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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我们全都要》

《我们全都要》

我们全都要

(意大利)南尼·巴雷斯特里尼

根据Verso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译出





献给阿尔方索



第一部



第一章 在南方




    在南方,这都是从十年或十五年前开始的。随着南方基金[1]的投入,新的工业建立起来了,农村地区也得跟着工业化了。你在集会上总能听见他们说,为了发展南方,你得去工作。为了人类的新尊严,你必须生产。你需要一个新的南方,到处大发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之类的。天主教民主党[2]这么说,共产党也这么说,他们全都这么说。




然而他们却给民工大开绿灯,所有人都可以去北方的工厂打工。因为意大利北方和欧洲的工厂乐意接受大量的民工。大众和菲亚特的生产线需要这些劳动力。它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工人:他们在南方的时候打过工或干过修路之类的粗活,在生产线上什么都能干,必要的话,就可以轻松解雇他们。




以前还有别的路子。过去的打工仔还是得拴在土地上,离不开种地。以前南方的工人就只能留在南方。因为如果十五年前他们就全都跑去北方和欧洲打工的话,那里肯定会乱成一团糟。因为那里当时还没有建好工厂之类的东西。以前我还不知道这些事,这都是我跟同志们聊天时才懂的。那是我不再做工以后的事了,自从我在米拉菲奥里[3]惹出大乱子以后,我再也不干了。




共产党以前在南方的口号是:谁干活,谁就有田种。可是打工仔谁在乎土地啊?谁在乎有没有土地啊?打工仔一年到头想的就是能不能挣到钱。后来嘛,从占领土地那时候起,共产党就改变了它在南方的政策。它缩回了城里,在那儿它也没啥好干的,整天跟在一帮心怀不满的商人和职员屁股后面跑。等到巴蒂帕利亚[4]和雷吉奥[5]爆发大规模斗争时,共产党却只当这是无业游民的暴动。




别的不提,总的来看,南方好像不算穷。地主们总是能挣大钱,在南方基金投入后也是一样,不过,只有大地主还能挣到钱,土地少于五百公顷的小地主简直就像消失了一样。




比方说吧,在塞莱平原[6]上的萨勒诺,周围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当地的番茄农一到季节,都要全家老少一齐上阵,去种番茄。他们刚攒了点钱,地主就一点一点把整个过程给工业化了。现在从种番茄到装罐都是工业化的。打工仔变成了操作机器的工人,现在干活用不了那么多人,产量还更高。可是那些地方的其他人呢,没人在乎,简直就跟不存在似的。




大地主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了,可是南方基金赔给他们好几亿里拉呢。他们也愿意见到工业发展。他们用这笔钱,在城里盖了几千几万套公寓。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人,都不是萨勒诺本地人,大多是从城外招来的:从内地来的,从山村来的,从亚平宁山区来的。他们全都有房子,有猪,有鸡,有葡萄树、橄榄树、橄榄油之类的,但他们都过不下去了。他们卖掉了家当,在城里买了公寓,在工厂里找活干。结果,城里的失业者更找不到工作了;其实失业的比以前还多。




去北方打工的人,主要来自内地和亚平宁山区。南方基金根本没考虑他们,就当他们不存在似的。去北方,求发达,因为我们这里的不发达对北方有利,能帮他们发达。是谁建设了北方?是谁建设了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是我们,从南方来到北方的打工仔。都灵不算南方城市?瞧这话说的,在都灵干活的,不都是南方人吗[7]?跟萨勒诺、雷吉奥卡拉布里亚和巴蒂帕利亚有啥不一样?当大家发现自己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像巴蒂帕利亚一样发生暴动。说什么到处都有活干,这儿没活就到别处找,骗谁呀?你会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巴蒂帕利亚那里一样,把一切烧个精光。只要咱们能组织起来,没过多久,到处都会点起火来。我们要告诉他们:滚你娘的,老子不干了。




到萨勒诺盖房子的建筑工人,来自诺切拉、卡瓦、圣奇普里亚诺皮琴蒂诺、吉佛尼、蒙泰科尔维诺[8]。他们早上骑着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到城里上班。当时活儿很多,工厂到处建,卡车司机拉着水泥、石头、钢铁到处跑,到处修公路什么的。五十年代萨勒诺出现了建筑热潮。人人都买了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那时还出现了第一种大众化小轿车,就是那种600[9],连工人都买得起。人人都买了电视,房顶上到处都竖起了天线。




资金真的开始流转起来了。服装店和杂货店里总是有不少货物,新的店铺不停地开张。在萨勒诺,人人都在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然而,这可没有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份。发达的都是周围乡村的人。钱都流到那些村子去了,当然,也没在那里留多久。你要是天天早上骑着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或开着600,从蒙泰科尔维诺到萨勒诺上班,晚上再原路返回,这样奔波,屁股不裂才怪。于是你自然想在城里找套公寓。萨勒诺城里新盖的公寓楼,里面住的全都是从城外来的人。




许多人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然后就住在自己盖的公寓里面。不久他们住到城里的这类公寓里,租下来,甚至干脆买下来。这些人可不像城里那些要啥没啥的无产者。他们可是地主啊,有房子、猪、鸡、葡萄树、橄榄树和橄榄油的地主。在城里他们也要想办法买房子。然后他们就在工厂里找活干。要想进厂,你得有介绍信[10]。乡下人得拿着熏火腿、橄榄油、葡萄酒之类的东西,去找当地的议员,让议员帮他们开介绍信。要想找活干,就只有这个办法。然后他们就成了城里的无产者,尽管他们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我有个舅舅,以前在银行做事,现在退休了,我就是托他帮忙才找到工作的。舅舅在就业办有个表弟,他带我去找他表弟,就说:这是咱外甥,帮他在哪儿找个活干吧。他表弟叫我填了几张表格,然后叫我去“完美标准”[11]。我接受了面试,还通过了体检。然后我又回去做智力测试。我们跟职员同时接受智力测试,不过我们的久一些。职员只要一分钟就完事,我们就要三分钟。然后他们说要送我们去培训。智力测验中表现最好的人要到布雷西亚去受训。




我们就问:干嘛还要培训?他们说,南方基金有规定,要为南方工业培训合格的南方技术工人,培训费由基金出。我听说要培训时,还以为是训练技术呢。我在技校毕业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失业那段时间里,我上过机械工、装配工和车工的课,可是毛都没学到,教给我们的东西全都没卵用。就业办开这些课程,只是为了装出在培训工人的样子。这里面到底有啥政治动机,我就不晓得了。




不说这个了。总之,我听说要参加培训时,我还以为要去听课。他们给我们买了去布雷西亚的车票,还有路上的午饭。到了布雷西亚车站,有个美标的社工来接我们。他们叫了几辆出租车,还一一点名:我们共有二十人。你们十个,到这里去;你们五个,去那里;剩下几个去另一个地方;他们甚至还帮我们找了旅店。他们说,我们能找到的就只有这种旅店了,要是不满意,你们可以走。第二天我们到公司报到。他们说,大家都是好小伙子,身强力壮,想去哪儿玩?法国,都灵,还是米兰?公司会定期组织旅游。可我们哪有旅游的心思,就随口说,好啊,真棒,不错。




他们给我们发了白色工作服,上面印有公司的标志。然后就把我们带进工厂,里面到处摆着正在进行干燥处理的瓷器,气温有三十多度,水都蒸发出来了,弄到到处都湿乎乎的,湿气特大。我们都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我们的肤色,本来比当地工人要黑一些,可是在那种闷热潮湿的地方待久了以后,天天晚上都得洗澡,肤色反倒变得比当地人更白了。布雷西亚的阳光可没那么强。当时正是夏末,我们这些南方人的肤色都是黑黝黝的,让当地人有点害怕。




总之,他们给我们看了抽水马桶、浴盘、洗脸盘、洗脸盘的支架,还有浴缸。他们给我们看了截面有多厚。还教我们洗脸盘要在模具里放几分钟,各种不同的工件要在模具里放几分钟。他们还给我们看了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就教我们怎么做。我看见当地工人是怎么做这活的:他们压根都不怎么费脑子,就像这样,乒乒乓乓,一下子就做出来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心想:老天,这个培训是咋回事?难道我们真要在这里干活?还是要当工头?




我就想:管他呢,要是能当上工头,那就不用干太多,所以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的节奏比较慢,我做一个马桶的工夫,工友们能做两个。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后,我们参加了斗争。那里发生了罢工,出于本能,我们跟当地人一起参加了罢工。我们的工资是南方基金发的;我们每周能得到一万里拉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四万多一点。他们还给我们每月六万里拉的工资,我们还能在公司食堂里免费吃饭,还能免费搭乘全城的公共汽车。




来到布雷西亚之前,我们这批人分别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城镇。我们以前全都过着典型的南方生活。但在布雷西亚,我们分别住在几家旅店里。住在同一家旅店里的五六个人一同吃饭,一起乘公车,我们开始了解在工厂里工作的好处。表面看来,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受到剥削,我们只是在培训。我们并没有被剥削的感觉,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一些工会组织者从工厂过来找我们,叫我们回到南方后,要立即发动斗争。务必使南方达到和北方相同的水平。




有一天,美标工人发动了罢工,我们也停下了手中的活,跟工会组织者交谈。他们罢工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奖金。他们说我们的工作也是生产性质的。我就说,不对,我们还只是在学手艺呢。不,你们是在进行生产工作,因为他们把你们的产品拿去卖了。你们不是在学艺,而是在生产。你们的产品可值钱了,一个马桶能卖一万到一万五千里拉呢。这个发现简直就像一记闷棍,我们还以为自己在公司混吃混喝呢。于是我们也在门外静坐,不愿进门做工。




美标的经理赶到了布雷西亚。他见我们在静坐,就质问我们在干嘛。没看见啊?我们在罢工。可你们还是要上工的,是吧?不,我们决定要参加斗争。两天后当地工人停止了罢工,可我们决定继续罢工。只有我们二十个人继续在大门外静坐,其他人都进门上工了。我们静坐时,一个保安跟我们说:经理要跟你们谈谈。我们就进去了。哎哟,经理要跟我们谈谈,没准我们能加薪呢,谁知道呢?




