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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卡车司机的造反》

《卡车司机的造反》

自序


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本书内容承担全部责任,不过,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在我的合作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玛维尔·肖尔(Marvel Scholl),她与我一同经历了本书中介绍的这段历史。她在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使我了解了妇女在罢工期间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玛维尔帮我回想起了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由我对着录音机口述,再由莎伦·李·法伊纳(Sharon Lee Finer)整理成文。她整理得又快、又好,并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与雷·雷因波尔特(Ray Rainbolt)仔细阅读了每一章手稿,并与他们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做了核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包括哈里·德波尔提供的引文。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提供了有关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罢工之前的收入与生活状况的背景资料,还为本书中讲到的其它问题提供了材料。麦克斯·盖尔德曼(Max Geldman)为本书中有关失业工人的段落提供了参考意见。小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Jr.)帮助整理了他父亲早年的传略。在其他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又亲自校订了全书手稿。



老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Dunne,Sr.)与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在本书记载的故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他们都已去世了。他们以录音和回忆录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对我帮助很大。我曾当过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所以我的档案库里保存了大量的工会文件,特别是多次会议的纪要、正式通信的副本和公开发言的记录。我利用这些材料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并且使自己对一些具体事情写得更加准确了。出于同样的目的,我还参考了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组织者》(TheOrganizer)的合订本。我还参考了当时的托派周报《战士报》。此外,我还参考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旗下的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 UnionCLU)的机关报《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Minneapolis LaborReview)以及罢工期间出版的一些资产阶级日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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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的,那时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匹兹堡煤业公司[1]的煤场工作,那天下午,从其它公司来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司机,他叫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来这儿装煤,领班叫我帮他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起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打算参加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2]的574分会。我当时对工会不怎么了解,但他的话吸引了我。为什么呢?我想,应当简单讲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这样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后,我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就在那里长大,1925年1月,我从城北高中[3]毕业了。毕业后,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助手、卡车司机。1926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我就搭便车到了北达科他州,在那里的收割场工作。那年秋天,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在西部电气公司[4]找了份工作,专门给中央办公室安装电话设备。




1927年4月,我和玛维尔·肖尔结了婚,我和她在高中毕业那年就开始交往了。1928年,西电把我调到爱荷华州分公司。1930年,我升为组长。1931年,公司又把我调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公司。在那里,他们给我安了个“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叫我负责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工作成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在国内。




那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登出了一张上海的照片,让我大受震动。在这张照片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横穿全图,底下堆着沙包。美军部队就沿着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照片的说明中写道,富人区对面就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里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富人的租界却毫发无损。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不禁对遭受如此野蛮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同情心。我突然觉得,世上肯定有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就错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我被调到分公司经理办公室,这主要是为了接受主管人员的训练。训练内容中有一项是参加各区经理的会议——只是参观学习,而不是真的参加讨论。当时,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公司开了一次会,列出了一个裁员大名单。有个被裁掉的员工,叫约翰·斯泰利(John Staley),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眼看就能享受到公司极为吝啬的养老金了。但在会上,他们说裁掉他能让公司的劳动力更年轻、更有效率,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我跟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经常跟他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公司对他实在太不厚道了。这也让我明白了,公司只想把我训练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就不想参加训练了。




一有什么事影响我跟玛维尔的共同生活,我就会跟她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跟她讨论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一致同意:我应当离开西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过了一年,我们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我们家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




凭着我在公司的职位,我在离职时能拿几百块遣散费。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等到生意上了正轨,就让玛维尔接手,我就去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打算当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就让玛维尔也上大学。这样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很天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而不像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我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充满爱心的人。




1932年9月,我终于辞职了。我们开车从奥马哈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路上心情还很愉快,我们还编了一首歌,讲的是加入失业大军的经历。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想做点小生意,但没有成功。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我却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我只能给推销员当托儿,可是买家又非常稀少。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离开西部电气公司的时候,就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分子。




我们只好跟我爸妈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父母接济过活。为了维持家计,我帮家里种菜,后来长得不错。到了收成的时候,玛维尔和我妈顶着盛夏的高温,在煤炉上干了好久好久,把不少蔬菜做成罐头储藏起来,等到冬天再吃。我爸在匹兹堡煤业公司管机器,通过这层关系,我总算在这家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是1933年9月的事了。




我们又能靠工作养活自己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找了套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一开始,我一星期要干六十个钟头,能帮家里挣十八块钱,我们要用这笔钱来交房租、买吃的、穿的和其它用得上的东西。我爸妈在有余裕的时候还会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平时就吃蔬菜罐头,还分一些罐头给我爸妈。




我的工时突然被减为每星期四十八个钟,我家就只能勉强过活了。铲煤这活儿干起来累死人了,能少干十二个钟,对身体倒是不错,可这样我们就得少挣两块钱。所以我们又碰上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吹来了。我们回家时发现,放在阳台的罐头大多被寒气给冻坏了,阳台虽然是封闭的,却没有暖气。我们真的是穷到一贫如洗了,浑身皮包骨头。




我最担心的是,煤车司机这份工受季节的影响,只有每年最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所以煤车司机一开春就会被炒掉,我就怕自己也会被炒。说不定老板哪天一拍脑袋,就会把我炒掉,那我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得想个法子,找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格兰特·邓恩说我想参加工会。




但他跟我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表[5]克利夫·霍尔(Cliff Hall)跟老板签了封闭式合同[6],按照这个合同,老板只能雇用574分会的会员,也就是一个煤场里的一小部分工人,而工会就把老板尊为“公正”雇主[7]。要是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这笔交易就要落空,霍尔就怕这个,所以他撺掇了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不让其他煤场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说,咱们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8]对咱们非常重要,而在咱们这一行里,574分会是劳联的代表,要参加劳联,非得加入574分会不可。为了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煤场工人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委员会。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George Frosig)想让煤场工人全都参加工会,他俩帮了我们很多。布朗安排自愿者委员会跟工会执行委员会开会,让自愿者委员会提出参加工会的要求。格兰特特地跟我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这一行里的龙头大哥,自愿者委员会里不能没有这家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要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答应了他。




过了几天,我们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会议开始时,布朗特地介绍了我们的事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执委会总算改变了立场,同意接受我们加入。然后,574分会就开了好几次大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组织活动。没过多久,就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工会。接下来,各个矿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把工人的要求都列出来,再交给老板。到了1934年1月,工人的要求都列成了单子,得到了全体工会会员的批准。这些要求主要有: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要给加班费、改善工作条件,根据年资提供工作保障等等。




我们把这些要求交给了老板,他们却不肯谈判。于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全体煤场工人一起开会,商量工会该怎么办。劳联旗下的另一些工会也派了几个干部来开会,他们跟霍尔勾结起来,不让大家举行罢工投票,气得许多工人撕了工会会员证。工会干部先是不许我们参加工会,现在又来阻挠我们的行动。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得想个法子。




起草工人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煤场停工的时候再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委员会费了老大的劲儿,求那些撕了会员证的工人再给一次机会,尽可能叫更多的人来投票,到了星期天,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了决定:给老板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谈判,在时限之前,再开另一次大会,另外,在此期间,还要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老板们坚决不肯谈判,于是,在1934年2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罢工了。




煤炭生意非常依赖运输业,没有交通工具运送煤炭,住房和建筑物就没法供暖。工会发起组织活动之后,老板们为了让消费者储备煤炭,一直在散播罢工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商家为了卖煤而搞的炒作,所以到了二月的时候,有不少人家里只存了很少的煤。更糟糕的是,罢工开始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天气这么冷,没了煤炭,人们啥事都干不成,工会占了上风。




劳联干部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后,许多工人对工会非常冷淡。他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看工会是不是动真格的。现在斗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北第一大街614号的劳联活动中心,574分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那里开会。我就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吧。




跟格兰特·邓恩谈过之后,我又探了探匹兹堡煤场里其他工人的口风,看看他们对参加工会有什么想法。只有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人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看看再说。罢工第一天早上,我来到煤场,跟领班说我们不干活了,然后我叫其他工人跟我一块去公司的车库。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都在那里了。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商量了一会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一起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队。其他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了我们,这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能参加纠察队的工人大概有600人。其中大部分人分散开来,防守较大的煤场,其它地方设了封锁线。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会根据需要调动周围的兵力。参加罢工的司机里面,有些人是个体户,他们有自己的卡车,自己开车运煤,收点佣金。纠察队就把他们的卡车集中起来,留给纠察队长,用来调动兵力。罢工第一天,还没到中午,各支纠察队就把街上的工贼司机都给赶走了,67个煤场里,只有几个没被封锁,剩下的全都被封锁了。




警察马上就来跟我们作对。他们调动兵力,想把纠察队从一个被封锁的煤场赶出去,还放话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蔑视警察,把两车煤倒在一家煤场门前。警察想护送工贼司机,让他们把煤运到县治安官的温室,纠察队就在主干道上跟警察打了三个钟头,不让他们过去。




在火热的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新的纠察战术,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有些罢工工人自己买有二手车,大都很破旧了,要让它们跑起来,车主还得经常在自家后院维修它们。这批车大大加强了纠察队的机动性,让纠察队获得了一些战术优势。纠察队可以在街上不断巡逻,一发现工贼司机就把他们赶走。哪个煤场出了麻烦,援军很快就能赶到。只要警察想护送工贼的车子,就像给县治安官运煤那次一样,纠察队就会在沿途不断地打击工贼。




我跟几个罢工工人聊天时,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纠察战术,他们兴高采烈地聊着在城北到处巡逻的纠察队员。有个人说:“他们的头儿叫哈里·德波尔[9],他们打得可猛了。”这种纠察战术在当时叫巡逻纠察队,后来被汽车工人学了去,发展成为机动纠察队。




罢工工人白天巡逻,晚上也要巡逻,睡得很少,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团结起来。我们对罢工斗争的成果怀有很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在斗争中,我们逐渐发现,有组织的工人原来天生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更使我们斗志昂扬。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老板们和政府里的奴才们就是打不垮罢工。老板们终于顶不住了,放出话来,表示愿意谈判。停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通过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地区劳工局,把这话传了过来。




2月9日,574分会的干部召开全体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了按照劳工局的规定结束罢工的提议。照他们说,在劳工局主持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如果工会能在谈判代表的选举中获胜,老板们就会同意进行工资谈判。克利夫·霍尔找来了好几个人:一个法官、一个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个劳联干部,叫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们大吹特吹这个解决方案,吹得跟耶稣重生一样美妙。他们对罢工工人说:就算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都得到满足,工会也已经在这一行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走路?见好就收吧。”




他们吹了一个钟头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上台发言了。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善于独立思考。迈尔斯说,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很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出老板已经被我们逼急了。老板们现在想玩花招,把我们在纠察线上争到的东西又骗回去。所以,老板们不想直接跟工会谈判。他说,在集体谈判的选举中,574分会十有八九能赢,可是,他们既不肯保证加工资,也没有对其它要求作出承诺,却想叫我们复工!我们应该这样回答老板:除非老板直接跟工会谈判,否则我们绝不复工。我觉得迈尔斯说得很对,所以我投了他一票。但是,大多数罢工工人都同意接受现有方案,第二天我们就复工了。




接下来,为了准备二月中旬的集体谈判,先举行了谈判代表的选举,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574分会大获全胜。然后呢,迈尔斯·邓恩果然猜对了:老板们表示,必须通过劳工局,否则工资什么的一切免谈!最后老板们只跟劳工局一起另搞了一个统一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只涨了一点,每周干满四十八个钟后,加班费按工资的一倍半来算。全体工人的收入都加了一些。就说我吧,我原来的工资是一周十六块,现在加到了二十二块。




要是让工会直接跟老板谈判,我们肯定能争得更多,但我们还是逼得老板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会,它至少拥有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基层会员,而且它还有两个挺能干的干部比尔·布朗[10]和乔治·弗罗西格。尽管在工会的领导当中,有克利夫·霍尔那样即短视又无能的家伙,但我们还是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霍尔这种人,煤场工人才得先为参加工会而斗争,然后还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在纠察线上日夜巡逻,到头来还得在谈判中丢掉许多成果。我们有不少人开始觉得,工会的干部队伍非得彻底整改不可。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就在工会会场四周放话,说什么邓恩兄弟都是“共产分子”。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没有中他们的计。我很佩服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中的表现。他们好像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也有勇气去做。




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我走出会场大门,进了对面酒吧,看见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旁。我在他旁边找了个座,跟他聊了两句,就直奔主题。




我问他:“嘿,伙计,你是共产分子吗?”




