论这一点,因为这一来我就必须同伯恩施坦论战了,而凡是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尽可能避免同他论战。否则我必须详细谈论职业统计和收入统计以及类似的东西,而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样做的地方。但是肯定无疑的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今天还是正确的:资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加。

伯恩施坦还说,未来的历史将不再在灾变中发展,灾变的时代过去了。他援引了恩格斯的许多话,认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不能赞同他的这种说法。我现在不能精确地回忆出恩格斯的这一切引文,因此不能说它们的上下文联系怎样;但是我知道我想不起恩格斯有任何一句话会证明从今以后没有灾变的可能。

我不打算用灾变论来麻烦你们。我只想在这里讨论伯恩施坦的危机理论中在这里的会议上也引起了反响的那一部分,即政治危机和灾变的问题。伯恩施坦认为,从现在起发展能够和平地进行,当然不是没有斗争,但是毕竟可以不经过大的灾变。无产阶级得到愈来愈多的政治权利,通过工会运动、通过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影响、通过建立合作社等等获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权力,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后者有一天融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止。这一看法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不,伯恩施坦的这一看法是以很可靠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一看法只有一个错误,而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即这些事实在德国找不到,却要到英国去找。那么人们会说:是的,完全正确;但是英国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英国给我们指出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不是这样看的。英国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但是英国就它的政治地位来说,就它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规律来说,就它的政治趋势来说,是一个完全例外的国家。我们在英国看到的条件同全世界的都不相同。由于它的历史,由于它的岛国的地位,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官僚、没有农民的国家,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农业――农业人口只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我们在英国看到,尽管经济是进步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却比别的地方小,英国的资本已经变得过分庞大,不能仅仅在英国的工业中寻找容身之处了。英国资本投放在全世界;投放在英国工业中的部分相对说来将愈来愈小,直接同剥削英国工人有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因此也愈来愈少。但是人类就本性来说是有同情心的,凡是在不同自己的利益抵触的地方,同情心总是要出来说话。因此我们看到英国的资产阶级支持工人罢工,而那里的资本主义公司却打算消灭工会。博爱主义在英国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不同,是一种力量。因此在那里工人有可能在和平的道路上不经过灾变而逐渐取得权力。这是马克思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说过的,他写道,英国是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可能的!因为并没有排除灾变。如果工人使用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资产阶级将采取什么态度,今天的资产阶级那时是否会起来叛乱,反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我们今天还不能知道。你们在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象英国这样的状态,即使在其他方面与英国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的美国,你们发现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暴力灾变的倾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美国这样大,这样明显,单是美国就已经会推翻伯恩施坦的理论了。但是我们欧洲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到处都是军国主义的最发达的形态,到处都是专制主义地统治着的官僚,不仅在君主制国家中如此,在法国也是如此。此外我们欧洲大陆上大地产还起着决定性影响,资产阶级向刺刀的统治低头,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民主力量。我们这里只有一种民主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也许还能够利用资产阶级青年时代的民主残余,但是资产阶级争取新的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伯恩施坦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取得民主,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无产阶级引到胜利,那么我要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的胜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我们根本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我承认,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是不容易发展的。我承认,英国无产阶级所走的道路是较好的,它要求的牺牲较少,我们必须希望我们能走同样的道路;但是历史的进程不是由虔诚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事实决定的,而事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道路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民主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取得。

但是有一个人相信无产阶级的胜利有可能不经过灾变吗?我但愿如此,但是我不相信会如此。民主和无产阶级将愈来愈被迫处于守势,自由主义已经让位了。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我们正处于反动势力得势的支配下。这是一个戈尔迪乌斯之结②,它愈来愈复杂,我不相信可以用与解开那一个古老的结不同的方法解开它。我们看见欧洲到处都在酝酿着大灾变。奥国不是面临着灾变吗?意大利不是面临着一场流血的灾变吗?西班牙不是吗?法国不是在酝酿着资产阶级自由同军国主义和教权主义之间的一场艰苦搏斗吗?而德国的人们正在谈论什么呢?难道是在谈论扩大人民的权利、扩大结社权吗?不是,人们在谈论政变,谈论取消选举权,谈论监狱。这是我们可能有的前途,在这种前景之下,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是不能想象的。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们中间,他会是第一个谴责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艰苦的斗争等着我们,我们为了这些斗争首先需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信任,是胜利的信心。不是那一种也许会使我们低估敌人、轻率地挑拨敌人或者袖手等待的胜利信心;不,我们必须准备作沉重的牺牲,而这一信心只能是在于我们说:不管牺牲多么沉重,并且即使我们也要遭受暂时的挫败,归根到底胜利毕竟是我们的。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么当我作为一家社会主义刊物的编辑而接受伯恩施坦的文章时,当然是失职了。但并不是这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现在也许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见解为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在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会利用第一个机会就背弃我们,而那时我们能够因为这件事现在就发生、而不是在一场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那种灾变中发生而感到高兴。不,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就会胜利。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 1898 年德文版第 126―130 页。

