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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

第十九章 内战的转折点:特鲁埃尔战役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两大阵营在一九三七年的政治演变过程。共和区和国统区都通过强力措施,压制了内部分歧,树立起了官方的权威。这种演变似乎是无法逆转的。在“旧衫兵”屈服之后,国统区的政治走向就不可能发生剧烈的逆转;而在五月事件之后,共和区的政治走向也不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于是,这场内战又回到了传统的形式。然而,接下来的战况表明,这种演变不利于共和国政府。

进攻的条件

毫无疑问,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军事形势是共和国最担心的问题。北方沦陷后,整个共和区上上下下都觉得无能为力。共和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试图牵制国民军,但都失败了。共和军确实在尝试重组:罗霍组建了五个军,对它们进行了训练,使它们具备了作战能力。但它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自己的作战手段缺乏信心。此外,阿斯图里亚斯战役结束后,国民军便可以把大批训练有素的部队调离北方,用来对付共和军。

这些部队被调到哪里,哪里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此时,弗朗哥已拥有近六十万的兵力,其中三分之一被用作预备队。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只有纳瓦拉部队还保持着旅的编制,从十一月九日开始,它们全都被改编成师的编制。

要想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军有三处地方可以选择,而其中两个地方的兵力较弱,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南方(由凯波·德·利亚诺指挥)和北方(由达维拉指挥)。国民军兵力最集中的地方,依然是马德里一线。因此,在国民军总参谋部看来,为了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拿下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失败之后,弗朗哥第一次觉得他已经做好了直捣首都的准备。但是,正面进攻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会一头撞到组织良好的防线上,肯定会导致重大伤亡。因此,还是重新使用侧翼包抄的计策为妙;为了尽量发挥叛军在兵力与物资上的优势,应该在尽可能宽广的正面上发动进攻。叛军司令部的主流意见是兵分三路,夹攻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据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1]介绍,摩洛哥军将沿着埃纳雷斯河进攻,意大利干涉军将沿着塔胡尼亚河(Tajuña)进攻,卡斯蒂利亚军将沿着塔霍河进攻。当然,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机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而且,集中如此之多的部队,也很难不被发现。

与此同时,共和军总参谋部也意识到,如果再让国民军夺得作战的主动权,共和军就有可能遭到失败。共和国政府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民心,并证明自己的各项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内格林的政治地位比较牢固:工总已经被他的盟友所控制。他还把中央政府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这在一九三七年年初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内格林解释说:“这是前任政府的一个旧观念。为了便于组织中部战线和东部战线的后勤与军事行动,才把政府设在瓦伦西亚。现政府相信列万特地区仍将保持自己的积极性。自从内战爆发以来,出于经济与战略上的考虑,现政府必须迁往巴塞罗那。”内格林提出的这些动机并不新鲜。政府以前之所以没有转移到巴塞罗那,主要是因为全劳联和地方自治势力在当地拥有很强的力量。而现在内格林可以在演讲中宣称“(他的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关系融洽”了。从这层意义来说,可以认为共和国阵营的团结得到了加强。然而,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团结。

特鲁埃尔战役

因此,共和军总参谋部不能不进攻。十二月八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选定特鲁埃尔为进攻目标。当地的各种条件似乎都对进攻有利。特鲁埃尔就像一个深深地扎入共和军战线的楔子。共和军在特鲁埃尔北面占据了俯瞰阿尔范布拉(Alframbra)的山脉,它的战线在特鲁埃尔来了个急转弯,延伸到了乌尼维尔萨雷斯山脉(MontesUniversales)以北的阿尔瓦拉辛(Albarracín)。所以,共和军在两个方向上,都占据了对特鲁埃尔居高临下的阵地。此外,国民军在整个北方战线上的兵力都比较少,特鲁埃尔的兵力更少——在战役开始时仅有二千五百名守军[2];而共和军却动用了大量的兵力,在极其狭窄的进攻地段上投入了四万人。共和军的进攻部队由三个军组成,此前驻守在列万特的部队将协助这三个军进攻[3]。由胡安·伊瓦洛拉[4]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将从北面进攻,由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指挥的第二十军将从东南进攻,而由埃雷迪亚[5]指挥的第十八军将从南面进攻。作战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让第十八军与第二十二军会师,包围特鲁埃尔,同时消除这个突出部[6]。




十二月十五日,共和军发动了进攻。在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这一周里,进攻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包围计划在一开始进展顺利。共和军经过激战,攻占了坎皮利奥(Campillo)和圣·布拉斯(San Blas)。尽管如此,在共和军战线后面,仍有不少被包围的叛军在负隅顽抗,不得不一一消灭他们。十二月十八日,特鲁埃尔西南边的制高点穆埃拉·德·特鲁埃尔(Muela de Teruel)也被共和军攻占了。当地的守军且战且退,撤入了特鲁埃尔;十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的两个师已经攻入了特鲁埃尔城内。驻防当地的国民军在雷·达库尔[7]上校的指挥下,在省政府大楼、西班牙银行、神学院和圣·克拉拉修道院与圣特蕾萨修道院里死守。于是形成了两条战线:在穆雷顿(Muletón)—圣·布拉斯—鲁维亚雷斯(Rubiales)以西,形成了外部战线,它大体上是连贯的;在特鲁埃尔城内,形成了内部战线,几千名叛军在这里死守。由于共和军缺乏兵力,无法同时做到占领特鲁埃尔和继续向纵深进攻,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这段时间里,战线暂时平静下来。

在此期间,国民军派出了增援部队,使当地的国民军能够守住阵地,甚至还能进行反攻。显然,国民军不得不在守住特鲁埃尔和进攻马德里之间做出抉择。弗朗哥决定亲自指挥部队反攻[8]。由于阿拉贡战线距离受威胁的地段比较近,他就马上从阿拉贡战线抽调部队,派去救援当地的守军。这批守军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陆续抵达。然后,他命令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各师沿萨拉戈萨公路前去救援,又命令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沿着通往莫利纳(Molina)的公路,从阿拉贡赶赴前线[9]。为了救援特鲁埃尔,国民军总参谋部一共抽调了十个师,由达维拉负责指挥。对于共和军而言,能让国民军抽调如此之多的兵力,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他们这一次做得比布鲁内特战役要好得多,成功迫使国民军修改了计划,放弃了对马德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打算,在内战结束之前,国民军再也没有向马德里发动进攻。这让弗朗哥的盟友深感失望,施文德曼(Schwendemann)的一则笔记可以证明:“在特鲁埃尔事件之前,人们曾希望弗朗哥能用一场大规模进攻来结束战争,现在看来,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10]”十二月二十日,齐亚诺伯爵对自己说:“由于国民军司令部的犹豫不决,以及赤匪的预防性进攻,向瓜达拉哈拉发动进攻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国民军反攻的失败,证明了意大利将领们的担心。尽管叛军囤积了大量的物资、拥有了制空权、并高度集中了炮兵[11],最后还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却只达成了部分目标。叛军起初取得了一点战果:共和军第二十军仓促撤退了。阿兰达的部队向特鲁埃尔进击,并夺回了穆埃拉·德·特鲁埃尔;叛军逼近了特鲁埃尔,他们对夺回特鲁埃尔充满自信,甚至在广播中宣称已经夺回了特鲁埃尔。然而,一条新的战线在一月初形成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条战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国民军的反攻为何没能得手?首先是因为战役的规模巨大、条件艰难。为了稳住战线,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与物资。在整个内战期间,特鲁埃尔战役的兵力集中程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在如此狭小的战场上,双方可能投入了十八万的兵力。但这场战役也是一场物资的较量:双方都集中使用了大量炮兵,迫使步兵不得不掘壕据守,援军只能在夜间进入阵地。这场战役的条件极其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陆的气候非常恶劣,低温天气反复出现。士兵不得不每小时换班四次,在摄氏零下四度的低温中,战壕里的士兵首先要防范的是寒风与暴雪。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让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明显的靶子,使进攻越发艰难:由于霜冻的影响,就连夜间的运输队也很难按时抵达目的地。“战壕里到处都是僵冷的尸体。[12]”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国民军的飞机经常不能出动,无法完全发挥空中优势。安萨尔多回忆说,“在新布尔戈斯机场,人们必须在早上除掉机身上的厚冰层。”而且共和军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狭窄的战线上有效地部署了防空火力[13]。

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国民军不顾重重困难,继续进攻。最后,战线在一月七日恢复了平静。继续进攻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特鲁埃尔城内的守军已经投降了:共和军完全控制了特鲁埃尔。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国民军据守的建筑物被一栋接一栋地轰平了。神学院被烧毁了,西班牙银行被共和军炸平了。想把特鲁埃尔变成又一个阿尔卡萨尔的希望破灭了。城里的守军被分割包围,雷·达库尔在一月七日带着一千五百名士兵投降,一天后,据守在圣克拉拉修道院里的守军也投降了。共和国政府发表的公报宣称:“整个特鲁埃尔已属于共和国。”但这并不是一次大胜;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城内的狙击手过了半个月才被彻底消灭。这是因为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凯波·德·利亚诺在广播中断言,特鲁埃尔是由于“可耻的背叛”才陷落的。不过,凯波·德·利亚诺如此恼羞成怒,正好证明了攻占特鲁埃尔对共和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整个内战期间,这是共和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回重要城市。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改变了战争的面貌[14]”,他的这个观点虽然并不正确,但至少可以认为,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共和军正在扭转战局的印象。打完这场惨烈的战役后,共和军终于成为了胜利者。在接连失去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希洪之后,特鲁埃尔总算传来了捷报。

但这次胜利仍是有限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当共和军获胜之后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15]: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能否更好地发展胜利?答案是否定的:共和军缺乏预备队。归根结底,共和军的兵力不如国民军,而要想抵消它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它至少需要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共和军的兵力优势仅仅维持了几天时间,而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国民军派兵增援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下并守住阵地,本身就是共和军总参谋部的真正的胜利。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弗朗哥绝不能容忍失败,哪怕只是暂时的失败。事实上,在胜利的喜悦中,共和军的领导人不应忘记这件事:他们的防线曾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叛军突破,险些导致战线崩溃。就在当天,当防线被突破后,在特鲁埃尔也发生了跟布鲁内特战役时一样的惊慌失措,对此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16]。当时必须迅速调遣援军,堵上战线上的缺口,阻止阿兰达的部队与被包围在城内的守军会合[17]。

国民军的反攻

天气从一月十五日开始好转,国民军又能发挥空中优势了。由于直取特鲁埃尔要通过平原,这样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阿兰达没有这样做,而是先攻占特鲁埃尔周围的制高点,特别是北边的阵地。他的部下设法攻占了包括穆雷顿在内的几个重要的观察哨,威胁到了共和军的阵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发动进攻,战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北面的阿尔范布拉河一带。

不过,叛军首先需要打退共和军的新一轮进攻,这次进攻从一月二十五日持续到了三十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然后需要集中兵力,在阿尔范布拉河以西突破共和军的防线,并消灭据守在帕洛梅拉山脉(Sierra Palomera)上的共和军;共和军在去年十二月就是从那里发动进攻并赢得了胜利的。但国民军司令部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它还打算继续向东推进,从侧翼包抄特鲁埃尔与北面的共和军。最后,在反攻期间,它准备让第二十三军在该地区实行一次钳形进攻。这次进攻将在国民军阵地的两端发动:在北面,由雅古埃指挥的摩洛哥军,将在纳瓦拉师的支援下,沿着比维尔·德尔·里奥(Viver del Rio)进攻。在南面,加利西亚军在得到穆尼奥斯·格兰德斯[18]的第一百五十师加强后,将突破特鲁埃尔与塞拉多斯(Celados)之间的山地地带,并渡过阿尔范布拉河。战线的中段是最薄弱的,驻守中段的是莫纳斯特里奥上校的第一骑兵师。

二月五日,国民军发动了这一钳形攻势,并初步获得了胜利。雅古埃的部队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并从侧翼包抄了共和军在阿尔范布拉河沿岸的阵地。南方的阿兰达部队却进展迟缓。国民军渡过了河,并攻占了塞拉多斯。但是,共和军发现特鲁埃尔有失守的危险,便加强了防御。重新来临的恶劣天气延缓了国民军的进攻,由于寒风和冷雨,国民军直到二月十五日才重新开始进攻。这次钳形机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国民军的战线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从那时起,从特鲁埃尔到贝尔奇特之间,再到埃布罗河南面,国民军的战线几乎总是连贯的。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消耗战,几乎耗尽了共和军的兵力;国民军在二月十八日再次发动进攻,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二月二十日,国民军的先头部队几乎包围了特鲁埃尔,切断了通往东面的萨贡托(Sagunto)公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特鲁埃尔市内发生了巷战。但共和军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应战。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完全撤出了特鲁埃尔。特鲁埃尔战役结束了。

攻占特鲁埃尔曾一度使共和军的信心有所恢复,而特鲁埃尔的得而复失则被认为是内战的一大转折点。在战役开始时,双方为了争夺废墟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成功的奇袭变成了持久战和歼灭战,而在这种战斗中,最终获胜的是拥有物资优势的一方。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战役“体现了西班牙军人的高尚精神”,也许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仅靠军人的勇气与坚忍,并不能赢得胜利。特鲁埃尔战役也证明了这一点。特鲁埃尔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内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还算是势均力敌的。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突然,共和军的防线就崩溃了,国民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军事力量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阿拉贡战役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后,内格林政府的权威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全劳联彻底放弃了反对政府的念头。工总的领导层全力支持内格林。但是,既然政府的政纲以“打败弗朗哥”为第一要务,那它就必须赢得军事胜利。内格林才刚刚上台,北方就失守了,而他对此根本无计可施,这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沉重打击。而阿拉贡的惨败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连发生,不断地削弱着共和国的力量。

当然,必须承认内格林政府在上台后,几乎没有时间来接管军事组织,就得迎接第一次战斗的考验。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七年,共和国还是在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七年年初,共和军就着手进行重组,重组后的部队在特鲁埃尔战役和贝尔奇特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作战能力。但是,共和军总是缺乏充足的预备兵员,它最优秀的部队刚刚完成训练,就被消耗掉了。共和军在布鲁内特攻势与贝尔奇特攻势中损耗了大量兵力。特鲁埃尔战役打成了消耗战,士兵不得不连日战斗,得不到休息,在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来自国外的军事物资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共和军的装备。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封锁仍在持续,仅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松动了一下子。从一九三七年年底开始,尽管西方列强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船只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抵达共和国控制的港口。共和国剩下的唯一一条运输路线,便是取道法国、途径比利牛斯边境运进西班牙的路线,所以,共和国政府始终非常担心这条运输线被切断。这也是内格林把政府迁往巴塞罗那的理由之一。当国民军的进攻将共和区截为两半时,共和国的部长们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继续留在加泰罗尼亚首府的。

但是,驻守在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只有很少的兵力。特鲁埃尔战役迫使国民军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特鲁埃尔周边,以及特鲁埃尔北边的从马埃斯特拉斯戈(Maestrazgo)到埃布罗河一带。虽然特鲁埃尔战役打乱了“元首”的部署,使他放弃了向马德里发动总攻的念头,但在国民军赢得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军在阿拉贡战线上便拥有了无可辩驳的绝对优势,可供国民军司令部尽情使用:在阿拉贡战线上,国民军有三个军,而共和军只有一个军(第十二军)。

阿拉贡攻势改变了内战的性质。静态的阵地战结束了:一旦取得突破,马上就会发动全面进攻。在这种新型的机动战中,集中使用的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阿拉贡战役开始了。当地的大部分地形都是开阔地(贝尔奇特战役时的地形也是如此),有大量一马平川的地方,对坦克的行动和大范围机动非常有利,极其适合进行大规模进攻。弗朗哥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兵力。加利西亚军在南面向蒙塔尔万(Montalbán)进军;意大利干涉军在利亚诺斯(Llanos)地区向阿尔卡尼斯(Alcañiz)进军。北面的摩洛哥军从贝尔奇特出发,沿着埃布罗河右岸向卡斯佩进军。由阿兰达指挥的这次进攻,其目的是突破共和军第十二军的防线,抵达位于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之间的瓜达洛佩河(Guadalope)。这样一来,叛军就能在共和军防线上制造一个巨大的突出部,把共和军东部集团军逼到埃布罗河以北,集中在埃布罗河以南的特鲁埃尔一带的共和军也就会面临着被包抄的威胁。国民军企图占领蒙塔尔万南面和西南的阵地,这样它就能控制通往地势较平坦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地区的道路。国民军总参谋部的真实意图不仅是占据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更想打到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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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共和军不是没有觉察到国民军的进攻,但在国民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共和军正在进行修整。担任预备队的共和军第十八军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自内战爆发以来首次发生战线全面崩溃的情况,而不是局部的惊慌失措(这已经成了此类作战行动的特色)。意大利和摩洛哥的摩托化纵队长驱直入,一路上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共和军最有组织的部队撤到了埃布罗河以北。剩下的不过是一大批群龙无首的逃兵;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根本无法阻挡如此强大的进攻。共和军第二十一军起初负责牵制叛军的加利西亚军,但由于叛军从北面威胁到了它的阵地,不得不后撤。结果,大片的地区就这样暴露出来,任由敌军占领。罗霍写道:“三月十五日,在从卡斯佩到卡兰达的广大地段上,只剩下了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东部集团军与战术预备队彻底失去了联系,长达六十公里的战线彻底暴露出来,敌军可以直接打到海岸。”意大利干涉军仅用了六天时间,就将它与地中海的距离缩短了一半。

这次进攻起初势如破竹,但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间,进攻的速度却慢了下来,最后更是被中止了,中止进攻的原因实在是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止进攻并巩固阵地?官方发表的公报和齐亚诺的乐观看法只解释说是为了“让国民军支援意军”。事实上,国民军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齐亚诺在三月十四日记载道:“部队正在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前进。”在头五天里,摩托化纵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然后,它们就不得不放慢节奏。由于预备队的数量不足,无法立即充分发展初期的胜利,必须等待纳瓦拉部队重新出发。共和军总参谋部抓住这个时机,重组了几支部队,让它们执行了自杀性的骚扰与阻击任务。三月二十日,共和军总算重建了战线,当然,这条战线很薄弱,但它毕竟是连贯的。趁着国民军短暂停止进攻的时机,政府军试图投入尽可能多的部队,以“填补缺口”,更重要的是要守住加泰罗尼亚。事实上,普里耶托曾对内阁说过:“如果叛军打到了地中海,五分之四的陆军就会被隔在南部。”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军在这一天打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比纳洛斯[Vinaroz]),巴塞罗那的总参谋部拼命地通过托尔托萨(Tortosa)海岸公路调遣部队。所以,共和军才在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当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被攻破后,共和军又在托尔托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些抵抗终究只是(也只能是)零星的。

