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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中国工运主流改良主义领军人物潘副教授文集

来源:http://premium.mingpao.com/pda/palm/colDocDetail.cfm?PublishDate=20130411&File=vx001a.txt&token=b218bc260b89c0


世纪.On Strike﹕
民主的春天——香港码头工人罢工的启示
2013年4月11日 (四)

【明报专讯】 自3 月28 日以来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十多天来牵动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包括大专师生在内的60 多个社会团体连日积极参与并支援这次工人抗争运动。一度,400 多工人的罢工现场,啸聚起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一个长期对劳工运动冷感的香港社会,出现这种场面,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这场罢工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正显示从工运走向社运的趋势,反映了香港社会日久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如劳工剥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以及通过个人奋斗而达至富足的中产梦的破灭,终於通过一个小小的罢工爆发出来。

  回归后香港社会先后经历两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产业空洞化日益明显,贫穷人口不断增加。特区政府只依靠国内外涌进香港的资金及其所带动的投机炒卖活动维持本土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整体经济增长并不能借助「涓滴效应」惠及中下阶层。2010 年香港统计处出版的《行业集中度统计数字》报告显示,不少和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均被大企业垄断,如速食业、电讯业、运输业以及包含超级市场在内的食品、酒类及烟草零售业等,全行业务收入超逾一半均由行内十大企业所占据,大资本垄断市场使得香港社会经济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

  今天的香港,社会中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严重萎缩,他们不但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反倒要承受房地产价格高企及通胀所带来的恶果,种种深层次社会矛盾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及纾解,香港的社会及经济发展已走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考虑到以上背景,我们最好将这次罢工理解为一次反资、反大财团的民主运动的先导,它开启了我们对民主运动的想像:什麽是民主运动,可以来一次民间的重新界定和尝试。


  码头工人罢工的启示

  从1925 年省港大罢工开始,码头工人就已经成为香港以至中国历史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参与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没有码头工人,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经济发展,这也是码头工人罢工能牵动香港人神经和很多香港人参与其中的原因。资本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香港被封为圭臬,可以挑战的契机不多。可是,这一次码头工人罢工,让大家清楚看到香港社会存在严重的层层剥削。码头工人,要麼在高空作业,驾驶吊机,将巨大的货柜从货车吊到码头,再从码头移至货轮上去;要麼在地面作业,驾驶内运车、以铁筋固定货柜、理货、验柜。有些工友直接受雇於香港码头公司,有些则间接受雇於外判公司,甚至会有二层或三层分包外判。大部分的外判工人是按工时发工资,每24 小时(相当於三个八个小时的工作天)港币约1115至1300 元左右,没有用膳时间,也没有医疗保障和奖金。工人通常每天工作16 至24 小时,旺季时,甚至需要连续工作72 小时。不仅如此,工人的工作环境极度恶劣。他们常常在风雨之中作业,连上厕所、用餐都不得不在空中解决!在这样环境下工作的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却连1997 年都不如。此外,码头公司为逃避企业责任,将工人外判出去,导致工人遭受职业伤害,工业意外时有发生。

  与动辄几十万上街游行争民主的情况形成对比,当基层工人为生计而抗争时,舆论往往以此类行动危及经济发展——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话语威吓市民,似乎基层工人争取生计的抗争,与大众的民主无关。

  今次码头工人的罢工,一方面吸引了社会团体和大学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却引来很多的质疑。恰好,这一状况引起我们的思考:那就是,香港的民主运动究竟要不要处理基层市民的社会经济问题?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有没有关系?为什麼经济民主一直不能够提上议程?


  反思香港民主运动

  回顾历史,香港民主运动的指向是先要求民主回归,后争取普选。从1980 年代开始,香港人在争取普选的路上走了将近30 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目标主要放在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席位,近年来双普选更成为民主运动的唯一斗争。这30 多年,差不多两代人在为实现香港的民主化而奋斗,他们的付出让人敬仰,其中也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面对码头工人抗争的时候,民主运动是缺席的。香港民主运动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选举民主及其程式上,政治文化相当保守,因此不能回应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

