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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法国往何处去?》

《法国往何处去?》

<h2>1936年法文版序言</h2>

(1936年6月10日)

    这本小册子收录的几篇文章,写于过去两年半;确切地说,是从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波拿巴分子、保王派开始结盟[1],到1936年5月至6月的大规模群众罢工的这段时间。政局的变动是何其剧烈啊!人民阵线的领导人,肯定是想把这个向左的剧烈摆动,归功于自己的远见与政策的。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这次政治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政党的联盟[2]只能算是第三流的因素。共产党、社会党与激进党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它们谁也领导不了。它们被事态的发展甩到了后面。出乎(它们)意料的1934年2月6日暴动给它们造成的打击,迫使它们抛弃了昨天的口号与思想,并彼此结盟,试图自救。同样出乎它们意料的1936年5月至6月的罢工,给这个议会联盟造成了无法补救的打击。肤浅的人会以为这是人民阵线的顶点,其实这是它的垂死挣扎。

    本书中有许多段落,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它们是针对法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危机中的不同阶段而写的,明白了这一点,读者就会理解,为什么笔者在这些部分的行文会有重复之感。如果完全避开重复之处,就会破坏每一部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会使文章失去活力,而文章的活力正是事件本身的活力的反映。读者终究会发现,这样写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工人运动的顶层统治者中间,马克思主义已经遭到了全面的抹杀。最庸俗的偏见,现在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与工会领袖的正式信条。相反,革命现实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虚伪的宣传而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是“宗派主义”的声音。必须更加坚持不懈地面向先进工人,<b>反反复复地</b>向他们解释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原理。

    读者可能会在本文或笔者其他应一时之需而写的文章中,发现个别孤立的矛盾。我们没有删去这些矛盾之处。其实,这些“矛盾”,反映的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我们认为,本书总的来说,还是经受住了各种事件的考验的,而且它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种种事件。

    这次大罢工,的确给至今仍在弥漫着酸腐味的各个工人组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吹走了各种“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工会的”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毒气。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仅凭这次罢工就能完成。还得以艰苦的阶级斗争为基础、进行顽强的思想斗争才能完成。但是,这次危机接下来的发展,将会告诉人们: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错综复杂的事态给出及时的分析,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及时的预测。

    1934年2月标志着反革命首次认真地联合起来发动进攻。1936年5月至6月预示着第一波剧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指出了两条前路:一条通往意大利,另一条通往俄罗斯。布鲁姆政府还在以议会民主的名义运转,但议会民主将被这两块巨大的里程碑碾得粉碎。无论接下来会到哪个阶段,无论会出现哪种过渡性的结盟与联合,无论会有什么样的局部进攻与退却,无论会发生什么策略性的插曲,最后还是只能在法西斯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中间选择一个。这就是本书的意图。

                                         列夫·托洛茨基

[1]俄裔法国人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Serge Alexandre Stavisky,1888—1934)因长期进行投机诈骗而暴富,凭借政界的包庇,他多次躲过处罚,但纸终究包不住火,1933年12月他伪造担保品发行债券的勾当终于东窗事发,他随即潜逃。随着对他的案件的调查,他曾诈骗和贿赂大量政界人士的罪行被公诸于世,舆论顿时轰动。1934年1月8日,潜逃中的斯塔维斯基在瑞士边境附近被发现中弹身亡,警方公布的结果是“畏罪自杀”,使舆论更加激化,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法西斯分子借机大做文章。1月27日,由于数名与斯塔维斯基事件有牵连的内阁阁员相继辞职,激进社会党的卡米尔·肖彤(Camille Chautemps,1885—1963)内阁倒台,由同属激进社会党的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1970)接任。达拉迪耶上台后,撤换了同情右翼的巴黎警察总监让·恰普(Jean Chiappe,1878—1940),多个极右组织趁机煽动群众,于2月6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演变为暴动,警察开枪镇压,造成15人死亡,达拉迪耶遂于2月9日辞职,由保守的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1863—1937)上台组阁。这次法西斯暴动促成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中译者注

[2]指由法国共产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h2>法国往何处去?<h2>

(1934年11月9日)

    我们希望本文能让先进工人理解法国在未来几年的走向。对我们来说,法国既不是证券交易所,不是银行,不是托拉斯,不是政府,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教会——这些都是法兰西的压迫者——法国就是工人阶级与被剥削的农民。

<h3>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h3>

    战后,革命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西班牙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才完全掌握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并学会了如何建立与维持工人国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由于自己的领导层的错误,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结果,政权从他们手里溜走了,从左派手中换到右派手中,最后落到了法西斯主义手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无论在哪里,议会都做不到调和阶级矛盾、保证事态的发展和平地进行。解决冲突的是手里的武器。

    长期以来,法国人民都以为不管法西斯主义再怎么折腾,也是不成气候的。他们有共和制,在这个制度下,享有主权的人民通过普选,对一切问题进行商讨。但就在1934年2月6日,几千名法西斯分子和保王派分子,拿着手枪、棍棒和匕首走上街头,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反动政府,把长期包庇法西斯团伙、任其发展壮大和建立武装的杜梅格[1]捧上了台。到了明天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法国今天仍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一样,仍有议会、选举、民主权利存在,或者说它们的残留物依然存在。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阶级斗争都在激化,就像阶级斗争曾在意大利和德国激化一样。

    还在用“法国又不是德国”这种话来自我安慰的人,是无药可救的。资本主义衰朽的法则,在所有国家里都一样有效。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社会就没有出路。它注定会危机重重,穷上加穷,惨上加惨。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衰老与瓦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但这个过程的基础特征,在哪里都是一样的。<b>资产阶级正在拉着整个社会走向彻底破产</b>。它既不能保证人民有面包吃,也不能保证人民有和平可享。<b>所以它才无法继续容忍民主秩序</b>。它不得不动用武力来打垮工人。但是,光靠警察,是无法平息工农的不满的。而且,动用军队来镇压人民,往往也是行不通的。它以军队的瓦解开始,以大量士兵转到人民一边告终。所以,金融资本不得不建立专门的武装团伙,像训练专门用于打猎的狗一样,训练他们对付工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当资本家发现民主机制已经不能帮自己进行管理和统治的时候,用它来打垮工人阶级、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扼杀一切政治自由。

    法西斯分子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彻底挤垮的小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秩序中毫无出路,但它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走。法西斯分子把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愤怒和绝望从大资本身上转移到了工人身上。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任凭自己沦为自己的死敌的打手的行为。大资本就这样摧毁了中产阶级,然后又利用法西斯煽动家,挑唆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去对付工人。只有用这般阴险毒辣的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得以保全。但能保住多久呢?只能撑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h3>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开端</h3>

    在法国,从民主堕入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刚刚进入第一阶段。议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权力,以后也不可能恢复。议会里的多数党被2月6日吓得半死,叫来了大救星和裁决者杜梅格,把他推上台。他的政府凌驾于议会之上。这个政府能上台,并不是靠“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而是由官僚机构,由军队和警察直接推上去的。所以杜梅格才会禁止公务员或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政治权利。他需要一个顺从的、守纪律的官僚机构,这样他才能立于这台机器的顶点,而不用担心掉下去。议会多数党对法西斯分子和“共同阵线”(common front)怕得要死,不得不向杜梅格屈膝投降。

    目前,关于即将进行的“改宪”,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比如修改关于解散众议院[2]的权利的条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只具有一个法律上的意义。在政治意义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用去凡尔赛,改宪就已经完成了[3]。武装的法西斯团伙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使金融资本凌驾于议会之上。这就是现在的法国宪法的本质所在。其他的无非都是幻想、玩弄词藻或故意欺骗。

    杜梅格目前扮演的角色(跟可能接过他的位子的塔尔迪厄[4]之流一样)并不新鲜。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曾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过类似的角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本质:它立足于彼此相争的两大阵营之上,在官僚—军事独裁的帮助下,“拯救国家”。拿破仑一世代表着资产阶级仍处于奋发向上的青年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当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秃顶的时候,发展出了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而在杜梅格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衰朽时期的年老体衰的波拿巴主义。

    杜梅格政府代表着从议会政治转向波拿巴主义的第一步。为了保持平衡,杜梅格把法西斯分子放在右手边,把那些推他上台的党派放在左手边。要他下令解散——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爱国青年同盟”[5]、“火十字团”[6]和“国王的卡美洛”[7],等于砍掉他的根基。

    当然,政局还是有可能发生暂时的变动。所以,法西斯分子若是过早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政府的高层略向“左边”摆动。杜梅格可能会暂时让位,不是让给塔尔迪厄,而是埃里奥[8]。但是,首先谁也不敢肯定,法西斯分子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企图发动政变。其次,政府高层略微倒向左边,并不会改变整个过程的整体走向。它只能把决战的时刻推迟一些。

    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和平民主去了。事态正在不可避免、不可阻挡地走向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

<h3>波拿巴主义会坚持多久?</h3>

    目前的过渡性的波拿巴主义体制,能坚持多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还有多长时间来为最后的决战进行准备?这个问题,自然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的。但是一些因素是可以确定的,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可以估算出这整个过程发展的速度。而这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b>激进党</b>的近期命运。

    我们前面讲过,目前的波拿巴主义体制的出现,与两大极端的政治阵营开始进行内战有关。它的主要物质支持,来自警察和军队。但它也从左派——激进社会党——那里得到了政治支持。而这个党的群众基础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这个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城乡大资产阶级的“民主”代理人,他们有时会给人民一些点滴的改良,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给人民一些民主的词藻;他们天天都在(用嘴皮子)同反动派和教权派斗争,保卫自己的党;但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执行的是大资本的政策。

    激进社会党害怕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更怕无产阶级的威胁,它不得不走进波拿巴主义的阵营。就像被骑手骑着的骆驼一样,激进党四肢跪地,让资本主义反动派骑到自己背上。没有激进党的政治支持,杜梅格政府现在是不可能撑下去的。   

    如果把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演变,同德国对比一下的话,杜梅格政府及其可能的继任者,就相当于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之间的布吕宁[9]、巴本[10]和施莱赫尔[11]三届政府。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不同之处,这<b>可能会</b>产生巨大的重要意义。德国的波拿巴主义,是在各民主政党已经垮台、纳粹党又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时候粉墨登场的。德国的这三个波拿巴主义政府,自身的根基都十分薄弱,只能在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b>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b>——之间的深渊上走钢丝。这三个政府都是很快就倒台了。无产阶级阵营陷入了分裂,对这场斗争没有做好准备,并遭到了自己的领袖的愚弄和出卖,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所以纳粹党几乎是不战而胜的。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至今仍然不能代表一支群众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从激进党那里得到了支持,尽管激进党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它,而且这种支持本身也并不牢固,但它的支持毕竟还是具有群众性的。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联系。从自身的社会性质来说,激进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征服了小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换句话说,<b>法西斯主义要想在法国取得进展,首先就得搞垮激进党</b>。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虽然还处于初步阶段。

<h3>激进党的角色</h3>

    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利用上一次地区选举的结果来帮助分析。两个极端——反动政党与工人政党——得票都增加了,而中间的激进党的得票减少了。但是这一增一减暂时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这事关议会选举的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疑值得更慎重地考虑。对于我们来说,这选票的一增一减,本身的意义并不大,但它是一个征兆,反映了群众的意识的变化。

    这些征兆表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已经开始被两大极端阵营代替了。也就是说,议会体制的残余部分,正在被加速蚕食。两大极端阵营都正在发展。它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逼近。不难理解,这个过程是绝对无法逃避的。

    激进党的角色,是帮助大资产阶级,给小资产阶级保存一丝希望,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处境能够逐渐地、和平地得到改善。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大规模的破产尚未发生、小资产阶级对未来的希望尚未破灭的时候,激进党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当然,激进党的纲领总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从来没有代表劳动者进行过一项认真的社会改良,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控制着权力的一切真正的机关——银行、证券交易所、媒体、政府高官、重要外交官和总参谋部——的大资产阶级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激进党有时候会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主要是在省一级范围内,然后又借此大肆宣传,让人民群众继续保持着幻想。所以它还能撑到最后的危机。现在就连最落后的农民都已经看明白了,这次的危机并不是战前常见的那种普通的、持续时间不长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危机。他们号召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农民说不上来。没有人去把该说的话告诉他们。

    资本主义使生产资料被人民群众的穷困所瘫痪,使它被同一个资本主义所毁灭。因此,整个制度已经开始衰退、解体、腐烂。资本主义不但不能带给劳动者半点新的社会改良,就连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都做不到了。整个欧洲都已经进入了消除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改良的时代。掠夺与窒息群众的政策,并不是出自反动派的任性妄为,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没有被空话愚弄,就一定会弄懂这个基本事实。

    所以,整个欧洲的改良主义民主政党,才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力量,并逐渐瓦解。法国激进党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傻瓜才会以为,在最糟糕的反动面前,达拉迪耶[12]的投降或埃里奥的背叛,是出于偶然的、一时的原因,或是由于这两个可悲的领袖缺乏个性。根本不是这样!凡是重大的政治现象,总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民主政党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瓦解。大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说:“现在没空开玩笑了,你们再跟社会党调情,再向人民承诺什么金山银山,我就要叫法西斯分子了。2月6日只是第一次警告,给我放聪明点!”然后激进党这头骆驼就立刻四肢跪地。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做。

    但这样救不了激进党。在人民看来,它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派拴在了一起,这必然会加快它的末日的到来。在地区选举中,激进党获得的选票减少了,它提出的候选人的当选人数也减少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激进党瓦解的过程,将会越来越快。全部问题在于:激进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那么它的瓦解对谁有利呢?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动中间,哪一个能大胆而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向中产阶级伸出手,给中产阶级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纲领呢?最重要的是,它们中哪一个能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自己能够扫清一切障碍,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从而赢得中产阶级的信心呢?

    这个问题,决定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不仅仅是法国,更是全欧洲。不仅仅是欧洲,更是全世界。

<h3>“中产阶级”,激进党与法西斯主义</h3>

    纳粹党在德国获胜后,法国的各种“左派”政党与团体一再谈论:必须稳住“中产阶级”,不让他们倒向法西斯主义。为此,社会党内以雷诺德尔[13]为首的一派,脱离了社会党,向激进党靠拢。但是当思想还停留在1848年的雷诺德尔向埃里奥伸出双手时,埃里奥却已经把一只手伸向了塔尔迪厄,另一只手伸向了路易·马朗[14]。

    不过,这绝不是说工人阶级应该抛弃小资产阶级,任其听天由命。哦,不,当然不是!要接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反法西斯斗争乃至夺取政权的斗争胜利的必要前提。只是这个问题必须以正确的形式来提出,为此,必须清楚地理解“中产阶级”的性质。一味地重复概括性的公式,却不去分析它的社会内容,在政治中,特别是在关键时期,这种做法是最最危险的。

    当代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一国的政治形势,归根结底是由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社会的基础阶级是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只有这两个阶级,才拥有自己的明确的、连贯的、独立的政策。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它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与它在社会成分上的不均匀性。它的上层与大资产阶级有着直接联系。它的下层又与无产阶级相互重合,甚至还会跌落为游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政策,这与它的经济状况是相符的。它总是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摇来摆去。它的上层倾向右翼;它的受压迫与受剥削的下层,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急剧左转的。激进党的政策总是混乱的,到头来总是会破产的;为了安抚下层群众,它要与社会党组成联合内阁,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它又要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组成民族联合内阁,它总是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定;这都是由“中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所决定的。<b>当大资产阶级自己也已经陷入绝境,不允许激进党再犹豫下去的时候,激进党的最终瓦解也就开始了。</b>

    小资产阶级,城乡中的破产群众开始不耐烦了。对于它自己的上层阶层,它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它开始相信,自己的政治领导层背叛了自己,已经破产了。贫农、手工艺人、小商贩开始相信,在他们与市长、律师之间,在他们与埃里奥、达拉迪耶、肖彤[15]之流政治贩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都是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幻灭、不耐烦与绝望。法西斯煽动家污蔑和咒骂议会民主,说它藏污纳垢,里面尽是野心家和贪污犯,却什么也没有给劳动人民。这些煽动家向银行家、大商人和资本家挥舞起了拳头。他们的话语和姿态正好迎合了陷入绝路的小有产者的情绪。法西斯分子表现出了勇气,他们走上街头,攻击警察,并企图用武力驱散议会。这让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钦佩不已。他对自己说:“激进党全都是卖身投靠银行家的骗子;社会党总是保证要消灭剥削,却从来不干实事,共产党根本什么都不懂——今天先干好今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先看看法西斯分子能不能拯救我们吧。”

<h3>“中产阶级”一定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吗?</h3>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16]等人以为小资产阶级特别依赖民主,所以必须紧紧拉住激进党的燕尾服的尾巴。何其荒谬的蠢话!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关心的不是果壳,而是果肉。它要拯救自己,使自己免遭穷困与破产。如果民主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那就去他的民主吧!每个小资产者都是这么思考或这么认为的。

    在市镇、地区和议会里,下层小资产阶级向本阶级的“有教养的”上层发起的反抗不断增加,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主要源泉。此外还可以加上被危机打得粉身碎骨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律师、议员和当上了部长的暴发户们的怨恨。这也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造反。

    这是不是说,小资产阶级一定、必然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呢?不,这种结论是可耻的宿命论。

    一定、必然会发生的,是激进党的毁灭,与所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激进党挂钩的政治团体的毁灭。

    在资本主义衰朽的情况下,追求民主改良与“和平”进步的政党,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无论法国走上什么道路,激进党在背叛了小资产阶级后,就会被小资产阶级抛弃和唾骂,最终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随着我们的预测一一被事实证明,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被我们说服。激进党将在新的选举中失败。从底层的群众到上层的野心家,一批又一批的党员会离开它。脱党、分裂与背叛将会层出不穷。任何计谋、任何结盟都救不了激进党。它会拖着雷诺德尔—戴亚[17]的“党”一起坠入深渊。资产阶级社会再也不能在所谓的民主方法帮助下克服自己的困难了,这个事实决定了激进党的末日是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完全不是说,追随激进党的群众<b>必然会</b>寄希望于法西斯主义。中产阶级青年当中,士气最低沉、社会地位跌落得最厉害、而又最贪婪的那部分人,确实已经选定了这条路。他们是法西斯团伙的人力储备,构成了法西斯团伙的主要部分。但城乡的底层群众还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么重大的抉择面前,他们犹豫了。正是因为他们还在犹豫,所以,尽管他们已经对激进党失去了信任,却还是会投激进党的票。但是,他们的犹豫不决,却不会持续几年,最多会持续几个月。

    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将以狂热的速度进行。小资产阶级只有在确信还有另外的出路的情况下,才会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另一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h3>小资产阶级真的害怕革命吗?</h3>

    自以为洞悉人性的议会痴迷症患者总是说:“不要拿革命来吓唬中产阶级,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一般来说,这种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只要生意还算顺利,只要小有产者还相信明天会更好,他就会喜欢秩序。

    但当他陷入绝望时,他就很容易被激怒,并且随时可以动用最极端的手段。要不是这样,他又怎么会推翻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政权,并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呢?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了对抗大资本的力量,并相信法西斯主义跟只会耍嘴皮子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一样,他们会用武力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理解这一点:不能放弃使用武力。

    谁要是断言,现在的小资产阶级害怕“极端手段”,所以不会走向工人阶级政党,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也就是它的广大群众,只看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议会机关。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能力,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做好了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的准备。

    要是工人阶级政党能做到这些的话,抛弃激进党,改为支持它在议会中的左边的伙伴,是否值得呢?濒临破产、穷困潦倒而牢骚满腹的有产者就是这样想的。不了解农民、手工艺人、职员、小公务员等人的这种心理——由社会危机而产生的心理,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依附性的,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所以它无法得出独立的政策。它需要一个领袖来鼓舞它,才会有自信。这个领袖,或是领导集体——比如说,一个名人,或是一个党——可以由两大基本阶级之一提供给它——不是大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把这些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并把他们武装起来。用这些卑微的人组建了战斗队。这就使小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幻想,好像他们自己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开始想象自己真的能对这个国家发号施令。这种幻想和希望能令小资产阶级忘乎所以,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小资产阶级也能在无产阶级中间找到自己的领袖。俄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示范,还有西班牙也部分做出了这样的示范。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小资产阶级也曾被引向这个方向,但当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没有成长到与自己的历史任务相符的水平。

    为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无产阶级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为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必须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准备。无产阶级在革命党的锻炼下,做好了进行关键的、无情的斗争的准备,然后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纲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只对大资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对于辛勤劳动的你们,我们希望能以一个具体的纲领为基础,同你们结盟。”农民会听懂这种话的。但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夺取政权。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清除一切关于统一战线的暧昧不清、优柔寡断和空话大话。必须理解形势,并认真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h3>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结成反中产阶级的联盟</h3>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等人真的认为,同激进党结盟就是跟“中产阶级”结盟,这样就能形成一道抵挡法西斯主义的防线。他们眼里只能看见议会的影子。他们看不到群众的真实演变,只会追逐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激进党”,同时,激进党也背弃了他们。他们以为,在发生重大社会危机的时代,阶级之间的联盟,是可以用由一些支离破碎、时日无多的议会小集团拼凑起来的联盟来代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并不是一个议会统计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动态的问题。

    必须建立这个联盟,并在斗争中巩固它。当前政局的全部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开始挣脱议会纪律的束缚,并开始摆脱保守的“激进”派的监护——他们总是在愚弄人民,现在更是彻底背叛了人民。在这种形势下,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要遭受人民的唾骂,并把小资产阶级推进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让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成唯一的救星。

    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浪费半点力气去拯救这个已经破产的政党。相反,它必须全力推动群众脱离激进党的影响。它越是热诚、大胆地执行这个任务,它就能更快、更确实地促成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盟。做事应该抓住重点,而不是细枝末节。历史的进程是很快的。落后于历史的人是可悲的!

    当弗洛萨尔否认社会党有权揭露和削弱激进党、有权加快激进党的瓦解时,他的面貌就不是社会党,而是保守的激进党了。只有相信自己的纲领、并且力争把所有人拉到自己的旗帜下的政党,才有历史上的生存权。否则它就不是政党,只是一个议会集团,一个野心家的帮派。帮助劳苦大众摆脱资产阶级的致命的影响,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利,更是它的基本义务。这个历史任务在目前显得特别紧迫,因为激进党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拼命为反动派打掩护,麻痹和愚弄人民,以此来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那激进党左派呢?他们向埃里奥投降了,就像埃里奥向塔尔迪厄投降一样。

    弗洛萨尔可能会把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给弄成一个“左派”政府,也许这个“左派”政府会解散法西斯组织,拯救共和国。这是对民主的幻想和对警察的犬儒态度的混合物,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混合物更荒谬的了。当我们说<b>必须建立工人民兵</b>——我们下面还要仔细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弗洛萨尔和他的跟班们就要反对了:“我们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思想手段来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当我们说只有大胆发动群众才能挖掉法西斯主义的根——这也是同激进党斗争的唯一一种可行手段——的时候,还是这些先生回答我们:“不,只有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政府才能拯救我们。”

    何等可悲的蠢话!激进党曾掌握着政权,如果他们是自愿把政权让给杜梅格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弗洛萨尔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用保王党的匕首威胁过他们的大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正在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进军的无产阶级。最可悲的是,弗洛萨尔被激进党的恐慌给吓坏了,居然建议达拉迪耶投降。

   想象一下——这个假设显然不太可能成真——激进党要是同意抛弃杜梅格,同弗洛萨尔结盟,就会有三倍的法西斯分子涌上街头,这次他们会得到警方的直接合作,于是激进党和弗洛萨尔就会立刻钻到桌子底下,或是躲进各部官邸的洗手间里。

    不过,让我们想象得更大胆一些吧: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解除了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那谁来解除警察的武装呢?是谁用左手没收了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又用右手把这些武器还给法西斯分子的呢?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的闹剧,只会提高法西斯分子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士的威望。只有在打击法西斯团伙的同时,在政治上将他们孤立,这样的打击才能奏效。

    同时,这个假想中的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依然不能让工人或小资产阶级群众获得半点好处,因为它不能够向私有制的根基发动进攻,然而,不没收银行、大型商贸企业、基础工业和运输业、不对外贸进行垄断、不采取一系列其他的重大措施,就不可能帮助农民、手工艺人和小商贩。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的无为、无能、谎言将会引发小资产阶级的暴动狂潮,并逼得小资产阶级坚定地倒向法西斯主义,只要……只要这个政府真的有可能成立。然而还是得承认,弗洛萨尔并不孤单。10月24日,温和的齐隆斯基[18]在《人民报》[19]上发表文章,反对弗洛萨尔重建左翼联合政府的企图,就在同一天,加香[20]在《人道报》[21]上发表讲话,维护了同激进社会党结盟的观点。加香向激进党宣称要“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一事,表示热烈祝贺。

    激进党确实宣称自己要解除任何人的武装——工人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在波拿巴主义政权手里,这种措施,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工人的。法西斯分子被“解除武装”之后,第二天早上肯定会得到双倍的武器,这里面不可能没有警察的帮助。但是,干嘛要想得这么阴暗,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呢?毕竟大家都需要点希望嘛。于是加香就这样走上了维尔斯[22]和奥托·鲍威尔[23]的老路,他们以前也曾经乞求布吕宁和多尔弗斯[24]出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以为这样就能得救呢。

    在进行这个180度大转变的时候,加香把激进党当成了中产阶级。他得通过激进党这副棱镜,才能看见受压迫的农民。同自己工作的小有产者结盟,在他眼里,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同议会里的野心家加盟,而这些野心家已经开始失去这些小有产者的信任了。

    加香不但没有助长和鼓舞刚开始萌芽的农民与手工艺人对“民主”的剥削者的反抗,没有把这种反抗引上同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反而准备用“共同阵线”的威信去支持已经破产的激进党,这样一来,就会把受剥削程度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给逼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理论上的草率与粗糙,总是会给革命的政治活动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派没有把“反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当成具体的概念,而是当成两个大口袋,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塞进去。他们把杜梅格当成法西斯分子,就像达拉迪耶被他们当成法西斯分子一样。就事实而言,杜梅格是为资本家操作和利用小资产阶级法西斯派的人,就像埃里奥是操作和利用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人一样。目前,这两种体系在波拿巴主义体制下联合起来了。而按照杜梅格自己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更喜欢由大资本主宰的军队—警察专政,而不是前途难料的内战。由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更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者”达拉迪耶便同杜梅格合作。但是,没有法西斯团伙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杜梅格政权。因此,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的分析,就会看出来: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是毫无用处的!

    至于激进党,它自己将会在行动中,不遗余力地暴露出弗洛萨尔和加香的政治白日梦是何等的不切实际、何等的反动。

<h3>工人民兵及其反对者</h3>

    要进行斗争,就必须保存和加强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各种组织、报刊、会议,等等。法西斯主义直接和间接地威胁到了所有这些东西。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尚不足以直接夺取政权,但却足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一点一点地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种攻击中锻炼自己的队伍,并在工人队伍当中散布沮丧的情绪,让工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自信。

    一些人无意中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帮凶,他们就是那些认为“武力斗争”是不应该的或没有效果的,并要求杜梅格解除他自己的法西斯卫队的武装的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裹着糖衣的毒药或虚假的希望更有害了。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工人组织表现出的“软弱的和平主义”更能助长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见风使舵、消极无为和缺乏斗志更能破坏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信心。

    《人民报》,特别是《人道报》每天都写道:“统一战线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防线”;“统一战线绝不允许……”;“法西斯分子不敢……”,等等。这些全是废话。必须直率地告诉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要被这些废话给骗了!这都是肤浅而又不负责任的记者和演说家编出来的!这是事关我们脑袋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早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反对统一战线时,我们就已经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了。统一战线会带来更多的机遇,但也仅此而已。它本身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只有群众的斗争才是关键。当《人民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共产党的队伍赶去帮助社会党的队伍,或者反过来,当《人道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社会党的队伍赶去帮助共产党的队伍,在这种时候,统一战线的价值就会显示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建、教育、训练和武装无产阶级的战斗队。要是没有工人民兵之类的自卫组织,《人民报》和《人道报》照样可以大谈统一战线的无限威力,爱写多少篇就写多少篇,但是,当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起第一次准备充分的进攻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在两个工人阶级政党里,有不少人反对工人民兵,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小,我们建议,应该对这些人的“论据”和“理论”进行一番批评性的研究。

    经常有人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民兵,而是群众自卫”。可是,如果没有战斗组织,没有专门的干部,没有武器,哪里还谈得上“群众自卫”?把防御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丢给缺乏组织、毫无准备的群众,这简直连彭蒂乌斯·皮拉图斯[25]都不如了。否认民兵的作用,就是否认先锋队的作用。否认了先锋队的作用,那还要党干什么?没有群众的支持,民兵就一事无成。但是,缺乏有组织的战斗队,则最英勇的群众也会一点一点地被法西斯团伙碾碎。把民兵与自卫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民兵就是自卫的机关。

    有些还算诚实严肃的反对者说:“号召组建民兵,就是进行挑衅。”这不是论据,而是侮辱。如果说保卫工人组织的必要性,是由整个形势决定的,那又怎么能不号召建立民兵呢?也许他们的意思说组建民兵就会“挑起”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和政府的镇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论据就是绝对反动的。自由派总是对工人说,是工人的阶级斗争“挑起”了反动。

    改良主义派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也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布尔什维克。归根结底,这些指责的核心思想就是:只要被压迫者不反抗,压迫者就不必打他们。这是托尔斯泰与甘地的哲学,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哲学。《人道报》以后要是想发展出一套“不以暴力抗恶”的教义,那它应该取下镰刀和锤子——十月革命的象征,改用那头给甘地供奶的温顺山羊做标志。

    “但是只有在革命形势中,武装工人才是合适的,可现在并没有这种形势。”这个意味深长的论点的意思就是:在形势变得革命之前,工人就应该乖乖受死。昨天还在鼓吹“第三时期”[26]的那些人,对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自我武装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和平的”、“普通的”、“民主的”形势已经被剧烈的、关键的、动荡的形势取代,这种形势可以转变为革命形势,也能转变为反革命形势。

    形势会向哪边变化,取决于先进工人是让敌人毫发无损地进攻自己,并让自己一点一点地被打败;还是唤起被压迫者的勇气,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每遭到一次攻击,就发起两次反击。革命形势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积极参与,才会形成革命形势。

    法国斯大林党现在提出,民兵并不能保护德国无产阶级免遭失败。昨天他们还在彻底否认在德国遭到了失败,并断言德国斯大林党的政策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今天他们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德国的工人民兵(红色阵线[27])。他们就这样从一个错误掉到了另一个错误上,这两种错误的方向虽然截然相反,荒谬程度却不相上下。民兵本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b>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b>。然而,德国斯大林党的政策(“社会法西斯主义才是主要敌人”;分裂工会;同民族主义勾勾搭搭;盲动主义)却导致无产阶级先锋队遭到了致命的孤立,并导致了它的覆灭。战略上已经错误百出,民兵也无力回天。

    组建民兵会导致冒险,会激怒敌人,是用武力斗争来代替政治斗争,这些统统都是胡说八道。这些话的实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怯懦。

    其实,先锋队有了强大的民兵,就能最稳妥地防止冒险,最稳妥地防止个人恐怖主义,最稳妥地防止出现血腥的自发暴动。

    同时,要想把法西斯主义向无产阶级发动内战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民兵是唯一的认真的办法。不管“革命形势”是否出现,让工人用自己的方式,时不时教训一下那些乳臭未干的爱国者,新的法西斯团伙的征募工作就会变得无比困难。

    但是,钻牛角尖的战略家又向我们提出了更惊人的论点。我们逐字引用一下:“如果我们用手枪来向法西斯分子的手枪还击,”(1934年)10月23日的《人道报》写道,“我们就会看不到这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在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时,我们面对的就是整个体制。”要在短短几句话里犯下这么多错误,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这么说,在遭到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时,是不可能进行自卫的,因为法西斯分子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得放弃全部斗争,因为当代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

    当法西斯分子杀害革命家或烧毁无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时,工人应该富有哲理地哀叹:“唉!杀人凶手和纵火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后就安心回家。马克思的战斗理论被宿命论给代替了,阶级敌人唯一的长处把宿命论者给吓倒了。当然,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法西斯团伙的壮大又是小资产阶级破产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苦难与反抗的增加,还有民兵,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既然《人道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法西斯团伙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那工人民兵怎么就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合理产物呢?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想明白的。

    他们说,“我们要对付整个体制”。怎么对付?就凭空想吗?其他国家的法西斯分子靠手枪起家,最后摧毁了工人组织的整个“体制”。当敌人发起武装进攻时,如果不进行武装自卫(自卫,是为了在轮到我们的时候发动反攻),还有什么办法能抵挡进攻吗?

    《人道报》现在总算在口头上承认了自卫,但是它只认“群众自卫”一种形式。民兵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你瞧,它让战斗队脱离了群众。可是法西斯分子的独立武装分队不但没有脱离反动的群众,反而通过组织得当的攻击,激起了这些群众的勇气和胆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在作战素质这方面,无产阶级群众要比那些丧失了原来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更差劲吗?

    陷入混乱中无法自拔的《人道报》开始支支吾吾地改口了:群众自卫似乎要求建立专门的“自卫团”。《人道报》一边反对工人民兵,一边又提出要成立专门的自卫团或自卫队。乍一看,两者只有名字不一样。《人道报》提出的名字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群众自卫”,但却不能说“自卫团”,因为这种“自卫团”不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而是用来保护工人组织的。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名字。按照《人道报》的说法,这种“自卫团”不能使用武器,以免陷入“盲动主义”。在这些聪明人眼里,工人阶级就像三岁小孩,千万不能让他拿着匕首当玩具耍。而且大家都知道,匕首被“国王的卡美洛”垄断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他们用匕首推翻了民主“体制”。话又说回来,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面前,这些“自卫团”打算用什么来自卫呢?当然,是“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既然他们手里不需要什么武器,那就只能靠双脚来“自卫”了。同时,法西斯分子会毫发无伤地狠揍工人组织。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遭到惨败,那无论如何都不是“盲动主义”的罪过。这些自欺欺人的空谈,顶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只会招来厌恶与反感。

    在回忆中那个美好的“第三时期”,《人道报》的战略家们患上了街垒狂热病,天天都在“征服”街头,并把所有不愿附和他们的狂呼乱叫的人统统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当时我们曾预言:“一旦手指甲被烧到,这些先生立刻就会变成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如今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当社会党内支持建立民兵的运动发展壮大的时候,所谓的共产党的领袖就跑向消防水龙头,向先进工人自己组织战斗队的热切愿望大泼冷水。谁还能想得出比这更无耻、更让人泄气的行为吗?