事实上,国民军的第一次进攻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成的混乱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纠正。而且,进攻重新开始之后,它也不会允许共和军从混乱之中恢复过来。陷入混乱之中的共和军甚至不知道国民军的具体位置。国际纵队有两名军官在甘德萨(Gandesa)被俘,他们被俘时才知道当地已被国民军占领。多支部队的残兵败将拼命地逃向埃布罗河右岸,他们在那里与来自中部战区的援军会合了。面临着如此惨败,有些人开始觉得内战就快结束了。参谋军官不得不亲赴前线,试图掌握部队,竭力组织防御。

全面进攻   

归根结底,国民军的全面进攻,是导致阿拉贡战役的失败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惨败的根本原因。在进攻卡斯佩之后,国民军投入了六个军。北方的国民军的意图是阻止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它们分布在埃布罗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支援埃布罗河以南的共和军残部。摩洛哥军突然渡过了埃布罗河,奇袭了共和军,奠定了胜局:尽管当地的地形对于联合进攻并不太有利,但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同样遭到了第十二军在几天之前遭到的惨败。共和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国民军仅在雷里达遭遇了认真的抵抗,而雷里达最终于四月三日陷落。当地的战线稳定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国民军又在埃布罗河两岸发动了进攻,投入进攻的是阿拉贡军、摩洛哥军和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19]。共和军只好利用被击败的两个军的残部,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沿着塞格雷(Segre)到诺格拉(Noguera)的天然防线重建了战线。罗霍特别提到了贝尔特兰[20]上校的第四十三师:在战线被突破后,被困在敌人后方的这个师依托比利牛斯山区的丘陵,对国民军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袭扰作战,最后该师带着大部分装备撤入法国,被法国政府扣留。但是,这种孤立的抵抗只能延缓国民军的推进,而不能阻止它;况且弗朗哥已经决定向南面的列万特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军在那里已经有了三个军,它们正在向地中海推进。国民军总司令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向只有一些残兵败将把守的加泰罗尼亚发动新的进攻,还是应该向共和军的进攻部队(它们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发动进攻,以便彻底打垮敌军。最后被采用的是第二个方案。

实际的作战要更为困难:在马埃斯特拉斯戈与地中海之间,是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的哈瓦兰布雷(Javalambre)山区,在卡斯蒂利昂和瓦伦西亚之间是较矮的艾斯帕丹(Espadán)山区,它们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区。此外,政府军还沿着比维尔(Viver)到塞戈尔维(Segorbe)一线加强了防御。当地的部队士气还比较饱满。而国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和物资上拥有强大的优势,但在进攻的初期,它们只能集中在一个很狭窄的地区内。当摩洛哥军从埃布罗河向三角洲前进的时候,由阿兰达指挥的纳瓦拉军与加利西亚军转向南方,沿着海岸进军,轻松占领了卡斯蒂利昂。与此同时,巴莱拉重整了卡斯蒂利亚军与意大利干涉军,它们的摩托化部队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新的突破;为了解救瓦伦西亚而集中起来的共和军部队,是中南战区司令米亚哈手上最后一批可用的部队。共和军已经没有了预备队。只有中央集团军能够提供必要的援军,然而从中央集团军抽调部队,就意味着马德里的防御能力将首次下降到危险的程度。弗朗哥企图一鼓作气,攻占西班牙第三大城市、不久之前的陪都瓦伦西亚,瓦伦西亚一旦被攻陷,在精神上的影响将不亚于攻占列万特。中南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始终不稳定,列万特失陷后,共和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但是,这个作战计划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两个月时间来做准备;在夏季到来之前,列万特战役不可能发动。七月十五日,叛军凭借巨大的物资优势,在特鲁埃尔两侧向列万特发动进攻。共和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七军被迫撤退: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与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会合后,打到了比维尔—塞戈尔维防线。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叛军先进行了密集的炮火准备,然后投入坦克和步兵,对这条加固后的防线进行猛攻。但这次进攻最后还是失败了。

在五月和七月之间,共和军总参谋部注意到了南方的危险,便整编了部队,从埃布罗河向国民军发动反击,迫使国民军总参谋部减轻了对列万特的压力。瓦伦西亚暂时得救了。然而,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明显恶化。阿拉贡沦陷了,马埃斯特拉斯戈一带的防御形势依然不明朗。国民军拥有无与伦比的物资优势,它的司令部懂得利用现代的作战手段。最后,共和区被截为两半,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使制定与实施统一的战略变得非常困难,也削弱了内格林政府赖以依存的政治体制,它不得不把一大块控制区委托给军方管辖。在政治上,被分割开来的两片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没过多久,政府就无法对中南地区施加直接影响了。与此同时,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也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政府的最高层发生了危机。

普里耶托被撤职

自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倒台后,共和区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件,便是普里耶托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经过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各种事件之后,共和区出现了“神圣的联合”,政治形势比较平静,而普里耶托的免职,突兀地打破了这种平静。

这件事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普里耶托本人。他在国外很有名气,被许多人当成英国之友。他是一个能得到共和派信任的社会党人,就连弗朗哥政权都对他抱有几分敬意,它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匪区”唯一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与内格林总理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危机之后,是他推荐内格林出任总理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才是内格林政府的幕后总理。实际上,内格林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他不肯放权,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他亲自决断。普里耶托和内格林很快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如何使战争产生有利的结局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都不一致。两人战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也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仇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两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差到这种地步,但也已经足以使普里耶托被撤掉自从“胜利政府”成立以来一直由他担任的这个职务了。

内格林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特鲁埃尔得而复失、阿拉贡战役惨败后,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继续战斗的意志与决心,他必须强化行政权力。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悲观的普里耶托已经不适合担任国防部长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对胜利没有信心的人来领导战争呢?事实上,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内格林没有让其他人来担任国防部长,而是亲自兼任这一职务。

尽管内格林声称,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由于普里耶托的悲观主义,政府内部发生了冲突,普里耶托却说,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内格林对此特别清楚,尽管如此,内格林在前一年还是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事实上,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当普里耶托被撤职时,他对于军事胜利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共和区的军事形势。北方的沦陷与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使共和国再次面临这个政治抉择:是继续抵抗还是谈判?但普里耶托认为,这并不是致使他被撤职的原因。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共产党:共产党早就想赶走他了。他被撤职的唯一原因,便是共产党的坚决要求。据他声称,他与共产党之间只有一个矛盾,就是这个矛盾促使他反对共产党。两位共产党籍的部长(乌里维与埃尔南德斯)曾企图拉拢他,想同他组成一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构成的小团体,从而控制政府,此举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共产党便决心搞垮他。毫无疑问,挑起这次危机的,是“热情之花”的公开抨击[21],以及埃尔南德斯以“胡安·本图拉”(Juan Ventura)为笔名,在《先锋报》(La Vanguardia)和《红色阵线》上发表的数篇文章;随后,普里耶托向内格林抗议这种破坏政府团结的行为,内格林便重组了政府,赶走了普里耶托。但是,正如普里耶托一再主张的那样,他并没有辞职,而是被撤职的。

普里耶托坚持认为,内格林是在共产党的威逼之下,才决定将他撤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赶走他,共产党的领袖动用了他们全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很强大的)。长期以来,普里耶托一直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斗争中,在内格林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党都是支持普里耶托的,这是因为:普里耶托是一个主张秩序的人(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与他不谋而合);他是唯一能够赢得西方列强的积极同情的政治家;最后,他坚决地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22]。现在,这个盟友表明了态度:他不愿意沦为工具。他拒绝了在政府内结盟的建议。作为国防部长,他对苏联技术顾问的干预感到异常愤怒,并向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抨击[23],共产党故意大肆张扬他的意图,企图用他以前经常推行的铁的纪律来压服他。普里耶托对此并不否认;他反而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详述导致他反对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所有冲突[24]。他虽然勉强承认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却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闭口不谈:如果他要解释这种原因,就不得不承认他曾是共产党的长期盟友的事实。普里耶托的动机显而易见:自从他提倡的政府建立起来后,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演变过程中,他与共产党已是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在重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就像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在重建国家政权之初是绝对必要的一样。国家政权重建后,共产党控制了军队和警察,这在许多方面都让他感觉到了危险。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的许多门徒已经背弃了他:自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率领社会党左翼分裂之后,社会党右翼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一部分拉进了反法西斯联盟)似乎又要追随内格林而去了,它在每一点上都与共产党“盟友”保持一致,而我们前面讲过,共产党的权力之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在炮击阿尔梅里亚[25]之后,共产党的态度,以及苏联的审慎的意见,令他深感幻灭;毫无疑问,这件事使他丢掉了一部分幻想,他承认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于是,他便愈加关注和重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态度——决定英法两国的政府的态度的因素,肯定与决定苏联政府的态度的因素不一样。普里耶托对英国的态度,其实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友好,但他无疑是主张在英国调停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曾试图与弗朗哥政权接触,以便研究谈判的可能性[26]。几个月后,双方交换战俘,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得以同弗朗哥会合;普里耶托趁这个机会,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就谈判问题进行了数次会谈。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成为布尔戈斯政府的部长后,普里耶托企图重新与他接触[27],但是,无论是与弗朗哥还是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都会因为共产党在共和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而难以实现。

在阿拉贡战役惨败之后,内格林关注的主要是加强抵抗。而普里耶托对谈判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现在普里耶托既是共产党的敌人,又是内格林的敌人,即使没有共产党施压,内格林的自己的政策,也会迫使他赶走普里耶托。

内格林的盟友宣称:尽管普里耶托被免职了,但由于工会代表重新参加了政府,政府部长的数量增加了[28],所以内格林的威望得到了巩固,这是真的吗[29]?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普里耶托被撤职的时候,国民军已经打到了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内格林不得不用电话通知米亚哈将军,将中南地区的军政大权交托给他:执政的政治联盟越来越依赖军方首脑的赞同与合作,没过多久,军方首脑就开始向政府造反了。

此时,尽管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内格林还是选择了抵抗。他的左右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指出:“在这段令人焦躁不安的日子里,正是由于总理展示出的精力与沉着,才极大地减小了这次惨败所造成的损失。”他还作为一位忠诚的副手,向内格林表达了敬意:“挽救了一九三八年的形势、并使战争能再坚持一年的功绩,应当归功于内格林博士。”实际上,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和德尔·巴约都认为,只有坚持战斗,共和国才能有一丝胜利的机会。他们都相信,欧洲大战已迫在眉睫,只要大战爆发,西班牙就能得救。然而,这首先得有一个前提:在大战爆发前,西班牙共和国还没有被彻底抛弃。


[1]何塞·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布斯塔曼特(José Díaz deVillegas y Bustamante,1894年3月30日——1968年8月10日),生于桑坦德。内战期间担任叛军参谋军官。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中译者注

[2]驻守特鲁埃尔突出部的叛军为第52师(师长为多明戈·雷·达库尔),总兵力不到10000人。——中译者注

[3]负责助攻的是第13军和第19军。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是列万特集团军司令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上校。——中译者注

[4]胡安·伊瓦洛拉·奥鲁埃塔(Juan Ibarrola Orueta,1900—1976),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在毕尔巴鄂担任国民警卫队上尉,支持共和国,1936年秋季参加巴斯克军队。北方沦陷后,参加过特鲁埃尔战役和列万特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内战结束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二战后获释。——中译者注

[5]恩里克·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加斯塔尼亚加(Enrique Fernández de Heredia y Gaztañaga,生卒日期不详),1932年曾为玻利维亚军队担任军事顾问。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任第31师师长、第18军军长。——中译者注

[6]按照原定计划,第18军与第22军会师后,将组成防线,阻击国民军的反攻,与此同时,第20军将在坦克的支援下,攻下特鲁埃尔城。——中译者注

[7]多明戈·雷·达库尔(Domingo Rey d’Harcourt,1885年12月20日—1939年2月7日),内战爆发时为萨拉戈萨的炮兵上校,投靠了叛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担任特鲁埃尔城防司令。1938年1月7日投降后,被关押在巴塞罗那。1939年初,加泰罗尼亚即将失陷时,共和军将他与其他囚犯一同押往法西边境。1939年2月7日在押解途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8]这是弗朗哥的典型反应:只要失败可能有损他的威信,他就绝不会容忍失败发生。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以及后来的艾布罗战役期间,尽管国民军只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且局面尚可挽回,但弗朗哥却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两场战役。另一方面,只要战线的任何一处受到了威胁,谨慎小心的他就会停止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原注

[9]1937年10月底,叛军进行了整编,分成两部分:五个军驻防各条战线,另外五个最强大的军编入北方集团军(Ejército del Norte)。驻防各战线的五个军是:阿拉贡的第5军,军长为莫斯卡尔多;南方的第2军和第3军,它们组成了南方集团军(Ejército del Sur),集团军司令为凯波·德·利亚诺;马德里战线的第1军,和驻守瓜达拉马山脉的第7军,它们组成了中央集团军(Ejército del Centro),集团军司令为萨利凯特。北方集团军的五个军为:摩洛哥军(Cuerpo de Ejército Marroquí),军长为雅古埃,下辖第13师(师长为巴伦[Barrón])和第150师(师长为萨恩斯·德·布鲁瓦加),这个军的士兵大多数是外籍雇佣兵与摩洛哥土著;纳瓦拉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Navarra),军长为索尔查加,绝大多数士兵是卡洛斯派;卡斯蒂利亚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Castilla),军长为巴莱拉;加利西亚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Galicia),军长为阿兰达;意大利志愿军(军长为贝尔蒂)留在阿拉贡,担任预备队。——中译者注

[10]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1938年1月28日。——原注

[11]仅阿兰达就拥有300门火炮。——原注

[12]这些细节来自比森特·罗霍,《英雄的西班牙》(España heroica,墨西哥城,时代出版社[Ediciones Era],1961年),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时报》为主)。——原注

[13]据加兰德报告,在特鲁埃尔战线上,首次出现了四管20毫米高炮。——原注

[14]《时报》,1938年1月6日。——原注

[15]请参阅自由运动的领导集团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批评意见,特别是由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署名的《对特鲁埃尔失守的批判》(Critique de la prise de Teruel)一文,佩拉茨引用了这篇文章。——原注

[16]1937年12月下旬,共和军已经攻入特鲁埃尔市内,与叛军展开了巷战。但在叛军发动反攻后,负责攻打特鲁埃尔的共和军第40师师长安德列斯·涅托(AndrésNieto)少校在31日夜里下令放弃特鲁埃尔。次日,罗霍将军命令莫德斯托的第5军阻击叛军,共和军随后重新占领了特鲁埃尔的大部分市区,最后迫使守军于1月7日投降。——中译者注

[17]据罗霍记载,在12月31日那天,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和军实际上已经丢掉了特鲁埃尔。——原注

[18]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Agustín Muñoz Grandes,1896年1月27日——1970年7月11日),生于马德里一个贫穷的家庭,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西属摩洛哥。曾参加过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1933年曾受阿萨尼亚总统委托,创建突击警察。1935年至1936年任摩洛哥事务专员。内战爆发后,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被判处九年徒刑,但不久后获释,并参加了共和军。1937年3月叛逃至叛军。曾任旅长、师长。1938年年底担任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军长。1939年8月被弗朗哥任命为长枪党总书记,1940年3月辞职,改任第22师师长。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侵略苏联的战争。二战后曾任第1军区司令。1951年至1957年担任陆军部长,1962年至1967年担任政府副主席。——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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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乌尔赫尔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 Urgel)实际上成立于1938年11月28日。——中译者注

[20]安东尼奥·贝尔特兰·卡萨尼亚(Antonio Beltrán Casaña,1897年3月8日——1960年8月6日),生于阿拉贡地区的坎弗兰克镇(Canfranc)。1911年移民美国,1915年前往墨西哥,参加了桑乔·比利亚的农民起义军。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美国陆军,曾在法国作战。1918年返回西班牙。回国参加了共和派的地下活动,1928年移居阿根廷,1930年再次回国。1930年12月12日在哈卡(Jaca)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组建民兵,同叛军战斗。此后曾担任第130混成旅旅长、第43师师长。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移居法国,组织反弗朗哥的地下游击活动。1947年10月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1950年9月被法国政府逮捕,被流放至科西嘉岛,1952年6月获释。1956年移居墨西哥,1960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21]特鲁埃尔失守后,多洛蕾丝·伊巴鲁里在2月27日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抨击了普里耶托。她在讲话中指责某些“不称职的懦夫”散布失败主义,企图破坏“十九个月以来的革命成果”。——中译者注

[22]内战失败后,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经历令普里耶托十分困窘,他想法设法要掩盖这段经历。此外,他总是对自己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而总是夸大共产党的作用,把本应由他和共产党分担的责任全部甩给共产党。比方说,许多作者主张共产党员利斯特尔是镇压阿拉贡的集体农庄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利斯特尔只是在执行普里耶托的命令。——原注

[23]请参阅普里耶托撰写的论战性小册子。他声称共产党不让“西斯卡尔”号驱逐舰离开北方,这一抗命行为导致了这艘军舰的沉没,因此共产党要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声称苏联技术顾问越过他,直接同乌里瓦里联系。他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他与杜兰少校打交道的经过(共产党员杜兰少校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得到了苏联技术顾问的庇护)。安东事件也非常重要。弗兰西斯科·安东是西共政治局委员,而且很可能是“热情之花”的恋人,他在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担任要职。他接到了动员令,本应被调离后方,前往作战部队报道。共产党要求让他留在后方,但遭到了普里耶托的拒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普里耶托声称,最后做出决定的是共产党:安东从未被调往作战部队。——原注

[24]普里耶托在北方沦陷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这些措施包括:限制政治委员的人数与作用;没有他的许可,不许人民军的军官和部队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等等。——原注

[25]请参阅本书第二十章。——原注

[26]德国外交部档案库收录了一篇由法乌佩尔提交的报告,在这片报告中,法乌佩尔记录了他与弗朗哥的一次会面;弗朗哥声称:在五月事件后,普里耶托曾与布鲁姆接触,试图让美国来进行调停。施托勒尔在12月3日的报告中记载道:普里耶托找了一个秘书担任中间人,试图接触伊伦的叛军司令官。——原注

[27]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寄语风中》(Palabras al viento,墨西哥城,米涅瓦出版社[EdicionesMinerva],1942年),第233—238页。普里耶托指出: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来交换落入叛军手中的共和派胡斯蒂诺·阿斯卡拉特(Justino Azcárate)的主意是希拉尔提出的,他本人反对这个主意。他最后之所以同意交换,是因为他期望释放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之后,能够利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的影响力,促使国民政府接受谈判。在被赶出政府后,他曾试图重新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联络。在与内格林会面后,内格林不愿意为他的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原注

[28]1938年4月6日,内格林改组了政府,重新吸收工总与全劳联的代表参加。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国防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
财政部长:弗兰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Francisco Méndez Aspe)(左派共和党);
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工总);
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萨埃斯(Paulino Gómez Sáez)(社会党);
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社会党);
不管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通讯与运输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
公共建设部长:安东尼奥·贝拉奥(Antonio Velao)(左派共和党);
教育与卫生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全劳联);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
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中译者注

