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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运] 1973年:布罗德梅多斯的福特汽车厂罢工(Brasserie 授权发布 系列之四)

1973年:布罗德梅多斯的福特汽车厂罢工(Brasserie 授权发布 系列之四)

1973年:布罗德梅多斯的福特汽车厂罢工



1973年6月,布罗德梅多斯的福特工厂工人摧毁了工作场所,遭受警察镇压并迫使工会头子事后承认了罢工事实。这是本次罢工的大概经过。


这场罢工只是当年澳大利亚的数百起罢工中的一起,由于罢工者摆脱了工会控制,获得广泛支持以及将移民工人的需求纳入了国家议程,这一罢工非常引人注目。


暴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工厂中75%的劳力都是外来移民,而他们的劳动条件长期以来是十分可怕的。管理层利用语言障碍来对付工人的投诉。公司和工会都没有试图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提供合同或安全设备,导致工作人员不了解其权利和义务。一般来说,福特的人事官员填写所有的工人表格,替他们在工会和加班的表格上签字。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请求许可或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罢工委员会成员,土耳其人洛克曼·卡莱希当时所说:


    “当工人来澳大利亚时,他们不会说英语,没有朋友来帮忙,没人对他们的问题感兴趣......他们不得不为外国公司提供廉价的过度劳动......公司把工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福特公司提高了生产需求,但员工辞职后,公司往往不能及时找到人手代替辞工者。结果,公司暗中提高了装配传送带的速度,让工人疲于奔命。此外,车间里都是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雾和油漆。只有少数安全设备是可用的,其他的不是坏了就是过期了。除此之外,工人们必须排队几个小时才能上厕所。一个工人索尔·马克思后来回忆说:


    “我从来没有在如此糟糕的地方工作过,特别是对于移民工人......潦倒,屈辱,残酷。”


由于这些条件,布罗德梅多斯工厂的工人已经在1963年和1969年发动过罢工。他们的战斗力也源于其母国陷入的巨大动荡。20世纪70年代在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反法西斯起义中受过锻炼的人,不太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待遇。一名工人说:


    “意大利和希腊的工会比这里更强大......如果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就不会只罢工一天......他们会全力以赴,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5月18日,其他地方的罢工已经开始。在工资只加了一点之后,汽车行业的四个工会不得不对主要雇主福特,克莱斯勒和GMH采取行动。工会领导层已经决定采取“游击战”的策略,主要是针对GMH的零星行动。工会打算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举行一系列短期停工会议。


然而,布罗德梅多斯工人的情绪与领导层相反,4000名工人自发地投票开始罢工。当工会试图阻止工人行动时,工人和工会负责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工会不得不支持罢工,希望事情能够及时平息。


正如伯特戴维所解释的那样,对工会领导层的敌意一直在持续增长,


    “汽车制造工会是一个非常注意劳资和谐的工会......如果打工的小伙子们开始采取行动,公司会召集行动的组织者,压垮这一切......”



罢工一直持续到6月初。到目前为止,福特已经损失了大约2,700万美元的订单,并且订单堆积如山,其他工厂闲置等待组装。面对进一步的损失,公司与工会头子达成协议,并在6月11日提出可以略微加薪,其他条件不变。他们竭力想让工会领导层冷静下来,在布罗德梅多斯市政厅召开劳资协商会议。但是只有很少工人懂英语,不知道官员们在讨论什么。简短讨论后,两个主要工会AMWU和VBU要求对复工进行投票。在AMWU的全国助理秘书(后来成为劳工部长)的呼喊和辩论中,工会声称略微多数赞成和解。


许多参与者感到投票被操纵了。当工会建议立即重返工作岗位时,他们的演讲被淹没了。愤怒的工人冲上讲台,工会的头目们被迫从后门逃脱。


第二天,6月13日星期一,事件真的闹大了。从上午7点到30点,大约1000名工人(主要来自装配厂)开始在工厂门口集结,以防止管理层或者任何人复工。工作人员用各种语言高喊“不要工作”,并试图阻塞入口。当警察试图抓捕一个受欢迎的工厂代表时,人群猛然前进,把一堵七英尺长的墙搞塌了。属于管理部门的车辆被砸坏,办公室也被毁。