<h3>必须建立工人民兵</h3>

    在社会党的队伍当中,有时能听见这样的反对意见:“民兵是要建立的,但是不要大声张扬。”这些同志希望保守这项事业的秘密,避免好奇的人上来打听,只能说其心可嘉。但是,谁要是以为一支民兵可以悄无声息、不漏风声地组建起来,那他也未免太天真了。我们需要的是几万名战士,以后还需要几十万。只有当成百上千万的男女工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农民,都能理解民兵的必要性,并在自愿参加民兵的人身边形成一种热烈支持和积极同情的氛围时,这几万名战士才会涌现出来。当然,保密是必要的,但只有<b>技术</b>方面才需要保密。必须在集会、工厂、街头和广场公开开展<b>政治</b>宣传。

    民兵的骨干必须是工厂工人,要按照他们的工作地点把他们分成不同的队伍,他们必须彼此认识,而且,在敌人的特务进行挑衅时,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战斗队,比起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能够更容易、更确实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公开发动群众,秘密的总参谋部在危急关头,就会变得虚弱无力,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组织都必须参加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都不能只顾自己。他们必须携手发动群众。这样才能彻底保障人民民兵的成功。

    “可是工人上哪里去找武器呢?”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忧心忡忡的市侩——又唱起了反调,“敌人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工人只有几百支手枪和兜里的小刀。”

    按照这种反调的逻辑,一切都可以用来吓唬工人。这些聪明人一方面以为法西斯分子可以随便调用国家的军火库,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国家求助,要求国家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逻辑可真妙!其实,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立场都是虚伪的。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还远远没有控制国家。他们在2月6日才开始同国家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在<b>当前</b>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扯到什么大炮和坦克,都是在唬人。当然,法西斯分子比我们有钱得多。他们购买武器要比我们容易得多。但是,当工人发现自己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会更多、意志就会更坚定、也就会更有奉献精神。

    而且,除了其他方法之外,工人还可以系统地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用他们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现在,这是最重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之一。当工人开始利用从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库中夺来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军火库时,银行与托拉斯在给自己的暗杀队发钱购买武器时就会更加慎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b>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b>——当局惊恐之下,真的开始阻止法西斯分子武装自己,以免让更多的武器落入工人手中。我们早就知道,只有革命的策略,才会迫使政府作出一些“改良”或妥协,这是革命策略带来的副产品。

    但是如何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呢?当然不能光靠在报纸上写文章。必须建立战斗队。必须建立情报机关。当人们认识到我们是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主动站出来,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帮助。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28]。

    不过,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当然不是唯一的来源。法国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般来说,这个人数不算多。但要开始组建工人民兵,这个人数完全足够了。如果各个政党和工会只武装它们的成员的十分之一,就能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部队。毫无疑问,无论“统一战线”号召建立工人民兵的那天早上,会有多少人主动参加,都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只需一到两个月,各个政党和工会的捐款、募捐和自愿缴纳的党费会费,就足以武装十万到二十万名工人阶级的战士。法西斯暴徒将会立刻夹起尾巴。整个发展前景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以缺乏武器或其他借口为由,来给至今都没有尝试建立民兵开脱,是在自欺欺人。主要的障碍——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根子就出在工人组织那些保守消极的领导人身上。这些怀疑论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各种从天而降的奇迹,而不是给正在底层涌动的能量找到一个革命的出口。社会党工人必须逼迫他们的领导人立即接受建立工人民兵,否则就得让位给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力量。

<h3>武装无产阶级</h3>

    不进行宣传鼓动,罢工就无法进行。没有纠察队,罢工也无法进行;纠察队在情况允许时,可以进行劝说,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动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形式,它总是要把“思想”手段同武力手段结合起来,只是每次的比例都不尽相同。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它需要民兵,就像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基本上就是工人民兵的雏形。拒绝进行“武力”斗争的人,等于放弃了一切斗争,因为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活不下去的。

    根据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卓越论断,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武力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当政治斗争在它内部的必然性驱使下,转变为武力斗争时,这个转变是不可能随意阻止的。

    革命政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到由政治活动转变为公开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竭尽全力地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统治阶级也在为这个时刻进行准备。

    为了防御法西斯主义而建立民兵部队,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b>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武装起来!</b>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包括所有的劳动者。只有在工人国家才能<b>全面</b>贯彻这个纲领,因为工人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也因此掌握了一切破坏手段,比如所有的武器和生产武器的工厂。

    但是,赤手空拳是建立不了工人国家的。只有政治上的残障者,比如雷诺德尔之流,才会大谈什么和平、合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宪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占领的战壕给阻断了。我们面前还有不少的战壕。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警察和军队帮助下,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十二次政变。

    只有经过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权。

    经济进步和政治发展,为每一次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能够决定革命命运的,始终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政治鼓动、对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组织之后,革命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也是需要预先进行长期准备的。

    先进工人必须知道,他们将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搏斗,并赢得这场搏斗。他们必须夺取武器,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获得解放。

    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期,革命党必须不懈地向工人宣传自我武装的必要性,必须竭尽全力来帮助武装工人,至少要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给武装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胜利。

    虽然英国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胜利了,但上面所讲的一切依然有效。就算工党在下次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就算工党真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性小而又小——它立即就会遭到上议院、国王、银行、股票市场、官僚、报刊的激烈反抗,它的队伍必然会分裂,它的比较激进的左派会成为议会内的少数派。与此同时法西斯运动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市政选举中得到了警告的英国资产阶级无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而工党高层还在用这次成功来哄骗无产阶级,不幸的是,他们将不得不用让·龙格[29]的玫瑰色眼镜来观察英国的事态。就事实而言,工党的领袖对此做的准备越少,英国资产阶级准备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就会越残酷。

    “但是你们上哪里给整个无产阶级弄来武器呢?”怀疑论者又唱起了这个反调,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无能混同于客观的不可能性。他们忘记了,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发生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胜利了的革命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重要的脚步。

    无产阶级会生产武器、运输武器,可以建造大楼,然后在大楼里面据守,可以在军队中服役,并制造所有的设备。让无产阶级拿不到武器的不是锁头或高墙,而是奴颜婢膝的习性、阶级支配造成的浑浑噩噩和民族主义的毒药。

    这些心理上的高墙是完全可以打破的——石头做的墙就更不在话下。只要无产阶级想要武器——他们就能找到武器。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唤醒这种愿望,并促成它的实现。

    但是,弗洛萨尔和几百个惊恐不安的议员、记者和工会干部,又抛出了最新、最有力的论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悲剧[30]之后,难道人们还能认真地寄希望于武力斗争的成功吗?想想现在都有什么科技吧!想想坦克、毒气、飞机!!”这个论点只是暴露出了不少“认真的人”不但不想学到半点东西,反而还被吓得把以前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掉了。

    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尤为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重大问题,都是用武力解决的。和平主义者一直希望,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几十年来,市侩也在反复强调,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革命不可能发生。然而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发生。上次大战显示出了军事科技的全部威力,然而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包括胜利了的革命在内,却远比大战之前要多得多。

    弗洛萨尔等人不过是在重弹老调,尽管他们用了自动步枪、机枪、坦克和轰炸机来做证据,把这个老调给包装成了最新的发现。我们的回答是:每一台机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而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当历史的发展,把不可拖延的革命任务,当做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提交给社会时,当存在着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胜利会伴随着社会的拯救的时候——政治斗争的发展,就会给这个革命的阶级带来最丰富的机遇——敌人的军队会被瘫痪,至少有一部分军队会倒戈。在市侩头脑里,这些机遇总是一些无法重复的“幸运的偶然事件”。其实,在最出乎意料、然而又最自然而然的机缘巧合之下,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也就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都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遇。尽管如此,胜利并不会凭空出现。

    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机遇,就必须拥有革命的意志,必须拥有铁一般坚定的求胜欲望,必须拥有大胆而又敏锐的领导层。《人道报》口头上赞同“武装工人”的口号,但这只是为了在实践中抛弃这种做法。按照《人道报》的说法,目前不宜提出那些只有“在完全的革命危机中”才合适的口号。当猎物还没出现的时候,这位“过分谨慎的”猎人说,给步枪上子弹是很危险的。但是等到猎物出现时再上子弹,那就来不及了。难道《人道报》的战略家真的以为,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完全的革命危机”到来时,他们也能发动和武装无产阶级吗?为了夺取大量的武器,必须事先掌握一定数量的武器。需要军事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夺取武器的强烈欲望。事先必须不断进行准备工作,不仅要在体育馆里进行,还要在准备工作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这就是说:

    必须立即建立民兵,同时进行全面武装革命工农的的宣传。

<h3>可是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了失败</h3>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弗洛萨尔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方法,在事态的发展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在长期的经历中赢得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31]、赫尔曼·穆勒[32]和麦克唐纳[33]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同意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当选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34]、布里昂[35]、维维亚尼[36]、拉瓦尔[37]、保尔—邦库尔[38]、马凯[39]。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知道如何稳固地接过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消除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反抗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40];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又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41]去对付起义群众[42]。这给多尔弗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马索·皮维尔[43]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斗争的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b>如果</b>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再后退,最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44]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摆脱了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45]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浑水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的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向分散各地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并不难得出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46]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47]。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方法,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到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b>正确的</b>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h3>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的斗争</h3>

    我们前面讲过,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就能带来无限的机遇。只要它严肃地提出要求,它明天就能成为法国的主人。但首先它得有这个意愿。

    茹奥[48]和法国总工会[49]的整个官僚阶层仍然<b>没有参加</b>统一战线,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上面的说法不相符。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群众站出来,肩负起重大的任务、面临着重大的危险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工人想知道如何在资本面前自救,对于茹奥之“独立”于无产阶级政策这件事,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不过,茹奥倒是非常依赖资产阶级政策的)。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统一战线内的代表,能够正确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工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就会被无产阶级富有活力的洪流给冲垮。目前局势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如果发挥不了这个关键作用,就只能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而在1917年的俄国,要是……要是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阻止,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肯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了。

    我们没有专门强调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因为它们都只要统一战线,不要独立性。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曾进行过激烈的争斗,但现在只要它们停止相互批评,停止争夺对方的支持者,仅凭这一点,它们就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党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原则分歧”,但此时强调它们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会改变什么。只要原则分歧没有公开而激烈地暴露出来——比如在目前这样责任重大的时刻——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不会存在。它们就像藏在海底的宝藏。我们不打算预测这个共同的工作能否以双方的合并而告终,但在目前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在运作中,显得像是一个按照联邦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完善的政党。

    统一战线想要什么?它到现在还没有告诉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吗?但到现在为止,统一战线还没有解释过,它对于<b>如何</b>同法西斯主义斗争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此外,如果两党在其他一切问题上,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那么只需结成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纯防御性联盟就已经足够了。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统一战线几乎涵盖了两党的一切公开活动,又中止了两党之间争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的斗争。必须从这种局面中推导出一切结论。夺取政权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的目的只能是成立统一战线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成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布鲁姆[50]和加香为首的内阁。

    必须把这一点公开讲明。如果统一战线认真对待自己的话——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认真对待它——它就不能逃避夺取政权的口号。它该用什么手段来夺取政权呢?用一切能够夺取政权的手段。

    统一战线并没有抛弃议会斗争,但它之所以利用议会,首先是为了揭露议会的虚弱无力,并向群众解释:当前的政府并不以议会为基础,只有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才能推翻这个政府。

    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利用这个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体制提供的一切机遇,通过革命的打击,推翻这个体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工人国家。

    在上次地区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都增加了,共产党增加得特别多。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国共产党在它覆灭前不久,得票数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增长呢。在整个形势的逼迫下,在被压迫者当中,有广大的新阶层被逼向了左边,这一事实与极端政党的政策也没有太大关系。法国共产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是因为它出于自己的传统,仍然留在“极左”阵营内,尽管它现在执行的是保守的政策。通过这个事实,群众显示出了他们想把各工人政党<b>向左</b>推一把的意图,这是因为,群众要比他们的党左得多。社会主义青年的革命精神,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青年是整个阶级及其先锋队敏感的晴雨表,千万别忘了!

    如果统一战线不能摆脱消极无为的状态,甚至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如果统一战线开始跟激进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调情,在统一战线的“左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其他类似的政治分裂产物,就会得到加强。同时,冷漠——毁灭的先兆——将会在群众中大量出现。

    反过来,如果统一战线能保护好自己的后方与侧翼,使之不受法西斯团伙进攻,同时开始<b>在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b>,就能得到强烈的、超出最乐观的预料的回应。

    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有那些满口大话的骗子,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应该是一本书,要给它封上七个封印,把它给封得死死的,永远都不翻开。

<h3>不要消极无为的纲领,只要革命的纲领</h3>

    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首先要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群众处境的恶化还有可能得到阻止,但是,不向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革命的进攻,群众的处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精心制定的<b>过渡纲领</b>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个过渡纲领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工农政府可以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51]。

    现在需要的不是能让良心平静下来的纲领,而是能指导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纲领只停留在纸面上,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比方说,比利时工人党通过了德·曼[52]的华而不实的“国有化”计划,可是,党根本都不愿意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动一动手指头,那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是幻想的、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但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进行了疯狂的斗争。社会主义可以提出最科学的纲领,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不能大胆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纲领就一钱不值。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权危机。社会的老主人已经破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主人。

    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政权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手里!

    一个写给“中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自然会具备重大意义,只要这个纲领一方面能够符合中产阶级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又能符合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53]。但是,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仍然不是专门的纲领。中产阶级已经见过许许多多的纲领了。他们需要的是信心,相信纲领能够实现的信心。“看来,工人阶级政党这次是不会退让了”——当农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赢定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行动中显示出:我们已经做好了扎实的准备,随时可以粉碎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没有必要发明斗争的手段。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报刊上开展密集的宣传活动,坚决强调这些要点:要在议会讲坛上,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驯顺的议员来发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演讲;要把每一次选举活动都用于革命目的;要反复举行各种集会,在集会上不仅要让群众听演讲,还要让群众得到当前的口号与指示;成立和加强工人民兵;举行组织有序的示威游行,把反动团伙从街头赶出去;举行抗议罢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争取在坚决进行阶级斗争的旗帜下,把工会的队伍统一起来,并加以扩大;在军队中顽强而慎重地开展活动,把军队争取到人民的事业一边来;举行广泛的罢工;举行更强大的示威游行;举行城乡劳动者的总罢工;向波拿巴主义政府发起全面进攻,争取建立工农政权。

    现在还有时间来为胜利进行准备。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成为群众运动。不过,激进党的必然瓦解,意味着削弱波拿巴主义的根基、两大极端阵营的加强与决战的临近。这个过程用不了几年,可能只要几个月就会发生。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无法断定,但是它取决于活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统一战线的政策。

    革命的潜力,远胜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远胜于所有反动势力的总和。必须无情地把那些以为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怀疑论者给赶出工人的队伍。每一句大胆的话、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口号,都能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回应。群众想要斗争。

    这不是议员和记者之间的合作精神,而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正当而富有创造性的仇恨,如今它是历史上最最进步的因素。必须转向群众,转向最底层的群众。必须向他们发出号召,呼吁他们献出自己的热情和理智。必须抛弃那种虚伪的“谨慎”,它是怯懦的同义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它就等于背叛。统一战线必须把丹东[54]的名言“<b>勇敢!勇敢!再勇敢</b>!”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必须彻底理解形势,并从中得出一切务实的结论,大胆无畏,一往无前,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1]皮埃尔—保尔—昂利—加斯东·杜梅格(Pierre-Paul-Henri-Gaston Doumergue,1863年8月1日——1937年6月18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884年至1893年在印度支那和北非任文官,1893年以激进社会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后逐渐转向保守立场。1913年12月至1914年6月任总理,1914年6月至1917年2月任殖民地部长,1924年6月至1931年6月任总统,1934年2月至11月第二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分上下两院,上院为参议院(Sénat);下院为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Chambre des députés)。内阁部长要向众议院负责,众议院有权向政府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作为平衡,政府也有权解散众议院,但自从1877年政府危机之后,作为一项惯例,解散众议院的权利再也没有被行使过。——中译者注

[3]参议院设在凡尔赛,而按照法国议会的规定,修改宪法的提案需要在凡尔赛召开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席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生效。——中译者注

[4]安德烈·皮埃尔·加布里埃尔·阿梅代·塔尔迪厄(André Pierre Gabriel Amédée Tardieu,1876年9月22日——1945年9月15日),法国政客,1914年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一战爆发后自愿从军,1916年退役。在巴黎和会期间曾任克莱蒙梭的副手。1919年11月至1920年任解放区部长,管辖阿尔萨斯与洛林。1926年任运输部长,1928年任内务部长。1929年11月至1930年2月、1930年3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2月至1932年6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5]爱国青年同盟(Jeunesses Patriotes)是1924年成立的一个法西斯青年组织,创立者是皮埃尔·泰堂热尔(Pierre Taittinger,1887—1965),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曾于1926年一度销声匿迹,但1932年又卷土重来,并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6]“火十字团”(Croix-de-Feu)是1927年11月26日成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创立者为莫里斯·达尔图瓦(Maurice d'Hartoy,1892—1981),该组织起初是一个退伍军人互助组织,成员大多是获得过1914—1918年战争十字勋章的老兵。1929年该组织获得大商人的赞助,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火炬》(Le Flambeau),同年退役陆军中校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1946)加入该组织,他于1930年担任首领之后,把该组织变成了一支法西斯准军事组织。1936年6月该组织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7]“国王的卡美洛”全名“国王的卡美洛全国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amelots du Roi),其名称源自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卡美洛城堡。该组织由保王派反动团体“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创建于1908年11月16日,是法兰西行动的青年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1月被取缔。——中译者注

[8]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9]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中译者注

[10]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中译者注

[11]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 Ferdinand Friedrich Hermann von Schleicher ,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2]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13]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14]路易·马朗(Louis Marin,1871年2月7日——1960年5月23日),法国政客,1903年创立共和联合会(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1924年该党改名为共和民主联盟(Union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1925年任该党主席。1905年至194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曾出任解放区部长、退休金部长、健康与教育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5]卡米尔·肖彤(Camille Chautemps,1885年2月1日——1963年7月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年2月底至3月初、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年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16]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7]马塞尔·戴亚(Marcel Déat,1894年3月7日——1955年1月5日),1914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33年退出法国社会党,参加了雷诺德尔的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担任维希政府的劳动与民族团结部长,法国解放后流亡意大利。——中译者注

[18]让·齐隆斯基(Jean 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 Bataille 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9]《人民报》(Le Populaire)是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0]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为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21]《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22]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3]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4]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25]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 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记载,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

[26]“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7]红色阵线(Rote Front):全称“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它是德国共产党组建的工人阶级自卫组织,1924年7月正式成立。1929年时人数曾达到13万人。在1929年五一节游行中,红色阵线遭到警察开枪镇压,30人遇害,此后,政府趁机取缔了红色阵线。但大部分组织转入了地下,以其他形式继续活动。——中译者注

[28]在1934年10月30日的《人道报》上,维扬—库蒂里耶尔不无道理地证明,要求政府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群众运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问题显然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使用武力来解除武装,我们相信《人道报》现在总算认识到了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对于斯大林党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我们都会给予真诚的赞赏……可惜的是,就在11月1日,维扬—库蒂里耶尔又倒退了关键的一步: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不是由统一战线来进行,而是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由杜梅格的警察来进行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不需要革命,只需要在“思想上”施压,就能把波拿巴主义的警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执行机关!既然用和平方式就能取得同样的结果,那还用得着武装夺取政权吗?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热尔曼—马尔堂会把银行国有化,马尔尚多会把反动派阴谋家统统关进监狱,他的同事塔尔迪厄就是第一个。用“施压与监督”来代替革命斗争的主意,并不是维扬—库蒂里耶尔发明的,而是他从奥托·鲍威尔、希法亭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唐恩那里借来的。这个主意的目的就是要诱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其实,亲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要比用心怀敌意的警察去解除武装容易百倍。当统一战线强大到可以“监督”国家机关的时候——这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发生,而不是夺取政权之前——它就可以轻易地赶走资产阶级的警察,代之以工人民兵。——列·托   

    保尔·维扬—库蒂里耶尔(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年1月8日——1937年10月10日),本名保尔·夏尔·库蒂里耶尔(Paul Charles Couturier),一战爆发后参军,曾多次立功受奖,战争后期逐步转向和平主义,1919年参加社会党,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支持共产国际,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曾长时间担任共产党报刊的记者。1937年被暗杀。——中译者注

    路易·热尔曼—马尔堂(Louis Germain-Martin,1872年11月7日——1948年10月4日),时任财政部长。——中译者注

    保尔·昂利·玛丽·若瑟夫·马尔尚多(Paul Henri Marie Joseph Marchandeau,1882年8月10日——1968年5月31日),时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9]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0]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失败:指1934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工人起义与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的失败。——中译者注

[31]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32]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33]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34]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35]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36]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 Raphaë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37]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8]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39]阿德里安·马凯(Adrien 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年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4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41]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42]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43]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44]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下文中凡是涉及西班牙的篇幅中出现的“社会党”,均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中译者注

[45]即天主教社会主义运动,在西班牙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46]《真理报》(La Vérité)是法国托派于1929年创办的报纸。——中译者注

[47]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 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 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 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中译者注

[48]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49]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中译者注

[50]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1]我们这里就不谈过渡纲领的内容了。读者可以参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在1934年发表的《行动纲领》,它就是过渡纲领的草案。——列·托

《行动纲领》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406.htm          ——中译者注


[52]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比利时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译者注

[53]J·塞雷(J.Serret)同志研究了农民中不同阶层的经济情况及政治倾向,在《解放的学校》(école émancipée上)发表了一份有趣的调查报告。在农村,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宣传员,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们还能在下一时期发挥历史性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得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时间真的对小实验和小实验室非常不利。革命教师必须参加社会党,加强社会党革命派的力量,并在它与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联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列·托

[54]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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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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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再问法国往何处去?</h2>

(1935年3月28日)

    在弗朗丹[1]接替杜梅格时,我们曾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国往何处去?”如今四个半月过去了,我们的分析和预测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没有遭到削弱。

    法国人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边通向社会主义革命;另一边通向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决定走哪条路的,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是由有组织的先锋队率领的。我们要再次提问:“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把法兰西领向何方?”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月发表了<b>夺取政权、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建立工农民主、没收银行与重工业</b>的纲领。然而,社会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群众面前做出半点要实现这个纲领的姿态。至于共产党,它坚决拒绝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理由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工人民兵呢?武装工人呢?工人监督呢?国有化计划呢?统统不可能实现。“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那我们该怎么办?跟教士一起发起有力的请愿,跟激进社会党进行空话大话比赛,然后坐等结果吗?还要等多久?等到形势自己变成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整个诊断结果都是错误的。现在是革命形势,形势已经革命到了<b>工人阶级政党的不革命政策所能允许的</b>最革命的程度。说得更准确点,现在是前革命形势。为了让形势完全成熟,必须立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打出夺取政权的口号,坚决有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把前革命形势变为革命形势的唯一方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然止步不前,前革命形势就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形势,并造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目前,所有叫嚷着“非革命形势”的伪善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搅乱工人的心智,粉碎工人的意志,把工人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在这类词句的掩护下,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已被迂腐守旧、懒惰散漫、愚蠢无知与胆怯懦弱所浸透,就像在德国所发生过的一样,这为惨败奠定了基础。

    在下文中,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对共产国际的分析与预测,做出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有时会谈到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观点,只要这符合我们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揭露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用事实与论据,来回击斯大林派的辱骂与咆哮。

    当然,我们绝不会只提出负面的批评意见。针对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口号,我们也会提出富有创意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

    我们希望读者能专心致志。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法国工人的生命有着最直接、最实在的联系。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无权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因为他的阶级的命运,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h3>革命形势是如何出现的</h3>

    革命形势的最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生产力与所有制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极度激化。<b>国家停止了前进</b>。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经彻底破损,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席卷所有国家、导致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的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荒谬。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破坏机器的是无知而又饥饿的工人,那么现在轮到资本家自己来破坏机器和工厂了。要继续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让人类遭到堕落和野蛮的威胁。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成熟了,这有两重意义: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以让整个国家和全人类都能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却让群众陷入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悲惨的境地。

    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经济前提——已经出现了好一阵子了。但资本主义不会<b>自动</b>退出舞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剥削者的桎梏中把生产力夺过来。历史直率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如果无产阶级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比方说,如果无产阶级被自己的党和工会所瘫痪,经济与文明就会持续衰退,灾难会接踵而来,群众会陷入绝望和疲惫,资本主义——衰老、腐朽、枯萎了的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气扼杀人民,并把人民推进新的战争的深渊。

    <b>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b>。

    共产国际主席团起初想把1929年开始的这次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两年后斯大林宣称,对这次危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还不是最后一次。在社会党阵营里,我们也能看见有人企图进行预言:“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危机?”

    布鲁姆在2月23日的《人民报》上写道,“如果说目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临死的痉挛、垂死的剧痛,未免过于轻率了。”2月26日,格伦巴赫[2]也在米卢斯(Mulhouse)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临终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目前我们还不敢下断言。”

    这样提出问题,犯了两个大错:首先,它把<b>周期性的危机</b>同<b>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b>给混为一谈了;其次,它以为,没有各个阶级的自觉活动,危机也能<b>自己变成“最后一次”危机</b>。

    在工业资本的统治下,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周期性的繁荣远远多于危机:繁荣是“常态”,危机是“例外”。资本主义整体来说是在不断前进的。大战之后,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周期性的危机远远多于景气。可以说危机已成为“常态”,繁荣才是“例外”;总的来说,经济的走向是往下跌而不是往上升。

    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对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吗?”这个问题,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革命工人首先要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它与那种对“最后”危机的宿命论的希望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整套革命行动的指示。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意志与勇气,而是希望帮助人们把意志和勇气用在正确的道路上。

    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

    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中哪一次才是“最后一次”,这不是靠计算就能算得出来的,也无法预先得知。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上一次危机,都在迫切地向无产阶级下达命令:“夺取政权!”但是,即使是在有利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暴露出它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就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出现下一次危机、下一次战争,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

    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也是资本主义历程上的一次“危机”,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没有一本书能预测这次大战会不会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次<b>血腥的</b>疯狂之举。俄国的经验显示,战争<b>可能会</b>终结资本主义。在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全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暴露出了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女仆。在意大利和法国,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但它并没有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它。换句话说,如果第二国际在大战期间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事业,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话,今天的整个欧洲历史乃至人类的整个历史也许都会彻底改变。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人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这个事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资本主义的衰朽,早就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却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悲剧。

    “‘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尽管有着大战与战后动荡时期的经验,各工人阶级政党却还是不能让自己或无产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更糟糕的是,这些政党的领袖却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他们代表自己、自己的党和自己的阶级,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并把它交给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叛,而且也是用来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背叛进行辩解的借口,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叛,就是为了向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投降,而做的准备。

                                   *       *       *

    社会民主党的宿命论是战前时期的遗产,在战前,资本主义一直在前进,这个前进过程几乎没有中断过;工人数量一直在增长;党员人数、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当选的议员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这种自动的增长,滋生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只要照着老路(宣传、选举、组织)走下去,胜利就会自动降临。

    毫无疑问,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被大战打断了。但大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在日内瓦[3]的帮助下,不会爆发新的战争,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也会重新恢复。

    按照这个前景,“‘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票、更多的议员,我们希望到时就能夺取政权。”(请参阅保尔·弗尔[4]的文章和演讲。)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种乐观的宿命论似乎是可信的,如今它听起来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声音。以为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定会比现在更为强大,这是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一定会进一步腐朽,无产阶级却不会发展壮大,而是会瓦解,失业工人和赤贫无产者的大军会不断增长。同时小资产阶级会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陷入绝望之中。继续浪费时间,只会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景有利,而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病深入骨髓的共产国际,已经把革命行动的理论换成了宿命论的宗教。它不可能进行战斗,因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但是革命形势却不会从天而降,它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重要的<b>政治</b>因素。如果党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哄骗工人陷入沉睡,欺骗他们去跟激进社会党搞请愿和亲善的把戏,只会产生反革命形势,而不是革命形势。

    <b>资本主义的衰朽</b>,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b>阶级斗争</b>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b>革命形势</b>是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发展与成熟的。

    现代社会的主宰——大资产阶级是怎么估计当前形势的呢?它现在又在干什么呢?对1934年2月6日毫无预料的只有各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金融资本的领导机关已经为这次阴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企图用暴力把波拿巴主义(“个人”统治)捧上台,取代议会政治。也就是说,银行、托拉斯、总参谋部、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革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次“小小的”政变,加快了针对革命的准备工作。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1934年初,资本家相信形势是革命的;(2)他们不愿坐等形势发展,不愿到最后一刻还乞灵于“合法的”防御手段,而是主动发动手下的法西斯团伙走上街头。在阶级战争的战略方面,大资产阶级给工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人道报》还在嘴硬,硬是说杜梅格是被“统一战线”赶下台的。这话往少里说,也只是放空炮罢了。恰恰相反,如果金融资本相信可以用弗朗丹来取代杜梅格的话,那正是因为照资产阶级的经验来看,统一战线并不代表着当前的革命危险。“尽管法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共产国际那些难缠的领导人,却没有为斗争做好准备,反而被吓得瑟瑟发抖,所以,在我们动用法西斯主义之前,我们还可以多等一阵子。既然激进社会党还能派上用场,也就不必操之过急,没必要让激进社会党过早垮台。”这是目前形势的真正主人的想法。他们撑起了民族团结内阁[5],他们支持这个内阁的波拿巴主义的法令,他们恐吓议会,但他们允许杜梅格下场休息。资产阶级的这些领袖就这样对他们的初步分析进行了一些纠正,他们认识到,目前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革命还没有那么迫切。

    在阶级战略的方面,这是第二个重要教训!它表明即使是掌握了整个社会机器的金融资本,仅凭一次预先的观察,它对政治形势作出的预测,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它参加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根据斗争中获得的经验,纠正自己的分析,使分析变得更加精准。一般来说,这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唯一能够找对方向、同时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共产国际的领袖呢?在远离法国工人阶级、消息不够灵通的莫斯科,平庸的官僚——他们大多都不懂法语——看了看他们的体温计,做出了永远正确的诊断:“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得跟着闭上眼睛、堵上耳朵,重复这种空洞的套话。共产国际的道路是直通深渊的道路!

                 *       *       *

    激进社会党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它最好地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与偏见。尽管如此,,激进社会党最负责任的领袖,还是在金融资本的皮鞭下,向2月6日政变下跪屈服了,虽然这次政变的第一个直接目标就是它。因为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发展,威胁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牺牲自己的党在议会中的利益。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和匕首面前屈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均衡被彻底颠覆的外在表现。但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等于说,形势已是革命形势,说得更准确点,就是前革命形势[6]。

    对于理解政治形势来说,正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发生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政治危机,首先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们传统的政党和领袖的信任。<b>小资产阶级的不满、紧张、不安、随波逐流</b>,都是前革命形势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像发高烧的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样,焦躁不安的小资产阶级也会滚向右边或滚向左边。在下一时期,几百万法国农民、手工艺人、小商贩和小公务员转向哪一边,决定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会发展为革命形势还是反革命形势。

    经济危机的缓和也许会——尽管为时不长——暂时减缓小资产阶级的左转或右转,但不会把它停下来。相反,如果危机继续恶化,激进社会党及其身边的一切议会集团的垮台,将会大大加快这个转变的速度。

    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必须先变成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然后才能夺取政权。德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意大利则不是。法西斯主义要想成功,不一定需要小资产阶级<b>预先</b>打垮老的“民主”政党。只要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对这些老的“民主”政党的信任,并不安地寻找新的道路,就已经足够了。

    在下一次市政选举中,如果没有新的政党能够赢得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的信任,激进党及类似的团体或许还能获得大量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在市政选举之后的几个月里,法西斯分子可能会在大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利用它的影响力,得到小资产阶级中最绝望的阶层的同情。

    所以,以为法西斯分子的旗帜还没有得到外省和乡村的欢迎的想法,是一种严重的自欺欺人的幻想。当金融资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诉诸军事政变的时候,小资产阶级中的反议会的流派,在与老党的正式的议会政治决裂之后,可能会立即直接支持军事政变。这种行动方法,最符合法兰西的传统与气质[7]。

    当然,选举的结果具有征兆性的意义。但是,<b>只</b>看这个指标,就会沦为议会痴迷病患者。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某一天会把我们的议员朋友给打个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不能用算术解决,而要用斗争的动力学来解决。大资产阶级不会消极地记录中产阶级的演化,而是会精心布下钢铁的触手,在合适的时机,用它们来抓住那些苦难深重、绝望无助的群众。

            *       *       *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b>辩证的</b>,它在考察一切现象的时候,都是从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现象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的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b>形而上学的</b>,它的观念是静止的、不变的,它认为各种现象之间都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的绝对对立,就是一个形而上学思想的经典例子,按照数学公理,“是”就是“是”,“否”就是“否”,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恶魔的伎俩。

    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彻底的、稳定的非革命形势。我们也能找到明显的革命形势。我们还能找到反革命形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但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最惊人的特征就是<b>中间</b>与<b>过渡</b>:介于非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形势,介于前革命与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形势。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看,正是这种过渡阶段才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有个画家只能分辨出光谱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颜色,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缺乏色彩感,或者说他是色盲,干脆换个行当好了。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家只会分辨“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我们又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也许能当个好干部,但肯定当不好无产阶级的领袖。

    革命形势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及时分析前革命形势中的各种趋势,就一定会出现反革命形势。<b>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正面临着这种危险</b>。统一战线的——首先是在统一战线中位于右翼的斯大林党的——短视、消极、机会主义的政策是<b>法国无产阶级道路上的主要障碍</b>。

<h3>当前要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h3>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斗争,因为这个要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它又拒绝了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斗争。它拒绝了这些任务,反而提出了一个“当前要求”的纲领。

    <b>事实上,统一战线现在根本没有纲领</b>。同时,共产党自己在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中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必须用罢工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演讲、文章和决议,几乎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尽管法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工人阶级却还处在<b>危险的停滞不前</b>的状态。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归咎于每一个人,就是不包括它自己。我们并不打算帮谁粉饰。我们的观点早已众所周知。但我们认为,目前阻碍了革命斗争的发展的<b>主要障碍</b>,就是这个片面的、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当前要求”纲领,它完全不符合整个形势的要求。要是篇幅足够的话,我们很想仔细分析一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想法和论据。这些论据既不严肃也不深刻,恰恰相反,它们都糟透了。但我们要分析的是那些会决定法国无产阶级命运的问题。

    在“当前要求”问题上,最权威的文件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请参阅1935年2月24日的《人道报》)。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文件吧。

    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的要点,都是一些空泛模糊的套话:反对削减工资、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要求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等等。一个字都没提到在当前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争取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能够和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工人都知道,现在有两百万失业或半失业人口,想通过普通的工会斗争来争取集体谈判,完全是乌托邦。在目前情况下,要迫使资本家做出重大让步,我们必须<b>摧毁他们的意志</b>;这只有通过革命的进攻才能做到。但是,革命进攻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进攻,光靠局部的经济要求的口号,是发动不起来的。这就是统一战线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论点“社会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在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具有最直接、最迫切的重要意义。资本家只有在面临着失去<b>一切</b>的危险时,才会对工人做出<b>一些</b>让步。

    可是,与群众遭受的苦难、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目前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切要求当中最迫切的要求必须是:<b>剥夺一切资本家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化)</b>。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个要求不是无法实现的吗?没错!所以我们才必须夺取政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痛不痒地承认:“在资本主义的进攻面前,党至今仍未能成功地组织和扩大反抗”,但这个决议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法国共产党与联总[8]做了巨大努力,为什么防御性的经济斗争却根本没有取得半点成果呢?2月12日的总罢工并没有提出任何“当前要求”,但还是有几百万工人与靠工资为生的人参加了这次总罢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抵挡资本主义进攻的斗争。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得出任何结论吗?有几百万工人愿意冒险参加总罢工、参加街头的暴力示威,参加同法西斯团伙的战斗,却不愿参加纯经济性的罢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决议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一些工人是在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下,才想要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理解……不幸的是,这个决议的作者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理解。任何人只要参加工人的集会,就会像我们一样清楚:一提到当前要求,台下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相反,清晰明确的革命口号会得到热烈的响应。群众的不同反应,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性质。

    这个决议出乎意料地指出:“在当前时期,经济斗争要求工人做出<b>重大牺牲</b>。”应该补充一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牺牲才会换来积极的成果。但是,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它的任务本来就是要<b>改善</b>工人的处境。斯大林党把经济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又拒绝为此提出革命的口号,显然他们相信局部的经济斗争是唤起广大群众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发动纯经济性罢工的号召,群众的反应十分冷淡。在政治上怎么可以逃避现实呢?