[29]出于维护议会平衡的需要,内格林在免去普里耶托的国防部长职务的同时,也免去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教育与卫生部长的职务——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引发了多次冲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改任中央集团军副总政委。内格林的政敌指出:这个职位实际上要比部长重要得多;不管怎么说,这样做至少保全了各方的面子。另一方面,内格林的盟友声称,全劳联与工总的代表重返政府,具有重大意义,这点却令人不敢苟同。实际上,冈萨雷斯·佩尼亚在工总内部、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劳联内部都被当成“内格林的人”。他们参加政府,并不意味着工会相信内格林的政策;这不过是对它们的降服进行正式确认而已。——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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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众叛亲离的共和国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不干涉政策总算开始落实了,虽然它姗姗来迟,但西方各国政府还是对它寄予厚望。各国政府似乎很快就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并解决由战争的国际化而导致的这个问题;这场战争首次出现了得到控制——至少是限制在西班牙国内——的苗头。当然,如果有关各方都能认真地贯彻不干涉政策,由国际合作而引发的各种困难自然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轴心国的险恶用心,从第一天开始就昭然若揭。事实上,在不断地拖延谈判后,轴心国认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所以才接受了不干涉政策。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战争陷入长期化,不干涉委员会的一切努力眼看就要化为泡影。不干涉委员会对陆上边境的检查是很宽松的,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但海上巡逻却导致了激烈的争吵。

“德意志”号事件


早在对禁运措施实行监督之前,海上巡逻就已经引发了多次事件,一些英国籍和法国籍的船只遭到了阻拦和搜查。但这些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不过是当事国政府发出几声抗议而已[1]。而“德意志”号事件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参加不干涉协定的列强都把军舰派往了地中海。这些军舰在友好的西班牙港口加油。因此,巴利亚里群岛的伊维萨(Ibiza)海军基地就成了德国军舰的集合港。在那个风波不断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共和军飞机攻击了“德意志”号,重创了这艘袖珍战列舰,造成多人死伤[2]。德国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德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向负责海上巡逻的国家提交抗议;它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炫耀武力。


在内战初期,德国如果采取海军行动,可能会挑起一场全面冲突,但在一九三七年初,气氛已经缓和。英国和法国都做出了充分的让步;它们并不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五月三十一日,袖珍战列舰“舍尔将军”号(Admiral Scheer)和两艘驱逐舰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炮击了阿尔梅里亚的港口。这次炮击表面上只是一次报复行动。但这两件事其实毫无关联:一个是在战区内对敌方控制区进行轰炸;另一个则是由一个中立国为了炫耀武力而蓄意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且还采用了最惊人的形式——炮击一个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城镇。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侵略行为,而它的始作俑者是一个负责海上监督的国家。

人们以为西班牙共和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会进行武力报复。媒体声嘶力竭地要求报复。在瓦伦西亚,国防部长普里耶托向共和国内阁建议:轰炸地中海上的德国舰队。这种报复行为就等于向德国宣战。普里耶托明白这一点,但他希望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西班牙。然而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部长[3]不愿承担引发战争的责任。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都避免做出积极的反应,德国的挑衅没有收到效果。更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借机大肆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愤而退出了不干涉委员会。六月初他们又重新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

在“德意志”号事件之后,又发生了“莱比锡”号(Leipzig)事件:德国政府声称这艘船遭到了一艘潜艇的攻击。德国和意大利建议,由负责监督禁运措施的各国联手制裁西班牙共和国。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意劝说交战双方尊重外国军舰,但拒绝采取军事行动,英法两国声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判明是谁攻击了“莱比锡”号。英法两国随后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德意两国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轴心国的代表发现,海上监督不可能贯彻实施,便在六月二十三日彻底停止参加海上巡逻。

既然如此,在陆地边境上的巡逻也就失去了意义。七月一日,葡萄牙串通轴心国,决定撤除“监督边境的设施”。法国无奈之下,也在七月十日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于是,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用了七个半月的时间才搞出来的监督计划,仅仅执行了一个半月,就搞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失败之后,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

当然,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连原有的那一点点权威都失去了。在持续了将近三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不干涉委员会能够真正起到一点作用的时间,就只有这两个月而已。它的破产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又遭到了新的失败。在那些得意洋洋地夸耀“法西斯主义的既成事实法则”[4]的人们面前,西方民主国家再次通过它们的疏忽大意,证明了它们愿意为了维持和平而不惜牺牲一切。

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公海上又发生了多起海上冲突——西班牙籍和中立国籍的商船与军舰遭到了飞机和潜艇的攻击。随着此类海盗行为的不断增加,国际关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登出有关此类事件的细节。八月六日,英国油轮“不列颠下士”号(British Corporal)和法国班轮“阿穆尔山”号(Djebel Amour)遭到飞机轰炸。八月十一日,英国驱逐舰“猎狐犬”号(Foxhound)在西班牙北方海岸遭到攻击。八月十三日,巴拿马籍油轮“乔治·麦克奈特”号(George McKnight)被一艘军舰炮击起火。与此同时,在整个地中海,甚至在达达尼尔海峡,西班牙政府的几艘军舰也遭到了“不明国籍”的潜艇的袭击,“加迪斯城”号(Ciudad de Cádiz)就是在这些袭击中沉没的。

这是谁干的?西班牙的两个政府都指责是对方干的。其实,大多数受害船只不是属于西班牙政府,就是属于同情西班牙共和国的中立国,其中又以苏联船只为主;一些船只在遇袭时,正在给共和国运去物资。一些报纸(主要是英国报纸)很快就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袭击中立国船只的飞机被发现是国民军的飞机(尽管弗朗哥的总参谋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而潜艇也很可能是国民军的潜艇;当时甚至有人指出,部分事件中的袭击者是意大利籍的船只。后来,齐亚诺伯爵的日记证实了这种猜测。齐亚诺伯爵毫不遮掩地宣称犯下这些侵略行为的是意大利军舰(有时挂着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旗帜,有时不挂)。八月三十一日,齐亚诺就这个问题做了临时性的总结:“击沉四艘俄国的或赤匪的船只,俘虏一艘希腊船只,轰炸了一艘西班牙船只,并迫使它在法国港口避难。”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海上封锁;弗朗哥亲自对此作出了解释:“对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各国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止地中海上的军火运输,不许在赤匪控制的港口卸货。[5]”其实,这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在新的伪装下进行的私掠行为[6]。西方国家虽然很有忍耐力,但它们却很难不对此做出反应。

“法国、俄国和英国一唱一和。主题: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法西斯分子被判决有罪。”当齐亚诺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国际舆论似乎已经怒不可遏。这是由新一起海上冲突所引发的: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企图用鱼雷袭击英国驱逐舰“浩劫”号(Havock)。其实这又是意大利干的,齐亚诺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鱼雷是由‘彩虹’号[7]发射的。”

英国政府这次似乎不打算口头抗议两声就了事。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法国政府也打算做出更坚决的姿态,并决定派军舰在地中海为法国货船护航。法西斯头目首次碰了钉子。齐亚诺写道:“我准备推迟向西班牙派遣援军。”九月四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已向卡瓦尼亚里[8]下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暂停一切海上行动。”尽管西班牙国民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了压力,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首次坚决反应,迫使意大利中止了玩火政策。“弗朗哥说,如果整个九月都能坚持封锁的话,就会产生关键作用。他说的没错;然而我们不得不暂停封锁。”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意大利的决心:在当前阶段、在当前情况下,意大利还不打算卷入欧洲大战。

然而,无论是法国政府(社会党在这个政府里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减退)还是英国政府(现在由张伯伦领导[9]),都不想做得太过火。两国政府只是建议不干涉委员会于九月十日在尼翁(Nyon)召开会议,邀请德国与地中海及黑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参加[10],但不邀请西班牙的两个政府。这次会议明面上的目的是讨论消灭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的手段。但是,这次会议的议程却跟它要讨论的问题同样重要。要想召开这次会议,首先得了解意大利是否自愿参加讨论,是否愿意扮演被告的角色。苏联政府利用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个照会,对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一篇起诉书。促使苏联发表照会的原因,是一艘苏联军舰遭到了鱼雷攻击,苏联政府为此要求赔偿。意大利随即拒绝参加;德国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拒绝参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断言,这次会议如果失败,那都要怪苏联。

不过这次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这次会议成功了吗?西方国家声称它成功了。西方报纸对《尼翁协定》赞不绝口:在前几个月连遭挫败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尼翁协定》规定“将消灭海盗行为的任务交给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这似乎表明两国对意大利的态度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因此在西班牙内战中采取新的立场。得知这些规定后,墨索里尼勃然大怒。不过,对墨索里尼的态度无须过多关注,因为他总是会凭借第一印象做出强烈的反应。西方国家在尼翁会议上做出强硬的姿态,主要是为了给谈判奠定基础。意大利马上得到了一点补偿:苏联被拒绝参加海上监督。

此外,英法两国政府也想让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英国和法国以为,只要主动拉拢意大利而不是德国,就很有可能挑动意大利和德国彼此争斗,然而它们对德意同盟的理解是错误的,这种同盟关系能得以建立,既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互补,也是因为双方对安全有着共同的需求。意大利能够参加地中海上的巡逻,同时又不会削弱罗马—柏林轴心。意大利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个要求:它要求在海上监督中获得与法国和英国平等的地位。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以前给我们安排的角色是发射鱼雷的人,现在我们的角色正在变为地中海上的警察,而俄国却悄无声息地被击沉了,连海上巡逻都不能参加了。”

意大利虽然犯下了海盗行径,但西方列强最终还是不肯改变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力度,不会超过在炮击阿尔梅里亚的那段时间里的力度。苏联进一步遭到了孤立,它的孤立处境在伦敦谈判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无疑是导致斯大林改变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不能再指望西方民主国家了。这就是英国的和平主义政策导致的结果。

张伯伦的政策赢得了胜利

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英国的政策就是不支持共和国政府。无论艾登还是鲍德温,都对西班牙大使阿斯卡拉特[11]提出的各种请求置之不理。表面上,英国政府起码是严守中立的。但是,英国保守党对于那些仍被他们称作“赤匪”的人的态度,不会比弗朗哥的支持者更为友善。起初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居中调停,使双方互相妥协,实现和平。由于这种和平只能通过国际协定(或者说地中海协定)才能实现,英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便是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维护区域和平。

弗朗哥在自己的意大利盟友面前,坚决要求维护西班牙领土的完整,而对弗朗哥而言,英国的态度绝对算不上不利。一九三六年年底,齐亚诺和德拉蒙德[12] 在谈判中明确表示,不会改变地中海的现状。当然,由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所引发的危机,损害了英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经过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努力,两国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在实际上承认布尔戈斯政府。

因此,罗伯特·霍奇森[13]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国统区的代表,他实际上履行着大使的职能;英国政府派驻西班牙国统区各城市的“代理人”也同样获得了领事的官衔。弗朗哥政权的驻英代表是阿尔瓦公爵,他是弗朗哥政权的一位要人,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伦敦。英国和弗朗哥政权相互派遣外交代表,表明双方已经开始在商业领域加强合作。英国在西班牙北方拥有重大的利益,而北方此时已被叛军占领,这无疑是促使英国转变外交政策的关键原因。霍奇森很快就在布尔戈斯发挥出了真正的影响力,从那时起,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上的立场,就从促使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和平,变成了确保国民军在尽量避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但是,在英国的领导人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认为弗朗哥必将胜利,并认为弗朗哥的胜利毕竟对英国是有利的,政府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个少数派,它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安东尼·艾登;他认为,在地中海是不可能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协约的。而英国与意大利签订外交协议之后,这个少数派就垮台了。在与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兰迪[14]会晤之后,艾登与张伯伦之间的分歧就变得越加明显了,特别是在关于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上。艾登被迫辞职,轴心国的外交官对此弹冠相庆。英国的政策最终发生了转变:齐亚诺伯爵与英国驻罗马代办佩斯伯爵[15]起草了英意协议。齐亚诺不想给张伯伦政府惹麻烦,便决定作出妥协。一九三七年年底,尽管地中海上发生了新的冲突,英国和意大利还是签署了协议。但这个协议只有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才能生效。一九三八年年初,共和军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这个前景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加强了。

法国最后的踌躇

共和国政府尚未彻底绝望;它还没有放弃获得国外援助的希望。法国仍有可能提供援助,特别是当布鲁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重新上台后,法国重新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内格林声称,布鲁姆在上台之前,就曾邀请他前往巴黎,与法国的一些有力人士商讨提供援助物资的方法。内格林前往法国,与布鲁姆、达拉迪耶和保尔—邦库尔[16]举行会晤。双方就提供军事援助达成了协议。

事实上,在阿拉贡战役期间,第二届布鲁姆政府曾考虑过进行干预的问题。共和军惨败之后,国民军眼看就要攻占整个加泰罗尼亚,法国政府内部就进行军事干预、占领加泰罗尼亚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法国政府显然打算以此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布鲁姆本人声称,部长们曾打算用机械化部队进行一次快速的作战[17]。然而,在法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军方首脑指出,不下达动员令,他们就不能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也极有可能引发欧洲大战。齐亚诺写道:如果法国“在(西班牙共和国)临终时提供士兵和空军物资,我们就会进行武力干预。”

于是,布鲁姆再次面临着战争还是和平的抉择。他找来法国驻马德里武官莫雷尔[18][19],就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咨询莫雷尔的意见,莫雷尔答道:“我只能告诉您:法国国王会选择战争。”布鲁姆却说:“我可不是法国国王。”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法国政府再次放弃了直接干预的想法,这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法国虽然提供了军火,并允许外国物资自由经过法西边境,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事态的进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布鲁姆再次下台,达拉迪耶出任总理,主张与轴心国签订协约的若尔日·邦奈[20]参加了政府。于是,法国也准备抛弃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了。但是,西方列强还是觉得,最好还是在表面上维持现状,让人们以为仍有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西班牙国内,并最终达成撤出外国志愿者的协议,然而,自从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以来,有关这些问题的谈判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

伦敦方案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英国政府试图就此重开谈判。它在七月十四日向有关各方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四项内容:

1、设立新的监督体制,重新对禁运实行监督:在西班牙各地港口部署中立的监督员,从各国海军手中接手海上监督;
2、交战双方必须保证绝不阻挠中立监督员的工作,为此必须承认交战双方均享有交战权;
3、交战双方必须在不干涉委员会的监督下撤出外国人;
4、这些工作必须按照下列顺序开展:在外国港口部署国际监督员、撤出外国志愿者、承认交战权。

因此,撤离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与交战权的问题是相关的,而这正是意大利和德国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就一直要求的。但在内战爆发之初,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问题;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也没有多少人还对它有兴趣了。轴心国发现它必须再次拖延谈判:英国方案仅是“谈判的基础”。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自己被拖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呢?西班牙内战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爆发的,一年之后,英国才提出了这个监督方案;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布鲁姆又在《人民报》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执行伦敦方案吗?”


伦敦方案从未得到执行,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反对——它反对以任何形式承认布尔戈斯政府,在不干涉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它确认了这一立场。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便借此宣称:他们不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除非各方能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轴心国还是试图重开谈判,这与他们一开始的态度是相符的。德国政府提议各方做出妥协: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包括双方都撤出一部分志愿者。人们对这个纸上谈兵的协议并不热情;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但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同意执行英国方案。英国对此自鸣得意。张伯伦宣称:“不干涉政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21]”;巴特勒[22]对下议院宣称:“监督体制将重新建立,将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撤离志愿者的行动进行监督,当这个委员会做好清点志愿者的人数时,海上监督体制就会按照新的规章,重新开始工作。[23]”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不干涉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苏联政府实际上是赞成海上监督方案的。对于苏联改变政策的原因,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24]做了详细的解释:

“苏联政府认为,赤匪获胜的可能性已经十分渺茫,所以它决定大造舆论,为和谈进行准备。[25]”这个解释当然是片面的。共和军的失败,自然会使苏联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苏联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立场,更可能是因为苏联的整体政策发生了转变。从这一刻开始,苏联转变了政策,在“放弃”西班牙一年之后,这一转变最终致使它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的延长,推迟了中欧爆发冲突的危险。苏联考虑到这种危险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它并不急于同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决裂,它与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共同的利益。

志愿者的撤离

虽然如此,不干涉委员会还是在七月五日达成了撤离志愿者的协议:按照德国的要求,当交战双方都撤出了一万名志愿者之后,交战双方的交战权都得到了承认。为此成立了两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计算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志愿者的数量。这个委员会的总书记亨明(Hemming)的任务是获得西班牙当局的许可。但由于弗朗哥横加阻挠[26],他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个委员会的表现要比第一个好得多,它在八月进驻图卢兹。这个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它的领导人是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沃德[27]爵士。它组织了多次交换战俘的活动,切特沃德和他的同事(在共和区的考恩和在国统区的莫斯利[28])为了结束内战,做出了许多实际的成效。

与交换战俘的工作相反,撤出在西班牙作战的外国人的工作,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外交上的闹剧。在撤离外国志愿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对其进行监督,却举行了许多声势浩大的庆典、仪式和告别阅兵。内格林向国际纵队的战士致辞。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回到那不勒斯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意大利撤回的只是伤病号和身心俱疲的士兵,然后马上又把新兵派去了西班牙。

然而并没有人上它的当:德国和意大利便指责西班牙共和国“掩饰”了它的志愿者,维茨塞克写道:“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说,赤匪并没有撤出志愿者。只有受伤的法国人被移交给了法国。[29]”轴心国的发言人声称意大利遵守了诺言,而西班牙共和国却背信弃义。意大利确实撤回了部分干涉军——大约一万一千人——但必须指出它撤军背后的真实情况。根据德国政府的一份记录,意大利干涉军司令贝尔蒂曾提出了三种方案,让弗朗哥选择:派出两到三个新的师;派出一万人来补充撤走的那部分人留下的空缺;或是将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或部分撤离西班牙;由于国民军的军力已经大大加强,最后一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弗朗哥和墨索里尼都不愿意让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撤离。所以,他们坚持采取了不会削弱国民军的作战能力的方案:撤出部分步兵,又派去专业兵种和空军。只是在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意大利干涉军才象征性地撤出了部分人员。德国没有参加此类交易,它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全面改组了秃鹰军团。

关于志愿者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已经可以微乎其微。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它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它意识到自己的徒劳无功,便自行解散了。

慕尼黑与西班牙:西班牙人与欧洲危机

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后,法国和苏联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死刑判决,在慕尼黑阴谋之后,西班牙共和国就必死无疑了。在慕尼黑阴谋期间,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就像德国军舰炮击阿尔梅里亚时的普里耶托一样,以为欧洲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而欧洲大战的爆发是西班牙共和国获胜的唯一希望。尽管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

吞并奥地利,只是希特勒的侵略计划的序幕。他接下来又向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当然,意大利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它在西班牙的冒险,削弱了它的实力。法国和英国密切靠拢,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不受侵犯。欧洲政局已是如此紧张,在众多国际大事面前,西班牙问题一下子滑落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内格林政府已经决定,一旦战争爆发,它就会立刻与法国和英国站在一边,向派兵侵占自己国土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从而迫使法国和英国出兵。这样一来,共和国就能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列强已在政治上抛弃了西班牙共和国,这也影响到了小国的态度,因为小国总是跟着最强者走的。在此之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被孤立的,它们在不干涉委员会内是少数派;一九三八年一月,未来的法西斯侵略的受害国——匈牙利、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现在已经有十一个国家从法理上或事实上承认了弗朗哥将军的政权[30]。