我们进去后,经理就说:小伙子们,给我听好了:在南方没活干的工人到处都是,别以为自己很牛逼。我们可以马上炒了你们。其实我真的应该炒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罢工?是工会叫你们罢工的?你们是工会会员吗?不是,我说,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只有会员才能罢工吗?没错,必须是会员才能罢工。不是会员还敢罢工,就得给我滚。好吧,我们不知道这规矩。我们见别人罢工了,我们也跟着停工了。




你们想加薪,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根本没生产出什么东西?萨勒诺的工厂一个月以前就开工了,那边现在一天就能做十六个工件,有人还能做十八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一天才做十四件,工资却比那边还高呢!我们就说,这不可能,这都是骗我们停止罢工的谎言。不,他说,我可以马上中断培训,叫你们滚回萨勒诺。你们要是还想干这份活,就回去给我好好干活,不想干就给我滚。爱干干,不干拉倒。你们一分钱都别想加。




你们现在马上回去干活,不然我就把你们统统踢出去。你们要是肯干活,我还可以通融一下,不把你们赶回萨勒诺。于是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子。我说,得了,咱们还是强硬点好,不是吗?我们就说不想干了,让他们开除我们好了。我们二十人全都回南方去,在美标门外给他们添堵。可是一些人说,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想尽快完成培训。他们想在萨勒诺挣钱,不想惹麻烦。最后我们决定复工,什么也没争到。




一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培训,回到了萨勒诺。然后呢,我们发现,他们用南方基金给的钱,给布雷西亚来的工人开工资,也就是说,给布雷西亚的美标工人开工资,理由是他们必须培训萨勒诺的工人。我们还发现,萨勒诺分厂的工人的产量,比我们这些在布雷西亚接受过培训的人更高。这家工厂已经在布雷西亚开了三十年,每天能生产十六个工件。两个月前它在萨勒诺开了分厂,日产量已经达到了十八件。他们说,这是因为新工厂使用了更高效的现代化设备。




它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用起重机代替了人力:以前工件都是用人来扛的,现在只要一台起重机就能运走全部工件。一些生产流程被自动化了,这样至少可以让你的背部不那么劳累。这些措施虽说对工人的健康有利,却要让你多生产两个工件,也就是说要多生产两个马桶。我不想抨击这一点,要知道,布雷西亚那边的工人全都背痛。他们的两肋绑上皮带,因为他们的肌肉都劳损了。而在萨勒诺这边,这套新生产流程使用起重机代替了人力,使工人不能靠力气来挣钱了。这就是他们为了让我们多生产两个工件而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我的意思是说,新工厂里的新设备,减少了工人的数量,加大了每个人的劳动量。




他们不跟我们讲理。他们只是说:瞧瞧别人,一天能做十八件呢。别人都能做十八件,就我只能做十六件。于是我被叫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说,大家觉得你是个好小伙子,可你得换个工种。你的产量不够高,我们本来应该开除你的。但我们打算把你调到另一个工段。他们就把我塞到了另一个工段,但是我手上的活儿还没完事,所以我还得在铸造车间再待两天。我还有几个工件没有烘干。还得把它们从模具中拿出来,做完它们。




我走出办公室,看见一个工会的人,他是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率的。管理层狠狠地拒绝了他,他就说要罢工。听到这里,我心想:棒极了。于是我就跟工会组织者一起大喊:罢工了!罢工了!我跑进铸造车间,喊同志们出去。一个主管过来跟我说:这又不是你的车间,你来干嘛?我就说:我还有些活没干完,这里还是我的车间。那你干嘛不干完?因为罢工了,不是吗?他就没话可说了。




大概有五十个人停了工。他们开始阻止别人工作。于是我们就去找那些还在工作的人,催他们走出车间。主管们大发雷霆,其中一个还威胁我。我当时正在嚼三明治,顺手就把三明治甩到他脸上。我冲到他面前,同志们拉住了我,他们说:你做得没错,可别做得太过火了。然后我们跑进其它工段,叫其他人统统停工。我们全都来到大院里,召开了会议。我们的罢工持续了十五天,白天夜晚都有纠察队在巡逻。外面的警车围了一整圈。然后我们还举行游行,到市政府门前示威。




复工后,我被调到了新工段。我的工作是把做好的工件装上生产线。还有一个人负责检查工件,另外两个人负责把工件搬上运货车。但是,为了弥补罢工造成的损失,他们决定再开一条线,质检员变成了两个,打包工也变成了四个。以前只需要把工件装上一条线,现在要装到两条线上。而负责装运的就是我。为了使这个流程顺利进行,他们交代那两个质检员——质检员负责检查完工的工件的质量——加快检查速度。这样一来,如果前面的人没有把工件给打包好,质检员就有权把工件放到地上。由于工件是易碎的,所以一般来讲,是不能把工件放到地上的。




他们要我不断地把新工件搬上生产线,要我把工件尽可能紧密摆放,可是又不能把工件摆得太密,这些工件都是陶瓷做的,让它们碰撞的话,就可能破损。所以,这就等于允许我把工件压坏。我就说:你们疯了,这样会压坏工件的。他们就回答说:你管这么多干嘛,照做就是了。他们只在乎增加产量。有个工会会员叫我“同志”,他对我说:你瞧,他们想增加我们的劳动量,他们开了两条线,你就得拼命地往两条线上搬工件,忙得你团团转。



我把这话转告了负责打包的工友,他们就说:操,那我们也得干得慢一些。他们就对质检员说:你们这么急干嘛?悠着点。质检员就对他们说:没门,我就想干这么快。我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然后去厕所撒尿。烧窑的主管过来了,他是个酒鬼。他说:你别到处折腾大家,给我安分点,不然就炒了你。是吗,我说,你要是怕折腾,干嘛不乖乖待在家里。然后我就回去干活了,而那个质检员还是干得飞快。




第二天我来上班的时候,保安叫住了我,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由于打架斗殴、怠工和不知什么鬼的原因,我已被解雇。按规定,就算要解雇我,他们至少也得给我八天工钱做遣散费,而且我还有其它一些鬼才知道的权利;可是,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这些权利都不肯给我。我就问:我能进厂吗?不行,你以后再也不能进门了。这下我算看清这些保安了,一个保安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我还跟另一个保安交上了朋友。我不想跟他们吵,我没这心情。在那一刻我决定,就算我还在哪里的工厂干活,我也不会再跟保安交朋友了。




我在工厂门外等着经理进门,准备向他讨要我的工钱。可是等着等着,我突然想拉屎,等拉完回来,经理已经进门了。我没能及时逮住他。于是我就去找当地工会,我跟工会的人说,工厂用这些借口开除了我。啊,别担心,区区小事,我们会帮你处理好的,他们会把你应得的一切统统还给你的。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工会会员。我就说,我在罢工期间已经加入工会了,我还交了一千里拉。好了,他们帮我向美标写了申诉书,让我用快递把申诉书寄出,并登记在案,我为此又花了两三千里拉。我等了半个多月,啥消息都没有。我就又去找工会,我跟工会的人说:听着,我到现在还没得到半点消息,而我手头又很紧,急需钱用。




哦,那你得耐心点,不用担心。他们要是不给你钱,我们就会起诉他们,他们就得把钱统统还给你。可是我已经等得够久了。一天早上,我来到工厂门外,等着经理经过。他开着车来到门前时,我就冲到他的车前,拦住了他的车,趁他还没锁上车门,我钻进了车门里。我按住他的肩膀,把那封信甩到他脸上。我说:为什么不给我遣散费?你们炒了我,我现在就要你们付出代价。不光是那八天的工钱,你们耽误了我整整一个月,我就要这一个月的工钱。




看在你没整我的份上,我要的不多也不少,就只要你们欠我的那笔钱。他说:你听我说,你被解雇的时候我不在场,我要是在场的话,就不会解雇你了。你是个好人,我会调你去另一个地方。你要是想回来,我会给你换个更好的工作,一个最适合你的、独一无二的工作。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在美标工作了。我已经在那里工作过了,我现在只想马上要回我应得的工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他就说:行行行,有话好说。他带我去办公室,叫来会计。他对会计说:帮他结清了。结清什么?一切。真的?没错,一切,他说。




他们算清了帐,总共欠我十二万里拉。他跟我说,十二万里拉行不行?我说:不行。他就说:行行好吧,我们账上现在就这么点钱,只能给你这么多了。要不这样吧:我跟主管说一声,叫他在十一月帮你打卡。这样你下个月不用干活,只要到这里来,就照发你下个月的工资。行吧,我说,我可以接受。可是你别忽悠我。下个月我一定会来的。我每天早上都见你经过弗尔尼;我知道你住哪里。所以你别忽悠我。经理就说:行行,不过我还想跟你说点事。我能帮你另找工作。




他是布雷西亚人,调来萨勒诺工作。他显然不想给自己树敌太多。他不想因为不属于他的几万里拉而天天晚上担惊受怕。他到底在乎什么?他还说想帮我忙:我能帮你另找工作。不,你不懂,我不想再干活了。什么活都不想干。下个月我会来拿钱,从此以后我就跟美标毫无干系了。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工作了,但我买了双漂亮的鞋子,一件大衣,几件衣服。不到半个月我就把钱花光了。统统花光了。一个里拉都不剩。




我没领到失业救济,因为我没有工作时间满两年的证明。但是,南方的就业办还负责运营建筑工地学校——这不过是一种给人撒钱的路子。你一天能拿七百里拉。只要你去建筑工地——有的甚至根本没开工,就是一片空地,有人叫做平地——就能拿到这笔钱。你在那里露下脸就走都行,到了周六你就可以去领钱,足足四千二百里拉呢。用这些钱我可以买香烟,看电影,基本上可以凑合着过。至于其它的需求呢,反正我是跟家人一起住的,所以也就没啥问题了。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夏末时我在弗罗里奥打工。那里有许多罐头厂,主要是做番茄罐头的。这种工作是季节性的,以前一干就要连续三四个月,现在番茄产量少了,只要干一个月就够了。总之,我在弗罗里奥打了一个月的工,每天干十二小时,周日都要上班。我挣了十五六万里拉。我连津贴都没领,因为我打算去米兰。打这种季节工的人,一般能领到三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津贴。他们一天能挣一千五百到两千里拉。没有别的活干的时候,他们就干这种活。他们还领救济金。



[1]南方基金(Cassadel Mezzogiorno)是意大利政府在1950年制定的一个项目,主要目的是通过建设桥梁、水坝、公路、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刺激意大利南方的经济发展。这个项目还提供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以刺激投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金被挥霍了,许多项目受益者是北方的大公司,它们利用补助金来建设自动化工厂,这样就不用雇佣太多工人了。——原注


[2]天主教民主党(DemocraziaCristianaDC)成立于1919614日,原名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Popolare ItalianoPPI),是在教皇本笃十五世支持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后,意大利人民党被法西斯政权取缔。19431215日,该党重新成立,改名为天主教民主党。二战后,该党成为意大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从1947年一直连续执政到1994年,并且在1947—1981年、1987—1994年间,意大利总理均由该党党员出任。1992年,该党卷入了一系列贪腐丑闻,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并于1994年瓦解。——中译者注


[3]米拉菲奥里(Mirafiori)是菲亚特公司的总部,设在都灵(Torino),它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工厂。在它的极盛时期,这家占地二平方千米的工厂雇佣了五万多名工人。——原注


[4]巴蒂帕利亚(Battipaglia)是坎帕尼亚(Campania)大区的一个城镇,在萨勒诺(Salerno)附近。1969年,当地差不多一半人口参加了抗议关闭本地卷烟厂和制糖厂的斗争,有两人在斗争中被杀害。——原注