  选举民主当然是必须争取的,但如果将此当做民主的唯一甚至是最后目标的话,那麼我们可能要重蹈台湾民主运动的覆辙——长达半个世纪的血泪和牺牲,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主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结果却是,赶走了一个国民党,来了一个民进党,引入WTO,外资(农产品)临门,台资(工业)出走,台湾工人和农民失去生计。於是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再由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登上政治舞台。半个世纪下来,政权轮流转,唯一不变就是台湾的经济结构和对财团对基层的盘剥。

  实际上,香港民主运动一向以对抗中央或反共作为动员的策略,对於隐藏於政权背后的政经结构和利益集团很少触动,对影响民众生活的经济问题更很少提出解决方案,因而,也就失去了基层大众的有力支援。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当然也不乏「打倒地产霸权」、「反对官商勾结」、「还政於民,改善民生」等口号,但是繁多的口号除了能够体现自由主义的多元民主观外,却缺少了整合分散的力量,更没提出能动员基层和解决民生的抗争策略。换句话说,在当下香港被称为「李家城」的现实下,我们的民主运动究竟打不打算挑战这种经济结构?抑或只在民主的口号下任由垄断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渗透香港社会的每一根血脉?

  这次码头工人罢工中,有论者已经指出,李氏帝国之所以如此专横,视工人如草芥,靠的当然不只是富可敌国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直拨专线,更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话语对整个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任何稍微超出了「温和」的抗争都被指为激进,任何对现行经济制度或大财团对劳工的剥削的揭露都可能被冠之以「社会主义者喜好阶级矛盾」的帽子,却对剥削这一客观事实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运动传统中,要想深化民主运动,在思想上,必须从「和平、非暴力」,和仅仅是选举民主等自束手脚的框框裏面解放出来,构想更进步、更能面向基层经济民主的社会运动。劳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生产体系中往往备受资本剥削,因而内在地具有抗争性。任何不结合劳工运动的民主运动和社会改造方案都易流於空谈,精英民主也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


  从占领中环到占领码头

  今次码头工人罢工运动的特点是以工人为内核、以公民社会团体为支援,这种正在形成中的运动模式预示着香港民主运动的春天。

  从反对金融资本的占领中环运动,到更为具体的反对垄断财团盘剥的占领码头,这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深化,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希望所在。换言之,香港的民主运动要想得到实质民主(而非限於选举的程式民主),那麼必须站稳基层立场,走近基层的经济生活,碰触当下的政商结构,从而在经济民主的旗帜下联结和汇聚更多的基层力量。

  事实上,从2006、2007 年的捍卫天星和皇后码头的运动,2008 年保卫本地文化对抗大地产商的利东街;2009 年至今反对兴建高铁、保育菜园村的运动,乃至从未间断的某数字纪念活动,香港已经累积起一个对抗资本、反对威权、反思香港殖民的民主运动线索。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传统中,这条线索是一种更为可贵的运动传统,但在民主运动的论述中尚处於边缘的位置。本次码头工人罢工运动既在某种意义上延续这种可贵的运动传统,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

  以此来期待香港的民主运动,我们可以说,目前并非民主运动的生死关头,也不是最后一博,而恰好是重新出发的春天。

[文.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 编 辑/ 袁兆昌 电邮
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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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engbiancun.com/2010/0803/8822.html

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阶级形成
2010-08-03 00:32:17 来源:开放时代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录音整理:何海狮)

       今天的问题回到我们的重点——农民工。我们昨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阶级结构,马克思给我们梳理了一种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汤普森则帮我们处理了阶级形成这样一个主观的过程。我们今天结合马克思和汤普森的理论来理解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应该讲讲汤普森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后马”的发展,但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讲,我现在高度概括地讲一下。“后马”其实是在马克思和汤普森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比马克思和汤普森更为细致更为深刻的分析架构。他们把阶级形成分为了四层:第一层是阶级结构,第二层是阶级认同,第三层是阶级感情(就是汤普森及后来者经常讲的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译恰当,但我认为阶级感情比较接近本义),最后一层就是阶级行动或集体行动。马克思处理了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这一部分,而汤普森帮我们处理了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这一部分,“后马”则发展出了一套更细致的分析结构。

  回到中国本土的问题,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经验没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过程一样,当出现高度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出现世界工厂。我们的特殊性在于制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但是新工人阶级产生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也没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新工人阶级是由农民工这种特殊主体形成的。