    群众都知道,或是意识到了:在危机和失业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冲突要求做出前所未闻的牺牲,却只能换来微不足道的成果,这根本是得不偿失。群众在等待、在要求另外的、更有效的办法。各位战略家先生应该向群众学习:群众的革命直觉是准确的,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直觉走。

    斯大林党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话,并据此反复声称:“即使是在危机时期,罢工斗争也是行得通的。”他们并不明白,危机和危机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即使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工业资本家与工人还是会对下一个繁荣期心存期待。<b>但是现在危机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b>。在纯经济的层面上,经济灾难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工人仓皇撤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衰朽,把它的全部重量压向无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走向通过革命的群众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却在竭尽全力阻挡这条路。因此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在斯大林党手里就成了误导与瓦解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b>政治攻势</b>(夺取政权的斗争),加上一支积极防御的军队(民兵),就能立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同时,<b>即使是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b>,也能创造出机遇,使<b>经济斗争</b>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垂死挣扎之际,也是有自己的周期的,但这个周期现在正在衰朽和败坏。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b>资本主义制度</b>的危机。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的干预,<b>周期性的</b>危机终将迎来新的、短暂的好转。

    商业周期一旦出现好转,罢工斗争就一定会获得更广阔的机遇。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贸易与工业的趋势,特别是雇佣人数的变化,而不能向茹奥学派的气象学家认输,并且要坚持不懈地给予工人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向资本家施压。但即使是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如果只把罢工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这同样是一种罪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所以,商业周期的好转,既不会带来多少增长,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暂的好转之后,新的危机将会比现在更有破坏力。一切基本的问题,都将会伴随着加倍的力量与尖锐性重新出现。如果我们浪费了时间,到时就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已经无法阻挡。

    但是,现在经济好转还只是个假设。现状是危机的恶化、两年兵役制、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危险。

    这个现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       *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的最后一个要点,堪称整个决议的点睛之笔。我们引用一下:“共产党人每天都在为缓解资本主义体制强加给劳苦大众的苦难而进行斗争,同时又强调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如果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民主党的黎明时期,这个公式听起来还算可以。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指导了工人进行争取实现当前要求与个别改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最低纲领”)的斗争,并且一直在强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b>最终解放</b>。在当时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似乎远在天边。早在大战爆发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彻底过时了,没想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把它带回了我们这个时代,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过去的说法,连一个标点都不差。而这些人居然还好意思搬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他们“强调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时,他们利用了这个基本真理,欺骗了工人。因为他们告诉工人:在当前体制的框架内,工人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甚至是重大改善。他们的父辈用来描绘活力充沛、奋发向上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被他们用来描绘年老体衰、死期将至的资本主义。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党已经全盘接收了改良主义的垃圾。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点应该是这样的:“不断地向群众解释:垂死的资本主义已不可能让他们的处境获得任何改善,甚至不可能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悲惨的生活水平;公开向群众提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把这作为当前任务;发动工人夺取政权;在工人民兵的帮助下保卫各个工人组织——与此同时,共产党(或社会党)会不失时机地迫使敌人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至少是阻止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把这个论点同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它们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b>斯大林主义</b>,另一个是<b>列宁主义</b>。它们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提高工资、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可是该拿失业怎么办呢?这里又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引用一下:

    “他们(共产党)要求进行公共建设。为此,他们已经针对各地的情况,提出了专门的建议,并为公共建设的财政支持设计了一些方法(资本税、政府贷款,等等……)。”

    这难道还不够惊人吗?这个庸医的处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茹奥那里抄来的:斯大林党拒绝了茹奥的“计划”中的进步要求,却抄来了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部分。

    危机已经把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给瘫痪或半瘫痪了。工人们在他们制造的机器面前恍恍惚惚。我们的救世主——中央委员会却建议:我们要抛开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旁边另起炉灶,建立起另一套以“公共建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

    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临时性的计划——目前的失业可没有临时性;它不只是周期性的失业,更是结构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衰朽的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为了消除失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是设计一套能够适应全国各地情况的公共建设体系,并在已经紊乱的资本主义财政体系之外,另设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来帮助这个公共建设体系。换句话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建议资本主义换个住址。这就是它撇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国有化的纲领,另起炉灶搞出来的“计划”!<b>惊慌失措的冒险主义者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b>。

    至于如何弄到公共建设,如何实行资本税,如何获得政府贷款,这个决议一个字都没提到。毫无疑问,还是得靠……请愿。这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行动方法。无论是危机,还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无法向请愿斗争。而且请愿还能复兴造纸业,缓解失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照多列斯[9]等人的这个计划,组织请愿是这个公共建设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

    他们这是在耍谁呢?是他们自己,还是工人阶级?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百多年的阶级斗争之后,无产阶级顺从地承受了如此严重的贫困与如此巨大的恐怖。”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能听见一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说出这番高尚的话。难道劳苦大众的反抗还不够多吗?现在他们却要承受这种指责。这话说得就好像社会党、共产党和各个工会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无关一样,说得好像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一样!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所以,如果<b>没有了这些组织</b>,或是<b>与这些组织背道而驰</b>,无产阶级是很难把反资本主义斗争进行下去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些组织,原本是想把它们用作行动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却成了累赘,成了制动器。

    整个形势影响了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去改变一切现存状况的想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关键的斗争必须吸引成百上千万人参加,正因为如此,它自然要由<b>领导组织</b>,由工人阶级政党,由统一战线来发动。它们可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战斗的号召。为了唤醒群众,这些政党首先要唤醒自己,在全国各地发起热烈的革命宣传运动。但是,这些领导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并没有这种勇气。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与责任丢给了群众。它丢下了几百万人,让他们在没有革命领导层的情况下,去投入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孤立的斗争,并向疑心重重的官僚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此之后,也许大人物们就会同意下令进攻。官僚化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去<b>领导</b>群众,而是<b>刁难</b>群众,让群众遭到失败,以此来给它自己的机会主义与胆怯懦弱开脱。

    在法国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期(1929年至1933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言那时是“第三时期”,不占领街垒它就不会心满意足。而到了现在这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陷入危机的时期,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却只提出了一个谦虚的“当前要求”的纲领,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荒唐的矛盾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产物:对过去的错误的害怕;无法理解群众;直接把计划塞给群众、要求群众照办的官僚习惯;最后是知识分子的混乱,这是无数曲折、篡改、谎言与压制的产物。

    这个新纲领的第一作者,肯定是共产国际的现任“领袖”库恩·贝拉[10],他在从冒险主义转向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读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b>在一定条件下</b>会支持罢工、而孟什维克会反对罢工的文章后,库恩·贝拉一下子就在里面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可惜他在翻阅列宁著作时……翻错了页码。

    在某些时期,纯经济性的罢工斗争确实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垂死的地步,仍在快速发展和前进。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仍然非常年轻,罢工是它觉醒与行动的第一种形式。最后,每次大规模的工潮,正好都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这些条件,如今的法国一个都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接受了革命、工会与议会斗争的伟大学校的教育后,拥有了过去遗赠给它的正反两面的丰富遗产。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不可能指望法国发生自发的工潮,在资本主义的衰朽造成的苦难,被周期性的危机加剧的时期,就更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当俄国发生第一波猛烈的工潮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只有一个小派别企图将其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他们就是所谓的“经济派”。按照他们的看法,在出现“革命形势”之前,必须拒绝提出“打倒专制”的口号。列宁认为“经济派”是可悲的机会主义者。他解释说,即使是在罢工运动期间,<b>也要积极地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b>[11]。

    总的来说,把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多个阶段与时期,机械地照搬到法国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库恩·贝拉既不了解俄国,也不了解法国,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搬硬套,那就更加荒谬了。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行动的方法,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列宁主义肢解成可以套用到生活中一切情况的语录和药方。

                  *       *       *

    因此,斯大林党认为法国的形势还不是革命形势;按照这个分析,也就不能提出革命的口号了;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性罢工和局部要求上。这就是这个纲领的意思。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机会主义纲领,但它毕竟是一个纲领。

    可是,除了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道报》天天都在重复这三个口号:“和平、面包、自由”。《人道报》解释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靠这三个口号赢得了胜利。斯大林党有样学样,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非常好。可是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有革命形势。那么,这三个曾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口号,该如何与非革命形势中的“当前要求”和睦相处呢?个中奥妙,还是请《人道报》的诸位先知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解释一番吧。

    话说回来,我们倒还记得当时用来补充布尔什维克的这三个口号的,是哪些“当前要求”。

    “<b>要和平!</b>”在1917年,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这句口号就意味着:要同一切爱国政党——从保皇党到孟什维克——斗争;提出公开秘密条约的要求;对士兵进行革命的动员,发动他们反对总参谋部,并在前线组织亲善活动。“要和平!”的口号,意味着一边要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另一边也要反对协约国的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口号,就意味着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最大胆、最革命的政策。

    而在1935年,同埃里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虚伪的帝国主义者)结盟,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就只意味着维持现状,而目前法国资产阶级对这个现状很满意。这意味着要让工人陷入昏睡,并用“裁军”、“互不侵犯条约”的幻想,用国际联盟的谎言来腐化他们;并且要让各工人阶级政党做好投降准备,一旦法国资产阶级或其对手决定打破现状,这些政党就会立即投降。

    “<b>要面包!</b>”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b>没收属于地主和投机商的土地与粮食储备,并由工农政府垄断粮食贸易</b>。而1935年的斯大林党是怎么看待这个口号的呢?不过是一句套话!

    “<b>要自由!</b>”布尔什维克向群众揭示了:只要学校、报刊和会议厅仍在资产阶级手中,自由就只是一个幻想。“要自由!”的口号,意味着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剥夺地主、由工人监督生产。

    同埃里奥和人权同盟那些两性兼具的老太太们[12]结盟,一起“要自由!”,就等于支持这个半波拿巴主义、半议会制的政府,它也只能起到这个作用。资产阶级目前不仅需要拉·罗克[13]的团伙,也需要埃里奥的“左派”的声望。金融资本正在忙于武装法西斯分子。斯大林党借助“人民阵线”的伪装,正在恢复埃里奥的左派的声望。这就是他们把十月革命的口号搬到1935年的目的!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这种新式“现实主义”政策的一个范例,它告诉维尔瑞夫(Villejuif)的失业工人,如何一边喝着火十字团的汤,一边喊着“吊死拉·罗克!”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喝多少汤,又应该喊几声:斯大林党从来都是容不下数字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一个“革命”党的纲领性决议中,居然找不到半点无产阶级政策的影子,只有饥寒交迫、不得不向法西斯分子讨饭吃的工人发出的几声无力的叫喊,那这个“革命”党究竟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呢?而这些领袖居然还能恬不知耻,毫不害臊!

    马克思在谈及他的某些门徒时,曾引用过海涅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非常担心,第三国际的创始人有朝一日也得重复这句话……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的不是跳蚤,而是龙。

<h3>反法西斯斗争与总罢工</h3>

    1928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在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蜕变的时期编写的,它指出:“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14]。”这句话是列宁很久以前提出的,它本身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作者根本没能理解<b>濒死的或垂死的</b>的资本主义这个论点的意义,他们只是机械地照搬过来。这种缺乏理解,在一个问题上面暴露得特别明显,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是最为迫切的,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纲领是这么写的:“在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b>身旁</b>,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15]。”共产国际没能理解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在社会民主党<b>身旁</b>活动,而是摧毁现存的一切工人组织,包括改良主义组织在内。这个纲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消灭无产阶级中的<b>共产主义</b>阶层,及其领导干部[16]。”然后法西斯主义就完全不会威胁到社会民主党与改良主义工会了;与之相反,社会民主党自己却在日甚一日地扮演着“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法西斯主义的作用无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b>身旁</b>”活动,把改良主义的工作给做完。

    我们引用的可不是多列斯或迪克洛[17]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章,而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文件,也就是它的纲领。(请参阅第二章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b>社会法西斯主义</b>理论的基本要素。共产国际的领袖没能理解这一点: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向最温和、最顺从的社会民主党做出任何让步了,无论这个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站到社会民主党的身旁”,而是要踩在社会民主党的尸体上。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了成立统一战线的可能、对成立统一战线的需求,以及成立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但是,除了在无法迫使社会民主党接受统一战线的一段时期之外,共产国际可悲的领导层根本没有尝试过建立统一战线。当改良主义的地位开始动摇,当社会民主党连遭打击、摇摇欲坠之时,共产国际又抛弃了统一战线。这帮人有个要命的习惯:在夏天穿大衣,在冬天赤身裸体跑出去胡闹!

    尽管意大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还是把斯大林天才的格言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确实已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转变:事实证明他们自己要比纲领更为有力。但共产国际的纲领既没有被压下不提,也没有得到修改。这个纲领的关键错误,并没有向工人做出解释。共产国际的领袖已经失去了自信,<b>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b>,他们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随时准备退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这使统一战线政策沾上了无原则性、外交性与不稳定性。

    法国共产党无法理解列宁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的含义,这使它的当前政策虽然显得声势浩大,然而却有气无力,此外还使它染上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尽管法西斯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衰朽的有机产物,斯大林党却突然开始相信,不必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也有可能消灭法西斯主义。

    在3月6日的《人道报》上,多列斯第一百次写道:

    “为了<b>决定性地</b>击败法西斯主义,我们再次向社会党建议:两党联合举行保卫当前要求的行动……”

    每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仔细思考这个“纲领性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由中产阶级的绝望与大资本的恐怖政策结合而生的产物。所谓的“当前要求”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架。那么,不突破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又怎么可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呢?

    茹奥说过,消灭了危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起码还是做到了忠于自己:他始终怀着资本主义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希望。但是斯大林党在口头上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渐消亡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做到既不触动社会的正在崩溃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从而加固这个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呢?

    难道他们以为,大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扭转历史的前进方向,让历史重新走上妥协与“改良”的老路?难道他们以为,靠“当前要求”,就能把小资产阶级从不断蔓延的破产、丧失社会地位和绝望中拯救出来吗?既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那他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观点,同工会的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调和起来呢?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正如我们看见的,共产党的立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我们再看看这个立场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吧。

             *       *       *

    多列斯在2月28日发表了下面这个观点,这个极其错误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当前政策的核心:

    “为了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必须毫不含糊地阻止资本主义为降低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而发动的经济攻势。”

    既然如此,还要工人民兵干嘛?还用得着进行直接的反法西斯斗争吗?我们必须力争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然后法西斯主义就会像中了魔法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唉!这几句话,把眼下的斗争的整个前景给搅得一塌糊涂,把真实的关系给弄得颠三倒四了。资本家走到法西斯主义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再也不能通过向工人发动进攻、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在工人中间散播贫困与绝望来保住生产资料私有制了。同时,资本家由于害怕工人必定发动的反抗,他们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挑动小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一边把延长和加剧危机的罪责扣到无产阶级头上,一边资助法西斯团伙,让法西斯团伙去消灭工人。如果工人在遭到资本的进攻后大举反抗,如果罢工越来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那么,法西斯主义并不会像多列斯讲的那样消失不见,而是会加倍壮大。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工贼将会被发动起来。所有的“爱国”流氓都会参加这个运动。对工人的日常袭击将会被提上日程。对此视而不见,就一定会招致失败。

    你是说,多列斯等人的意思是要大家不要反抗吗?(他们肯定还会照例对我们进行侮辱,这些侮辱就像污水池一样污秽不堪。)不。必须反抗。

    有的学派认为,保证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沉默、撤退与投降,我们可不是这种学派的信徒。“不要挑衅敌人!”“不要自卫!”“不要武装自己!”“快躺下装死!”这个战略学派的理论家,在我们中间可是找不到的,要找就去《人道报》的编辑部里找。工人如果不想被消灭,就必须反抗。但是,要反抗,就必须消除一切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斗争将会是激烈的。必须事先预料到抵抗必然会引发的后果,并对此做好准备。

    目前资产阶级的进攻,使衰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形势之间的关系,具有了<b>新的</b>、无比鲜明的特色。正因为这样,工人也必须<b>针对阶级敌人的方法,使自己的防御具备新的特色</b>。在资本的经济打击面前,我们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得学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组织,使其能抵挡资本的雇佣军的进攻。如果没有<b>工人民兵</b>,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人道报》就是再怎么主张、再怎么叫嚷、再怎么辱骂,也动摇不了这个结论。

    我们要专门提醒一下工会:同志们,如果你们不马上动手组建<b>工会自卫团</b>(“工会民兵”),如果你们不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同法西斯主义死战到底的决心,你们的分会和刊物就会被夺走,你们的组织也会被碾得粉碎。

                         *       *       *

    多列斯在(2月28日的)同一篇文章里哀叹道:

    “我们向社会党建议:为了反对越来越严苛的法律,发起包括<b>罢工</b>在内的各种行动,但是社会党没有接受。”

    包括罢工在内?哪一种罢工?既然要废除法律,那么多列斯说的显然不是局部的经济性罢工,而是总罢工,也就是政治性罢工。他没有用“总罢工”这个词,以免显得像是在重复我们一直以来的建议。为了掩饰自己的优柔寡断与自相矛盾,这些可悲的人居然不惜使出这般可耻的伎俩!

    这个步骤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方法。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3月12日的公开信中,向社会党建议:“通过包括<b>罢工</b>在内的一切可用的手段”,发起一场反对两年兵役制的重大运动。他们又使出了这个神秘的公式!中央委员会显然是有意识地把罢工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就是革命的武器。可他们为什么只敢用“罢工”这个词,却不敢大声喊出“总罢工”呢?中央委员会是在跟谁玩捉迷藏呢?是不是无产阶级?

    但是,先不管这些维持“威信”的不光彩的把戏,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实提出了为了同杜梅格—弗朗丹的波拿巴主义法律斗争、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议。对此我们完全赞同。但是,我们要求各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弄清楚两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的意义;如何准备总罢工,并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向群众解释清楚。

    就连普通的经济性罢工,也需要战斗性的组织,特别是<b>纠察队</b>,这是一条规律。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在面临着法西斯分子的挑衅与恐怖的情况下,真正的纠察队组织,是一切重大经济斗争的必要前提。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些工会领导人断言,“用不着成立<b>纠察队<b>,那样会刺激敌人——只要罢工工人的<b>自卫</b>就够了!”工人就会友好地建议他们去医院看病,或者干脆直送精神病院,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实就是:纠察队正是罢工工人最重要的自卫机关!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与总罢工有关的论据。我们得记住,总罢工不是普通的示威游行,不是持续时间为一小时的象征性罢工,不是为时二十四小时的象征性罢工,而是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迫使敌人屈服。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会把阶级斗争加剧到何等程度,这点总该不难理解吧!法西斯团伙将会倾巢而出,在罢工工人的队伍当中大肆散播混乱、制造挑衅、蛊惑人心。如果不建立军事化的、纪律严明的工人武装,我们怎么可能保护总罢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甚至是避免遭到彻底消灭呢?<b>总罢工就是全面扩大的局部罢工。工人民兵就是全面扩大的纠察队</b>。只有牛皮大王和可悲的空谈家,才会一面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空谈总罢工,另一面却不愿扎实地组建工人民兵!

    但是,可悲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不肯就此罢休。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总罢工是最革命的斗争手段之一。只有当阶级斗争超出了个人的、行业的范围,发展到了一切职业和一切地区,扫除了各政党之间的界限,消除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把大部分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使他们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与国家的时候,总罢工才是可行的。总罢工的地位仅次于武装起义。每一次总罢工,无论它是在什么口号下发动的,都蕴含着将自己转变为公开的革命冲突、转变为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趋势,工人阶级运动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只有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总罢工才是可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总罢工才总是会无可辩驳地表现出形势的革命性。既然如此,中央委员会怎么会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总罢工的建议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我说的不是真正的总罢工,而是像《人道报》的编辑个人要求的那样,小规模的、十分和平的罢工。”——多列斯也许不会这样反驳。“我早就料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袖会拒绝的,所以就算提出总罢工的建议也不会损失什么。”——他或许不会这样轻率地反驳。但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反驳:“这都是同恰普[18]、阿尔方索十三世[19]和教皇相勾结的托派分子搞的阴谋!”——这才是多列斯最有可能做出的反驳!

    但是,每个有头脑的共产党工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那不幸的领袖的话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你瞧,由于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所以不可能建立工人民兵,甚至不可能进行武装无产阶级的宣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工人为将来的革命形势进行准备;但是,尽管没有革命形势,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却似乎是可行的,甚至今天就可以这么做。老实说,我们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轻率还是荒谬了!

    在所有的集会上,我们都能听见共产党人在重复从“第三时期”延续下来的口号:“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如果认真对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的口号: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得先掌握<b>武器</b>,然后才谈得上举行<b>武装</b>起义。所以,“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与“武装工人”的口号,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斯大林党既然仍在重复前者,为什么却宣称后者是“托派的挑拨”呢?

    武装工人的口号,是最符合当前政治形势、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的,所以,我们就更加困惑了。“苏维埃”的口号,就其本质来说,是进攻性的,它是革命胜利的前提。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现在还处于防御态势。法西斯主义正在直接威胁无产阶级,要从肉体上消灭它。即使群众手里掌握着武器,自卫的必要性,也要比革命进攻的思想,更能得到群众中的最广大阶层的理解与领会。因此,在目前阶段,武装工人的口号,会比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获得更强烈、更积极的回应。那么,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什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它为什么不去大力推广武装工人的思想,反倒无耻地污蔑这个思想呢?答案只有一个:它确实已经背叛了革命的利益。

    我们随时准备承认: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反革命”性质,尤其是希望挑动军事干预:谁都知道,只要我们提出的问题,能够让日本天皇和希特勒相信库恩·贝拉与多列斯都是草包,他们立刻就会向苏联宣战。

    无需任何证据,光凭迪克洛就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切。但我们还是要斗胆发问:不举行武装起义,怎么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武装工人,怎么举行起义?没有武器,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怎么自卫?不为武装工人的口号进行宣传,怎么可能把工人武装起来(哪怕只是部分工人)?

                                         *       *       *

    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动总罢工吗?这类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也就是说,没有现成的答案。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学会如何提问。向谁提问?向群众提问。如何向群众提问?用鼓动的手段。

    鼓动并不只是把某个口号传达给群众、号召群众采取行动的手段。对于一个政党来说,鼓动也是一种倾听群众声音、试探群众的情绪与想法、并根据其结果进行决策的手段。只有斯大林党,才把鼓动变成了喋喋不休的独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言,<b>鼓动从来都是与群众对话</b>。

     但是,要让这种对话产生必要的效果,这个党必须对本国的总体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并为当前的斗争制定出大致的方针。党必须通过鼓动群众和调查群众,对自己的每一个设想进行必要的纠正,使其尽可能精确、严密,尤其是涉及<b>运动的速度与重大行动的日期</b>的事项,更是必须做到一丝不苟。

    法国的形势,正如上面讲过的,是前革命形势,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却具有不革命的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影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层的不革命性,不但阻碍了前革命形势转化为公开的革命形势,而且还会促使它向反革命形势转化。

    当然,在客观现实中,政治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阶段会与另一个阶段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形势就会出现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的存在,确实让分析与预测变得更困难了,但并没有让它们变得彻底不可能进行。

    <b>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没使出来。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已经大为衰弱了</b>(不过,在议员眼中是大为增强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让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断言:目前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前革命形势仍然完全有可能转化为革命形势。

    但在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总罢工,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如果在关键时刻,男女工人仍然留在厂里,那谁会去战斗呢?所以,要把总罢工提上日程。

    但是,要确定举行总罢工的<b>时间</b>,首先要搞清楚:群众是否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各工人组织是否已经做好了领导群众去战斗的准备。

    可是,万事俱备,只欠革命的领导层,这是真的吗?在群众当中,在无产阶级中间,不是还存在着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吗?四面八方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当革命危机逼近时,许多领袖害怕承担责任,就以群众的保守主义为借口,躲到了这种虚假的保守主义身后。历史教导我们:就在距离十月起义还有几周、甚至只有几天的时候,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更不用说洛佐夫斯基[20]和曼努伊尔斯基[21]之流了),都曾断言:群众已经精疲力尽,不愿战斗了。而作为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要远比加香、多列斯和蒙穆索[22]之流高明得多。

    谁要是宣称无产阶级不愿发动革命斗争,或是无力发动革命斗争,谁就是在诽谤中伤,而他这么做,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因为他不敢面对劳苦大众。<b>截至目前,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都没有出现过群众在接到上级的号召后装聋作哑无动于衷的情况</b>。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尽管总罢工的领导层完全是各自为政,尽管完全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准备,尽管法国总工会的领袖竭力把运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因为他们无法彻底阻止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依然赢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群众的斗争欲望十分明显。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就连一向顽固不化的茹奥,在那一刻,都不得不积极起来,可见自下而上的压力一定十分强大。当然,这次总罢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只是一次持续了24小时的示威游行。但是,束缚了这次总罢工的,<b>不是</b>群众,而是<b>领袖</b>。

    今年2月10日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再次证明了这个结论。这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只用了一种武器来给它做准备,那就是装满冷水的水桶。群众听见的唯一一句口号是:“安静!安静!”尽管如此,参加游行的人数还是超出了一切预料。外省去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根本找不到一个严肃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观点:想要斗争的是领袖,而群众拒绝追随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情况都正好相反。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是这样。基层群众想要战斗,领袖却踩了刹车。这就是主要的危险,它<b>可能会</b>导致真正的灾难。

    这种关系不仅出现在各政党(或各工会)与无产阶级之间,各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因此,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基层党员中间,弗洛萨尔几乎是最不得人心的;支持他的只有那些希望一切照旧的议员和市长。与之相反,由于马索·皮维尔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决,他已经成了最受基层党员欢迎的人物之一。我们非常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公开声明:我们并不赞同皮维尔的立场。

    如果把这个事实当作一种政治征兆来考虑的话,它已经不只是弗洛萨尔与皮维尔两个人的问题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总体的发展趋势。<b>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要比他们的上层领导更加左倾、更加革命、更加勇敢</b>:正是因为这样,基层党员才会只信任左翼领袖。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把诚实的社会党人进一步推向左边。基层党员为什么会激进化呢?因为他们直接联系着人民群众,他们与群众一起承受贫困、一起进行反抗、一起分享仇恨。这是一种可靠无误的征兆。我们可以依靠这种征兆。

    共产党的领袖确实可以举出这个事实:群众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但这个事实不但没有动摇我们的分析,反而更加证实了它。劳苦大众明白那些“领袖”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性斗争,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只靠这种斗争,是无法赢得任何重要成果的。更糟糕的是,这种斗争会削弱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给消耗得一干二净。工人愿意参加战斗性的示威游行,甚至愿意参加总罢工,却不愿意参加毫无前途、白费力气的小规模罢工。尽管《人道报》上发表了那么多的号召、宣言与文章,共产党的鼓动员在群众面前,却基本上不用“局部的当前要求”来号召群众参加罢工。他们也觉得,自己的领袖提出的官僚式的计划,既不符合客观形势,也不合群众的心意。没有远大的前景,群众就不能开始斗争,也不愿开始斗争。《人道报》的政策,是一种生造的、虚伪的假“现实主义”。联合总工会号召发动局部罢工,却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间接地、但又十分明确地证明了危机的深刻程度,以及工人生活区当中的精神上的紧张状态。

    可是,不要以为群众的激进化是会自行发展下去的。工人阶级在等待自己的组织发出倡议。当工人阶级觉得自己的期待被辜负之后——这一刻恐怕不会太远——激进化的过程就会猛然停止,群众会变得消沉、冷漠,个别人会在绝望中爆发。在无产阶级的外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会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发生碰撞。酒将会变成醋。

    对于群众的政治情绪的变化,必须给予最大的关注。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一活生生的辩证过程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正是鼓动的任务。统一战线到现在都还没有赶上社会危机与群众情绪的发展,这是一种罪过。现在还来得及弥补失去的时间。但我们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现在的历史,不是用年来计算的,而是用月和周来计算的。

                                *       *       *

    为了确定群众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总罢工的准备,并加强群众的战斗情绪,必须向他们提出革命行动的纲领。当然,局部的口号,比如废除波拿巴主义的法律和废除两年兵役制,也会在这种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光有这两个仅适用于一时或一事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们这个时期,高于一切任务、高于一切局部要求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b>夺取政权</b>。自从1934年2月6日开始,政权的问题就已经公开出现了,它表现为武装力量的问题。市政选举与议会选举的意义在于衡量各方的力量——但也仅此而已。政权的问题,将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公开冲突来解决。波拿巴主义政府,比如杜梅格—弗朗丹政府,只能维持到冲突发展到极致的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那天早上,统治法兰西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

    正是因为目前的过渡性政权体制是非常不牢固的,所以总罢工才<b>可以</b>迫使政府在波拿巴主义法律和两年兵役制等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赢得非常重大的局部成功。这种成功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却无法恢复平稳的“民主政治”:金融资本会加大对法西斯主义的资助力度,而经过一段很短的间歇期之后,政权问题就会以更强的力量爆发出来。

    总罢工的主要意义,与它能否赢得局部的成功无关,它这次可能会赢得局部的成功,而下次又可能无法赢得;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革命的姿态,提出了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通过停工、阻断交通、切断几乎所有的通讯手段、停止发电等手段,不仅能瘫痪生产,还能瘫痪政府。国家政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利用饥饿与暴力来打垮和控制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重新发动起来,要么就只能在无产阶级面前退却。

    无论总罢工是用什么口号、以什么动机发动的,只要它真正具有群众性,只要这些群众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它就一定会向全国的所有阶级提出这个问题:<b>谁才是房子的主人?</b>

    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明白总罢工的这个内部逻辑,除非他们不是领袖,而是半吊子的冒险家。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从现在开始,领袖将继续向无产阶级提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不这么做,那他们就不应该拿总罢工来冒险。可是,抛弃了总罢工,他们就等于抛弃了一切革命斗争,也就是说,他们把无产阶级出卖给了法西斯主义。

    <b>要么彻底投降,要么为了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b>——从目前的危机的一切状况中,产生了这个抉择。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抉择,就应该趁早离开无产阶级的阵营。

                              *       *       *

    法国总工会宣称,只有它才有权发动和领导总罢工,这让总罢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并不只与工人阶级政党有关。乍一看,这里面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某些社会党议员居然认为法国总工会的主张是非常合理的:其实,他们只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

    顾名思义,总罢工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尽量吸引全部无产阶级参加。而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只占无产阶级的5%至8%。在工会范围之外,法国总工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它的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工人阶级政党相比。比方说,《民众报》[23]的影响力,能跟《人民报》或《人道报》相提并论吗?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就其观念与方法而言,比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层,更落后于当前时期的任务的要求。在法国总工会里,从机关的上层,到基层会员,越往下,就越不信任茹奥和他的亲信。缺乏信任,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公开的怀疑。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扫清法国总工会目前的保守的机关。

    总罢工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动。它使整个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它把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都集结到了一起。它需要一个配有报刊和鼓动员的机关,而法国总工会自己并没有这些工具。

    总罢工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法国总工会过去和现在都不肯面对这个问题(法国总工会的领袖倒是在向资产阶级政权大献殷勤)。法国总工会的领袖自己很清楚,领导总罢工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声称只有自己才有权领导总罢工,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在总罢工发生前就将其扼杀。

    那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呢?那只是一次为时很短的、和平的示威游行,是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逼迫法国总工会进行的。茹奥及其同伙自己站出来,担任了这次抵抗的名义上的领导,只是为了阻止这次抵抗转变为革命总罢工。

    法国总工会在发给自己的宣传员的指示中说道,“2月6日早上,在法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劳动人民和<b>所有民主派分子</b>展示了他们阻挡<b>宗派分子</b>的道路的坚定意志。”法国总工会自己并不区分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它眼里只有“民主派”。一句话,茹奥把它们都算成了“民主派”。所以,如果把总罢工应不应该是革命行动的问题,交给茹奥来决定的话,那将是可耻的。

    当然,在总罢工的准备与领导工作中,工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会不能全盘包揽这些工作,而应该与各工人阶级政党一起进行。从革命的立场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会必须与<b>地方</b>工会组织密切合作,当然,同时又不能对它们的自治权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损害。至于法国总工会,它要么同“民主派”一刀两断,这样它才能在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中拥有一席之地;要么就继续靠边站。我们应该平等、忠实地合作吗?是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决定总罢工的时间与领导方式吗?是的!我们应该承认只有茹奥才有权扼杀革命运动吗?绝不能!

<h3>社会主义与武装斗争</h3>

    1935年2月6日,几个法西斯组织准备在协和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而统一战线又是怎么做的呢?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是怎么做的呢?它号召巴黎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示威游行。法西斯分子也许没有带武器?他们带了。他们的武器已经比一年前多了一倍。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否充分地提出了武装自卫团的建议?哦,没有。中央委员会反对“盲动主义”和“武力斗争”。既然是这样,怎么能把赤手空拳、毫无准备、无力自卫的几万名工人拉上街头,让他们去对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怀着刻骨仇恨的法西斯团伙呢?

    我们不想听到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告诉我们: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不想把工人送到法西斯分子的枪口前;它只是希望这样做能给弗朗丹一个合适的借口,好让弗朗丹下令禁止法西斯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糟糕了。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就是在拿工人的生命来赌博,而赌博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弗朗丹,确切地说,应该是取决于那些曾是恰普的老部下的警察高官。如果警方决定利用这个大好良机,让法西斯分子狠狠教训一顿革命工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不难想象吧!更何况还能把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统一战线的领导人呢!尽管这次并没有遭到血腥的屠杀,但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碰到同样的情况时,那就一定会招来血腥的屠杀。

    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冒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教导人们:<b>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b>。1935年2月6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枚硬币要翻过来是多么容易。

    “我们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暴动主义!”奥托·鲍威尔年年都不忘念叨这句话,他还不遗余力地要丢掉1918年革命留下的遗产——保卫共和联盟。强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卑怯地撤退了,它在资产阶级面前委曲求全,一退再退,进行了愚蠢的“请愿”,表面上装出斗争的样子,却把希望寄托在它自己的弗朗丹身上(这个弗朗丹的名字就叫多尔弗斯),一再让步投降,当它发现自己已经坠入深渊时,它才开始狂叫:“工人们,救救我!”然而群众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最优秀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彻底孤立,势单力孤、遭到愚弄的他们投入了战斗,遭受了无法避免的失败。在此之后,奥托·鲍威尔和尤里乌斯·多伊奇[24]却说:“我们表现得像革命者一样,可是<b>无产阶级</b>却不支持我们!”

    西班牙的事情经过也大致相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25]把一切革命阵地都让给了资产阶级,他们的撤退政策耗尽了群众的精力,在此之后,他们又号召工人举行起义。这些专业的“反盲动主义者”到头来不得不号召进行武装自卫,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武装自卫带有很大的“盲动”性。

    <b>奥地利与西班牙的事件,在1935年2月6日的法国以较小的规模重演了一次</b>。几个月来斯大林党都在麻痹工人,瓦解工人的士气,他们嘲笑民兵的口号,并“拒绝”武力斗争。突然间,他们没有做过丝毫的准备工作,便向无产阶级下令:“向协和广场前进!冲啊!”这次是好人朗热隆[26]救了他们。但是,如果明天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法西斯暴徒就会暗杀几十个工人领袖,或者火烧《人道报》编辑部——谁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到时这个聪明的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尖叫:“工人们,武装起来!”然后,无论是被关进集中营里,还是流落到伦敦街头——只要他们能跑出那么远——这些领袖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号召发动起义,可是工人却不支持我们!”

