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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我们全都要》

《我们全都要》

我们全都要

(意大利)南尼·巴雷斯特里尼

根据Verso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译出





献给阿尔方索



第一部



第一章 在南方




    在南方,这都是从十年或十五年前开始的。随着南方基金[1]的投入,新的工业建立起来了,农村地区也得跟着工业化了。你在集会上总能听见他们说,为了发展南方,你得去工作。为了人类的新尊严,你必须生产。你需要一个新的南方,到处大发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之类的。天主教民主党[2]这么说,共产党也这么说,他们全都这么说。




然而他们却给民工大开绿灯,所有人都可以去北方的工厂打工。因为意大利北方和欧洲的工厂乐意接受大量的民工。大众和菲亚特的生产线需要这些劳动力。它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工人:他们在南方的时候打过工或干过修路之类的粗活,在生产线上什么都能干,必要的话,就可以轻松解雇他们。




以前还有别的路子。过去的打工仔还是得拴在土地上,离不开种地。以前南方的工人就只能留在南方。因为如果十五年前他们就全都跑去北方和欧洲打工的话,那里肯定会乱成一团糟。因为那里当时还没有建好工厂之类的东西。以前我还不知道这些事,这都是我跟同志们聊天时才懂的。那是我不再做工以后的事了,自从我在米拉菲奥里[3]惹出大乱子以后,我再也不干了。




共产党以前在南方的口号是:谁干活,谁就有田种。可是打工仔谁在乎土地啊?谁在乎有没有土地啊?打工仔一年到头想的就是能不能挣到钱。后来嘛,从占领土地那时候起,共产党就改变了它在南方的政策。它缩回了城里,在那儿它也没啥好干的,整天跟在一帮心怀不满的商人和职员屁股后面跑。等到巴蒂帕利亚[4]和雷吉奥[5]爆发大规模斗争时,共产党却只当这是无业游民的暴动。




别的不提,总的来看,南方好像不算穷。地主们总是能挣大钱,在南方基金投入后也是一样,不过,只有大地主还能挣到钱,土地少于五百公顷的小地主简直就像消失了一样。




比方说吧,在塞莱平原[6]上的萨勒诺,周围有很多肥沃的土地,当地的番茄农一到季节,都要全家老少一齐上阵,去种番茄。他们刚攒了点钱,地主就一点一点把整个过程给工业化了。现在从种番茄到装罐都是工业化的。打工仔变成了操作机器的工人,现在干活用不了那么多人,产量还更高。可是那些地方的其他人呢,没人在乎,简直就跟不存在似的。




大地主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了,可是南方基金赔给他们好几亿里拉呢。他们也愿意见到工业发展。他们用这笔钱,在城里盖了几千几万套公寓。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人,都不是萨勒诺本地人,大多是从城外招来的:从内地来的,从山村来的,从亚平宁山区来的。他们全都有房子,有猪,有鸡,有葡萄树、橄榄树、橄榄油之类的,但他们都过不下去了。他们卖掉了家当,在城里买了公寓,在工厂里找活干。结果,城里的失业者更找不到工作了;其实失业的比以前还多。




去北方打工的人,主要来自内地和亚平宁山区。南方基金根本没考虑他们,就当他们不存在似的。去北方,求发达,因为我们这里的不发达对北方有利,能帮他们发达。是谁建设了北方?是谁建设了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是我们,从南方来到北方的打工仔。都灵不算南方城市?瞧这话说的,在都灵干活的,不都是南方人吗[7]?跟萨勒诺、雷吉奥卡拉布里亚和巴蒂帕利亚有啥不一样?当大家发现自己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像巴蒂帕利亚一样发生暴动。说什么到处都有活干,这儿没活就到别处找,骗谁呀?你会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巴蒂帕利亚那里一样,把一切烧个精光。只要咱们能组织起来,没过多久,到处都会点起火来。我们要告诉他们:滚你娘的,老子不干了。




到萨勒诺盖房子的建筑工人,来自诺切拉、卡瓦、圣奇普里亚诺皮琴蒂诺、吉佛尼、蒙泰科尔维诺[8]。他们早上骑着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到城里上班。当时活儿很多,工厂到处建,卡车司机拉着水泥、石头、钢铁到处跑,到处修公路什么的。五十年代萨勒诺出现了建筑热潮。人人都买了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那时还出现了第一种大众化小轿车,就是那种600[9],连工人都买得起。人人都买了电视,房顶上到处都竖起了天线。




资金真的开始流转起来了。服装店和杂货店里总是有不少货物,新的店铺不停地开张。在萨勒诺,人人都在生产和消费更多的产品。然而,这可没有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份。发达的都是周围乡村的人。钱都流到那些村子去了,当然,也没在那里留多久。你要是天天早上骑着小型摩托车或机动自行车,或开着600,从蒙泰科尔维诺到萨勒诺上班,晚上再原路返回,这样奔波,屁股不裂才怪。于是你自然想在城里找套公寓。萨勒诺城里新盖的公寓楼,里面住的全都是从城外来的人。




许多人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然后就住在自己盖的公寓里面。不久他们住到城里的这类公寓里,租下来,甚至干脆买下来。这些人可不像城里那些要啥没啥的无产者。他们可是地主啊,有房子、猪、鸡、葡萄树、橄榄树和橄榄油的地主。在城里他们也要想办法买房子。然后他们就在工厂里找活干。要想进厂,你得有介绍信[10]。乡下人得拿着熏火腿、橄榄油、葡萄酒之类的东西,去找当地的议员,让议员帮他们开介绍信。要想找活干,就只有这个办法。然后他们就成了城里的无产者,尽管他们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我有个舅舅,以前在银行做事,现在退休了,我就是托他帮忙才找到工作的。舅舅在就业办有个表弟,他带我去找他表弟,就说:这是咱外甥,帮他在哪儿找个活干吧。他表弟叫我填了几张表格,然后叫我去“完美标准”[11]。我接受了面试,还通过了体检。然后我又回去做智力测试。我们跟职员同时接受智力测试,不过我们的久一些。职员只要一分钟就完事,我们就要三分钟。然后他们说要送我们去培训。智力测验中表现最好的人要到布雷西亚去受训。




我们就问:干嘛还要培训?他们说,南方基金有规定,要为南方工业培训合格的南方技术工人,培训费由基金出。我听说要培训时,还以为是训练技术呢。我在技校毕业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失业那段时间里,我上过机械工、装配工和车工的课,可是毛都没学到,教给我们的东西全都没卵用。就业办开这些课程,只是为了装出在培训工人的样子。这里面到底有啥政治动机,我就不晓得了。




不说这个了。总之,我听说要参加培训时,我还以为要去听课。他们给我们买了去布雷西亚的车票,还有路上的午饭。到了布雷西亚车站,有个美标的社工来接我们。他们叫了几辆出租车,还一一点名:我们共有二十人。你们十个,到这里去;你们五个,去那里;剩下几个去另一个地方;他们甚至还帮我们找了旅店。他们说,我们能找到的就只有这种旅店了,要是不满意,你们可以走。第二天我们到公司报到。他们说,大家都是好小伙子,身强力壮,想去哪儿玩?法国,都灵,还是米兰?公司会定期组织旅游。可我们哪有旅游的心思,就随口说,好啊,真棒,不错。




他们给我们发了白色工作服,上面印有公司的标志。然后就把我们带进工厂,里面到处摆着正在进行干燥处理的瓷器,气温有三十多度,水都蒸发出来了,弄到到处都湿乎乎的,湿气特大。我们都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我们的肤色,本来比当地工人要黑一些,可是在那种闷热潮湿的地方待久了以后,天天晚上都得洗澡,肤色反倒变得比当地人更白了。布雷西亚的阳光可没那么强。当时正是夏末,我们这些南方人的肤色都是黑黝黝的,让当地人有点害怕。




总之,他们给我们看了抽水马桶、浴盘、洗脸盘、洗脸盘的支架,还有浴缸。他们给我们看了截面有多厚。还教我们洗脸盘要在模具里放几分钟,各种不同的工件要在模具里放几分钟。他们还给我们看了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就教我们怎么做。我看见当地工人是怎么做这活的:他们压根都不怎么费脑子,就像这样,乒乒乓乓,一下子就做出来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心想:老天,这个培训是咋回事?难道我们真要在这里干活?还是要当工头?




我就想:管他呢,要是能当上工头,那就不用干太多,所以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的节奏比较慢,我做一个马桶的工夫,工友们能做两个。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后,我们参加了斗争。那里发生了罢工,出于本能,我们跟当地人一起参加了罢工。我们的工资是南方基金发的;我们每周能得到一万里拉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四万多一点。他们还给我们每月六万里拉的工资,我们还能在公司食堂里免费吃饭,还能免费搭乘全城的公共汽车。




来到布雷西亚之前,我们这批人分别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城镇。我们以前全都过着典型的南方生活。但在布雷西亚,我们分别住在几家旅店里。住在同一家旅店里的五六个人一同吃饭,一起乘公车,我们开始了解在工厂里工作的好处。表面看来,我们在工作中并没有受到剥削,我们只是在培训。我们并没有被剥削的感觉,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一些工会组织者从工厂过来找我们,叫我们回到南方后,要立即发动斗争。务必使南方达到和北方相同的水平。




有一天,美标工人发动了罢工,我们也停下了手中的活,跟工会组织者交谈。他们罢工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奖金。他们说我们的工作也是生产性质的。我就说,不对,我们还只是在学手艺呢。不,你们是在进行生产工作,因为他们把你们的产品拿去卖了。你们不是在学艺,而是在生产。你们的产品可值钱了,一个马桶能卖一万到一万五千里拉呢。这个发现简直就像一记闷棍,我们还以为自己在公司混吃混喝呢。于是我们也在门外静坐,不愿进门做工。




美标的经理赶到了布雷西亚。他见我们在静坐,就质问我们在干嘛。没看见啊?我们在罢工。可你们还是要上工的,是吧?不,我们决定要参加斗争。两天后当地工人停止了罢工,可我们决定继续罢工。只有我们二十个人继续在大门外静坐,其他人都进门上工了。我们静坐时,一个保安跟我们说:经理要跟你们谈谈。我们就进去了。哎哟,经理要跟我们谈谈,没准我们能加薪呢,谁知道呢?




我们进去后,经理就说:小伙子们,给我听好了:在南方没活干的工人到处都是,别以为自己很牛逼。我们可以马上炒了你们。其实我真的应该炒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罢工?是工会叫你们罢工的?你们是工会会员吗?不是,我说,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只有会员才能罢工吗?没错,必须是会员才能罢工。不是会员还敢罢工,就得给我滚。好吧,我们不知道这规矩。我们见别人罢工了,我们也跟着停工了。




你们想加薪,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根本没生产出什么东西?萨勒诺的工厂一个月以前就开工了,那边现在一天就能做十六个工件,有人还能做十八件,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一天才做十四件,工资却比那边还高呢!我们就说,这不可能,这都是骗我们停止罢工的谎言。不,他说,我可以马上中断培训,叫你们滚回萨勒诺。你们要是还想干这份活,就回去给我好好干活,不想干就给我滚。爱干干,不干拉倒。你们一分钱都别想加。




你们现在马上回去干活,不然我就把你们统统踢出去。你们要是肯干活,我还可以通融一下,不把你们赶回萨勒诺。于是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子。我说,得了,咱们还是强硬点好,不是吗?我们就说不想干了,让他们开除我们好了。我们二十人全都回南方去,在美标门外给他们添堵。可是一些人说,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想尽快完成培训。他们想在萨勒诺挣钱,不想惹麻烦。最后我们决定复工,什么也没争到。




一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培训,回到了萨勒诺。然后呢,我们发现,他们用南方基金给的钱,给布雷西亚来的工人开工资,也就是说,给布雷西亚的美标工人开工资,理由是他们必须培训萨勒诺的工人。我们还发现,萨勒诺分厂的工人的产量,比我们这些在布雷西亚接受过培训的人更高。这家工厂已经在布雷西亚开了三十年,每天能生产十六个工件。两个月前它在萨勒诺开了分厂,日产量已经达到了十八件。他们说,这是因为新工厂使用了更高效的现代化设备。




它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用起重机代替了人力:以前工件都是用人来扛的,现在只要一台起重机就能运走全部工件。一些生产流程被自动化了,这样至少可以让你的背部不那么劳累。这些措施虽说对工人的健康有利,却要让你多生产两个工件,也就是说要多生产两个马桶。我不想抨击这一点,要知道,布雷西亚那边的工人全都背痛。他们的两肋绑上皮带,因为他们的肌肉都劳损了。而在萨勒诺这边,这套新生产流程使用起重机代替了人力,使工人不能靠力气来挣钱了。这就是他们为了让我们多生产两个工件而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我的意思是说,新工厂里的新设备,减少了工人的数量,加大了每个人的劳动量。




他们不跟我们讲理。他们只是说:瞧瞧别人,一天能做十八件呢。别人都能做十八件,就我只能做十六件。于是我被叫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说,大家觉得你是个好小伙子,可你得换个工种。你的产量不够高,我们本来应该开除你的。但我们打算把你调到另一个工段。他们就把我塞到了另一个工段,但是我手上的活儿还没完事,所以我还得在铸造车间再待两天。我还有几个工件没有烘干。还得把它们从模具中拿出来,做完它们。




我走出办公室,看见一个工会的人,他是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率的。管理层狠狠地拒绝了他,他就说要罢工。听到这里,我心想:棒极了。于是我就跟工会组织者一起大喊:罢工了!罢工了!我跑进铸造车间,喊同志们出去。一个主管过来跟我说:这又不是你的车间,你来干嘛?我就说:我还有些活没干完,这里还是我的车间。那你干嘛不干完?因为罢工了,不是吗?他就没话可说了。




大概有五十个人停了工。他们开始阻止别人工作。于是我们就去找那些还在工作的人,催他们走出车间。主管们大发雷霆,其中一个还威胁我。我当时正在嚼三明治,顺手就把三明治甩到他脸上。我冲到他面前,同志们拉住了我,他们说:你做得没错,可别做得太过火了。然后我们跑进其它工段,叫其他人统统停工。我们全都来到大院里,召开了会议。我们的罢工持续了十五天,白天夜晚都有纠察队在巡逻。外面的警车围了一整圈。然后我们还举行游行,到市政府门前示威。




复工后,我被调到了新工段。我的工作是把做好的工件装上生产线。还有一个人负责检查工件,另外两个人负责把工件搬上运货车。但是,为了弥补罢工造成的损失,他们决定再开一条线,质检员变成了两个,打包工也变成了四个。以前只需要把工件装上一条线,现在要装到两条线上。而负责装运的就是我。为了使这个流程顺利进行,他们交代那两个质检员——质检员负责检查完工的工件的质量——加快检查速度。这样一来,如果前面的人没有把工件给打包好,质检员就有权把工件放到地上。由于工件是易碎的,所以一般来讲,是不能把工件放到地上的。




他们要我不断地把新工件搬上生产线,要我把工件尽可能紧密摆放,可是又不能把工件摆得太密,这些工件都是陶瓷做的,让它们碰撞的话,就可能破损。所以,这就等于允许我把工件压坏。我就说:你们疯了,这样会压坏工件的。他们就回答说:你管这么多干嘛,照做就是了。他们只在乎增加产量。有个工会会员叫我“同志”,他对我说:你瞧,他们想增加我们的劳动量,他们开了两条线,你就得拼命地往两条线上搬工件,忙得你团团转。



我把这话转告了负责打包的工友,他们就说:操,那我们也得干得慢一些。他们就对质检员说:你们这么急干嘛?悠着点。质检员就对他们说:没门,我就想干这么快。我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然后去厕所撒尿。烧窑的主管过来了,他是个酒鬼。他说:你别到处折腾大家,给我安分点,不然就炒了你。是吗,我说,你要是怕折腾,干嘛不乖乖待在家里。然后我就回去干活了,而那个质检员还是干得飞快。




第二天我来上班的时候,保安叫住了我,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由于打架斗殴、怠工和不知什么鬼的原因,我已被解雇。按规定,就算要解雇我,他们至少也得给我八天工钱做遣散费,而且我还有其它一些鬼才知道的权利;可是,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这些权利都不肯给我。我就问:我能进厂吗?不行,你以后再也不能进门了。这下我算看清这些保安了,一个保安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我还跟另一个保安交上了朋友。我不想跟他们吵,我没这心情。在那一刻我决定,就算我还在哪里的工厂干活,我也不会再跟保安交朋友了。




我在工厂门外等着经理进门,准备向他讨要我的工钱。可是等着等着,我突然想拉屎,等拉完回来,经理已经进门了。我没能及时逮住他。于是我就去找当地工会,我跟工会的人说,工厂用这些借口开除了我。啊,别担心,区区小事,我们会帮你处理好的,他们会把你应得的一切统统还给你的。总之,他们问我是不是工会会员。我就说,我在罢工期间已经加入工会了,我还交了一千里拉。好了,他们帮我向美标写了申诉书,让我用快递把申诉书寄出,并登记在案,我为此又花了两三千里拉。我等了半个多月,啥消息都没有。我就又去找工会,我跟工会的人说:听着,我到现在还没得到半点消息,而我手头又很紧,急需钱用。




哦,那你得耐心点,不用担心。他们要是不给你钱,我们就会起诉他们,他们就得把钱统统还给你。可是我已经等得够久了。一天早上,我来到工厂门外,等着经理经过。他开着车来到门前时,我就冲到他的车前,拦住了他的车,趁他还没锁上车门,我钻进了车门里。我按住他的肩膀,把那封信甩到他脸上。我说:为什么不给我遣散费?你们炒了我,我现在就要你们付出代价。不光是那八天的工钱,你们耽误了我整整一个月,我就要这一个月的工钱。




看在你没整我的份上,我要的不多也不少,就只要你们欠我的那笔钱。他说:你听我说,你被解雇的时候我不在场,我要是在场的话,就不会解雇你了。你是个好人,我会调你去另一个地方。你要是想回来,我会给你换个更好的工作,一个最适合你的、独一无二的工作。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在美标工作了。我已经在那里工作过了,我现在只想马上要回我应得的工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他就说:行行行,有话好说。他带我去办公室,叫来会计。他对会计说:帮他结清了。结清什么?一切。真的?没错,一切,他说。




他们算清了帐,总共欠我十二万里拉。他跟我说,十二万里拉行不行?我说:不行。他就说:行行好吧,我们账上现在就这么点钱,只能给你这么多了。要不这样吧:我跟主管说一声,叫他在十一月帮你打卡。这样你下个月不用干活,只要到这里来,就照发你下个月的工资。行吧,我说,我可以接受。可是你别忽悠我。下个月我一定会来的。我每天早上都见你经过弗尔尼;我知道你住哪里。所以你别忽悠我。经理就说:行行,不过我还想跟你说点事。我能帮你另找工作。




他是布雷西亚人,调来萨勒诺工作。他显然不想给自己树敌太多。他不想因为不属于他的几万里拉而天天晚上担惊受怕。他到底在乎什么?他还说想帮我忙:我能帮你另找工作。不,你不懂,我不想再干活了。什么活都不想干。下个月我会来拿钱,从此以后我就跟美标毫无干系了。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工作了,但我买了双漂亮的鞋子,一件大衣,几件衣服。不到半个月我就把钱花光了。统统花光了。一个里拉都不剩。




我没领到失业救济,因为我没有工作时间满两年的证明。但是,南方的就业办还负责运营建筑工地学校——这不过是一种给人撒钱的路子。你一天能拿七百里拉。只要你去建筑工地——有的甚至根本没开工,就是一片空地,有人叫做平地——就能拿到这笔钱。你在那里露下脸就走都行,到了周六你就可以去领钱,足足四千二百里拉呢。用这些钱我可以买香烟,看电影,基本上可以凑合着过。至于其它的需求呢,反正我是跟家人一起住的,所以也就没啥问题了。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夏末时我在弗罗里奥打工。那里有许多罐头厂,主要是做番茄罐头的。这种工作是季节性的,以前一干就要连续三四个月,现在番茄产量少了,只要干一个月就够了。总之,我在弗罗里奥打了一个月的工,每天干十二小时,周日都要上班。我挣了十五六万里拉。我连津贴都没领,因为我打算去米兰。打这种季节工的人,一般能领到三四个月甚至半年的津贴。他们一天能挣一千五百到两千里拉。没有别的活干的时候,他们就干这种活。他们还领救济金。



[1]南方基金(Cassadel Mezzogiorno)是意大利政府在1950年制定的一个项目,主要目的是通过建设桥梁、水坝、公路、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刺激意大利南方的经济发展。这个项目还提供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以刺激投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项目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金被挥霍了,许多项目受益者是北方的大公司,它们利用补助金来建设自动化工厂,这样就不用雇佣太多工人了。——原注


[2]天主教民主党(DemocraziaCristianaDC)成立于1919614日,原名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Popolare ItalianoPPI),是在教皇本笃十五世支持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后,意大利人民党被法西斯政权取缔。19431215日,该党重新成立,改名为天主教民主党。二战后,该党成为意大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从1947年一直连续执政到1994年,并且在1947—1981年、1987—1994年间,意大利总理均由该党党员出任。1992年,该党卷入了一系列贪腐丑闻,在1993年大选中惨败,并于1994年瓦解。——中译者注


[3]米拉菲奥里(Mirafiori)是菲亚特公司的总部,设在都灵(Torino),它也是意大利最大的工厂。在它的极盛时期,这家占地二平方千米的工厂雇佣了五万多名工人。——原注


[4]巴蒂帕利亚(Battipaglia)是坎帕尼亚(Campania)大区的一个城镇,在萨勒诺(Salerno)附近。1969年,当地差不多一半人口参加了抗议关闭本地卷烟厂和制糖厂的斗争,有两人在斗争中被杀害。——原注


[5]19707月,为抗议意大利政府将卡坦扎罗(Catanzaro)定为卡拉布里亚大区首府,雷吉奥卡拉布里亚(ReggioCalabria)爆发了总罢工,引发了长达五天的街头暴动。政府派出五千名武装警察与宪兵镇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市不断发生街道和铁路被阻断的事件,给南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雷吉奥卡拉布里亚的港口被封锁,墨西拿海峡的轮船全都停工了,意大利主要的南北高速公路也被截断了。当局将这次暴动归咎于左派,在新法西斯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Sociale ItalianoMSI干预之后,暴动才在19712月被彻底镇压下去。——原注


[6]塞莱河(Sele)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64千米,在萨勒诺省内的塞莱河流域附近,有一块面积约500平方千米的平原,就叫塞莱平原(Piana del Sele)。——中译者注


[7]都灵实际位于意大利西北部,但因为当时有大量来自南方的民工涌入都灵工作,所以主人公才说都灵是南方城市。——中译者注


[8]诺切拉(NoceraInferiore)、卡瓦(Cavade' Tirreni)、圣奇普里亚诺皮琴蒂诺(SanCipriano Picentino)、吉福尼(Giffoni Sei Casali)、蒙泰科尔维诺(MontecorvinoPugliano)均为萨勒诺省的城镇。——中译者注


[9]即菲亚特600型轿车,1955年投产,1969年停产,在此期间,它一共生产了超过2600000辆,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型。——中译者注


[10]在意大利,不管你有没有资格,想找个工作,往往都得有介绍信raccomandazione)。直到现在,这仍是个问题。——原注


[11]完美标准(IdealStandard)是一家跨国公司,于1901年成立于比利时,主要生产卫浴设备。该公司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并入美国标准集团(American Standard Group),故下文简称为“美标”。——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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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



我家住在萨勒诺附近一个叫弗尔尼的村子。周围还有乔维、卡塞洛塞、马里孔达、帕斯泰纳、梅尔卡泰洛等村庄。我念完小学后,爸妈想让我升学,就去找老师,问问老师有什么意见。老师们就拍我爸妈马屁,对他们说: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来找老师,然后就给我爸妈出了一些主意。他们说我最好还是不要念中学了。别的不说,入学考试就是第一道难关。书念得越多,家里的负担就越重。课本越来越多,越来越贵。最后还不一定能念完呢,因为读书实在太花钱了。



你们的儿子可以去读技校,在工厂里找个活干。当个工头、段长什么的。工头?段长?听起来简直就像童话里的东西,谁懂那到底是啥?当时我家那一带连个工厂都没有。我爸是农民出身,换过好多好多工作,战后他干过走私,我上小学时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啥都干过。最后爸妈决定继续供我念书。中学听起来很吓人,我都不敢去了。幸好村子里有人跟我一起上学。



为了上学,我们买了从弗尔尼到城里的公车季票。刚上学时,班上还分阶级,分成城里人和城外人。班上的同学有从彭特卡尼亚诺来的,有从巴蒂帕利亚来的,有从巴洛尼西来的,有从吉福尼来的,有从诺切拉来的。城里人的孩子管外地来的孩子叫乡巴佬。有的孩子已经习惯了低三下四。他们极力用冰淇淋和甜点来讨好萨勒诺本地的孩子,或是给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来收买人家。



我和一个来自彭特卡尼亚诺的朋友却宁愿硬碰硬来解决。我们就这么跟萨勒诺的孩子干上了。我们用拳头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校外经常打架,打得可厉害了。在中学一年级里,打架是家常便饭。二年级和三年级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分城里人和外地人了,分成聪明孩子和蠢孩子。我们欺负那些蠢孩子,打翻他们的午饭,还抢他们的钱。



此外我还逛遍了城市,城里的生活跟乡下就是不一样。橱窗里总是摆满了商品。裤子、皮包、鞋子、家具、收音机。杂货店里全是吃的。报刊亭里卖的杂志,封面上居然是女人:我在乡下见到的女人,裙子都长到脚跟。城里的海报上可不是这样。我在墙上见了这样的海报,就想去看电影。城里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刺激着我的想象力。我觉得我开始懂得一些东西了。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件最基本的事:要想穿得好,吃得好,活得好,没钱可不行。



我在城里见到的新鲜玩意都要钱:报纸、肉类、鞋子;一切都有价钱。这跟乡下可不一样,在乡下,树上的果子随便摘,我们以前一到晚上就去摘果子,河里的鱼也是随便捞。在城里可没有妈妈做的衣物,她那些衣物要么是亲手缝制的,要么是不知谁给的——那些裤子或鞋子,我们穿了之后,连它们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反正谁也不在乎。我在乡下出生,在乡下长大,来到城市一看,城里的环境,跟乡下的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发现了金钱的重要性后,先是在星期天回家时问父母要更多的钱。可他们就是不给。他们一周只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里拉。我家里真的没钱,能给这些都算多了。于是我就注意到了另外的门路。自打我出生后,年年都要下地种番茄,可我发现,那些不用住校的朋友根本不下地。上中学后,我就不再下地了。但我发现那些不下地的朋友都去建筑工地搬砖了,两个月挣的钱,就比他们父母在地里干一年还多。


    他们挣的钱比他们父母还多,他们穿上了牛仔裤。当时牛仔裤是最时髦的。那时候流行的是《贫穷但帅气》[1]之类的电影。可是买牛仔裤要一两千里拉,交了学杂费和食宿费之后就没钱买了。买了牛仔裤的人也都买了套头衫,但他们穿的可不是亚平宁山区和伊尔皮尼亚山区的牧羊人穿的那种手工编织的套头衫,而是在商店里买的,花样时髦,各色都有。然后还要买唱片机和唱片,摇滚,节奏蓝调之类的。然后你就要像美国人一样跳舞。

    可这些统统都要钱。大家都想买兰布雷塔[2]。这玩意可不一般,买了它,就等于告别了乡村生活的一切传统。以前只有地主能骑马或坐马车,他们在星期天外出,到镇上去,也只有他们才有自行车,把手很高那种,而且总是黑色的。现在呢,番茄农的儿子都买得起兰布雷塔之类的东西了。

于是我就对我妈说:妈,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买牛仔裤,我要看电影,我要吃披萨。我想出去潇洒,可到处都要钱,没钱我还能做啥?在学校里什么都要钱。我什么都缺,这根本算不上生活。我要马上、立刻就过上真正的生活。我年纪到了,开始谈女朋友了,每到星期天都要去跳舞。我妈就说:儿啊,你听妈说,你上学念书,你就比别人强得多了。可我听不进去,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我没有牛仔裤、套头衫、唱片机,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去舞厅、出去玩、吃披萨都用不上。所以,我妈跟我说我比别人强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我根本不觉得她说的对。

有一次,我又跟我妈说起这事,当时我爸也在。我爸犹豫了一下。他觉得送我上学念书,就能让我过得比他更好。如今他发现我长大了,是个青年了,开始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能理解我。他跟我说,可是你想想,打工可不是什么好事,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老板说什么你都得照做。没活干得时候,你就没饭吃,有活干的时候,你又得拼死拼活地做。打工从来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觉得打工好,是因为你想挣钱吃披萨、去跳舞、看电影。可等你成家后,你就不想去吃披萨、不想跳舞了。你得供养老婆孩子,到时你就知道工作有多艰辛了。

所以你还是好好想一想。我不是要逼你马上在上学和找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只是想让你知道:工作是很艰苦的,应该尽量避免。我送你上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你不用工作。我能理解我爸的话,工作是件很可怕的事,这要比我妈说的话更有道理。我开始怀疑起那些搬砖的朋友的想法:有了工作就能挣钱,挣到了钱就能过上快活的日子。我开始怀疑起自己以前的发现:搬砖就能过上快活日子。

在谈到工作的前途,谈到自己的人生时,我爸跟我讲:瞧瞧咱家,瞧瞧我,再瞧瞧你自己,你觉得咱家过得快乐吗?你妈,还有我,还有你的姐妹,过得快乐吗?没钱,没文化,要啥没啥,咱家就是这样了。我开始懂了,工作就是个骗局,因为我家没有牛仔裤,没有套头衫,没有唱片机。我爸说:咱一家人都在这里,这里也有活儿可干,你以为我没在干活吗?结果呢?你自己瞧瞧吧。

我开始动摇了,我下不了决心。是继续念书还是去打工呢?去打工的话,我能买到唱片机和套头衫,可我到头来还是会变得跟我爸一样。继续念书的话,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用过得像我爸妈和我姐妹那么苦。就是出于这个想法,我才继续上学。我上了技校,因为那里的学费比较少,课本也少,负担更轻,简直可以说没有负担。

我学了汽车电气系统课程,学了三年,这简直蠢透了,因为这是一门本该在车间里学会的技术。小孩靠拆灯泡、拆配电器就能学会。要学好这门课,你得了解所有型号的汽车。可你也知道,我们整天学的全是课本,没有实操。各种电池或配电器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学的全是抽象的东西,除了用来考试之外都没什么用。可是,要是轿车上的灯泡坏了,电气技师的十二岁儿子都能修好,可你就是不会修。

这些技校唯一的用处,就是给管家、校长和找不到工作的教员一口饭吃。它们根本没教会我们什么东西,只会收钱:课本、笔记本、午餐,都要钱,而且贵死人了。它们只教电池、配电器、发电机、启动马达的原理。只要你能把书上讲的原理背下来,考试肯定能过。那时大家都觉得这些操蛋学校真是屁用不顶,可你要是跟教员这么说,他肯定会否认。

他会说:不不,你这话太无知了。小孩会修灯泡,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的原理,碰上点复杂的问题,他们就没辙了。可你们不一样,你们懂得电流是什么,怎么产生的,怎么流动的。所以你们比他们强。你们将来能在工厂里当工头。又是这种话,你们能当工头。我们五六十个人都能当上工头的话,全意大利的技校一年就能培养好几万工头。意大利工业用得着这么多工头吗?