  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的一点是阶级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级就已存在。从人数来讲,不管是之前我们常说的1.2亿还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师说的2亿,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马克思讲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人数,也强调集中。我们很清楚,今天的农民工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程。这个阶级无产化的过程在刚才讲的阶级结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阶级行动中是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这一点恰恰是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工研究非常忽略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样一个起点性的环节呢?我这样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走过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什么是无产阶级化呢?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让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所谓农民工恰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间,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忽略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中国农民工的起点是要看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西方的经验相比,异同之处何在?这是我今天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会影响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认同问题。这点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到底认同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你认同的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种农民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工人生活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阶级感情。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集体行动。

  我理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我们试着从马克思的理论上来理解。马克思强调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创造和约束一个阶级结构的出现。这个宏观论述其实是在讲两个大点,一个是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的出现制造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另一个是城市化,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较同步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制造了一个阶级形成的大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同步,使得他们在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是30年来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我们让他们走进工厂打工,让他们走进工地劳动,让他们走进家庭当保姆,可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让他们在他们打工的地方生活下来。我们仅仅是想用他的劳动力,当我们用完之后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赶回农村。这样的基础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很多社会学学者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农民工的群体,那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社会化再生产的成本。简单理解就是这些农民工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这种没有必要便成为让农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argument。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点点。汤普森讲到,因为圈地运动被迫离开土地,因为他们找不到可维持生活的生产材料,所以他们一定要逃到工厂里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蛮不道义的过程。因为农民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他们可以掌握生产材料,掌握生产工具,决定自己要种什么。但当他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工厂时他马上失去了这种自由。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常用“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其实有非常讽刺的意味。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lost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生产条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除了买卖身体外没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我们经常会问,那农民工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我这样理解,当我们的农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时,他们大部分是高高兴兴的,可是等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了以后,他再也不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不能回去”不单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汤普森所讲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他离开家乡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改变。首先他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他不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认同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人。比如我早期接触的女工,她们是对自己成为现代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业背景下,他们的阶级认同开始出现变动,虽然有些群体慢些,有些群体快些,比如建筑行业是比较慢地转变的,他们的阶级认同还一直放在农民的身份认同方面。在制造业方面,我们也看到服装行业的阶级认同比电子行业快些。服装行业招募的是一些初中毕业的,很爱打扮。我90年代去的时候,她们都说:“潘老师,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们整个装束和打扮其实是在经历着一个强烈的内在身份转化和调整的重要过程,慢慢从这种阶级认同转化为阶级感情。但是90年代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现在讲起来比较压抑。我们知道,她们工作时间比较长,12或14个小时,经常性的连续加几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标准的8个人,那时是20个人;她们的工资是300多块到500块左右,跟农村比较,她们在农村可能一年的工资都达不到300块。她们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压榨性的场所劳动,其实在进行着内在的心理平衡。虽然有很多压抑无法讲出来,但她们认为已经比她们的上一代幸福了,她们有现金,可以改变自己,或最起码可以走出农村。当时那样恶劣压榨的工作环境下,那些女工内心可能会挣扎,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愤怒,也看不到她们有集体的行动。到现在,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转化到第二代了,这一代已经从压抑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愤怒,接着由愤怒的感情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我们可以制造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还可以这样维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资本及制度上的这种压榨的。

  扯远了,讲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分割,然后资本又通过劳动的体制把它们合一起来。这一点,任焰老师会跟我们详细地梳理,讲的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 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虽然可以通过户口体制和城乡区隔来卡住,但空间上的硬性分割是不可能的,户口制度等可以做的仅仅是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打工期间起码要有地方住,还是需要进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的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起码提供了一个集体消费的过程,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下一代等,这些任务,我们叫劳动力再生产。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而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资本和工人自己处理。当丢给资本来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宿舍劳动体制;丢给工人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农民工社区。而劳动宿舍体制和农民工社区也会影响到集体行动。

  当我们交给资本处理时,它往往以最廉价的方式来处理,20人、10人、8人一个房间,而这还是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方式安排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家庭。我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撑起30年廉价的世界工厂是与宿舍劳动体制紧密相关的。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二十年,劳动力成本就会提上去,以香港为例,香港60年代的工资是500块钱,80年代我记得我家开一个小工作坊,请工人是1000块工资,可是到了1989年,香港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是6000块。现在广州、东莞、深圳生活费多高,但是整个劳动力成本没有提上去,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与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世界工厂是相关的。没有这种体制安排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东莞工人要在东莞活下去,他拿1500的月工资可能活吗?他要住房、要医疗、要教育的话,没有两三千怎么活下去?