[5]19707月,为抗议意大利政府将卡坦扎罗(Catanzaro)定为卡拉布里亚大区首府,雷吉奥卡拉布里亚(ReggioCalabria)爆发了总罢工,引发了长达五天的街头暴动。政府派出五千名武装警察与宪兵镇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市不断发生街道和铁路被阻断的事件,给南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雷吉奥卡拉布里亚的港口被封锁,墨西拿海峡的轮船全都停工了,意大利主要的南北高速公路也被截断了。当局将这次暴动归咎于左派,在新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Sociale ItalianoMSI干预之后,暴动才在19712月被彻底镇压下去。——原注


[6]塞莱河(Sele)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64千米,在萨勒诺省内的塞莱河流域附近,有一块面积约500平方千米的平原,就叫塞莱平原(Piana del Sele)。——中译者注


[7]都灵实际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但因为当时有大量来自南方的民工涌入都灵工作,所以主人公才说都灵是南方城市。——中译者注


[8]诺切拉(NoceraInferiore)、卡瓦(Cavade' Tirreni)、圣奇普里亚诺皮琴蒂诺(SanCipriano Picentino)、吉福尼(Giffoni Sei Casali)、蒙泰科尔维诺(MontecorvinoPugliano)均为萨勒诺省的城镇。——中译者注


[9]即菲亚特600型轿车,1955年投产,1969年停产,在此期间,它一共生产了超过2600000辆,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型。——中译者注


[10]在意大利,不管你有没有资格,想找个工作,往往都得有介绍信raccomandazione)。直到现在,这仍是个问题。——原注


[11]完美标准(IdealStandard)是一家跨国公司,于1901年成立于比利时,主要生产卫浴设备。该公司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并入美国标准集团(American Standard Group),故下文简称为“美标”。——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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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



我家住在萨勒诺附近一个叫弗尔尼的村子。周围还有乔维、卡塞洛塞、马里孔达、帕斯泰纳、梅尔卡泰洛等村庄。我念完小学后,爸妈想让我升学,就去找老师,问问老师有什么意见。老师们就拍我爸妈马屁,对他们说: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来找老师,然后就给我爸妈出了一些主意。他们说我最好还是不要念中学了。别的不说,入学考试就是第一道难关。书念得越多,家里的负担就越重。课本越来越多,越来越贵。最后还不一定能念完呢,因为读书实在太花钱了。



你们的儿子可以去读技校,在工厂里找个活干。当个工头、段长什么的。工头?段长?听起来简直就像童话里的东西,谁懂那到底是啥?当时我家那一带连个工厂都没有。我爸是农民出身,换过好多好多工作,战后他干过走私,我上小学时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啥都干过。最后爸妈决定继续供我念书。中学听起来很吓人,我都不敢去了。幸好村子里有人跟我一起上学。



为了上学,我们买了从弗尔尼到城里的公车季票。刚上学时,班上还分阶级,分成城里人和城外人。班上的同学有从彭特卡尼亚诺来的,有从巴蒂帕利亚来的,有从巴洛尼西来的,有从吉福尼来的,有从诺切拉来的。城里人的孩子管外地来的孩子叫乡巴佬。有的孩子已经习惯了低三下四。他们极力用冰淇淋和甜点来讨好萨勒诺本地的孩子,或是给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来收买人家。



我和一个来自彭特卡尼亚诺的朋友却宁愿硬碰硬来解决。我们就这么跟萨勒诺的孩子干上了。我们用拳头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校外经常打架,打得可厉害了。在中学一年级里,打架是家常便饭。二年级和三年级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分城里人和外地人了,分成聪明孩子和蠢孩子。我们欺负那些蠢孩子,打翻他们的午饭,还抢他们的钱。



此外我还逛遍了城市,城里的生活跟乡下就是不一样。橱窗里总是摆满了商品。裤子、皮包、鞋子、家具、收音机。杂货店里全是吃的。报刊亭里卖的杂志,封面上居然是女人:我在乡下见到的女人,裙子都长到脚跟。城里的海报上可不是这样。我在墙上见了这样的海报,就想去看电影。城里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刺激着我的想象力。我觉得我开始懂得一些东西了。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件最基本的事:要想穿得好,吃得好,活得好,没钱可不行。



我在城里见到的新鲜玩意都要钱:报纸、肉类、鞋子;一切都有价钱。这跟乡下可不一样,在乡下,树上的果子随便摘,我们以前一到晚上就去摘果子,河里的鱼也是随便捞。在城里可没有妈妈做的衣物,她那些衣物要么是亲手缝制的,要么是不知谁给的——那些裤子或鞋子,我们穿了之后,连它们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反正谁也不在乎。我在乡下出生,在乡下长大,来到城市一看,城里的环境,跟乡下的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发现了金钱的重要性后,先是在星期天回家时问父母要更多的钱。可他们就是不给。他们一周只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里拉。我家里真的没钱,能给这些都算多了。于是我就注意到了另外的门路。自打我出生后,年年都要下地种番茄,可我发现,那些不用住校的朋友根本不下地。上中学后,我就不再下地了。但我发现那些不下地的朋友都去建筑工地搬砖了,两个月挣的钱,就比他们父母在地里干一年还多。


    他们挣的钱比他们父母还多,他们穿上了牛仔裤。当时牛仔裤是最时髦的。那时候流行的是《贫穷但帅气》[1]之类的电影。可是买牛仔裤要一两千里拉,交了学杂费和食宿费之后就没钱买了。买了牛仔裤的人也都买了套头衫,但他们穿的可不是亚平宁山区和伊尔皮尼亚山区的牧羊人穿的那种手工编织的套头衫,而是在商店里买的,花样时髦,各色都有。然后还要买唱片机和唱片,摇滚,节奏蓝调之类的。然后你就要像美国人一样跳舞。

    可这些统统都要钱。大家都想买兰布雷塔[2]。这玩意可不一般,买了它,就等于告别了乡村生活的一切传统。以前只有地主能骑马或坐马车,他们在星期天外出,到镇上去,也只有他们才有自行车,把手很高那种,而且总是黑色的。现在呢,番茄农的儿子都买得起兰布雷塔之类的东西了。

于是我就对我妈说:妈,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买牛仔裤,我要看电影,我要吃披萨。我想出去潇洒,可到处都要钱,没钱我还能做啥?在学校里什么都要钱。我什么都缺,这根本算不上生活。我要马上、立刻就过上真正的生活。我年纪到了,开始谈女朋友了,每到星期天都要去跳舞。我妈就说:儿啊,你听妈说,你上学念书,你就比别人强得多了。可我听不进去,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我没有牛仔裤、套头衫、唱片机,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去舞厅、出去玩、吃披萨都用不上。所以,我妈跟我说我比别人强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我根本不觉得她说的对。

有一次,我又跟我妈说起这事,当时我爸也在。我爸犹豫了一下。他觉得送我上学念书,就能让我过得比他更好。如今他发现我长大了,是个青年了,开始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能理解我。他跟我说,可是你想想,打工可不是什么好事,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老板说什么你都得照做。没活干得时候,你就没饭吃,有活干的时候,你又得拼死拼活地做。打工从来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觉得打工好,是因为你想挣钱吃披萨、去跳舞、看电影。可等你成家后,你就不想去吃披萨、不想跳舞了。你得供养老婆孩子,到时你就知道工作有多艰辛了。

所以你还是好好想一想。我不是要逼你马上在上学和找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只是想让你知道:工作是很艰苦的,应该尽量避免。我送你上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你不用工作。我能理解我爸的话,工作是件很可怕的事,这要比我妈说的话更有道理。我开始怀疑起那些搬砖的朋友的想法:有了工作就能挣钱,挣到了钱就能过上快活的日子。我开始怀疑起自己以前的发现:搬砖就能过上快活日子。

在谈到工作的前途,谈到自己的人生时,我爸跟我讲:瞧瞧咱家,瞧瞧我,再瞧瞧你自己,你觉得咱家过得快乐吗?你妈,还有我,还有你的姐妹,过得快乐吗?没钱,没文化,要啥没啥,咱家就是这样了。我开始懂了,工作就是个骗局,因为我家没有牛仔裤,没有套头衫,没有唱片机。我爸说:咱一家人都在这里,这里也有活儿可干,你以为我没在干活吗?结果呢?你自己瞧瞧吧。

我开始动摇了,我下不了决心。是继续念书还是去打工呢?去打工的话,我能买到唱片机和套头衫,可我到头来还是会变得跟我爸一样。继续念书的话,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用过得像我爸妈和我姐妹那么苦。就是出于这个想法,我才继续上学。我上了技校,因为那里的学费比较少,课本也少,负担更轻,简直可以说没有负担。

我学了汽车电气系统课程,学了三年,这简直蠢透了,因为这是一门本该在车间里学会的技术。小孩靠拆灯泡、拆配电器就能学会。要学好这门课,你得了解所有型号的汽车。可你也知道,我们整天学的全是课本,没有实操。各种电池或配电器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学的全是抽象的东西,除了用来考试之外都没什么用。可是,要是轿车上的灯泡坏了,电气技师的十二岁儿子都能修好,可你就是不会修。

这些技校唯一的用处,就是给管家、校长和找不到工作的教员一口饭吃。它们根本没教会我们什么东西,只会收钱:课本、笔记本、午餐,都要钱,而且贵死人了。它们只教电池、配电器、发电机、启动马达的原理。只要你能把书上讲的原理背下来,考试肯定能过。那时大家都觉得这些操蛋学校真是屁用不顶,可你要是跟教员这么说,他肯定会否认。

他会说:不不,你这话太无知了。小孩会修灯泡,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的原理,碰上点复杂的问题,他们就没辙了。可你们不一样,你们懂得电流是什么,怎么产生的,怎么流动的。所以你们比他们强。你们将来能在工厂里当工头。又是这种话,你们能当工头。我们五六十个人都能当上工头的话,全意大利的技校一年就能培养好几万工头。意大利工业用得着这么多工头吗?