西班牙共和国企图让西方列强相信,它并不代表着危险的革命实力,无政府时期已经结束。内格林政府象征着权威的维持;普里耶托被撤职后,再没有人反对内格林政府了。内格林本人肩负着国家大权。他不仅是总理,还身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他的盟友喜欢把他比作克莱蒙索[31],他确实也认为,自己与战火中的西班牙共和国就是一体的。为了维持权威和民族团结,必须牺牲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运动:一九三八年八月,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32]和巴斯克人伊鲁霍辞去部长职务,接替他们的是统社党员莫伊什·雷加斯[33]和社会党员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34],此举尽管遭到了正式的抗议[35],却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加强。

为了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内格林还实行了宽容宗教的政策。伊鲁霍在出任部长时,曾力争实现宗教自由;很快他就促使政府承认,“仅因担任教职而指控教士”是违法的[36]。政府允许举行私人弥撒,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巴斯克驻瓦伦西亚办事处,举办了第一场官方弥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天主教会以前的特权:官方首次允许举办的公开的宗教葬礼,被认为是体现政府的容忍度的例证。但政府在其它方面还实行了一些不那么显著的措施,比如内格林关于“宗教物品不列入必须征收的贵金属之列”的规定,特别是一九三八年颁布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让教士免服兵役,并将教士编入医疗部门和福利部门,允许教士进入监狱,开导狱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被判了刑的囚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外国人放心,让他们相信:与这样一个政权共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帮助它打赢战争,至少是通过光荣的妥协,让它能够保存自己的基础。

共和派也对捷克危机寄予厚望。假如欧洲爆发战争,弗朗哥政权就会发现军事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国民军缺乏预备兵力,一旦出现另一条战线,它是顶不住的。据德国驻圣塞瓦斯蒂安的武官冯·丰克[37]记载,弗朗哥本人声称“他没有任何预备兵力,每当赤匪发动进攻,他都不得不中断进攻,调集部队迎击。[38]”当然,比利牛斯山是一道天然的防线,但弗朗哥非常清楚,仅靠比利牛斯山是守不住的。他把成千上万的战俘派到北方和南方的两条战线上,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的军队还得依靠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才能作战。在捷克危机期间,德国和意大利暂时停止了给他的军队运输弹药,使他的军队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处境。显然,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不难想象西班牙将在短时间内被打垮。就连弗朗哥的支持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德国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弗朗哥就会“下野,并将结束内战的任务交给一个更为温和的人物。[39]”

弗朗哥从盟友那里得不到鼓励与承诺;德国政府甚至不把政治形势的最新变化及时通报给他。国民军司令部里的情绪愈发焦躁不安。施托勒尔写道:“弗朗哥的总参谋部非常沮丧,它对我们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40]”这种不满情绪还体现在苏涅尔遭受的大量攻击上,这使得人们担忧国统区的反对派会东山再起。为了确保胜利,弗朗哥必须要有万全的把握:一旦欧洲局势失控,列强各国——特别是法国——会信守中立。

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期间保持了中立

在九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之间,为了让西方列强同意不把西班牙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欧洲大战联系在一起,并让它们接受国民政府的中立(对这些国家而言,这就等于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弗朗哥政权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

西方列强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张伯伦政府只把向轴心国开战作为最后的手段。苏联是否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仍是个未知数。因此,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法国被孤立了,它如果想从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两路夹击国统区,东部的防线就有可能失守。毫无疑问,法国总参谋部不愿再增加一个敌人。因此,霍尔达纳和弗朗哥作出了在欧洲冲突中严守中立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过奇尼奥内斯·德·雷昂和阿尔瓦公爵,转告给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英法两国都对此表示满意。

这个中立宣言还必须要让轴心国阵营接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采用了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它首先有意透露了自己对一场可能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的恐惧之情;然后它又埋怨盟友没有及时通知自己,害得它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一无所知。不过,在这一点上,弗朗哥很容易就能找到借口。

其实,弗朗哥并不担心西班牙遭到忽视;他担心的是,在谈判过程中,西班牙会遭到过多的关注,而他又不能在谈判中代表西班牙;一旦战争爆发,轴心国可能会抛弃自己的西班牙盟友,德国也有可能出兵西班牙和地中海,进行军事行动。“德意志”号抵达比戈,就像意大利军舰停靠在马略卡一样,自然会加剧人们的恐惧。最后,欧洲的政治危机会恢复共和国阵营的信心,有可能会在国统区引发动荡乃至起义。

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布尔戈斯政府才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九月二十六日,德国领导人得知了这件事;九月二十七日,霍尔达纳向德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正式通报了这个决定。显然,弗朗哥政权的中立是善意的中立。但问题在于,弗朗哥向自己的盟友先斩后奏。他相信自己的盟友会同意自己的决定,但他只在作出决定后,才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给了自己的盟友。

既然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官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意大利暴跳如雷;意大利的领导人觉得,必须立即让弗朗哥偿还意大利为国民军的事业所作出的牺牲。齐亚诺写道:“我们的死者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过身来。”德国的反应比较冷静,但西班牙如此急切地宣布中立,让德国同样大吃一惊;德国认为,西班牙此举,至少也该说是轻率的。假如战争爆发,正在西班牙参战的意大利士兵和德国士兵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让意大利和德国担忧不已。当然,霍尔达纳宣称,这些部队将会被当作西班牙士兵,受到和西班牙士兵一样的待遇。但是,假如法国向德国开战,它会容忍敌国士兵待在一个所谓的中立国的国土上吗?齐亚诺在得知西班牙宣布中立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考虑立即撤出意大利干涉军。

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一旦欧洲大战爆发,它以前赢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可能被彻底葬送,这是显而易见的。两个西班牙的代表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西班牙国界之外的力量对比。

西方列强的犹豫不决,再次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操纵下,弄出了不干涉的闹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阴谋不仅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它还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民主的最后一丝希望:“在这个和平的黎明,赤色暴政的丧钟已经敲响。经过我军的努力,胜利的和平很快就能实现。[41]”

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列强的当务之急就是结束西班牙内战。慕尼黑的胜利者发现,假如西班牙内战继续下去的话,万一爆发全面冲突,西班牙国民政权就会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对于弗朗哥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的表现,西方列强也并不是全然不满。苏联正在抽身撤出西班牙。“元首”的立场让法国感到宽心,它正在考虑与弗朗哥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一九三九年年初,雷昂·贝拉尔[42]接到了同布尔戈斯政府进行谈判的任务,准备在实际上承认布尔戈斯政府。尽管贝拉尔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军同情者,他却遭遇了赤裸裸的敌意;弗朗哥要求得到法国政府的法理上的承认,并要求法国将转移到法国国土上的西班牙财产、军事物资、西班牙银行的黄金等物品归还给他。

当时,谈判无果而终。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贝当代表团使双方的外交关系得以修复,法国政府最终满足了西班牙国民政府的全部要求。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保证弗朗哥的最终胜利。施托勒尔解释了列强的干预会如何导致“赤匪中的温和派放下武器”[43],这似乎预示了几个月后的卡萨多军政权的行动,它的行动彻底毁灭了共和国。

在施托勒尔提出的方案中,共产党被排除在谈判对象之外,而且内格林似乎也不属于谈判对象之列。然而,内格林并没有彻底关上和平解决内战的大门。他在讲话中,为双方的妥协提出了十三项条件。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他在议会中的讲话中接受了调停的原则。他在几天后承认,全民公决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方法。然而,真的能找到一种可以让所有西班牙人接受的妥协方案吗?仅仅是“调停”或“妥协”这两个词,都遭到了国统区的许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弗朗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总是非常坚决的:除了投降,没什么可谈的。圣塞瓦斯蒂安的《巴斯克日报》(Diario Vasco)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公式,精辟地概括了国民军的想法:“我们不想跟恶魔签署协议,我们只要胜利的和平。[44]”


[1]仅1937年4月1日的《时报》就报道了国民军军舰搜查“玛格德莱娜”号(Magdalena)和“雄鹰岬”号(Cap Falcón)的事件,而法国政府对此的反应仅仅是提出正式抗议。——原注

[2]1937年5月24日,共和军的两架SB-2轰炸机轰炸了停泊在伊维萨港的“德意志”号,炸死31人,炸伤74人。——中译者注

[3]普里耶托声称,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共产党籍的部长。——原注

[4]《齐亚诺日记1937—1938》。——原注

[5]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6]私掠(privateer)是得到政府怂恿、默认甚至支持的海盗行为,在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敌国的海上贸易,政府往往会组织本国的军舰袭击海上交通线,掠夺给敌国港口运送货物的商船,民间商船甚至海盗船在得到本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也可参加私掠。——中译者注

[7]“彩虹”号(Iride)是意大利海军的潜艇,1936年11月6日正式服役。1937年8月31日,“彩虹”号向英国海军驱逐舰“浩劫”号发射了鱼雷。1940年8月22日被击沉。——中译者注

[8]卡瓦尼亚里时任意大利海军大臣。——原注

[9]爱德华八世的婚姻给英国王室造成了危机,在此事影响下,张伯伦于1937年5月28日接替鲍德温出任首相。——原注

[10]所以苏联也在受邀之列。——原注

[11]帕布洛·德·阿斯卡拉特·弗洛雷斯(Pablo de Azcárate y Flórez,1890—1971),生于马德里一个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1918年在圣地亚哥大学担任教职,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开始在国际联盟工作,1933年至1936年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内战爆发后,辞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的职务,1936年9月13日担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英国大使。1939年2月底辞职。此后流亡国外。1946年起在联合国工作。1971年在日内瓦逝世。——中译者注

[12]詹姆斯·埃里克·德拉蒙德(James Eric Drummond,1876年8月17日——1951年12月15日),生于苏格兰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1895年毕业于伊顿公学,1900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920年至1933年任国际联盟秘书长。1933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13]罗伯特·麦克利奥德·霍奇森(Robert MacLeod Hodgson,1874年2月25日——1956年10月18日),生于牧师家庭。189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曾任英国驻马赛副领事、英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俄国内战期间曾任英国驻高尔察克政府代表。1919年任英国驻莫斯科商务参赞。1924年任英国驻苏联临时代办。1928年担任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公使。1936年退休。1937年12月被返聘,担任英国驻弗朗哥政权的代表。1939年4月再次退休。——中译者注

[14]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5月21日),生于博洛尼亚省莫尔达诺镇(Mordano)。1913年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一战期间资源参军。战后参加法西斯党,1921年当选为议员。法西斯党夺权后,于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任驻英大使,1939年11月至1943年8月任议会议长。1943年8月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回国。——中译者注

[15]佩斯伯爵(Earl Perth),即上文提到过的德拉蒙德,他是第7代佩斯伯爵。——中译者注


[16]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7]出自布鲁姆对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18]昂利·莫雷尔(Henri Morel,1889—1944),法国军官,一战期间曾被德军俘虏,1919年获释。后曾在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教官,1926年参加情报工作。1936年3月担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尽管他同情右翼,但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持共和国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被法国政府派驻突尼斯。1944年因反抗纳粹德国而被逮捕,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19]尽管他在思想上同情“法兰西行动”,但他为了法国的安全着想,一直忠实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原注

[20]若尔日—艾蒂安·邦奈(Georges-étienne Bonne,1889年7月22日——1973年6月18日),激进社会党人。1936年因反对激进社会党参加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被莱昂·布鲁姆任命为驻美大使,从而将他赶出法国。1937年6月底,第一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返回法国,被卡米尔·肖彤任命为财政部长,1938年4月,第二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被爱德华·达拉迪耶任命为外交部长,他主张同轴心国缓和,支持慕尼黑协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被激进社会党开除出党,同年流亡瑞士,1950年回国。1952年重新参加激进社会党,1955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68年退休。——中译者注

[21]转引自《时报》,1938年7月4日。——原注

[22]理查德·奥斯丁·巴特勒(Richard Austen Butler,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国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曾任保守党主席、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副首相等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23]请参阅《时报》,1938年7月1日。——原注

[24]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于贵族家庭,190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国驻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因卷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纳粹德国处死。——中译者注

[25]1938年7月5日的记录,收录于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26]直到1938年10月8日,亨明才能前往布尔戈斯,与他同行的还有海军中将沃特豪斯(Waterhouse)和海军上校麦基—霍奇(Mackey-Hodge)。——原注

[27]菲利普·瓦尔豪斯·切特沃德(Philip Walhouse Chetwode,1869年9月21日——1950年7月6日),生于贵族家庭,毕业于伊顿公学,1888年参加英国陆军。一战期间先后担任第5骑兵旅旅长、第2骑兵师师长、第20军军长,191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28年担任驻印英军参谋长,1930年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93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中译者注

[28]为了安排交换战俘的事宜,D·理查德·考恩(D.Richard Cowan)负责同共和国政府联络,W·H·莫斯利(W.H.Mosley)中校负责同布尔戈斯政府联络。——中译者注

[29]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30]这些国家是: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尔巴尼亚、梵蒂冈、日本、“满洲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原注

上面其实列出了十二个,可能作者认为“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因此不算一个独立国家。——中译者注

[31]若尔日·邦雅芒·克莱蒙索(Gero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激进社会党人,在一战后期担任法国总理。——中译者注

[32]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 Aiguader i Miró,1882年7月24日——1943年5月30日),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青年时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3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国”。1930年作为加泰罗尼亚国代表签署了圣塞瓦斯蒂安协议。1931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1年至1933年担任巴塞罗那市长。1934年10月因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而被监禁。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3]茹塞普·莫伊什·雷加斯(Josep Moix i Regàs,1898—1973),生于萨瓦德尔。192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萨瓦德尔纺织工会主席。1926年为躲避独裁政权的迫害,流亡阿根廷。1929年回国,担任全劳联萨瓦德尔分会主席。1931年支持“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的路线,1932年带领萨瓦德尔分会脱离全劳联。参加了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此后参加了工总和统社党。1938年8月至1939年2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9年担任统社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3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布拉格。1956年至1965年任统社党总书记,1965年至1973年任统社党主席。——中译者注

[34]托马斯·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Tomás Bilbao Hospitalet,1890年9月18日——1954年3月16日),建筑师、政治家,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Eusko Abertzale Ekintza)创始人之一。1931年4月任毕尔巴鄂副市长。1938年8月中旬至同年9月下旬担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5]在颁布一系列关于调整军事工业和规范司法实践的法令后,引发了各种争执,这是导致此事的深层原因。——原注

[36]请参阅加里多(Garrido)发表在《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


[37]汉斯·冯·丰克(Hans Von Funck,1891年12月23日——1979年2月14日),生于吕佐夫(Lützow)。曾在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和弗莱堡(Freiburg)学习法律。一战期间志愿参军,曾多次获得勋章。一战结束后继续留在国防军。1933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36年担任纳粹德国驻弗朗哥政权的武官。1940年任第3装甲旅旅长,1941任第7装甲师师长,1944年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并担任第47装甲军军长,同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被苏联逮捕,1955年获释。——中译者注

[38]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39]同上。——原注

[40]同上。——原注

[41]出自弗朗哥在布尔戈斯发表的就任国家元首两周年的讲话(1938年10月1日)。——原注

[42]雷昂·贝拉尔(Léon Bérard,1876年1月6日——1960年2月24日),法国律师、政治家。曾任公共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193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40年至1945年担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中译者注

[43]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44]转引自《时报》,1938年10月13日。——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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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埃布罗河战役与加泰罗尼亚战役


为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攻势


正当西班牙共和国众叛亲离的时候,第二届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当时,国民军在阿拉贡大获全胜,把加泰罗尼亚同共和国分割开来,粉碎了共和军的防线,人们都以为共和国随时可能覆灭。共和军虽然在比维尔防线顶住了国民军,没有让国民军攻下瓦伦西亚,但国民军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休整。另外,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国民军一直在不停地向比维尔进攻,不给政府军喘息的时机,而连日的撤退,以及在最后防线上苦战的事实,已让政府军精疲力尽,士气消沉。加泰罗尼亚被国民军包围后,从法西边境运来的物资就无法运到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无疑是毁灭性的。在这个危急关头,为了拯救瓦伦西亚,使共和军重整旗鼓,共和军总参谋部试图夺回主动权。共和军为此发动了埃布罗河攻势,它不仅震惊了整个西班牙,也震惊了外国列强——它们以为共和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罗霍发现,必须“在军事方面和国际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八年年初开始,西方列强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吞并奥地利,仅是希特勒的小试牛刀,它预示着希特勒将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欧洲中部正酝酿着战争。此时,内格林政府再次找到了将内战国际化的机会。它必须再次向欧洲和全世界证明:尽管共和国遭到了挫败,但它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共和军的士气依然高涨;简单来说,促使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六年揭竿而起的运动,能够经得住时间和艰苦战争的考验。内格林很可能想证明,这场斗争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分出胜负,敌人将不得不接受妥协。因此,埃布罗河攻势是一次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战役。



但为什么要在埃布罗河流域发动进攻呢?在该地发动进攻,就得在不利的地形渡河,这会造成额外的危险。其实,要想解救瓦伦西亚,只有两个办法:直接向萨贡托以北发动反攻,夺回在前几个月丢失的土地,解救列万特的首府(但是,由于参战部队已疲惫不堪,缺乏预备兵力,马德里战线、埃斯特雷马杜拉战线和安达卢西亚战线都缺乏兵力,这一行动一开始就缺乏可行性);或是在其它重要地段发动大规模行动,阻止国民军继续向瓦伦西亚进攻。共和军总参谋部的首要目标,是迫使国民军将注意力从列万特转向加泰罗尼亚。

准备投入这次进攻的部队在北方进行了整编;它们依然组织良好,在渡河之前,它们必须进行奇袭,为此它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某些问题显然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携带重装备渡过埃布罗河这个问题,而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即突破国民军的战线,收复地中海沿岸地区,就非得克服这个问题不可。其实,共和军必须赢得全面胜利,才能证明它仍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但是,如果这次战役一开头就不顺利,就有可能会以惨败收场。总参谋部很清楚它要冒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经过权衡计算的。其实,共和军必须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共和军是不可能大获全胜的,但是,它仍然有可能、而且也必须赢得局部的胜利。

渡过埃布罗河

共和军在六月选定了发起攻击的地域。关于这一点,罗霍将军指出:总参谋部起初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它最后将目标限定为:在埃布罗河河湾的两侧强行渡河,占领南岸的各个高地,并向纵深推进。