  我们用一个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了一个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还创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间、无法转化的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这种不完整的劳动主体代表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交叉的模糊状态。这一代人整个生活重心还放在农村,他也认可农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则“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早就失去了耕种的经验,早就失去了当一个农民的可能性。我接触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80%都讲不出他家里有多少亩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过程中受了苦受了气,炒老板鱿鱼,然后跟朋友讲他想回家,种田比打工好,可是他们在家呆不了一两个月还是会走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农民了,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到了三十多岁再在工厂呆下去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工厂在运用你的劳动力的时候是有时间性的,在你由一个不懂技术的工人转化到懂技术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最有商品价值的时候。电子行业招募的通常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你到了四五十岁时,其实已经走完了作为工业化工人身份认同的高峰期。

  我们创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体,这一批主体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不能往前走,也没办法往后退,夹在中间。我们也可以从工人的诗词中看到,比如“我注定要四处流浪”,“流浪”、“无根”、“漂泊”是他们的词汇,漂泊无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项生活体验。当他们问北京到底属不属于我,或者深圳到底属不属于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他们会想,我应不应该留下来,还是我要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样走。这些都影响到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接下来的阶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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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engbiancun.com/2013/0523/30531.html

潘毅:期待富士康兑现工会选举诺言
2013-05-23 10:16:3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潘毅

2013年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首次准备在中国工厂举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选举。此消息一出,“富士康要建真正工会”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但是,今年5月一份由“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组公布的《富士康工会调查报告》(以下称《报告》)揭露,富士康的工会是一个工人缺席的工会,超过六成富士康员工不知工会主席是谁;工会覆盖率低,仅有24.6%的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尽管富士康举行工会选举的消息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但事实上90.2%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该报告发布后,《证券日报》记者曾向富士康相关负责人询问工会直选进程,但被告知,根本没有工会直选这回事。工会直选原来只是富士康进行媒体公关的一个幌子。

富士康是一个代工“帝国”。至今它在中国拥有100多万员工,并以前所未有的高速生产iPhone和iPad等高端电子产品,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生产严重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一旦爆发,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富士康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思维,更需要新的机制。

富士康工会形同虚设,无法解决不断累积的劳资矛盾。今天的富士康工人要么以自我伤害,要么通过集体行动对资本的剥削和社会的不公做出抗议。事实上,工会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可以为解决劳资矛盾带来一种新的出路。真正的民主工会建设将有效地培养农民工的凝聚力量,通过集体谈判处理劳资矛盾,从而为农民工争取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在打造企业民主工会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条件。

首先,代表工人利益是工会最基本的立场。《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这非常准确地规定了工会的定位,那就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工人谋福利。但是在很多地区,工会要么听从于上级工会,要么听从于企业,就是没有听从于普通工人。《报告》表明,大部分工人同意“工会与企业老板、管理人员更亲密”、“工会主要受老板和管理人员的领导”这种说法。从富士康工会的现状可以看出,一个没有基层工人参与的企业工会,注定只会是资方的傀儡,对工人来说则只是一个摆设。而着眼当下的工会建设,也只有在结合“基层工人参与”这一点上,才具有其作用和意义。

其次,工人直选工会是打造基础民主工会的必经之路。据《报告》显示,尽管在现实当中工会的情况并不理想,但工人仍然对工会民主化寄予希望。对于建设“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的制度构想,54.3%的富士康工人认为“工会干部应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53.7%的工人认为需要“定期进行工会会员大会”,70.9%的工人认为基层工会负责人和代表应该听取工人意见并向上反映问题。因此,在打造工会的过程中,应该全面落实工会法赋予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落实普通工会会员对工会事项的参与权。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对工会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其成为资方的利益代言人而违背工人利益。

此外,相对独立是工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一方面,工会应依照工会章程、根据工人的需要独立开展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为工人谋福利的活动。另一方面,工会需要在财政上保持独立性。工会会费来自于工人,才能真正成为工人的代表,替工人说话。

近年劳资矛盾不断激化,迫使工人再一次走到对工会做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期待富士康兑现工会选举的诺言,也期待富士康工人能站在直选工会的历史潮流前沿。同时,直选只是起点,工会建设需要向前走———创造足够的条件,才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P2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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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替打工者发声,作者必须有立场
2013-05-03 08:29:46 来源:北青网 作者:张知依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致丽工厂的一场大火,让尚在读书跑到现场的潘毅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的残酷问题?她一直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她说,这么多年,她的每本书都是扣紧这个问题在问。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她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著有《中国女工》、《我在富士康》、《大工地》等书。

  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阶级分化的情况

  青阅读:您写《中国女工》是通过对打工妹的生活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调查怎样进行的?

