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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卡车司机的造反》

《卡车司机的造反》

自序


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本书内容承担全部责任,不过,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在我的合作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玛维尔·肖尔(Marvel Scholl),她与我一同经历了本书中介绍的这段历史。她在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使我了解了妇女在罢工期间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玛维尔帮我回想起了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由我对着录音机口述,再由莎伦·李·法伊纳(Sharon Lee Finer)整理成文。她整理得又快、又好,并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与雷·雷因波尔特(Ray Rainbolt)仔细阅读了每一章手稿,并与他们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做了核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包括哈里·德波尔提供的引文。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提供了有关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罢工之前的收入与生活状况的背景资料,还为本书中讲到的其它问题提供了材料。麦克斯·盖尔德曼(Max Geldman)为本书中有关失业工人的段落提供了参考意见。小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Jr.)帮助整理了他父亲早年的传略。在其他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又亲自校订了全书手稿。



老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Dunne,Sr.)与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在本书记载的故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他们都已去世了。他们以录音和回忆录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对我帮助很大。我曾当过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所以我的档案库里保存了大量的工会文件,特别是多次会议的纪要、正式通信的副本和公开发言的记录。我利用这些材料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并且使自己对一些具体事情写得更加准确了。出于同样的目的,我还参考了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组织者》(TheOrganizer)的合订本。我还参考了当时的托派周报《战士报》。此外,我还参考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旗下的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 UnionCLU)的机关报《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Minneapolis LaborReview)以及罢工期间出版的一些资产阶级日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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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的,那时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匹兹堡煤业公司[1]的煤场工作,那天下午,从其它公司来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司机,他叫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来这儿装煤,领班叫我帮他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起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打算参加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2]的574分会。我当时对工会不怎么了解,但他的话吸引了我。为什么呢?我想,应当简单讲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这样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后,我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就在那里长大,1925年1月,我从城北高中[3]毕业了。毕业后,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助手、卡车司机。1926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我就搭便车到了北达科他州,在那里的收割场工作。那年秋天,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在西部电气公司[4]找了份工作,专门给中央办公室安装电话设备。




1927年4月,我和玛维尔·肖尔结了婚,我和她在高中毕业那年就开始交往了。1928年,西电把我调到爱荷华州分公司。1930年,我升为组长。1931年,公司又把我调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公司。在那里,他们给我安了个“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叫我负责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工作成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在国内。




那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登出了一张上海的照片,让我大受震动。在这张照片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横穿全图,底下堆着沙包。美军部队就沿着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照片的说明中写道,富人区对面就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里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富人的租界却毫发无损。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不禁对遭受如此野蛮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同情心。我突然觉得,世上肯定有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就错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我被调到分公司经理办公室,这主要是为了接受主管人员的训练。训练内容中有一项是参加各区经理的会议——只是参观学习,而不是真的参加讨论。当时,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公司开了一次会,列出了一个裁员大名单。有个被裁掉的员工,叫约翰·斯泰利(John Staley),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眼看就能享受到公司极为吝啬的养老金了。但在会上,他们说裁掉他能让公司的劳动力更年轻、更有效率,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我跟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经常跟他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公司对他实在太不厚道了。这也让我明白了,公司只想把我训练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就不想参加训练了。




一有什么事影响我跟玛维尔的共同生活,我就会跟她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跟她讨论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一致同意:我应当离开西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过了一年,我们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我们家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




凭着我在公司的职位,我在离职时能拿几百块遣散费。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等到生意上了正轨,就让玛维尔接手,我就去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打算当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就让玛维尔也上大学。这样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很天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而不像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我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充满爱心的人。




1932年9月,我终于辞职了。我们开车从奥马哈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路上心情还很愉快,我们还编了一首歌,讲的是加入失业大军的经历。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想做点小生意,但没有成功。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我却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我只能给推销员当托儿,可是买家又非常稀少。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离开西部电气公司的时候,就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分子。




我们只好跟我爸妈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父母接济过活。为了维持家计,我帮家里种菜,后来长得不错。到了收成的时候,玛维尔和我妈顶着盛夏的高温,在煤炉上干了好久好久,把不少蔬菜做成罐头储藏起来,等到冬天再吃。我爸在匹兹堡煤业公司管机器,通过这层关系,我总算在这家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是1933年9月的事了。




我们又能靠工作养活自己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找了套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一开始,我一星期要干六十个钟头,能帮家里挣十八块钱,我们要用这笔钱来交房租、买吃的、穿的和其它用得上的东西。我爸妈在有余裕的时候还会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平时就吃蔬菜罐头,还分一些罐头给我爸妈。




我的工时突然被减为每星期四十八个钟,我家就只能勉强过活了。铲煤这活儿干起来累死人了,能少干十二个钟,对身体倒是不错,可这样我们就得少挣两块钱。所以我们又碰上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吹来了。我们回家时发现,放在阳台的罐头大多被寒气给冻坏了,阳台虽然是封闭的,却没有暖气。我们真的是穷到一贫如洗了,浑身皮包骨头。




我最担心的是,煤车司机这份工受季节的影响,只有每年最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所以煤车司机一开春就会被炒掉,我就怕自己也会被炒。说不定老板哪天一拍脑袋,就会把我炒掉,那我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得想个法子,找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格兰特·邓恩说我想参加工会。




但他跟我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表[5]克利夫·霍尔(Cliff Hall)跟老板签了封闭式合同[6],按照这个合同,老板只能雇用574分会的会员,也就是一个煤场里的一小部分工人,而工会就把老板尊为“公正”雇主[7]。要是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这笔交易就要落空,霍尔就怕这个,所以他撺掇了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不让其他煤场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说,咱们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8]对咱们非常重要,而在咱们这一行里,574分会是劳联的代表,要参加劳联,非得加入574分会不可。为了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煤场工人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委员会。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George Frosig)想让煤场工人全都参加工会,他俩帮了我们很多。布朗安排自愿者委员会跟工会执行委员会开会,让自愿者委员会提出参加工会的要求。格兰特特地跟我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这一行里的龙头大哥,自愿者委员会里不能没有这家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要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答应了他。




过了几天,我们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会议开始时,布朗特地介绍了我们的事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执委会总算改变了立场,同意接受我们加入。然后,574分会就开了好几次大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组织活动。没过多久,就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工会。接下来,各个矿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把工人的要求都列出来,再交给老板。到了1934年1月,工人的要求都列成了单子,得到了全体工会会员的批准。这些要求主要有: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要给加班费、改善工作条件,根据年资提供工作保障等等。




我们把这些要求交给了老板,他们却不肯谈判。于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全体煤场工人一起开会,商量工会该怎么办。劳联旗下的另一些工会也派了几个干部来开会,他们跟霍尔勾结起来,不让大家举行罢工投票,气得许多工人撕了工会会员证。工会干部先是不许我们参加工会,现在又来阻挠我们的行动。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得想个法子。




起草工人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煤场停工的时候再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委员会费了老大的劲儿,求那些撕了会员证的工人再给一次机会,尽可能叫更多的人来投票,到了星期天,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了决定:给老板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谈判,在时限之前,再开另一次大会,另外,在此期间,还要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老板们坚决不肯谈判,于是,在1934年2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罢工了。




煤炭生意非常依赖运输业,没有交通工具运送煤炭,住房和建筑物就没法供暖。工会发起组织活动之后,老板们为了让消费者储备煤炭,一直在散播罢工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商家为了卖煤而搞的炒作,所以到了二月的时候,有不少人家里只存了很少的煤。更糟糕的是,罢工开始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天气这么冷,没了煤炭,人们啥事都干不成,工会占了上风。




劳联干部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后,许多工人对工会非常冷淡。他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看工会是不是动真格的。现在斗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北第一大街614号的劳联活动中心,574分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那里开会。我就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吧。




跟格兰特·邓恩谈过之后,我又探了探匹兹堡煤场里其他工人的口风,看看他们对参加工会有什么想法。只有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人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看看再说。罢工第一天早上,我来到煤场,跟领班说我们不干活了,然后我叫其他工人跟我一块去公司的车库。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都在那里了。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商量了一会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一起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队。其他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了我们,这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能参加纠察队的工人大概有600人。其中大部分人分散开来,防守较大的煤场,其它地方设了封锁线。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会根据需要调动周围的兵力。参加罢工的司机里面,有些人是个体户,他们有自己的卡车,自己开车运煤,收点佣金。纠察队就把他们的卡车集中起来,留给纠察队长,用来调动兵力。罢工第一天,还没到中午,各支纠察队就把街上的工贼司机都给赶走了,67个煤场里,只有几个没被封锁,剩下的全都被封锁了。




警察马上就来跟我们作对。他们调动兵力,想把纠察队从一个被封锁的煤场赶出去,还放话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蔑视警察,把两车煤倒在一家煤场门前。警察想护送工贼司机,让他们把煤运到县治安官的温室,纠察队就在主干道上跟警察打了三个钟头,不让他们过去。




在火热的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新的纠察战术,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有些罢工工人自己买有二手车,大都很破旧了,要让它们跑起来,车主还得经常在自家后院维修它们。这批车大大加强了纠察队的机动性,让纠察队获得了一些战术优势。纠察队可以在街上不断巡逻,一发现工贼司机就把他们赶走。哪个煤场出了麻烦,援军很快就能赶到。只要警察想护送工贼的车子,就像给县治安官运煤那次一样,纠察队就会在沿途不断地打击工贼。




我跟几个罢工工人聊天时,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纠察战术,他们兴高采烈地聊着在城北到处巡逻的纠察队员。有个人说:“他们的头儿叫哈里·德波尔[9],他们打得可猛了。”这种纠察战术在当时叫巡逻纠察队,后来被汽车工人学了去,发展成为机动纠察队。




罢工工人白天巡逻,晚上也要巡逻,睡得很少,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团结起来。我们对罢工斗争的成果怀有很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在斗争中,我们逐渐发现,有组织的工人原来天生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更使我们斗志昂扬。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老板们和政府里的奴才们就是打不垮罢工。老板们终于顶不住了,放出话来,表示愿意谈判。停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通过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地区劳工局,把这话传了过来。




2月9日,574分会的干部召开全体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了按照劳工局的规定结束罢工的提议。照他们说,在劳工局主持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如果工会能在谈判代表的选举中获胜,老板们就会同意进行工资谈判。克利夫·霍尔找来了好几个人:一个法官、一个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个劳联干部,叫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们大吹特吹这个解决方案,吹得跟耶稣重生一样美妙。他们对罢工工人说:就算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都得到满足,工会也已经在这一行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走路?见好就收吧。”




他们吹了一个钟头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上台发言了。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善于独立思考。迈尔斯说,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很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出老板已经被我们逼急了。老板们现在想玩花招,把我们在纠察线上争到的东西又骗回去。所以,老板们不想直接跟工会谈判。他说,在集体谈判的选举中,574分会十有八九能赢,可是,他们既不肯保证加工资,也没有对其它要求作出承诺,却想叫我们复工!我们应该这样回答老板:除非老板直接跟工会谈判,否则我们绝不复工。我觉得迈尔斯说得很对,所以我投了他一票。但是,大多数罢工工人都同意接受现有方案,第二天我们就复工了。




接下来,为了准备二月中旬的集体谈判,先举行了谈判代表的选举,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574分会大获全胜。然后呢,迈尔斯·邓恩果然猜对了:老板们表示,必须通过劳工局,否则工资什么的一切免谈!最后老板们只跟劳工局一起另搞了一个统一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只涨了一点,每周干满四十八个钟后,加班费按工资的一倍半来算。全体工人的收入都加了一些。就说我吧,我原来的工资是一周十六块,现在加到了二十二块。




要是让工会直接跟老板谈判,我们肯定能争得更多,但我们还是逼得老板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会,它至少拥有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基层会员,而且它还有两个挺能干的干部比尔·布朗[10]和乔治·弗罗西格。尽管在工会的领导当中,有克利夫·霍尔那样即短视又无能的家伙,但我们还是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霍尔这种人,煤场工人才得先为参加工会而斗争,然后还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在纠察线上日夜巡逻,到头来还得在谈判中丢掉许多成果。我们有不少人开始觉得,工会的干部队伍非得彻底整改不可。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就在工会会场四周放话,说什么邓恩兄弟都是“共产分子”。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没有中他们的计。我很佩服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中的表现。他们好像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也有勇气去做。




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我走出会场大门,进了对面酒吧,看见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旁。我在他旁边找了个座,跟他聊了两句,就直奔主题。




我问他:“嘿,伙计,你是共产分子吗?”




他顶了一句:“关你屁事啊?”




我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你要真是共产分子,那就带我一个呗。”




我猜,我要是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就能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




过了几天,迈尔斯和格兰特带我去卡尔·斯科格伦德[11]家,参加了内部会议,以前我跟斯科格伦德只在罢工中聊过几句。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2]。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找的政治教育。接受教育后,我最终在1934年3月加入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知道,在1932年大选中,我投的还是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呢,很明显,在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在短短一年里的经历,使我在政治上大大进步了。




从那时起,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工会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年那段动荡岁月的历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不久就升级为事实上的内战,而煤场罢工仅仅是它的揭幕战。煤场罢工刚过不久,又爆发了更加广泛的卡车司机罢工,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大大加强了群众斗争的战斗性,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委员会[13]不久后在基础产业发动的大规模斗争极有帮助。




那时候,最关键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虽然明尼阿波利斯没多少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这个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也是整个产业的关键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在在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下发生了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有一批革命社会主义骨干,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工人群众的造反斗争,并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就必须理解这种情况与工会历史的直接关系。




另一个特殊因素是这个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特别是中老年工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州政府不得不服从工人群众的压力,让州长很难充当彻头彻尾的罢工破坏者。




所以说,不从历史背景开始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因素,就无法把握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全部意义。






[1] 匹兹堡煤业公司(Pittsburgh Coal Company)于1899年在新泽西成立,由梅隆(Mellon)家族控制。1945年同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联合煤业公司(Consolidation Coal Company)合并。——译注 [2] 19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两个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IBT),以下简称“兄弟会”。——译注
[3] 城北高中(North High School),现名城北社区高中(North Community Hight School),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所四年制公立高级中学,1888年建校。——译注
[4] 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老牌电气制造商,也是AT&T的主要供货商,1996年因AT&T重组而停业。——译注
[5] 原文为business agent,缩写B.A.,在一些工会里,business agent一般是指领工资的专职干部,专门代表工会,为了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同公司谈判,在这里译为“工会代表”。Business agent这种说法在美国和加拿大比较普遍。——译注
[6] 封闭式合同(closed-shop contract)是指这样一种合同:在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公司,老板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7] 意思就是说,工会承认老板是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合理、付加班费的“公正雇主”(fair employer),并且不再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译注
[8]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9] 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1903—1992),生于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市(Crookston),积极参加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后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
[10] 即上文提到的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11] 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1884年4月7日——1960年12月11日),生于瑞典达尔斯兰(Dalsland),少年丧父,辍学当了工人,青年时参加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受迫害,于1911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和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2]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1889年4月17日——1970年2月17日),生于堪萨斯城一个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14岁时开始打工,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3] 由于劳联顽固坚持行业工会主义,劳联中一部分倾向产业工会主义的工会便于1935年11月9日组织了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试图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1938年,产业工会委员会脱离劳联,改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合称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0 08:53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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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种子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明尼阿波利斯位于一片广大的农牧草原的边缘,这片草原向西贯穿南北达科他,一直延伸到蒙大拿。在十九世纪,这个城市的北边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边境。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这块地方后,发展起了以小麦和木材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木材大亨拼命掠夺尚未开发的森林的时候,人们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梅萨比岭发现了铁矿,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资本又涌入了为东部钢厂提供原矿的露天采矿业。

明尼阿波利斯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在伐木业兴旺时,市里总是能听到锯木厂的嘈杂声,多年以来,它也一直是全国面粉业的中心。生产农具的钢铁厂一家接一家冒了出来。商人开了批发店,交易这一带的五金产品、食品、衣物和其它消费品。铁路网从这个城市铺向四面八方,后来又铺设了错综复杂的公路网。铁路决定了谷物运到市场上的运费,而谷物的售价又是由面粉厂老板定的。除了城市大亨的这种剥削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金融操控通过当地谷物交易所与银行进行。资本主义让所有人都走了好运,发了大财,就只有工人和小农不能沾光。

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劳动力,是由本国人和移民组成的。许多工种都是季节性工作,所以,干这些工作的本国工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的流动工人。这些流动工人主要干的是收割谷物、砍树、采矿、造铁路之类的工作。世界产业工会[1]起初就是这些流动工人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贫民区——布里奇广场区成立了第10分会。从1910年到一战爆发,它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在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之一。它在这一带帮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找到了工作。

世界产业工会具有英勇斗争的历史,所以它的会员的阶级觉悟很高。有些会员成了“双重头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劳联旗下的某个行业工会的会员。因此,总的来说,明尼苏达工人运动受到了他们的战斗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还有,从外地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铁路或铁路维修厂打工的那些工人,也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他们中有尤金·维克托·德布斯[2]的追随者,德布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会领袖,他用阶级政治的原则教育了他们。他们从国内其它地方学来了罢工的经验,他们的政治修养对当地的劳联分会产生了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本国流动工人涌入的同时,大批移民也涌入了这一带。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德国、芬兰和丹麦。他们大多是听说这里种庄稼能赚钱,土地又便宜,便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想当上农场主,过上好日子。要靠种地过活,他们得有种子、农具和牲口。为了买这些东西,他们欠了大笔的债。他们想把庄稼卖个好价钱,却经常上当,有时还会歉收,所以他们经常要另找路子弄点现钱。所以他们经常到明尼阿波利斯打工。许多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熟练的工厂工人或建筑业技工,来了美国照样能在老行当找到工作。其他人就得费尽力气找份普工做做。

一些人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下来,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小农场,来到了这里。有不少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加入德布斯时期的社会党,在党内,他们按照原来的国籍,被组织进不同的语言联盟。他们还在故土时,就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工会经验。因此,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成为了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会内的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后来成为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的文森特·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他们的事迹,就是本国工人和移民工人在工人斗争中互帮互助的榜样。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于1889年4月17日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小时候,他那当电车技工的父亲就因伤重而丧失了劳动能力。随后他家就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小瀑布镇(Little Falls),在他祖父母的农场上生活。雷[3]没有上过几年像样的学,14岁时就在明尼苏达的森林里当伐木工了。一年后,他开始游历全国,先是在北达科他的农场干活,他在那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他又去了蒙大拿,到过华盛顿,沿着太平洋海岸,穿越了西南部地区。一路上,他砍过树,割过麦子,干过流动工人能找到的全部工作。

在游历中,他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8年,他在阿肯色因流浪罪被判了苦役,幸好他没吃太多苦。有一天,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连忙跑到明尼阿波利斯,一路上都没停过。

1914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跟詹妮·霍尔姆(Jennie Holm)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雷蒙德,女儿珍妮特(Jeannette)。雷·邓恩在这里先是当快递员。跟他搭档的是雷·雷因波尔特,他对雷因波尔特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后来,雷因波尔特在1934年罢工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了这种影响的长久效果。他一直敬仰邓恩,把邓恩当作给他指出阶级斗争正途的领路人。

这段经历说明,在与工友貌似平凡的交往中,如何为长远打算,培养革命者。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暂时分开了,雷·邓恩换了个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了职员,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制冷的冰块运到顾客家里。

世界产业工会片面强调总罢工、把总罢工当作改造社会的关键,而雷·邓恩在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这种工团主义。尽管雷仍然忠于世界产业工会,但在政治上,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解,已经超过了世界产业工会。他开始认识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重要性,并开始把自己当作革命社会主义者。1915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集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

卡尔·斯科格伦德于1884年4月7日生于瑞典一个古老的封建庄园里,他家祖祖辈辈都是那座庄园的农奴。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老大,只能退学,去打工养家。他在制浆厂找了个工作,后来成了熟练工。厂里工钱少,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卡尔就帮忙组织工会,为了让老板承认工会,他还领导了一次罢工。

凭着这些阶级斗争的经验,他的阶级政治觉悟开始觉醒,又跟其他进步工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应征入伍。义务兵服兵役的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却不能退伍,于是他就领导了士兵抗议运动,要求让士兵退伍。统治阶级就说这是“兵变”,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档案里。他被彻底打入黑名单,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1911年他来了美国。他的未婚妻留在瑞典,从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除了晚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外,他一直单身。

来到明尼苏达后,卡尔在一个铁路施工队打过短工,然后又在森林当伐木工,脚上受了重伤。因为他可能要休养很长时间,林业公司说他废了,就想踢走他。厂医给他草草治疗之后,他就被炒了。为了治伤,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帮人看门,烧锅炉,勉强混口饭吃。伤好以后,他的脚算是能走路了,就找了一份建筑技工的工作,后来又在铁路工厂当汽修工。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遇见雷·邓恩的前一年,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左翼领袖之一。

很久以后,雷写了份私人备忘录,交给了我,里面谈到了他们刚认识那时候的关系:“同志们,还有好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斯科吉’[4],斯科吉是我的老师,也是亲密的同志。他机修水平很不错,知识水平也很棒。他有个很好的图书室,收藏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花了大把时间看书,看小册子,卡尔时不时会‘训’我一下。有时还会有六个或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地点不是在他家,就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办公室,或是在锯木厂区北面的国际禁酒会[5],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地区最大的社会党支部的总部就在那里。他向大家解释世界产业工会的长处和短处。就是在那些时候,他跟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家聚会的时间,与他在社会党内的时间一样长。双方都当他是领导。但他首先是、而且一直是党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严峻考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战斗性工人和农民。明尼苏达州议会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由七个委员组成,它享有独断权,还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它精心发动了一场攻势,专门打击激进运动、工会和小农组织。它发动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煽动狂热的战争气氛,激发盲目的沙文主义狂潮,打击那些“不爱国”的人。德国移民的房子被泼黄油漆。有的激进分子被资产阶级报刊点名后,遭到了暴徒的骚扰,一些人还受了私刑。

世界产业工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它的领导人被诬陷,被监禁。尽管如此,它的战士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待和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些人当中就有雷和卡尔,他们的这段经历,进一步将他们锻造成了革命战士。

1918年,战争结束了,然后,全国都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基础工业部门发生了好几次大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革命对激进运动震动极大,引发了社会党的分裂。分裂后,社会党左翼成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力量,1919年共产党成立了,并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

在明尼苏达,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率先投向共产党,然后全国的社会党左翼几乎都跟着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卡尔是在新党刚成立时就加入的,雷要到1920年才入党。两人都是党的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下来,在共产党还没有发生官僚蜕变的那几年里,党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普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卡尔和雷以前的活动经验,他们的地方工会选他们作代表,让他们参加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CLU),这个机关是由明尼阿波利斯的劳联旗下所有地方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战后,雷在煤场当过磅员。他负责根据订单安排司机运煤,给每一车煤过磅,看看煤够不够订单上的数。他靠这个工作,主动帮助办公室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劳联旗下的工会。然后,工会又选他作代表,让他参加了中央劳工联盟。

在正确的领导下,这个中央机关能把市里全体工会会员拧成一股绳,推动工人的事业。可是劳联官僚却经常用它来对付不听话的地方工会,逼它们接受独裁统治。话虽如此,革命派还是能在这个机关里开展工作,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他们可以尽量抵制专横的劳联官僚的错误行为,也可以发挥影响,促进左翼力量在地方工会运动内成长壮大。

卡尔是被铁路车间工会选进中央劳工联盟的,这是劳联旗下的一个行业工会。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大型铁路中心,城里凡是跟铁路有关的行业,都建起了比较得力的工会组织,大家公认他是车间工会左翼力量的领袖。在1919年和1922年,铁路车间工人两次举行全国大罢工,他两次都被选为地区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于工会高层的错误领导,再加上政府给公司撑腰,帮助公司破坏罢工行为,这两次大罢工都失败了。1922年大罢工后,卡尔上了铁路行业的黑名单,就像他在瑞典时一样,为了找口饭吃,他只好去开卡车运煤。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局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帕尔默[6]搜捕”(Palmer raids),帕尔默是当时的司法部长,他猛力打击工人运动。大批激进分子被关进牢里,许多没有获得美国国籍的就被驱逐出境。那时候,共产党在密歇根乡下的一片树林里举行秘密大会,卡尔也参加了,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人报信,说官府马上要来抓人,大会让卡尔跟另一个代表一起销毁文件,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是官府的奸细。卡尔富有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躲过了搜捕,藏了起来,等到风头过后才出来。到了1926年,情况更加恶化了,政府的迫害,让劳联也在内部搞起了“清共”。卡尔和雷都被自己的工会开除了,他俩跟工会的联系全都断了。

接下来的经历更让人痛心,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造成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特权官僚在苏联逐步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头子就是斯大林。他们进行了政治反革命,剥夺了世上头一个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民主权利。蜕变官僚还操纵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

列夫·托洛茨基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同斯大林帮派作斗争,但左翼反对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反对派成员纷纷被迫害和监禁。托洛茨基自己也被流放到了中亚的阿拉木图。但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尽管斯大林派拥有绝对多数,一些代表还是听到了这次重大斗争的回声。

参加六大的美共代表之一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7],他碰巧得到了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8]。大会借口托洛茨基已在1927年被俄国党开除,压下了这份文件,不许发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莫里斯·斯佩克特[9]把这个文件的一个副本偷偷带出了俄国。然后,在马克斯·沙赫特曼[10]和马丁·阿本[11]的帮助下,坎农在美国传播托洛茨基的主张。1928年10月27日,共产党把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扣上“托派”帽子,开除了他们。

1924年,坎农作为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去明尼阿波利斯出差,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然后,雷成了党内坎农派的成员。卡尔与威廉·福斯特[12]更接近,福斯特既是党的全国领袖,也是工会活动家,直到1928年卡尔才接近坎农。在福斯特拥护斯大林路线时,卡尔与雷一起支持坎农集团。他们去问当地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要开除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共产党马上把他们,还有跟他们有同样想法的其他同志统统开除了。他们被粗暴地开除后,斯大林派还不罢休,马上又诽谤、排挤和恐吓他们。

后来,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雷是这么说的:“卡尔和我——当然不只我们两个——都觉得,被共产党开除,是‘最最严厉的打击’[13]。1928年11月以后,在工会运动的‘领袖’、农工党还有第九区委(在共产党当时的所有区委当中,第九区委的党员人数排第三)的不少党员看来,我们确实成了被放逐的弃民。别人怕是以为我们都被压垮了,灰心了,泄气了,以为我们对这出乎意料地落到我们肩上的重要任务毫无准备,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敢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是对的,最起码在这件事上准没有错。”

他说的这些任务,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从这次分裂中诞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又弱小,又缺钱,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它,让它生存下去。为了让这个新生的运动能够成长起来,他们先是去影响共产党员——在那时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许多党员很苦恼,发生了动摇,他们就想去争取这些党员。为了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全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括号里的这个名称,表示他们要争取回到党内,获得少数派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在党内讨论中,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列宁的教导,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耐心的工作,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能让党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方面的重要工具是它的周报《战士报》(The Militant)。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知道这份报纸对自己的政治工作大有好处,也知道它很缺钱,所以他们都很舍得掏钱支持它,还帮助它扩大发行量。

1933年,德国共产党没能阻止希特勒夺权,暴露了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政治破产。第三国际的革命复兴,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世界各国建设新党,并把他们团结成新的革命国际。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变了方针,开始建立新的革命党。

那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名成员及密切同情者。这些同志里面,有的人曾在工会运动和激进运动里活动了很久,有丰富的经验。有了这些力量,支部的状态非常好,可以转向群众工作,再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建立新党。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群众一天比一天激进,这也让客观条件变得对这个前景越来越有利。1928年卡尔和雷被共产党开除后,他们就一直关注卡车司机运动,现在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该给卡车司机运动加把劲了。



[1] 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劳联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译注

[2]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 年 11 月 5 日—1926 年 10月 20 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 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 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 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1894 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 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 年、1912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大选。1905 年他发起成立世界产业工会。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 11 月被判处 10 年徒刑。1921 年 12 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译注

[3] “雷”是雷蒙德的昵称。——译注

[4] “斯科吉”(Skogie)是斯科格伦德的昵称。——译注

[5] 国际禁酒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Good Templars,IOGT)是一个鼓吹戒酒、戒毒的国际性组织,1851年成立。——译注

[6] 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1872年5月4日——1936年5月11日),民主党政客,1919年3月—1921年3月任司法部长,任上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剿共”运动。——译注

[7]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 年 2 月 11 日—1974年 8 月 21 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 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 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 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 9 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 1925—1928 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 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
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 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 9 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 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 17 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 年服刑 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 1953 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译注

[8] 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译注

[9] 莫里斯 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28 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 年迁居纽约,领导了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9年脱党。——译注

[10] 马克斯 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 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 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 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 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 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1] 马丁 阿本(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注

[12] 威廉 泽布朗 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 年 2 月 25 日—1961 年9 月 1 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 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 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 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 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 年至 1961 年任名誉主席。——译注

[13] 原文为“cruelest cut of all”,这里化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尤里乌斯 凯撒》第三幕第二场中马克 安东尼的一句台词:

Judge, O you gods, how dearly Caesar loved him!
This was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
“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凯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3 22:05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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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斗争的计划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通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分会发动工会运动的,这个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特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龚珀斯[1]让劳联浸透了经济工会主义的精神。1924年龚珀斯死后,威廉·格林[2]接任劳联主席,他继续执行经济工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工会主义就是通过阶级合作,让统治阶级接受工会。因此劳联高官都想把自己扮成工人政治家





劳联的大佬们根本不关心绝大多数工人,让工人自生自灭,大佬们只想组织一些狭隘的、享有特权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基础是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收入在工人阶级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工会主义的影响。劳联用来控制技术工人的方法,就是跟老板签订封闭式合同,按照这种合同的规定,老板只能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这可以给会员提供一点点职业保障。劳联干部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想在工会运动中出人头地,就得严格遵守这些合同,千万不能让这些合同受到半点伤害。他们牢牢控制着罢工,一个行业罢工时,经常会被另一个行业下绊子。





劳联的干部变成了骄傲的官僚,他们领着高薪,花钱如流水。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普通会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机关和程序,让自己的官能永远当下去。随着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劳联官僚却还在坚持老一套的做法,结果全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下跌。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很小规模的劳联运动,而且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和其它一些行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大多只有空架子。劳联按照行业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就是各种地方分会;劳联旗下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虽然大多叫“国际工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半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这个名字只表示它们在加拿大有几个分会。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上级机关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轿车司机、马车夫和帮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Chauffeurs, Stablemen, and Helpers)。这个工会当时在全国大概有八万名会员。从1907年开始,丹尼尔·J·托宾[3]就一直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TeamstersJournal)上吹牛说咱这里可没有其它工会里那些废物。他还说,谁要是想明天就罢工,就不要加入工会。





兄弟会的会员基本上就是卡车司机、帮工和帮卡车装货卸货的工人,再加上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马车夫。行业工会本来就够狭隘的了,可它下面还分成了更狭隘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们大致是按照他们运送的货物,被分到各个单独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是按照下属行业组建的,它们都拼命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插手。托宾利用这一手,把工人在组织上分割开来,他就能用铁腕操纵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养了一帮总组织者,直接向他负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托宾的命令,组织内有谁不听话,就向他报告。托宾自己高高在上,跟普通会员十分疏远。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会规,谁敢坏了会规,就得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兄弟会总部去挨训。





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分会的时候,兄弟会一般就会成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Council。它是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委员组成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它的委员混得很舒服。在地方分会里,要是有哪个干部被会员围攻了,他就可以去找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会理解他,给他撑腰。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按照惯例,一般是在代表中选一个组织者来管。只要联合委员会严格遵守兄弟会的正式政策,并坚决执行托宾的一切指示,它就有可以享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监管兄弟会在市里的全部分会。





明尼阿波利斯也有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送冰块的、送牛奶的、送茶和咖啡的、给市政府开车的、还有普通的卡车司机的独立分会,都归它管。还有一个出租车分会,里面有一些会员开的是自己买的出租汽车,而不是公司配的。在1933年,这些分会的会员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二十多年来,市里的卡车司机就没赢过一场罢工。





大概是在1915年的时候,574分会获得了建立分会的资格。这就是说,凡是开卡车的,只要会规里面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必须参加其它分会,574分会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话是这么说,但574分会并不打算把所有卡车司机都吸收进来。比方说,要是574分会在哪个下属行业发展了足够多的会员,那么574分会就要再成立一个独立分会,把这个行业的会员都编进去。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出现过,因为574分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在1933年秋天以前,它只有75个会员。会员选出了七个干部,组成了分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主席,副主席,有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还有一个司库[4],负责管理财务和处理文件,还要管工会的一般事务。另外三个人负责审计账簿。





主席威廉·S·布朗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专职组织者,只有他是脱产干部,另外六个干部都不脱产。所以574分会找来克利夫霍尔,让他担任不脱产的工会代表,处理分会的事务。他是送奶司机,被他的组织借调给574分会,他很有野心,想当上工会官僚,他把574分会代表这个工作当成实现野心的跳板。574分会跟几家小公司签了四五份封闭式合同,作为回报,它保证会“关照”这几家公司。它把它们列入“公正雇主”的名单内,贴在中央劳工联盟总部门前。要是哪家公司不遵守合同,它就会威胁公司,把这家公司撤下“公正雇主”的名单,公司的业务就会遭到损害。





可这个法子并不灵,1930422日,克利夫·霍尔给托宾写了信,讲了自己的情况:“半个月前,一家运输公司叫我过去,老板跟我说……一家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把运费砍了差不多一半,结果,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去问雇员,愿不愿意把周薪下调一块钱……有流言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能想办法阻止……421……听说有两家运输公司就降薪,分会会员为此开了会。我可以说,现在流言满天飞……只有一种办法能把全城工人组织起来,那就是向倾向工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它们不肯签,574分会就很有可能罢工,这样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人很有利的情绪。