    成功的秘诀,显然不在于“武力斗争”本身,而在于正确的政策。但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的政策”,是指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工人民兵<b>只靠自己</b>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中,工人民兵是<b>必不可少的一部分</b>。向投票箱开枪是荒唐的。但是,在面对法西斯团伙的时候,用选票来自卫,那就更加荒唐了。

    工人民兵在刚成立时,它的核心难免弱小、孤立与缺乏经验。学究与怀疑者会轻蔑地大摇其头。不知羞耻的市侩也会在同冶金委员会(Comité des Forges)的记者谈话时大肆嘲笑工人民兵的主意。他们要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用进集中营,那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帝国主义已经用不着这些卑躬屈膝的领袖了;它要的是消灭整个阶级。

    当年轻的盖德[27]与拉法格[28]开始宣扬马克思主义时,聪明的市侩把他们当作是无力、孤立与幼稚的空想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辟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有许多只会循规蹈矩地遵守议会规则的人混迹其中。在文化、工会与合作社的范围内,工人阶级运动迈出的头几步是柔弱无力而又摇摇晃晃的。但是,尽管无产阶级是贫穷的,它还是凭借着自己的人数众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了强大的组织。

    <b>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b>,在目前条件下,几乎就是<b>反法西斯的自卫组织</b>,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分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也会是笨拙而缺乏经验的。我们应该对错误有心理准备。它不可能不刺激敌人。由于民兵更接近工厂,而在厂里工人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民兵的干部的挑选,应该一点一点地进行,这样选出来的人员,也能更加可靠、更加诚实。不过,组建民兵的倡议还得由上面发出。<b>党能够、也必须提供第一批干部</b>。工会也必须走上同样的路——它们必定会这么做。民兵的干部在得到工人组织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后,也会获得来自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样他们很快就会团结起来,变得更加强大。

    一些先生表面上同情和支持,实际却在污蔑和嘲笑工人阶级的自卫队伍,甚至去告诉阶级敌人,这些是用于“起义”和“暴动”的队伍,对于这些先生,我们该怎么说呢?瞧瞧那些“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知道了,这些滑稽而半低能的学究,茹奥在理论方面的助手,在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带领下,对工人民兵迈出的头几步大加嘲讽。最适合这些先生的名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敌人。

                                            *       *       *

    但是,那些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人又要抛出他们最后的论据了:“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就靠这些装备很差的无产阶级民兵队伍,也能夺取政权吧?也就是说,你们以为民兵能战胜用现代科技(坦克、飞机、毒气!!)武装起来的军队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论据会比这更空洞、更老套的了,更何况它已经被理论和历史给驳倒了上百次。尽管如此,它每次都会被用作“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后借口。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们明天发现,靠民兵是很难夺取政权的,但是在<b>今天</b>,要想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非得有民兵不可。大家都知道法国总工会的领袖是拒绝一切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但这根本不能阻止法西斯分子去消灭法国总工会。每一个工会干部,无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自卫,他就是对工会犯下了罪行。

    不过,还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和平主义者的主要论据吧:“在现代军队面前,工人的武装队伍是无力的。”这个“论据”从根本上来说,反对的不是民兵,而是<b>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b>。假如有人认为,武装到牙齿的军队<b>在任何情况下</b>都会站在大资本一边,他就不仅要抛弃工人民兵,更要抛弃整个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也就能千秋万代了。

    幸好事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就是城乡的阶级斗争已经极度激化,所以在军队里的阶级斗争也已经极度激化。如果不把军队的基础核心争取过来,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靠临时准备而得来的,必须进行系统的准备才行。

    此时,和平主义的理论家就要打断我们了,他要(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他会说,“没错,必须用不懈的宣传把军队争取过来。可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功都不需要把工人武装起来。”

    果真如此吗?不,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和平地争取到军队的支持,这甚至比和平地赢得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更不可能发生。即使是非常温和的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和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都必然会使爱国组织与反动军官勾结起来,使他们结成直接的阴谋集团,并使金融资本大幅增加提供给法西斯分子的资金。<b>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越是成功,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增长得越快</b>。这就是斗争的实际的、而非虚幻的辩证法。结论就是:在宣传与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手握武器来自卫,并且要越来越积极地自卫。

    在革命时期,军队中肯定会出现动摇,会发生内部斗争。即使是军队中最先进的部分,也只有亲眼目睹了<b>工人想要斗争,并且能够获胜</b>之后,才会公开地、积极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法西斯队伍的任务将是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b>建立友好关系</b>。法西斯分子会力图在工人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就将其扼杀,这样它才能使军队最先进的部队彻底打消支持起义者的想法。同时,法西斯分子还会在军队中反动部队的帮助下,解除最革命的和最“不可靠”的团队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革命,它的具体过程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根据全部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情况下,起义都不只是工人民兵与军队之间的决斗。力量对比将会更加复杂,并对无产阶级大为有利。<b>工人民兵将是革命的先头部队</b>——这不是因为它的武器,而是因为它的阶级意识与英雄主义。<b>法西斯主义将是反革命的先头部队</b>。工人民兵有着整个阶级的支持,有着全体劳动者的同情,它必将粉碎反动匪帮,解除它们的武装、把它们吓得抬不起头,这样一来,就能开辟工人<b>同军队进行革命的亲善活动</b>的道路。工人与士兵的联盟,将战胜军队中的反革命部分。这样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怀疑论者轻蔑地耸了耸肩膀。但是,以前每当革命胜利的前夕,怀疑论者都做过同样的动作。无产阶级会在事情开始之前,礼貌地建议怀疑论者滚蛋。时间不等人,已经没空去对牛弹琴了,反正社会主义革命在怀疑论者眼里,就跟盲人眼里的色彩一样。

<h3>无产阶级、农民、军队、妇女、青年</h3>

    茹奥从德·曼那里,借来了德·曼计划的思想。他们俩都怀着同样的目的:掩饰<b>改良主义的最终破产</b>,并向无产阶级灌输新的希望,从而使无产阶级远离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德·曼,还是茹奥,都不是他们的计划的“发明人”。他们只是从<b>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b>里抄来了一些关键要求——对银行与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抛弃了阶级斗争,并把“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给偷换成了<b>收购</b>的金融操作。

    权力依然跟以前一样,掌握在“人民”手里,也就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国家把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他们可没具体说明是哪些部门)从这些部门目前的所有者手中收购过来,这样一来,他们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能过上坐吃股息的寄生生活——单纯的、简单的私有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介的间接剥削方式给取代了。

    这虽然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国有化纲领,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如果不经过革命斗争,也是根本不可能贯彻实施的,茹奥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事先宣称:他随时准备把他的“计划”改成模仿现在流行的计划经济的、议会式的小修小补。茹奥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幕后交易,把整个计划,降格为把一些工会官僚安插到不同的经济董事会与工业董事会里去,过上虽然没有实权管不了事,却能坐拥可观的薪水的日子。

    茹奥的计划(不是纸面上的“计划”,而是他真正的计划)能得到新社会主义派[29]的支持,甚至还能得到埃里奥的赞同,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只要工人群众不乖乖束手就擒,“独立”工会运动的这个有分寸的理想,就没法实现。但是,要是资本主义继续衰落下去,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这个本来是用来诱使工人远离“邪恶思想”的计划,就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旗帜。

    茹奥显然是被比利时的例子给吓坏了,他匆忙地撤退了。在三月中旬召开的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为茹奥计划开展宣传工作——被出人意料地撤下了。如果这个伎俩多少能获得一点成功,那么这完全应该归咎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层。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他们的“计划”,是为了同各个政党争夺革命。因此,茹奥突然迸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灵感,随后他便宣布,他估计形势是(广义上的)革命形势。<b>但是具有革命性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竞技场上</b>。茹奥决定,不能再在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于是他就撤了回去,现在他正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到来。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曾在一月向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建议:打出对银行和重工业进行社会化的口号,进行夺取政权的联合斗争。假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真的有革命派的话,他们就应该牢牢把握住这个建议。通过大规模的夺取政权的宣传运动,他们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党内的革命动员,同时还能迫使茹奥为他的“计划”进行鼓动工作。照这样发展下去,法国总工会就不得不参加统一战线。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力量,就能大大加强。

    然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革命派,只有僵化保守的官僚。他们低头盯着自己的肚子,回答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长出了一口气——危险总算过去了。茹奥赶紧把为他的计划开展宣传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下。无产阶级依然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b>而且没有任何纲领</b>。共产国际再次发挥了反动的作用。

                                *       *       *

    现在的各种波拿巴主义派别与法西斯主义派别的人力资源,主要是由农业的危机提供的。当农民被穷困扼住咽喉时,他就能作出最难以预料的大转变。他对民主越来越不信任。

    蒙穆索写道:“保卫民主自由权利的口号,完全符合农民的精神。”(《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 du bolchevisme],1934年9月1日,第1017页)这个论断值得注意,它暴露出蒙穆索并不太了解农民问题,就跟他并不太了解工会问题一样。农民正在开始抛弃“左派”政党,正是因为这些“左派”政党只会向他们大谈“保卫民主”之类的空话,除了这些空话之外,什么也不会跟他们讲。

    任何“当前要求”的纲领,都不能在农村产生重大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b>用革命的语言向农民讲话</b>,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工人必须<b>与农民一同起草一个用革命的措施拯救农业的纲领</b>。

    农民最担心的是战争。也许我们应该和拉瓦尔与李维诺夫[30]一起,用国际联盟与“裁军”的美梦来欺骗农民?躲避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发出把欧洲变为<b>工农共和国联邦</b>的信号。革命是阻止战争的唯一出路。

    穷苦的农民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没收银行,把银行都集中在工人国家手里,利用从金融巨头那里没收的资金,向小农和农民合作社(以后者为主)提供<b>贷款</b>。必须对农业信贷银行实行<b>农民监督</b>。

    农民现在被迫忍受肥料托拉斯与谷物托拉斯的剥削。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对肥料托拉斯与大型面粉厂实行<b>国有化</b>,并使它们彻底服从于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

    农民中有许多阶层(各种佃农)被大地主的剥削压垮了。要想同<b>沉重的地租</b>作斗争,只有一种办法:在工农国家的监督下,由<b>农民委员会</b>来剥夺那些征收沉重地租的地主。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小恩小惠救不了农民,这对他是治标不治本。他需要的是坚决的革命措施。如果工人能认真地向农民提出<b>联合夺取</b>政权的建议,农民就会理解、赞成与支持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等待小资产阶级自己拿定主意,而是要<b>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坚定他们的意志</b>——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只有通过工农联盟才能做到这一点。

                                *       *       *

    大多数军官的情绪,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士兵群众的情绪,反映的是工农的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虚弱罢了:资产阶级更擅长同军官保持联系,而无产阶级却不太擅长同士兵保持联系。

    法西斯主义让军官深感钦佩,因为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坚定的口号,并且准备使用手枪与机枪来解决各种难题。我们得到了一些零碎的报告,指出法西斯组织通过一些预备役军官和现役军官同军队建立了联系,但是,对于这种联系实际上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了解。现在,重新服役的军人在军中的统治正在加强。反动派能在这些人中间找到充足的代理人。<b>在总参谋部的包庇下,军队中的法西斯集团正在高歌猛进</b>。

    军营中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年轻工人,本来是可以向腐蚀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发起成功的反抗的。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没有纲领。失业青年、小农的儿子、小商人的儿子和小公务员的儿子,把他们那个社会阶层的不满带进了军队里面。军营里的共产党人该怎么跟他们说呢?——难道要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吗?法西斯分子剽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句子,变成了煽动社会的工具。“共产党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的纲领,换成了腐朽的改良主义的垃圾。还有哪种破产比这更有欺骗性呢?

    《人道报》着重强调士兵的“当前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纲领比这些“当前要求”重要百倍。如今,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过去。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必然会在军中引发危机。<b>法国士兵正在等待、在寻找明确的答案<b>。<b>只有社会主义的纲领</b>,才能最好地回答关于社会危机的问题,才能最好地反驳法西斯分子的煽动。必须坚定地在全国传播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必将通过无数的门路,传进军队里面!

                      *       *       *

    社会危机及其带来的各种苦难,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劳动妇女身上。她们受着双重压迫:有产阶级的压迫与家庭的压迫。

    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居然会让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教会对妇女的影响力。决定人民的命运的,难道是“左派”在1935年能在多少个城市执政,而不是成百上千万的工农在下一阶段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立场吗!?

    劳动阶级妇女的最优秀品质(热情、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觉醒,是每一次革命危机的特点。扫除了教会的影响的,不是“自由思想者”的虚弱无力的理性主义,不是共济会的枯燥乏味的成见,而是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斗争,而人类的解放,首先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必须像警钟一样,发出工人阶级妇女的声音!

                      *       *       *

    青年组织的虚弱无力,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领导层的最严厉的批判。在<b>慈善、娱乐与体育</b>等方面,资产阶级与教会要比我们强大得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的行动,我们才能把工人阶级青年从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身边拉过来。

    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需要的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卫道之士。保守的官僚主义让青年觉得压抑和厌恶。如果在1848年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共青团体制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有加弗洛什[31]了。消极被动与曲意逢迎的政策,主要反映了青年<b>干部</b>的灾难性的作风。这些青年官僚未老先衰:他们懂得一切幕后的权谋,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知识。他们会拥护这个或那个“裁断”,只要这些幕后权谋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出席了上次的共青团塞纳联合会代表大会,他们充分见识了这些青年官僚的丑态。

    必须以最彻底的姿态,向工人阶级青年提出革命的问题。在向青年一代介绍自己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唤起他们的勇气和果敢,而没有勇气和果敢,就不可能成就历史上的任何大事。革命会向青年敞开大门。青年绝不能辜负了革命!

<h3>为什么是第四国际</h3>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写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信中建议:“鉴于第二国际的纲领未能经受住战争的悲剧性考验,并在德国与奥地利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把使社会主义在苏联赢得胜利的纲领,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统一的基础。早在1914年8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宣布,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证明了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党在指出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都已经遭到了无可辩驳的破产的时候,却忘了一个问题:<b>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与奥地利支部变成了什么样子?</b>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为什么呢?德国工人想要斗争,他们相信“莫斯科”会率领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坚定地转向左边。德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它在柏林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然而就在考验来临前,德国共产党却已经从内部瓦解了。党内生活遭到窒息;用发号施令代替解释劝服;反复无常的政策;由上级任命产生的领导人;欺骗和愚弄群众的制度——这一切让党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危险来临时,党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这个事实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当共产国际在德国可耻地投降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了!不必去回忆各国斯大林党是如何辱骂我们的。就在希特勒已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人道报》还在鹦鹉学舌地重复说:“在德国还没有失败”;“只有叛徒才说失败”;“德国共产党每小时都在壮大”;“台尔曼[32]的党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在遭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还在用这些罪恶的空话来腐化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一个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经验教训的组织,是绝对无可救药的。

    证据很快就会出现。比方说,关于萨尔的全民公决[33],就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德国无产阶级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还有多少信心。结果显而易见:在获胜了的希特勒的暴力,与软弱无能的、破产了的工人阶级政党之间,90%的群众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组成的统一战线,顶多只得到了7%的票数(如果不把犹太资产阶级、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平主义者等人的票数算上的话)。<b>这就是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联合收支表</b>。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教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工人群众把票投给希特勒,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唤醒了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又欺骗和出卖了他们。这就是工人得出的总结论。如果法国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萨尔的无产阶级就会把目光转向西方,并把阶级团结置于民族团结之上。但不幸的是,法国雄鸡[34]并没有向萨尔人民发出呼唤革命的黎明的报晓啼声。在法国,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原地踏步、缺乏自信的政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政策毁灭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萨尔的全民公决,并不只是对德国的灾难所造成的后果的一个测试,更是<b>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警告</b>。那些逃避事实、自欺欺人、期待奇迹发生的政党,它们允许自己的大敌毫无阻拦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占据有利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决定性的打击,等待着这些政党的只有毁灭!

    这就是萨尔的教训。

                          *       *       *

    许多正在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也就是在改良主义立场和革命立场之间徘徊不决的人),正在尝试向共产国际靠拢。他们中有一些人,主要是工人,真诚地希望能在莫斯科的纲领中找到十月革命的反映。其他人,主要是官僚,只是想同强大的苏联官僚阶层建立友好关系。对于那些只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我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好了。可是,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能在共产国际身上找到革命力量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上了大当。你们不懂共产国际的历史,过去十年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错误、灾难、投降与官僚化的蜕变的历史。

    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是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主义派被击败之后通过的。这个现行纲领,与成就了1917年的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与国际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而1928年纲领尽管有不少“国际主义”的句子,但它的出发点却是<b>在苏联独自建成社会主义</b>。列宁的纲领宣称:“没有西方和东方的革命,我们就会失败。”列宁的纲领,<b>就其本质而言</b>,预先就排除了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可能。而共产国际的纲领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为了苏联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为了苏联官僚阶层的外交交易上的利益),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列宁的纲领警告说: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官僚主义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势力与倾向的压力,它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复活;只有欧洲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证反对官僚主义祸害的斗争取得成功。与之相反,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指出:在永远正确、法力无边的苏联官僚阶层领导下,无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有谁胆敢对官僚阶层的永远正确提出异议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必须一律消灭。

    当然,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当中,有不少表述、公式、句子是从列宁的纲领里抄来的(在法国,反动的热月官僚与执政府[35]也同样利用了雅各宾派的术语),可是这两个纲领从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早就用局限于苏联一国范围之内的改良的纲领,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共产国际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而成的政策,搅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果也破坏了苏联的根本利益。我们<b>拥护</b>苏联,但<b>反对</b>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的官僚阶层,以及这个官僚阶层的盲目的工具——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首脑,昨天还是曼努伊尔斯基,他没有在“第三时期”留下一丝痕迹,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其实,在“第三时期”里,他也只有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没有,曼努伊尔斯基就被库恩·贝拉取代了。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位新统治者,有必要说几句。库恩·贝拉在大战期间曾在俄国被俘,他跟许多战俘一样,成了共产主义者,返回匈牙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小党的领袖。卡洛伊[36]伯爵的政府向协约国投降,导致匈牙利政权未经革命就和平转入了工人政党之手。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匆忙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库恩·贝拉是苏维埃匈牙利的创始人,然而他在以农民问题为首的一系列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无能,结果导致了苏维埃的迅速崩溃。在他作为流亡者回到苏联之后,他总是只能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因为列宁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有人可能会发现,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列宁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几乎句句都提到了“库恩·贝拉的愚蠢”。我写过一本论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小册子[37],里面讲到,列宁曾向我解释过为什么他要猛烈攻击库恩·贝拉:“必须教育人们不要信任他”[38]。在那之后,库恩·贝拉不但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反而还把他从列宁的学校里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光了。人们可以看出,他到底适不适合领导共产国际,尤其是领导法国无产阶级。

    我们承认法国共产党现在还在壮大。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反而是与它的政策相悖的。各种事件在把工人推向左边。尽管法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机会主义的转向,但在工人眼中它还是“极左派”。法国共产党在人数上的增长,并不能给它的未来带来任何保证:我们前面讲过,德国共产党在它投降前的那一刻仍在不断增长,而且速度比法国共产党还要快。

    无论如何,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并存的事实,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危险时绝对必须采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也足以解释工人对于组织上的统一的渴望。如果法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反对同机会主义政党合并。在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革命党在同改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把绝大多数工人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组织机械地合并到一起——这些组织将作为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的代表而继续存在——而是要在斗争中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并发动他们去斗争。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事实上法国现在并没有革命党。正是因为没有革命党,所以法国共产党才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经过起码的党内讨论——跳到同激进社会党结盟,为了“当前要求”而否认革命任务,这暴露出了党的机关完全浸透了犬儒主义,党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习惯思考了。法国共产党<b>已经病入膏肓</b>。

    我们曾公开批判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的立场,不必再去重复那些我们讲过不止一次的话了。尽管如此,有一点仍是肯定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左翼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实验室,无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与方法正从它里面产生出来。如果这个革命左翼能够巩固、加强自己,它就能成为唤醒共产党工人的关键因素。它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得救。相反,如果社会党的革命派落入了共产国际机关的罗网,它的脊梁骨就会被打断,它的个性就会被抹杀,它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只会盲目服从;共产国际机关的体制只会毁灭革命派;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彻底失败。

    有些同志会愤怒地质问我们:“难道你们反对组织上的统一吗?”

    不,我们并不反对统一。但我们反对盲目崇拜、迷信与愚昧。统一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把整个无产阶级都集结到了自己身边,然而它却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了毁灭。比利时工人党有权自称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只有天真得无可救药的人,才会对英国工党抱有期望,以为这个统治着整个英国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赢得胜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一本身,而在于统一的实际政治内涵。

    如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今天就同法国共产党合并,这给胜利带来的保证,并不会比统一战线所能带来的更多: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会带来胜利。但我们随时准备承认:在目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将会加快散落在两党内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重组与整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党的统一才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我们得把话给挑明了——如果在统一后的新党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引入共产国际的轨道的话,统一也有可能会变成倒退的一步,甚至是迈向深渊的一步。斯大林主义的机关能够利用一场胜利了的革命,但它在组织上却无法保证新的革命能够获胜。它从骨子里就是保守的。<b>我们要重复一遍:苏联官僚阶层与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执政府与督政府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b>。

    两党的统一并不会带领我们前进,除非它意味着打消幻想、驱除盲目和消除赤裸裸的欺骗。社会党左派必须大量接种列宁主义的疫苗,以免患上共产国际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们才如此密切、如此挑剔地关注各种左派集团的演化。我们的态度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我们相信,在革命事务上,责任感要远比礼节重要得多。我们也同样接受任何出于革命立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批评。

                                  *       *       *

    齐隆斯基在一系列文章里,试图概括出未来的统一的党的基本原则。比起一再空谈统一的勒巴[39],齐隆斯基的做法要严肃认真得多。可惜齐隆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却体现出了改良主义—中派主义的倾向,不是倾向于列宁主义,而是倾向于官僚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就来讲一讲好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齐隆斯基在他的整个系列文章里,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看做是它本身的目的”的观点(他还指出这个观点来自斯大林)。说得好像世界上什么地方有个疯狂的理论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它本身的目的”似的!虽然一再强调这个观点显得很奇怪,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想法:齐隆斯基是在为自己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事先向工人道歉。不幸的是,如果一开始就为建立专政而道歉,那是很难建立起专政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放松,并逐步转变为工人民主。”一句话里就犯了两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观点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b>对立起来了</b>。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成为、而且也应该是工人民主的最高体现。为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与能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产阶级被民主地组织起来,正是为了消灭它的敌人。按照列宁的说法,专政应该“让每一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40]。专政的重拳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b>专政的基础是工人民主</b>。

    然而按照齐隆斯基的说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民主将取代专政。这个前景是完全错误的。当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工人民主就会与专政一同消亡,因为国家自己也要消亡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工人民主”的容身之处,这是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其次,已经没有通过国家进行镇压的必要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把专政转变为民主,而是要把专政和民主一同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组织。

    如果这只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它并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然而就在这个错误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整套的政治方案。齐隆斯基企图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承认这个理论是从唐恩那里借来的),使其能适应目前的苏联官僚体制。而且,他还竭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并没有向民主转变,反而在向恐怖的官僚主义转变,而且这种官僚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个人独裁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党、苏维埃和工会却全都遭到了压制,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这正是齐隆斯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

    然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权利,被独立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阶层给篡夺了,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弊病丛生、正在堕落的专政,如果不去管它,这个专政不会转变为“工人民主”,却会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毁灭。

    只有西方的革命才能挽救十月革命免于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也是同样的错误。采用这个纲领,就会使革命的列车出轨。法国无产阶级要想赢得成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自己的先锋队彻底独立于保守的、囿于一国范围的苏联官僚阶层。法国共产党当然有权提出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它几乎不可能提出别的东西。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他们必须无情地批判布哈林—斯大林的纲领。统一是件大好事,但是不能在堕落的基础上统一。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纲领为基础,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集结起来,这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任务。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都要求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同样的斗争。

                      *       *       *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彻底堕落。历史的证据不会骗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都已经作出了它们的判决。萨尔的终审核实了这个判决,并不得上诉。根据过去十年里的悲剧性的经验教训,新的国际的筹建工作已经提上了现在的议事日程。这个重大任务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密切相关,首先是与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相关。为了战胜这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掌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与机会主义的方法和斯大林主义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恩格斯曾说过:“当斗争来临时,法国人的生活总是会焕然一新。”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伟大导师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炽烈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一个能够成为新国际的基石的党,法国无产阶级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条道路,是对国际革命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利的道路。

    只有傻瓜才会说成功是万无一失的。不幸的是,如果说胜利是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b>统一战线的目前政策,就像两个工会组织的目前政策一样,不会促成胜利,反而会阻碍胜利</b>。假如法国无产阶级胜利了,它的两个政党就一定会从舞台上消失,这样一来,在新的基础上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就会让每一个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更明显的是: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获胜,第四国际的建设就将遭遇无数的困难,进展将会极其缓慢;各种迹象都会表明,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

    因此,这两种历史走向——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都同样通往第四国际的道路,只是速度不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要表达的历史潮流。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我们不是要装腔作势地“宣称”第四国际的存在,而是要系统地为第四国际进行筹建工作。在面临事件的考验时,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揭示出来:现有的两个国际的纲领与方法,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不会减小,反而会继续扩大。从这个分析出发,只能得出一条总路线: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第四国际做好准备。

                  *       *       *

    有几个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两个荷兰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在二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除了两个荷兰政党是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其他与会的组织都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是各种保守的——中派主义。出席会议的雅·多里奥[41]写道:“当资本主义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惊人的证明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建立的各个政党,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建立的,<b>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b>。”多里奥本人曾同左翼反对派进行过十年的斗争,他帮助瓦解了共产国际,我们不会对这件事喋喋不休。尤其是不会特意提醒大家多里奥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的可悲的角色。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1935年2月发生的事情上面吧。多里奥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失败了,他也承认这一点。他是否从这个失败中得出了必须准备建立新国际的结论呢?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中派主义。关于新国际的问题,多里奥是这么写的:“会议正式谴责了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一说到“正式谴责”,多里奥就得意忘形了,但这次会议确实<b>否决了</b>关于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两名荷兰代表对此表示反对。既然如此,那这次会议的真正纲领又是什么呢?它没有纲领。在会议议程中,与会的各个组织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任务撇到一边,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任务。但是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大会,安慰自己的心灵,并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已经失败了”。低头致哀之后,他们就会各奔东西。我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做“为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举行每年一度的葬礼仪式的殡葬委员会”比较好。

    这些可敬的人以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是“战略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传播一些格言:“我们绝不能参与事件……”;“群众还没有理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亲自参与宣称两个国际的破产的事件呢?“群众”不是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嘛!而那些已经理解了这一点的群众——没有你们帮忙他们也理解了——在萨尔投了希特勒的票。你们要求第四国际的筹备工作必须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可你们自己难道就不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时刻刻都走在历史的进程的最前列。只不过你们代表着这个进程的哪个部分呢?

    “群众还没有理解”。但是群众并不是到处都一模一样的。新思想首先是由先进分子掌握的,然后他们再把新思想传播给群众。如果你们这些高尚、聪明的人能够理解第四国际的无法回避的必要性,那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结论隐瞒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呢?更糟糕的是:在承认现有的两个国际已经失败之后,多里奥“谴责”(!!!)了关于新国际的主张。那么,他到底要给革命先锋队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前景呢?什么也给不了!但这就意味着散布混乱、麻烦与消沉。

    这就是中派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它的本质。在形势的压力下,中派主义可以做出分析、评估与批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我们讲的这次会议就是他们主持的——就小心翼翼地重复了不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在两年前、三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话。但是,就在距离革命的结论不远的地方,中派主义者胆怯地停下了脚步。大家一起来给共产国际办个葬礼吧?当然可以。但是要为新国际进行准备?不,不行……还是“谴责”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算了。

    多里奥没有立场。他也不想要任何立场。在他同共产国际的官僚决裂之后,他本来是能发挥进步的、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连边都没沾到。他抛弃了革命的任务。他选择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想永远地和中派主义者合作吗?还是让他自己去弄明白,中派主义就是一把没有刀刃的刀吧!

<h3>结论</h3>

    “等待”、“忍耐”、“争取时间”——这些就是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工会干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口号。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就是:<b>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b>。真是这样吗?这是彻底的错误。如果在前革命形势下,我们不采取革命的政策,那么时间拖得越久,<b>对我们就越不利</b>。

    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人们给统一战线大唱赞歌,力量对比还是在朝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为什么呢?马索·皮维尔在他的文章《一切都在等待》(《人民报》,1935年3月18日)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幕后的金融资本操纵下,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一切队伍都在不停地执行着进攻的政策,不断地攻占新阵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工业、农业、学校、报刊、法院、军队)。而在无产阶级这边,进攻却只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就连防御都没有组织起来。阵地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拱手让出,或正在准备被拱手让出。

    各种势力的政治领导层,不只是由客观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数量等因素)决定的,也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b>对自身力量的认识</b>,是<b>实际的力量</b>中最重要的因素。法西斯主义天天都在给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打气鼓劲,加强它的自信;而统一战线的领导集团却在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平主义者是佛陀与甘地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他们用说教来反对暴力、武装与武力斗争。斯大林主义者宣扬的基本上也是这套东西,只是特别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劳动的分工:前者加强反动阵营,后者削弱革命阵营。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b>难道说,形势已经无药可救了吗?……完全不是!</b>

    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遏制改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首先,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就发生在每个人眼前;工人阶级群众得到了警告,而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则窘迫不堪;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及时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革命的问题。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就打消了扩大自己的人数的念头。但是,我们的口号,反映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逻辑,所以我们的口号才有力量。每一个阶段发生的事件,都证实了我们的分析与批评。社会党左翼正在壮大。在共产党内,一直到现在,批评意见都在遭到压制。但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的壮大,一定会冲破斯大林党的死板的官僚纪律:两党的革命派必将在共同行动中携手合作。

    我们的原则一如既往:<b>以真名称呼实物</b>。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对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消耗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是最后一点时间还没有耗尽。

    <b>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b>甚至可以说:<b>胜利是有把握的</b>——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确保的——这只需要:<b>我们要有求胜的意志。我们必须渴望胜利,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打倒敌人,把敌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b>。

    <b>同志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呼唤你们!一起去斗争!一起去赢得胜利!</b>

[1]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年4月12日——1959年6月13日),隶属于民主共和联盟(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曾任商业部长、工业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公共事务部长等职。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 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中译者注

[3]指国际联盟。——原注

[4]保尔·弗尔(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指杜梅格政府。——中译者注

[6]当激进党暴露出它根本无力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之后,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特别是斯大林派,在惊恐之下同激进社会党结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联盟,这是一个极端的特征。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视角来看,在议会内同激进党结盟,是一种罪行,在已经大大受限的议会政治的范围内,这也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实际价值。在议会外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这不仅是罪过,更是愚蠢。——列·托

[7]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忽视传统与民族气质之类的因素(不过我们这里只顺带讲几句)。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当然是由阶级斗争的进展决定的;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的<b>形式与速度</b>,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气质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而传统和气质本身又是在过去的阶级斗争的进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列·托

[8]全称“联合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它是斯大林派控制的工会,规模比法国总工会小,1936年与法国总工会合并。——原注

[9]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10]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1]关于列宁同“经济派”的论战,请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5.htm          ——中译者注

[12]“人权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的“人”字(l'homme),在原文中为阳性,直译过来就是“男人权利同盟”,所以托洛茨基在这里讽刺参加了“男人权利同盟”的老太太们“两性兼具”。——中译者注

[13]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年10月6日——1946年4月28日),生于军人家庭,1905年入读圣西尔军校,190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等地服役。1927年退役。1929年参加火十字团,1930年担任火十字团首领之后,将该组织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组织。1936年6月,人民阵线政府下令取缔火十字团,拉·罗克便组建了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 Français,请勿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俗称混淆),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前,该党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右翼政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罗克将党名改为法国社会进步运动(Progrès Social Français),并支持纳粹德国的占领政策。1942年9月拉·罗克开始改变方针,反对占领。1943年3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返回法国后被软禁,死于软禁期间。——中译者注

[14]《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一册,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年2月。——中译者注

[15]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或麻痹工人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外,还出现了<b>法西斯主义</b>。”(同上,第27页。)——中译者注

[16]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消灭工人的革命先锋队,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骨干力量。”(同上,第28页。)——中译者注

[17]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中译者注

[18]让·巴蒂斯特·帕斯卡尔·欧仁·恰普(Jean Baptiste Pascal Eugène Chiappe,1878年5月3日——1940年11月27日),1927年至1934年任巴黎警察总监,1935年至1936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940年秋天出任法国驻黎凡特高级专员,在乘飞机飞往黎巴嫩途中被意大利飞机误击,机上包括恰普在内的所有乘员全部身亡。——中译者注

[19]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退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20]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年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至1937年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后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狱,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1]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2]加斯东·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联合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23]《民众报》(Le Peuple)是法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4]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25]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中译者注

[26]罗热·玛丽·菲利克斯·朗热隆(Roger Marie Félix Langeron,1882年5月27日——1966年1月18日),时任巴黎警察总监。——中译者注

[27]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8]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29]新社会主义派(Neo-Socialistes)是法国社会党内的一个右倾派别,主要领导人即是上文提到过的戴亚、雷诺德尔等人。——中译者注

[30]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 Genoch Mojsiejewicz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中译者注

[31]加弗洛什(Gavroche)是维克托·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的一个流浪少年,他自幼被父母遗弃,自由不羁,热情冲动,最后参加了革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是巴黎革命青年的象征。但作者这里搞错了,原著里加弗洛什参加的是1832年的六月起义而不是1848年革命,详情请参阅《悲惨世界》第三部第一卷、第四部第六卷、第十卷至第十五卷、第五部第一卷。——中译者注

[32]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3]按照《凡尔赛和约》,原属于德国的萨尔盆地被划归国际联盟管辖,为期15年。在此期间,当地的煤矿由法国控制。15年期满后,将由当地选民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萨尔的最终归属。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超过90%的选民赞成萨尔立即回归德国。——中译者注

[34]雄鸡是法国的象征。——中译者注

[35]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施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反革命势力,也让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害怕,这些资产阶级为了制止雅各宾派的“过火”行为,便于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热月九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并于次日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人杀害。1795年10月26日,热月党解散了国民公会,选出了新的督政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执政府。热月党虽然取消了雅各宾派的许多革命措施,但还是不得不做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托洛茨基经常用“热月反动”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性质。——中译者注

[36]卡洛伊·米哈伊·亚当·捷尔吉·米克洛什,纳吉卡洛伊伯爵(Count Károlyi Mihály ádám György Miklós de Nagykároly,1875年3月4日——1955年3月19日),生于匈牙利最著名的天主教贵族家庭之一,191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10月被奥地利皇帝任命为匈牙利首相,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国,并自任临时总统。在内忧外患面前,卡洛伊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7月流亡法国。1946年回国,1947年至1949年曾任匈牙利驻法国大使,1949年辞职后流亡国外,1955年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7]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38]但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没有找到这句话。——中译者注

[39]让—巴蒂斯特·勒巴(Jean-Baptiste Lebas,1878年10月24日——1944年3月10日),生于鲁贝(Roubaix),1896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12年当选为鲁贝市长,一战期间德军占领鲁贝后,因拒绝同德军合作,遭到监禁。1936年在布鲁姆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40]列宁的原话是“我们知道, 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关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详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2卷,第306—308页。——中译者注

[41]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驻莫斯科代表,1923年当选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在任上大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阵线,于193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开始倒向极右阵营。1936年成立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投靠纳粹德国,盟军解放法国后逃往德国,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车被盟军飞机扫射,他当场身亡。——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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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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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需要行动委员会,而不是人民阵线</h2>


(1935年11月26日)




    “人民阵线”形式上是同激进党及类似的小组织结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这个联盟包括议会内和议会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激进党都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却无耻地限制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


    激进党自己正在瓦解。每一次新的选举,都能让人看见它的支持者正在抛弃它,转向左翼或右翼。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真正的革命党,社会党与共产党仍在壮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劳苦大众总体上是倾向左边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而各工人政党的领袖,自然是<b>倾向右边</b>的,这一点也同样明显。群众想用自己的选票与斗争来摆脱激进党,与之相反,统一战线的领袖却想拯救激进党。两个工人政党的领袖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得到了工人群众的信任,然后便主动把这份信任的一大部分,分给了根本得不到工人群众信任的激进党。


    在“人民阵线”的幌子掩饰下,不仅工人民主,就连形式上的民主——比如资产阶级民主——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激进党的大部分选民并没有参加劳动者的斗争,也就是没有参加人民阵线的斗争。然而激进党却在人民阵线内占有特殊的地位;两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激进党的纲领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把这个主张最大声地讲出来的,是《人道报》的讽刺大师们。最近的参议院选举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激进党在人民阵线中的<b>特殊</b>地位。共产党的领袖为了支持非无产阶级政党,让出了好几个本该属于工人的候选人名额,这件事还得到了共产党领袖的公开吹捧。这只能说明,这个统一战线部分恢复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财产限制。


    顾名思义,人民“阵线”这个组织,是用来进行直接的、当前的斗争的。当斗争提上日程时,每一个工人都顶得上十个资产阶级,哪怕是追随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从革命斗争的力量的立场来看,不应该把选举中的特殊地位给予资产阶级激进派,而应该给予工人。但是,特殊地位在这里其实是多余的。难道人民阵线想要保卫“民主”吗?那它就得先在自己内部实行民主。这就是说:<b>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必须直接地、立即地反映出斗争中的群众的意志</b>。


    怎么做呢?非常简单:通过选举就行了。当无产阶级反抗法西斯主义、反抗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政权[1]、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反抗其他一切形式的压迫与暴力时,如果有人愿意与无产阶级一起斗争,那么无产阶级是不会拒绝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他们目前的或潜在的盟友的唯一要求是:要用<b>实际行动</b>来进行斗争。任何一个集团,只要它确实在某个阶段参加了斗争,并且愿意服从共同的纪律,那它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去对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发挥影响。


    在城镇、地区、工厂、军营和乡村中,人民阵线的支持者都应该在战斗的行动中举行选举,每二百人、五百人或一千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当地的行动委员会。斗争的所有参加者都应该服从行动委员会的纪律。


    共产国际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选举行动委员会,作为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支持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这也许是整个决议中唯一一个进步的主张。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党才根本不想落实它。它不敢这么做,因为它害怕这样会破坏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当然,不只有工人才能参加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就连公务员、官吏、退役军人、手工艺人、小商贩、小农也可以参加。这样一来,行动委员会就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同争取小资产阶级最好地协调起来。但是,这会让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变得极其复杂。同时,人民阵线本身在形式上,仍是阶级合作的组织,它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与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激进党)之间的合作组织。真正具有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将会自动把资产阶级中间商(激进党)赶出人民阵线的队伍,并粉碎莫斯科推行的这个罪恶的政策。


    但是,如果有谁以为,可以按照某些条文,要求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某一时刻举行行动委员会的选举,那他就错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做法,因而是毫无用处的。工人只有在亲自参加了某些行动,并感到需要革命的领导层时,才会去选举行动委员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以<b>形式民主</b>的方式选出<b>一切</b>群众的代表,而是要选出<b>斗争中的</b>群众的革命的代表。行动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劳动者中究竟有哪些阶层会被吸引去成立行动委员会呢?事先对这个问题作出预测,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判断哪些群众参加了斗争。


    在土伦、布雷斯特、利莫日[2]之类的孤立的暴动中,群众的革命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当革命能量被白白浪费之后,群众便陷入了冷漠,这就是法国最大的危险所在。只有自觉的叛徒或者昏庸无能的蠢人,才会以为在目前形势下,能够让群众保持消极无为的状态,直到群众得到人民阵线政府恩赐的祝福时,群众才会被发动起来。在目前形势下,罢工、抗议、街头武斗、直接暴动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去阻拦和破坏这些运动,而是要把这些运动统一起来,用最大的力气去帮助它们。


    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最害怕的是把激进党给吓跑了。统一战线的机关非常自觉地发挥了破坏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而马索·皮维尔之类的“左派”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机关当挡箭牌,抵挡群众的愤怒。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帮助斗争中的群众建立符合当前的需求的新机关,才能挽救这种局面。这正是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土伦与布雷斯特的斗争中,如果有人号召工人建立一个当地的斗争组织,他们本来是会毫不犹豫地照办的。在利莫日遭到血腥屠杀的第二天,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会坚决地展露自己的决心,选出一个调查流血事件的委员会,阻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今年夏天,在兵营中发生反对延长兵役的运动期间,假如有人建议士兵选出营级、团级的行动委员会和兵营行动委员会,他们本来是会照做的,这样做并不会太困难。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大多数情况是局部性的,但也经常出现全国性的情况。这种情况一个都不能放过,这是任务。为此,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设立行动委员会,是<b>制止党与工会机关的反革命的阻挠与敌对行为的唯一手段</b>。


    这是要用行动委员会来取代党与工会组织吗?只有傻瓜才会这么问。参加斗争的广大群众,拥有各自的想法、传统、派别与组织。各个政党将会继续存在、继续斗争。在行动委员会的选举中,各个政党自然都想把自己的支持者给选上去。行动委员会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各个政党与派别在行动委员会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在涉及到政党的时候,行动委员会或许可以叫做<b>革命议会</b>:各个政党并不会被排斥在行动委员会之外,相反,它们是行动委员会的必要前提;同时它们要在行动中接受考验,群众也会学会摆脱那些已经腐朽的政党的影响。


    难道说,行动委员会就是<b>苏维埃</b>吗?在一定条件下,行动委员会可以把自己转变为苏维埃。但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是1935年,广大群众一听见“苏维埃”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夺取政权之后的状况;但在现在的法国,距离夺取政权还比较远。俄国的苏维埃在刚成立的时候,完全不像它后来变成的那个样子,当时它们通常非常谦虚地自称为工人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在当前阶段,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在防御性斗争中把法国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为将来的进攻做好准备。行动委员会能否变为真正的苏维埃,取决于法国目前的关键形势能否发展到最终的革命阶段。当然,这不仅取决于革命先锋队的意志,也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无论如何,群众运动已经向阻碍它的人民阵线发起了冲击,如果没有行动委员会,它是不可能前进的。


    如果斗争中的群众,不通过自己的有权威的机关,着手从事建立<b>工人民兵</b>、<b>武装工人</b>、准备<b>总罢工</b>之类的任务,这些任务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在斗争中诞生的行动委员会,才能保证建立起一支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真正的民兵。只有控制了全国最重要的各个中心城市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够选择时机,过渡到更为关键的斗争手段,它们是斗争的当仁不让的领导层。