为了协助这个有限的主攻,共和军准备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助攻:助攻之一是沿着法永(Fayón)—梅奇嫩萨(Mequinenza)一线,向西进攻,切断国民军的联系,并阻止国民军派兵增援;另一个则沿着海岸进攻,这个助攻只能起到牵制的作用。总的来说,共和国政府的胃口不算大,尽管它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整个埃布罗河集团军[1],以及从东部集团军群[2]抽调的几个师[3]。但是,集中兵力和兵器、调集第一次渡河所需的船只、运输桥梁的零部件都需要时间,所以,发动进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这些工作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尽管如此,这次进攻几乎彻底达成了突然性。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间,共和军小心翼翼地把船只部署到位。由小股突击队进行的进攻,体现了共和军战士在装备与技战术方面的最高水平。尽管共和军的技术保障仍与以前一样不够充分,但渡河行动几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由于技术保障不够充分,在进攻刚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驻扎在距埃布罗河仅有几公里的指挥所里的总参谋部同第五军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传来了捷报:共和军建立了桥头阵地,河上架起了可供步兵和装备通过的桥梁,黎明时分,部队已从两处开始渡河。共和军兵分两路,一路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Villalba de los Arcos)推进,另一路向甘德萨和科尔维拉·德·埃布罗(Corberade Ebro)推进,在埃布罗河的河湾地带包围了以莫拉·德·埃布罗(Mora de Ebro)为中心的突出部。七月二十六日,共和军占领了科尔维拉·德·埃布罗,并打到了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与甘德萨的郊区。莫拉·德·埃布罗突出部在数日之内被消除了。然后,共和军在渡过埃布罗河后,建立了宽三十千米、纵深二十千米的桥头阵地。第四十二师在北面渡过了埃布罗河,在法永和梅奇嫩萨之间建立了一个辅助性的桥头阵地,它可以依托这个桥头阵地,阻挡国民军的援军。尽管国民军的飞机立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共和军还是把五万名战士送过了埃布罗河。

但是,由于未曾考虑过如何发展胜利,共和军再次未能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共和军没有集中足够的兵力,缺少预备队;战士们在五天苦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共和军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和甘德萨连续发动多次进攻,却未能攻下这两个地方。国民军撤入村庄负隅顽抗。共和军遭到了强大的火力,不得不停止进攻。在初期的战斗中,共和军缺少重装备,尤其是装甲车。等到二十四吨坦克[4]终于渡过埃布罗河时,国民军的援军已经赶到了。

国民军在七月二十五日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国民军的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用机枪扫射[5],给正在渡河的共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共和军虽然还能在夜间调遣援军渡河,但第一批桥梁已被国民军的狂轰滥炸摧毁;为了摧毁桥梁,国民军还打开了埃布罗河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各条支流上的水库。共和军的桥头阵地依然岌岌可危。

消耗战

八月一日,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国民军向共和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把共和军赶回对岸;共和军则死战不退。这次战役一直打到十一月十五日才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就像在特鲁埃尔战役中一样,政府军表现出了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顽强战斗的能力。

但是,埃布罗河集团军不得不陷入了一场比拼装备的消耗战。尽管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它却无法赢得这样的战斗。罗霍认为,这是一场“物资充足的军队与物资匮乏的军队之间的战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只有一个意义:当捷克危机撕裂欧洲之时,展现共和军的战斗力,让外国人认为共和军仍能与国民军势均力敌。

慕尼黑条约的签订,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它也彻底粉碎了外国干预的希望。因此,对共和国而言,埃布罗河战役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乌利瓦里写道:“加泰罗尼亚的沦陷,是由埃布罗河战役的结果决定的。”当然,共和军如果在八月初就撤回埃布罗河左岸,就能避免它后来遭到的重大挫折,也就不会遭受惨重的伤亡了。但那样一来,它为中部战区的共和军争取到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在大张旗鼓地发表捷报之后,又放弃桥头阵地,这会给共和军及后方的士气造成沉重的打击。

而且,尽管国民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共和军总参谋部还是站稳了脚跟,顶住了国民军的进攻。共和军司令部可能宁愿选择防御战,而不是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坚守在桥头阵地的部队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它们占领了当地的主要观察点,这对它们的防御是有利的。战役初期的成功,以及它们觉察到的敌人的犹豫不决,使它们更加勇敢、更加顽强。

在共和军开始进攻时,国民军仅有少量的兵力。在共和军的整个进攻地段上,除了安波斯塔(Amposta)之外[6],国民军只有第五十师一支部队。国民军总参谋部认为,埃布罗河形成了一条天然防线,共和军平时的行动又很迟缓,所以没有在这一带部署重兵。而它对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尽管在这次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某些国民军军官的情绪还很乐观,但到了二十五日黎明,战报的调子就变了;前方传来的消息非常糟糕。尽管国民军仓促将大量物资投入战斗,并调集了可用的全部火炮与飞机,它还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恢复了“平时的战况”,并巩固了战线。

为了挽回局面,摩洛哥军先后投入了七个师[7]。弗朗哥将军不得不从列万特抽调部队,甚至还从中部战线的一些地段上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埃布罗河的国民军。在特鲁埃尔战役之后,他再次接受了在敌人选定的地方战斗。但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他对自己与日俱增的物资优势充满信心。要想在如此狭窄的战线上获胜,就必须使用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弗朗哥认为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

共和军也站住了脚跟,并调集了援军。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双方僵持不下,不断地投入新装备与新部队,直到惨重的伤亡迫使其中一方撤出战场为止。埃布罗河战役甚至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血腥。它也变成了一场歼灭战,但这一次,它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国民军的反击起初进展顺利。共和军在法永的桥头阵地被攻陷了;国民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特别是炮兵,高度集中的兵力使国民军迅速赢得了胜利。共和军第四十二师实际上已被消灭。

但这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关键的战斗发生在甘德萨桥头阵地。国民军在这里遭受了初步的失败:在八月十日以前,国民军向潘多尔斯山脉(Sierra de Pàndols)发动了进攻,遭到了共和军的顽强抵抗,阿斯纳尔写道:“(共和军的抵抗之激烈)在整个战争中是空前绝后的”;国民军实际上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在八月和九月,国民军几乎都在连续不断地进攻,在此期间,国民军的进攻只暂停过几次,每次暂停的时间都很短,它暂停进攻也只是为了让伤亡惨重的部队进行整编。国民军在十月之前发动了四次进攻。严格来说,这些行动不能算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局部性的行动,双方都在围绕着几个要地反复争夺。在特鲁埃尔战役中,战斗的残酷性主要是由天气情况造成的,而埃布罗河战役又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残酷,它既旷日持久又艰苦卓绝,令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布罗河战役就是西班牙的凡尔登战役。

然而,共和军不可能无止境地忍受这种几乎不间断的破坏。兵力与物资的沉重损失,最终耗尽了共和军的力量。到了十月底,共和军的预备兵力已经不够用了。国民军却还能派出援军。它成立了新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军[8],这个军下辖五个师,军长为加西亚—巴利尼奥[9]将军。

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军下达了第四十四号总命令,命令部队“消除埃布罗河突出部”。其实,这次进攻直到十一月一日之后才真正开始。国民军奇袭并攻占了共和军在卡瓦利奥斯山脉(Sierra de Caballos)上的阵地。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一月八日,国民军攻占了莫拉·德·埃布罗西南方的整个桥头阵地。国民军的反攻的第二阶段结束于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军失去了在战役初期攻占的全部地域。共和军证明了它具有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奋战和坚守的能力,但它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约有十万人阵亡、负伤或被俘[10]),耗尽了它最后的一丝力气,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十一月十五日以后,埃布罗河一带的战线无疑是稳定下来了。另一方面,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叛军在八月发动了进攻,沿着卡维萨·德尔·布维(Cabeza del Buey)到阿尔马登(Almadén)一线推进,并且进展迅速;当地的共和军在得到来自列万特的部队支援后,最终顶住了叛军的进攻。埃布罗河战役迫使国民军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使中部战区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米亚哈利用这个机会,整编了他的部队。

但是,弗朗哥打赢阿拉贡战役之后,共和区就被分割成了两块。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得不到休整的机会;连日的苦战已使他们疲惫不堪。共和军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休息时间,还需要补充武器装备,才能形成一道坚固的战线,迎击国民军的大规模攻势,然而它什么都没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失败,使厌战情绪越来越明显。在七月底,从埃布罗河传来的捷报,曾一度鼓舞了士气;然而,共和军初期占领的地区,后来又被国民军夺回去了。获得国外支援的希望,也随着慕尼黑阴谋而破灭了。普里耶托认为“欧洲背叛了我们”,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加泰罗尼亚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五月事件发生的地方,对加泰罗尼亚而言,欧洲的“背叛”,是内格林的政策招致的报应。革命被抛弃了,现在整个欧洲都在支持弗朗哥。

加泰罗尼亚的后方首次出现了动摇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巴塞罗那变成第二个马德里了。一九三六年曾有过的那些条件,现在都不存在了。人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叛军进攻之前的加泰罗尼亚


能否认为,共和国政府虽然失去了民心,但它至少还获得了权威呢?就连这一点,也是极有争议的。社会党各派在表面上和解了,但社会党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共产党的权势大涨,它不断地蚕食其它政党的地盘,激起了其它政党对这个合作伙伴的敌意。军队始终受着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缺乏进口货物、由于封锁导致的贸易逐步停滞、缺乏资金,以及外国的恶意,使加泰罗尼亚的生活逐渐陷入瘫痪。当工业应当全速生产的时候,生产却慢了下来: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原材料。农业生产也在滑坡;许多农民都上了前线,其他农民不肯交出食物。食品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随着冬季即将到来,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各种困难,政府成立了食品供应协调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生产、食品销售、基本的衣物相关的一切活动”。问题在于分配食物:先提供给作战人员,然后是后方的军队,最后才是平民;在平民中间,优先分给儿童和病人,以及兵工厂的工人。然而,这个委员会马上就发现它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应该补充一点:弗朗哥的支持者在整个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依然为数众多,而且活动频繁。随着加泰罗尼亚战局的恶化,第五纵队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最后,叛军向加泰罗尼亚首府不断发动空袭,瓦解了士气。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共和国在加泰罗尼亚的失败。


沿着埃布罗河和它的支流塞格雷河,再到比利牛斯山脉,叛军部署了好几个军[11],占据了从塞格雷河到诺格拉(Noguera)一带,这条战线附近的城镇,比如雷里达、巴拉格尔(Balaguer)和特伦普(Tremp),都已落入叛军之手。

巴塞罗那的沦陷


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进攻。在纸面上,当地的共和军还有两个集团军:东部集团军[12],驻守在靠近法西边境的北部;埃布罗河集团军,驻守在南部。在埃布罗河战役之后,这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和物资都严重不足,几乎无力进行任何形式的进攻。据乌利瓦里记载,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六百人,然而每个旅都缺编六百到一千人。总之,共和军司令部可以把九万人投入战线,但它没有任何预备队。

东部集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不得不承担进攻的全部压力。国民军在塞格雷河战线兵分两路,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国民军在进行了一番虚弱的炮击之后,让意大利的装甲部队投入进攻,共和军惊慌而逃;预备队中的第十六师本应在自己的阵地上防守,它却撤退了。因此,在共和军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使共和军难以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共和军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的反击几乎彻底失败;它仅仅稍微减慢了意大利干涉军与纳瓦拉军的推进速度。最后,为了进行新的反击,东部集团军抽调了一部分部队给埃布罗河集团军。这又导致了另一次失败。

现在,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天。共和军实际上已不能将正在战斗的部队撤下来休整。共和军原本就缺乏物资,现在他们又已精疲力尽,深感回天无力。共和军的战斗机甚至不再试图阻止国民军的空袭,只在战斗之后才出现:巴塞罗那居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彩虹”(Arco de Iris)。部队的士气与日俱减,这种情况在新兵当中特别严重。

一月初,共和军的战线崩溃了。意大利干涉军在波尔哈斯·布兰卡斯(Borjas Blancas)突破了共和军防线,阿拉贡军和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在特伦普地区进展迅速,雷里达对面的共和军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雷里达地区的发电站是整个西班牙最重要的电力来源,现在所有的发电站都落入了叛军手中。战线全面崩溃了。国民军把六个军成扇形散开,以装甲部队带头冲锋,发起了全面进攻。到了一月六日,共和军已不可能再发动反攻了。罗霍写道:“我们能做的只是进行防御。”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共和军还能抵抗多久?共和军要过多久才会被分割包围?通往比利牛斯山脉边境的道路还能守多久?国民军甚至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进行突破;它把六个军并排展开,一字平推,它的兵力远远超过共和军的七个军;它的物资优势日益明显。据罗霍记载,共和军的炮兵只有叛军的六分之一。就连个人武器也远远不够:共和军仅有六万支步枪,甚至做不到让所有作战人员人手一支。

共和国政府并不甘心坐以待毙;它动员了所有处于服役年龄的男子,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器,就算它能完成动员,也是于事无补的。这种全面动员也有荒谬的一面:在巴塞罗那这个一天要拉响五六次防空警报的城市里,消防员居然都被动员了,理由是要把他们都派往前方部队,可是他们在前线根本派不上用场。从一月二十日到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混乱。

其实,争夺城市的战斗尚未发生,共和国就已经失败了。埃布罗河集团军在南部陷入了苦战,为了避免被包围,它不得不放弃南部三角洲的门户塔拉戈纳;丢了塔拉戈纳,战线也就崩溃了。此外,大批难民涌向北部,堵塞了加泰罗尼亚的道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难民正在涌向巴塞罗那,他们甚至把地铁用作避难所和宿舍,直接睡在站台上。

在一月二十四日,军方首脑、政治委员、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仍对长期坚守怀有希望。为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到处都贴出了标语和宣传画:“加泰罗尼亚形势危急。大家都要武装起来!”或是“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能打赢战争!”要想打赢这一仗,首先必须参加战斗。然而,守卫市区的部队全都严重缺编。罗梅洛(Romero)上校手下只有千把人,这些人要么来自水平很差的后方部队,要么来自被叛军打退的前方部队,不能指望他们还能有高昂的士气。此外,在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突击警察也抛弃了他们驻防的战线。

最后,巴塞罗那市民并没有真正做好抵抗的准备。除了那些同情叛军的市民之外,绝大多数市民显然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曾对胜利满怀期待,然而胜利却遥遥无期,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生存成了巴塞罗那市民的头等大事。城里什么都缺;既没有煤,也没有电。商店里空无一物;就是在黑市上,货物短缺也已成为常态。政府的配给粮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就算能发放,数量也远远不够。市场的供应中断了;白糖被换成了糖精;燃料已经一干二净。只有面包还勉强够吃,巴塞罗那陷落之前,每人每天还能得到三百克黑面包,但这点面包根本不够充饥;在城破的前三天,连这三百克黑面包都没有了。在革命初期,兰布拉大道上呈现出一派欢乐喧闹而又五光十色的景象,现在巴塞罗那却是一片凄惨之色,不禁让人感叹恍如隔世。娱乐场所纷纷关门大吉,先是夜店和歌舞厅停了业,从一月十四日开始,剧院、电影院,甚至是市民时常驻足的咖啡馆也都停业了。最后一批店铺关上了卷帘门。罗霍写道:“在敌军进城之前的四十八小时,巴塞罗那就像一座死城。”

巴塞罗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蒂维达沃(Tibidabo)山脉。共和军并没有在那里布下严密的防线。一月二十三日,柳布雷加特战线被叛军突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士兵纷纷违抗命令,擅离岗位。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共和军战线几乎彻底崩溃;少数部队的英勇抵抗[13]——他们当场牺牲了——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巴塞罗那港区遭到了叛军航空兵、炮兵和军舰的轰击。索尔查加和雅古埃的部队冲进了巴塞罗那,占据了市郊的军营。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叛军坦克开进了巴塞罗那港口。到了晚上,全城停止了抵抗。叛军在占领巴塞罗那的过程中仅有一人死亡。

由于担心撤往北方的道路被切断,巴塞罗那最后的守军撤出了城市。一月二十三日,内格林和他的政府、外交使团以及政府部门离开了巴塞罗那。但是,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一部分档案被就地销毁。当国民军进城时,他们发现城里并不是空无一人。有许多人——比如以前的市政府职员——前来迎接胜利者。巴塞罗那的新市长、西班牙—瑞士公司总裁米凯尔·马特乌·普拉[14]很快就恢复了基本的市政服务。最困难的工作是重新组织食品供应。

对共和军而言,巴塞罗那的失守并不具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无条件投降,对整个共和区人民的士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从巴塞罗那沦陷的那一天起,共和国便只能苟延残喘了。

向边境奔逃


战线的崩溃,以及失败后的各种谣言,驱使着大批难民拼命奔向法西边境的关口。据二月六日的《时报》报道,已经有十万难民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罗霍估计,当时有几十万难民挤在边境检查站。他说:“完全是一片混乱。”难民大多是躲避国民军进攻的平民,他们只带着一些行李;还有成千上万从交战地区逃出来的逃兵。他们散播着最荒唐的谣言,加剧了恐慌。武装士兵强占车辆,乘车赶到边境后又丢弃了车子。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警察也早已消失,只剩下彻底的混乱。这是失败与绝望的混乱。但是,难民们有什么理由留下,而不是逃走吗?自从一月底,每天都有大人物越境逃往法国的消息传出——希拉尔、卡巴耶洛和阿拉吉斯泰因都逃走了。人人都知道这些情况,而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这些情况越传越邪乎。


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法国当局束手无策。法国当局一开始是愿意接受难民的,但没过多久,几十万难民涌来后,对难民一一登记、再将他们疏散到全国,就已经超出了法国当局的能力。一月三十日,法国当局决定,暂时不让身体健康的男子进入国内,只允许妇女儿童进入法国避难。法国当局在东比利牛斯省(Pyrenees-Orientales)滨海阿尔热莱镇(Argelès-sur-Mer)设立了一个难民营,把已经进入法国、但尚未被分流到其它地方的男性难民都安置在这个难民营里。这个决定,让正在勒·佩尔蒂斯(Le Perthus)和勒·布鲁(Le Boulou)的边防检查站等待入境的西班牙难民陷入了新的恐慌。部分难民返回了加泰罗尼亚尚未被叛军占领的地区。其他难民则试图偷越国境进入法国,尽管边境上有塞内加尔士兵巡逻,许多难民还是成功越过了边境。这种局面,让法国当局更加焦头烂额。从二月五日到二月九日,法国当局再次下令,向西班牙士兵开放边境。罗霍承诺让难民秩序井然地通过边境。


其实,尽管某些部队在撤入法国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惊慌失措的情况,但必须公正地指出:最后一批共和军是秩序井然地撤入法国的(能在一片混乱中做到这一点,不可谓不成功,它体现了这些部队的真正价值,所以值得记下来)。法国记者发现,这些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涨,他们的精神面貌也不像是一支溃退的败军。在这批部队中,有七百名国际纵队的幸存战士,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二月七日才撤入法国。

根据法国政府与共和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一旦共和军士兵进入法国,他们就不再被视为军人,而仅被视为难民;他们必须交出武器,接受正式的搜身,然后立即被安置到难民营(主要的难民营仍设在滨海阿尔热莱镇)。滨海阿尔热莱镇难民营很快就不堪重负;于是,法国当局又在距滨海阿尔热莱镇不远的圣西普里安镇(Saint-Cyprien)设立了一个难民营。

