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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研究|打工春晚的社会根源与社会意义】

【研究|打工春晚的社会根源与社会意义】

#2 新工人 |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2015-2-15 澎湃新闻记者周哲 澎湃新闻
#3  从打工春晚看中国新工人历史命运:“反抗”央视春晚文化霸权 2015-12-20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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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梦想的团结:信息时代的新工人文化|众学者关注皮村 2016-12-27 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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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215/12/AIGC0CPH00014SEH.html

新工人 |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2015-02-15 12:14: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澎湃新闻记者 周哲

2015年2月13日,第四届“打工春晚”的视频上线了。这台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和北京工友之家联合主办的“打工春晚”,其特殊之处在于,不仅它所针对的观众群体是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奋斗在最基层工作岗位上的打工者们,它的每一位演员、每一个节目的编导也都是打工者。用“北京工友之家”的话说,打工春晚是由广大打工者自己煮勺烹调、表达打工群体在这辛勤劳作的一年里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

“打工春晚”已经在全国打工者中树立起了其“品牌形象”。据晚会总导演许多介绍,这一次“打工春晚”演出的21个节目,是经过了在北京、深圳两地举办的3次海选挑选出的。原本他们通过网络发出消息时,本以为不会有太多打工者报名,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们报送了100余个节目。

“打工春晚”的主持人是崔永元,这名多年以来一直关心底层和公平正义问题的央视节目主持人,已经是第三次义务为打工春晚“打工”了。他的两位女性搭档,都曾经是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她们今年都是27岁,两人的生命轨迹大有不同,如今却殊途同归,一同站在了打工春晚的舞台上。

来自安徽的王福菊原本是中华女子学院社保专业的一名学生,大二时因对未来感到迷茫,休学后参与到北京打工之家的志愿者行列中,并从此将为工人服务当做自己此生的志业。为了了解工人的生活,她毕业后首先选择做了一年的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那是一段完全没有人际交往和业余生活的日子,离开时她说,如果这种像机器上一个零件一般的生活继续下去,恐怕自己会抑郁。

来自甘肃的丁丽是一名典型的深圳世界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她14岁即辍学,和姐姐一起来到南方打工。后来她成为了一名工人NGO的从业者,她之所以报名参加这次海选,是为了“证明女工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整个晚会的主持过程中,丁丽都表现的落落大方。但她的感情还是在整个打工春晚的高潮——打工者孩子们共同表演的诗朗诵《北京,我来了》时失控了,直到再次上台报幕,她依然哭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一首描述北京外地打工者的孩子们,那些“流动儿童”生存困境的诗歌。

与丁丽一同落泪的,还有台下许许多多的观众们。孩子的处境永远令人动容,多少年前,“希望工程”就是因为一双孩子的大眼睛,而使得这教育扶贫工程成为中国人记忆最深的公益项目。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在忍受艰难贫苦时最自然也是最有力的意义支撑。因此,户籍制度下打工者二代的权利保障问题,就成为了目前打工者群体最为明确的政策诉求之一。

让劳动文艺真正体现劳动者的关切,以劳动文艺为劳动者发声,这正是这台“打工春晚”的宗旨所在。“劳动不仅创造了财富,更能创造真情实感的美。”这句印在打工春晚节目单上的话,印证着打工春晚的组织者“北京工友之家”举办这场晚会的发心。在春节这样一个对于打工者来说最为重要的节日里,传统的央视春节晚会,如今却并不能提供给他们一个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位置了。“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者之一孙恒认为。春节晚会上,真正反应中国发展建设的最广大主体——三亿打工者心声的节目很少,即使是那些有打工者形象的节目,打工者在其中也往往以被丑化、被娱乐和被关怀的形像出现。“工友之家”由此希望可以举办一场真正为打工者服务的春节娱乐节目,节目来自打工者,由打工者表演,真实、质朴地反应打工者的心声。