他顶了一句:“关你屁事啊?”




我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你要真是共产分子,那就带我一个呗。”




我猜,我要是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就能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




过了几天,迈尔斯和格兰特带我去卡尔·斯科格伦德[11]家,参加了内部会议,以前我跟斯科格伦德只在罢工中聊过几句。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2]。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找的政治教育。接受教育后,我最终在1934年3月加入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知道,在1932年大选中,我投的还是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呢,很明显,在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在短短一年里的经历,使我在政治上大大进步了。




从那时起,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工会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年那段动荡岁月的历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不久就升级为事实上的内战,而煤场罢工仅仅是它的揭幕战。煤场罢工刚过不久,又爆发了更加广泛的卡车司机罢工,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大大加强了群众斗争的战斗性,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委员会[13]不久后在基础产业发动的大规模斗争极有帮助。




那时候,最关键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虽然明尼阿波利斯没多少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这个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也是整个产业的关键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在在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下发生了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有一批革命社会主义骨干,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工人群众的造反斗争,并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就必须理解这种情况与工会历史的直接关系。




另一个特殊因素是这个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特别是中老年工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州政府不得不服从工人群众的压力,让州长很难充当彻头彻尾的罢工破坏者。




所以说,不从历史背景开始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因素,就无法把握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全部意义。






[1] 匹兹堡煤业公司(Pittsburgh Coal Company)于1899年在新泽西成立,由梅隆(Mellon)家族控制。1945年同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联合煤业公司(Consolidation Coal Company)合并。——译注 [2] 19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两个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IBT),以下简称“兄弟会”。——译注
[3] 城北高中(North High School),现名城北社区高中(North Community Hight School),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所四年制公立高级中学,1888年建校。——译注
[4] 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老牌电气制造商,也是AT&T的主要供货商,1996年因AT&T重组而停业。——译注
[5] 原文为business agent,缩写B.A.,在一些工会里,business agent一般是指领工资的专职干部,专门代表工会,为了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同公司谈判,在这里译为“工会代表”。Business agent这种说法在美国和加拿大比较普遍。——译注
[6] 封闭式合同(closed-shop contract)是指这样一种合同:在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公司,老板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7] 意思就是说,工会承认老板是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合理、付加班费的“公正雇主”(fair employer),并且不再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译注
[8]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9] 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1903—1992),生于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市(Crookston),积极参加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后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
[10] 即上文提到的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11] 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1884年4月7日——1960年12月11日),生于瑞典达尔斯兰(Dalsland),少年丧父,辍学当了工人,青年时参加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受迫害,于1911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和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2]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1889年4月17日——1970年2月17日),生于堪萨斯城一个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14岁时开始打工,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3] 由于劳联顽固坚持行业工会主义,劳联中一部分倾向产业工会主义的工会便于1935年11月9日组织了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试图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1938年,产业工会委员会脱离劳联,改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合称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0 08:53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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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种子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明尼阿波利斯位于一片广大的农牧草原的边缘,这片草原向西贯穿南北达科他,一直延伸到蒙大拿。在十九世纪,这个城市的北边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边境。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这块地方后,发展起了以小麦和木材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木材大亨拼命掠夺尚未开发的森林的时候,人们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梅萨比岭发现了铁矿,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资本又涌入了为东部钢厂提供原矿的露天采矿业。

明尼阿波利斯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在伐木业兴旺时,市里总是能听到锯木厂的嘈杂声,多年以来,它也一直是全国面粉业的中心。生产农具的钢铁厂一家接一家冒了出来。商人开了批发店,交易这一带的五金产品、食品、衣物和其它消费品。铁路网从这个城市铺向四面八方,后来又铺设了错综复杂的公路网。铁路决定了谷物运到市场上的运费,而谷物的售价又是由面粉厂老板定的。除了城市大亨的这种剥削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金融操控通过当地谷物交易所与银行进行。资本主义让所有人都走了好运,发了大财,就只有工人和小农不能沾光。

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劳动力,是由本国人和移民组成的。许多工种都是季节性工作,所以,干这些工作的本国工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的流动工人。这些流动工人主要干的是收割谷物、砍树、采矿、造铁路之类的工作。世界产业工会[1]起初就是这些流动工人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贫民区——布里奇广场区成立了第10分会。从1910年到一战爆发,它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在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之一。它在这一带帮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找到了工作。

世界产业工会具有英勇斗争的历史,所以它的会员的阶级觉悟很高。有些会员成了“双重头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劳联旗下的某个行业工会的会员。因此,总的来说,明尼苏达工人运动受到了他们的战斗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还有,从外地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铁路或铁路维修厂打工的那些工人,也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他们中有尤金·维克托·德布斯[2]的追随者,德布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会领袖,他用阶级政治的原则教育了他们。他们从国内其它地方学来了罢工的经验,他们的政治修养对当地的劳联分会产生了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本国流动工人涌入的同时,大批移民也涌入了这一带。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德国、芬兰和丹麦。他们大多是听说这里种庄稼能赚钱,土地又便宜,便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想当上农场主,过上好日子。要靠种地过活,他们得有种子、农具和牲口。为了买这些东西,他们欠了大笔的债。他们想把庄稼卖个好价钱,却经常上当,有时还会歉收,所以他们经常要另找路子弄点现钱。所以他们经常到明尼阿波利斯打工。许多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熟练的工厂工人或建筑业技工,来了美国照样能在老行当找到工作。其他人就得费尽力气找份普工做做。

一些人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下来,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小农场,来到了这里。有不少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加入德布斯时期的社会党,在党内,他们按照原来的国籍,被组织进不同的语言联盟。他们还在故土时,就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工会经验。因此,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成为了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会内的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后来成为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的文森特·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他们的事迹,就是本国工人和移民工人在工人斗争中互帮互助的榜样。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于1889年4月17日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小时候,他那当电车技工的父亲就因伤重而丧失了劳动能力。随后他家就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小瀑布镇(Little Falls),在他祖父母的农场上生活。雷[3]没有上过几年像样的学,14岁时就在明尼苏达的森林里当伐木工了。一年后,他开始游历全国,先是在北达科他的农场干活,他在那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他又去了蒙大拿,到过华盛顿,沿着太平洋海岸,穿越了西南部地区。一路上,他砍过树,割过麦子,干过流动工人能找到的全部工作。

在游历中,他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8年,他在阿肯色因流浪罪被判了苦役,幸好他没吃太多苦。有一天,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连忙跑到明尼阿波利斯,一路上都没停过。

1914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跟詹妮·霍尔姆(Jennie Holm)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雷蒙德,女儿珍妮特(Jeannette)。雷·邓恩在这里先是当快递员。跟他搭档的是雷·雷因波尔特,他对雷因波尔特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后来,雷因波尔特在1934年罢工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了这种影响的长久效果。他一直敬仰邓恩,把邓恩当作给他指出阶级斗争正途的领路人。

这段经历说明,在与工友貌似平凡的交往中,如何为长远打算,培养革命者。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暂时分开了,雷·邓恩换了个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了职员,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制冷的冰块运到顾客家里。

世界产业工会片面强调总罢工、把总罢工当作改造社会的关键,而雷·邓恩在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这种工团主义。尽管雷仍然忠于世界产业工会,但在政治上,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解,已经超过了世界产业工会。他开始认识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重要性,并开始把自己当作革命社会主义者。1915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集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

卡尔·斯科格伦德于1884年4月7日生于瑞典一个古老的封建庄园里,他家祖祖辈辈都是那座庄园的农奴。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老大,只能退学,去打工养家。他在制浆厂找了个工作,后来成了熟练工。厂里工钱少,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卡尔就帮忙组织工会,为了让老板承认工会,他还领导了一次罢工。

凭着这些阶级斗争的经验,他的阶级政治觉悟开始觉醒,又跟其他进步工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应征入伍。义务兵服兵役的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却不能退伍,于是他就领导了士兵抗议运动,要求让士兵退伍。统治阶级就说这是“兵变”,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档案里。他被彻底打入黑名单,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1911年他来了美国。他的未婚妻留在瑞典,从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除了晚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外,他一直单身。

来到明尼苏达后,卡尔在一个铁路施工队打过短工,然后又在森林当伐木工,脚上受了重伤。因为他可能要休养很长时间,林业公司说他废了,就想踢走他。厂医给他草草治疗之后,他就被炒了。为了治伤,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帮人看门,烧锅炉,勉强混口饭吃。伤好以后,他的脚算是能走路了,就找了一份建筑技工的工作,后来又在铁路工厂当汽修工。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遇见雷·邓恩的前一年,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左翼领袖之一。

很久以后,雷写了份私人备忘录,交给了我,里面谈到了他们刚认识那时候的关系:“同志们,还有好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斯科吉’[4],斯科吉是我的老师,也是亲密的同志。他机修水平很不错,知识水平也很棒。他有个很好的图书室,收藏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花了大把时间看书,看小册子,卡尔时不时会‘训’我一下。有时还会有六个或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地点不是在他家,就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办公室,或是在锯木厂区北面的国际禁酒会[5],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地区最大的社会党支部的总部就在那里。他向大家解释世界产业工会的长处和短处。就是在那些时候,他跟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家聚会的时间,与他在社会党内的时间一样长。双方都当他是领导。但他首先是、而且一直是党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严峻考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战斗性工人和农民。明尼苏达州议会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由七个委员组成,它享有独断权,还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它精心发动了一场攻势,专门打击激进运动、工会和小农组织。它发动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煽动狂热的战争气氛,激发盲目的沙文主义狂潮,打击那些“不爱国”的人。德国移民的房子被泼黄油漆。有的激进分子被资产阶级报刊点名后,遭到了暴徒的骚扰,一些人还受了私刑。

世界产业工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它的领导人被诬陷,被监禁。尽管如此,它的战士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待和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些人当中就有雷和卡尔,他们的这段经历,进一步将他们锻造成了革命战士。

1918年,战争结束了,然后,全国都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基础工业部门发生了好几次大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革命对激进运动震动极大,引发了社会党的分裂。分裂后,社会党左翼成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力量,1919年共产党成立了,并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

