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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历史与现实 菲律宾工运剪影》全文连载

《历史与现实 菲律宾工运剪影》全文连载

《历史与现实 菲律宾工运剪影》


前 言



  在亚洲,菲律宾是工人斗争力量相对较强的一个国家。经过多方准备,2012年7月《工厂龙门阵》的编委会成功赴菲,对一批罢工积极分子、工人组织者和工人领袖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小册子,就是本次访谈的一点成果,本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综述篇,概要介绍菲律宾的社会历史,宗教历史,工人生活和工会情况。

  第二部分运动篇,集中介绍、总结菲律宾工人斗争中的经验技巧。

  第三部分访谈篇,在接待方的细致安排下,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组织者和各类工会、机构,但篇幅所限,只能摘选内容相对完整且较具代表性的数篇访谈,使读者可以了解到1980年代以来在菲律宾从事工人斗争的组织者们的个人经历和精神面貌,并一窥菲律宾基层工会的大致情况。

  第四部分是我们同行几人的游记。

  第五部分资料篇,我们选译了英国工会代表团于1985年访问菲律宾工会的报告的前18章。该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菲律宾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实际情况,是帮助了解菲律宾的参考性材料。


  我们为何要远赴菲律宾做采访?在中国,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已经激发了众多的自发工人维权事件。要在未来的斗争中少走弯路,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有所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在黑暗中摸索。

  远的不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和菲律宾就爆发过激烈的工人斗争,既有重大影响,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次菲律宾之行,我们有幸访谈到了某些健在的工人运动老战士,他们中的不少人依然活跃于劳资对抗的前沿。当地工人的反剥削传统,抗争者的丰富个人经验,都是有待挖掘的宝藏。虽然相对整个“宝藏”来说,我们的短暂访问只获得了一点皮毛,但对于尚未经历严酷阶级战争的中国工人来说,这点皮毛的价值并不小。这就是我们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基本动机。

  菲律宾的同志和国内外很多朋友对这次访谈提供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个访谈计划不可能实现。小册子各类材料的翻译、校对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无私帮助。在此,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真诚感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见谅。


2013年9月




我们的联系方式:

邮箱:factorystories@protonmail.com




目 录



前 言 1


综述篇


菲律宾工人斗争简述 4

菲律宾天主教会简介及其与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关系 27

菲律宾工人生活、工作状况 31

菲律宾的工会 35


运动篇


自发罢工与有组织的罢工 49

罢工中的工人组织问题 53

外界支持 68

斗争工人面临的迫害 72


访谈篇


菲律宾工运史问答 76


•人物


妇女运动组织者奥菲 89

露同志 96

琳达经历的工人斗争 101

七十年代老组织者访谈 108

药品和食品联盟主席访谈 113

前酒店工会干部老杜 116

真正的民族主义工人联盟(ANGLO)毕主席 123

修 女 132

神 父 141

南他加禄省工业区简介 146

“伟大领袖”老沃 149

本田工会主席老罗 155

纸鹤老巴 159

“艺术家”老波 166

汤老伯的两次罢工 169

丰田工人访谈 175


•工会


吉普尼协会情况 181

N公司工会访谈 190

IBM——工人团结之光工会 196

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座谈 199


•事件


矿区工人的斗争 206


•其他


首都某年轻工会干事访谈 225

服装厂的罢工 227

烟草公司的罢工 229

台资厂女工:为反对转成派遣工而罢工 231

一次组织工会失败的经验 233


纪行篇


菲访谈见闻琐碎记 239

菲律宾见闻 247

菲国游记感想及见闻 251

菲律宾行纪 260

菲国游 269


资料篇


第1章 马尼拉的五一劳动节 280

第2章 马尼拉工厂中的工会组织 287

第3章 碧瑶市的工人 294

第4章 考迪莱拉山区的矿工 304

第5章 内格罗斯岛的糖业工人 311

第6章 巴坦出口加工区 321

第7章 碧瑶市的出口加工区 331

第8章 公共雇员 336

第9章 罢 工 347

第10章 棉兰老岛日记 357

第11章 镇压工会 372

第12章 工会历史和结构 385

第13章 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 391

第14章 五一工联(KMU) 407

第15章 五一工联的同盟者 420

第16章 工会教育 430

第17章 自由工人联盟(FFW) 441

第18章 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 445



后 记 450

TOP

《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一章(待续)

菲律宾工人斗争简述



  菲律宾位于东南亚,首都马尼拉,国土由几千个岛屿组成。四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菲律宾。为了满足出口欧洲的商业需求,殖民者迫使当地的稻农改种烟草、可可、蔗糖等经济作物,害得菲律宾长期粮食短缺。同时,殖民者在当地广泛传播天主教,教会则成了菲律宾的最大地主。十九世纪末,美国侪身世界第一工业国,开始挑战列强、攫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夺走了菲律宾殖民地。以保护产业和分享权力为条件,新的占领当局获得了当地大地主阶层的合作,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

  20世纪上半叶,菲律宾的出口导向型种植园经济继续壮大,相关的加工、制造业也初具规模,尤其是烟厂、糖厂与矿山。在美国资本的主导下,当地的地主一面经营种植业,一面投资工厂、矿业和银行,还兴办报馆、学校。历经数十年发展,从产业地盘到利益意识,菲律宾本土大资产阶级都已成型,他们由两百个左右世代相传的权贵家族为代表,身兼地主(种植园主)、企业家、银行股东与军政官僚(或议员)的多重身份,各自拥有数十到数百不等的雇佣兵,掌握了对付工人反抗的一套成熟手段。除了司空见惯的欺骗、威吓、小恩小惠以及由政府出面拉偏架之外,老板们自己还有三招绝技,用来平息劳资纠纷:一,关厂歇业,用饿肚子压倒工人;二,出动私家豢养的“行刑队”消灭领导者,让工人群龙无首;三,收买容易摇摆的工人,孤立坚持原则的工人,用老板的话说,“谁闹得凶我偏不跟他谈,晾着他”。

  1914~1918年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资本家大发横财,无数工农群众却丢尸弃骨。血淋淋的现实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使全欧洲的资本家陷入统治危机。1917年11月,俄国工人夺取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共和国,把社会革命的理想传播到全世界,也包括菲律宾。1931年,最具战斗性的一批菲律宾工人创建了以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共产党。

  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给了依赖出口的菲律宾经济当头一棒。生产萎缩、裁员减薪日益严重,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工潮。1934年8月,首都马尼拉及毗邻地区的17个烟厂爆发万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烟草业老板和国家机器联手行动,使出各种招数企图打垮工人:警察大肆抓人、恐吓工人家属;老板的打手开枪袭击罢工集会;自称“同情弱势”的知名维权人士来到罢工现场,劝诱工人“先复工,再谈判”。但工人顶着压力坚持了七周,迫使资方有所让步。1937年底,某外省采石场五百工人发动静坐罢工,要求废除计件工资制。为了对抗老板,采石工人想了不少点子:卧轨拦路阻止资方运货;警察拘捕工人领袖时,罢工者全体陪同领袖前往监狱;当局解送工人领袖去外地关押,工人与同情罢工的附近居民一路跟着囚车游行,轰动了整个地区。罢工者的团结气势让老板一时束手无策,只好低头。1938年,外省某糖厂工人罢工,老板一度妄图招募周边农民进厂顶替罢工者,但在工人的积极沟通下,罢工赢得了村民的普遍理解,工厂继续瘫痪,资方只得坐下来谈判。

  菲律宾的劳资双方相持不下之际,世界萧条进入了新阶段。1941年,为了确保能源、原料和市场,日本资产阶级出兵攻占了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最终于1945年战败投降。1945年夏,美国资本家跟着麦克阿瑟元帅的舰队,回到菲律宾。他们发现,与战前相比,局面已大不相同。

  利用日本占领初期的基层混乱,菲律宾农村涌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简称“民抗军”),既打击日伪,也废除了地主的租税和高利贷债务。在城市,日军的铁腕管理让工人暂时沉默服从,却大大激化了固有的阶级矛盾。日本战败后,菲律宾工人的抗争热情空前迸发出来。1945年7月,在共产党指导下,全国的战斗性工人成立了“工人组织代表大会”(简称“工组代会”),领导了几十次罢工,要求加薪和签订集体合同,多半以资方让步告终。十个月里,“工组代会”会员从一万增至八万,半数在工业中心大马尼拉地区。在农村,以“民抗军”战士为骨干,普遍建立了主张土地改革的农民协会。战后的菲律宾社会还出现了强烈的呼声,反对学校里的美式殖民教育,要求美军撤离和民族独立。一句话,劳苦大众希望改变现状的意志已势如烈火。

  稍事犹豫后,美国统治者决定改变对菲律宾的控制方式,允许独立建国,但保留美资的全部经济利益(包括麦克阿瑟元帅控股的金矿)与压倒性政治影响。1946年7月,菲律宾宣告独立。



独立之后:资本家的政府是如何摧毁工农运动的



  独立后的菲律宾,实行了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重要决定,照旧先在几百个权贵家族之间达成共识,并获得美方的认可,而后通过选票奠定大众眼中的合法性。这条上层小圈子政治的游戏规则,以及有名无实的“自由选举”对民众的良好麻醉效果,是菲律宾长期坚持普选制的两大主要原因。由于权贵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之间的交易往往需要反复讨价还价,客观上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分散低效。从1946年到今天,这个岛国每逢选举,谁的钱多(贿选买票、操纵媒体),谁的打手多,镇得住场面(篡改投票结果),谁就有把握当选。当然,权贵们也经常就选区和候选名单达成默契。

  建国之初,菲律宾剥削阶级的统治还算稳固,但一时也无力平定共产党影响下的罢工运动与农民协会。原“民抗军”总司令、种植园罢工运动组织者塔鲁克(菲共中央领导人)还当选国会议员,但旋即被国家扣上“危害社会”的政治帽子,终止了议员资格。在城市,“工组代会”会员突破了十万,就连美国驻菲海军雇佣的当地修船工人也罢工了,要求支付加班费,让美军高层大为光火。在广袤的乡村,农会要求降低地租和高利贷利息,水牛角的号声成了各村联合示威的著名信号。于是,美国大老板出马了。1946年前后,以广告商出身的兰斯代尔中校为首,中央情报局的一伙特种战专家来到菲律宾,手把手指导如何粉碎工农运动。这批高学历、举止斯文的“书呆子”专家向菲律宾的新生国家机器注入了“科学精神”,把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的最新成果与先进仪器相结合。

  美国行家的指点下,当地政府在打击工农方面变得很有章法。在农村,政府用禁令和屠杀把农会赶入地下,迫使菲共进行武装自卫。随后,当局以一套组合拳打得共产党步步后退:推行“缴枪换土地证”,引诱游击队员投降;国防部的纪检部门深入乡村,当众处决严重扰民的下层官兵,改善军民关系;国家安全机构向地主筹募巨款用来奖赏告密,出卖一个农会干部可换得相当于农场工人十年工资的现钞;一些支持农会的村庄则整个被焚毁,以儆效尤。同时,军方不惜血本组建火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在空军配合下穷追猛打每个暴露的游击目标,直至歼灭。在城市,当局中止了《人身保护令》,无限期拘留罢工工人以及同情者,但又允许战斗性工会(比如“工组代会”)继续保持合法状态,让人觉得似乎还有集体维权的空间。工人犹疑不定之际,国家用武力破坏了绝大多数罢工(直至出动坦克),并诱使每个不驯服的工会陷入分裂。

稍晚时候,菲律宾国会通过了《工业和平法》,这部法律既要求工会宣誓排除“危险分子”,在正式罢工前接受劳动部门的长时间调解,又禁止老板任意解雇工会会员。也就是说,国家总是可以借口工会有“危险分子”而镇压工人,但纸面上工会能让工人有安全感,只要老板认为工人没有威胁……

  在菲律宾军方成立的“心理作战处”,中情局专家讲解说:要收拾造反者,必须先杀得他们万分恐惧,再显示国家主导社会进步的一线希望;要阻止更多人造反,必须让他们无法在心理上与统治者决裂,这同样需要给他们一点过好日子的指望。要想营造希望的氛围,有待一位够份量的“青天大老爷”做场好戏。

1948年,兰斯代尔找到了合适的“青天”人选——律师出身能说会道、身强力壮鹤立鸡群的国会议员麦格赛赛,并安排他出任国防部长。这位部长的主要工作是扮演民众救星的角色,到处慰问贫困户、视察水渠建设、下田插秧、动辄穿着运动衫与农民一起载歌载舞。中情局请来戏剧学院的老师,教麦格赛赛如何在镜头前动情、落泪和豪放地大笑。他到处开空头支票,向农民承诺彻底土改,宣布工人享有最低工资,在大群围观者面前现场办公,惩治腐败的恶警小吏,他比周星驰更有资格拥有那句著名的台词:“其实我是一个演员”。铁拳与空话作秀并用下,1952年初,强大的共产党、城市罢工运动和农村游击队都化为灰烬了。

  菲律宾的有组织工农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被打得发懵,不知如何还手。无论在菲律宾或其它国家,当剥削阶级感觉劳苦大众可能威胁自己的统治,它就主动“换个玩法”,把有节制的劳资冲突升级为阶级战争,利用现代工业文明的一切成果(从心理分析到凝固汽油弹)削弱、迷惑、腐蚀和灭绝最富战斗性的那部分工农。阶级战争并不自动等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果单凭暴力能解决一切难题,独立后的菲律宾政权大可把浮上水面的工人运动一举荡平,不必筹划了好几年才迟迟出手。问题在于,消灭肉体容易,绞杀工人的不屈精神却难得多。

1948~1952年间的这场战争中,兰斯代尔及其同道总能比工人多走好几步棋,直至彻底打垮了工人。他们鼓励工人保持日常维权工作的惯性与幻想,然后在最意外的时刻打击工人。当工人开始警惕时,他们就在传媒上高调公告“菲律宾公民皆有依法维权之神圣权利”云云,让工人产生了新的麻痹幻觉。他们一面在乡下对农会斩尽杀绝,一面默许城市工人照旧搞罢工请愿、开群众大会、会见记者,似乎还很“理性包容”的样子。对那些力量已暴露的工人组织进行周密侦查后,国家一出手就盯着最勇敢、诚实和老练的工人往死里打。兰斯代尔之流的目标不是仅仅驱逐、杀死或囚禁若干惹麻烦的刺儿头,而是向工人发动一场“总体战”:涣散工人的队伍、唆使工人盲目行动、诱导工人怀疑自己的力量,挑动工人内讧,最终剥夺工人改变现状的勇气。兰斯代尔成功了,只有当被统治者陷于消极,麦格赛赛一类的“政治影帝”才有粉墨登场的可能。

  从一开始,头脑最清醒的那部分工人就看破了麦格赛赛的猴戏纯属骗局,但多数民众还是对大人物的假面心存侥幸。这不是因为多数人太蠢,而是由于战斗性工人处处挨打,让广大穷人看不到追随工人反抗老板的现实意义。回过头来看,那一代菲律宾工人缺少合格的思想武器、组织形式和自卫手段。作为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机构,工会证明了自己无法帮助工人对抗统治者发动的“总体战”。作为最有效的集体维权工具,单一的罢工(即不生产)只要缺乏配套措施,而国家决心压服、乃至砸碎罢工集体,工人就难免牺牲惨重,更别说落实罢工的具体目标。

菲律宾与其他地方的工人,必须尽早找出更符合斗争需求的组织形式,以便掌握如何进攻和退却才能把损失减到最小,必须懂得通盘审视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秩序,学会如何戳到有产阶级的痛处,迫使统治者有所顾忌,必须破解、缓冲老板与国家对工人骨干的“精确打击”。否则的话,难免周期性地重复灾难:工人维权有所进展,工商老板及其国家爪牙展开“总体战”,有组织工人土崩瓦解,维权成果付之东流。


  自1952年起,十多年过去了……



心比天高的马科斯总统: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强国之路



  屠刀下的工农不再“闹事”之后,菲律宾统治者便集中精力捞钱。国家用全民税收补贴私人工商企业,提高海关税率阻止物美价廉的洋货冲击民族市场。五六十年代,由于本土制造业的起点太低,在确保商品销路和压低工人工资的前提下,菲律宾老板办工厂相对容易,利润一度也比较高。由于经济持续增长,一系列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首次有了钢厂和炼油厂。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力雄厚的境外资本越来越眼馋菲律宾的市场,不甘心总被排斥在外。六十年代初,在国际财团的压力下,马尼拉的中央政府逐渐开放了国内市场,很快造成民族工业的凋敝,而且无力扭转局面。当时,除了萎靡的经济,看似稳定的菲律宾社会简直百病丛生。官商勾结的背景下,某些上层集团长期大规模走私境外纺织品对内倾销,扼杀着本土纺织业,还减少了国库税收。国家权力相对分散,权贵家族山头林立,造成各级政府与议会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从粮食自给到打击走私)常常议而不决。菲律宾政府一贯自称“亚洲民主的橱窗”,在这个“橱窗”里,普选制度、新闻自由以及独立司法似乎样样不缺,但选票、媒体和法院牢牢攥在权贵家族手中,完全是他们肆意瓜分权力与财富的工具。1950年,当时的议会多数党领袖阿韦利诺坦率表示:“如果我们不能有一点贪污受贿,作为多数党有什么用呢?我们掌权是为了什么呢?我们都不是天使”。

上行下效,菲律宾各级官吏腐败盛行,除了几百个豪门大族碰不得,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都是官府中人借机勒索的对象。就连中小资本家也被事实上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很难通过正式渠道影响政治决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庭、产业。一个没靠山的老板,随便哪个芝麻大的官儿都可能跑去敲竹杠。谁敢“民告官”,大多只会惹来无谓的麻烦。

  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失败后,菲律宾工人二十年没有加工资。新一代工人成长起来,工潮便重新抬头。1964年1~8月,三万多工人参与了86次罢工,反对裁员、要求加薪或赔偿关厂造成的损失。长久以来,进城找活干的赤贫农民川流不息,搞得首都的贫民窟里充斥着失业人口,治安也日益败坏。六十年代后期,欧洲爆发的巨大罢工运动与学潮冲击了全世界,菲律宾的校园也骚动起来。学生们充满斗志,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憎恶老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社会黑暗,渴望颠覆这个灯红酒绿的吃人社会。

  眼看局面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菲律宾的统治者日益强烈地希望涌现一位铁腕强人解决两大难题: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对这一意愿,美国也表态支持。很快,收拾烂摊子的人来了,他叫马科斯。

  马科斯来自上层家庭,律师出身。他相貌好、口才好、善搞人际关系,曾任参议院议长。1965年,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上任不久,新总统向全国公众说了一堆大实话:“国家处于深深的经济和道德危机中:侵吞国库、国有公司负债累累、无效率的农业、走私、物价上涨、贸易下滑、政府濒临破产”,在讲话中,他还揭开了特别敏感的土地问题:“一方面,广袤的土地为少数家族集中拥有,另一方面,农民接近奴隶般的贫困和租佃状况”[1]。

  马科斯许诺改变这一切,为此要求更多的权力。不过,无论谁想变动利益格局,都要做好流血死人的准备。权贵大佬也好,贪官污吏也好,谁都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几年过去了,马科斯的政治革新迟迟没有起色。事情是明摆着的:哪怕推行有限的改良,马科斯也必须超越狭窄的权贵小圈子,依靠更广泛的有产阶层,甚至得适当拉拢一番平民百姓。

  1968年,一批年轻革命者重建了菲律宾共产党,主张“从外国的和封建的剥削压迫下解放菲律宾人民”[ 2],并强化了号称“新人民军”的游击队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69年是菲律宾的议会与总统大选年,照例也是权贵们互相结盟、出卖、谋杀和分赃的年头。选举中,马科斯与竞争对手都干了不少龌龊勾当:花费巨资打点相关人等(从检察官到记者)、恐吓选民、把持投票站和暗杀对方候选人,诸如此类。最后,马科斯赢了。平心而论,这次选举的肮脏事不比以前多,但撞上了民众情绪发酵和意识觉醒的时刻。当被统治者的阶级心理趋向积极抗争,当青年学生对现存秩序充满怀疑,任何暴露在社会目光下的不公正现象都可能搅出天大的风波。

  马科斯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是伴随着抗议选举舞弊的学潮开始的,而且一直很闹腾。马尼拉的工业区时不时罢工,大批农业工人进京请愿,抗议生活恶化。校园内的风潮从未停息:学生们反对驻菲美军,反对美资老板欺压工人,要求改善穷人的生活,要求土地改革。在几个主要产粮区,地主们扩充了打手队伍,想吓住农民,却刺激了更多人投奔“新人民军”。在马尼拉,有的学生开始暗中帮助工人改进罢工的组织工作。总统府里的人坐不住了。1972年9月21日,马科斯的几名亲信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针对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假行刺闹剧[3]。当晚,与美国政府充分协调后,马科斯宣布全国军事管制,实施戒严法,管制期间保持新闻检查,禁止一切罢工游行和政党活动。军管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立即增加了对菲援助的力度,马尼拉的美国商会、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总部也陆续发电,支持戒严措施。截止1972年年底,至少六千人被捕,主要是工人和学生,也包括一些行政长官、议员、律师和记者。一时间,整个社会沉寂下来,都在看马科斯下一步如何动作。

  在马科斯心中,军事管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新,军人、资本、经济专家三位一体,构成这场革新的主导力量。他反复宣讲说,只要持之以恒地做大经济蛋糕,就能让所有人自动分享繁荣的好处,从而建设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中产社会”[ 4],也就铲除了“工人接管国家”一类激进主张的社会土壤。

  在美国顾问团的参谋下,马科斯首先改组了警察系统,几乎根除了扯经济后腿的走私现象,又在首都发起打黑除恶运动,治安明显好转。随后,各地军方收缴了五十万支民间黑枪,查禁了若干私家雇佣部队,盘踞乡间的土皇帝们顿时收敛了许多。从此,马科斯一直重用军人为自己保驾护航,军队规模也扩大了三倍[ 5]。军管后,战战兢兢的国会不再扯皮,及时通过了政府送交的各种新政法案,许多劣迹斑斑的各级公务员也分别解职、下狱,一时人心大快。

  集中了军政、立法大权之后,马科斯开始落实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蓝图。他听从国际垄断资本的建议,以出口加工区特殊立法、低廉劳力、解雇自由和禁止罢工为条件,吸引制造业投资。军管前,菲律宾只能出口原料,年销售额不过十亿美元,到1979年,出口额达79亿美元,半数为电子、成衣产品。同时,政府通过举借外债,迅速推动公路、港口与电站建设,为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与造船业服务。马科斯向外资担保不会搞国有化,但拒绝取消进口商品的高税率,继续扶持弱小的民族产业。此外,他还废除了美资在菲律宾零售业的长期优惠地位。军管的前几年,菲律宾国民经济达到9%的增长率,个别年份破天荒出现了城市失业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迹!1975年,全国工厂工人总数首次突破了五十万。