                 *       *       *


    上面简单介绍了我们的主张,从中可以得出许多适用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与所谓的“革命(?)左派”有关。这个派别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支配着革命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些中派主义者口头上虽然反复强调“群众”,却总是跟着改良主义机关转。马索·皮维尔虽然革命口号不离口,却让这些口号服从于“组织统一”的抽象原则,而“组织统一”的原则在行动中就表现为同爱国派统一,反对革命派。当社会爱国主义的联合机关阻挠群众的时候,<b>粉碎</b>它的阻挠,对群众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革命斗争的利益出发,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最后明白了,必须<b>使群众摆脱背信弃义的社会爱国主义领导层</b>,只有这些人才能建立行动委员会。皮维尔紧紧抓住齐隆斯基,齐隆斯基又抓着布鲁姆,布鲁姆又和多列斯一起抓着埃里奥,埃里奥又抓着拉瓦尔。皮维尔参加了人民阵线的体制(他在上次全国委员会会议时给布鲁姆那个可耻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这就是他得到的报答!),而人民阵线又成了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波拿巴主义制度一定会垮台。在即将到来的关键阶段中,如果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埃里奥—布鲁姆—加香—多列斯—齐隆斯基—皮维尔)在整个过程中还能不垮台,那么波拿巴主义体制就一定会让位于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获胜的条件就是<b>清除目前的领导层</b>。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口号不仅愚蠢,更是罪过。<b>绝不与法帝国主义与国际联盟的代理人统一</b>。对于这个背信弃义的领导层,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只有无情地揭露以马索·皮维尔为首的所谓的“革命左派”的反革命政策,革命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建立起来。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队伍里是没有幻想与怀疑的容身之处的。


[1]弗朗丹于1935年6月1日辞去总理的职务,由费尔南·布伊松(Fernand Bouisson,1874—1959)接任。布伊松上任仅6天即辞职,由皮埃尔·拉瓦尔于1935年6月7日继任。——中译者注


[2]1935年8月初,土伦(Toulon)的码头工人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分别发生了暴动,军警镇压,多人死亡,上百人手上;11月中旬,左派工人与法西斯分子在利莫日(Limoges)发生了流血冲突。——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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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法国已到转折关头[1]</h2>

(1936年3月26日)

    本书的目的,便是详细解释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所使用的方法。就像革命政策一样,这种解释本质上也是通过论战来表达的。只要能把群众争取过来,针对统治阶级的论战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转变为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清楚地了解现代社会及其国家、法律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抽象概念(“民族”、“祖国”、“民主”)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剥削性质。地球上最堕落的报纸之一《时报》(Le Temps)天天都在教育法国人民要爱国、要无私奉献。然而《时报》自己的奉献精神,却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行情而变动的,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革命的政治活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捏造的各种谎言的真面目,这些谎言会腐蚀群众的觉悟。同“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结合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变成毒性极强的毒素。然而,法国的各种工人组织的基调,却是由这些毒素的生产者制定的,如今这种情况要比以往更为严重。

    本书的第一版在法国共产党的草创阶段起过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注意到许多证据;顺带一提,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报》上也不难找到这方面的迹象。在这十二年里,经过许多激烈的曲折之后,共产国际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书如今已被列为禁书的事实,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法国共产党(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个已经完全名不副实的名字)现今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已经与考茨基没有什么区别,而本书最初就是针对考茨基而写的。他们与考茨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要更加无知、更加犬儒。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加香等人身上的复活,或许足以成为本书再版的理由。然而,本书的再版,还有着更为严肃的动机:第三共和国的体制,已经遭到了深重的前革命危机的动摇。

                      *       *       *

    在过去十八年里,本书作者曾在法国住过两年(1933年至1935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住在外省,观察事态的发展,而且还得不断遭到警方的监视。在此期间,在笔者蛰居的伊泽尔省,曾发生过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平凡小事,然而这件事却能使人了解整个法国政治的关键。在冶金委员会[2]的一家医院里,有位准备动大手术的青年工人,竟敢擅自阅读革命报纸(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天真地把那份报纸当成了革命报纸,那份报纸的名字就叫《人道报》)。院方先是向这位不谨慎的病人、然后又向四名同情他的病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停止阅读那份不受欢迎的报纸,否则就得立刻滚蛋。当然,这家医院自己也在公开进行教权派的反革命宣传,然而点破这件事并不会给这几位病人带来什么好处。可这几位病人只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并不在乎失去议员的席位或内阁部长的职位,他们能损失的只有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后通牒对这种人是无效的。于是,这五位病人(其中一人正准备动手术)就被赶出了医院。当时在格勒诺布尔[3]执政的是社会党,当地社会党的领袖是马尔堂(Martin)医生,他是那些给社会党制定基调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之一,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就是莱昂·布鲁姆。被赶出医院的病人向市长求助。结果一无所获。尽管他们一再求情,市长却根本不肯见他们一面。然后他们便向当地左派报纸《电讯报》(Dépêche)求助,这家报纸是由激进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卡特尔[4]经营的。该报经理了解到涉事医院的后台老板是冶金委员会之后,干脆利落地拒绝管这件事:你们想干啥都行,就是别管这事!《电讯报》以前曾得罪过这个权势滔天的组织,结果丢掉了一单广告,损失了两万法郎。市长和这家“左派”报纸的经理,并不像无产阶级那样一无所有,他们是会遭到损失的。所以他们拒绝卷入这场不公平的斗争,抛弃了这几位工人,让工人们带着患病的肠子和肝脏听天由命。

    每隔一两周,社会党市长就会发表演说,大谈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搅动他对青年时期模糊的回忆。《电讯报》会在选举期间支持市长先生和他的党。一切秩序井然。这种社会主义不会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造成丝毫的伤害,所以冶金委员会也就大度地容忍了它。重工业与银行的封建领主每年只需要花两万法郎的广告费,就能让一家大报社服服帖帖(这些先生的身价还真便宜!)。而且还不止这家报纸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都能明显证明冶金委员会对参议员、众议员、各城市的市长(包括社会党在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资本对整个法国国家机关实行着独裁统治。而《拉鲁斯词典》[5]却把这种体制叫做“民主共和国”。

    在左派议员和左派记者看来,不仅在伊泽尔省,而且在法国各地,他们都会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永远和平共处下去。然而他们错了。饱经干腐病侵蚀的民主制度,在自己的圣殿里突然发现自己撞上了枪口。希特勒的重新武装——一个粗鲁的现实——给国际关系造成了真正的剧变,暴露出了所谓的“国际法”的无用与虚伪;德·拉·罗克中校的武装团伙,也给法国国内关系造成了同样的震动,迫使所有党派进行改组,给自己涂上不同的颜色,站到不同的队伍里。

                              *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写过:包括民主共和国在内,国家都是由保卫私有制的武装队伍组成的[6];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释,都只是在粉饰或掩饰这个事实。埃里奥或布鲁姆这种热烈捍卫“法律”的人,总是会被这种尖刻的嘲讽所激怒。然而,希特勒和德·拉·罗克,这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话的正确性。

    1934年,遵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制的意志,达拉迪耶当上了总理。他把国家主权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自己兜里,四处奔走。然而,当德·拉·罗克和莫拉斯[7]等人的队伍表现出他们敢于开枪、敢于砍伤警察的马匹时,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就拱手让出了自己的位子,交给了这些武装组织指定的一个政治上的残障者。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胜过一切选举的统计数字,要想把它从法国最近的历史上抹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示了未来。

    当然,无论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进程,都不会被<b>任何一个</b>拿着手枪的团伙所改变。只有在<b>一定</b>条件下,受具体的阶级所操纵的武装队伍才能发挥关键作用。德·拉·罗克中校和他的党羽企图确立“法律与秩序”,制止动乱。既然“法律与秩序”在法国就等于金融资本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等于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阶层的统治,那么,德·拉·罗克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金融资本的武装纠察队员。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这类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报》和《人道报》上,也经常能看见,当然它们并不是原创者。但这些报纸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它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一半真相,其重要性与另一半不相上下;那一半真相就是:埃里奥、达拉迪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同样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否则激进党就不会在法国执政多年了。如果我们不想遮遮掩掩的话,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德·拉·罗克和达拉迪耶都是在为同一个主人效劳。这并不是说他们并没有区别,也不是说他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正好相反。他们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就像两家专门的代理商一样,各自都有救世的独门秘方。达拉迪耶许诺通过贯彻法国传统的民主制度来维持秩序。德·拉·罗克主张消灭苟延残喘的议会制度,代之以公开的军事独裁。双方的政治手段虽然完全相反,却在为同一个社会目的服务。德·拉·罗克与达拉迪耶的对立——我们使用这两个名字只是为了方便表达——其社会基础便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衰落、腐朽,以及它的无法挽救的危机。尽管工业的各个部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成功与爆炸性的发展,但整个资本主义却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与国际关系陷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议会民主与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竞争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生产力还能继续增长、销售市场还能继续扩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还能继续提升、资本主义国家还能活下去、并且也能让别人活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能容忍罢工、集会与出版的自由。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时代,国民收入的停滞或减少、农业的慢性危机、失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只有苏联是例外。当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就像人上了年纪,就很容易得痛风与小动脉硬化症一样。卡约[8]、斯弗扎[9]伯爵之流把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归咎于上次大战造成的后果,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精神已经肤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上次大战,不过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把即将发生的崩溃,转嫁到敌国头上的一次尝试而已。这次尝试失败了。大战只是让崩溃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进一步的崩溃,又在蕴育着新的战争。

    法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已经十分糟糕,尽管他们在拼命回避阶级矛盾的问题,但就是这些数字都无法掩饰社会崩溃的严重程度。尽管国民收入全面下跌,尽管农民收入出现了惊人的下降,尽管城市小有产者已经破产,尽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年营业额在1亿至2亿法郎之间的巨型企业却在大发横财。金融资本正在吸干法国人民的鲜血,这个比喻没有丝毫的夸大。这就是“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活动的社会基础。

    在衰退的过程中,行情有时也会有所好转,让衰退得到缓解,使人产生摆脱衰退的一线希望;这种好转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然而它们终究只是暂时性的。当代的总潮流不容分说地驱赶世界各国,迫使它们做出抉择,现在轮到法兰西来面临这个抉择了:要么是无产阶级推翻腐朽至极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为了自保而用法西斯主义来取代民主。法西斯主义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要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来回答。

    1934年2月6日,根据股票交易所、银行与托拉斯的直接命令,法西斯分子开火了。同一个统治集团命令达拉迪耶将政权交给杜梅格。这位激进党总理投降了——怯懦是激进党共同的特点——因为他在德·拉·罗克的团伙中认出了自己的主子。换种说法就是: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之所以将政权拱手让给杜梅格,《电讯报》的经理与格勒诺布尔市长之所以拒绝揭露冶金委员会的代理人的残忍行径,理由都是一样的。

    但是,用法西斯主义来代替民主制度,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危险。所以,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出现了犹豫不决的情绪。所有资本巨头都同意进一步加强这些武装队伍,当危险到来时可以用它们充当看门狗。可是现在应该把这些队伍派到什么地方去呢?要不要命令它们马上出击呢?还是应该先让它们按兵不动,以备不时之需呢?——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激进党曾经有能力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并通过这部分群众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无产阶级不敢突破“民主”纪律的桎梏,然而现在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相信激进党还有这种能力了。但是金融资本对各种法西斯组织的能力同样没有把握:它们还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做不到夺取政权并建立牢固的统治。

    这些幕后的领袖一直在给人们灌输必须谨慎小心的思想,他们不是用议会中的雄辩,而是用工人的怒火、总罢工的尝试(当然,总罢工刚一开始,就被茹奥的官僚机构扼杀了)、局部的起义(土伦、布雷斯特……)来进行灌输的。拴在法西斯分子脖子上的缰绳收得紧了一点,激进党可以松一口气了。《时报》曾匆忙地给“青年一代”写了好几篇文章大表忠心,现在它又重新发现了自由体制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具有非凡的优越性。于是,这个不稳定的、过渡的、杂种的体制就建立了,它并不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而是第三共和国衰朽的产物。<b>波拿巴主义</b>就是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政权独立于各个政党与纲领;通过紧急授权的方式取消了议会的立法权;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仲裁者”的形象,君临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之上,换句话说,它事实上已经骑到了国家头上。身败名裂、可怜巴巴的激进党连续参加了杜梅格、弗朗丹、拉瓦尔的内阁,这三届内阁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只在小处稍有区别。在萨洛[10]内阁的就职仪式上,只能感知到二维而无法感知到三维的莱昂·布鲁姆宣称:“二月六日的最终影响,已经在议会层面上被消除了。”(《人民报》,1936年2月2日)人们一般把这种做法形容为用刷子的影子来擦掉马车的影子。这话说得就好像金融资本的武装队伍的压力,大体上可以“在议会层面上”加以禁止似的!说得就好像萨洛可以假装感觉不到这种压力,并能在这种压力面前稳如泰山似的!萨洛—弗朗丹政府实际上仍是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只不过它换了一副稍微有点“左”的面孔罢了。有人曾指控萨洛,说他独断专行,萨洛在答复这个指控时,给众议院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说我独断专行,那是因为我要成为仲裁者。”这句话哪怕是出自拿破仑三世之口,听起来都不会那么糟糕。萨洛明白这一点:按照议会制的规则,他应该是某个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全权代表;但他是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法则上台的,所以他是高居于各个阶级、各个政党之上的仲裁者。

                            *       *       *

    阶级斗争的加剧,特别是武装的反动团伙的公开出现,在工人组织中间造成了同样的震荡。社会党过去一直在和平地充当着第三共和国这辆马车的备胎,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左翼联盟”的传统[11],甚至要同自己的右翼(新社会主义派)断绝关系。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完成了自己的演变过程,但是它的演变方向与社会党相反,演变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社会党。以前这些先生天天都在狂呼乱叫,说什么街垒呀,征服街头呀,喊了好几年(当然了,他们的狂热劲头大都用在了耍嘴皮子上)。1934年2月6日之后,街垒专家们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便纷纷转到了右边。这帮只会卖弄词藻的文贩在惊恐之下做出的正常反应,恰巧与苏联外交的新国际方针相符合。

    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震惊了克里姆林宫,它便采取了转向法国的政策。必须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必须维持法国国内体制的现状!社会革命的希望?统统是异想天开!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轻蔑地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号施令。必须保住现有的一切,否则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没有激进党,法国的议会民主就撑不下去:必须让社会党支持激进党。必须向共产党下令:不得阻碍布鲁姆与埃里奥结盟,如果可能的话,共产党自己也要参加他们的联盟。没有了乱子,威胁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如意算盘。

    当斯大林抛弃了世界革命的时候,法国各家资产阶级政党不愿相信他。真是毫无必要的谨慎!盲目轻信在政治上当然不算是一个优点。但盲目怀疑也好不到哪里去。必须学会听其言观其行,并掌握识别历经多年的发展过程的总趋势的能力。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苏联特权官僚的利益决定的,它已经变得彻底保守了。法国资产阶级完全有理由信任斯大林。而法国无产阶级完全有理由怀疑斯大林。

    在图卢斯工会团结大会上,“共产党人”拉卡蒙[12]提出了一个问题,堪称人民阵线政策的千古难题:“如何克服激进党的胆怯?”如何克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很简单:把那些穷凶极恶的革命者赶走,他们太吓人了;他们必须精心打扮一番,脸上要带着最迷人的交际花的笑容。结果就是维扬—库蒂里耶尔——最新式的共产党人。这帮油头粉面的“共产党人”拼命地把正在向左转的社会党推向右边,在他们的努力下,莱昂·布鲁姆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幸好这次是朝向他习惯的方向。人民阵线就这样成立了——它是一个利用工人阶级组织的资本,给已经破产的激进党担保的合作社。

    激进党与共济会密不可分。关于这一点,我们上面都已经讲过了。在众议院就法西斯组织进行辩论期间,萨维尔·瓦拉[13]先生提醒大家:托洛茨基曾“禁止”法国共产党员参加共济会分会。雅米·施密特[14]先生——我们相信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一——立刻解释道:这道禁令表明专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容不下“自由精神”。我们不想就这个问题同这位激进党议员辩论,但我们仍然认为:一个工人代表,如果要向空洞乏味的、鼓吹阶级合作的共济会教派寻求启发或安慰的话,那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社会党人广泛参与共济会分会的荒诞仪式,使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更加巩固,这绝非偶然。现在轮到共产党穿上悔罪的衣衫了!顺便说一句,这位新近皈依的信徒在为联盟的旧主人效力时,如果能穿上罪人的衣衫,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然而,我们不无愤怒地得知:人民阵线不是选举联盟,而是群众运动。当然,他们列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激进党与社会党的选举联盟的的任务始终是<b>阻止</b>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入阶级合作的轨道。这也正是人民阵线的任务。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还不小——传统的选举联盟用于议会体制比较和平、稳定的时期。不过,现在群众已经焦躁不安,随时可能爆发,所以就要让“共产党”参加进去,形成一个更强力的制动器。联席会议、游行队伍、宣誓仪式、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旗帜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煽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抑制、搅乱群众运动。

    萨洛在众议院向右派辩解时宣称:他向人民阵线作出的让步是无害的,这不过是保护体制的<b>安全阀</b>而已。如此的坦诚可能会被视为轻率。然而极左派的坐席上却传来了热烈的掌声。因此,萨洛不必为此感到惭愧不安。反正他已经给人民阵线作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也许不是有意的):群众运动的安全阀。萨洛先生真可谓一语中的!

                                     *      *      *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布鲁姆、加香等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之后,以“集体安全”和“国际法”为借口,采取了民族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准备重拾1914年至1918年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只不过加了一句“为了保卫苏联”。而在1918年至1923年这段时间里,尽管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并签订了不少条约,但是共产国际没有一个支部曾经动过与本国资产阶级结盟的念头!仅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斯大林真心抛弃了世界革命,难道不是吗?

    当“民主”已经苟延残喘之时,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出于同样的动机,吮吸起了“民主”的乳头,并在国际联盟垂死呻吟之际,发现了国际联盟的恢宏图景。于是,激进党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人民阵线的国内纲领编得十分笼统,可以像日内瓦公约那样随意解释。这个纲领的大意就是一切照旧。然而群众再也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这就是政治危机的根源所在。

    布鲁姆、保尔·弗尔、加香、多列斯等人最关心的是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否则工人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了。牧师在布道时,会大谈道德原则的优越性,而这些先生的鼓动与牧师的布道相差无几。恩格斯曾教导我们:国家政权的问题就是武装力量的问题;马克思曾认为起义是一门艺术;在人民阵线的各位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就是中世纪的野蛮人。有一副漫画曾被《人民报》刊登过一百零一次,上面画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工人,下面有一行字:“你们将会明白,我们的赤手空拳要比你们的棍棒更结实。”这是有多瞧不起军事技术啊!在这个问题上,就连阿比西尼亚皇帝都比他们开明。在这些人眼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惨败显然都是不存在的。当德·拉·罗克用手铐把他们铐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停止给“赤手空拳”唱赞歌呢?有时难免会有这样的遗憾:为什么不能只让那些领袖吃到苦头,而非要连累群众一块受罪呢!

    从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立场来看,人民阵线是在激进党同法西斯主义向大资本争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激进党想通过假惺惺地同社会党与共产党拉近关系,向自己的主子证明:体制的形势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糟糕;革命的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就连维扬—库蒂里耶尔也把自己的匕首给换成了狗项圈;可以利用这些已被驯化的“革命者”去约束工人群众,并以此拯救议会制度,使其免于灭顶之灾。

    不是所有激进党人都相信这个权谋;以埃里奥为首的最顽固、最有影响力的那部分激进党人主张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根本没法自己做主。议会制的危机,首先是选民对激进党的信任危机。除非能找到让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秘方,否则任何灵丹妙药都救不了激进党。激进党只能在两种政治毁灭中选择一种。即使它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较大的成功,它也无法避免毁灭,顶多只能在毁灭来临前多撑一阵子。

    社会党的领袖是法国最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自己并不承担研究人民阵线的社会学的义务。谁也无法从莱昂·布鲁姆没完没了的独白中学到任何东西。至于共产党,他们觉得这个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事业,是由他们开创的,所以他们对此非常自豪,他们把人民阵线想象成<b>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联盟</b>。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嘲讽!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愚蠢定义,它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然而它并不是这种联盟。中等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在政治上利用小资产阶级,因为它自己就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金融资本、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是层层剥削的关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在这种剥削关系之上的,“联盟”这个中性词就是在对现实的嘲讽。骑手并不是人与马的联盟。如果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在小资产阶级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甚至在工人群众中也有部分基础的话,那它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欺骗和愚弄他们,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利益。激进党就是法帝国主义的民主党——任何其他的定义都是谎言。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解除了激进党的武装,使它失去了欺骗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工具。“中产阶级”开始察觉到——如果不用“理解”这个词的话——要想拯救局面,不能靠点滴的改良,非得勇敢地抛弃整个现存体制不可。然而,激进党与勇气,就如同水与火一样,是互不相容的。法西斯主义的壮大,首先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越来越不信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下一阶段,法国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党以什么方式毁灭,以及谁会继承它的遗产,换句话说,谁会继承它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力——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       *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基本原理:只有向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传统代表发动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城乡小有产者的联盟。要想让农民支持工人,就必须使农民摆脱那些帮助金融资本统治农民的激进党政客。然而人民阵线却背道而驰,它是由工人官僚与中产阶级最恶劣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而产生的,它只会毁灭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信心,并把群众赶到法西斯反革命军队里去。

    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有些犬儒分子为了证明人民阵线政策的正确性,居然引用了列宁的话,按照他们的说法,列宁的这些话证明:不搞妥协,特别是不跟其他政党达成协议,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在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嘲弄列宁的惯例:他们彻底践踏了布尔什维克的缔造者的一切教诲,然后又前往莫斯科,向他的陵墓跪拜。

    列宁的革命活动始于沙皇俄国,当时反对旧制度的不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如果人民阵线政策是正确的,那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证明它的正确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尚未获得成功的国家。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哪个阶段、在什么条件下曾在俄国搞过人民阵线呢?篡改专家们根本找不出来,哪怕是能找出外表稍微相似的东西,他们也就不用干得这么辛苦了。还是让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并在历史档案里面翻箱倒柜好了!

    布尔什维克确实曾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缔结过实际行动的协议,比方说,合作偷运革命宣传品;有时还会共同反击黑色百人团[15]。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在一定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也会与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组成竞选联盟,一起参加第二轮选举。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共同“纲领”,没有共同的常设机关,没有放弃对临时盟友的批评。这些临时性的协议和妥协,严格局限于具体的目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其他种类的协议或妥协——它们与人民阵线绝无半点相似之处;人民阵线是由性质各异的几个组织组成的集团,是不同的阶级结成的长期联盟,在整个时期里——这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啊!——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纲领,以及游行、演讲和投掷烟雾弹的共同政策。人民阵线在经受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时就会土崩瓦解,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将出现深深的裂痕。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背信弃义的政策。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结盟问题的原则:<b>分头并进,共同打击!</b>而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的原则是:<b>共同前进,然后再被各个击破!</b>就让这些先生去紧密追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吧!但要让列宁安息!

    这些领袖断言:人民阵线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了”法国,读到这种自吹自擂时,实在不能不义愤填膺。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这种相互的鼓劲打气,“拯救了”这些惊魂未定的英雄,否则,被他们夸大了的恐惧,就会把他们自己给吓死。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从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动[16]到他上台为止,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而频繁的涨潮和退潮,是这十年的特色。当时德国的布鲁姆与加香也曾多次宣称自己“战胜了”纳粹主义。我们没有相信他们,我们果然没有看错。然而维尔斯和台尔曼的法国表兄弟却没有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当然,德国共产党没有参加人民阵线,参加人民阵线的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左派和天主教中央党(“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在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甚至不愿让各个工人阶级组织就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合作。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如今台尔曼已经沦为刽子手的阶下囚,尽管我们对他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仍要指出:他的政策——也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对希特勒的胜利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希特勒自己的政策大得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把自己彻底颠倒了过来,它重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政策,将其运用于法国。它的结果,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无论结果如何,<b>它本身</b>都不会使形势发生任何重大改变:归根结底,选民只能在一个拉瓦尔式的仲裁者,和一个埃里奥—达拉迪耶式的仲裁者之间选一个。不过,既然埃里奥一直在和平地同拉瓦尔合作,而达拉迪耶又一直在支持他们两个,那么,从历史任务的尺度来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微不足道。

    伪称埃里奥—达拉迪耶能够向统治法国的“二百豪门”宣战,就是在无耻地欺骗人民。二百豪门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金融资本体制的统治者。要想对付二百豪门,就必须推翻这个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然而埃里奥和达拉迪耶对维护这个体制的兴趣并不亚于弗朗丹和德·拉·罗克。《人道报》把这个问题描述为“民族”反对一小撮寡头的斗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民阵线的工贼阴谋,已经成了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半议会制、半波拿巴主义的内阁会在法国坚持多久?法国在下一时期大体上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这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周期与法国的经济周期,取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稳定程度,取决于西班牙事态的发展,最后取决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觉悟与行动(这一项虽然放在最后,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几项)。法郎的崩溃,会使<b>结局</b>更早到来。法国与英国的密切合作,会推迟结局的到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还能苟延残喘的时间,不会比德国的前法西斯主义时期更长,也就是说,不会比布吕宁—巴本—施莱赫尔三届内阁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但这同样不能让它马上停止苟延残喘。民主制度将会被消灭。唯一的问题是:由谁来消灭它?

                            *       *       *

    反对“二百豪门”的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面包与自由、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的斗争——这些斗争必须变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否则就只是一派谎言。法国工人正在面临着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下一时期的任务。与此同时,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不但拒绝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反而还竭力加以阻止。他们一面跟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一面大肆追捕、驱逐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何等地仇恨革命、恐惧革命!马索·皮维尔满口许诺要推翻资产阶级,却只有在得到莱昂·布鲁姆的允许之后才肯这么做!在目前形势下,他这类的假革命者扮演了最糟糕的角色。法国工人运动在过去二十年的历程,已经把建立一个<b>新的革命党</b>的任务给提上了日程。

    事态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到了可以成立新的革命党的程度?思考这个问题是徒劳无功的。历史拥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变化、历史形势、阶段、加速与延迟的例子。在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发动冒险,从而招致失败。这意味着会出现一段较长的间歇期。在相反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长期犹豫不决,从而使革命组织获得更大的机会。在法西斯主义能够投入总决战之前,人民阵线有可能会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里,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会发生分裂与重组,革命先锋队会快速聚合起来。土伦和布雷斯特式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将会大面积爆发,并为革命的杠杆创造一个可靠的支点。即使法西斯主义最后能在法国获胜——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也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将会像希特勒预测的那样,维持千年的统治,也不意味着它的统治会维持得跟墨索里尼一样久。法西斯主义的曙光始于意大利或德国,它将很快照到法国。在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建设革命党,就等于尽量缩短复仇所需的时间。有些人自作聪明,以“条件尚未成熟”为借口,来逃避这个不可拖延的任务,这暴露了他们已经跟不上形势的事实。

    在一定意义上,法国乃至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开始,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处于更高的历史位置。不过,他们与前辈之间的差距,首先表现为共产国际的堕落所造成的极度困难,它的堕落要比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的堕落更加可耻。在同工人阶级中的反动势力和爱国官僚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发展新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另一方面,这些困难并不是偶然落到无产阶级头上的,它们是正确挑选和锻造新党、新国际的第一支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共产国际的干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从大战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革命教育的。这批人如今几乎都不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资历仅次于他们的那一批人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加入的。他们就容易多了。但即使是这第二批人,能留下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共产国际目前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曾追随过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不曾追随过革命的旗帜,只追随过苏联官僚阶层。他们不是战士,而是温顺的职员、助理和仆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充满了革命机遇的历史形势之中,第三国际才会堕落得如此可耻。

    第四国际是站在三个前辈的肩膀上登场的。它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的队伍中没有野心家、懦夫和市侩的容身之处。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开始肯定会有宗派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随着我们运动的成长,他们会被逐渐赶走。我们是一个办有几份“小”报的“小”组织,却胆敢向全世界发出挑战,就让那些学究和怀疑者向我们耸肩吧!严肃的革命者会轻蔑地从学究与怀疑者中间穿过去。十月革命也是从襁褓中出生的……

    强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曾经与立宪民主党一起搞过“人民阵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小撮狂热信徒”的打击下,才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被粉碎了。后来,在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光彩地死了。欧洲人民即将迎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暧昧模糊与腐朽堕落都将被彻底清除出工人阶级的行列,不留下一丝痕迹。所有的茹奥、西特林[17]、布鲁姆、加香、王德维尔德[18]与卡巴耶洛[19]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各国支部将会不光彩地逐个退出舞台。工人行列中一定会发生新的重组。青年一代的革命干部将成熟起来。只有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而为这些方法辩护,正是本书的目的。



[1]本文是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36年法文版写的序言。——原注

[2]冶金委员会(Comité des forges)是法国大工业资本的联合组织,1864年成立,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解散。——中译者注

[3]格勒诺布尔为伊泽尔省省会。——中译者注

[4]这里的“卡特尔”为双关语,既指“联合企业”,又暗讽激进党和社会党曾在1924年和1932年结成的“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中译者注

[5]《拉鲁斯词典》(Larousse)是最权威的法语词典。——中译者注

[6]请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179—203页),特别是第194—198页的部分。——中译者注

[7]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一个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莱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中译者注

[8]若瑟夫—玛丽—奥古斯特·卡约(Joseph-Marie–Auguste Caillaux,1863年3月30日——1944年11月22日),法国激进党政客。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888年开始担任公务员。1898年至1919年当选为众议员。1902年、1906年两次出任财政部长。1911年6月出任总理。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此时曝光后,于1912年1月辞职。一战期间鼓吹和平主义,并因此在1918年被捕,1920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24年获赦免。1925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40年法国投降后,拒绝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去世。——中译者注

[9]卡尔洛·斯弗扎伯爵(Count Carlo Sforza,1872年1月24日——1952年9月4日),意大利外交官。毕业于比萨大学后,于1896年进入外交界,曾在开罗、巴黎、君士坦丁堡和北京等地工作过。1920年至1921年出任外交大臣,任内签署了《拉巴洛条约》。1922年2月任驻法大使。墨索里尼上台后,他于同年10月辞职,后来因反对法西斯主义,于1926年流亡比利时、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马志尼社(Mazzini Society)。意大利投降后回国,1944年6月参加了临时反法西斯政府。1946年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 Repubblicano Italiano)。1947年至1951年任外交部长。1952年去世。——中译者注

[10]阿尔贝—皮埃尔·萨洛(Albert-Pierre Sarraut,1872年7月28日——1962年11月26日),生于波尔多,1906年当选众议员。曾于1911年至1914年、1917年至1919年两次担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多次出任内务部长、国务部长、海军部长、殖民地部长等职,并曾于1933年10月至11月、1936年1月至6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11]在1924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曾与激进党组成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赢得了选举,并由埃里奥出任联合政府的总理。这次左翼联盟于1926年破裂。在1932年议会选举中,双方组成第二次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但社会党没有参加内阁,只对内阁表示支持。——中译者注

[12]于连·拉卡蒙(Julien Racamond,1885年5月26日——1966年1月30日),生于第戎的一个农场工人家庭。曾当过农业工人和面包师。1905年成为第戎面包师工会领袖。1914年7月任巴黎面包师工会书记。一战期间参军,曾两次负伤。战后逐步从革命工团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参与创建联合总工会。1923年至1936年任联合总工会联合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6年推动法国总工会与联合总工会合并。1936年至1953年任法国总工会联合委员会委员。1947年至1955年任经济社会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3]萨维尔·若瑟夫·瓦拉(Xavier Joseph Vallat,1891年12月23日——1972年1月6日),右派政客。生于沃克吕兹省的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家庭。积极参加天主教组织,并参加了法兰西行动。1919年至1924年、1928年至1940年间当选众议员。他在政治上属于天主教极右翼,歧视犹太人、反对新教徒、共济会,也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他倾向法西斯主义,但反对德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法国。1941年3月担任犹太人问题特派员,协助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1942年5月被撤职。1947年因参与迫害犹太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获假释,1954年获特赦。此后依然积极参加极右翼活动。——中译者注

[14]雅米·施密特(Jammy Schmidt,1872年11月16日——1949年1月22日),本名本雅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激进党政客,1902年当选为激进党执委会委员,1921年至1940年当选为众议员,1912年至1940年担任大克雷维科尔(Crèvecœur-le-Grand)市长。——中译者注

[15]黑色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是沙皇俄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反革命准军事组织的统称,这类组织主要有俄国人民联盟(Союз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俄罗斯人联盟(Союз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俄国君主党(Рус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积极反革命斗争社(Общество активной борьбы с революцией)等。此类组织主要由反动知识分子、地主、教士和小市民组成,主张民族主义、拥护沙皇专制制度、鼓吹反犹主义,经常屠杀犹太人和革命者。1906年这些组织曾举行全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俄统一的黑色百人团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Объединё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但1907年该组织就瓦解了。二月革命后黑色百人团被取缔,残余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参加了白军运动。——中译者注

[16]指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7]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18]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19]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工人总同盟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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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关键阶段</h2>

(1936年6月5日)

    法国事变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形势的<b>前革命</b>性质,只是根据理论分析与个别的政治征兆所作出的估计。现在事实自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法国只有两个政党的领袖看不出来、认识不到革命危机的全部深刻性,或者说是不想看到。它们就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当然,我们还应该把“独立”工会的领袖也算进去。工人群众正在通过直接行动,创造出革命形势。事态的发展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它们躲到幕后,在新政府的鼻子底下,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自卫和自救,它要欺骗和打垮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进行血腥的复仇。“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还在空谈人民阵线,就好像他们那可耻的纸牌屋还没有被阶级斗争摧毁似的。

    布鲁姆说:“国家把权力授予了人民阵线,我们不能逾越这个界限。”布鲁姆正在欺骗他自己的党,他的目的是欺骗无产阶级。斯大林党(他们继续自称“共产党”)在这方面帮了布鲁姆的忙。其实,正在跟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了这个联盟的利益,曾利用选举机器的各种诡计、陷阱、圈套,大肆欺骗劳动群众。这次危机的政治本质,在于这个事实:<b>人民已经受够了激进党与第三共和国</b>。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这一点。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又干了什么呢?他们在人民面前为激进党担保。他们把激进党打扮成蒙冤受辱的无辜者。他们向工人和农民保证……达拉迪耶的内阁能彻底拯救工农。这就是整个选举运动的主题。群众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把共产党当成极左派,把大量的选票投给了它,使它的席位大大增加了。群众还没有看穿苏联外交的这个奴仆的各种转向与转变,因为他们还没有亲自考验过它。<b>群众只会在行动中学习,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理论</b>。当一百五十万选民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你们能仿效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在1917年10月的俄国做过的事情,在法国照做一遍。”这就是人口中最活跃的部分的真实心愿,这部分人能够为法兰西的未来而战,并且能够保障法兰西的未来。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一个教训。

    尽管新社会主义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脱离了党[1],但社会党的得票数基本不变。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也给他们的“领袖”上了重要的一课。新社会主义派企图不惜代价地建立左翼联盟,也就是以拯救和发展“共和国”为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他们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脱离了社会党,在竞选期间他们成了社会党的竞争对手。选民抛弃了他们。新社会主义派被打垮了。两年前我们曾预测过,政局的后续发展,首先会粉碎一切向激进党靠拢的小集团。在社会党与新社会主义派的斗争中,那个最系统、最坚决、最大声、最公开地鼓吹同资产阶级结盟的集团,遭到了群众的声讨和唾弃。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教训。

    无论是从社会党的政策,还是从它的社会成分来看,社会党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是新的中间阶层(职员、公务员等)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的党。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选举的统计数据,就能看出这个确凿的事实:社会党失去了一大批工人与贫农的选票,这部分选票被共产党获得;但它又从激进党那里获得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选票。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正在向左转,抛弃激进党,投向社会党和共产党;而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则抛弃了激进党,投向右派。这种分化重组,是根据阶级的轴线,而不是根据“人民阵线”的人为路线进行的。这次危机的革命性质,体现为政治关系的急速两极分化。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根本的教训。

    因此,选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在选民基本上还不能挣脱议会制的束缚的情况下——他们不赞成人民阵线的政策,而且反对这个政策。当然,在第二轮投票中,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助选,社会党和共产党撤回了不少候选人,这进一步歪曲了劳动者的政治意志。尽管如此,激进党还是在这次考验中被打得鼻青脸肿,它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时报》写道:“都是因为激进党跟革命派结盟才会这样。”达拉迪耶反驳说:“要是没有人民阵线,我们还会丢掉更多的席位。”达拉迪耶说的完全正确。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能执行阶级的政策,也就是将工人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包括腐朽的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激进党就会变成众议院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集团。

    所有的政治事实都表明:无论是从法国的社会关系来看,还是从群众的政治情绪来看,人民阵线都是没有基础的。人民阵线的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社会党的二道贩子与野心家、苏联的外交官及其“共产党”走卒强加给群众的。他们利用了所有选举制度中最卑劣的伎俩,齐心协力地在政治上欺骗、掠夺人民群众,并歪曲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志。尽管如此,群众还是表达出了他们的希望:不要同激进党结盟,而要把劳动者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在第二轮投票中,如果在社会党和共产党让给激进党的所有选区里,都能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参选,他们肯定会获得非常可观的选票。可惜没有一个组织拥有这样的主动性。这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革命团体,都跟不上事态的急剧发展,在必须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敷衍塞责和推脱逃避的态度。这种情况是可悲的。但群众的总体动向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党和共产党正在全力合作,为埃里奥内阁上台做准备——最糟糕的情况是达拉迪耶内阁的上台。群众是怎么做的呢?他们<b>迫使</b>社会党和共产党把布鲁姆内阁给推上台。这不就是直接给人民阵线政策投了一张反对票吗?