在明尼苏达,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率先投向共产党,然后全国的社会党左翼几乎都跟着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卡尔是在新党刚成立时就加入的,雷要到1920年才入党。两人都是党的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下来,在共产党还没有发生官僚蜕变的那几年里,党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普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卡尔和雷以前的活动经验,他们的地方工会选他们作代表,让他们参加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CLU),这个机关是由明尼阿波利斯的劳联旗下所有地方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战后,雷在煤场当过磅员。他负责根据订单安排司机运煤,给每一车煤过磅,看看煤够不够订单上的数。他靠这个工作,主动帮助办公室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劳联旗下的工会。然后,工会又选他作代表,让他参加了中央劳工联盟。

在正确的领导下,这个中央机关能把市里全体工会会员拧成一股绳,推动工人的事业。可是劳联官僚却经常用它来对付不听话的地方工会,逼它们接受独裁统治。话虽如此,革命派还是能在这个机关里开展工作,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他们可以尽量抵制专横的劳联官僚的错误行为,也可以发挥影响,促进左翼力量在地方工会运动内成长壮大。

卡尔是被铁路车间工会选进中央劳工联盟的,这是劳联旗下的一个行业工会。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大型铁路中心,城里凡是跟铁路有关的行业,都建起了比较得力的工会组织,大家公认他是车间工会左翼力量的领袖。在1919年和1922年,铁路车间工人两次举行全国大罢工,他两次都被选为地区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于工会高层的错误领导,再加上政府给公司撑腰,帮助公司破坏罢工行为,这两次大罢工都失败了。1922年大罢工后,卡尔上了铁路行业的黑名单,就像他在瑞典时一样,为了找口饭吃,他只好去开卡车运煤。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局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帕尔默[6]搜捕”(Palmer raids),帕尔默是当时的司法部长,他猛力打击工人运动。大批激进分子被关进牢里,许多没有获得美国国籍的就被驱逐出境。那时候,共产党在密歇根乡下的一片树林里举行秘密大会,卡尔也参加了,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人报信,说官府马上要来抓人,大会让卡尔跟另一个代表一起销毁文件,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是官府的奸细。卡尔富有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躲过了搜捕,藏了起来,等到风头过后才出来。到了1926年,情况更加恶化了,政府的迫害,让劳联也在内部搞起了“清共”。卡尔和雷都被自己的工会开除了,他俩跟工会的联系全都断了。

接下来的经历更让人痛心,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造成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特权官僚在苏联逐步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头子就是斯大林。他们进行了政治反革命,剥夺了世上头一个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民主权利。蜕变官僚还操纵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

列夫·托洛茨基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同斯大林帮派作斗争,但左翼反对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反对派成员纷纷被迫害和监禁。托洛茨基自己也被流放到了中亚的阿拉木图。但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尽管斯大林派拥有绝对多数,一些代表还是听到了这次重大斗争的回声。

参加六大的美共代表之一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7],他碰巧得到了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8]。大会借口托洛茨基已在1927年被俄国党开除,压下了这份文件,不许发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莫里斯·斯佩克特[9]把这个文件的一个副本偷偷带出了俄国。然后,在马克斯·沙赫特曼[10]和马丁·阿本[11]的帮助下,坎农在美国传播托洛茨基的主张。1928年10月27日,共产党把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扣上“托派”帽子,开除了他们。

1924年,坎农作为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去明尼阿波利斯出差,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然后,雷成了党内坎农派的成员。卡尔与威廉·福斯特[12]更接近,福斯特既是党的全国领袖,也是工会活动家,直到1928年卡尔才接近坎农。在福斯特拥护斯大林路线时,卡尔与雷一起支持坎农集团。他们去问当地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要开除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共产党马上把他们,还有跟他们有同样想法的其他同志统统开除了。他们被粗暴地开除后,斯大林派还不罢休,马上又诽谤、排挤和恐吓他们。

后来,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雷是这么说的:“卡尔和我——当然不只我们两个——都觉得,被共产党开除,是‘最最严厉的打击’[13]。1928年11月以后,在工会运动的‘领袖’、农工党还有第九区委(在共产党当时的所有区委当中,第九区委的党员人数排第三)的不少党员看来,我们确实成了被放逐的弃民。别人怕是以为我们都被压垮了,灰心了,泄气了,以为我们对这出乎意料地落到我们肩上的重要任务毫无准备,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敢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是对的,最起码在这件事上准没有错。”

他说的这些任务,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从这次分裂中诞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又弱小,又缺钱,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它,让它生存下去。为了让这个新生的运动能够成长起来,他们先是去影响共产党员——在那时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许多党员很苦恼,发生了动摇,他们就想去争取这些党员。为了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全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括号里的这个名称,表示他们要争取回到党内,获得少数派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在党内讨论中,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列宁的教导,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耐心的工作,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能让党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方面的重要工具是它的周报《战士报》(The Militant)。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知道这份报纸对自己的政治工作大有好处,也知道它很缺钱,所以他们都很舍得掏钱支持它,还帮助它扩大发行量。

1933年,德国共产党没能阻止希特勒夺权,暴露了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政治破产。第三国际的革命复兴,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世界各国建设新党,并把他们团结成新的革命国际。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变了方针,开始建立新的革命党。

那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名成员及密切同情者。这些同志里面,有的人曾在工会运动和激进运动里活动了很久,有丰富的经验。有了这些力量,支部的状态非常好,可以转向群众工作,再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建立新党。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群众一天比一天激进,这也让客观条件变得对这个前景越来越有利。1928年卡尔和雷被共产党开除后,他们就一直关注卡车司机运动,现在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该给卡车司机运动加把劲了。



[1] 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劳联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译注

[2]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 年 11 月 5 日—1926 年 10月 20 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 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 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 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1894 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 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 年、1912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大选。1905 年他发起成立世界产业工会。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 11 月被判处 10 年徒刑。1921 年 12 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译注

[3] “雷”是雷蒙德的昵称。——译注

[4] “斯科吉”(Skogie)是斯科格伦德的昵称。——译注

[5] 国际禁酒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Good Templars,IOGT)是一个鼓吹戒酒、戒毒的国际性组织,1851年成立。——译注

[6] 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1872年5月4日——1936年5月11日),民主党政客,1919年3月—1921年3月任司法部长,任上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剿共”运动。——译注

[7]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 年 2 月 11 日—1974年 8 月 21 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 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 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 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 9 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 1925—1928 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 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
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 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 9 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 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 17 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 年服刑 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 1953 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译注

[8] 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译注

[9] 莫里斯 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28 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 年迁居纽约,领导了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9年脱党。——译注

[10] 马克斯 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 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 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 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 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 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1] 马丁 阿本(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注

[12] 威廉 泽布朗 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 年 2 月 25 日—1961 年9 月 1 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 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 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 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 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 年至 1961 年任名誉主席。——译注

[13] 原文为“cruelest cut of all”,这里化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尤里乌斯 凯撒》第三幕第二场中马克 安东尼的一句台词:

Judge, O you gods, how dearly Caesar loved him!
This was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
“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凯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3 22:05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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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斗争的计划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通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分会发动工会运动的,这个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特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龚珀斯[1]让劳联浸透了经济工会主义的精神。1924年龚珀斯死后,威廉·格林[2]接任劳联主席,他继续执行经济工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工会主义就是通过阶级合作,让统治阶级接受工会。因此劳联高官都想把自己扮成工人政治家





劳联的大佬们根本不关心绝大多数工人,让工人自生自灭,大佬们只想组织一些狭隘的、享有特权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基础是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收入在工人阶级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工会主义的影响。劳联用来控制技术工人的方法,就是跟老板签订封闭式合同,按照这种合同的规定,老板只能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这可以给会员提供一点点职业保障。劳联干部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想在工会运动中出人头地,就得严格遵守这些合同,千万不能让这些合同受到半点伤害。他们牢牢控制着罢工,一个行业罢工时,经常会被另一个行业下绊子。





劳联的干部变成了骄傲的官僚,他们领着高薪,花钱如流水。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普通会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机关和程序,让自己的官能永远当下去。随着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劳联官僚却还在坚持老一套的做法,结果全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下跌。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很小规模的劳联运动,而且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和其它一些行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大多只有空架子。劳联按照行业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就是各种地方分会;劳联旗下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虽然大多叫“国际工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半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这个名字只表示它们在加拿大有几个分会。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上级机关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轿车司机、马车夫和帮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Chauffeurs, Stablemen, and Helpers)。这个工会当时在全国大概有八万名会员。从1907年开始,丹尼尔·J·托宾[3]就一直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TeamstersJournal)上吹牛说咱这里可没有其它工会里那些废物。他还说,谁要是想明天就罢工,就不要加入工会。





兄弟会的会员基本上就是卡车司机、帮工和帮卡车装货卸货的工人,再加上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马车夫。行业工会本来就够狭隘的了,可它下面还分成了更狭隘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们大致是按照他们运送的货物,被分到各个单独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是按照下属行业组建的,它们都拼命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插手。托宾利用这一手,把工人在组织上分割开来,他就能用铁腕操纵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养了一帮总组织者,直接向他负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托宾的命令,组织内有谁不听话,就向他报告。托宾自己高高在上,跟普通会员十分疏远。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会规,谁敢坏了会规,就得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兄弟会总部去挨训。





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分会的时候,兄弟会一般就会成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Council。它是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委员组成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它的委员混得很舒服。在地方分会里,要是有哪个干部被会员围攻了,他就可以去找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会理解他,给他撑腰。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按照惯例,一般是在代表中选一个组织者来管。只要联合委员会严格遵守兄弟会的正式政策,并坚决执行托宾的一切指示,它就有可以享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监管兄弟会在市里的全部分会。





明尼阿波利斯也有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送冰块的、送牛奶的、送茶和咖啡的、给市政府开车的、还有普通的卡车司机的独立分会,都归它管。还有一个出租车分会,里面有一些会员开的是自己买的出租汽车,而不是公司配的。在1933年,这些分会的会员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二十多年来,市里的卡车司机就没赢过一场罢工。





大概是在1915年的时候,574分会获得了建立分会的资格。这就是说,凡是开卡车的,只要会规里面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必须参加其它分会,574分会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话是这么说,但574分会并不打算把所有卡车司机都吸收进来。比方说,要是574分会在哪个下属行业发展了足够多的会员,那么574分会就要再成立一个独立分会,把这个行业的会员都编进去。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出现过,因为574分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在1933年秋天以前,它只有75个会员。会员选出了七个干部,组成了分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主席,副主席,有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还有一个司库[4],负责管理财务和处理文件,还要管工会的一般事务。另外三个人负责审计账簿。





主席威廉·S·布朗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专职组织者,只有他是脱产干部,另外六个干部都不脱产。所以574分会找来克利夫霍尔,让他担任不脱产的工会代表,处理分会的事务。他是送奶司机,被他的组织借调给574分会,他很有野心,想当上工会官僚,他把574分会代表这个工作当成实现野心的跳板。574分会跟几家小公司签了四五份封闭式合同,作为回报,它保证会“关照”这几家公司。它把它们列入“公正雇主”的名单内,贴在中央劳工联盟总部门前。要是哪家公司不遵守合同,它就会威胁公司,把这家公司撤下“公正雇主”的名单,公司的业务就会遭到损害。