最后我还是从那家没卵用的技校毕业了。教员们也都知道,反正人人都能毕业。毕业后,大家都得找工作。我们去找菲亚特的经销商,他们有自己的车间。他们问:你们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汽车电气技工。有工作经验吗?没,可我在技校学过技术。他们就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找了机械工坊[3]、比安奇汽车[4]、阿尔法[5]、蓝旗亚[6]。它们全都不要我们;它们用不着我们。它们只要自家的子弟,他们早都学会了一切,什么活儿都能干。于是我们这批同学就各奔东西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想,我们所有人恐怕都不会当上汽车电气技工,也不会当上工头。

那年夏天,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星期天也得上班。我干了两个月,挣了差不多二十五万里拉。我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还买了另一件过冬的衣服,可这还不够穿。但是,我已经不像三年前那样,老想着去搬砖了。我发现,前几年那些搬砖的小伙伴都十八九岁了。等你有了轻便摩托车,你就不会想要那么多东西了。然后呢,摩托车撞坏了,你还得出钱修理。还要交罚款,交油费。接下来就是订婚、结婚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没一样是少花钱的。

一大堆事情压过来了,小伙伴们就不怎么想跳舞和穿牛仔裤了,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他们有时也会被炒鱿鱼。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然后计件工资制开始实行了。每个人都在挣钱。四五年前,计件工资制还是一种特权,现在所有人都想要。

我就纠结了:这咋搞的?上了这么多年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我真的想不通。你上过学,有些工作你是不能做的,这算是某种荣誉感吧。我爸妈供我念书,就是为了让我不用搬砖。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时,爸妈都尽量避免谈起这事,我也不谈。

工业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南方大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这部分是为了让打工仔和庄稼汉有点赚头,省得他们过不下去起来造反。于是南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工业。在南方,用比较低的工资也能招到人,反正当时没有工会。人们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了,但不是太多,因为南方人大多还是想去北方打工。但是呢,大家总算是有了点钱。

轿车有了,冰箱有了,电视机也有了。我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进厂做工的。我去了美标公司。我发现,我爸说得真对:劳动就是受罪。整天受苦受累。所以我就被美标开除了。于是,我就想随大流,跟所有的南方人一样,到米兰去打工。在亚平宁山区和内地,整村整村的人坐着火车,去了北方,我也想去那里。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北方。技校毕业后,在去布雷西亚的美标公司培训前,我就去过一次。我去了都灵,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月。我有一个姐姐,她已经出嫁了,就住在都灵,每年放假的时候,她都坐小轿车回来看我们。大平原,那儿的工作,还有心态,可把我吓着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海边,跟朋友们瞎逛瞎玩。我去过都灵的姐姐家,发现她家住在公寓里,那间公寓比我家在萨勒诺的老房子还差,就在一楼走廊旁边。吃睡都在一间房里,可他们每次都坐轿车回家,真会装逼。

我搭上了去北方的火车。车上挤得要命,才开出三十公里,我就想下车了。直到下车,我都找不到地方坐。过道上有醉汉在大嚼面包。婴儿在哇哇大哭,拉屎撒尿。旅行箱、袋子、盒子放得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置信,而这些人居然能忍十个钟头。我是在萨勒诺上的车,他们是在西西里。他们一大早就上了火车,早都不耐烦了。当时是四月。南方的习惯,是在春天去打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方的冬天很冷,所以都在春天出外打工。

我在都灵找了份擦洗金属零件的活干。菲亚特轿车说到底,也就是一大堆零配件组成的,而零配件呢,总是人造出来的。其实,没有哪家公司能够从头到尾地把零配件全部生产出来。比方说吧,500型或600型的车门把手,全都是铝做的,有好几家工厂都生产这种门把手,做完之后,它们就把收尾的工作外包出去。我那家工厂干的就是擦洗门把手的活。你得先把零件表面清洗得漂漂亮亮的,再用另一个刷子来打磨。一个刷子用来清洗,另一块有钢丝的就用来打磨。打磨完以后,门把手就变得光滑闪亮。这活儿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给了我金属打磨工的证书。

在那里,一天要弄完两万个零件,我忙得连擦鼻子的工夫都没有。身上老是脏兮兮的。我擦洗金属零件,可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一个月后我就辞了。春天花掉的钱,我已经挣回来了。可是这一次,我第二次来北方,我要干点别的。南方的物价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现在人人都要有的东西,好比电视吧,在萨勒诺的价钱,跟在都灵一样贵。汽油、摩托车还有火车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价钱。

在南方,日用品的价钱都上涨了。对,五六年以前,大蒜、洋葱、小鸡之类的东西还很容易搞到。你随便走进一块地里,就能弄到水果、兰香和洋葱。可现在呢,田地都被篱笆围起来了,还有保安守着。农作物都由专人出售,你要是下田里偷东西,就会被关进牢里。现在大家都要面子了,个个都要攀比,以前不要钱就能弄到的水果蔬菜,现在都得花钱买了。物价也就比米兰或都灵便宜一点点吧。可是在南方实在是没赚头,挣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去北方打工,那里才能赚大钱。

我认识几家人,他们全家都去北方打工了,我家旁边那家就是。这一家人的老父亲在塞莱平原上的维尔塞卡种番茄。他有几个儿子,分别叫安杰洛、罗科、安德列亚、阿尔曼多、卡尔米内、乔万尼。他们全家都割芦苇,做绳子,用枝条把番茄茎绑在芦苇杆上,这样番茄才能长起来。

采番茄的习惯做法,是把番茄从中间切成两半,让它们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再用铜筛把它的浓缩汁液榨出来,装进陶罐里。番茄酱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罐装番茄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大家都要做瓶子。午餐的时候吃番茄沙拉。晚餐也是番茄沙拉;早餐还是番茄沙拉。再吃点自己做的白酒和面包。

我爸呢,他倒不种地,到处打零工。他在平原上做桩子;在沼泽里砍芦苇去卖。一星期你就要砍两三百捆芦苇呢。他把芦苇卖给做番茄酱的工厂,一次能挣三万里拉;面条厂要把面条铺在芦苇上才能晾干;这是一门古老的活计,现在没人干了。他什么活都能干。他还有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经常帮人拉货。他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就是从来不下地干活,他连采番茄都不去,那种活儿太累人了。

有时我会帮旁边那家邻居种番茄。我妈就说:别去,难道你想跟种番茄的混在一起?现在他们那家都搬走了,不过不是一下子走完的。第一个去打工的是他们家老二安德列亚,他是个败家子。他平时老是偷懒;下地干活时总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乘凉,老是不想干活。他连书都不想念,连一个字都不识。他去服兵役后,就再没回来过。

他久不久会给家里写封信。突然有一天,他穿着一身好衣服,带着大把的钱,回村里来了。他说他现在在卖花,北方有人买。听了这话,我们都以为他有病:居然会有人出钱买花?他说,光是在诸灵节[7]一天,他就卖了七八万里拉的花。我们都不信。他说他打算开一家花店,他正在考驾照,想买辆货车,从圣雷莫买花,再拉到米兰去卖掉;他的兄弟还有朋友们都当他在瞎吹牛。

他也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了;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屋外的葡萄藤下聊天。这些葡萄藤现在都被铲平了,草地也没有了。我们经常在葡萄藤下面,一聊就是一晚上。安德列亚就把他在北方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安德列亚走后,又回来过几次,过了三四年,他弟弟罗科也走了。村里人人都会谈起罗科。他会向地主竖中指,地主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会买新衣服,当时谁要是买新衣服,地主和老板们就会看不顺眼。就因为你有新衣服,他们就要整你。

罗科不想再跟他爸一起种地,就去了米兰。当时米兰正在建地铁,他就找了个开挖掘机的活。他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在外地打工的人寄信回来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念给全家听。然后还要让认识这个人的邻居读信。这可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他写了啥?他是怎么说的?有啥新消息?你也知道邮递员来送信时,大家会问什么:谁写来的?是你儿子吗?他说了啥?有啥新闻?

那时电视或电影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现在这种信息量巨大的报纸。在以前,写信是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新闻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封信足足可以让全村人谈上一星期。我就是这样听说罗科在米兰开挖掘机的消息的。我那时根本想象不出挖掘机是个啥玩意。反正开挖掘机一定很酷。在乡下,你除了锄头和牛,别的啥都不懂。

罗科在信中说他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大家都觉得这不算什么,毕竟种地的话,有时要干上十四个钟头。他还说他赚了一大笔钱,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不用说,他爸可是乐开了花。罗科已经跟邻村一个妹子订了婚,一年半以后,他回村里完婚。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黑皮鞋。看起来帅气极了,人人都羡慕他。他还带了一个手提箱,不是那种北上打工时常用的绑上许多绳子的箱子。我们这里的地主就喊他过来。地主说:您好啊,最近过得咋样啊?罗科就没给他好脸色看。

那天晚上,本地的地主去理发店刮脸时,都在谈论罗科。在乡下,地主去刮脸时,打工的和种地的都得先让地主刮。理发师在给打工的和种地的刮脸时,都是用同一条毛巾,等到第二天才换掉脏毛巾,可是在给地主刮脸时,理发师总是用一条全新的、干净的毛巾。更妙的是,地主根本不用付一分钱,其他人却得交钱。

地主们就在理发店里谈起了罗科:你们见到罗科没有?他回来了,他都发达了,你们怎么不去北方打工呢?打工仔们就说了:得了,老爷,北方的生活可不容易,那里雾气大,空气也不好,傻子才去北方,我们可不去,罗科那小子穿了套好衣服,就以为自己很牛逼了。也就是说,地主摆脱了乡下人那种成见,留在乡下的庄稼汉们反倒落后了。地主们只是在怂恿庄稼汉。他们想看看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乡下小伙子出外打工,回来时发达了,穿上了连地主都没有的衣服。这让地主们心烦意乱;这小子坏了乡下的规矩。地主们嘴上说的是:但他是个好榜样,他干得不错。庄稼汉们就附和说:老爷说得没错。

罗科回来完婚时,给他爸带了一套新西装,还给他妈和兄弟们带了新衣服。他们全家都穿上了新衣服,全村人也都看在眼里。那些衣服都是乡下买不到的,只有城里才有。婚礼上还有侍者发喜糖、上香槟。还有乐队奏乐。但是呢,对于南方农民来说,婚礼总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为了结婚,人们得借不少钱,为了还完这笔债,下半辈子都得劳碌。

这一家人留下来种地的越来越少,他们一个个搬走了。几兄弟都去打工了,罗科帮兄弟们找到了工作。他们在北方混得不错,全都结了婚,日子过得还行。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在内,最后全都搬走了。还有许多家庭都像他们家一样搬走了;我对罗科一家记得最清楚,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就住在我家旁边。我也决定去北方打工,因为那里能赚到钱。







[1]《贫穷但帅气》(Poverima belli)是一部由迪诺·里西(DinoRissi,1916—2008)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1957年上映。——原注


[2]兰布雷塔(Lambretta)是意大利一家专门生产轻便摩托车的公司,这里代指该公司生产的轻便摩托车。——中译者注


[3]机械工坊(OfficineMecchaniche)是一家生产轿车和卡车的公司,1918年于米兰成立,1968年被菲亚特集团收购。——中译者注


[4]比安奇汽车(Autobianchi)是一家汽车制造商,由比安奇、倍耐力和菲亚特三家公司在1955年共同创立。——中译者注


[5]阿尔法(Alfa)是一家汽车制造商,1910年在米兰成立,本名“伦巴迪汽车制造厂”(Anonima Lombarda Fabbrica Automobili),1916年改称阿尔法·罗密欧公司。——中译者注


[6]蓝旗亚(Lancia)是意大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商,1906年在米兰成立,1969年起该品牌归菲亚特集团所有。——中译者注


[7]诸灵节是天主教的一个节日,一般为每年的112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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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北方


总之,我去了北方。我一到米兰就去找罗科,因为他是我的榜样,我可以投靠他。罗科比我大二十岁。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大人了。他总能成为人们的话题。人们都说他是个惹祸精,有些人怕他,就跟害怕老板和地主一样。他走出了小村子,去了北方,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事业。所有想离开农村的小青年都拿他作榜样。他住在米兰旁边一个叫科尔西科的小镇。他见到我时,向我妈还有我姐妹问好。他打开冰箱,拿出几瓶啤酒。他问了我好多问题;还请我喝酒,我来找他让他非常高兴。