到上午10时,100多名警察来保证厂区安全。但是他们也做不了更多,因为数量上的差距太大了,警察被砖块和瓶子反复击退。与此同时,罢工者继续毁坏财物,试图拆除一个十英尺长的铁丝网,劫持一辆水果车,然后向警察投掷水果,胡萝卜和西红柿。


现场非常喜庆,“他们玩的很开心,表明他们是自由的——为反抗而欢庆!” 一名工人跳着喊:“我们要砸烂福特!” 下午4点至15点,福特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关闭工厂,而且也不让那些没搀和罢工的工人进厂了。工厂被迫停工,罢工者宣布胜利并被驱散了。但没有人被捕。


接下来的几天,福特和主流媒体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工会和工人,指控说“他们(工会领导层)明显无法控制其成员中的暴力分子”,题为“暴民统治”的整页广告谴责暴动参与者。福特声称他们被迫关厂。同时,工会被迫追认工人的行动,号召进行无限期罢工。在工厂附近举行集体会议时,工会领导人低声说:“我真诚地告诉你们工人,我犯了一个错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


工会公开支持工人的行动,一位领袖声称这些人“因非人道情况而爆发......汽车组装区的工人说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噩梦。” 但是其他工会官员的言论更能表达工会的真实感受,他谴责暴动是“愚蠢的”。然而,这位工会干部也承认:“工人真的很恨公司,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当被问及为什么工会干部在骚乱期间不在现场时,他承认“我们不希望(他们干部)呆在这里——他们会掉脑袋。” 暴动并不愚蠢,它引发了对罢工的广泛支持,工会也紧急募集了一笔钱支持罢工。


这场骚乱不仅使工会领导层陷入混乱,而且使福特管理层陷入混乱。起初,该公司的一些部门似乎正在通过敦促“冷静”以采取调解路线,但不久之后他们转而采取了强硬政策。他们拒绝接受工会的任何主张,而是企图以在吉朗工厂裁员3000人来分化并威胁工人。计划宣布将两个工厂迁往马来西亚,在那里可以找到更灵活的劳动力。


尽管公司非常强硬,工人们没有退缩。暴动第二天召开的工人会议一致同意继续罢工。愤怒遍布全国各地的GMH工人。在GMH投降并改善工资和生活条件之前,生产停止,汽车堆积。


当时,地方议会向罢工者提供了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医生为罢工家庭免费治病,甚至希腊东正教教会也向罢工基金捐钱。玻璃安装工会拒绝修理在暴乱中破碎的窗户,直到福特公司妥协。


在暴乱十周后,福特终于让步了。公司同意放慢装配线,雇用更多的工人,雇用女性,增加厕所休息次数,修理屋顶漏水和提高工资水平。许多工人想坚持罢工,但工会通过将工人按语言分成不同群体来操纵投票。每个人分到不同的投票点。最后,大多数投票决定复工,土耳其工人的票数起了主要作用。许多希腊罢工者感到不满:“当他们按语言把我们分成不同组时……工会实际上就出卖了我们“。


虽然投票受到操纵,而且工人最后得到的利益并没那么多,但工人的自豪感和胜利感却是巨大的。他们一度占领了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让老板陷入困境。工人回忆说:“我们赢得了足够的荣誉……” 另一名罢工者形容说:“有一种乐观和胜利的气氛……”


罢工过后的几年,工人的信心和战斗力仍然很高。正如一位工人所说:“我们向公司表明我们不是奴隶......他们开始害怕工人和工会了,他们尊重我们工人,不像以前那样像对一条狗那样对我们说话了。“ 在整个70年代,这家工厂的小规模行动十分普遍,经常领导其他地区的工人提出改善工作状况的要求。1981年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罢工,而且再一次绕过工会,直接举行24小时罢工和停工会议,迫使工会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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