可这个法子并不灵,1930422日,克利夫·霍尔给托宾写了信,讲了自己的情况:“半个月前,一家运输公司叫我过去,老板跟我说……一家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把运费砍了差不多一半,结果,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去问雇员,愿不愿意把周薪下调一块钱……有流言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能想办法阻止……421……听说有两家运输公司就降薪,分会会员为此开了会。我可以说,现在流言满天飞……只有一种办法能把全城工人组织起来,那就是向倾向工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它们不肯签,574分会就很有可能罢工,这样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人很有利的情绪。





霍尔随信附上了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还说:它已在分会组织内宣读过三遍[兄弟会的会规是这么要求的——·],并得以逐条通过。第3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





第二天,托宾给霍尔回信,同意了霍尔的要求。托宾在信中说:当然,你得明白批准工资协议并不等于同意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参加任何停工行为之前,你必须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讲清楚你们分会跟雇主有什么分歧、这件事会牵扯到多少人,还要把跟这事有关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这样我才能把这个协议提交总执行委员会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卷入任何麻烦,也相信你会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好消息告诉我。这两封信很好地解释了工会为什么这样软弱无力。





574分会还很穷。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个干部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弄了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处。分会有时会搞一些组织活动,拉来几个新人,但这种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在这种活动中加入的新会员,他们的入会费和每月会费被记在第二套账簿上。有的新会员过一阵就脱离了工会,但分会还得向托宾交这些工人的人头费,所以,分会就把这些人记在第二套账簿上,这样就不用替他们交人头费了。托宾有时会抱怨说分会没有上报准确的会员数量,所以兄弟会算不出能收上来多少会费。但他的牢骚改变不了574分会的做法,因为这样能给分会的小金库多弄一点钱。





比尔·布朗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分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司库宣读财务报告,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念到杂项时,就把“miscellaneous”(杂项)念成“missmullaneous”。有个会员多喝了几杯,嚷了一声:你拿我们的钱去找哪个该死的小姐了?[5]气得司库把账簿一扔,径直离开了会场。





总之,574分会除了拥有兄弟会的加盟资格之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凭这个资格,它能发起组织运动。但这个资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都会选择名头响、威望高的工会,不管这个工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工人组织中一家独大,而574分会又是它的分会。谁想踢开劳联,自己搞什么独立工会的话,准会落得一场空。谁想这么干,就会遭到劳联官僚的针对,他们会想办法把工人吸收到现有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和分裂只会对老板有利。





反过来说,要是利用574分会对卡车司机行业的“总”管辖权,把它能管到的工人都吸收进来,就能利用它的兄弟会加盟资格弄点好处。只要搞起一场成功的组织运动,整个行业就会有大量工人涌进分会。在托宾把他们拆分到574分会的各个下属行业分会之前,形势的发展就会超出他的控制。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运输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所以它拥有这样的潜力。因此,卡车司机是城里最强大的工人群体。卡车在街上到处跑,老板很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





这种前景是大有前途的,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必须说服574分会,让它吸收那些不在它现有的职业保障范围内的新会员;第二,发起一场组织运动,把这个行业里还没参加工会的大部分工人给组织起来,并让工会接纳他们。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仔细考虑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然后开始进行这两个任务。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人正在变得激进起来。要推动他们行动,就要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通过斗争,大多数工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过去十年里,城里没有一个工会赢得罢工,主要是因为劳联领袖的错误领导。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必须跟老板进行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证明罢工是可以获胜的。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力量,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层。当然,他们并不能马上当上工会的领导。要等到不久以后,在跟老板斗争时,他们的领导作用才会体现出来,并让大家信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里全体党员都要理解和支持即将发动的卡车司机运动。为此,党支部认认真真地讨论了所有的设想,对于该怎么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党支部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预先决定由谁来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在这次运动中领导工会里的党员。





在前面引用过的回忆录中,雷·邓恩讲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斯科吉建议,应该让我去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他。卡尔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任务很危险。要是我们赢了,老板就会利用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来对付他。如果让他当公开发言人,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另外,可能被发展入会的工人,有不少都认得我。在1928年,我曾代表共产党竞选国会参议员,所以在州里的几个重要选区名气不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认真考虑了市里和州里的政治形势之后,我跟他总算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件好事也应该说一下,雷和卡尔一直都是集体行动的。他们既不会为了出风头而逞英雄,也不装出事事都懂的样子。他们俩都是严肃的革命者,是忠于组织的人,他们懂得怎样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更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领导团队逐渐扩大。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跟雷和卡尔一样,都是在煤场工作的党员,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加入让团队如虎添翼。工会里另有两个党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是老奥斯卡·库弗(Oscar Coover Sr.),他在建筑业工作,是个熟练电工;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开火车的C·R·赫德伦(C.R.Hedlund)。没过多久,年轻的战斗性工人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在煤炭业的斗争中,他们开始成为领头人。





在煤炭业里发动运动,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几个党员在这一行做工;明尼苏达一到冬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对于运动的发动,煤场具有战略意义。在罢工中,只要工人能确确实实地关闭煤场,老板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安稳地坐着,等着工人被饥饿打败,因为天寒地冻的,没有煤烧,人是撑不下去的。而在大萧条影响下,许多人一次只买得起一点煤,这又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说,只要罢工能选对时机、组织得好,就可以较快地赢得对工会有利的合同,虽然这还算不上大获全胜,但也不错了。





当然,老板一定会拼死反扑,要想获胜,非得打退他们不可。如果我们打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车运输业的其他司机都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劳联旗下工会普遍存在的麻痹无力,就可以得到克服,全城的工人就都能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就要看共产主义者同盟能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和激励整个运动。在前一阶段,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少工会活动家仍对过去的激进工会运动记忆犹新。有些人把自己当作广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依然燃烧着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斗性。只要城里能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踊跃参加,就像听到军号声的退役军人一样。





要想把斗争搞起来,就必须粉碎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的官僚障碍。574分会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跟城里的工会高官狼狈为奸。他们当了好多年大干部,却连一次罢工都没赢过。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工人头上。他们整天就想跟公正雇主合作,所以,在罢工中,他们肯定是要作对的。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向官僚进攻,这样会让人们以为,我们发动运动,就是为了当上工会的大干部。这样会损害组织运动,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关键,就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要维持基本盘,他们就得给工人一些好处。然而,在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向老板开火,使工会官僚陷入矛盾之中。要是他们反应不积极,他们的名声就臭了。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农工党[6]。这个党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它的基础是工会与农民组织的联盟。随着它的壮大,它在城市中间阶级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在它成立以前,明尼苏达的工会运动一直想赢得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它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工会运动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受了左翼工会活动家的影响。虽然农工党在选举中独自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仍然没有超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结果,它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发生了混乱,它的这些基层力量,是以城乡的各种社区俱乐部的联合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另外,工会是这种联合的主要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那些人就想控制全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随意玩弄原则。1922年,农工党赢得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和几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这是它的首次重大胜利。到了1930年,明尼苏达农工党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全国各地的农工党组织当中,只有它曾经赢得过这么高的职位。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获得连任。那时农工党在州议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了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还是被保守派掌握。





这里还得说一句,在农工党的诞生中,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后来在1928年,共产党决定亲自参加国会选举,跟农工党的候选人角逐国会参议员。农工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第12区俱乐部,好几年来,这个俱乐部的书记一直由雷·邓恩担任,现在共产党选他来当候选人,结果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没过多久,共产党又把他打成“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一定基础,所以它有两重性质。在选举时,它的选举人毫无原则地玩弄各种政治把戏,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党员参加了农民斗争和工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工会与老板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政府任职的农工党代表不得不对工会表示同情。许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时都会投它的票,所以,对于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些当了官的农工党代表也只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工人的需要。





弗洛伊德·B·奥尔森[7]1930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获得了胜利,1932年他再次当选。他是个律师,早年参加过工会运动,以前还当过亨内平县的检察官,明尼阿波利斯就在这个县里。奥尔森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更强大,所以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为了谋取私利,他跟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做了不少交易。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来说,奥尔森当州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农工党,所以他不能公开破坏罢工,反而还得做一些姿态,表示公开支持工会的组织运动。坏处就是,在跟老板斗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和工会官僚可能就会把工会力量的领导权给夺走。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既有雄辩的嘴,又有灵活的手腕。在工会会员当中,他很有威望,没有一个工会干部敢跟他作对。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认为,在574分会罢工时,凡是跟其它工会发起的同情罢工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认真考虑。否则就会给奥尔森可乘之机,让他通过其它工会干部介入和控制罢工。因此,必须加强574分会的力量,使它能在哪怕是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向阶级敌人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在跟老板斗争时,还得对付公民联盟。公民联盟是老板们的组织,1918年,老板们出动战时自卫队,镇压了有轨电车工人的罢工,随后老板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成立了公民联盟。控制公民联盟的,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家说一,下面那些小老板——差不多八百人——就不敢说二。公民联盟不许会员违反它的政策。哪个老板违反劳动关系政策,就要受罚。它有一整套专职的工作班子,它在工会中安插奸细,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合作,还能调动警察。阶级敌人为了破坏罢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而且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总之,我们准备发动的组织运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圈套和危险。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把它给落实。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乐观的情绪投入行动。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在煤场发动,因为在煤场里,有着参加过激进运动的工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让计划顺利开展。



[1] 塞缪尔·龚珀斯(Samuel Gompers1850127——192412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2]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33——1952112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1924—1952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3] 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 Joseph 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中译者注


[4] 美国工会中的司库大多叫secretary-treasure,直译为书记司库,为简便起见,简称司库——译注


[5] “missmullaneous”听起来像是“Miss Mullaneous”,即什么什么小姐,所以喝醉了的这个会员才会这么问。——译注


[6] 二十年代初,美共企图推动各地工会与农会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种农工党组织,但是,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很快就流产了。虽然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没能成立,但农工党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明尼苏达农工党就曾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赢得州长选举,它在四十年代同明尼苏达民主党合并伟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译注


[7] 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1113——19368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北欧移民家庭,1909年高中毕业后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后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并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考入威廉·米切尔法学院,1915年获得法学学位,开始担任执业律师。1919年担任亨内平县副检察官,1920年担任县检察官。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1936年因胃癌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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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初的突破

在1930年到1931年那个冬天,我们把卡尔·斯科格伦德和迈尔斯·邓恩派去574分会,看看能不能推动采煤业的工会组织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发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在此之前,一直有人在传卡尔是“专门捣乱的激进分子”,所以工会代表不肯吸收他入会。迈尔斯不如卡尔出名,所以没碰到这种麻烦,但他在工会里说话做事都得非常小心,等到以后形势好转一点时,他才能大胆说话。同时,还得想办法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人想出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方法,首先用在了德雷特尔—迪克森(DeLaittre-Dixon)煤场。雷、迈尔斯、格兰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还有马丁·索德伯格(Martin Soderberg)都在这个煤场工作,他们发起了自愿组织委员会,两年后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为了避免失去工作,必须想出一套谨慎的方法。我们根本不能通过574分会发传单、开大会,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每一个工人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进展很慢,但客观条件使我们能够稳步前进。从战术上讲,能够一点一滴地积累进展是最重要的,进展得有多快倒是其次。随着人员慢慢增加,他们就会给运动注入新的动力,一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引导工人转入行动。