霍尔随信附上了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还说:它已在分会组织内宣读过三遍[兄弟会的会规是这么要求的——·],并得以逐条通过。第3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





第二天,托宾给霍尔回信,同意了霍尔的要求。托宾在信中说:当然,你得明白批准工资协议并不等于同意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参加任何停工行为之前,你必须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讲清楚你们分会跟雇主有什么分歧、这件事会牵扯到多少人,还要把跟这事有关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这样我才能把这个协议提交总执行委员会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卷入任何麻烦,也相信你会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好消息告诉我。这两封信很好地解释了工会为什么这样软弱无力。





574分会还很穷。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个干部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弄了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处。分会有时会搞一些组织活动,拉来几个新人,但这种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在这种活动中加入的新会员,他们的入会费和每月会费被记在第二套账簿上。有的新会员过一阵就脱离了工会,但分会还得向托宾交这些工人的人头费,所以,分会就把这些人记在第二套账簿上,这样就不用替他们交人头费了。托宾有时会抱怨说分会没有上报准确的会员数量,所以兄弟会算不出能收上来多少会费。但他的牢骚改变不了574分会的做法,因为这样能给分会的小金库多弄一点钱。





比尔·布朗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分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司库宣读财务报告,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念到杂项时,就把“miscellaneous”(杂项)念成“missmullaneous”。有个会员多喝了几杯,嚷了一声:你拿我们的钱去找哪个该死的小姐了?[5]气得司库把账簿一扔,径直离开了会场。





总之,574分会除了拥有兄弟会的加盟资格之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凭这个资格,它能发起组织运动。但这个资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都会选择名头响、威望高的工会,不管这个工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工人组织中一家独大,而574分会又是它的分会。谁想踢开劳联,自己搞什么独立工会的话,准会落得一场空。谁想这么干,就会遭到劳联官僚的针对,他们会想办法把工人吸收到现有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和分裂只会对老板有利。





反过来说,要是利用574分会对卡车司机行业的“总”管辖权,把它能管到的工人都吸收进来,就能利用它的兄弟会加盟资格弄点好处。只要搞起一场成功的组织运动,整个行业就会有大量工人涌进分会。在托宾把他们拆分到574分会的各个下属行业分会之前,形势的发展就会超出他的控制。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运输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所以它拥有这样的潜力。因此,卡车司机是城里最强大的工人群体。卡车在街上到处跑,老板很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





这种前景是大有前途的,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必须说服574分会,让它吸收那些不在它现有的职业保障范围内的新会员;第二,发起一场组织运动,把这个行业里还没参加工会的大部分工人给组织起来,并让工会接纳他们。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仔细考虑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然后开始进行这两个任务。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人正在变得激进起来。要推动他们行动,就要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通过斗争,大多数工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过去十年里,城里没有一个工会赢得罢工,主要是因为劳联领袖的错误领导。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必须跟老板进行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证明罢工是可以获胜的。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力量,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层。当然,他们并不能马上当上工会的领导。要等到不久以后,在跟老板斗争时,他们的领导作用才会体现出来,并让大家信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里全体党员都要理解和支持即将发动的卡车司机运动。为此,党支部认认真真地讨论了所有的设想,对于该怎么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党支部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预先决定由谁来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在这次运动中领导工会里的党员。





在前面引用过的回忆录中,雷·邓恩讲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斯科吉建议,应该让我去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他。卡尔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任务很危险。要是我们赢了,老板就会利用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来对付他。如果让他当公开发言人,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另外,可能被发展入会的工人,有不少都认得我。在1928年,我曾代表共产党竞选国会参议员,所以在州里的几个重要选区名气不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认真考虑了市里和州里的政治形势之后,我跟他总算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件好事也应该说一下,雷和卡尔一直都是集体行动的。他们既不会为了出风头而逞英雄,也不装出事事都懂的样子。他们俩都是严肃的革命者,是忠于组织的人,他们懂得怎样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更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领导团队逐渐扩大。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跟雷和卡尔一样,都是在煤场工作的党员,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加入让团队如虎添翼。工会里另有两个党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是老奥斯卡·库弗(Oscar Coover Sr.),他在建筑业工作,是个熟练电工;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开火车的C·R·赫德伦(C.R.Hedlund)。没过多久,年轻的战斗性工人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在煤炭业的斗争中,他们开始成为领头人。





在煤炭业里发动运动,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几个党员在这一行做工;明尼苏达一到冬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对于运动的发动,煤场具有战略意义。在罢工中,只要工人能确确实实地关闭煤场,老板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安稳地坐着,等着工人被饥饿打败,因为天寒地冻的,没有煤烧,人是撑不下去的。而在大萧条影响下,许多人一次只买得起一点煤,这又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说,只要罢工能选对时机、组织得好,就可以较快地赢得对工会有利的合同,虽然这还算不上大获全胜,但也不错了。





当然,老板一定会拼死反扑,要想获胜,非得打退他们不可。如果我们打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车运输业的其他司机都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劳联旗下工会普遍存在的麻痹无力,就可以得到克服,全城的工人就都能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就要看共产主义者同盟能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和激励整个运动。在前一阶段,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少工会活动家仍对过去的激进工会运动记忆犹新。有些人把自己当作广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依然燃烧着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斗性。只要城里能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踊跃参加,就像听到军号声的退役军人一样。





要想把斗争搞起来,就必须粉碎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的官僚障碍。574分会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跟城里的工会高官狼狈为奸。他们当了好多年大干部,却连一次罢工都没赢过。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工人头上。他们整天就想跟公正雇主合作,所以,在罢工中,他们肯定是要作对的。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向官僚进攻,这样会让人们以为,我们发动运动,就是为了当上工会的大干部。这样会损害组织运动,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关键,就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要维持基本盘,他们就得给工人一些好处。然而,在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向老板开火,使工会官僚陷入矛盾之中。要是他们反应不积极,他们的名声就臭了。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农工党[6]。这个党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它的基础是工会与农民组织的联盟。随着它的壮大,它在城市中间阶级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在它成立以前,明尼苏达的工会运动一直想赢得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它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工会运动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受了左翼工会活动家的影响。虽然农工党在选举中独自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仍然没有超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结果,它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发生了混乱,它的这些基层力量,是以城乡的各种社区俱乐部的联合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另外,工会是这种联合的主要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那些人就想控制全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随意玩弄原则。1922年,农工党赢得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和几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这是它的首次重大胜利。到了1930年,明尼苏达农工党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全国各地的农工党组织当中,只有它曾经赢得过这么高的职位。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获得连任。那时农工党在州议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了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还是被保守派掌握。





这里还得说一句,在农工党的诞生中,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后来在1928年,共产党决定亲自参加国会选举,跟农工党的候选人角逐国会参议员。农工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第12区俱乐部,好几年来,这个俱乐部的书记一直由雷·邓恩担任,现在共产党选他来当候选人,结果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没过多久,共产党又把他打成“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一定基础,所以它有两重性质。在选举时,它的选举人毫无原则地玩弄各种政治把戏,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党员参加了农民斗争和工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工会与老板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政府任职的农工党代表不得不对工会表示同情。许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时都会投它的票,所以,对于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些当了官的农工党代表也只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工人的需要。





弗洛伊德·B·奥尔森[7]1930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获得了胜利,1932年他再次当选。他是个律师,早年参加过工会运动,以前还当过亨内平县的检察官,明尼阿波利斯就在这个县里。奥尔森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更强大,所以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为了谋取私利,他跟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做了不少交易。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来说,奥尔森当州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农工党,所以他不能公开破坏罢工,反而还得做一些姿态,表示公开支持工会的组织运动。坏处就是,在跟老板斗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和工会官僚可能就会把工会力量的领导权给夺走。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既有雄辩的嘴,又有灵活的手腕。在工会会员当中,他很有威望,没有一个工会干部敢跟他作对。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认为,在574分会罢工时,凡是跟其它工会发起的同情罢工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认真考虑。否则就会给奥尔森可乘之机,让他通过其它工会干部介入和控制罢工。因此,必须加强574分会的力量,使它能在哪怕是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向阶级敌人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在跟老板斗争时,还得对付公民联盟。公民联盟是老板们的组织,1918年,老板们出动战时自卫队,镇压了有轨电车工人的罢工,随后老板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成立了公民联盟。控制公民联盟的,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家说一,下面那些小老板——差不多八百人——就不敢说二。公民联盟不许会员违反它的政策。哪个老板违反劳动关系政策,就要受罚。它有一整套专职的工作班子,它在工会中安插奸细,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合作,还能调动警察。阶级敌人为了破坏罢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而且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总之,我们准备发动的组织运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圈套和危险。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把它给落实。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乐观的情绪投入行动。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在煤场发动,因为在煤场里,有着参加过激进运动的工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让计划顺利开展。



[1] 塞缪尔·龚珀斯(Samuel Gompers1850127——192412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2]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33——1952112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1924—1952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3] 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 Joseph 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中译者注


[4] 美国工会中的司库大多叫secretary-treasure,直译为书记司库,为简便起见,简称司库——译注


[5] “missmullaneous”听起来像是“Miss Mullaneous”,即什么什么小姐,所以喝醉了的这个会员才会这么问。——译注


[6] 二十年代初,美共企图推动各地工会与农会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种农工党组织,但是,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很快就流产了。虽然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没能成立,但农工党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明尼苏达农工党就曾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赢得州长选举,它在四十年代同明尼苏达民主党合并伟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译注


[7] 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1113——19368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北欧移民家庭,1909年高中毕业后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后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并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考入威廉·米切尔法学院,1915年获得法学学位,开始担任执业律师。1919年担任亨内平县副检察官,1920年担任县检察官。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1936年因胃癌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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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初的突破

在1930年到1931年那个冬天,我们把卡尔·斯科格伦德和迈尔斯·邓恩派去574分会,看看能不能推动采煤业的工会组织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发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在此之前,一直有人在传卡尔是“专门捣乱的激进分子”,所以工会代表不肯吸收他入会。迈尔斯不如卡尔出名,所以没碰到这种麻烦,但他在工会里说话做事都得非常小心,等到以后形势好转一点时,他才能大胆说话。同时,还得想办法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人想出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方法,首先用在了德雷特尔—迪克森(DeLaittre-Dixon)煤场。雷、迈尔斯、格兰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还有马丁·索德伯格(Martin Soderberg)都在这个煤场工作,他们发起了自愿组织委员会,两年后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为了避免失去工作,必须想出一套谨慎的方法。我们根本不能通过574分会发传单、开大会,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每一个工人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进展很慢,但客观条件使我们能够稳步前进。从战术上讲,能够一点一滴地积累进展是最重要的,进展得有多快倒是其次。随着人员慢慢增加,他们就会给运动注入新的动力,一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引导工人转入行动。

德雷特尔—迪克森煤场与几个较小的煤场合并,组成了一家叫做燃料供应(Fuel Distributors)的大公司,这带来了第一次大转机。新公司的成立,让大批工人聚拢起来,这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企业重组中,我们赢得了一批新的支持者,其中有哈里·德波尔和凯莉·波斯特尔(Kelly Postal),后来他们在574分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自愿来帮忙的工人,他叫C· B· 卡尔森(C.B.Carlson),在附近一个煤场工作。组织班子得到了加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也就能够稳步发展了。

转机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拥护工会的力量聚在一起,开展集体讨论,并发展会员,但问题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不能通过正式的工会组织来做这些工作,否则老板就会听到风声,马上进行报复。这时候,雷·邓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利用自己的煤场过磅员职位,向老板建议,举办一场只让工人参加的啤酒盛宴。雷跟老板说,老板自己就经常搞这样的酒会,他还特地强调说,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办法。他的话吹得老板晕头转向,老板不仅批准了酒会,连场子和啤酒的钱都出了。这件事办得很成功,把组织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啤酒盛宴的消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传开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他们对阶级斗争基本上只有书本上的了解,而少有亲身体验,却跳出来大加批评。他们含沙射影地说,这样做可能会让老板直接控制工会,让工会变成黄色工会。这种批评简直太蠢了,他们为啥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酒会的钱是老板出的,可是参加酒会的工人都觉得这件事可笑极了。

这段小插曲,反映的是通盘仔细考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牵扯到的因素又多又复杂,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所以很难得出明确无误的意见。如果形势进展缓慢,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没有机会接受事实的考验,就会导致漫长而又徒劳的争论。幸亏煤场行动很快就有了进展,没用太多时间,大家就明白了酒宴策略对这个特殊目的是有用的。

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利用老板的疏忽大意来促进工会组织运动的策略是可以普遍运用的。谁要是这么理解,就是把这种策略当成了灵活快速地组织工人的方法。然而不应该把它拔得这么高。酒宴只是为了对付特殊问题而想出的特殊方法。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是雷·邓恩突然被老板开除了。大家都在担心,老板是不是发现了工会组织运动的苗头,准备先下手为强。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言人,有时要公开发表政治演讲,他的一些发言上了报纸。老板就说,“你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只好请你走人。”

这件事引起了煤场中一些激进分子的关注,他们打算发动抗议罢工。工会党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劝说工人不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已经到了春天,急需用煤的季节已过去。要是发动罢工,只有一个煤场能搞起来,而起因就是一个过磅员被开除,可是过磅员一向被当作半个监工。工人考虑了这些因素后,觉得最好还是先放一放。邓恩找不到别的工作,一家人只能领救济,生活非常艰难。

尽管组织运动碰到了这个挫折,但它还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33年秋天,形势已经好转,组织运动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因素。首先是这一行的行情越来越差,工人非常着急,很想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路子。我自己就是煤场工人,前面我讲过了自己的困难,我碰到的那些困难,几乎就是这一行的工人都得面对的典型困难。工人天天都得干上很长时间,却挣不到几个钱,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就连那些“铁饭碗”,比如铁路车场工人,或是给运输公司开卡车的司机,也都一样难过。一些工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大部分运输公司都有这样一种政策:为了保持充足的运力,它们都雇了一批司机,这些司机都是个体户,有自己的车子。个体司机帮公司运煤,公司就按运了多少吨煤,给个体司机发佣金。司机的劳务费,还有卡车的使用费,都算在这笔少得可怜的佣金里面。卡车把煤运到目的地后,有时不能直接到仓库里卸车,就只能让挑夫挑着重重的煤筐,把煤挑到仓库里面,有时挑夫得挑着担子,爬上两三级台阶,可是,公司却连一分钱都不会发给挑夫。

没活干的时候,个体司机和挑夫挑煤就挣不到钱,所以这行的收入很低,一些工人不得不靠社会救济来补贴家用。没活干时,他们就坐在煤场里的一间闷热的棚子里,这个棚子被大家形象地叫做“狗窝”。棚子里经常有人打牌或唠嗑,是工会组织者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如今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瞎扯什么工人阶级“消极无为”,可他们根本不明白,有的时候,工人看似温驯听话,但这只是一时的情况。如果工人的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并且觉得日子还会变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变得激进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糟,并且觉得前途灰暗的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态度就会开始改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太多。种种不满开始堆积起来,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点着以后,星星之火也能烧成燎原大火。

明尼阿波利斯的火焰一定会蔓延开来,因为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天糟下去的人,不光只有煤场工人。整个卡车运输业的行情都很糟糕。一星期要少说也要干上五十四个钟,最多要干九十个钟,可工钱才给十块钱,顶天了也才十八块。

好比说吧,给批发市场运货的司机,一星期要干五十四个钟,一个月才挣五十五到六十五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给杂货仓库干活的工人挣的就更少了,月薪一般要少十到十五块。果蔬批发市场的雇工,一星期才挣十块。老手能挣十八二十块的,就该偷着乐了。他们一星期要干六天,从凌晨三点干到晚上六点。谁敢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炒掉,被公民联盟职业介绍所派来的新人顶掉。

给出租车公司开车的司机,一周要干八十四个钟,才挣六到八块。不少人只得靠社会救济过活。不管哪一行,工作条件都是老板说了算,工人只能忍气吞声,所以个个心里都憋着火。只要工会能够发动切实有效的斗争,还没有参加工会运动的工人,大都会迅速参加工会组织的行动。操纵公民联盟的大老板们坏事做绝,迟早要自食其果。

还有另一个客观因素也影响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那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全面高涨。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向主流工人运动求助,他们大批涌进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1933年,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工时太长,工人普遍觉得缺乏保障。罗斯福在这年春天颁布了“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潮。刚刚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宣称保障工人的“组织权”。官方的这种表态,推动了工会的组织运动,工人一时以为资产阶级政府真的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后来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从根子上来说,《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的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利润率,罗斯福采用了“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所谓的“美元贬值四成”。结果物价暴涨,工人本来就已经被经济萧条给折腾得够呛,现在又挨了当头一棒。于是,工会加紧向政府施压,要求对工资和工时立法。为了回避工人的要求,《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老板可以自愿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以此来自行组织“公平竞争”。为了让资本家自由决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暂缓执行反托拉斯法。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的规定,各行各业的劳动规定由老板自行决定,工人根本没有发言权。

联邦政府成立了地区劳工局,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老板的代理人和“工人政客”。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尽量阻止罢工。阻止不了罢工的时候,就尽快“居中调停”,促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说白了,就是让劳工局不断地干预罢工,用一些空洞的承诺,什么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啦,什么会采取行动啦,来忽悠工人,骗工人上工。这个法子只对老板有好处,却让工人吃了不少苦头。

劳联的大干部把罗斯福捧成“工人的大救星”,他们跟全国产业复兴署签了不罢工协议。《全国产业复兴法》中有一条规定,承认公司工会是合法组织,劳联大干部连这一条也接受了。这样一来,在劳工局主持的工会代表选举中,被老板操纵的公司工会就能堂而皇之地参加选举,当上工人的谈判代表。

可是,明尼阿波利斯公民联盟的头头还是觉得,在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上,《全国产业复兴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了。它给全城的雇主下了命令,绝不允许工会代表工人谈判。公民联盟说,应该让工人跟老板单独“谈判”劳动条款。老板们的这个死硬政策,让城里的劳联干部更加依赖地区劳工局。

在造反工人身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些在工人激进化浪潮中冲在最前面的青年积极分子身上,这个问题特别明显。他们年轻气盛,以前的工人斗争的失败,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他们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跟老板作斗争。但他们没有经验,不懂得怎样斗争。所以,龚帕斯教出来的人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他们上当。因此,工人急需合格的领路人,这些领路人要能给工人提供正确的政策,还要能把政策给贯彻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

革命党是阶级的政治先锋,它帮助工人形成历史意识。它吸收和总结阶级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把它们提炼成革命的遗产,再传承下去。在具体的情况下,党的骨干可以把这种“阶级集体记忆”同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只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能够通过工会运动与战斗性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就能在卡车运输业起到这种作用。同志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形式上的领导与实际上的领导是大不一样的。

有个正式的职位,并不等于你就是领导了。领导可以摆出当官的架子,滥用权力,获得一时的官威,但他到头来还是得承担起这个职位的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领导权的空缺。在这种时候,要是有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补上这个空缺,就算他没有正式职位,也能发挥实际上的领导权。这就产生了矛盾,最后的结果,由事件的具体发展来决定。最后,通过各自的具体表现,就能判断出谁才是更有能力的领导,这个领导也就能获得正式的权威。

最终赢得这种正式权威之后,这种两面作战也就结束了。核心目标始终是领导工人反抗老板。但是,正式的权威,却被不够格的工会干部把持着,所以,在同老板斗争时,还得跟这些工会干部斗争。只有把这些不够格的人斗垮,让合格的领袖获得正式权威,才能扫清障碍,集中力量跟阶级敌人作斗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都明白,在574分会里,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得跟整个执行委员会交手。但是,他们不能把这当作是唯一的办法。每一个优秀的战术家,都明白寻找机会瓦解对手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工会官僚机构的常见情况,找到了解决574分会问题的办法。

这些机构乍一看好像都是铁板一块,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它的最上层,都是最顽固最保守的人。在他们下面是一些小干部,他们比较接近基层会员,更容易受到工人的影响。虽然这些小干部要受到上层的压力,监控基层会员,但是,在工人鼓足劲儿反抗老板时,小干部就不太愿意听上面的话了。小干部在具体情况中的表现,要看哪边的力量更强大。

迈尔斯·邓恩在1931年加入574分会后,就一直在里面活动,这就给在574分会内部运用这种策略创造了条件。他加入574分会后,跟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交情很好,布朗对进行广泛的组织活动产生了兴趣。比尔·布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在运输业干了好多年,大多数时候,他开着拖有车厢的车。他在574分会当了十年的主席,1932年担任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组织者。

比尔天生就是个斗士,很有演说的天份,他也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群众鼓动家之一。比尔是农工党的积极分子,所以他的政治意识比一般人要强一些,虽然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不够革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的组织运动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顺着劳联的官阶往上爬了。

不过,比尔那健全的阶级本能起了作用。他想和老板打一场硬仗,所以,有谁懂得如何组织战斗,又肯帮忙的,他都很欢迎。在574分会里,比尔赢得了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的支持。但是执委会的另外五个执委还不能摆脱经济工会主义的束缚。他们还受着工会代表克利夫·霍尔的影响,霍尔也是执委会委员,他反对组织运动。门只打开了一道缝;得借用煤场工人的力量,把门开得再大一些。

自愿者委员会提供了必要的推力,在1933年秋天,它开始冒头了。它打破了执委会多数派的阻挠。在574分会的干部中间,霍尔成了孤家寡人,他只得支持煤场里的组织运动。给雇主的要求书写好后,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批准,然后霍尔又把它交给托宾,让托宾批准。193416日,托宾给他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明,自从1930年他与霍尔通信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不罢工的路线。

托宾在回信中写道:“我相信你懂得国际工会的规矩,批准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批准罢工,就算你们跟老板在合同上谈不拢,你们也无权罢工。你的职责就是推动谈判,如果谈判结束后还是谈不拢,或者老板终止了谈判,你的职责就是按照规章制度(托宾规定的——法·多),对有争议的问题或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如果老板拒绝仲裁,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可以考虑罢工。为了遵守国际工会的规章,获得罢工的许可,你必须在你们组织的定期会议或特别会议上,就整个过程做报告,详细解释每一个细节,等等。

“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你们要举行投票表决,看看会员要不要罢工。对这个问题,只能用‘要’或‘不要’来回答。要给会员分发编有号码的白纸,投票时不能进行任何威胁。在投票表决中,至少要有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的会员赞同罢工,罢工才能获得国际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许可。投票一结束,如果你们区有联合委员会,你就得把这件事上报联合委员会,让他们批准。等到联合委员会批准之后,你们就可以请求国际工会批准,要提交事实证据,就是说你们和老板之间有什么分歧都要上报。你们必须等到国际执委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后才能行动。要是你们不经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擅自罢工,就休想得到国际工会的资助。”

一看就知道,要让托宾正式批准罢工,简直就是做梦。托宾下令:要是老板不肯坐下来谈合同,就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仲裁。只有在老板拒绝仲裁之后,才能对是否罢工举行投票表决,在表决中,他们还会特地压制群众的战斗性,夸大保守犹豫的情绪。托宾在另一封信里写道,“罢工是很严重的情况,在一个行业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且愿意响应罢工的号召,才能尝试罢工。一定要记住:罢工一般不要超过两三天……”

就算分会会员不顾一切阻挠投票支持罢工,还有拦路虎等着他们,因为他们还需要得到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和托宾本人的批准。不照这个流程走,国际工会就连一分钱的罢工补助都不会给罢工工人。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在工会陷入困难时,托宾又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因为他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违规的”。

要是照托宾这套流程走,整个组织运动就根本别想开展了,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自愿者委员会抛开了这套流程。574分会决定罢工。在布朗的影响下,罢工得到了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支持;分会立即投入行动。尽管有理由认为,只要罢工指挥得当,就能打得老板措手不及,但是为了粉碎老板的顽抗,分会还是按照有效的策略,制定了各种计划。在战术上,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却没有碰上这种情况,总比幻想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结果却碰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好。

罢工工人成立了一个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负责指挥纠察队。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印好了发给纠察队的指示,还制作好了标有全部煤场位置的地图。

罢工狠狠打击了整个行业。罢工搞得既勇敢又高效,它从一开始就组织起了富有战斗性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纠察工作。纠察队员主要是青年工人,他们大都是头一次参加工人斗争,不过,他们的领导都是富有经验的人,领导谨慎制定了计划,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举,弥补了青年工人经验不足的缺陷。巡逻纠察队的开创和使用,就是群众的创造性的突出体现。

一切准备就绪后,霍尔向托宾汇报了情况。193425,托宾的助理约翰·M·吉莱斯皮(John M.Gillespie)给他发了电报。吉莱斯皮在电报中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工人会受到影响,你都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在吉尔里大哥(Brother Geary)(托宾在该地区的总组织者——法·多)回到你们区之前,你最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你的电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你想得到批准。你可以向华盛顿的劳工局上诉,让他们安排煤场老板跟你们谈判。”

就在罢工爆发的那天,也就是27,吉莱斯皮又给霍尔写了封信。他代表托宾,给霍尔下令:“这些人加入你们工会还不满半年,所以不能批准你们罢工,也不能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会龄不足半年的,不能领罢工补贴。”等这封信寄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罢工都快结束了。

旋风般的行动确实打了老板一个措手不及。罢工发生的时候,吹来了刺骨的寒潮,瑟瑟发抖的公众急需燃料供应,他们的压力让老板更加手足无措。煤场被工人牢牢控制着,老板只好做出让步,让工人获得了有限的物质利益。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让他们捏着鼻子承认了工会。尽管他们是通过劳工局来间接承认工会的,但这就等于他们不能严守公民联盟的开放工厂规定了。

这么多年来,明尼阿波利斯终于有一场罢工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城的工会会员,使他们的自信心大涨,还没参加工会的成千上万工人,怀着新的希望,开始把目光转向工会运动。大战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双方准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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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总动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它的战略和策略使觉悟的革命者能够在实际的群众行动中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尽管工会的正式领导层有各种缺点,但煤场工人还是能够检验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打败了老板。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在成长,对自己这个阶级越来越有信心。在炽烈的斗争中,他们还开始吸取阶级斗争最基础的经验教训。

工人发现全体警察都站在老板一边,对警察的幻想慢慢消失了。工人也逐渐抛开了对劳工局的幻想。工会刚开始提出要求时,劳工局仅仅充当了老板的传声筒,把老板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工人。然后,劳工局就拼命阻挠罢工,尽量把罢工拖到天气回暖之后,让工会处于下风。罢工结束后,在选举集体谈判的代表时,劳工局下了命令,叫各个煤场单独投票,而不是按照工会要求的那样,举行全行业的投票,这明显是要帮老板逃避承认工会,哪怕只能在几个煤场里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些花招没让老板得到多少好处,却让工人明白了“中立”的劳工局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路线,才有可能取得这些成果。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就要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员变成一支有纪律的战斗队伍,并让他们投入行动。工会内的党团团结一致,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党团与地方党支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种井井有条的行动过程,共产主义者同盟取得了这些成果,这提振了党的士气,加强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因此,在罢工结束后,支部召开了一次公开集会,讨论了成立新的革命党、取代已在政治上破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好几年来,这样的集会在城里开过好几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煤场工人参加了大会,有一些人不久后就入了党。

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在制订继续扩大工会组织运动的计划。煤炭行业的胜利特别重要,因为它为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扫清了不少障碍。在开卡车跑运输这一行里面,不少工人都对以前的组织运动的搞法很不满意,因为以前都搞得很糟糕,一次都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但更多的是,他们信不过毫无战斗力的行业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以前搞的罢工总是连吃败仗。

但是,工人现在看见了新的苗头,觉得找到了新的路子。以前的罢工总是工人被老板各个击破,可是现在,全体煤场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打乱了老板的整个套路,在工会的罢工还没结束时,就逼得老板承认了工会。罢工结束后,煤场卡车司机都愿接受574分会的指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让工会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为全城的煤都得由他们来运送。卡车运输业全体工人对工会的看法,一定会出现有利的转变。

形势好转后,要利用这种形势,首先就是要组成能干的领导层,把组织运动给全面搞起来。在煤场罢工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这个领导层提供了新生力量。他们很会发展新人,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他们也会留心观察,看看哪些人能成为新的自愿组织者。另外,在下一次罢工时,他们就会成为罢工的中坚力量,一个广泛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将会围绕着他们形成。这些活动家要想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拥有合理的自主权。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主权,我们想了个主意:把在煤场行动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组织委员会,变成正式的工会机关。在574分会全体大会上,这个主意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现在的会员多半是煤场工人,他们都把组织委员会当作是自己的真正的领导层。

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的纪要中,有一段记录了这个新机关的成员:“316日,星期五,晚上8点,自愿组织委员会在第一大街614号卡车司机总工会办公室里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执委会全体委员及由下列自愿者组成的自愿组织委员会:哈里·德波尔、弗洛伊德·奥伯格(Floyd O’Berg)、C·奎克(C. Quick)、皮特·波夫(Pete Bove)、迈·邓恩、卡·斯科格伦德、法·多布斯、格·邓恩、A·布雷斯(A. Brace)、克里斯·莫(Chris Moe)、S·弗雷德里克斯(S. Fredericks)、E·桑德(E. Sunde)、W·汤普森(W. Thompson)、S·鲍姆加特纳(S.Baumgartner)、C·尼尔森(C. Nelson)。”根据会议纪要,当时的执委会委员为:W·S·布朗、G·弗罗西格、H·埃斯勒(H. Esler)、S·哈斯克尔(S. Haskell)、W·格雷(W. Gray)、J·诺兰(J. Nolan)和M.·霍克(M. Hork)。工会代表霍尔因为有权出席执委会例会,所以也能参加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执委会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霍尔似乎打算让组织委员会受到工会正式领导机关的监管,但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正式领导层与实际领导层并立的局面,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在工会会员当中,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差不多能跟执委会的正式权威分庭抗礼了。在这个过程中,自愿组织者们的力量还会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得到了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坚定支持。工会全体大会决定让组织委员会成为工会的正式机关,这让组织委员会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组织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撇开执委会自己做主,根据具体情况,还能让执委会服从自己。简单来说,组织委员会成了某种特殊的执行机关,领导着正在快速增长的自愿组织者的工作。

通过这种特殊的基层民主形式,组织运动中的官僚障碍被克服了,但是,另一个跟领导层有关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称职的工会干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劳资谈判。这就是说,在纠察线上赢得的成果,仍有可能在谈判中被他们输掉。现在我们对此还是无能为力,但是,一有机会,我们就要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组织运动的性质和范围,反映了领导层中的变化。在组织委员会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体现了新人和老人之间的矛盾。霍尔和他的同伙还是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把煤场里发生的事当作是一次侥幸得分。他们还想照574分会以前的老办法来做事:发几张传单,发展几个交会费的新会员,做两套账簿,不给托宾交新会员的人头费。有个执委会委员甚至不想花钱印传单,在谈到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时,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想参加工会,就让他们自己来会堂登记吧。”

组织委员会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目的,是要像之前在煤场里做的一样,建立起强大的、能够跟整个运输业的老板们斗争的工会力量。为了发动组织运动,我们列了一个表,把整个产业分成几个部分,让人了解组织运动的规模。这些部分包括:运输公司;建材公司;批发水果、农产品、食品杂货的商店;快递公司;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商场与家具商店的送货司机;石油公司(包括加油站在内);氧气与乙炔的供货商,等等。委员会着手组织的工人有:司机、帮工、煤场工人、月台工人、货运车间工人、打包工以及与卡车运输业多少沾点边的工种。托宾要求按照运输的货物,把工人分到各个独立的分会里去,然而组织委员会不仅没有理睬他的这个要求,更没有理会他给整个兄弟会订立的极为狭隘的管辖范围,把更大范围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这对整个卡车司机工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卡车司机工会的地方分会破天荒地要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把一个产业的全体工人都组织进一个工会里。

就在工会组织运动稳步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煤场老板要抢先下手的消息,这给组织运动提供了出乎意料的推力。老板们打不垮二月罢工,就想用别的法子来打败工会。春天马上要来了,用煤的日子不剩几天了。季节性的裁员马上要到了,老板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工会积极分子通通赶走。他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了,剩下的工人就会退缩,等到秋天,煤炭生意的行情一转好,就能在这一行里重新恢复开放工厂制度。

老板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搬起石头,却砸在自己脚上。被不公正地裁掉的工人,马上就要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帮助推动工会发展,他们就休想回到煤场;当时可是大萧条,工作非常难找。反过来说,要是工会的夏季斗争能获胜,到了秋天,它就只需要做些扫尾工作,巩固574分会在煤炭行业的地位,帮助受迫害的工人重新上岗。因此,工会自愿组织者的人数突然大增。
我也是被裁掉的煤场工人之一。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工会运动上,在组织工作中,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组成一队。对我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党员来说,能跟他一起工作,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怎么组织工会,另外我们还抽空讨论革命政治。卡尔最棒的本领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更懂得运用理论去指导行动。他先是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然后跟我一起讨论我学习的内容,我哪里不明白,他都会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段经验对我非常宝贵,因为我不仅得到了一个优秀的老师,还亲自参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我对自己学到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做工会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车库、码头、仓库还是市场,哪里有开卡车跑运输的,哪里就有我俩这样的组织队伍。不管到哪里,都有工人在等我们,发展工会会员的工作搞得越来越火。我们还办了个班,培训自愿宣讲员,然后派他们参加其它工会的会议,在会上解释574分会的运动,请其它工会支持我们。我们派人去其它工会宣讲时,虽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欢迎我们的宣讲员,但会员群众基本上都欢迎我们。我们还在中央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劳工评论》上发通告,宣传我们的运动。通过这些活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很快就成了城里工人阶级的主要话题,人人都想看看运动能搞出什么名堂。