最后我还是从那家没卵用的技校毕业了。教员们也都知道,反正人人都能毕业。毕业后,大家都得找工作。我们去找菲亚特的经销商,他们有自己的车间。他们问:你们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汽车电气技工。有工作经验吗?没,可我在技校学过技术。他们就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找了机械工坊[3]、比安奇汽车[4]、阿尔法[5]、蓝旗亚[6]。它们全都不要我们;它们用不着我们。它们只要自家的子弟,他们早都学会了一切,什么活儿都能干。于是我们这批同学就各奔东西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想,我们所有人恐怕都不会当上汽车电气技工,也不会当上工头。

那年夏天,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星期天也得上班。我干了两个月,挣了差不多二十五万里拉。我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还买了另一件过冬的衣服,可这还不够穿。但是,我已经不像三年前那样,老想着去搬砖了。我发现,前几年那些搬砖的小伙伴都十八九岁了。等你有了轻便摩托车,你就不会想要那么多东西了。然后呢,摩托车撞坏了,你还得出钱修理。还要交罚款,交油费。接下来就是订婚、结婚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没一样是少花钱的。

一大堆事情压过来了,小伙伴们就不怎么想跳舞和穿牛仔裤了,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他们有时也会被炒鱿鱼。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然后计件工资制开始实行了。每个人都在挣钱。四五年前,计件工资制还是一种特权,现在所有人都想要。

我就纠结了:这咋搞的?上了这么多年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我真的想不通。你上过学,有些工作你是不能做的,这算是某种荣誉感吧。我爸妈供我念书,就是为了让我不用搬砖。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时,爸妈都尽量避免谈起这事,我也不谈。

工业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南方大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这部分是为了让打工仔和庄稼汉有点赚头,省得他们过不下去起来造反。于是南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工业。在南方,用比较低的工资也能招到人,反正当时没有工会。人们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了,但不是太多,因为南方人大多还是想去北方打工。但是呢,大家总算是有了点钱。

轿车有了,冰箱有了,电视机也有了。我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进厂做工的。我去了美标公司。我发现,我爸说得真对:劳动就是受罪。整天受苦受累。所以我就被美标开除了。于是,我就想随大流,跟所有的南方人一样,到米兰去打工。在亚平宁山区和内地,整村整村的人坐着火车,去了北方,我也想去那里。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北方。技校毕业后,在去布雷西亚的美标公司培训前,我就去过一次。我去了都灵,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月。我有一个姐姐,她已经出嫁了,就住在都灵,每年放假的时候,她都坐小轿车回来看我们。大平原,那儿的工作,还有心态,可把我吓着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海边,跟朋友们瞎逛瞎玩。我去过都灵的姐姐家,发现她家住在公寓里,那间公寓比我家在萨勒诺的老房子还差,就在一楼走廊旁边。吃睡都在一间房里,可他们每次都坐轿车回家,真会装逼。

我搭上了去北方的火车。车上挤得要命,才开出三十公里,我就想下车了。直到下车,我都找不到地方坐。过道上有醉汉在大嚼面包。婴儿在哇哇大哭,拉屎撒尿。旅行箱、袋子、盒子放得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置信,而这些人居然能忍十个钟头。我是在萨勒诺上的车,他们是在西西里。他们一大早就上了火车,早都不耐烦了。当时是四月。南方的习惯,是在春天去打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方的冬天很冷,所以都在春天出外打工。

我在都灵找了份擦洗金属零件的活干。菲亚特轿车说到底,也就是一大堆零配件组成的,而零配件呢,总是人造出来的。其实,没有哪家公司能够从头到尾地把零配件全部生产出来。比方说吧,500型或600型的车门把手,全都是铝做的,有好几家工厂都生产这种门把手,做完之后,它们就把收尾的工作外包出去。我那家工厂干的就是擦洗门把手的活。你得先把零件表面清洗得漂漂亮亮的,再用另一个刷子来打磨。一个刷子用来清洗,另一块有钢丝的就用来打磨。打磨完以后,门把手就变得光滑闪亮。这活儿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给了我金属打磨工的证书。

在那里,一天要弄完两万个零件,我忙得连擦鼻子的工夫都没有。身上老是脏兮兮的。我擦洗金属零件,可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一个月后我就辞了。春天花掉的钱,我已经挣回来了。可是这一次,我第二次来北方,我要干点别的。南方的物价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现在人人都要有的东西,好比电视吧,在萨勒诺的价钱,跟在都灵一样贵。汽油、摩托车还有火车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价钱。

在南方,日用品的价钱都上涨了。对,五六年以前,大蒜、洋葱、小鸡之类的东西还很容易搞到。你随便走进一块地里,就能弄到水果、兰香和洋葱。可现在呢,田地都被篱笆围起来了,还有保安守着。农作物都由专人出售,你要是下田里偷东西,就会被关进牢里。现在大家都要面子了,个个都要攀比,以前不要钱就能弄到的水果蔬菜,现在都得花钱买了。物价也就比米兰或都灵便宜一点点吧。可是在南方实在是没赚头,挣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去北方打工,那里才能赚大钱。

我认识几家人,他们全家都去北方打工了,我家旁边那家就是。这一家人的老父亲在塞莱平原上的维尔塞卡种番茄。他有几个儿子,分别叫安杰洛、罗科、安德列亚、阿尔曼多、卡尔米内、乔万尼。他们全家都割芦苇,做绳子,用枝条把番茄茎绑在芦苇杆上,这样番茄才能长起来。

采番茄的习惯做法,是把番茄从中间切成两半,让它们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再用铜筛把它的浓缩汁液榨出来,装进陶罐里。番茄酱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罐装番茄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大家都要做瓶子。午餐的时候吃番茄沙拉。晚餐也是番茄沙拉;早餐还是番茄沙拉。再吃点自己做的白酒和面包。

我爸呢,他倒不种地,到处打零工。他在平原上做桩子;在沼泽里砍芦苇去卖。一星期你就要砍两三百捆芦苇呢。他把芦苇卖给做番茄酱的工厂,一次能挣三万里拉;面条厂要把面条铺在芦苇上才能晾干;这是一门古老的活计,现在没人干了。他什么活都能干。他还有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经常帮人拉货。他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就是从来不下地干活,他连采番茄都不去,那种活儿太累人了。

有时我会帮旁边那家邻居种番茄。我妈就说:别去,难道你想跟种番茄的混在一起?现在他们那家都搬走了,不过不是一下子走完的。第一个去打工的是他们家老二安德列亚,他是个败家子。他平时老是偷懒;下地干活时总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乘凉,老是不想干活。他连书都不想念,连一个字都不识。他去服兵役后,就再没回来过。

他久不久会给家里写封信。突然有一天,他穿着一身好衣服,带着大把的钱,回村里来了。他说他现在在卖花,北方有人买。听了这话,我们都以为他有病:居然会有人出钱买花?他说,光是在诸灵节[7]一天,他就卖了七八万里拉的花。我们都不信。他说他打算开一家花店,他正在考驾照,想买辆货车,从圣雷莫买花,再拉到米兰去卖掉;他的兄弟还有朋友们都当他在瞎吹牛。

他也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了;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屋外的葡萄藤下聊天。这些葡萄藤现在都被铲平了,草地也没有了。我们经常在葡萄藤下面,一聊就是一晚上。安德列亚就把他在北方的经历告诉了我们。安德列亚走后,又回来过几次,过了三四年,他弟弟罗科也走了。村里人人都会谈起罗科。他会向地主竖中指,地主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会买新衣服,当时谁要是买新衣服,地主和老板们就会看不顺眼。就因为你有新衣服,他们就要整你。

罗科不想再跟他爸一起种地,就去了米兰。当时米兰正在建地铁,他就找了个开挖掘机的活。他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在外地打工的人寄信回来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念给全家听。然后还要让认识这个人的邻居读信。这可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他写了啥?他是怎么说的?有啥新消息?你也知道邮递员来送信时,大家会问什么:谁写来的?是你儿子吗?他说了啥?有啥新闻?

那时电视或电影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现在这种信息量巨大的报纸。在以前,写信是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新闻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封信足足可以让全村人谈上一星期。我就是这样听说罗科在米兰开挖掘机的消息的。我那时根本想象不出挖掘机是个啥玩意。反正开挖掘机一定很酷。在乡下,你除了锄头和牛,别的啥都不懂。

罗科在信中说他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大家都觉得这不算什么,毕竟种地的话,有时要干上十四个钟头。他还说他赚了一大笔钱,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不用说,他爸可是乐开了花。罗科已经跟邻村一个妹子订了婚,一年半以后,他回村里完婚。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黑皮鞋。看起来帅气极了,人人都羡慕他。他还带了一个手提箱,不是那种北上打工时常用的绑上许多绳子的箱子。我们这里的地主就喊他过来。地主说:您好啊,最近过得咋样啊?罗科就没给他好脸色看。

那天晚上,本地的地主去理发店刮脸时,都在谈论罗科。在乡下,地主去刮脸时,打工的和种地的都得先让地主刮。理发师在给打工的和种地的刮脸时,都是用同一条毛巾,等到第二天才换掉脏毛巾,可是在给地主刮脸时,理发师总是用一条全新的、干净的毛巾。更妙的是,地主根本不用付一分钱,其他人却得交钱。

地主们就在理发店里谈起了罗科:你们见到罗科没有?他回来了,他都发达了,你们怎么不去北方打工呢?打工仔们就说了:得了,老爷,北方的生活可不容易,那里雾气大,空气也不好,傻子才去北方,我们可不去,罗科那小子穿了套好衣服,就以为自己很牛逼了。也就是说,地主摆脱了乡下人那种成见,留在乡下的庄稼汉们反倒落后了。地主们只是在怂恿庄稼汉。他们想看看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乡下小伙子出外打工,回来时发达了,穿上了连地主都没有的衣服。这让地主们心烦意乱;这小子坏了乡下的规矩。地主们嘴上说的是:但他是个好榜样,他干得不错。庄稼汉们就附和说:老爷说得没错。

罗科回来完婚时,给他爸带了一套新西装,还给他妈和兄弟们带了新衣服。他们全家都穿上了新衣服,全村人也都看在眼里。那些衣服都是乡下买不到的,只有城里才有。婚礼上还有侍者发喜糖、上香槟。还有乐队奏乐。但是呢,对于南方农民来说,婚礼总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为了结婚,人们得借不少钱,为了还完这笔债,下半辈子都得劳碌。

这一家人留下来种地的越来越少,他们一个个搬走了。几兄弟都去打工了,罗科帮兄弟们找到了工作。他们在北方混得不错,全都结了婚,日子过得还行。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在内,最后全都搬走了。还有许多家庭都像他们家一样搬走了;我对罗科一家记得最清楚,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就住在我家旁边。我也决定去北方打工,因为那里能赚到钱。







[1]《贫穷但帅气》(Poverima belli)是一部由迪诺·里西(DinoRissi,1916—2008)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1957年上映。——原注


[2]兰布雷塔(Lambretta)是意大利一家专门生产轻便摩托车的公司,这里代指该公司生产的轻便摩托车。——中译者注


[3]机械工坊(OfficineMecchaniche)是一家生产轿车和卡车的公司,1918年于米兰成立,1968年被菲亚特集团收购。——中译者注


[4]比安奇汽车(Autobianchi)是一家汽车制造商,由比安奇、倍耐力和菲亚特三家公司在1955年共同创立。——中译者注


[5]阿尔法(Alfa)是一家汽车制造商,1910年在米兰成立,本名“伦巴迪汽车制造厂”(Anonima Lombarda Fabbrica Automobili),1916年改称阿尔法·罗密欧公司。——中译者注


[6]蓝旗亚(Lancia)是意大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商,1906年在米兰成立,1969年起该品牌归菲亚特集团所有。——中译者注


[7]诸灵节是天主教的一个节日,一般为每年的112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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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北方


总之,我去了北方。我一到米兰就去找罗科,因为他是我的榜样,我可以投靠他。罗科比我大二十岁。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大人了。他总能成为人们的话题。人们都说他是个惹祸精,有些人怕他,就跟害怕老板和地主一样。他走出了小村子,去了北方,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事业。所有想离开农村的小青年都拿他作榜样。他住在米兰旁边一个叫科尔西科的小镇。他见到我时,向我妈还有我姐妹问好。他打开冰箱,拿出几瓶啤酒。他问了我好多问题;还请我喝酒,我来找他让他非常高兴。

然后他就叫他老婆做点牛排。他问我:想吃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他身体很壮实,喜欢吃喝。只要手边有吃有喝,他就不会放过,正好吃的喝的现在就有。他开始说起他在南方的经历。他说:我们受够南方了,那里的地主都是一群蠢材,以为自己有几亩地就很牛逼了。他们懂个毛,一切还不都是咱们工人造的。要没咱们,他们早就饿死了。他们现在都完了,只能东游西逛,到处讨饭吃,为啥?大家都知道要干的正事,他们就是不干。

他话匣子打开之后就说个没完。可这里就不一样了,他说,我到这里后,老板们都尽量给我方便。他们让我住在工棚里,吃住都不要钱。我开挖掘机时,老板们是按产量给工钱的,你也懂的,我干得越多,工钱越多。可在南方,管你干了多少,他们都不会多给你一分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拿多少。那帮狗杂种,不把人累死就不罢休。南方人就是傻,啥都不懂。在这里呢,老板和工人,大家都是平等的。当然喽,老板挣的多,那也是因为他要管整个厂子。

可我也能吃上饭,我还有房子呢。你瞧这栋房子,就是我自己的;我还有轿车、卡车、挖掘机。我意思是说,我也算是老板了。每个人都是老板,看你本事多大了。当然,在工厂里干活的那些工人确实啥都没有。但他们有权利,有假日,还有保险什么的。反正你在这里总能过得不错。只要你有工作,一切就能顺顺当当。啥都不用担心。罗科把米兰和北方的好处大吹了一通。

聊着聊着,我就问起了他弟弟乔万尼的情况。乔万尼比我大三岁,几乎跟我算是同龄人。罗科说乔万尼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现在还没收工,大概要到九点才会下班。罗科说,乔万尼这人有点懒。他准是跟你一样,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没恒心。他都辞了三份工了。他就是不懂这个理:在这里你得坚持把一件工作给干好喽。你得仔细想好,在哪儿工作,才能让你发达。老是换工作可发达不了。我一直都在一家公司干,我是为自己干活。活是为自己干的,可我就是不离开这家公司。

我就说,总之,我真的要找工作了。我现在急需工作。我不打算扬名立万什么的,至少眼下不想。他就说,那你想做什么工?你愿做什么?你得在厂里找个工作,你得挣点钱。不要老是换工作,不然你一点钱都攒不下来。然后乔万尼回来了,我们相互问好,谈起了弗尔尼、萨勒诺、彭特卡尼亚诺。谈起了我们认识的同学,还有妹子,等等。后来他说:咱们先睡吧,明早我带你去上班,明晚再帮你找个旅店。

第二天乔万尼带我去了工厂。那家工厂在津戈内[1]附近,生产一种叫做“切莱尼奥”的材料,它可以用来做家具上的装饰品,看起来像是用真正的木料雕刻出来的,其实是用木屑和聚乙烯醇混合而成的。我就开始造这种东西,晚上就跟几个民工一起住在一家旅店里。他们都是来米兰打工的外地人。甚至还有从北方其它地方过来打工的,有人来自布雷西亚,还有人来自贝尔加莫。

在这家旅店住着一个卢卡尼亚人,他在建筑工地搬砖,每天要干十二个钟头。他晚上自己做饭,每天最多只花五十里拉,却能挣上七八千里拉。他总是节衣缩食,晚上和节日从不出去潇洒。干了三四个月后,他攒了六七十万里拉的存款。他给我们看了存折,还说他想买辆小轿车。开春后,我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老是迟到,这让我很头疼,我想回南方去,到海边去玩。我寻思着:我已经干了整整一个冬天,要是他们炒了我,我应该能拿到三万到五万里拉的遣散费,加上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还有做了一星期的工钱,加起来应该有十万里拉。有了这笔钱,我就能回到南方,啥也不做,都能逍遥好一阵子。

于是我就天天迟到。迟到的天数多了,他们就发火了,说我要是明天再迟到就炒了我。第二天我还是迟到了,于是就被炒了。他们给了我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我工作的那一周的工钱,然后我回了南方,到海边去玩。夏天到了,才第一个月我就把钱花光了。我在四月底回到南方,五月钱就没了。我一直待到九月。一开始我在棺材铺帮人做点小事。整个夏天我都在当救生员。海滩上有些瞭望哨,救生员要做的就是帮忙上漆,搭小木屋,搭好以后,你只需每天早上撑起遮阳伞,在海滩上逛来逛去就行。

我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夏天。夏天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米兰。可这次我不打算在郊区找工作了。在郊区工作的话,每天晚上都要回米兰,额外还要花一笔车钱。我在坐车之类的事情上花了太多钱,不想再住在郊区了。所以我决定就待在市区。一到米兰,我先把行李托管在车站,然后就去市区找旅店。我在布雷拉区的彭塔乔路、索尔菲里诺路和法泰贝内弗拉泰利路的三岔路口一带找了家旅店。

那里是米兰市中心。酒吧一直营业到凌晨三四点;靠,真是太好玩了。酒吧还提供吃喝。有一家叫格兰酒吧的店,你也可以在那里吃饭。我没去饭店花钱吃饭,也没去花更多的钱逛酒吧,就在格兰酒吧吃了一碟通心粉还是奶酪什么的。我花了七八百里拉,在那里待了一整晚。那一片有不少靓妞。搞基的、拉皮条的、吸毒的、做黑市买卖的、还有嬉皮士;真是个好地方。

然后我打算弄几张证书。我心想:操,我又得学习,这里又有工厂又有学校。我想学习,我对学习着了迷。我想上艺校。在斯福扎城堡有艺术夜校。我就去报了名,交了一百五十里拉报名费。我参加了考试,考了三天。他们摆出棱柱、方块、球体之类的东西,让你照着描,然后他们再给你的绘画能力打分。

但他们考的其实是另外的能力。他们问我靠什么维持生计,我是不是跟家人一起住在米兰之类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只招那些完全不懂绘画、但是年纪很轻、又跟家人住在一起或是有工作的人。但是他们发现我没有工作,就不要我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上不完课程,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个恒心之类的。他们不收我,不是因为我不会画画,因为我已经给他们看了自己的绘画本领。既然我进不了学校,弄不到证书,我就只能努力谋生了。

我心想:证书有屁用啊?我对学手艺压根没兴趣。学好一门手艺,就能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干最轻松的活,吃最好的饭,再泡几个妞,不就是最好的生活吗?我心想:得了,做这些事又用不着证书,我主要操心的事情,就是干最轻松的活,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挣大钱。于是我就决定要这样做。我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工,没多久我就厌倦了,我喝醉了,下午没去上班,他们就炒了我,我有一阵子什么都没做。

我还有一点钱,我就到处闲逛。跟前一年不一样,我在科尔西科疯狂地挥霍自己的自由时间:这个小镇有两家舞厅、三四家电影院,还有一家教区影院。人们在酒吧里聚会,玩牌或谈论体育比赛。这里的妹子大多是南方人的女儿,她们保留着南方那种习惯,总是三五成群地出去跟外面的靓仔到野外幽会。但是,这里没有真正的友情。在酒吧里,你要受欢迎,就得有钱。你洒钱越多,穿得越高档,你的朋友就越多。要是没钱,谁都不鸟你,这让我特别不爽。

另一方面,对我这个南方小村出来的人来说,这个城镇又是个绝妙的地方,可以让我体验到各种经历。在我住的那家旅店里,总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跑堂的、念书的、画画的、卖冷饮的、砌砖的。肤色各异、三教九流的人,总是在这里来来去去。去到酒吧,又能见到那些经常上报的人:唱歌的、演电影的,有不少歌手就在那里出入。这里还能见到一些男人,就像从《男人与波莱罗》之类的准色情漫画里出来的。在布雷拉大街还能见到不少像是演员的女人。

看见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一样,觉得非常新奇。啊,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个容光焕发,都是像我一样的傻蛋。我想跟他们交朋友,我想想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在等待,可实际上,我想跟跟女人睡觉的时候,就去叫鸡。我从来没能跟酒吧里遇到的女人睡觉,尽管我很想来一次这样的冒险。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在酒吧里闲晃,除了格兰酒吧之外,还去另一家叫牙买加的酒吧。酒吧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在聊天。

在这些地方混的还有许多人,画家特别多。他们讲法国话或英国话,即使他们自己就是意大利人;你要是会讲法国话或英国话,说明你要么很有本事,要么就是留过学。在酒吧那种地方,他们说外国话,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跟我这种人混在一起。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喝酒,我那个朋友会说德国话,我以前跟他一起在阿勒曼尼亚[2]工作过,我们闹出了一点小乱子。有人正在弹吉他,我们都喝高了,就开始用德国话唱歌,或者说,他用德国话唱歌,而我只是在发出噪音。我们碰见了一个人,他想让我们推销家具或走私雪茄。这家伙啥都想干,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笨蛋。可我没有驾照,我都不会开车。

另一天晚上,旅店楼下有个吸粉的,喊她朋友下楼拿钥匙给她,让她回去睡觉。我下了楼,她正不知所措,我搂住她就亲。她说:怎么,你想跟我睡觉,可我没这心情。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新鲜了;我喜欢这种与工厂、农村、宗教完全无关的生活。这是一个与我熟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喜欢这里。我啥都想尝一尝,就算最后只能看看电影。也可能最后我成了浪荡鬼,把街上的洋妞或是舞厅和酒吧里的妞儿搞上床。

我想上夜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寻思,没准我能认识几个上艺校的妹子,跟她们交朋友。我开始找门路,因为在城里,你要是事事都靠自己,你就寸步难行,啥都做不成。要想混得好,发大财,就得有朋友圈子,特别是女性朋友。米兰有不少混日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妹子,她们来自小乡镇,背着家里,来到米兰,想跟嬉皮士厮混。有一次我还带了这样一个妹子回旅店,可惜房东不让她进门,还威胁说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在阿勒曼尼亚找了份工。

我找了一个厂妹,可她说自己是秘书。我才不管她是做啥的,我甚至都不喜欢她。要是在南方,我连理都不会理她。我跟她谈朋友,只是因为米兰的婊子们早都习惯了吊个凯子帮她们买这买那的,她们这些挣工资的,都把自己当成出来卖的鸡。可这个妞却不一样,她跟我在一块时,总是各付各的,不用我替她出钱。我把她带回旅店,可是第二天房东就把我给赶出去了,因为他已经警告过我不许带外人进屋。这是他的规矩。要是想跟女人睡觉,就自己出去找钟点房。他的旅店不搞这一套。结果我就被赶了出来。

我在阿勒曼尼亚认识了一个朋友,就先住在他那里。我再也不想上班了,我受够了,就到朋友家蹭吃蹭喝。今天去这一家,明天去那一家,轮流上门。这些朋友都挺喜欢我的,因为我没干得过多少活,话却说得很好听,我想方设法弄钱去看电影和吃饭。到了晚上,我就等女朋友下班,然后一起去吃披萨。总之我就是这么混日子的。然后我就去酒吧,看看有没有谁要我干点黑市交易,有没有什么赚快钱的门路,或是找个女人睡觉。我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冒险。

只有一个工程师要我,他在雷吉奥大街有艘游艇,叫我帮他看管。总之我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也在米兰认识了不少朋友。我借住在一个西西里朋友的家里,跟他老婆打得火热,说不定哪天就会给他发现了,我就开始考虑跑路。我在米兰试过各种工作,有时还帮搬运工的帮派做事。我去过一些公司,试过各种工作,都做不了两三天。为了离开米兰,我还去菲亚特应聘,因为我欠了太多钱。我开始忽悠他们,除了在阿勒曼尼亚认识的那个朋友。

阿勒曼尼亚不会跟你签长期合同,只签一两个月的短期合同,顶多四个月。我签了两个月,从十一月开始做工。他们给了我们一顶帽子,跟厨师的帽子很像,还有一条围裙,一条裤子。他们给了我们一套还算卫生的制服。我被那家公司炒掉的经过很是离奇。我被分到一个生产面团的工段,面团做出来之后,要放进机器里搅拌。面团从机器里出来时,下面放着大脸盘一样的塑料盘子,面团流进盘子后,我们先往里面加点面粉,然后面团就会堆起来。大家都说这活儿太轻松了。

有一天我在旅店里看《迪亚波利克》[3]看得入迷,忘了上班。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来,我赶紧下楼,跑去坐地铁,可还是迟到了。哪怕只迟到了几分钟,公司都要扣掉一个半钟头的工时,只给你半个钟的钱,所以我打算过半个钟再进去。我去喝了点格拉巴酒,冷静了一点,准备等到二十九分钟的时候再去打卡。迟到两分钟还是半小时都是一样的。

在打卡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玻璃隔间,里面有显示烤箱和所有工段的情况的信号灯。那里有好几个主管,还有我那个工段的领班。我去打卡时,领班朝我招手。我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他说:戴正你的帽子。这种帽子很高,我把它压扁了,弄成撒丁牧羊人戴的帽子的形状,我就这样戴着垂到眼前的帽子,双手插在裤兜里,我还迟到了半个钟头。

领班看见我这样子就有点恼火,他说:戴正你的帽子。不,这样不是挺好嘛,我干嘛要戴正?给我戴正。我不理他,继续走。他从里面走出来说:你怎么迟到了?呃,不记得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迟到了。迟到总有理由,反正我就是不记得了。你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迟到的原因吗?我忘了要上班。哦,你忘了要上班。这可是很严重的。那你知不知道,我要让你停工一天?