德雷特尔—迪克森煤场与几个较小的煤场合并,组成了一家叫做燃料供应(Fuel Distributors)的大公司,这带来了第一次大转机。新公司的成立,让大批工人聚拢起来,这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企业重组中,我们赢得了一批新的支持者,其中有哈里·德波尔和凯莉·波斯特尔(Kelly Postal),后来他们在574分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自愿来帮忙的工人,他叫C· B· 卡尔森(C.B.Carlson),在附近一个煤场工作。组织班子得到了加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也就能够稳步发展了。

转机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拥护工会的力量聚在一起,开展集体讨论,并发展会员,但问题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不能通过正式的工会组织来做这些工作,否则老板就会听到风声,马上进行报复。这时候,雷·邓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利用自己的煤场过磅员职位,向老板建议,举办一场只让工人参加的啤酒盛宴。雷跟老板说,老板自己就经常搞这样的酒会,他还特地强调说,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办法。他的话吹得老板晕头转向,老板不仅批准了酒会,连场子和啤酒的钱都出了。这件事办得很成功,把组织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啤酒盛宴的消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传开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他们对阶级斗争基本上只有书本上的了解,而少有亲身体验,却跳出来大加批评。他们含沙射影地说,这样做可能会让老板直接控制工会,让工会变成黄色工会。这种批评简直太蠢了,他们为啥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酒会的钱是老板出的,可是参加酒会的工人都觉得这件事可笑极了。

这段小插曲,反映的是通盘仔细考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牵扯到的因素又多又复杂,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所以很难得出明确无误的意见。如果形势进展缓慢,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没有机会接受事实的考验,就会导致漫长而又徒劳的争论。幸亏煤场行动很快就有了进展,没用太多时间,大家就明白了酒宴策略对这个特殊目的是有用的。

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利用老板的疏忽大意来促进工会组织运动的策略是可以普遍运用的。谁要是这么理解,就是把这种策略当成了灵活快速地组织工人的方法。然而不应该把它拔得这么高。酒宴只是为了对付特殊问题而想出的特殊方法。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是雷·邓恩突然被老板开除了。大家都在担心,老板是不是发现了工会组织运动的苗头,准备先下手为强。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言人,有时要公开发表政治演讲,他的一些发言上了报纸。老板就说,“你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只好请你走人。”

这件事引起了煤场中一些激进分子的关注,他们打算发动抗议罢工。工会党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劝说工人不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已经到了春天,急需用煤的季节已过去。要是发动罢工,只有一个煤场能搞起来,而起因就是一个过磅员被开除,可是过磅员一向被当作半个监工。工人考虑了这些因素后,觉得最好还是先放一放。邓恩找不到别的工作,一家人只能领救济,生活非常艰难。

尽管组织运动碰到了这个挫折,但它还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33年秋天,形势已经好转,组织运动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因素。首先是这一行的行情越来越差,工人非常着急,很想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路子。我自己就是煤场工人,前面我讲过了自己的困难,我碰到的那些困难,几乎就是这一行的工人都得面对的典型困难。工人天天都得干上很长时间,却挣不到几个钱,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就连那些“铁饭碗”,比如铁路车场工人,或是给运输公司开卡车的司机,也都一样难过。一些工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大部分运输公司都有这样一种政策:为了保持充足的运力,它们都雇了一批司机,这些司机都是个体户,有自己的车子。个体司机帮公司运煤,公司就按运了多少吨煤,给个体司机发佣金。司机的劳务费,还有卡车的使用费,都算在这笔少得可怜的佣金里面。卡车把煤运到目的地后,有时不能直接到仓库里卸车,就只能让挑夫挑着重重的煤筐,把煤挑到仓库里面,有时挑夫得挑着担子,爬上两三级台阶,可是,公司却连一分钱都不会发给挑夫。

没活干的时候,个体司机和挑夫挑煤就挣不到钱,所以这行的收入很低,一些工人不得不靠社会救济来补贴家用。没活干时,他们就坐在煤场里的一间闷热的棚子里,这个棚子被大家形象地叫做“狗窝”。棚子里经常有人打牌或唠嗑,是工会组织者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如今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瞎扯什么工人阶级“消极无为”,可他们根本不明白,有的时候,工人看似温驯听话,但这只是一时的情况。如果工人的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并且觉得日子还会变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变得激进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糟,并且觉得前途灰暗的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态度就会开始改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太多。种种不满开始堆积起来,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点着以后,星星之火也能烧成燎原大火。

明尼阿波利斯的火焰一定会蔓延开来,因为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天糟下去的人,不光只有煤场工人。整个卡车运输业的行情都很糟糕。一星期要少说也要干上五十四个钟,最多要干九十个钟,可工钱才给十块钱,顶天了也才十八块。

好比说吧,给批发市场运货的司机,一星期要干五十四个钟,一个月才挣五十五到六十五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给杂货仓库干活的工人挣的就更少了,月薪一般要少十到十五块。果蔬批发市场的雇工,一星期才挣十块。老手能挣十八二十块的,就该偷着乐了。他们一星期要干六天,从凌晨三点干到晚上六点。谁敢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炒掉,被公民联盟职业介绍所派来的新人顶掉。

给出租车公司开车的司机,一周要干八十四个钟,才挣六到八块。不少人只得靠社会救济过活。不管哪一行,工作条件都是老板说了算,工人只能忍气吞声,所以个个心里都憋着火。只要工会能够发动切实有效的斗争,还没有参加工会运动的工人,大都会迅速参加工会组织的行动。操纵公民联盟的大老板们坏事做绝,迟早要自食其果。

还有另一个客观因素也影响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那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全面高涨。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向主流工人运动求助,他们大批涌进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1933年,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工时太长,工人普遍觉得缺乏保障。罗斯福在这年春天颁布了“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潮。刚刚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宣称保障工人的“组织权”。官方的这种表态,推动了工会的组织运动,工人一时以为资产阶级政府真的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后来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从根子上来说,《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的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利润率,罗斯福采用了“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所谓的“美元贬值四成”。结果物价暴涨,工人本来就已经被经济萧条给折腾得够呛,现在又挨了当头一棒。于是,工会加紧向政府施压,要求对工资和工时立法。为了回避工人的要求,《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老板可以自愿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以此来自行组织“公平竞争”。为了让资本家自由决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暂缓执行反托拉斯法。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的规定,各行各业的劳动规定由老板自行决定,工人根本没有发言权。

联邦政府成立了地区劳工局,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老板的代理人和“工人政客”。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尽量阻止罢工。阻止不了罢工的时候,就尽快“居中调停”,促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说白了,就是让劳工局不断地干预罢工,用一些空洞的承诺,什么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啦,什么会采取行动啦,来忽悠工人,骗工人上工。这个法子只对老板有好处,却让工人吃了不少苦头。

劳联的大干部把罗斯福捧成“工人的大救星”,他们跟全国产业复兴署签了不罢工协议。《全国产业复兴法》中有一条规定,承认公司工会是合法组织,劳联大干部连这一条也接受了。这样一来,在劳工局主持的工会代表选举中,被老板操纵的公司工会就能堂而皇之地参加选举,当上工人的谈判代表。

可是,明尼阿波利斯公民联盟的头头还是觉得,在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上,《全国产业复兴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了。它给全城的雇主下了命令,绝不允许工会代表工人谈判。公民联盟说,应该让工人跟老板单独“谈判”劳动条款。老板们的这个死硬政策,让城里的劳联干部更加依赖地区劳工局。

在造反工人身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些在工人激进化浪潮中冲在最前面的青年积极分子身上,这个问题特别明显。他们年轻气盛,以前的工人斗争的失败,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他们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跟老板作斗争。但他们没有经验,不懂得怎样斗争。所以,龚帕斯教出来的人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他们上当。因此,工人急需合格的领路人,这些领路人要能给工人提供正确的政策,还要能把政策给贯彻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

革命党是阶级的政治先锋,它帮助工人形成历史意识。它吸收和总结阶级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把它们提炼成革命的遗产,再传承下去。在具体的情况下,党的骨干可以把这种“阶级集体记忆”同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只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能够通过工会运动与战斗性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就能在卡车运输业起到这种作用。同志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形式上的领导与实际上的领导是大不一样的。

有个正式的职位,并不等于你就是领导了。领导可以摆出当官的架子,滥用权力,获得一时的官威,但他到头来还是得承担起这个职位的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领导权的空缺。在这种时候,要是有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补上这个空缺,就算他没有正式职位,也能发挥实际上的领导权。这就产生了矛盾,最后的结果,由事件的具体发展来决定。最后,通过各自的具体表现,就能判断出谁才是更有能力的领导,这个领导也就能获得正式的权威。

最终赢得这种正式权威之后,这种两面作战也就结束了。核心目标始终是领导工人反抗老板。但是,正式的权威,却被不够格的工会干部把持着,所以,在同老板斗争时,还得跟这些工会干部斗争。只有把这些不够格的人斗垮,让合格的领袖获得正式权威,才能扫清障碍,集中力量跟阶级敌人作斗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都明白,在574分会里,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得跟整个执行委员会交手。但是,他们不能把这当作是唯一的办法。每一个优秀的战术家,都明白寻找机会瓦解对手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工会官僚机构的常见情况,找到了解决574分会问题的办法。

这些机构乍一看好像都是铁板一块,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它的最上层,都是最顽固最保守的人。在他们下面是一些小干部,他们比较接近基层会员,更容易受到工人的影响。虽然这些小干部要受到上层的压力,监控基层会员,但是,在工人鼓足劲儿反抗老板时,小干部就不太愿意听上面的话了。小干部在具体情况中的表现,要看哪边的力量更强大。

迈尔斯·邓恩在1931年加入574分会后,就一直在里面活动,这就给在574分会内部运用这种策略创造了条件。他加入574分会后,跟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交情很好,布朗对进行广泛的组织活动产生了兴趣。比尔·布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在运输业干了好多年,大多数时候,他开着拖有车厢的车。他在574分会当了十年的主席,1932年担任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组织者。

比尔天生就是个斗士,很有演说的天份,他也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群众鼓动家之一。比尔是农工党的积极分子,所以他的政治意识比一般人要强一些,虽然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不够革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的组织运动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顺着劳联的官阶往上爬了。

不过,比尔那健全的阶级本能起了作用。他想和老板打一场硬仗,所以,有谁懂得如何组织战斗,又肯帮忙的,他都很欢迎。在574分会里,比尔赢得了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的支持。但是执委会的另外五个执委还不能摆脱经济工会主义的束缚。他们还受着工会代表克利夫·霍尔的影响,霍尔也是执委会委员,他反对组织运动。门只打开了一道缝;得借用煤场工人的力量,把门开得再大一些。

自愿者委员会提供了必要的推力,在1933年秋天,它开始冒头了。它打破了执委会多数派的阻挠。在574分会的干部中间,霍尔成了孤家寡人,他只得支持煤场里的组织运动。给雇主的要求书写好后,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批准,然后霍尔又把它交给托宾,让托宾批准。193416日,托宾给他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明,自从1930年他与霍尔通信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不罢工的路线。

托宾在回信中写道:“我相信你懂得国际工会的规矩,批准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批准罢工,就算你们跟老板在合同上谈不拢,你们也无权罢工。你的职责就是推动谈判,如果谈判结束后还是谈不拢,或者老板终止了谈判,你的职责就是按照规章制度(托宾规定的——法·多),对有争议的问题或双方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如果老板拒绝仲裁,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可以考虑罢工。为了遵守国际工会的规章,获得罢工的许可,你必须在你们组织的定期会议或特别会议上,就整个过程做报告,详细解释每一个细节,等等。