组织队伍在发展会员时,不是光让工人入会就完事了,还要问问工人,有什么要求想对老板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人会比各种岗位上的工人更有发言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这一行非常了解;老板会耍什么样的花招,他们全都一清二楚;老板唯一能瞒住他们的秘密,就是能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多少利润。卡车运输业的每个下属行业的工人,都开了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他们写了好多决议,从工资、工时到劳动条件,每一方面都写到了。组织委员会只补了几条,比如承认工会、职业保障、申诉程序等。

各种岗位的工人,从在农贸市场削西红柿的,到开重型牵引设备的,都提出了自己的工资要求,少的十八块一周,多的三十五块一周。对工时的要求,最少的是每周四十小时,最多也就四十八小时,超时工作要发加班费。最受工人反对的劳动条件,生动地体现在下面几个要求里:取消轮班制;安排时间送车进厂维修保养;被公司叫去汇报工作时要发半天工资;定期检修刹车,费用由公司出;不许利用工作分级来少发工资;货物如有遗失或损伤,不能让工人出钱赔偿;每周选一天为固定发薪日,在这一天发放全额工资。

组织运动的这一步完成后,就该跟老板们摊牌了。我们正在为此组建一支有力的战斗队伍。一个有着坚定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574分会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让基层会员直接监管工会的一切工作,就成了迫切的要求;于是,会员群众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起草工会的要求时,工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强烈的激励之下,每一个工会会员其实都自愿参加了发展会员的工作,并成了574分会的组织运动的前线战士。

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工会终于可以公开展示自己的壮大了,这样可以产生一些很好的效果。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就可以让工人明白,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那些还不太相信工会的人,见了这样的行动,肯定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当众向老板提出工会的要求,还要让574分会在工人面前亮相。因此,组织委员会打算租下舒伯特剧场(Shubert Theater),这家剧场就在闹市区,可以用来演戏,也经常举办大型活动。

这个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321日,组织委员会和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在会议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话:“组织委员会关于租赁剧场和邀请演讲者的报告。布朗兄弟在报告中说,组织委员会建议租下舒伯特剧场,租金约为66美元,包括两名舞台工作人员的费用在内……。霍尔兄弟代表执委会作报告,说执委会不赞成在这时候花太多钱,并建议在工会总部的一号大厅来开群众大会,而不是舒伯特剧场。格雷兄弟也发言支持霍尔兄弟。布朗、斯科格伦德和迈·邓恩三位兄弟表示必须弄个更大的会场……。迈·邓恩兄弟建议,会场的租金,可以在群众大会上募集。布朗兄弟建议,找其它工会帮忙,请它们付租金。”霍尔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工会租下了舒伯特剧场,准备开群众大会。

组织委员会还发动了施压活动,让奥尔森州长在大会上讲话。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开会前就告诉大家州长要来演讲,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奥尔森在工人面前演讲,他就只能公开支持工会运动。州长其实不想来,但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只好同意。工会向整个产业印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奥尔森会对工人发表演说,主题是“组织权”。574分会还告诉工人,分会的发言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具体的组织纲领,让工人批准。

1934415日是星期天,这天下午,大会正式召开,大剧场里挤满了人。格兰特·邓恩代表组织委员会作了报告。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发表了斗志昂扬的讲话,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工人的热情。我也被安排讲话,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公开演讲,一想到要面对一大群人,我就慌得要死。开会前,我去找卡尔·斯科格伦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能给我。他就说:“你上台后,有啥就说啥,下面的人差不多都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还拖家带口的,世道又这么难过。你就讲讲你觉得该怎么做,他们就会觉得你说到他们心里去了。”我就尽量按照卡尔的建议去讲,总算对付了过去。

奥尔森州长没来参加大会,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文斯·戴(Vince Day)来到会场,念了一封由他签名的信。这样的公开表态,反而对工会更有利。戴自称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了相当激进的演说。然后他向出席大会的全体工人宣读了奥尔森的信,这封信的日期是413日,念完后,他把信交给了布朗,存进了工会的档案库里。

州长的信里有几句话非常关键:“成立工会的想法——我说的可不是黄色工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浇灭成立工会的想法,什么手段都敢用,因为他们知道,彻底的工会运动会结束他们的统治,让他们再也不能剥削工人。然而,工人顶住了枪林弹雨,顶住了禁令,顶住了恶毒的污蔑,建立起了工会网络,形成了我国最强大的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那我要建议,你们应当理智行事,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福祉团结起来。”

戴念完信后,大会暂时休会,受理工人的入会申请。大会获得了热烈的反响,574分会的会员人数一下子突破了三千人,要知道,去年这时候,574分会才发展了七十五个新会员。大会重新开始后,卡尔·斯科格伦德首先发言,他讲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于是,参加大会的工人就对“如果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那么要不要罢工”举行了投票表决;大会还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罢工委员会;大会决定,给老板们一个期限,如果到了这个期限,老板们还不肯接受要求,那就罢工,这个期限由罢工委员会来定。

574分会开展组织运动的时候,公民联盟也没闲着,它也在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煤场罢工结束后,老板们发动了宣传攻势,想要贬低工会的胜利的意义。他们在宣传中强调的一点,就是煤商并没有直接跟574分会签订合同,劳工局也没给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规矩。按照煤场老板的说法,他们只是“自行”宣布了一个全行业统一的工资涨幅标准,交给劳工局备案而已。工会向老板提出,在劳工局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双方直接签订合同,这个要求被煤场老板的代表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违背了我们的根本原则”。所谓的“原则”,就是运输业的所有老板,都只能跟自己的员工单独签订合同。

到了三月,工会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正在准备举行集会。因为没几个人认识我,工会就派我去调查这事,我装成一个小老板,参加了他们的集会。会议的主题是“赤匪的阴谋”——用工会控制各行各业,占领整个城市。会议要求所有的老板团结在公民联盟周围,打退工会,保卫城市。会议宣布,公民联盟正在采取措施,一定会让市长和警察配合行动。公民联盟将按照新会员的贡献,把会员分成三级。工会领导对这些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掌握老板们的动向却是非常有用的。

舒伯特剧场大会结束后,工会就向老板们提出了要求,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双方代表团在劳工局的办公室里碰了面。老板们说,他们来参加会谈,只是“给劳工局一个面子”。他们总是要求工会拿出能代表工人的证据,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松口。工会发言人就反问他们,老板们的代表团能代表谁,对工会的要求有什么打算。会谈最后不欢而散。到了57日,老板们给劳工局写了封信,对574分会提出的承认工会的要求做出了答复:同意这种要求,就等于签订封闭式协议,所以我们坚决拒绝。

511日,公民联盟向它的会员发表特别公报,警告说卡车司机即将罢工,包括加油站在内,跟运输沾边的交通行业都要停摆。公报中还说,公民联盟已经在韦斯特宾馆(West Hotel)成立了应对罢工的总部,叫“咨询委员会”,哪个老板想了解情况,都可以给咨询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到什么新动向,也要马上报告咨询委员会。公报中说:“这场罢工牵涉到的首要问题,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在报纸上放话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让本城卡车司机全部加入工会,在重要的交通行业的一切企业签订封闭式合同,让工会控制一切。”

就像煤场罢工那次一样,承认工会又成了关键问题,574分会能否获胜,对于在全城粉碎公民联盟的统治、废除开放工厂制度至关重要。但是,霍尔向托宾汇报进展后,收到的答复却很冷淡,大意是说工会应该通过劳工局继续谈判。这里要补充一点,托宾已经知道了574会分的会员人数正在增长,可霍尔还是不肯交新会员的人头费,这对事情可没有半点帮助。

总之,谁都能看出来,托宾迟早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大麻烦,因为他根本就反对我们的运动。到他捣乱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战士,才能对付得了他。另外,我们还得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把当地的劳联干部也拖进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让中央劳工联盟公开支持574分会的要求。这就是说,全体劳联干部都要为马上就要爆发的罢工分担一些责任,所以他们也只好支持罢工。

有些思想守旧的工人担心老板会用失业者顶替罢工工人,破坏运输业总罢工。他们的担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失业的人实在太多了。当时明尼阿波利斯有三万工人失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足足占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明尼阿波利斯的人口还不到五十万,却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只能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勉强糊口。难以忍受的现状,让他们焦躁不安。联邦政府搞了个“以工代赈”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简直就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所以,在193446日,一万多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抗议这个计划,这次示威体现了失业工人的焦躁情绪。在市政厅前面,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袭击了他们,但他们不肯退让。他们和警察发生混战,有七名工人和八名警察受伤。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这些激进的失业工人能成为工会的盟友,而不是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动手去做,不能光动口。必须让他们在罢工中发挥直接的作用,必须要体现出这种联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情。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一些成员长期活跃于失业工人运动,通过他们,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放出风声,说574分会有一条战略:一旦工会得到巩固,它就会把失业工人也组织起来。还有就是,为不让罢工工人挨饿,工会将事先做好安排,为家境困难的会员争取社会救济。这样一来,失业工人对工会的态度就大大好转了,这对巩固工会和失业工人的联盟大有好处。在制订纠察计划时,工会还向失业工人组织的领导请教,以此表明工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在大规模的卡车司机罢工中,纠察队要像筛子一样,把全城的街道筛来筛去,所以可能会跟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卡车来到城里,把水果蔬菜拉到农贸市场,把牛奶拉到奶油公司,把牲口拉到肉类加工厂。工会一般不会去管他们,但在运输业大规模罢工的初期,一些农民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惹得他们反感。必须赶紧想办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必须事先就跟农民沟通好。

这次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促成了双方的联系。明尼苏达州有个激进组织叫明尼苏达农民假日协会(Minnesota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它以前曾经阻止银行拍卖破产农民的农场,组织养奶牛的农民罢工,争取更高的售价,总的来说,它反对城里的大资本家,它里面有些人,跟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工会跟这个协会的主席约翰·博什(John Bosch)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保证会在罢工中与工会大力合作。

为了准备罢工,卡尔·斯科格伦德还用了另一个办法,他向组织委员会建议,组建妇女后援会,这样做可以吸引工会会员的妻子、女友、姐妹和母亲参加运动。他说,罢工造成的经济困难会消磨她们的斗志,所以应该吸收她们参加斗争,让她们通过亲身参加斗争来了解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计划,然后叫我在会员大会上,向大家提出这个建议。大会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并不怎么热情。因为这个事儿,后来还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一些把工会活动当作是夜里的消遣的男工,但在妇女参加行动后,马上就没人说我闲话了。

后援会计划的落实,由我的妻子玛维尔·肖尔和格兰特·邓恩的妻子克拉拉负责。工会的各个部门开了好多会议,讨论该向老板提出什么要求,她俩就到这些会议上去宣传后援会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男工们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她们参加。然后,一些男工就问,后援会有什么用,妇女能为罢工做什么事。克拉拉和玛维尔就跟他们解释,说妇女可以帮工会食堂打下手,可以接电话,可以在急救站帮忙,除此之外,在斗争中还能做好多好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男工们就跟自己的妻子谈起了这个计划,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妇女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妇女给玛维尔和克拉拉打电话,问了不少跟后援会有关的具体问题。她们还主动介绍了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厨师、服务员、护士或职员等等。

在组织妇女后援会的时候,罢工的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没拉下。工会在芝加哥大街1900号租了一间大车库,用作行动总部。它不仅能够用来调动纠察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里面开食堂,安排必要的办公室,还能设立机修部,甚至还可以设置野战医院,这个医院是H·P·麦克里蒙(H.P. McCrimmon)医生帮工会组织的。这个措施表明工会已经下定了战斗的决心,并且会照顾好受伤的人。租下车库作行动总部,是因为罢工需要机动性,它要大规模运用在煤场罢工中发明的巡逻纠察队。纠察队员绘制了全城的地图,写好了纠察指示,选出了纠察队长。工会上上下下都为罢工做足了准备。

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1934515日晚上,工会在群鹰会堂(Eagles Hall)召开大会,这次大会体现了工人受到的有利影响。大批会员参加了大会;还有不少来自后援会的妇女也参加了;总的来说,大会的气氛是热烈的、斗志昂扬的。玛维尔·肖尔在大会上代表妇女后援会,向574分会宣誓:妇女后援会将全心全意支持工会,不过她在发言时,很可能跟我在舒伯特剧场发言那次一样紧张。谈判代表团报告了老板们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情况,然后比尔·布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当提出罢工的动议时,全体会员不顾托宾的规定,全都站了起来,表示一致赞成。然后大会就改到芝加哥大街1900号继续进行,工人们在那里完成了准备阶段的收尾工作。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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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组织罢工

574分会的领导通过组织委员会指导战斗,他们毫不怀疑,马上就要开始的斗争将是非常严峻的。他们非常清楚,老板一定会千方百计粉碎罢工。工会要想获胜,非得经过一番苦战不可。在大战临头的时候,劳工局和奥尔森州长肯定会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对付工会。而且,城里那帮劳联官僚也根本靠不住,他们就是一帮软蛋,战斗真要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吓得要死,他们准会跟工人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信任和依靠奥尔森州长。罢工能不能赢,说到底还是看工会群众的战斗力。

为了让全体会员都能领会这一点,战斗指挥员打算把这场维权斗争的来龙去脉,跟工人说个一清二楚。这个做法,让这场斗争变得格外特殊。劳联官僚往往会压制群众的斗争精神,但这次却不一样——这场激进的斗争是由工会高级干部组织的。

准备得这么充分的罢工,其实是很少见的。1934516日,太阳出来的时候,芝加哥大街1900号的总部一片繁忙。工会的木匠和水管工正在食堂里安装煤气炉、水槽和柜台。厨师与服务生工会派来了会做大锅饭、能为大型活动提供服务的能手,帮忙组织工作,培训自愿助手。一百多名志愿者分成两班轮流工作,每班工作十二个钟,可以为四五千人提供日常服务。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在食堂的食材和罢工的情况允许的时候,还能吃上热饭热菜。另外,为了让核心人员能在总部里边或是附近睡上一觉,也做了相应的安排。

工会还成立了几个募集财物的委员会。它们去找杂货店主,友好地请求他们给食堂提供食材,帮助贫困的罢工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农民也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委员会还去找市政府理论,让市政府给工会会员发社会救济;又去找房东解释工人的困难,劝房东不要催工人交房租。其它工会也捐了不少钱,工会用这些钱给食堂买储备粮,给机动纠察队买汽油,给工会医院买药。就连奥尔森州长也给574分会捐了五百块。

工会的医务人员有麦克里蒙医生和两个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实习医师,他们愿意在业余时间来帮忙。护士队伍由一大群志愿者组成,领头的是三个受过培训的护士,他们的护理工作干得很棒,在罢工期间虽然有不少工人受了开放性创伤,但经过治疗后,没有一个人受到严重感染。在医院管事的是维拉·麦科马克夫人(Mrs. Vera McCormack),她是一个优秀的技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麦克”(Mac)。为了不让食堂和医院的空气受到污染,纠察队的车辆在进出总部的时候,都是用人来推的。

有二十几个熟练的汽车机修工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到总部,维护罢工工人的车辆,让这些车辆能正常运转。大车库里的工具仓库和供给室,现在成了总务处,志愿者在那里打印各种材料,给蜂拥而来的工人办入会手续。我们在总部内外布置了卫队,留心警察闯入,阻止酗酒,警惕火灾,还要维持秩序。各种任务都是大家轮流来干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所有人都要同时上阵,那时大家都要累得筋疲力尽。

工会特别注意让工人及时了解罢工的进展,帮助他们反驳老板散播的谎言。所以我们每天夜里都在总部开大会。在大会上,罢工领导要作报告,其他工会来的特邀嘉宾也会作报告,表示与我们团结一致,鼓舞大家士气,然后就搞些娱乐活动。会场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一般都有两三千人,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清楚,还装了扩音器。

由工会全体会员选出的七十五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定期开会。凡是跟罢工政策有关的事,都要由罢工委员会来决定,它还设了一个部门,专门受理投诉。来投诉的大都是小老板,他们想让罢工委员会开特许证,让他们的卡车上路。这些要求一般都是不合理的,罢工委员会自然不会答应,不过,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可以给纠察队指挥员省下不少事,他们不用被小老板们纠缠了。

还有一个部门负责为罢工期间被捕的纠察队员提供法律援助。我们找的第一个律师是个讼棍,他的做法就是跟公诉人做交易。为了让公诉人撤诉,他会让纠察队员认罪。他这么做了一次,工会就炒了他。我们不指望我们的律师能打赢每一场官司,但我们希望他至少能尽力为我们辩护。法律部门继续寻找愿意这么做的律师。

雷·邓恩和我负责调度纠察队。这是雷在574分会的第一个正式职务,不过,在煤场组织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党团了。后来他被煤场老板开除了,也失去了工会会员的资格,很难开展工作。但他现在又以支持罢工的志愿者的身份,为工会工作,像他这样的工人还有好几百个。罢工委员会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工会活动家,就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

作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我在雷身边工作时,就像以前跟卡尔·斯科格伦德一块工作时一样,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育。他很会指挥罢工,而且他也跟卡尔一样,教了我不少关于集体领导的道理。雷是个出色的战斗指挥员,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他还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他不但以身作则,哪怕是碰到危险的任务或是不太重要的任务,他也从不推脱;他还注意给别人留下发挥主动性的余地,但又尽量帮助别人,尽力避免犯下大错。他会批评别人,但他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帮助别人醒悟。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尽量让每一个想帮忙的人都有事做。他经常说:“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组织者不该这么做。”

雷和我担任调度员,我俩负责分配纠察队的一切任务,还要指挥战术行动。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批人接打电话,操纵短波电台,监听警方的联络。我们把少年志愿者编成侦察队,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城里四处飞驰,他们的任务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充当纠察队的耳目,让各支纠察队的队长能够及时联络。许多工人自愿把轿车和卡车提供给工会使用,所以我们在罢工中拥有高度的机动性。我们用卡车把纠察队员运往货运站、市场、批发店和其它用得上卡车的地方,然后纠察队员就在那里来回巡逻,等到轮班的时候,再用卡车把下一班人运过去,把上一班人拉回来。在穿越城区的主干道上,也会安排纠察队员在一些路口上巡逻。

我们在每一个市区都布置了机动巡逻队,他们乘坐汽车在街道上巡逻,监视工贼卡车的行动。每一支机动巡逻队和每一支固定纠察队都有一名队长。我们还在罢工总部留了预备队,他们配有必要的交通工具,随时可以出动。在需要调动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就会任命一个现场指挥员,再设一个指挥所,协调现场所有部队的行动,并与总部保持联络。我们专门挑了一批人组成特别机动巡逻队,由纠察队调度员直接指挥。只有非常能干的领导才能当特别机动巡逻队的队长,罢工委员会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只要到了现场,他们就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谁都得听他们的话。特别机动巡逻队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特殊的任务;哪里出现紧急情况,就把他们派到那里,领导工会的力量,率先投入战斗。

纠察工作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发动了群众的力量,所以搞得很顺利。罢工一爆发,卡车运输业所有工种的工人就踊跃参加574会。刚到四月中旬,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差不多有六千人了。工会针对失业工人的工作也带来了惊人的收获。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来到罢工总部,自愿提供服务;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表现得像老虎一样勇猛。其它产业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也站了出来,他们下了班后,就跟其它工会的会员一起来到罢工总部,能帮什么就做什么,到了夜里他们就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上一会,醒来后又去工作。许多大学生也来帮助工会。总之,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纠察工作。

城里大多数居民都同情罢工,没过多久,就形成了自发的情报机关。人们打电话报告工贼的活动,用化名寄出其它情报,邮费是由某些匿名的雇主支付的。一些打字员,甚至还有私人秘书,会偷偷地把老板的指示多抄一份,传给工会,让罢工工人及时得知消息。工会收到的消息当中,有些一看就是从字纸篓里捡出来的,一些还是从公民联盟的办公室里弄出来的。


到了这个时候,工会已经定好了战略,发动了必要的力量,还对纠察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做得跟军队一样周全。接下来就是狠狠打击老板了。虽然老板用尽了一切办法,让警察保护工贼,利用工贼上工,但在老板同意跟工会谈判之前,一辆卡车都别想跑起来。在574会里,起初只有煤场的挑夫懂得怎么做纠察工作——其实许多纠察队员根本没干过纠察工作。他们在街上只要发现卡车在跑,就把车子押到罢工总部。总部的车库很快就停满了各种车辆:运牛奶的、运煤炭的、运烟草的、运茶叶和咖啡的、运猪牛的、运甘草的,什么都有。

因为纠察队员没有经验,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于是我们就向他们介绍政策,很快就改正了这个错误,后来他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会请示总部,而不是直接把卡车押回来。被纠察队扣了卡车的农民都很生气,但在农民假日协会的帮助下,工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赞同,但菜农还是不同意,我们跟他们有一些摩擦。过了几天,一些加油站想营业,给我们造成了麻烦。他们跟纠察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最后我们出动特别机动纠察队,才把这个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就在这时候,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也在纷纷议论,要不要参加574会。老板听到风声后,就想成立黄色工会,这下可气坏了出租车司机。574会发动罢工后的第二天,他们派代表来找罢工委员会,想跟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一起参加斗争。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由个体出租车司机和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小的地方分会,但罢工委员会还是同意接受出租车司机入会。罢工委员会派出机动巡逻队,通知全体出租车司机晚上到罢工总部开会。出租车司机在会上经过表决,决定支持罢工,没过几个钟头,出租车就全部停运了。

这段插曲,生动地证明了574会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能够持久而有效地开展纠察工作。没有工会批准,一个轮子都休想转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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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战


这次罢工的规模之大、力量之猛,把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和公民联盟的头头都给打懵了。在想出对付罢工的办法之前,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车辆收起来,所以工会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城里的街道。不过,工人已经猜到资本家会怎么对付罢工了——暴力镇压。

资本家的媒体马上开始痛骂工会,它们拼命抹黑罢工。老板们招了不少工贼司机和流氓,却说这只是为了保持道路通畅。在公民联盟的操纵下,警察向工会下手了。按照法庭的记录,在罢工的头两天,只有十八人被捕;可是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就有足足151名纠察队员受审。他们被罚款五十块,有十七人被判处劳教,时间从十天到四十五天不等。1934518日,星期五这一天,老板阶级举行了公民游行,并选出了一个法制委员会。工会弄到了公民联盟的一份公报,上面登了一个报告,说法制委员会正在组织特别治安队,这个治安队将按照治安官和警察局长的建议行动。法制委员会租下了亨内平大道1328号,把那里改成了治安队的总部,还仿照工会的罢工总部,盖了食堂和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工会对市场一带不够重视,公民联盟的军师就打算从这里下手,从侧翼击破工会的纠察线。菜农在市场里租下摊位,小商店的老板就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的产品。当时小商店还没有被连锁店消灭,这种贸易还很活跃。这些菜农属于菜农协会(Market GardenersAssociation),他们跟农民假日协会没有关系。工会事先没有跟他们商量好,所以罢工无意中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公民联盟的军师发现菜农对罢工意见很大,就想利用他们,让他们带头破坏罢工。

资本家的报纸登出文章,说为了对付罢工,菜农已经组织起来。治安官派了七十多个治安队员,护送菜农的车队前往市场。他们在半路上就被机动巡逻队发现了,然后机动巡逻队追了他们一个钟头。农民发现自己卷入了纠察队和治安队的战斗,他们大多掉头回家了;开到市场的卡车只有三辆。

这次冲突之后,工会向菜农协会保证:菜农可以直接把产品运给城里的小店主,工会不会干扰他们。这样一来,菜农就可以继续做生意,而又不会破坏罢工;工会也能继续封锁市场,而又不会损害菜农的利益。菜农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在罢工中保持中立,有些人还对罢工保持了善意。

老板们见这招不顶用,干脆公开向工会进攻。519日,星期六那天早上,老板找来一帮工贼,在市场区给贝尔曼水果公司(Bearman Fruit Company)装了两卡车的货,又找了一大帮警察和流氓,叫他们带着棍棒去保护工贼。工会派机动巡逻队去增援当地的纠察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只能用手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自卫。好多纠察队员被打成重伤,几个警察和流氓也被打伤了。后来,纠察队长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写了个报告,交给了我。(在罢工的档案中,他用的是他继父的姓氏塞维尔森[Severson]。)

杰克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咱们吃了大亏,有好几个人被警察用警棍打翻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被打昏后,不知是谁把我拖进了贝尔曼公司里面。我醒来后,发现哈罗德·比尔(Harold Beal)和路易·斯卡拉德(Louie Scullard)也跟我关在一起,过了一会,来了辆警车。哈罗德和路易被押上警车后,警察见我脑袋伤得厉害,血哗哗地流,就把我放了,我从警车下来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倒地上了。接着就是一场混战,纠察队员把我拉起来,扶我走到第六大街和亨内平大道的路口。他们叫来救护车,把我跟另外一些纠察队员送到总医院。医生给我脑袋包扎好后,把我放在一个房间里,准备转送监狱。这时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工会代表来了,他跟柜台前的接待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然后他带我走到门厅,对我说:赶紧离开这里。’”

从杰克的经历可以看出,医院跟警察是一伙的。受伤的纠察队员去医院治伤时,医院就会通知警察,还把纠察队员控制起来,等警察一来,就把纠察队员交给警察。所以工会才会在罢工总部里设立自己的医院。受了小伤的人,我们都尽量带回自己的医院治疗。只有受了重伤的人,才送去正规医院。星期六那天的战斗结束后,每个纠察队员都懂得了这个规矩,在后来的战斗中,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星期六那天晚上,又有人给工会下了圈套。在码头装载区有条小巷,那里有两家大报的办公楼,而且还紧挨着,所以大家都叫它报纸巷(Newspaper Alley),圈套就设在那里。有人给罢工总部带话,说报纸巷那边正在准备装车送报,还有大批警察保护。雷和我是纠察队调度员,我俩都觉得这事儿不大对劲,就没派纠察队过去,我们可不想又像早上那样挨打。没想到有个家伙——他以前一直干得很卖力,对罢工也很忠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奸细——他拿起扩音器,假传调度员的命令,要了两三车的纠察队员,里面还有女工,把他们派去报纸巷。结果他们中了埋伏,被警察和流氓用警棍和棒子打得很惨。

卡车马上搭着纠察队员回来了,受伤的人立刻被送到罢工总部的医院治疗。有好几个人骨头都被打断了,其中有五个是女工,我们这里治不了,只好把他们送到正规医院去。我们搜了奸细的身,还搜了他的轿车,结果发现他居然有好几个工会的会员证,还有农工党的党证,还有伯恩斯侦探社[1]的徽章和证件。这次惨案的消息传出去后,同情罢工的药剂师给工会捐了一些医疗用品。就连正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很吃惊,他们开始帮助纠察队员,在治好纠察队员之后,就放他们走,不让警察来抓人。

在报纸巷中了埋伏的纠察队员刚回来不久,两个警察就闯进了罢工总部,说纠察队员绑走了一个工贼司机。他们吓唬我们说,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要抓罢工领袖回去交差,然后他们亮出警棍,就往调度员办公室闯。因为连续被警察痛打了两次,大家正在气头上,这下就把火全朝他们撒了。没过几分钟,两个警察就不省人事了,大家把他们丢出总部门外,又打电话叫救护车拉走他们。扑上去的纠察队员太多了,就算今天不动手,他们迟早还是要动手的。有个叫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 Oakes)的,他是个卡车司机,有时运煤,有时运冰块,他抄起棍子就朝一个警察打过去,一不小心打中了另一个工人比尔·阿巴尔(Bill Abar),打折了比尔的胳膊。谢尔曼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不知道他哭是因为打中了比尔,还是因为没打中那个警察。

《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在周六晚间版登出报道:《425名特别警察在星期六采取措施平息卡车司机罢工,引发严重暴乱》。资本家的报纸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编辑随便写几个字,警察对和平的纠察队员犯下的暴行,就变成了纠察队员的严重暴乱。需要注意的是,报纸还对警方暴行的起因轻描淡写,说是为了平息卡车司机罢工

到了星期天早上,各家报纸继续颠倒是非,还说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参加特别警察。然后广播也跟着起哄,叫骂了整整一天。星期天晚上,听说有两千多人参加了治安队。其实,根据工会后来得到的官方报告,到了星期一,也只有544人报名参加治安队,其中大多是小商人、职员、推销员,里面只有几个上当的工人。虽然没多少人参加治安队,但老板们并不会罢休,他们拼命夸大治安队的人数,想让罢工工人以为全城都在反对自己,把罢工工人给吓倒。

老板们失算了,罢工工人根本没被吓倒,不管来多少警察,多少治安队员,他们都不怕。相反,他们开始显露出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中的有利一面。

工人以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这种幻想会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工人想在阶级斗争中行使民主权利,它很快就会破灭。幻想破灭后,工人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当。可是,工人仍然会觉得这些权利是自己应得的,并且会为了落实这些权利,而更加英勇地斗争。这样一来,有害的幻想就会变成有利的激励,而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

直到现在,工人在行动时都是赤手空拳的;但是他们发现,只要他们想行使和平的纠察权利,就会遭到警察的大棒镇压。所以他们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来落实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让工贼抢走自己的工作。如果想要这么做的只有一小批被孤立的先进分子,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这些先进分子只会倒在警棍下;幸好现在愿意这么做的不只是先进分子,更是全体罢工工人。然而,正是由于资本家的镇压,激起了工人的怨愤,所以他们才愿意采用这些自卫手段。工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用棍棒回击警棍,所以他们采用的战术是完全有效的。

星期天一整天,罢工工人都在武装自己,准备迎战。他们拿来了球棒;他们把浇水的软管切短,里面套上铅做的垫圈,再在一头缠上布条,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会的志愿者把两英尺长、两英寸厚的木材锯成了木棍。一个同情罢工的人把自家楼梯上的护栏拆下来,装在儿童雪橇里,叫他老婆帮忙扶着,拉到了罢工总部。工人把硬纸板塞进帽子里面,当作头盔来用。一个罢工工人用棍子来试验头盔的效果,如果不够坚固,就往里面塞更多的硬纸板。

就这样,一支工人大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形成了;男工在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执勤,女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罢工。妇女包揽了总部里的大部分活计。她们在报社周围拉纠察线,痛斥资本家报纸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谎言;她们到市政厅前抗议;她们还到其它工会去求助。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派代表团来到罢工总部,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杰克·马洛尼在他的报告(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报告)里,描写了574分会大军里的总气氛:

照我说,在周末那两天里,大家在总部里会那样干,不光是因为预感到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更是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一切]。在我看来,大家会那样做,既是因为有了一些预感,也是因为领导的建议,但主要还是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二岁)——老板们已经下定决心,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惜动手杀人。我打定主意,要逼他们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还有好多人也跟我想的一样。他们都知道,到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会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到时候肯定会像贝尔曼公司那次一样,发生一场激战。贝尔曼那次是警察赢了,可到了星期一,纠察队员就要跟他们讨还血债。

在杰克提到的星期一那次战斗中,两股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正面相撞了,双方摆出作战阵型,用棍棒展开了激战。周一那天早上,在老板们调动卡车之前,我们猜不出他们还要玩什么新花样,但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市场区。易腐食品都是在市场里买卖的,公民联盟就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反罢工宣传。其实,一直都有友善的线人给工会报信,说老板准备在星期一打开市场里的仓库。工会认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所以我们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只是集中精力,为在市场迎战做好准备。

劳联的办公楼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刚好挨着市场区,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休息站,让机动巡逻队员能歇上一会,喝几口水,吃点东西。星期天晚上,纠察队员在那一带进进出出,平常可不会这样。表面上看,机动巡逻队的活动增加了,每一辆开进办公楼里的卡车都搭着五六个人,但是开出去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人。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我们用这种办法,把六百多人运进了劳联大厅里面,他们全都带了棍棒。

星期一凌晨四点左右,一小队纠察队员在市场仓库前面拉起了纠察线。大批纠察队员取下了工会徽章,埋伏在市场区的各个战略要地。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斯蒂夫·格雷瑟(Steve Glaser)就是一个榜样,他个子虽矮,体格却非常强壮,他是仓库工人,一条腿不大灵便。在战斗开始前,他看起来人畜无害,可是一开打,他就从裤腿里掏出一根大棒,跑起来可机灵了。除了这些人手之外,在罢工总部里还留了九百来人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出动。总之,工会已经为这场战斗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准备给警察一点惊喜。

几百号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市场,一起跟来的还有数量差不多的特别治安队员。警察在星期六打了胜仗,所以他们可牛逼了。治安队员里头有个富二代,戴着马球帽。这小子还以为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破几个下贱的工人的脑袋,给自己找点乐子呢,他这种人都这样。上午九点左右,工贼司机把六辆卡车开到了第五街上的甘布尔·罗宾森公司(Gamble RobinsonCompany)的装卸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卡车装完货,正准备开出去时,一个警察狠狠打了一个罢工工人。工会的战士们就朝警察扑去,战斗开始了。

警察自以为掌握了工会的兵力,所以他们派出的兵力,就是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算的,可是劳联办公楼里的六百名纠察队员已经按照命令,摆出作战队形,投入了战斗。战斗很快就蔓延到了另外三四处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库房。警察和治安队员接连倒地,不少路人见了纷纷叫好,一些路人还动手帮助纠察队员。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大部分治安队员被工人的气势吓倒了,丢下警察拔脚就跑。越来越多的警察从商业区的岗哨里跑出来参战。工会马上从罢工总部里调动了几百名预备队前去助阵。