然后他就叫他老婆做点牛排。他问我:想吃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他身体很壮实,喜欢吃喝。只要手边有吃有喝,他就不会放过,正好吃的喝的现在就有。他开始说起他在南方的经历。他说:我们受够南方了,那里的地主都是一群蠢材,以为自己有几亩地就很牛逼了。他们懂个毛,一切还不都是咱们工人造的。要没咱们,他们早就饿死了。他们现在都完了,只能东游西逛,到处讨饭吃,为啥?大家都知道要干的正事,他们就是不干。

他话匣子打开之后就说个没完。可这里就不一样了,他说,我到这里后,老板们都尽量给我方便。他们让我住在工棚里,吃住都不要钱。我开挖掘机时,老板们是按产量给工钱的,你也懂的,我干得越多,工钱越多。可在南方,管你干了多少,他们都不会多给你一分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那帮狗杂种,不把人累死就不罢休。南方人就是傻,啥都不懂。在这里呢,老板和工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当然喽,老板挣的多,那也是因为他要管整个厂子。

可我也能吃上饭,我还有房子呢。你瞧这栋房子,就是我自己的;我还有轿车、卡车、挖掘机。我意思是说,我也算是老板了。每个人都是老板,看你本事多大了。当然,在工厂里干活的那些工人确实啥都没有。但他们有权利,有假日,还有保险什么的。反正你在这里总能过得不错。只要你有工作,一切就能顺顺当当。啥都不用担心。罗科把米兰和北方的好处大吹了一通。

聊着聊着,我就问起了他弟弟乔万尼的情况。乔万尼比我大三岁,几乎跟我算是同龄人。罗科说乔万尼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现在还没收工,大概要到九点才会下班。罗科说,乔万尼这人有点懒。他准是跟你一样,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没恒心。他都辞了三份工了。他就是不懂这个理:在这里你得坚持把一件工作给干好喽。你得仔细想好,在哪儿工作,才能让你发达。老是换工作可发达不了。我一直都在一家公司干,我是为自己干活。活是为自己干的,可我就是不离开这家公司。

我就说,总之,我真的要找工作了。我现在急需工作。我不打算扬名立万什么的,至少眼下不想。他就说,那你想做什么工?你愿做什么?你得在厂里找个工作,你得挣点钱。不要老是换工作,不然你一点钱都攒不下来。然后乔万尼回来了,我们相互问好,谈起了弗尔尼、萨勒诺、彭特卡尼亚诺。谈起了我们认识的同学,还有妹子,等等。后来他说:咱们先睡吧,明早我带你去上班,明晚再帮你找个旅店。

第二天乔万尼带我去了工厂。那家工厂在津戈内[1]附近,生产一种叫做“切莱尼奥”的材料,它可以用来做家具上的装饰品,看起来像是用真正的木料雕刻出来的,其实是用木屑和聚乙烯醇混合而成的。我就开始造这种东西,晚上就跟几个民工一起住在一家旅店里。他们都是来米兰打工的外地人。甚至还有从北方其它地方过来打工的,有人来自布雷西亚,还有人来自贝尔加莫。

在这家旅店住着一个卢卡尼亚人,他在建筑工地搬砖,每天要干十二个钟头。他晚上自己做饭,每天最多只花五十里拉,却能挣上七八千里拉。他总是节衣缩食,晚上和节日从不出去潇洒。干了三四个月后,他攒了六七十万里拉的存款。他给我们看了存折,还说他想买辆小轿车。开春后,我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老是迟到,这让我很头疼,我想回南方去,到海边去玩。我寻思着:我已经干了整整一个冬天,要是他们炒了我,我应该能拿到三万到五万里拉的遣散费,加上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还有做了一星期的工钱,加起来应该有十万里拉。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回到南方,啥也不做,都能逍遥好一阵子。

于是我就天天迟到。迟到的天数多了,他们就发火了,说我要是明天再迟到就炒了我。第二天我还是迟到了,于是就被炒了。他们给了我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我工作的那一周的工钱,然后我回了南方,到海边去玩。夏天到了,才第一个月我就把钱花光了。我在四月底回到南方,五月钱就没了。我一直待到九月。一开始我在棺材铺帮人做点小事。整个夏天我都在当救生员。海滩上有些瞭望哨,救生员要做的就是帮忙上漆,搭小木屋,搭好以后,你只需每天早上撑起遮阳伞,在海滩上逛来逛去就行。

我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夏天。夏天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米兰。可这次我不打算在郊区找工作了。在郊区工作的话,每天晚上都要回米兰,额外还要花一笔车钱。我在坐车之类的事情上花了太多钱,不想再住在郊区了。所以我决定就待在市区。一到米兰,我先把行李托管在车站,然后就去市区找旅店。我在布雷拉区的彭塔乔路、索尔菲里诺路和法泰贝内弗拉泰利路的三岔路口一带找了家旅店。

那里是米兰市中心。酒吧一直营业到凌晨三四点;靠,真是太好玩了。酒吧还提供吃喝。有一家叫格兰酒吧的店,你也可以在那里吃饭。我没去饭店花钱吃饭,也没去花更多的钱逛酒吧,就在格兰酒吧吃了一碟通心粉还是奶酪什么的。我花了七八百里拉,在那里待了一整晚。那一片有不少靓妞。搞基的、拉皮条的、吸毒的、做黑市买卖的、还有嬉皮士;真是个好地方。

然后我打算弄几张证书。我心想:操,我又得学习,这里又有工厂又有学校。我想学习,我对学习着了迷。我想上艺校。在斯福扎城堡有艺术夜校。我就去报了名,交了一百五十里拉报名费。我参加了考试,考了三天。他们摆出棱柱、方块、球体之类的东西,让你照着描,然后他们再给你的绘画能力打分。

但他们考的其实是另外的能力。他们问我靠什么维持生计,我是不是跟家人一起住在米兰之类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只招那些完全不懂绘画、但是年纪很轻、又跟家人住在一起或是有工作的人。但是他们发现我没有工作,就不要我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上不完课程,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个恒心之类的。他们不收我,不是因为我不会画画,因为我已经给他们看了自己的绘画本领。既然我进不了学校,弄不到证书,我就只能努力谋生了。

我心想:证书有屁用啊?我对学手艺压根没兴趣。学好一门手艺,就能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干最轻松的活,吃最好的饭,再泡几个妞,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吗?我心想:得了,做这些事又用不着证书,我主要操心的事情,就是干最轻松的活,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挣大钱。于是我就决定要这样做。我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工,没多久我就厌倦了,我喝醉了,下午没去上班,他们就炒了我,我有一阵子什么都没做。

我还有一点钱,我就到处闲逛。跟前一年不一样,我在科尔西科疯狂地挥霍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个小镇有两家舞厅、三四家电影院,还有一家教区影院。人们在酒吧里聚会,玩牌或谈论体育比赛。这里的妹子大多是南方人的女儿,她们保留着南方那种习惯,总是三五成群地出去跟外面的靓仔到野外幽会。但是,这里没有真正的友情。在酒吧里,你要受欢迎,就得有钱。你洒钱越多,穿得越高档,你的朋友就越多。要是没钱,谁都不鸟你,这让我特别不爽。

另一方面,对我这个南方小村出来的人来说,这个城镇又是个绝妙的地方,可以让我体验到各种经历。在我住的那家旅店里,总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跑堂的、念书的、画画的、卖冷饮的、砌砖的。肤色各异、三教九流的人,总是在这里来来去去。去到酒吧,又能见到那些经常上报的人:唱歌的、演电影的,有不少歌手就在那里出入。这里还能见到一些男人,就像从《男人与波莱罗》之类的准色情漫画里出来的。在布雷拉大街还能见到不少像是演员的女人。

看见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觉得非常新奇。啊,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个容光焕发,都是像我一样的傻蛋。我想跟他们交朋友,我想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在等待,可实际上,我想跟跟女人睡觉的时候,就去叫鸡。我从来没能跟酒吧里遇到的女人睡觉,尽管我很想来一次这样的冒险。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在酒吧里闲晃,除了格兰酒吧之外,还去另一家叫牙买加的酒吧。酒吧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在聊天。

在这些地方混的还有许多人,画家特别多。他们讲法国话或英国话,即使他们自己就是意大利人;你要是会讲法国话或英国话,说明你要么很有本事,要么就是留过学。在酒吧那种地方,他们说外国话,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跟我这种人混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喝酒,我那个朋友会说德国话,我以前跟他一起在阿勒曼尼亚[2]工作过,我们闹出了一点小乱子。有人正在弹吉他,我们都喝高了,就开始用德国话唱歌,或者说,他用德国话唱歌,而我只是在发出噪音。我们碰见了一个人,他想让我们推销家具或走私雪茄。这家伙啥都想干,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可我没有驾照,我都不会开车。

另一天晚上,旅店楼下有个吸粉的,喊她朋友下楼拿钥匙给她,让她回去睡觉。我下了楼,她正不知所措,我搂住她就亲。她说:怎么,你想跟我睡觉,可我没这心情。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新鲜了;我喜欢这种与工厂、农村、宗教完全无关的生活。这是一个与我熟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喜欢这里。我啥都想尝一尝,就算最后只能看看电影。也可能最后我成了浪荡鬼,把街上的洋妞或是舞厅和酒吧里的妞儿搞上床。

我想上夜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寻思,没准我能认识几个上艺校的妹子,跟她们交朋友。我开始找门路,因为在城里,你要是事事都靠自己,你就寸步难行,啥都做不成。要想混得好,发大财,就得有朋友圈子,特别是女性朋友。米兰有不少混日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妹子,她们来自小乡镇,背着家里,来到米兰,想跟嬉皮士厮混。有一次我还带了这样一个妹子回旅店,可惜房东不让她进门,还威胁说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在阿勒曼尼亚找了份工。

我找了一个厂妹,可她说自己是秘书。我才不管她是做啥的,我甚至都不喜欢她。要是在南方,我连理都不会理她。我跟她谈朋友,只是因为米兰的婊子们早都习惯了吊个凯子帮她们买这买那的,她们这些挣工资的,都把自己当成出来卖的鸡。可这个妞却不一样,她跟我在一块时,总是各付各的,不用我替她出钱。我把她带回旅店,可是第二天房东就把我给赶出去了,因为他已经警告过我不许带外人进屋。这是他的规矩。要是想跟女人睡觉,就自己出去找钟点房。他的旅店不搞这一套。结果我就被赶了出来。

我在阿勒曼尼亚认识了一个朋友,就先住在他那里。我再也不想上班了,我受够了,就到朋友家蹭吃蹭喝。今天去这一家,明天去那一家,轮流上门。这些朋友都挺喜欢我的,因为我没干得过多少活,话却说得很好听,我想方设法弄钱去看电影和吃饭。到了晚上,我就等女朋友下班,然后一起去吃披萨。总之我就是这么混日子的。然后我就去酒吧,看看有没有谁要我干点黑市交易,有没有什么赚快钱的门路,或是找个女人睡觉。我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冒险。