我就说:领班,你要么炒了我,要么就让我继续上班。我只迟到了半小时,不应该罚我停工一天,我不接受。所以你要么炒了我,把炒掉我的理由告诉我,不然我就要去上班。我是迟到了,可我不该挨罚停工一天,我不接受。他叫我滚,我骂了他,然后回去工作。他从楼上叫来一个保安,问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又来了两个保安,问我在哪里。我就说:我就在这里。我警告他们:别动手,不然我一动手,你们都要受伤,到时我就得进局子,可我还不想进去。公司要是想炒掉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因为我签了两个月的合同,可是只做了一个月公司就要赶走我,我要拿到剩下的一个月的工钱。

他们说:只是让你停工一天。不,我不该挨罚停工,我不接受。他们说,随你怎么说,要投诉就去办公室找领导。我就去了领导的办公室,坐下来等领导进来。领导来了,问我:你坐这里干嘛?呃,正等你呢。你等我干嘛?还不快出去。我说:等一等,他们要罚我停工一天,但我不该挨这么重的罚。我只迟到了半个钟头,而且还是初犯,停工一天太重了。

他说:不对,罚你停工是因为你骂了领班。不可能,我没骂他,他都没听清我当时在说啥。要是领班耳背,听不清别人在说啥,那可不是我的错。我当时说的是我要去上班,不是要早退。他说:不管你说了啥,都得给我出去,不然我要报警了。有种你就报警,我就是进局子,也不会乖乖忍受你们的无理处罚。你敢炒了我,就得给我一个月的工钱,外加八天工钱做遣散费。行啊你,咱们走着瞧。行,谁怕谁啊。

领导打了个电话,叫我去另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们整理了我的档案,还有工作台账,又让我看了一封信,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你们先给我钱,我再签字。他们就说:你别这么嚣张,不然等下有你好受的。等你进了局子,一毛钱都拿不到。我就说:关你屌事,我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工作,我才不在乎进局子呢。

但我还是把事情都搞定了。警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抓起来。一个工人被警察逮捕,就因为他不愿接受停工一天的处罚——这事要是上了报纸,公司可丢不起这个脸。他们不想惹这样的麻烦,所以我敢肯定,我不用进局子,还能拿到全部的工钱。那混蛋还是不依不饶;他先是威胁我,然后又想跟我套近乎:你是哪里人?萨勒诺人。嘿,我也是那里来的,我是阿维利诺人。他装出一副老乡的样子,想巴结我。他给我递烟,然后说:只要你签了字,过阵子再来,公司还会录用你。可要是不签,公司就再也不会录用你了。

我就说:操,外面工作大把多,我干嘛非得来求你。人总得干活,可你总不能老是把人当傻逼来耍,这家公司还真就把我当傻逼了。照这么说,我照做的话,公司就会重新录用我?免了,我没兴趣。错的是领班,我不该被罚停工一天。现在公司要炒掉我,炒我可以,得给我一个月工钱。那家伙就给其它办公室打电话,可能是给行政处还是人事处,我不清楚。管理层在电话里坚持说:再逼他狠一点,给他点颜色看。从三点闹到七点,整整闹了四个钟头。

职员们受不了了。我就是不让步,不离开办公室,他拿着准备好的文件,职员们就不停地算他们还欠我多少。每过半个钟头,他们就拿一个新数字来给我看。八万里拉。我说,怎么才八万?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遣散费,一共八万。才八万?你们什么意思?这个月剩下的部分,加上遣散费。这点钱就想打发我?除了第一个月的工钱,遣散费,还得把下个月的工钱也给我,也就是再给我八万。那可是一大笔钱,区区八万里拉,休想打发我。

这出闹剧没完没了;女职员快要疯了:叫他出去!我们干不下去了!我就说:我才不管,你们要是不想干活,就去罢工,我只要钱,别的我全不管。领导又打电话了,他说:这小子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职员们都气疯了,没法干下去。干脆给钱叫他走人;不然我就报警,我也撑不住了。你说什么,报警?对,我要报警。电话那头说:那你就这么跟他讲。我当时就站在领导后面,所以听见了他们的话。

领导又跟我说:你要是不收这钱,那好,我可以拿我父亲、我小孩还有我小孩的健康发誓,我一定会报警。我就说:那就报警啊,还讲这么多干嘛。你以为我喜欢跟你吵啊,你不是想赶我走吗?那跟我讲这么多干嘛?我跟你说了,我只要钱,不想跟你吵,是你要跟我吵。不是我要惹你,是你在惹我。他又打电话说:够了,我受够了。我要跟会计说,他要多少就给多少,我再也受不了了。这小子真是又臭又硬,拿他没法子。

好吧,随你便吧。他就站在我面前打电话,所以我听见电话那头这么说。他就对我说:算你狠,你赢了,干得漂亮,在这里签字吧。我说:等一等,先把钱拿来,没看见钱,我就不签字。他就叫会计把文件和工作记录拿来,然后带我去取钱。他们给了我这个月剩下的工钱,下个月的八万里拉,还有相当于八天工钱的遣散费。我在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然后就离开了阿勒曼尼亚。就因为领班的一句蠢话,我不用工作就捞到了一个月的工钱。

阿勒曼尼亚其实是我在米兰干过的第二份工厂工作。我先在建筑工地上搬了两个月砖,又在阿勒曼尼亚干了一个月,现在没活干了。我就去找日雇工的帮派,他们派我去西门子、SIP、斯坦达等公司卸货。工厂需要临时工的时候,就会来找这些帮派,这其实是一种合法的临时工制度。

我就当了一阵子临时工。问题是有时候一点活都找不到。兜里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我就继续找零工来做,有时还找不到。有一次,我倒霉极了,身上就剩下一千里拉,我就去找零工。那天是星期五,什么活都找不到。周末没有活干——星期一再来。所以,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这四天我只能靠一千里拉度过。我星期五吃了点东西,星期六一整天什么都没吃。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开始打算去献血了。

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他靠献血挣了三千五百里拉。我就想,三千五百里拉也够吃一顿了。我要喝杯卡布奇诺,让自己的血压升高一点。在米兰总能找到消磨时间的地方。在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大道上,在圣巴比拉大教堂和门廊之间,经常有个流动血站在那里采血,我就在它对面的莫塔酒吧里喝了杯卡布奇诺。我走进血站,脱下衬衫。

他们检查了我的胸部,又从手指上抽了点血。他们还给我拍了X光,又检查我有没有梅毒。然后他们给我量血压,确实很低。他们问我年纪多大了,得过什么病,干过什么工作。我说现在失业。这帮混蛋只问我得过什么病,没问我吃过没有;他们好像压根没考虑过这个。他们知道我二十五岁,知道我血压低,知道我没工作,就是一点都想不到我正在挨饿。

他们让我躺在床上,把针头扎进手臂,却只流出了一点血。血只流了半管,然后就出不来了,凝住了。他们见我的血出不来,都慌了;一般来说,扎针以后,只消一分钟,顶多一分半,血就会流满整根管子。我被抽了三分钟,血都没满半管,然后一点血都出不来了。他们有点害怕,我就对医生说:医生,我需要钱,最少一千里拉。为什么?因为我没东西吃,快要饿死了。哦,你没吃东西,对不起,我们可以给你喝几杯咖啡,再给你吃点莫塔邦迪[4]

其实我知道,给血库捐血是没有钱拿的。但我又想,要是跟他们讨钱,他们总会给一点吧。大家都会说,人家都给你捐血了,你也该给点钱意思一下吧。医生跟我说:不,在我们这儿献血是无偿的。我觉得这种无偿献血真是太奇怪了。医生说:不管那么多了,先喝点咖啡吧。我没吃莫塔邦迪,因为我在阿勒曼尼亚干过,知道那些甜点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对莫塔邦迪一点信心都没有。

总之,我在米兰挨饿,又欠了朋友和老乡一屁股债,还跟那个西西里朋友的老婆搞得不清不楚,所以我打算跑路,不再待在米兰了。我去菲亚特应聘,然后收到一封信,叫我到都灵报到。所有人都说,在菲亚特,只要你肯干,就有假期之类的。我可不怎么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跟米兰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断了关系。我想在菲亚特挣够了钱,再重新开始生活。

    到了都灵,我住在姐姐家里。从南方来到都灵的民工大都住在朋友或亲戚家里,或是住在小旅店里。但是有些倒霉的民工得在车站住上好几天,甚至还有不少人得在新门车站的二等候车室里住上一个月。那里经常有警察巡逻,不让记者靠近。想在夜里到新门的二等候车室去,你要么得出示自己的菲亚特工作证,说自己已经被公司录用了,要么就得拿出菲亚特的信,说自己是来面试的。没有工作证和面试信,警察就不会让人进入菲亚特设在都灵车站的免费宿舍。

[1]津戈内(Zingone)是米兰郊外的一个工业小镇,由银行家伦佐·津戈内(Renzo Zingone)在六十年代出资建造。——原注


[2]阿勒曼尼亚(Alemagna)是意大利一家著名的糖果公司。——中译者注


[3]《迪亚波利克》(Diabolik)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漫画系列之一,从1962年开始连载,至今已经出了800多期。——中译者注


[4]莫塔邦迪(Motta Buondí)是莫塔公司生产的一种袋装甜点。——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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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菲亚特




进菲亚特以前,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既不关心政治,也不相信政治。来了菲亚特后,当时我看见工厂大门外有一些学生在发传单,想跟工人谈话。真是怪事。我问自己:学生不是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工厂门前?要知道,工厂是世上最恶心、最荒唐的东西。他们来这里干嘛?这让我有点好奇。最后我想,他们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或是想传教,我对他们说的根本没有兴趣。

那时正是春天,还是四月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学生的集会。倒是去过一次五一节集会。我以前从来不过五一节——劳动节:劳动的节日?开什么玩笑。劳动者的节日,庆祝节日的劳动者。我压根就不明白什么劳动者的节日啊,劳动的节日啊。我看不出来劳动有啥好庆祝的。这就好像是说,除了干活我就不知道干嘛似的,我是个工人我当然懂,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厂里,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不就是这样嘛。可是那天,我突然来了兴致,去了五一节集会,去听不知是谁的讲话。

我看见所有人都戴着红领巾,拿着红旗。他们说的都是我听过的东西。我又不是火星来的。他们说的那些,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早都听过了。在广场周围的高档酒吧外头,坐着资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农民、商人、教士、食利者、学生、知识分子、投机商、职员和各种各样的马屁精,都在听工会干部讲话呢。在广场中央的工会会员跟广场边缘的资产阶级中间,是广大的工人,另一个种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间,隔着菲亚特汽车的大型广告牌。

这节日,就是赶集嘛。我听着工会干部的话。同志们,这些话,不能光是今天在广场上说说就算了。明天我们还要在工厂里说,而且去做。我就想:哎哟,这人说得挺对嘛。光在广场上挥舞红旗庆祝是没用的。要在厂里也这么做。

然后我走出来,看见另外一队游行队伍,他们喊着什么毛泽东,什么胡志明。我心想:毛泽东?胡志明?谁啊?然后更多的红旗和标语过去了。但我根本不懂它们的意思。我啥都看不懂。过了几星期,我在米拉菲奥里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偶然闯进了这些学生的集会。总之,那是我在厂里闹事之后几天的事情了[1]。我进了车身厂第54号车间的500型生产线。自从我通过面试,被菲亚特录用后,我已经干了一个月。

来面试的有两千人;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号码,被叫到号之后,考官就会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所有人被问到的问题都一样,全是事先编好的。来面试的人太多了,那些可怜的考官只能尽快提问。他们盯着面试者的眼睛,然后连珠炮一般提问。回答了几个问题,他们就说:去隔壁。大家就去隔壁。在隔壁房间有个保安,拿着一张单子,每次叫出二十个人,到另一个房间去体检。

先是视力测试。看这里,闭眼,往上看,念这个,就是这样。然后是听力,看你听得对不对。抬右腿,抬左腿。然后他们检查牙齿、鼻子、眼睛、耳朵、喉咙。体检完已经两点了,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在第一天的体检中,有一项是验血,验血之前要保持空腹,所以我们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禁食,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有些人在两点前就验完了血,吃上了饭。没做完的,两点钟还没得吃,只能下午再来验血。

在做血检时,那股味道可大了,在门外都能闻到。里面有几千管血样。沾血的棉球丢得满地都是。被血染红的棉球堆成一堆,足有一米五高。他们抽血时根本没有好好选扎针的地方,随便找个地方就扎,弄得可疼了。然后他们就把血样放在一边,把沾血的棉球丢到另一边的棉球堆上。

抽完血后,我们又赶到另一个房间,有个护士交给我们一个罐子,给我们装尿样。可是只有两个厕所隔间。我们只能轮流往罐子撒尿。我们开玩笑说自己在酿啤酒,大家都笑了。然后我们把罐子交上去,护士问了我们的姓名,写在每个罐子的编号下面的标签上。

第二天是体能测试。我们做了举重测试,那里有一台举重机,是用来检测我们力气有多大的。这一项花了两个钟头,因为我们两千人都要接受检查。有一些人没过,只能等到第三天再来,花上六七个钟头接受体能测试。通过体能测试后,还得进行体检。

在体检时,你得脱光衣服,站在医生面前。他穿着白大褂坐在那里,问你一些问题:叫啥名字、多大了、服完兵役没有、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叫你前进,转身,抬起胳膊,放下胳膊,趴在地上,伸出双手,伸出双脚,分别伸出左右脚。然后再看看你有没有卵蛋之类的。再让你念“三十三”,咳嗽一下,吸气什么的。体检要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因为每一项都要花十五分钟,而我们共有两千人。

然后医生问我:你做过外科手术没有?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根本没有动过手术,因为,感谢上帝,我身上一个疤都没有。我就说,做过,在左边卵蛋上。为什么要做手术?医生不高兴了,因为他刚才没看出来。我心想:我要整整他。我就回答说,我以前踢球时被人踢中了卵蛋,所以做了手术。

真的?那你明早再来复检。有一个人说他以前胳膊骨折过,明早也要来复检。我觉得,搞这一套,目的就是要给工人灌输这样的想法:工人全身上下每一个零件都得是健康的。我看不出这到底有卵用:不管怎样,他们把我们全录用了。就算听力不好的、戴眼镜的、瘸腿的、胳膊上打石膏的,都统统接受下来,一个不落,也许只有瘫痪的人他们才不要。

到了第三天,我们又回来复检。他们叫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没穿白大褂的医生。他只有一个漂亮的金发秘书,总是扭着屁股走来走去。她把我的文件递给医生,然后医生就坐在凳子上。他叫我脱下内裤,然后摸我的卵蛋。做过手术的是哪个?这边这个。穿上内裤。我穿上裤子,他就什么也不说了。漂亮的女秘书递给我几张文件,叫我在两天内去菲亚特报道。

两天后,所有通过了体检的人都去了菲亚特。也就是说我们全部都通过了。从人事部还是公关部来了一个人,好像是心理学家,又像是社工,鬼才知道他是啥。他说:朋友们,我代表自己,代表录用你们的管理层,欢迎你们来到菲亚特。很好,好极了。大家纷纷鼓掌。他说,只要是菲亚特员工,有小孩问题的,有个人问题的,有社会问题的,都可以找人事部解决。如果需要钱,尽管开口问我们要。有几个那不勒斯还是哪里的人马上就说,啊,我需要一万里拉。不,这样可不行,只有在你们开始做工以后,真正需要钱时才能借给你。现在你们只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做工后,你们才能借钱。

然后他们就带我们去厂里的各个办公室。另一个职员给我们分配了号码。更衣室号、通道号、锁柜号、车间号、生产线号。等到号码分配完,半天就过去了。然后我们走进车身厂的大领导——总工程师的房间。一次只能进去几个人;显然他跟谁都是问同样的问题,说同样的话。

欢迎来到菲亚特。你们都知道菲亚特是什么,在意大利,菲亚特就是一切。共产党报纸上讲的那些关于装配线的坏话,你们看过没有?全是扯淡。在这里只有不想做活的懒鬼,才干得不高兴。剩下的工人全都在干活,他们干得很高兴,活得很快乐。他们人人都有轿车,公司还为工人开设了托儿所。菲亚特员工在一些商店买东西还能打折。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

他跟其他人一样,一开始不问具体问题。他没有问我们的个人情况。他们只跟职员才谈这种事,因为职员时间更多、人数也更少。但我们的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了。不只有我们两千人,新雇用的工人足足有两万人。可怕的工人像怪物一般涌来。在这两个月里,他们一直在问工人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

他们不得不做这种千篇一律的事,这让他们也烦得要死。蜂拥而来的工人把职员和医生都给无产阶级化了。这不是要筛选工人,而只是为了灌输组织、服从与纪律的观念。否则,他们干嘛要录用视力差的人、确实有病的人、大肚子的人。他们录用了所有人,因为他们需要每一个人。这种工作谁都能干好。

总工程师说:我就是你们的上校,你们就是我的列兵,咱们应当相互尊重。我总是护着自己的工人。菲亚特工人是最棒的,生产力最强的,他讲了一大堆废话。我快忍不下去了,心想:我和这位上校最后肯定会闹到不可收拾。然后他就说,我们不得蓄意破坏生产,否则会被解雇,还会被告到警察那里。他还宣读了刑法里的一项条文,蓄意破坏生产就等于搞恐怖活动,要判刑的。我开始想:真该好好教训一下这位上校。

然后他们带我们去见工头。我们被分开了。此前我们都是一大帮人,然后他们就把我们一点一点分开,每条线上分四五个人。我被分到了500型生产线,然后他们把我介绍给线长。线长又把我介绍给组长。组长会做线上的全部工作。你要上厕所的话,得先申请,等他们批准你去的时候,组长就会顶替你上线操作。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会做线上所有工序的组长来顶你。

他们把我介绍给线长和组长,然后就让我到生产线旁边看一看。工作时间还剩两个钟头,线长就让我做一点不太重要的小工作。瞧瞧这装配线,这活看起来挺轻松。瞧瞧这条线是怎么工作的,其他工人又是怎么工作的。看起来一点都不费劲。第二天他们安排我到另一条线上的另一个工位。第三天,我开始工作了,他们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线长。这个线长叫来组长,对组长说:带他上工位。总之,我在工位上要干的就是安装菲亚特500型的保险杠。我得把保险杠装在发动机前面,用两个螺栓把它给固定得牢牢的。

我得用工具来抓住保险杠;在我头上,500型的车身从一个方向运过来,发动机从另一个方向运过来,我要把这重十公斤的家伙给安装好。保险杠是在另外的工位上制造的,运到我这里后,我就把它放到发动机前面,用螺栓固定好。我得用气动起子来拧螺栓,滋滋两下,两个螺栓马上就安好了,我的整个工作就干完了,马上就接着给下一部车身安装保险杠。我只有二十秒的时间。我得适应这种节奏。头几天我还没适应过来,组长就来帮我。他帮了我三天。

在菲亚特生产线上,你根本不是“学会”做工,而是要让你的肌肉习惯零件运动的力度,跟上零件运送的节奏。每二十秒你就得放好一个叫啥来的那玩意儿,就是说,你的动作要比心跳还快。你的手指,眼睛,浑身各部位被迫按十分之一秒的速度活动:在零点几秒内完成强制性动作。挑选两个刷子、挑出两个螺栓,这些操作全都不经过脑子,就靠肌肉和眼睛自己完成。我要做的,就是跟上节奏,准确无误地重复这些操作。不花上三四天工夫,你是适应不了这种节奏的。

我开始适应后,组长就不来帮我了。我也知道,加快操作速度对他们有好处。许多新来的工人只干了半天、一天、三天就走了,有的能干一星期。年轻人知道这活儿有多操蛋之后,走得特别厉害。谁他妈爱干就干吧,反正他们不想干。每天还有大批得了病的人离厂。所以,线上人越少,每个人要干的活儿就越多。不然的话,公司就得养一大帮从不上线干活的闲人。他们老是要我干分外的活,我开始有点恼火了,有一天我的手指受了点伤。

我的指甲折断了,不过不怎么疼。我往手指上涂了点润滑油,弄得黑呼呼的,就像流了一手的血全都干了的样子。我的指甲和手指都成了黑色,我就叫来组长,跟他说我得去卫生所。线长走过来说:你要去卫生所?对,我手指伤了。不行,这点小伤去什么卫生所。我就要去。不许去。又来了一个领导,是管500型的主任。哦对了,车身厂厂长下面还有几个主任,分别管500型,850型还有124型的生产。无论是管124型、500型还是850型的主任,都管着好几条生产线。850型有三四条,500型有六七条,124型有两三条。

管500型的主任过来了,他对我说:你小子听着,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去卫生所看医生,二是留下来干活。你要留下来,我就给你轻一点的活干,你要是去看医生,只要医生说你没啥大事,你就得干最重的活;其实呢,我要罚你停工。我接受了头头的挑战,我跟他说:我要去看医生。他就给我写了张假条,因为去卫生所需要他批假。他威胁我说:咱们走着瞧。我就去了卫生所。路上我看见一个工人正在回车间,他弄伤了自己,胳膊上打着绷带。我问他:你要回家吗?没有,他们不批。咋地,他们不认这是工伤?不认。

我气坏了,我心想:别说我手指受了伤,就是一点没伤,我也要弄到十天病假不可。瞧瞧刚才那人,他受的伤可不轻,可公司就是不给他病假:不行,你得回去干活。操他娘的,难道我们是在越南打仗吗?受了伤流着血,还得继续做工?我到了卫生所,里面有一些受了伤的工人。卫生所什么时候总是挤满了人,看起来真的像个野战医院,总是有工人来看病,不是伤了手,就是哪里被割破了,哪里骨折了。来了一个得了疝气的人,痛得直叫唤。他们把他带去急救站,叫了救护车。

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装病了。我仔细想了一下,碰了碰自己的手指,确定什么时候该叫唤。他们一碰我的手指,我就用那不勒斯话骂娘。给我看病的是个都灵人,这招对他挺管用。我要是用标准话骂娘,他就会看出我是在装,但是用那不勒斯话骂娘,他就看不出了。哎哟我滴妈呀,可疼死老子了,真要命了[2],我就这样叫喊。他说,我得给你做检查,挺住。挺住?你啥意思?我伤了手指,瞧这,都断了。他说:我还不确定断了没有,我得瞧瞧。可我能感觉到手指断了,一点都动不了。

一个医生过来了,刚才那个得了疝气的病人就是他看的,他说:得了,给他六天假期,要是过了六天还不好,就送他去医院。他给我写了假条,我就走了。我去找主任,跟他说:医生给我批了六天假。他气得满脸通红,心里一定在想:老子被这傻屌给耍了,让他得了六天假。我的医药费是MALF[3]出的,跟现在的INAM[4]不同。MALF是菲亚特自己办的医保项目,比INAM大方得多:病假头三天的费用,INAM是不出的,但MALF可以报销从第一天算起的费用。幸好菲亚特有这个医保项目,我这个骗局才算完美;后来菲亚特取消了MALF

于是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我根本不洗那根手指,继续让黑呼呼的润滑油留在上面。我连动都没动那根手指,更别说洗手了。我很小心,不让它碰到什么东西。过了六天,手指都肿了。我完全没用那根手指,就让它发胀。要是用了手指,就不会胀了。但是只要往手指上打一下,几天不动它,它就会肿得特别厉害。不过,我那根手指看起来不是特别肿,但也明显比其它手指要粗。而且我都没用它碰什么东西,看上去特别滑。

六天后,我又去了卫生所:医生,我这根手指肿得可厉害了。我觉得伤还是没好。你不能干活吗?干不了,我们都是用两只手干活的,拿螺栓,抓手枪——我们用来钉螺栓的东西就叫手枪——都得用两只手。一边要盯紧螺栓,免得拿错了,一边又要留神,不让这根手指碰到哪里,这样根本干不成。要是让这根手指连续三个钟头撞到这里哪里的话,我会精神崩溃的,我会发疯的,我会拿东西砸人。我真的干不了。

医生在寻思,我肯定是在装病,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你想回去干活,还是要我送你去医院治疗?我就想:我得强硬一点,进了医院,医药费可就贵了。他不可能就因为手指痛,就把工人送去医院;他不可能这么做。他想揭穿我,他心里在想:这小子又想骗三四天假,吓吓他好了。比起进医院,他肯定更想去上班。的确是这样,在医院里真是闲得蛋疼,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就说:我手上的伤还没好,我还是去医院好了。然后他就对谁说:给他开张去医院的证明。我懵了,心想:这傻屌要害死我了。我差点就说出来:我要去干活,幸好我控制住了。我伸头过去一看,发现他又批给我六天假。我一声不吭,拿了假条就走。他没说话,我也没说。我当然不会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我们心知肚明,都在暗自嘲笑对方。

所以我就弄到了十二天病假,真是乐死我了。我骗过了这个体制,给自己弄到了一点好处。可是,有了这么多空闲时间,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过了。我在瓦伦蒂诺一带闲晃,那里有不少野鸡和鸭子。我在那里逛来逛去,觉得没劲了,不知道该干嘛了,虽说手上还有点钱。我在菲亚特一个月差不多能挣十二万里拉。每过半个月公司就会发一部分预付款,我拿到预付款后,就给我姐四万里拉,算是食宿费。

我还剩一万里拉,几天就花光了。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真不知该干嘛了,我逛完一家酒吧又去下一家,买《花花公子》或《迪亚波利克》之类的杂志。我去看电影;我真的不知道该干嘛。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钱就没了。我就像是被这份操蛋的工作给折腾得没脾气了,就想躺着。简直疯了,真是荒唐。在这十二天病假里,我发现自己不上班时,竟然都不知道该怎样放松了,在都灵我他妈连该干啥都不知道。

菲亚特让我很不爽,所以我就从它那里骗了十二天病假,病假完了,我又回去了。公司叫我做往消音器上拧螺栓的活儿,我就打算耍一耍新的组长。学习新工序的时候,都是组长来教的。我要整一整他,因为这些组长都是工贼,他们都在这里干了好几年。他教我:这样做,嗞嗞嗞,好了,你来做。我就这样做:嗞嗞嗞嗞嗞嗞,然后我卡住了。我装出电动起子给卡住的样子,弄得好像它给卡在螺栓上了。我就喊:组长,快来呀,你瞧,我做不下去了。

我操,又他妈出啥事了,组长一边说一边走过来,他是个都灵人。他们这种人叫做“城郊农民”;他们出身都灵郊区的农村,实际上他们仍是农民,他们还有土地,让自己的老婆种地。他们在郊区和市内来回上班,他们干得很努力,有点笨,缺少想象力,很危险。他们不是法西斯,只是很蠢。他们支持共产党,相信“面包和工作”之类的。我不关心政治,这救了我的命,可是他们那种人却完全接受了工作,工作就是他们的全部,你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也能看出来。他们在菲亚特干了好几年,三年,十年,他们老得快,死得快。只有最麻木的人,只有工蜂一般的人才会为了几个小钱,在这个操蛋的监狱里干上这么多年,干一份把一辈子全毁掉的工作。

总之,他怀疑我想整他,就离开了他的工位,停下了生产线。工段的头头来了。生产线停工时,就会亮起红灯,显示哪里停下来了,然后大小头头就会出现。怎么回事?这小子不想干活。他说谎,我在干活,只是我干不了,因为我刚开始学。我没他那么聪明,你们在这里干了十年,你们学什么当然都不用多久。我真想宰了他,我对他说:你这么聪明,在这里干了十年,什么都会,可这对我太难了。我伤了手指,休完病假,刚刚回来,我怎么可能马上就学会呢?