  在农村,马科斯高度重视解决粮食自给问题,投入了很大力气。通过改良稻种、加快农田水利建设、鼓励农业技术革新以及扩大稻米种植,1976年菲律宾实现了大米自给,甚至还略有出口。同时,官方团体号召大量爱国青年志愿下乡扫盲、完善卫生防疫与婴幼儿保健系统,收效显著。军管十年,菲律宾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十岁。为了支持粮食种植,也为了削弱反对派权贵的经济实力,马科斯在主要粮食产区相继向四十万无地农户发放了土地证,分发的土地部分来自国家赎买的地主田产,但也有部分来自没收的权贵乃至教会地产。

  军管前期,马科斯创造了一个大企业拥有无限自由的投资环境,赢得国内外垄断资本的喝彩,被肉麻地誉为“民族之父”。中心城市的不少白领、小生意人也觉得治安好了,衙门办事不那么刁难了,颇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打算在这个戒严法主宰的清平世界里安心发点小财。在马尼拉,工业区贴出的招工广告明显频繁起来,工人似乎多了点盼头。粮食自给后,农民也在观望生活能否迎来转机。

  但随后几年,菲律宾各主要阶级却迎来了新的社会风暴……



军事管制的另一面: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种种后果



  在菲律宾,官商勾结不算什么新鲜事。上层人士通过长久的商业合作、轮流坐庄的执政方式与世代联姻,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典型的大有产者,通常住在城市,在乡下有土地和种植园,他昨天是企业经理,今天当选议员,明天谋个行政差事,后天或许跑去出任报社老板或大学校长……但占据了空前地位的马科斯及亲信帮派,攫取的资本也是空前的,让其他统治者不无微词。

短短几年,总统的密友小圈子把持了一系列工业领域(从航运、银行、建筑到矿山),成为万众侧目的暴发户。这伙暴发户垄断了境外贷款的发放,贪图抽头的好处,放任走私现象死灰复燃。他们与外资、军方合股兴办房地产、建设工业区和水平先进的大农场,为了得到所需的土地,随意强拆民宅、强占土地,不给分文赔偿。他们插手水电项目,却不肯安置库区移民。只要受害群众起来抗议,他们就派兵开枪弹压。马科斯曾肃清过私人武装,他的密友们为了商业利益又开了招募佣兵的政策口子。1976年上马的巴坦核电站本来是国家能源领域的突破之举,但总统指定的关系户承包商与官僚合起伙来把工程变成了浪费资金的无底洞,建造预算翻了几番,还是未能交付使用。

  军管初期,马科斯出手狠辣,整治了一些对中央决策不买账的世袭权贵,包括他的原搭档、副总统洛佩斯。除了没收产业、拘押判刑等措施,军管当局还秘密处决了个别大资本家以及走得近的高官。随着总统帮派的利欲膨胀,随着马科斯越来越公开割失势富人的肉、救“新政”周转开支的急,统治上层(从老牌权贵到天主教会)对他的不满渐渐浮上水面。天主教会在菲律宾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层教士自称“神的谦卑仆人”,但私下里全是拥有可观房地产与企业股份的大富翁,教会本身更是掌握着不计其数的大量产业,而且一向有权不纳个人所得税与土地税。在大米自给运动中,马科斯已经把教会的某些土地分给了种粮户,逐步取消教会经商的免税特权,着手侵夺教会的市区房地产生意。后来,他又瞄上了教会名下的一家大商业公司,试图插一手,气得主教们拍了桌子。

  军事管制的维持,要靠军队。偏偏马科斯在军中重用本省同乡,视为嫡系,外省籍的军官统统成了后娘养的杂牌,敢怒而不敢言。军中,酝酿着倒戈的潜流……

  在农村,粮食连年增产导致米价下跌,害苦了种粮的小农户。为了拉拢大地主,马科斯拒绝向种植经济作物的四百万农户分发土地。规模经营和改良技术的引进,提高了大农场的种植效率,却使许多农业工人失业;日渐增多的大型工程建设往往伴随着强征农村土地,逼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惟有拿起武器除霸雪恨。马科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菲共“新人民军”不断壮大的过程。在全国主要产粮带——中吕宋地区,共产党游击队驱逐或消灭地主、高利贷者和地产商,减轻了农民的租税负担。农村的变乱让城市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他们(小厂主、小商人、基层军政官员、普通牧师)或是自己有一份乡下地产,或与地主群体有生意、姻亲或朋友关系。然而,军管当局既不肯过问新贵大资本家的强拆、强占行径,也不大理睬“新人民军”对中小地产者的威胁。

  无论内部如何火并,统治阶级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共识:必须最大限度压榨工人。不管工业有多繁荣,受慢性通胀的影响,工人工资的购买力还是在下降。数年沉寂后,工业区里又有了不稳的苗头。马科斯的对策是迎头痛击,下令情报部门严查工人串联。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完成改革,某些人就要多牺牲一点。如果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镇压,那是错的”[ 6]。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快于社会矛盾的积累速度,假如马科斯能无限摊大利润大饼满足工商界,假如美国靠山不计代价给他撑腰,或许他的独裁还能维持许多年。但资本主义市场的真理,就是不存在永恒的繁荣。1973年,中东石油价格暴涨,成为新一轮世界性萧条的导火索。菲律宾是个贫油国,进口能源的涨价直接影响经济和人民生活。持续的外部萧条,减缓了原料与制成品的出口换汇。政府曾给予厚望的海上油田开采,回报很小。政府越是没钱,越依赖世界银行的贷款,越难以对抗代表境外资本的世行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1979年,马科斯取消了大部分贸易保护措施,让民族工业雪上加霜,私人老板的怨言更多了。马科斯执政的最后几年,经济增长徘徊在2%,工厂开工率难得超过50%。剥削者内部清算“民族之父”,用政治换马度过统治危机的时刻,已经来临。

  七十年代末,马尼拉的大资本家圈子向马科斯递交了请愿信,要求他安排权力移交。总统选择了回避,答复时含糊其辞。1983年8月21日,流亡美国的菲律宾反对派政治家阿基诺闯关回国,打算领导国内反马科斯运动,结果刚下飞机就被总统亲信派人枪杀,震惊了世界。阿基诺死后,菲律宾进入山雨欲来的震荡期。


待续……




1 1967年1月23日马科斯在国会的讲话。

2 1970年出版的《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第三章“人民民主革命”。本书作者是菲共重建后的主要领导者何塞·塞松。在书中,塞松与他的战友们认为“菲律宾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菲律宾社会的基本矛盾”。

3 1972年9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车队遭到袭击。当时政府指控这是共产党所为。十多年后,恩里莱公开承认这是一次他参与炮制的假行刺,目的是为军事管制提供借口。

4见马科斯的著作《今日的革命和民主主义》。

5马科斯时期,菲律宾军队从军管前的6万人扩大到军管后期的24万人。

61977年5月30日马科斯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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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一章(续完)

阿基诺何许人也?



  与马科斯一样,阿基诺来自权贵家族。但与马科斯相比,阿基诺更富有,更英俊,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口才和文笔更好。他22岁当选市长,28岁当选省长,35岁当选参议员。他追求清白的名声,同时拒绝任何严肃的社会改良。阿基诺家族所在的省份,租佃率高达90%,阶级矛盾长期处于爆炸的边缘。在家族种植园里,阿基诺很早就关注农业工人的不满,挖空心思想出了“劳资共处”的法子。他鼓励工人成立工会,并与工会签订了集体合同。这份合同并无多少待遇改善的内容,但从此阿基诺可以对诉苦的工人说:“有事问工会,这是工会签了字的”。他向工人家属提供免费的简单纺织技术培训,可惜当地并无纺织厂;他安排工人子女免费上小学,当然孩子早晚还得接父辈的班。1969年,阿基诺家族年收入5亿美元,他雇佣的制糖工人年收入200美元,而在多数工人的眼中,“阿基诺少爷”是个软心肠的大善人。

  在1948~1952年间统治者对工农发动的“总体战”中,阿基诺为本阶级做出了独特贡献。那时,他以知名独立记者的身份来到山中,劝告共产党游击队总司令塔鲁克体面缴枪[ 7]。他们谈了三个月,在空军轰炸的威压下,在阿基诺“缴枪后可以恢复国会议员身份”的保证下,塔鲁克签署了投降文件,但他与战友们下山后被当场收监,结结实实坐了十四年大牢。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阿基诺的表现。他听说塔鲁克下狱,立即去探监谢罪,许诺照顾塔鲁克的子女。塔鲁克原谅了他。

  60年代末,某些“不识大体”的农业工人还是与阿基诺翻了脸。他们组织了秘密工会,要求降低地租。阿基诺的父兄们招募了成群的枪手恢复秩序。这种事,他是不过问的:阿基诺的手上不沾穷人的血!但秩序未见恢复,针对地主的游击活动反倒愈演愈烈。于是,阿基诺出面与“新人民军”首领、菲共中央委员丹特司令秘密会面,达成了技术性质的互不侵犯协定:阿基诺家族不协助当局围剿游击队,反过来,共产党也会克制当地工农的抗议行动。

  马科斯上台后,阿基诺成为不妥协的反对派。他们两人都是剥削阶级的忠诚儿子,马科斯要动利益格局,以求变法图强,所以他想独裁;阿基诺维护旧秩序,反对承担变法的未知风险,所以他要民主。阿基诺有坚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操守,不愿成为马科斯的附庸。他是军管后大搜捕的受害者,在秘密囚禁中瘦了20公斤。在狱中,他知道不少有权势的朋友在营救他,但也做了死的准备。坐牢八年后,在美方的斡旋下,当局批准他流亡北美。流亡期间,阿基诺忙于会见国内在野党派的代表。他没拿出什么新主意,还是坚持有产阶级统治下的普选制度,然而,在这个制度下,赤手空拳的穷人永远无法用选票战胜资本家的金钱和打手。阿基诺公开表示,赞成“新人民军”或工人代表参加选举,前提是“放弃暴力”。至于剥削者向工农施加的暴力,那是自古如此,天然合理的。在阿基诺看来,“法治社会”意味着穷人必须遵守富人制订的法律,而“理性维权”意味着就算有天大的冤屈,“行为过激”就活该受罚。

  1983年8月阿基诺遇害后,马科斯倒台已经是意料中的事,虽说他还想挣扎。这个阶段,后来被统治者称为“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进程”的台前幕后(一):军管时代的工人运动



  1972年到1979年,菲律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0%,但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据菲律宾劳工部统计,1977年90%的工人工资仅够勉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贫民,他们比工厂工人更穷,依靠打零工挣一点饭钱。70年代中期外向型经济的暂时繁荣,为工人维权提供了新的动力:毕竟一次罢工可能毁掉老板的一叠订单。

  公平起见,得立即说明:为了预防工人“闹事”,马科斯政权做了它能做的一切。军管初期逮捕的数千人中,最先获释的是反对派政客、律师和媒体人(除了阿基诺这样的少数硬骨头)。工人和学生则多半无限期羁押。在美国顾问的协助下,菲律宾警方引进了最新的侦缉和拷问技术(比如资料检索的计算机化),并与台湾、韩国同行交流镇压工人或政治犯的经验。但正如一位当年的罢工积极分子所说:“老板杀人也挡不住工人组织起来”。工业区出现了一个个工人小组,最初的聚会理由可能是游戏、看孩子或者学跳舞,那些对老板的压迫特别敏感而渴望行动的人,会彼此靠拢。个别主张社会革命的学生,这个时期也离校入厂,帮助最初的工人小组站稳脚跟。


  1975年10月24日,一家私人酒厂发生罢工,要求改善待遇。这是军管以来的首例罢工,而且得到了周边社区贫民群众的支援。罢工44小时后,雇主被迫让步。同年11月,首都发生反政府学潮。同年12月,在菲共指导下,战斗性工人的地下组织“菲律宾工人协会”发动了第二次罢工。这段时间,在不少工厂,工人自发地短暂停工,颇有出了一口恶气的感觉。马科斯的反应是重申罢工非法,但工人已经不大看总统的脸色了。1975年11月到1976年1月,光是在大马尼拉地区,4万工人发动了至少25场罢工。1976年春,官方宣布允许“某些罢工”合法化,这一让步只能说明政府在摇摆或者试探,不能影响罢工实践,因为自发的工潮照旧是不守什么官订程序的。同年六月,新的连锁工潮开始了,政府指示加紧镇压,但工厂里出现了更多的小组。情报机构的协调下,警方与工商界合作组建了许多秘密暗杀队,不断绑架暴露的工人小组领导者,形成一股“失踪”潮。


  1977年是军管五周年,虽然经济起伏不定,但菲律宾有了一个工业家为主的新富阶层,市容也更繁华。与此同时,75%的工人工资依旧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每隔几个月,这里那里就发生一次自发罢工,让政府防不胜防。几年里,更多的工人被“失踪”,更多的学生匿名进厂,协助工人组织,对工人运动的同情从贫民扩大到白领阶层。1980年,战斗性工人成立了全国组织“五一工联”(KMU),接受菲共的政治领导。1981年,马科斯形式上结束军管,却随即颁布了换汤不换药的《公共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引起更多人对他的憎恶,而憎恶又化为嘲骂。一位“五一工联”干部回忆说,当时的社会情绪“觉得一条狗都可以当总统,只要它不是马科斯”。取消军管后的四个月里,发生了上百次罢工。


  狼狈不堪的马科斯第一次想讨好工人了。他下令提高最低工资,责成私人老板给工人加薪并支付加班费。工人不理他(菲律宾的劳动法规,凡是有利工人的条款,从来是废纸一张),老板更厌烦他了。1982年,马科斯想重振铁腕人物的雄风,大批逮捕“五一工联”的干部,但这一年还是发生了157次罢工。官方工会的基层组织也卷入了工潮,个别厂一级的官方工会被罢工工人改选,扩大了面对老板的周旋空间。


  毋庸置疑,马科斯的革新努力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搅动了菲律宾社会。正如阿基诺生前担心的那样,失衡的快速发展,难免带来失控的阶级斗争。在罢工运动中,身为社会生产的直接控制者,具备工业纪律的菲律宾无产阶级,初步显示了它的力量。部分学生、贫民、白领和文化界人士半自觉地跟从着它,希望一路走到没有剥削压迫的新天地。绑架、拷打和杀戮吓不倒他们,捐款和各种外围协助源源涌向了“五一工联”。有产阶级也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并希望主动地加以利用。早在70年代中期,某权贵家族的代表就秘密接触菲共的马尼拉地区领导人,试探在城市“搞搞震”的现实可能。1975年年底,天主教会直接支持反政府示威,把它与总统的裂痕公开化了。菲律宾的前途,取决于到底哪个阶级将主导反独裁运动,工人还是资本家?



“民主化进程”的台前幕后(二):1986,愤怒与矛盾的一年



  美国一直严密控制着菲律宾的政治生活,而且惯于同时扶持几个实力派互相牵制,自己扮演仲裁角色。就连马科斯,也一直没能挣脱来自大洋彼岸的狗链子。1985年,上千名菲律宾中下层军官半秘密地成立“军队改革运动”,要求撤换歧视杂牌同僚的军队高层。马科斯本想把犯上的军人一锅端,美国却放话禁止他这么做。同年,美国国会披露了马科斯家族的海外资产清单,引起菲律宾舆论界的一片哗然。在此之后,《纽约时报》“奉旨泄密”,把马科斯当年为了争取选票,伪造抗日英雄履历的丢人黑账,一五一十翻了出来,让马科斯臊得无地自容,抓狂又没辙。一切,都指向了1986年初的总统选举。


  既然马科斯赖着不走,美国决定与他拉开距离,并间接施加压力。与美方配合默契的上层反对派,开始整顿队伍。一小批实业家成立了“核心小组”,协调各路在野势力。阿基诺家族派出秘使,穿梭于工商界、媒体、军方与权贵家族之间,说服多数上层势力共同抛弃马科斯,以免局势失控。当有的政客不愿让出参选机会时,天主教会出面摆平了选举利益的纷争,推举阿基诺夫人为反对派的统一候选人。1986年2月21日,经过了投票、互相指责对方舞弊(马科斯和反对派照例分别搞了贿选和做票)、总统调兵进京与马尼拉的反对派百万人集会等等戏剧性场面之后,在美国政府的指示下,军方反水了。马科斯出逃夏威夷,他的24年新政正式告终。


  菲律宾共产党也好,“五一工联”也好,都对貌似突发的变局感到十分意外。菲共影响下的工人对有产阶级核心部分的密室阴谋毫无知觉,错过了主动参与这次运动的机会。当马科斯企图在首都强行清场的危急一刻,倾巢而出、跑去鼓动首都工人上街的,是天主教会的牧师们!但上街流血又流汗的几十万工人,只是充当了阿基诺夫人“民主凯旋”的无名炮灰。


  匆匆就职后,阿基诺夫人的内阁使出浑身解数,弥合权力更替造成的上层裂痕,尤其是防范下层群众趁乱夺权。他们再一次证明,剥削者可能在许多领域是纯粹的外行,但绝对精通怎样维护统治地位。矿业大亨翁格平充当了阿基诺夫人的高级顾问,他的建议归结为两句话:“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


  选举期间,阿基诺夫人专门去工业区和码头向工人演说,许诺落实工会和罢工权。新政府上台后,一面释放了狱中的几位“新人民军”领袖以示开明,一面动员各地的权贵家族,恢复以往的私人佣兵队,因为内阁担心普通士兵受到群众运动的感染,或许靠不住了。马科斯完蛋以后,工人运动似乎解放了,涌现了二百个新工会,从二月到十月,各地发生了至少五百次罢工,多数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阿基诺政权没有急于跟工人撕破脸,它宣布同“新人民军”开启和平谈判,借机要求工人暂退一步,为谈判营造“民族和解”的气氛。在菲共的指示下,“五一工联”提出了“最大程度自我克制的(罢工)原则”,引起许多内部议论。从三月起,政府“只做不说”,重新收紧工人身上的枷锁,首先是授权军警压制自发罢工。


  1986年五一集会上,阿基诺夫人在三十万工人面前发表演说,一面发誓尊重国际通用的保障劳工团结权条款,一面要求工人提供六个月的缓冲期,静待政府的改良措施。她号召工人“忍耐、谅解和支持一些特殊的政策和计划,这种计划可能不会立刻对你们这个部门有利,但是从长远来说,它将使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富强,足以实现劳动者的梦想”。那一年,她接二连三讲了不少深得民心的漂亮话(从土改、扩大就业到调查军管时期的两千起“失踪”案),当然,政府在上述领域始终“只说不做”。


  统治者懂得,在街头运动导致政权更迭的时期,“不能让工人太嚣张”。阿基诺夫人的内阁公开拒绝提高最低工资,以免刺激工人的胃口。同年八月,警方加剧打击自发罢工。从1986年3月到1987年4月,在罢工现场被枪杀的菲律宾工人,竟然比1972年戒严令公布到1984年底类似的遇害工人的总和还多。当巴坦出口加工区发生罢工,政府干脆派出军队,当街杀人。


  整个夏天过去了,政府与菲共的和谈在继续,“五一工联”在等待谈判的结果。这段日子里,无数工人生平第一次投入自发罢工并关心政治生活,他们对斗争的步骤、手段、组织形式、敌友的划分以及工人运动的目标各持己见,而“五一工联”却被“静待和谈结果”的想法束缚了手脚,没能引导自发罢工运动找到前进的最佳途径。


  1986年11月13日,“五一工联”主席奥拉利亚以及司机遭到资本家打手的伏击虐杀。这是一次典型的“斩首行动”,客观上是对工人战斗状态的深度测试。尽管奥拉利亚还算不上工人运动的“最高权威”,但他领导的“五一工联”早已是工人斗争的著名旗帜,对他的谋杀,刺伤了整个无产阶级。1986年11月20日,至少50万工人、贫民为奥拉利亚送葬,队伍延续了22公里长。对许多工人来说,深深的悲愤过后,是茫然无力感,痛觉“天又翻回去了”,少数人变得急躁。至于菲共,它继续忙于和平谈判以及设法参与国会选举,直到1987年8月,站稳脚跟的统治者主动终止了和谈并重新围剿“新人民军”。缺少全局战略的自发罢工运动跌跌撞撞,又延续了两年(1987年436次罢工,1988年266次罢工),终于告一段落。菲律宾工人运动的历史性高潮过去了。


  阿基诺政权完成了本阶级赋予它的使命,让上等人依旧是上等人,而下等人依旧是下等人。它削减了总统权力(比如独自中止人身保护令和宣布军管的权力),保障了不会轻易再出一个马科斯,以民族自强之名搞得其他有产者鸡飞狗跳。它贱价甩卖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借了更多外债,熬过了八十年代的经济低迷。



九十年代至今:勉力支撑、艰难度日的工人运动



  1989~1991年间,在中国、东欧和苏联发生的变化,影响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包括菲律宾。工人夺取政权的社会革命理想,从此受到广泛的嘲笑、质疑和无视。作为社会思想的晴雨表,九十年代后的菲律宾学生很大程度上沉迷利己主义,专注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五一工联”逐渐分裂了:有些人成天嚷嚷“城市暴动”,最后一事无成;有些人依附于打着爱国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客(比如九十年代的拉莫斯总统);有些人满足于当一个专职的工会官员,为会员、更为自己搞点福利,不再关心“阶级解放”一类大字眼。


  近二十年的菲律宾经济,长期处于低谷,依靠八百万海外打工者的巨额侨汇勉强维持。粮食自给的政策被遗弃了,菲律宾再次依赖进口大米。西方推动的国际贸易自由化、1998年金融风暴和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反复摧残下,这个岛国的工业资本相当颓败,工厂规模变小,工人更难组织。阿基诺夫人以来的历届政府,一贯厉行“出口加工区”政策,既是为了吸引外资,也分流了马尼拉地区的工人队伍。全国两百多个出口加工区的普遍特点,是偏僻封闭,就像远离城镇的一个个小王国,事实上采取了“无工会、零罢工”的原则。各加工区的60万工人不仅彼此分散,也失去了传统的周边贫民社区支援。早在阿基诺时代,政府就取消了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各地、各经济特区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政府修改劳动法规,通过了许多反工人的条款。这些年,不仅“五一工联”备受打击,官方工会也在萎缩中:七十年代末,工会普及率达到10%,2012年仅有2%左右。