“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你们要举行投票表决,看看会员要不要罢工。对这个问题,只能用‘要’或‘不要’来回答。要给会员分发编有号码的白纸,投票时不能进行任何威胁。在投票表决中,至少要有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的会员赞同罢工,罢工才能获得国际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许可。投票一结束,如果你们区有联合委员会,你就得把这件事上报联合委员会,让他们批准。等到联合委员会批准之后,你们就可以请求国际工会批准,要提交事实证据,就是说你们和老板之间有什么分歧都要上报。你们必须等到国际执委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后才能行动。要是你们不经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擅自罢工,就休想得到国际工会的资助。”

一看就知道,要让托宾正式批准罢工,简直就是做梦。托宾下令:要是老板不肯坐下来谈合同,就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仲裁。只有在老板拒绝仲裁之后,才能对是否罢工举行投票表决,在表决中,他们还会特地压制群众的战斗性,夸大保守犹豫的情绪。托宾在另一封信里写道,“罢工是很严重的情况,在一个行业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且愿意响应罢工的号召,才能尝试罢工。一定要记住:罢工一般不要超过两三天……”

就算分会会员不顾一切阻挠投票支持罢工,还有拦路虎等着他们,因为他们还需要得到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和托宾本人的批准。不照这个流程走,国际工会就连一分钱的罢工补助都不会给罢工工人。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在工会陷入困难时,托宾又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因为他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违规的”。

要是照托宾这套流程走,整个组织运动就根本别想开展了,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自愿者委员会抛开了这套流程。574分会决定罢工。在布朗的影响下,罢工得到了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支持;分会立即投入行动。尽管有理由认为,只要罢工指挥得当,就能打得老板措手不及,但是为了粉碎老板的顽抗,分会还是按照有效的策略,制定了各种计划。在战术上,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却没有碰上这种情况,总比幻想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结果却碰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好。

罢工工人成立了一个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负责指挥纠察队。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印好了发给纠察队的指示,还制作好了标有全部煤场位置的地图。

罢工狠狠打击了整个行业。罢工搞得既勇敢又高效,它从一开始就组织起了富有战斗性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纠察工作。纠察队员主要是青年工人,他们大都是头一次参加工人斗争,不过,他们的领导都是富有经验的人,领导谨慎制定了计划,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举,弥补了青年工人经验不足的缺陷。巡逻纠察队的开创和使用,就是群众的创造性的突出体现。

一切准备就绪后,霍尔向托宾汇报了情况。193425,托宾的助理约翰·M·吉莱斯皮(John M.Gillespie)给他发了电报。吉莱斯皮在电报中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工人会受到影响,你都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在吉尔里大哥(Brother Geary)(托宾在该地区的总组织者——法·多)回到你们区之前,你最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你的电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你想得到批准。你可以向华盛顿的劳工局上诉,让他们安排煤场老板跟你们谈判。”

就在罢工爆发的那天,也就是27,吉莱斯皮又给霍尔写了封信。他代表托宾,给霍尔下令:“这些人加入你们工会还不满半年,所以不能批准你们罢工,也不能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会龄不足半年的,不能领罢工补贴。”等这封信寄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罢工都快结束了。

旋风般的行动确实打了老板一个措手不及。罢工发生的时候,吹来了刺骨的寒潮,瑟瑟发抖的公众急需燃料供应,他们的压力让老板更加手足无措。煤场被工人牢牢控制着,老板只好做出让步,让工人获得了有限的物质利益。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让他们捏着鼻子承认了工会。尽管他们是通过劳工局来间接承认工会的,但这就等于他们不能严守公民联盟的开放工厂规定了。

这么多年来,明尼阿波利斯终于有一场罢工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城的工会会员,使他们的自信心大涨,还没参加工会的成千上万工人,怀着新的希望,开始把目光转向工会运动。大战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双方准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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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总动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它的战略和策略使觉悟的革命者能够在实际的群众行动中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尽管工会的正式领导层有各种缺点,但煤场工人还是能够检验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打败了老板。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在成长,对自己这个阶级越来越有信心。在炽烈的斗争中,他们还开始吸取阶级斗争最基础的经验教训。

工人发现全体警察都站在老板一边,对警察的幻想慢慢消失了。工人也逐渐抛开了对劳工局的幻想。工会刚开始提出要求时,劳工局仅仅充当了老板的传声筒,把老板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工人。然后,劳工局就拼命阻挠罢工,尽量把罢工拖到天气回暖之后,让工会处于下风。罢工结束后,在选举集体谈判的代表时,劳工局下了命令,叫各个煤场单独投票,而不是按照工会要求的那样,举行全行业的投票,这明显是要帮老板逃避承认工会,哪怕只能在几个煤场里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些花招没让老板得到多少好处,却让工人明白了“中立”的劳工局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路线,才有可能取得这些成果。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就要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员变成一支有纪律的战斗队伍,并让他们投入行动。工会内的党团团结一致,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党团与地方党支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种井井有条的行动过程,共产主义者同盟取得了这些成果,这提振了党的士气,加强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因此,在罢工结束后,支部召开了一次公开集会,讨论了成立新的革命党、取代已在政治上破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好几年来,这样的集会在城里开过好几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煤场工人参加了大会,有一些人不久后就入了党。

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在制订继续扩大工会组织运动的计划。煤炭行业的胜利特别重要,因为它为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扫清了不少障碍。在开卡车跑运输这一行里面,不少工人都对以前的组织运动的搞法很不满意,因为以前都搞得很糟糕,一次都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但更多的是,他们信不过毫无战斗力的行业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以前搞的罢工总是连吃败仗。

但是,工人现在看见了新的苗头,觉得找到了新的路子。以前的罢工总是工人被老板各个击破,可是现在,全体煤场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打乱了老板的整个套路,在工会的罢工还没结束时,就逼得老板承认了工会。罢工结束后,煤场卡车司机都愿接受574分会的指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让工会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为全城的煤都得由他们来运送。卡车运输业全体工人对工会的看法,一定会出现有利的转变。

形势好转后,要利用这种形势,首先就是要组成能干的领导层,把组织运动给全面搞起来。在煤场罢工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这个领导层提供了新生力量。他们很会发展新人,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他们也会留心观察,看看哪些人能成为新的自愿组织者。另外,在下一次罢工时,他们就会成为罢工的中坚力量,一个广泛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将会围绕着他们形成。这些活动家要想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拥有合理的自主权。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主权,我们想了个主意:把在煤场行动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组织委员会,变成正式的工会机关。在574分会全体大会上,这个主意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现在的会员多半是煤场工人,他们都把组织委员会当作是自己的真正的领导层。

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的纪要中,有一段记录了这个新机关的成员:“316日,星期五,晚上8点,自愿组织委员会在第一大街614号卡车司机总工会办公室里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执委会全体委员及由下列自愿者组成的自愿组织委员会:哈里·德波尔、弗洛伊德·奥伯格(Floyd O’Berg)、C·奎克(C. Quick)、皮特·波夫(Pete Bove)、迈·邓恩、卡·斯科格伦德、法·多布斯、格·邓恩、A·布雷斯(A. Brace)、克里斯·莫(Chris Moe)、S·弗雷德里克斯(S. Fredericks)、E·桑德(E. Sunde)、W·汤普森(W. Thompson)、S·鲍姆加特纳(S.Baumgartner)、C·尼尔森(C. Nelson)。”根据会议纪要,当时的执委会委员为:W·S·布朗、G·弗罗西格、H·埃斯勒(H. Esler)、S·哈斯克尔(S. Haskell)、W·格雷(W. Gray)、J·诺兰(J. Nolan)和M.·霍克(M. Hork)。工会代表霍尔因为有权出席执委会例会,所以也能参加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执委会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霍尔似乎打算让组织委员会受到工会正式领导机关的监管,但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正式领导层与实际领导层并立的局面,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在工会会员当中,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差不多能跟执委会的正式权威分庭抗礼了。在这个过程中,自愿组织者们的力量还会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得到了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坚定支持。工会全体大会决定让组织委员会成为工会的正式机关,这让组织委员会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组织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撇开执委会自己做主,根据具体情况,还能让执委会服从自己。简单来说,组织委员会成了某种特殊的执行机关,领导着正在快速增长的自愿组织者的工作。

通过这种特殊的基层民主形式,组织运动中的官僚障碍被克服了,但是,另一个跟领导层有关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称职的工会干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劳资谈判。这就是说,在纠察线上赢得的成果,仍有可能在谈判中被他们输掉。现在我们对此还是无能为力,但是,一有机会,我们就要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组织运动的性质和范围,反映了领导层中的变化。在组织委员会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体现了新人和老人之间的矛盾。霍尔和他的同伙还是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把煤场里发生的事当作是一次侥幸得分。他们还想照574分会以前的老办法来做事:发几张传单,发展几个交会费的新会员,做两套账簿,不给托宾交新会员的人头费。有个执委会委员甚至不想花钱印传单,在谈到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时,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想参加工会,就让他们自己来会堂登记吧。”

组织委员会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目的,是要像之前在煤场里做的一样,建立起强大的、能够跟整个运输业的老板们斗争的工会力量。为了发动组织运动,我们列了一个表,把整个产业分成几个部分,让人了解组织运动的规模。这些部分包括:运输公司;建材公司;批发水果、农产品、食品杂货的商店;快递公司;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商场与家具商店的送货司机;石油公司(包括加油站在内);氧气与乙炔的供货商,等等。委员会着手组织的工人有:司机、帮工、煤场工人、月台工人、货运车间工人、打包工以及与卡车运输业多少沾点边的工种。托宾要求按照运输的货物,把工人分到各个独立的分会里去,然而组织委员会不仅没有理睬他的这个要求,更没有理会他给整个兄弟会订立的极为狭隘的管辖范围,把更大范围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这对整个卡车司机工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卡车司机工会的地方分会破天荒地要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把一个产业的全体工人都组织进一个工会里。

就在工会组织运动稳步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煤场老板要抢先下手的消息,这给组织运动提供了出乎意料的推力。老板们打不垮二月罢工,就想用别的法子来打败工会。春天马上要来了,用煤的日子不剩几天了。季节性的裁员马上要到了,老板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工会积极分子通通赶走。他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了,剩下的工人就会退缩,等到秋天,煤炭生意的行情一转好,就能在这一行里重新恢复开放工厂制度。

老板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搬起石头,却砸在自己脚上。被不公正地裁掉的工人,马上就要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帮助推动工会发展,他们就休想回到煤场;当时可是大萧条,工作非常难找。反过来说,要是工会的夏季斗争能获胜,到了秋天,它就只需要做些扫尾工作,巩固574分会在煤炭行业的地位,帮助受迫害的工人重新上岗。因此,工会自愿组织者的人数突然大增。
我也是被裁掉的煤场工人之一。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工会运动上,在组织工作中,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组成一队。对我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党员来说,能跟他一起工作,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怎么组织工会,另外我们还抽空讨论革命政治。卡尔最棒的本领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更懂得运用理论去指导行动。他先是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然后跟我一起讨论我学习的内容,我哪里不明白,他都会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段经验对我非常宝贵,因为我不仅得到了一个优秀的老师,还亲自参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我对自己学到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做工会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车库、码头、仓库还是市场,哪里有开卡车跑运输的,哪里就有我俩这样的组织队伍。不管到哪里,都有工人在等我们,发展工会会员的工作搞得越来越火。我们还办了个班,培训自愿宣讲员,然后派他们参加其它工会的会议,在会上解释574分会的运动,请其它工会支持我们。我们派人去其它工会宣讲时,虽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欢迎我们的宣讲员,但会员群众基本上都欢迎我们。我们还在中央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劳工评论》上发通告,宣传我们的运动。通过这些活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很快就成了城里工人阶级的主要话题,人人都想看看运动能搞出什么名堂。