打工春晚的这一理念,立足于“北京工友之家”十几年来在打工者文化方面的实践工作。对于这群在北京南郊的皮村中,常年孜孜于打工者群体文化建设的人们来说,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打工者文化应有的健康真实面貌,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倡导“新工人文化”。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的诞生与“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国农民工,这个词包涵了他们的两种身份:户籍上是农民,做着工人的工作,也正是因此,这个词似乎同时暗含着对两种艰苦体力劳动的歧视意味。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者孙恒说,我们很不喜欢使用“农民工”这个词,我们提倡使用“新工人”——我们在户籍身份上虽然是农村户口,可是我们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已经进城打工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劳务报酬,是工人了。2009年,为了称谓的使用问题,孙恒甚至在打工工人艺术节上跟人打了一架。

新工人之“新”的含义在于区分于国有企业的那些“老工人”。因为老工人有一整套社会保障机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相对于农民群体的优势群体。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但对于新工人群体来说,他们到底会具有何种社会保障机制和发展渠道,又由此会具有何种身份和文化认同,依然是一件正在形成之中的事情。

黄宗智在其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今日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远低于中国中产阶级。根据黄宗智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

说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完全被主流文化所忽视,也并不尽然。这个群体的漂泊与艰辛,也每每被同样为现代化进程所驱赶的都市主流人群,作为某种“长安居、大不易”的文化符号来消费。然而这也无非是一次次地在强化这个群体作为弱势者的刻板印象,新工人群体自身的关切、困境与精神世界很难直接被表述,而打工者内部是否存在这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就更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切。这些文化上的困境使得新工人群体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底层: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他们精神处境正由于这种丧失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文化状况而处于进一步的恶化。

今日“北京工友之家”的文化工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而展开的。其最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倡导一种新工人文化。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新工人文化的特性:第一,此一文化体现了新工人的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它表现的是新工人的生活,代表的是新工人的视角。第二,新工人文化代表了一种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这一价值观在表现在:从收入来讲,工人应该获得公平合理的工资;从劳动关系来讲,工人的劳动力不能被简单等同于一种成本,人不是商品,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劳动力;从思想和道德层面上来讲,反对资本文化和资本霸权,反对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第三,新工人文化希望肩负起鼓舞广大工友,让他们面对现实的功能。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不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的现实,那么就没有希望。当代新工人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如果他们因为这一现状无法被改变而感到深深的无力感,那么他们就会选择逃避。当代打工者文化中的涣散一面,往往就来自于这种逃避:比如游戏、肥皂剧、以及作为一种青少年形式反叛的“杀马特”。

对于人数众多、内部多元的“新工人”群体,如何可能从中产生出一种符合其共同经验,又同时富有艺术感染力和号召能力的作品?而新工人文化又因其强烈的主体性,定然是拒绝被主流渠道“收编”的,那么它又如何建立传播途径,焕发星火燎原的生命力?这些问题,或许要以孙恒、许多、王德志这些“北京工友之家”的故事,来做出回答。与今日许多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通过选秀舞台证明自己不同,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实现人生意义的道路。


文艺青年如何走到工人之中去:两个摇滚青年的工运历程

“北京工友之家”的创办人之一孙恒毕业于安阳师范学院艺术教育专业。读书时的他热爱音乐,假期中把自己锁屋子里,天天练琴、写歌。出去就是搞乐队、排练、喝酒。他像一切试图通过音乐找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年轻人意义,想要反抗和反叛,但又不知道该反抗什么,只是认为通过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

孙恒的第一份职业是中学教师,离开了乐队的他一度非常痛苦、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可以上班过所谓正常的生活,我却不行?23岁那年,孙恒辞职离乡,开始在北京做一名流浪歌手。在这个过程中,孙恒接触到了各行各业大量底层劳动者,这段经历成为底层劳动者经验进入他创作的开始。

孙恒曾经在一个工地上待了三天,每天傍晚等到工人们下班后,孙恒就乘着他们吃饭的功夫,和他们唱歌聊天。彪哥是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建筑工人,孙恒唱了两天,他都一言不发,到了第三天,彪哥开始跟孙恒讲起心里话。“他当时就把一双手伸到我面前,他说你看:我只有这双空空的手,但是我要靠这双手养活我的孩子、我的老婆、我的爸爸妈妈。他说在建筑工地干活儿非常累,每天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十七八个小时。他说累的时候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他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我们用我们的双手血汗,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大街桥梁,而城市里很多人还瞧不起我们,说我们脏乱差、素质低。他也相信每天只要拼命地干、努力地干,日子就会改变,可是一年到头来剩下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彪哥的这些心里话,后来就变成了我的歌词。”孙恒说。