    有人还需要举出更多的证据?参加纪念巴黎公社社员的示威游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巴黎今年举行过的其他示威游行。而激进党向来是不愿也不能跟这一游行有任何牵扯的。巴黎的劳动群众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天分,他们讨厌自己的领袖与剥削自己的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只要是不必容忍这种令人恶心的行为的活动,他们都会欣然参加。五月二十四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便是工人阶级的巴黎对人民阵线最有力、最坚决的否定。

    “可是,如果没有人民阵线,社会党和共产党就都不能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席位,这样一来议会也就会毫无生命力了,”然后——哦,这真是太可怕了!——激进党就会被推进“反对势力的怀抱”。只有领导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那些怯懦的市侩才会觉得这话有道理。<b>这次危机的革命性,必然决定了议会是没有生命力的</b>。一系列的政治骗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议会毫无生命力的事实,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就会暴露出来。为了不把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激进党给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就必须同激进党结盟,保卫资本主义。这就是人民阵线唯一的任务。但它被工人给制止了。

                                       *       *       *

    议会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是因为目前的危机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解决。以拥有优秀的政治天分而著称的法国劳动群众,再次准确把握了形势的这个主要特征。他们在土伦和布雷斯特发出了最早的警报。士兵对rabiot(延长服役期限)的抗议,代表着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直接行动中最危险的形式。最后,在社会党召开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建立“人民阵线”政府(“一致同意”的人当中,也有那个满嘴空话的马索·皮维尔),并将上台组阁的权力交给莱昂·布鲁姆的那段日子里;在布鲁姆对着镜子翘首自盼,作出即将上台的姿态,发出即将上台的感叹,并在多篇文章中(这些文章总是大谈布鲁姆,却从不谈无产阶级)对这些姿态和感叹发表评论的那段日子里——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汹涌的罢工浪潮,像一股名副其实的春潮一样,席卷了整个法国。工人们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自己拿定主意,他们勇敢而坚定地停止了工作,占领了工厂。

    资本主义的新警察萨隆格洛[2]刚刚上任,就匆忙发表声明(埃里奥、拉瓦尔、塔尔迪厄或德·拉·罗克也会这么做的):他将“保护秩序,平定无政府状态”。他所谓的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他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就是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斗争。仍在和平地占领工厂的工人则说:“以前我们在这些房子里只是奴隶,现在我们要当主人!”

    吓得半死的莱昂·布鲁姆企图恐吓工人。他说:“我不是克伦斯基[3];就算我是克伦斯基,在法国也不会有列宁来取代克伦斯基,而是由别人来取代他。”有人可能会以为,俄国的克伦斯基曾经理解了列宁的政策,或是预料到了自己会被列宁取代。其实,克伦斯基跟布鲁姆做过一样的事情:他也曾向工人断言:万一他倒台,上台的也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别人”。布鲁姆也许是太想把自己和克伦斯基区分开了,结果他却在毫无创见地模仿克伦斯基。尽管如此,这不能不让人认为:只要事情还取决于布鲁姆,他就会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开辟道路。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行为是最可耻、最不光彩的:他们保证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又不参加这个政府。加香们和多列斯们说:“我们这些革命者的样子太吓人了,可能会吓死我们的激进党同事。我们最好还是留在接待室里吧。”藏在幕后的内阁交易,要比公开而明显的龌龊十倍。其实,共产党想保持外表上的独立,是为了更好地让工人群众服从人民阵线,也就是服从资本主义的纪律。然而它的如意算盘又被阶级斗争给打乱了。一次单纯而真诚的群众罢工,就无情地粉碎了人民阵线的神秘主义,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人民阵线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只能在苟延残喘中死去。

    议会道路是一条死路。布鲁姆发明不出什么火药,因为他自己害怕火药。人民阵线的把戏再玩下去,只会延长议会制的垂死痛苦,并让德·拉·罗克获得时间来准备新一轮的猛烈打击……假如他还没有被革命派制止的话。

    1934年2月6日之后,某些急躁的同志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决战,所以必须立即施展某种神迹。这样的“政策”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只会造成冒险与挫折,会极大地阻碍革命党的成长。已经失去的时间是无法挽回的。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绝不能再浪费一秒钟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预测日期。但在这次罢工大潮之后,事态只可能演变为革命,或是法西斯主义。配不上革命之名的那个组织,将在这场罢工运动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无法与正在斗争的工人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应该(在马索·皮维尔的庇护下)去济贫院或共济会寻找容身之处!

    法国有一些两性兼具的贵妇、前共产党人、前社会党人、前工团主义者,他们维持着一些团体或圈子,枯坐家中,交换着对事态的印象,他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不是他们闪耀登场的时候。“为时尚早”。等到德·拉·罗克上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已经太迟了。”这些思想家为数不少,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特别常见。跟这种人浪费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都是重大的错误。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正在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议会,不是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的调和派报纸的编辑部,不是怀疑论者、杞人忧天者和吹牛家的圈子。法国的命运将由工厂来决定,那里已经通过行动,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出路。革命者的岗位就在工厂里!

    共产国际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把同激进党结盟,跟建立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苏维埃的雏形)调和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主子认真地设想:可以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与资产阶级结盟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同达拉迪耶建立友谊和建立苏维埃调和起来。法国斯大林党把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人民阵线委员会,以为这样做就能把革命斗争和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目前的工潮彻底粉碎了这个可悲的幻想。激进党害怕工潮。社会党害怕激进党的恐惧。共产党害怕激进党和社会党的恐惧。真正的革命组织,能够为了群众、群众的事业和群众的斗争而坚决献身,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委员会的口号。法国工人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声誉。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苏维埃总是在罢工中诞生的。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要素。目前,行动委员会只能是正在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的委员会。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工人阶级区到另一个工人阶级区,从城市到城市,各地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彼此建立紧密联系。它们要在每一个城市、按照当地的生产组别举行集会,最后召开全法国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它将取代现在掌权的无政府状态,建立起新的秩序。

[1]在1933年11月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戴亚和雷诺德尔为首的新社会主义派被开除出党,他们随后成立了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中译者注

[2]罗热·昂利·夏尔·萨隆格洛(Roger Henri Charles 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被俘,1918年获释。1925年至1936年任里尔(Lille)市长。1928年当选为众议员。1936年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同年11月18日因遭到右翼势力诽谤而自杀。——中译者注

[3]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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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法国革命开始了!</h2>

(1936年6月9日)

    在这些日子里,收音机显得无比宝贵。即使是在遥远的挪威村庄[1],都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脉动。说得更准确些,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各国的政府部长、工会书记和其他吓得要死的领袖,在思想上和口头上对这些脉动做出的反应。

    “法国革命”似乎显得有点夸张。不,这毫不夸张。革命就是这样降临的。一般来说,革命不可能以其他方式降临。法国革命开始了。

    当然,莱昂·茹奥正跟在莱昂·布鲁姆后头,反复向资产阶级保证:这只是一次纯经济性的运动,绝不会破坏法律。然而,在罢工期间,罢工工人正在占领工厂,控制了老板和他的部下。但有人就是会对这种不幸的“细节”视而不见。总的来说,这些罢工都是……“行业罢工,而不是政治性罢工”,领袖先生们矢口否认道。但在这些“非政治性”罢工的影响下,全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政府决定果断行动,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它还根本没想到自己能这样果断。毕竟布鲁姆说过,真正的力量在于耐心!资本家出乎意料地顺从。整个反革命势力都躲在布鲁姆和茹奥背后,静待时机。区区“行业”罢工,就能产生这般神奇的效果,如果罢工是政治性的,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这些领袖没有说实话。行业工会只吸收单独一个行业的工人,使他们同其他行业的工人互相隔离。工联主义与反动的工团主义竭力把工人阶级运动局限在行业范围内。其实,工会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所有专政中最糟糕的一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茹奥—拉卡蒙集团又对资产阶级国家有着奴性的依赖。目前的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它突破了工会、行业与地区的界限,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与意志。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它从一家工厂烧向另一家,从一个行业烧向另一个,从一处地方烧向另一处。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似乎都接到了集合的命令,并发出了响应的信号。首先行动的是五金工人——他们是先头部队。但是,这个运动的力量在于:在先头部队身后,还有强大的阶级预备队,它囊括了最为落后的行业,平时就连议员和工会干部都彻底忘记了它们,但现在它们成了后卫部队。《民众报》公开承认:巴黎一些收入特别低的群体也踊跃参加运动,令它“无比惊讶”,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些最受压迫的阶层里,蕴含着无穷的热情、无私与勇气。他们的觉醒,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群众运动的高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走到他们中间去!

    罢工运动冲破了行业与地区的限制,它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社会,也把工人在议会和工会中的代表给吓坏了,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反应是闭目塞听。传说路易十六曾问一个廷臣:“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那个廷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2]。”现在资产阶级发问了:“又有人造反了?”它的廷臣答道:“不,只是行业罢工。”布鲁姆和茹奥一面安慰资本家,一面自我安慰。可是光说空话是根本不顶用的。当然,等这几行字印出来的时候,第一波浪潮已经退去了。从表面来看,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但这并不会改变什么。这不是行业罢工。不是普通的罢工。这是一次<b>打击</b>。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

    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即使是最落后的无产者,他的心中都能生动地感受到工人阶级过去的全部经验、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历经苦难、奋力斗争与蒙受失败的历史,并促使他加入共同的队伍。整个阶级都动了起来。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众,是语言所无法阻止的。这个斗争的结果,不是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

                                     *       *       *

    《时报》把这次罢工称作“革命的实弹演习”。这句话要比布鲁姆和茹奥的话严肃无数倍。不过《时报》的这个判断仍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夸大。要搞演习,首先要有司令部、总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在这次罢工中并没有这些东西。所有工人组织的领导核心,包括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在内,全都对这次罢工毫无准备。他们首先担心的是不要让这次罢工毁了他们的计划。马塞尔·加香通过广播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大家——我们和其他人——都要面对罢工的事实。”换句话说,这次罢工是我们共同的不幸。这位糟糕的参议员用这些话向资本家建议:赶快做出让步,以免形势继续恶化。议员和工会书记都在同罢工保持距离,尽量调整自己,以便尽快熄灭罢工,他们置身于罢工之外,身子悬在半空中。先着地的会是自己的脑袋还是双脚,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觉醒了的群众仍然缺少一个革命的参谋部。

    统治阶级却有一个真正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与布鲁姆政府毫无相似之处,尽管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府。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正在玩一个危险的大游戏,但它玩得很狡猾。目前它玩的游戏叫“败者为王”:“布鲁姆、茹奥和达拉迪耶一致同意的那些要求,虽然非常讨厌,但我们今天还是先答应下来。要知道‘原则上同意’和‘具体实现’中间可隔着老远的距离呢。议会、参议院、最高法院——都可以用来做手脚。等到刁民们不耐烦了,企图施加更大压力的时候,达拉迪耶就会跟布鲁姆解除盟约。多列斯会企图逃向左边。布鲁姆和茹奥会在刁民面前变成孤家寡人。到时候,以前做出的让步,统统都得给我连本带利收回来。”这就是反革命势力、著名的“二百豪门”和他们雇佣的战略家的真正的参谋部的如意算盘。他们正在按照计划行动。如果以为他们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那就太轻率了。不,有了布鲁姆、茹奥和加香的帮助,反革命就<b>能够</b>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次罢工浪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真正的革命性,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这个事实:它虽然是临时自发的,却具有如此宏大的规模、产生了如此强大的政治影响。这些性质保证了这次运动具有耐力与坚韧性,并使这个运动能够一浪高过一浪。没有这些性质,它就不可能胜利。但要赢得胜利,仅靠这些是不够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参谋部和作战计划,来对付“二百豪门”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现在虽然还没有这样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它们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将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所需的条件和元素都已随手可得。

                                   *       *       *

    据说,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是由于对人民阵线政府怀有“希望”而产生的。这句话顶多只有四分之一是真的。如果问题真的只在于希望的话,那么工人就不用冒险斗争了。罢工首先表达出了工人的<b>不信任</b>或<b>半信半疑</b>的情绪,就算工人并不是不相信这个政府的好意,他们也会怀疑这个政府究竟是否具有克服各种困难、处理自己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无产阶级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帮助”这个政府。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群众只是出于对布鲁姆的善意“希望”,才采取行动的话,那将是极大的歪曲。旧的领袖仍在束缚着群众,他们想尽快把群众赶回去,让群众安于旧的奴隶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群众齐心协力起来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法国无产阶级早就已经成熟了。遍地开花的罢工,把最善于思考、最英勇无畏的工人推到了前头。他们将是开端。他们的行动仍很小心,他们感到脚下有坚实的基础。先头部队正在谨慎前进,以免冲得过快、陷入孤立。他们向最后面的部队发出的呼唤,得到了一声又一声的回应,这增添了他们的勇气。无产阶级自己最需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每赢得一点实际成果,无论它有多么不牢靠,都会空前地鼓舞群众的自信,尤其是最落后、最受压迫的那些阶层。

    各个产业、各个工厂都涌现出了一批领导人,他们是第一波浪潮最重要的收获。建立地方性的参谋部所需的要素已经具备。群众了解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他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群众的首次自我动员就能大致定下型来,并能给革命的领导层提供一部分初步人选。这次罢工激活了整个庞大的阶级有机体,使它获得了复苏和再生。旧的组织外壳还没有被丢弃。相反,它还牢牢地长在工人阶级身上。但在旧的外壳下面,新的皮肤已经明显可见。

    事态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大大加快,但我们现在不会断言它会有多快。在这方面,仍然只能进行推测和估计。在第二波浪潮到来后,它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肯定会使人们得出比现在更为乐观的具体预测。但有一件事是可以预先明确预测到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波浪潮还具有和平的、几乎是善意的、春天一般的性质,而第二波浪潮将不会具有这些性质。当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政策和自己最初的冒险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幻灭后,第二波浪潮就会产生,所以,它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无情。政府和议会多数派都将发生分化。反革命势力将会立即变得更为自信、更加大胆。群众会抛弃可以轻易获胜的幻想。眼看就要到手的成果,似乎又要失去;敌人的反抗越来越坚决,而正式的领导层又陷入了混乱,变得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将会感到迫切需要一个纲领、一个组织、一个作战计划和一个参谋部。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和先进工人做好准备。在革命的氛围中,群众会迅速得到再教育,能够迅速选拔和锻炼出一支干部队伍。

    革命的总参谋部不能通过上层的合并而创造出来。即使在法国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也不能把这个党等同于战斗组织,因为这个运动将比党更加广泛。也不能把工会等同于这个组织,因为工会只吸收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参加,而且工会的领袖都是反动官僚。新的组织必须符合运动的性质。它必须反映正在斗争的群众的要求。它必须表达群众不断增长的意愿。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直接代表革命阶级。对此不必发明新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先例。各个产业和工厂应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代表们要召开会议,一起制定斗争的计划,并领导斗争。就连这种组织的名字也不用重新发明,它就叫<b>工人代表苏维埃</b>。

    大部分革命工人现在在追随共产党。以前他们曾多次高喊“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他们中大多数人无疑是真诚而认真地接受这个口号的。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眼看就要达到高潮。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就是背叛。结果不是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我们必须为胜利做好准备。“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吗?”同意。但现在该把语言转变为行动了。

[1]1935年6月,托洛茨基被迫离开法国,前往挪威避难。6月18日,他抵达挪威。6月末他住进了挪威工党党员、出版商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家里,他的家位于奥斯陆以北的一个叫维克斯哈尔(Vexhall)的村庄。托洛茨基在那里一直住到1936年9月初。——中译者注

[2]据说,巴黎起义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后,当晚德·拉·罗什福科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1747—1827)将此事通知了路易十六,路易十六便问公爵:“这是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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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法国革命的间歇期</h2>

(1936年7月9日)

    我们必须重申:对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六月事件的意义,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比如巴黎的《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要比人民阵线的报纸,看得更准确、更透彻。当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机关报跟在布鲁姆后面,大谈“法国已经开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保守派报纸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阶段里,它一定会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有人以为,这种预测只是为了、或主要是为了吓唬有产者的话,那他就错了。大资本的代表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观察社会斗争。与之相反,小资产阶级政客更容易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改革家”先生们站在两个主要阶级——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建议敌对双方接受一条中间路线,这条中间路线是人民阵线的总参谋部精心制定的,而“改革家们”对这条路线各有各的解释。然而他们很快就会相信:在政府活动里调和阶级矛盾,要比在社论里调和阶级矛盾难得多,而在社会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就更是难上加难。

    有人在议会里对布鲁姆提出了讽刺性的指控:他同“二百豪门”的代表就罢工工人的要求进行了谈判。总理机智地回答道:“我还能跟谁谈判呢?”其实,就算要同资产阶级谈判,也应该同真正的主子谈判,也就是那些能够自己拿定主意、并向别人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但在那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地向他们宣战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在资产阶级体制、法律和机制的框架内,“二百豪门”中任何一家都要比布鲁姆政府强大得多。金融巨头是法国资产阶级体制的王者,而布鲁姆政府虽然在选举中大获成功,其实它只是在两大阵营短暂休战期间,暂时“加冕为王”而已。

    目前已是七月上旬,若是以为一切多少已经恢复如常,未免有失肤浅。事实上,在无产阶级的深处,和统治阶级的顶层,几乎都在不由自主地为新的冲突进行准备。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资本家和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已经在六月达成协议,准备进行一些实际上微不足道的改良,但是,正在衰朽的整个资本主义,根本无力进行这样的改良。在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金融寡头尚能游刃有余,它们当然可以容忍四十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之类的东西;然而金融资本是靠几十万中小企业家支撑的,履行同布鲁姆达成的协议所需的成本,又被金融资本转嫁到了这些中小企业家头上,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家要么乖乖等死,要么就得把社会改良的成本,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和农民头上。

    当然,布鲁姆曾多次向众议院和报纸详细介绍过他那个富有诱惑力的前景:经济全面好转,进入快速扩张周期,总生产成本就会大大下降,用于劳动力的开支就会得到增加,而又不会造成日用消费品的涨价。其实,这种混合的经济过程,以前是经常能见到的。它们是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标志。唯一的问题在于:布鲁姆企图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在未来重现出来。患上这种精神病症的政客,会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可是他们只盯着背后,而不会看向前方,所以他们只会阻碍进步。

    法国资本主义以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均衡”而闻名,它比意大利和德国更晚进入衰朽阶段,但它同样无力阻止自己进入这个阶段。这句话不是对某个革命宣言的摘抄,而是在指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法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界限,它必须打破私有制的束缚,突破这一阶段的限制,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以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只能帮助转移由于资本主义的衰朽而造成的无利可图的开支,将这种开支从一个阶级转嫁到另外一个阶级头上。应该转嫁到哪个阶级头上呢?当这位社会党籍的总理必须就“更公正地”分配国民收入进行谈判时,如果他不跟“二百豪门”的代表谈判,那他就会一无所获——这我们已经懂得了。金融巨头掌握着工业、信贷与商业的一切基本工具,他们把协议的成本转嫁到了“中产阶级”头上,这样一来,“中产阶级”就不得不同工人斗争。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

    制造商和贸易商把他们的账本拿给部长们看,然后说:“我们做不到。”政府回想起了政治经济学的旧课本,回答他们说:“必须削减生产成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技术进步就会导致失业增加,最终还是会加剧危机。工人们则在抗议刚刚出现的物价上涨,这会让他们的战果化为泡影。政府向各级官员下令,要求他们同高昂的生活成本作斗争。但是,经验丰富的官员们很明白:让一家机会主义报纸降低嗓门,要比降低肉价容易得多。物价的下跌依然遥遥无期。

    小制造商、小商人和农民期盼人民阵线能够立即拯救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工人更直接、更天真;他们将会对人民阵线越来越幻灭。人民阵线的根本政治矛盾在于:满脑子中庸之道的政客,由于害怕“吓跑”中产阶级,不敢突破旧的社会制度的桎梏,而旧的社会制度又已经走入了历史的绝路。

    与此同时,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不包括它的顶层,而是它较低的阶层——感到日益陷入绝境,它根本不害怕作出鲁莽的决定,相反,它要求自己挣脱束缚。执政的学究们反复叫嚷:“别指望我们能创造奇迹!”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没有“奇迹”,不做出勇敢的决定,不彻底颠覆所有制关系——不把银行系统、工业和外贸的基础部门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城乡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得救。人民阵线是以“中产阶级”的名义公开成立的,如果“中产阶级”从左派身上找不到革命的勇气,他们就会把目光转向右派。陷入狂热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在左右两边跳来跳去。同时,大资本家正在沉着地观察这种转变,因为这种转变可能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开端。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由资产阶级的乖儿子组成的、配有汽车和飞机的半军事组织,更是法国的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

    工人在六月向统治阶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没有贯彻到底。他们展现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们没有纲领和领导层。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支柱,以及它所有的无药可救的溃疡都原封未动。在目前这个时期,必须做好准备,迎击各种反击:对左派鼓动员的镇压、毒性与日俱增的右派鼓动、抬高物价的尝试、发动制造商进行大规模闭厂等。在这次罢工之前,法国各家工会总共只有大约一百万会员,而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万。会员人数出现了空前的巨大增长,这显示出了劳动群众振奋不已的情绪。不经过一番苦战,就想把他们赢得的战果的成本,又转嫁回他们头上?他们是绝不会答应的。政府部长和正式的领袖都在不知疲倦地恳求工人:保持冷静,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别给政府添麻烦。但是,这个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六月妥协是通过罢工而不是通过耐心等待而赢得的;在资本日渐猖狂的反击面前,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的破产;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干巴巴的说教很快就会失去力量。目前的形势,是由六月胜利而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由六月胜利的半虚幻性而产生的;这种形势的逻辑,将迫使工人接受挑战,准备再次斗争。政府被这种前景吓坏了,它倒向了右边。在激进党盟友的直接压力下——归根结底,是在“二百豪门”的要求下——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在参议院宣布:不再容忍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商店和农场。这种警告当然无法阻止斗争,反而会让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尖锐。

    我们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作出了完全客观的分析,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双方都在为新的社会冲突做准备,它的爆发几乎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即使是现在,也不难对这次冲突的性质作出大致的判断。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都会有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依次出现:首先,群众的“基础”运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迫使敌人作出重大让步,至少是承诺会作出重大让步;然后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基础受到了威胁,便准备报复。取得了部分胜利的群众表现出了焦躁的情绪。传统的左派领袖跟敌人一样,对这个运动措手不及,他们企图用折衷的演说来挽救局势,最后以失去影响力而告终。在几乎没有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投入了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由群众的初步的部分胜利而引发的,它往往会导致群众的失败——或部分失败。在革命史上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失败和失败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并不小),在某些时候,失败不一定是溃败:比方说,1848年六月起义的失败,结束了法国革命;但在其他情况下,部分失败却变成了<b>通往胜利的一个阶段</b>:比方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1917年七月事件中的失败,就属于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不仅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不受任何幻想和虚饰的影响,而且还能在最艰苦的时期,在遭受失败、牺牲与迫害的时候,同群众保持联系,所以七月失败反倒加快了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保守派报纸确实对形势作出了严肃的分析。金融资本及其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辅助机构,正在无情地为复仇做准备。人民阵线的上层陷入了混乱与内斗。左派报纸上充斥着道德说教。领袖们满嘴空话。部长们争相向股票交易所表现自己,想让股票交易所认为自己是成熟的政治家。这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即将被卷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不但会像六月时一样,<b>得不到</b>自己的传统组织的领导,而且还得<b>反对</b>它们。但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得到广泛承认的领导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斗争能够迅速获胜。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预测:这次斗争要么会变成第二次六月起义,要么就会变成第二个七月事件。换句话说:它要么会变成一场溃败,让法西斯反动势力获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巩固自己的统治;要么就会变成战略上的深刻教训,让工人阶级成熟起来,改换自己的领导层,并为未来的胜利做好准备。法国无产阶级并不幼稚。它经历过许多开天辟地的斗争。当然,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但他们用不着从零开始,用不着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而是像过去一样,通过速成课程来学习。这种伟大的传统已经与工人密不可分,它会促进道路的选择。在六月里,这个已经觉醒了的阶级涌现出了无数无名的领导人,他们凭借过人的革命机智,找到了斗争的方法与形式。群众运动的分子运动过程,是连一小时也停不下来的。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新的斗争必将来临,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新一批领导人在斗争中不仅会忠于群众,而且还能在战斗中率领这支准备得不够充分的大军,使其避免溃败。

    有人声称法国革命者企图加剧冲突,或“人为地”挑动冲突,这是不对的。只有最愚蠢的警察才会这么想。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把准确观察现实、以真名称呼实物当作自己的义务。结合第二阶段的前景,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及时的判断,就能帮助先进工人,使他们有所准备,并能在斗争中帮助群众,使他们看得更加清楚,想得更加明白。这就是严肃的政治领导层在目前的任务。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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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往何处去?》到此结束,接下来是《托洛茨基论法国》中的几篇文章。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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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关于人民阵线的问题</h2>

(1936年7月27日)

本文是托洛茨基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信,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 Mouvement communiste en France,1939-1939)一书(子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巴黎,1967年),由瓦尔特·布鲁门塔尔(Walter Blumentha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

亲爱的同志们:

    无论西班牙的事件[1]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我相信它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它都会对第四国际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人民阵线的问题,已经以最明确无误的形式,出现在了所有工人的面前。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在问自己(比方说,不幸的莫里斯·帕兹[2]发表在《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在二月就掌握了政权,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军队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愚蠢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愚蠢”与否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事关<b>阶级</b>利益的问题。当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时,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团,它需要军官团来抵消工人组织的影响——因为在它的左翼与工人组织结盟之后,最重大的问题,即保护所有制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愚蠢与否!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其实并不是政府,只是一个内阁。真正的政府在总参谋部,在银行,在其他地方。法国激进党是在做出了不会触动军官团的承诺之后,才被允许同工人结盟的。但只要工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整个国家机器最后就会倾尽全力对付他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人民阵线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如果他们看不出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那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b>在他们看来,激进党只是人民阵线的右翼;其实激进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金融资本通过激进党继续维持着对人民阵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b>。

    在法国,这个问题要比在西班牙更为明显、更为尖锐。达拉迪耶继续在包庇军队。问题并不在于阻止几个自吹自擂的法西斯军官;整个军官团都是敌视工人阶级的。你要是想阻止他们,“你就是在瓦解军队。”可是希特勒就在门外!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会允许任何人触动自己的军官团。“共产党”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触动军官团,因为它还要与这个军官团一起“保卫”苏联。而到了明天,同一个军官团就会向人民阵线——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建立军事独裁,并同希特勒结成反苏联盟。在我们这个充满了各种灾难的时代里,每当事件发展到了转折关头,机会主义的政治就会造成十倍的罪恶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毛林[3]与宁[4]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5]和他的同伙,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宁和他的朋友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一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这个流派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糟糕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西班牙的事件,将在西班牙、法国和世界各地为第四国际开启全新的、重大的机遇——而这是以各种中派主义流派的破产为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伦敦局能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十一月召开“和平大会”,哪怕只有它自己的成员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些毫无前途的无能之辈,我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答应参加这个大会,也绝不能给这个大会提供丝毫的威信。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群众,<b>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手段</b>,也要打入各种群众组织,<b>绝不能因为守旧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让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b>。但在了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同夸夸其谈的中派主义者妥协,绝不能把我们和他们混同起来——换句话说,绝不能进行任何罪恶的调和。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1]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2]莫里斯·帕兹(Maurice 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3]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韦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阿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阿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阿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1933年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烈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被弗朗哥领导的反动势力颠覆后,毛林被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4]安德烈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5]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1940),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1936年2月至同年5月两次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1936年5月至1939年3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7-30 20:15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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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法国形势危急</h2>

(1938年12月8日)

    法帝国主义已经确切无疑地走到了危急关头。议会体制已经彻底破产。法国要么变成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要么变成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第三种可能。

    1936年法国工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有些蠢人以为是“人民阵线”的活动造就了这次罢工运动。情况正好相反:跟西班牙一样,正是由于来自群众的压力不断增加,也由于这次罢工运动产生的革命“危险”,才促成了人民阵线的成立。

    即使是在一个经历过好几次革命的国家里,每一次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伴随着天真的幻想与单纯的信心:新一代人都要从头开始学起。法国的人民阵线给自己制定的任务,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2月结成的“联盟”的任务完全一样——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阻止革命。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法国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要比1917年的俄国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强大得多,此外克里姆林宫也在以十月革命的名义来支持法国的人民阵线,而俄国的人民阵线却是十月革命的手下败将。最后,法国的革命党要比俄国当时的革命党弱小得多。

    出于这些原因,法国的人民阵线确实成功地拖慢了1936年的革命运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毒化了这次革命运动。它对革命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多深刻呢?它还能把革命运动给阻滞到什么时候呢?要想事先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是不可能的。假如它会对革命运动造成深刻的影响,假如它能把革命运动给阻滞上很长的时间,已经无法挽回地分裂了的人民阵线必将被抛弃,法国将会建立起反动的独裁。但是,假如曾被人民阵线暂时压制的革命运动能够找到出路,它就能够、而且也必将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对此坚信不疑。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无产阶级目前的正式领袖、人民阵线的组织者——茹奥、莱昂·布鲁姆、多列斯等人,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真正的掘墓人。这些第三共和国的腐朽不堪的“栋梁”,为法西斯主义做出了目前还无人能超越的贡献。现在才想起来帝国主义民主所受到的“威胁”已经太晚了——它已经完蛋了,垃圾堆就是它最后的下场。但法国工人阶级正在面临最危险的时刻。

    轻视这种危险就是犯罪。但是,轻视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传统、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随机应变的才智,那也是同样的罪过。成千上万的革命分子已经在法国无产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成功地教育出了一批认真的骨干。即将到来的危险,一定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一个接一个地推向左边。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1]已经向这些进步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纲领。他们所欠缺的是共同的联系、集中的组织、技术方面与物质方面的手段。

    必须围绕着法国的革命工人,塑造出一种国际性的同情与积极的支持的气氛。法西斯主义正在准备发动内战。而在每一场战争中,资金都是重要因素之一。必须给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提供资金方面的援助。这不仅是第四国际成员的义务。所有的自由之友、所有的社会主义之友,都有义务帮助法国的进步工人。

    现在是不是已经为时过晚了?不,一切迹象都表明,形势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法国现在还没有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当然,在法国不会出现规模能庞大到能跟希特勒的党相比的组织,即使只是规模相当于夺取政权之前的纳粹党的组织也不会出现:这不符合法国的传统与习惯。在法国,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就可以吸引那些绝望而又沮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让他们去支持反动的政变。但是,无论如何,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目前在组织上的弱点,仍是革命党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王牌。在法西斯政变的时机完全成熟之前,我们肯定还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一两年。

    在这段喘息时间里,即使是一个年轻的革命政党,也能创造奇迹。必须发出警告。必须针对即将在法国降临的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发起国际性的宣传运动。必须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各个政党,都在为这个灾难进行准备,一旦灾难降临,后果将堪比德国;而且还要向群众解释清楚这一点。必须在法国的革命先锋队中唤起勇气、果敢与主动性。必须抬头往前看,认清即将到来的危险的真实面貌。法国将决定包括美国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必须咬紧牙关做出最大的努力,一天也不能浪费。英雄的任务需要英雄的手段!

[1]指1938年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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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关键时刻</h2>

(1938年12月14日)

发表于1938年12月2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每天醒来时都得相信:地球还在自转。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法则,这些法则照样在起作用。无论人民阵线采取了什么政策,这些法则都会生效。阶级斗争把人民阵线变成了自己的工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1]之后,现在轮到法国了:最迂腐、最落后的人也得到了新的机会,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人民阵线是由几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每一个联盟——也就是说,每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都要由参加联盟的各个政党制定出一个最中庸的纲领,作为联盟的行动纲领。法国人民阵线的关键在于:从它成立之初,社会党和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政治活动,置于激进党的控制之下。而法国激进党代表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左翼。激进党的旗帜上写着“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要保卫法兰西的殖民帝国;所谓“民主主义”,完全是一句空话,它的作用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绑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因为激进党把四处劫掠的帝国主义同口头上的民主主义绑在一起,所以它不得不欺骗群众、出卖群众,而且做得比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卖力。

    如果有人说: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是法国所有政党中最腐败的党,那这话绝无半点夸大;这个党代表着一种升官发财、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的文化,总的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的代表。由于激进党的纲领束缚了人民阵线的各个政党,不允许它们逾越半步,这实际上就是要让工人和农民屈服于资产阶级最腐败的派别的帝国主义纲领。

     有人为了证明人民阵线的政策的正确性,居然用无产阶级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盟来作借口。简直难以想象,还能有什么谎言会比这更无耻、更下流!激进党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激进党是帝国主义用来操纵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器。同激进党结盟,就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剥削者结盟,而不是同小资产阶级结盟。只有教会了小资产阶级如何摆脱激进党,如何一劳永逸地把骑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的激进党给赶走,工农联盟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人民阵线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参加了这个“阵线”之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就要为激进党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它们就帮了激进党的忙,使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出卖群众。

    在1936年,面对着强大的革命运动,激进党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帮助下,先是减缓了运动,然后又把它给瓦解了。在过去两年半里,原本惊慌失措的大资本总算是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人民阵线完成了制动器的作用后,就被资产阶级当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法帝国主义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国际政策。同苏联结盟被认为是危险极大而又收效甚小之举——同德国妥协才是必要的。金融资本给激进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同你的盟友——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激进党跟往常一样,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当激进党改变路线的时候,党内根本没人反对,这再次暴露出了它只是口头上的“民主”政党,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政党。共产国际关于“民主统一战线”的所有教诲,激进党政府根本没有听进去,它还同法西斯德国勾结,并匆忙地、不动声色地把1936年的工人运动的副产品——所有的“社会法案”都给取消了。所有这一切,都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严厉法则,这也正是它能被事先预料到的原因,而且确实有人预料到了这种结果。

    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睁眼瞎的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只能用一句空洞的质问来掩饰自己的慌乱: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曾帮助恢复了秩序,压制了工人运动,并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却被粗鲁地一脚踢开了!其实,他们之所以被一脚踢开,正是因为他们给资产阶级立下了上述功劳。在阶级斗争中从来没有知恩图报这回事。

    群众在遭到叛卖之后,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满。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不得不做点什么,给自己挽回一点声誉。对于工人的自发运动,茹奥的回应是宣称发动“总罢工”,进行“袖手”的示威游行。合法、和平、毫无进攻性的示威游行!他向资产阶级赔着笑脸,解释说,这次总罢工只搞二十四小时。不会扰乱秩序,工人将保持“高贵的”冷静,统治阶级连毛都不会掉一根。他满口承诺,“诸位银行家,诸位工业家,诸位将军,你们难道还不了解我茹奥吗?在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期间,是我拯救了你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布鲁姆和多列斯也跟着这位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齐声应和道:“我们只想搞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一次小小的、和谐的、爱国的游行!”

    与此同时,达拉迪耶正在将工人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给征召入伍,并让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已经从惊慌失措中恢复了过来,面对着束手束脚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在磨刀霍霍;它企图趁着人民阵线对工人队伍造成的混乱消沉之机,发起决定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只能以失败收场。

    法国工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工潮,在这次工潮期间有多家工厂被工人占领了。对工人来说,下一个阶段就只能是真正的革命总罢工,它将把夺取政权提上日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给群众指出摆脱国内危机的其他出路,谁也不能向群众提出同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作斗争的其他方法。任何一个法国工人只要认真思考一下,都会明白:一场为时二十四小时、装腔作势、“袖手”的罢工,不会让形势变得更好,只会更糟。更何况相当多的工人还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业、罚款乃至坐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茹奥赌咒发誓说,秩序绝不会被扰乱。财产、民主制度、殖民地都会完好无损,而苦难、高昂的生活费用、反动势力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群众可以忍受巨大的牺牲,但他们想要弄明白:目标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是敌人?可是,迄今为止,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所做的一切,却全都是在误导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给引上歧途。

    就在昨天,激进党还是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代表,它被当作是人民阵线中最重要的成员,受着顶礼膜拜。工人并不怎么信任激进党。但是,因为他们<b>信任</b>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所以他们也就<b>容忍</b>了激进党。毫无预兆地——在这种事例中总是毫无预兆地——人民阵线的高层领袖就(同激进党)决裂了。在最后一刻之前,群众都被蒙在鼓里。更糟糕的是,群众被灌输的信息,旨在使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它们,对工人发动出其不意的打击。尽管如此,群众仍在进行着投入斗争的准备。“领袖们”落入了自己的罗网无法自拔,他们便号召群众——别笑!——发动“总罢工”。这“总罢工”反对的是谁?是昨天的“朋友”。“总罢工”是以什么名义发动的?谁也说不上来。机会主义总是会伴随着扭曲的冒险主义。

    总罢工本质上是革命斗争的手段。在总罢工中,无产者要把自己团结成一个阶级,向自己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而人民阵线代表着同资产阶级结盟,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与总罢工完全是南辕北辙。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那些无耻的官僚,在同资产阶级搞见不得人的勾当时,只把无产阶级当成了辅助性的工具。他们只想搞一次单纯的示威游行,然而工人却要为此做出牺牲,可在工人看来,除非这次总罢工能成为一次关键的斗争,否则这样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人似乎以为,千百万工人群众会依据议会里的分分合合而向左转或向右转似的!