共和军的军事物资都被法国政府没收了;虽然一些西班牙领导人仍然心存幻想,以为能把这些装备运到西班牙中部,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中部地区还想继续抵抗的话,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在共和国临终的日子里,共和国的领袖也逃到了法国。阿萨尼亚总统于二月五日早晨抵达法国,三天后,内格林本人和剩下的政府成员也抵达了法国。但是,在共和国总统与政府总理之间,围绕着应该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的沦陷,而产生了分歧。

内格林和他的幕僚竭力维持最后的一点秩序与纪律。他们或许曾打算依托法西边界,在加泰罗尼亚最北边的地方,也就是赫洛纳和费盖拉斯一带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共和军的士兵正在不断逃离部队,要想靠这种部队来维持一条稳定的战线是不可能的。情报机关已经停止工作;尽管山区可能会拖慢国民军的推进速度,但国民军还是继续向海岸前进。共和军司令部似乎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必须撤换司令部的人选。胡拉多将军接替了萨拉维亚,担任了东部集团军群的残余部分的司令。尽管总参谋部竭力维持秩序,却还是不能阻止恐慌的扩散;被编入军队的边防部队与治安部队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迹象。共和军虽然在费盖拉斯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把正在撤退的部队组织起来,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国民军的空袭,以及对国民军在后方登陆的恐惧,使共和军无法组织任何形式的防御。内格林在费盖拉斯召开了多次政府会议,但这些会议已经毫无意义:既然会议的决定已经根本无法执行,那它还有什么用呢?政府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用,消失了的、或变得无用了的是政府机关和执行部门。费盖拉斯和赫洛纳两个小镇容不下它们。甚至连设置办公室的空间都没有了;大批政府车辆涌进了这两个小镇,加剧了交通堵塞。巴塞罗那的许多官吏已经对战争彻底失去信心,他们不等政府的命令,就擅自逃往边境。简单来说,尽管政府仍然存在,但国家政权已经荡然无存。

二月八日,总参谋部撤往勒·佩尔蒂斯,二月九日,罗霍从勒·布鲁进入法国领土。二月九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国民军抵达了佩尔蒂斯边境。剩余的有组织的共和军在二月九日和二月十日撤往法国。共和军在加泰罗尼亚已不复存在。

梅诺卡岛的投降


与此同时,梅诺卡岛(Menorca)的投降,引出了一个新的因素:英国的调停。


自从国民军拥有海上优势以来,这个岛就被彻底孤立了。二月八日,国民军代表圣路易斯(SanLuis)上校乘坐英国巡洋舰“德文郡”号(Devonshire),抵达马翁(Mahón)港口。梅诺卡督军冈萨雷斯·乌维耶塔[15]首先与“德文郡”号舰长穆尔赫德—戈尔德[16]举行会谈。乌维耶塔同意就投降事宜与圣·路易斯上校谈判。在两次会谈期间(“德文郡”号的舰长出席了这两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共和军军官与共和国官员的性命将得以保全,任何不愿接受国民军的统治的人都可以离开。“德文郡”号带走了三百个男人、一百个女人和五十个儿童。


二月九日,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国民军又空袭了梅诺卡岛,差点使谈判功亏一篑。这被认为是国民军的背信弃义行为。帕尔马(Palma)的国民军基地声称这是“误会”。然而这个声明十分可疑:尽管帕尔马基地是由西班牙人指挥的,但它却被意大利人所控制,而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在英国调停下签订的协议都怀有敌意。英国广播电台自然不承认英国政府促成了协议,并声称“德文郡”号舰长的行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霍尔达纳告诉德国大使,西班牙并没有在梅诺卡问题上同英国达成什么协议。但这些都是外交辞令。这种干预可能会被当成干涉西班牙事务,所以英国显然不会对此大声张扬;而国民军则极度依赖德意联盟,它不可能公开做出让德国和意大利不悦的事情。


但梅诺卡协议仍有其重要意义:加泰罗尼亚沦陷之后,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

内格林政府与和平问题


在共和国即将覆灭之际,关键的和平问题便浮现了出来,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月一日,议会,或者说它的残余部分[17],在费盖拉斯召开了会议。内格林以明确的态度,向出席会议的议员提出了恢复和平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国家政权也正在瓦解,双方已不可能进行平等的谈判。内格林曾在一九三八年提出“十三点要求”[18],作为他的最低纲领,尽管“十三点要求”已经十分温和,但现在还是被抛弃了。内格林现在提出的和平条件,只剩下了三条:保证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西班牙人民享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保证政府将采取措施,在战争结束后停止迫害。


显然,要想让国民政府在谈判中接受第二条要求,仍是很困难的。内格林似乎并不满足于发表这些条件。共和国政府首次正式考虑接受英国的调停。德尔·巴约记载了在阿古利亚纳(Agullana)举行的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英国代办斯蒂文森[19]、法国大使儒勒·昂利(Jules Henry)、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本人。在会谈期间,内格林解释了这三条要求对他意味着什么。第一条要求事关“将所有外国士兵撤出西班牙领土”;第二条要求意味着“西班牙人民将在没有任何外国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政治制度”。德尔·巴约指出,弗朗哥不太可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内格林承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会放弃这些要求:即使布尔戈斯政府会表示它原则上赞同这些要求,它也不太可能会认真对待。最后就剩下第三条要求了,德尔·巴约用了一个简练的公式来解释这条要求:“不搞报复”。很难做出比这更妥协的姿态了。


在罗霍的著作中,关于以最体面、尽可能多地挽救人命的方式结束战争的那些章节,似乎验证了德尔·巴约的说法。但罗霍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军队与总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他指的其实是一种未来的政治方案。事实上,他或许赞同这种做法:驱逐阻碍和平的人,以此谋求有条件的投降。另一方面,内格林想进行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而弗朗哥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谈判的。一旦谈判破裂,内格林就会下令抵抗。罗霍问道:“我们还能靠什么来抵抗?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


对于许多军人而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据二月九日的《时报》的报道,阿萨尼亚的军事机关的军官已经做出了抉择,他们决定投靠国民军。军方首脑已经承认失败,而政府还想继续抵抗,双方之间的裂痕已不可弥合。


[1]埃布罗河集团军(Ejército del Ebro)成立于1938年5月29日,后划归东部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为莫德斯托。在埃布罗河战役期间,该集团军下辖第5军、第12军、第15军,并得到东部集团军的第18军加强。第18军由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组成,在战役期间担任第15军与第5军的预备队。——中译者注

[2]阿拉贡战役失败后,共和区被叛军分割为两部分,共和军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便在1938年6月2日把加泰罗尼亚残存的共和军整编为东部集团军群(Grupo de Ejércitos de la Región Oriental),由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它下辖埃布罗河集团军与东部集团军(Ejército del Este)。——中译者注

[3]负责主攻的是埃布罗河集团军,它下辖第5军(军长为利斯特尔)、第12军(军长为贝加)和第15军(军长为塔古埃尼亚[Tagüeña])。东部集团军的部队包括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原注


[4]共和军并无重量为24吨的坦克,疑为“T-26坦克”之误。——中译者注

[5]据罗霍记载,仅在7月31日一天,就出现了200架轰炸机和96架战斗机。——原注

[6]驻守在安波斯塔的是叛军第105师。——中译者注

[7]这7个师是:第13师(师长为巴伦)、第84师(师长为加雷拉[Galera])、第8师(师长为德尔加多·塞拉诺[Delgado Serrano])、第152师(师长为拉达[Rada])、纳瓦拉第4师(师长为阿隆索·贝加)、第102师(师长为卡斯特洪[Castejón])和第74师(师长为阿里亚斯[Ariás])。国民军在主要的桥头阵地投入了第8师和第102师(由德尔加多·塞拉诺指挥)、第13师和第74师(由巴伦指挥)、第4师和第84师。第105师驻守在埃布罗河河口。——原注

[8]马埃斯特拉斯戈军(Cuerpo de Ejército del Maestrazgo)成立于1938年8月25日,军长为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准将。该军下辖纳瓦拉第1师、第74师、第82师、第84师和第13师。——中译者注

[9]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Rafael García-Valiño y Marcén,1898年10月24日—19726月29日),生于托莱多,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派驻非洲军。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曾任师长、军长。内战结束后曾任陆军参谋长、第七军区司令、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一军区司令等职务。——中译者注

[10]这个数目是由国民军提供的。——原注

叛军提供的共和军的伤亡人数明显过分夸大。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认为共和军损失了75000人,其中死亡人数为30000人(《西班牙之战》[The Battle for Spain],企鹅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358页);休·托马斯(HughThomas)认为共和军的阵亡人数在10000人到15000人之间(《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企鹅出版社,伦敦,2001年,第833页);加布里埃尔·杰克森(Gabriel Jackson)认为共和军有10000人阵亡(《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War,1931-193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67年,第528页);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认为共和军的人员损失为:7150人阵亡、20000人负伤、19563人被俘(《西班牙内战,反动、革命与报复》[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 & Revenge],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291页)。——中译者注

[11]这几个军是:摩洛哥军、纳瓦拉军、意大利干涉军、阿拉贡军、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和乌尔赫尔军。——原注

[12]东部集团军(Ejército del Este)的司令部设在索尔索内(Solsone)。它下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8军。埃布罗河集团军下辖第13军、第15军和第24军。——原注

[13]第125机枪营,第151混成旅。——原注

[14]米凯尔·马特乌·普拉(Miquel Mateu i Pla,1898年6月16日——1972年10月1日),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曾在法国和美国求学。1935年继承了他父亲创办的西班牙—瑞士公司。内战爆发后,他逃往瑞士,他的公司被国有化。后来他投靠了弗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后,于1939年1月27日担任巴塞罗那市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45年。1945年至1947年任驻法大使,并于1943年至1972年担任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5]路易斯·冈萨雷斯·德·乌维耶塔·冈萨雷斯·德尔·坎皮利奥(Luis González de Ubieta y González del Campillo,1899年11月18日——1950年12月30日),生于毕尔巴鄂。1917年入读海军学校。1922年获海军少尉军衔。在里夫战争期间担任巡逻艇副艇长。1936年晋升为海军少校,任水文测绘舰“阿尔塔夫洛”号(ártabro)舰长。内战爆发后,拒绝参加叛乱,忠于共和国,此后曾担任驱逐舰“何塞·路易斯·迪耶斯”号(José Luis Díez)舰长和巡洋舰“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号舰长。1937年6月任海军参谋长,1937年10月任海军司令。1939年1月改任马翁海军基地司令兼梅诺卡督军,1939年2月8日向叛军投降。投降后,乘坐英国军舰“德文郡”号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此后担任巴拿马籍货轮“奇里基”号(Chiriquí)船长,1950年12月30日,“奇里基”号货轮沉没时,拒绝逃生,与船共沉。——中译者注

[16]杰拉德·查尔斯·穆尔赫德—戈尔德(Gerard Charles Muirhead-Gould,1889年5月29日——1945年6月26日),生于伦敦。1904年参加英国海军。1926年至1927年任“蓝铃花”号(Bluebell)扫雷舰舰长,1932年至1933年任“积极”号(Active)驱逐舰舰长,1933年至1936年在海军情报局工作,1936年至1939年任“德文郡”号巡洋舰舰长。1940年至1944年任悉尼港海军司令,1945年5月担任威廉港基地司令,同年6月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17]473名国会议员中,仅有62人出席了最后的会议。——中译者注

[18]1938年4月30日,内格林政府公布了“战争的十三个目的”:

   1、保证西班牙的完全独立与彻底完整,保证西班牙完全不受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干预……;
   2、赶走入侵西班牙国土的外国军队,以及在1936年7月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技术合作为名进入西班牙,干预和企图控制西班牙的法律与经济生活的人;
   3、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是一个强大的、以纯粹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权,由享有普选权的公民通过投票,授予政府全权,通过这样一个政府来施政……;
   4、战争结束后,立即举行全民公决,让全国人民自由地选择共和国的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全民公决应在充分的保障下举行,并且不设任何限制条件,确保所有参加全民公决的人都不会遭到任何报复。
   5、在不损害西班牙的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区的权利……
   6、西班牙国家将充分保障各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良心自由,并保证公民享有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
   7、在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范围内,国家将保护合法财产与生产者。在不损害个人主动性的前提下,国家将限制财产的积累,使其不至于发展到剥削公民、侵害集体权利、危及国家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控制的程度。为此,国家将鼓励发展小企业,保护家庭财产,并鼓励一切有助于在道德、经济与种族方面改善生产阶级的处境的措施。

凡是没有帮助叛乱的外国人,其财产与合法利益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关于如何补偿战争期间无意造成的损害的问题,国家将会进行研究。……
   8、旧式的、半封建的贵族庄园毫无人性、民族性与爱国精神,它们始终是阻碍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庄园将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农民将成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主人,在广泛而牢固的农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出现一个新的西班牙。
   9、国家将根据西班牙的生活与经济的特殊需求,制定先进的社会法律,以此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10、国家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将是提高民族的文化、健康与道德水平。
   11、西班牙军队……将摆脱任何党派的控制。……
   12、西班牙国家重申,不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一原则将成为立宪原则。……
   13、凡是愿意参加重建与发展西班牙这个重大任务的西班牙人,都将获得广泛的大赦。……

出自《先锋报》,1938年5月1日,转引自伯内特·博洛腾,《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Spanish Civil War: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第六十章。——中译者注

[19]可能是指英国外交官拉尔夫·克拉蒙特·斯克林·斯蒂文森(Ralph Clarmont Skrine Stevenson, 1895年5月16日——1977年6月23日),他曾担任英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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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卡萨多军政府与共和国的覆灭



在马拉加、毕尔巴鄂和巴塞罗那沦陷后,都激起了种种对立、仇怨与嫉恨,加泰罗尼亚的沦陷也同样激起了这些情绪。抵抗派和投降派声嘶力竭地对骂。人们利用一切手段,竭力逃跑。一方指责另一方企图毫无意义地送死,对方则以叛徒的帽子回赠。共和军的军官希望国民军能够宽大以待,并在盘算获得体面的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外国特务和第五纵队成员正在策划阴谋。最后,那些坚持抵抗的人,与那些想要立即实现和平的人,爆发了冲突。


在整个内战期间,从未有过哪个阶段,产生过如此丰富、如此可疑的文章、回忆录、指控、论战与专门的辩解。人人都极力想给历史学家留下史料,而这些丰富的史料,反倒让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加难做。许多见证人关心的主要是保全自己的脸面与政治前途。


内格林政府流亡到法国


加泰罗尼亚沦陷后,内格林政府流亡到了法国,在西班牙驻图卢兹领事馆内避难,这样一来,他们虽然在为共和区的命运而争论不休,但他们却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法国领土上争论。阿萨尼亚总统及其幕僚已对继续斗争失去了信心,尽管内格林竭力劝说阿萨尼亚有义务与他一起返回西班牙,阿萨尼亚还是谢绝了内格林的要求。事实上,政府的逃离,极大地影响了士气。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只会让共和区的人更加确信一切都已完蛋。实际上,局势正日益恶化:城市居民被不停的空袭吓得胆战心惊;粮食供应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人正在拼命地寻找逃离中南地区的路子。疏散成了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内格林在图卢兹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处理疏散问题。墨西哥愿意接受三万个家庭。哈利法克斯勋爵夫[1]承诺,英国会协助疏散遭到威胁的难民。中大西洋公司(Mid-Atlantic)与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合同,从它的运输船队中抽出总吨位为十五万吨的船只,租借给共和国政府。政府专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方面:一个负责处理疏散所需的交通工具,另一个负责疏散人员。


但是,内格林政府并不把疏散当作最紧要的任务。内阁在图卢兹召开了多次戏剧性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理、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籍的部长坚决主张:不管阿萨尼亚是否跟从,政府都要返回西班牙,组织最后的抵抗。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当然,按照塞贡多·布兰科的说法,“政府只是在做它能做的事情而已。”事实上,弗朗哥并不打算与共和国政府谈判。他已经拒绝了以内格林的三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要求。因此,共和国只能抵抗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国民军降低要求,按照英国的要求,接受谈判。抵抗是唯一能避免无条件投降的方法。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竭力证明这一点。他认为,内格林及其盟友显然已对在近期内赢得军事胜利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仍然相信,中南地区的武装力量仍然能够坚持几个月;即使马德里陷落,共和军还能在东南山区坚持较长的时间。他们相信,即使是在慕尼黑阴谋之后,欧洲大战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和国能获得盟友,它就还有救。


就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2],但它并没有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让西班牙人相信抵抗既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图卢兹出席会议的部长都同意返回西班牙,只有希拉尔不同意。但是,阿萨尼亚仍留在巴黎,他回答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没有人相信我们还有抵抗的能力,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将军。”三月二日,阿萨尼亚辞去了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他的“法定”继任者、议会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拒绝返回西班牙,并拒绝对内格林的总理职位予以法律承认。


共和国政府返回西班牙


内格林抵达洛斯·利亚诺斯(Los Llanos)机场后,召见了军方首脑。这次会谈,使他弄清了他面对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在他发言后,除了米亚哈,所有的军方首脑都表示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为了避免覆灭,他们必须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政策受阻了;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后方与士兵的士气低落,还要面对军方首脑的失败主义: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央集团军司令卡萨多上校的政治活动,就暴露出了他的失败主义。


卡萨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和军军官,曾担任总统卫队司令,在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政时期,他是总参谋部里的职业军人之一。人们以为他是左派的人,他同某些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但他仍是一个军官,他相信自己的“军人天职”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信自己得到了“敌人阵营的尊敬”[3]。他非常敌视共产党,并认为“共产党过大的权势”是导致西方民主国家抛弃共和国的原因。作为军人,他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只要内格林、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继续统治着共和国,弗朗哥就不会接受谈判。为了实现体面的和平,就只好让他们出局了[4]。卡萨多相信,只要排除了共产党,英国就会支持投降派。他对内格林说,必须让阿萨尼亚回国,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只让共和派与社会党参加,但不能让共产党参加。


其实,卡萨多在几周以前就已经接触过一些政界人士,试探他们对于推翻政府的看法。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5]和加西亚·普拉达斯[6]关系比较密切;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是军长,加西亚·普拉达斯则一直痛恨共产党。全劳联自然是继续支持内格林的,他在自由运动内的代言人是塞贡多·布兰科。但是,在全劳联—伊无联与自青联的联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伊无联对内格林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们在二月二十五日要求成立“一个新政府或一个新的国防委员会”。在社会党人中间,卡巴耶洛的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也已参加了卡萨多上校的阴谋。为了把社会党和工总的领导权从内格林的支持者手中夺过来,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趁他们还和内格林一起待在法国的时候,召集了他在马德里的朋友:当内格林的支持者回国后,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便向冈萨雷斯·佩尼亚发起了进攻。另外一位社会党人也支持卡萨多的阴谋:胡利安·贝斯泰洛既不是一位战士,也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他是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化身。贝斯泰洛是大学教授,属于社会党极右派,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自从阿萨尼亚让他去英国,争取英国政府的调停以来,他就被当成是一个妥协派。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对他“评价很高”。


最后,卡萨多肯定联系过外国的——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官。多明格斯[7]写道[8]:卡萨多经常同考恩联络,考恩可能是阴谋的幕后主使,他甚至给卡萨多出主意,帮他选择参加阴谋的人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曾告诉德尔·巴约:卡萨多曾向他暗示过英国方面的承诺[9]。


内格林政府了解了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带来的危险。对于明显犹豫不决的敌人,内格林政府是既拉拢又恐吓。在内格林背后给他撑腰的,是强大的共产党,以及被共产党控制的那部分军队及警察。但无政府主义者想逼迫内格林让步,让内格林交出部分权力。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设在“共和区某处”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内格林—德尔·巴约—乌里维的三头统治。内格林政府任命军情局局长加尔塞斯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哪些人需要撤离,此举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撤离行动不能“被内格林和巴约控制”,并表示了对高官可能会抢先撤离的担忧。三月三日,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希望能参加撤离行动,并提名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10]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在撤离行动中,这个基地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曾向内格林反复重申,他们不想看见共产党获得新的指挥职位,让共产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三月二日,内格林做出了决定,内阁批准了一批高官的提升和调动。卡萨多被晋升为将军,但他的中央集团军司令的职位由共产党员莫德斯托(莫德斯托也晋升为将军)接替了。米亚哈[11]升任武装力量总监,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为了改善作战方法,共和军成立了“机动突击部队”,一批共产党籍的军官随之获得了晋升:利斯特尔、加兰和马尔克斯都被晋升为上校。几个港口的指挥权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贝加[12]担任了阿利坎特督军,塔古埃尼亚[13]担任了穆尔西亚港口司令,最重要的是,人人垂涎的卡塔赫纳督军的职位,被弗兰西斯科·“帕科”·加兰搞到了手,这使他获得了残余的共和国海军的指挥权。


有人趁机指责内格林,说他实际上搞了一次政变,把大权统统交给了共产党,内格林则反驳说,既然政府已经决定抵抗到底,那就要把指挥岗位都换上抵抗派的人。共产党能够掌握大权,只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服从内格林的政策。但在政府的政敌看来,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只能表示一个意思:从现在起,共产党要独揽大权,并全面控制撤退行动。


新的内战?