  针对“五一工联”这类战斗性工人团体,政府、媒体、娱乐圈、基督教会、学术界和教育界开展了无孔不入的抹黑战,不是说“工人要知足,其实老板早想搬厂了”,就是说“哪里有‘五一工联’闹事,哪里工人就失业”,不是说“搞罢工的人都不信天主,没有灵魂”,就是说“非法罢工是恐怖主义,出了事没人同情”。在统治者的洗脑攻势下,尤其是在“个人顾个人、傻子为大家”的消沉社会氛围下,新一代工人多半不敢接触工会组织者,往往具有胆怯、蒙昧的精神特点。进入21世纪后,菲律宾工人的待遇很差(收入普遍只够吃饭穿衣、缺乏社保),不夸张地说,多数工人一旦失业立即有挨饿的危险,但他们十分恐惧正面的劳资抗争,对任何反剥削话题态度冷淡。工人维权的主要途径不再是罢工,而是没完没了的打官司扯皮或街头请愿。相当程度上说,菲律宾工人运动的战斗传统被切断了,过去几十年拼死抗争赢得的许多成果,已经荡然无存。


  尽管工人的总体情绪相当萎靡,菲律宾政府还在继续灭绝有组织工人,显然有着“积累实验数据、改进操作工具”的长远打算。除了公开使用军警驱散、逮捕、殴打和枪杀罢工工人之外,国家机器还有条不紊地暗杀罢工积极分子、工会干部以及同情者(比如律师、学生、牧师),造成工人运动进一步孤立无援。“五一工联”的一位前辈感慨说:“马科斯时代活下来的许多工人,死在阿基诺时代了”。最近十年,至少有上千名工人、农民维权分子或同情者被暗杀、被“失踪”,蒙难者的名单每天都在加长。


  菲律宾工人阶级承受了无数的苦难,遭遇过严酷的战斗。它经历了荣耀的时刻,也曾陷入彷徨无计的心境。对中国工人来说,菲律宾工人的经验教训,是一座神奇的宝库。中菲工人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数量、收入、教育程度、文化兴趣或所属工业部门的水平,而是位于不同的斗争阶段。菲律宾工人的“过去”,很多方面可能是中国工人的“将来”。这本小册子的作用,就像是做一次阶级斗争史的“时光穿梭”,把中国工人的某些未来经历带回来,供现在的工人参考。


(第一章完)




7 即上文提过的原“人民抗日军”总司令、菲共中央要员,曾当选国会议员的塔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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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二章

菲律宾天主教会简介及其与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关系



  四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侵入菲律宾后,逐渐把天主教传入当地,目前全菲约84%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几百年间,菲律宾虽江山屡次易主,天主教却始终屹立不倒。



征服人心,协助统治



  刚到菲律宾的时候,西班牙殖民者只知道压榨和屠杀当地民众,激起了各种反抗和敌视情绪。为了改变这一僵局,西班牙天主教会派人赴菲传教,采取了“攻心为上、软硬兼施”的对策。传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督促殖民当局改善交通,把散居在山区、丛林中的当地人“移村并镇”,集中安置在以教堂为中心的一个个“教区”里,便于传教和控制。在教区中,教会掌握着行政、司法、教育和经济权力,向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生活方式,把宗教影响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的传教带有半强迫性质,推广速成班式的集体入教,然后从娃娃抓起,让初代教徒的子女后辈逐渐虔诚,即所谓“先入教,再信主”。

  在教会的引导下,教区中的当地居民对入教前的习俗有所取舍,并围绕教堂活动重新编织了个人的人际关系网,即所谓“教亲”关系(有别于血亲关系)。这种教亲关系延续至今,成为教会支配民众的传统渠道。在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的几百年间,教会对维持政治稳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号称“每个传教士都是将军,背后都有一支(保卫殖民政府的教徒)军队”。

  拿破仑曾经说过:没有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维持社会不平等。菲律宾天主教会也不例外,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特殊工具,也是统治者的一部分。教会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为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控制,也表现为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殖民地时期,它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从事广泛的工商投资,拥有数量众多的学校、传媒机构。上层神职人员大都是收入丰厚的有产者。19世纪末,教会既维护地主对佃农的高地租,又陷入本土资本家与殖民者的利益冲突中,威信有所低落。1898年独立战争期间,菲律宾爱国运动宣布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击毙和驱逐了许多西班牙传教士。

20世纪初,美国成为菲律宾的新宗主国。美国政府一面在菲推动政教分离,剥夺了教会的行政权,一面给予它巨额补贴,让天主教继续充当剥削秩序的支柱。在三十年代,教会成立了多个群众组织,对抗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主要的手法是用小恩小惠挑动工人及其家属陷入内斗。

1946年菲律宾宣告独立,天主教会进一步以中立、“慈悲”形象出现,对统治者“小骂大帮忙”,孤立斗争意志最强烈的那部分工农群众。1945年,教会成立“天主教福利组织”。1962年,教会高层指示基层神职人员踊跃下乡,“从发动大众,变为组织大众,从社会福利到社会公平,从发展到解放”。在教会外围组织“全国社会活动秘书处”的督导下,教士们成立农民团体,参与社会与经济改良(兴办信用社、农业建设、合作协会、村办企业)。所有这一切的大背景,是菲律宾农村阶级矛盾激化与难以根除的共产党游击战争,让养尊处优的主教们担心失去群众基础。


  由于地主资本家的重重阻挠,由于菲律宾的普遍贫困,教会的改良措施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缺乏持久的实效。农业合作社受到地主的压制、恐吓,而施舍粥饭这类传统慈善,终归是喂不饱不计其数的半饥饿贫民的。



军管、教会的分化与工人运动



  七十年代初,菲律宾政府宣布军管,左手镇压群众,右手发展经济。军管后,天主教会成了唯一合法的全国性民间组织。军管的头几年,教会一直支持政府的高压政策,但是很滑头地拒绝公开表态。

  另一方面,由于教会世代把持教育领域,并培养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教士、修女群体,使得教会基层吸纳了不少平民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投身改良项目,但是往往一事无成,面对各种社会惨象,他们无所适从。六十年代末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爆发,1968~1969年欧洲工人运动的强劲冲击,促使菲律宾天主教会发生分化。家资巨万的主教们坚持替军政府说话,而若干基层神父、修女暗中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者提供帮助,甚至直接到工业区去做组织工作。面对内部的激进分子,天主教会恐慌了。当时,某高级教士这样总结了教会上层的担心:“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激进的左翼所宣扬的革命理论引发了暴力和流血事件,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机会加强对教民的影响,提出一些吸引人的方案,去真正地实现公正与公平的话”,菲律宾就可能爆发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革命。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内部也乱作一团,为了加强财政,军政府损害了教会的经济特权(比如教会下属学校、医院的免税优惠),让后者逐步得出结论:“你敢挡我财路,莫怪我断你生路”。1978年,教会电台首次播发未经官方审查的政治评论。1979年10月,菲律宾红衣主教要求马科斯下台或不再参选总统,以免“爆发内战”。1983年2月,教会要求下属的三千名修士统一思想,站在马科斯的反对派一边。1986年2月,天主教会积极参与、主导了推翻军政府的街头运动,为资产阶级和平“换马”成立新政权、巩固统治秩序赢得了时间。



九十年代至今



  从90年代至今,菲律宾天主教会经历了一个不断保守化的过程。在利用工人推翻军政府之后,教会收起了“温和改良”的假面具,积极配合政府抹黑工人斗争。少数坚持工运理想的神父,受到教会的排斥,时刻面临政府特务部门的暗杀威胁,继续着或明或暗的工人组织工作。一位长期从事工运的神父这样解释为何多数教士拒绝从事社会改良:“一是因为和工人接触就要(同情)共产主义信仰,他们不愿意;二是一部分教士本来就是靠压迫工人为生的,三是怕被(政府特务)暗杀。”换句话说,当工人可能威胁到老板的时候,教会就愿意接近工人,免得工人“闹得太过分”。当工人陷入消极,教会也就放心回家过安逸日子了。

  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历史,是一部协助有钱人欺骗工人、农民的历史。它擅长装好人,也不乏当机立断的铁血意志。在教会的顶端,坐着一群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嘴上满口仁义,心里全是生意。工人要想识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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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人生活、工作状况

菲律宾工人生活、工作状况



  本篇通过受访者的个人回忆,结合一些文献,来描绘1980年代菲律宾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大致状况,以便更好地了解当时工人运动兴起的背景。

  前文介绍过,菲律宾工业基础薄弱,工厂和工人的规模、数量远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直到现在,90%的公司雇员不超过十人。雇员超过20人的就算大工厂,很少有工厂会超过两千人。全菲律宾的非农业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占人口总数15%),相当于深圳市人口的数量。非农人口中,将近一半的人靠做散工谋生。一方面,无地的农民们不断进城,另一方面,工作机会始终有限。对于菲律宾的贫民来说,能够进厂打工就算很幸运了。这样的情形下,资本家极易把工资压得很低——你不做,大把的人等着做呢。

  和中国一样,菲律宾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但很多工人的工资达不到最低标准。1984年2月关于北马尼拉的一份报告指出:在100个工厂里,67个厂的集体谈判合同规定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工人的加班费甚至不比正常上班工资高。工资总是赶不上物价。菲律宾的天主教会鼓励生育,一个家庭生养六七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养家糊口的巨大压力,也使得很多工人不敢轻易和资方对抗。据统计,1980年代,菲律宾人口有8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营养不良。

  因为工作不好找,工资收入低,家庭压力大,菲律宾工人不像国内的年轻工人那样可以频繁地跳槽。他们往往是找到一份工作,就尽量做下去,因为工作一停,吃饭马上成问题。老板根本不愁招不到工人。他们可以规定苛刻的录用条件,比如招个普工也要求高中学历。1980年代,甚至到现在,很多工厂都只招18~24岁的年轻工人,只有服装厂会录用25岁以上的工人。在有些工厂,工人过了30岁就被辞退。而解雇工人是很少给赔偿的。在菲律宾打劳资官司很困难,动不动就要耗个几年,有些案子打了十年才有结果,普通工人根本拖不起。

  尽管工人工资已经被压得很低,工厂还是普遍地使用临时工(短期合同工)。他们的合同只有几个月,社保、退休金一律没有,订单一赶完就要走人。临时工在受到工伤以后,就会马上被解雇,而拿不到任何赔偿。他们是不许参加工会的——哪怕是资方控制的工会。他们的基本工资只有正式工的75%,许多人在厂里干了三年以上,每天工作12~15小时,到头来仍是临时工。这在菲律宾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中很普遍,女工更是深受其害。当然,千方百计从工人身上榨油水,这不是菲律宾老板的专利,而是“老板”这个角色的本性。


  一个工人说:“我们如同破布一样被丢弃,用完后就和垃圾一起被扔掉。厂里对待我们就像对待牲口。工厂主们对待宠物狗要比对待工人好得多。他们让狗住大屋子,喂它们吃肉,还备着兽医。”


  菲律宾的法律强制要求工厂买社保,工人交一半钱,公司交一半。不过,据一些工人讲,他们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到的钱,大约只及平时工资的七分之一。打个比方,现在一个月挣到3000元,退休后每个月只有400元左右的退休金。现在菲律宾政府又增加了新的社保品种,但和其他国家一样,养老保险的基金总是不够用。

  菲律宾的医疗设施条件很差,药品昂贵。在农村,很多必需药品都奇缺。政府口头上一再允诺要改善国民的医疗条件,实际行动却是另外一码事。1982年12月,马科斯总统签署命令,拆除马尼拉一家有1300张病床的医院,地皮用于建造形象工程。结果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抗议运动,最后医院才勉强保住了。菲律宾没有职业病防治法,没有职业病医院一类的机构。法律上只是要求雇主要给工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没有细节上的规定,更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工厂的正式工是有医保的,但正式工比例低,因此享受到医保的工人有限。最可气的是,工人通过公司交了医保的费用,有的公司却不知把这笔钱用到了哪里。到了工人生病的时候,政府部门说公司没有给工人缴纳医保。工人就这么失掉了保障,面对昂贵的医疗费,有人只好去借高利贷,以致负债累累。也有工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免费的医疗小组,举办义诊活动,但对庞大而贫困的工人群体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讽刺的是,菲律宾医护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往往因为国内医院的工作繁重、报酬太低而通过中介出国找工作。

  至于广大农民和农场工人,处境更是糟糕得多: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一概没有,在大地主和大资本的压榨下,三十年来他们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观。

  城市贫民的生存条件,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无力租住房屋。一家人屈身的窝棚,有的建在随时可能塌陷的城郊土山上,有的在蚊虫肆虐、肮脏无比的垃圾山上。年幼的孩子们就在垃圾堆中玩耍。条件如此恶劣,贫民们还要面临被驱逐出窝棚、无处可住的危险。在老板和工人的斗争中,他们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发生罢工的时候,老板会用稳定的工作来诱使贫民顶替罢工者,或是充当袭击工人的暴徒。工人则要想办法团结贫民,不让他们被老板利用。

  菲律宾也在推广普及高等教育,但是能够供得起孩子上大学的工人家庭很少,大学毕业后能找到好工作的工人后代更少。政府应付就业压力的一招,就是延长教育时间。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除了4年的学习,还要加上2年的军训。教育费用也跟着提高,引起很大的社会不满。由于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比工作岗位多,每年大约新增50万的失业人口。国内就业难,迫使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出国找工作。更多的没上过大学的人被输出到国外做佣人、建筑工等等,由此也发展出一批外劳组织,帮助海外的务工者组织起来维权。

  像国内很多普通工人一样,菲律宾的工人也希望能够摆脱给人打工的命运,自己开个小店。只是,在我们国内,即便是普工,如果平时节约一点,几年下来也有机会攒一点小本钱开店,做点小买卖。也常听到人们在说谁谁靠做生意发财了的传闻,虽然不一定轮到自己,但总能让人抱着希望。哪怕做生意赔了钱,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回到工厂,继续挣工资。但对于菲律宾工人来说,省吃俭用也很难有足够的钱去经营一份小买卖。再加上普遍的贫穷,购买力低下,即便开了店,能维持多久是个未知数。极少听说有人做这种小生意发财的。有些人只是在顺利拿到退休金后,才能换来一个刚够过活的小店主或者吉普尼司机的营生。对于年轻的平民女孩来说,嫁给一个外国人,比上学受教育更容易得到体面的生活。生活的持续贫穷,工作机会的难得,促使想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们必须想办法留在厂内向资方争取,而不是一走了之,寻找挣钱更多、受气更少的工作。

  1980年代,面对国内工人的罢工潮,政府颁布了很多禁止罢工的法令,有的针对工业区,有的针对行业。工人一旦罢工,会受到严厉打击。国家甚至会出动部队,使用坦克、机枪来威慑他们。由于建厂成本低,又有大量失业、半失业人口作为劳动后备军,工厂主会使出关厂、解雇全体员工的杀手锏。这使得菲律宾工人的斗争比起国内工人要艰难很多。他们的每次斗争都可能会付出失业而沦为贫民的代价。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和组织者被捕,甚至倒在政府和资方的枪口下。环境是这样严峻,工人们要想代价尽量小些,收获尽量大些,靠单打独斗固然是不行的,集体行动前不进行计划、组织,也难以成功。为此,首先需要建立工人自己掌控的组织,充分团结和动员最大多数的工人积极参与斗争,同时要有策略地、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条件来对抗资方和政府。



菲律宾的工会



  在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工会是重要的组织形式。

  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菲律宾政府允许工人或其他团体自主成立工会,但程序非常繁杂。工会成立后,还要再符合一系列条件,才能代表会员跟老板进行集体谈判。比如法律规定,在一个公司里,只有争取到50%员工支持的工会,才有权和资方就工人工资、福利、假期等方面,进行集体谈判,最后达成书面协议(类似国内的“集体合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正是通过各类程序、规则制约工人的组织,让战斗性工会组织者不得不在争取工会合法性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另一方面,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对付那些打算成立工会的工人。如果老板发现有工人策划搞工会,就会开除领头者,甚至把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炒掉。公司管理层会找工人家访,劝阻他们入会。有的公司建立情报网,专门监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仅在工作中监视他们,连工人的私人生活也不放过。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工人要组建工会,必须秘密活动。

如果工人组建工会的势头挡不住了,有的老板也会来软的。比如在工会选举时,宣布工厂放假,让工人们投不成票;或者邀请工人吃饭,在饭桌上劝服工人不成立工会。如果工会还是在工人的努力下组建起来,资方就把工人选出的工会代表调到条件恶劣的工作岗位上去,给代表穿小鞋,找茬把代表逼走。有些大公司甚至未雨绸缪,在雇佣合同上写明不准任何工人加入工会。新员工将受到严格的筛选,厂方设计专门的测试,查找那些有支持工会倾向的工人。过不了关,就别想上岗。

  在老板们的百般防范和“严打”之下,即便在工会势力最兴盛的1980年代,也只有不到10%的工人加入各种工会之中。

  社会各类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工人的集体斗争——控制工会,渗透、参与乃至操纵工人的斗争进程。菲律宾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工会组织,有很多不同立场和背景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在争取工人经济和政治权益方面,它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作用。

下文介绍的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以下简称“菲工大”)、自由工人联盟(FFW,以下简称“自由工联”)和五一工联(KMU)都是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由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会到各企业中动员工人,或者劝说资方成立附属于它们的工会。各企业的工会可以选择是否加入某个联合会,加入后要缴纳会费,同时可获得该联合会提供的服务和支持。


亲政府工会:菲工大


  菲工大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工会,它在马科斯政府的支持下,于军管法颁布后的1975年成立。仗着政府撑腰,它成为菲律宾会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工会。1985年10月12日的《马尼拉时报》写道:“菲工大一贯支持马科斯政府。他们总是根据政府头面人物的指令来制订有关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菲工大的领导人也在政府公司和新社会运动党(KBL)机构中担任要职……”

  在发生工人斗争的时候,这样一个亲政府的工会都做些什么?且看如下一个案例。


  公平购物中心是马尼拉最大的商场之一,有223名雇员。商场有很多违反劳动法的地方。

  一个附属于菲工大的工会联盟,最早和该商场联系建立工会,使商场工会成为这个联盟的分支。工会会员每月的会费中,5个比索交给工会联盟,3个比索交给商场工会。后来会员们发现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商场签署了一项集体谈判协议。会员们质疑这个协议的作用,因为他们拿到的工资还是全国最低水平,有些甚至还达不到。其中7名积极分子(包括工会主席)被商场栽赃,以盗窃的罪名遭到解雇。工会联盟却声称羞于为他们提供帮助。

  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并举行了罢工,要求让这7名被解雇者复职,还要求执行第1、2、3号工资令,实行假日津贴,并停止破坏工人工会的行动。商场的营业额从每日70万比索下降到仅1500比索。六个月后,管理层承认了工人的这个工会,并同意在劳动就业部的仲裁下给被解雇的7名雇员支付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最初的集体谈判协议过期后,菲工大的工会联盟也已退出。工人工会认为,菲工大的工会联盟卖身投靠资方,控制工会会费并从中牟利,不为会员提供福利或服务,问题发生时他们就消失不见。


  与菲工大敌对的工会,批评他们软弱无力,站在雇主、政府一边。一些和工人联系密切的教会人员,也对菲工大评价很坏。一位主教说,在某省,菲工大为了在五一节集会时招揽工人凑数,给每个参加的工人50比索的报酬,外加一件免费的T恤衫。菲工大自己的会员也因为其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无能,表示出极大的不满。1985年5月,一个菲工大的干部劝说银行罢工者不要参加其他工会组织的游行,而要参加支持菲工大头目的游行。想不到就在这次五一节,政府在劳动法中又加上一个新条款:如果工人不遵守资方发出的复工命令,资方就有权解雇工人,另找人取代他们。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一个主流工会系统的头目能说会道。他来到一个家具厂,劝说工人们成立工会,加入到他们的系统中。当然,他们能够劝说越多的工人入会,就可以通过收会费挣到越多的钱。工会组织者和厂方的人交情甚好。厂方原本答应成立工会之后,会给签约加入工会的工人发奖励。结果工人没有得到,全都被工会拿走了。工会成立后,合同里的条款都没有落实,他们也不肯费心给工人争取利益。后来厂里不景气,裁员,34个员工被解雇。工会听之任之。工人们得知工会头子收了厂里的贿赂,不可能再依靠工会了……”


  “一家一百多人的箱包厂,厂方要雇佣新员工替代很多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工人找到厂里的工会寻求帮助,但那个工会坚持‘依法维权’,先去上诉,结果被法院驳回不予立案。工会只好搞罢工,但准备得很仓促。罢工的时候,并没有把工厂的厂门堵住,大家只是在厂门口傻站着,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没有迫使工厂的生产瘫痪,工人的行动也就毫无结果……”


  政府为什么要主动成立工会,组织工人?另外,即便是成立不给厂里“找麻烦”的亲政府工会,老板也要给工会出点血,支付会费和工会职员的工资。那么,为什么会有老板允许在厂内建立工会,甚至鼓励工人加入?

  首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既然资方总要压迫工人,那么,自发的劳资纠纷就始终有可能浮上水面。这是不论政府、资方如何限制、打压,都根除不了的。所以,建立一个政府或老板能够控制的工会,就可以尽量约束工人,把纠纷引导到“安全”的渠道。按照程序,受侵害的工人要先去找工会。而这类工会总是例行公事,跟资方没完没了地协商,或者走法律途径。这类工会领导人都乐得跟资方搞好关系,也容易被资方收买。除非工人施加了较大压力,工会才不得不考虑“行动升级”,比如罢工。但工会缺乏斗争性,也就意味着它们缺乏组织工人行动的经验,也不会投入很大精力,效果自然很差。总之,工会把工人的抗争力量消磨掉一大部分,资方的潜在损失也降到最小了。

  其次,这类工会有助于政府和老板随时了解普通工人的思想动向,以防“不测”;还可以经常用“劳资一家人,有话好好说”来麻痹工人。它们最常灌输给工人的是:老板和工人的利益一致,老板是工人的恩人,是下金蛋的鹅;劳资问题通过集体谈判就能解决,不鼓励工人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利益。前面说过,菲律宾的就业形势严峻,能有一份稳定工作并不容易,工人们难免担心工厂亏损倒闭会殃及自己,也就更容易被这类宣传所欺骗。

  此外,有这类工会的存在,有斗争性的工人自己要想组织工会,就会更困难。通过削弱其他战斗性工会对本厂工人的影响力,可以避免造成对资方不利的局面。



改良主义工会:自由工联



  比起菲工大,自由工联是另一种类型的工会。它由教会人士发起,据说是在美国劳联支持下成立的,成员之中美资、跨国公司的职员较多。这类工会宣称自己能够有力地保护会员利益,不遗余力地在工人中发展成员,同时极力表白自己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独立于政府。它强调做人的尊严、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等等,但不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最初的口号是“不要共产主义者,不要非法人员,不要政治斗争和政客,不要政府控制”。

  这个号称能够保护工人经济利益的工会,实际做法上,却往往让工人十分失望。


  厂里只有一个属于自由工联的工会,这个工会不作为,每次集体谈判的工资上涨很少,没争取到什么福利,工作环境糟糕。虽然这个厂比其他厂工资都高,但和不断飞升的物价相比,还是很少。有工人被厂方不合理地停职或者开除,工会却无所作为。一个月会费5比索,直接从工资里扣,想不交都不行。工人不知道会费都用在哪里了,很生气。有时会有会员和工会干部冲突,质问他们钱花到哪去了:“又拿我们的钱去喝酒赌博了吧!”