组织队伍在发展会员时,不是光让工人入会就完事了,还要问问工人,有什么要求想对老板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人会比各种岗位上的工人更有发言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这一行非常了解;老板会耍什么样的花招,他们全都一清二楚;老板唯一能瞒住他们的秘密,就是能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多少利润。卡车运输业的每个下属行业的工人,都开了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他们写了好多决议,从工资、工时到劳动条件,每一方面都写到了。组织委员会只补了几条,比如承认工会、职业保障、申诉程序等。

各种岗位的工人,从在农贸市场削西红柿的,到开重型牵引设备的,都提出了自己的工资要求,少的十八块一周,多的三十五块一周。对工时的要求,最少的是每周四十小时,最多也就四十八小时,超时工作要发加班费。最受工人反对的劳动条件,生动地体现在下面几个要求里:取消轮班制;安排时间送车进厂维修保养;被公司叫去汇报工作时要发半天工资;定期检修刹车,费用由公司出;不许利用工作分级来少发工资;货物如有遗失或损伤,不能让工人出钱赔偿;每周选一天为固定发薪日,在这一天发放全额工资。

组织运动的这一步完成后,就该跟老板们摊牌了。我们正在为此组建一支有力的战斗队伍。一个有着坚定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574分会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让基层会员直接监管工会的一切工作,就成了迫切的要求;于是,会员群众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起草工会的要求时,工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强烈的激励之下,每一个工会会员其实都自愿参加了发展会员的工作,并成了574分会的组织运动的前线战士。

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工会终于可以公开展示自己的壮大了,这样可以产生一些很好的效果。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就可以让工人明白,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那些还不太相信工会的人,见了这样的行动,肯定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当众向老板提出工会的要求,还要让574分会在工人面前亮相。因此,组织委员会打算租下舒伯特剧场(Shubert Theater),这家剧场就在闹市区,可以用来演戏,也经常举办大型活动。

这个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321日,组织委员会和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在会议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话:“组织委员会关于租赁剧场和邀请演讲者的报告。布朗兄弟在报告中说,组织委员会建议租下舒伯特剧场,租金约为66美元,包括两名舞台工作人员的费用在内……。霍尔兄弟代表执委会作报告,说执委会不赞成在这时候花太多钱,并建议在工会总部的一号大厅来开群众大会,而不是舒伯特剧场。格雷兄弟也发言支持霍尔兄弟。布朗、斯科格伦德和迈·邓恩三位兄弟表示必须弄个更大的会场……。迈·邓恩兄弟建议,会场的租金,可以在群众大会上募集。布朗兄弟建议,找其它工会帮忙,请它们付租金。”霍尔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工会租下了舒伯特剧场,准备开群众大会。

组织委员会还发动了施压活动,让奥尔森州长在大会上讲话。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开会前就告诉大家州长要来演讲,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奥尔森在工人面前演讲,他就只能公开支持工会运动。州长其实不想来,但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只好同意。工会向整个产业印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奥尔森会对工人发表演说,主题是“组织权”。574分会还告诉工人,分会的发言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具体的组织纲领,让工人批准。

1934415日是星期天,这天下午,大会正式召开,大剧场里挤满了人。格兰特·邓恩代表组织委员会作了报告。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发表了斗志昂扬的讲话,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工人的热情。我也被安排讲话,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公开演讲,一想到要面对一大群人,我就慌得要死。开会前,我去找卡尔·斯科格伦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能给我。他就说:“你上台后,有啥就说啥,下面的人差不多都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还拖家带口的,世道又这么难过。你就讲讲你觉得该怎么做,他们就会觉得你说到他们心里去了。”我就尽量按照卡尔的建议去讲,总算对付了过去。

奥尔森州长没来参加大会,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文斯·戴(Vince Day)来到会场,念了一封由他签名的信。这样的公开表态,反而对工会更有利。戴自称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了相当激进的演说。然后他向出席大会的全体工人宣读了奥尔森的信,这封信的日期是413日,念完后,他把信交给了布朗,存进了工会的档案库里。

州长的信里有几句话非常关键:“成立工会的想法——我说的可不是黄色工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浇灭成立工会的想法,什么手段都敢用,因为他们知道,彻底的工会运动会结束他们的统治,让他们再也不能剥削工人。然而,工人顶住了枪林弹雨,顶住了禁令,顶住了恶毒的污蔑,建立起了工会网络,形成了我国最强大的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那我要建议,你们应当理智行事,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福祉团结起来。”

戴念完信后,大会暂时休会,受理工人的入会申请。大会获得了热烈的反响,574分会的会员人数一下子突破了三千人,要知道,去年这时候,574分会才发展了七十五个新会员。大会重新开始后,卡尔·斯科格伦德首先发言,他讲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于是,参加大会的工人就对“如果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那么要不要罢工”举行了投票表决;大会还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罢工委员会;大会决定,给老板们一个期限,如果到了这个期限,老板们还不肯接受要求,那就罢工,这个期限由罢工委员会来定。

574分会开展组织运动的时候,公民联盟也没闲着,它也在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煤场罢工结束后,老板们发动了宣传攻势,想要贬低工会的胜利的意义。他们在宣传中强调的一点,就是煤商并没有直接跟574分会签订合同,劳工局也没给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规矩。按照煤场老板的说法,他们只是“自行”宣布了一个全行业统一的工资涨幅标准,交给劳工局备案而已。工会向老板提出,在劳工局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双方直接签订合同,这个要求被煤场老板的代表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违背了我们的根本原则”。所谓的“原则”,就是运输业的所有老板,都只能跟自己的员工单独签订合同。

到了三月,工会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正在准备举行集会。因为没几个人认识我,工会就派我去调查这事,我装成一个小老板,参加了他们的集会。会议的主题是“赤匪的阴谋”——用工会控制各行各业,占领整个城市。会议要求所有的老板团结在公民联盟周围,打退工会,保卫城市。会议宣布,公民联盟正在采取措施,一定会让市长和警察配合行动。公民联盟将按照新会员的贡献,把会员分成三级。工会领导对这些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掌握老板们的动向却是非常有用的。

舒伯特剧场大会结束后,工会就向老板们提出了要求,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双方代表团在劳工局的办公室里碰了面。老板们说,他们来参加会谈,只是“给劳工局一个面子”。他们总是要求工会拿出能代表工人的证据,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松口。工会发言人就反问他们,老板们的代表团能代表谁,对工会的要求有什么打算。会谈最后不欢而散。到了57日,老板们给劳工局写了封信,对574分会提出的承认工会的要求做出了答复:同意这种要求,就等于签订封闭式协议,所以我们坚决拒绝。

511日,公民联盟向它的会员发表特别公报,警告说卡车司机即将罢工,包括加油站在内,跟运输沾边的交通行业都要停摆。公报中还说,公民联盟已经在韦斯特宾馆(West Hotel)成立了应对罢工的总部,叫“咨询委员会”,哪个老板想了解情况,都可以给咨询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到什么新动向,也要马上报告咨询委员会。公报中说:“这场罢工牵涉到的首要问题,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在报纸上放话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让本城卡车司机全部加入工会,在重要的交通行业的一切企业签订封闭式合同,让工会控制一切。”

就像煤场罢工那次一样,承认工会又成了关键问题,574分会能否获胜,对于在全城粉碎公民联盟的统治、废除开放工厂制度至关重要。但是,霍尔向托宾汇报进展后,收到的答复却很冷淡,大意是说工会应该通过劳工局继续谈判。这里要补充一点,托宾已经知道了574会分的会员人数正在增长,可霍尔还是不肯交新会员的人头费,这对事情可没有半点帮助。

总之,谁都能看出来,托宾迟早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大麻烦,因为他根本就反对我们的运动。到他捣乱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战士,才能对付得了他。另外,我们还得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把当地的劳联干部也拖进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让中央劳工联盟公开支持574分会的要求。这就是说,全体劳联干部都要为马上就要爆发的罢工分担一些责任,所以他们也只好支持罢工。

有些思想守旧的工人担心老板会用失业者顶替罢工工人,破坏运输业总罢工。他们的担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失业的人实在太多了。当时明尼阿波利斯有三万工人失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足足占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明尼阿波利斯的人口还不到五十万,却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只能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勉强糊口。难以忍受的现状,让他们焦躁不安。联邦政府搞了个“以工代赈”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简直就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所以,在193446日,一万多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抗议这个计划,这次示威体现了失业工人的焦躁情绪。在市政厅前面,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袭击了他们,但他们不肯退让。他们和警察发生混战,有七名工人和八名警察受伤。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这些激进的失业工人能成为工会的盟友,而不是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动手去做,不能光动口。必须让他们在罢工中发挥直接的作用,必须要体现出这种联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情。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一些成员长期活跃于失业工人运动,通过他们,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放出风声,说574分会有一条战略:一旦工会得到巩固,它就会把失业工人也组织起来。还有就是,为不让罢工工人挨饿,工会将事先做好安排,为家境困难的会员争取社会救济。这样一来,失业工人对工会的态度就大大好转了,这对巩固工会和失业工人的联盟大有好处。在制订纠察计划时,工会还向失业工人组织的领导请教,以此表明工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在大规模的卡车司机罢工中,纠察队要像筛子一样,把全城的街道筛来筛去,所以可能会跟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卡车来到城里,把水果蔬菜拉到农贸市场,把牛奶拉到奶油公司,把牲口拉到肉类加工厂。工会一般不会去管他们,但在运输业大规模罢工的初期,一些农民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惹得他们反感。必须赶紧想办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必须事先就跟农民沟通好。

这次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促成了双方的联系。明尼苏达州有个激进组织叫明尼苏达农民假日协会(Minnesota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它以前曾经阻止银行拍卖破产农民的农场,组织养奶牛的农民罢工,争取更高的售价,总的来说,它反对城里的大资本家,它里面有些人,跟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工会跟这个协会的主席约翰·博什(John Bosch)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保证会在罢工中与工会大力合作。

为了准备罢工,卡尔·斯科格伦德还用了另一个办法,他向组织委员会建议,组建妇女后援会,这样做可以吸引工会会员的妻子、女友、姐妹和母亲参加运动。他说,罢工造成的经济困难会消磨她们的斗志,所以应该吸收她们参加斗争,让她们通过亲身参加斗争来了解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计划,然后叫我在会员大会上,向大家提出这个建议。大会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并不怎么热情。因为这个事儿,后来还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一些把工会活动当作是夜里的消遣的男工,但在妇女参加行动后,马上就没人说我闲话了。