这一轮人事调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共产党此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满;现在不光是军事专家,就连其它政党和工会的干部,还有一大批群众,都觉得共产党在独揽大权。对于卡萨多阴谋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他们借机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政变,反对毫无意义地延长战争、杀戮与痛苦。在三年之久的内战中,政府屡战屡败,人们对这样一个政府的怨气越来越重,最后,人们把积攒已久的怒火,全都发泄到了内格林头上。


被迫放弃革命雄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左派社会党人,终于能够向“秩序党”报复了。高级官吏和正规军军官很快就抓住了这个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的机会。他们以为,在投降之后,弗朗哥还能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各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想得到流亡国外的机会。人民群众已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转而反对那些还想毫无意义地延长痛苦的人,以及新政权的权贵;群众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结束战争。人们心里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赶走了共产党,弗朗哥或许就会大发慈悲。国民军的特务与日俱增,他们不断制造摩擦。


在一片混乱之中,第一次冲突在卡塔赫纳发生了。布伊萨[14]将军已经通知内格林:如果内格林决定继续抵抗,他就会带领舰队离开西班牙。尽管内格林派出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15]去进行疏通,但加兰被任命为卡塔赫纳基地司令的消息还是引发了严重后果。炮兵上校阿尔门蒂亚[16]率领部分驻军发动兵变,公然反对新上任的司令。混入兵变者之中的长枪党徒夺取了广播电台,散布了许多谣言。为了不让舰队落入叛军手中,布伊萨率领舰队离港。但是,这次兵变失败了。阿尔门蒂亚上校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还是投降了,然后自杀身亡。由共产党员德·弗鲁托斯(De Frutos)率领的第十师,向卡塔赫纳进发;几小时内,由共产党员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率领的第十一旅就粉碎了兵变。但是,共和国舰队并没有返回卡塔赫纳,舰队最后决定,依照法国海军的指示,前往法属突尼斯的比塞大港(Biserta);抵达比塞大后,共和国海军的水兵都被法国当局扣押了;这样一来,撤离的路径又少了一条。政府似乎已经惊慌失措:总政治委员埃尔南德斯自作主张,准备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马德里的形势突然恶化。卡萨多已经下定决心:马德里省长戈麦斯·奥索里奥[17]把各项法令的大意通知了卡萨多,卡萨多随即联络了各个政党,并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他在这个国防委员会担任武装力量的代表。列万特的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和马塔利亚纳[18]都拥护卡萨多的政变。米亚哈也参加了政变,并以自己的威望来支持政变。加西亚·普拉达斯起草了革命的宣言。军情局的佩德雷洛[19]和保安警察总监、社会党人希劳塔[20]也参加了政变。参加政变的还有梅拉的第四军和社会党人弗兰西斯科·卡斯特罗(Francisco Castro)指挥的一个边防旅。几乎所有的突击警察的警官都参加了政变。


卡萨多军政府


三月五日晚上,政变集团成员在财政部的密室里举行会议,静待政变进行。由无政府主义者贝尔纳维·洛佩斯[21]指挥的第七十旅占领了首都的各个战略要地。在第七十旅完成任务之后,政变集团通过广播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Defensa)。贝斯泰洛首先发言[22],并要求内格林政府辞职:“共和国陆军以其无可争辩的权威,接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军事问题。”他批评了内格林的政策,指责内格林“病态地执着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将引发全面战争”的念头,因而只想延长战争。他请求所有西班牙人支持“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目前只有军队才是合法政府”。然后,卡萨多向“战壕外边的”西班牙人发表讲话。他提供了一个抉择:“要么使西班牙恢复和平,要么战斗到死”。梅拉在讲话中指出,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公正与友爱的基础上,实现体面的和平”。随后公布了军政府的成员:米亚哈将军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贝斯泰洛担任外交部长,卡萨多担任国防部长,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担任内务部长,爱德华多·巴尔担任通信部长;其余的政府成员是:曾在一九三七年参加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冈萨雷斯·马林[23],工总的安东尼奥·佩雷斯,共和派的圣安德列斯[24]与何塞·德尔·里奥[25];“工团主义者”桑切斯·雷克纳[26]担任国防委员会书记。除了共产党之外,人民阵线所有的党派和工会都参加了军政府。


待在艾尔达(Elda)的内格林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保卫它的是由共产党军官率领的八十名士兵;从三月五日到三月六日晚上,内格林政府一直在开会讨论。它在理论上仍拥有可观的力量:中央集团军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巴尔塞洛、布埃诺[27]和奥尔特加[28]。内格林政府在列万特也有三个军,可以对付梅嫩德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三个师,还能依靠所有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尽管如此,内格林并没有进行反抗;他向卡萨多郑重呼吁:为了避免流血,卡萨多应该派代表过来“解决一切分歧”。卡萨多的答复是:如果在三小时之内,还不释放被扣押在艾尔达的马塔利亚纳将军的话,就要枪毙内格林政府的全体成员。当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籍的军官拿起武器反抗军政府时,内格林政府离开了西班牙。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乘飞机前往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也跟他们一起走了:政治方面的领袖有“热情之花”和乌里维,军事方面的领袖有利斯特尔、莫德斯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和努涅斯·马萨斯[29]。共和国政府虽然逃离了西班牙,但它曾竭力避免的流血冲突却还是发生了。


在马德里,第二军军长阿斯卡尼奥[30]少校(由于布埃诺生病,由他暂时代理军长)试图从北方包围马德里,把马德里同共和区的其它地方隔开。内战变成了三方混战,共产党和卡萨多派都指责对方只顾着解决新仇旧恨,却对前线置之不理,而且双方似乎都有理;国民军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局面。


三月七日,巴尔塞洛攻占了卡萨多的司令部,他在那里遭到了梅拉的进攻。三月十日,被军政府当成嫌疑犯的奥尔特加上校向卡萨多的部队投降。在他的调停下,共产党开始同卡萨多谈判,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迪耶格斯[31]。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是:保证共产党员有开展活动的自由,允许共产党的报刊自由出版,并接受共产党参加军政府。卡萨多原则上同意克制报复,但却枪杀了巴尔塞洛中校[32]和共产党政委科内萨(Conesa),他指控这两人在占领他的司令部之后,枪杀了包括加索洛上校和[33]奥特洛[34]上校在内的几位军官。共产党在三月十二日发表传单,呼吁停止手足相残:“我们不但要停止对合法当局的一切反抗,而且,前方和后方的全体共产党员,还要在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上,继续做出表率,成为克己、牺牲、英勇与守纪的榜样。”


一周的内战造成了二千人死亡。不过,只有在马德里一带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在列万特,森丁(Sendin)少校的装甲部队在准备切断与马德里的联系时,与忠于梅嫩德斯的部队发生了几次冲突。但第四十五师按照军政府的命令,占领了共产党的办公室,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和派胡利奥·胡斯特[35]的调停下,卡萨多派与共产党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共产党员托拉尔[36]与马丁内斯·卡尔通做好了战斗准备;唯一真正的冲突发生在王城省,当地省长安托纳下令炮击一栋共产党的建筑物,并逮捕了曼加达(然而曼加达也参加了军政府)。



总之,共产党并没有表现出坚决反抗卡萨多军政府的样子。只有由阿斯卡尼奥率领的部队攻击了卡萨多的部队。其它地方的共产党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自卫。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瓦伦西亚的尝试没有成功。三月六日,共产党领导层离开了西班牙,这表明共产党认为失败已经无法避免,只能委曲求全。在三月六日之后仍留在西班牙的托里亚蒂、切卡和统社青的克劳丁[37]都被捕了,然后,根据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命令,他们又被释放了。他们剩下的任务,似乎就是撤出自己的干部;三月二十五日,在卡塔赫纳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大约五十名共产党员登上飞机,离开了西班牙[38]。


争取体面的和平的谈判遭到了失败


这场“小内战”至少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双方的共同目的:内格林的盟友指出,卡萨多军政府实际上也采用了内格林的政策,但又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因为它用威吓取代了继续斗争。卡萨多的支持者反驳说,共产党的反叛,粉碎了抵抗的最后一线希望。话虽如此,实际上,共和国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了。


总之,当内部冲突结束后,卡萨多军政府可以放手进行谈判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是:


1、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2、保障所有出于“诚挚的”和“可敬的”动机而参战的作战人员的人身安全;
3、承诺除了正规的审判之外,不搞其它报复,并将政治罪名与普通罪行相区别;
4、保障没有犯下罪行的军人、民兵和政治委员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5、保障职业军人的人身安全、自由与职业生涯;
6、对官吏予以同样的保障;
7、给予二十五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只要想离开西班牙,均可自由离去;
8、不得让意大利士兵或摩洛哥士兵驻守在前共和区。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些要求显然是在漫天要价。这些条件当中,最重要的要求,是给军人和官吏提供保障:也就是要抛开基层的作战人员,向同一阶级的敌人寻求和解。然而,总的来说,国防委员会的幻想还是接二连三地粉碎了。它想进行谈判,可弗朗哥要的是无条件投降。它想签订和约,可弗朗哥不想签订什么和约。弗朗哥派去的联络官是森塔尼奥[39]中校,他是一个在中央集团军工作的“共和派”军官,还是卡萨多的下属(卡萨多曾考虑过枪毙森塔尼奥),早在卡萨多将备忘录交给森塔尼奥之前,森塔尼奥就已经知道了内容;这是弗朗哥对卡萨多的第一个羞辱。弗朗哥再次羞辱了卡萨多:他拒绝与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谈判;他只对投降感兴趣,并且只让低级军官去谈判。卡萨多让步了,他让雷奥波尔多·奥尔特加(Leopoldo Ortega)少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担任谈判代表;加里霍曾在米亚哈手下工作过很长时间(但是,弗朗哥后来给他颁奖,表彰他为民族事业做出的贡献[40])。三月二十三日,两位代表抵达布尔戈斯。他们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弗朗哥要求共和国空军在三月二十五日投降,军队的其余部队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弗朗哥的代表昂格里亚[41]上校(他是秘密警察头子)和维托里亚(Vittoria)上校口头上保证:在审判时会遵照法律,不搞“政治”报复,给予某些人出国的机会。


国防委员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认为,共和军只能接受书面承诺。贝斯泰洛反驳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继续战争。”卡里略则回答说:“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背叛。”


三月二十五日,奥尔特加和加里霍再次抵达布尔戈斯,他们希望能让对方相信,国防委员会不能再让步了。然而弗朗哥的一道命令使谈判破裂了:共和国空军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投降。国防委员会已经无路可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抵抗,遭到了军队的反对。卡萨多认为自己可以在三天之内完成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三月二十六日,国防委员会通知弗朗哥:共和国空军将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并请求弗朗哥决定投降的日期。弗朗哥的答复简短而坚决:国民军即将发动进攻;共和军必须严格按照国民军特使的指示,让士兵列队集合,交出武器,打出白旗,进行“自发的投降”。


这种投降用不着政府也能进行。而且,国防委员会也不再是政府了。共和国政权已经瓦解了:三月初,长枪党徒巴尔德斯[42]在马德里获释,没有一个警察愿意执行逮捕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尽可能迅速、彻底地完成撤退工作,是国防委员会唯一能做的事情。国防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六日夜里声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公民撤出共和区。”各省省长接到指示,让他们给所有有生命危险的公民发放通行证。国防委员会还请求外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船只。


但是,共和国的覆灭来得太快,最后的撤退行动未能完成。内格林订购的船只并没有赶到,理由是没有交付订金;中大西洋公司把它的合同转给了国民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袖手旁观。四万五千人挤满了阿利坎特,却只有一艘法国船只带着四十人离去。


军队和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三十日,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人全都在疯狂地涌向海边,企图躲开敌人。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国防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一切都完了。卡里略和几个部长趁夜前往瓦伦西亚。卡萨多原本打算在第二天监督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乘坐飞机,抢先出逃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国民军的标志,欢呼着弗朗哥的名字,在大街小巷上招摇过市。在瓦伦西亚,以及共和区的其它地方,残余的政府部门正在和平地移交权力;在瓦伦西亚,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与第五纵队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卡萨多通过广播电台宣称双方已达成协议,试图让大家保持冷静。三月二十九日夜晚,米亚哈将军离开了西班牙。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卡萨多与留在他身边的军政府成员登上了英国军舰“加拉蒂亚”号(Galatea)。国民军并没有阻拦他们。但是,国民军逮捕了留在马德里的贝斯泰洛,又在瓦伦西亚逮捕了桑切斯·雷克纳。各地有几百名士兵被杀,或是自杀。十几万人逃离了战线,但绝大多数最后还是被俘虏了。弗朗哥统治了整个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1]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年4月16日——1959年12月23日),第1代哈利法克斯伯爵。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2]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在1939年9月爆发了,这似乎证明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1939年2月,这还只是一个薄弱的理论。即使大战爆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西方国家会给共和国提供真正的援助。此外,共和国的领袖还指望苏联会留在“民主”阵营里: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粉碎了这种幻想。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期待的那种能够拯救的共和国的国际形势,要到1942年才出现。要相信德尔·巴约的观点,那就必须相信:共和国能够坚持下去,或者西班牙共产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不理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与民主阵营结盟。——原注


[3]塞希斯蒙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drid,伦敦,彼得·戴维斯[PeterDavies]出版社,1939年)。——原注


[4]“最后,内格林告诉我们: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已经失败,只能抵抗到底。他并没有考虑过这种办法:他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意图已经失败,所以他不得不辞职,这样也许就能成立一个政府,做成他没有做成的事情。”(《马德里的末日》,第119页。)——原注


[5]2月16日,联络委员会就梅拉问题召开了会议;梅拉的同志们指责他参加卡萨多的阴谋,有可能犯下“急躁的行为”或“不当的行为”(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3卷,第358页)。——原注


[6]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José García Pradas,1910年12月10日——1988年3月26日),生于布尔戈斯省钦科塞斯·德·尤索村(Quincoces de Yuso)。曾当过职员。三十年代初开始接近全劳联。1933年担任《土地报》(La Tierra)记者。1936年2月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时在巴塞罗那,不久后前往马德里,担任《全劳联报》和《自由战线》的编辑,并担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英国。——中译者注


[7]艾德蒙多·多明格斯·阿拉贡内斯(Edmundo Domínguez Aragonés,1889—1976),时任工总副主席与工总旗下的全国建筑工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a Edificación)总书记。——中译者注


[8]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Los Vencedores de Negrín)。——原注


[9]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307页。——原注


[10]阿维利诺·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Avelino González Entrialgo,1898年11月3日——1977年5月18日),生于希洪。13岁开始打工。1915年在希洪当玻璃工人。在此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逐步成为阿斯图里亚斯重要的全劳联领袖。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希洪地区的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1]此时米亚哈也变成了妥协派。——原注


[12]艾特尔维诺·贝加·马丁内斯(Etelvino Vega Martínez,1906—1939),生于奥维耶多省米耶雷斯镇。当过金属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4年至1925年担任阿斯图里亚斯共青团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担任共青团机关报《红色青年》主编(Juventud Roja)。1932年因保卫共和国、反对桑胡尔霍军事政变,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青团。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2月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统社青的民兵组织,此后曾任第68旅旅长、第68师师长、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3日被任命为阿利坎特督军。在卡萨多政变期间被捕,内战结束前获释,但又被叛军逮捕,1939年11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13]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Manuel Tagüeña Lacorte,1913—1971),生于马德里。1931年参加共青团。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任第3师师长和第15军军长。卡萨多政变之后,流亡苏联。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脱离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4]米盖尔·布伊萨·费尔南德斯—帕拉西奥斯(Miguel Buiza Fernández-Palacios,1898年1月25日——1963年6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富裕工厂主家庭。1915年入读海军学校。内战爆发后,担任“自由”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担任共和国海军司令。1939年1月22日重新担任海军司令。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布伊萨带领残存的共和国海军舰只出逃,前往法属突尼斯,向法国当局投降。二战后居住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返回法国,1963年于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15]保利诺·戈麦斯·塞斯(Paulino Gómez Sáiz,1889—1977),生于布尔戈斯。1917年参加社会党。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人民阵线上台后获释。1938年4月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哥伦比亚。——中译者注


[16]赫拉尔多·阿尔门蒂亚·帕拉西奥斯(Gerardo Armentia Palacios,1890—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担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在内战期间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炮兵主任。1939年3月再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1939年3月初发动反内格林政府的兵变,3月9日在战斗中被杀。——中译者注


[17]何塞·拉蒙·戈麦斯·奥索里奥(José Ramón Gómez Ossorio,1882—1940),1910年参加社会党。1924年至1927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担任铁路工会领导。1938年4月担任马德里省长。1939年3月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8]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戈麦斯(Manuel Matallana Gómez,1894—1952),生于马德里。1909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2年毕业后被派驻北非。1923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7年5月进入中央集团军参谋部工作。1938年4月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5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9]安赫尔·佩德雷洛·加西亚(ángel Pedrero García,1903—1940),生于萨莫拉。1930年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后方民兵。1937年军情局成立后,进入军情局工作。共和国覆灭后,在阿利坎特被叛军抓获,1940年3月4日遇害。——中译者注