  潘毅:以往我们都会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扎进这个田野去,一步一步地细微观察每个个体,每个工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在同一个生产线上,有一些对郭台铭不满,有一些觉得还可以,有些认为要学习郭台铭……可是我们不但要看他的差异性,还要看他在一个生产关系结构里,共同性在哪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阶级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视野和看问题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还没看出中国已经有一股阶级力量存在,而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阶级分化的情况。

  青阅读:去年7月出版的《我在富士康》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写这一群体的生活,这样纪实性的写作与之前学术性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潘毅:写《我在富士康》的初衷,是因为富士康员工不断跳楼,我们着急把这个现象展示给大家。调研的过程主要是在训练学生,所以写法上没有理论的规范。坏处就是不够深入、不够深刻,好处就是浅白,能引起关注,肯定是比《中国女工》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如果理论修养比较好的话,就算是写故事,懂的人会看出来的,不一定要把学术“大牛”抬出来。我现在的追求就是,有理论素养,又不需要用“大牛”,可以直接讲出去让人懂。我还在学习这个状态。

  青阅读:《大工地》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吗?

  潘毅:写《中国女工》时我还在处于读博士的阶段,比较喜欢追求前卫的理论解释现实,这让你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有一种超前甚至脱节的情况。等我博士毕业,当我真正想要为打工群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不能对应中国当下最现实的问题,也没有把中国最宏观的问题讲清楚。所以后来从这本书到《大工地》,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大工地》更加朴实一点,没有玩更多的理论,当然,更多的也是通过建筑工人的小故事来帮忙解释填补,我认为更加切合中国的现实。

  我认为必须有立场有视野你才能看到问题

  青阅读:2013年之后,内地悄然掀起打工者书籍的出版热,对此你怎么看?

  潘毅:其实不仅是出版热,近几年有很多研究课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我在90年代开始研究的时候还很少有人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情。书写得越多,引起大家的关注一定是越来越多。可是我还有一点期待:希望他们能做得更正宗、更扎实一点。从调研的角度,希望他们能多做一点。如果是采访的话,其实《打工女孩》的作者有一些个案跟得是比较深的,她可能是选择了成功的案例,我认为这种深入探访是可以学习的。另外,我认为必须有立场有视野你才能看到问题,像《打工女孩》她的立场是一个美国中产的立场,很明显。我们作为中国人写小说也好、做社会学研究也好,到底你的视野是什么?很多人看到打工者的困难,但你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是有思考?你关心什么批判什么?你会不会为这个群体寻找出路?如果光呈现现象,是不够的。

  青阅读:在最近热门的几本有关打工者的书中,作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为什么恰恰是女性作者较早地介入这个题材?

  潘毅:(想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有偶然性,但我认为女性介入有一个视野,不仅看到阶级的问题,还看到了性别的问题。女性作者的性别和阶级的问题交叉到一起,能看到一个个体如何要承担在中国父权社会的问题。

  青阅读:最近我关注了几场写打工者书籍的新书发布会,但几乎都存在着主角缺失的情况,打工者自己会看这样的书吗?你希望他们看些什么?