只有一个工程师要我,他在雷吉奥大街有艘游艇,叫我帮他看管。总之我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也在米兰认识了不少朋友。我借住在一个西西里朋友的家里,跟他老婆打得火热,说不定哪天就会给他发现了,我就开始考虑跑路。我在米兰试过各种工作,有时还帮搬运工的帮派做事。我去过一些公司,试过各种工作,都做不了两三天。为了离开米兰,我还去菲亚特应聘,因为我欠了太多钱。我开始忽悠他们,除了在阿勒曼尼亚认识的那个朋友。

阿勒曼尼亚不会跟你签长期合同,只签一两个月的短期合同,顶多四个月。我签了两个月,从十一月开始做工。他们给了我们一顶帽子,跟厨师的帽子很像,还有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他们给了我们一套还算卫生的制服。我被那家公司炒掉的经过很是离奇。我被分到一个生产面团的工段,面团做出来之后,要放进机器里搅拌。面团从机器里出来时,下面放着大脸盘一样的塑料盘子,面团流进盘子后,我们先往里面加点面粉,然后面团就会堆起来。大家都说这活儿太轻松了。

有一天我在旅店里看《迪亚波利克》[3]看得入迷,忘了上班。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来,我赶紧下楼,跑去坐地铁,可还是迟到了。哪怕只迟到了几分钟,公司都要扣掉一个半钟头的工时,只给你半个钟的钱,所以我打算过半个钟再进去。我去喝了点格拉巴酒,冷静了一点,准备等到二十九分钟的时候再去打卡。迟到两分钟还是半小时都是一样的。

在打卡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隔间,里面有显示烤箱和所有工段的情况的信号灯。那里有好几个主管,还有我那个工段的领班。我去打卡时,领班朝我招手。我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他说:戴正你的帽子。这种帽子很高,我把它压扁了,弄成撒丁牧羊人戴的帽子的形状,我就这样戴着垂到眼前的帽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我还迟到了半个钟头。

领班看见我这样子就有点恼火,他说:戴正你的帽子。不,这样不是挺好嘛,我干嘛要戴正?给我戴正。我不理他,继续走。他从里面走出来说:你怎么迟到了?呃,不记得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迟到了。迟到总有理由,反正我就是不记得了。你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迟到的原因吗?我忘了要上班。哦,你忘了要上班。这可是很严重的。那你知不知道,我要让你停工一天?

我就说:领班,你要么炒了我,要么就让我继续上班。我只迟到了半小时,不应该罚我停工一天,我不接受。所以你要么炒了我,把炒掉我的理由告诉我,不然我就要去上班。我是迟到了,可我不该挨罚停工一天,我不接受。他叫我滚,我骂了他,然后回去工作。他从楼上叫来一个保安,问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又来了两个保安,问我在哪里。我就说:我就在这里。我警告他们:别动手,不然我一动手,你们都要受伤,到时我就得进局子,可我还不想进去。公司要是想炒掉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因为我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可是只做了一个月公司就要赶走我,我要拿到剩下的一个月的工钱。

他们说:只是让你停工一天。不,我不该挨罚停工,我不接受。他们说,随你怎么说,要投诉就去办公室找领导。我就去了领导的办公室,坐下来等领导进来。领导来了,问我:你坐这里干嘛?呃,正等你呢。你等我干嘛?还不快出去。我说:等一等,他们要罚我停工一天,但我不该挨这么重的罚。我只迟到了半个钟头,而且还是初犯,停工一天太重了。

他说:不对,罚你停工是因为你骂了领班。不可能,我没骂他,他都没听清我当时在说啥。要是领班耳背,听不清别人在说啥,那可不是我的错。我当时说的是我要去上班,不是要早退。他说:不管你说了啥,都得给我出去,不然我要报警了。有种你就报警,我就是进局子,也不会乖乖忍受你们的无理处罚。你敢炒了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外加八天工钱做遣散费。行啊你,咱们走着瞧。行,谁怕谁啊。

领导打了个电话,叫我去另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们整理了我的档案,还有工作台账,又让我看了一封信,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你们先给我钱,我再签字。他们就说:你别这么嚣张,不然等下有你好受的。等你进了局子,一毛钱都拿不到。我就说:关你屌事,我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工作,我才不在乎进局子呢。

但我还是把事情都搞定了。警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抓起来。一个工人被警察逮捕,就因为他不愿接受停工一天的处罚——这事要是上了报纸,公司可丢不起这个脸。他们不想惹这样的麻烦,所以我敢肯定,我不用进局子,还能拿到全部的工钱。那混蛋还是不依不饶;他先是威胁我,然后又想跟我套近乎:你是哪里人?萨勒诺人。嘿,我也是那里来的,我是阿维利诺人。他装出一副老乡的样子,想巴结我。他给我递烟,然后说:只要你签了字,过阵子再来,公司还会录用你。可要是不签,公司就再也不会录用你了。

我就说:操,外面工作大把多,我干嘛非得来求你。人总得干活,可你总不能老是把人当傻逼来耍,这家公司还真就把我当傻逼了。照这么说,我照做的话,公司就会重新录用我?免了,我没兴趣。错的是领班,我不该被罚停工一天。现在公司要炒掉我,炒我可以,得给我一个月工钱。那家伙就给其它办公室打电话,可能是给行政处还是人事处,我不清楚。管理层在电话里坚持说:再逼他狠一点,给他点颜色看。从三点闹到七点,整整闹了四个钟头。

职员们受不了了。我就是不让步,不离开办公室,他拿着准备好的文件,职员们就不停地算他们还欠我多少。每过半个钟头,他们就拿一个新数字来给我看。八万里拉。我说,怎么才八万?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遣散费,一共八万。才八万?你们什么意思?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遣散费。这点钱就想打发我?除了第一个月的工钱,遣散费,还得把下个月的工钱也给我,也就是再给我八万。那可是一大笔钱,区区八万里拉,休想打发我。

这出闹剧没完没了;女职员快要疯了:叫他出去!我们干不下去了!我就说:我才不管,你们要是不想干活,就去罢工,我只要钱,别的我全不管。领导又打电话了,他说:这小子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职员们都气疯了,没法干下去。干脆给钱叫他走人;不然我就报警,我也撑不住了。你说什么,报警?对,我要报警。电话那头说:那你就这么跟他讲。我当时就站在领导后面,所以听见了他们的话。

领导又跟我说:你要是不收这钱,那好,我可以拿我父亲、我小孩还有我小孩的健康发誓,我一定会报警。我就说:那就报警啊,还讲这么多干嘛。你以为我喜欢跟你吵啊,你不是想赶我走吗?那跟我讲这么多干嘛?我跟你说了,我只要钱,不想跟你吵,是你要跟我吵。不是我要惹你,是你在惹我。他又打电话说:够了,我受够了。我要跟会计说,他要多少就给多少,我再也受不了了。这小子真是又臭又硬,拿他没法子。

好吧,随你便吧。他就站在我面前打电话,所以我听见电话那头这么说。他就对我说:算你狠,你赢了,干得漂亮,在这里签字吧。我说:等一等,先把钱拿来,没看见钱,我就不签字。他就叫会计把文件和工作记录拿来,然后带我去取钱。他们给了我这个月剩下的工钱,下个月的八万里拉,还有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我在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然后就离开了阿勒曼尼亚。就因为领班的一句蠢话,我不用工作就捞到了一个月的工钱。

阿勒曼尼亚其实是我在米兰干过的第二份工厂工作。我先在建筑工地上搬了两个月砖,又在阿勒曼尼亚干了一个月,现在没活干了。我就去找日雇工的帮派,他们派我去西门子、SIP、斯坦达等公司卸货。工厂需要临时工的时候,就会来找这些帮派,这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临时工制度。

我就当了一阵子临时工。问题是有时候一点活都找不到。兜里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继续找零工来做,有时还找不到。有一次,我倒霉极了,身上就剩下一千里拉,我就去找零工。那天是星期五,什么活都找不到。周末没有活干——星期一再来。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这四天我只能靠一千里拉度过。我星期五吃了点东西,星期六一整天什么都没吃。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开始打算去献血了。

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他靠献血挣了三千五百里拉。我就想,三千五百里拉也够吃一顿了。我要喝杯卡布奇诺,让自己的血压升高一点。在米兰总能找到消磨时间的地方。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道上,在圣巴比拉大教堂和门廊之间,经常有个流动血站在那里采血,我就在它对面的莫塔酒吧里喝了杯卡布奇诺。我走进血站,脱下衬衫。

他们检查了我的胸部,又从手指上抽了点血。他们还给我拍了X光,又检查我有没有梅毒。然后他们给我量血压,确实很低。他们问我年纪多大了,得过什么病,干过什么工作。我说现在失业。这帮混蛋只问我得过什么病,没问我吃过没有;他们好像压根没考虑过这个。他们知道我二十五岁,知道我血压低,知道我没工作,就是一点都想不到我正在挨饿。

他们让我躺在床上,把针头扎进手臂,却只流出了一点血。血只流了半管,然后就出不来了,凝住了。他们见我的血出不来,都慌了;一般来说,扎针以后,只消一分钟,顶多一分半,血就会流满整根管子。我被抽了三分钟,血都没满半管,然后一点血都出不来了。他们有点害怕,我就对医生说:医生,我需要钱,最少一千里拉。为什么?因为我没东西吃,快要饿死了。哦,你没吃东西,对不起,我们可以给你喝几杯咖啡,再给你吃点莫塔邦迪[4]

其实我知道,给血库捐血是没有钱拿的。但我又想,要是跟他们讨钱,他们总会给一点吧。大家都会说,人家都给你捐血了,你也该给点钱意思一下吧。医生跟我说:不,在我们这儿献血是无偿的。我觉得这种无偿献血真是太奇怪了。医生说:不管那么多了,先喝点咖啡吧。我没吃莫塔邦迪,因为我在阿勒曼尼亚干过,知道那些甜点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对莫塔邦迪一点信心都没有。

总之,我在米兰挨饿,又欠了朋友和老乡一屁股债,还跟那个西西里朋友的老婆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打算跑路,不再待在米兰了。我去菲亚特应聘,然后收到一封信,叫我到都灵报到。所有人都说,在菲亚特,只要你肯干,就有假期之类的。我可不怎么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跟米兰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断了关系。我想在菲亚特挣够了钱,再重新开始生活。

    到了都灵,我住在姐姐家里。从南方来到都灵的民工大都住在朋友或亲戚家里,或是住在小旅店里。但是有些倒霉的民工得在车站住上好几天,甚至还有不少人得在新门车站的二等候车室里住上一个月。那里经常有警察巡逻,不让记者靠近。想在夜里到新门的二等候车室去,你要么得出示自己的菲亚特工作证,说自己已经被公司录用了,要么就得拿出菲亚特的信,说自己是来面试的。没有工作证和面试信,警察就不会让人进入菲亚特设在都灵车站的免费宿舍。