[20]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Vicente Girauta Linares,?—1939),原职业为警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0月担任保安警察副总监。1937年6月担任边境与港口总监察员,1938年7月担任马德里省总保安委员。卡萨多发动政变后,任命希劳塔为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1939年7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21]贝尔纳维·洛佩斯·卡利耶(Bernabé López Calle,1899—1949),生于马拉加省蒙特哈克镇(Montejaque)。1921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4年退役。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国民警卫队。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并参加了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70旅旅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留在国内坚持游击战。1949年12月30日,因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22]据伯内特·博洛腾记载,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应该是米盖尔·圣安德列斯,然后才是贝斯泰洛(《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第六十六章)。——中译者注


[23]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Manuel González Marín,1898—?),生于穆尔西亚。少年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内战爆发后获释,1937年1月至4月代表全劳联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运输委员。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地下活动。——中译者注


[24]米盖尔·圣安德列斯·卡斯特罗(Miguel San Andrés Castro,?—1940),共和派政客。在1931年大选中,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当选为国会议员。在1933年大选中落选。在1936年大选中代表左派共和党再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多个职务。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5]冈萨雷斯·马林担任财政与经济部长,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Antonio Pérez Ariño)担任劳工部长,何塞·德尔·里奥(José del Río)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米盖尔·圣安德列斯担任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6]何塞·桑切斯·雷克纳(José Sánchez Requena,?—1946),瓦伦西亚全劳联的活动家,三十年代初追随“三十人集团”脱离全劳联,参加了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内战期间担任工团主义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书记。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数年后获释,1946年死于瓦伦西亚。——中译者注


[27]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Emilio Bueno Núñez del Prado,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前为退役步兵中校。内战爆发后重返共和军,曾任第41混成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2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1943年获释。——中译者注


[28]当时中央集团军下辖第1军、第2军、第3军和第4军,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分别为第1军、第2军、第3军的军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第4军的军长是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梅拉。——中译者注


[29]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斯(Carlos Nuñez Mazas,1899—1990?),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卢瓦尔卡镇(Luarca)。出身于军官家庭,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派驻北非,参加过里夫战争。1924年转入航空兵。1934年因涉嫌参加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4月进入航空总局工作,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7年7月担任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8年4月担任航空部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0]吉列尔莫·阿斯卡尼奥·莫雷诺(Guillermo Ascanio Moreno,1907年10月30日——1941年7月3日),生于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省(Provincia de Santa Cruz de Tenerife)巴列尔莫索镇(Vallehermoso)。曾在德国学习工程技术。内战爆发后志愿参加共和国民兵。曾任第44混成旅旅长和第8师师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阿斯卡尼奥率领忠于内格林政府的部队同支持卡萨多的部队交战,兵败被俘。共和国覆灭后被移交给叛军。1941年遇害。——中译者注


[31]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纳尼亚斯(Isidoro Diéguez Dueñas,1909年1月19日——1942年1月21日),生于王城省普维尔托利亚诺镇(Puertollano)。当过砌砖工人。1924年参加马德里砌砖工会,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曾任西共马德里省委主席,并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副军事委员,1937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8年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1年试图经过葡萄牙潜入西班牙,准备重新开展地下活动。在里斯本被捕,被葡萄牙当局移交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1942年遇害。——中译者注


[32]爱德华多·巴尔塞洛·利亚库里(Eduardo Barceló Llacuri)是一位正规军军官,在1936年8月,他是留在陆军部工作的军官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后来他指挥过阿尔卡萨尔的部队,又成为了第五团的领导人之一。除了共产党之外,不少人也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佩拉茨却写道,在他担任第14旅旅长的时候,上级曾指控他杀害了两名战士。他为此遭到了审判,并被关押在巴塞罗那,后来在科尔顿的干预下获释。——原注


[33]何塞·曼努埃尔·佩雷斯·加索洛(José Manuel PérezGazzolo,1892—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2月曾任南方集团军参谋长,1937年5月改任中央集团军副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4]华金·奥特洛·费雷尔(Joaquín Otero Ferrer,?—1939),西班牙军官,左派共和党党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1月担任第四混成旅参谋长,1937年至1938年11月担任第2军参谋长,1938年11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5]胡利奥·胡斯特·希梅诺(Julio Just Gimeno,1894年3月5日——1976年10月30日),生于瓦伦西亚省阿尔沃拉亚镇(Alboraya)。1915年参加民族主义共和青年团(Juventud NacionalistaRepublicana),并参加了多家共和派报纸的编辑工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1933年、1936年均当选为国会议员。1934年参加共和同盟,后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公共建设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36]尼拉蒙·托拉尔·阿斯科纳(Nilamón Toral Azcona,1910—1983),生于托莱多省多斯·巴里奥斯镇(Dos Barrios)。当过拳击手,战前参加过社青团,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内战爆发后参加民兵,曾任第32旅旅长、第70师师长。1938年12月担任“托拉尔集群”(Agrupación Toral)司令,下辖第6师、第28师和第52师。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俘虏,1944年获释,1945年因参加共产党游击队而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未执行),在狱中被关押多年。1983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7]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 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8]当时,共产党领导层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遭到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反对,他们尤其反对“热情之花”的出逃。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得到了何塞·迪亚斯的支持,但“热情之花”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双方都断言,共产党当时在等着卡萨多发动政变,并且为此做好了准备。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载,托里亚蒂当时认为,镇压卡萨多的政变只需要半个小时。据万尼记载,迪耶格斯说过,共产党本来可以粉碎卡萨多的军政府;迪耶格斯还说过,最后的放弃抵抗的命令,是由托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Rita Montagnana)在3月12日传达的。尽管如此,苏联似乎并不打算把这场已经输掉的斗争继续拖延下去,它当时正在谋划同德国和解,继续拖延斗争,会妨碍它与德国的和解;共产党其实也是赞成停止战争的,它没有给马德里的共产党员下达指令,但马德里的共产党员的自发反应正中它的下怀,它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自发反应。不过,共产党领导层当时关注的,恐怕是“保全”党的领袖,费拉拉夫妇在他们撰写的托里亚蒂传记里,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原注


[39]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José Centaño de la Paz)中校原是共和军军官,1938年参加了马德里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译者注


[40]早在1938年,就有人告发安东尼奥·加里霍·埃尔南德斯(Antonio GarijoHernández)中校有特务嫌疑,但因缺乏证据,没有对他采取措施。——中译者注


[41]何塞·昂格里亚·希梅内斯(José Ungría Jiménez,1890—1968),曾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内战爆发后,躲入法国大使馆避难,1937年年初投靠叛军,被任命为政治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局长。内战结束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1939年9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42]曼努埃尔·巴尔德斯·拉拉尼亚加(Manuel Valdés Larrañaga,1909年4月16日——2001年10月17日),生于比斯开省格乔镇(Guecho)。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建筑。1933年参与创立长枪党,他是第二号党员。同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大学联合会。内战爆发后被捕,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在狱中建立了长枪党的特务网。1939年获释后,担任长枪党省党部主任。1941年9月担任长枪党副总书记。并负责工会工作。1943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建筑师协会主席。1945年担任国民运动副总书记,1949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足协主席。1954年至1970年先后担任弗朗哥政权驻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和科威特的大使。——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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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在三月下半月,从中部地区逃往法国和北非的难民具体有多少人,已经不可能算清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控诉卡萨多时指出,本来有三万人能够逃离,但只逃出了两千人;可是,他的观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内格林政府享有比卡萨多军政府更为强大的威望,然而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共和国需要的是迅速而大规模的救援;当马德里向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求援时,它们都保持了沉默。法国政府此前已经接收了来自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难民,但它此时却非常消极:只有几艘法国船只响应了共和国的呼救;在最后一刻,许多人不得不用他们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逃离。


流亡

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难民都要经受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他们被关进北非和法国的各个难民营里,忍受着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折磨,等待着被某个国家接收,或是等待着居留法国的许可。尽管法国当局对此毫无热情,甚至可以说态度粗暴,但是,被击败了的共和派提出的在法国流亡的请求,还是得到了法国当局的批准。难民并没有遭到任何政治歧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难民又被送回了难民营。贝当政府同意将这些难民转交给德国:几千名西班牙人[1]因此被驱逐出境,或被送进了死亡营[2]。为数更多的西班牙人则参加了法国的“马基”游击队(maquis),投身抵抗运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法国西南部[3]。

然而,尽管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国民军,美国却只接受了一小部分难民。

苏联也同样令支持它的西班牙人深感失望。虽然苏联政府接受了大批难民,但只有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领袖获得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其他的难民发现,自己得在一个语言、文化都十分陌生的国家中生活,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苏联不仅不是他们的领袖所许诺的天堂,他们还被分散到各地,不得不适应当地的工作条件,而对于原先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他们来说,苏联的气候实在太恶劣了,这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加难以忍受。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下落的证词,也许会被怀疑为不够公正,因为这些证词都是由已经脱党的前共产党员提供的;尽管如此,这也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对苏联感到幻灭,并转而系统地反对苏联的原因,以及流亡者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为什么会扩大的原因。

这种流亡生活的窘境,以及由各种自私的或报复性的动机所导致的后果,彰显了墨西哥政府的善意与慷慨,它敞开边境,允许任何想要在墨西哥避难的难民进入[4]。

随着流亡而来的,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时期。当然,共和国阵营的各个政党早就不再隐瞒它们之间的分歧了。当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至少还会装出这样的样子:他们相信,在同民族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中,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内战失败后,这种共同的纽带就消失了。与之相反,政治家们和军人们发现,他们必须对共和国的覆灭做出解释。于是,人人都在拼命给自己辩白。在内战期间,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以及担心敌人会利用共和国阵营内部的异议,许多分歧并未公之于众,但在内战失败之后,人们再也不用顾忌这些纪律了;以前的盟友相互指责,即使是同一个党内部的盟友也是如此;在流亡期间,哪怕是同一个政党,它的内部也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裂痕。

流亡者之间的争吵总是异常痛苦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大部分流亡国外的政治领袖总是对“民主国家”抱有幻想,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期望依靠外国的力量来推翻弗朗哥政权。当然,无论是“流亡政府”的政治活动,还是游击队的存在(有的游击队在内战结束后坚持了下来,还有一些是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出现的),都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流亡生活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如果西方国家想推翻弗朗哥,他们是能做得到的;对它们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

内战后的西班牙


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共和区剩余的部分在一周之内就被攻克了。弗朗哥在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进攻,但他没有遭到有组织的抵抗。国民军没有遇到战斗,只是占领了被放弃的阵地而已。国民军本来可以直接进入马德里。但是,为了举行庄重的入城式,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马德里曾是共和军的抵抗的象征,现在它又成了被收复的首都,国民军在马德里的卡斯蒂利亚大道(Paseo de la Castellana)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德国和意大利盟军获得了殊荣,他们走在阅兵队伍的前头。伴随着欢呼声与宗教仪式,其它地方也顺利地被国民军占领了。


共和国阵营中的一些人曾期待“元首”会做出和解的姿态,然而“元首”并没有这么做:赢得内战的胜利之后,马上就开始了镇压。与那些人的期望相反,《政治责任法》的实施,以及遍及整个前共和区的军事法庭,强化了各种反动措施。被捕、被判刑的人数翻了几倍。据齐亚诺记载,必须进行“一系列最严厉的清洗”。妥协退让并不被认为是可以减轻刑罚的情节;贝斯泰洛曾试图让西班牙摆脱暴力,结果他自己被判了三十年苦役[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政权关押了几十万人。 军队、警察和长枪党民兵保证了“强大的”国家政权的稳定。所有人都被灌输了对“赤色革命”的仇恨,就连自由主义体制也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尽管某些长枪党徒还怀着这样的期望:有朝一日,西班牙会成功地建立起民族社会主义体制,这也许会意味着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尽管某些敌视弗朗哥政权的“自由主义者”还在期待君主制的复辟(尽管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君主制仍将是君主专制);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军队和教会(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事实上,天主教行动迅速恢复了它的全部权力:它曾经只能从外部来支持这个体制,现在它被准许参加政府。当然,政治体制自由化的问题,以及放宽对边境的控制的问题,曾多次被人提出;某些政治流亡者也获准回国。但这个体制本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体制是最纯粹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产物,它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


西班牙已经破产了,变得一贫如洗;在内战期间,它损失了大批牲畜——这是它的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九三九年,马、骡和牛的数量,分别只相当于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为减少:与一九三五年相比,一九三九年的小麦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大麦、烟草和橄榄的产量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6],甜菜的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玉米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这是因为那年是个罕见的丰年。由于有人耕种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基本生活物资的数量也急剧减少[7]。尽管双方都采取了支持工业发展的措施,然而工业产品的数量还是减少了,纺织品的产量减少得特别明显。就是在采矿业当中,铁、铜、铅和锌的产量也减少了[8]。国统区曾繁荣一时,然而当弗朗哥政府占领人口过多、营养不良的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列万特等地之后,这种繁荣就烟消云散了。巴塞罗那沦陷后,食物供给开始出现了困难:战争时期提供的白面包换成了黑面包。


西班牙不得不进口粮食。但是,这个农业国现在该如何生存呢?此外,弗朗哥政权还试图像苏联和德国那样,实行专制制度。然而,大国可以通过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国家的发展,可西班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落后国家,它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


尽管国家陷入了贫困,人民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尽管政府拼命地开展关于“西班牙祖国”和伊比利亚帝国的宣传;但是,弗朗哥政府很快就必须在仅有的两条道路当中做出抉择:要么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和意大利绑在一起;要么试图同某些西方强国(主要是英国)搞好关系。弗朗哥政府一方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在内战期间提供的援助感恩戴德,而且它与德国和意大利享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最后,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弗朗哥政府的政治野心;而另一方面,弗朗哥政府又需要维持和平,而且它还要受到亲英的葡萄牙的影响。

弗朗哥在内战时做出的各种承诺,似乎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结盟。西班牙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是对此的保证。塞拉诺·苏涅尔在西班牙的外交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似乎表明:尽管德国可能会对他有所保留,但西班牙国民政府会采取非常亲德的政策。但是,内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元首”不会采取彻底倒向德意的外交政策。在西班牙和德国赢得共同的胜利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受此影响,戈林与弗朗哥的会面未能成功举行[9]。等到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弗朗哥才与希特勒举行会谈[10],结果希特勒一无所获。塞拉诺·苏涅尔显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亲德,而且西班牙仍然对德国的胜利持同情态度,但是,西班牙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姿态,也就只限于派遣蓝色师到东线参战[11]。使葡萄牙同英国解除盟约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塞拉诺·苏涅尔的失宠,也表明发生了某种变化。当然,在西班牙被内战弄得一穷二白之后,弗朗哥没有让西班牙卷入世界大战,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弗朗哥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这个政权在二战后得到了胜利者美国的庇护,才能生存下来。

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耗尽西班牙的国力。头脑简单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内战是在复兴祖国与民族独立的旗号下进行的,然而,打完内战之后,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西班牙却变得更加落后、更加依赖外国了。只有军队能在一定程度上赶上了世界潮流,它还是借助了外国的干预才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西班牙军队落后于现代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寡头集团与外国列强相互勾结,使西班牙重新陷入了过去的落后状态。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一边看着打开的西班牙地图,一边说道:‘过去三年里,这张地图就一直这样打开着;现在总算能把它给收起来了。但我知道,我又要翻开新的地图了。”当西班牙战场上的彩排结束时,世界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正在准备进攻阿尔巴尼亚。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德国入侵了波兰,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然后,墨索里尼垮台了,希特勒德国覆灭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大陆。……二十年过去了,“元首”还在建造胜利的纪念碑。


[1]特别是前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原注


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尔戈·卡巴耶洛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集中营。——中译者注

[2]大约有7200名西班牙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其中约有5000人遇害。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Sachsenhausen-Oranienburg)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集中营也关押了不少共和军战俘。——中译者注

[3]共和国覆灭后,一些共和军战士选择了留在国内开展游击战。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许多流亡到法国的西班牙人也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年初,西班牙共产党号召所有共和派力量参加西班牙全国联盟(Unión Nacional Española),并将法国南部的绝大多数西班牙游击队整编为西班牙第14游击军(XIV Cuerpo de Ejército Guerrillero)。1944年5月,第14游击军改称西班牙游击队集群(Agrupación de Guerrilleros Españoles),并与留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法国解放后,西共准备进攻阿兰河谷(Valle de Arán),试图掀起全国起义。10月19日,由比森特·洛佩斯·托瓦尔(VicenteLópez Tovar)上校指挥的第204师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深入西班牙境内数十千米,解放了多个村镇。弗朗哥立刻调集四万大军前去镇压。由于寡不敌众,第204师被迫于10月28日撤回法国。第204师的4000名战士当中,有200人牺牲、800人被俘,另有200 人设法逃入西班牙内地。引发全国起义的计划未能成功。但游击战仍在进行。1944年至1947年是游击战的高峰时期。但随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运动高潮的熄灭,西共在1948年改变了路线,将工作重心逐步从游击战转为渗入御用工会(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西共路线的转变,再加上弗朗哥的残酷镇压,使游击战陷入了低谷。1952年,最后一支规模较大的游击队撤出了西班牙。但游击战并没有就此停止,少数游击队仍在坚持战斗,个别游击战士甚至战斗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中译者注

[4]流亡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共和派当中,有不少人在企业、报社和大学找到了工作,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阿尔多·加洛西(Aldo Garosci)在他的著作里,专门用一章来介绍流亡知识分子,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阅他的著作。(《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Gli intellettuali e la guerra di Spagna],都灵,Einandi,1959年。)——原注

[5]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贝斯泰洛和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决定留在马德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以为叛军会宽宏大量,等到初期的报复过去之后,就会进行和解。——原注

[6]小麦的产量为:1935年:4100000吨;1939年:2869900吨;

大麦的产量为:1935年:2232000吨;1939年:1418000吨;

橄榄的产量为:1935年:1847500吨;1939年:1150200吨。——原注

[7]耕种谷物的耕地面积从8288000公顷减少到了6526000公顷。——原注

[8]只有锰和钨的产量出现了增长。——原注

[9]1939年5月,戈林想访问西班牙,却被弗朗哥冷淡地回绝了。——中译者注

[10]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与弗朗哥在法国昂代耶(Hendaye)举行会晤,同行的还有塞拉诺·苏涅尔和里宾特洛普。希特勒竭力拉拢弗朗哥参战,然而弗朗哥却漫天要价,要求获得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法属喀麦隆和部分法属阿尔及利亚。希特勒暂时不想破坏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关系,所以没有答应。最后,双方签订密约:弗朗哥同意参战,但参战时间由弗朗哥自己决定;希特勒保证让弗朗哥获得“非洲的领土”。——中译者注

[11]蓝色师(División Azul)的师长是弗朗哥的崇拜者、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原注

“蓝色师”的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志愿师”(División Española de Voluntarios),它在德国陆军中的番号为第250步兵师。——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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