  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力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人给自由工联的基层组织造成了一定压力,迫使工会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行动,向资方施压,保护工会会员和工会本身。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对这类工会的压制,也迫使工会领导们必须依靠工人时不时给老板一点颜色,否则自身难保。


  147名罢工工人在联合国大街上这家加拿大有线与无线通讯公司的办公室拉起了纠察线。这个工会隶属于菲律宾自由工联(FFW)。纠察人员在门前的草坪上搭起了帐篷,边上立着工人用纸糊的美国资本家Fred White的像,满手美钞,意思是:公司的利润这么丰厚,对工人却如此苛刻。

  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工会发出了三次罢工通知,反对裁员及资方破坏工会的行为。工会主席Eda介绍说,在1976年,工会有200多名成员,但是后来公司方面利用了劳动法,把178名工人划入“机密员工”或“管理雇员”类别。按照法律,这类工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这样一来,可以合法加入工会的工人数大幅减少。她担心,工会成员数在未来会减少到50人;而且一旦有工人离开,接替他的新员工就会被归为“机密员工”。

  工会会员每人每个月向自由工联支付5比索的费用,后者则为他们提供法律方面和谈判方面的援助。当地的五一工联和全国劳工联盟曾经伸出过援手,但是她觉得他们的政治性过强,容易被资方顺利打压。她认为五一工联的人在和政府对着干,而她自己不想跟政府“闹僵”……


  自由工联自称独立于政府,对政府持“批评而不反对”的态度,并劝说工人“别跟老板闹得太僵,那不现实;别跟政府对着干,那是找死”。这类工会的特点是不拒绝集体维权,但经常在斗争中拖工人的后腿。这类工会的头头喜欢讲“劳资双赢”,但对老板来说,工人多拿一块利益,自己就少了一块。当老板跟工人翻脸的时候,工会却让工人忍耐;当政府偏袒老板的时候,工会却让工人坐等“调停”。这类工会最重视的,是不要让工人在维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利益与老板是根本对立的。


战斗性工会:五一工联


  在工人集体沉默的年代,那些本来就以限制、控制、消灭工人斗争为己任的工会,不仅在改善工人处境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有时候还赤裸裸地充当企业和老板压榨工人的工具。它和“罢工权立法”一起构成遏制工人斗争的工具。罢工是工人维权的最重要武器之一。菲律宾工人在法律上是有“罢工权”的。但是,就像许多经历了复杂劳资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罢工成了少数“有资格”的工会的特权,并且在立法上受到严格限制,必须经过繁杂的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对于绕开工会的“非法”罢工,政府有权严厉镇压。马科斯在实施军管戒严的时期,则干脆禁止罢工。

  这就是1970年代末菲律宾工人斗争兴起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往往为争取一些法定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而斗争,主要手段就是罢工,大多是不顾禁令的自发罢工。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共产党积极发展工人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在工厂中组织起“战斗性”工会。

  1980年代初期,菲律宾工人斗争走向高潮。严酷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引发工人一波波罢工。政府的回应是镇压,并出台禁止罢工的法律,工人则以更大规模、更持久的罢工潮来回应。马科斯政府派出军队,在纠察线上直接枪杀罢工者,残害、暗杀战斗性工会干部或工人活动者,企图吓退斗争工人和组织者们。在这种环境下,各地的战斗性工会从地方到全国逐步建立起工会联盟。我们从一段材料可以大致了解这种联盟建立的过程。


  1976年,某出口加工区的第一家工会在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了(尽管为军管法所禁止)。1979年3月5日,出现了军管法期间的第一次罢工[ 军管时的第一次公开罢工发生于1976年。]。罢工者遭到逮捕和拘留。政府认为罢工者应被隔离。在当地社区以及一些神父和修女的帮助下,三天后工人被释放。斗争持续了53周,工人赢得胜利并复工。更多的工会以此为榜样发起了罢工。政府的反应就是颁布BP 130法令,即“重要工业部门禁止罢工”。

  加工区工人与各工会和联合会的领导人组建了一个联合论坛(领导者论坛),试图在与出口加工区当局进行请愿对话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当局负责人承诺在一家纺织公司的纠察线上谈判,不会动用武力。但是军队袭击了纠察线。结果,二万名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工人,解决工人罢工提出的问题,即资方命令每个工人同时操作6架织布机。在与政府进行了四天的磋商后,工人被释放,引发罢工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启发下,建立了AMBA-BALA联盟,联合团结全省工人。“AMBA-BALA”还有“瞄准开火”的意思。它来自于10个地方工会领导的倡议,并成为菲律宾地方性工人联盟的先驱。


  1980年,类似AMBA-BALA的这样的战斗性工会联盟,组成了全国性工会联合会“五一工联”。他们主张工人阶级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倡导工人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利益,同时揭露政府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

  五一工联领导的工会和工人积极分子,主要利用法律规定的相关权利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他们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和各种大中型的外资企业。在这些部门中组织工人,首先威胁到马科斯家族及亲友的利益,以及马科斯承诺保护的外国资本的利益,所以一直被资方和政府联手打压。资方如果发现有工人在工厂里自己组建工会,尤其是和五一工联有联系,会设法解雇。政府则在主流媒体上大肆抹黑,甚至专门拍摄电影,宣传五一工联是反政府组织,让一般工人产生畏惧,不敢接近。

  尽管压力很大,但因为五一工联聚拢了一批真诚的、富有战斗力的工运活动家,能够更有力地帮助工人斗争,所以,一些缺少组织经验的工人,或者没法靠原有工会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人,还是会通过各种途径结识、并最终信任这些组织者。

  前面两节的案例讲到,由于厂里的工会不能解决工人的问题,工人们最后都通过五一工联进行了更有效的斗争。斗争中也锻炼出一批组织者,活动者。


 “(家具厂)工人很愤怒,就跑到旁边的全国工会联盟(NAFLU,战斗性工会联盟,现属五一工联)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就给工人进行培训,帮助工人把之前的官方工会‘转变’成战斗性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罢工的时候,前任工会主席就在家待着,什么都不管……”

“(箱包厂)罢工工人觉得厂里的工会帮不了什么忙,就到附近教堂寻求帮助,这个教堂和五一工联关系不错,建议工人们去找五一工联。有一个干部接待了他们,最后安排我去做工作。我第一次去工厂的纠察线找工人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打扑克,下棋,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有人说五一工联是颠覆性组织。很多人非常担心、警惕,怀疑我。

但我没有放弃,每天都去,跟不同的人谈。每天去给他们讲国家形势,怎么去搞工会进行斗争,后来慢慢就得到了工人的认同和信任。工人对我熟悉了。后来原先的工会头目得到厂里的贿赂,离开了。我就给大家讲如何去搞纠察线。我建议他们把要求写在纸板上,在厂里转着圈游行。工人说这不是非法的吗?我说不是非法的。一开始,工人们行动时,看到警察来了、地方官员来了就害怕,躲得远远的。我说这是你们的斗争,你们得自己去和他们讲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就开始自己去讲要求……”


  工人斗争热情普遍高涨的时期,五一工联这样的战斗性工会虽然要顶着很大的政治、经济压力(缺少会费),但颇有发展。因为工人的斗争愿望比较强烈,倾向于抛弃那些无力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转而投向战斗性工会。1983年5月,巴坦出口加工区中的46家企业,有37家组织了工会。12家属于自由工联,7家属于菲律宾工会及服务同盟(TUPAS),9家属于五一工联。到1984年底,变为自由工联8家,TUPAS 4家,五一工联13家。

  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五一工联带头冲破罢工禁令。据一位学者统计,当时全国约有10%的罢工是五一工联组织的,其余大多是工人自发行动。90%的罢工要求是提高工资一类的经济诉求。1983~86年是工人运动高峰期,也是五一工联最兴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工人力量较强,有些工人的工资还是挺高的,一两天的罢工不至于使他们吃不上饭。他们也不害怕资方炒鱿鱼,因为如果工会领导被解雇,会导致其他工人发动罢工,所以管理层不敢随便解雇工会的干部。1986年,五一工联曾经宣称要举行全国性大罢工,逼迫马科斯下台。全国性罢工当然比自发罢工威力大得多。它事先经过充分准备,组织性强,目标统一明确,能够给当局者相当大的震慑。而且,这种罢工,因为参与的人数多,也能比一般的罢工更有力地应付军警的骚扰。


……工厂分布在高速公路的两边,我们拉着一个长长的条幅在高速公路上游行,把路堵了。两边的工厂工人不断加入游行队伍。警察会来骚扰纠察线。警察追着工会领导跑来跑去。警察追,我们就跑,他们追到这,我们就跑到另一边,警察累得跑不动了就不追了。

有时候,他们试着把罢工工人统统抓到警察局,但又没有足够的房间。有的被抓的工人,就睡在警局办公室的桌子上。而且还要给他们吃的。警察们受不了了,只好说,好好,你们都回家吧。被抓到警察局的工人还会试图组织牢房里的犯人。工人到处都在组织,不停地组织……


  当时,面对资方的压迫和政府的腐败,社会其他阶层也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动力,工人运动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也使他们找到一个可以贡献自己力量的途径。学生,学者,律师,教会人士,媒体,甚至小店主等等,都有人会站在工人一边支持他们的斗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会在后面的章节具体讲到。

  菲律宾工人和工会的斗争也得到了其他国家一些工会的关注和帮助。1982年,澳大利亚的港口工人把一艘菲律宾船只列入黑名单,拒绝搬运它们的货物,以此向菲律宾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被监禁的五一工联干部。

  进入1990年代,菲律宾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统治集团及其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制订了更多压制工人的法律条款,新建工业区采取“无工会,无罢工”的原则,并系统地使用暗杀手段,有计划地对罢工积极分子、工会干部、工人组织者、帮助工人的律师、教士等实施肉体消灭。

  在一些资方势力强大的跨国企业,罢工工人在遭到集体解雇、武装镇压一类的严重打击之后,已无法像斗争高潮时期那样再进行有效的组织,给资方施加压力。战斗性工会在走法律程序或者以厂外抗议的形式继续抗争的时候,也显得力不从心。在这些行动中,工人本身就处于被动地位。且不说由政府制定的种种程序、法律本身就对工人不利,光是这些程序本身,就足以耗尽工人们的斗志和精力了。即便工人最后胜诉,资方仍有一套办法对付。我们访谈到的一个日系汽车企业战斗性工会的负责人这样说:


  “……2001年公司同劳动部串通,阻止我们成立工会,当时开了一个听证会。工会在听证会上获胜。公司报复,以非法罢工为由把参加听证会的250名工人解雇了。2001年3月16号300人被解雇,3月28开始罢工,持续10天。我们企业在马尼拉有两个厂,一共700多人参加罢工。当时日本国内总部来人,给总统阿罗约施压,威胁说不解决工人罢工的问题,就撤资。政府便派警察和保安去清场、镇压。有两个营警力。工人抵抗很难……

2004年,最高院裁定我们的工会有资格代表工人谈判。虽然胜诉了,但是厂方自己也搞起一个工会。虽然厂方工会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但是虚报到劳动部,最后成立。工人把劳动部告上法庭,2006的8月16号,这一天很难忘,我们去劳动部抗议,被警察殴打,我头部被枪托重击两次,一个工人腿被打断了,还有一个重伤。警察直接就在里边开枪,子弹从我耳朵边飞过,21个人被抓,关押3天。这以后厂方自己的工会成为唯一有权和厂方谈判的工会。厂方立刻和他们的工会签了合同。我们的工会成为了少数的工会……”


  工会不是万应灵丹,它不能解决工人的所有重要问题,以至切身问题,甚至无法团结起多数以至于将近全体的工人,但它是工人在日常维权中进行自我组织、自我保护的基本形式之一。工人有可能通过工会团结更多力量,向资方提出要求,对抗老板的压迫。此外,如何把官方、资方或其它保守工会“改造”成工人能够控制的、有战斗力的工会,菲律宾工人在这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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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四章 运动篇



自发罢工与有组织的罢工



  珠三角地区的自发罢工数量之大,行业之广,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但从目前来看,在多数自发抗争中,由于常常可以依靠一两次临时行动达到目的,工人难以将资方看作真正的“对手”。往往在受到资方几次打击的情况下,工人才意识到自己在与资方“战斗”。只有发生关厂、搬厂一类的事件,工人才可能进入严肃些的“战斗状态”。即便是在反关厂抗争中,工人的团结和行动,也常常是被资方逼出来的。而一般来说,资方或管理层遇到劳资纠纷,会比工人清醒得多。他们明白工人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对资方经济利益和统治权威的侵犯、挑战。他们会搜集各方面信息,分析工人的行动方向、精神状态,制订对策。尽管资方也有内部矛盾,但他们比工人能够更快地拧成一股绳。

  这种情形,源于工人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从一盘散沙的消极状态,转到团结一致争取利益的觉醒状态,必须有一个过程。在中国,工人“无意识”地参加抗争的状态十分显著,还有一个原因:近十年的大繁荣让老板更容易让步。既然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便能“胜利”,即便失败也可以再换份工作,工人自然不愿与老板轻易对抗,缺乏将行动进一步深化(比如更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动力。

  前文介绍过,菲律宾工运的现状是:工人生存艰难,官方往往野蛮镇压,资方很强势。因此,菲律宾工人要想争取一点成果,必须认真准备与资方的每次对抗,通过更组织化、更有针对性的手段搞行动。一旦出现自发罢工,厂内外的觉悟工人(比如五一工联)也会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更多利益。

  在七八十年代的军事管制时期,菲律宾有很多自发罢工,反映了当时工人的反抗情绪。自发罢工,与五一工联策划的罢工,时常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工人的潜在不满,通过自发反抗爆发出来;工人普遍的反抗状态,是五一工联的活动基础。五一工联背后有菲律宾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以及庞大社会关系网的支持。他们帮助工人组织起来,传授经验,让工人与厂外的社会支持结合起来,以便赢得抗争。另一方面,五一工联帮助工人学会从阶级的高度看问题,把斗争矛头更明确地指向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

  影响生产,是工人维权最方便也最有效的武器,军管时期,政府严厉禁止罢工,等于把这个武器从工人手里夺走了。于是,一些工人用罢工的实际行动来冲破禁令。当时,某厂的自发罢工既提出了经济要求,也提出反对戒严令对罢工、纠察线的限制。这次罢工发生后,一些工会领导被迫害,但是工人意志坚定,坚持了一周。后来在五一工联的发动下,工业区内其他厂进行了声援性的联合罢工,同时提出各厂自己的经济要求。声援罢工中,工人们轮班去游行,支持那个最先罢工的厂。外厂工人的声援罢工,可以给资方、当局表明工人的团结态度,也分散了那个厂工人的压力。因为事先有所组织,这种联合罢工坚持的时间会久些,行动目标直奔主题。


总罢工


  总罢工是工人对抗老板的最有力武器之一,必须精心组织。当觉悟工人建立了较强的组织网络后,便有能力选择时机,发动影响下的工人进行总罢工,除了提出关系到当地多数工人的经济诉求以外,也能产生政治压力。组织发动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总罢工,组织者面对的问题很多、很复杂,事先要充分准备。

  1988年,南他加禄省的工会联盟OLALIA(属于五一工联)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地区总罢工,反对石油价格上涨。随后五一工联组织了一天的全国性总罢工,作为响应。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运输费就上涨,很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就上涨,工人的通勤车费同样也涨了,所以这次罢工得到了工人的积极响应。在南他加禄省,五一工联影响下的工厂都加入了罢工。工人离开工厂,居民离开社区,走上公路,造成交通运输全部瘫痪。罢工之后,政府决定让步,但并没有立刻降低油价,而是拖了一段时间,再下调油价。无论在中国还是菲律宾,统治者都很注意心理战,避免给工人造成印象,好像工人一罢工,政府就屈服了。但这场总罢工的胜利还是触发了全国工人的连锁反应。一个月后,五一工联影响下的各地工厂都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

  组织这类大罢工,一般会首先召集各厂的工会干部开会讨论,研究当时的形势,考虑最大和最小的可行性,比如最少可以罢工半天,好点的话,可以罢工一到两天,最少有十个工厂会加入罢工,最好的情况下,全省工厂都会加入罢工,诸如此类。

  其次,因为各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必须做好协调。罢工的积极分子必须清楚各地区、各厂的具体情况,要细致了解自己能够坚持几天,各厂能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罢工。罢工后如何游行,厂门口如何设立纠察线,等等。在一些组织薄弱的工厂,工人可以在小休或吃饭时间出来声援一下,再回去上班。罢工的物资供应也很重要。工人必须知道工会有没有钱支撑罢工,因为菲律宾工人家里往往没太多余钱,而饭是每天要吃的。

  罢工前,五一工联在已有的工会组织基础上,建立各种临时委员会:食品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联络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这些临时机构向工人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让工人有机会参与对罢工的组织管理,学会如何介入厂内与社会的日常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罢工,是工人接管社会的第一步。

  总罢工的威力是巨大的,产生的效果甚至令组织者本人也大为惊讶。


……当时搞的这个反对石油价格上涨的地区性总罢工,影响很大。因为当时很多军人(看到我们组织的总罢工后)发现来自赤色分子的危险太大了。他们没想到,我们已经能搞出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认为阿基诺政府太软弱无力,搞了几次政变要把她赶下去。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事情,我们只知道工人的工资太低了,因为物价太高,我们必须罢工抗议。我们没想到这次罢工对全国都产生了政治影响。


  前面提到过,菲律宾的工人总数并不多,即便是在工人斗争最激烈的八十年代,五一工联这种战斗性工会能够影响到的工厂数量,也很有限。战斗性工会领导的全国性罢工,如果只数人头的话,是不能与目前见诸报端的某些国外“总罢工”相比的,比如法国的百万人罢工游行,或者希腊的全国大罢工。但这些“总罢工”貌似声势浩大,过后往往并无效果,没帮到工人什么忙。原因有几个,其一,是这些国家有一整套方法来限制工会活动,尤其是罢工,而工会也十分配合国家的限制措施。这些国家的工会要组织罢工,不管什么范围的,都需要各部门层层审批,就算审批下来了,政府也好,公司也好,早已做好应对的准备,罢工的威力减少大半。二是,它们的罢工较少涉及工厂工人,参加罢工、游行的人多为服务业或政府文教机关雇员(比如教师),要组织一场合法的工厂罢工难如上青天。这样一来,表面热闹的“总罢工”也就打不到老板的痛处,影响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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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中的工人组织问题



-引子-


  菲律宾的工人斗争从三十年代至今,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们问到一些极其“简单”和“幼稚”的问题,比如如何设置纠察线、如何防止工贼时,好些工会干部都有点奇怪,不知从何谈起。原因在于,大半个世纪以来,五一工联领导下的工会运动,从工人的动员、教育、成立工会、与资方谈判、示威游行、罢工、设立纠察线、社区动员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前面提到那些,对于他们来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需要的只是根据工厂、工人情况的不同而调整。但中国工人阶级整体来讲还处于比较“幼稚”的状态,对斗争中的很多常识,还需要一步一步去探索。中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劳资双方都还没有充分放开手脚,至今缺乏一个深化的过程。因为所处时代不同,斗争环境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菲律宾工人的方法,但对于愿意坚决维权的工人而言,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并在实践中举一反三。


  诚然,近二十几年,中国有过非常多的罢工。这些罢工中,除了一部分反改制行动比较持久,其他的抗争——尤其在私企——往往时间很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让老板赚得了巨大利润,只要作一点小让步,就能换来良好的生产秩序;而相对充分的就业,也使得工人不怕失业。所以,罢工发生后,劳资双方一般速战速决,罢工结束后,工人往往还是一盘散沙。中国的官方工会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在工厂则是一个摆设。在工人日常斗争中,它往往是缺席的。


  不过,随着斗争次数的增多,中国工人也出现了分工协作的倾向。一旦罢工,有些工人堵住厂门和仓库,阻止资方偷运机器、进出原料和货物,有些工人阻止其他工人上班,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罢工纠察”。不过,工人还没有有意识地用好它。罢工纠察线预示着工人的组织性相对成熟,开始严肃地考虑如何对抗老板。相对于只是待在车间里不干活,或者一窝蜂跑到外面堵路的罢工,这是更具组织性的罢工。


  在相对持久的罢工中,中国工人有时会自发筹集资金。例如2007年沿海S市某工厂罢工中,工人在厂内斗争多日无果,决定选派代表集体上访。上访所需的交通、食宿费,不可能完全由代表自己承担,所以工人们各出5元,集体承担。在一些更持久的罢工中,这类资金还用于给代表发“误工补贴”。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罢工基金。


  本文主要谈谈罢工纠察线、罢工基金、老板破坏罢工的手段以及如何打击工贼这四个方面。


-斗争前的组织工作-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罢工前的组织问题。菲律宾的法律规定,只有得到政府认可的工会才有权利跟资方谈判,要求加薪、加福利等。如果不是工会在领导罢工,而自发罢工的组织性也不够好,工厂完全可能根本不睬罢工者,直接招新人上班,罢工者的工资要求也要打水漂了。而单个人去跟资方叫板,通常只能落得失业滚蛋的下场。


  五一工联宣布说,它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战斗性的、爱国主义的工会”。多年实践中,五一工联摸索出了一整套工人组织的方法。在发动工人集体维权之前,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成立工会。他们要么主动选择某些200人左右的中等工厂,组织厂内工人;要么有些厂的工人积怨已久,想反抗老板或已经开始反抗,通过种种途经找到五一工联,五一工联便指导工人继续斗争。