  潘毅:替他们发声本身不是问题,因为打工者没有时间来整理呈现(自己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劳动强度这么大。其实我们有一本书叫《失语者的呼声》,大部分是女工的日记,比较靠近他们的声音,甚至是有一些打工者参与书写。这些年我走过来,发现有一些不现实,必须靠记者靠学者,才能把他们的问题呈现出来。重点是我们的作者立场是什么、关怀是什么。要呈现出不同的声音,因为一定没有一个真理,我们只能是靠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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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作为主流改良主义学界劳工领域专家的潘毅,对最近出现的工人题材“出版热”的评价和期许,希望主流出版界不只是反映工人现实,更要有一种批判的视野、要发挥积极的改良主义功效。


她的评价对我们追求阶级立场的工研者没有正面参考意义,但值得了解、辨析。

另外,她说其他人都没注意到工人群体已作为阶级力量的存在、只有她们改良学界注意到了,呵呵,完全不把左翼放在眼里。


P17-330(2013-5-3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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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2500

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2014-10-25 00:17|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622| 评论: 8|原作者: 潘毅|来自: 作者供稿



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

潘毅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1998年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完成社会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代表著作有《中国女工》,《大工地》(合著)和《我在富士康》(合编)等。她的近期英文著作见于Modern China, China Quarterly, China Journal 和Global Labor Journal 等等。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本文尝试探索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工人阶级  农民工  世界工厂  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可以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我们却遭遇上这样一群人:在林林总总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工人。在以自杀式地反抗之余,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工人写过一首名为《在这里》诗,他们用呐喊的方式表达了工人的迷茫与不满。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在这里》富士康工人仁兴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电子生产组装企业,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家代工厂,拥有中国工人一百四十万人。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但是,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新工人阶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经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有名的当属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切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危机的氛围之中。官方开始“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被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的民工潮。所以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建立在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为也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累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城市的劳动关系也急剧发生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产权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阶段: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与外资和私营资本竞争,“甩包袱”成为国企的一种策略。工人大规模下岗,一些国企的生产资料也被私有化,而继续运营的国有企业则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了旧有的国企工人,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派遣工问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复存在。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其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儿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国家却不给他们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无产阶级化与马克思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迪皮斯·查克拉芭提,2005)。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业化伴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因为制度性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劳动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理解今天的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产品,他和自己的商品产生了对立。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新工人正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马克思《资本论》中详细描述英国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材料基本上来自于英国政府的文件,其中有关早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材料更是直接来自于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工厂观察员的报告。当时的英国政府出于为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考虑,通过各种措施试图限制资本的过度剥削,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对劳工状况的关注和调查远远比不上19世纪的英国。国家体制更进一步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给他们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政治。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重运动”。他认为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晚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遇到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是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却都被严重架空,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无疑是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打工者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反之,城市的中产阶级,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通过过度的消费,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

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这些尝试即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最多也不过是出于善心的聊以自慰罢了。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这种无权地位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亦服务于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一种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新格局。因此,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农民工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我们认为,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因而,如何走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在反思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调整劳动关系,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出路问题,重新赋予其主体性的地位。


工人力量与阶级形成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还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卢卡奇,1999;葛兰西,1992;另参见伍德:2008)。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行动了(Laclau and Mouffe:1985)。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 (Wright 1989)。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为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次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的背后的剥削关系。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

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吊诡的是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新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新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二,在许多行业中,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在生产线、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新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这首“讨薪之歌”所揭示的,当工人辛辛苦苦劳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和主角,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厂和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工人在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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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学者潘毅
2013-08-26 11:07:53  来源:南风窗  作者:甄静慧    点击数量:918

摘要: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穿着宽大的亚麻衣服,挎个麻布包包,走路时阔袍大袖扬起来,似乎大风一刮就会飘走。”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梁自存来自中国内地,原来在清华大学读硕士,随潘毅做过一些调研,就铁了心要跟她。

眼前这个女人瘦瘦小小,穿着宽大的亚麻衣服,挎个麻布包包,走路时阔袍大袖扬起来,似乎大风一刮就会飘走。她一开口说话就眯着眼睛笑,就像我们已经很熟了,怎么都无所谓。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1年,其时她正带着西班牙经济学教授Inaki满中国跑,在北大、中大、香港理工大学演讲,“推销”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第二年,又闻说她在北京折腾社会经济论坛。

似乎不易理解,这个从“资本主义的”香港来的学者,却对社会主义有着异乎寻常的执著,并批评“没有经济民主作为基础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不彻底的民主”。

她还有个“怪僻”,对跟随她读硕士、博士的学生有个不成文“规矩”―不允许他们毕业后呆在高校的学术殿堂里,把他们通通“赶”下去,回内地当基层干部、办NGO。

事实上,她自己呆得最多的地方也是“田野”。闻知我要约访她,一位记者咋呼着说,“她一定不简单”―这位记者曾听她学生说,去年他们去做尘肺病调研,贫穷乡村土房子条件太差,为了凉快点,晚上她直接躺倒在泥土地上睡,由是生出惊叹,“什么教授能睡土地板啊!”