头头就跟我说:我看你小子就是想偷懒,你最好记住,在菲亚特,就得好好干活,别想偷懒。想偷懒,到罗马大街[5]去,那里有的是你这种人。我就对他说:喂,我不认识什么罗马大街的人,可我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没偷懒;我只是还不会做。等我学会了我会干活的。我不是有六天见习期吗?见习个鬼,你都来了一个月了。对,我是来了一个月,可我以前在另一条线。我现在还需要再见习六天,组长得在这六天里跟我待在一起,教我怎么干,不然我他妈一根手指都不会动。

我得把九颗螺栓拧在消音器上。我得一连站上八个钟头,手里拿着手枪形状的起子,发动机过来了,我就拧螺栓,反反复复做个不停。安装消音器和放螺栓的是另一个人,我只要拧紧螺栓就行。这活很简单,可我得连续站上八个钟头,手里拿着手枪,或是把手枪挂在肩上,这种气动手枪可沉了,足有十四公斤重。而且我不喜欢这种只能用一边手或一边胳膊做的活,没法两边一起动。这种工作弄得我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一边肌肉大,一边肌肉小,感觉全乱套了。整个人都被弄畸形了。你要是能像耍杂技一样,同时做好每一件事,那倒没问题。可我就是做不到,这种杂耍真让我不爽。发动机就在我肩膀上,噪音又特大: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我真受不了。

总之,我打算离开菲亚特,给他们找点麻烦。我上一次跟组长吵架时,所有的头头又都出现了。我的组长停下了生产线,其他工人也不做工了。他们全都看着我,我看着头头们。我吓唬他们,包括那个亲自下来的大头头,也就是“上校”。我就说:你们听着,你们得明白,菲亚特不是我,给我好好记住。我不想要菲亚特,它又不是我做出来的。我来菲亚特只是因为需要钱,没别的目的。你们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就打烂你们的脑袋,一个都不放过。我就当着工人的面,跟头头们喊。我明显是在虚张声势,可他们不敢冒险,因为他们不敢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不知道我是不是认真的。于是大头头出面了,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

他当着工人的面,对我说:你说得对,可是工作也很重要,你总要做工的呀。看来你今天压力有点大,可我们帮不了你,我们这里又不是医院。他当着其他工人的面,一边说,一边走近我:休息几天,你就会没事的,可是别人还想做工,你不要干扰他们。他让我去调理一阵子,就这样收场了:你要是想惹是生非,就去请几天病假,离这里远远的,不要干扰想做工的人。这里没有懒鬼、疯子、不想工作的怪胎的位置。然后,生产线又开始运转了,工人也都不理我了。

[1]此处与第五章的内容略有出入,可能是作者为了塑造“口述”的感觉而刻意为之。——中译者注


[2]原文为那不勒斯方言。——中译者注


[3]菲亚特工人双边合作社(Lamutual aziendale FiatMALF),菲亚特的医保项目。——原注


[4]全国卫生保健项目(Istitutonazionale per l'assicurazione contro le malattieINAM),意大利的国营医保项目。——原注


[5]罗马大街(ViaRoma)是都灵主要街道之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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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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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斗争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工厂门前遇到同志们。一天晚上,我刚走出工厂大门,有个学生走过来说:酒吧里有个集会,想不想去?我觉得还行,就说:好,我去。反正我他妈也没事干,不如去看看这帮傻逼想搞啥、想说啥好了。我每天都能在厂门前看见这些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是傻逼。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从来不看他们的传单。

当时工会搞了几次罢工。有些工人,像起重机操作员和叉车驾驶员想把劳动定级升到第二档,就罢了工。米拉菲奥里厂区里也有罢工;有些生产线,像124型的几条线就停过工。零件不来,工人们就玩牌赌钱,翻翻杂志,坐着闲扯。有两三条线停了工。我走出工厂时,看见这些学生在发传单,谈着这次罢工。但我没理他们。

不过我还是去了米拉菲奥里附近那家酒吧,参加了集会。我在那里碰到了马里奥,还有另外几个学生,我把自己在哪个车间,做什么工,都跟马里奥讲了。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个工人,有个叫拉法埃莱的,是124型生产线上的,我天天晚上都见他来这里开会。他说,他认识八十几个同志,只要他一句话,他们马上就停工。我心想:操,我那条线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可我要是喊他们停工,他们压根不会听我的。我就跟拉法埃莱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人,那只要咱俩想干,马上就能停工。咱俩明天就停工,再也不干活了,明天就开始斗争。

马里奥和其他学生都听见了我和拉法埃莱的谈话。然后大家就决定制作传单,明天就号召工人开始罢工,起来斗争。我不清楚传单上该写什么。应该写点跟第二档有关的吧,反正我不懂。我记得好像写了需要伙食补贴什么的。菲亚特工厂里没有食堂[1],公司承诺过提供伙食补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要求。

在菲亚特,我们都是自带午餐,在中午休息时吃饭,许多工厂也是这样。我就说,公司应该把吃午饭的这半个钟头也算在工作时间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在干活。干活的时候,午休铃声一响,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你马上就得跑出车间,跑下楼梯,冲进通道,闯进更衣室,跑到自己的锁柜前,拿出刀叉、面包,然后又跑到你放午餐盒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两千人了,然后你抓起午餐盒,跑到餐桌前,说几句话,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嚼东西,咽下去,呃呃啊啊啊,跳起来,跑,通道,更衣室,锁柜,把你的东西放回去,再跑回车间,半个钟头就这么过了。来回两趟都得跑,不然你就赶不上。这是工作,不是休息。这是生产性工作。

拉法埃莱说他能带出八十个同志。我就跟他说,咱俩明天见个面,你带上你的人,我带上我的人。但我没有自己的人,我就想:我得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跟我走。我就对拉法埃莱说:我会带上我们的人去见你。咱们在生产线尽头碰面,然后搞个游行。咱们要把那些拉皮条的,还有那些工贼、组长,都给好好教训一顿,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咱们要吓吓他们,然后就搞游行,还要唱歌,喊口号。瞧瞧咱们能弄出什么动静,然后就离开车间。也就是说,明天咱们不做工了,要斗争。好,没问题。那就做传单吧,明天一点钟,我们会在门外发传单。进厂后,咱们就在更衣室里,还有去更衣室的路上,跟同志们说起这件事。

第二天,我们在大门外跟学生一起发传单。马里奥做了一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好像是“权力归工人”“工人阶级力量大”之类的吧。我就在大门搞起了鼓动。同志们,咱们今天必须停工。咱们在这里都被操得够狠了。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操蛋。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累。你们都知道这活对你们有多大害处。公司让你们相信,菲亚特就是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咱们在菲亚特就能得救。

我什么活都干过,砌砖,刷碗,搬砖,全都干过,可这么多活里边,最恶心的就属菲亚特。我来菲亚特的时候,我还相信什么在菲亚特干活能得救的瞎扯淡。其实,在菲亚特干活,就跟在其它地方一样操蛋,没准还更操蛋。每天他们都要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干得多,挣得少。在菲亚特,你会一点一点地被软刀子杀死,你甚至都注意不到自己要死了。就是说,在菲亚特做工真他妈操蛋,在哪里干活都是一样操蛋。劳动一点都不好,劳动本身就够操蛋的了。此时此刻,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不能继续做工。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做工,咱们才能争得一点改善。今天咱们不做工了,今天就是假日。这里的工人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南方人,所以这里的官话其实是那不勒斯话,为了大家都能听懂,我就讲那不勒斯话。

然后我们就走进大门,进厂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跟马里奥要来那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到底是啥了。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要拿着标语牌进入菲亚特。我一边手拿着标语牌,另一边手拿着工作证。因为进厂时必须出示工作证,表明你是这里的雇员。不然谁知道进去的会不会是个小偷,兴许还是个放炸弹的呢。第一个保安看见我这样子,惊得嘴都合不上了。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看见有人拿着菲亚特工作证,带着标语牌,合法地走进菲亚特大门。保安队长走到我面前,跟我说:请停步。你在叫我吗?就是你,你拿标语牌干嘛?

我就说:你说这个?我把标语牌举起来给他看。你知道你不能带标语牌进厂,还有上面写的是什么?别拦我,厂规里又没说不能带这个进去。不行,你不能进去。这都是你编的,你不想让我进去,可我非要进去,我就是要带着这块标语牌进去。不行,跟工作无关的东西统统不许带进厂内。别人不是可以带《体育邮报》[2]进厂吗?《体育邮报》跟工作和工人有什么关系?这块标语牌起码还跟工人有点关系呢,报纸可跟工人半点关系没有。少废话,你跟我来。我就说:我要是不带标语牌,是不是就能进厂?对,不带标语牌就能进去。那好,我把标语牌放在门外,得了吧?

我进了门。保安队长又叫住我:你,请跟我过来。去哪里?我还要做工呢。过来再说。我就揪住他的领带,对他说:不,你要跟我来。我把他拖过来,朝他卵蛋上踹了一脚,又踢了他肚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我说:操你娘的,斗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都要完蛋了。正在进厂的工人都像阿拉伯部落一样惊叫起来,他们全都向我喝彩。然后他们说:快进去,不然他们就要来抓你了。我赶紧跑进更衣室:同志们,该起来斗争了,大家都出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大家脸都吓白了。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斗争。工会的人从来不到这里来。他们在想:这小子什么来头?叫我们去斗争?总之,我在楼梯下面等他们。今天一定要把斗争搞起来。可是该怎么做呢?下楼后,我们不到线上做工,而应该聚在生产线尽头,越多越好。可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怕了,他们不理解,所以还是照着老样子,都到线上去了。他们都有焦虑症。

啥叫焦虑症?这么说吧,每个菲亚特工人都有一大堆号码:进大门的门号,通道号,更衣室号,锁柜号,车间号,生产线号,正在做的任务号,正在生产的车辆零件号。也就是说,号码无处不在,你在菲亚特做一天工,你这一天就要按照你能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大堆号码,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要按照一大堆号码,来做规定的事情。从进工厂大门开始,你就要戴上标有号码的工作证,然后向右转,走上标有号码的台阶,然后走进标有号码的通道,等等等等。

比方说吧,在食堂里,工人都会自动找个位置坐下,以后也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表面上看,食堂里并没有规定说每个人每次都得坐在同样的位置上。可实际上,你每次都会坐在同一个位置。这就像,就像有什么科学根据似的,这太不对劲了。我每次都在同一张桌子前,坐在同一个位子上,跟同一批人一块吃饭,可并没有谁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大家都得了焦虑症。我拿不准这种现象是不是该叫“焦虑症”。但是在厂里,你就得这么做,不然你就待不下去。

我喊他们去斗争,但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要干嘛。他们听不懂我在说啥。他们多少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大家一起把事情闹大,可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我恼火了。这不是因为我要被炒了,反正公司迟早都要炒掉我的,他们只是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我在菲亚特干了三个月,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就是一个雇员,一个工人,我就是再跟公司斗,也斗不到什么份上了。当时已经五月了,天气转暖了,我打算回到南方,到海边去玩。

我生气不是因为我要被炒掉了。反正都是要被炒的,我才不在乎呢。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我留了小胡子,穿着白鞋子、蓝衬衫、蓝裤子,很容易认出来。进车间时,我穿的还是跟在厂外时一样,没有像你们平时那样,从锁柜里拿出旧鞋子、旧裤子、旧外衣换上。我进车间时,穿得跟在逛街一样,穿着擦亮的白鞋子,一身都是好衣服。我就这样进了车间,不打算做工。但我很生气,因为我没能说服大家。

我好像是从自动售货机里拿了一听可乐,喝完后,慢吞吞地走向生产线。你必须在生产线开工前就来到工位上,不能迟到。我看见我的工头和另一个工头已经在生产线旁边,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组长已经上了我的工位。我到了工位上,头头就朝我喊:你小子又给大家添乱了,都跟你说了你得准时到位;我要扣你半个钟头的工时。我就对他说:随你便,你,还有菲亚特,都让我恶心,快滚,不然我就要砸烂你的狗头,你就跟这些操蛋的机器待一块吧,我可不想陪你。

工人全都站着,盯着我看,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大傻逼,你们不知道自己都是奴隶吗?你们活该被那些法西斯保安看管着。这帮蛆虫算个毛,我们要朝他们脸上吐口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简直就像服兵役一样。出了工厂,我们上酒吧要交钱,坐电车要交钱,租房也要交钱,什么都要钱。

在厂里,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得照做,就为了几个不顶用的臭钱,为了这个害死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疯了。这样的日子太操蛋了,牢里的犯人过得都比我们自在,不用整天守在这些恶心的机器旁边拧螺栓。这里除了没有鞭子,跟坐牢还有什么区别?

总之,我不情不愿地还是开始做工了,因为我要战斗。我要搞出点事,啥都不干可不是我的风格。然后我听见远处有谁在叫喊。车身厂很大,你一眼都看不到头,里面噪声从来没停过,连别人说话都听不见。工人要想交谈,都得大声喊叫。我听见了叫喊声,我心想:准是同志们开始游行了。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啥都看不见。我离开了工位,穿过所有生产线,跟同志们会合,然后我也跟着大喊起来。我们喊着最古怪的词儿,这些词儿完全没有意思,却能造成一种爆炸性的效果:毛泽东、胡志明、工人力量[3]。我们喊的这些词儿,跟任何东西都不搭调,但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声音。

我们喊的都是“吉吉·里瓦[4]万岁”“卡利亚里万岁”“万岁个屌”之类的。我们要喊的,都是跟菲亚特无关,跟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无关的词儿。于是,就连那些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或胡志明是谁的人,也跟着喊起了“毛泽东”、“胡志明”。反正这些词儿跟菲亚特无关,喊出来也无所谓。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游行,我们大概有八十个人。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过一条条生产线,不断有人从后面加入队伍。我们找来几个纸板箱,把它们撕开,用粉笔在上面写上:同志们,离开生产线,你们应当跟我们一起来。我们又在另一块纸板上写上:工人力量。还有一块纸板上写的是:马屁精才去做工,工人都要来斗争。接着我们就举着这几块标语牌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越来越长,这时工会干部出现了。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在菲亚特厂区里见到工会干部。干部们就说:同志们,现在没必要斗争。我们准备在秋天,跟整个工人阶级,跟金属工人一同发动斗争。现在就搞,反而会削弱斗争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到了十月,哪儿还有力气再搞呢?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搞,因为现在是春天,夏天马上就到了。到了十月我们就要买大衣和鞋子,还要交暖气费,还要交小孩的学费。所以不能到秋天才搞,必须在夏天搞。在夏天,人还可以睡地板,冬天可不行。你们也知道,春天的订货比较多,只要我们现在停工,就能让公司大受打击,可要是到了十月再搞,他们连理都不会理我们。

工会干部把我们分成几批人,想搞垮游行。我们二十几个人就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游行,一些同志也回来了。我们闹了两个钟头,想把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下来。就在这时候,车身厂厂长,也就是那位“上校”过来了。我们当时在54号车间,但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了,因为我们之前跑进了其它车间,让工人都停了工。厂长一来,大家让开了道,突然都回去做工了。就剩我们十五个人拿着标语牌。所以我决定,一定要上去跟他吵,不然就没法把大家发动起来。

他朝我们走过来,我用标语牌对着他的脸,朝他走过去。我把标语牌立在离他的鼻子只有半米的地方,让他念标语。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啥了,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狠狠整一下他,让他明白,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不能对我们为所欲为。他看见我那里也不去,直直站在他面前,他就说:这些标语牌是怎么回事?是卖菜的价格吗?这里是菜市场吗?我说:不,这是我们做的,是反对老板的标语。他就叫来一群人,是车身厂的工程师和另外一些工人。工程师身边围着五百个工人,不停地点头,说着:是啊,对啊。工程师说话,他们就说:对啊。工会干部把其它线上的工人分成了好几组,就我们这十五个被孤立的同志组成了一个小组。

我就说:同志们,咱们得做点什么,不然他们就会孤立咱们,把咱们弄死。那个正在讲话的工程师是最大的目标,咱们就朝他下手。只要能当着工人的面搞掉工程师,一切就有救了。只要咱们能粉碎现在这种把人分组的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咱们今天就能赢。我们就朝他们走过去,工程师正在说话,我就打断了他:能让我也参加讨论吗?他就说:你们想说什么?请说。我只想说一件事:你们得了多少生产奖金?工程师就说:这不关你的事。

不,这就关我的事。因为我们得了最高产量奖,可我根本不知道奖金到底有多少。发工资时我从来不看工资条,什么底薪、计件工资率、保险什么的我都不在乎。我看都不看,直接拿钱走人,因为我对这些都没兴趣,我只对钱有兴趣。但我敢说,我们最高应该拿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的奖金,兴许是百分之七呢。但是你拿了多少?不关你的事。我继续说:我们每年生产那么多汽车,让你捞了几百万里拉奖金,我们才分到一点点。所以你才拼命逼我们提高产量。可我们得到了啥?工作越来越累,工钱一点没变。难道不是吗?

我再说一遍,这不关你的事。这怎么不关我的事?你用我的劳动成果捞了几百万,现在你说这不关我的事?你的劳动定级上去了,生产奖金就会上去,你也能挣到钱,不管你是组长、工头还是大老板阿涅利[5]。啊,奖金里最多的那部分,当然是归阿涅利了。我转过身来,对工人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小子从生产奖金里分走了多少?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不想让你们知道吗?

然后“上校”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吗?你不知道我也是工程师吗?我回答说:不,我不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才不管这些呢,我们只要自己做主,不想再让谁来管我们。他就说: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不,我爹妈没这样教我,可你爹妈呢?对,我爹妈教过我。然后他又说,你服完兵役没有?没有,我没服过兵役,怎么,我爹妈,还有我服没服过兵役,倒跟这事有关了?你爹妈应该好好教你做人,教你尊重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服完了兵役,你就会明白,必须时刻服从上级。谁不尊重上级,谁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罪犯,是疯子。

你可以说我疯了,可我不想做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就喊起来:你看你看,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所有人,所有搞罢工的,都是不想做工的懒鬼。我就说:你以为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站着听你讲话吗?你可以看得出,这些人里边,没一个想做工的。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哪怕是必须站着听人讲话,他们都不想做工。工人不想做工,工人是被逼着做工的。我来菲亚特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我根本不喜欢我们造的车,我不喜欢这帮工头,我不喜欢你。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需要钱。

“上校”就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在这里待不了太久。我听说今早有人在门外打了保安。只要我找出是谁干的,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我就说:你不用找了,我不喜欢猜谜。我知道你要整我,但我才不在乎呢。人是我打的,今晚我还要再打谁一顿。厂长觉得自己要被打了,就赶忙从我们工人中间溜出去了。我们十五个人排成一行,站在他面前,他身后是其他工人。他跑开了,但他马上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工头的姓名,还说自己在54号车间的500型生产线上工作,随时欢迎他来挑战。我说这些,是要表现自己根本不怕他。走着瞧,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快滚吧,你这傻屌,我以后再跟你算账。

他溜了,所有的工人都叫喊起来,大家都向我祝贺:你可真有种,把他整得够呛,那小子真是活该,竟想耍我们。我就说:好了好了,这儿完事了,咱们该去游行了。咱们要把这里的一切闹个天翻地覆。我们踢着装备件的纸板箱,弄出又闷又响的声音,嗵嗵嗵嗵嗵嗵,闹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先在生产线北端开会,然后又在南端开会。我们穿过生产线,一起大喊:多发钱,少干活。我们全都要。我们在生产线上爬上爬下,开了好多会。

我们一直闹到晚上。天黑后,我去打卡下班,却没找到我的卡,不知谁拿走了。我就去找主管。主管,我的卡呢?他说:不就放在那里吗?我就说:别装了,你把我的卡放哪里了?他说:我不知道,不在那里的话,你就只能等一下了,我们会找的。好,那我就等着。总之,工人全都下班回家了,还留在厂里的好像就我一个。我等着等着,又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工头。我心想:嘿,这几个像是保安。主管,我的卡呢?他就说:到办公室来。

我他妈才不去呢。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卡,我都要进厂。可我才不进办公室。“上校”要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他可以走出来,就在车间这里跟我说。我没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是他想跟我说话。于是我马上走了,这样我就不是最后一个留在厂里的了。有几个工人洗完澡,换了衣服,正在走出更衣室。我追上我的工友,对他们说:同志们,他们想整我。他们会在厂门扣住我,往我口袋里塞点东西,再跟警察说我偷了东西。他们就会这招。

他们早都准备好了。他们要扣下我,往我口袋里塞个螺栓或扳手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跟警察说:我们在他偷东西时抓住了他,今早他还打了保安。他们会判我三年。这就是他们的阴谋。他们千方百计想搞掉我。我跟同志们一起走,出大门时大家一定得小心,因为保安会把你叫出去,让你走进一个房间,然后乱翻你的背包和口袋。我对同志们说,要是他们叫我出去搜身,我不会答应,我要是让他们搜身,他们就会整我。我们一起走到大门,我看见了我的工头,他身边围着一圈保安,共有五个人。工头就说:就是他,那边那个。

一个保安走上来,看样子是领头的,他说:你,对,就是你,请过来,在菲亚特,他们说话总是很客套,你,请跟我过来一下。你说谁,我吗?叫我干嘛?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你找我干嘛?怎么?以前没被搜过身吗?搜过,可今天下午我不想被搜身,我也没带背包,你看,我穿的是套头衫。我把套头衫翻过来,露出自己的胸膛。我穿的是裤子,身上就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带,你看不见吗?你好,请过来,他大喊。

这个该死的流氓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拖出去。我想了一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假装顺从他,然后从正面踢了他一脚,又用肩膀朝他背上撞了一下。他就像一堆牛粪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然后我又朝他卵蛋踢了一下。又有两个保安朝我冲过来。第一个保安抓住我的腿,另外两个抓住我上半身。我又踢又打,想挣脱他们。他们压住了我,我头上那畜生压得死死的,我的头都抬不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个同志拉开了死死锁住我脖子的那条胳膊,我甩开他的胳膊,跳了出去,朝这畜生脸上吐口水。然后赶紧跑路。他们抓住了另一个同志,后来他被炒了,因为他帮了我。

我赶紧跑出大门。门外有许多工人和学生。所有的同志都在谈这次斗争。有的同志说我打保安是打对了。那天的斗争真是太爽了,太扬眉吐气了。我们马上就开了个会。一大群工人来到酒吧,挤得都没地方站了。我在那里遇见了埃米利奥、阿德里亚诺还有好多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在大学搞游行。菲亚特大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天是5月29日,星期四。

[1]
此处与下文的说法不符,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2]
《体育邮报》(Corrieredello Sport)创刊于1924年,它是意大利三大体育日报之一。——中译者注


[3]
当时,在菲亚特厂区内,有好几个小组在以工人力量PotereOperaio)的名义活动。——原注


[4]
路易吉·里瓦(LuigiRiva1944117——),昵称吉吉Gigi),意大利著名前锋。在1963—1976年效力卡利亚里队,共为卡利亚里队出场315场,攻入164球,并在1969/70赛季率领卡利亚里队获得该队史上唯一一次意甲冠军。他还保持着意大利国家队历史上的进球最多纪录,在1965—1974年,共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战42场,攻入35球,并于1968年随意大利队获得欧洲杯冠军。——中译者注


[5]
阿涅利(Agnelli)家族是菲亚特集团的大老板。——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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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资

在我闹事那天,菲亚特工人的大斗争已经开始了半个多月。斗争是从巴蒂帕利亚的罢工开始的,菲亚特工会害怕罢工闹大,只搞了三个钟头就不搞了。4月11日,南部冲压厂的1500名工人搞了第一次政治集会。这是菲亚特工人第一次起来反抗老板们的计划,而老板们的计划就是制造失业,用饥饿来迫使南方民工屈服。他们想制造大量的失业青年后备军,逼失业者去北方的工厂干活。工作变成了奖赏,变成了老板赏赐给我们的奖品。他们想逼我们来北方,睡在车站里,挤在小房间里,还得付房租,那房租贵得简直就跟拦路打劫一样。

在巴蒂帕利亚罢工后,有个工人向维修部的人讲了这些情况。他站在食堂的桌子上,讲了南方人不得不到北方打工的原因。管理层就用老一套办法对付他:调他到米拉菲奥里北边的工厂,把他孤立起来。但是到了15号,也就是周二那天,又有一批工人搞了第二次集会。他们冲进食堂,叫大家别去上工,并要求厂内委员会[1]立即把那个工人调回原来的地方。这些事情发生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在罢工以后,在我惹出大乱子以后,才听其他同志说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维修部也开始了斗争,他们要的是提高劳动定级,增加补贴,每一班他们罢工两小时。他们还要求把维修部全体工人的劳动定级都提到第二档或第二档以上。为了让被划为第一档的工人参加斗争,工会提出了增加补贴的要求。工人马上要求罢工。工会退缩了。但这只是个开头。还要过上一个月,斗争才会在菲亚特的所有部门全面开花。

我先讲一下米拉菲奥里是怎么运转的吧。它有两个生产流程,一个是从铸造厂开始的,发动机部件、气缸本体还有铝质气缸头都是那里造出来的。然后这些零件就送到机械厂,跟其它零件一起组装成发动机。然后发动机就被送到装配厂,也就是送到装配线上跟其它部件组装起来。第二个生产流程是从冲压厂开始的,冲压厂把金属板压制成车身部件,然后车身部件就被送到装配厂,焊接起来,再喷上油漆。接下来就把车体送到生产线上,再装上发动机和机械部件。然后再装上内饰和轮胎,最后车子就能运到仓库里了。

五月中旬的时候,叉车司机罢工了。厂内的库存、摆放在车间里的重型货物,都是靠叉车装运的,为了打击仓储,叉车司机的罢工持续了整整三班。罢工第一天的中午,公司提出了第一个建议:所有被划为第三档的叉车司机,时薪增加40里拉,但是,工资等级制保持不变,被划为第二档的工人的时薪还是比第三档工人多10里拉。米拉菲奥里北部厂区全体叉车司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

5月19日,星期一,叉车工人再次罢工,第一班全部停工。工人们成群结队地离开岗位,举行了车间大会。工头们建议派出工人代表团,去找管理层谈判,这个建议被大会驳回了。叉车司机回答说,应该让公司派代表过来,到工人大会上跟工人谈判。工人在大会上决定:工资要求是最紧要的事情。

工人能挣多少钱呢?我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个,所以我从来不看工资条。但在工资条上,老板把工资的各个部分写得一清二楚。工资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底薪,是根据工人在厂里的劳动时间来算的。本来工资就应该是底薪,可底薪实在太少,连工人的最低生活开销都付不起。所以才有了第二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可变工资。这部分名堂可就多了:什么生产奖、出勤奖、计件工资、季度奖,多了去了。

这部分工资名堂虽多,但计算方法其实就一条:工人要想多挣点钱,就得提高产量,让老板赚更多钱。好比说吧,计件工资就是按照工人生产的产品数量来算的。工人要想活下去,就不能没有可变工资,而工人能挣多少可变工资,又是工头说了算,所以呢,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听工头的话,工头叫他做啥他就得做啥。这样一来,老板就能在政治上控制住工人阶级,逼迫工人阶级参加对自己的剥削。我们每次提出增加底薪的要求时,老板和工会都不肯答应,只同意增加可变工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老板开给工人的可变工资越高,工人的工资就跟产量绑得越紧,老板的政治控制也就越厉害。不过呢,老板用计件工资制来对付我们,我们就用主动限产来回敬老板。啥叫主动限产?这么说吧,本来你一天可以生产多少多少个零件,可你偏不生产那么多,这就叫主动限产。你生产的零件越多,老板赚的也就越多,相比之下,老板给你的那点计件工资,简直是九牛一毛。可要是大家都主动限产,不过是少拿一点计件工资,可老板却要少得好多零件,他的损失才惨呢。

可变工资是按照工人的劳动的多种因素来算的。然后还有垂直型工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挣的工资,比别人多还是少,要看他做的是哪种活。老板用这套制度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还用其它方法来分化工人。工作津贴、增产奖、超产奖、工作表现评估,还有一些原始的方法,比如不记在账上的劳动报酬,还有给工人一些黑活儿干等等。这些是按照工人的劳动性质来算的。

把工人的劳动分成三六九等,用工资来分化工人,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这是老板发明的又一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控制的方法。别忘了,党和工会也支持这种做法。它们接受了按照劳动质量来计算工资的做法。

老板利用工资上的差别,不断地勒索工人:想拿到更高的定级是吧?想挣更多的钱是吧?那你就得好好听话,别闹事,别罢工。这一招太毒辣了,因为在斗争中,它会使每个工人都按照自己的定级,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大家就没法齐心协力,拧不成一股绳,斗争也就被搞垮了。而且老板总能得到工会干部的帮助,他们总是劝工人接受根据评级和定级来决定涨薪幅度的做法。

然后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一天干八小时——如果不是九小时甚至十小时——会彻底毁了工人。干完活后,工人早就筋疲力尽了,哪里还有力气去跟其他工人联络,去做政治组织工作?老板为什么要让工人干这么长时间?首先是要让工人在下班后继续受着政治控制。生产倒还是第二位的原因。但是,工人现在不想干活了,他们要求减少劳动时间,这样他们才能进行政治上的自我组织。

最后是各种规章制度,老板利用它们把劳动力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蓝领工人,另一部分是职员和技术人员。比方说吧,病假制度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工人,逼着工人干活的。工人要是请了三天病假,工资基本上就没了。可是,对职员和技术人员就没有这样的规定。这种规定就是为了对付工人,逼着工人在不想上班时还得来工厂的。