警察在绝望中掏出了枪,扬言要开枪;但他们好像还不敢使用这种极端手段,这给了我们一点时间。警察现在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也就是说,纠察队员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警察分割开来。罢工总部里剩下的预备队都上了卡车,打头那辆车的司机是鲍勃·贝尔(Bob Bell),他不但个头高大,胆子也很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管什么交通规则,直接往市场冲,往警察中间撞。鲍勃照做了。警察被撞散了,他们不敢开枪,不然很容易打中自己人;纠察队员就从卡车上跳下来,用棍棒继续跟警察战斗。最后,警察局长约翰内斯(Johannes)只好鸣金收兵。

三十多个警察和好几个治安队员进了医院。工会这边的伤员被送回罢工总部,在医院里得到了治疗,不过有几个人伤得比较重,断了骨头,只好送去正规医院。我们这边受伤最重的是哈罗德·比尔,他的脑袋被棍子擦过,掉了一大块头皮。虽然我们受伤的人不少,但我们占了上风。工会跟训练有素的警察激战了足足三个钟头,还打成平手,也没让一辆卡车开出去。

市场那边打得正凶的时候,玛维尔·肖尔和克拉拉·邓恩领着妇女后援会的七百人,向市政厅游行。她们的队伍前面打着574分会的旗帜,有不少路人在街道两边围观,一些路人还参加了游行。她们抵达市政厅时,警察紧张地举起了枪,不让她们进去。最后警察只同意放几个代表进去见贝恩布里吉[2]市长,向市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剩下的妇女就在市政厅外面示威抗议。市长不肯见代表团,但是晚上的报纸登出了代表团的要求:市长必须解雇警察局长约翰内斯;遣散全部的治安队员;不再干扰纠察队员的工作。

警察的暴行激怒了全城的工会活动家;而574分会的英勇斗争又让他们大受鼓舞。建筑业的工人群情激奋,他们要求举行罢工,这不是为了狭隘的行业利益,而是为了与苦战中的卡车司机并肩战斗。建筑业工人群众的巨大压力,迫使建筑业工会委员会(Building TradesCouncil)的干部举行声援罢工。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卡车司机罢工多久,他们就跟着停工多久。在两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老奥斯卡·库弗和切斯特·约翰森(Chester Johnson)的鼓舞下,建筑业的一个工会电力工人工会(他们也是这个工会的会员)还举行游行,前往罢工总部,接受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虽然举行声援罢工的行业基本上只有建筑业,但劳联中央劳工联盟执行委员会经过表决后,还是决定给574分会提供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

星期一下午早些时候,警察局长约翰内斯下令,全体警察要二十四小时执勤,他还找了美国军团[3],要他们出1500名治安队员。警察在街上只要看见戴徽章的罢工工人,就会马上抓走。设在拉迪森旅馆(Radisson Hotel)的“公民法制委员会”向全城的商人呼吁,介绍 “正直良民”参加治安队。呼吁书中写道:“你们应当劝说你们认识的每一个正直良民担任特别警官或治安队员。你们应该给他们开介绍信,让他们穿上便服,到亨内平大道1328号的总部报道,准备为国效力。”破坏罢工的首次重大行动失败后,公民联盟虽然有些狼狈,但它依然坚信自己可以用武力打垮工会,所以它拼命地搜罗狗腿子。

星期二一大早,市场区挤满了人。街道两边、楼顶上还有窗户边全都是来看热闹的,足足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想看到星期一那样的武斗。本地一家广播电台KSTP电台还派来了播音员,带着手提式广播设备,准备进行详尽的现场直播。

其它工会给574分会支援了不少纠察队员,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工会在夜里认真研究了战场,确定了部署兵力的最佳地点。但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因为参战的人非常非常多,工会指挥不过来。所以,工会能不能打赢战斗,完全要看罢工工人的战备水平和纠察队长的领导能力。结果表明,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城里大半制服警察都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百治安队员。有些治安队员昨天被打怕了,不敢再来了;但是老板们连夜招了一批新人,补上了空缺。在昨天的战斗中,治安队员丢下警察溜之大吉,所以今天每一队治安队当中都安插了一些警察督战。把警察和治安队都算上,镇压力量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五百人。

早上的报纸说一些易腐食物要从仓库运走,在警察保护下,几个工贼开始装车。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工贼连车子都没发动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突然间传来一声打破玻璃的声音,不知是谁用箱子砸坏了窗户,声音还没停,混战就爆发了。

纠察队员首先扑向治安队员,他们很快发现,不少警察都想往后退。这些警察肯定是忘不了昨天的经历,他们可不想又像昨天那样被治安队员丢下,然后又被纠察队员痛打。纠察队员察觉到了警察的这种情绪,便集中攻击治安队。没过多久,就连看热闹的人也被感染了,他们开始给纠察队员打气鼓劲。治安队员发现自己落入了重重包围之中,纷纷扔掉棍子,扯掉徽章,想混进人群中间,但是群众恨透了他们,所以没几个能躲进去。到了这时候,警察已经深陷于战斗之中,脱不开身了,纠察队员就集中猛攻警察。纠察队员越战越勇,把警察和治安队统统赶出了市场,然后穷追不舍,把治安队员赶回了他们的总部,路上凡是落单的治安队员,都被纠察队员打跑了。

战斗开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市场里就连一个警察都见不着了,市场区恢复了平静,纠察队员就开始指挥交通。罢工总部周围一带的警察也被赶跑了,在罢工结束前,警察再没回来过。两边都伤了不少人,治安队那边死了两个:一个叫彼得·埃拉斯(Peter Erath),一个叫C·阿瑟·莱曼(C. Arthur Lyman),莱曼还是公民联盟理事会理事。

市场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托宾打来一个电报,命令574分会提请仲裁,解决纠纷。当时罢工领导人都很忙,这封电报就搁在总部里的调度员的桌子上。那时候总部来了个同情罢工的国会议员,叫弗兰西斯·H·舒梅克[4],他在总部里瞎转悠,恰好给他瞧见了这封电报。舒梅克这人既没有责任心,又喜欢冒险,还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自作主张,给托宾回电:“你这下流的工贼少来掺和。这是捍卫人权的斗争,没你这只老鼠的事儿。”

舒梅克还签上了比尔·布朗的名字,结果这回电就成了574分会的正式答复,给我们惹了大乱子。我们当时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再惹火托宾。所以我们只好发表声明,正式收回舒梅克那封电报,并禁止舒梅克进入罢工总部。托宾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解释,他在下一期《卡车司机日报》上发表社论,骂了舒梅克一顿;但这件事让他更加记恨574分会了。

罢工的进展,把城里的劳联高级干部吓得不轻。他们打算让劳资双方停战,并让奥尔森州长控制局势。星期二中午,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呼吁约翰内斯局长撤回警察,停止调动卡车。约翰内斯带着代表团去找治安官沃尔(Wall),然后双方同意请州长干预。奥尔森很快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国民警卫队司令E·A·沃尔什[5]将军。然后574分会与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会谈。574分会的代表是比尔·布朗、格兰特·邓恩和艾德·赫德伦(Ed. Hedlund);老板们的代表是W·M·哈丁(W. M. Hardin)、M·A·莱曼(M. A. Lehman)和G·F·威廉姆斯(G. F. Williams)。

在会谈中,双方得知劳工局已经写好了一个解决方案,经过一番争论后,双方同意停战二十四小时。在停战期间,资方暂停用卡车运货,并彻底关闭市场区。作为交换,574分会同意暂停纠察,只派出观察员监督停战。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有老板一方的代表和574分会的代表,还有车工工会的代表沃尔特·弗兰克(Water Frank)和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代表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因为建筑业工会也举行了声援罢工,所以他俩就代表建筑业工会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停战期间,约翰内斯放出话来,说要在警察保护下调动卡车,574分会马上发表声明,说要重新部署纠察队。贝恩布里吉市长就请求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奥尔森马上照办,同时还要求劳资双方把停战期延长二十四小时。574分会谴责了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做法,认为这是恐吓,并要求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574分会还跟奥尔森州长说,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它们的卡车统统不许开动,不答应这个条件,工会就不会延长停战期。奥尔森州长最后决定:不让国民警卫队上街巡逻;延长停战期,原有的停战条件保持不变;为即将开始的合同谈判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非常牢固的,但是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条件的影响下,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接近双重政权的状态。阶级斗争正在高涨,政府想控制住阶级斗争,但是,如果它的做法不合574分会及其盟友的心意,它就不可能控制住。这种局面,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奥尔森这个人能否靠得住,能不能靠他来粉碎罢工,老板们并没有把握,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城里的警察机关来粉碎罢工,这个警察机关掌握在老式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可是,警察在这几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干不成这个脏活,所以市长只好去找奥尔森,请他出动国民警卫队,让他出面镇压罢工。

但是,如果奥尔森答应了市长的请求,他自己就要面临来自另一边的危险。如果他命令国民警卫队公开破坏罢工,他就很可能失去工人运动的牢固支持。在574分会谴责他出动国民警卫队、并要求他撤回国民警卫队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政治威胁。所以,他还是决定不派出国民警卫队,暂时不插手城里的阶级关系。

假如全国都出现了这种形势,那么,就算一开始只是一场单纯的工会行动,都会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冲突,最后变成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它被困在一城之内,所以,它能做到的,也就只能是让工会得到承认。考虑到现有的各种条件,能够争取到承认工会,也能产生不小的影响。它能彻底粉碎公民联盟推行的压迫性的“开放工厂”制度,为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union town)创造条件。

在军火库对面有一大块空地,叫做阅兵场,可以用来举行大型活动,523日,星期三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阅兵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向工人群众提出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的前景。到了预定的开会时间,已经来了五千多人,而且群众还在成百上千地赶来。不少人胡乱塞了两口饭,还没换掉工作服,就赶来开会了,有些人还带着小孩。参加大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在业的和失业的,有已经参加工会的和还没参加工会的。他们一起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分。在发言人开始讲话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罢工领袖的发言。

比尔·布朗宣布:“如果老板不肯全面承认工会,不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574分会就要继续罢工,我们呼吁全体工人都来支援我们。”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通过了他的建议。

[1] 全称威廉·J·伯恩斯国际侦探社William J. Burns Inter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由大特务威廉·约翰·伯恩斯(William John Burns1861—1932)成立,该公司曾广泛参加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破坏。——中译者注


[2] 亚历山大·吉尔伯特·贝恩布里吉(Alexander Gilbert Bainbridge1885—1936),1933—1935年当选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中译者注


[3]
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是一个退伍军人组织,1919315日成立。——中译者注



[4] 弗兰西斯·亨利·舒梅克(Francis Henry Shoemaker1889415——19587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伦维尔县弗洛拉镇,1924年参与成立联合农工党,1933年代表农工党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中译者注


[5] 埃拉德·阿瑟·沃尔什(Ellard Arthur Walsh1887103——197581日),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05年加入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第1步兵团,1917年前往法国参战,1919年回国,1921年晋升为中校,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副司令,1927年晋升为准将,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0年晋升为少将,任第34师师长。19418月因病离职,重新担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9年退役。——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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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谈判中的诡计


1934521日,星期一那天早上,市场区的激战还没结束,574分会的斗争就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这次斗争的战况,通过电报传给了所有报纸。到了星期二,KSTP电台直播了警察和治安队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场面,又通过无线广播网传遍了全国。星期二的战斗被拍成了新闻短片,在各地影院上映,这在当时是电影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各地工人群众对这些消息反响很热烈。在大多数罢工中,工人总是被警察痛打,所以,在观众在银幕上看见纠察队员痛打警察时,便纷纷鼓掌喝彩。工人看见工会干部坚守阵地,勇斗警察,让警察吃了大亏,都觉得大受鼓舞。

纽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领导人看了这些报道,对卡车司机罢工的全貌有了大概的了解。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的消息,让他们特别担心,因为这会对工会造成严重威胁。党马上做出决定:派全国书记吉姆·坎农[1]去明尼阿波利斯,帮助卡车司机工会的同志。他是搭飞机去的,这在当时可不便宜。我们党那时人又少,又没几个钱,买机票对我们负担不小;可是,兵贵神速,而坐飞机是最快的方法,所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凑出了机票钱。

帮助地方上的同志,是全国领导机关应尽的义务。在革命党的一个支部投入重大行动的时候,全国领导机关必须全力提供帮助,并为党在行动中的作用承担责任,不能把工作全部丢给当地同志处理。

好几年后,雷·邓恩在信中跟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地方党支部,坚信五月罢工一定能取得跟煤场罢工一样好的战果。我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我们通过煤场罢工发展了好几百人[参加工会——法·多],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热情、经过战斗考验的积极分子和组织者。他们又发展和训练了好几百个司机和场内工人[2]。最重要的是,我们为党发展了不少党员。……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可以说,我们犯了大错——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发展得飞快,我们却没有及时把情况通知党中央。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应当好好记上一笔。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集团进行的派别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党中央正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果把我们这边的情况通知党中央,就会让纽约那边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给党中央添麻烦。

“直到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吉姆坐飞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才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他对本地局势的态度和理解,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新奇的。[以前,共产党中央领导插手地方工作的经历,给雷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但雷却很赞赏吉姆的到访,他在这里好像是要拿这两种情况来比较。——法·多]作为布尔什维克,他懂得一些不仅能够在地方上,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党的力量、加强党的作用的东西。……我们的视野,原本只局限于本地,吉姆来了以后,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从全国的角度来]思考深化斗争和发展组织的问题,并在实际上把整个斗争提高到了更高的政治水平和战略水平。”

雷这里说的全国性的视野,就是要把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同整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工作联系起来。在此之前,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人数少、力量弱,许多自以为很聪明的人都瞧不起它。而现在,它的党员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工会斗争,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道理:人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革命政党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有真正的、基本的革命特征:纲领、战略、策略,并且能够率领工人投入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吉姆很快就看出了这些因素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国党建工作之间的关系。同时,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给卡车司机工会里的同志们帮了大忙,为通过谈判促成协议出了大力。

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谈判的情况,就得讲一下过去的一些事。在罢工爆发以前,574分会提出了建立封闭式工厂的要求[3],而老板们就针对这一点大做文章,提出了反工会的纲领,所以,在罢工前夕,574分会收回了这个要求,只要求资方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参加集体谈判,这项权利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明文规定的。要求承认工会,已经是最低不过的要求了,所以地区劳工局也只能承认这个要求是合法的。老板们被将了一军,只好对这个问题装聋作哑,一边装作没听见劳工局的话,一边寻找新的宣传方针。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对罢工的这个核心问题一清二楚了。大家都看见了,工会要求的只不过是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对于用什么方式来承认工会,工会的态度也是很灵活、很通融的,可老板们却还是坚决不肯承认工会。因此,在宣传方面,工会就占了上风,让罢工获得了更多的群众支持。

罢工开始后,奥尔森州长就出来当和事佬,想安排老板跟工会谈判,可是老板们根本不理睬他的一片苦心,一点都不肯退让,还对他说,他的职责就是出动国民警卫队保护卡车上路。而工会这边,自然是愿意配合他的调停的。但是,574分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克利夫·霍尔,还有被他影响的执委会委员,还有普通的劳联干部,都想让奥尔森在谈判中完全自由发挥,不受任何限制。幸好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里还有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部分抵消了这种危险。

必须想个法子让奥尔森明白,他休想在谈判中玩什么欺骗工会会员的鬼把戏。519日星期六那天,我们的纠察队员在贝尔曼水果公司门前被警察痛打,这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的人挨打的时候,奥尔森正在竞技俱乐部(Athletic Club)主持谈判,他跑来跑去,一会去找工会的代表团,一会又跑去跟老板们的代表团谈。

574分会给奥尔森发了一个声明:“在今早十点于罢工总部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本会会员指示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罢工委员会委员已对市场的情况进行了特别调查。随后我们发现,警方用棍棒、警棍、铅管野蛮地打伤了许多工人的头。我方有十二人受重伤,甚至可能是致命伤,这些伤员已被送至医院救治。我们对此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州长命令警察局长撤回警察,否则我们将会中止会谈。如果州长先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按照指示,全力投入战斗,在大局已定之前,我们将拒绝任何仲裁或调停。我们将号召明尼阿波利斯及周边地区的全体工人援助我们,保卫我们的权利和生活。在你方采取行动和做出答复之前,我方将撤回代表。”

这个声明难免有一些语法错误,但这也是因为它是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草草写成的。不过它的内容却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这个声明刚刚被全体会员通过,工会就派几队特别巡逻队去竞技俱乐部,把这个声明当面交给奥尔森,并把我们的谈判代表拉回罢工总部。这两件事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奥尔森和他在劳联官僚中的同伙收到了警告,这段经历也对574分会的谈判代表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而且,这也能帮助工人认清奥尔森这个和事佬的真面目,让他们明白奥尔森这人是靠不住的。

522日,星期二这一天,双方刚刚停战,劳工局就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到了晚上,奥尔森在尼科莱特旅馆(Nicollet Hotel)主持会议,让双方代表去到那里,以劳工局的方案为基础开始谈判。工会派出大批机动巡逻队,护送代表团前往会场。到了会场,他们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就又给奥尔森下了最后通牒:“警察不撤走,我方就不会跟你方会面,也不会进行会谈。”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已经布下陷阱,警察已经拿到了逮捕证,就等574分会的谈判代表过来自投罗网,幸亏代表们警惕性够高,才没中计。奥尔森就叫警察撤退,然后谈判就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双方代表团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开会,由奥尔森在两边来回传话。

艰难的谈判足足进行了三天。最后老板们总算同意承认工会,但要以劳工局下发同意令[4]的形式来间接承认,工会接受了同意令之后,166个老板代表整个卡车运输业在同意令上签了字。老板们还想以罢工纠察队员在罢工期间“犯罪”为由,开除纠察队员,但是他们失败了,只好同意让全体纠察队员无条件上岗。老板们保证不会歧视工会会员,并承认574分会有权在具体问题上代表业内会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老板们开除工会会员,还特别设立了一套机制。总的来说,老板们承认工会的形式,足以使工会获得稳固的根基,让工会能够继续斗争,在工资和劳动条件两方面赢得扎实的成果。

在谈判中,为了在多大范围内承认工会这个问题,双方差点谈崩了。老板们坚决要求把场内工人排除在外,所以工会代表就离开会场,回到了罢工总部。没过多久,奥尔森就派他的司机来到罢工总部,请代表坐他的豪华轿车回去谈判,还提出了新的条件。新的条件把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司机、帮工和“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的其他人员”。

新条件的关键,是“与卡车运输业务有关”这个说法,它把工会能够代表的工人,扩大到了雇用司机和帮工的企业内部。在这些企业里面,由于业务范围的不同,工种的划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个对工会代表权的规定虽然不够具体,却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要能把这类职工组织起来,工会就会自动获得代表他们的权利。所以574分会才要使用“场内工人”这个覆盖范围非常广的说法。只要在承认工会的条款中明确承认全体工会会员都算在内,那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奥尔森向工会谈判代表保证,一定会把这项要求写进协议里面,还说他只是想给老板们留点面子。既然州长都做出了这样的保证,工会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

在罢工爆发前,老板们给卡车司机加了工资,每个钟头多算五毛钱,其它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也加了不少。老板们本来想用这一招来瓦解工会组织运动,并让罢工流产,没想到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协议里有这么一条:罢工之前的大幅加薪必须维持至少一年。这条规定,也适用于罢工后的谈判或日后的工资仲裁。劳资双方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一共有七名委员,其中两个是574分会的代表,两个是老板的代表,地区劳工局出一个工人代表和一个资方代表,然后这六人再提名一个“中立”人士。对于劳动时间的问题,双方都同意先按全国复兴署的规定来办。

525日,星期五那天晚上,工会领导层接受了协议草案,并把草案提交给全体会员审批。二月的煤场罢工结束时,劳联干部把协议吹得天花乱坠,但574分会老实地承认,这个协议草案是同老板们妥协的结果。在525日的大会上,工会坦率地承认了原先的要求有哪些能实现,哪些实现不了,全体会员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罢工工人认为自己赢得了有限的胜利(主要是迫使资方承认工会,这为未来的斗争打下了基础),经过表决,决定接受这个协议。第二天早上,除了出租车司机之外,全部工人都复工了。

出租车司机的主要雇主是黄色出租车公司,它不属于卡车运输业。在卡车运输业的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后,黄色出租车公司才开始同工会认真进行谈判,到了64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工资大大增加了,工人也开始落实工会对职业的监督。工会马上就开始吸收出租车行业的其它工种:调度员、电话接线员[5]、车库工人、运行李的司机,还有帮工。个体出租车司机也争得了同样的协议。签订协议后,全城的出租车司机举行大会,经过表决,几乎一致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这样一来,那个由个体出租车业主和他们的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工会,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再次绕开了托宾的组织规定。

共产党在斗争中根本没出什么力,等到工人得胜复工后,它突然跳出来大骂罢工协议,说“托匪把工人出卖给了公民联盟”。那时候的共产党陷入了极左狂热。在1928年以前,他们的路线是跟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妥协,跟资产阶级政客合作,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时期”路线,然后共产党就跳到了极左路线,在1934年的时候,共产党的策略就是根据第三时期路线来定的,等到1935年,他们又跳回了1928年以前那种阶级合作路线。他们预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只消一个晚上就会产生革命形势,他们的整个方针政策都是按照这个预计来定的。所以他们采取了宗派主义的路线,要把“革命的”领导层硬塞给群众。为此,他们首先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然后在共产党的控制下重建国际工运。

美国共产党的干部接到命令,要强行分裂劳联,尽量把工人拉上他们的冒险道路,能拉多少就拉多少。他们想建立一个“红色”的工会联合会,他们给这个组织起的名字叫“工会团结联盟”(Trade Union Unity League),这个名字可真够讽刺的。可是,参加这些“红色”工会的人,基本上只有共产党员,还有直接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工人,所以它们也就是些空架子。这些“革命”的空架子当然不可能赢得老板的承认,更别提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了。这种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使共产党的干部脱离了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在明尼阿波利斯,共产党对574分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从外面插手工会的行动,为此他们印了好些传单。

515日,574分会举行大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继续罢工,共产党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散发传单,大骂卡尔·斯科格伦德和邓恩兄弟都是“叛徒”和“老板的奸细”。在罢工期间,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想让他们支持罢工,就得让他们那个空架子组织的人参加罢工委员会。我们没听他们的,他们就印了更多的传单,大骂工会领导层“不民主”。这下惹火了罢工工人,要不是工会领导拦着,发传单的共产党员非挨揍不可。比尔·布朗是个说俏皮话的能手,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共产党让油印机丢脸了。”

罢工结束后,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6]赶到明尼阿波利斯,大骂了一通罢工协议。但是,攻击574分会的主攻手,却是雷、迈尔斯和格兰特三兄弟的大哥威廉·F·邓恩[7]。他以前属于共产党坎农派,但在1928年的分裂中,他却投靠了斯大林派。现在共产党的头头命令他去干脏活,要他去捅自己的亲兄弟一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他也答应了。他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8]上写文章,说“明尼阿波利斯斗争的核心政治任务应当是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他痛批工会领导层,说工会领导层不该跟老板妥协,应该坚持斗争,争取“全胜”。他硬说工会应当“踢开劳联官僚”,发动总罢工。工会没照他说的做,他就说罢工被“击败”和“叛卖”了。

吉姆·坎农在《战士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反驳了威廉·邓恩;坎农指出:斯大林派脑子发昏了,工人可没发昏,他们比斯大林派更懂得什么是“核心任务”——是让工会得到承认。所以,除非“踢开”工人,否则是不可能发动一场以“揭露和击败奥尔森”为目标的总罢工的。其实,政府是怎么做的,工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学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教训。工人发现,不管是在煤场罢工中,还是在五月罢工中,警察都完全站在老板一边。奥尔森一出动国民警卫队,工人就知道这对罢工有害——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认识对工会大有好处。在1934616日的《战士报》上,吉姆·坎农解释了这次罢工的核心任务应当是什么:

“争取落实经济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成立工会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这个道理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工会是进行这一斗争的工具,又是经济性成果的守护者。每一个参加了工会的工人,都会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工人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在为争取改善自身处境而斗争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保障。这就是‘承认工会’这个公式的具体含义。……每一个罢工协议,都会让老板继续控制工业,继续剥削工人,所以说,罢工协议总是一种妥协。就算是最好的罢工协议,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和限制这种剥削。现实的领导不会指望资本家的‘公正’,只会在具体的情况中尽量争取扩大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接着,坎农又对加薪幅度的仲裁规定写了一些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工会干部认为,为了在下一阶段让工会获得的承认更有保障,并巩固工会的力量,必须在现有条件下争取落实它。……仲裁委员会如果做出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肯定会刺激工会会员,让他们重新行动起来。罢工持续了十天,仲裁委员会在开会时,不可能不受到罢工的直接影响,不可能不明白工会有多么强大、多么勇猛。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成果中最关键的一点——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工会。工会领导和组织者的全部计划,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而这个目的,又只是一个长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次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展的,并且赢得了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可以继续前进。把这种结果说成是‘失败’,实在荒谬至极。”

吉姆·坎农对罢工的成果的评价,得到了参加过罢工的工人的普遍认同。卡车运输业的工人复工后,都在胸前骄傲地戴着574分会的徽章。在罢工期间,加油站员工给工会惹了不少麻烦,现在就连他们都开始参加工会了。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快递司机还想当工贼,现在他们都在涌入工会。

没过多久,574分会的会员人数就突破了七千人,而且天天都在不断增加。工会成立了一些职业监督委员会,处理工人的申诉,并收取会费。另外,工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必须要建立一个全职的组织者班子。61日,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由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担任全职组织者,工资与卡车司机的平均工资相同——每周二十五块钱。这个建议被执委会批准了。这样一来,工会的实际领导层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在罢工结束后,处理工会的职业监督委员会处理不了的申诉,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第一个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让罢工工人重新上岗,令人惊讶的是,没几个老板敢不让罢工工人上岗的。大多数情况下,老板都愿意接见工会代表,并解决纠纷。

我跟雷·邓恩一块工作时,碰到了一件怪事。在市场有家公司,它跟竞争对手有协议:每天开工的时候,就用卡车拉来橘子,两家各分一半。然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叫一个司机早上来早一点,给自家多分一点。司机跟老板说,他现在属于工会,再也不能干这种事了。老板就炒了他,说他“不听话”。我们就去找老板,给他两条路:要么让司机复工,要么我们就罢工。老板坐下来,盯了我们一会,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想起了市场的战斗。最后他还是让那个司机复工了。

到了六月中旬,处理申诉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因为公民联盟给城里的老板们施压,要他们给工会会员穿小鞋,比如在加薪问题上耍花样,或是优先解雇资历较老的工人。才过了几天,就有七百多工人向我们投诉,说自己受了刁难;工会在跟老板交涉时,绝大多数老板都不肯做出半点补偿。不用说,公民联盟正在找机会,向工会发起新的挑衅。

工会想按照罢工协议中的规定,通过劳工局,就进一步的加薪进行谈判或仲裁,但是,资方代表团的态度,却更加暴露了他们的这种企图。资方代表吞吞吐吐,扯来扯去,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行”,就这么拖下去。既然劳工局不能落实协议,工会就直接去找各家公司的老板,打算一家一家地把这个问题给谈妥了。但是他们都说自己做不了主,叫我们去找资方代表团。同时,他们又加了一点点工资,想在工会会员当中制造分裂。

资方代表团说明白了的只有一件事:凡是跟场内工人有关的问题,一律免谈——他们说,上头只让他们跟574分会谈判跟卡车司机和罢工有关的问题,其它问题都不能谈。他们就是想让卡车司机和帮工抛弃场内工人,在工会会员中间搞分裂。要是让他们得逞,工会的力量就要大大削弱,也就不能从老板那里争得多少让步了。老板们做足了功课,他们很清楚托宾的组织思路,他也想压缩工会能代表的范围,所以他跟老板们想到一块去了。他和老板们都想扭转574分会的产业工会路线,把工会局限在狭隘的行业范围内。这样一来,574分会的激进领导层就会被赶走,被换成“工人政治家”。

这也符合奥尔森州长的需要,因为574分会的勇猛斗争让他在政治上两头为难。在谈判中,他曾向工会代表团保证:罢工协议一定会让老板们全面承认工会,也会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这样肯定会引起关于工会能代表多大范围内的工人的纠纷,他这么老奸巨猾,应该早就对此心里有数了。这种可能性,产生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在罢工期间,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风险,也要让工人复工。等到劳工局问他,他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代表范围的条款有什么意见时,他就说些含糊不清的话,想把问题糊弄过去。1934621日,他写了个声明,建议这项条款应当把负责运货和收货的职员、码头搬运工和起重机操作员都算进去。然后他又说,应当提请仲裁,以仲裁的结果为最终决定,就当协议中对工人做出的小小让步根本不存在似的。

奥尔森的声明惹火了老板们,他们在报上登出大幅广告,宣布工会只能代表卡车司机和帮工。劳工局看见老板们根本不理睬奥尔森的声明,就对罢工协议中关于工会的代表范围的条款作出了裁决。它裁定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的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这个裁决一出,工会就失去了代表场内工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老板们马上接受了它。工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个忽悠人的裁决,还讽刺了一句:“劳工局‘慷慨地’裁定,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近半会员。”

就在奥尔森发表那个声明的同一天,574分会也召开会员大会,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进行了讨论。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并且要求立即加薪。为了给这些要求增加底气,大会还决定着手准备新的罢工。在大会上,克利夫·霍尔跟工会领导层商量后,给兄弟会总司库托马斯·L·休斯(Thomas L. Hughes)写了封信,报告了目前的局势。写这封信是为了给兄弟会高层卖个面子,里面解释说,574分会没有获得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发动了五月罢工,这是因为分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刚入会不久,按照兄弟会的规定,他们不能领取罢工津贴。至于工会能否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由于托宾和休斯都不赞成,所以信里也就不提了。信里只说老板们不肯遵守罢工协议,不愿把工资问题提请仲裁。

由于罢工的开销非常大,信里还请求休斯免除五月里入会的三千名新会员的入会费。霍尔在信中写道,这个要求不算过分,“毕竟在罢工的十一天里,兄弟会连一分钱的津贴都没发给我们。”信中还保证,如果兄弟会能免除这批新会员的入会费,以后每个会员每月三毛钱的人头费一定会按时上交给兄弟会。

休斯在回信中说:“每发展一个新会员,兄弟会都要从入会费中抽一块钱,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组织规定里面的。”对于574分会跟老板们的纠纷,他一个字都没写。后来,托宾对这个问题发表声明,在574分会背后捅了一刀。

在同老板们进行新的斗争时,妇女后援会可以提供强力的帮助,所以工会就着手加强妇女后援会。从五月罢工后期开始,有不少纠察队员不是受了伤,就是被劳教,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负责接济他们的家人。现在公民联盟又向工会发动了新的进攻,有很多工人受到了打击,所以妇女后援会就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给这些工人提供救济。为了帮助这些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妇女们给他们争取社会救济,又帮他们举行街头募捐。妇女们还到其它工会去搞募捐。新的罢工很快就要爆发,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手却总是不够,所以妇女后援会也开始发展会员,收到的效果很好,就连574分会外面的人,也开始申请入会。在新的斗争中,以经历过五月斗争的老战士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战斗的妇女,再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会正在为了新的斗争做准备,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没闲着,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都在尽力帮助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为了资助卡车司机工会,还发动了一场征集特殊党费的运动。另外还发动了一场扩大《战士报》发行量的运动,主要是在受到五月罢工鼓舞的各地工人中间发展订户。

吉姆·坎农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他跟当地的同志们商量后,决定把擅长做辅助性工作的党员派来这里。这些同志当中,有两人是顶尖的新闻记者——马克斯·沙赫特曼[9]和赫伯特·索洛[10],索洛后来当了《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还有阿尔伯特·戈尔德曼[11],他是芝加哥的著名工人律师,来到这里,给工会当法律总顾问;还有胡戈·奥勒尔[12],他是个优秀的群众运动领袖,也赶来这里,帮助574分会发动失业工人。

中央派来支援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与领导工会斗争的当地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吉姆·坎农在五月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后,中央就能比以前更准确地掌握当地形势,及时作出反应。而且,工会党团也非常清楚,中央派来的同志有特别的能力,能帮上很大的忙。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充满了各种政治风险。在现代的罢工中,如果能有具备阶级政治意识的记者,为罢工提供充分的政治建议和帮助,就会大大有利于罢工,我们这次罢工也不例外。一个富有经验的失业工人组织者,一个能干的革命律师,他们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价的。中央给我们派了这么多能干的同志,这就是它给我们提供的主要帮助。他们提高了工会的“总参谋部”的水平,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一定会带来许多重大好处。

在煤场罢工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当地支部的党员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后来的卡车司机罢工中,他们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574分会之外的其它工会、在失业工人和妇女后援会当中。他们还发展了《战士报》的读者群,利用《战士报》对工会斗争的政治分析,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有:范妮·巴拉奇(Fannie Barach)、塞·巴拉奇(Si Barach)、戈尔迪·库珀(Goldie Cooper)、老奥斯卡·库弗、威廉·库伦(William Curran)、C·R·赫德伦(C. R. Hedlund)与P·G·赫德伦(P. G. Hedlund)、切斯特·约翰森、路易斯·罗斯兰(Louis Roseland)和乔·罗斯(Joe Ross)。自从煤场的组织运动开展以来,整个党支部就在逐渐壮大。它的大部分新党员都来自574分会,在574分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党团,这说明它在工运中的影响力逐渐变强了。

宣传工作是非常重要的,574分会为此出了大力。625日,574分会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组织者》(The Organizer)。574分会可以利用这份报纸,揭穿老板的报纸散布的谎言,介绍自己的目的与政策,揭露老板和政府的反工人阴谋。工人很喜欢《组织者》,他们仔细阅读每一期,并广泛散发。《组织者》一开始只有八开大小,只有四个版面,发行量也只有五千份,每周出一期,但在工会不得不再次发动罢工后(工会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组织者》改为每天出一期。