  对于前一种情况,他们通常先设法接触工人,办法很灵活。例如在对工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曾有女性组织者,通过在厂外主动搭讪,帮女工拎东西,去她们洗衣服的地方聊天等方式,取得工人的信任。也有男性组织者以“老乡”的名义,请朋友介绍认识某矿山的工人。对于直接上门求助的工人,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邀请工人。通过邀请工人参加一些厂外活动,例如看电影、文艺活动、社区服务,甚至去某一个工人家闲聊、拉家常,以增进对工人、工厂情况的了解。当组织者对工厂情况基本了解,并取得一部分工人信任之后,就可以尝试组成一些小组,开始学习更多的内容,比如菲律宾社会、经济状况、什么是真正的工会,等等。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调查,了解工厂、老板的背景(与官方、军方的联系、与外资的联系、资产规模等),通过调查来确定怎样组织工人。这些首先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会成立工会委员会(工厂工会筹备会),由他们确定成立工会的时机是否成熟。一般来讲,工人组织者需要接触厂内多数工人,而且对其中大部分人进行培训。只有做足了准备,才有机会成立能获得官方认可的工会。这个过程往往很长,有的时候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十年之久。


  五一工联为何如此依赖“官方认可”呢?因为工会成立了,就可以有所行动,把平常工人不满的问题提出来,跟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如果资方拒绝谈判,或者拒绝执行谈判协议,工人有权罢工。当然程序是很繁琐的:罢工前工会要进行不记名投票,超过一半(之前是三分之二)的会员同意才可以罢工。按照法律,罢工必须通知劳工部,而且罢工之前有一个月的“冷静期”。如果罢工合法,还有一条对工人或许是有利的法律:警察必须距离纠察线50米以上。减少直接的肢体冲突,至少会增加一部分工人的信心,避免工人因为害怕受迫害而缩手缩脚。


  菲律宾的罢工时常拖得很久,因为失业率高,工人罢工不容易,一旦罢工就会尽量坚持以达到要求。在五一工联的一份工人教育小册子上,总结了工人斗争的九种方法。搞斗争的时候,工人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方法。但近年来,由于失业率继续增加,工会被削弱,工人斗争往往采取很温和的方式,例如签名运动、噪音活动(工作的时候敲桌子制造噪音、吃午饭的时候敲碗5~10分钟)、挂牌子、戴袖章(在上面写上工人的不满或要求)、集体请假等。即便是温和抗议,厂方也会报复,所以工人要做好应变准备。更高一层的行动,可以是下班后在厂区外面游行,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不影响工厂的生产、生活,而罢工往往是最后的选择。这一点跟中国恰好相反,中国工人要么不吭声,一旦动起来往往直接冲击生产:堵路、堵厂门、堵仓库、集体上访等。


-罢工纠察线如何设置?-


  2005年,某矿山的1000多名工人罢工,工人在交通要道、矿区的主要进出口设置了五条纠察线,每条纠察线有160个工人,两班倒,轮流值班。政府部署200名军人和15名警察去镇压罢工。警察东一下西一下袭击纠察线,工人只好跑来跑去加强被袭地带的防守,晚上也睡不好觉。矿工的家属也上了纠察线呐喊助威。罢工者每天要消耗3吨的大米,但很多人给罢工工人捐款,还获得了约15000公斤的大米捐赠。


  按照五一工联的经验,罢工开始之前,必须做好周密计划,包括成立各种委员会,有负责纠察线的、食品的、财务的,等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设立纠察线。罢工期间设置纠察线,有这样几个作用:1、瘫痪(至少是影响)生产,包括阻止原料和货物的进出,阻止工厂组织工贼进厂恢复生产;2、把工人组织起来,让所有人有事做,每个人的充分参与,是鼓舞士气和斗争成功的重要条件。3、制造舆论,在工业区和社区进行宣传,以争取周围工厂的声援罢工,以及社区居民(主要是工人家属)更多的同情;扩大斗争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逐点说明纠察线的各项作用。


  1.瘫痪生产


  五一工联总结说:老板有自己的律师团,心理分析师、智囊团,还有政府和军队撑腰。工人除了自己劳动的双手,几乎一无所有。所以在劳资对峙的情况下,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影响老板的生产和收入。如何影响老板的生产?停止工作,尤其在老板急着出货的时候。如果老板有库存,则要阻止运出货物。在菲律宾的很多罢工中,老板为了避免停工的损失,经常不惜代价动用直升机,运送原材料、货物、工贼进出工厂,以及给厂内继续生产的工贼送饭。由此可见,工人停止生产对老板造成多大的损失!工人常用的另一个手段,是去卖场抗议,这对那些生产成品的企业比较管用。曾经有一家奢侈品工厂罢工,工人们就到销售该厂产品的大商场门口,挂着牌子抗议,这可能对品牌的形象造成一定损害,也会增加老板的压力。当然,这个办法只是罢工斗争的辅助手段,效果未必明显。总之,只有老板肉痛了,才会让步。

  这里有个例子:某矿井每一层的底部都有一座水泵,因为井下的水平面低于海平面,必须不断排水,否则矿井设备会被淹。2003年当地矿工罢工,保证水泵运转的工人也罢工了,设备被淹,给资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工人事先计算出,假如一个月不排水,最上面贵重机器都会淹掉,工厂的损失更大。结果,一个月后,老板就答应工人的条件了。

  但只是停工也不行,因为资方会马上雇佣新人顶替罢工者。所以纠察线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阻止工贼进入工厂恢复生产。这一点后面会有详细说明。


  2.组织与分工


  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组织者告诉我们,曾有一个生产名牌包的工厂,有员工100多名。后来工厂要关闭,并拒绝给工人安置费,工人无奈罢工。那次罢工持续了四年,工人们以纠察线为家,一个又一个孩子接连出生,他们都亲切地叫这位组织者奶奶。刚开始的时候,罢工效果并不明显,有工人请她去帮忙。她到了罢工现场,发现多数人甚至不知道“纠察线”是什么,只是在厂门口搭了帐篷,没事做就打扑克,下棋。她去了之后,就教他们如何分工。分工的一个好处,是让大家都有事做:有的做饭,有的出去募款,有的去社区搞宣传,有的去抗议喊口号,带领大家唱歌、安排休息等。有的罢工发生后,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有的回家睡觉,有的出去玩,总之各干各事。这样力量就分散了,也容易被管理找到个别员工进行“谈话”,各个击破。因此,把人聚拢,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可以让整个罢工变得有组织,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3. 制造舆论


  罢工尽量不要孤立在一厂之内,外界哪怕只是围观,也能增加罢工者的信心和老板的压力。五一工联有一辆宣传车,顶部有一个大喇叭,发生罢工、游行、示威的时候,会开着到处转。宣传车的好处是,可以不断到周围工业区、社区宣传,也无需太多人力物力。同时、制作条幅、宣传单,也是必要的。

  一位五一工联干部这样介绍某次罢工中纠察线的作用:


 大家轮流去纠察线,三天一轮。我们还成立了医疗小组,谁家孩子有病了就去照顾一下。……除了给家庭困难的支持以外,还有人专门负责监督各地区工人家庭的情况,谁有问题了就想办法解决。家人一般都很支持(罢工),也有不支持的。如果家人不支持,我们也去工人的家里做工作。厂里男工比较多,结婚的比较多,家里经常会因为没钱吃饭吵架,所以不光开大会,更常开的是各地区的小会,帮助罢工工人解决各种问题。有些吃不起饭的家里,就让他们去纠察线上吃饭,让他们知道纠察线是为大家服务的。

  社区里的青年人经常来拜访我们。有的农民每隔两天就来送吃的,我们的纠察线就像个聚会场所,各种人都来。我们有一段时间被警察赶走了,就去城里待了两周,厂里只找到少量工人复工,没找到足够人手替代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一定技术含量,有一些工位很热,而且本地区的其他工人也不愿意破坏罢工。纠察线一共有两百来人参与,其余一千多人,会参加会员大会。有些待在家里的工人被警察骚扰威胁去复工,但是只有很少人去,所以矿上开不了工。

  争取人心的社会宣传很重要,不光是工人家庭的支持,还要争取社区,我们写了很多通讯稿,报道罢工进展,因为厂里抹黑我们,一开始,社区很多人觉得我们罢工是非法的。经过我们宣传,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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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完待续)

-罢工基金-


  罢工要坚持并获胜,一个必要条件是设立罢工基金。工人不可能饿着肚皮罢工,食物委员会也不能做无米之炊。我们了解到的罢工中,罢工基金有几个主要来源:


1. 罢工前工会的会费收入。

2. 罢工期间的募款。通常罢工纠察线上会有捐款箱,也有人专门向其他工会、社区居民、教堂筹款;有条件的会员也可自由捐款。

3. 其他收入。如果罢工持续时间太长,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一部分工人会尝试重新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工人拿一部分工资捐给罢工基金。也有的纠察线会开小卖店,赚得的钱也归罢工基金。


  由于菲律宾工人收入低,罢工时间长,罢工基金通常不富裕,顶多维持生存。罢工中通常会组织“食物委员会”,除了利用罢工基金买粮之外,也募集食物。教堂、农村都是他们经常求助的地方。2005年某矿山的罢工中,就有社区居民给工人送胡萝卜、大豆。当地很多蔬菜种植园,也允许工人家属去收菜。因为那一年菜价下降,农民/农场主认为运出去卖会亏本,还不如捐给工人。最后纠察线上堆满了蔬菜。但大米是稀缺的,只能限量供应。妇女们组织起厨房,安排打饭的秩序。

  这几年,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也有过“罢工基金”的雏形。在罢工之前或罢工过程中,有人发起筹款,一般就是五元十元,如果是持续久的斗争就多一点,总之根据具体需要,大致定一个数额,花完了还可以再筹。这个钱的花销,主要用于资料的影印,代表的交通、话费、餐费、住宿费等。2005年前后S市有一次罢工,工人甚至想到代表可能被开除,筹款时把被开除代表的“离职赔偿”也算进去了。


-如何应对资方的各种花招-


  工人发起罢工,老板最恼火的莫过于延误生产造成损失。所以在大部分罢工中,老板首先考虑如何延续生产,或者如何发货。菲律宾的老板发明了无数的手段,应对类似的情况。限于篇幅,只能暂且列举几种。


1.用直升机破坏罢工


  某可口可乐制瓶厂的罢工中,公司招人顶替罢工者。工人们拉起纠察线,不让顶班的新人进出,也不许运料和出货。老板就用直升机给顶班者送饭,工人放烟花干扰直升机,导致直升机被迫着陆。事后,这起“坠机事件”不了了之,没有工人受罚。


2.最常用的手段:开除工会干部,打压罢工积极分子


2003年某服装厂成立了工会,并赢得了代表工会选举权。工会提出跟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但资方不同意。工会便向劳工局提出了申诉,但申诉石沉大海。2006年,工会主席被资方非法解雇,工会发动了罢工。一开始,资方解雇了15名工会干部,之后挨家挨户跟工会会员说:“只解雇15名干部,其他人可以回厂工作”。厂里还写信警告工人,要求他们退出工会,警告信超过三次没回音就直接解雇。最后,老板解雇了60名工会成员。这些手段让工会人数大减,罢工难以维持。最后打垮罢工的,是一次绑架事件:某天凌晨,四名不明男子闯入罢工线,绑架了工会主席及一名会员,带到高速公路上,恐吓一番后扔下了她们。结果,守了11个月的罢工线被迫撤离,罢工失败。一部分工人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在当地的加工出口区里找工作。

  据工会组织者总结,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是工会干部“不够积极”。自从开始罢工后,工会每周都开例行会议,但是来的干部越来越少,还推说工作忙不能守着纠察线,即使只要她们周六或周日住一个晚上,也不愿意。反而是一些普通会员比较积极,还帮忙打电话找人来开会、帮忙守纠察线。而主席自己(女性),则在纠察线住了11个月之久。不过,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工人(包括工会干部)担心失业,对罢工没有信心,而且也没有组织好,才导致失败。

2001年雀巢工厂的罢工,资方也聘用了近500名临时工代替被解雇的工会会员,并与解雇的员工一个个分开谈,后来有200名工会成员分别与资方签订协议,并且拿了一笔遣散费,罢工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老板跟他们的菲律宾同行一样,很注意及时清洗斗争积极分子。不管罢工成功与否,最后那些“出头鸟”总是要被清算的。不过,对于中国工人来讲,问题相对简单。虽然有些工人,尤其是年纪大,家庭负担重的人,比较担心失业,但还没到“恐惧”的程度——即便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不至于没饭吃。而年青工人更不用说了,本来就不喜欢被拴在同一个地方,被开除也没什么大不了。不怕失业,是现阶段中国工人敢于斗争的重要原因。


3. 关厂


  如果罢工工人很难对付,老板又不愿意让步,资方往往会使出杀手锏:关厂。对于资方来讲,关厂只是一个法律游戏,在法律上注销一下,再搬到别处去,菲律宾的空厂房很多,政府也愿意为资方搬厂提供便利。有时一个工厂赚了钱,又不愿给工人合理的待遇,发生纠纷后就搬去别的工业区,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对于这种情况,工人没什么好办法。有一批遭遇关厂的工人,想出的办法是:去工厂的新地址抗议,甚至去老板家外面抗议。有一场持续了四年的罢工,工人们买了话筒到老板家附近设立纠察线,保安出来说他们把孩子吓哭了,他们就喊:“孩子们听着,只要你们的父母办事公平,我们就不来了。”这场罢工坚持了多年,最后得到了部分赔偿和安置费。

  在关厂这个问题上,中国工人的处境也比菲律宾稍好一点。一方面是工作好找,另一方面,老板要是跑了,如果工人愿意行动,也总是能争取到一些经济补偿金。在深圳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欠薪保障条例”之类的文件,要求所有企业交一笔钱,以便部分企业倒闭或搬迁后,工人得不到赔偿时,可以用来支付赔偿金。对于没有这类文件的地区,只要工人愿意去争取,大多能拿到一点补偿。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政府能够在经济繁荣期集聚巨大的税收,也就有了暂时安抚工人的财力。


―如何应对工贼―


  这里说的“工贼”,是指在工人罢工的时候,不顾集体利益,主动或被动配合资方进行生产,从而破坏罢工的工人。“工贼”一词带有贬义,通过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称呼,建立了一种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它意味着不道义、背叛、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工贼也分好几种:一种是资方从外面雇来复工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失业者、城市贫民,甚至是监狱里的犯人;第二种是本公司员工,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受资方威逼利诱而拒绝罢工或在罢工途中复工。除了资方或政府走“特殊渠道”(比如通过监狱或黑社会)雇来的犯人或匪徒,大部分都是跟罢工工人一样穷苦的劳动阶级。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老板有时候会给工贼高出平均水平2~3倍的工资。这对一些失业很久,家庭困难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要阻止工贼,一般来讲有两种办法,一是采取强硬手段,用威胁、断水断电断粮等方法让进入厂内的工贼无法干活;二是用说服的办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如果没有强硬手段,攻心的效果也不会很大。毕竟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你跟他讲任何道理都是没用的。

  一位年老的组织者,经历过非常多的罢工,她举了两个例子,某内衣厂发生罢工,工人建立了纠察线,资方叫来了警察“维护秩序”,还招募了一批工贼去复工。罢工者决定第二天早上向厂里的管理层、工贼发起进攻。他们用塑料袋装满了小便,当工贼、管理、警察们进厂的时候就扔到他们身上,每天都这样干,弄得他们臭哄哄的,受不了。后来厂方起诉工人,法官听到工人的做法都笑了。但因为是厂方违约(拒绝进行集体谈判)在先,罢工最后还是胜利了。

  在另一次罢工中,厂方雇工贼进厂,正门有纠察线,进不去,他们就跳墙或以其他方式进厂。工会很难说服他们,就把他们围困起来,切断水电,过了一两周,他们就受不了了,要工人放他们走。有些新招的人做的都是废品,其他人不熟练、不达标,也是招募工贼有时效果差的原因。

  一位矿山组织者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某矿业公司的两次罢工。罢工开始之前,工会进行了详细分工,成立了若干委员会,其中包括: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后勤委员会(搭帐篷,准备炊具等),食物委员会,罢工护卫队(在军队、警察、工贼破坏罢工时,进行自卫还击),有力地保护了罢工。对待工贼,他们采取了如下几种办法:

——给充当工贼的工人打电话:“如果你这样做,就开除你的工会会员资格”。工人的福利跟会员资格有很大关系,工会会员比非会员的福利待遇要好。这样,一部分工贼就会屈服于工会的压力。

——让工贼做卧底,提供资方内部信息,通过这种事来证明自己对工会是真诚的,否则还是会开除他们的会员资格。

——2005年那次罢工,所有的矿工都没有跟老板合作。公司就在外面招人。罢工者在进入矿区的必经之路检查车辆,把经过的中巴(当地人叫Wing,类似公交车)拦下来,工人上车去问:“我们这儿在罢工,有没有人可以支持我们?”很多人慷慨地给他们捐钱。收完钱,工人又问“有没有新来的”,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他是来上班的。工人就把这些来“上班”的人请下车,说你们受骗了,我们这儿正在罢工,你进去工作没啥好处。据统计,有36个工贼被这种方式堵在大门外。后来公司又让工贼走路进去,罢工护卫队就用弹弓打工贼(一般只打脚,不打头),有12个工贼通过这种方式被赶走了。罢工者买了好多钉子,有警察的车过来,就把钉子连成一排,放在路上;如果是普通过路者,就撤掉。

  顺便讲一下,“罢工护卫队”是一个秘密小组,只有少数人知道谁是队员(以保证安全),罢工结束后,小组就解散了。

——罢工纠察线把路拦了,没人给厂里的工贼送饭。工人知道矿井的要害位置,例如电源供应线,可以轻易把全矿搞瘫痪,有人手也干不了活。

——另外,还有个不太“光明正大”的损招。某次罢工中,6名工会会员在管理的威逼利诱下复工了。工人们天天在厂门口“闲聊”:“你知道吗?有没有看见,好几个男的进了××(某工贼的名字)他家,不知道跟他老婆在屋里干嘛呢!”。说这话声音很大,工贼们听了心里也不好受,三天后,他们就跑回家了。罢工结束后,劳资签定了新的集体合同,加了工资,当过工贼的6名工人也被算进集体合同的名单里,享受到了罢工的红利。这几个人心怀愧意,在全体工会代表大会上捐献了一头猪,让大家吃了一顿。


-遭遇不利,如何妥善结束罢工?-


  罢工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工人可能遭受的牺牲:例如被抓、被打、罚款、暂时或长期失业,并准备好对策。一位工会干部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时,说道:

“我们会有ABC三个计划,分别针对不同的人。计划A是靠外援养活一部分人;B是一些工人出去打工,把收入的一半拿出来支持罢工者;C是去游击队或者做城市贫民。C不算是真正的计划,只是最坏的打算。结果,有一半的人坚持下来了。”

  罢工是一场复杂的斗争,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果选择对了时机,拿捏好了轻重,给了资方有力的一击,罢工大获全胜,当然是好的。罢工的胜利,不仅会激励本厂工人,也会激励整个工业区的工人,让他们更有信心。中国的罢工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工业区里一个厂罢工成功,其他厂的工人也开始“闹事”争取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工人刚开始闹,老板就主动提出加薪,息事宁人。

  但菲律宾的情况,大有不同。失业太严重,老板太强势,政府太野蛮。面对资方的压迫,抗争是必要的。如果不能成功,如何有尊严地结束战斗,如何尽量减少损失,就是最紧要的问题,因为撤退比进攻更考验工人的组织性和觉悟。

  某矿山的一次罢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资方要求开除19名工会干部,否则不答应工人的任何要求。后来,工会经过考虑,同意开除19名工人干部,换取工人加薪。一名当时被开除的工人(后来成为工会全职工作者)说,他失业的那一年,是人生的低谷。作为家庭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失业等于砸了全家人的饭碗,要找到工作也不再可能,那么他今后的路如何走?