可是,工人想要的,只不过是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也就是满足他们在经济上和物质上的需要,老板需要什么,生产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要,他们才不想管呢。这样一来,工人面临的政治问题,显然就是要向老板的一切政治控制工具发动进攻,老板利用这些工具来压制工人阶级,逼迫我们来给他生产,逼迫我们参加对自己的剥削。工人用来同这些工具战斗的武器,就是不承认工资是对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补偿,也就是否认工资与产量的联系。工人要求的是:不是按照给老板生产了多少,而是按照工人的物质需求来制定工资,也就是要给所有工人增加底薪,大家的涨薪幅度都要一样。计件工资制、劳动定级之类的物质刺激手段,只是用来引诱工人参加对自己的剥削的伎俩。

有人去跟老板谈判,帮工人多挣了几个里拉,却给工人套上了新的政治枷锁,这个拉皮条的是谁呢?就是工会。它变成了帮助老板对工人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工人阶级在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时,总是会与工会发生冲突。因为每当工人不想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接受老板的更厉害的政治控制的时候,工会就出来拉皮条,跟老板谈判,欺骗工人接受这种条件。

因此,工人阶级要求得到与产量无关的、稳定的工资。工人阶级要求立即增加底薪,不能等到谈判合同的时候再增加。工人阶级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40小时,轮班制工人不多于36小时,但工资要算48个工时。工人阶级要求马上获得相同的奖金。进了工厂就像进了地狱,所以我们要求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月120000里拉:

因为我们需要这笔钱才能在这个操蛋的社会里活下去。因为我们不想再被计件工资制卡住自己的脖子。因为我们要消灭由老板发明的把工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因为我们要联合起来才能扩大战果。因为联合起来,我们就会更有底气拒绝老板规定的工作时间。因为底薪越多,我们的斗争就越有可能成功。我们要求立即落实:每周工时不超过40小时,轮班制工人不超过36小时,但按照48个工时来发工资;

因为我们不想把半辈子耗在厂里。因为劳动对你们有害。因为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政治上的自我组织。我们要求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要对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一视同仁;

因为我们要求每月都有假日。因为我们要把工人和技术员团结起来,一起斗争老板。因为我们要获得这样的权利:当我们不能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里休息,而不用担心被扣掉全部工资。

到了19日,也就是周一那天,在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米拉菲奥里北边的叉车司机联系上了南边的同志。半小时后,米拉菲奥里南部的叉车司机也停工了,一直停到下午两点半。第二班工人上岗后,又罢了两个钟头的工,他们支持涨薪50里拉的要求。他们说,要是公司同意涨薪50里拉,我们就要涨薪70里拉。按照工会的安排,叉车司机应在第二天罢工,每一班在上岗后罢工两小时。但是第一班工人罢工了三小时,第二班也同样罢工三小时。21日星期三那天,第一班工人在罢工六小时后,头头们结束了罢工。但在罢工结束前,起重机操作员因为劳动定级问题上谈不拢,离开了岗位,停工了两小时,中断了装配线上的供货。

5月22日星期四那天,叉车司机和起重机操作员组织了纠察队,在整个第一固定工段到处巡逻。大冲压厂的工人也加入了斗争。工会宣布每班工人罢工两小时。第一班工人从10点罢到12点,他们先在厂内游行,把还在工作的工人从机器旁拉走。公司想把由罢工造成的缺口给补上,没有成功。主管在早上想把124型生产线的产量从600个提升到641个。工人不肯上工。管理层和厂内委员会好说歹说,工人们才肯上工,但他们坚决不肯增产。

22日下午两点半,大冲压厂的第二班工人上岗了,但是因为叉车司机不肯装运零件,他们也没啥好做的。一个钟头后,两小时罢工按计划开始了。就在这时,有人建议从晚上9点半罢工到11点,因为那时正好是替补叉车司机来上班的时候,这个建议被大家采纳了。一个经理过来问工人有什么要求,但是大家谁都不说。经理就以为大家不知道该提什么要求。厂内委员会的人紧跟着经理来了,他们说冲压厂的工人不该学叉车司机擅自罢工。这样会害了整个公司,甚至可能导致关厂。

工会干部建议第三班工人从三点停工到五点。但工人一致决定从两点停工到七点。23日星期五那天,冲压厂工人按照工会的计划,停工两小时,他们商量之后,决定把罢工延长到下午两点半。同时,装配线上的工人也采纳了同志们的建议,加入了斗争。从那一天开始,米拉菲奥里没有生产一辆124型和125型,只生产了几辆600型和850型。大约一万二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24日星期六那天,工会决定不搞罢工,因为那天只有一班。工人出工了,但他们主动限产:正常情况下本该生产3500个零件,可他们只生产了1300个。

在集会上,在讨论中,工人们都说:涨薪50里拉当然很好,可我们的目标要比这大得多,我们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随时都能跟老板对着干的工人组织。去他妈的民主,都民主25年了,可我们还在屎坑里遭罪。我们得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就是工会,没有一支军队能战胜团结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接下来几天里,斗争继续发展,各个工段上举行了更多的游行和集会,斗争自发地扩展到了中冲压厂和小冲压厂。在这里,罢工是工人自发搞的,而不是工会带头搞的。这次罢工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为什么能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菲亚特工人到底想要什么?

这是菲亚特工人有史以来,头一次不是为了工会提出的要求——比如生产线代表制——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斗争,他们集体拒绝工厂里的劳动安排,他们要自己来安排劳动。为了一个月八万、九万、十万里拉的工资,他们就得忍受敲骨吸髓、苦不堪言的劳动生产率,而老板还在不停地给他们加码。就拿124型的车身厂来说吧,在1968年初,产量是每天320辆,到了那年十月,产量就达到了360辆,在阿沃拉事件[2]之后达到了380辆。现在主管们想把产量提高到430辆,经过这次斗争后,主管们才肯把产量降下来。不加快装配线的速度,产量就不可能增长。但是菲亚特工人不想管这个,他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量。

他们要求得到足以保障生活的最低底薪,他们不想再去算什么增产奖、分成、可变工资了。这些全都是老板发明出来、在工会配合下推行的花招,目的就是为了把工资更紧密地跟剥削绑在一块,分化工人。工会想让工人去争取生产线代表制,可工人根本不想要这个。生产线代表的作用,就是监督生产,让劳资协议中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规定——也就是关于剥削强度的规定——能够得到执行。但工人反对的就是这个。这是一场反对工人想要的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但是,现在需要生产线代表的,正是那些主管,他们需要这些代表尽快出来跟自己谈判,尽快签订合同。他们需要这些代表来帮自己一把,长久地维持他们对工人、对工人的政治行动进行民主控制。然而,菲亚特工人已经下定决心,不能把斗争局限于老板和工会在合同到期时的那种斗争,而要继续向前推进。按照合同规定,工人在三年内不得进行斗争,这样只会对老板的计划有利。菲亚特各个工段的工人都各自召开大会,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做出了决定。在上班时,工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自主组织。

直到现在,工会都干了啥?他们不是在扑灭斗争,就是在孤立斗争。在中小冲压厂和机修车间,他们说这次野猫罢工[3]是非法的:你们要是敢搞野猫罢工,我们就不会出面帮你们谈判。他们说,未经工会批准就搞罢工,就是在搞破坏。他们还说,要是能赢得大幅涨薪,他们就会把这些成果纳入全国性合同。可这些全是骗人的,因为在内比奥洛和奥利维蒂签订的新合同里面,根本没有涨薪的条款。

他们胡说什么冲压厂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可他们在骗人,他们还编造了一大堆谣言。他们还说,要是搞串联罢工,也就是让不同的工段一起停工两小时,并且把各个工段的停工行动协调起来,生产就会遭到破坏,公司就要关厂。

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要是生产线再不开工,公司下周就要把工人统统开除。他们吹嘘自己的谈判,说什么已经争取到了一些实际成果,其实屁都没有。他们还到处说什么,在五十年代,公司里最积极的工人总会遭到疯狂迫害和开除,现在可不能让那种情况重现。

他们还说,要是菲亚特工人抢先跟老板单独签订合同,就会破坏整个行业的团结,可他们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工人们就说:要是工会继续孤立和压制斗争,要是各个政党的报纸不报道菲亚特的真实情况,工人就要提出这样的口号:统统给我滚出去(全体菲亚特工人都离开工位?)。面对着停职的威胁,米拉菲奥里工人的回答是:统统给我滚出去。

5月27日,星期二:罢工八小时。厂里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着“工人力量”,举着写有“少干活,多拿钱”的标语牌,穿过了5号、7号和13号车间。工人刚一进厂就举行大会,然后就游行。会上大家决定提出这样的要求:给全体工人加薪50里拉,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夜班工人还要多加80里拉。要向生产计划发动进攻。工会必须成为落实工人的决定的机关。

各单位的工人举行大会,号召罢工:13号车间,第一班和第二班罢工;1号车间,第一班罢工4小时,第二班罢工4小时;3号车间,第一班罢工4小时,第二班罢工4小时。工会也号召罢工:维修部,第一班罢工2小时,第二班罢工2小时。5号车间,第一班宣布罢工2小时,实际罢工4小时,第二班宣布罢工2小时,实际罢工8小时。这一天的产量跌到了最低水平。

冲压车间第15号和17号门的传单上写着:公司只同意加薪7里拉,耍我们吗?工会说公司同意加薪36.30里拉,这也是在骗我们。瞧瞧这36.30里拉吧,发到咱们手上的有21.50里拉,这是上个月的伙食补助。9.80里拉是计件工资,咱们天天都得累死累活才能挣到手。剩下的就只有5里拉,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管理层才同意把这5里拉增加到7里拉。咱们可不能为了7里拉就把自己给卖了。斗争还得继续下去。机修车间和生产线就要参加斗争了。机修车间第18号和20号门的传单上写着:冲压厂和维修部会继续斗争。必须把斗争扩展到机修车间和生产线上。我们必须要求让所有人的劳动定级都提到第二档,包括那些在机修生产线上的人在内。我们必须实现这样的要求:由工人来控制生产计划,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生产多少汽车。

在生产线1号和2号门散发的传单上写着:冲压厂会继续罢工,别信头头们的谣言。冲压厂和维修部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能把罢工坚持下去的,他们请求你们跟他们一块干。因为大家在斗争中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控制生产。要给所有人都提升劳动定级。我们要怎样加入冲压厂和维修部的斗争呢?要把还在运转的机器全都停下来。5月28日,星期三:车身厂的生产线都停工了,工人想游行,被急忙赶来的段长阻止了。

5月29日,星期四:一位来自南方的青年工人想带着标语牌进厂,被保安阻止,双方发生打斗。第二班上岗后,车身厂的80多名工人在打卡后,在生产线尽头集会,并举行游行,使500型生产线——这两天来唯一一条全速运转的生产线——停止了工作。此时,主管和工会一起进行干预,使参加游行的工人减少到了15人。这15名工人没有理睬主管和工会,继续跟其他工人商量,一点一点地重新扩大了游行队伍,最终使生产完全停止。一辆汽车都没能开出工厂。

[1]厂内委员会(commissioneinterna)是工厂内的劳资协商机构。——中译者注


[2]196812月,西西里城市阿沃拉(Avola)的无地民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获得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民工相同的工资与劳动条件。警察向城外一个街垒上的民工开枪,打死两人,打伤四人。——原注


[3]野猫罢工(wildcatstrike),即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罢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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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同志们



我从保安手中逃出来,冲出工厂大门后,就去找其他同志,无论是跟我一起在厂里斗争的同志也好,还是在大门外面跟我一起制作和散发传单的学生也好,我都想马上见到他们。我一边赶去酒吧找同志,一边想事情。这些事情我以前也想过,但这次我觉得,我算是想明白了。

我这辈子什么活都干过。在工地搬过砖,在车站扛过行李,在旅馆刷过盘子,我当过工人,当过学生——上学也是一门工作。我在阿勒曼尼亚干过,在马涅蒂·马雷利[1]干过,在完美标准干过。现在我在菲亚特干,在这里有个神话:他们都说在菲亚特能挣大钱。我现在才算想通了一些事情。当了工人,你就得受老板剥削,老板只给你留一点勉强糊口的工资。你的业余时间、全身精力都要被夺走。你吃不上好饭。根据你在哪个工段,做的什么工,你每天都得在根本起不来的时候爬起来。我算明白了,劳动啥都不是,就是受剥削。

现在菲亚特神话完蛋了。我亲眼看见了,在菲亚特干活,跟在工地搬砖,在旅馆刷盘子没啥两样。我发现,建筑工人跟五金工人、五金工人跟搬运工、搬运工跟学生其实都一样。教师在学校里用来管学生的纪律,跟老板在我干过的所有工厂里用来管工人的纪律全都一个样。所以嘛,我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就想:我现在该咋办?我该咋办?我得做啥?

我还没偷过东西,我从来没有过枪。我对那些所谓的底层人向来不友善。再怎么说,我就算觉得很生气,很不爽,都有地方可以发气,我的需要,我的物质生活,也还是能得到满足。我不是医生和律师之类的专业人员。所以我也不能说,算了,我就当个贼或自己单干得了。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啥都干不成。

可我还想生活,还想做点什么。因为我还年轻,血还是热的。换句话说,血压还挺高的。我想做点什么。我愿意做点什么。可我现在要是继续当工人,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当工人,简直就成了一句骂人话。这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当工人,就等于继续过这种操蛋的生活。我压根不喜欢工作,从来不在乎工作,我凭什么还要管它?反正我都挣不到足够的钱,过不上体面的生活,那我干嘛还要干活?现在我全明白了,能过的每一种生活,我都体验过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混进这个体制里面,然后我就明白了,混在体制内,就得不停地累死累活。不管哪种生活,都得不断地付出代价。

不管你想做什么,比方说,买辆轿车,买套西装吧,你得都干额外的活,都得加班。你连喝杯咖啡,看场电影的空闲都没有。进了体制,生活就得围着工作和生产转。你想从这个体制里弄到点什么,到头来它都会收回去。可是,说到底,还不就是把咱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去吗?我现在算是想通了。所以说呢,要想得到一切,要想满足你的需要和欲望,而又不让自己被毁掉,你就只能砸烂老板设计的这套工作体制。首先就得在菲亚特,在这家大工厂里,跟这么多工人一起砸烂它。这里是资本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因为只要菲亚特一停工,其它环节就都会陷入危机,全都完蛋了。

我去了酒吧,发现有好多同志在等我。我们相互拥抱,庆祝胜利。整个米拉菲奥里厂区都停工了,连500型生产线都停工了。维修部的斗争才取得了可笑的成果,工会就叫停了斗争,尽管如此,第二班的生产还是全停了。其他人一个个来了,学生来了,还有一些工人,以前我从来没有见他们参加斗争的,也来了。每个人都讲了些话,大家决定明天继续罢工。

就连操作大型自动车床的工人,也想在第二天罢工。他们决定,第二班的工人要在厂里等到第三班工人来上岗,第三班的人要等到第一班来上岗。他们说要在厂里游行,叫其它车间都停工。机修生产线的工人打算罢工一整班。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把罢工提前到明早第一班,从7点半罢到11点。他们的要求是:拒绝接受生产计划,拒绝接受劳动定级,大幅涨薪,所有人涨薪幅度相等。我们要求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我们用大字印在传单上,准备明天早上在工厂门前散发。

我终于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自从我开始打工,已经过了好多年,这几年我有过很多想法,我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这么想,现在却发现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我和其他工人不都是一样的吗?咱们能有啥不一样的呢?别人可能胖一点、高一点或矮一点,穿的衣服颜色不同,照我看,咱们可能就只有这点差别吧。

但是,咱们想要的东西,咱们想问题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咱们都发现了,工作是咱们唯一的敌人,唯一的病痛。咱们都痛恨干活,痛恨逼咱们干活的老板。所以,咱们才会这么不爽,不罢工的时候,咱们就请病假,这都是为了逃离这个天天都在吸走我们的自由和力量的监狱。我终于发现,大家的想法其实都一样,我以前却以为只有我自己才这么想。我发现,反对工作的斗争,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只要让大家都参加进来,咱们就能赢。

有的时候,你不理解别人,你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因为你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人信天主教,那个人是游民无产者,那边那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可是呢,说到底,只要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咱们就能用同一种语言说话,就能发现大家拥有共同的需要。所以,在斗争中,咱们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斗争的。这个会开得棒极了,大家都很振奋。人人都把线上发生的事重新讲了一遍。因为光是车身厂就有两万工人,谁也不能完全了解厂里的情况。

没有谁能清楚一切情况:哪些工人参加了斗争,又有哪些主管来插手,谁说了什么话,谁做了什么事。等到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讲完后,我们发现了很多事情。同志们都说,要赢得斗争,就得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正在建立起来。有个同志说起了他那条线上的情况,说了他是怎么劝别人参加游行、参加罢工、参加集会的;他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我以前明明没见过他,却好像跟他很熟一样。就好像我早就认识他似的。就好像他就是我的兄弟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他就是我的同志。这么说吧,你突然发现,有个人做了跟你一样的事,你就觉得他是你的同志了。咱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要想理解这一点,就得去做一样的事。

会议结束时,传单弄好了,大家也想清楚了明天的行动该怎么搞。同志们劝我别去工厂,因为我会被抓起来的,他们还劝我别回家,因为警察可能会来抓我,有个同志就把我带回他家。我很喜欢这样,在斗争中,大家都会这样互相帮助,这就是我们的组织。第二天我给姐姐打了电话,她说警察前一天晚上来找过我。我妈还从老家给我写信,说宪兵在萨勒诺到处找我。他们去我姐家搜了三四次。

因为我打伤了保安,菲亚特就记下了这笔账。我去了保险公司,找了医生,给他看了保安在我身上留下的疤,弄到了十天的药。过了一星期,我去报账,没人注意到我。因为我还留着菲亚特的工作证,所以我混进了厂里。我刚回到生产线上的工位,主管就带着两个保安来找我了: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

我站着朝线上看了一眼,一个同志都没有,就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两只手都举起来,该咋办呢,我没主意了。我去了办公室,他们叫我等那位上校,也就是工程师过来。趁他还没来,我从口袋里拿出工作证,丢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们想要的就是这张工作证,没了它我就进不了厂。过了一会,工程师来了,他对我说:啊,这就是我要的,你还挺懂我的嘛。我就大喇喇地坐在沙发上,但他啥也没说。

又来了一个保安,壮得像头大猩猩,他对我说:你还坐在这里干嘛?呵呵,我累了,坐会儿都不行?你给我起来。我不想起来,你自己拉我起来。他就说:你以为自己很屌是吧?他朝我走过来。我没这么想,我就是累得要死了,不想起来。他就说:算你运气好,那晚老子不在,不然有你好受的。我知道,要是你在的话,你们就会弄死我,可你当时不在,所以你最好还是闭上嘴。他们用这种法西斯手段来挑衅我,想逼我动手打架,这样他们就能痛打我,然后再报警,把我交给警察,最后再干掉我。

我没有中招,因为我要是真的在这里被抓住了,他们就会干掉我。他们拿来了几份文件,都是辞职书一类的玩意,我在上面签了字。我走出去时,外面有整整二十个保安在等着我,他们本来以为能狠狠打我一顿。但他们押着我去了更衣室,我拿了自己的东西后,他们又押着我,把我赶出了工厂。过了一个月,我带着这些文件去了保险公司,去拿我的钱。至于我打伤保安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准是碰上了什么赦免吧。

我在留我过夜的那个同志家里醒来,然后我们就去了学生那里。有许多同志正在那里开会。传单半夜就印好了,被大家散发出去了,我们就去工厂。大伙组成了庞大的队伍,正在进厂的同志们说,就连他们也不给进厂。已经进厂的工人知道我们的斗争目标,我们一直都在为了给所有人争取到平等的待遇而斗争。工人们并不把自己做的工作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拿第二档或第三档工资,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们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受剥削的人。这是工人头一次为了让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工资而斗争,头一次为了获得跟职员平等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大家的加薪幅度都要一样,大家的工资等级都要划为同一档:这些要求让大家都兴奋了起来,把他们全都团结了起来。

每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过的:一大早我们就到工厂门前,不是发传单,就是发《阶级》——这次斗争的周报。斗争中的所有传单和报纸,都能在那里找到。然后睡上一会,等到下午一点半或两点的时候,又回到大门前,向正在进厂的第二班工人发传单。然后再等第一班工人下班,跟他们一起开会。晚上十一点左右,又到大门前等第二班工人下班出来,再跟他们一起开会。在那些日子里,米拉菲奥里的大门简直成了市场。门前什么人都有,有工会干部,有共产党的人,有穿红衣服的马列小子[2],还有穿绿衣服的警察,全都争来挤去的,还有趁机向工人叫卖水果、蔬菜、T恤衫和半导体收音机的小贩。人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

说真的,共产党根本没参加斗争,他们到了73日以后,突然说那些挨揍的工人都是不负责任的、被收买了的挑拨分子。可这些工人后来都被资产阶级法庭判了刑。他们还说,这些斗争会给老板进行镇压的借口,可这都是工人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他们还骂我们是脱离工厂的小集团,可是,这几个月里,斗争进行得这么持久,这么有力,这是我们这种可怜的小集团能搞得出来的吗?一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工会干部,共产党官僚,假马列主义者,警察还有法西斯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对工人斗争怕得要死——工人叫老板和走狗去死,在工厂内外独立地组织斗争,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针对他们写了一张传单,结尾是这么写的:有人说过,就连鲸鱼身上也免不了有虱子。阶级斗争就是鲸鱼,警察、党官僚和工会官僚,法西斯分子和假革命派就是它身上的虱子。

5月30日,星期五:虽然昨天发动罢工的只有组织了游行的一小批工人,但到了今天,在500型生产线上,九成的工人不肯上工。罢工持续了整整一班,生产全部停止。生产线上的工人制作了标语牌,组织了游行。车间主任问工人要罢多久的工,工人回答说:不把事情都整好了,我们就不上工。厂内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大骂工人不理睬工会,却更在乎学生。他要求工人在十点半复工,还说现在正在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

维修部的夜班工人罢了整整一班的工,到了早上,他们游行到了500型生产线。喷漆工作也停止了。124型生产线的第二班工人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提出这样的要求:调整生产计划,把在厂里工作满半年的人都调到第二档,增加工资。在这一天,就连老工人都有了信心,参加了罢工。有个主管过来问参加罢工的人的名字。厂内委员会的人也来了,他们说不结束罢工,公司就不会谈判。

工会原本打算按照预定计划发动罢工,这次罢工打得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本来打算在淡季进行斗争,让公司接受生产线代表制。工人进行自发行动与鼓动后,过了两三天,工会才回过神来,正式宣布罢工。

又有消息传来:在大型发动机厂[3]的一个车间,有四百名工人停了工。在斯帕斯图拉的测试车间,四百名工人自发停工。半个月前,那里就发生了两次停工。在米拉菲奥里的车间里,车床操作工号召在星期二8点到10点罢工。24号车间已经自发停工。工会散布谣言,挑拨支持学生的工人和支持工会的工人的关系。有个工人带来了消息: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的菲亚特工厂,工人发动了罢工,警察向工人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那里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周日和周一,也就是61日和2日那两天,工人和学生整天都在开会。在周二,也就是3日,各条生产线都停工了两小时。124型和125型的生产线已经用完了零部件。喷漆工作已经停止了八小时。过去八天里,124型生产线的零部件备品总是不够用。有个工人说,由于冲压厂停了工,公司只好把原本准备运给德国的备件留下来,保持生产线运转。600型和850型的生产线都罢工了。55号车间罢工了。没有选出代表。备品仓库也罢工了,虽然并没有正式宣布。工会虽然宣布罢工,但工人并不理解它的动机。工会想实行生产线代表制,但工人对它根本没兴趣。工人在自己的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发动了罢工。他们利用工会的罢工,来延长自己的罢工。不罢工的时候,他们就主动限产。

斗争的消息从大门外不断传来。铸造厂已经罢工了,罢工完全摆脱了工会的控制。2号车间停工8小时。主要目标是加薪。工人再也不相信任何外面来的代理人了。他们的要求是:底薪增加每小时200里拉。在库内奥大街的大型发动机厂车间,有一个工段从周四就开始罢工,他们的要求是提高劳动定级和加薪。管理层只同意加薪7里拉,并把定级提为第二档。在冲压厂13号车间,工会下令罢工4小时。选出了一个代表。那里争吵得很厉害。代表大骂工会干部都是叛徒。20号门的八百名工人停工2小时。13号门仍在主动限产。工人们说主动限产是他们对生产线代表制的反应。

8号门继续罢工。那里的零备件只够用四五天。工会催促工人复工。53号车间的罢工胜利了。选出了代表。工会企图在工人中间制造不和,还想控制工作速度,却不肯为了加薪和提高劳动定级而斗争。主管们想把损失给补上。以前生产线转一圈要150秒,后来加快到140秒,停工后加快到了整整1分钟。老板总是控制着速度。58号车间为了劳动定级、工作速度和加薪进行了斗争。计件代表屁用没有。我们要自己减慢工作速度。

第一班和第二班工人下班后,就在工厂门外开会,所有的斗争都是在会上决定的。一开始只有米拉菲奥里厂区的工人来跟学生开会。但是,随着斗争逐渐扩散到了斯帕斯图拉、林戈托、里瓦尔塔等厂区,那些地方的工人也过来开会了。每个工人,每个同志都能在会上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主意,比方说怎样停工,怎样搞游行,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把工厂封得死死的,用最小的力气阻止生产之类的,这样就能继续推动斗争。

你得这么说,比方说吧,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底薪增加150里拉,降低工作速度,把所有人的劳动定级都调到第二档之类的。还有,像那些把完工的汽车从生产线末端开到运输车上的工人,他们就可以说:开车属于第二档的劳动,公司却只给我们发仓库搬运工的工钱,那是第三档的劳动,比第二档少了一万里拉,要知道,我们可是有在厂内和厂外开车的驾照呢。所以我们就得这么做:我们不开车了,我们要把车推离生产线,每辆车用四个人去推。我们这样做,整条线就都得停工,生产也就搞不成了。

同志们出了一大堆推动斗争的主意。在这些集会上,大家都问厂里是不是停工了,各个部门和车间是不是都停工了,传单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同志被停职,有没有遭到镇压,也就是说公司有没有让参加斗争的同志停工,或是把他们转到别的地方之类的。我们还会根据不同车间的斗争情况,根据具体的消息,制作第二天的传单。如果下了班的所有同志都说明天一定能停工,我们就会号召在第二天罢工,并提出一些要求。

斗争进行了两个多月,这是一次艰苦的自发斗争。每一天,都有某个工段或某个车间停工。每一周都会发生整个工厂停工的情况,只是时间有长有短。在那段时间,斗争真的是持续不断。其实,传单的报头就叫《不断斗争》[4],在那几个月里,都灵的菲亚特厂区确实在不断斗争。我们拼了老命,一定要让生产停下来,我们再也不想干活了。我们要让生产陷入不断的危机。我们要让老板屈服,让他们自己来找我们谈判。我们要斗争到底。

到了这个时候,在工人和学生的会议上,有一件事变得非常明显了:所有的工人都明白,我们和老板的斗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你可以感觉到这种气氛。经常有人在会上说起革命这个字眼。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同志:四十来岁的、拖家带口的、在德国干过活的,在工地上搬过砖的。大家什么活都干过,大家都以为自己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准会被工作给逼死。

工人在集会上,在大门前的集体讨论中都说:这种猪狗不如的日子,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们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造出来的财富,都应该属于我们。我们受够了。我们再也忍不下去了,我们不是什么人力资源,不是代售的商品。我们全都要!我们要所有的财富,我们要所有的权力,我们不想工作。工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工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想斗争,不光是因为工作,不光是因为老板坏,更是因为世上有老板和工作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有了夺过权力的想法。这种想法开始在每一个人心中产生:有三四个小孩的工人、还没结婚的工人、有小孩要念书的工人、没有自己的公寓的工人。我们的无限需求,在集会上变成了具体的目标。所以,我们的斗争不仅仅是工厂里的斗争。因为菲亚特有十五万工人。这是一场巨大的斗争,不光是因为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了斗争。

这是因为,这些斗争的内容,还有工人的要求,跟工会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工会说,工作速度太快了,应该减慢一点。工作是有害的,我们应该试着消除它的害处,这些全都是屁话。工人再也不想工作了。他们发现,工人想要的是厂外的权力。在厂里,我们可以起来斗争,只要我们想,我们随时都能让生产停下来。但是在外边,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外边我们还是得交房租,还是得吃饭。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需求。工人发现自己还是一点权力都没有,到哪里都得挨国家操。走出了工厂,脱掉工作服,他们还是成不了公民,其他工人也一样。他们是另一个种族。在这个不断剥削的制度下,他们到了厂外也还是工人,照样要过工人的生活,照样要被剥削。