她是潘毅,一个接地气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


不走寻常路

你要是问潘毅,“在香港学术界,你可算一朵奇葩?”她会兴高采烈答,“是是是。”仿佛那是一种荣耀。

她当然有在学术主流中扬名立万的资本。在极其崇尚精英主义的香港,她的学术道路顺遂得连自己都感叹:1998年于伦敦大学完成人类学博士学位即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05年因《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下称《中国女工》)一书获得被誉为“社会学界奥斯卡奖”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刚刚40岁出头便升任香港理工大学正教授,在香港高校中算得上是年轻有为。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于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就隐约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不会走一条主流的学术道路。

与那些安安稳稳呆在学术殿堂里的学者不一样,潘毅个子虽小,却特能折腾。你要是突然给她打个电话,她多半不在香港,要么在工地听故事,要么在尘肺村睡地板,要么正在大东北煤矿把自己闹得灰头土脸。“我相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大于理论’,理论是由复杂的社会现实抽象出来的。所以我的根基是深入社会进行调研。”她反对很多学者“理论先行,然后套入现实社会”的方式。

《中国女工》是她因关注中国工人问题崭露头角的“第一炮”。2007年,她又盯上了内地建筑行业,召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在建筑工地调研,在媒体撰文、发布大量调研报告,质疑大行其道的“建筑包工制”。

一般学者调研,目的是做出学术成果,但于潘毅而言,那才是刚刚开始。她的调研报告均成系列:新鲜出炉,先到处联络媒体和网络,向公众发布;然后她会关注问题有没有改善,于是再去调研、发布报告。甚至同时发起社会行动、成立NGO,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

较为完整地观察她,会发现一条“调研-通过媒体施压-社会行动/成立NGO-再调研-再施压”的脉络。她非常喜欢媒体,喜欢到一个记者跟她说话时完全嗅不到学者式的矜持。听到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时,她还会兴奋地拍桌子,笑得牙齿露出来,眼睛看不见了,说,“对对对,这个你写,这个你写。”

她有一股韧劲,一旦盯上了某个认为不对劲的问题,就死咬不放。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环跳楼事件,她与内地、台湾学者联合,成立两岸三地学者调研团队,做出一份超过7万字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富士康“六宗罪”: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半年后的2011年3月,他们又针对“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进行第二次调研,这次潘毅要求部分学生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两个月后,第二份调研报告出炉。

转眼间3年过去,社会关于富士康的讨论虽然尚未停止,但各方关注无疑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唯在潘毅这里并非如此,她和学生们仍默默地活跃在富士康周围:调查、监督,为工人提供服务、培训。还有一些零散的调研结果出来,以致有媒体编辑说,“现在最怕听潘老师提富士康”―新闻热度确实过去了,但又知她的满腔义愤,不忍泼她冷水。

从早期女工,到建筑工人、富士康、煤矿工人,潘毅的关注点始终着眼在中国内地工人问题上,这样的课题不要说在香港学术界根本没人感兴趣,上世纪90年代即使在中国内地也少人问津。作为一个民间学者,她的犬齿不算太锋利,被她咬一口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只要问题一天不解决,她会10年如一日地一直咬,令企业和政府部门如芒在背,不得安宁。这种主动与媒体交好和“死缠烂打”的风格,也与香港学术界的精英主义格格不入。“她的行事风格更像NGO。”另一位媒体人说。


反精英

在潘毅看来,她之所以变得“另类”,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我在内地出生,小学4年级才移民香港,把很多早期社会主义的记忆带到了香港。”因为新移民身份,她既看到香港繁荣的一面,也看到了社会的分化。“在这里出身很重要,中产家庭的下一代会一直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准,没钱的人则再过几代都不可能买到房子,有钱人和穷人生活的社区完全隔离,几乎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

“香港也不是所谓福利的天堂。财富被垄断在少部分人手里。当一个公务员、一个大学老师,你可以过中产以上生活,买楼,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但普通人呢,没有失业金,没有养老金,最低工资也是近两年才出现的。”

潘毅并不是这种社会体制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她本是个不大不小的“既得利益者”:虽是新移民,家庭条件却相对富裕,自己又是被视为精英阶层的高校教授。但她厌恶从这样的社会分化中获益。