  从罢工的开始,工人就必须了解到斗争的复杂、艰苦和可能的风险(积极分子被开除,罢工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罢工面临困难时,必须作出取舍。例如资方往往会给工人出一个单选题:牺牲工会干部还是保全工人?是一味“宁死不屈”,还是部分放弃以保持实力?如果必须要妥协,作出抉择后,要有组织地复工,清楚、公开地告诉工人罢工有哪些结果及其原因,让失败的工人继续拧成一股绳。


工人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设法让“牺牲”本身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工人,让工人变得更清醒而不是陷入迷糊,让工人更了解自己的力量和弱点,最终让工人凝聚为更自觉的战斗集体。



小结



  本次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的罢工基本是由工会主导的。不过,在七八十年代的工运高潮期,菲律宾也有过很多自发罢工。无论自发或预先有工会机关的策划,只要坚持斗争,工人就不得不学会分工协作。资本主义大生产中,工人受劳动分工的支配,但那只是被动的服从,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工作,工人什么都决定不了,也没人会听工人说什么。在罢工中,工人暂时脱离了生产,但可以建立、学习和掌握另一种分工:集体斗争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工人是主动的,说话有人听,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工厂。

  罢工是一所学校,工人在这里学会如何团结,如何进攻,如何防守,如何谈判,如何蒙蔽敌人和争取盟友,如何主动地开始和结束战斗,直至如何管理工厂和社会。也就是说,学习如何从事阶级斗争。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18-4-11 14: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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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完待续)

外界支持



  在菲律宾,罢工不仅仅指工人在厂内停止工作。一些被解雇的工人在公司门口设立纠察线,进行持续抗议,也称作罢工。这种罢工有时会坚持数月甚至数年。我们知道,菲律宾工人的反抗有太多障碍,比如:工人罢工一天就少一天的工资,对家庭影响很大;纠察线上的工人被资方、警察骚扰;官方会给罢工扣上“非法”的帽子,从而孤立工人。要在种种不利的形势下坚持下去,除了充分发动工人之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寻求各类人士支持。

  在这类力量中,教会是一个重要角色。教会和工人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照顾老人、子女入学、发放救济、组织卫生防疫之类的工作,在中国是由官方机构来完成的,在菲律宾则是由教会扮演主要角色。因此,工人组织者们寻求社会支持时,教会是他们的主要联系对象。

  前文介绍过,天主教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但在军管时期,社会气氛普遍对现状不满,部分平民出身的神职人员,同情劳动人民的境遇,被工农反抗所感染,而投身到工农运动中去。通过这些神职人员,战斗性工会的组织者同各厂工人建立联系,利用教会的一些外围机构进行工人调研,出版劳资问题的敏感书籍,利用教会资源发展工人运动。教士修女能够给工人和工会组织者提供的具体帮助,还包括:工人可以通过他们接触战斗性工会;工人们需要在厂外秘密活动的时候,可以通过神职人员找到场地;有些工会干部或工人在受到政府、资方迫害后,可以通过神职人员找到庇护场所。一些认同或同情战斗性工会主张的神职人员,甚至参与建立工会。在罢工工人遭到镇压的时候,一些神职人员会奋不顾身地站到工人前方,抵挡那些袭击纠察线的军警。

  在菲律宾,同情、支持甚至参与工人斗争绝非易事。我们在菲访谈期间,就有一位外国牧师因支持菲工人斗争而被暗杀,曾经还有位主教在家中遇害。律师、记者、学者这一类社会人士,只要同情工人,也就有可能被暗害。在菲律宾,真正做到为工人说话,需要冒很大风险。

  除了教会之外,社区居民的支持,也是罢工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菲律宾早期建设的一些工业区和居民区比较接近,或混杂在一起。组织罢工前,战斗性工会往往培训工人如何在社区内做宣传,驳斥资方、政府对工人行动的污蔑——工人们不是贪得无厌、懒惰、受到“赤色分子”的唆使才罢工,而是为了争取合理的基本权益才罢工。通过让居民们了解工人的处境,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这些同情者有的会捐钱,有的提供临时住所,当工人们被警察骚扰时,还会想办法掩护工人。


  某厂工人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没有加班费和夜班补助,劳动条件也很差。工人们在工会组织者的带动下准备成立工会,一起向老板提出要求。老板不同意,还用关厂来威胁。工人们一边打官司,一边在厂门口设立纠察线,进行了一年的罢工。罢工能持续这么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人之前和社区的人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罢工时社区的人送水送饭,工业区其他工会也会赞助,教堂还给一些帮助,罢工者的孩子们都去本地学校读书。罢工组织者还请了一些媒体(广播、电视)来报导他们罢工的原因和状况。一有外国友人来访问,就会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工厂,声援工人。罢工一年期间,500个工人中,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当了小贩。纠察线上还开了一个小商店,但大多数支援还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教会。500人有一半坚持到最后。在罢工期间资源有限,支持不了那么多人。留下的人对其他人的离开表示理解。最后工厂欠工人的钱都还了。


矿区工人的斗争,也很说明问题。菲律宾的矿区通常位置偏僻,距离其他工业区也远。矿工可以得到最直接支持的地方,就是所居住的社区,因为这类社区的居民大都是工人家属。充分调动所属社区的力量,对矿工极为重要。


1987年,隶属于五一工联的一个矿工工会请了一位干部协助他们组织矿工家属,因为来自家庭的支持能直接帮助矿工的斗争。他们家属有一部分在社区做点小买卖,其他的都是家庭主妇。干部到当地了解情况后发现,工人社区的主要问题,一是饮用水被化学品污染。二是卫生问题——那里的公厕是长长的一条坑,公司每三天才给清理一次,对孩子们的健康很有害。当时五一工联干部组织了几个妇女积极分子,让她们自己去找工会谈,要求工会把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加入到与公司的谈判里面,因为生活环境也会影响工作。当时把意见提交给公司,公司不肯让步,搁置,他们就罢工,要求公司处理这个事情。一般工会给公司的要求会有很多项目,包括涨工资,这次不同的是提出了保障水源,提供医生等等关于健康的项目。所以,这些家属非常活跃、关心。家属里有一个发言人。每次谈判,这个代表都会去。谈判时,家属们就在外面拉警戒线。时刻都准备好罢工。罢工的时候,工会干部在发言,一个妇女就走上前去,拿过麦克风说出自己要求。谈判了一个月后,终于取得胜利。


  当然,统治者不是吃干饭的。针对罢工工人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的情况,菲律宾政府出台了不少整治措施,首先是把工厂从首都马尼拉迁到外地。九十年代以来,菲律宾在外省建立了上百个工业区,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工业区、居民区靠得太近,或者工厂距离高速公路太近,使得罢工容易扩大影响。许多新建的工业园远离居民区和高速路,园区内保安很多,门卫森严,不许“闲人”进出,随时准备修理“闹事”工人。工人坐班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和住处,每天两点一线,除了工友和亲戚,很少与其他人有联系。本次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少在厂里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甚至不知道相邻工厂的工资是多少。这样一来,工人组织者的活动就多了很多障碍。不过,有句老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些神职人员已尝试在这类工业区内开办工人活动中心,作为工人交流的场所。工人和老板的拉锯战,还在延续。

  在我国,各种宗教势力虽然日益壮大,但通常和工人运动没什么关系。珠三角工人的斗争中,很少有社区居民介入和支持的现象。但工人寻求媒体、律师等社会资源协助自己维权,则相当常见,缺点是过分迷信传媒、律师的影响力。如何合理动员社会力量,又不吃亏上当,对中国工人来说越来越重要。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18-4-11 14: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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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章结束)

斗争工人面临的迫害



  在菲律宾访谈期间,一位工运组织者说道:“对付罢工工人,资产阶级有两个办法:首先识别谁是积极分子、谁是先进的(工人)。对待这些人有两手:来硬的——骚扰、开除、暗杀;来软的——收买。”

  众所周知,在劳资纠纷中,各国政府通常是偏袒老板的,但操作起来各有不同。在中国,工商业大繁荣暂时避免了劳资的流血对抗,国家机器的强大,也让统治者很自信,不必动辄对工人施展雷霆手段。一般来说,中国的罢工者不怕开除,很少坐牢,黑名单制度尚未广泛建立,基本不存在针对维权工人的绑架暗杀。

  菲律宾的情况大为不同:经济长期不振,工人顾虑多,老板很嚣张,军警在罢工现场枪杀工人的事,屡见不鲜。菲律宾当局打击、瓦解战斗性工人及其组织的手段十分露骨,包括收买、恐吓、黑名单、造谣抹黑、抓去坐牢直至肉体消灭。

  本文主要介绍抹黑、暗杀这两种手段,以及菲律宾工人的反应。


抹黑


  自成立以来,五一工联一直是老板们的眼中钉。为了抹黑五一工联,政府甚至拍了一部电影,污蔑五一工联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江湖骗子,恐吓观众“五一工联到哪儿,哪儿的厂就关门大吉”。菲律宾的失业很严重,政府就利用许多工人对失业的恐惧,成功地使他们疏远了五一工联。

  当局还利用民众的宗教偏见,不断妖魔化群众斗争的基层领袖。在采访中,一位农运干部谈到,1980年代他帮助种植可可的农民成立农会,反抗当局乱收税。当地政府就到处贴传单骂他是“恐怖份子”。传单上,这位外表矮胖、憨厚的大叔,被画上牛角、狼耳朵,像一只狰狞怪兽。这是因为菲律宾盛行基督教,而基督教义中的魔鬼是头上长角的。

  应该说,官方的抹黑行动是奏效的,这些年来,在大量工人、农民和贫民中炮制了对五一工联的恐惧和提防心理。对那些继续忠于工人事业的群众积极分子,统治者亮出了刀子。


暗杀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数字:仅仅2003~2010年间,菲律宾被暗杀的工运、农运干部及其同情者(包括学生、律师、牧师或基层官员)就达1800人,失踪200多人。尽管政府总是装模作样地宣称“正在缉拿凶手”,但许多迹象表明,针对维权工农的暗杀一向是军方与情报机关所为,并得到了美国特务机构的技术指导。

  我们访问的一位工运干部,曾多次遭遇暗杀:“当我乘坐的吉普尼经过(街上的)路障并减速时,有几个人上了车,让乘客都下去。我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抢劫,是冲着我来的,当机立断跳下去就跑。附近有一个警察局,我跑到警局旁边,那四个人持刀追上来。我就跟警察抽烟、聊天,他们便不敢过来了。”这类刺杀罪行举不胜举。

  总之,菲律宾的“多党民选政府”把暗杀维权积极分子当作家常便饭。面对残酷的形势,五一工联的相关对策主要是发动舆论,给政府施加压力。例如,有工会领袖被暗杀,五一工联就组织群众性送葬,发起诉讼,直至“上告联合国”。应该指出,这些做法的总体效果不大,没有遏制住暗杀风。越来越多的老干部死于非命,是目前五一工联逐渐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全文完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18-4-11 14: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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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五章 访谈篇(未完待续)

菲律宾工运史问答



 为了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好地了解菲律宾工人运动的历史背景,接待方特意安排了这次问答式的讲座。据讲课者柯先生自己介绍,他1976年参加了学生运动,之后加入新爱国联盟(BAYAN),再后来从1990年代开始从事工运工作,现在在写一本关于菲律宾工人斗争史的书。柯先生短发,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表情凝重,眉头微锁,不苟言笑。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一边讲,一边也不忘观察我们这些听讲者的反应。我们也不“安分”,时时提出问题,打断他的讲课,这时站在黑板旁的他就会微微低下头,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他一定不只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简单。他的脸,他的精神气质,都与我们遇到的那些浴血战斗的工人组织者有着本质的相同。漫长残酷的斗争岁月,工人和同伴的血,都刻在他们脸上的皱纹里。



  问:1983年农民有提要求吗?

  答:要求真正的土地改革。


  问:为什么八十年代很多农民都跑到城市里了?

  答:因为(官方推行)土改,如果是种粮食的土地,就属于(官方宣布的)土改范围,于是地主就把粮食改为经济作物,向外出租土地就少了,所以菲律宾的半工人阶级的人数(因失地农民进城而)增长。这是在1980年代初。有很多土地开始种出口的经济作物,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比如以前种植玉米的地方,养一种像虾的东西,只要有一个人看管就行了。



  问:农民运动是不是像中国农民一样打土豪分田地?

  答:很多地主住在城里不住在农村。要是农民占领土地,政府会派军队镇压。农民先是要求减租减息,这是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以下简称“菲农运”)的最低要求。

  “菲农运”是地下的,没有合法身份。(它的目标)是领导、启发农民,(帮助农民)提出要求,而不是当农民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农运分子)去劝农民要缓和些。就是说,“菲农运”是一股使农民更激进的力量。


  问:菲律宾农民是不是不像中国农民那样,没有出路才造反的?

  答:1960年以前,人口集中在吕宋岛上,后来政府鼓励人们去棉兰老岛开垦种植。在1980年代以后国内才普遍出现人口压力,以前可以去棉兰老岛讨生活。一直以来,菲律宾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反抗宗教迫害,反对税收,反对强迫劳役。菲律宾历史上有很多群众反抗,不光是农民,还有很多市民阶层、工人的反抗。一个农民朋友跟我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教人顺从,宣扬来世得报。


  问:神职人员是怎么劝导农民不要反抗的?

  答:1970~1980年代有一个解放神学运动,但是教会本身是很保守的组织,300年的奴化宗教教育,不光是看今世还要看来世,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上。如果教会发现有哪个神父参与工运,会把他调到其他教区。


  问:马科斯倒台的时候,军方是什么态度?

  答:有几种情况。有些将领和(反对马科斯的)国防部长拉莫斯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将领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不想站错队。另外大家都不想造成全面内战。


  问:红衣主教辛海绵的真实立场是怎样的?

  答:一般来讲选举是一个减压阀。群众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把不喜欢的人赶走。但是1986年的选举让人更加绝望了。当人民群众的所有反抗手段都达不到目的的话,红衣主教就起来做一些(反总统)号召,怕人民叛乱,内战爆发。长期以来红衣主教都不搭理马科斯的,他一直比较反对马科斯。

  当时军队内部有秘密的改革小组,由中上层军官组成。当时马科斯要抓两个(参与改革小组的)将军,他们就要求人民保护他们。红衣主教这个时候发出号召,是个很及时的措施,不然(对统治者来说)就麻烦了,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


  问:1985年,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新爱国联盟为什么抵制大选?

  答:菲律宾农民运动和五一工联不一样。五一工联最高纲领就是推翻马科斯政权。(马科斯下台前夕)那会儿我在新爱国联盟,当时五一工联和菲律宾农民运动的正式方针是不投票,抵制竞选。当时有老百姓强烈要求投反对票,但(五一工联、菲农运、新爱国联盟)上面的人只是反对参加竞选,没有听到群众的声音。菲律宾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抵制大选。

  五一工联、菲律宾农民运动、新爱国联盟当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参加选举的话可以把专制政权选下去,或者通过选举教育人民,并不认为当时推翻马科斯的运动能进到一个新的高潮,只是认为换个总统还是一样,没有根本改变。他们随后意识到选举的作用,1987年以后开始参加选举,选举这个舞台不能放弃。当然在所有组织里,这三个组织是最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大部分人民还是受反对派分裂主义的影响,影响范围还是有限的。当时(这三个组织)没有意识到反法西斯运动是一个进步运动,他们提出抵制竞选的时候,把自己从人民群众的运动(反马运动)中隔离出来了,被孤立了,变成消极的了。

  在这三个组织内部,1986年选举前后都存在着关于是否参加大选的激烈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问:红衣主教号召的那些人是什么身份?

  答:当时每个街区的基层教士都出动了,(当时)马尼拉大部分人都是工人,所以还是以工人为主。那些鼓动工人上街的神职人员,大部分都没有支持过工人运动。

  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许诺进行土改,但是他们家族有很多土地至今也没有改革。(阿基诺)政府里的官员很多都是开明派人士,但是两届政府都是动荡式的。地方警察、整个官僚体系没有改变。阿基诺也召开了立宪大会,有关工资就业教育等等都写进去了。经济领域,也继承和落实了从马科斯时代就已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也改变了,马科斯时期的劳工政策全套保留下来,并且搞得更自由化了。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阿基诺夫人下台,当时的国防部长接任总统,继续推行自由化政策。


  问:工运高潮时,五一工联的情况是怎样的?

  1984~1986年,五一工联下属有11个联盟,每个联盟的要求各有不同,最主要的要求就是罢工权。五一工联是1980年成立的,工运高潮是1986年和1987年,多数罢工还是工人自发搞的,五一工联领导的罢工只是少数。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期间,五一工联领导的罢工起到了带头作用,冲破罢工禁令,其他工厂跟进。

  工运高潮时期,大概只有10%的罢工是五一工联组织的,其余90%差不多都是自发的,也有其他工会组织的罢工。有的自发罢工也有提出成立工会的要求。自发罢工的缺点是时间短,容易被收买。这是二月革命前后,全国范围罢工的情况。革命高潮也触发了罢工高潮。90%的罢工主要是经济诉求,要求提高工资。


  问:当时的联合罢工多吗?

  答:在出口加工区有。耐克的服装加工厂,管理层对工人很粗暴,工人走出工厂抗议,整个加工区发动了同情罢工,持续了几天。


  问:我们采访到的一些工会干部认为1972年的戒严令是针对工运的,但刚才您说是针对学生的?

  答:我认为戒严令主要是针对学生运动。因为当时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诉求,对制度威胁不大,但是学生还提出一些政治性口号,对制度有威胁。斗争的目标很重要,1900年前后,工人斗争高涨了,那时是反对美国占领菲律宾。但是后来(工人搞的斗争)只提经济要求了。1972年的戒严令,是因为学生提出政治口号。欧洲有一些大的罢工,煤矿汽车运输等行业,可以瘫痪国民经济,但是目标只是经济目标,没有政治目标,所以政府可以容忍,妥协。

  1986年是罢工的高潮,经济诉求比较多,后来的罢工就比不上那个阶段。现在的工人斗争陷入低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向工人解释政治诉求的重要性。


  问:1986年之后,罢工逐渐减少,是不是和工人的期望落空有关?

  答:有工人说什么变化都没有。我不这样认为。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当时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群众要求提高工资,1989年出台了一个工资合理化法令。当时工人要求工资从25比索提高到50比索。结果工资真的提高了25比索,但是(政府)取消了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改为各省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条款,因为运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1987年(五一工联)出现了冒险主义,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通过城市暴动去争取工资增长,没有注意到政府取消了全国最低工资。我们没有注意到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很多地盘。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波及所有领域,原来有很多中产阶级、中等资本家,因为新自由主义而没落了。工人中失业率大增,很难组织斗争。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像被罩住眼睛的马,没有看到大环境改变,宏观环境的恶化。现在罢工的次数和规模小多了,(斗争的)代价更高了,需要更高的觉悟。这是为什么斗争减少的一个原因。


  问:五一工联里的其他人也认同这种想法吗?

  答: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问:城市的罢工有没有影响到农村的罢工?农场工人的罢工能否得到城市工人的支持?

  答: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工人斗争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会有互相支持,但做得还远远不好。我们发现,要搞一个成功的罢工运动,必须有好几个条件,要有农场员工、其他工厂和社区的支持,不然很容易被破坏。我们能够获得其他阶层的支持,有时多有时少,很不稳定。


  问:五一工联有没有组织过跨厂罢工?大规模的跨厂斗争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答:多数是有组织的,但是1980年代罢工高潮的时候,还是有不少自发的联合罢工。联合罢工需要更高的阶级意识,不光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有其他人的处境。


  问:1980年代的时候,除了五一工联等已有的工人组织,工人有没有自发的成立组织?

  答:有的出口加工区里面,各厂的工资差别很大,服装厂工资很低,电子厂工资高一些,虽然都要求搞工会,但是目标不同,不容易联合,要把大家联合在一起需要沟通交流。

  工人自发斗争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甚至反对政府(的有关)条款,但是占领工厂等更高形式的斗争基本上不可能。菲律宾这边没有阿根廷那种接管工厂的斗争形式。


  问:在联合罢工中有没有具体分工?

  答:在出口加工区里要搞活动都很危险。五一工联的一个策略,就是至少在十个工厂里同时活动,这样资方和政府就不知道组织者到底在哪里。要选择(搞组织的)时机。如果有几个工厂的工人比较进步,就同时在其他工厂进一步提高组织水平。假如两三家工厂里有足够多的工人支持工会,其他工厂也有工人的支持,才可以开始。

  第一步是在关键部门的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第二是成立小组。第三是组织委员会。我们尝试寻找联系工人的方法。不同的工厂会有不同的工作小组。以工作小组为基础成立委员会。不同工厂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第一个工厂的问题主要是经常炒人,第二个是工资低,第三个是经常罚款。初步的组织工作大约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成功后组织一次公开的集会。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搞集会游行,要求和厂主对话。这里有一个问题,工人经常换厂,但他们居住的社区是不变的,所以就在社区里组织工人。同一个工业区内,不少工厂属于相似的行业。工会成立之后,就向工厂要求转为正式工。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如果被解雇,那么他就会作为组织者进入一家新的工厂,这会增强不同工厂中组织者的联系。只要不是特别有名的、突出的积极分子,厂主还不会特别关注。因为在这个工业区里资方非常强势,所以组织工会要有策略。几家工厂同时成立工会,要比一家工厂成立工会好得多。工厂的合同只签六个月,工人也有办法对付,就换名字,再干六个月。工作满六个月的工人会享有一定的福利,但是资本家既想要熟练工,又想不给工人福利,所以也默许工人换个名字继续留在工厂工作。


  问:政府会不会像抓工人领袖一样,抓一般的积极分子?

  答:积极分子被抓的话,我们会提供帮助,打官司。一般是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被列入黑名单。


  问:工人自发罢工有没有时间较长的,有多长?

  答:统计数据不好找,只有罢工人数和发生时间。

  自发斗争为什么坚持不长?因为准备都不充分,没有罢工基金,没有社区的支持,容易妥协,自发罢工的领袖很容易被厂方威胁或者收买。


  问:自发罢工中的工人领袖有什么特点,普工,技工还是基层管理?

  答:如果自发性罢工的话,领袖人物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男性为多。可能是基层管理多些。


  问:80年代工人组织内部的冒进思想是怎么回事?