    其实,为了确保罢工会失败,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们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斗争;同时他们还得在无产阶级面前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改良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事先做好准备,让群众的行动遭到失败,然后又去指责群众无能,或是为根本不存在的成功而自吹自擂——这种做法跟前者一样坏。在一定程度的冒险主义的辅助下,机会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只有失败与耻辱,难道还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吗?

    我们曾在1936年6月9日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事实似乎与我们的判断不符。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法国的客观形势过去是、现在仍是革命形势,这是确凿无疑的。法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已陷入危机;与之密不可分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国家的财政危机;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的极度混乱;旧的、传统的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帮助摆脱危机。

    然而,正如列宁曾在1915年初指出的:

<blockquote>……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b>阶级</b>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2]。</blockquote>

    近期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实,它们证明了: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如果客观因素没有及时得到主观因素的帮助,换句话说,如果革命阶级没有及时发动革命进攻的话,革命形势就会变成反革命形势。

    1936年的罢工大潮,显示出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革命斗争的准备,并且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革命开始了”。但是,既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那么,每一场<b>已经开始的</b>革命,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革命让青年一代投入了角逐,在它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会怀有各式各样的幻想、天真的希望与轻信。革命往往需要反动势力的无情打击,才能迈出更关键的步伐。

    如果法国资产阶级动用军队和警察来对付示威游行与静坐罢工的话——要是没有布鲁姆、茹奥和多列斯等人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话,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么运动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夺取政权的斗争可能已经确实地提上了日程。但是,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进行了明显的退却,作出了暂时的让步;面对罢工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使出了缓兵之计:它任命布鲁姆组阁,在工人看来,布鲁姆政府几乎可以算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法国总工会和共产国际倾尽全力,为这一叛卖之举保驾护航。

    要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阶级手里把政权给夺过来。工人没能认清谁是敌人,因为有人把这个敌人给打扮成了他们的朋友。而且,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必须拥有斗争的工具:党、工会和苏维埃。工人被夺走了这些工具,因为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形成了一道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围墙,他们为资产阶级打掩护,使工人不能认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保护资产阶级不受伤害。所以,革命虽然开了个头,却被阻滞、破坏与搅乱了。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里,人民阵线的无能、无耻与虚伪,已经一点一点地暴露了出来。劳动群众把这个政府当成“人民”政府,结果它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顶临时性的假面具。如今这个假面具已经被揭下了。资产阶级显然认为工人被愚弄、削弱得足够了;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再迫切了。达拉迪耶上台组阁,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计划中的一个必要步骤,它将让位于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牢固的帝国主义独裁政府。

    资产阶级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吗?革命的危险当真已经<b>过去</b>了吗?换句话说,革命真的已被推迟到一个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遥远的未来?这样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诸如此类的结论,最起码也是有失草率武断的。<b>目前的</b>危机,尚未尘埃落定。无论如何,革命党都要最先进入战场、最后一个离开,它绝不应该高估资产阶级的优势。

    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成了那些最强大、最富有的、以剥削和压榨奴隶为生的国家才能享受的特权。法国虽然属于此类国家,但她却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长期以来,她的特殊的经济规模,与她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世界地位并不相符。她的历史,给她造成了无法逃避的打击,在这打击之下,法帝国主义现在惊慌失措了。在过去两三年里,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大大加强了。法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在恶化。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资产阶级就算已经不那么害怕革命,但却更加普遍地感到走投无路的绝望。

    尽管如此,对于各种与“主观因素”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同无产阶级的斗志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它事关<b>主观</b>方面而非<b>客观</b>方面——是不可能通过推理分析来解决的。决定最终结果的,是实际的行动,也就是斗争的实际进程。但是,关于如何估计这些“主观因素”,确实存在着某些具体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在相距甚远的地方,人们也能根据上一次“总罢工”的经验,推导出这些标准。

    可惜的是,我们在本文中不能对法国工人在十一月下半月和十二月初的斗争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对于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即使只有最笼统的信息,也已经够用了。法国总工会有五百万会员(至少在纸面上有这么多),参加这次抗议性罢工的却只有不到二百万人,这确实是一个失败。但是,考虑到上文已经讲过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这个事实: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同时也是主要的罢工破坏者——二百万这个数字,就能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展现出了何等的战斗精神。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烈的集会与游行示威、与军队和警察的冲突、罢工、从11月17日开始的占领工厂的行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基层成员开始积极参与其中,这个结论就显得更加清楚明白了。在这些事件中,法国总工会已经开始站不住脚了。11月25日,工会官僚号召在11月30日(也就是五天之后)举行“非政治的”和平罢工。

    也就是说,<b>茹奥等人不但不让已经越来越有战斗性的真正的运动继续深化、扩大、发展下去,反而还建议举行脱离实际的示威游行,想用这个虚伪的办法来偷换革命运动</b>。在目前这个一天顶得上一个月的紧要关头,拖延五天时间,就足够让官僚在当局的默契配合下,把运动搞乱、搞垮。官僚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这个正在自发发展的运动。

    铁路工人、军工产业的工人、五金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其他先进阶层并没有参加这次“总罢工”(或参加程度很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在之前的半个月里,这部分工人一直都在积极参加斗争。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没有参加“总罢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要比其他阶层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在达拉迪耶动用警察和军队之后):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示威游行,也不是要搞脱离实际的抗议,而是要夺取政权。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是最不重要的那些阶层——都参加了“总罢工”,这证明了法国的危机已经深入骨髓,这个事实也表明:尽管人民阵线几年来一直在执行虚弱无力的政策,但劳动群众身上的革命能量仍未消退。

    当然,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革命已经遭到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失败之后,尽管铁路、五金等产业的工人陷入了消极被动的状态,但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却发动了进攻。比方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因为之前的漫长苦战——罢工、关闭工厂、示威游行、同警察和军队的冲突、起义等——已经耗尽了先进阶层的力量。而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1936年的运动都没有耗尽先锋队的力量。人民阵线的欺骗,确实使某些阶层暂时陷入了消沉;但是,其他阶层日益增涨的反抗和急不可耐,抵消了前者。在1936年和1938年的运动中,整个无产阶级获得了无比宝贵的经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独立于正式官僚机构的基层工人领袖。必须找出办法,接近这些工人领袖,把他们串联起来,用革命的纲领把他们武装起来。

    我们的法国朋友正站在行动的第一线,他们要比我们更能感受到群众的脉搏,所以我们并不打算在千里之外对他们的策略指手画脚。尽管如此,要想认真、可靠地衡量包括群众的斗志在内各方力量的对比,唯一的办法就是<b>行动</b>,对于所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在这个道理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明显。无情地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只有在这样做有助于动员先锋队直接干预各种事件的时候,才具有革命的价值。第四国际的纲领已经提供了进行这种动员的基本口号,在目前这个时期,第四国际的纲领是最适合法国的。我们的法国同志肩负着无比重大的政治责任。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使用我们的一切手段——道义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帮助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是这个国际革命先锋队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务。

[1]指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和占领。——中译者注

[2]《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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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h2>

(1938年12月2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五月的《新国际》杂志,题为《致马索·皮维尔同志》。

亲爱的皮维尔同志:

    我得承认,当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犹豫过。您和我政见相差甚大,是我犹豫的原因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从一个遥远的国家,给法国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写信,讨论一个涉及法国的问题,似乎太过冒失。尽管如此,我还是打消了这些疑虑。形势已经万分危急——法国的事态的发展,不仅将会决定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形势的基本因素已是如此明显,即使身处千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认为:必须在形势尚可挽救的时候,向您解释我的看法。

    在1934年至1935年间,我写了一本叫《法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四年,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事态的发展,要比我当时的预测慢得多。同理论上的预测相比,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因而也更加复杂。不过,无论如何,事态的总体发展过程,与我们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在这封信里不打算详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写了一篇《关键时刻》,我希望它不久就能被译成法文发表出来(总之,我已准备了一份副本,随信奉上)。事态的发展过程,已经逼近最后的决战。结果要么是建立法西斯独裁——起初是亲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您与我并无分歧。而且我还认为,您与我在时间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在我看来,<b>最多</b>再过一两年,“最终”决战就会到来,其结局多年内不可逆转。

    能够挽救法国局势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它要由数千名清楚理解形势、完全不受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等)舆论的影响、并且愿意斗争到底的人组成。这样的一个先锋队,将会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我们曾多次见过这样的情况:在重大事件的打击下,各种重要的传统政党,以及它们的各种组织,一个个都被碾得粉身碎骨,比如(没有钢铁的)钢铁阵线[1]和(没有人民的)人民阵线等。只有那些靠着<b>清晰、准确、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b>凝聚起来的政党,才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粉碎。

    我还没有机会去深入观察贵党的活动;我并不了解贵党的内部组成;所以我尽量避免对贵党妄下判断。但我却了解伦敦局的其他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年。我问自己:芬纳·布洛奎[2]、瓦尔赫尔[3]、斯内夫利特[4]、布兰德勒[5],还有其他一些可敬的残障人士,在各种革命事件中,他们不仅根本证明不了自己具有辨明方向的能力,反而还多次暴露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行动的能力,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还暴露出完全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贵党跟这些人携手,又怎么能应付得了各种重大的任务呢?这些政党当中最优秀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舆论的畏惧,正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现在还有谁看不出这一点吗?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遭到布鲁姆、多列斯和茹奥之流的叛卖之后,力量大减,它会像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在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不战而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深思熟虑是没有用的:卑躬屈膝并不需要什么战略;二是法国无产阶级会重新振作起来,将群众团结在自己身边,证明自己既能反抗,也能进攻。不过,要想把这种可能化为现实,就必须鼓舞群众,唤起群众的希望,加强群众的自信,激起群众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意味着要把首鼠两端、庸俗无能之辈给赶到九霄云外。只有坚决斗争的革命者,才能指导真正的群众起义,因为群众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在犹豫动摇,哪些人能够做到坚决果断。群众起义必须要有稳固的领导层。如果没有起义的话,在延迟一小段时间之后,灾难就一定会降临。

    我认为,要想立即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先锋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贵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我知道这两个组织正在为合并进行谈判,我不打算干预谈判,也不会在这里提出特别的建议。我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旷日持久的谈判,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它暴露出了这样一种情形:就连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他们的思想状态也还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那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皮维尔同志,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跟安德烈乌·宁在西班牙革命的头几年所肩负的责任一样重大。您能够大大地推动事态发展。但您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制动器。在政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期,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对事态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您只需要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b>把革命进行到底!</b>

    我希望,我写这封信的真实动机,能够得到您的重视,我热切地祝愿您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获得成功。

                                                      列昂·托洛茨基





[1]1931年12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国旗团(Reichsbanner)共同成立了“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它既反对纳粹主义和君主制,又反对共产主义。1933年被取缔。——中译者注

[2]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3]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然后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4]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GCD。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5]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h2>马索·皮维尔给托洛茨基的回信</h2>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您的来信转达给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认为,法国乃至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这一分析得到了您的赞同,也得到了我们的一致赞同。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您和我们有着许多分歧,但是,双方保持联系,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这可以使我们对重大问题得出相近的看法。况且我们早就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偏见,一位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给我们写信,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冒失”。我们应当力求实事求是,并诚实地做出判断:我们的观察中有哪些地方符合您的政治结论,又有哪些地方与您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您的来信与我们的分析之间唯一的分歧,也许只是您在1935年对事件的发展速度做出的预测要快上一些:我们知道危机正在临近;但是危机既有可能提早到来,也可能推迟,这要取决于国际事态的发展,而国际事态的发展,又直接取决于我们这方面的形势。如果您的来信能够考虑到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正在为全面冲突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并从这一前景出发,估算一下危机的来临会延迟多久的话,我们将会万分感激。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都得完成同一个任务:必须锻造出一个随时准备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率领工人群众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革命先锋队。聚集在工农社会党身边的战士们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已经通过了两道考验:九月危机证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11月30日的总罢工证明了他们具有直接行动的能力。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活动家,您瞧不起他们的政治能力,而我们这些同志对他们的看法,确实不像您那么严厉和绝对,这种分歧,也许是由于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而导致的,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分歧在现在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实际上已经与他们一起建立了反对战争的国际工人阵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纲和目的,都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屈从于某个大人物的名字。不过,您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作出了苛刻的评价,这在我们的活动家当中一定会激起一致的抗议,因为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1936年7月之后的各种事件的人看来,导致革命先锋队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而是英法帝国主义、意德帝国主义和斯大林派的联合绞杀。在工人运动陷入消沉与退步的时期,先锋队并没有像前进的时期那样,提出同样完善的政策,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已经从这一悲剧性的经验中得出了下列教训:在有利的形势下,一个大胆而坚决的工人阶级战略,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1936年6月和7月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候。

    您在来信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将我们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起来。“谈判”已经停止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合并的建议实在是对我们党的活动家的坚定感情的冒犯,早在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1938年7月16日至17日),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参加第四国际的问题,这个建议当时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过,这个决定和这种态度,并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危险性。我们在纲领和章程中规定,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制定了民主的规章。所有同意我们的原则、同意我们提供的对民主的保证的活动家,都已经参加了工农社会党,他们将会自己锻造出工具,实现在1936年6月错失的解放。正在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共产党活动家和社会党活动家都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那些已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国际主义工人党[1]少数派也完全理解这一点。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还是想坦白地告诉您,我们发现有人在我们身边玩弄宗派主义的伎俩,这些把戏造成了先锋队的退步,削弱了先锋队的力量。我指的宗派主义手段,存在于对部分活动家的革命智慧的扰乱和打击之中——这些活动家在法国为数不少,他们惯于自己拿定主意,并且忠于无情的事实的学校。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错误是难免的,而用毫不宽容的态度去解释这些错误,正体现了这种宗派主义的伎俩。最后,企图通过外来的灌输,对工人运动发号施令,要求工人运动做出各种并非来自工人运动的集体智慧的表态、策略或回应,也体现了这种宗派主义的伎俩。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暴露出它不但完全没有能力去接近群众,而且还完全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久经考验、严肃认真的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宗派主义的伎俩。

    这些伎俩让工人运动深受其害,如果要提出同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合并的问题,首先得就这些伎俩进行讨论。既然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合并呢?如果合并的建议是真诚的,您以为我们就会抛弃自己心爱的革命党吗?我们的党拥有民主的规章,它能够自己指导自己的事务。如果合并的建议不是真诚的,那最好还是不要再提它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几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我们还要面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我们不想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把戏上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干点正事吧。

    请相信我,我们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目前只有庸人才会抱着这种成见不放),我们更愿意去把由于思想分歧(比方说,关于可能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歧)而分开的各个革命组织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不愿意去进行不可靠的组织上的合并——这种合并产生出来的组织,生来就带着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简单来说,一切愿意放下个人好恶、服从集体行动的紧迫要求的革命活动家,他们的友善合作都会得到我们的高度赞赏。组建革命先锋队的过程容不得拔苗助长。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衡量了自己在工人阶级面前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坚决地证明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得起面前的重任。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致以感谢与革命的问候。

                                         马索·皮维尔

                                    巴黎,1939年1月26日



[1]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1936年5月底6月初成立。工农社会党成立后,第四国际要求法国支部打入工农社会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939年1月15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打入工农社会党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支持打入工农社会党的少数派便立即参加了工农社会党。由于多数派坚持己见,拒绝参加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h2>致一位法国朋友</h2>

(1939年2月14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五月的《新国际》杂志,题为《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1]》

亲爱的朋友:

    你1月24日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关于工农社会党内部形势的重要信息,所以我得尽快给你回信。马索·皮维尔在同你谈话时,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认为必须从这些意见开始写起。

    他声称,他对于法国的总形势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我对这一表态致以热烈的欢迎。尽管如此,这还是不够充分。为了有可能进一步合作,仅有一致的<b>看法</b>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致的<b>实际结论</b>,至少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双方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关于1936年6月那段时期,皮维尔曾写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说,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能走到底;也就是说,向着夺取政权径直前进。就在那几天里,也可能是稍晚的几天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开始了。”所以说,我们跟马索·皮维尔拥有共同的前提。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弄不明白:马索·皮维尔为什么还会信任布鲁姆呢?虽然他对布鲁姆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应该说是半信半疑——要知道,布鲁姆可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笨拙卫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会带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失败与耻辱,这一点早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还是谈谈现在的形势吧。在我看来,关于共济会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象征意义。法国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危机,这个危机时期以最尖锐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正式的“社会主义”的叛卖成性的领袖,总是在关键事件中背叛工人,同这些领袖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是革命领袖的一项基本而又迫切的任务。

    达拉迪耶究竟是不是共济会员,我并不清楚;但肖彤和好几个内阁阁员确实都是共济会员。我问自己: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认真地反对这种可耻的政策,另一边却又继续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结成“道义”上的联盟呢?要知道,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一边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另一边却在扮演着以复兴人类“道德”为己任的共济会员。在面对着如此明显的矛盾时,每个工人都有权说:“这些社会党人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一边自称在准备革命,另一边却在继续跟那个阶级的领袖称兄道弟呢?革命要反对的正是那个阶级!”

    我曾在伊泽尔省住过一阵子[2],由于某些幸运或不幸的境遇(我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当时曾有机会亲眼目睹共济会的一小部分活动。我当时的房东是一个共济会员,他的大部分宾客也都是共济会员。我的青年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刚在不久前脱离了共济会。所以,我不仅根据无可争辩的普遍看法,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共济会在法国外省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亲身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共济会的上层由激进党人或“社会党人”、律师、议员、投机分子和犬儒主义者组成,这些人只把共济会地方分会当作一种选举工具。在格勒诺布尔分会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人;相反,工厂的低级管理人员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识一个工头,关于另外一个工头,我还写过一些有意思的记录。这些工头主要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参加“高雅社团”,倾听“有学问的人”的教诲。他们虔诚地尊敬那些用“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陈腔滥调来教育他们的律师和教授。当地分会的干部在格勒诺布尔当地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们借助共济会的仪式,让小资产阶级信徒和一部分半无产阶级贵族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绅士当中有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参加共济会,而是在幕后操纵共济会的活动。因此,共济会集中了一切寄生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现在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如此面目可憎。一个人怎么可能一面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另一面却在同共济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最糟糕的讽刺画——纠缠不清呢?

    革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些革命者不是通过革命工人政党来满足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需求,却想在这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社团中找到某种“更好的”和“更上档次的”东西,这种革命者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向工人解释吧!……在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同这种舆论断绝关系,不要害怕资产阶级舆论的怒骂、谎言与诽谤,而且还要同样拒绝资产阶级舆论的恭维与谄媚。一个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必要的行动自由,才能拥有及时倾听群众的革命呼声、并率领群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的本领。可是,共济会本质上是一个排放革命压力的安全阀。在共济会的地方分会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这些人的存在只会增加共济会的危险性。

    所以,我不得不认为:马索·皮维尔并没有从革命的前提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在革命时期,这是最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正是因为不能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才会撞得头破血流。不幸的是,看来马索·皮维尔到现在还在自满于对现状作出激进的分析,可是,面对着由这些分析而产生的革命任务,他却又犹豫不决了。

    马索·皮维尔对一些刚刚参加工农社会党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发出了控诉和指责,联系到我上面讲过的内容,我得怀着最大的担忧关注这件事情。在皮维尔的发言中,他指责这些人鲁莽地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使用了“错误的语气”,十分“尖酸刻薄”,等等,等等。我身在千里之外,对这些孤立的事件,我既不了解,也无法从这里了解,所以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我承认,在某些个例中,有些人的行为可能不够得体。可是,这在革命者眼中,难道会具有什么严肃的政治意义吗?自从工人运动诞生以来,左翼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就一直遭受着使用不恰当的语气、过分刻薄、或举止不够得体的指责。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社会党人并没有同资产阶级舆论的偏见彻底断绝关系,而且还觉得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情形之中,所以他们根本不欢迎任何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心理学法则。另一方面,在同主流政党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关键形势中,那些受着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在同那些犹豫、观望、逃避和浪费时间的中派分子打交道时,往往会缺乏耐心、过分固执和容易发火。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贯穿于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

    一边要求党内民主,一边又埋怨别人的“语气”,这在我看来是很难让人信服的。<b>民主</b>要受到<b>集中制</b>的制约,也就是说,民主必须服从于统一行动的需要。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b>既然</b>我们有了民主,<b>所以</b>你们就不要随便乱讲话,也不要用我们不喜欢的语气讲话。在听到有人用十分恭顺、妥协、乞求的语气同莱昂·布鲁姆讲话的时候,革命者同样会觉得不高兴。在这两种情况中,语气都是与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讨论的是<b>内容</b>。

    如果某些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前党员违反了纪律,那么,我不仅能够理解对他的指责,也能理解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每个组织都有权维持自己的纪律。可是我听说X或Y之所以遭到指责,是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时候说了难听的话,逼得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志退了党,我便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革命者仅仅因为有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张,便离开自己的党,那这种革命者还有什么用?在革命时期,把党当作沙龙、交友俱乐部或共济会地方分会的小资产阶级同情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他们连尖锐的批评都受不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心虚:这种人只是在给临阵脱逃找借口。

    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的革命者并不会危害工农社会党,哪怕他的话说得很刺耳。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是那些无原则的阴谋家,他们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会用任何思想来装扮自己,他们今天会保卫某种东西,明天又会保卫另一种东西;他们就是雷蒙·莫利尼耶[3]那样的冒险家,总是想靠阴谋诡计而不是靠思想斗争来获得影响力。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还有唯我独尊而又一事无成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费雷肯[4],他们之所以需要党,只是为了找来一帮听众,倾听自己的长篇大论。第四国际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把这些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希望工农社会党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我这里不打算再讲了:任何一个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证明。至于独立工党,还是干脆不要提它为好:跟麦克斯顿[5]之流相比,就连已故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6]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我们还是要向列宁而不是马尔托夫学习。难道不是这样吗,马索·皮维尔?

    工农社会党是在一个责任重大而又至关重要的时刻,在<b>向左转</b>的过程中从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的。据我所知,工农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是无产者。这两个事实是非常宝贵的征兆,它们预示着工农社会党<b>可能</b>走上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工农社会党必须进行一个阶段的最勇敢、最激烈的讨论,绝不能因为任何外部因素或次要因素而阻止这种讨论。问题不在于批评的<b>语气</b>,而在于<b>内容</b>。个人的面子轻于鸿毛,而法国无产阶级的命运重于泰山。只要再过几个月,甚至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看出工农社会党到底能不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托



[1]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2]伊泽尔(Isère)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为该省省会。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托洛茨基曾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多梅恩(Domène)镇隐居。——中译者注

[3]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4]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evolutionary),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6]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h2>达尼埃尔·盖朗[1]致托洛茨基</h2>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在马索·皮维尔给您的回信中,我自作主张,加上了一些<b>个人</b>意见。当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那封回信的内容时,我正好不在城里,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如果我出席了那次会议,我一定会坚决要求修改最后一段。

    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强调指出,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可能存在着<b>重大分歧</b>,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重大分歧”是由您的某些朋友(比如纳维尔[2])的宗派主义生造出来的。我方断言这些“重大分歧”是存在的,对此我表示遗憾。我有一种感觉:双方都利用了这些“分歧”,作为拒绝团结的借口。

    而且,我并不认为“统一战线”就比两党的合并更好,而且两党合并之后,也<b>不一定</b>就会带有“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

    两党的合并,确实有可能是一个阴谋:在工农社会党体内插入一个“异物”,从而从内部瓦解工农社会党,并准备进行新的分裂——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一部分活动家给拉走,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主义工人党;果真如此,那它确实很有可能成功;但是,<b>只有在您的朋友把合并当作背信弃义的阴谋的情况下</b>,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对,假如这就是您的朋友的计划,两党的合并确实会是“不可靠的”和灾难性的。

    但是,尽管您的某些朋友的诡计,让我产生了这种<b>怀疑</b>,我还是不愿相信,在目前形势已十分严峻之时,您的朋友会犯下这样的罪行,破坏法国<b>唯一</b>能够锻造出革命先锋队的运动。因此,我不愿错过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机遇。

    如果我告诉您:两党的合并究竟会是光明磊落的,还是背信弃义的,完全取决于您一个人,想必您是不会拘泥于礼节的。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必须指出:我说的<b>合并</b>,自然是指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农社会党:一方面,国际主义工人党在人数上与工农社会党相差甚大;另一方面,我们党即将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不可能举行一次特别的合并大会。

    不过,合并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按照我们的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原则,您的朋友的意见,可以在我们党内自由传播——我相信,当我们在五月召开代表大会时,我们就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在我看来,您的朋友与我们之间唯一的分歧,就是关于“第四”的问题,我觉得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分歧。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您已经给您的国际书记处取名为“第四国际”,而我们则认为,新国际不是一挥魔杖就能造出来的,这就是唯一的“分歧”所在。新国际应该从<b>群众</b>中间产生出来,<b>群众</b>必须积极地为新国际的诞生进行准备,必须先让<b>群众</b>了解新国际的必要性,必须要帮助<b>群众</b>找到通往新国际的道路。没错,我要重复一遍(尽管我早就知道您会激烈地反驳):问题只在于<b>形式上的分歧</b>。重组和加强法国的革命先锋队,是绝对必要且迫在眉睫的,不应该让形式上的分歧阻碍了它。

                                         您的友好的

达尼埃尔·盖朗

丁香镇(塞纳),1939年2月2日




[1]达尼埃尔·盖朗(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投降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2]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h2>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h2>

(1939年3月10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五月的《新国际》杂志,题为《致达尼埃尔·盖朗》。

亲爱的盖朗同志:

    就在收到马索·皮维尔的官方回信的同时,我也收到了您的来信。您能向我介绍自己的观点,对此我不胜感激,不过正如您已经预料到的,我不能赞同您的观点。

<h3>存在“重大分歧”吗?</h3>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我们之间并没有“重大分歧”。贵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千差万别的观点,其中有一些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观念,这我完全承认。但是现在看来,贵党领导层中的主流派,以及皮维尔所表达的观点,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正是皮维尔的上一封信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判断一个组织的政治面貌,关键在于研究这个组织的国内政策,看看这种政策在延伸到国际层面之后的影响。我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进行分析。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全然不顾最近的经验:就在昨天,皮维尔还在同瓦尔赫尔结成政治联盟[1],来反对我们;在我写给皮维尔的信中,我就已经对此表示了惊讶。贵党还很年轻,它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固定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这应该算是幸运的!)。但独立工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它的演化;它在自己的时代所形成的一切,都已经被人分析过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人预言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在此期间暴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分析这两个政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推测一个尚未定型的政党在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对已经接受过实际考验的旧组织进行分析。

<h3>独立工党</h3>

    独立工党并不值得为它大费笔墨。我就讲讲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好了。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该党领袖麦克斯顿在议会里感谢张伯伦,并骇人听闻地宣称:张伯伦用他的政策,拯救了和平——没错,拯救了和平!——而他,麦克斯顿本人,非常了解张伯伦,他向我们保证:张伯伦一直在“真诚地”反对战争,并“真正地”拯救了和平,等等。麦克斯顿和他的党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会接受张伯伦的“和平”,正如他们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战争一样。张伯伦的“和平”,就是继续对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施暴,并在对英国奴隶主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为战争进行准备。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革命者绝不能为张伯伦的“和平”政策承担哪怕一丝一毫的责任,只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和平主义走狗才会这么做。这个党允许麦克斯顿这种人来领导自己,并且容忍他公开支持奴隶主张伯伦的行为,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只是一帮卑劣的和平主义者的朋党。

<h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h3>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对事关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作出的重大贡献。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b>领导层</b>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b>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b>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某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烈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派”的诤友与谏官[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自信,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这在革命形势中特别明显。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b>打击左派</b>,从而谋求严肃的舆论能对自己青眼相加。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h3>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b>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与工人群众展现出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不去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遭到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烈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3]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谏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4]!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在革命期间,正当工人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时候,“革命”领袖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这对那些工人来说简直就是一记闷棍,把他们给打蒙了、打乱了。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清楚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5],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活力与勇气,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可以脱掉它的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五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推到革命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h3>捉迷藏的游戏</h3>

    马索·皮维尔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1936年六月的形势,并从中学到了经验教训。不,他根本就不懂;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上,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窍不通。马尔托夫经历过1905年革命,却根本没有从中吸取到任何经验教训: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暴露出了这一点。安德烈乌·宁曾多次声明——而且还挺真诚——他“</b>原则上</b>”赞同我们,但在“策略”和“速度”上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更不幸的是,在他死前,他一次也没有<b>清晰明确地</b>指出:他究竟赞同什么,又不赞同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马索·皮维尔在回信中说,他与我们唯一的分歧,只在于对“速度”的估计,他还提到了在1935年发生过的类似的分歧。然而,才刚过了几个月,1936年六月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彻底暴露出了皮维尔在速度问题上的错误。皮维尔被这些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毕竟还想继续当莱昂·布鲁姆的“左翼”朋友,而布鲁姆是阶级敌人最可恶的代理人。各种事件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着,全然不顾中派主义者踌躇不决的速度。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总是利用“速度”、“形式”或“语气”来掩饰自己对革命政策的不赞同态度。这种同事实与思想玩捉迷藏游戏的中派主义方法,在革命运动史上随处可见。

    对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问题——第四国际对每一阶段的形势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各个工人组织(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都进行了批评,并作出了预测。皮维尔可曾对我们的分析提出过批评?可曾针对我们的分析,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一次也没有!有些事中派主义者是永远不会去做的。他们本能地害怕任何科学的分析。他们只能从别人的见解中得出笼统的印象,并对之进行模糊的更改,这种印象和更改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由于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便跟历史进程玩起了捉迷藏。

    我完全不想对贵党提出过分的要求:它才刚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它从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学校。但它是在危机深重的时期,在<b>向左转</b>的过程中脱离出来的,这给它开启了走上革命发展道路的重大机遇。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如果不是这样,我根本就不会给马索·皮维尔写那封信,而他在回信中——唉!——还在玩捉迷藏。他没有考虑到贵党的真实处境。在九月那场国际危机期间,他曾写过这样的话: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衷心地希望这个评价是正确的。然而现在看来,我当时太草率了。当时没有战争。群众还没有发现自己要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对战争的恐惧,盛行于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中。贵党提出的各种抽象的国际主义口号,体现了这些战<b>前</b>的倾向。不过,请不要忘记,在1914年的第一声炮响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国社会党还是非常“国际主义”、非常“坚定”的。8月4日的《前进报》[7]立场改变得如此突然,连列宁都怀疑那一期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贵党在九月没有走上沙文主义的道路,这一点确实值得赞赏。不过这只是一个消极的长处。要断言贵党已经通过了革命国际主义的考验,仍然为时过早;它没有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资产阶级舆论马上就会跟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代理人一起发起疯狂的进攻。为了让党对这种考验做好准备,必须马上提高党的觉悟,加强党的坚定性,让党自始至终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绝不宽恕背信弃义的朋友。首先,党必须同共济会(他们全都是爱国主义者)和麦克斯顿之流的和平主义者一刀两断,并转向第四国际——这不是要让它立刻参加第四国际(没有人要它这么做),而是要让它同第四国际坦诚相对,就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

    正是由于战争正在逼近,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尤其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了万恶之源,并对其集中火力猛烈打击。其他人也被当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挨了几发流弹。这绝非偶然。政治集团正在两极分化。对反动势力及其代理人而言,“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主派”—斯大林派反动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给吓坏了,他们不停地赌咒发誓:“我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反对第四国际”;“我们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他们在玩捉迷藏。我亲爱的盖朗,这种毫无价值的游戏该停止了!

<h3>个人的敏感与思想上的坚定性</h3>

    皮维尔非常高傲地宣称:他和他的朋友——跟我们这帮罪人显然截然不同——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这番话岂不让人莫名惊诧?个人成见与原则分歧(“党派的成见")岂能相提并论?个人的偏见与怨恨,在小资产阶级半革命者中间,在共济会中间,在几乎所有中派主义者中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人由于缺乏自信,所以既自高自大而又反复无常。然而,对“党派”的看法,关系到政治纲领、手段、旗帜。当我们这个时代对明确、勇气与坚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时,怎么能说思想上的坚定性是“没有意义的”呢?

    共济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分属不同的政党,各自的利益都不一致,而且他们的<b>个人</b>目的也不一样。共济会的全部领导艺术,就在于消除各种倾向的差异,消除各个集团、各个圈子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为了“民主”与“人道”的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早就养成了满嘴空话大话、却对问题实质避而不谈的习惯。在法国的工人运动的正式领袖当中,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这种虚伪、伪善和伪饰的道德的影响。这种道德对马索·皮维尔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在他看来,把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形给大声说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一件事。然而,我们却认为:如果明明看见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却不说出来,这就是在犯罪。这就是我们在道德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盖朗,您能不能明确而坦白地向工人回答这个问题:把皮维尔同共济会联系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我来告诉您好了:这正是把他同第四国际隔开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小资产阶级那种多愁善感的踌躇不决,是对官方舆论的依赖。假如有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每到礼拜天就去做弥撒,我就会说他是一个假唯物主义者。他可能会骂我不够宽容,不够圆滑,对他搞“人身攻击”什么的。这根本动摇不了我。想把革命社会主义同共济会调和起来,就跟想把唯物主义与天主教教义调和起来一样荒谬。革命者不能拥有两套政治住宅:一套跟资产阶级住(心放在这一边),另一套跟工人住(这是为了当前的政治活动)。无产阶级革命容不下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两面派破坏了内部稳定,造成了敏感、多疑和智力上的怯懦。打倒两面派,盖朗!

<h3>宗派主义</h3>

    马索·皮维尔说我们是“宗派主义”(我们并不否认自己的队伍当中存在着宗派主义的倾向,我们会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说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暴露出他既不了解目前这个时期,也不了解他自己在这个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没错,我们同群众确实仍是隔绝的。可这是谁造成的呢?是各种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组织,是各种各样的半吊子的中派主义集团,它们体现着——有时候是以非常迂回、复杂的方式——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自卫本能。马索·皮维尔<b>妨碍了</b>一部分工人贯彻自己的信念,从而<b>阻止了</b>这些工人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倒来指责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些孤立者之一就是中派主义;皮维尔就是孤立者之中特别积极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走这些“孤立者”;说服他们中的一些人,争取这些人参加革命事业;对于剩下的人,就要揭露他们,战胜他们。皮维尔把革命者遭到孤立的事实说得那么吓人,正是为了同和平主义者、混水摸鱼者、共济会保持亲密关系,把各种重大问题拖到遥远的未来,借助于错误的“速度”和不当的“语气”——总之就是要阻止工人运动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马索·皮维尔瞧不起我们的干部,因为他不理解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在他眼里我们是一帮吹毛求疵的人。他大错特错了。外科医生要想正确地使用手术刀,就必须学会分辨每一种组织和每一条神经,革命的活动家同样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所有问题,并从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这并不是宗派主义,马索·皮维尔却说它是。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真正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之流,都围在伦敦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马索·皮维尔身边。这个谜题其实很简单:所谓宗派主义者,就是害怕自己身上的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往往会在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因此他们会相互吸引。宗派主义者得不到群众追随。中派主义者不能领导群众,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例外。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指出通往群众的道路。

<h3>第四国际</h3>

    您重复了那种老套的论调:首先“要让群众相信”成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宣告成立第四国际。这种反对意见完全脱离实际、一点也不严肃、毫无真实内容。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一面确切的旗帜,才能把来自各国的革命者凝聚成一股国际性的力量,为争取群众而斗争。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运动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您想“预先”教育群众。那您打算用什么来教育群众呢?是同帝国主义走狗麦克斯顿结盟吗?还是同中派主义传教士芬纳·布洛奎结盟?还是同共济会的朋友结盟?您真的以为,这帮人会为了成立第四国际,而去教育群众吗?我只能苦笑。著名的雅可布·瓦尔赫尔是一个庸俗的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马索·皮维尔:成立第四国际“为时尚早”,而他现在准备回到第二国际去了,反正那里还容得下他。机会主义者经常会以群众还不够成熟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不够成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永远不会<b>全都</b>成熟起来。群众中的不同阶层,会在不同的时候成熟起来。让群众“成熟起来”起来的斗争,首先是从一小部分人、一个“宗派”、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的。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直到目前为止,你们都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革命的传统、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群众,可你们并不害怕成立新党。这个权利是谁给你们的呢?显然是因为你们相信,你们的思想使自己获得了争取群众的权利,不是吗?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同一种标准来要求第四国际呢?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眼界提升到国际水平。一个一国范围内的党对你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只是一个草创时期的组织),但是,一个国际党却显得太奢侈了,可以等到以后再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盖朗,大错特错了!