“我是一个非常反精英的人。”她说,在香港和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结果,内心非常失望,因此对曾经生活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想象。然而,当她真正踏足中国内地,袭来的是别样的感受。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大批港台企业将生产线往大陆转移,正在念大学的她跟着师兄师姐到珠三角早期工厂调研,发现“一件衣服在香港卖5000元,工人每月只有一两百元工资”;工人被要求住在工厂,窗户装上密密的铁栏,防止他们偷了东西往外扔;“工厂经常发生火灾,他们无法逃生,一次就烧死七八十人”。

她震惊了,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市场经济)付出这样的代价,这种付出是否必要?”后来,她撰写博士论文,自然而然选择了“中国女工”为课题,且在珠三角的工厂呆了七八个月,与“打工妹”们同吃同住,跟着她们探亲访友、回乡过年,同时,看着她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工伤、怀孕、堕胎、自杀……

这次刻骨铭心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她后来“剑走偏锋”的学术方向。

“我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允许自己的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周末,一间集体宿舍住着几十名工人,一把火就把他们烧死。”总是笑眯眯的她罕有地露出交织着悲伤和愤怒的表情。

“我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早看到工人所面临的处境,或者说阶级矛盾的问题。”当她这么说的时候,非关炫耀,有的怕是孤独与忧伤。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她一再找其他学者探讨,渐渐明白彼此分歧所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大学教授在这里享有地位和资源优势,大部分人都不会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有所质疑。内地学者则往往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如‘美国梦’怀有向往。他们认为,当时的种种问题只是‘阵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监管不力,如果继续开放市场,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并不是这样的。香港够成熟了吧?现在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就是当年香港的矛盾。”


“我无法站在高处看别人的痛苦”

“怎么办?社会主义!”潘毅说。但她绝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左派人士寄希望于上层人士的改革”,她恰恰相反,对官僚架构和公知群体均不抱希望。

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四五个版本的《中国女工》,书的原版是英文,2005年出版后被译为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中文出版发行。然而鲜少有人知道,这本书1997年就写完了,被她搁在一旁,一直到需要参评科大终身聘用制资格时,才不得已发表。

原因是,她“不知道这本书写给谁看”。“写书的时候,用了在当时很前卫的后现代理论”,完稿,她即反思:这样的书,学术圈看了有用吗?女工们呢,根本看不懂。“成名作”的写作在她看来是极不成功的。

酝酿这本书的1996年,潘毅和同学完成中国女工调研项目后,在深圳成立“女工服务中心”,即现在“女工关怀”的前身,这是中国内地早期劳工NGO的雏形。此后,潘毅每做一个工人群体的调研,都会成立相关的NGO,为该群体服务、培训,力求提升其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等基本素质。而服务于这些NGO的,多为她的学生。

“做完学术调研,我会感到很内疚,接受不了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看到了别人的痛苦,完成自己的研究,然后离开。”她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这样做,“我要求他们毕业后全部去基层工作,有这个共识,才来跟我。”

博士生梁自存来自中国内地,原来在清华大学读硕士,随潘毅做过一些调研,就铁了心要跟她。我们见面的时候,摄影师正在替潘毅拍照,他“扑哧”一声笑,“还以为谁在拍婚纱照呢。”潘毅指着他嚷嚷:“这个学生很坏!”

大男生眼里的潘毅亦师亦友,“她待人完全平等,生活中你不会把她看成老师”,但内心的尊重并不稍减分毫。潘毅跑过来反驳,“哪里平等,他经常欺负我。”我们赶她走,她又“蹬蹬蹬”跑开了。

读研时,梁自存曾想到高校任教,现在完全改变了主意,打算毕业后回内地成立劳工NGO。这条路已有很多师兄师姐走过―近四五年,潘毅没有招过一个香港学生,追随她的都是来自中国内地,愿意在社会底层服务的青年。

潘毅的写作风格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发生变化。“现在我的目标很清晰,所有书都是写给大众,写给工人群体看的,我希望扮演一个启蒙教育的角色,教育应该是为平民而做的。”

她并非苦大仇深的那种人,却热衷于践行改造社会的理想。“我现在想回内地教书,再也不写那什么鬼的英文著作了。”最后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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