虽然我也是《组织者》的编辑,但我忙于其它工作,再加上当时我也不会办报,所以我其实也没怎么参加编辑的工作。我能当上它的编辑,只是因为按照惯例,要有一个工会领导来当编辑,这样做很有好处。《组织者》的编辑工作,其实是由马克斯·沙赫特曼和赫伯特·索洛负责的,还有一个会写新闻的当地同志卡洛斯·哈德森(Carlos Hudson)给他们帮忙。吉姆·坎农也给《组织者》写了不少社论。《组织者》的编辑方针,是经过工会领导和党的记者商量之后,再确定的。通过这种集体协作,工会又掌握了一种强力的新武器。

[1]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211——19748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倾向共产主义,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美国共产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主张,为此被美共开除,此后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建立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时担任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后退居二线。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译注


[2] 这里的场内工人inside worker)是指并不亲自驾驶卡车、但又与运输业息息相关的工人,比如把货物从车上卸下,然后把货物运往厂房、车间、库房、站台等地的工人。——译注


[3]
也就是说,工厂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4]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双方发生纠纷时,可以在经过调解并达成协议后,由法院或具有管辖权的机构下达同意令(consent orderconsentdecree),双方在同意令上签字后,即视为纠纷已解决。——译注


[5]
当时的电话需要用人工来完成拨号和转接的工作。——译注


[6]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 Russel Browder1891520——1973627日),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190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712月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处监禁,191811月获释。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被红色工会国际派往中国,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书记,1929年返回美国,1930—1945年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曾于1936年和1940年参加大选。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重建后,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7] 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 Francis Dunne18871015——1953923日),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8年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捕,1919年获释,1921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24年代表美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5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组织局委员。同年年底回国,担任《工人日报》编辑。1928年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四大和共产国际六大。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46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8] 《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是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译注


[9]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910—1972114日),
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 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 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 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 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0] 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19031120——19641126日),美国记者,二十年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三十年代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来脱离政治。——译注


[11]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译注


[12] 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 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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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再次罢工


第二次罢工越来越近了,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援,574分会也在想办法多交几个盟友。它跟农民假日协会、全国农场社(NationalFarm Bureau)和菜农协会签了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在罢工期间,凡是属于这三个农民组织的司机,只要有574分会发的通行证,就可以开卡车上路,工会的纠察队绝不阻拦。为了防止有人耍花招,农民委员会要在通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公路上布置纠察队,检查来往车辆。后来这个协议执行得很好,大大减少了五月罢工期间发生过的那种摩擦,也使工会获得了农民的普遍同情。这种许可制度的双重性质,使农民组织可以开展自己的组织运动,所以农民对工会就更加友好了。

在第二次罢工中,还得把城里的市场封锁起来,所以那里很可能又会变成战场,必须让菜农离开那里。因此,工会在离市场区几条街的地方,租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让菜农在里面摆摊,直接跟小店主做买卖,还不收摊位费,这样一来,菜农就会更加乐意跟我们合作了。小店主可以开轿车去那里买菜,但不能开卡车。他们的进货量本来就不大,所以这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很成功,整个罢工期间,我们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农民和市民给工会食堂捐了不少东西,这也说明这种做法得到了他们的欢迎。

工会还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它同失业工人的联盟,让失业工人相信,结盟对双方都有好处。574分会和其它组织共同号召举行工人团结大会,讨论失业工人的问题。574分会是城里声望最高的工会,它这样做,可以极大地促使在业工人认识到自己有义务支持失业工人的要求。在当时,要求工会在实际行动中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改善社会救济制度的潮流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574工会的这种做法,给这个潮流注入了新的推力。

同时,574分会还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Minneapolis Central Council of WorkersMCCW),同失业工人建立更加密切的组织联系。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是由失业工人组织、工会、工人政治团体、工人互助协会、合作社运动、青工组织、女工组织等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机构。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发动他们去斗争。我们为这个组织做了一些安排,在失业工人当中,谁想在马上就要开始的斗争中帮助574分会,同卡车运输业老板作斗争的,都可以到这个组织去登记,成为志愿者。中央工人代表会给志愿者发了徽章,戴上这个徽章,就相当于一个正式的纠察队员,要接受工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

在五月罢工中,我们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争取全城的工会运动都来支援我们的斗争,第二次罢工中,我们还得这么做。我们发动了宣传运动,号召所有行业的工会都来支持我们。574分会全体会员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到处去找其它工会的基层积极分子,介绍自己的情况,请他们帮忙,并请他们一起向劳联官僚施压。所以,574分会最终迫使劳联官僚召开了全城工会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在193476日举行一场工人联合示威游行,抗议卡车运输业老板破坏工会的阴谋。

到了76日下午六点,前来参加游行的工人群众挤满了桥边广场[1]区的游行区。人潮不断涌入,持续了一个多钟头,游行队伍一直延伸到旁边的街道。到了七点半,由十八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开始走上城市中心的主干道尼科莱特大道,前往市礼堂,准备在那里举行抗议集会。五月罢工中的摩托车侦察队在游行队伍前方开路,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骑着骏马的游行司礼官,他是农工党籍市议员艾德·哈德森(Ed Hudson),那匹马是工会弄来的。看来这种安排让他非常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因为他都这么夸张地表态支持工会了,等到罢工遇到困难时,恐怕他也不好意思临阵脱逃吧。他身后还跟着乐师工会派来的乐队。

然后是574分会,我们排成长长的纵队,高举工会的旗帜,骄傲地大步行进。在我们后面是妇女后援会、其它卡车司机分会、建筑业工会、有轨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酿酒工人、铁路工人、机械工人、失业工人组织、洗衣工、装修工、市政府与县政府雇员、制衣工和其它行业的工人,就连附近的圣保罗市都来了一队工会活动家,参加我们的游行。跟我们一起游行的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会员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学生。游行队伍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我们支持574!”、“打倒公民联盟!”、“打倒扣红帽子的家伙!”空中还有两架画着574分会的标志的小飞机在盘旋。这两架飞机的主人同情工会,他们主动把它们借给工会使用,搭着工会的代表到州里各地去募捐。在街道两边围观的足有六千多人,他们大都同情工会,574分会的方阵走到哪里,哪里的围观群众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

帮游行队伍维持纪律的,是五月罢工中的纠察队长们,他们坚决执行了工会的命令:参加游行的群众必须首先进入礼堂,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集会举行的时候,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一万两千多人,挤不进去的几千人只好站在外面听扩音器转播。主持大会的是建筑业工会委员会主席A·H·乌尔塔比斯(A. H. Urtabees);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是罗伊·维尔[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代表是艾默里·尼尔森(Emery Nelson);圣保罗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是罗伯特·弗莱明(RobertFleming)。农民假日协会的约翰·博什代表农民,宣誓支持574分会。工会的发言人强调指出,卡车运输业的老板们本来已经同574分会签了协议,却又出尔反尔,撕毁了协议,这是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挑衅工会,整个工会运动都应当痛击公民联盟。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代表574分会发言。

大会速记记录显示,迈尔斯·邓恩用这样的话,回击了老板们对工会领导层的污蔑:“他们给我们扣红帽子,骂我们是赤匪,是极端分子……说我们要颠覆政府,再建立一种新制度,我跟你们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要是有一种社会制度,它让广大群众陷入贫困、饥饿和破产,却让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小撮老板压榨群众,吃得肥肥的,难道这种制度不该改变吗?工人们,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应当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自己该得的那一份!”

比尔·布朗宣布:“我今晚要说的是——而且我们也该牢牢记住——工会运动要是再不行动起来,公民联盟就要下手了,而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雷鸣般的掌声]。……我要说的是,不把老板往死里操,他们就不懂得怎么当‘公正雇主’[群众大笑]。要我说,咱们工人阶级才是纳税人。警察吃的用的,还不都是咱们的血汗钱,怎么能打咱们呢?要是他们敢动咱们,要是他们敢动,去他妈的,咱们人这么多,完全可以把警察局给拆了!”

大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主要有四点:574分会有权代表它的全体会员;要给分会全体会员加工资,而且工资涨幅要把526日起的一切涨薪都算在内;老板们必须与工会签订书面协议;老板们必须在711日(星期三)之前答应以上要求。“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这个口号,把全城工人团结成了一心一意的广大联盟,这个决议就是全城工人的心声。

正当全城工人同仇敌忾、共同斗争公民联盟的时候,托宾向574分会背后射出了恶毒的暗箭。在五月罢工中,国会议员舒梅克自作主张,给托宾发了回电,托宾就在19347月的兄弟会官方杂志上发表社论,利用这个回电大做文章,宣称五月罢工“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托宾在另一篇文章里宣布:“无论混进我们工会当中的一小撮极端分子怎样咒骂国际工会的规章制度,我们都要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我们修改规章制度之前,国际工会绝不会批准声援罢工,也绝不会以任何形式批准违反已签署的合同的行为。我再三重申……如果我们不遵守合同,不保护好自己,我们就会因为场内工人或其他工人惹出来的麻烦,而不停地举行罢工。”

托宾在头版社论中大发雷霆:“我们从报上得知,臭名昭著的邓[]三兄弟……在明尼阿波利斯第574分会的罢工中上蹿下跳。……我们只能告诉自己人:千万要当心这几头披着羊皮的狼。……美国工人所享受的自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然而,这些人皮畜生却混进我们中间,混入了一些新成立的地方分会里,挑拨离间,浑水摸鱼,鼓吹流血,煽动暴乱,企图毁灭这份自由。地方分会的干部要是不能认清这些人皮畜生的真面目,不能保护好自己,让他们毁了工会,那就是犯了滔天大错。如果你们真的热爱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会,就要马上行动起来,掐死这些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工会的人。……国际工会没法盯紧他们,但是你们与会员群众联系密切,你们应当好好盯紧他们,而且,请相信我,只要我们发现你们正在追杀这些畜生,国际工会就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消灭这些人形毒蛇。”

托宾真是给老板们送了份大礼啊!场内工人只会给卡车司机“添麻烦”。574分会的五月罢工和马上就要发动的第二次罢工,原来都是“违反了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他威胁其它卡车司机分会,不许声援574分会的罢工。他把五月罢工中的流血事件,全部栽给了极端“畜生”,这种可耻的表态,等于预先帮老板开脱,让老板可以放手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工会。敌人正在加紧消灭574分会的领导层,而托宾保证会为这罪恶的勾当出力。

老板们看见叛徒送来这样一份大礼,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赶紧在193477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Minneapolis Daily Star)上转载了托宾的社论。托宾的一些粗鄙的用词被特意删去,还特地加上了注释:“被删去的词句不适于登载在报纸上。”转载这篇社论的日子,正好是在全城工人举行盛大游行、支持574分会的第二天。老板们又把它印成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了好多份。报纸和传单的标题都写着:《托宾主席宣称有赤匪和极端分子混入地方分会》。公民联盟抓住托宾送上门的机会,开足马力污蔑工会。老板们模仿共产党,集中攻击574分会领导层中的“托派赤匪”。他们扬言托派要在明尼阿波利斯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公民联盟假模假样地哀叹“被赤匪把持的”574分会把“合法工会”给害惨了,号召所有人都去跟574分会作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劳工部的“调解专员”E·H·邓尼根(E. H. Dunnigan)也粉墨登场了。他可能是受了奥尔森的指点,一来就直奔574分会总部;五月罢工结束后,分会总部已经搬到了南三街(SouthThird Street225号。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邓尼根上门时的情况:“今天,联邦调解员——哈里·德波尔叫他们沉思者[3],我差点就被他给带歪了——到了城里。他叫邓尼根先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了解城里的情况。他雄赳赳地来到总部——然后又灰溜溜地走了!这里面有麦克[麦科马克夫人]和我的一份功劳。下午早些时候,我们正在新罢工总部的医院里干活,突然进来一个又矮又肥、衣着光鲜的家伙,上衣口袋里插着四根粗粗的雪茄,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戴着副夹鼻眼镜,翻领上别着宽宽的黑领结,拿着把大大的雨伞。他一进门,就用雨伞撑着身子:‘我是联邦调解员邓尼根,我想见一见组织委员会。’我们就说:‘他们正忙着呢,你能等一会吗?’

“他不耐烦地坐了下来。他对我们说:‘你们能帮我通报一下吗?’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去找了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叫我们转告邓尼根先生先等十五分钟,然后麦克坐回她的椅子,给我使了个打趣的眼色,然后就给我念了一长串医疗用品的清单,长到够打半年仗的。邓尼根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直冒冷汗,坐都坐不住了,可我们还在不停地念。麦克不断添油加醋,还特地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多药物。邓尼根先生的冷汗冒个不停,表情慌慌张张的,还用手轻轻敲打他放在地上的雨伞。最后总算有人出来请他进去开会。麦克和我大笑起来,笑到肚子都疼了,然后我俩就回去干正事了。”

在跟工会领导层开会时,邓尼根想装成站在我们这边的样子。所以,他要我们给他授权,允许他在跟老板们开会时,向老板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还说这样才能留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别以为工人会傻到上他的当。我们把工人的要求讲给他听,叫他去找老板们,试试看老板们会不会对他做出半点“让步”。我们还跟他说,711日是最后期限,到了那一天,要是老板们还不改变态度,工会就要发动罢工。邓尼根请求宽限五天,我们同意了,这是我们做出的唯一的让步。

到了711日那天,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举行了会员大会。邓尼根跟我们谈判之后,又去找了老板们谈判,但是什么都没有谈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信守诺言,多给了他们五天时间。大会以起立表决[4]的方式通过决议:如果老板不答应工会的要求,就在716日星期一的凌晨零点整发动罢工。

大会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宣言中总结了目前的形势:由于老板们态度傲慢,争取把工资提升到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劳工局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上就等于站在老板们一边。老板们拒绝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老板们拼命抹黑工会领袖,企图把自己的人换上去。老板们给工会领袖扣红帽子,想用这种阴险的勾当,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引开。

宣言还愤怒地批判了兄弟会主席:“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丹·约·托宾:你要是不能像个工会汉子一样帮我们的忙,那麻烦你站一边去,别来管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自己的仗。组织运动是我们自己搞的,上次罢工也是我们自己搞的,这次罢工我们还要自己搞。你一点忙都没帮上。整个罢工都是我们分会的领导人自己来领导的。我们信任他们,谁敢污蔑他们,我们绝不答应!”

公民联盟马上做出了反应,他们继续利用托宾的文章,变本加厉地污蔑574分会。老板们先是强调五月罢工没有得到托宾的批准,然后又说711日的罢工决定是以起立表决的方式通过的,而没有“按照[工会的]规章制度”举行不记名投票。老板们的笔杆子还把有妇女出席工会大会写成了丑闻,故意隐瞒了这些妇女都是后援会会员的事实。他们还说,574分会的干部在大会上痛斥托宾,“是因为他勇敢地揭露了赤匪把持工会的事实”。

为了帮助“勇敢的丹尼尔”进一步“揭露”工会,公民联盟还专门炮制了一期特刊,里面收录了一些精心挑选的东西:“现已查明,574分会的五名领薪水的组织者,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重要骨干,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支持第四国际[原文如此]的纲领,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会组织者文·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都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这张传单还登了比尔·布朗的发言,就是他在76日那天夜里向工人大会提交决议时说的话,特刊的编辑还特地在他这段话下面划了加重号:“在我宣读这个决议之前——这其实就是革命——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举行起立表决,我不想看见有人不肯起来。到了明天早上,我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动起来,去跟公民联盟作斗争。”

老板们发动宣传战的目的,是为了分裂支持574分会的联盟,并在574分会内部制造混乱。我们马上采取措施,不让他们得逞。在574分会里面,组织委员会又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让执行委员会的腰板硬起来,并且把这作为执行委员会支持同老板们斗争的证据。这次会上还决定在71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大会的目的有几个:重申711日的罢工号召;对要不要罢工举行不记名投票,以此来表示全体会员坚定不移的意志;选出由100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指挥这次罢工。另外,执行委员会还一致宣布:完全信任组织委员会,要求全体执委会委员坚守岗位,并请求全体会员批准这个声明。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道,还有574分会的罢工宣言,全都刊登在《组织者》上。这表示574分会众志成城,枕戈待旦,所以,它的盟友也就不再怀疑,以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中央劳工联盟为首,盟友们纷纷重申会继续支持它。

老板们也没闲着,他们又使出了阴招,想把在市场上工作的场内工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715日星期日那天,有人欺骗一批工会会员去卫斯理教堂(Wesley Church)开会,企图成立“排共”工会。去开会的有五百来人,绝大多数都是忠诚的574分会会员。一个叫威廉·布朗(WilliamBrown)的牧师——他跟574分会主席没有亲戚关系——想宣布开会,但是没人听他的。格兰特·邓恩走上讲台,宣布会议开始,然后严厉批判了牧师和老板们的走狗企图分裂工会的丑行。然后,会议通过了一个对574分会现任领导层表示信任的决议,这个会原本是想瓦解工会的,却变成了支持574分会的大会。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716日那天晚上,574分会按照预定计划,在雄鹰会堂举行大会。那天晚上很热,会场里的工人个个汗流浃背,但是情绪都非常高涨,迫不及待地想要战斗。莫·霍克提出的对工会领导人表示完全信任的动议,得到了全体会员的一致赞成,这就狠狠地抽了老板们的脸,证明了他们炮制的“排共”闹剧破产了。然后比尔·布朗、迈尔斯·邓恩和我上台发言,向全体会员介绍了事态的最新进展,并号召大家重新表态,支持711日的罢工决议。主持大会的比尔·布朗还说,有谁不同意罢工的,都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人反对。在对是否罢工举行表决时,工人们不肯进行无记名投票,他们全体起立,一致支持罢工。

选出了罢工委员会的100名委员后,大家自发唱起了工会的会歌《团结》(Solidarity),然后大会就散会了。我们赶去南八街215号,那里有一栋两层楼高的车库,被我们租了下来,用作新的罢工总部,等我们到了那里,房主不给我们进去,原来是公民联盟在背后搞鬼。租金都给了,却不能进门,工人们一气之下,直接冲了进去,开始为第二天早上的活动做准备。这个车库对面恰好就是明尼阿波利斯俱乐部(Minneapolis Club),就隔了一条街,这家豪华俱乐部的主顾都是城里的“豪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他们将获得一些非同寻常的体验。

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各种事情不分大小都要管,它并不是把100个人拉到一块就完事了。它的委员都是在二月斗争和五月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所以会员们才选他们来领导自己。它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关,所以它能真正代表工会的基层群众。在激烈的斗争中,会员群众和领导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结成了紧密的纽带。

在罢工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的核心,是工会的五个全职组织者——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格兰特·邓恩三兄弟,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工会主席比尔·布朗与我们在工作中密切配合。这个领导机关还拥有一批坚强的二线领导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在五月斗争中挺身而出,与煤场罢工中的老战士并肩战斗。作为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他们多次在紧要关头证明了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斗争中获得的教育,促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总的来说,罢工委员会与基层会员的关系,有点像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通过民主方式作出决定;然后再有纪律地执行决定。在工会会员大会上,通过全面的、自由的讨论,来决定政策,选拔领导人。而在具体斗争中,又能坚决执行领导人的决定。在某个行动结束后,全体会员都要对决定进行分析和批评;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罢工委员会与会员群众的关系,也适用于罢工委员会的领袖与其他委员的关系。总之,工会的制度与工作方法,构成了工会内部团结的基础,而团结起来的工会,又成为了一台强大的战斗机器。

工会内部的发展达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可以进一步采取措施,尽量减小由于正式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的不称职所导致的种种困难。其实执委会已经被暂时剥夺了一切权力。首先,执委会全体委员和工会代表克利夫·霍尔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而罢工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时就通过了一个决议:“罢工委员会是罢工的执行机关,享有做出一切决定的全权。”以前跟老板谈判时,霍尔和执委会造成了很多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罢工委员会还在第一次会议上采取了相应措施,它又通过了一个决议:“与老板们会谈的联络团人数不能太多,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老板们联络。它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罢工委员会的批准。”雷·邓恩和我被选为联络团成员。

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决议呢?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多讲两句。劳联官僚在参加劳资谈判时,往往会自作主张,自己决定工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又把这些条件强塞给会员群众,逼会员群众接受。为了彻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决议中特地使用了“联络团”这个名字,而不叫“谈判团”。而且决议还限制了联络团的人数,不让太多的人参加联络团,表面上的理由是联络团的作用有限,但这也是为了不让霍尔和他的同党参加。不过,这些理由,还不是必须通过这个决议的全部原因。

工会在派谈判代表同老板们或政府调解员谈判时,绝不能让谈判代表获得做出让步的权利。这是因为,在谈判中,老板们的代表,特别是被老板们控制的政府代表,会向工会谈判代表施加沉重的压力,要是工会谈判代表顶不住压力,做出了让步,那就很难挽回了。工会会员的权益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给工会谈判代表提出的条件划出一道底线,那么老板们给出的条件就不会多过这道线。所以,在碰到要做出让步的时候,工会谈判代表就只能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去商量商量,让工会做决定。这样做不仅能避免官僚玩忽职守,而且也能保证工会谈判代表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所以,无论如何,574分会的谈判代表的一切活动,都要完全服从罢工委员会。

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工会吸收了五月罢工的教训,加强了罢工的准备工作。食堂办得更好了,工会利用农民和商人捐的食品,充实了粮库。工会医院的工作也得到了加强,领导医院工作的还是麦克里蒙医生和麦科马克夫人。工会的法律顾问也是一流的:除了阿尔伯特·戈尔德曼之外,工会还请来了当地著名律师弗莱德·奥萨纳(Fred Ossana),还有刚进奥萨纳的律师事务所不久的欧文·格林(Irving Green)。我们跟五月罢工时一样,在晚上开会,听人汇报白天的情况,请人来演讲,还搞一些娱乐活动。

罢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由凯利·波斯特尔主持的,这次会议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五月罢工快结束时,工会和老板们达成了停战协议,打那以后,老板们就不敢强行让卡车上路,但在第二次罢工开始后,他们肯定还会这么做。老板们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工人用棍棒同警察激战,打退了警察,阻止了老板们装车运货。第二次罢工即将开始的时候,许多纠察队员都想照搬五月时的做法,用棍棒武装起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这样做已经不合适了,要是还用棍棒战斗,就会被警察抓住把柄,他们会立刻对进行和平纠察的工人动武;工会也就不能利用防御性的口号来反抗警察暴力了。

罢工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717日中午十二点半的会议纪要里写着:“主席把纠察装备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多布斯起身发言,他认为,就算发生暴力冲突,也不能让人们以为是574分会挑起的……如果纠察队员持械纠察,只会带来麻烦。他建议把一切纠察装备放到总部保管起来。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并被会议通过了。”

纠察队员分成两班巡逻,每一班执勤十二小时,凯利·波斯特尔担任纠察队总调度员,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我给他当参谋。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她对波斯特尔的印象:“凯利的眼神很特别,既柔和又坚强。他有个本领,只要一眼就能看透一个人,这是他能指挥好574分会大军的原因之一。”她还记下了调动纠察队的一般过程:“车库后面的停车场和车库正门之间有一条车道,车辆把纠察队员拉回来,开过停车场后,就在这条车道上排队,等着开出正门。有时候要等一阵子才能开出去,但大多数时候,车子刚开回来不久,就又开出去了。纠察队调度员咬着司机的耳朵,悄悄地把目的地说给司机听。”在五月罢工中,为了对付由奸细造成的问题,调度员必须使用暗号,悄悄地把目的地告诉司机,在第二次罢工中,罢工委员会下令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罢工委员会里面,有些人想逼迫其它卡车司机分会马上举行声援罢工。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建议。他说,要想让卡车运输业的各个工种全心全意地支持574分会,就不能逼它们马上全都罢工,而要巧妙地跟它们合作。罢工委员会决定,送冰块的、送奶的、送面包的、送酒的卡车,还有属于市政府的卡车,只要是由工会会员驾驶的,都可以上路。工会已经跟出租车行业的老板们直接签订了合同,所以出租车可以上路。工会正在跟石油公司谈判,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运油车和加油站不参加罢工。另外,根据工会的申诉委员会的建议,做了一些例外的规定;申诉委员会的主席是雷·雷因波尔特,他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选,吃了亏的人,都能在他那里得到公正的对待,想占便宜的人,却从他那里讨不到半点好处。

71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纪要中,记下了雷因波尔特的报告,它体现了罢工委员会的总政策:“市里[请求]允许给柏油路运砂石——他建议不给批准。渔业公司请求允许把鱼运给莱利军营[一个军事设施]——不批准。牙科供应公司请求给一辆摩托车发通行证——不批准。把新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5]展览——批准。”罢工委员会核准了雷因波尔特上报的这些决定,还加了几句评语,嘲讽了城里大佬和军队。我们给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发了通行证,允许它把一批卡车运往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作为回报,它同意在这批卡车上贴上大大的标语“经574分会许可上路”,在城里招摇过市。它还给工会食堂捐了一批货物。跟以往一样,雷因波尔特跟它讨价还价,才谈成了这笔交易。

在二月罢工和五月罢工中,574分会都能很快落实自己的决定,这次也不例外。在罢工第一天(717日,星期二),城里大街小巷上,就只剩下得到工会许可的卡车在跑了。罢工第二天,老板们想把卡车开到市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老板们退缩了。但是,警察趁机插手,以“扰乱秩序”的罪名,抓走了一批纠察队员,他们是这次罢工中第一批被捕的。这只是开始,一场内战很快就要爆发,它的暴力程度将远远超过五月罢工中的冲突。

奥尔森州长也干预了,虽然在这次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装出不偏不倚的样子,但他的干预,要比上次罢工来得快。在贝恩布里奇市长的请求下,他出动了国民警卫队“维护法律与秩序”,同时又向工会保证,他在罢工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718日的工会机关报《组织者》痛批了奥尔森的行为。《组织者》指出:出动国民警卫队只能有一个目的:恐吓工会,逼迫工会屈服。只有老板们雇用的工贼、暴徒和名为“治安队”的打手,才会危害公共安全,可是奥尔森却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这就奥尔森已经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上。他根本不“中立”,就算他真的“中立”,那也对不起他的工人选民。《组织者》提醒奥尔森:他能当上州长,全是靠了工农的支持。工农盼望奥尔森支持他们的斗争,他却出动军队来威胁他们。《组织者》要奥尔森立刻撤出国民警卫队,还大声疾呼:“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716日(星期一),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组织者》改为日报,在罢工期间,《组织者》坚持每天出版。它是美国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罢工期间,事情发展得飞快,周报满足不了及时报道消息的要求。而且,把《组织者》改为日报,也能让工会打破资本家对报纸的垄断,及时戳穿老板们的虚假宣传。它能让罢工工人和同情者及时了解到过去一天里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它还对老板们、联邦调解员和奥尔森州长的重要行动进行分析。一有危险出现,它就能及时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警告,并仔细解释对付危险的办法。虽然《组织者》日报只有四开大小,只有两页版面,但它登的都是猛料,它马上就得到了全城工人阶级的信任。

《组织者》的发行量很快就窜到了一万份,它能做到自给自足。它是免费的,全靠捐款来维持,大家想捐多少就捐多少。报童上街卖报的时候,都带着一个罐子,用来装捐款。出去卖一圈,回来罐子里经常能塞满一块的票子,还有不少人塞了五块的票子。报童一般都是按照固定的路线送报,把一捆捆的报纸放在工人常去的地方,像是书报摊、酒店和理发店什么的。然后呢,在工人上班的地方,比如工厂大门前面,在铁路货车场,就会有人分报纸给大家看。还有人坐车来罢工总部拿报纸。全州的工会和农民组织都写信来,请我们把每一天的新报纸给他们寄去。

资本家马上发现了《组织者》的威力,就拼命打压它。公民联盟开动宣传机器,把负责出版《组织者》的人打成“犯罪集团”。这招不管用,老板们就用别的法子,来给我们添乱。《组织者》的第一期印出来后,老板们就给印刷厂施压,不许再帮我们印报。我们只好去找别家,结果老板们又跟过来施压,连续找了三家都这样。每碰上一次,报纸的出版都要推迟几个钟头,罢工总部里的人都急坏了。最后还是阿尔戈斯(Argus)印刷厂顶住了压力,接过了这份活儿,后面的《组织者》都是它印的。

罢工结束后,阿尔戈斯印刷厂的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Ace Johnston)接受了《组织者》的采访,谈起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只知道我们厂很可能会被砸个稀巴烂……我们知道自己要迎接的是怎样的战斗。但是,跟我们合作的是一批头脑冷静的罢工领导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业务,我们很合得来。”艾斯还讲了公民联盟是怎么给他们捣乱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晚上,差点全被搅黄了……我们都把报纸[《组织者》]搬上卡车了,突然一伙暴徒闯进来,跳上了卡车。然后就是一场混战,最后还是574分会的司机和几个帮工把那伙暴徒给赶走了。打那以后,他们就不敢闯进来了。”

老板们对《组织者》的突然袭击,只是他们打击工会的阴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根本不想承认574分会。他们还想利用比五月罢工中更狠的暴力,来打垮罢工。公民联盟还是信不过奥尔森州长,怕他不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所以就想办法加强市警察。跟老板们同穿一条裤子的约翰内斯局长带头要求大幅增加警察的预算,用来增加警力,购买特种装备。这次他们不搞什么治安队了,那些人都靠不住。他们要出动训练有素的警察,还给警察配上镇暴枪,这是一种特殊的霰弹枪,专门配了特种子弹,能把人体打个大洞。

为了替老板们的屠杀计划打掩护,《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在719日登出社论,恶毒地攻击574分会里的“赤匪”。这家资本家报纸发出了恐吓:“赤匪们最好小心点,不然的话,惹火了市民,你们就有苦头吃了。”

[1] 桥边广场(Bridge Square)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闹市区的亨内平大桥南边,亨内平大道、尼科莱特大道和华盛顿大道汇聚于此。——译注


[2] 罗伊·威廉·维尔(Roy William Wier1888225——1963627日),生于南达科他州斯平克县(Spink County)雷德菲尔德市(Redfield),1896年随父母移居明尼阿波利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33—1939年当选为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1949—1961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3] mediator(调解员)和meditator(沉思者)仅有一字之差,很容易搞混。——译注


[4] 起立表决(rising vote)是一种表决方式,一般在群众大会上使用,在群众大会上,主持人向群众提出一个议案,如果大部分与会者站起来表示赞同议案,议案即获得通过。——译注


[5] 为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芝加哥市从1933527——19341031日举办了百年进步国际博览会(A Century of Progress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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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血腥星期五


    1934719日,星期四中午,警察局长迈克尔·J·约翰内斯叫警察集合,然后下了特别命令。据《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报道,他说的是:“咱们要去运货。当心别挨打。霰弹枪都发下去了,你们也都懂得怎么用。运完这批货,就去运下一批。”


他说的“运货”,其实是专门给工人下的圈套。到了下午,有150多名警察,拿着霰弹枪,上了警车,开往市场区的乔顿—斯蒂文斯公司(Jordon-Stevens Company),那是一家食品批发商。他们护送的是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上面装着六个箱子,总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四十斤。卡车上面贴着“医疗用品”的字样,这样记者和摄影师就可以把这次行动说成是运输“慈善物资”的活动。一些报纸出了特刊,大肆宣扬:在卡车把货送到埃特尔医院(Eitel Hospital)之前,这次行动就已经“成功”了。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是运输医疗用品的卡车,工会都会发通行证,不要什么条件,而老板们就利用这一点,布下了圈套。



老板们想让工人看到,就算没有拿到工会的通行证,只要有警察护送,他们照样可以让卡车运货,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打击工人的士气。他们还想让城里的人都以为罢工会影响医院的工作。他们最想要的,就是逼工会动手,这样警察就能开枪杀人,在宣传上还能占理。我们可不会上当。我们把巡逻队都撤了回来,让卡车直达医院。



在下一期《组织者》上,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个明明白白,然后指出:“老板们的报纸故意地、异口同声地把这件事,说成是罢工战线的重大失败。这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失败挽回点面子。幸好《组织者》能够把真相告诉全城的工人。我们的纠察线坚不可摧!我们仍会继续战斗!”老板们气得要命,他们马上调动大批警察去骚扰叫卖《组织者》的报童。



就在老板们设下圈套的前一天夜里,联邦特别调解员弗兰西斯·J·哈斯
[1]神父从华盛顿赶来这里,跟邓尼根一起进行调停。雷·邓恩和我是工会的谈判代表,所以哈斯一到城里,就想见见我俩,我俩就跟他约好星期四下午见个面。警察刚好就在那天下午挑衅我们,所以我们马上通知哈斯,说我们不去了,只要警察还在挑衅,以后也别见面了。然后哈斯就跟奥尔森州长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起叫约翰内斯在四十八小时内(也就是到721日星期六那一天)停止进一步行动,这样哈斯才能跟工会谈判,尽量谈成协议。


后来,奥尔森说,约翰内斯“向哈斯神父和我保证,在星期六晚上之前,不会再搞护送卡车的行动。”可是约翰内斯坚决否认
,说根本没这回事。不过,约翰内斯承认,在星期四下午的挑衅之后,他马上去拉迪森旅馆,跟老板们碰了头。约翰内斯说:“老板们说,他们绝不接受停战,还要我继续派人护送卡车。”在本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警察暴行,也就是“血腥星期五”发生之后,《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在721日(星期六)做了报道,把这些情况统统曝光了。这次惨剧之后,约翰内斯得了个外号叫“血腥麦克”,他的名字成了工人阶级的骂人话。



老板们想用屠杀来“解决”罢工,所以他们跟警察局长要人,来完成这个血腥的计划。在720日星期五那天,他们下了两步棋。他们先给全体罢工工人写信,要工人在三天之内复工,不然就找工贼来顶替他们。同时,他们又安排了大批武装警察,护送另一辆卡车。这一次,这辆卡车就不伪装成给医院送医疗用品的车了。他们的打算,就是要公开运送普通货物,只要工人敢阻拦,就叫警察开枪。他们这是明明白白地跟罢工工人说:“赶快滚回来上班,不然就让工贼顶替你们。要是你们敢阻拦工贼,就等着吃枪子吧。”19日那天,他们找了记者和摄影师,想在挑衅工人的时候拍照,20日这天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老板们想用报道和照片让全城工人明白,自己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工会领导猜到老板们会在星期五再搞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而且很可能是在市场的批发区搞。我们有不少纠察队员可以出动,而且搞点行动也能鼓舞士气——形势一直都很平静——所以到了星期五早上,我们派了大批纠察队员到市场区巡逻。哈里·德波尔担任现场指挥。虽然市场里也有一些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并不像要找茬的样子。哈里后来给我写了个报告,里面讲了警察原先的态度:“早上有个警官过来找我商量,他说现在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 Avenue)上游客来来去去的,你们放这么多纠察队在华盛顿大道上,对市里影响不好。我就说要是警察先撤,我们也撤。我们留一车纠察队员,你们也留一辆[]车,但是不许让卡车上路。”

这次商量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恐怕是因为那个警官很快就接到了约翰内斯的新命令。警察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就在这时候,在第三街和城北第六大道(Six Avenue North)路口附近的斯洛克姆—贝格伦(Slocum-Bergren)批发商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有人想用卡车运货。罢工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了五千名纠察队员到现场。这些纠察队员完全没有武装。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都比不过霰弹枪,我们只能发动一场和平的群众抗议,阻止老板们破坏罢工的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萨姆·K·戴维斯(Sam K. Davis)带着一队共产党员,过来找哈里·德波尔,想搞极左冒险。这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第三时期”路线的愚蠢。哈里在报告中也讲了这件事:“我正在现场指挥的时候,斯大林派的一个代表团……过来找我,叫我们不要为了一辆卡车浪费时间,应该去攻打法院。幸好我还懂一点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再加上我也很清楚,照他们那么做根本就是送死,所以我就说,拉倒吧你。”

在现场有五十来个警察步行巡逻,都拿着霰弹枪、左轮手枪和警棍。到了下午两点左右,他们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过了几分钟,来了一辆工贼卡车,停在斯洛克姆—贝格伦公司的装卸区。有一百来个警察,分乘好几辆警车,保护那辆工贼卡车,他们躲在警车里面,把霰弹枪伸出车窗,朝外面瞄准,看起来就像刺猬一样。工贼卡车的驾驶室外面包着铁丝网,车牌也被拆掉了。车上装着几箱货,纠察队员在一旁嘲讽干脏活的工贼。然后工贼开着卡车,开出了装卸区,开上了大街。纠察队的一辆卡车跟在后面,那是一辆运垃圾的卡车,车斗上没安车篷,上面站着九个还是十个纠察队员,都没拿武器。

突然间,警察不经警告就向那辆纠察队卡车开枪,而且是朝着要害打。一下子就有两个纠察队员倒在车斗上,不省人事。其他的纠察队员不是中了枪倒在街上,就是趴在地上,想爬出这个死亡陷阱,而警察还在朝他们开枪。四周的罢工工人都冲过来帮忙,他们像狮子一样顶着弹雨前进。在营救伤员时,又有不少人被警察打伤了。警察杀红了眼,朝四面八方开枪,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逃跑时背后中枪的,他们倒下后,警察还用警棍打他们。警察乱射一气,甚至还射中了一个警察小头头。

后来,州长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团,经过调查,证明了警方的暴行具有犯罪性质。调查团发现:“警察直接瞄准纠察队员的要害开枪。……警察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受到威胁。……卡车上的纠察队员并未携带武器。……纠察队员根本没有袭击警察,而且他们对这样的袭击显然毫无防备。”

大批纠察队员在血腥星期五那天被捕,但在受审时,因为根本找不出一点能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法官就释放了全部的纠察队员,这更加暴露了警方的罪恶。为了更加清楚地揭露警方的残暴,《组织者》还刊登了一位愤怒的女服务员的证词,她证明“血腥麦克”在惨案之后还吃了一顿大餐:“肉汤、牛排、土豆、菠菜、黄豆、沙拉、馅饼、奶酪、咖啡,还有一大根雪茄!”