这些传单印出来后,又在集会上散发给工人,被工人带回家里,拿给在工地或外地干活的朋友看,最后传得到处都是。工人往往在自己住的小区附近散发传单,比如尼凯利诺;其实,尼凯利诺的工人为了住房问题,已经把市政厅占领了好几天。他们说房租太贵了,他们根本交不起。有一张传单是这么写的:房东偷走了我们的工资。工人再也不肯交房租了。一些共产党的同志也参加了占领行动,后来他们退出了,然后共产党就拼命给占领行动添乱。

尼凯利诺是都灵近郊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人口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万两千人是工人,这些人当中有一千七百人在当地工作,五千五百人在卡尔曼尼奥拉、里瓦尔塔、米拉菲奥里、艾拉斯卡、斯帕斯图拉等地的菲亚特厂区工作,剩下的大多数人也在菲亚特的下游工厂工作,比如阿斯佩拉·弗里戈、卡雷洛等地。

当地一个家庭的收支差不多是这样的:在尼凯利诺的工厂里一天干八个钟头,每个月能挣六万到八万里拉。房租——一万里拉?别做梦了——两万到三万五千里拉,供暖之类七七八八的支出还要花两千里拉,甚至能到四千里拉。这样一来就只剩三万到五万里拉,这点钱根本不够吃,所以,每天非得干上十到十四个钟头才行。有些在菲亚特工作的人根本攒不下钱,每天上下班至少要花两个钟头,公司又不报销交通费,他们剩下的钱就全都花在交通费上了。

尼凯利诺的生活有这样一些特点:基本上没有公共服务。房租涨个不停。房东总是威胁住户,不交房租就把他们赶出去。拖家带口的人,特别是那些从南方来的,在这里真的很难找到房子。在占领市政厅的那十三天里,墙上总是贴着传单,把菲亚特厂内斗争的每日进展告诉大家,全体居民看了这些传单,就在被占领的市政厅内讨论。越来越多的工厂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提出了跟米拉菲奥里工人一样的要求。厂内的问题跟厂外的问题联系了起来,共同的目标把斗争连接了起来。

斗争中提出的这些具体的物质要求,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直接触及到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它们能够传遍全城。73日的暴动[5]就是这样引爆的,无产阶级在那一天,与国家,还有国家的走狗警察,进行了一场大战。73日的大战很好解释,因为在街上的人,在住宅区里的人,全都马上明白了工人为什么要游行,为什么要跟警察战斗。他们要游行,不光是因为他们激进,不光是因为他们必须游行。不是这样的。他们战斗,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他们已经在米拉菲奥里厂内战斗了好几个星期,现在斗争已经扩散到了特莱亚诺大道,经过几个星期的斗争,大家现在都懂得了这些目标,他们现在就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战斗。教育、书本、交通、住房,他们就是为了这一切而战斗的。我们在厂里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被这些东西给吸走了。

工人都知道,他们起来战斗,不是因为工会下令罢工,不是为了工会乞求的改良,不是因为国家会大方让步。就算国家会让步,它也会塞进各种各样的限制条款。靠工会的罢工,靠这些改良,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国家总会用武力把工人夺来的成果夺回去。工人起来战斗,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个总是压榨他们的国家,国家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要砸烂它;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建立在强迫劳动之上的共和国给彻底砸烂,他们的基本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才算有个家。这场大战就是这样爆发的,而不是因为大家被73日的高温给烧坏了脑子。




[1]马涅蒂·马雷利(MagnetiMarelli)是意大利一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公司,1919年成立,1967年成为菲亚特子公司。——中译者注


[2]指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Unionedei Comunisti Italiani [Marxisti-Leninisti])的成员,这是一个毛派组织,1968104日在罗马成立,1972415日改组为意大利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Partito Comunista [Marxista-Leninista] Italiano),1978年解散,成员参加了工人自主运动。——中译者注


[3]大型发动机厂(GrandiMotori)是菲亚特旗下一家专门生产柴油机的工厂。——中译者注


[4]在那年夏天的胜利后,参加过斗争的一些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议会外革命左派团体,取名为不断斗争LottaContinua)。——原注


[5]196973日,都灵的工人与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前进到特莱亚诺大道(Corso Traiano)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游行迅速演变为暴动,席卷了全城。——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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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自主


6月5日,星期四:在米拉菲奥里厂区,虽然生产线磕磕巴巴地复工了,但铸造厂的工人参加了斗争。2号车间的工人继续罢工,争取把每一班的工作时间减为8小时。这场斗争扩散到了3号和4号车间。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决定参加斗争,他们提出了跟2号车间一样的要求:底薪增加200里拉,把他们的劳动定级提到跟五金工人同一档。管理层提出的条件是岗位补贴增加321里拉。工人拒绝了。只要我们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斗争就不会停止。工会号召生产线工人每班停工2小时。这只是部分的成功。从周四开始,生产线工人就撇开了工会,独立开始行动,他们反对目前的工作速度,要求加薪,提升劳动定级。

工会要求实行生产线代表制,但这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把目前的斗争削减为选举代表。从周二开始,组装发动机和变速器的生产线上的工人就开始罢工,每班停工两小时。他们要求把大家的劳动定级都调到第二档。有些做预备工作的工人也参加了斗争。在冲压厂,罢工才取得了可笑的成果,工会就叫停了罢工。工人反对工会的决定,生产没有恢复正常。工人不愿按照原来的工作速度干活,让主管们很担心。公司管理层拼命想让生产恢复正常,因为现在正是旺季,罢工已经让公司损失了好几亿。

工会不想让整个工厂同时罢工,只想交替罢工,在让一部分工人罢工的同时,让另一部分工人复工,它以为这样就能限制斗争,让正在厂里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人不能自觉地表达意见。但是,这样做是控制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工人天天都会发动新的斗争。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的一次重大考验。但这还是不够的。那些懂得怎样在日常的斗争中反抗老板强加的劳动条件的工人,需要一个强大的、持久的组织,但是,斗争不能协调一致——这里的斗争刚开始,那边的斗争就结束了,而且还没有取得让人满意的成果——这样会造成一种危险,妨碍了工人的组织。要是在斗争之后,工人还是团结不起来,却被分化瓦解了,那就算他们争得了一些成果,也还是失败了。要是工人通过斗争,变得更团结、更有组织了,那就算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还是胜利了。

6月6日,星期五:2号和3号车间,还有南部铸造厂,每一班都罢工8小时。4号车间仍在继续斗争。67日,星期六:13号车间的一个工人被管理层停职三天。69日,星期一:13号车间的两班工人都罢工8小时。罢工的原因:管理层无理处罚工人停职;工会对工人的要求充耳不闻——工人的要求是:把所有人的劳动定级都调到第二档;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保险;由工人来控制工作速度;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奖金;增加停机时间;改善劳动环境;加薪,但不纳入全国性合同。

北部和南部铸造厂的两班工人都罢工8小时。管理层为了分化工人,提出给冲压操作工加薪67里拉。890名工人当中,只有100人接受了。在车身生产线上:在第一班,负责喷漆和打磨的工人在10点自发罢工,他们的要求是:加薪,调整劳动定级,减慢工作速度。厂内委员会的人说8点就会有答复,可后来就不见人了。现在他们说要到下周一再答复。在第二班时,主管过来了,他们说要给一些工人调第二档,想分化工人。公司被逼急了。几乎没有一辆车子能出厂,里瓦尔塔那边的供应不足,生产组织全都乱套了。这就是我们的斗争产生的第一个成果。关键的一周现在就要开始了。

老板是怎么做的呢?老板想要搞垮我们的斗争,在工会的配合下,他企图让我们接受和参加对我们自己的剥削。工会想搞生产线代表制,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现在这个时候,扩大斗争对工人才有好处,所以呢,老板和工会就想把斗争孤立起来,他们的打算是这样的:像1962年那样,跟菲亚特的工人签订单独的合同,把我们跟意大利其它地方的工人阶级分割开来;要不就是忽悠我们,说什么在新合同里会给我们许多好处,这其实还是一回事。工会又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企图叫停各个车间的罢工,到工厂里来跟我们讲老板有什么建议,不听我们有什么要求,自作主张跟老板谈判。

我们工人要的是什么?在米拉菲奥里北部和南部铸造厂,我们已经用全面罢工反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们要的是:底薪立即增加200里拉,或是把工资调到与钢铁工人相当的水平,也就是说,每月的底薪要增加30000里拉,老板给的那几个钱,我们才不要呢。在装配线上,我们要求增加50里拉的时薪,在厂里工作满半年的工人,一律调到第二档。必须立即满足这些要求。没得讨价还价。也不能把这些要求当成新合同的预付款。我们不想按照老板定的速度来工作。我们要跟老板和工会说:生产线代表制对我们屁用没有。我们要成立工段大会和车间委员会,不断地利用它们来组织斗争,跟老板、老板定的工作速度还有老板的走狗斗。我们要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全都要成为代表。当我们工人起来战斗时,老板就成了弱者,现在该到我们进攻了。在每个车间里,我们都要自己组织和扩大斗争。

6月10日,星期二:通过给一部分工人调高劳动定级,并提出不一致的涨薪幅度,工会分化工人的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铸造厂的斗争停止了,工人复工了。机修生产线继续罢工两小时。车身厂54号车间的一些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请求同志们进行干预,并把他们的要求印成传单,准备在第二天散发。25号车间加热室的高温作业工人也要在第二天发传单。

6月11日,星期三:54号车间下午班的工人决定:要是到了周五公司还不对他们的要求作出答复,他们就会罢工。工人撇开工会自己组织起来,不让工会代替他们跟老板谈判,这种倾向正在扩散开来。13号车间、85号车间、14号车间新工段、车身厂生产线、铸造厂的工人都想发传单。于是公司加强了镇压。昨天在13号车间有两人被开除了。今天工人拿到的工资条上少了六千里拉,这是因为罢工被扣掉的。

铸造厂工人说:老板掉坑里了。产量已经跌了一半,工人本来想等合同谈判,但他们等不下去了,他们会继续破坏生产,让产量继续下跌,逼老板出来谈判。铸造厂的斗争要是能再坚持几天,公司的几个部门,比如机修部门还有里瓦尔塔,全都得停产。可是这次老板有足够的库存,可以在其它地方减速生产,他能撑得比工人更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斗争虽然成果不大,却向老板显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利用这股力量彻底打垮老板。说实话,铸造厂那里的斗争比较艰苦,如果铸造厂工人能团结一致,能坚持得更久一点,老板就会屈服,就会给大家加薪,虽然加薪的幅度并不都一样,而且比我们的要求要低得多。但是,虽然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提出了加薪的要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生产线上发生。

可是,老板给我们加了多少工资呢?我们的要求是:底薪增加200里拉,或是把工资提到跟钢铁工人一样的水平,也就是说,每月底薪要增加30000里拉。因为这活又累又危险,我们又不是畜生,不能白白给老板干。工会拒绝考虑我们的要求,却拼命想让我们接受管理层的条件。老板不肯增加底薪,只同意增加岗位津贴,这就是说,只要换了岗位,你的加薪就没了,而我们都知道老板随随便便就能让你换岗。我们提出给所有人加薪200里拉的要求,是因为它能让工人团结起来参加斗争,还能老板分化我们的诡计失效。

管理层提出的按照劳动定级来决定加薪幅度的条件,正是工会在它自己最近出的传单里仔细描写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加薪最多的工人一个一个地放弃斗争。所以,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为它争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正是老板想要的,他想破坏我们进行组织的尝试。同志们,这是因为,损失几个钱对老板来说算不上什么,我们的组织,才是这次斗争中最大的胜利。在这个紧要关头,这是我们头一次成功地按照自己的要求组织和进行斗争。但这还不够;当米拉菲奥里全体工人都想起来战斗的时候,工会却想把我们的斗争孤立起来,让铸造厂工人独自承受罢工的全部压力。

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创建的组织可以让我们在厂内进行斗争,却还不足以使我们打破厂内委员会和工会强加给我们的孤立局面。它们不肯接受我们的要求。它们不让北部铸造厂和南部铸造厂的斗争连接起来。它们不肯把消息通知给菲亚特其它部门的工人。但是,促使我们行动起来的理由依然有效。既然我们能在车间里自己组织起来,我们也就得把整个米拉菲奥里厂区的工人都组织起来。该怎么做呢?只有与其它车间的工人一起合作,我们才能把斗争给组织好,让老板遭到最大的损害,同时又把给我们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必须把我们大家都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迫使老板屈服。

6月12日,星期四:在米拉菲奥里厂区,13号车间的工人继续主动限产。850型、124型、125型的生产线都缺少车门。这个时候,管理层怕了,不敢发狠报复。但他们企图打击站在斗争最前面的个别工人,不是开除就是调走。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吓倒其他工人。但这招遭到了我们的反抗。每当同志遭到打击,我们就以牙还牙,立即停工。对付这种镇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把工人团结起来,一起合作。菲亚特工人的斗争正在从米拉菲奥里扩散到其它企业。大型发动机厂塞蒂莫厂区的塔吊司机和装配工,大型发动机厂中央厂区的P工段和B工段,西马的车床操作工,还有斯帕岑特洛的第3工段都发生了罢工。

最近这几天里参加过罢工的所有菲亚特工人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加薪。就连提高劳动定级也是要加薪的意思。工人还同样要求增加工资的其它部分。但这些要求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人的涨薪幅度都要一致,劳动定级都要提到同一档。就连其它方面的要求,也是要求人人一致。工人已经发现了,工资、奖金、定级、津贴等方面的差异,是老板用来分化工人的工具之一。

斗争在继续下去,老板每天都要损失好几百万,所以,他就利用差异化的涨薪来挑拨工人,想让斗争尽快结束。他同意提高劳动等级,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提;比方说,在生产线上,只有组长能提,在厂区里只有维修部的人才能提。他针对不同部分的工人,提出不同的涨薪幅度:比方说,在铸造厂里,机械操作工和冲压操作工的涨薪幅度就比别人多。总的来说,工资当中鼓励工人提高产量或接受危险的部分,比如冲压厂的计件工资率和铸造厂的岗位补贴,涨的也比较多。工人要求让所有人立即获得同等幅度的涨薪,工会代表却拒绝接受这个要求。

工会死抱着这个原则不放:签订合同后,你要等上三年,才能提出增加底薪的要求。老板为了分化工人,搞了一整套根据不同的车间和工段来制定工资和劳动定级的制度,工会把这套东西全盘收下了。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把工人的总要求分割开来,分化斗争,挑拨工人。但是,工人想让所有人都获得同等幅度的涨薪,因为这样就能消除斗争中的差异,把大家都团结起来。这样一来,厂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技术员还是工人,无论是机械操作工还是生产线专家还是体力工人,全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我们想做什么,都一定能做到。毕竟每个人的生活开支都是一样的。

职员凭什么在休病假时不会被扣工资,工人却要被扣工资?职员凭什么能有四周假期,每周只需工作40小时,工人却只有三周假期,每周要干44小时?有些工人凭什么挣得多,有些工人却挣得少?正是因为有这些差别存在,我们米拉菲奥里厂区的工人才不会因为能选出代表、能加点工资就心满意足;我们要告诉大家: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我们的斗争:斯帕岑特洛(那里有一千名工人在厂里举行游行)、大型发动机厂、斯帕斯图拉、林戈托的工人都起来罢工了。

6月16日,星期一:5点钟的时候,在54号车间,124型、125型、125特殊型的生产线都停工了。工段工头、车间主任和公司经理马上赶来,劝工人复工。厂内委员会的委员也来了,他们对工人们说,到了星期三公司就会答复工人的要求。可是,这一次工人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回答,他们说:你们谈判的时候,我们仍要罢工。晚餐休息时间之后,850型生产线也参加了罢工,84号车间的生产完全停止了。主管们问工人为什么要罢工,工人就说:你们自己清楚。这时主管想让工人把还在车间里的22个车身给做完,还说不做完它们就成废品了。工人不肯干活,逼着主管们自己到线上去做完车身。

中型冲压厂、大型冲压厂的1号和3号车间,还有汽车转运部跟85号车间的工人好像打算在明天再次罢工。这些工人负责把在生产线上装配好的汽车开到运输车上去,他们的工作相当于司机,但他们的劳动定级却跟搬运工是一档的,所以他们要求把自己的劳动定级提到司机一档,到了6点钟,工会就会答复他们,要是工会的答复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会罢工,他们不开车了,改成用手推车。这样一搞,车子就不能及时运出去,不出半个钟头,车库就会堆满车子,生产线也就不得不停下来。过去一个月里,菲亚特在生产上损失了好几亿里拉,而且损失还停不住。就在过去几天,米拉菲奥里的产量只有正常的一半左右。

6月17日,星期二:米拉菲奥里的斗争到了最猛烈、最激动的时候。由于第二班的罢工使生产完全中断,公司只好使出了新招。大小头头们总算明白过来了,工人现在不想再跟工会打交道了。他们只好直接请求罢工工人过去谈判。在跟工会商量后,他们要求罢工工人派代表到工业协会[1]去谈判。他们习惯了跟工人耍阴谋诡计,他们还以为这次只用几句话就能骗倒工人。他们只给工人加薪17里拉,而且还不是所有工人都能得,加的也不是底薪,而是工资中的不同部分。但是工人可不会为了这点钱就把自己给卖了。

于是,这些高高在上的大老板本来表现得很文明,很有礼貌,现在也沉不住气,开始大骂工人了。你们这帮脏兮兮的南方贱种,昨天还在土里刨食,今天就敢顶我们了。工人的答复是立即回到工厂,马上发动更多、更激烈的斗争。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游行,走遍了全厂,连女工的工段都去了。他们大喊:停工!停工!让最后一点还在工作的人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他们让125特殊型和500型的生产线再次停工。公司屈服了。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他们已经没有招可出了。米拉菲奥里厂区副经理马尔奇亚诺把先前被叫去工业协会的那十二个工人代表请去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没有工会的人陪同,工会已经出局了。

马尔奇亚诺叫工人代表劝说正在罢工的工人复工,不然他就要采取断然行动了。他说,你们今晚要是还不复工,一切都将不可收拾,到时候他就只能让一些人停职了。十二个工人代表就说,你们要是敢让一个罢工工人停职,全厂工人就会更加猛烈地斗争。马尔奇亚诺就吓唬他们说,公司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工人代表们就说,那我们也不会工作,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停工了。生产线上的第二班在晚上十一点离开了工厂,连机器都没碰一下。工厂大门的气氛非常紧张,整个都灵简直就像要炸了似的。没有一个工会干部露面。

6月18日,星期三:早上6点,54号车间的第一班工人回到厂里,听说了昨天的情况:昨天上第二班的同志们把这场伟大的斗争继续搞了下去,还把它给扩大了。他们就说,昨天的罢工搞得缩手缩脚的,今天咱们得搞得痛快一些,一口气把老板给打垮。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一条124型装配线上只开出了一辆车,其它几条只开出了三四辆。500型生产线上的工人先是主动限产,最后干脆全部停产了。两班工人都搞起了罢工,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了。下午一点半的时候,第一班工人高举拳头,离开了工厂。上第二班的工人同样高举拳头向第一班工人欢呼,他们进了米拉菲奥里厂区后,就搞起了罢工。

第二班工人继续坚定地罢工。公司想用让生产线空转的办法,让工人复工。但是,才过了一会,高管们就都明白了,工人都在嘲笑这一招,他们把生产线都停了。工人从54号车间开始游行,一路经过52号、53号、55号和56号车间,把车间给搅得一塌糊涂。整个下午没有一辆车子开出生产线。在罢工中,工人完全控制了装配线,游行队伍就朝管理层的办公楼走去,见到了工会的代表,就在前几天,工会还在反对罢工,现在他们拼命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工人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游行队伍走向大门,堵住了卡车的出入口。最后游行队伍又回到了生产线上,到处都有人开会,有许多人站出来讲话。

6月19日,星期四:就在前一天,里瓦尔塔厂区72号车间的工人同志们停工了一小时。他们要求发给制服,但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抗议剥削,抗议工厂内外的糟糕环境。在厂里,主管们不断加快工作速度,让工作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定的工作速度能让你忙到飙血,连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在厂外,由于工资只够勉强糊口,根本付不起越来越贵的房租,工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结果,工人只能一大堆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或是睡在车站的长椅上。这就是菲亚特工人过的日子,所以他们才想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

里瓦尔塔是技术最先进的厂区,是自动化的楷模,是老板的明珠。所有的特殊车辆装配线都被搬到了那里。菲亚特的最新型号128型和130型就是在那里生产的。由于米拉菲奥里厂区的斗争给公司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损失,公司就想把里瓦尔塔的产量给提上去,弥补米拉菲奥里那边的损失,哪怕能弥补一部分也好。公司拼命压榨工人,每天都要增加产量,不断逼近工人能承受的极限。128型生产线每天都要多生产四辆车。但是72号车间发出了斗争的信号。主管们想抢占先机,他们忍痛做出让步,给一些工人提升了劳动定级,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斗争从米拉菲奥里扩散到整个菲亚特。而我们都知道,当斗争扩散到整个菲亚特时,就等于说,每个车间的工人都自己组织起来,按照自己选好的目标,狠狠痛打老板。

6月20日,星期五:车身厂的工人同志继续在上第二班的时候完全停止生产,已经是第四天了。每一次复工的企图都被工人用游行粉碎了。第一班也在继续斗争。在斗争爆发前的正常状态下,每天的产量有400多辆,但在周四只有30辆。昨天的产量依旧暴跌。但这还不够。第一班的工人必须跟第二班的工人一样坚强。在斗争中,只要有一丝动摇,就会被老板和他们的走狗利用,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要想从根子上消除所有危险,就只有一种办法:团结一致地斗争。

必须让整个生产完全停下来。过去一个月里,我们发现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只要一个车间停产,就能让整个工厂都停下来。我们的组织正在壮大,正在把所有的车间都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让我们充分发挥这个强大的武器的全部威力。好比说,今天轮到负责喷漆和打磨的54号车间来推动斗争,那么其它车间就得做好准备,随时接过斗争的重任,而且还得尽快把斗争搞起来,不能等到54号车间的斗争熄灭了才搞。现在54号车间的同志正在独力承担斗争的全部重压,许多工人都想给他们捐款,帮他们一把。这样做是对的,但还不够。我们也得做好准备,在每一个车间里都把斗争搞起来。我们还得马上跟54号车间的工人碰头,协调罢工。只要这样做了,斗争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工会干部本来是不给自由出入工厂大门的,但是老板今天允许他们在厂里散发传单,散播谣言。我跟你们讲一讲他们想说什么吧。昨天他们还跟我们说,他们争得了12里拉。但我们要求的是:给所有人增加50里拉的底薪,给所有人提升劳动定级,给所有人休假,而且我们不会弥补生产损失。

85号车间继续斗争。就在昨天,里瓦尔塔工人也开始行动起来,让128型生产线停产了。两天前,电力控制与数据系统的技术员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我们的运动让电台和报纸都吓得要死,《新闻报》[2]几乎一个字都不提,《团结报》[3]到处散播谣言。为了让大家保持联系,彼此通气,讨论和指导斗争的发展,全体工人在621日,也就是周六下午四点钟,在大学里的新宫[4]举行了大会。

6月21日,星期六:在米拉菲奥里,53号、85号、13号车间仍在斗争,25号和33号车间也开始了斗争。里瓦尔塔停工了。林戈塔也停工了,这表明斗争正在扩大。在斯帕斯图拉,29号和25号车间准备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每天停工两小时。在米拉菲奥里,54号车间正在斗争,得有其它生产线的工人来接替他们继续斗争。不管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主管们都会说,先停止罢工,然后再好好谈,不要理睬他们,立即把罢工搞起来。机修车间有好多人都说现在不是斗争的好时机,因为公司储备了大量库存。但是罢工可以给利瓦尔特和林戈托的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6月23日,星期一:85号车间的工人已经战斗了一星期,我们相信自己的斗争方法是对我们最有利、对阿涅利最有害的,而且我们的要求也非常明确:跟54号车间的同志一样,我们也要求把所有人的劳动定级都提到第二档。生产线暂时复工了,但我们会继续坚持这个要求。只要生产线不停工,公司就不会理睬我们的要求。现在公司提出给六到七十个人提升劳动定级。他们想用这招来分化我们,想用空口承诺来收买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我们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一切免谈。昨天公司还想让帮工来顶替我们干活;这帮家伙就是一帮工贼,我们也反击了他们。在南部,我们赶走了他们。在北部,从晚上9点到晚上11点,我们把生产线停了下来,生产完全停止了。我们大家都要记得:不断斗争。不把所有人都提到第二档,我们就上广场去。

6月24日,星期二:25号车间完全停产,全部三班工人每班都会罢工8小时。我们向经理们发出警告:别逼我们去搬加热室里的零件,甭跟我们讲那些零件值多少钱,没用的,我们才不在乎呢。你们明明知道第一班的工人要罢工,还往加热室里放零件,这都是你们自找的。可你们就是不相信我们有这样大的力量,那就别怪我们用罢工狠抽你们了。你们要想让铸造厂复工,想避免损失,就得马上给我们发钱。你们给第一班的工人发恐吓信,想吓倒你们,你们谁也吓不倒。25号车间的工人们:现在我们占了上风。我们的罢工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整个菲亚特的生产。昨天机修车间在罢工8小时后,已经乱成一团。现在里瓦尔塔、斯帕斯图拉还有米兰的比安奇汽车厂的零件已经开始不够用了。我们要继续斗争。

6月25日,星期三:就在今天,米拉菲奥里52号和53号车间的工人准备从54号车间接过斗争的重担,让自己的车间完全停产。两班工人都要罢工。工人举行游行,让生产完全停止了。我们发现组长们上工了:52号车间的布鲁诺组长创下了纪录,他一人生产了13个车身。25号生产线继续坚定地罢工,每一班罢工8小时。铸造厂4号车间42号工段罢工4小时。16号车间继续主动限产。51号车间停工。林戈托、马泰尔费洛和卡尔曼尼奥拉都发生了停工。里瓦尔塔爆发了斗争。64号车间的第一班工人内部罢工(?)两小时。负责给128型喷漆的72号车间停工。128型生产线的75号和76号车间停工。64号车间的第二班有三组工人从晚上845分开始罢工,一直罢到下班。128型的两条生产线停工一小时,72号车间的128型装配线发生三次停工,每次半小时。斗争势不可挡,完摆脱了头头们的控制。

6月26日,星期四:罢工已经持续了五个星期,虽然每次罢工的都只有几个车间,但罢工已经使菲亚特损失了30000辆车子,相当于400亿里拉。产量跌了一半多。许多型号的零件都不够用了。出口已经停止。因此管理层和工会签订了一项全面协议,覆盖六万名工人。按照这项协议,工人的工资涨了,但是涨薪幅度并不一致,最低5里拉,最高84里拉,而且涨的是底薪的不同部分。但是,有多少工人能涨5里拉,又有多少工人能涨84里拉呢?工人的要求是给所有人都涨100里拉。按照这项协议,劳动定级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而且还多加了一档——三A档。可工人要的是给所有人提到第二档,这只是第一步,以后还要废除劳动定级。给工人制定不同的工资和劳动定级,是管理层分化工人的手段。工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斗争继续进行。

85号车间继续进行8小时罢工。车身厂52号和53号车间准备在第一班和第二班进行8小时罢工,而且还要在厂里搞游行。由于零件不足,所有生产线全都停工了。700辆已经组装好、但还没有安装发动机组的车辆不得不拆开,重新上线返工。铸造厂4号车间罢工4小时。13号车间继续主动限产。由于25号车间罢工导致零件不足,机修部26号车间的发动机装配线停工2小时。25号车间的三班工人每班罢工8小时,并在完工的零件周围安排纠察队,不让管理层派人来偷走零件。林戈托10号车间停工15分钟。里瓦尔塔的工人拒绝接受涨薪17里拉的软弱协议。第一班工人不顾主管和厂内委员会的阻挠,让124型、500型和850型的三条生产线停工一小时。在上第二班的时候,64号车间完全停工4小时,128型生产线只停工了一小时。斯帕斯图拉、大型发动机厂和卡尔曼尼奥拉发生停工。许多供应厂现在也停工了。