  答:工运中有两派,一派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一部分,农业还占很大的比重,另一派认为是菲律宾是半工业化的,多数人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在工人化。所以第一派认为工农联盟是很重要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第二派认为工人阶级是主体,应该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了。第二派要复制列宁的革命方式,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他们认为1986年的人民力量标志着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下一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他们当时在各种工人团体组织中寻找群众暴动的合适时机。但是(他们搞)城市起义的目的,不是像列宁那样夺取政权,而是通过起义的方法获得工资上涨。当时,我们正在争论起义时机是否到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新自由主义对菲律宾的影响,没有注意到政府通过了工资合理化法案,其中含有一个取消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的条款。

  当时组织了一个十天的大游行,围攻总统府,希望游行被政府镇压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参加游行的人很少,政府没有理睬。

  还有一些人给工人发武器,在一些工厂挑起与资方的武装冲突。他们以为制造事端会引起人们的公愤,吸引支持。当时发生枪战的工厂,几个中层管理打死了,工人领袖也被打死了,最后老板关闭了工厂。工人连纠察线都没有搞,因为怕自己被枪杀了。另外一个矿区也是工人和管理人员互相枪战,工会办公室就从矿区搬到城里,工人就不敢去纠察线。这些(搞冒险的)人的头目最后被别人枪杀了,有可能是内讧。1994年从五一工联中还分裂出一个黄色工会[ 一般指与资方妥协或被收买,或是被工贼所控制的工会——译者注。],是奉行经济主义的。

  五一工联有一套“分阶段工人教育”的理论:1)工作条件,2)工资,3)政府问题,4)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先组织工人,提出经济要求,在争取经济利益的行动中,遭遇政府镇压,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提出政治要求,最后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18-4-11 14: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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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工运史问答(续完)


问:除了五一工联,其他工会和工人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菲律宾工会大会(TUCP,Trade Union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是最右翼的工会联盟。其主要成员是菲律宾海员工人工会,菲工大的一些头目就出身于海员工会。海员工会是按照国际公约由上而下建立的,不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的。菲工大是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是戒严时期马科斯政府操控的唯一合法工会。自由工联(FFW)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产联帮助下建立的,主要是受天主教的一个分支“耶稣会”支持。耶稣会在天主教中比较开明,这个教派在菲律宾有很多学校。自由工联宣称不受政府操纵,也不受任何政党的操纵。全国工会联盟(NAFLU,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r Unions)是1957年成立的,后来他们都拒绝加入马科斯控制的菲工大。后来,马科斯就想把菲工大按行业组织起来,自由工联和全国工会联盟不是按照行业组织的。

  菲律宾的工会其实是有很强政治性的,和各党派有联系。

  菲工大很少组织工人罢工,但是因为它是官方认可的工会联盟,工人加入比较容易,而且有时候工人也没有选择。当时马科斯只允许菲工大公开活动。自由工联在马科斯上台前就存在,但是马科斯上台后,只允许工人加入菲工大。菲工大还有一个国会议员,自由工联没有国会议员。

1970年代末之前,菲律宾只有10%的工人是工会会员。现在只有3~5%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只有1.5%的工人同资方签订了集体协议,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有集体协议。菲律宾劳动力人口4500万,很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是在服务业,其次是农场工人,然后才是产业工人。2010年工会入会率降到2%。最多的时候,五一工联有30万会员,后来都下降了,菲工大的会员数也下降了。

  虽然菲律宾拥有的船只不多,但是在船上工作的菲律宾人不少。一个船上的海员一般都是一个国籍的,以便船长控制。海员工会是菲工大的核心工会,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果是巴西的船,巴西的旗,船员是菲律宾人的话,那么工会就是菲律宾工会。

  很多集体协议都是假的,没有实际内容,就像情人的口头协议。另外,集体协议是秘密的,工人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政府名册里有很多工会,但是很多皮包工会的存在目的,就是骗工人交会费,工会没有实体存在,就算找得到地址,也找不到人。

  在交通电力等垄断行业里,有一些独立工会,它们不加入任何工会联盟。这些工会的政治倾向取决于工会头目的倾向。这些工会能存在,主要是会员比较多,会费比较充足。菲律宾航空公司,菲律宾电话电讯公司,马尼拉电力公司等等,都属于这类企业。这些工会与资方订立的集体合同也各有不同,有的有加薪条款,有的没有。比如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工会与资方订立的集体合同就是十年以内不增加工资。菲律宾航空公司在2008年集体合同到期的时候拒绝与工会谈判,拖了三年,到2011年工人罢工,资方把工人都解雇了,然后又返聘。解雇的主要是地勤人员。

1998年,有个富人收购了菲律宾航空公司,强迫所有45岁以上的飞行员退休,然后按照新员工待遇重新聘用。当时菲航共有三个工会:飞行员工会,乘务员工会和地勤人员工会。地勤和乘务员要求与公司谈判,公司拒绝后,工人开始罢工,新老板立刻宣布航空公司破产,当时菲律宾政府成立了一个机构挽救航空公司,迫使地勤人员和乘务员复工,并且同意十年不涨工资。到了2008年,十年协议到期,公司始终拒绝谈判。到2011年,工人再次罢工,公司态度强硬,将罢工工人全数解雇,然后按照临时工待遇重新聘用。

  菲航被收购后,公司内原有的很多部门,饮食、地勤等业务,全部外包给新老板另外成立的公司,按新员工待遇返聘这些员工。这个老板同时收购了两家航空公司,飞行员要在两家公司工作,但是只挣一份工资。后来还把三百多个飞行员解雇,按照新员工返聘。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组织工会仅仅是为了经济原因,所以我们面对的就是工会腐败问题。如果只讨论经济,往往就是一些工会头目得利,腐败问题严重。腐败都是从小事情开始发展的。在谈判中,工会头目会知道最低和最高要求,会私下跟厂方订个协议,公司给工会头目一个红包。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工会干部进行教育,保证工会运动的正常进行。不断地做工会干部的思想工作,要有战斗性,不能只注意钱的问题。雇主也会千方百计瓦解和腐化工人领袖。

  另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新形势下,劳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的一个工会干部说,当我们找到答案的时候,他们把问题改变了。

  要问正式工怎么看待合同制,其实合同制早就有,但人们不知道事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工人基本上都是派遣工。以前认为临时工、派遣工是正式工的补充,现在变成主体了。

资产阶级非常聪明,当你学会应付他的时候,他的方法就改变了,他们的眼光是非常长远的。不是他们聪明,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干。所以我们对工人的教育不能光放在经济上,要不然总是跟不上斗争形势,老是落后。我们不光要看本地区本行业,还要看到全局,现在这个形势就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关于临时工、派遣工与正式工的问题。这个与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高度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行业,对工人技术水平要求低,就用临时工和派遣工,对技术要求高的地方就用正式工。有一家服装厂,工人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式工,其实工人的劳动关系属于一家外包公司。这家外包公司是台湾的,是1949年国民党投资建立的。这家公司有巨大的(生产)网络,母公司决定关闭菲律宾的工厂,搬迁到中国大陆,这时工人才知道自己的劳动关系属于台湾的外包公司。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把最低工资下调,使正式工的收入逐渐变得跟派遣工的一样。现在是根据订单招临时工,连短期合同工都不是,有货做就雇人,做完了就解雇。公司里清扫维护等工作一般由专门的公司来做。有直接招聘,也有通过中介招聘。以马尼拉工厂为例,有三种工人:正式工,派遣工和临时工。现在一些中层管理都是派遣工。通信公司工资高,之前主要业务是正式工来做,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后来装电话、修电话等主要业务外包,工人的工资就降低了。现在只有监工才能拿到最低工资。



问:在失业的情况下如何斗争?



答:工人失业后很难组织,而且政府和资方对出口加工区的控制十分严密。这种情况下,要到社区里做组织工作,把失业的和没失业的人组织在一起。有一个地方做得不错。先在社区组织工人成立互助会,给工人讲一些尊严之类的课,然后加强对工人权利这方面的教育。这是经济区里最成功的组织经验。不只是针对工厂采取行动,还有对整个经济区的管理采取行动。第一次行动成功了,第二次阻止了破坏工会的活动。


问:怎么安置失业矿工?



答:采矿在菲律宾是非常重要的行业,中产阶级和教会也在关注。采矿业关联到很多方面。我相信,告诉矿工需要保护环境(所以要关闭一些矿山),矿工一定可以理解。采矿对菲律宾(的自然环境)危害太大了。工人阶级不能光把眼光停留在经济上,很多工人(组织)的领导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应该明白。很多(失业)矿工去做季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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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抗争工人口述集》第五章 访谈篇(续二)

妇女运动组织者奥菲



 刚开始遇到奥菲时,没有想到她就是我们要访谈的对象,还以为只是一位接待人员。她安静地站在楼梯边,神情平和,身体发福,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甚至有些不起眼。和她聊过之后,我们才发现她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我们随后遇到的很多经历过残酷斗争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头衔是“主席”还是“秘书长”,看起来都是没有架子的普通人。他们谦和,热情,平易近人。他们和我们一聊便是几个小时。有的人年事已高,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精力还旺盛,太让人钦佩了。





  我父亲是前任五一工联主席。他想让我当工会秘书。起先在五一工联下属部门做办公室工作,后来觉得基层工作更适合自己。1985年,我开始担任一线的工会组织者。

  当时我去过工会下属的鞋厂、烟草厂,了解工厂的基本情况和工人的现状,感觉他们很需要帮助。我接触了一些女工,学习如何跟工人相处,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找工人做访谈,我说“我想要找工作”,拿这个当引子。工人说,你可别进厂,工厂的条件很不好的。这样就聊开了。你不是本厂工人,保安是不让进的,只能在厂外面跟工人接触。


食品厂的斗争


  在一家食品厂外我遇到四个女工,跟她们聊天,问为什么厂里面噪音那么大。她们说是做爆米花的,噪声很大,有的人耳朵都聋了,有很多职业危害(化学品什么的),有女工怀孕了还在做。工人的居住条件很差,宿舍外面有围墙,外人进不去。

  我跟工人接触,通常是趁着他们出来买东西、洗衣服的时候上前搭讪,帮他们拎东西什么的,借机聊聊天,取得了一些女工的信任。我了解到她们不光是工资低,劳动状况也很差。这个厂里有500个工人,没有工会。男工女工工作不一样,男工主要干搬运类的重活,女工做包装类工作,比较好组织。我告诉女工应该争取最低工资、加班费、夜班费,争取劳动保护和对女工的保护。我们平常去社区街道参加活动,比如扫地、照顾小孩之类,这样就跟他们建立了联系。我们还参加了政府下面的医疗项目,从中得知大多数工人都有一些皮肤病、耳聋、呼吸道疾病。工人就有了想搞一个工会的念头。他们不知道我是五一工联的组织者,只是把我当作热心市民,有的甚至以为我是街道工作人员。工人们开始在工厂里建起一个20人左右的协会,并着手调查工厂的基本信息,了解老板是谁、产品卖到哪儿等。

  食品厂老板是个菲律宾的大资本家,主要经营食品。管理层的事情也得了解,比如他们赚多少钱。这类调查的作用是能够教育工人们去争取应得的东西——作为一个工人应有的基本工资、福利待遇,作为一个人应当得到的基本待遇。工人通过学习法律,了解自己的诉求有哪些依据;此外还要了解社区的情况。接着,就讨论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刚开始组织的时候,工人很害怕,担心可能会被开除。我就向她们解释斗争可能达到的美好前景,大家又感到很开心、很兴奋。协会搜集、整理了一些工人的要求,打印出来给大家看,变成了集中和反映工人意见的工人委员会。我们把一切东西都想出来——体检发现的病、加班费、产假、奖金等要求——全写在一张纸上,最后向资方提出要求。

  工厂察觉到工人在悄悄酝酿组织。一次吃饭时,经理威胁工人们说,你们要是搞了工会,我们就把这个厂关掉。同时贴出公告,换了一副软面孔: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人力资源部门反映……当时工人们很兴奋,小组成员开始有点高兴地说:厂方愿意跟我们对话了。他们跟资方谈了一回。对于工人们提的要求,工厂回应说会研究研究。回来后大家更兴奋了——终于平等地跟经理谈了一回话啊。她们还幻想起来,以后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啦,等等。后来副经理把工人叫去问话:是谁教你们写这些东西的?工人们说是社区医疗的一个人告诉她们的。社区的人知道她们在工厂里太受罪了,就帮助她们(这时工人还以为我是社区的人)。

  经理听了工人这番话,就很有顾虑,担心工厂的待遇要是被外人知道,尤其是他们的上司知道了,就很麻烦。他还怕挨当地政府部门的处罚。工人的要求书提交后,管理没找工人,而是找到社区的领导,讨好他们,还特意给社区捐款。社区领导说,你们有这些钱给我们,还不如给工人,还教训了厂里一番,说你们怎么做事的,这么对待工人。工人们知道后很高兴。

  可是管理回来后什么都没做。工人等了一个月,发现没有任何动静。那些特别活跃的女工就选举了工会主席,向劳动部门申请成立工会。之前的二十人小组成了工厂工会的核心。厂方都气疯了。老板说你们干嘛成立工会,你们有要求我都答应啊。工人说你们什么都没做啊,工资也没涨,劳动条件也没改善……这是1986年的事情。那时是允许成立工会的,但不允许罢工。

  刚开始,工人们都会很害怕,但作为一个集体团结起来了,很明确地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就会感到力量和信心。这些经验都是我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

  工人都是本地人,住在厂里,集中营似的,跟外界隔绝起来。工人有了医疗项目后,厂区外的人才开始有所了解。社区老百姓原先对工厂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头一次了解到,都感到有点骇人听闻。

  此后,工人开始向劳动法庭起诉工厂的劳动条件差、拖欠工资等问题,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工厂负责人在劳动法庭上称,实在是还不起欠工人的钱,只有关厂。工人于是设立了纠察线,把工厂封闭了。社区的人们很支持他们,给他们送去米饭、食物、水、牛奶。劳动部门也批准他们在选举后成立工会。戒严时虽然不允许罢工,连三人以上的集会都不允许,但罢工照样发生。工人们用罢工行动冲破不许罢工的禁令。

  斗争中,我的角色主要是出主意。因为父亲是五一工联主席,从小耳濡目染,见过很多斗争。我觉得社区在斗争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社区的人往往都会支持工人。一是工人自己的团结,二是社区内的支持,都是斗争胜利的保障。罢工时,社区居民给工人送水送饭,工业区里的其他工会也会赞助,教堂也给予一些帮助。孩子们都去本地学校读书,有人照顾。当时还请了一些媒体(广播、电视)来报导他们罢工的原因和状况。五一工联如果有接待外国的来访者,就会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工厂。

  罢工期间,资方通常会雇些人来顶替罢工工人工作。但正门有纠察线,工贼进不去,就跳墙或用别的办法进厂。工会当然会劝说他们不要进厂,但没什么用。接下来就把他们围困起来,切断水电,过不了一两周,他们就求饶说放他们出去。有些被招来的人做的产品不合格,要返工,重做。工厂招人顶替,有时是通过几个社区公用的一家招聘机构,有时是通过公司自己外设的机构,他们会去较远的其它地方招人。但这种情况不多。新招工人不熟练,是工贼少的一个原因。至于那些水电设施,是工厂所有的,如果罢工期间受到破坏,复工后工厂自己修,政府和警察是不会管的。  罢工持续了一年,工人住在纠察线上,同时在劳动法庭打官司。全厂500名工人,有的找到了新工作;有的当了小贩,上午摆摊,卖不出去就给大家。纠察线还开了一个小商店。但大多数的援助还是来自于其他机构和教会。有一半人坚持到最后。其他很多人(有120人)到别处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有的离开后又回来。最后回来工作的有380个人。由于罢工期间资源有限,支持不了那么多人的长期抗争,部分工人离开,留下的人表示理解。斗争胜利后,不管走了没走,欠的工资都还了。这家工厂直到1998年才关门。

  工厂有60%的女工,她们都是正式工人,但待遇是按临时工给的。工会主席是男的,工会委员会成员全是女工,副主席和其他干部也都是女工。那个工会主席从第一天起就呆在纠察线上,比较积极,上劳动法庭打官司也是由他出面。外来访客都是女主席接待。罢工中的积极分子都是些平常就积极关心工厂问题、远离管理层的人,愿意出头跟厂方谈判。工人和管理的区别:后者是薪水制,工人则是按工作时间算工资。基层管理属于工人。上层管理通常无法进入工会委员会,这些人只会是间谍。


组织矿工家属进行斗争


1987年,我到过马尼拉周边的省份,帮矿工的妻子组织协会,支持矿工斗争。那里已经有一个五一工联的工会了(资方知道这个工会)。我们想把矿工的妻子都组织起来,因为矿工及家属居住的地方都在矿业公司划定的区域内,远离社区,因此矿工斗争能得到的最直接的支持,只能来自家庭。矿工家属有一部分在社区做一些小买卖,其余都是家庭主妇。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公共厕所脏,饮用水都是被矿区化学品污染过的。我受工会之邀,去做家属的工作。

  当地有两座挨着的矿山,一座600人,另一座1000人。矿业公司的工人在加入五一工联之前很久就已经建立了工会,但只提一些经济要求。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指导,不清楚以前做过什么,但是一定为工人做过有好处的事。这个工会是当地的其他机构组织的。这是有方向地组织工人行动的开始。但他们之前没有任何谈判和罢工经验,所以才叫我过去。

  我一个人从马尼拉前往矿区,公开接触矿工,但不用自己的真名,也没说自己来自马尼拉五一工联本部,只说是当地五一工联分部的组织者。来之前,五一工联当地办公室的人已经给了我一份当地情况介绍,这样就知道大概应该去做什么。那里条件很苦,住得很挤,墙很薄,刚去时要适应一段时间。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当地的方言。幸好矿工都懂英语,可以用英语交流。那个地方历史上被美国侵略,老老少少英语说得都很流利。矿工们说的英语比我还好呢。

  我花了四个月时间慢慢适应他们的环境。组织斗争的主要切入点是水的问题,以及生育问题。第一个项目是清理卫生。那里的公厕是长长的一条坑,公司每三天才清理一次,对孩子们来说很有害,水也被化学品污染了。我让几个妇女积极分子自己去找工会谈,事情引起了工会的注意。工会就把健康环境问题纳入与矿方谈判的内容里面,把意见提交给矿方。矿方不肯让步,把意见搁置下来。矿工就罢工,要求矿方处理这个事情。谈判时,家属里有一个代表当发言人,每次谈判都会去。工会的议程上有很多常务项目,包括涨工资。这次不同的是,加进了妇女们提出的保障水源、提供医生等关于健康的项目。

  谈判期间,家属们就在外面拉警戒线。工会罢工委员会要时刻准备好,第一天谈判就开始为罢工做准备,时刻关注厂方的动向。家属们也要时刻准备好,有罢工的动向就开始行动。罢工发起之后,就得到了家属的大力支持。这些家属非常活跃。有一次,一个五一工联工会干部在发言,有一位妇女走上前去,拿过麦克风来,讲述自己的要求。

  积极的妇女开大会动员其他妇女。五一工联的工会也动员其他地区工会的人来支援。大部分妇女都很积极,这些要求对她们来说关系重大。起先在本地区活动,后来几次组织去城里做宣传。一些积极的妇女参加了演讲培训。她们很愿意参加罢工,也愿意接受教育,把自己从家庭妇女变为一个积极的妇女。但她们也没法全体参加罢工,因为要做家务,有些人还做小生意赚一些小钱。罢工中设立了很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一名妇女代表,不光有负责做饭的,还有教育呀什么的各种委员会。这次妇女参加得非常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矿方曾派保安、警察去骚扰罢工者,还朝天放枪,但没有人受伤。矿方惯于首先向警察求助,因此警察来得很早,大概十来人,几辆车,来了几个小时,厂里会给他们钱。法律规定警察必须离警戒线50米远。为了破坏警戒线,他们会出手打人。但是如果工人组织得好,一般不会被破坏。工人只是自卫,没有打斗。大家组成人墙,非常团结。工人一直是坚强的,难以瓦解。当然资方会找人谈话,要求他们复工。工人则答说:你答应我们条件,我们就回去工作。工人罢工越久,矿方损失越多。持续了一个月后,工人终于胜利。资方妥协了,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也不追究罢工积极分子的责任。

  我们在罢工之前就做了调查,所以很清楚资方有能力支付多少工资和福利。通过了解每天能挖多少的矿原料、市场价是多少等信息,算出每天的营业额。矿场不像工厂那样可以搬迁,所以资方更容易妥协。罢工一定要选在生产的旺季。选择时机时要考虑时间、管理层,以及他们的底线,还有其他地区的运动是否高涨。注意要在生产的产品还没有卖掉之前就罢工。

  罢工取得的成果是:劳资双方签订了一份有法律效用的协议书;资方安排每天用清洗矿场的废水来冲洗厕所;饮用水就专门用一根管子,从山的另一边拉过来。工资要求方面很难落实,需要继续施加压力,会有律师、劳动部的人来催促落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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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同志


  露已经是个老太太了。我们临走前的一个中午,在五一工联的厨房里遇到她。当时她正在那里安静地吃饭。感觉她应该经过不少风风雨雨,于是攀谈起来。原来她是菲律宾农民运动组织(KMP)的干部。和这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露的外表看起来跟普通群众没什么分别,很温和,喜欢微笑,甚至讲述起自己在牢房里被虐待的经历时,也一再微笑着。她跟她的儿子都没有说得这么详细过。很多情节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记载革命先烈们英勇事迹的书籍、电影里女主人公的经历。她说她也读到过中国革命者的故事,并从中汲取到力量。而那些故事,竟在她身上重演了,她自己成了故事的主人公。那是几十年前的菲律宾,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投入到人民运动中去。露就是其中一个。