正在约翰内斯享受由工人的苦难做成的美餐时,工人却在拼命逃离地狱一般的市场区。工人奋不顾身,把几乎所有伤员都救了出来,送回罢工总部。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伤员被送到罢工总部时的情况。她还描写了这起惨案对在总部工作的妇女造成的影响。

她是这么写的:“血腥星期五那天,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被送回罢工总部后,那一天特别难熬,我们记得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云很厚,一看就是不祥之兆。天一亮,后援会就跟往常一样,忙着做这做那。厨房跟以往一样开张了。救济工作跟以往一样多,要印《组织者》,纠察队员来了,然后又出去巡逻了。……可是,一切又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可能是因为总部里的男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都到市场区了,才产生了这种气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开门了,可是来的只有几个男人,我们都开始担心了。食堂委员会主席卡尔(Carle)太太就跟我说:‘准是出什么事了,多布斯太太。凯利今早一辆巡逻车都没给我。比尔[·格雷]Bill Gray)也说值夜班的人几乎都没回来。可我还是把饭菜都做好了。要是他们回来了,准会一下子都跑进来的。’那天的饭菜没有吃掉多少。午饭时间过后,总部里空荡荡的,安静极了,怪渗人的。……要是能来个电话,也能让人安心一点。突然,总部一下子闹腾起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响起来了。医院里面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也被染成了血红色,可吓人了。

“[返回总部的纠察队员把]第一个伤员运回医院时,”她继续写道,“他昏迷不醒,脸色灰得跟水泥一样,嘴角冒出了泡沫,有人被吓得叫出了声。一下子就来了47个人,都躺在临时做的担架上,全都中了枪。马上行动起来!清水、酒精、纱布都来了,人人身上都有吓人的伤口,血从里面渗出来。赶紧剪开衣服。给躺在担架上的男人点烟,他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有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路过的报童。给他递烟时,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轻轻吐出一句‘不用了,夫人’,然后就昏过去了。还有一个是亨利·内斯,他的衬衫被剪开,露出了背部,全被打烂了。他迷迷糊糊地想起身,把过来帮他的医生推开;然后又倒下了。又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大家都让开!再后退一点!让救护车进车库!别的都不许进!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了,装上伤员,又开走了。最先被运走的是内斯和贝洛。舒格伦已经不省人事,别人把他抬起来……很快就送上了救护车。哈里·德波尔躺在担架上。有人过来帮忙,他就生气地说:‘别管我,先去帮别人。’哈里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就卡在膝盖上面一点的骨头里。只要是能站起来的,都塞进了救护车里,都快塞不下了。然后救护车一辆一辆地开回去了,最后,四十七个人都被运到了医院,但是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受伤的总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纠察队员,剩下的是被警察打中的路人。绝大多数伤者都是背后中枪。麦克里蒙医生向工会报告说,他给三十四人做了手术,他们身上共有160块弹片。伤势最重的是亨利·内斯(Henry Ness)、约翰·贝洛(John Belor)和奥蒂斯·舒格伦(Otis
Shugren),最后只有舒格伦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惨案发生后,要不是J·A·恩莱特(J.A.Enright)医生和B·I·萨利特曼(B.I. Saliterman医生及时赶来帮麦克里蒙医生的忙,还要死好多人。有许多人赶来献血。至少有二十五个注册护士表示,只要用得上她们,她们随叫随到,不收一分钱。为了帮助伤员,妇女后援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为医院征集每天需要的物资。各行各业的人拿着水果、甜点和书来到罢工总部,慰问住院的罢工工人。


老板们按照事先的部署,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向市民发问:“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赤匪之手吗?”在惨案之后,《组织者》针锋相对,在头版上提出了目前的真正问题:“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杀人犯之手吗?”《组织者》直接向老板们发话:“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用枪杀死574分会,可这样做只会让574变成全城有自尊的工人的战斗口号。你们以为可以把群众和领袖分开,可这样做只会让群众和领袖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坚强善战的大军。你们以为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孤立574分会,可这样做只会让工人运动的每一个部分向我们的事业靠拢。”

《组织者》这番话没有丝毫夸大。警察枪杀工人的消息,还有警察正准备占领罢工总部的传闻,迅速在全城工人中间传开了。马上就来了三十五个钢铁工人,个个拿着铁棍,来帮助保卫总部。其它行业的工人也学他们的样,拿起自己的工具当作武器,就来我们这里了。有成百上千的工人,他们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部分,自愿在夜里保卫总部,不让警察来占领。在总部周围一带,可恨的警察都被赶跑了,纠察队员自己指挥交通,这证明了工人的态度是坚决而认真的。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内斯确实有过占领罢工总部的计划,但他看见工人的态度这么坚决,就改变了主意,改为加强市政厅一带的防御。

在星期四遭到警察挑衅之后,574分会原本打算在720日晚上,在第七街和城南第四大道之间的空地上举行露天集会,抗议警察的挑衅。然而,会还没开,警察就制造了惨案,所以,当大会召开时,来了一万五千名愤怒的工人。574分会的领导,几个劳联的干部,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一个发言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独立店主协会IndependentGrocers Association)的一个干部D·T·波纳(D.T.Boner)也在会上讲话,号召抵制惨案发生地的批发商。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制造惨案的贝恩布里奇市长和血腥麦克,并发誓将坚定地支持574分会

到了这个时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公民联盟想帮卡车运输业老板们的暴行洗白,却激起了全城人的仇恨。它想用“共产主义”和“革命”这样的抽象词汇,去掩盖罢工中的具体问题,但它失败了。城里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必须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选边站了。而全城工人已经群情激奋,恨不得马上就跟老板们斗个你死我活。就连中间阶级当中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工会,尽力帮助工会同公民联盟作斗争。老板们的暴行不但没有打垮罢工,反而给罢工注入了新的力量。

其它工会都给574分会捐钱,有的工会还把会员一天的工资都捐了出来,帮助罢工。城里的几个农工党俱乐部还主动找到罢工委员会,愿意给罢工出力。妇女后援会在574分会会员的家属当中发展了五十多个新会员,还有不少妇女以同情者的身份帮助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理发师在罢工总部里开了个免费理发店。总部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想从扩音器里听到最新的公报和通知。《组织者》登出了这样一条报道:“斯隆(Sloan)兄弟请求罢工总部宣布:总部的扩音器已经拥有了呼号;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五七四广播电台。”

到了星期六早上,聚集在总部的纠察队员和巡逻车至少是星期五早上的四倍之多。在前一天受了伤的纠察队员缠着绷带,坚持回来报到。其中一个是参加过大战的老兵,他对《组织者》记者说:“我以前去法国打仗是被逼的,可我要把现在这场仗给打下去,这才刚刚开始呢。”黄色出租车公司在64日跟工会签订协议后,出租车司机就一直按照合同上班;按照工会的决定,他们在720日之前也要一直上班。但在惨案发生后,他们自发地把车子开回车库,来到工会报道,请求参加纠察队,罢工坚持多久,他们就会坚持多久。

574分会请求全体运输业工会在723日(星期一)罢工一天,抗议警察的暴行。我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要发动全市总罢工,因为形势“还不成熟”。我们这样解释,是顾虑到一些跟奥尔森州长和劳联官僚有关的策略性问题。奥尔森已经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他正在找机会干涉罢工。要是用总罢工来抗议,就会让劳联官僚抓到把柄,他们会趁机请奥尔森干涉,那样一来,奥尔森就会像五月罢工时那样出卖我们。所以,我们只请求运输业工会跟我们一起罢工,而这次罢工也按时举行了,我们获得了基层会员的强烈支持。但在抗议罢工那天,司机甚至拒绝运输国民警卫队。就在同一天,洗衣工也举行了罢工,宣布支持574分会,并向洗衣店老板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失业工人,主要是那些参加了由紧急救援署赞助的“以工代赈”项目的工人[2],也掀起了支持574分会的新高潮。在720日以前,已经有几百个失业工人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登记注册,愿意参加574分会的纠察任务。在星期五的惨案中,有十几个失业工人负伤,这也表明他们积极参加了纠察工作。他们一般是在不参加紧急救援署提供的赈济工作时,才来参加纠察队,所以分给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少。在星期五惨案后,这种情况改变了。724日,在联邦公共工程中工作的工人派出代表,举行大会,号召紧急救援署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支援574分会,另一个是向联邦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主要按照工会的协议加薪和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五千多名紧急救援署工人响应了号召,成立了自己的罢工委员会,并与574分会的百人罢工委员会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亨利·B·内斯在同伤痛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后,还是去世了,留下了寡妇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在玛维尔·肖尔的帮助下,他的寡妇弗丽达(Freda)办完了他的葬礼,玛维尔·肖尔记下了这段经历:

“今天下午,我跟内斯夫人,还有她的妹夫一起,给她和孩子们买了葬礼上穿的衣服。我们给两个男孩买了棕色和白色的亚麻布衣服,给大女儿买了漂亮的裙子,又给小婴儿买了可爱的童装。还买了鞋子和内衣。孩子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穿。能穿上‘商店里卖的衣服’,他们就很高兴了,真是太可怜了。他们家里家徒四壁,城里有好多靠救济过活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屋里满是贫苦的气息。不多的几件家具也都破破烂烂。孩子们又瘦又矮,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期待——就像期待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3]光临一样。他们都是贪婪的资本家的受害者,难道这就是下一代人的父母吗?

“内斯太太要了一套丝质衣服。她没买丧服,只买了一套实用的裙子——以后可以用在其它场合。她向我恳求:‘多布斯太太,我不要黑衣服,我们这辈子过得够苦的了,就是穿套浅色的衣服,我的心也还是沉甸甸的。’内斯太太,我们不买黑衣服。就让那些富人披着厚厚的绸缎吧。他们的记性可没有你们那么好!”

亨利在724日(星期二)下葬,葬礼特地选在晚上举行,这样就能让上班的工人在下班后过来参加。我们先在殡仪馆举行了告别仪式,那家殡仪馆正好就在五月罢工期间的罢工总部对面。然后,灵车缓缓驶向第八街上的罢工总部,后面跟着两万人。庞大的送葬人群,让交通暂停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阴沉的送葬队伍面前,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574分会派出巡逻队指挥交通,送葬队伍的纪律维持得非常好,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卓越表率。罢工总部升起了黑旗,总部门前搭了个讲台,让人上去向参加葬礼的群众致悼词。比尔·布朗是亨利·内斯的朋友,他想致悼词,但是他悲不自胜,没法讲下去。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发表了悼词,后来刊登在《组织者》上。他说:“逝者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一生,是全体工人生活的典型。这个社会体制逼得他无路可走。早年他要拼命工作,挣钱糊口,给他的老板赚取利润。后来,他跟其他工人一起,被送去参加世界大战,去杀人和被杀。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吗?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帮老板们夺取帝国主义市场。记住我的话!世上只有一种战斗是对工人真正有好处的。那就是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战斗。……反抗压迫的战斗并不轻松。警察、军队和法庭都站在老板们一边。市长根本不肯保护罢工工人的生命。他只想保护老板们的财产,保护老板们用低工资和穷困来奴役工人的权利。……兄弟们,姐妹们,在离开葬礼时,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把内斯兄弟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绝不能辜负他!我们要为他报仇!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才能摆脱剥削者,建立新社会,让工人都能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戈尔德曼讲完后,送葬队伍跟着灵车,继续前往十二街和城北第一大道的路口。街道两旁有成千上万的路人,他们大都脱下帽子,向574分会的烈士致敬。有些人没有脱帽,别人就帮他们拿下帽子。游行结束后,大批574分会的会员按照罢工委员会先前的指示,回到总部,继续执行纠察任务。剩下的好几千人坐着几百辆汽车,前往城北墓地。亨利在一战中曾出国作战,所以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of Forein Wars)从斯内林堡(FortSnelling)调了一队联邦士兵,在墓地按照全套军礼给他下葬。参加送葬游行的,在罢工总部参加葬礼的,在墓地参加下葬的,加起来超过四万人。参加葬礼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有还没参加工会的工人,还有几千名失业工人。

这次送葬游行规模很大,它推动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其它行动。惨案发生后,刚过几个钟头,就有人要求解雇约翰内斯,还要求市议会弹劾贝恩布里奇市长。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但574分会还是围绕这些要求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宣传运动的压力,可以让老板们有所忌惮,不敢滥用警察暴力镇压罢工。老板们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反宣传。资本家的媒体拼命吹捧警察的“勇猛”。统治阶级的各种组织,像什么同济会[4]、扶轮社[5]、狮子会[6],还有什么“市民组织”,什么“商业组织”,都表示支持警察的暴行。

为了弹劾市长,我们举行了征集市民签名的运动,有十四万人签了名。群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农工党党团的提议下,市议会只好同意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贝恩布里奇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弹劾他。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市议会里挤满了人——支持工会的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都来了不少。鲜明的阶级对立,使人群中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市长和警察局长最后还是保住了官位,这也符合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警察的主要职能就是破坏罢工,镇压其它抗议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行动。警察也有一些民事职能,比如指挥交通和呼叫救护车,但这些都只是附带的,它的主要职能还是镇压。个别警察的个人倾向并不能改变警察的这个主要职能。全体警察都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所以,警察的镇压,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权、迫使人权服从私有制的要求的最赤裸裸的表现。镇压是警察的主要职能,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的枪一样,在不执行这种致命的职能时,也有可能生锈,所以他们在执行镇压任务时,有时也会失灵。

警察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警察在具体情况中的性质,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的社会气氛,二是警察队伍中间的人员变动。一个没有经验的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顾虑他人,特别是在阶级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但是,就算是在阶级关系缓和的时候,警察仍然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资本家的需要,包括随时向危害私有财产的人开枪。不然的话,一个正直的警察,不是被踢出警队,就是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在阶级关系比较平稳的时候,警队不断地把不符合这些总路线的人清除出去,使自己能够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它在破坏罢工方面的经验,也就只是偶尔袭击一些领导不力、力量薄弱的行业工会。但在1934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剧变,结果,警察发现老板交待的新任务太困难了,自己完成不了。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剧变后,警队要想完成老板给他们定的任务,就必须经历剧烈的震荡。约翰内斯下发镇暴枪时,有几个警察不肯接受,他们马上就被停职了。有几个警察领了枪,但不肯使用,他们也被停职了。在开了枪的警察当中,有两三个人可能是被造成的伤害吓坏了,交回了自己的枪和警徽。被停职的警察当中,还有一个巡警队长约翰·哈特(JohnHart)。经过这番震动,明尼阿波利斯警队变成了一群穿着警服的杀手,只要接到命令,他们随时可以枪杀罢工工人。

同时,574分会的纠察队员也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准备迎击警察的袭击。在惨案发生后,许多纠察队员负伤逃跑了,但他们马上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回来了。他们现在有了霰弹枪、猎枪、左轮手枪、猎刀和一战时期的各种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是曾在法国参战的退伍军人带回来的。在五月罢工中,工人在械斗中战胜了警察,而他们现在又做好了枪战的准备。虽然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他们勇气可嘉,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枪战,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错误。

跟使用棍棒械斗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棍棒虽然也能打死人,但它一般不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在五月罢工期间,使用棍棒自卫,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有几个理由:这种自卫是由大批纠察队员进行的,而纠察队得到了全城的普遍同情;出于前面讲过的各种原因,奥尔森州长很难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工会;由于这次斗争局限于本市,加上本地政治的缘故,罗斯福总统也不太愿意出动联邦军干涉罢工,而且他也没有比较好的借口。所以,五月罢工中的战斗,仅限于纠察队员和本地警察之间的械斗。

但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枪和刀都是致命武器。所以,如果用这些武器自卫,用它们跟持枪警察对抗的话,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会歪曲事实,说罢工工人想要“叛乱”。一发生流血冲突,老板们就会大喊“杀人啦!”,把这当成是我们要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的证据。他们就会叫奥尔森和罗斯福出兵镇压工会。奥尔森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充足的政治理由,可以一举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所以他很可能会答应出兵。要是奥尔森没有及时出兵,罗斯福很可能就会宣称,为了粉碎“叛乱”,他不得不出兵。

574分会可能会遭到军队镇压,但它的斗争却又没能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在国内能够呼应我们的斗争的,只有托莱多的汽车工人和旧金山的码头装卸工人,可他们的斗争跟我们一样孤立。总体来看,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浪潮才刚刚起步,工人阶级的主力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这种情况下,574分会从外地得不到多少真正的支持,一旦军队重拳镇压,它是抵挡不住的;罢工会被打垮,工会会被粉碎。

这就是罢工的中央领导层面临的情况,它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在领导讨论政策的时候,纠察队员说不定会在冲动之下,跟警察交战,那样就会给工会的事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我们只能立刻收缴纠察队员的武器,而且还得由工会领导人亲自来做。每一支巡逻队出去执勤之前,凯利·波斯特尔都要把武器收上来,雷·邓恩和我也要帮他。

这项任务很不容易,也让人很难受。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艰难的任务。不难想象,这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闲言碎语。但是,由于工会纪律严明,由于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武器最后还是全都收上来了。574分会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再次用赤手空拳去迎接警察的镇暴枪。

罢工委员会马上开会,讨论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经过激烈争论后,罢工委员会批准了我们的政策,下达了相应的纠察命令。《组织者》发表了这个命令,里面有一句故意说得很暧昧的话:“全体纠察队员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执行和平纠察的战术。但是,在遭到袭击时,他们应当自卫。”我们并没有让警察明白纠察队员是否带有武器,所以警察也弄不明白纠察队员会怎样“自卫”,再加上他们明白罢工工人的怒火一点就着,所以他们也就不急着去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纠察队员该怎么处理情况,很大程度上要看纠察队长的能力和威望。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哈里·德波尔为了在枪口下营救受伤的纠察队员,自己也负了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在组织纠察队的行动时,都需要有人到现场去指挥,哈里就是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员之一,他负伤之后,必须找人顶替他。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战术局面,所以必须调整指挥体制。凯利·波斯特尔辞去了纠察队总调度员的职务,改当现场指挥员。我们改变战术后,为了适应战术的需要,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也改行当了现场指挥员。罢工委员会让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接替凯利·波斯特尔,担任总调度员;舒尔茨是火车制动手,他是自愿来帮助574分会的;雷·邓恩和我继续给舒尔茨当参谋。

星期五惨案之后,约翰内斯继续用各种花招来对付工会,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得逞。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想重新动用警察护送工贼卡车。他先是派四十辆警车,每一辆上都坐满了拿着镇暴枪的警察,去护送区区一辆卡车。574分会派出了机动巡逻队去包夹,而且人数远远多于警察,但纠察队员并没有拦阻卡车,只是让警察明白:要想让卡车动起来,得派更多的警察护送。接下来,约翰内斯增加了工贼卡车的数量,但减少了护送每一辆工贼卡车的警察数量。他的主意,显然是要逐渐增加每次护送的工贼卡车的数量,最终打垮罢工工人的士气,逐步削弱工会的力量。

约翰内斯派出去护送工贼卡车的警察逐渐减少,我们则逐渐增加了包夹工贼车队的机动巡逻队的数量。警察每次护送工贼卡车,警察和纠察队员之间的力量对比都会变化,这种力量对比对警察越来越不利,所以,工会拦阻工贼卡车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而警察还弄不清楚纠察队员到底有没有携带武器。约翰内斯觉得他必须增加护送工贼卡车的兵力,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减少工贼卡车的数量。在这种拉锯战中,老板们发现,他们无法让卡车运货量恢复到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警察还是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就连冷血屠杀都不能阻止574分会。





[1] 弗兰西斯·约瑟夫·哈斯(Francis Joseph Haas1889318——1953829日),生于威斯康星州拉辛市(Racine),从神学院毕业后,1913年在天主教密尔沃基总教区担任教职。1943—1953年任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教区主教。——译注


[2] 在大萧条期间,有几百万工人失业,加剧了阶级矛盾。为了缓解阶级矛盾,罗斯福上台后,在1933年成立了紧急救援署(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ERA),兴建大批公共工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吸收失业工人就业,试图在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译注


[3] 复活节兔子(Easter Bunny)是西方传说中在复活节给孩子送去礼物的兔子。——译注


[4] 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于1915121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成立,它是一个以关怀儿童福利为主要宗旨的公益组织。——译注


[5] 扶轮社(Rotary Club)于190522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成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公益组织。——译注


[6] 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于19176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木溪成立,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性社团。——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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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军队来破坏罢工了


由于574分会与公民联盟的斗争已经极度激化,奥尔森州长便决定亲自出马解决争端。为此他已经出动了军队。在七月罢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调动了一部分国民警卫队;这些士兵驻扎在州展览会场(State Fair Grounds);在第六街和城南第四大道的路口,还建立了军事指挥部。直到目前为止,国民警卫队只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出动了一小会。

在血腥星期五那天下午,警察开枪镇压纠察队员之后,国民警卫队马上赶到枪击现场,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又撤回了兵营。同时,奥尔森又加派国民警卫队来到市里(据说有四千人),还下令让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做好镇压罢工的准备。193472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刊登了他的讲话:只要他认为必须实行军管,“我会让明尼阿波利斯市变得跟星期天的学校一样安静。”

574分会在《组织者》上发表社论,尖锐地反击了州长的威胁。社论指出,实行军管,就等于承认城里已经陷入战争状态,一般的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城里已经爆发了战争,这是穷人反抗富人、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社论继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国民警卫队来保护我们,我们没有什么‘财产’可保护的,老板们倒有,他们要保护的就是从我们的劳动中榨取的财产和利润。他们要保护的是工贼,还有工贼卡车,想让工贼抢走我们的面包。叫来国民警卫队的不是我们,而是老板们。我们要求国民警卫队撤离本市。……我们不需要国民警卫队去拦阻工贼卡车。但是老板们却需要国民警卫队去保护工贼卡车。……国民警卫队的刺刀、催泪弹发射器或头盔都不能让卡车开动起来。……要让卡车开动起来,得有卡车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可他们都是574的人。他们会继续留在574分会的队伍里。他们会高举574分会的大旗走向胜利。”

对于奥尔森的威胁,574分会能做的绝不仅仅是放狠话,奥尔森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马上就要再次出马竞选,想要连任州长,要是他不能尽快结束罢工,他的政治生命就有可能完蛋,所以他拼了老命,一定要让罢工结束。他要是对工人阶级忠贞不二,就不可能飞黄腾达,所以他不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冒险。他的政策,就是一面向资产阶级保证,他在履职时一定会坚决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他才能飞黄腾达;而另一面他又要尽量稳住农工党党员,因为他们是他的基本盘,没有他们的支持,他的政治生命也要完蛋。所以,虽然他想强行解决工会和老板们的争端,但他又不能公开出面破坏罢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尔森想出了一个阴谋,为此他需要联邦调解员哈斯和邓尼根的合作。哈斯和邓尼根要去试探工会和老板们的态度,看看戒严的威胁能不能逼双方妥协。然后,他们俩再公开提出自己以为“公平”的罢工协议方案。奥尔森会支持他们俩的方案,并强调这是联邦推荐的方案,也就是说罗斯福政府也会给这个方案撑腰。同时,奥尔森还会威胁说,为了落实哈斯—邓尼根方案,必须实行戒严。要是公民联盟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奥尔森就会怂恿各个老板单独接受,并出动军队保护他们的卡车上路。

奥尔森想用这种方法,让一个又一个老板单独接受方案,等到有足够的老板接受之后,公民联盟的顽固态度就会软化。接下来,要是574分会还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直接出动军队破坏罢工。奥尔森想通过宣传“公平”协议方案,为出兵破坏罢工洗清自己的责任。他还能得到劳联保守派官僚的支持。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交换备忘录,这个时候574分会就已经嗅出点味道了。在承认工会这个问题上,他们俩建议由劳工局出面组织职工选举自己的“代表”,可就是不提574分会。工会要求把自己列入候选人名单,工会赢了哪个公司的选举,就能代表这家公司的全体职工。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这个要求,坚持要选什么空洞的“代表”。可是,在工会代表范围这个问题上,他们却显出了态度软化的迹象。

哈斯和邓尼根建议,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的范围,限于市场的二十二家企业,在这批企业内,工会有权代表场内工人(算作“职工”)、司机、职员和推销员。而在其它企业内,工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加装货与卸货的站台工人。老板们暗示,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规定。

574分会愿意接受二十二家市场企业(其中包括水果店、农产品商店、罐头工厂、杂货批发商和鱼店)中关于场内工人的规定。但是,我们要求,在非市场企业中,工会有权代表的工人,不能局限于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还要把仓储和货运方面的雇员包括在内。

在罢工前夕,工会曾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司机的时薪不能少于五毛五,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五。哈斯和邓尼根要求把最低工资标准降为五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两分五厘。老板们坚决不肯加薪,说这个问题应当留到以后再谈,或者通过仲裁解决。他们还想留用工贼,开除“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

哈斯和邓尼根在工会和老板们之间转了一圈,传递了双方在罢工的关键问题上的意见之后,就提出了他们的“公平”方案。这个方案是在725日提出来的,也就是内斯下葬后的第二天。这个方案规定,全体罢工工人都会重新上岗,绝不会受到歧视。罢工结束后,劳工局将在三日之内组织选举。在二十二家市场企业里,除了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之外,全体员工都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作为一个整体投票。而在市场之外,只有卡车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有权参加选举,他们将以企业为单位组织选举。选举的议题是:本公司的员工是否愿意让574分会来代表自己。如果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那么574分会就有权代表该公司的全体员工。选举结束后,马上开始对工资问题和其它争议问题进行谈判和仲裁。最低工资标准为:司机为每小时五毛两分五厘;场内工人、帮工和站台工人为每小时四毛两分五厘。

哈斯—邓尼根方案公布后,奥尔森马上公开表示支持。他给劳资双方二十四小时做出决定。他宣称:一旦有任何一方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他就会出动国民警卫队,以哈斯—邓尼根方案为基础,强行解决争端。725日夜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奥尔森的最后通牒。工会核心领导人没费什么劲,就让这些富有经验的战士明白了这一点:这是给工会设下的圈套。工会要是不肯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在舆论上就会落了下风,就会遭到直接的军事打击。所以,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认真地考虑该怎样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会员群众。

这个方案显然是不公平的,接受了它,我们就得做出一些让步,但在最关键的方面,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往好的一面看,这个方案提出的加薪幅度,比老板们在罢工之前加的还要多。在代表场内工人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能取得突破,可以代表市场里的场内工人,而工会会员大多集中在市场。虽然这个方案不承认574分会有权代表已经参加工会的仓储员工和货运员工,但是,工会如果能获胜,就能迫使资方在事实上承认工会有权代表这部分员工。按照这个方案,要是我们能在劳工局主持的选举中获胜,就能获得直接代表全体工人的权利,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争取到代表市场之外的场内工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老板们倒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方案中关于工会代表权的条款,而拒绝接受它。所以,就算我们接受了这个方案,罢工也可能不会就这样停止。罢工委员会最后同意把这个分析通知给全体会员。

罢工委员会是在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里开会的。正开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报信,说警察正要查封罢工总部。大家马上跑去保卫总部,结果发现是一场虚惊。但是,警察要来查封总部的传闻总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就让参加紧急救援署的工程项目的工人留下来保卫总部,574分会的全体会员就在726日早上到雄鹰会堂去开会。在会上,我们用罢工委员会的名义,把前一天晚上的分析,讲给全体会员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目前形势的各个方面都讨论得更加明白了,大家多多少少还算满意。然后,会员们通过投票,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奥尔森给劳资双方定下的最后期限是726日正午。虽然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做出了正式决定,但在到期之前,我们并没有声张。我们早就料到,老板们肯定会按兵不动,就等工会拒绝哈斯—邓尼根方案,然后就向我们发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我们决定到最后一刻才公布自己的决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那天早上天气很热,会堂里又挤满了人,但是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记者们都不许进来,也不许探子进来探听风声。会员们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尽量忍耐酷暑。到了正午十二点,比尔·布朗通知奥尔森州长:574分会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被我们给打懵了。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宣布“有所保留地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组织者》指出,他们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拒绝接受,但又不好说得太直接。罢工不能结束的责任,显然要由他们来负,而且他们在舆论上已经落了下风。老板们拼命给自己找借口,他们对哈斯和邓尼根说:“工会被赤匪控制了,我们不能跟他们谈。”他们还傲慢地质问奥尔森:“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民,我们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您是否愿意出动军队,支持本地当局?”

574分会也有问题要问。在一篇《组织者》社论中,574分会质问:“要是老板们接受了哈斯方案,而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呢?城里的土匪强盗、伪善的伪君子和吸食工人血汗的家伙,股东和股票投机商,就会齐声大叫,要放干我们的血。那样的话,联邦代表又会怎么做呢?他现在会怎么做呢?哈斯神父从华盛顿带来了橄榄枝,递给老板们,可老板们却不肯收下,哈斯神父会怎么说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当然,不管哈斯神父会怎么说,或者干脆一言不发,都不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罢工工人的士气更加高涨了。有人来找他们协商也好,找他们谈判也好,或是直接向他们发号施令也好,都不会让他们的斗志降低分毫。我们绝不会为了几毛钱就复工。……只有拿到了体面的工资,体面的劳动条件,并且得到了574分会的保护,我们才会复工。……我们不怕死亡的威胁,我们不怕恶魔的恐吓,我们不怕邪恶的联盟跟我们作对,罢工还是要搞下去。我们会继续进行和平的纠察。我们的旗帜将继续飘扬,上面写着我们的口号:谁也不许去开卡车!一辆卡车都不许上路!!”