6月27日,星期六:23号、24号、25号、26号、28号、41号车间的工人们:25号车间的工人进行了自发斗争,要求给所有人涨薪50里拉,并把所有人的劳动定级提到第二档,公司马上开除了12个同志。25号车间的斗争瘫痪了整个机修工段,公司开除他们,就是为了打垮斗争,想让大家觉得没有工会的斗争是危险的。25号车间的工人没有被这种可耻的恐吓吓倒,他们继续进行斗争。除了原来的要求之外,他们又加了一个:立即让被开除的工人复职,还把这条列为第一号要求。另外,25号车间的工人还向23号、24号、26号、28号、41号车间的同志们呼吁:立即对公司的挑衅采取行动,马上停工,在食堂开会,给管理层写信,让被开除的工人复职,并向25号车间大门游行示威,举行募捐,支援斗争,支援被开除的同志们。

6月28日,星期六:米拉菲奥里的生产停止了。由于米拉菲奥里25号车间和里瓦尔塔64号车间的罢工,里瓦尔塔的许多工段已经停产。卡尔曼尼奥拉继续罢工。林戈托的罢工越来越激烈。斗争已经扩散到了都灵市外,传到了摩德纳市的菲亚特工厂。都灵工人把写着斗争近况的传单塞进发动机包装箱里,传给了比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德里亚斯特的菲亚特工厂,还有彭特德拉的比亚乔工厂[5]。到处都发生了同样的斗争,到处的工人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菲亚特所有的供货商都受到了罢工的影响。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工人的组织越来越强大。老板们想用协议来糊弄工人,被工人拒绝了。老板们发狠了,开除了好多人,工会连个屁都不敢放:在卡尔曼尼奥拉铝制品厂[6],又有两批人被开除了。老板们还恐吓工人:管理层给下面的大小头头下了命令,叫他们用警告和停职去吓唬工人,这样一来,开除工人的做法就显得有理了。

阿涅利还出动了流氓。前一天晚上,就在里瓦尔塔厂区5号门外,埃米利奥同志在发传单时,被一帮拿了阿涅利的钱的流氓给打了,那伙流氓有五个人,他们把埃米利奥同志打得很惨,然后又把他丢到路中间,想让过路的车子压死他。但这并没有吓倒都灵工人,工人反倒更加痛恨老板,更想跟老板斗到底了。为了夺回斗争的领导权,工会决定在73日举行抗议房租上涨的联合行动。628日,也就是周六那天下午四点半,在圣奥塔维奥大道与圣毛里齐奥大街的路口旁边的大学新宫,举行了一场大会。

[1]工业协会(UnioneIndustriale)是工业雇主的组织。——原注


[2]《新闻报》(LaStampa)于186721日创刊,它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日报之一。——中译者注


[3]《团结报》(L'Unità)是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1924214日由葛兰西创办,2014年停刊。——中译者注


[4]新宫(PalazzoNuovo)是都灵大学的一栋重要建筑物,1966年落成,1968年正式启用。——中译者注


[5]比亚乔(Piaggio)是意大利的一家汽车生产商,1884年成立,1959年被菲亚特集团收购。——中译者注


[6]指泰克西德(Teksid)公司设在该地的铝制品厂,该公司总部设在卡尔马尼奥拉,是一家以生产金属制品著称的大企业。——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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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会



同志们,在菲亚特斗争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工人自主,工人们不肯接受任何形式的工会调停。工人自主地组织了斗争的形式,自主地设立斗争的目标。在这样的基础上,工人开始建立一个自主的、能让他们进一步推动斗争的组织。大家想一下,菲亚特斗争已经进入第五周了。在这次斗争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工人对团结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们要求给所有人同等加薪,并且渴望消除由老板和工会引入工资结构的劳动定级和岗位补贴所造成的隔阂。


    工会总是想扑灭、限制和孤立这次斗争,它先是想把这次斗争限制在车间和工段一级的谈判上,直到前几天,它绷不住了,就签订了一个覆盖全体员工的屁用不顶的协议。这个狗屁协议不过是把原先的车间一级的协议扩大到全公司,也就是说,加薪幅度还是要按照工资结构来算,这一点不能改。也就是说,能加薪的部分,差不多都是岗位补贴之类的可变工资。而且,工人的要求本来是把所有人的劳动定级都提到第二档,结果工会就弄出了一个三A档来糊弄我们。表面上看,加了一个三A档,把原来的五档增加到了六档,其实它就只是给你加了17里拉工资。


同志们,现在很明显,菲亚特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都不愿接受工会这个糊弄人的协议。斗争正在前进,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已经已经开始了的斗争还会继续前进。咱们要把眼睛擦亮点,要看穿老板还会用什么办法来扑灭咱们的斗争,特别要当心老板把斗争的内容给搅糊涂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猜出老板会用什么招,来来回回就是报复,关厂,开除,谈判,签订具有合同效力的协议这么几招。这次大会上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斗争对全国性合同具有什么意义。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工会准备在下周四发动的总罢工。咱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吧。


    我想说的是,大家都看到了,经过45天的斗争,咱们加了17里拉的工资。才加这么点钱好像也没啥用,可它毕竟到手了。要是咱们不罢这45天工,连这么点钱都争不到。只要坚持下去,咱们就能在全国性合同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等到为了全国性合同发动罢工的时候,咱们现在正在建立的组织就会非常重要了。我还有一件事要讲。前段时间阿涅利没想到咱们会突然起来斗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都没来得及储备库存,所以接下来这段日子,咱们还得继续斗争,捆住他们的手脚。等到了十月,再傻的人都知道咱们要罢工了,可能要罢上一星期,半个月,三个星期。阿涅利他又不傻,他到时肯定也知道咱们要罢工,会提前储备好库存。


要是咱们把绳子拉得太紧,阿涅利就会威胁咱们,说要把咱们都开除了,可他没这么做,但是,一到十月,他就会关上大门,把咱们统统开除,因为到了那时候他就不怕咱们了。现在正是旺季,是市场最需要产品的时候,现在正是阿涅利最需要咱们的时候,现在正是罢工的时候。同志们,团结起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我那个车间的人在这里,我才不在乎那些马屁精呢。但是今晚我已经把传单贴满了厕所。谁还没看过传单的,赶紧去看。咱们要把菲亚特斗争搞成越南战争,狠狠教训意大利老板。(掌声)


同志们听好了,昨天公司给我们发了停职通知单。今早我们又听说有12个人被开除了,通知单就在我兜里,我马上念给你们听。根据现行全国劳动协议第38b款的规定,由于您对24日的严重事件负有责任,我们特此通知:您已被解雇。因此您应当在196979日之后到本公司行政部取走您的工作档案并安排其余事宜。您的忠实的。现在我们25号车间一致决定:包括已被开除的12人在内——他们也来这里了——还有收到停职单的人在内,要是我们不能全部复职,我们就不会停止罢工。

我还有件事要讲。我在大学外边碰到了一个工会干部,我想跟他讲几句话,几个人就过来拽我。我跟他说,你是工会的人,那好,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就是加薪50里拉。他就说,可你们发动罢工的时候都不跟我说一声。我就说,跟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反正我们自己就能把事情给办成喽。他就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问他,现在我们有十二个人被开除了,你说怎么办?他就说他不知道。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你是工会的,那你就该去叫菲亚特,叫其它地方的工人一起搞罢工。要是再有人被开除,你会怎样让罢工继续下去?或者你有别的办法吗?他就不吭声了。

然后我就说,要是我来领导我这个车间的斗争,我就会去叫其它车间都来跟我们一起罢工。我去了24号车间,叫他们一起来罢工。他们就说,罢工是统一党[1]逼着大家搞的,我们才不想搞呢。去他妈的统一党,就会添乱。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只要被开除的人不能回来上班,其它车间不好说,但我们那个车间肯定不会复工。(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要是阿涅利先生亲自开除十个人,到了明天,他要开除的就不是十个人,而是五百个,一千个,两千个,是咱们大家。可他不是主人。咱们工人才是主人!咱们在厂里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十万里拉,可阿涅利先生能挣两千亿!这么多钱哪来的?还不是吸咱们的血!咱们要罢工!厂里厂外都要罢工!(掌声)

我想讲一讲下周二的罢工。咱们都知道,工会下令罢工,是为了夺回斗争的领导权。不管这次罢工是为了阻止房东赶人还是别的什么,咱们都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利用它,不能让工会得到领导权。所以,咱们要把自己的罢工,要把自己的斗争给发展到工厂外边去,所以,咱们才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咱们还有三天时间,在这三天里,在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工段、每一个车间,咱们都要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咱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来一场大进军,去拿咱们想要的东西,要是他们不给,咱们就自己拿过来!(掌声)

同志们,要是工人还被党和工会控制着,他们是不会上街去表达自己的愤怒的。但是,工人现在已经受够了这种情况,他们现在不仅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仅敢打阿涅利,还敢砸烂那些假革命党和他们虚假的姿态,所以他们是会上街的。(雷鸣般的掌声)同志们,你们当中有些人害怕危险,害怕在游行中会发生激烈冲突。但我们要说的是:这场游行的目的不是挑衅,而是要让全城知道工厂里的斗争,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在这一个多月里,在车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所有的报纸都在拼命压下这些消息。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整个都灵都知道,我们不会为了二三十里拉就停止斗争。我们要什么,就一定要拿到手,否则我们绝不罢休!(掌声)

讲台下面传来了声音:我有些话,想说给那些正在准备搞罢工的工人听一下:我建议他们多加这样一条要求:让被开除的工人复职。这样做有两个作用:第一,我们要让阿涅利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加薪17里拉就停止斗争。第二,就算工人先锋被开除了,我们也不会停止斗争。每一个工人都得明白:必须联合起来反击老板的镇压,这不光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打败的同志,更是对老板的权力的直接打击。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的斗争,与其说是为了那些被开除的工人,不如说是为了打击都灵工厂里的现行体制。我们要大声告诉他们:不许开除任何人!(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有件事要通知大家:米拉菲奥里会继续斗争,56号车间将在星期二上午五点半开始罢工,他们的要求跟54号车间和其它车间一样:加薪50里拉,提高劳动定级。我们将在星期一早上提交要求,只给公司24小时的时间。我们发现测试车间和19号车间也要罢工,就决定跟他们在同一天罢工。如果这里有56号车间的人,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我们希望你能跟我们一块罢工。我们从来没罢过工,他们就当我们是懦夫!现在我们也要干起来了!就这样。

同志们,到了下个月一号,面包好像要涨20里拉,香烟也要涨50里拉。报纸早就涨价了,房东想提高房租,把咱们赶出去。涨,涨,涨,连菲亚特汽车都涨了,可咱们的时薪呢?才涨17里拉!什么都涨,这17里拉顶个屁用!就算他们给咱们加生产奖,那又关咱们屁事?我听他们说,因为现在不生产了,管理层规定的日产量达不到,咱们只能拿到底薪。我就去找他们,他们就说:因为你们的工资是计件的。可计件工资制又是谁安给我的?谁也不知道。这事我根本没听说过,别的工人也都没听说过。这就是工人和管理层的中介——工会干的好事。我们想要什么,就一定要用武力拿到手。

还有人说,都涨了17里拉,也该满足了,要是咱们想趁早订下合同,就该见好就收。听说合同十月就签。要我说,这些合同都是废纸,反正我们不签。他们说得很清楚了,他们要咱们冷静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咱们要吃饭,要交房租,要交水电费,哪一样不要钱?他们说不可能让工龄满半年的人都提到第二档,不然老板要破产了。老板破不破产,关咱们屁事?老板会怎么样,他那操蛋的厂子会怎么样,关咱们屁事?咱们就要第二档!(掌声)

同志们,都灵市还有周围一带的形势,对老板们很不利。在菲亚特,咱们得在生产线上累死累活,才能勉强糊口。你们在菲亚特做工,出了厂子,还得找地方住,房租和伙食费,再加上电费什么的,一个月就要花三万里拉。不管是在厂里还是厂外,咱们都得受剥削。我在25号车间做工,那里简直就像监狱一样,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有。菲亚特的生产嘛,说穿了就是那回事:就算少了十个工人,你照样能完成定额。遭罪的是谁?是咱们。交通费越来越贵了,遭罪的是谁?还是咱们。咱们在遭罪,可有谁在乎咱们吗?咱们就是奴隶,是被老板用民主手段控制的奴隶!

咱们都要起来战斗,不管是好是坏,咱们都要拼命战斗。为了从10%提高到差不多12%,我们谈判过,可结果呢?咱们还是得起来斗争到底,才能多挣钱,少干活。咱们不是牛马,咱们是人!要想活得像个人样,咱们就得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了。大家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青年人不想要资本主义,就连在座的资产阶级青年学生也不想要它。资本主义是怎样从咱们身上吸血养肥自己的,每个工人都一清二楚。同志们,一定要继续斗争,坚持到底,千万别信老板,别信工会!(掌声)

同志们,埃米利奥同志被打的事我听说了。我老婆有个同事,是个法西斯分子,就在埃米利奥挨打的前一天,我听他说,阿涅利先生给了法西斯分子好几万里拉,叫他们到工厂门前,见到哪里有人群,就上哪里找茬。我本来还以为他是吹牛的,但是听说埃米利奥挨打后,我就知道他们是动真格的了。我们知道他们打了埃米利奥,以后还会打别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阿涅利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他那些现代的、民主的办法都不管用了。以前他还能找工会帮他摆平,可现在工会自己都垮了。工人不听工会的话了,工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涅利再也用不上他们了。

阿涅利现在想玩阴的,说明资本已经没别的招可用了。我是说,当你挨打的时候,一开始你还是想公平对决的。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打不过了,就去收买流氓,组成行动队[2]。就让他们来吧。我们要让阿涅利知道:我们的意志只会更加坚定,这不光是因为我们的斗争,更是因为阿涅利的所作所为,已经暴露出了他的走投无路。他非常清楚,他不能欺骗自己。工人们正在觉醒,他们懂得自己该怎么做。觉醒过来的也许只有少数人,也许只有少数先进分子,但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这些话,全是出自我的亲身体验。以前我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在这四年里,我已经脱胎换骨了,我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的做法,你们就能赢得一切。

我现在算是一个革命者了。他们就是这么叫我们的,要不就叫我们中国人[3],呵呵,他们连自己是什么货色都不懂。反正,我要说的是,在游行中可能会有人挑衅,但我们还是要游行。我要说的是,谁也挡不住我们。还有另一件事:我们不是为了批评共产党而批评共产党。革命当然不可能明天或后天就发生,但我要说的是:工人的觉悟已经远远跑在了党的前面,可党却在拖工人的后腿。当然,我们是应该一步一个脚印,步子不能跨得太大,可是,每当我们脚踏实地的时候,每当群众自下而上地要求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切都乱套的时候,党,还有工会,却总是在拖后腿。

他们老是说工会应当保持政治中立,刚才有个同志就是这么说的。可我要问他们几个问题:你们当我们都是傻的吗?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们傻到会相信工会能保持政治中立的蠢话吧?可工会现在就是这么操蛋。他们是老板的雇佣兵,就该像对付雇佣兵一样对付他们。所以说,工会干部们,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去拿老板的钱吧,总有一天你们会遭报应的。到时候我们会帮你们做一副好棺材的。(掌声)阿涅利就要完蛋了,资本主义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咱们的敌人都快完蛋了。所以咱们要继续斗争,绝不能停下来。阿涅利,还有他那帮走狗,你们可得小心点。(长时间的掌声)

同志们,你们都很清楚,菲亚特的缺勤率高得厉害。头头们逼着我们按照快得要死的工作速度干活,大家再也撑不住了。只有待在家里的人才能保住健康。工人不断地逃离生产性工作。工人应当有健康的权利,应当为了反抗劳动伤害而斗争。可我想说的是,劳动伤害不是咱们唯一的问题。最近几个月里,从南方过来打工的青年民工越来越多。你们也都清楚,不想再在这里遭罪的工人不停辞职,旷工太多的工人也在不停地被开除。公司巴不得这样工人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不断有新工人进厂,而新工人在进厂后的头四年里,受的剥削更重,挣的工资更少。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把你们的工资差不多都掏空了。青年民工下了班,就只能在自己租住的房间和路边摊来回转悠。六七年前你们还能省下钱来,偿还为了到北方来打工欠下的债,还能定期寄钱给家里。可这几年里菲亚特的实际工资涨得太慢了。所以,我们要要把这次罢工搞得像巴蒂帕利亚那次一样,巴蒂帕利亚斗争以后,天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搞的那套为国家和垄断资本服务的政策就搞不下去了,我们也要把罢工变成反抗菲亚特和国家计划的政治罢工。

说到星期四的罢工,工人已经对房租忍无可忍了,可工会并不理解工人。工人已经受不了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房租了,不管工会和政党有什么路线,他们都不想管了,他们就想起来造反。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再也不愿接受你们现在挣的这点只够糊口的工资了。我们要得到足够保障生活的工资,我们要求按照我们的需求来发工资,不管我们有没有工作。(掌声)

同志们,经过这几个星期的罢工,我们已经让老板屈服了,到了这个时候,厂里的工会干部,还有外面的报纸就叫我们见好就收,别做得太过火,不然就要发生危机了,破坏生产会毁灭意大利经济,到时我们就要失业,就要挨饿,下场只会更惨。可我觉得不会这样。要我说,前一位同志说得好,老板们的经济破不破产,关咱们屁事?说实话,我还巴不得这样呢。

这话不假,但我还要讲另一件事。咱们不在乎经济破不破产,是因为咱们都明白,要是这种情况不改变,咱们只会越来越惨。每次斗争中,难道不都是咱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吗?同志们,我是萨勒诺人,我走南闯北,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我学到了一个教训:工人只有两条路:走运的时候,工人能找到一份活计,勉强糊口;倒霉的时候,连活儿都找不到,就得挨饿。哪一条路更糟?我真不知道。但是,走哪条路,不是工人自己能决定的,总是老板替他决定的。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我们非常不爽,在这个时候求我们复工?别做梦了!这时候他们就来布道了,说什么大家都是意大利人,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人人都要各司其职,胳膊不干活,胃就没有东西吃,整个身体也就会死掉。他们就这样来吓我们,求我们复工,我们要是不复工,下场只会更惨。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我早就说过,我认为只要权力还在他们手里,不管我们干不干活,都会被他们杀掉。

我们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我们跟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我们跟他们没有一致的利益,我们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我们总算醒悟过来了,帮老板打工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跟老板们的国家根本没有一致的利益!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有了最强大的力量。我们跟他们的利益完全是相反的。经济,发展,总体利益,都属于老板们的国家,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全部物质要求,就得跟他们对着干!他们现在跟我们说,菲亚特正在俄国那边,在托里亚蒂格勒[4]建厂,我们都应该到那里去,看看在共产主义下是怎么工作的。

可是,俄国工人是不是被剥削,他们的剥削者是不是从资本主义老板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又关我们什么事呢?那只能说明那种共产主义不管用。照我说,比起人民的福利,他们更关心的是产量,是上月球。因为要是把福利放在第一位,就得减少我们的工作量。所以说呢,老板们现在害怕了,他们求我们复工,帮他们生产,他们跟我们说,他们跟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责任,这些全是扯淡,我们要对他们说不!

工会和党想搞改良,想让我们为了这些改良去斗争,我们要对他们说不!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改良只会改善这套老板剥削我们的体制。就算能多分几套房子,多得一点医疗费,多让几个孩子念书又能怎样?我们要被剥削得更重!这对谁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的总体利益有好处,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可我们要想实现自己的要求,就得破坏国家的发展,破坏国家的总体利益,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本还有资本的利益不共戴天。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开始时,我们要求的是挣更多的钱,干更少的活。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要求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粉碎老板的方案和资本的整个计划。我们现在必须把争取工资的斗争,变成夺取权力的斗争。我们要夺取全部的权力,我们要夺取全部的财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要经历许多年,会有成功,有挫折,有失败,有进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斗争,这是一场暴力斗争,我们要斗争到底。我们要为了消灭劳动而斗争。我们要用暴力消灭资本。我们要反抗这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国家。我们要说:支持工人阶级的暴力!

这都是因为,资本和它的国家能发展,全是靠了我们,我们这些南方无产者,我们这些大众工人,广大的工人群众,菲亚特的十五万工人建设起来的。一切财富都是我们创造的,可他们只给我们几口剩饭吃。我们在菲亚特拼死拼活地干,或是在南方饿死,才创造出了这一切财富。我们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再也不想为了资本和资本国家的发展而去工作和送死了。我们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们在全世界生产了巨大的财富,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用,只会浪费,只会毁灭,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结束这一切。他们把这些财富浪费在制造原子弹和登月上。他们成吨地销毁桃子和梨子,因为水果太多了,根本不值钱。在他们眼里,什么东西都有价钱,他们只关心东西能卖多少钱,卖不出去的产品就不该存在。他们宁可销毁水果,也不肯拿去给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可是,世上有这么多财富,明明可以让大家都不用饿死,不用工作。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财富夺过来,我们要把一切夺过来!

我们疯了吗?老板们逼着我们像狗一样干活,同时又在消灭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但是,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要操翻这群肥猪,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永永远远地干翻他们。国家和老板们,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们要向你们宣战,我们要战斗到底。同志们,前进!像巴蒂帕利亚一样前进,烧光这里的一切,干死这帮畜生,砸烂这个共和国。(经久不息的掌声)

7月1日,星期二。里瓦尔塔的工人同志们在上周搞了内部停工,昨天有许多工人回来上工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结束了,都恢复正常了。斗争暂停是因为工会要在周四发动总罢工。其实有好多工人昨天暂停斗争,打算到了周四再大干一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力量才最大,他们正在工厂里自我组织起来,可是工会在周四搞的罢工,却是为了破坏工人的自我组织,让一切都在那天结束。然而,工会要是以为它能让一切都结束,那它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工人知道怎样抓住这个机会来加强自己的斗争,为自己的目的所用。菲亚特工人的大斗争已经进行了45天,这次总罢工也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工人不会让这次总罢工成为斗争的终点,也不会接受工会拼命想要的那个糊弄人的协议,工人一定会让它为自己所用,加强斗争的力量。工会下令在周四总罢工,名义上是为了住房问题。但问题就是,房租问题与厂内斗争密切相关。只有依靠厂内斗争,而不是靠向官老爷哭诉,才能真正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同志们,到了周四那天早上,咱们就在工厂外面集合,讨论一下当天怎么进行斗争。到了下午三点,菲亚特全体工人都要参加示威游行,起点就在塔佐利大街上的米拉菲奥里厂区2号大门。

7月2日,星期三。里瓦尔塔厂区和林戈托的13号车间继续停工,生产线上也准备再次停工。工会也放话说,要是不让上周被开除的工人复职,他们就不签协议,其实工人早就不想要那个忽悠人的协议了,他们继续斗争。工会的信誉早就破产了,为了让工会恢复一点信誉,管理层马上就让被开除的工人复职了。连一个钟头的罢工都没有,管理层就让工人复职,这可是过去二十年里头一遭。

老板终于露出了尖牙:警察和宪兵突然出现在米拉菲奥里厂区的大门前。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们的斗争吗?在明天的游行中,我们可不会被警察吓倒。要是老板以为用警察就能阻止我们的斗争,那他还不如叫警察进厂逼我们复工算了。

[1]1963年,意大利社会党与天主教民主党共组联合政府,遭到党内左翼强烈反对,社会党左翼有大约三分之一脱党,于1964112日另建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
di
Unitá
Proletaria
PSIUP),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会左翼积极分子。该党于1972713日解散,左翼多数派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右翼少数派重返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少数派在当年12月另建无产阶级统一党(Partitodi Unità ProletariaPdUP——中译者注


[2]行动队(squadred’azione)是意大利法西斯党豢养的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组织的武装团伙,这里泛指被资本家收买的流氓。——中译者注


[3]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意大利媒体把那些抛开传统的工人组织、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即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青年人叫做中国人cinesi)。——中译者注


[4]应为托里亚蒂市(Тольятти),该城位于俄国萨马拉州,1737年建城,称斯塔夫罗波尔。1964年为了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托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1964)而改为现名。1970年,苏联政府同菲亚特公司合作,在当地建起了伏尔加河汽车厂(АвтоВАЗ),该厂后来成为了东欧地区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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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暴动


就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海报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海报上画着一只握紧的拳头,上面还写着我们当天的斗争目标:下午三点到米拉菲奥里2号大门集合。早上五点的时候,我们带上扩音器,去了米拉菲奥里。那里已经有一大群警察守在厂门外面了。到处都是吉普车,面包车,囚车,警车还有宪兵的车子,至少有两三百人。每道门前有两个,办公楼外面至少有五十个。五点一到,我们就走向每一道大门,用扩音器叫第一班工人不要进厂上班,但是根本没人进门。



就连纠察队都不用设了。很明显,警察就在等我们设纠察队,然后他们就会挑衅,还有攻击。他们时不时过来骚扰我们,一会说什么不准我们用扩音器,一会说什么不准站在大门前面。我们就说:我们用扩音器是因为我们在罢工,我们可不会站在这里用手枪吓唬人,不让人进去。工人想进就进,不想进就不进。这只是政治行动。只有三四个工贼想进去,有人想拦住他们,警察就跳出来干涉。但是夜班工人从1号门蜂拥而出,把工贼都赶了回去。



谁也没有进厂,一个都没有。工人们都来了,但他们全都站在街对面。不管谁想进去,都会被他们拦住。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去,过了一阵子,大家都回家去了。到了下午,我们又带着扩音器来到大门前,去等第二班工人。我们打算在三点钟到2号门外集合。我们很快就到了,那里已经有好多工人在等着了。不光有不肯进厂的第二班工人,也有好多第一班工人,他们都是回来参加这次游行的。



到了三点钟,米拉菲奥里外面已经聚集了三千工人。警察在通往米拉菲奥里的每一条街,每一道门,还有办公楼都设了岗哨。从早上开始,不断有人过来支援警察。工会在早上搞的示威游行风平浪静,啥都没发生。工会在中小工厂力量还很强,而在菲亚特,他们几乎都不存在了,所以参加他们搞的抗议房租的游行的几乎都是中小工厂的工人。在2号门外有好多好多红旗、标语、横幅。我们正等着游行开始的时候,警察开始挑衅了。



但是,警察想错了,警监想错了,内务部长想错了,阿涅利想错了,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常说的那种极端分子的游行,也就是平常那种学生游行,资产阶级报纸上都把这种游行叫做富二代的革命游戏。



在米拉菲奥里2号门外集合的工人,都是那些过去几周里一直在战斗的工人。他们都经历了艰苦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游行准备开始的时候,警察开始组队了。他们在一边拉起了双重警戒线,宪兵手拉手连起来,向示威群众进逼。另外几队宪兵排成四列队形,慢慢地向着游行队伍中间前进。



在副警监沃里亚调动宪兵包围我们的时候,有个工人走上前去,他叫那个工人离开,可那个工人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上。这时候有几队宪兵组成队形,像轻步兵一样慢跑起来,对着游行队伍中央慢慢压过来。他们像拿棍棒一样拿步枪。突然有人吹响了号子,当然谁他妈都听不清。



然后催泪弹就开始落到地上,形成了浓密的雾,所有人就出于本能到处乱跑。大家都在乱跑,宪兵就用枪托狠砸我们。他们把我们逼向警戒线,组成警戒线的宪兵正等着我们罗网。我就在警戒线旁边,宪兵的脸色有的白,有的绿,都是吓得。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太靠近了,简直就是脸贴脸。我对一个宪兵说:等会我就要抢你的枪,把你打死。他什么也没说,我马上就动手打他。



他们抓住了一个同志,想把他拖走。但我们及时把他拉了回来,又吓唬宪兵。就在这时候,他们又用催泪弹驱散米拉菲奥里周围的群众。我们全都从米拉菲奥里正门前跑开,然后警戒线上的宪兵把步枪从肩上取了下来,像拿棍棒一样拿着,在后面追我们。这是一次小屠杀,他们用枪托狠狠砸我们。然后他们抓走了大概十个同志。这全都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棍子,连块石头都没有。我跑着跑着,碰见一群宪兵,有十个人吧,正在痛打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我朝一个宪兵大喊:操你妈,你们想打死他吗?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去,跟其他宪兵一起,把那个同志拖走了。然后我又看见,三四米外有个同志,是个学生,也在跑,他身后有四五个宪兵在追。有个宪兵追上了他,用枪托狠砸他的脑袋,打碎了骨头。我又跑过了几个人,宪兵走开了。那个同志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把他抬走,交给站在一扇门前的几个女人。住在周围的女人带着小孩和婴儿,都走到了街上或阳台上,看看出了什么事。