①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发表于《新时代》第 16 卷(1897―1898 年)第 2 册第 44 期(《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389―404 页)。――编者注

②古希腊传说中一个名叫戈尔迪乌斯的国王所打的乱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断,因此解开戈尔迪乌斯之结一语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解决问题之意。――编者注

TOP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私人启事

我已在《前进报》上声明,我决定写一部书,概括阐述我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并用以回答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各种攻击。

我认为,在这本书写完并出版之前,我不宜继续在党的定期刊物上就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争论。因此,我暂不发表我的几篇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包括一篇论述布朗基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一篇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性的论文,还有一篇反批评,是驳斥卢森堡小姐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我的文章的批评的。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已经寄给《新时代》,另一部分也是为《新时代》写的,已经写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在这里答复格·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当时我曾认为,等到普列汉诺夫宣布要写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才回答是适当的。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但是现在我不能对普列汉诺夫例外。我不能不把揭露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错误结论和矛盾这个尽管不愉快、却是轻松的工作留给康拉德·施米特去做。此外,我只好暂时请求那些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在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之后再去仔细看一遍我的受到反驳的文章①(《新时代》第 16 卷第 2 册第 25 页以下)。那么,即使没有我的任何解释他们也能够对以下的问题作出解答:对于该文所讲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到底驳倒了什么。

在我的著作发表之前,我为《新时代》撰稿的活动将只限于写些书评和论述那些不会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原则性论战的问题。

爱德华·伯恩施坦
1898 年 10 月 26 日于伦敦

我这个声明要说明,我暂时不答复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给我的公开信。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这封信的意义。我很清楚,他的论述对我们几年来研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答复他,就得和伯恩施坦进行讨论,而我目前不能这样做。我本人曾首先劝伯恩施坦写一本小册子来详细阐述他的观点,并在这本小册子问世之前避免一切论战;伯恩施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在他的小册子发表之前,我最不应该参与讨论他的观点,或者哪怕只是讨论他的思想中的比较重要的或不很重要的独特之点。

既然我一定不能参加讨论,我就只好向普列汉诺夫作如下的说明。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象伯恩施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我愈是不得不在其它观点上反对他,我愈是不能同意他在进行重新检验时采用的方法和他得出的结论――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直到目前为止发表的东西而言――我就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我和伯恩施坦一样,非常感到有必要对新的事实进行分析。在他写《社会主义问题》时,我开始研究那些似乎和我们的理论基础极其明显地矛盾的事实,即农业发展的事实。这一著作也许可以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同时发表。我希望,这两本著作将共同为不仅涉及我们策略的正确性,而且涉及我们纲领的正确性这样重大问题的一次讨论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这些著作一发表,我就会出来战斗。在这之前,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参加讨论。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沉默。

考茨基
1898 年 11 月 3 日于柏林
原载《新时代》第 11 卷(1898―1899 年)第 1 册第 7 期第 219―220 页。

①《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译者注

TOP

再论我们的幻想(摘录)
(全文共七节,这里选录了第六、七两节的一部分。――编者按语)



六、失败的革命预言和世界大战
……

现时的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是俄国革命的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现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就觉醒而走向现代民族的生活;并产生了无数的民族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威胁到要冲破传下来的国家共同体的范围,他们便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是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和民主的了,不再成为民族独立的捍卫者了。它害怕一切革命,不仅害怕社会革命,而且也害怕民族革命。自一八七八年以来,自柏林代表大会以来,它就拖延解决每一个民族问题。看来,似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所有这些问题消除掉。俄国革命就已经预先重新把这些问题提到日程上了,同时作了增补,因为它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现时的战争中潮水般涌现出来的,它们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情绪具有决定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趋势。