726日下午,奥尔森州长宣布:由于明尼阿波利斯“已陷入叛乱”,他已下令戒严。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迅速部署到商业区。574分会不得进行纠察,还被剥夺了在罢工总部举行露天集会的权利。奥尔森还下令,没有军队的许可,任何卡车都不能上路行驶。

奥尔森跟哈斯、邓尼根一起唱的这出戏就快收场了;也就是说,到了通过戒严逼迫工会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阶段。要是574分会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就会遭到攻击,可是574分会才不会让他得逞呢。结果,574分会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老板们却不肯接受,所以奥尔森州长只好做出向老板们施压的样子。他根本没能马上解决罢工,反倒给自己又挖了一个大坑,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变得更危险了。

为了摆脱困境,奥尔森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军队参加新一轮的给工会扣红帽子的宣传攻势,以此来打击574分会。725日夜里,市警察抓走了托派领导人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强行搜查了他们的旅馆房间,资本家的报纸上用吓人的大标题登出了他们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的“证据”。在拘留所里待了四十八小时后,他们俩被带到法庭上,以“流浪”的罪名受审。但是,法官并没有做出判决,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军队,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戒严。他们被带到军队指挥部,又关了几个小时,最后才被放走,但是不许他们再回到城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去了附近的圣保罗市。574分会对这起冤案进行了强烈抗议,罢工委员会注意到了他们俩支持工会的功劳,并表扬了他们俩为工会做出的贡献。奥尔森退让了,几天后,他允许他们俩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过了一阵子,马克斯必须回纽约去了,《组织者》的主编就由赫伯特·索洛接任,他一直干到罢工结束。

同时,军队也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卡车运输业老板发放通行证。这种做法在这一行里很常见,所以小公司的老板们就匆匆签字接受了方案。他们毫不犹豫就签了字,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加工资。但是,奥尔森的希望落空了,大公司还是被公民联盟牢牢控制着。他们只想钻他的一道裁定的空子;这道裁定规定,可以给“跨州贸易”的货物发放许可证。

没过多久,给食物批发商送货的卡车,还有运送多种货物的卡车,就都能无限制地获得军方的通行证了。纠察队员要是向军队的巡逻兵投诉,军队往往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上几个钟头,狠狠地恐吓一番。军队给直接受到罢工影响的企业发放通行证,而这些企业就利用这个情况来威胁罢工工人,叫他们赶快复工,否则就炒了他们。军队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地破坏罢工。

在打击574分会之后,奥尔森为了让自己在脸面上好看一点,又去哄骗公民联盟,想让他们做出一点让步。他在731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上发了个声明: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只要能做到两件事,该企业的运营就能得到军队的全面保护:一是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给员工加薪,二是让所有愿意复工的员工重新上岗。他保证这“与雇主是否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无关”。他说,“这样可以让哈斯神父和邓尼根专员继续进行他们的调解,并能有助于国民警卫队在市内的维和任务。”

其实,这个阴谋的主要目的,就是绕开承认工会的问题。但它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加薪,引诱一部分工会会员脱离战斗,削弱工会的力量,让军队能够更容易地镇压工会。老板们知道自己抓住了奥尔森的痛脚,就干脆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们在报纸上说:“目前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都等于向赤匪头目投降,而这些头目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员工。”

574分会义正辞严地抨击了奥尔森的整个计划。它通过《组织者》社论宣称:“政府官员在向工人讲话时,像狮子一样咆哮;但在向老板们讲话时,就像小鸽子一样温顺。”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574分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找奥尔森,对他利用国民警卫队掩护工贼的做法提出抗议。代表574分会的卡尔·斯科格伦德直接对奥尔森说,要是他没有下令戒严,老板们可能就要被迫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卡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军队发放的通行证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必须作废,以后只有同意接受由联邦调解员提出、并得到工会接受的全部条件的雇主,才能获得通行证。他还坚持要求让工会代表参加发放通行证的委员会。他还对奥尔森说,奥尔森必须下令停止未来四十八小时之内的一切卡车运输,否则574分会就要自己动手去阻止卡车上路。但奥尔森拒绝了工会的要求。

《组织者》化用了格兰特将军在内战中的名言:“我们将在纠察线上继续战斗,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1]。”731日晚上,我们在阅兵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有两万五千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比尔·布朗在大会上的发言,是他讲过的最棒的战斗宣言之一。他轻蔑地宣布:“我们工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罢工的力量,而农工党政府是最最厉害的。”大会要求574分会的全体支持者在第二天,也就是81日(星期三)凌晨四点到罢工总部报道,不顾国民警卫队的阻挠,继续执行大规模纠察任务。要是国民警卫队向我们开枪,工会就会陷入失败的绝境,但是,开枪的政治责任,是奥尔森担负不起的,所以国民警卫队不太可能开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拼死一搏,不然罢工就会失败。

大会开完后,雷·邓恩、格兰特·邓恩和我去了罢工总部,帮助夜班人员准备第二天的行动。然后我们就在停在车库后面的停车场上的巡逻车里睡了一会。到了凌晨四点,夜班人员摇醒了我们,说国民警卫队正在包围罢工总部周围一带。艾尔默·麦克戴维特(Elmer McDevitt)上校指挥的一千多名士兵正在朝我们这里赶来。他们的先头部队是一个装备有重武器的突击营,人数大约三百人,还加强了一个机枪连。等我们三个赶到总部前面时,发现外面大街上全是国民警卫队士兵,还架起了几挺机枪,枪口正对着总部的入口。过了一会,麦克戴维特朝我们走过来,他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步枪都上了刺刀,反射着黎明的阳光。

我们都不傻,所以我们没有反抗。但我们好歹还有点好勇斗狠的名声,军队也拿不准我们到底会不会反抗。正是因为这样,麦克戴维特平安走进总部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那天早上不怎么热,但他还是摘下了头盔,抹掉了秃脑袋上的汗珠。

麦克戴维特发问了:“这儿谁负责?”

“我,”雷·邓恩答道,他在危急关头总是会马上站出来。

“姓名?”

“雷·邓恩。”

麦克戴维特宣布:“你被捕了。”然后叫一个士兵把雷·邓恩押走。

麦克戴维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给值夜班的纠察队调度员亨利·舒尔茨看了一下,然后问他,名单上的人,除了雷·邓恩之外,还有谁在这里。上了名单的人,有罢工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几个共产党的人,虽然他们在罢工中根本没出力,但是为了宣传效果,还是把他们给写上去了。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不在总部,但在奥尔森下令逮捕他们之后,我们还没来得及警告他们,他们就被抓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到外地去给罢工募捐了,侥幸躲过一劫。雷、迈尔斯和比尔,还有晚些时候在进行纠察任务时被捕的工会会员,都被拉到州展览会场,关在临时搭建的围栏里面。

舒尔茨看了名单,说上面的人都不在,趁机给格兰特和我打了个暗号。我们俩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被通缉了,得赶紧跑路了。正门前面挤满了记者,傻子才从正门走,不然的话准会把士兵引过来。所以我们从后门溜走了,一路上我们遇到纠察队员,就叫他们到城北第一大道614号的劳联总部会合。

我们走到军队封锁线的时候,被一个中尉拦住了,他说我们必须走前门。我们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喊“前面那个肩上戴着老鹰的家伙[2]”叫我们从这里出去的。中尉就说他接到的命令可不是这样。我们就在路边坐下来,在军队搞清楚谁说了算、该往哪里走之前,我们哪儿都不去。这招见效了。中尉派了一个通信兵去向麦克戴维特报告情况,他带着命令回来了:我们可以走出封锁线。

亨利·舒尔茨是个倔脾气,照医生的说法,这种脾气最适合眼下这种情况。他跟麦克戴维特争,说国民警卫队打断了我们的早饭,最后麦克戴维特总算同意让大家先吃完早饭再离开总部。亨利争取了一些时间,让大家都接到了“去614号”的消息。亨利还跟麦克戴维特说,他要把食堂里的一部分设备搬到劳联总部去。另外,他还坚持要求列一张表,一五一十地记下工会的哪些财产被国民警卫队没收了。车库后面的停车场里,停着几辆罢工工人的私人汽车,这些车子也被没收了。但是,损失最大的还是武器,这些武器都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从纠察队员手里收上来的。它们本来都锁得好好的,可是国民警卫队把它们全部从仓库搬了出去,摆给记者们看,让记者炮制报道,给工会抹黑。工会医院的病床上,还躺着六七个在血腥星期五中负伤的伤员,他们也被军队拉走了,就连照顾他们的恩莱特医生也被抓走了。

格兰特和我赶到劳联总部时,已经有一大帮纠察队员到了那里。我们马上把能联系上的纠察队长全都叫来,开了个会,商量怎样打破奥尔森的戒严,阻止工贼开卡车。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了,打了马上就要跑掉,效果如何,就要看纠察队长的个人能力了。他们全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都是又年轻又能干的二线领导人,随时可以接替被捕的工会一线领导。太阳落山前,他们证明了自己是称职的。

我们使用的这种作战方式,很可能会使军队提高警惕,他们怀疑纠察队员会朝哪里集中,就会扫荡哪里,所以我们就把行动分散开来。我们在城里设了一系列集合点,主要设在对工会态度友好的加油站,纠察队的巡逻车可以进去再开走,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利用侦察员侦察加油站附近的情况,一发现工贼卡车,就打加油站里的付费电话,报告给纠察队调度员。然后调度员就马上把巡逻队派到工贼卡车出现的地方。这样一来,用军队保护工贼开车运货的方法,在全城都行不通了。才过了几个钟头,军队指挥部就接到了五百多个求救电话。可是等到士兵乘车赶到的时候,往往只能看见被打翻在地上的工贼,纠察队员早就跑得连影子都不见了。到了晚上,报上登出了被围攻的工贼卡车的名单,列了长长一串。

在此期间,国民警卫队又搜查了劳联总部,把里面的人都轰了出去,工会代理们都非常惊慌,他们不敢相信奥尔森会这么狠。国民警卫队还搜查了厨师与服务员工会的会堂,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用过那里的电话。就连南三街的574分会会堂也被军队占了。军队以为罢工的领头人全都被自己抓走了,可是罢工依然充满了生命力。纠察队员仍在愤怒地、有技巧地战斗。这一天,工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但是到了晚上,只有三十八个纠察队员被捕。

格兰特·邓恩和我藏在劳联总部里面,后来我们听见送奶司机的工会代理帕特·科科兰(Pat Corcoran)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国民警卫队士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总部,科科兰在向他们抗议。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里也躲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又一次从军队的包围圈里逃了出来,成功跑路。然后我们想跟广播电台联系,把我们的声明播放出去,过程真是惊险万分。军队死咬我们不放,格兰特住的那栋楼里,有十二户人家,军队把每一家都仔细搜了一遍。

最后,有人带话给我们,说劳联的《劳工评论》的编辑罗布利·D·克雷默[3]叫我们马上给他打电话。格兰特打了过去,克雷默马上把电话转给了奥尔森。奥尔森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到塞克斯顿大楼(Sexton Building)的《劳工评论》编辑部去跟他见面,就给我们豁免权,不用担心被捕,我们就答应了。我们赶到编辑部时,发现里面满是劳联的工会代理。他们跟我们说,奥尔森正在另一个办公室里,跟574分会的代表团开小会。

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警卫队搜查劳联总部后,奥尔森又给574分会传话,叫574分会派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基层会员的”代表团过去见他。574分会就派了凯利·波斯特尔、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过去,他们三个都是优秀的纠察队指挥员。他们赶到塞克斯顿大楼时,发现好些工会代理都在那里,就很瞧不起那些工会代理,不肯跟工会代理们一起开会。奥尔森就跟他们三个单独开小会,还说要谈出一个“公平”的罢工协议。他们就跟奥尔森说,自己无权谈判,来这里只是要把一些要求讲给奥尔森听: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归还罢工总部;把国民警卫队撤出街道,不要干涉纠察队员拦阻工贼卡车的行动。双方怎么谈都谈不拢,奥尔森只好派人去找我和格兰特。在奥尔森跟574分会谈判之前,哈斯就已经在拘留所里跟雷·邓恩、迈尔斯·邓恩和比尔·布朗谈过了,还是什么都谈不成。他们说自己“不会在军队集中营里谈判”。

我跟格兰特走进了奥尔森同我们工会的代表团谈判的会场,奥尔森见了我俩,显得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工会派来的代表,是三个坚强的人。我们跟奥尔森说,不把雷、迈尔斯和比尔放了,一切免谈。他答应了,过了几个钟头,他就放人了。他还撤销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逮捕令。然后我们要他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查抄罢工总部。他就说,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军队批准,就在夜里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就说,我们拿到了许可证,我们还能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叫我和格兰特跟他一块去军队指挥部,跟沃尔什将军把这事儿给搞定。我们先给阿尔·戈尔德曼[4]打了电话,叫他当我们的辩护律师,带上许可证,到指挥部跟我们碰头,然后我们就去了指挥部。我们跟沃尔什见面时,麦克戴维特也在,他不肯交还罢工总部,说这样会伤了他部下的士气。

我们拿出了许可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准许使用音响设备与举办群众大会”,这下奥尔森没话说了,只好让国民警卫队退还工会的建筑物。就在81日晚上十一点左右,一个国民警卫队军官正式把罢工总部交还给了我们。我们叫亨利·舒尔茨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弄坏了或是被偷走了。亨利先是仔细地检查了被国民警卫队没收的武器,看看是不是少了一些,然后又仔细检查了房产——资本主义的圣物——它们是罢工工人的私人财产,然后才在收据上签字。


这一整天的闹剧肯定又是奥尔森的“杰作”,他那点小心思太容易猜了。他给工会安了个违反戒严令的罪名,想以此打垮工会。他还觉得,凭这个罪名,就能查抄罢工总部,逮捕574分会的领导人;还能用这个罪名把我们都关进集中营,这样一来,老板们也就不能用“不跟赤匪谈判”的借口,而继续拒绝谈判了。574分会的领导人都被抓走后,他就可以要求基层会员选出代表团,跟老板谈判,结束罢工。


显然,奥尔森以为他自己有一些条件,能够让他的计划成功:他很狡猾,口才又好;卡车运输业老板中间出现了一些不愿服从公民联盟的迹象;他在工人运动内部具有一定的威望;劳联保守派官僚也会帮他一把。这个计划表面上挺完美的,可在这一天的硝烟散尽后,奥尔森却发现自己掉进了自己挖的大坑里。

《组织者》反将了奥尔森一军,狠狠地批判他。尽管军队不停地骚扰工会,但《组织者》还是基本上做到了按时出版。在跟还能联系上的工会领袖匆忙商量了一会后,《组织者》发表社论,回击了奥尔森。格兰特和我还在“614号”的时候,阿尔·戈尔德曼赶到那里,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会,决定让《组织者》发表声明,号召举行抗议性总罢工。然后吉姆·坎农也打来电话,他的意见跟我们的一样。阿尔给社论写草稿的时候,格兰特和我对目前的形势做了个大概的分析。接着我们让玛维尔·肖尔把原稿交给《组织者》的编辑赫伯特·索洛。那时候索洛正在阿尔戈斯印刷厂,这家公司一向很配合我们,但是军队也可能查抄那里,所以我们特地做了安排,要是连阿尔戈斯都被查抄了,我们就改在圣保罗印刷《组织者》。因此,《组织者》定稿后,我们多留了一份校样,交给玛维尔,她把校样折起来,放进钱包里带走。

这一期《组织者》的头五百份印好后,玛维尔就跟她的纠察队一期把报纸运到“614号”,因为那时罢工总部还没还给我们,但军队已经撤离劳联总部,574分会设在劳联总部的食堂重新开张了。这批报纸运到劳联总部,露出它那小小的两个版面时,周围的纠察队员欢声雷动。它的头版写着:“举行总罢工,抗议军队暴政!”——“奥尔森和国民警卫队暴露出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工会会员们,表明你们站在哪一边!”——“我们的总部被查封了,我们的领袖被抓走了!——574分会,坚持战斗!


大局已经改变了,在总罢工问题的策略方面上,已经出现了逆转。劳联保守派官僚想利用广泛的抗议行动去加强奥尔森的影响力,让他去破坏罢工,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这次抗议行动要直接针对奥尔森,因为他公开破坏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号召总罢工,对574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它能推动基层会员向劳联旗下各个工会的工会代理施压,迫使他们支持我们,反击奥尔森。


我们知道,全城的工会积极分子,都对军队查封工会总部感到非常生气。农工党明尼苏达大学俱乐部给奥尔森发去电报:“特此通知:您已被本组织开除,不再是本组织的荣誉主席了。”其实,群众的剧烈反应,也是迫使奥尔森释放574分会领导人和归还罢工总部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使我们坚信:号召举行抗议行动,肯定会对574分会的事业大有好处,虽然总罢工不太可能真的举行。

    鲍勃·克雷默[5]在《劳工评论》的专栏上发表文章,他不但不支持总罢工,反而还帮奥尔森开脱。军队查封罢工总部和劳联总部,硬是被他说成是“挫败工人组织之敌的计划的妙招”。他说,有人报假警,说劳联总部里藏有武器,所以军队才去“搜查建筑物”。他又说,国民警卫队证实公民联盟说了谎,企图“挑拨国民警卫队士兵与罢工工人的关系”。


就在《劳工评论》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一天(83),574分会罢工委员会叫劳联高干们过去,要他们交待清楚,在军队进攻工会时,他们都干了什么。据会议记录显示,波斯特尔、雷因波尔特、马洛尼、格兰特·邓恩和我向罢工委员会做了报告,汇报了我们在《劳工评论》编辑部里跟奥尔森开会的情况。杰克·马洛尼还提出:中央劳工联盟的大干部怎么能那么快就全都赶到了那里,这里面肯定有鬼。


中央劳工联盟组织者罗伊·维尔有气无力地辩解说,他们在克雷默的编辑部里碰头,是为了分析形势,找出应对查封的办法。他还说,他们找到奥尔森以后,就向奥尔森讨说法,让奥尔森解释为什么查抄劳联总部,奥尔森就说这是误会。维尔给自己辩解,说他们只想帮574分会的忙,尽量让574分会跟老板们达成协议,他们觉得老板们应该会同意跟他们碰面。一个罢工委员会委员不太相信他的话,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老板们拒绝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之后,中央劳工联盟的代表团里有人要求出动军队,这个人是谁?克雷默想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慌慌张张,说漏了嘴。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代表团里都有谁。结果,他间接地、无意地承认了中央劳工联盟背着574分会跟奥尔森勾结的事实。


然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中央劳工联盟派代表去见奥尔森,要求奥尔森把军队撤出本市,并释放被关押在军队拘留所里的全部罢工工人。决议还特别强调:这些代表无权代表574分会进行谈判。然后罢工委员会就把克雷默、维尔和中央劳工联盟的其他人都请出了会场,不过罢工委员会向他们保证,以后还会欢迎他们过来。罢工委员会对劳联工会代理们的态度,就像一个战地军事法庭陪审团的裁决一样:“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至于构成犯罪,但我们警告他们不得再犯。”

(翻译:龚义哲)





[1] 格兰特将军的原话是:我建议在这条战线上继续奋战,哪怕要打上整整一个夏天。I propose to fight it out on this line, if it takes allsummer.)——译注


[2] 美军上校的军衔标志是银色雄鹰。——译注


[3] 罗布利·D·克雷默(Robley D. Cramer1884—1966),生于纽约州,1913年参加家具工会,1914——1963年任《劳工评论》编辑,1963年退休,1966年去世。——译注


[4] 即阿尔伯特·戈尔德曼,阿尔(Al)是阿尔伯特的昵称。——译注


[5] 即上文中的罗布利·D·克雷默,鲍勃(Bob)是罗布利的昵称。——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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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81日早上,正当奥尔森州长的军队入侵罢工总部时,约翰·贝洛死去了,他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受伤的,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他是失业工人,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帮助卡车司机罢工。约翰没有结婚,他的丧事是最近的亲属帮他办的,他们邀请工会全体会员参加葬礼,但不要张扬,不举行示威游行。出于对亲属的尊重,574分会出了葬礼的钱,并帮助安排灵车。几千名罢工工人参加了葬礼,向勇敢的战士约翰·贝洛致哀,并借此向无数个像他一样帮助罢工的失业工人表达感激之情。


奥尔森下令戒严,给了这些工人当头一棒。联邦官吏抓住这个机会,镇压那些参加“以工代赈”工程(这些工程是由紧急救援署主办的)的失业工人的罢工。紧急救援署下了命令,这些“以工代赈”工程都要在军队监管下继续进行,州国民警卫队的宪兵司令会“逮捕一切煽动分子”。参加“以工代赈”工程的失业工人原本打算在730日罢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取消罢工。在这个过程中,罢工委员会要求全体工人踊跃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它的成员很快就超过了四千人。在血腥星期五,在军队查抄工会的那一天,中央工人代表会始终与574分会并肩战斗,约翰·贝洛就是他们的榜样。


    574分会与失业工人运动相互扶持,也有实际的原因。在卡车运输业这一行里,有些职工不靠社会救济,日子就很难过下去。许多活儿都是季节性的,哪怕是工作比较稳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挣不够一家人吃饭的钱。所以这些工人很理解那些完全失业的工人。失业工人看见574分会的积极斗争政策有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对574分会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在1934年,穷人只能完全依靠社会救济才能有口饭吃,要等到三十年代的工人斗争高涨起来以后,资产阶级才勉强做出一点让步,提供了很有限的失业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障措施。


救济制度简直就是殖民时期的古董。要想申请救济,必须一贫如洗。只要还剩下哪怕一分钱的存款,只要保险没有全部退保,就没资格申请。家具和其它“奢侈品”都必须拿去当铺典当,或是拿去二手家具店卖掉。挣了一点钱都要上报,然后从救济金里扣掉相同的份额。救济金本来就只有一点点,只能勉强够吃。在574分会开始斗争后,救济制度改善了一点,但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失业工人最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同工会一起战斗,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失业工人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让本城的斯大林派大受打击。以前,他们在失业工人中间成立了失业者代表会(Unemployed Council),对失业工人有一些影响。他们原先获得的一点点小成果,现在正在迅速流失。他们欺骗那些想给574分会当纠察队员的失业工人,叫这些失业工人到失业者代表会去登记,结果自取其辱:574分会当众宣布,想当纠察队员的,就到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去登记。



血腥星期五之后,给紧急救援署做工的工人准备举行罢工,共产党的萨姆·戴维斯就想钻进他们的罢工委员会。可是,没有一个“以工代赈”工程的工人信任他,工人不肯让他参加罢工委员会。共产党一意孤行,强行推行极左政策,结果,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却被孤立了,于是,他们更加起劲地痛骂“托匪头目的反工人阶级政策”。威廉·邓恩在《工人日报》上痛骂,莫里斯·柴尔兹
[1]也在共产党杂志《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上痛骂。后来,他们这些痛骂文章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叫《不断反革命——托匪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的角色》。

《组织者》在87日发表社论,回击了喋喋不休的共产党:“574分会史诗般的斗争,就像一出戏剧一样震撼了人的灵魂。这出戏剧是如此符合经典剧作的结构,就连丑角都出场了,还带有一丝喜剧色彩。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偷偷散发传单,按照传单上的说法,这个丑角的名字是:‘美国共产党第九区委’。……他们说我们工会的领导人都是表里不一的叛徒,不把这些人统统赶走,就休想赢得罢工。有些小伙子发现,这传单上写的,跟公民联盟讲的全都一个样,他们一气之下,撕碎了传单,又冲发传单的下巴揍了一拳。这是不对的。跟他们犯不着这么认真,只有对待严肃的敌人,才应该这样严厉。他们不是奸细——至少不是有意的;他们只是有点傻,他们需要在屁股上踹一脚,也许这一脚能让他们清醒一点。”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奥尔森州长也在想办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因为军队查抄574分会而遭到了重创。83日,他派一小队国民警卫队士兵,查抄了公民联盟的办公室。不用说,这肯定是为了把他自己打扮成“全体人民的公正州长”,为他捞取民心。对这个插曲,574分会并没太在意,可是老板们却尖叫起来,就好像他们的喉咙被割了一刀似的。“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居然干了这种“不能干”的事。

国民警卫队的性质,就是帮老板们镇压工人、破坏罢工的工具。为了保证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它的重要岗位上的军官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亲兄弟。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也不例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样,只有几个低级军官是农工党员。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这次查封行动的肯尼斯·黑克拉夫特(Kenneth Haycraft)中尉。可是,在行动开始前,其他军官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公民联盟,所以公民联盟早就把能定罪的证据都藏了起来,最后自然是什么都没搜出来。奥尔森玩的这一手,当然没能揭露出什么,可是《劳工评论》却把这吹成是为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这出闹剧上演的时候,公民联盟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市场区有几家水果公司和农产品公司放话说,既然工会已经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它们也要接受这个方案,不想再服从公民联盟的纪律了。为了打消它们的妥协念头,雇主顾问委员会(Employers’ Advisory Committee)赶紧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然而这个方案里面真正能算得上“新”东西的,只有给卡车司机的时薪加到五毛钱、给帮工和场内工人的时薪加到四毛钱这一条。在这个新方案里面,凡是跟工会代表权有关的条款,还是一个字都不肯提到574分会。它还坚持列出“优先”雇用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工贼排在工会会员前面,而被指控“犯法”的罢工工人干脆就不给重新上岗。

574分会立刻驳回了这个新方案,并声明哈斯—邓尼根方案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组织者》宣布:工会在纠察线上赢得了胜利,它绝不会允许自己在谈判桌上输掉这些胜利果实。它要求大家注意:罢工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工人面对的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的敌人。《组织者》说,574分会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加强纠察活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纠察线上出事了。比尔·布朗和格兰特·邓恩路过罢工总部附近的一条街时,发现有一辆得到了军队通行证的工贼卡车在行驶。他们马上调了几队机动巡逻队去拦下那辆车,没想到那个工贼司机居然拿出了霰弹枪。在接下来的混战中,他们怒火上头,忘掉了理智的战术思考。结果两名纠察队员厄尔·柯林斯(Earl Collins)和乔治·希尔茨(George Schirtz)负了伤。凯利·波斯特尔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确实有理由生气,因为他是纠察队调度员,战术行动是由他指挥的。可是比尔和格兰特却擅自做主,违反了避免这种冲突的命令,导致两名罢工工人毫无意义地受了伤。

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对罢工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工会必须采取行动,让大家看到: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会员,都一样要遵守工会的纪律。罢工委员会责令比尔和格兰特(他俩都是工会最高领导人)在调动纠察队的问题上,必须服从纠察队总调度员凯利的命令。比尔和格兰特知道自己错了,他俩尽量大度地接受了处分,以后也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

碰到工贼行动时,如果总是发生这种无法控制的战斗,这种战术肯定不是有益的。这只会让工会在舆论上落了下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在政治上向奥尔森施压,不停地要求他不得再允许军队向工贼卡车发放通行证,并且不得干扰574分会的和平纠察。《组织者》不停地炒热这个问题,群众对奥尔森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了86日,他只好宣布:军方发放的通行证全部作废;今后只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雇主发放通行证;在“紧急”情况下也可发给通行证。

公民联盟对此的反应是向联邦法院上诉,请求联邦法院下令,不让奥尔森延长戒严。老板们以前就经常让法院下达不利于574分会的法令,但是警察落实不了这些法令,所以574分会根本就没把它们放在眼里。可是在奥尔森的这个案子上,公民联盟真的以为,只要它能让法院下令,奥尔森就会服从。老板们想把破坏罢工的运动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就找了纽约一家臭名昭著、专门豢养工贼的P·L·伯戈夫公司(P. L. Bergoff),请来了一大帮打手。

在老板们和州长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574分会的立场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工会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戒严,我们现在也不想要戒严。工会一再要求释放被军队抓走的工会会员,并要求军队不得再干扰和平纠察。574分会宣布:它的原则方针,就是继续进行独立的、积极的工人斗争

无论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什么样的裁决,罢工委员会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组织者》指出:“如果继续实行军管,他们[罢工工人]将会像上周一样继续斗争。……如果停止军管,纠察队将会重新占领阵地,并像以前一样掐断一切卡车运输,574分会以前曾多次表现出它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还能毫不费力、不用武力就能做到这一点。”最后法院裁决继续军管。

86日晚上,574分会在阅兵场举行露天集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万工人,打破了以前的纪录。工会领导人在发言中讲了几个要点。有人以为公民联盟反对戒严,是因为它对工人有一些善意,这种幻想必须打破。奥尔森想利用由军队发放通行证的方法,一点一滴地破坏罢工,必须不断地让群众给他施压,挫败他的企图。老板们又雇用了一批打手和职业工贼,大家千万要当心。老板们还加紧给574分会的领导人扣红帽子,必须对此进行反驳。

工人群众唾弃给工会领导人扣红帽子的诽谤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基本的政治觉悟,懂得群众组织应当兼容并包、容许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参加这个道理;而是因为具体的实际形势。工会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会员群众的充分讨论,所以会员群众信任工会领导的政策,而工会领导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样的,会员群众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的领导经受住了多次斗争的考验。工人群众信任自己的领导,不想换人。

这次大会结束后,《组织者》在88日发表了吉姆·坎农的一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回击了老板们的污蔑。这篇奇文的题目叫《疯言疯语》(A Bughouse Fable),它虚构了该报编辑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经过,其中一段“招供”是这样的:

军官:这个叫哈斯神父的家伙,是什么人?……

编辑:他的真名叫哈斯基。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提出的最低工资四毛两分五厘的方案其实跟共产主义是一回事。……

军官: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快快招来。那邓尼根、奥尔森、布朗和邓恩兄弟呢——邓恩一家到底有几口人在这里?

编辑:他们的真名叫邓恩斯科维茨基。他们是爱尔兰犹太人,半年以前他们躲进装土豆的袋子里面,从科克县偷渡到我国。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有十七兄弟,年龄全都一样大,全都叫嚷着要加薪,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两分五厘。他们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邓尼根先生的真名叫邓尼根斯基——他姓邓,邓恩兄弟也姓邓,他们都是一家人,他是邓恩兄弟的表亲,跟他们一起闹着要最低工资四毛两分五厘。

军官:那布朗呢?

编辑:他是个犹太人,叫布朗施泰因,以前是在纽约东区卖鱼的。几个星期前他才来到这里,想在市场上卖俾斯麦腌鱼[2]。后来他勾搭上了邓恩斯科维茨基兄弟,混进了工会里,还当上了574分会主席。……对了,他还是列夫·布朗施泰因的儿子,就是那个本名叫托洛茨基的家伙,俄国的乱子都是那个托洛茨基惹出来的。

军官:那奥尔森州长呢?你们这帮闹事的赤匪里面,就属他最机灵,是不是?

编辑:没错!这就是整个游戏里最绝的一手。他是王牌。他本名不叫奥尔森,也不是瑞典人——他只是为了赢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选票才改叫这个名字的。他其实是从俄国跑来——还是直接从莫斯科来的——真名叫奥尔森诺维奇。他给罢工出了不少力。查封工会总部,把纠察队员抓起来关进牢里,都是为了让罢工赢得同情而搞的把戏。

军官:你讲的太深奥了,我听不明白。算了,这个阴谋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编辑:这个么,老实说,这一切全都是几个月以前在君士坦丁堡策划的。几个小伙子开了一星期卡车,挣够了钱,就去了欧洲。他们去君士坦丁堡见了托洛茨基,得到了下一步行动的指示。托洛茨基说:‘小伙子们,下雪之前,我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动革命。’他们说了声:‘没问题!’然后就走了。

“他们准备上船时,文森特·邓恩走到托洛茨基老头面前,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走了,您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军官:托洛茨基说了什么?

编辑:他说:‘小伙子们,你们要小心奥尔森诺维奇,他随时都可能出卖你们。”

这篇嘲讽污蔑者、尖锐地讽刺奥尔森州长的文章,在工人运动内收到了很好的“笑”果。《组织者》趁热打铁,又向老板们发起了另一轮进攻:它发表了头条报道《166个暴君》,列出了166家需要用卡车运货的企业,它们全都跟工会作对。它说这篇报道是写给“想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的人看的”。没过多久,整个地区就有不少人要求《组织者》重新刊登这个名单,给那些还没看过的人看。人们马上发动了一场最最有效的抵制运动,它与艰巨的罢工斗争紧密相连。虽然罢工不能光靠抵制就能获胜,但抵制运动至少给公民联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其实,抵制运动促使那166企业中的三家市场企业挣脱了公民联盟的束缚,接受了原本的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发现自己的队伍发生了分裂,连忙公开炮轰哈斯和邓尼根。他们以“哈斯和邓尼根上了卡车司机工会的过激领导层的当”为借口,要求华盛顿召回哈斯和邓尼根。哈斯和邓尼根屈服了,他们俩放弃了原本的方案,给老板们设计了一个对工人更加不利的方案,想逼迫工人接受。与原来的方案相比,新方案的改动主要有两点:1取消了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2)老板可以拒绝让被指控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重新上岗。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向工会谈判代表——雷·邓恩和我——施压,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新方案。他们俩说,华盛顿坚决要求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所以工会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他们俩要我们把新方案推销给会员群众,如果我们不干,他们俩就亲自去推销。雷和我就说:我们会把谈判的情况报告给工会的。

哈斯和邓尼根请求罢工委员会接见他们,罢工委员会同意了。他们来到总部时,罢工委员会正在开会,就让他们先在会客室等一会。雷和我先向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他们的新方案,又把他们跟我们谈判的情况讲了一遍。然后有人做了报告,说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罢工委员会委员也已经了解了这个新情况,他们已经投了票,不愿接受新方案。接下来,整个罢工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接受新方案。

到了这个时候,罢工委员会才请哈斯和邓尼根参加会议。工会最高领导人先不发话,让罢工委员会委员先提问。委员们问了哈斯和邓尼根很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你们为什么只向我方谈判团施压,而不去向资方谈判团施压?你们为什么不叫那166家企业就是否接受你们的旧方案举行不记名投票?华盛顿派来这里审理‘暴力’案件的人穿的是白领还是工作服[3]?”