  我今年70多岁。原来是菲律宾大学的学生,没毕业就加入新人民军,给农民讲课。后来去过拉丁美洲,到过利比亚,参加一些激进组织。在拉莫斯时期,我去过荷兰。跟政府和平谈判时,我也是代表。我参加了菲律宾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合作项目。现在慢慢接触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党,所以想学西班牙语。以前在学校里我有学过一点西班牙语。
  从哪里开始呢?先讲一个大概经历吧。我在大学时学社会学,研究菲律宾的社会问题。在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我参与了塞松领导的学生组织。当时学校里还有一个教会领导的学生组织。两个组织针锋相对。反动的学生组织为政府所利用,污蔑其他人是共产党。当时的大学教材都是官方的,亲美派搞的。有一个进步的历史老师,教我们菲律宾真正的历史。我们自学辩证唯物主义等等。当时参考书不多。没有那本塞松的书,没有系统的关于菲律宾革命历史的书。我们为了国家民主而斗争,学习阶级分析方法,了解民族矛盾。我们知道校园外的社会是什么样子。1970~1971年,全国各处群众运动高涨,学生运动高涨。人民运动变得强大以后,每年暑假,我们都参加工人罢工运动。1968、1969年左右石油价格上涨,学生们很激动。有一个支持马科斯的教授用枪把参加运动的学生打死了。全校学生非常气愤。他们占领了学校,宣告成立学生公社,把桌椅从教室里扔出来作为障碍物,把学校里的路都堵上。学校的各个大楼都按照革命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外面的军人想进来(镇压)。我们说学校自己有警察,校外的警察不应入内。从那以后,大学就有了一个新规矩,只能用自己的警察,外边的军警不得入内,到现在还是。自然科学的教授加入我们,用酒瓶子制作燃烧弹,把实验室里的化学品用于制作武器。不久,外边的工人就开始支持我们。我们大概围了一个月学校。刚开始是因为石油涨价,接着我们的要求就涉及到政治问题,教育自由等等。我们还占领了学校的电台。当时群众都同情学生。教授甚至把他们的汽车装满汽油,带进学校做燃烧弹。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知道不可能这么永久地占领下去。我们向校长提出要求,一是校外警察不得干预校内事务,二是学术自由,三是不能强迫学习西班牙语。当时西班牙语是强制学习的,现在是学生可自由选择的第二语言。那段时期成立了好多学生组织,并派出学生代表参加地区教育管理委员会,这个管委会可以决定各校校长的任免,6票可以决定,学生占其中1票。
  离开菲大时,我没有办什么手续。后来戒严令解除后,菲大允许以前的积极分子回校继续学习,但是我没有回去。戒严令期间,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被取缔了。当然我们没有停步,而是继续搞地下组织和活动,只不过根据情况换了组织方法。我们做社会调查。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工人,他们不顾戒严令,发动罢工。戒严期间的艰苦生活,使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观点。
  我们一直要进行斗争,没有别的选择,走不了回头路。我自己坐牢一年多。我丈夫是菲大的学生领袖,坐过两次牢,每次三年多。我转入地下时,把儿子交给姐妹去带。我姐妹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从事那些运动,但还是给我经济上的帮助。
  我在游击队时,经历了两次武装冲突。那是人生中很特别的经历,跟在城市里搞中产阶级运动完全不同。条件很艰难,它能考验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第一次冲突时,我在那个村子里才待了一周,上了五次课。刚给游击战士讲完课,敌人来突袭了。战斗中,身边的同志一个个中弹倒下。当时我都傻了,站着一动不动。后来反应过来,就往回撤,还听见队长在大喊大叫地跟敌人拼命,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头皮被一颗飞过的子弹擦破了,掉下一缕头发。这是很考验人的时刻。我问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做。敌人挨家挨户搜查。房东把我的枪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枪声还在响。我问房东能不能把伤员救回来。房东说现在太危险。当时在村里认识的人不多,情况不熟,我就离开村子。看见一大堆军人,村民告诉我要一直走,我就一直走。军人拦住我,问我听没听见昨夜的枪声。我说有听见。问我离交战的地方多远。我说挺远的。军人没看到我头上受伤。当时我二十几岁,看起来年龄很小,他们就没怀疑我。后来我发现自己吓得尿裤子了。
  老乡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上了公交车。在车上我想,我需要休息一下。我想要换车,要么到马尼拉,那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要么去别处,有地下工作的地方。路上,警察拦下了我们的车,说是前边打仗,有一个人逃了出来,要搜查,任何人都不能下车。我就想怎么办,我必须下车。我说我要去方便,就把所有的东西留在车上了,包括我丈夫写的家信,那是用卷烟的纸写,一小片一小片的信。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想到家庭,想到儿子怎么办……
  后来上了一辆吉普尼。到了之前来过的一个村子,我找认识的村民问情况。村民说这里有战斗。我想起自己坐的吉普尼后面就跟着辆大卡车,心想哎呀,我怎么又跑到打仗的地方来了!我想回到原来打仗的那个地方去。老乡说,你就在这等着吧。午饭时间,老乡带我到甘蔗地里干活,遇到以前的战友。这支游击队跟我原来所在的那个游击队不一样,我原来那个都是新手,装备也不好。这支游击队都是有经验的队员,装备也好。我白天给他们讲自己游击队的遭遇,但是队员更留神的是周围的情况,好像并不关心我讲的,只说他们会报仇的。我从没有受过军训,打起仗来就发愣。他们告诉我,遇到枪击时应该躺下,滚着移动。当晚,又发生了冲突。夜里行军的时候,我走在队伍中间,突然听见枪声。原来我们的队伍发现前方有亮光(有人抽烟),就开枪了。早上发现打死了四个军人。(他们判断抽烟的是军人)因为丘陵地带没有住户,他们断定抽烟的人不会是村民,也不是我们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同志在哪里。后来,大家称赞这个游击队干得好,还说我是里头唯一一个女兵。后来在另一个地方,因奸细出卖,我被军方抓获了,是一个当地村民告密。于是敌人知道了我是第一次战斗中漏网的。一年以后,军方审判时,把这个村民叫来跟我对质。叛徒说:“你投降吧,我来帮你。”我说:“你连一个军衔都没有,怎么帮我?”
  我被带到军营里去,手脚绑起来,严刑拷打。每次审讯前,他们都虐待我身体的敏感部位,胸部和下体。他们想让我哭,让我变得脆弱,但这更激起我的愤怒。我骂道:“你们是什么人?真是禽兽!除了把我捆起来,折磨我,你们还有什么本事?”他们搜到我身上带有药品,治心脏病的药,就问我那些医生的情况,因为知道我是菲大的。受审时,我用英文答复他们,造成一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就像心理战。第一阶段是技术性问题,问我一些情况,想让我出卖同志。这个时候最危险,因为你不在监狱里,没人知道你在哪儿。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折磨死了。当时我很弱小,体力上没法反抗,但是我采取心理战。我说“你们这些没本事的胆小鬼”。他们每次虐待我的时候,我就质问他们:“难道你们没有母亲吗,没有女儿吗?”最后问得他们不好意思了。第二天有高级军官来视察,他们就给我取下锁链,穿上衣服。当时我绝食抗议他们的虐待。医生来看过之后,说要我去治疗。后来我被送到医院,有几个人监视我。最后我总算活了下来。住院时我在纸条上写我是谁谁,被捕了,赶快告诉我父母我在这里,写完把纸条扔到窗外,但是没起作用。
  革命者经受这些考验的时候,面临生死的时候,要考虑为什么斗争,还要不要斗争。我遭到拷打的时候,回答他们的问题,都是瞎编的。就是用心理战,经常藐视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只是看起来强,但你们辩论不过我。你们使用暴力,只是说明你们软弱。”敌人的折磨反倒让我更加坚定:这个政权太反动。我对他们说:“你看,你们在这个社会起什么作用,你们就是为虎作伥!”他们说:“我们还修路呢。”我说:“路是工程师和工人修的,根本不是你们修的,你们不干好事。”战胜了那些折磨之后,我就是个胜利者。有了那样的经验,就再没有什么能吓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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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经历的工人斗争


  琳达(Linda)是一妇女组织的副主席,已经70多岁了。她从60年代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至今已50来年,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了。老太太非常瘦小,一头白发,但是依然手脚麻利,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几天之后,我们参加联盟组织的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集会。老太太在集会上拿着麦克风喊话的劲头,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我们是很贪心的,希望能把她50年的经历全部打包带走,但是时间有限,而且她依然忙于各种具体的事务,所以我们只得到两次访谈的机会,每次也不过两个多钟。她人毕竟上了年纪,有些事情回忆起来的确很不容易。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明明就在脑袋里的某个地方,但就是抓不住,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发现这里的老活动家大多没有写过传记或回忆录,而各种文字记录的材料,也大都不能像他们讲出来的故事一样精彩生动,当年的峥嵘岁月就这样湮没在历史之中了。



阴差阳错进工会


  我1960年上大学,进的是一所穷人家孩子上的大学,三年级开始参加工会工作。当时全国工会联盟(NAFLU)来学校招聘,学校把我推荐过去做秘书了。我本来希望进一家政府办的保险公司去实习,所以学校的安排让我很生气。

  那时,在校大学生从事各种活动,但并不关注工人。曾有一次学生抗议,因为学校原本说是安排上三个学期的西班牙语。这以后就只要学一个学期了。在全国工会联盟实习时,工会开会时经常听他们谈到怎么组织农民、组织工会之类,我非常感兴趣。工会主席说:你非常好,对工人好,希望你留下来,至于工资,要看我们工会的钱有多少。

  当时我是勤工俭学,到一间律师事务所打工,以此支付我的书本费、学费。我成绩好,律师也特别喜欢我。后来律师发现我在工会,就问我怎么不到他那儿工作,而要去工会做。我觉得律师尽坑穷人,工会主席待我则像慈父似的。父母对我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因此不反对我做工会的事。我也会用挣到的钱给父母买东西,牙膏什么的。那时是单身,没什么负担。有时我也教育父母,在办公室学习和领悟到什么,都会跟他们讲。

  那个主席开会时,就像讲演似的。听众说这些不用讲了,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他就说不是给你们讲,是给琳达讲。他说农民生产是供给粮食,工人生产是提供各种生活用品,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这话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一次我向工会主席请假,因为那是四月初,耶稣受难的日子,天主教有活动。工会主席说,你走了,工人怎么办?我说我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他说,是啊,工人的事是最重要的,你要是不在了工人怎么办?工会主席有时带我去游行。我害怕。他说只要跟人民在一起就不要怕。有一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来菲律宾访问,他是大高个儿,宾馆特意为他做了一张大床。各种机构、组织到宾馆前游行,大喊“美国佬滚回去”。警察拿棍子打我们。我们唱国歌,他们就不敢打了。但是后来再唱,警察可不管了,抡起棍子就打。我也差点挨了打。工会主席就说,你看他们拿我们的税钱,却用棍子打我们。有一次,我去一个被枪杀的积极分子家,他家居然住在臭水沟旁边。我心里更加气愤。我觉得自己够穷了,但是没想到还有更穷的。我很受触动。总之,那个工会主席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教育我。

  在工会的工作中我慢慢得到培养,但我不满意。我还想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组织者,我要去前线组织工人。工会主席就说:“你还在接受教育,我们就是在培养你,将来可以做组织者。”

  有一次,我去看一家味精厂的罢工。那天下着大雨,地势低的地方,水淹到膝盖那么深。工人还坚守在纠察线上。一辆卡车拉着货往外开,罢工的工人就躺在地上,不让卡车开过去。我很担心卡车会开过去压死他们,但是卡车司机不敢。我觉得那些妇女非常勇敢。还有一家给可口可乐生产瓶子的公司发生了罢工。公司雇新人去顶替罢工者。工人拉起纠察线,不让新人进出,也不让货物进出。老板就用直升飞机给困在厂里面的人运吃的。工人用烟花射飞机,结果把司机吓坏,飞机也坠落了。但是没有一个工人被捕,因为责任在老板那一边,跟工人没有关系。就这样我慢慢接触到一些工人斗争。


戒严令之初被捕入狱


  马科斯是在1972年9月21日颁布的戒严令。我那时患有肺结核,9月23日去医院检查。警察在上班的路上等我,结果没抓到我,就直接上我家,要我去警察局。我慢慢收拾衣服。警察说一会就放出来了,不用拿那么多东西。但我知道这一去肯定没那么快回来。我很幸运没有被强奸,那时经常会发生被捕者遭到强奸的事。戒严令发出时,我们都有思想准备,知道可能被抓。但我那时只是一个工会的办公室秘书,还算不上活动积极分子。我本来想,等别人被捕之后,我自己会坚持留在办公室处理事务,谁知第一个就轮到我。警察之所以想抓我,因为我掌握了好多工会的资料,或许可以从我身上搞到点什么信息。
  在戒严令之前,工会主席已经开始培训我了,经常突然大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什么的!”所以到了警察局,我一点都不怕。警察说你在这待一段时间,需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结果我写了很多。警察说怎么写这么多,很快就出去了。我说,你们想让我当叛徒,我不当,肯定会被拘留很长时间的。跟我同住一个牢房的,还有两个学生。当时有些学生特别崇拜工人运动,知道我是做工人工作被捕的,很崇拜我。晚上我也哭,想孩子,但不敢出声,也不想影响学生,就捏着鼻子哭。我被关押的这个劳教所,监狱主管有三个孩子,都跑到游击队去了。他老婆经常哭,问他孩子跑哪里去了。监狱主管比较同情我们,就写信给马科斯说我们这个监狱不上刑,如果上刑就去别的监狱。很幸运,到12月底我就被放出来了。正是在监狱里,我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大家都在传阅很多革命刊物,比如毛主席语录。后来狱友知道我要出去了,在毛选上签名送给我,让我出去为工人服务,结果被发现了。于是我被关进一间单独的牢房里,关了一个礼拜。每当我感到难受,就把拳头伸出窗去,以示自己的坚决。


皮包厂的罢工


  一家一百多人的皮包厂要关闭,工人要求赔偿。这个公司从小做到大,里面有干了十年的老工人,听说厂方要雇新工人来取代他们,都想:“我们是正式工人,怎么会被取代呢?”工人便一起去找工会,但那个工会是黄色工会,除了上诉、打官司,其他什么都没做。上诉被驳回,不予立案。黄色工会就主持罢工。但它没有带领工人把厂门堵上,而是让他们呆站在门口。工人们觉得“这怎么也能算罢工啊”。他们看出这么搞对工厂毫无影响,工人的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挺心酸的。总之,她们对黄色工会很失望。有人提到五一工联,她们就决定试试去找。工人问到附近一个教堂,教堂跟五一工联关系不错,把地址给了工人。四名女工代表就这样找到五一工联。接待她们的干部对我说,这个厂都是妇女,你去做工作吧。我就去了。

  刚到纠察线时,我看到工人都在打扑克、下棋。很多人听说是五一工联派来的人,就很担心、警惕、怀疑,说五一工联是颠覆性组织。我没有放弃,每天都去,跟不同的人交谈。我给他们讲国家形势,讲怎么去搞工会,后来慢慢就得到了工人的信任。黄色工会头目收了厂里的贿赂,离开了。我给大家讲如何搞纠察线,把要求写在纸板上,在厂里巡回游行。工人说这不是非法的吗?我说不是非法的。工人们看到警察、地方官员来了,躲得远远的。我说这是你们的斗争,你们得自己上,把自己要求什么都讲出来。她们就开始自己去讲要求。

  起初我去斗争现场,看到满地都是红色。老板是中国人,红色代表吉祥。我说把它换成黑色,倒霉、晦气的意思,老板看到就很不高兴。我经常去纠察线,孩子都把我当祖母看。纠察线上怎么睡都是我安排的——单身的男工睡一边,夫妻俩的带孩子睡中间,另外一边睡女工。我像一个母亲一样细心把他们安顿好。罢工期间工人要有分工,有人照相,有人举牌子。我教育他们,举牌子不要举得软绵绵的,要有战斗力。我给他们做培训,讲斗争的意义,邀请一些妇女组织、学生们来看望女工,声援她们的罢工,周末还请教堂来做弥撒。我说,罢工的工人应该去争取团结社区的人。他们说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说你们自己站出来说嘛,说上几次就会了,我们要学会通过公开演讲说出真相,让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说,我讲不来呀,因为我会哭。我说,哭没关系,要愤怒地哭。工人不敢说话时,就跟他们讲:哭不是罪过,你们不出来说话,谁替你说?!我们都说家乡话,又不是说英语,有什么不敢说的。我们在纠察线培训演讲。经过训练,很多人就开始公开发言了。

  面向社会的宣传鼓动工作很重要。工厂在河边,有一次刮台风,河水都涨到肚皮了。工人没法再在厂外睡觉,那几天就到教堂里过夜。工人写了份公开求援书,社会上很多人送来食物、菜、鱼等。台风过后,他们继续得到很多资助。跟教会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教会人士同情罢工者,周末去纠察线做弥撒。大学医疗人员前来为工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是通过教会联系的。街区的人也得到医疗服务的帮助。有一个孩子出生在纠察线上,工人搞了洗礼仪式,通知了电台,前来现场直播。后来老板花钱雇了政府工作人员,清理罢工场所的“垃圾”。他们开了大卡车过来清场,把罢工者的背包往卡车上扔。街区的老太太就让小伙们爬上车把包通通扔下来,结果只丢掉很少几个包,其它全部“获救”。罢工者得到这样的支持,很是兴奋。

  工厂管理层想把机器拉出来,搬到另一个厂子去生产。工人堵着厂门。老板也反对搬过去,怕把那边的秩序也搞乱了。最后搬了两回才搬过去,那里是反动力量最嚣张的地方,有很多进步分子被杀害。一个工会成员眼见货车走了,就打车跟着去查看新厂的位置。后来工人们每周都去那家新厂抗议一回。


另外两场罢工


  一家台资服装厂,有300多名工人,大部分都是女工。几年前,工会和公司进行集体谈判,要求增加工资、福利待遇。谈判期间刚好碰到圣周假期[ 圣周(Holy week),天主教和东正教名词,共七天,纪念耶稣受难前一周的事迹。圣周之后就是复活节。]。谈判之初,公司寸步不让,圣周开始时公司松了口,同意了要求。大家都很开心地过了一周假期。但圣周结束回到厂里,工人们发现所有的机器都不见了,老板和管理人员都跑了。后来社区居民告诉工人:你们工厂的机器都被老板搬走了。工人设置了纠察线,要求跟厂方谈判。老板没出面。工人利用剩下的几台机器,和剩下的材料,自己生产衣服,自己卖,这样就有钱吃饭了。厂方上诉,说工人侵占了工厂的材料和机器。工人说,这是你们造成的问题,我们有集体谈判的协议在这儿,你们不执行,自己跑了。工厂的地是租来的,这时,地主也去告厂方没有支付租金。这对工人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地主有钱有势,厂方最后给工人付了钱。圣周前签的集体协议,也被要求履行。

  还有一家生产内裤的工厂,之前有两个工会,一个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一个是五一工联的工会。为了打击五一工联的工会,资方管理人员承诺:如果不参加五一工联的工会,我们可以跟你进行集体谈判。黄色工会的主席就一直追问厂方:我们什么时候谈判,什么时候进行集体协商?厂方却食言了,不愿进行集体谈判。黄色工会的领导很生气,也加入了五一工联的工会,参加了罢工纠察线。厂方给警察送钱,让警察维持秩序。工贼每天早上来上班。罢工者决定第二天早上向厂里的管理层、工贼发起进攻。他们用塑料袋装了小便,每天等工贼们一进厂,就朝他们(工贼、管理、警察)丢去,把他们熏得受不了。黄色工会的领导说:厂方不守信,说了要谈判却不肯谈。厂方起诉工人,法官听到工人的做法也笑了。斗争到最后,老板还是赔给工人钱了。那个黄色工会的主席也成了教师工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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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老组织者访谈


  这里是“工人教育研究所”下属的多媒体工作室,老人就在这里工作。
  他已经60多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活跃在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线。他很风趣,交流的时候,提到他的老伴,总是用“女朋友”这个词。
  “女朋友”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战友。他们一起制作广播节目和一些音频宣传材料。
  他的身体不太好,刚刚病愈没多久,但却急着回来“补班”。我们没有见到他的“女朋友”——她的身体也不好,近期就发生了两次中风。
  老人很爽朗,有时会大笑。他说要感谢我们的提问,让他得以重温那些难忘的往事。


现在的工作

  我主要负责准备广播用的材料。每周的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都有不同的广播节目。周一是医疗卫生问题,周二是农民和其他群体的问题,周三是工人问题,周四是妇女问题,周五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形势问题。周三的节目就是我负责的。
  有时我们会参加一些讨论会,有价值的就录音,作为宣传资料,上传到网上。我女朋友的声音非常好听。
  有时候我们会制作一些系列性的专栏节目,主题包括工厂环境、家庭冲突等。节目最后往往会提出一个口号,宣传组织工会的权利,因为组织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工人的权利是人权。
  我们不是五一工联的组织,但是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经常支持五一工联的活动。我们会配合五一工联的活动计划,把我们的广播计划与他们的组织工作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节目内容与工人联系较紧密。
  工人在菲律宾人口中占少数,大概只有15%,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形成更大的抗议力量,我们也会到农村去,搜集农民的情况,制作与农民情况有关的节目。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工人。
  要融入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如果不熟悉工人的情况,节目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学生时代

  我上学的时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学生会的干部,上过黑名单。作为积极分子,要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的选举,争取到领导权,就能组织学生做很多事情。不仅要参与全校性的社团,还要参与各个学院的社团。组织工人也是一样,争取工会的领导权。积极分子就有了双重身份。
  我们引导学生讨论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学费高涨,校服问题,教学设备短缺,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被学校贪污,等等。
  还要把学校的问题同政府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政府的腐败问题与国家的地位联系起来——因为腐败的政府背后是美国政府在撑腰,再联系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这些方面对学生进行鼓动,可以把一部分人很好地组织起来。
  我们还让学生注意警察对群众运动的镇压。有时警察中还会有军官出现。
  我们做宣传鼓动,组织不同程度的抗议活动,如签名运动,即向校长或地区的教育部门提交联名信。如果他们不理睬,我们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总的来说,当时我们认为学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学生的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2%~3%,但是学生运动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制造很大的声势。
  对学生的组织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后,就会动员他们去工厂与工人结合。初期主要采取假期进厂实践的方式。有些学生进厂后,就再也没有回学校了。号召进厂不是强制性的,全靠学生的自愿。
  当时有很多是政府设立的学生组织,以及教会设立的学生组织。激进学生组织比较少。但是激进思想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潮流,好像不参加组织,就落伍了。那时新人民军的领袖在学生中就很有名,受到推崇。

组织工人

  我也进工厂做过工人。记得是一家叫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生产灯具。夜班的时候,我们用扩音器播放他加禄语的国际歌。管理来了,看工人听着歌,干得挺起劲,就说不错,继续放。
  那时我们的组织力量很小,所以工作重点放在跨国公司和一些有组织潜力的大工厂。选择工厂时,要考虑工厂的人数和工厂内部的情况。当时大工厂的待遇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有时候可以利用工厂内原有的工会的干部去做组织工作。
  有一家厂工人上万,老板是个犹太人。我们成功地组织了这个工厂。工厂里那么多工人,总有人过生日,就可以开生日宴会。这些活动都可以掩护组织者。
  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就不能回学校了。
  戒严法颁布后,所有激进组织都被取缔了。但是还有很多合法的组织存在,包括政府的工会。所以经过研究讨论,很多学生积极分子就想办法进入合法组织中进行活动。有的学生进厂做工,通过工厂里的合法工会开展活动。这个时期的活动都是地下的秘密活动。在某些合法的组织里,还是有些活动空间的。
  一家工厂表面看上去很“正常”,厂里有个官方工会,但是谁都想不到,就在工会里,有人正在做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教育和组织工作的中心,是反对戒严令,反对马科斯。那时,我们把马科斯政权、美帝国主义和工人的情况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工人只占人口的少数,所以还要把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联系起来。
  组织者要隐藏自己,需要合法的身份,需要一个工厂工人的身份。如果一个组织者能在工厂中找到工作,就比较容易做组织工作了。
  表面上看,不同工厂中的工会没有联系,但实际上,积极分子们建立了地下的联系网络。1975年,我们在马尼拉一家酒厂发动了戒严后的第一次罢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罢工后,紧跟着就是南部地区出现罢工,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可以在戒严令时期反抗了。城市工厂中的组织者,在这些罢工中暴露后,就转入农村。
  当时,我的一个同志在农村被杀,另一个朋友在城市中被抓。十年后,我和那个朋友见面了,我问他是怎么被抓的。他说他去一个朋友家,不知道那里已有警察监视,就被抓了。警察以为他是个普通工人,他的身份没有暴露。
  如果工厂有工会,组织者的任务就是把工会转变过来;没有的话,就是组建工会。我们的方法是:启发,组织,鼓动。工人觉悟程度不一样,有的工人很快就能被我们吸收进来。
  1980年代初,到处都是罢工,工人提出的大都是经济要求,只有少量的罢工提出了政治要求。在出口加工区,很多工厂工人会发动同情罢工,支援其他厂的罢工工人。

“讲师”琐记

  1972年到1980年,我一直都在做工人的组织工作。1980年开始,我接受了培训,之后开始从事工人教育工作,就像讲师一样。
  我们讲的东西是从工人的生活中来的。同工人的密切联系,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法,使警察和政府很难找到你。
  当时有宵禁,晚12点到早4点,严禁外出。被抓到就要受拷打。最好是能在工人区里住下来。刚开始,同工人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时候,就需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当然,在自己的住处,也可以组织小组学习,可以和同志讨论问题,互相帮助。
  有一天在工人区活动,回去晚了,没有吉普尼,只能步行。后来碰到巡警,于是灵机一动,敲门进了一家殡仪馆,那里正办葬礼,双方都以为是对方的家属,到4点就离开了。
  有的时候会躲到墓地里。
  有个工厂是生产棺材的,有一次躲在棺材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军营里搞了一次学习。有一个女工认识军营里的一个军官,于是就去军官的别墅区搞培训。那个女工说,你们小心点,这儿有士兵。
  还有一次在外省,也是到一个军官家里去学习,他被派到其他地方打仗去了。
  上课的时候,有人放哨。警察一来,我们就转移。有时我们在工人家里讲课,有的工人家属对我们很反感,所以我们经常要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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