[1]津戈内(Zingone)是米兰郊外的一个工业小镇,由银行家伦佐·津戈内(Renzo Zingone)在六十年代出资建造。——原注


[2]阿勒曼尼亚(Alemagna)是意大利一家著名的糖果公司。——中译者注


[3]《迪亚波利克》(Diabolik)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漫画系列之一,从1962年开始连载,至今已经出了800多期。——中译者注


[4]莫塔邦迪(Motta Buondí)是莫塔公司生产的一种袋装甜点。——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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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菲亚特




进菲亚特以前,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既不关心政治,也不相信政治。来了菲亚特后,当时我看见工厂大门外有一些学生在发传单,想跟工人谈话。真是怪事。我问自己:学生不是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工厂门前?要知道,工厂是世上最恶心、最荒唐的东西。他们来这里干嘛?这让我有点好奇。最后我想,他们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或是想传教,我对他们说的根本没有兴趣。

那时正是春天,还是四月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学生的集会。倒是去过一次五一节集会。我以前从来不过五一节——劳动节:劳动的节日?开什么玩笑。劳动者的节日,庆祝节日的劳动者。我压根就不明白什么劳动者的节日啊,劳动的节日啊。我看不出来劳动有啥好庆祝的。这就好像是说,除了干活我就不知道干嘛似的,我是个工人我当然懂,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厂里,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不就是这样嘛。可是那天,我突然来了兴致,去了五一节集会,去听不知是谁的讲话。

我看见所有人都戴着红领巾,拿着红旗。他们说的都是我听过的东西。我又不是火星来的。他们说的那些,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早都听过了。在广场周围的高档酒吧外头,坐着资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农民、商人、教士、食利者、学生、知识分子、投机商、职员和各种各样的马屁精,都在听工会干部讲话呢。在广场中央的工会会员跟广场边缘的资产阶级中间,是广大的工人,另一个种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间,隔着菲亚特汽车的大型广告牌。

这节日,就是赶集嘛。我听着工会干部的话。同志们,这些话,不能光是今天在广场上说说就算了。明天我们还要在工厂里说,而且去做。我就想:哎哟,这人说得挺对嘛。光在广场上挥舞红旗庆祝是没用的。要在厂里也这么做。

然后我走出来,看见另外一队游行队伍,他们喊着什么毛泽东,什么胡志明。我心想:毛泽东?胡志明?谁啊?然后更多的红旗和标语过去了。但我根本不懂它们的意思。我啥都看不懂。过了几星期,我在米拉菲奥里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偶然闯进了这些学生的集会。总之,那是我在厂里闹事之后几天的事情了[1]。我进了车身厂第54号车间的500型生产线。自从我通过面试,被菲亚特录用后,我已经干了一个月。

来面试的有两千人;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号码,被叫到号之后,考官就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所有人被问到的问题都一样,全是事先编好的。来面试的人太多了,那些可怜的考官只能尽快提问。他们盯着面试者的眼睛,然后连珠炮一般提问。回答了几个问题,他们就说:去隔壁。大家就去隔壁。在隔壁房间有个保安,拿着一张单子,每次叫出二十个人,到另一个房间去体检。

先是视力测试。看这里,闭眼,往上看,念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是听力,看你听得对不对。抬右腿,抬左腿。然后他们检查牙齿、鼻子、眼睛、耳朵、喉咙。体检完已经两点了,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在第一天的体检中,有一项是验血,验血之前要保持空腹,所以我们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禁食,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有些人在两点前就验完了血,吃上了饭。没做完的,两点钟还没得吃,只能下午再来验血。

在做血检时,那股味道可大了,在门外都能闻到。里面有几千管血样。沾血的棉球丢得满地都是。被血染红的棉球堆成一堆,足有一米五高。他们抽血时根本没有好好选扎针的地方,随便找个地方就扎,弄得可疼了。然后他们就把血样放在一边,把沾血的棉球丢到另一边的棉球堆上。

抽完血后,我们又赶到另一个房间,有个护士交给我们一个罐子,给我们装尿样。可是只有两个厕所隔间。我们只能轮流往罐子撒尿。我们开玩笑说自己在酿啤酒,大家都笑了。然后我们把罐子交上去,护士问了我们的姓名,写在每个罐子的编号下面的标签上。

第二天是体能测试。我们做了举重测试,那里有一台举重机,是用来检测我们力气有多大的。这一项花了两个钟头,因为我们两千人都要接受检查。有一些人没过,只能等到第三天再来,花上六七个钟头接受体能测试。通过体能测试后,还得进行体检。

在体检时,你得脱光衣服,站在医生面前。他穿着白大褂坐在那里,问你一些问题:叫啥名字、多大了、服完兵役没有、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叫你前进,转身,抬起胳膊,放下胳膊,趴在地上,伸出双手,伸出双脚,分别伸出左右脚。然后再看看你有没有卵蛋之类的。再让你念“三十三”,咳嗽一下,吸气什么的。体检要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因为每一项都要花十五分钟,而我们共有两千人。

然后医生问我:你做过外科手术没有?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根本没有动过手术,因为,感谢上帝,我身上一个疤都没有。我就说,做过,在左边卵蛋上。为什么要做手术?医生不高兴了,因为他刚才没看出来。我心想:我要整整他。我就回答说,我以前踢球时被人踢中了卵蛋,所以做了手术。

真的?那你明早再来复检。有一个人说他以前胳膊骨折过,明早也要来复检。我觉得,搞这一套,目的就是要给工人灌输这样的想法:工人全身上下每一个零件都得是健康的。我看不出这到底有卵用:不管怎样,他们把我们全录用了。就算听力不好的、戴眼镜的、瘸腿的、胳膊上打石膏的,都统统接受下来,一个不落,也许只有瘫痪的人他们才不要。

到了第三天,我们又回来复检。他们叫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没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只有一个漂亮的金发秘书,总是扭着屁股走来走去。她把我的文件递给医生,然后医生就坐在凳子上。他叫我脱下内裤,然后摸我的卵蛋。做过手术的是哪个?这边这个。穿上内裤。我穿上裤子,他就什么也不说了。漂亮的女秘书递给我几张文件,叫我在两天内去菲亚特报道。

两天后,所有通过了体检的人都去了菲亚特。也就是说我们全部都通过了。从人事部还是公关部来了一个人,好像是心理学家,又像是社工,鬼才知道他是啥。他说:朋友们,我代表自己,代表录用你们的管理层,欢迎你们来到菲亚特。很好,好极了。大家纷纷鼓掌。他说,只要是菲亚特员工,有小孩问题的,有个人问题的,有社会问题的,都可以找人事部解决。如果需要钱,尽管开口问我们要。有几个那不勒斯还是哪里的人马上就说,啊,我需要一万里拉。不,这样可不行,只有在你们开始做工以后,真正需要钱时才能借给你。现在你们只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做工后,你们才能借钱。

然后他们就带我们去厂里的各个办公室。另一个职员给我们分配了号码。更衣室号、通道号、锁柜号、车间号、生产线号。等到号码分配完,半天就过去了。然后我们走进车身厂的大领导——总工程师的房间。一次只能进去几个人;显然他跟谁都是问同样的问题,说同样的话。

欢迎来到菲亚特。你们都知道菲亚特是什么,在意大利,菲亚特就是一切。共产党报纸上讲的那些关于装配线的坏话,你们看过没有?全是扯淡。在这里只有不想做活的懒鬼,才干得不高兴。剩下的工人全都在干活,他们干得很高兴,活得很快乐。他们人人都有轿车,公司还为工人开设了托儿所。菲亚特员工在一些商店买东西还能打折。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

他跟其他人一样,一开始不问具体问题。他没有问我们的个人情况。他们只跟职员才谈这种事,因为职员时间更多、人数也更少。但我们的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了。不只有我们两千人,新雇用的工人足足有两万人。可怕的工人像怪物一般涌来。在这两个月里,他们一直在问工人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

他们不得不做这种千篇一律的事,这让他们也烦得要死。蜂拥而来的工人把职员和医生都给无产阶级化了。这不是要筛选工人,而只是为了灌输组织、服从与纪律的观念。否则,他们干嘛要录用视力差的人、确实有病的人、大肚子的人。他们录用了所有人,因为他们需要每一个人。这种工作谁都能干好。

总工程师说:我就是你们的上校,你们就是我的列兵,咱们应当相互尊重。我总是护着自己的工人。菲亚特工人是最棒的,生产力最强的,他讲了一大堆废话。我快忍不下去了,心想:我和这位上校最后肯定会闹到不可收拾。然后他就说,我们不得蓄意破坏生产,否则会被解雇,还会被告到警察那里。他还宣读了刑法里的一项条文,蓄意破坏生产就等于搞恐怖活动,要判刑的。我开始想:真该好好教训一下这位上校。

然后他们带我们去见工头。我们被分开了。此前我们都是一大帮人,然后他们就把我们一点一点分开,每条线上分四五个人。我被分到了500型生产线,然后他们把我介绍给线长。线长又把我介绍给组长。组长会做线上的全部工作。你要上厕所的话,得先申请,等他们批准你去的时候,组长就会顶替你上线操作。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会做线上所有工序的组长来顶你。

他们把我介绍给线长和组长,然后就让我到生产线旁边看一看。工作时间还剩两个钟头,线长就让我做一点不太重要的小工作。瞧瞧这装配线,这活看起来挺轻松。瞧瞧这条线是怎么工作的,其他工人又是怎么工作的。看起来一点都不费劲。第二天他们安排我到另一条线上的另一个工位。第三天,我开始工作了,他们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线长。这个线长叫来组长,对组长说:带他上工位。总之,我在工位上要干的就是安装菲亚特500型的保险杠。我得把保险杠装在发动机前面,用两个螺栓把它给固定得牢牢的。

我得用工具来抓住保险杠;在我头上,500型的车身从一个方向运过来,发动机从另一个方向运过来,我要把这重十公斤的家伙给安装好。保险杠是在另外的工位上制造的,运到我这里后,我就把它放到发动机前面,用螺栓固定好。我得用气动起子来拧螺栓,滋滋两下,两个螺栓马上就安好了,我的整个工作就干完了,马上就接着给下一部车身安装保险杠。我只有二十秒的时间。我得适应这种节奏。头几天我还没适应过来,组长就来帮我。他帮了我三天。

在菲亚特生产线上,你根本不是“学会”做工,而是要让你的肌肉习惯零件运动的力度,跟上零件运送的节奏。每二十秒你就得放好一个叫啥来的那玩意儿,就是说,你的动作要比心跳还快。你的手指,眼睛,浑身各部位被迫按十分之一秒的速度活动:在零点几秒内完成强制性动作。挑选两个刷子、挑出两个螺栓,这些操作全都不经过脑子,就靠肌肉和眼睛自己完成。我要做的,就是跟上节奏,准确无误地重复这些操作。不花上三四天工夫,你是适应不了这种节奏的。