但是俄国革命的另一教训也对无产阶级发生了影响。这个教训表明,欧洲各国人民的命运现在是多么紧密地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是如何强烈地决定着他们的对内政策。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西欧的干涉(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财政上的)而失败。西欧的统治阶级表明了,如果沙皇制度崩溃,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就受到威胁。整个欧洲的民主进步看来受到某些强国的阻挠,首先是受到沙皇制度和在革命中效忠于沙皇制度的德国帝国的阻挠。通过一个像日俄战争那样引起革命的战争去消灭这两个强国中的一个,――这是十年前的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它迫使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加以接受。这个结论不是驱使他们进行战争,而是使他们容忍战争。

七、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和我们的幻想
所有这一切影响了下面这一点:不仅是战争的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中行动的动机到处成为如此错综复杂,人民群众对战争表示出动摇和不知所措,在国际内部发生如此深刻的分裂。

非常荒谬的是:似乎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似乎一旦战争到来时,不是选择帝国主义就是选择社会主义,似乎德国、法国以及英国(从许多方面来说是这样)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不加思考,只要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会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无疑,到处都犯了错误,但是在错误和放弃人们在半个世纪所争取的一切原则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替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定,像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社会主义呢?

我们先不谈议员和“机关”,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四百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二十四小时内一起从右向后转,直接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的呢?

如果说这是符合事实的,那末这当然不仅证明我党的悲惨的破产,而且也证明群众的破产。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软绵绵的绵羊,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

幸而,没有东西迫使我们得出这种悲观的看法。我们只要抛弃战争是选择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一固定思想,只要用对无数多样的现实的研究去代替这一简单的表述,我们就会懂得社会党和群众。这样做不会导致普遍的宽恕――我们的职责不是道学家的职责,我们既无须谴责,也无须宽恕――却会使我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的信任保持完整无缺。群众同党的机关和理论家一样,也会犯错误,而且往往犯得很多。他们会上当,也会失望。但是当他们被某些理想掌握住的时候,当他们给自己立下了坚定的目标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反复无常的。对于敌人入侵的担心,推翻怀抱敌意的专制主义的渴望,看不到人们为之服务的各种势力,这曾经在这里和那里引起许多错误的言论和措施――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引起大批地转向帝国主义观点。

……

发表于 1915 年 5 月 21、22 日。《新时代》第 33 卷(1914―1915 年)第 2 册第 9 期第 273―275 页。

TOP

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摘录)
(全书共五章,这里选录了第三章第八节、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五章第八、九节。――编者按语)



第三章 资本家阶级

第八节 经济危机
……

可见卡特尔不能消除危机。如果说卡特尔在这方面也能发生一些作用的话,那至多是使危机采取另一种形式,但是决不是更好的形式。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破产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波及个别的资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个的资本家阶级,以及依靠资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尔无法消除危机,倒是会引起破坏性大大超过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一切危机的危机。

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第四章 未来的国家
第一节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

我们虽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并不因此而认为:不经过被剥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会革命这只烤熟了的鸽子,会于一个宜人的晴天飞进被剥削者的嘴里。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这种革命,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社会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举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见过这样的例子。革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准备起来的,并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长期的反动统治所中断。

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

第五章 阶级斗争
第八节 工会运动
……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狭隘观念,以及处境比较有利的工人的贵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使整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们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阶级的战争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今日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现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现的人,这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阶级,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阶级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们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居统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见,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较有利的条件,他们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们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和他们团结起来。这些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所处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作用不同,他们消除贵族化倾向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倾向是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级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组织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廉,所以能用他们来对付有组织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钱的、而且组织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资本主义使他们沦落的影响,更不用说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们认识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薄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也会认识到:骑在陷入泥坑的人们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们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们必须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们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贵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们反对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伟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们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争,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持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① 。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②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 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的工人大众中间,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富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

第九节 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仿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用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们说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秘密组织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单有结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数都比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馆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简陋,城市与城市之间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维持各城市组织间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认识他们的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们参加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谈,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须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现代工资劳动者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没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有必要。交通工具是资本家阶级反对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比如,有了交通工具,资本家就能够迅速地把大批工人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地区招来一批工人,来换掉原有的工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人之间,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因此,随着交通的发达,日益需要将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分散的地方性运动结合成全国的,以至所有工业国家的全体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工人运动。但是,工资劳动者的这种全国性团结和国际性团结,比地方性的组织工作更加需要出版物。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是他们的生存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们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和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直接施予影响。在专制国家中,这曾经是(现在仍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巨头,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维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社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他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象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他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议会。再者,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视该阶级的议会活动能力为转移。

TOP

烤翅鸡为什么是怪叔叔?
〓〓在夜里潜行〓〓探索真相、真知、真理的解放道路〓〓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