<h3>争取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h3>

    马索·皮维尔提出,各组织应该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进行合并。这个建议有一丝真诚的味道,然而却并不多。“统一战线”只有当它是由各个群众组织组成的时候才有意义。但皮维尔说的却不是这种情况。考虑到各个组织彼此独立的现状,就一时一事达成短期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个例,而是整个政策。核心工作应该是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并打入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也就是两个弱小的组织的外交游戏——是应付不了这个任务的。要想齐心协力,走到群众中去,就必须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速度”。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两党的合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您又补充了一个条件:合并必须光明磊落。对于这个“光明磊落”,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是停止批评吗?还是相互宽恕对方的罪过呢?我们的法国支部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为自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它愿意同你们一起,为这些思想而斗争;它愿意在你们的队伍当中,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它在斗争的时候,会使用每一个健康的无产阶级组织都会允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对“光明磊落的合并”的理解。

    而皮维尔是怎么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呢?“共济会是我的私事,你们少管闲事。”“我跟麦克斯顿还是芬纳·布洛奎交朋友,用不着你们来管。”我斗胆说一句:共济会是阶级敌人的组织;麦克斯顿是为帝国主义效力的和平主义走卒。对这种人,怎么能不去与之作斗争呢?跟这些绅士建立政治友谊,就是给叛卖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道理怎能不解释给全体党员听呢?然而,我们对麦克斯顿的批评,却被皮维尔当成是背信弃义,或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些多余的担忧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政治忠诚的问题上,我们的标准跟马索·皮维尔的标准,就算不说是截然相反的,至少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一点要公开承认。

    当我给皮维尔写信时,我并没有太多的幻想,但我确实没有完全放弃同他搞好关系的希望。皮维尔的回信表明,我们在跟一个有机的中派主义者打交道,在革命事态的影响下,这种人倒向右边的可能性,要比倒向左边大得多。如果我的判断错了,那我会非常欣慰。但在目前阶段,我不能允许自己作出乐观的判断。

    您也许会问我,我的结论是什么?我不会把皮维尔同你们年轻的组织混为一谈。我认为同贵党还是有可能合并的。合并的技术细节并不取决于我:这应该由在现场工作的同志们来做主。我前面已经讲过,我是如何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我会按照我的理解,尽力争取<b>光明磊落的</b>合并:我会向两个组织的全体成员,明确而坦诚地提出事关革命政策的所有问题。谁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一面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一片真心,另一面却在抱怨对方玩弄阴谋诡计。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任何一方的立足点,都不能是个人的友好感情,而应该是党的一贯政策。假如我的愿望能够成真,双方能够实现合并,假如双方的合并能够开启认真的讨论,那么我希望您能把我的这封信,当成是一篇来自远方的参加讨论的投稿。

                                                      致以真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又及:

    我应该指出——即使只写几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贵党的党名会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b>又</b>是农民的政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农民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党如果既是无产阶级的党、<b>又</b>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那它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它会吸收农民参加,一般来讲也会吸收来自其他阶级的个人参加,<b>只要这些人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b>。当然,在革命政府中,我们可以同农民组织结盟,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前提是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可是,党并不是联盟,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b>又</b>是农民的政党。党名就是党的旗帜。党名中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危险。斯大林在前几年曾鼓吹过“在东方国家建立工农党”,这彻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机会主义遭到了左翼反对派的坚决反对。如今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我们都看不出任何违背这一阶级立场的理由。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参加了伦敦局,但由于在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问题上发生分歧,由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的一部分人此时已经与独立工党闹翻了。——中译者注

[2]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谏官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4]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中译者注

[5]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

[6]《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之前一直在坚持反战立场,但到了8月4日,德国国会对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社民党突然改变立场,让所有社民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列宁在收到8月4日的《前进报》后大为惊讶,以为收到的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赝品,请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7-30 20:27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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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h2>

(1939年7月15日 )

本文发表于1939年十月的《新世界》杂志。托洛茨基将本文的一份副本寄给了工农社会党的刊物《三六年六月》(Juin 36)的编辑委员会,随信寄去的还有下面这封日期为1939年7月23日的信;这封信是由拉塞尔·布洛克(Russell Block)根据达尼埃尔·盖朗的《人民阵线—错失革命》一书翻译成英文的(达尼埃尔·盖朗,《人民阵线—错失革命》[Front Populaire, Révolution Manquée],第2版,巴黎,马斯佩洛[Maspero],1970年)。

亲爱的同志们:

    当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报纸《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没有发表——或没有立即发表——维克托·塞尔日[1]的无数更正之一的时候,你们的刊物认为应当就“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发表一些评论;换句话说,它指责一家工人报纸作出了不应有的行为。我并不认为这个指责是正当的。

    当然,任何一家诚实的报纸,都有责任纠正自己<b>确实犯过的错误</b>,特别是当这个错误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的时候。但是任何一家刊物,都不应该开设专栏,大肆传播已经被它判定为错误的观点。维克托·塞尔日只是在以“更正”为借口,详细解释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看,这些观点都已经给他惹出了太多的麻烦。

    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会遭到许多敌人和对手的攻击。如果它们全都要在工人报纸上开专栏,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话,工人就没有新闻可看了。维克托·塞尔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支持他的刊物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但是,如果你们对于工人刊物的道德观念,能够得到你们自己的认真对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把我对皮维尔那篇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的反驳给发表出来。我的答复写得很长,因为比起搅乱一个问题,把被搅乱的问题给重新整理清楚要困难得多。不过,既然道德义务不能用专栏的版面来衡量,那么文章的长度自然也不应该成为障碍。这篇长文可以分成几期连载,这主要是因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仍在继续。

    为了着重强调我有权要求发表自己的反驳,我必须指出:维克托·塞尔日是在为纯粹个人的、反复无常的思想进行辩护,而我则不同,我是在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进行辩护,这个国际组织具有革命的传统、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并且在苏联国内已经有数千人殉难。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1939年6月9日,工农社会党的报纸发表了马索·皮维尔的文章《工农社会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我怀着真实的兴趣,拜读了那篇文章。我原本还以为,皮维尔终于要对那些导致他与第四国际不和的分歧,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了。可惜刚刚读了头几行,我就大失所望。皮维尔根本不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阶级政治的领域。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批评仍没有超出心理学、道德与礼节的层面。皮维尔显然是在回避对工人运动的各种关键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我将耐心地分析皮维尔的文章,对每一个纲领性的要点——甚至是概念上的细微差别——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一点。

<h3>“对领导权的要求”</h3>

    皮维尔愿意同“托洛茨基主义”合作,但是后者必须放弃对“领导权”(hegemony)的要求,并走上“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的道路。把合作同“对领导权的要求”如此对立起来,已经足够让人产生怀疑了。各种不同的派别要想共存于一个党内,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各个派别都相信,说服其他派别、向其他派别学习是有可能的。每当出现分歧的时候,每个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派别,都会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才是党内民主的机制。要想在一个民主的政党内部树立“领导权”,除了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外,还能有别的方法吗?说到底,在工农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五月)上,难道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没有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吗?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吗?难道他们在党内的“领导权”不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确立的吗?这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吗?皮维尔的辩解,暴露出他把自己那个派别的“领导权”当成了金科玉律,其他派别要想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坏了规矩,就是在犯罪,说得更吓人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那到底什么才是民主?

<h3>“派别手段”</h3>

    皮维尔先是宣称“领导权”就是他对党的个人垄断,随后便要求托洛茨基派“停止使用派别手段”。这个要求居然出自一个反复强调他的组织的<b>民主</b>性质的政治家笔下(而且还多次重复了这个要求),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什么是派别(faction)?就是由党内的一批思想最为接近的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的、没有具体规定的集团,它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全党相信它的观点是正确的[2]。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党内部,也会由于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阶层、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形势的急剧转折、领导层的错误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从铁板一块的观点来看,派别斗争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种<b>不可避免</b>的坏事,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危害都远远小于禁止一切派别而造成的危害。当然,在缺乏足够的原则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个人的野心、企图升官发财等原因而尝试建立派别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政党内部特别常见。在所有此类事例中,党的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动用警察手段)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让他们在全党面前名声扫地。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对党的深切忠诚,这样一来,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短暂争执,都不会动摇党的团结。派别的存在,天生就会造成摩擦,会消耗人们的精力,但这就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能干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会尽量把派别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经受了集体经验的考验的正确政策;要用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派;要逐渐加强领导层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别,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使斗争染上虚伪的和有害的性质。<b>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b>。

<h3>建立“组织”</h3>

    皮维尔随即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建立由外界遥控的组织”。他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见他的思想是何等的混乱。皮维尔自己肯定认为,在工会内部建立组织,争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是每个工农社会党党员的义务。由于遭到了茹奥集团、斯大林的间谍和国家警察的攻击,这些组织不得不隐姓埋名,秘密活动。我相信,工农社会党作为一个政党,仍在通过“从外界遥控”的方式,领导着这些组织。工农社会党如果放弃了这种在工会、布鲁姆的党和斯大林的党内开展工作的方法,它就等于放弃了争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也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发生!既然如此,那双方的做法还不都是一样?皮维尔把布尔什维克开展“组织”活动的办法说成洪水猛兽,不过是用来吓唬自己,吓唬全党,这根本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不过,也许问题完全与这些无关,而只跟工农社会党内的“托洛茨基派”组织有关呢?如果是这样,那这无非是在再次指控我们搞派别活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我们建立组织,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开的政治合作,以及两个流派之间的平等、公开的思想斗争。假如用官僚镇压来代替思想斗争,那我敢断言:“托洛茨基派”不但有权利使用建立秘密组织的方法,更有这么做的义务。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非常时期就要使用非常手段!)[3]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秘密组织的责任,应当完全由极权官僚来承担。

<h3>“由外界遥控”</h3>

    “由外界遥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皮维尔还是没有举出任何人、任何情况、任何事例来说明(显然是为了不违反礼节)。不过我们可以猜出他的意思是说“由托洛茨基指挥”。有许多人由于拿不出可靠的论据,最后只能作出这样的含沙射影。但是“指挥”这个词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斯大林官僚阶层利用权力和金钱进行指挥。布鲁姆的机关通过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指挥。托洛茨基派既没有钱,也没有格伯乌[4],跟资产阶级更没有关系。他们怎么能“指挥”得动别人呢?关键在于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人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含沙射影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由外界遥控”这个说法都是令人不快的。这是在暗示党外有人在发号施令吗?还是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又犯了什么罪呢?难道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建议都成了犯罪吗?当革命党内发生严肃的斗争时,一定会在国际上引发反响。某个流派的代表肯定会向其他国家的同一流派求助。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这是在犯罪吗?恰恰相反,这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应该向“托洛茨基派”学习,而不是去痛骂他们!

<h3>“同志式的”语气的一个范例</h3>

    皮维尔接下来又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高压(?)、腐化(?)、或系统地进行诋毁等手段……”。“高压手段”是什么意思呀?党的机关掌握在皮维尔手里,皮维尔肯定非常熟悉通过机关施压的手段。反对派除了自己的主张之外,什么都没有。难道皮维尔想连思想上的施压都加以禁止吗?“腐化”这个词,在政治语言中具有特殊的含义:行贿受贿、升官发财等等。我认为第四国际是最不可能发生这种罪行的组织。然后就剩“系统地进行诋毁”了。经验表明: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越是模糊,他经受的批评越少,他就会更容易把尖锐的争论当成是对他的“诋毁”。过于敏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作为党的领袖,皮维尔本应树立起“开诚布公地合作”的榜样,但他却指责别人“腐化”。希望皮维尔能放下他的笔,这样他才能有机会改正错误。

<h3>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派别</h3>

    皮维尔否认反对派有权争取党内多数派的支持(“领导权”),并因此禁止了派别——也就是践踏了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原则——然后他又鲁莽地把工农社会党的民主,同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对立了起来。这样的对立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各个思想流派与派别组织自由斗争的历史。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时期,曾发生过支持抵制选举派与反对抵制选举派的斗争;曾有过“召回派”、最高纲领派、调和派、“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者;曾经为了十月起义的问题分成对立的两派,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有过“左派共产主义者”;围绕着要不要建立正式的军事政策也发生过派别对立;等等等等。假如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要求他“停止使用派别手段”。列宁的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耐心而诚挚地对待反对派。

    当然,在形势万分危急的1921年三月,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了派别[5]。对于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可以进行讨论。无论如何,后续的发展已经证明:禁止派别活动,是党的堕落的起点之一。官僚把“派别”的概念说得跟洪水猛兽一般可怕,是为了扼杀党,不让党思考,甚至不让党呼吸。于是,极权统治就建立起来了,它杀害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皮维尔嘴上总是不离民主和批评的自由,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他本来应该向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学习,可他却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故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那里已被摧残殆尽)那里学来了官僚式的对派别的恐惧,这岂不令人莫名惊诧吗?

<h3>行动中的纪律</h3>

    派别斗争可以用<b>行动中的纪律</b>来加以弥补。党不是社交俱乐部,而是战斗团体。如果皮维尔能指出“托洛茨基派”在行动中违反了纪律,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论据。但皮维尔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指控,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h3>皮维尔的派别</h3>

    由于皮维尔自己完全掌握着“领导权”,并完全控制着他自己的派别,还能召开自己的秘密会议(比如说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时候)等原因,“停止使用派别手段”的要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唯一的区别在于:“托洛茨基主义”要打击右派,而皮维尔要打击左派。

<h3>第四国际与派别</h3>

    皮维尔完全罔顾现实,把第四国际的制度说成是一种铁板一块、盲目服从的体制。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第四国际从未禁止过派别,也根本不打算禁止派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当中都有派别存在。围绕着各个派别的主张,论战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派别有存在的权利。当出现反对派的时候,仅仅因为这个反对派处于少数地位,便指责它使用“派别”手段,而不去同它讨论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内民主的立场来看,这种做法是极其可耻的。假如双方的分歧十分严重,那么使用派别手段就是正确的。假如分歧并不严重,那么对方的声誉就会下降。迄今为止,派别斗争都只会引发原则立场上的更进一步的融合或分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如果不算极权体制的话。

<h3>用具体问题来进行验证</h3>

    举个例子:在打入工农社会党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派”中间的“铁板一块”和“盲目服从”是最少的。我们的法国同志为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他们分裂了。我本人对这件事怎么看呢?老实说——我犹豫了。几个月以前我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对这件事态度非常消极。可是,法国支部里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他们并没有顾忌这么多,在鲁[6]同志率领下,他们参加了工农社会党。我相信他们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法国支部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明显暴露出了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与宗派主义立场。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居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饱受追捕迫害的极左派,真是令人惊讶。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第四国际在同宗派主义斗争,并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分裂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但也仅仅只是插曲。如果工农社会党能沿着革命的方向继续演化(我们衷心希望它能这么做),它就会把“托洛茨基派”中的异议部分给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如果工农社会党在资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斯大林派的压力下,将“托洛茨基派”开除的话,那么团结将会在工农社会党之外重建起来。

<h3>“领袖党”</h3>

    皮维尔将他关于党的观点概括为:“领袖党(leader-party),就是一种为了所谓的(?)革命行动,而进行密谋活动的、集中化的参谋部,比起这种领袖党,我们更喜欢这样的党:它会向真正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并会尽可能地创造机遇,使革命先锋队能够直接接触到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中最广泛的阶层。”皮维尔总是摆脱不了抽象的概念与模糊不清的公式,这次也不例外。他说的“领袖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老布尔什维克党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讲清楚呢?怎么能用含沙射影来教育工人呢?更何况这都没影射到点子上。在党内民主这方面,史上还没有哪个党能做得跟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彻底;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民主的独特之处,便是它对接近群众表现出的高度关注、大胆无畏与灵活机动。皮维尔只能许诺“同最广泛的阶层”建立联系;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在行动中把成百上千万的群众团结了起来,并率领他们赢得了胜利。顺便问一句,皮维尔对“密谋活动”如此轻蔑,他所谓的“密谋活动”究竟是指什么呢?难道是指十月起义的准备活动?果真如此,那他就只是在重复自由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经讲了几十年的话。

<h3>只有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建成革命党</h3>

    组织上的概念当然没有<b>独立</b>性质。但是,纲领与策略上的立场,只有通过组织上的概念,才能得到彻底的表达。有一批革命玩票者曾在巴黎办过一份叫《群众》(Masses)的杂志,对这类人而言,所谓组织问题,就是要保住他们对这家小小的杂志的“领导权”,并使他们免遭不同意见的批评——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完全为了选举任务服务的。迄今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找到适当的组织形式。想用陈腔滥调来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另外的革命经验来撑腰,这样做是轻率的、无耻的,而且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工人!

<h3>罗莎·卢森堡</h3>

    为了支持自己在组织上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观点),皮维尔自然要引用卢森堡的话。但这对我们毫无影响。罗莎自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她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却是她的整个立场中最差的部分,因为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她在理论和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错误。罗莎没能在德国建成一个革命党或革命派别,这是导致1918—191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瓦尔特·赫尔德[7]在《我们的话》[Unser Wort]上发表的文章)。至于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党[8],它在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不得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自己进行了重组。这些历史事实,要比她说过什么话更为重要!

<h3>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h3>

    我在1904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我们的政治任务》,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提出了很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苏瓦林[9]在他那本斯大林传记中,曾怀着同情引用过那本小册子里的话)。但是,后来的一切经验都向我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对的,而罗莎·卢森堡和我是错的。马索·皮维尔抬出了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用来反对1939年的“托洛茨基主义”。可是,从1904年到现在,光是俄国就已经发生了三次革命。在这三十五年里,我们就真的一点东西都没学到吗?

<h3>“自由派”[10]的许诺</h3>

    为了更好地推销他的民主精神,皮维尔保证他“会用自由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独裁的方法”。对于这句自大而又暧昧的话,只要苦笑便好。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公式,难道不就意味着无政府吗?难道不就是要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吗?可是皮维尔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普鲁东主义者或巴库宁主义者。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独裁”,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专政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与“独裁专制”是没有区别的,换句话说,尽管同属于独裁体制,但它们并不一样。如果皮维尔的意思是说,他要力争成立苏维埃,以苏维埃作为专政的机关,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内部民主,那他的意思,跟“托洛茨基派”从1923年起就在奋力争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皮维尔要想让自己的许诺更有可信度,就不应该用莱昂·布鲁姆和保尔·弗尔的方式来践踏党内民主,不应该否认少数派拥有最合法的权利,不应该禁止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不应该把“领导权”当成是他自己的派别的禁脔;相反,他应该建立起一种民主制度,哪怕这种制度的民主程度只有沙皇统治下的非法时期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十分之一。只要他不肯这么做,在不确定的未来,他对于“自由”的许诺都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个许诺,有点像是世间一切苦难都能在死后获得补偿的许诺。

    这就是皮维尔对组织问题的观点。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消灭党内民主,并用官僚集中制来取代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用机关来领导思想。我们现在应该看出来:无论是在学说、纲领还是政治活动等方面,事情都不会好转。

<h3>一个单方面的要求</h3>

    前面讲过,皮维尔要求我们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我们原则上准备接受这个要求。遗憾的是,皮维尔自己已经大张旗鼓地违反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就同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决裂了,这比工农社会党还要早二十五年。可是皮维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开诚布公”。在漫长的斗争中,在无数人殉难后,展示出了它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性的托洛茨基派,必须义不容辞地信任皮维尔;然而皮维尔却根本没有信任托洛茨基派的义务。皮维尔的规矩是:信任右派——威胁和压制左派。但这正是莱昂·布鲁姆的规矩,只不过偏了几度而已。

<h3>与社会爱国主义决裂</h3>

    合作必须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前提。对于工农社会党同莱昂·布鲁姆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决裂一事,我们的法国同志是非常重视的;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参加工农社会党了。但是,如果把这件事,说成只要同已经堕落的党决裂,就能自动解决<b>一切</b>问题,那这是不正确的。在决裂之后,还要提出革命的纲领,并正确地判断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然而工农社会党的领导层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绝非偶然。它还远远没有彻底剪断自己同母体之间的脐带。

<h3>共济会</h3>

    不幸的是,工农社会党的领袖并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决裂,因为他们并没有同共济会——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贮藏库——决裂。有一天我收到了皮埃尔·贝伊(Pierre Bailly)的小册子《共济会确实是一个威胁》,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作者没有理睬所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废话(这些东西毫无价值,因为共济会在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对科学和哲学做出过半点贡献),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b>阶级</b>立场出发,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了共济会自己的文件之后,他无可辩驳地指出:共济会的作用就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效劳,为它们四处腐蚀人心[11]。

    与其他所有派别和集团相比,我们的同志是最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怎样分析复杂问题的,贝伊的这本小册子,正好为这个事实提供了绝佳的证据。尼科利奇(Nikolitch)的小册子虽然空洞无物,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却印刷得非常精美;而贝伊这篇严肃的作品却是用油印机印的;就连这件小事,也都足以体现出中派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社会地位。

<h3>社会爱国主义</h3>

    不,皮维尔根本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及其变种社会和平主义决裂,否则,他就不会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麦克斯顿结盟,来反对我们了。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麦克斯顿的帝国主义和平主义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芬纳·布洛奎要比麦克斯顿稍微左一点。但是,独立工党的全部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麦克斯顿就会以辞职相要挟,而芬纳·布洛奎就会立刻向麦克斯顿匍匐下跪。有人会对这件事视而不见。但视而不见并不能改变事实。还是让皮维尔去向工人解释他同麦克斯顿相勾结、反对第四国际的原因吧。“你先告诉我,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h3>斯内夫利特</h3>

    皮维尔跟斯内夫利特携手并进,而在过去几年里,斯内夫利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老天保佑!——不去触怒荷兰政府,保住他那个宗派主义工会组织的政府补助金。我们曾多次要求斯内夫利特的党拿出一个政纲来,要求他作为议员,要提出战斗的口号,要求他按照革命精神在群众中开展鼓动活动。斯内夫利特系统地闪烁其词,不肯跟保守的荷兰政府决裂。至于这个民主派分子在同青年同志争论时使用的“语气”,还是不提为妙。当第四国际终于召开会议,讨论荷兰支部的问题时,斯内夫利特退出了我们的组织,然后他自然就开始抱怨我们的无耻“方法”。毫无疑问,皮维尔的方法要好得多:他对斯内夫利特的政治投降保持沉默,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

<h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h3>

    在各种下流的诽谤面前,皮维尔力图维护安德烈乌·宁的个人形象,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贵的。但他却把宁的政治活动给吹成革命者的楷模,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说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当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宁参加了<b>资产阶级</b>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b>无产阶级</b>政府的基础——工人委员会。这个目标实现后,宁就被资产阶级政府扫地出门。此后,宁的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反而还要求同资产阶级重新结盟。难道皮维尔敢否认这一切吗?关键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事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应该按照这个事实来评价:每到紧急关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会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而不应该用宁的发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话来评价。<b>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最大的罪过</b>。

    皮维尔不但没有无情揭露这种致命的政策,反而为了给这种政策辩护,而翻印了库尔特·兰道[12]的所有旧文章。兰道跟宁一样,都是被格伯乌杀害的。但是,尽管他们都是被斯大林的刽子手杀害的殉难者,尽管他们应当获得最强烈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告诉工人真相的义务。兰道跟宁一样,代表着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们不是列宁的门徒,而是马尔托夫的门徒。兰道支持了宁的错误,而没有支持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他就像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皮维尔本人一样,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有一个左翼反对派正在开始成长(何塞·雷布尔[José Rebull ]和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批评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而皮维尔却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尔金[13]之流。不,皮维尔虽然同布鲁姆决裂了,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h3>“实际成果”</h3>

    皮维尔傲慢无礼地宣称:托洛茨基主义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使他改变观点。但在我们这个全面反动的时期,一个革命党怎样才能成为群众运动呢?目前,由于现有的两个国际的公开破产,形势已经开始变得对革命者有利起来。工农社会党从布鲁姆的党分裂出来,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征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很早就开始了斗争。皮维尔只要用批判的态度来想一想,他就会明白:如果没有“托洛茨基派”的长期准备工作,他很有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跟布鲁姆决裂。从长远的历史前景来看,<b>整个工农社会党只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副产品</b>。难道皮维尔会以为这个“实际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吗?

<h3>反动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h3>

    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警察,给每个左倾的流派都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归根结底,这个事实表明全世界反动势力正在全力镇压第四国际。格伯乌豢养了一大群特务,他们的用处就是刺探情报、陷害无辜与暗杀,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冲突与分裂也是他们的任务。我们所遭受的迫害之重,史上没有一个革命流派能与我们相比。反动势力非常清楚,第四国际对它们构成了何等的威胁。只是在第四国际的无情批判与宣传之下,中派主义者才开始振作起来,左翼中派主义者才同右翼中派主义者决裂,而右翼中派主义者又同公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划清了界限。皮维尔在几年前曾正确地指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明显的反动信号。遗憾的是,现在反动势力正在把他拉过去。

<h3>第四国际的内部力量</h3>

    布兰德勒、洛夫斯东[14]等人的国际组织[15],以前看似要比我们组织强大许多倍,如今它已被彻底打垮。瓦尔赫尔、挪威工党和皮维尔本人组成的联盟已经瓦解。伦敦局已经变成了一个鬼魂。然而第四国际却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不断成长起来,它已在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支部,并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格伯乌的恐怖(克莱门特[16]的遇害!)——召开了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纲领。皮维尔不如列举一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刊物,在理论水平上能与《新国际》、《钥匙》[17]、《我们的话》和第四国际的其他机关刊物相比的。

    所有被伦敦局或类似的组织吸引过去的左派团体,都代表着来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碎片,它们没有共同的纲领,只会死抱着老一套不放,都患有不治的痼疾。正在不断进步的第四国际是由新鲜而活泼的分子组成的,<b>把这些分子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以过去的全部经验为基础而制定的,它不断地经受考验,并磨炼得越来越准确</b>。在干部的选择上,第四国际有一些远远胜过第三国际的优点。这些优点,正是由于反动时期艰难的斗争条件而产生的。第三国际能很快成立的原因,正是因为许多“左派”见到革命胜利了,就欣然向革命靠拢的缘故。第四国际是在失败与迫害的接连打击下成立的。在这种条件下,思想纽带被锻造得极其牢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在草创时期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h3>一个革命玩票者的批评标准</h3>

    维克托·塞尔日说:“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国际,不是你想要,就能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是何其自大,而又何其空洞!衡量一个国际的尺子,说不定就放在塞尔日的口袋里,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像量裤子一样量国际。我想问一句: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国范围内的党,是因为“想要”就能建立的吗?比方说,工农社会党是否符合塞尔日的标准?用如此肤浅的标准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只会暴露出:在他们看来,国际就是一个庄严、壮丽的机构,还得带点神殿的性质。等到这栋宏伟的建筑建好(谁来建造?如何建造?)之后,他们才会走进它的拱门。我们是用另一种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看来,国际就跟一国党一样,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须制造这件工具,再加以改进和磨砺。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不会坐等别人来帮我们做这项工作。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都来参加这项工作——马上、立刻,一个小时都不能浪费。当第四国际在诸位文人、革命玩票者和怀疑论者先生眼里都已经“名副其实”的时候,选择追随第四国际就不那么困难了。到时某位维克托·塞尔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会写一本书,(满怀激情、热泪盈眶地!)证明第四国际最美好、最英勇的岁月,就是它在虚弱无力的情况下,依然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怀疑论者在内的无数敌人发动了斗争的那个时期。

<h3>我们的美国支部</h3>

    皮维尔不该妄下断言!工农社会党还远远不是群众党,它甚至还没有得到过让它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测试它的反抗能力的机会。与之相反,我们有好几个支部不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还进入了群众斗争的竞技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都是一个宣传性小团体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我们眼前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一个积极因素。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战斗争,是由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领导的。科林神父[18],法西斯煽动家头目之一,最近不得不在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美国支部,以及它的建设工人自卫队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参加了工会的重要工作,它办有一份非常优秀的半月报纸,一份严肃的月刊,一份青年报纸(每两月出一期),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其他支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h3>在比利时</h3>

    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几乎完全由无产者组成,在上次大选中赢得了约7000张选票。在目前的反动与沙文主义的背景下,我们获得的每一张选票,都顶得上改良主义政党所获得的一百张选票。皮维尔不该草率做出结论的!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在弗雷尼(Flénu)当选时发表的宣言,应该让皮维尔好好读一读。可惜啊!皮维尔没有同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联系,反而去倾听那些已经破产的宗派主义者的声音。难道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在一起就能开辟出一条通往群众的康庄大道吗?

<h3>来自西贡的声音</h3>

    (印度支那)西贡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给我写信,报告了今年四月三十日的殖民地议会选举的情况:“尽管斯大林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联盟,我们仍然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由于一个叫‘十月’的中派主义组织在前几个月里一直在进行模糊的宣传,搅乱选民的脑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我们堂而皇之地打出了第四国际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我们勇敢地进行了斗争……”这封信还写道:“我们不仅认识到了第四国际的纲领的重要意义,也认识到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反对反帝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及其他徒有其表的游行委员会(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19]之流)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比以前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来自西贡的革命工人的声音,绝对要比伦敦局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所有声音都要重要得多。被压迫国家的先进工人,正在向被迫害的国际集结。他们从自己的斗争经验出发,已经理解了我们的纲领,他们还将学会如何发扬这个纲领。这封信表明,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至1928年间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为西贡的先进工人所掌握,这是非常宝贵而重要的。只有思想上的延续,才能创造出革命的传统,没有革命的传统,政党就会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来摇去。

<h3>在英国和法国</h3>

    在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由于工人官僚直接受益于殖民所得的超额利润,所以他们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官僚都更为强大、更为保守,因此革命群众会发现自己很难抬起头来。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第四国际支部发展得特别缓慢的原因。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者能否在这面背信弃义之墙上打出重大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农社会党的演化。但是,无论这方面的结果如何,总的发展过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当英法两国受压迫最重的阶层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在半路上停下来,而是会采纳那个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做出了回答的纲领。

<h3>“教条”</h3>

    皮维尔不愿或不能理解:我们无敌的力量,源自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与坚定性。皮维尔写道:“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只有那些把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各项原则,当作教条(?)来对待,从而不加讨论地(?)加以接受的成员,才能获得托洛茨基的允许,系统地引用这些原则。而我们关于党的概念则完全不同。”在各种可疑的影响下,皮维尔企图把第四国际的运动变成一个人的运动:“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托洛茨基的允许……”皮维尔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左翼反对派在成立之初,就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在非法时期经受过锻炼的革命者、内战时期的英雄、青年一代最优秀的代表——成百上千的模范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无论参加哪一个党,都会给这个党增添光彩。成千上万的“托洛茨基派”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了。难道这都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允许”或不允许吗?这种胡言乱语应该留给布兰德勒、瓦尔赫尔、洛夫斯东、斯内夫利特和其他犬儒分子……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教条”上来吧。

    在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上,后来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最直接地参与了各项决策的制定,在这四次代表大会<b>闭幕后</b>,布尔什维克党内都会发生分歧。而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急剧转向机会主义的政策。尽管我们并没有抛弃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传统,但我们只把头四次代表大会当成是<b>自己的起点</b>,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这四次代表大会而止步不前。我们观察、研究、探讨、批判,提出口号,然后迈步前进。我们在过去十五年里出版的各种理论刊物、内部公报、大量的纲领性文件和小册子,我都可以拿来做证据。或许我们的反对者也出过重要的著作,却被我们忽略了,不知皮维尔能否略举一二?或许皮维尔本人和他的伙伴曾对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有过批评意见,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呢?那这些批评意见都藏哪里去了呢?

    皮维尔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接受(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条例与多数派的决议,并且必须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这个要求本身是合理的,可这难道就等于说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条例什么的都是“教条”吗?还是说,只有头四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决议才是“教条”?

<h3>虚伪</h3>

    皮维尔的理由是:经典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一些特点、特征和缺点,遭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利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找出来,再把它们给剔除掉。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毫无生命力的理由。斯大林主义根本没有在形式上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糟糕的特征。自我牺牲是革命者的一项伟大的品质。莫斯科审判中的一些被告人肯定是受到了自我牺牲精神的引导:为了“保卫苏联”,必须牺牲他们的生命,甚至名誉。难道说必须灌输利己主义,用它来代替自我牺牲吗?也许有人会回答说:“必须培养批判性的洞察力”。可这已是陈腔滥调。布尔什维克在自我批评方面,丝毫不亚于后来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但是客观的历史条件要比主观条件更为有力。在一个遭到孤立的落后国家里,新官僚在骑到革命阶级头上、并扼制住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的时候,它必然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式与传统,并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出来的各种优秀品质与方法,但它把完全相反的社会内容给偷换了进去。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各种不平等的因素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而官僚阶层却利用这个观点,来为自己私党的特权辩护。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官僚却滥用了这个观点,难道就因为它被滥用了,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抛弃这个观点吗?

    贯穿于整个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它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置换与变貌的过程。这就是基督教、新教与民主主义的命运。这也正是共济会的命运。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侵蚀了道德,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对,他们企图用理想化的行会组织“兄弟会”来恢复道德,共济会便应运而生了。后来,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共济会变成了大资产阶级控制、操纵小资产阶级,使之为自己所用的工具。要谈原则,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脱离社会基础。

    皮维尔跟在维克托·塞尔日等人的屁股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出的批评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唯物主义的分析给偷换成了虚伪的把戏。

<h3>争取科学思想的领导权</h3>

    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预见到党必须在关键时刻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他会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在准备时期所肩负的责任,并会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分析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思想、每一种倾向。在这方面,革命者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外科医生不能满足于解剖学的常识,还必须仔细了解各种骨头、肌肉、神经、肌腱及其连接方式,这样他在做手术时才会分毫不差。如果有人建议科学的概念与公式不必精益求精;如果有人建议力学、生理学或化学的法则不应该拥有“领导权”,而应该向其他观点(不论有多少错误)妥协,那么这种建议一定会遭到建筑师、内科医生与化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这正是皮维尔的立场。皮维尔不但没有深入研究导致纲领性分歧的缘由,反而一再重复任何流派都“不能自命完全正确”的陈词滥调。所以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类格言不能让任何一个先进工人学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培养不出勇气与责任感,只能造成冷漠与软弱。第四国际发起了<b>反对</b>伪科学的斗争——<b>力争</b>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产生的革命激情,与追寻真理的斗争中所产生的求知激情是密不可分的。

<h3>是要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要孟什维克主义?</h3>

    在皮维尔看来,我们是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代表,而他则是批判性思维的提倡者。事实上,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只是在照搬孟什维克那些老掉牙的公式,里面没有一个字是他原创的。但是,孟什维克主义也接受过考验,而且是重大的考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赢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在发现自己遭到孤立后,没能承受住敌对的历史势力的压力。换句话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现:要用它自己来替代国际工人阶级,这超出了它的能力。孟什维克主义正好相反,除了跪地投降和背信弃义之外,它没有对革命作出任何贡献。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困惑混乱与虚弱无力,在它的化身——马尔托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由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参加斗争的各种基本力量仍未改变。问题不在于选择“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工农社会党,而在于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孟什维克主义。我们已经做好了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出发、向前迈进的准备。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h3>第四国际的纲领</h3>

    皮维尔在1939年六月发现,必须回到“头四次代表大会”,可我们都已经走出大老远了。就在一年前,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召开了国际会议,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通过了过渡要求的纲领。皮维尔知不知道这个纲领呢?他对这个纲领是怎么看的呢?对于任何批评,我们都十分欢迎。你们用什么“语气”都可以,但请务必触及到问题核心!

    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来自外界的”具体建议:立即开始讨论,提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纲领,并专门发行一份刊物,就这个问题进行国际讨论。我建议,以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这次讨论的基础。不过,如果有人能提出另外的草案,我们国际自然也愿意将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建议,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或许会接受吧?果真如此,那将是一大进步!



    我已经仔仔细细地分析了皮维尔的文章,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分析过于冗长繁杂。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语气”还是过于尖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的解释,要比伴以威胁与暗讽的暧昧模糊的外交辞令,更能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如果马索·皮维尔和达尼埃尔·盖朗都能够认真考虑这一点,我将会很欣慰。空洞的旧公式不应该再唱下去了。必须对新国际的纲领和战略,进行严肃而真诚的探讨。




[1]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2]尽管faction一般指的是成员较为固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自己的纪律的“派别组织”,但作者在这里说的派别,其实是指比较松散、仅仅是由在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上持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思想流派”,而这种“思想流派”在英语中一般用tendency表示,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中译者注

[3]这句话直译为“战争期间就要使用战争手段”,引申为“战争中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之意。——中译者注

[4]格伯乌(ГПУ)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缩写,它是斯大林的主要特务机关,1923年由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来。——中译者注

[5]俄共(布)十大禁止的只是“派别组织”(faction),但没有禁止“思想流派”(tendency)。——中译者注

[6]让·鲁(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7]瓦尔特·赫尔德(Walter Held,1910年12月26日——1942年10月28日),大学期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参加了德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大学生协会(Kostrufa),1932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成为德国流亡托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纳粹德国占领挪威后逃往瑞典,1941年他在试图经过苏联领土逃往美国途中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1942年10月28日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8]指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等人共同创立的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中译者注

[9]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10]这里的“自由派”,原文为libertarian,请勿同liberal混淆。南欧与拉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标榜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所以左翼范围内的libertarian,往往指无政府主义者,或各种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译者注

[11]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必须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共济会曾发挥过不同的<b>政治</b>作用。但我们这里讲的是当代法国,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主都正在腐朽;当代的法国共济会发挥着完全反动的作用。——原注

[12]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13]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贝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成立了工农同盟(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1934年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反动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14]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可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15]指国际右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16]1938年7月13日,就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托洛茨基的亲密助手、大会组织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 Klement,1908—1938)在巴黎惨遭斯大林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17]《钥匙》(Clave)是一份西班牙语的托派月刊,1938年10月在墨西哥由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阿道尔佛·萨莫拉(Adolfo Zamora)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Octavio Fernández)创办。这份杂志的创办曾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大力支持。——中译者注

[18]查尔斯·爱德华·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1891年10月25日——1979年10月27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父母是爱尔兰移民。大学毕业后开始传教,二十年代中期前往底特律,1926年开始通过WJR电台传道。他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罗斯福,但在罗斯福宣布“新政”后转而反对罗斯福,并鼓吹法西斯主义。——中译者注

[19]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Mouvement 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两位作家在1932年发起的国际反战运动。——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7-30 20:23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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