我开始适应后,组长就不来帮我了。我也知道,加快操作速度对他们有好处。许多新来的工人只干了半天、一天、三天就走了,有的能干一星期。年轻人知道这活儿有多操蛋之后,走得特别厉害。谁他妈爱干就干吧,反正他们不想干。每天还有大批得了病的人离厂。所以,线上人越少,每个人要干的活儿就越多。不然的话,公司就得养一大帮从不上线干活的闲人。他们老是要我干分外的活,我开始有点恼火了,有一天我的手指受了点伤。

我的指甲折断了,不过不怎么疼。我往手指上涂了点润滑油,弄得黑呼呼的,就像流了一手的血全都干了的样子。我的指甲和手指都成了黑色,我就叫来组长,跟他说我得去卫生所。线长走过来说:你要去卫生所?对,我手指伤了。不行,这点小伤去什么卫生所。我就要去。不许去。又来了一个领导,是管500型的主任。哦对了,车身厂厂长下面还有几个主任,分别管500型,850型还有124型的生产。无论是管124型、500型还是850型的主任,都管着好几条生产线。850型有三四条,500型有六七条,124型有两三条。

管500型的主任过来了,他对我说:你小子听着,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去卫生所看医生,二是留下来干活。你要留下来,我就给你轻一点的活干,你要是去看医生,只要医生说你没啥大事,你就得干最重的活;其实呢,我要罚你停工。我接受了头头的挑战,我跟他说:我要去看医生。他就给我写了张假条,因为去卫生所需要他批假。他威胁我说:咱们走着瞧。我就去了卫生所。路上我看见一个工人正在回车间,他弄伤了自己,胳膊上打着绷带。我问他:你要回家吗?没有,他们不批。咋地,他们不认这是工伤?不认。

我气坏了,我心想:别说我手指受了伤,就是一点没伤,我也要弄到十天病假不可。瞧瞧刚才那人,他受的伤可不轻,可公司就是不给他病假:不行,你得回去干活。操他娘的,难道我们是在越南打仗吗?受了伤流着血,还得继续做工?我到了卫生所,里面有一些受了伤的工人。卫生所什么时候总是挤满了人,看起来真的像个野战医院,总是有工人来看病,不是伤了手,就是哪里被割破了,哪里骨折了。来了一个得了疝气的人,痛得直叫唤。他们把他带去急救站,叫了救护车。

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装病了。我仔细想了一下,碰了碰自己的手指,确定什么时候该叫唤。他们一碰我的手指,我就用那不勒斯话骂娘。给我看病的是个都灵人,这招对他挺管用。我要是用标准话骂娘,他就会看出我是在装,但是用那不勒斯话骂娘,他就看不出了。哎哟我滴妈呀,可疼死老子了,真要命了[2],我就这样叫喊。他说,我得给你做检查,挺住。挺住?你啥意思?我伤了手指,瞧这,都断了。他说:我还不确定断了没有,我得瞧瞧。可我能感觉到手指断了,一点都动不了。

一个医生过来了,刚才那个得了疝气的病人就是他看的,他说:得了,给他六天假期,要是过了六天还不好,就送他去医院。他给我写了假条,我就走了。我去找主任,跟他说:医生给我批了六天假。他气得满脸通红,心里一定在想:老子被这傻屌给耍了,让他得了六天假。我的医药费是MALF[3]出的,跟现在的INAM[4]不同。MALF是菲亚特自己办的医保项目,比INAM大方得多:病假头三天的费用,INAM是不出的,但MALF可以报销从第一天算起的费用。幸好菲亚特有这个医保项目,我这个骗局才算完美;后来菲亚特取消了MALF

于是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我根本不洗那根手指,继续让黑呼呼的润滑油留在上面。我连动都没动那根手指,更别说洗手了。我很小心,不让它碰到什么东西。过了六天,手指都肿了。我完全没用那根手指,就让它发胀。要是用了手指,就不会胀了。但是只要往手指上打一下,几天不动它,它就会肿得特别厉害。不过,我那根手指看起来不是特别肿,但也明显比其它手指要粗。而且我都没用它碰什么东西,看上去特别滑。

六天后,我又去了卫生所:医生,我这根手指肿得可厉害了。我觉得伤还是没好。你不能干活吗?干不了,我们都是用两只手干活的,拿螺栓,抓手枪——我们用来钉螺栓的东西就叫手枪——都得用两只手。一边要盯紧螺栓,免得拿错了,一边又要留神,不让这根手指碰到哪里,这样根本干不成。要是让这根手指连续三个钟头撞到这里哪里的话,我会精神崩溃的,我会发疯的,我会拿东西砸人。我真的干不了。

医生在寻思,我肯定是在装病,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你想回去干活,还是要我送你去医院治疗?我就想:我得强硬一点,进了医院,医药费可就贵了。他不可能就因为手指痛,就把工人送去医院;他不可能这么做。他想揭穿我,他心里在想:这小子又想骗三四天假,吓吓他好了。比起进医院,他肯定更想去上班。的确是这样,在医院里真是闲得蛋疼,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就说:我手上的伤还没好,我还是去医院好了。然后他就对谁说:给他开张去医院的证明。我懵了,心想:这傻屌要害死我了。我差点就说出来:我要去干活,幸好我控制住了。我伸头过去一看,发现他又批给我六天假。我一声不吭,拿了假条就走。他没说话,我也没说。我当然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我们心知肚明,都在暗自嘲笑对方。

所以我就弄到了十二天病假,真是乐死我了。我骗过了这个体制,给自己弄到了一点好处。可是,有了这么多空闲时间,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过了。我在瓦伦蒂诺一带闲晃,那里有不少野鸡和鸭子。我在那里逛来逛去,觉得没劲了,不知道该干嘛了,虽说手上还有点钱。我在菲亚特一个月差不多能挣十二万里拉。每过半个月公司就会发一部分预付款,我拿到预付款后,就给我姐四万里拉,算是食宿费。

我还剩一万里拉,几天就花光了。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真不知该干嘛了,我逛完一家酒吧又去下一家,买《花花公子》或《迪亚波利克》之类的杂志。我去看电影;我真的不知道该干嘛。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钱就没了。我就像是被这份操蛋的工作给折腾得没脾气了,就想躺着。简直疯了,真是荒唐。在这十二天病假里,我发现自己不上班时,竟然都不知道该怎样放松了,在都灵我他妈连该干啥都不知道。

菲亚特让我很不爽,所以我就从它那里骗了十二天病假,病假完了,我又回去了。公司叫我做往消音器上拧螺栓的活儿,我就打算耍一耍新的组长。学习新工序的时候,都是组长来教的。我要整一整他,因为这些组长都是工贼,他们都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他教我:这样做,嗞嗞嗞,好了,你来做。我就这样做:嗞嗞嗞嗞嗞嗞,然后我卡住了。我装出电动起子给卡住的样子,弄得好像它给卡在螺栓上了。我就喊:组长,快来呀,你瞧,我做不下去了。

我操,又他妈出啥事了,组长一边说一边走过来,他是个都灵人。他们这种人叫做“城郊农民”;他们出身都灵郊区的农村,实际上他们仍是农民,他们还有土地,让自己的老婆种地。他们在郊区和市内来回上班,他们干得很努力,有点笨,缺少想象力,很危险。他们不是法西斯,只是很蠢。他们支持共产党,相信“面包和工作”之类的。我不关心政治,这救了我的命,可是他们那种人却完全接受了工作,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你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也能看出来。他们在菲亚特干了好几年,三年,十年,他们老得快,死得快。只有最麻木的人,只有工蜂一般的人才会为了几个小钱,在这个操蛋的监狱里干上这么多年,干一份把一辈子全毁掉的工作。

总之,他怀疑我想整他,就离开了他的工位,停下了生产线。工段的头头来了。生产线停工时,就会亮起红灯,显示哪里停下来了,然后大小头头就会出现。怎么回事?这小子不想干活。他说谎,我在干活,只是我干不了,因为我刚开始学。我没他那么聪明,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年,你们学什么当然都不用多久。我真想宰了他,我对他说:你这么聪明,在这里干了十年,什么都会,可这对我太难了。我伤了手指,休完病假,刚刚回来,我怎么可能马上就学会呢?

头头就跟我说:我看你小子就是想偷懒,你最好记住,在菲亚特,就得好好干活,别想偷懒。想偷懒,到罗马大街[5]去,那里有的是你这种人。我就对他说:喂,我不认识什么罗马大街的人,可我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没偷懒;我只是还不会做。等我学会了我会干活的。我不是有六天见习期吗?见习个鬼,你都来了一个月了。对,我是来了一个月,可我以前在另一条线。我现在还需要再见习六天,组长得在这六天里跟我待在一起,教我怎么干,不然我他妈一根手指都不会动。

我得把九颗螺栓拧在消音器上。我得一连站上八个钟头,手里拿着手枪形状的起子,发动机过来了,我就拧螺栓,反反复复做个不停。安装消音器和放螺栓的是另一个人,我只要拧紧螺栓就行。这活很简单,可我得连续站上八个钟头,手里拿着手枪,或是把手枪挂在肩上,这种气动手枪可沉了,足有十四公斤重。而且我不喜欢这种只能用一边手或一边胳膊做的活,没法两边一起动。这种工作弄得我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一边肌肉大,一边肌肉小,感觉全乱套了。整个人都被弄畸形了。你要是能像耍杂技一样,同时做好每一件事,那倒没问题。可我就是做不到,这种杂耍真让我不爽。发动机就在我肩膀上,噪音又特大: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我真受不了。

总之,我打算离开菲亚特,给他们找点麻烦。我上一次跟组长吵架时,所有的头头又都出现了。我的组长停下了生产线,其他工人也不做工了。他们全都看着我,我看着头头们。我吓唬他们,包括那个亲自下来的大头头,也就是“上校”。我就说:你们听着,你们得明白,菲亚特不是我,给我好好记住。我不想要菲亚特,它又不是我做出来的。我来菲亚特只是因为需要钱,没别的目的。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就打烂你们的脑袋,一个都不放过。我就当着工人的面,跟头头们喊。我明显是在虚张声势,可他们不敢冒险,因为他们不敢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不知道我是不是认真的。于是大头头出面了,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

他当着工人的面,对我说:你说得对,可是工作也很重要,你总要做工的呀。看来你今天压力有点大,可我们帮不了你,我们这里又不是医院。他当着其他工人的面,一边说,一边走近我:休息几天,你就会没事的,可是别人还想做工,你不要干扰他们。他让我去调理一阵子,就这样收场了:你要是想惹是生非,就去请几天病假,离这里远远的,不要干扰想做工的人。这里没有懒鬼、疯子、不想工作的怪胎的位置。然后,生产线又开始运转了,工人也都不理我了。

[1]此处与第五章的内容略有出入,可能是作者为了塑造“口述”的感觉而刻意为之。——中译者注


[2]原文为那不勒斯方言。——中译者注


[3]菲亚特工人双边合作社(Lamutual aziendale FiatMALF),菲亚特的医保项目。——原注


[4]全国卫生保健项目(Istitutonazionale per l'assicurazione contro le malattieINAM),意大利的国营医保项目。——原注


[5]罗马大街(ViaRoma)是都灵主要街道之一。——原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4-23 10:49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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