委员们问完后,最高领导人才开始发言。雷·邓恩狠狠地批评了哈斯和邓尼根的新方案,并重申了工会关于协议方案的立场。在争论中,比尔·布朗尖刻地谴责了哈斯和邓尼根。他说:“我们已经战斗了一个月,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进行了艰难的斗争;我们有两位兄弟,被老板们的打手残杀。我们接受了你们的第一个方案。可现在你们却要我们乖乖地接受以前那种奴役,你们还有脸说什么公正和荣誉?”《组织者》在报道比尔的讲话时特地指出:比尔这番话赢得了罢工委员会的满堂喝彩。最后,哈斯和邓尼根请求退场。哈斯神父走出会场时,一个信天主教的青年工人把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了下来,狠狠地砸向哈斯神父。

老板们通过联邦调解员向工人施压的伎俩失败后,又想出了新的鬼点子。他们发起了请愿运动,要求劳工局举行选举,选举的议题是工人是否愿意让574分会就罢工协议进行谈判。能够投票的,只有被老板们认为“合格”的员工。这个请愿书上写满了狡猾的法律术语,而老板们弄出它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在投票人名单上塞满工贼,操纵选举结果。而劳工局的角色,就是替老板们出面,争取让联邦政府支持这个破坏罢工的行动。574分会马上组织了揭穿这个骗局的运动,但老板们死死坚持,一定要用请愿来获得突破。

与此同时,奥尔森州长又放松了对通行证的审批。没过多久,军队就给几千辆卡车发放了通行证,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属于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的老板。工会出动纠察队拦阻工贼卡车,军队就会逮捕纠察队员。被抓到拘留所去的纠察队员被判处了苦役,有的人刑期长达三个月。《组织者》派玛维尔·肖尔去报道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主持法庭的军官不许她进入审判庭。

临时拘留所里面的条件非常糟糕。《组织者》发表了社论《拘留所简直就是猪圈!》,描写了里面的糟糕情况。被关在里面的人远远超出了牢房的容量,人们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毯子。饭菜是用敞篷卡车运来的,运到拘留所的时候早就凉了,实在难以下咽。厕所非常简陋,苍蝇满天飞。澡堂里面只有生锈的脸盘和一根水管。拘留所的警卫不让囚犯看《组织者》,一被发现就要没收。但是被关进去的纠察队员都是铁骨铮铮的战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了斗争,逐步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消耗战到了这个节骨眼上,574分会便号召举行示威性总罢工。《组织者》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呼吁:“出动全部的工人预备队!”明尼苏达州劳工联合会准备在820举行代表大会,《组织者》便要求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劳工联盟在这次大会上大声呼吁全州工人踊跃支援罢工。可是保守的劳联官僚却还在装聋作哑,他们在罢工总部被军队查抄以后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这次示威针对的不光是老板们,更是奥尔森,因为奥尔森的军队承担了破坏罢工的主要工作。劳联的工会代理们决定牺牲罢工工人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奥尔森,不让奥尔森受到一点批评。他们还偷偷地怂恿574分会内部的人,向574分会的领导层发起挑战。

8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上,克利夫·霍尔突然发难。他在形式上仍是574分会的工会代理,所以他宣布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的几个决定。他声称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高于罢工委员会,并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工会将于816日撤出罢工总部,因为工会已经拿不出续租的钱了。他还说,为了对老板们的污蔑做出工会的“正式”答复,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个声明措辞软弱,通篇都在强调工会里没有共产党员,苦苦哀求老板们不要再穷追猛打了。

罢工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组织委员会(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与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联席会议马上举行了。会议记录显示,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如果执行委员会对罢工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在罢工委员会中提出,所以,执行委员会无权否决罢工委员会的命令。”联席会议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凡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都要让五人[组织]委员会出席。”

在罢工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这些决议被上报给了罢工委员会,没想到又出了岔子。工会的书记兼司库萨姆·哈斯克尔(Sam Haskell)声称只有他有权决定工会的开销。霍尔趁机发难,重申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执行委员会。卡尔·斯科格伦德严厉地批驳了他们,指出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会员群众。他强调指出,是会员群众授权给了罢工委员会,允许罢工委员会代表他们行动,所以罢工委员会有权给执行委员会下令。争论结束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与执行委员会并列的罢工委员会负责制定工会的一切政策,包括一切开销在内;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为最终决定。”霍尔跟他的同伙虽然在罢工委员会内遭到了失败,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他们转入了地下,逮着一个愿意听他们说话的工会会员或妇女救援会会员,就给会员灌输有赤匪混入工会领导层的谎言。

还有人从其它地方向574分会发起了阴险的攻击。托宾手下有个总组织者叫约翰·吉尔里(John Geary),他正在跟一些出租车个体户勾勾搭搭。在五月罢工中,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司机组织了起来,后来他们那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就融入了574分会,而吉尔里的目的就是把出租车司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重建出租车司机工会。他们的眼前目标是让街上的出租车重新跑起来。574分会得到风声,说出租车个体户和他们的轮换司机正准备开会。吉尔里搞分裂的企图暴露之后,出席会议的出租车司机举行表决,大多数人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并坚持罢工。

没过多久,在托宾的策划下,劳联全国总部又向574分会发动了攻击。574分会正在把加油站员工和给石油公司运油的卡车司机组织起来,发展他们加入工会。由于这些公司正在同工会谈判,所以工会没有叫这些工人罢工。不难看出,当574分会正在为生存而战时,管辖权的问题就应该先放一放,可是劳联偏不这么想。

从华盛顿来了个叫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家伙,他是劳联主席威廉·格林的代理人,格林叫他到这里来,立即把加油站员工编入一个独立的工会。就在574分会举行罢工反抗老板的时候,史密斯背着574分会,想偷偷地把加油站员工分裂出去。他为此举行了一次会议,来到会场的时候,他还带了十几个侦探保护自己。

虽然史密斯没有邀请574分会,但574分会还是派了以格兰特·邓恩为首的代表团去参加会议。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史密斯犹豫了,不敢宣布开会,所以格兰特就去主持会议。他下令把侦探赶出会场,史密斯也赶紧跟着他们跑了。然后,格兰特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也离开了,让加油站员工自己开会。他们决定,在罢工结束前,他们要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但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同意让他们离开574分会,组成单独的工会,归入劳联旗下

罢工拖得越久,资金就越紧张。虽然农民假日协会信守承诺,大方地给食堂提供肉类和蔬菜,我们还是得花钱购买其它食品,每天要花差不多五百块。纠察队每天要花四百块钱买汽油,再加上医药费和杂费,罢工一天就要花掉一千块钱左右。送奶司机工会471分会给了我们六千块。印刷工会42分会给食堂捐了一千块,它还保证,在罢工期间,每周都会捐二百五十块,用于出版《组织者》。罢工期间,厨师与服务员工会正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全国大会,它捐了一千块。我们能从工人那里收到稳定的小额捐款,我们还开着那辆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被警察打了好多枪的纠察队卡车,到全州各地募捐,弄到了一些钱。

工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罢工工人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差。工人的小孩都吃不饱。许多家庭因为交不起电费、水费和煤气费,电、水和煤气都被停了。房租问题越来越尖锐。跟市政府斗争,为罢工工人争取救济,已经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房东为了挣钱,发起了驱赶交不起房租的罢工工人的运动。有好多次,罢工工人被赶出家门后,我们只能临时凑一个月的房租,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下房间,然后用纠察队的卡车把罢工工人一家运到新家去住。这样做至少可以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不用担心房租问题了。

总之,工会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打从五月开始,我们的斗争就基本上没停过。越来越多的卡车拿到了军方发放的通行证,上路行驶了。一些罢工工人绝望了,回去上工了。华盛顿派来一个新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P.A.Donoghue),替换了哈斯和邓尼根。媒体都吹捧他,说他又大胆又能干;他很可能会偏袒老板们,帮他们举行他们想要的假选举。情况变得非常困难了。

阿尔·戈尔德曼要求跟吉姆·坎农、卡尔·斯科格伦德、雷·邓恩和我举行特别会议——我们五人组成了党在罢工中的指导委员会——戈尔德曼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阿尔认为我们已经输了,应当老实认输。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败局无法挽回时,没必要让所有积极分子都在纠察线上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一部分战士复工,虽然他们表面上退出了罢工,但是,他们复工之后,也可以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如果阿尔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应该这样说才对。可他并没有这样说,反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罢工。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心急了,现在还远远不到认输的时候。虽然他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但他对群众情绪的了解,并没有雷、卡尔和我那么深——我们跟会员群众关系更密切、相处得更久,还一起经历了多次战斗。我觉得,在这个关乎工会生死的问题上,阿尔这个外人不该这样武断。这样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卡尔·斯科格伦德是第一个要求坚持罢工的。雷·邓恩也赞同卡尔的意见,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吉姆·坎农的罢工经验比阿尔·戈尔德曼的更丰富,他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先仔细听双方争论。然后他说,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罢工能够胜利,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实。

并不是只有我们才觉得工会快被压垮了。老板那边也很艰难。我们知道,他们给公民联盟施加了很大压力,叫公民联盟允许他们跟工人签订协议。只要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工会的胜算还是挺大的。

争论结束时,戈尔德曼的想法已经改变了,看来,我们坚持罢工的坚定意志,让他重新燃起了信心。《组织者》提出了一句口号:“574分会绝不会接受假选举!”我们在社论中指出,除非先让全体罢工工人在完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重新上岗,否则工会绝不会接受选举。我们坚持认为,工会如果能在选举中获胜,就意味着老板们必须承认574分会,并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

[1] 莫里斯·H·柴尔兹(Morris H. Childs1902610——199165日),本名莫伊舍·奇洛夫斯基(Мойше Чиловский),生于基辅一个犹太人家庭,1911年随全家移民美国。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被美共派往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1945年担任《工人日报》编辑并当选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47年被免去《工人日报》编辑的职务。1952年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充当奸细。1982年退休。1991年去世。——译注


[2] 俾斯麦腌鱼(Bismarck herring),又叫腌渍鲱鱼,是一种用鲱鱼制作的腌渍食物,常见于中欧和北欧。——译注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联邦政府派来裁决暴力案件的人,究竟是站在老板一边,还是站在工人一边?——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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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574分会胜利了


漫长的战斗突然结束了,这证明了我们对形势的乐观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原本以为,新来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会帮助老板们操纵选举,结果并不是这样。看来,罗斯福总统打算帮奥尔森州长一把,帮他在十一月的选举之前解决罢工。在全国政局中。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政府一直是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所以罗斯福才会投桃报李吧。

新任调解员多诺休的作用是把罗斯福的要求转告给老板们,并且还要接替哈斯和邓尼根,代替他们进行谈判,给老板们留点面子。不管多诺休得到了什么指示,他办得倒挺爽快的。1934821日,他向工会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在提交方案的时候,他“私下里”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劝说,公民联盟的头头A·W·斯特朗A.W. Strong已经同意休战。在把新方案提交给会员群众审批之前,我们要求多诺休把老板们的态度讲得更清楚一点。多诺休马上口授了一封信,并在上面签了字:“特此告知贵方:资方已经同意由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劳工局下发同意令,本日下午向贵方提交的方案即包括在该同意令之内。”既然协议很快就要达成,工会就要求奥尔森州长写下保证书,承诺释放所有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纠察队员,奥尔森也写了。

按照多诺休说的那个同意令的规定,劳工局将在十天之内举行集体谈判选举。只有名字列在716日(也就是举行罢工的前一天)的发薪名册上的员工,才能投票;工贼不能投票。574分会在哪一家企业里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它就有权代表该企业的全体员工,该企业的老板就必须同它谈判。

场内工人问题是引发七月—八月罢工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工会取得了突破:新方案确认了哈斯—邓尼根方案中的相应规定。二十二家市场企业承认了574分会有权代表这些企业中的司机、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场内工人”的定义是:在企业内部工作的全体员工,但不包括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按照原来的哈斯—邓尼根方案,雇主顾问委员会所代表的166家企业中,除开上面那22家市场企业之外,在剩下的144家企业里,574分会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依然是有限的。在这144家企业里,574分会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直接参与卡车装卸工作的站台工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认为:虽然有一些会员没有被包括在罢工协议里面,但工会在获胜后,依然可以获得事实上的代表全体会员的权利。

自从工会提出最低工资的要求之后,老板们第一次接受了具体的最低工资。卡车司机的时薪不得低于五毛钱,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工人的时薪不得低于四毛钱。新方案还规定,如果老板们已经开出了比最低工资更高的工资,那就不能削减。另外,还加入了在工会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时必须进行仲裁的规定。

仲裁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个工会代表,两个资方代表,第五人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选择。在劳工局举行选举,决定好工会的代表范围之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以追溯至提请仲裁之日。所有的员工都要按照各自的年资,重新安排上岗,不得受到任何歧视。不许“优先”雇用工贼,也不许以“犯有暴力罪行”为名拒绝罢工工人上岗。

虽然工人从这个协议中获得的成果,远远配不上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但这是我们当时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总的来说,我们争得的这些成果,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壮大工会。出于这些考虑,工会领导层应当把协议方案提交会员群众批准。百人罢工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了事态的新转折。百人罢工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当天(821日)晚上立即举行会员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这个方案,请求会员批准。会员大会召开时,我负责向大会报告协议方案,并请求大会批准。

罢工马上要结束的传言已经满天飞了,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来开会的人差不多都松了一口气。在每一场群众运动中,都会有一些人想要不顾一切斗争到底,逼迫老板们做出更大的妥协。有个工人就是这样的,不难看出,他在来会场的路上,准是在哪家酒吧喝了几杯酒。我刚念完报告,他就要发言:“我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才罢工的。多布斯兄弟是怎么了?是不是怂了?”

但他只是个例,接下来的讨论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罢工工人的想法跟他正好相反。工会领导要做的,只是把罢工的成果,变成对未来的展望。会员群众几乎一致同意接受协议方案,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大家高声唱起了《永远团结》。

艰苦的五月罢工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又马上进行了将近五个星期的艰难斗争,工人最终大获全胜。我们慢慢才发现,自己做到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可以从会员大会结束后罢工总部里的情绪看出来。在这方面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斯隆兄弟充满自豪感的广播。外号“兄弟”的斯隆在宣布广播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里是五七四电台在广播,在百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有7500名纠察队员、450辆巡逻车、16辆摩托车和2架飞机。”

《组织者》发表了庆祝罢工胜利的社论,并指出:“罢工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警告读者:老板们还会重施故技,在828日的选举中耍花招。老板们会推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跟574分会的候选人竞争。老板们还会在选举中作弊。他们会在发薪名册上塞满办公室职员和推销员的名字。他们还会想办法把一些工会会员的名字挤出发薪名册。有个老板还想把一个优秀的工会会员列为黄色工会的候选人。
为了挫败老板们的阴谋诡计,574分会以《组织者》为主要武器,像组织罢工一样组织了选举活动。在选举之前,《组织者》继续每天出一期。(选举结束后,《组织者》改为周刊,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缺乏资金,就停刊了。)会员们不断地把老板们的种种诡计报告给《组织者》,然后《组织者》就会公开警告大家注意这些诡计,并教大家怎么对付。就在投票前一天晚上,工会举行了大型露天集会,把选举活动推向了高潮。工会还邀请了非会员参加,发言人友善地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应当给工会投票,为什么应当参加工会。

选举结果出来了,574分会赢得了代表卡车运输业的61%的员工参加谈判的权利。在62家企业里,574分会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可以代表这些企业的全体员工。在15家企业里,574分会跟对手打成平手,可以代表这些企业里的半数员工,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可以代表这部分员工。在几乎所有大公司里,都有四分之三的工人投了574分会的票,而22家市场企业的工人更是坚决拥护574分会。在68个企业里,老板们推出的候选人获胜了。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是家庭作坊一类的小企业。有21家公司没有举行投票。574分会并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开展组织活动,但它们还是跟另外145家企业一起向工会开战了。总的来说,574分会已经在卡车运输业的每一个分支里牢牢扎下了根。

选举刚刚结束,574分会就提请仲裁,在罢工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工会派格兰特·邓恩和我去参加仲裁委员会,担任工会一方的代表。资方的代表也一个公司接一个公司地选了出来。经过劳资双方协商,由本地的一个律师约翰·R·科恩(John R.Coan)担任“中立”的第五名委员。574分会在77家企业里赢得了过半或一半的选票,所以,仲裁委员会要对这77家企业的最低工资做出裁决。这项裁决涉及到的行业有:运输、市场、木材、咖啡、矿泉水、石灰与水泥、食品加工、颜料与玻璃、造纸和零售业。

在试点案件中,雇主顾问委员会让一家运输公司带头应战[1]。在仲裁委员会会议上,劳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科恩做出了有利于574分会的裁决。从1934915日到1935531日,卡车司机的最低时薪为五毛两分五厘,从193561日到1936531日为五毛五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帮工、站台工人和场内的最低时薪分别为四毛两分五厘和四毛五分。

科恩的裁决,其实就是在第一个时间段内,按照哈斯—邓尼根方案加薪;在第二个时间段内,按照工会在罢工前提出的要求加薪。他的裁决,反映出了574分会的苦战带来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他的裁决把场内工人也算了进去——而按照罢工协议的规定,我们工会在运输企业里只能代表司机、帮工和站台工人——这证明了我们对工会的胜利造成的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等于正式承认了我们工会有权代表仓库工人、家具包装工人等工种,而且也给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先例,让我们工会可以依照这个先例,在其它公司中把自己能够代表的工人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工会会员。试点案例的裁决出来后,574分会又跟各家市场企业直接谈判,争得了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雇主顾问委员会宣布:77家公司全部接受了科恩的裁决。

我们同意走仲裁程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由于矛盾的复杂性而决定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迫使老板们承认工会和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我们不会拿这两个关键问题来仲裁。其实,在五月罢工之后,奥尔森州长曾建议对场内工人问题进行仲裁,但我们拒绝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斗争到底。在场内工人问题上,我们接受哈斯—邓尼根的原始方案,是因为我们工会当时陷入了困境,才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由于形势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只能做出让步,但我们仍然要通过其它方式,把让出的东西重新夺回来,而且我们坚信,罢工的胜利一定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

老板们似乎发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们不想马上又跟工会开战,所以他们退让了,接受了科恩的裁决。科恩扩大场内工人定义的裁决,对574分会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但是,他想通过这个裁决,不让574分会进一步扩大代表工人的范围,这我们是坚决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拿这个问题来仲裁。

在同老板们的激战中,承认工会是最最紧要的问题,所以,在工资问题上,只要有利于实现主要目标,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我们可以出于策略考虑,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这只是有限的、暂时的。只要工会能够站稳脚跟,工人就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接受了工资方面的仲裁结果,这样就能把罢工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承认工会的问题上。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绝不等于我们赞同庸俗的工会干部的看法与做法。他们不搞罢工,只搞仲裁,因为他们想让老板承认他们是“工人政治家”,而我们绝不会这么做。

我们非常清楚: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不可能有什么“中立”的仲裁者。在这种情况中,根本没有“中间”立场,也不可能有人完全不受劳资矛盾的影响。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例子,证明了仲裁者——他们往往由律师、法学家和传教士之流充当——是怎么“中立”到了资本家一边去的。他们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准则,又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才会留下了一长串的假装中立的记录。这些原因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老板阶级的多方压力。只有在工人阶级给仲裁者施加了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仲裁者才会给工会一点点好处。

因此,工人应当尽量避免对自己的要求提请仲裁。在事关重大问题的时候,工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利用仲裁:比方说,在罢工失败后,为了从老板们那里争得一点点让步,就可以利用仲裁。出于策略考虑,可以把次要问题提交仲裁,但要注意的是,应当把仲裁当作一种必要之恶,而不是一种好方法。在老板们违反了他们跟工会签的合同时,如果提请仲裁,这对工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工人们的投诉堆积如山,但是全都被仲裁程序挡了下来,而老板们却能逍遥自在。在这个问题上,574分会虽然接受了821日的协议方案,但它坚持保留了无条件罢工的权利。工会完全保留了为解决劳资纠纷或其它问题而举行罢工的权利。

七月至八月的罢工结束后,工会报答了帮助过自己的朋友。这方面有几个突出的例子:为了表彰赫伯特·索洛编辑《组织者》的功绩,574分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阿尔戈斯印刷厂因为勇敢地印刷《组织者》而获得了表彰。这家印刷厂的工头乔·戈斯林(Joe Goslin)、排字工艾斯·约翰斯顿和排版工罗伊·卡尔斯特洛姆(Roy Kalstrom)获得了特别嘉奖。麦克里蒙医生成了许多工会会员的家庭医生,过了一段时间,工会跟他一起搞了一个医疗合作项目。

工会总部旁边有家莱恩斯酒吧(Lyons Bar),工会以玩笑的形式,给这家酒吧的老板乔·戴维斯(Joe Davis)发去了特别奖状。他总是在酒吧里摆上几个罐子,为工会募捐;我们还在他那里打长途电话,话费都是他出的;他还经常帮被捕的纠察队员交保释金,把他们从牢里捞出来[2]。工会给乔发了一封正式的感谢电报:“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资金有限,多多包涵。”后来,乔跟《组织者》记者说:“收到这封电报我很高兴,可我还得给邮递员一点小费,结果我为了给自己弄张奖状,又花了一块钱。”

明尼苏达州劳联主席E·G·霍尔(E.G. Hall)不在我们的感谢名单上,因为就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他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1934822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登出了他的话:“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层想让卡车司机工会吞并其它行业工会,还承诺了根本办不到的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还露骨地暗示,将在州劳联内部开展“反共”斗争。

州劳联主席的这番攻击,给克利夫·霍尔打了一针鸡血,他加紧了在574分会内部的造谣破坏。他现在的处境,可以让他更好地玩弄这种把戏。罢工结束后,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所以执行委员会重新获得了正式的权威,霍尔和他的同伙在执行委员会略占多数。他在妇女后援会中的同伙特别起劲地攻击罢工领袖。事态急剧恶化了,必须尽快想办法还击。因此,莫·霍克向执委会建议解散妇女后援会,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执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罢工期间,莫表现得很好。他提出这个建议,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以前跟霍尔的合作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只能在霍尔帮对工会造成严重伤害之前,把他们统统赶出工会了。为此,比尔·布朗先是要求全体领导干部辞职,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其他干部都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完全有把握重新当选。我们组织了一批人跟霍尔帮打擂台,并且积极开展竞选活动。选举结束后,新一届执委会产生了:比尔·布朗重新当选为主席;乔治·弗罗西格重新当选为副主席;格兰特·邓恩当选为新任书记;法雷尔·多布斯当选为新任司库;负责审计账簿的三人为雷·邓恩、哈里·德波尔和莫·霍克,其中莫·霍克是重新当选的,雷·邓恩和哈里·德波尔是新当选的。迈尔斯·邓恩与卡尔·斯科格伦德不在我们推出的候选人名单上。迈尔斯被调去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Fargo),帮助那边的卡车司机工会。考虑到卡尔的国籍问题,我们认为他不适合参选。

上一届执委会中的不称职干部,已经被会员群众撤职了。接替他们的,是在反抗老板们的漫长斗争中赢得了群众信任的领袖。为了巩固战果,新一届执委会立即解除了克利夫·霍尔的工会代理职务。它还提拔了一批新人担任工会组织者,这批人已经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而不是“工人政客”。我们下手的时机选得很巧妙,所以没费什么力就实现了目标。

正式领导层的变更,为进一步巩固574分会打下了基础。百人罢工委员会现在变成了工会的监督机关。原来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和纠察队长被工人选为监督员(job steward)。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罢工协议的执行情况,推行罢工协议,并在协议到期后尽量把协议继续推行下去,让工会在下一次集体谈判时能够争取更多的好处。他们的罢工经验使他们很适合这个任务。有了工会撑腰,他们积极大胆地行动,逼得老板们不敢违反协议。同时,他们还带头发展了不少新会员,并按时收取会费,这也是他们的任务。

工会也没有忘记煤场工人。到了秋天,煤炭业的行情好转了,工会就发动了斗争,争取让所有员工都能按照资历重新上岗。煤炭业的老板们在春季傲慢地解雇了工会积极分子,现在只好把被他们解雇的人又重新请回来——否则工会就要罢工。几个老板不服,工会马上就在他们的煤场搞了罢工,他们立刻就软了。剩下来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贯彻执行罢工协议了,这个协议一直执行到1935年春季。

574分会一边关注煤炭业,一边在自己内部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失业工人的工作。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领导对此非常赞赏,并把他们的组织同574分会的这个部门合并了。失业工人依然拥有自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又是直属于574分会的一个部门,所以失业工人就成了正式工人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使失业工人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五月到八月这段时间里,由于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直接参加了群众斗争,所以它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它的人数急剧回落,但它的骨干力量仍然完好。在这批骨干当中,有一些人可以在574分会新成立的失业工人部门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需要的,主要是合格的政治领袖的帮助,可是工会提供不了这样的人。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人。卡车司机罢工结束后,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麦克斯·盖尔德曼(Max Geldman),他原来是纽约那边的党员,党把他调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非常好,在明尼阿波利斯失业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罢工斗争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抽调了不少人来支援本地的同志,但是它的人力毕竟有限,无法长期派人驻扎并加强工会。所以,麦克斯能来我们这里,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马上就让他派上了用场。我们不能再指望中央派人过来支援了,只能靠自己了。幸好我们已经有了坚强的力量。到了1934年秋季,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已经有了100多名党员和亲密同情者,比去年这个时候翻了一番。我们在几个分会中间,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都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574分会里面,我们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而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党团。也许我应当介绍几个例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党能在574分会里发展得这么快。

在罢工期间,玛维尔·肖尔作为妇女后援会会员,参加了斗争,她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政治演变历程:“就在720日,也就是血腥星期五那一天,我下定决心——不如说是有了一种冲动:我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那几个钟头里,罢工总部变成了战地医院。……最后一批伤员被运往医院后,我离开了总部,走到了吉姆·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住的旅馆。房间里只有吉姆一个人。我跟他说:‘我一点也不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它反对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就愿意参加。’吉姆对我很和气。他向我解释说,入党不能光凭一时冲动,得先了解自己要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了解这个党的立场,了解它反对的是什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之后,再问问自己,愿不愿意把一辈子献给这个党的事业。他准是看出我当时受了很大的精神冲击,所以,虽然他很感激我这份心意,但他还是建议我先学习一下党纲,了解革命社会主义的意义。但我从那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我接受了卡尔·斯科格伦德的辅导。……直到罢工结束后,我才被接受入党。”

血腥星期五也对哈里·德波尔产生了政治影响,不过形式略有不同。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士兵还来看我是不是跑掉了!”做完手术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养伤,所以他有不少空闲时间。罢工的工友们一有空就来看他,其中也有几个党员,他们跟他谈了不少政治。

老奥斯卡·库佛给哈里带去了马克思的大作《资本论》的第一巻。哈里当时只能躺在病床上,用手举着书来读,《资本论》第一卷对他来说实在太沉了,况且他那时也不怎么喜欢读书。他更喜欢跟自己尊重的人讨论政治,而且他也想了很多。最后他决定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解释自己入党的原因时,他对574分会的胜利做了一般的政治总结:574分会很难进一步扩大战果:“没有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党,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比尔·布朗也开始把自己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了。虽然他并没有入党,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不认同党。我个人认为,他这种态度,说明他是非常尊重党的。比尔不是一个会严守党纪的人,他应该也很清楚,他这种脾气并不会因为入了党就能改变。如果我们非要让他入党,很可能会给他本人、给党都造成麻烦。作为党的亲密同情者,他一直都发挥了无比宝贵的作用。在574分会里,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忠诚地、一贯地同工会党团密切合作。每当党的中央领导人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演讲,他都会去听讲,吸收其中的部分内容,用在他在工会运动中的下一次重要讲话里面。他还经常大方地给党捐款,还说我们小瞧了他对党员义务的忠诚。

罢工结束后,574分会的财政状况很糟糕,工会的专职干部每周顶多只能领到二十块钱,有时连二十块都领不到。就算收入只有这么一点,专职干部中的党员还是决定,每周要给党支部交一块钱。在收这笔党费时,出过一件趣事,这反映了我们相互开玩笑的传统,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和睦相处。比尔曾要求我们把的名字也加进这个交党费的名单里面。有一天,我正在编写工会的发薪名单(我是司库),哈里·德波尔来收党费了(他已经养好了伤)。比尔领到工资后,把钱紧紧攥着,又把两手插进兜里,对哈里说:“有本事你就来拿啊。”哈里把比尔摔倒在地上,把比尔的鼻子擦破了一点皮,又从比尔手里抢走了一块钱。比尔咧嘴一笑,对哈里说:“老子故意放水给你,你个荷兰杂种。”

574分会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团是一个单独的集体。在工会党团里面,无论是工会领袖还是基层会员,每个同志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在其它领域活动的党员,也都是这样组成单独的党团的。这些党团都是本市党总支部的一部分,而在一定条件下,市党总支部包含了全市的党员。这种体制,可以使在某一具体领域内活动的党员组织起来,专注于他们的特殊业务;同时,一旦有人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忘记了更广阔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前景时,这种体制也能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比方说,在574分会里,工会的各种问题非常紧迫,非常复杂,同志们很容易就会变得只盯着工会问题,而忽视了其它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出现这种倾向时,总支部就会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消除危险。党会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拓宽他们的政治视野。然后,工会里的党员就会更加精通自己的特殊业务,而党也能更好地协助他们的工作。

另外,要让工会里的同志们及时了解全国工运的动态、与全国工运的潮流保持一致,党是最好的介质。我们574分会的三次罢工,发生在大萧条的第五年、工运涨潮的第二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是1934年的三场突出的阶级战斗之一,另外两场是托莱多汽车工人罢工和旧金山码头装卸工人罢工。这三场罢工,都是激进派突破了工会保守干部的重重阻挠之后,接过了领导权,才搞起来的。他们想要突破狭隘的行业限制;面对警察的残暴镇压,他们全都奋起反击。这三场斗争,不仅证明了工人能够、而且愿意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还证明了真正的基层行动是能够胜利的。这三场罢工全都胜利了,并且迫使老板们承认了工会。

这一系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造反工人。工人的闯劲不断加强,最终引发了基础产业中的历史性斗争,促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两年后开始的静坐罢工浪潮,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我们对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现象的基本理解,对于塑造574分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各种事件的意义,并且能够准确地抓住时机,工人不断高涨的战斗性,就能使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如虎添翼。

不久之后,得益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在国内的工会骨干得到了加强。就在574分会在明尼阿波利斯领导卡车司机发动五月罢工的同时,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AWP)也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领导奥托莱特电气公司的汽车工人,发动了同样英勇的斗争。跟明尼阿波利斯斗争一样,托莱多斗争也建立起了一个有力的失业工人运动,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及周边地区。美利坚工人党是一个中派主义政党,它里面既有潜在的革命者,也有政治投机分子。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它的队伍中的战斗性工人正在政治上向我们靠拢。正在我们用自己的革命纲领去争取这些战斗性工人的时候,斯大林派也正在拉拢美利坚工人党,我们必须挫败他们。

出于这种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进行了友好的讨论。193412月,我们最终促使双方合并,新组织的名字叫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两党合并后不久,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袖吉姆·坎农与美利坚工人党的核心领袖亚·约·米斯蒂[3]一块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他们俩来到明尼阿波利斯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全体同志精神抖擞,准备在工会工作和党建工作两方面大显身手。

我们的罢工斗争虽然只是一地的胜利,但它为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斗争定下了基调、做出了榜样、指出了方向。824日的《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宣称:“这次罢工的胜利,是本地工会运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它改变了明尼阿波利斯,这里再也不是工贼的乐土,而是劳动者的希望之城。”

这段宣言马上就得到了证明。827日,自从血腥星期五之后就开始罢工的洗衣工人终于迫使老板签订协议,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574分会大获全胜之后,洗衣工人马上又赢得了胜利,这鼓舞了其它行业的工人奋起反抗老板。罢工一场接着一场,越来越多的工人参加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的斗争。574分会已经成为了明尼阿波利斯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在每一场斗争中,工人都会去找574分会,希望574分会能够提供帮助和指导。

1934年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战斗,它们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意义,以及在国内引起的反响,都不亚于我在这本书里讲过的几次斗争。我将另开新篇,介绍这些事件[4]

[1] 按照美国司法体系的惯例,在对一系列相似的案件进行裁决时,试点案件(pilot case)对后面的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所以试点案件的成败对劳资双方都非常重要。——译注


[2]
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可以通过向法院交纳一定的保释金来获得假释。如果嫌疑人按时出庭受审,保释金就会在审理完毕后退还;如果嫌疑人弃保潜逃,法院就会没收保释金,还可以雇用赏金猎人追捕逃犯,赏金猎人抓获逃犯后,就用这笔保释金支付赏金猎人的报酬。——译注


[3] 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 Muste1885—1967),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 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1933 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1934 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米斯蒂退出合众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译注


[4]
作者后来又写了三部续集:《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的政治》和《卡车司机的官僚》。我们将会抽空译出,敬请期待。——译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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