后援会计划的落实,由我的妻子玛维尔·肖尔和格兰特·邓恩的妻子克拉拉负责。工会的各个部门开了好多会议,讨论该向老板提出什么要求,她俩就到这些会议上去宣传后援会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男工们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她们参加。然后,一些男工就问,后援会有什么用,妇女能为罢工做什么事。克拉拉和玛维尔就跟他们解释,说妇女可以帮工会食堂打下手,可以接电话,可以在急救站帮忙,除此之外,在斗争中还能做好多好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男工们就跟自己的妻子谈起了这个计划,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妇女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妇女给玛维尔和克拉拉打电话,问了不少跟后援会有关的具体问题。她们还主动介绍了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厨师、服务员、护士或职员等等。

在组织妇女后援会的时候,罢工的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没拉下。工会在芝加哥大街1900号租了一间大车库,用作行动总部。它不仅能够用来调动纠察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里面开食堂,安排必要的办公室,还能设立机修部,甚至还可以设置野战医院,这个医院是H·P·麦克里蒙(H.P. McCrimmon)医生帮工会组织的。这个措施表明工会已经下定了战斗的决心,并且会照顾好受伤的人。租下车库作行动总部,是因为罢工需要机动性,它要大规模运用在煤场罢工中发明的巡逻纠察队。纠察队员绘制了全城的地图,写好了纠察指示,选出了纠察队长。工会上上下下都为罢工做足了准备。

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1934515日晚上,工会在群鹰会堂(Eagles Hall)召开大会,这次大会体现了工人受到的有利影响。大批会员参加了大会;还有不少来自后援会的妇女也参加了;总的来说,大会的气氛是热烈的、斗志昂扬的。玛维尔·肖尔在大会上代表妇女后援会,向574分会宣誓:妇女后援会将全心全意支持工会,不过她在发言时,很可能跟我在舒伯特剧场发言那次一样紧张。谈判代表团报告了老板们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情况,然后比尔·布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当提出罢工的动议时,全体会员不顾托宾的规定,全都站了起来,表示一致赞成。然后大会就改到芝加哥大街1900号继续进行,工人们在那里完成了准备阶段的收尾工作。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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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组织罢工

574分会的领导通过组织委员会指导战斗,他们毫不怀疑,马上就要开始的斗争将是非常严峻的。他们非常清楚,老板一定会千方百计粉碎罢工。工会要想获胜,非得经过一番苦战不可。在大战临头的时候,劳工局和奥尔森州长肯定会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对付工会。而且,城里那帮劳联官僚也根本靠不住,他们就是一帮软蛋,战斗真要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吓得要死,他们准会跟工人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信任和依靠奥尔森州长。罢工能不能赢,说到底还是看工会群众的战斗力。

为了让全体会员都能领会这一点,战斗指挥员打算把这场维权斗争的来龙去脉,跟工人说个一清二楚。这个做法,让这场斗争变得格外特殊。劳联官僚往往会压制群众的斗争精神,但这次却不一样——这场激进的斗争是由工会高级干部组织的。

准备得这么充分的罢工,其实是很少见的。1934516日,太阳出来的时候,芝加哥大街1900号的总部一片繁忙。工会的木匠和水管工正在食堂里安装煤气炉、水槽和柜台。厨师与服务生工会派来了会做大锅饭、能为大型活动提供服务的能手,帮忙组织工作,培训自愿助手。一百多名志愿者分成两班轮流工作,每班工作十二个钟,可以为四五千人提供日常服务。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在食堂的食材和罢工的情况允许的时候,还能吃上热饭热菜。另外,为了让核心人员能在总部里边或是附近睡上一觉,也做了相应的安排。

工会还成立了几个募集财物的委员会。它们去找杂货店主,友好地请求他们给食堂提供食材,帮助贫困的罢工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农民也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委员会还去找市政府理论,让市政府给工会会员发社会救济;又去找房东解释工人的困难,劝房东不要催工人交房租。其它工会也捐了不少钱,工会用这些钱给食堂买储备粮,给机动纠察队买汽油,给工会医院买药。就连奥尔森州长也给574分会捐了五百块。

工会的医务人员有麦克里蒙医生和两个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实习医师,他们愿意在业余时间来帮忙。护士队伍由一大群志愿者组成,领头的是三个受过培训的护士,他们的护理工作干得很棒,在罢工期间虽然有不少工人受了开放性创伤,但经过治疗后,没有一个人受到严重感染。在医院管事的是维拉·麦科马克夫人(Mrs. Vera McCormack),她是一个优秀的技工,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麦克”(Mac)。为了不让食堂和医院的空气受到污染,纠察队的车辆在进出总部的时候,都是用人来推的。

有二十几个熟练的汽车机修工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到总部,维护罢工工人的车辆,让这些车辆能正常运转。大车库里的工具仓库和供给室,现在成了总务处,志愿者在那里打印各种材料,给蜂拥而来的工人办入会手续。我们在总部内外布置了卫队,留心警察闯入,阻止酗酒,警惕火灾,还要维持秩序。各种任务都是大家轮流来干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所有人都要同时上阵,那时大家都要累得筋疲力尽。

工会特别注意让工人及时了解罢工的进展,帮助他们反驳老板散播的谎言。所以我们每天夜里都在总部开大会。在大会上,罢工领导要作报告,其他工会来的特邀嘉宾也会作报告,表示与我们团结一致,鼓舞大家士气,然后就搞些娱乐活动。会场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一般都有两三千人,为了让大家都能听清楚,还装了扩音器。

由工会全体会员选出的七十五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定期开会。凡是跟罢工政策有关的事,都要由罢工委员会来决定,它还设了一个部门,专门受理投诉。来投诉的大都是小老板,他们想让罢工委员会开特许证,让他们的卡车上路。这些要求一般都是不合理的,罢工委员会自然不会答应,不过,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可以给纠察队指挥员省下不少事,他们不用被小老板们纠缠了。

还有一个部门负责为罢工期间被捕的纠察队员提供法律援助。我们找的第一个律师是个讼棍,他的做法就是跟公诉人做交易。为了让公诉人撤诉,他会让纠察队员认罪。他这么做了一次,工会就炒了他。我们不指望我们的律师能打赢每一场官司,但我们希望他至少能尽力为我们辩护。法律部门继续寻找愿意这么做的律师。

雷·邓恩和我负责调度纠察队。这是雷在574分会的第一个正式职务,不过,在煤场组织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党团了。后来他被煤场老板开除了,也失去了工会会员的资格,很难开展工作。但他现在又以支持罢工的志愿者的身份,为工会工作,像他这样的工人还有好几百个。罢工委员会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工会活动家,就把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

作为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我在雷身边工作时,就像以前跟卡尔·斯科格伦德一块工作时一样,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育。他很会指挥罢工,而且他也跟卡尔一样,教了我不少关于集体领导的道理。雷是个出色的战斗指挥员,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且他还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他不但以身作则,哪怕是碰到危险的任务或是不太重要的任务,他也从不推脱;他还注意给别人留下发挥主动性的余地,但又尽量帮助别人,尽力避免犯下大错。他会批评别人,但他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帮助别人醒悟。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尽量让每一个想帮忙的人都有事做。他经常说:“不要轻易否定一个人,组织者不该这么做。”

雷和我担任调度员,我俩负责分配纠察队的一切任务,还要指挥战术行动。我们专门组织了一批人接打电话,操纵短波电台,监听警方的联络。我们把少年志愿者编成侦察队,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城里四处飞驰,他们的任务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充当纠察队的耳目,让各支纠察队的队长能够及时联络。许多工人自愿把轿车和卡车提供给工会使用,所以我们在罢工中拥有高度的机动性。我们用卡车把纠察队员运往货运站、市场、批发店和其它用得上卡车的地方,然后纠察队员就在那里来回巡逻,等到轮班的时候,再用卡车把下一班人运过去,把上一班人拉回来。在穿越城区的主干道上,也会安排纠察队员在一些路口上巡逻。

我们在每一个市区都布置了机动巡逻队,他们乘坐汽车在街道上巡逻,监视工贼卡车的行动。每一支机动巡逻队和每一支固定纠察队都有一名队长。我们还在罢工总部留了预备队,他们配有必要的交通工具,随时可以出动。在需要调动大批部队的时候,我们就会任命一个现场指挥员,再设一个指挥所,协调现场所有部队的行动,并与总部保持联络。我们专门挑了一批人组成特别机动巡逻队,由纠察队调度员直接指挥。只有非常能干的领导才能当特别机动巡逻队的队长,罢工委员会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只要到了现场,他们就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谁都得听他们的话。特别机动巡逻队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特殊的任务;哪里出现紧急情况,就把他们派到那里,领导工会的力量,率先投入战斗。

纠察工作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发动了群众的力量,所以搞得很顺利。罢工一爆发,卡车运输业所有工种的工人就踊跃参加574会。刚到四月中旬,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差不多有六千人了。工会针对失业工人的工作也带来了惊人的收获。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来到罢工总部,自愿提供服务;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表现得像老虎一样勇猛。其它产业的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也站了出来,他们下了班后,就跟其它工会的会员一起来到罢工总部,能帮什么就做什么,到了夜里他们就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上一会,醒来后又去工作。许多大学生也来帮助工会。总之,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纠察工作。

城里大多数居民都同情罢工,没过多久,就形成了自发的情报机关。人们打电话报告工贼的活动,用化名寄出其它情报,邮费是由某些匿名的雇主支付的。一些打字员,甚至还有私人秘书,会偷偷地把老板的指示多抄一份,传给工会,让罢工工人及时得知消息。工会收到的消息当中,有些一看就是从字纸篓里捡出来的,一些还是从公民联盟的办公室里弄出来的。


到了这个时候,工会已经定好了战略,发动了必要的力量,还对纠察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做得跟军队一样周全。接下来就是狠狠打击老板了。虽然老板用尽了一切办法,让警察保护工贼,利用工贼上工,但在老板同意跟工会谈判之前,一辆卡车都别想跑起来。在574会里,起初只有煤场的挑夫懂得怎么做纠察工作——其实许多纠察队员根本没干过纠察工作。他们在街上只要发现卡车在跑,就把车子押到罢工总部。总部的车库很快就停满了各种车辆:运牛奶的、运煤炭的、运烟草的、运茶叶和咖啡的、运猪牛的、运甘草的,什么都有。

因为纠察队员没有经验,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于是我们就向他们介绍政策,很快就改正了这个错误,后来他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会请示总部,而不是直接把卡车押回来。被纠察队扣了卡车的农民都很生气,但在农民假日协会的帮助下,工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赞同,但菜农还是不同意,我们跟他们有一些摩擦。过了几天,一些加油站想营业,给我们造成了麻烦。他们跟纠察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最后我们出动特别机动纠察队,才把这个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就在这时候,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也在纷纷议论,要不要参加574会。老板听到风声后,就想成立黄色工会,这下可气坏了出租车司机。574会发动罢工后的第二天,他们派代表来找罢工委员会,想跟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一起参加斗争。虽然已经有了一个由个体出租车司机和轮班司机组成的小小的地方分会,但罢工委员会还是同意接受出租车司机入会。罢工委员会派出机动巡逻队,通知全体出租车司机晚上到罢工总部开会。出租车司机在会上经过表决,决定支持罢工,没过几个钟头,出租车就全部停运了。

这段插曲,生动地证明了574会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能够持久而有效地开展纠察工作。没有工会批准,一个轮子都休想转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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