虽说他们把我们打散了,可他们小瞧了工人的斗志。在阿涅利大道和苏联大道之间,聚集了一万人。街上有电车的轨道,轨道中间有鹅卵石,工人就抓起鹅卵石,砸向警察和宪兵,打中了几个人。我们把被打散的游行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工人抓住了一个警察,缴了他的盾牌和头盔,把盾牌和头盔当成战利品举起来。有的横幅上面写着:工人力量,还有的写着:不断斗争[1]。一辆警察救护车突然朝游行队伍冲过来。它拉响了警铃,直直地冲过来。然后它又调过头,慢慢开走了。这是警察的另一次挑衅。但是,游行队伍还是开始前进了,朝着特莱亚诺大道前进。



菲亚特办公楼门前就是特莱亚诺大道。特莱亚诺大道有两条车行道,中间是有轨电车的轨道,轨道中间有鹅卵石。我们的游行队伍从右边向左边前进,警察从另一边开过来。他们停了下来,中断了交通,等着我们过去。他们想切断我们的游行路线,不让我们继续前进。也就是说,他们想把斗争限制在菲亚特周围一带,不让斗争扩散到全市。他们以为我们想直接前往市中心,其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队伍前进的时候,特莱亚诺大街两边的人都从窗子探头出来看我们。他们走到阳台上,从楼上走下来,听我们说的话。他们都是住在那一带的工人,所以他们全都支持我们。然后,我们面前的警察又向我们打催泪弹了。这次他们对着人群疯狂地打,打了好多好多,到处都是。有的催泪弹落在一楼阳台上,当时正是夏天,所有的窗子都开着,毒气从窗子钻进了屋子。还有好多催泪弹打在停在路边的车上,砸坏了车子,还把车子给点燃了。住在这一带的人都气坏了。



就在这时候,有一辆载着几辆菲亚特500型轿车的大型卡车开进了特莱亚诺大道。我们朝驾驶室丢石头,把司机赶了出去。我们就用石头砸轿车,然后在油箱上绑上布条,我们点燃了布条,想炸掉卡车,但柴油没有点着。于是我们就把卡车推到大道中间,堵住了道路。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一来,我们也朝他们丢石块,不让他们移动卡车,卡车就一直留在原地。



那时已经四点了,战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持续了超过十二个钟头。警察围成环形,向游行队伍冲锋,另一边的宪兵也在向我们逼近,想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没有散开,我们用地上捡来的石块还击。我们大部分人跑进了特莱亚诺大道旁边的公园,那里有个建筑工地。我们拿起了木材和棍子,当作武器,还用工地上的原料造街垒。那里有一大堆石头。



我们进了那个公园,乘着警车的警察和乘着卡车的宪兵也来了。宪兵是在一片开阔地上下车的,那里很容易遭到攻击,我们就在那里用雨点般的石块来迎接他们。我们冲到卡车前,用棍棒打他们,他们扬言要用机枪扫我们,我们就停了手。他们就溜走了。石块像下雨一样砸在警察的装甲车上,落石的声音就没停过,所以警察都不敢下车了。我们包围了所有的警车,从四面八方朝警车丢石头。只要他们敢出来,我们就上去用棍棒打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屎都给打出来。我们还想掀翻几辆警车。里面的警察吓坏了,就叫司机赶紧开出去,好多警车都赶紧溜了。



过了十五分钟,警察又想步行进入公园。他们装备了盾牌、头盔、警棍和发射催泪弹的步枪。我们就在公园里等他们进攻。他们来到离我们十五或二十米的地方,我们就激他们:你们在2号门前不是很屌吗?怎么又怂了?来啊,来打我们啊,看我们不操死你。只有一个警察敢还嘴:有种出来单挑啊,出来一个我打趴一个。但警察都没有前进,他们怕了。



我们手里拿着石头,在我们面前的地上还摆着更多的石头,还有棍棒。警察等了一会,就开始打催泪弹,向我们冲锋。但他们忘了这里是公园,地方很空旷。所以,催泪弹刚一落地,我们就捡起来丢回去,结果他们那里跟我们这里一样,都被毒雾包围了。他们在跑动中没法挡石头,我们就用石头狠狠砸他们。等到他们发现自己一败涂地的时候,就像兔子一样溜了,我们就拿着棍棒在后面追赶他们。



在此期间,催泪弹落在特莱亚诺大道两边的阳台上和窗子里,毒气灌满了房子,熏得人们痛苦不堪。警察在楼道见谁打谁,女人,老人,小孩,一个都不放过。他们打小孩特别狠,就连刚刚十岁的小孩都打。大家都跟工人一起战斗。青年人丢石头,妇女把沾水的湿手帕发给大家抵挡毒气。被警察追赶的同志们就躲到房子里面。人人都从窗口,从阳台朝警察丢东西。



警察从四面八方进攻我们,把我们打散成一小队一小队的。毒雾太重了,就算是在街边都很难呼吸。我跟几个学生打算到已被占领的建筑学院去,在那里开会,跟其它小队会合。路上我们遇到了一队响着警笛的装甲车。我们分成两队人,一队继续前往建筑学院,另一队留下战斗。



当人们陆续抵达建筑学院,红旗已经升上了旗杆,这时候宪兵又来了。他们冲锋,打催泪弹,抓走了十几个同志。我们自卫,我们用石块反击。所以宪兵没能攻进大学。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朝窗口打催泪弹,但我们有一队人用石块还击,不让他们冲进来。越来越多的同志来到建筑学院,他们说特莱亚诺大道的暴动已经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尼凯利诺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又有消息传来,波尔戈·圣皮耶特罗、蒙卡利耶里还有都灵南边的市镇都爆发了战斗。所有工人阶级居住区都发生了战斗。就在这时候,大学外面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警察冲得越来越狠,我们丢的石头也越来越多。战斗正在从主要街道向两遍的小巷蔓延。到处都是催泪弹,石头,徒手格斗。我们决定分成几队人马,到城里正在战斗的地方去,看看战斗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一队同志去尼凯利诺。要去那里,就得经过特莱亚诺大道。



大概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特莱亚诺大道上,战斗的场面太惊人了。当时住在这一带的建筑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正好下班回家了。他们以前没有参加罢工,根本不懂罢工的情况。他们回到家,发现到处都是毒雾,到处都是警察,街上到处都是石块和垃圾。他们马上跟同志们一起战斗,用街边的建筑材料造街垒。这一带有好多建筑工地,所以砖块,木料,手推车,装满水的金属桶,水泥搅拌机什么的到处都有。



他们把这些都堆到路中间,用轿车做街垒,还把车子都点燃了。警察被卡在特莱亚诺大道的尽头,就是靠近阿涅利大道的那里。他们发起了好几次冲锋。他们拆除街垒的时候,人们就朝他们丢石头,然后跑进路边的公园里。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带着材料回到街上,用木板之类的东西重新造街垒。他们在街垒上倒上汽油,等警察再次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点燃街垒。他们还把轮胎点燃,再把轮胎滚向警察。有人开始拿出了燃烧瓶。



一些街垒上方飘着红旗;一面红旗上写着: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全都要!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你可以听见一种不停的、空洞的噪音,那是有人在用石块有节奏地敲击电线杆。他们不停地敲,不停地弄出这种空洞的声音。这一带到处都是工地、厂房、公共建筑物和空地,警察没法完全包围和搜索。人们不停地进攻,所有的人都在战斗。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好几队人,同时向一点进攻,然后散开,又去去进攻另外的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推动他们去战斗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欢乐。欢乐,因为感到自己终于变得强大了;欢乐,因为发现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斗争跟大伙儿都是一致的。


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感觉到一场人民起义正在全城爆发。他们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团结,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所以,他们怀着喜悦,而不是愤怒,向警察丢出每一块石头。我们觉得,这就是打败敌人的唯一办法——直接用棍棒和石块去打他们。霓虹灯和广告牌都被砸坏了。红绿灯都被推倒砸烂了。到处都建起了用各种材料制造的街垒。一辆压路机翻倒在路边。好多发电机在燃烧。天黑以后,你可以看见,城里到处都是催泪烟雾,燃烧瓶在飞来飞去,到处都是火光。

同志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同警察战斗,我都挤不进去了。到处都是烟,什么都看不清,到处都是闹哄哄的,乱哄哄的。我们一大帮人追赶警察,很快就把他们逼回到特莱亚诺大道尽头。在公园边上我们跟警察面对面地战斗。有个警察倒在地上又爬起来。大队人马越过轨道追打警察,烧着了的轿车上冒出了大团大团的黑烟。我们的人到处出击,你可以看见他们冲进烟雾又冲出来,你还能听见许多爆炸声。

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们大喊大叫,跑来跑去。我们跑到大道尽头时,战斗好像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我们碰到一个嘴里冒血的同志,我们把他扶起来。我们走了几步,又碰到了一个正在流血的同志,他站都站不稳了。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倒了下去。跑到大道尽头时,我们看见了警察。他们下了警车,戴上了头盔,拿着盾牌,站好了队形。

他们等着我们进攻,并向我们打催泪弹。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们。我听见几个人大叫:滚出去!我看见许多警察吓得逃走了。我们的人就全都欢呼:胡志明!前进!前进!我们向前飞奔,前面的烟雾很重。我看见身边有好多人倒在地上,还有好多爆炸声,警笛声,吼声,吵得很。我面前突然冒出一个警察,马上给了他一棍子。他倒下了,大家从他身上跨过去。

最后,我们又回过头来,走回大道上,有许多人受了伤。我们赶跑了警察。我们全都高兴得发狂了。我们等了一会,发现一列卡车从一条侧巷开了过来。大家就大喊:前进!前进!我们就冲过去追打警察,吓得警察连忙转身跑回去。有个警察被打中了,我们就追赶他,打他。然后我们就把警察赶回了原来那条侧巷的尽头。

就在这时候,警察还在到处打催泪弹,呼吸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只好后撤。警察逐渐夺回了特莱亚诺大道,但是街垒又在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被抓住的人都挨了痛打,被丢上了囚车。许多警察也挨了打。就在这时候,警察的援兵到了。他们是从阿列桑德里亚、阿斯蒂和热那亚来的。早上就从帕多瓦来了一个营,但这点警察根本不够用。可是暴动仍在扩散。在菲亚特办公楼外面,在特莱亚诺大道上,在阿涅利大道上,在所有的侧巷上,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班加西广场上的警察像猛兽一样冲锋,毫无意义地滥用暴力。但他们遭到了两面夹击,好不容易才逃走。副警监沃里亚差一点就被逮住了。同志们听见警察在无线电里请求上级允许他们开枪。

在烟雾和火光中,同志们建起了更多的街垒,抵挡警察的进攻。小股队伍袭击警察,丢燃烧瓶,然后趁着夜色躲进公园里。敲击电线杆的低沉鼓声还没停息。好多轿车都烧了起来。街上都是都是石块,满地都是。警察越来越暴力,变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对人打催泪弹,还朝公寓楼里打,不让楼里的人出来。有人看见副警监沃里亚挥舞着榴弹发射器,逼着窗户后面的人出来。然后,警察的援兵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控制住了这一带。他们直接冲进公寓楼,抓了几百个人。有个老太太扇了警察一耳光,也被抓走了。

班加西广场上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警察的援兵赶来了,他们改变了打法,不再把战斗限制在米拉菲奥里一带,现在他们动不动就猛攻,缓解压力。他们现在可以控制住整个地区。他们包围了班加西广场,冲进公寓楼里抓人。到了半夜里,战斗还在继续。在特莱亚诺大道上,到处都能看见警察把人拖出公寓,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骂警察:畜生!蠢猪!纳粹!人们在窗户后面大骂:你们这帮畜生,抓人就跟纳粹一样狠!

于是,我们决定去尼凯利诺,那里一整个下午都在持续战斗。去尼凯利诺可不容易,不能走平常路,因为到处都被烧着的车给堵住了。通往那里的桥也被堵住了。我们走另一条小路,才到了那里。住在尼凯利诺的上万名无产者已经用水泥管在各处建起了街垒。他们推倒了红绿灯,把它们扔到街上。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弄来各种材料,在街道中间造街垒,然后又把街垒给点燃了。

在横穿尼凯利诺的塞斯特里埃莱大街上,人们用点燃的轿车和拖车,还有路标,石头,木材造了十几个路障,把这条街给封死了。到了晚上,人们还用轮胎和木头点起了巨大的篝火。一片还没盖好的公寓楼里的木料燃起了大火,整个工地都烧了起来。路灯都被石头砸坏了,到处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火光。警察先是按兵不动,他们没有马上来进攻。等到凌晨四点的时候,援兵来了,警察就开始进攻。工人们都已经战斗了大半天,他们全都累得要死了。可警察却得到了援兵。

警察在路障上等了大半夜,等着援军过来接替他们。警察的援兵要从桥上经过,虽说那里已经被燃烧的车辆堵住了,我们还是赶紧跑去守桥,用石头攻击警察的援兵。但是我们的人太少了,只有二十几个人。载着警察的吉普车和卡车冲进了我们这边的街道,我们没能包围他们,我们只好跑开。一些宪兵跳下卡车,一边打催泪弹,一边向我们逼近。

我们全都跑了,宪兵就在背后追我们。我们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排吉普车。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可能是调头回来的巡逻队。形势变得对我们不利了。于是我们全都冲向警察,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朝吉普车扔石头,想赶跑他们。然后我们背后又出现了宪兵,我们就回过身来攻击宪兵。但是宪兵后面又来了大批警察。我们只剩几个人了,只好跑开。

在这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拼命地跑。我跑到一片空地上,脚被石头绊了一下,鞋子差点掉了。我停下来看我的鞋子,一个宪兵追上了我。然后一个跟我一起跑的同志扑到宪兵身上。他们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来,宪兵被打趴下了。我突然看见有条街的顶端冒出了烟。我们赶到那里,看见一条宽大的大道,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双方僵持不下,看不出哪一方会赢。到处都乱糟糟的。我只想找个地方歇一会,我再也撑不住了。

一些宪兵在向我们进攻,我挤不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后我们听见有人在喊: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看见路中间升起了一大团烟雾,大家都在大喊大叫,跑来跑去。警察的装甲车从烟雾中开出来,用探照灯把周围照得明晃晃的。他们看起来又高又大,全都在打催泪弹。路边有个建筑工地,我们有一队人聚在那里。刚才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志就朝那个工地跑去,我就跟在他后面。

街上有一大帮人在一起跑。我回头一看,发现他们都在跑,然后分散开来,躲进了侧巷里面。我跑到那个建筑工地时,已经有好几个人到了那里。警察朝我们头上打催泪弹,打掉了几块木板和砖块。我们看不见街上的情况。到处都是烟雾,到处都是喊声,到处都是爆炸声。烟雾和尘土盖住了街道,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只能听到叫喊声,警笛声和爆炸声。我听见左边传来发动机的声音和警笛声,那是警车开回街上了。两个燃烧瓶在街道中间烧了起来。

到处都是烟雾和毒气,喘都喘不过气来。然后警察跳下警察,向我们冲来。他们戴着防毒面具,拿着盾牌,冲过了烟雾。人们跑来跑去,躲进侧巷里,我也跟着他们跑。警察在后面追赶我们,在阴暗的火光中,在一片喧闹声中,我们全都混在一起了。我看得不太清楚,但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扑在一个掉队的警察身上,用棍子打他,一下又一下。

我看见几个警察从左边的侧巷里冲了出来。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全都举起了棍子,冲向他们。我撞上了一个戴头盔的警察,用棍子打他。他大叫着,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然后我们全都跑回到大街上。我们看见,大街上的另一边有我们的一队人,向着正在跑回警车的警察猛攻。警察逃跑了,我们就在后面追赶他们,把他们赶回街头尽头,停在那里的警车没有熄火,还在用探照灯照亮路面。有个警察举起双手,不知他在咕哝什么。我看见我们的人扶起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受了伤,头上冒着血。

警察的援兵越来越多,他们逐渐控制住了局势。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抓人,态度嚣张蛮横。但是人们并没有逃跑。工人和当地居民相互帮助,这时候他们全都适应了催泪瓦斯,顶着瓦斯继续建造街垒。我们四五个人在跑,后面有二十几个宪兵在追我们,我们跑进一栋公寓,把门关上。我翻过院子里的一道墙,发现这是个车间,里面有把梯子,我顺着梯子爬到车间房顶上,把梯子拉了上来。在我们刚才躲进来的那栋楼旁边,另有一栋楼,我看见另一个同志就躲在那栋楼的房顶上。

就在这时候,宪兵打破了门,冲进了公寓楼里。我躲在房顶上,看见宪兵冲进了阳台,他们带着头盔,拿着枪,爬上了楼梯,过了一会,我看见他们跑到了另一间公寓的阳台上,到处找我们。他们叫醒了正在睡觉的人,到处搜查。我们在房顶上待了一阵子,不知道宪兵走了没有。然后住在公寓楼里的几个女人看见了我们,给我们做了个手势,暗示说宪兵已经走了,她们说可以下来了。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太阳出来了。我们累坏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已经够了。我们从房顶上爬下来,回家去了。

[1]在1969年大斗争以后,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两个新左派团体,就叫“工人力量”(PotereOperaio)和“不断斗争”(LottaContinua)。在七十年代的工人主义运动和工人自主运动中,这两个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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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全都要》这本书,想写的是意大利的“大众工人”[1]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本书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它与其说是想象力的产物,倒不如说它在着力描写一个能够代表集体的典型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个人经历,集中描写了一整个社会阶层的生活习性;在那段激烈斗争的岁月里,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角,它具有新的特点、新的目标,使用了新的斗争方式,本书的主人公就是这个主角的化身。他是来自南方的无产者,从事着上千种行业,因为他没有专门的行业,没有一种专业技能,就算他有证书,他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失业,或是只能打短工;他在南方找不到工作,只能到都灵、米兰、瑞士、德国,到欧洲其它地方,去干那些最苦、最累、最没尊严的工作,去干那些没人想干的工作。他们在菲亚特、大众、雷诺工作,在比利时和鲁尔的煤矿工作,创造了意大利和欧洲的战后经济繁荣。

旧的共产主义传统是通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维系的,而大众工人与这种传统毫无关系。十月革命在都灵催生了意大利共产党,工人苏维埃的经验催生了工厂委员会运动。意大利共产党和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基础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他们要求得到权力和财富,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技能,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这个运动的先锋,是在占领工厂的过程中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它试图取代老板的经理的位置。当时,资本主义动用了下面这些手段来对付它:法西斯主义、1929年的经济危机、技术大跃进(装配线与泰勒制),并用一种新型的工人来取代传统工人,击败了传统工人;这种新型工人技术不熟练,没有专业分工,流动性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与机器,与工厂的关系,跟传统工人大不一样。

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他们在思想上与工作、与任何一种职业都是疏离的,他们无法成为某一行业的代表,他们对任何一个行业都缺乏认同感。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找到挣钱的门路,让自己能够继续消费与生存。而且,显而易见,对于任何繁荣和发展,对于任何参与,他们也都是完全疏离的。在他们看来,能挣多少钱,能够挣到多少可以立即转化为消费品的钱,是衡量工作与发展的唯一标准。但是,当他们经历了工作组织的不同阶段(四处流动,进厂做工,失业)之后,这种疏离就逐渐变成了一种新发现的政治上的抗拒态度,变成了对依赖性劳动(dependent work)的拒绝,最后,在实践中变成了破坏性的造反。主人公的个人故事,变成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故事。

1969年,先是在菲亚特,然后是整个意大利,资本对新工人的统治被动摇了。资本对新工人的统治遭到动摇,不是因为工人随着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而形成了新的阶级意识,而是因为工人直接提出了物质要求。资本对新工人的统治遭到动摇,是因为这些斗争具有物质性(引发这些斗争的原因,给它们带去了不同的特性),是因为这些斗争是由发展本身引发的。在南方,资本想利用工人权力来促进发展,但资本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工人权力是建立在物质需求之上的,它天生就是好斗的,所以,它暴露出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五十年以前,资本主义引入了以装配线和大众工人为基础的工厂生产模式;五十年后,无知而又粗鲁的南方民工却让这种资本主义战略陷入了危机。这种复杂而又久经考验的战略曾经富有成效,而工人运动、共产党和工会也是根据这种战略来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结果,它们同时陷入了危机。

在整个七十年代,由于学生和市民社会深深卷入了工人斗争,这种危机几乎使整个国家停摆,为了摆脱危机,资本再次动用了五十年前用过的工具。首先,它让警察和司法机关进行暴力镇压,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并给他们判刑。同时,它利用1973年的石油危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最后,技术进步使装配线消失了,工厂开始普遍采用机器人,这让工人的成分更加革命化了。除了一小部分专业技术精英之外,工人变得技术水平更差,权利更少了。出现了一种流动性极强的工人,他们变成了临时工,没有任何权利(假日、病休、退休金、裁员保障),只能被雇佣一段固定的时间,或是打零工,他们的工作往往都不会被登记在案;雇佣他们的一般都是替大公司分包了绝大多数具体工作的小企业。资本把大量资金用于开发技术,而技术的发展,又使资本可以大量削减雇员,降低人力成本,削弱了工人在工厂里进行组织的能力。

由于市场的全球化,资本在进行这种重组过程的同时,又把整个生产流程转移到只有最低工资、没有工会保护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尽管资本使出浑身解数,在九十年代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现在这场经济危机还是动摇了它,看来它只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资本只在表面上赢得了胜利;它触发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必定会使它撞上那个根本问题——早在三十年前,大众工人喊出了“拒绝工作”的口号,在斗争中明确提出了那个问题。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意味着依赖性劳动的终结,而依赖性劳动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西方工业文明就是靠了依赖性劳动才得以诞生和发展的。

生产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总的来讲,几乎每一种工作和活动,都能交给机器和计算机来处理,所以,只有极小一部分工作还需要人力劳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每一个人分享机器生产的财富呢?为什么不让每一个人都享受不用劳动的闲暇时光呢?到了今天,工作已经不再必要,非要让人继续工作,只是为了让资金流转,让生产、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循环继续运行。

但是,这个循环已经慢下来了;失业与贫困的蔓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振,引发了无法避免的危机,资本主义为了从危机中挽救自己,正在疯狂地玩弄金融投机的罪恶把戏。在这个世界上,本来人人都可以过得富足、幸福,但是,一小撮富人却怀着疯狂的贪婪,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却把贫困和废墟留给绝大多数人;由于过度开采资源,好几代人、好些国家甚至整个地球都将面临毁灭,这就是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而我们还在助长它。

但是,当人类摆脱了已经毫无必要的强迫劳动以及金钱的奴役所带来的勒索与痛苦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能按照自己的天资与愿望,自由地活动,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同时,人类的普遍幸福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都要!”这句古老的战斗口号,过去就是这个意思,在现在,在将来,它还会是这个意思。

南尼·巴雷斯特里尼

                                                                         2013

[1]大众工人(意大利语:operaio massa,英语:massworker)是工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看下文。——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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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都要》译后感想




1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它成功地塑造了整整一代工人的形象。作者把他接触过的大量工人,糅合成了本书的主人公“我”。整本书都是通过“我”的自述来叙述的。“我”的姓名在书中从未出现过,“我”是整整一代工人的典型化身:出身南方乡下,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与高速工业化中,“我”生活的南方乡村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在城里念完了中学,上中学的时候,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我”产生了辍学搬砖的念头,但在父母的影响下,“我”还是念完了技校,虽然技校里教的东西都没什么用。技校毕业后“我”就到北方打工,“我”曾做过到了北方就能发大财的美梦,但是,“我”到处漂泊,换了许多工作,最后发现,不管做什么,“我”都不可能发达,“我”天天干苦活累活,却总要被老板剥削,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按照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的说法,“我”所代表的那种工人叫做“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缺乏专业技能,流动性极强,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漂泊,与传统的工人组织(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极为疏离,对任何一种产业、行业都缺乏认同感。当然,“大众工人”是否真的具有工人主义认为的那种革命潜力、它是否真的能成为革命的主体,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感兴趣的是,“我”的生活经历,与珠三角乃至沿海与内陆工业区的大量工人高度相似,既然“我”那一代人能够突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现今的中国工人缺的或许只是一个契机。


2、从私德来讲,“我”远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甚至也算不上一个“好工人”:工作中总是千方百计偷懒耍滑,还跟朋友的老婆搞暧昧。“我”平时对政治是完全冷漠的,“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政治教育,但是,为什么在斗争爆发后,“我”的态度会突然转变,一下子就积极参加了呢?


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直接的描写,或者说,作者没有让主人公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读完全书后,我的想法是:工人并不是因为学懂了马克思主义才会反抗,而是因为他们早就对资本主义忍无可忍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对人的异化,是与人的天性相悖的——劳动成果不断被老板剥削;漫长而又难以忍受的劳动;无时无刻的精神驯化,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苦闷与压抑,“我”在弄到长假后,惊觉自己居然不知道该干嘛才好了。所以,当“我”发现,周围开始有人起来拒绝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倍感压抑的工作后,作为一个没有被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驯服的工人(在前面四章,“我”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反抗,当然,这些反抗都还是个人的、觉悟很低的形式),“我”自然会积极起来响应。工人在反抗中产生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或其它思想)产生兴趣。


3、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有“文以载道”的念头,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他作为一个政治流派的积极参加者,自然也想通过自己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手法有时不太高明,生硬插入的说教太多。比如在第六章里,“我”突然冒出了一大段关于工资、剥削与劳动的议论,这就显得太生硬了。那段议论虽然很通俗,并不“学术化”,但也不太像是一个刚刚觉醒的工人能讲得出来的。当然,也许此时的“我”已经接受了一定的政治教育,懂得了一些理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手法还是不高明的。


4、书里讲的这次大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全厂同时罢工,而是先从某个工段、某个车间开始,由于现代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机体,任何一个部位的停工,都有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企业的生产计划,所以,菲亚特工人采用了让不同工段、不同车间、不同岗位、不同厂区的工人轮流地、间歇性地罢工或主动限产,反复打乱生产计划,撇开党和工会,独立自主地进行组织,不断地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吸引到斗争当中,最后终于使全厂瘫痪。这种行动思路值得借鉴。


然而,在剧烈的爆发之前,肯定经历了一段酝酿、发酵、最终爆发的过程,但作者没有写这一段,也许是因为“我”入厂时间太短,进厂三个月就碰到爆发,所以作者也就不写了。


5、书中多处明确提到工人自己控制生产的决心,许多工人都提出了自己控制劳动速度、修改劳动计划的要求,但是,这里却暴露出了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的一个矛盾。


“我”反复表示自己厌倦劳动,痛恨劳动,劳动是有害的,这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把工人异化为机器,主管为了提高产量,拼命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工人苦不堪言。但是,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工人苦不堪言,工人才想自己控制生产,由自己来制定生产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想法,再往前一步,当工人试图控制整个工段、整个车间、整个企业乃至全国的经济时,那就离夺权不远了。事实上,书里的工人在斗争进入高潮后,也确实产生了夺权、并且用某种东西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想法。当然,具体怎么取代,书里并没写,估计工人自己也没想得太仔细。


然而,工人主义后来却提出了“拒绝工作”战略,作者在后记中认为,现代科技已经使大部分劳动都可以用机器代劳,对于工人生活而言,工作已经不再必要,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资本积累的循环才需要工作,所以,工人主义号召工人拒绝工作,企图以此来制造社会危机。但是,很明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拒绝工作”战略的前提明显是错误的,它只能导致先进工人失去对生产的控制。


6、在最后一章里,工人在同警察战斗时,很奇怪地,推动工人战斗的感情不是愤怒,而是欢乐:工人们因为长期的斗争而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感觉到了自己的强大;工人们真切地感到,某种新生活就在眼前,似乎只要再丢出一块石头,就能打破这种苦闷和压抑的生活。因此,这种暴动,是一种发自本能的、狂欢节式的暴动。


但是,正如本书的结尾一样,这种狂欢式的、缺乏组织的暴动,不可能战胜冷酷、高效而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镇压机器。要靠这种暴动战胜资产阶级镇压机器,唯一的可能就是“全国同时起义”,但这样一来,在战略上就跟无政府主义没有区别了。


所以,工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超出无政府主义的水平,尽管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性,并且几乎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停摆,但工人主义无法给工人阶级提供正确的领导,不能挑战改良主义工人政党(共产党、社会党)的领导地位,最终被资产阶级国家和改良主义联手打败了。宝贵的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代觉悟工人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7、尽管作者所属的那个流派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本书的价值:它真切地记载了整整一代工人是如何觉醒起来、投入反抗的。我认为,就算它只有这一个优点,也能给中国工人阶级提供启发和教益,所以我才把它译成了中文。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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