后来孙恒在北京开始接触到刘湘波等在北京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开始接触到处理相关议题的NGO。在一次NGO所组织的慰问工友的活动中,孙恒为工友们演唱。“环境很糟糕,但大家特别开心”,此后孙恒就萌生了自己建立一个打工青年演出队的想法,专门为工人们歌唱。在2002年5月1号劳动节,孙恒和几名有文艺特长的工友一同搞了一个小型演出,宣告演出队成立。此后,这支工人演出队就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去工地、工厂、社区做义务演出,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一些新的成员加入。

“工友之家”的另一位文艺骨干许多是浙江海宁人,从高中开始,他厌学、喜爱泡录像厅。有一天他就突然决定去当个电影导演,“因为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表达,而画面感是一种出口。”那一年导演系没招生,许多想,做艺术得了解生活,就出门打工,做了一年半的协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接触到摇滚乐,又觉得在自我表达上,摇滚乐比电影好操作,成本低。加之高考再一次失败,许多就来到北京MIDI音乐学校学习摇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居住在霍营的地下摇滚乐爱好者。在北京地铁卖唱期间,许多认识了孙恒,而跟随孙恒去工地唱歌的一次经历,也成为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在接受吕途的访谈时,许多这样形容这个过程:“在简陋的工棚中,拥挤着铁制上下床,屋顶吊着洗好的衣裤,工友们还穿着干活的脏衣服。送完物品,孙恒拿过吉他为工友唱了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唱的是小吴的亲身经历。我拿着DV,用镜头扫过工友的脸庞,发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孙恒,投射着真诚与质朴,这些目光完全不同于在地铁里演唱时路人的目光。那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那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

后来许多常常谈起他在摇滚创作上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在霍营居住期间,同村也居住着很多打工者,那会儿许多觉得自己是个摇滚青年、是艺术家,和村里的其他打工者还挺不一样的。但回顾当时的创作,许多觉得他在摇滚中所表达的愤怒,更多是自己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前的想象,作品在表达上是感性化的宣泄。

许多说,从自我的状态出来,到开始关注工友生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去工地看工友们的生活,在打工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慢慢的,自我身份认同从一个摇滚青年转变到自己就是一个打工青年,就是一个劳动者,所以说身份认同的确很重要。”许多说,“此后我的表达就有了立场,对问题看的更清楚,呐喊就更有力量。”在转变创作观念后,许多写的第一首歌叫《打工号子》,以摇滚的方式,呐喊出打工者所遭遇的社会歧视与不公的抗议。

如今工人艺术团的创作方式,其素材常常来自工友写的信与诗。许多说,摇滚现在对于我来说是我表达内容的形式上也更自信了,我觉得现在自己对世界看的更清楚,比只表达自己的那个时候还更摇滚些。

作为本届打工春晚的执行导演,许多在本次打工春晚上引入了大量摇滚元素。他还请到midi音乐学校创办人张帆,请他在晚会上表达了摇滚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直接关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从2004年出版出版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起,新工人艺术团已经出版了八张专辑、累计演出超过500场次,直接看过现场演出的有超过20万观众。举办了四次全国规模的工人文化艺术节和打工春晚。实际上,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中心建立的劳工NGO“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综合的打工社区营造项目,他们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租下一个废弃的工艺美术厂,自己办起了打工者小学、社区学习中心、二手商店等。新工人文化的核心在于社区文化的建设,通过新的文艺塑造出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氛围,甚至是一种新的价值认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们相信,他们的歌曲背后传递的是一群人共同的情感和体会,这种共同的情感体会慢慢地会形成共同的认识。

(原标题:新工人 | 打工春晚为何浮现:“新工人文化”的缺席)


netease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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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 | 从打工春晚看中国新工人历史命运:“反抗”央视春晚文化霸权

王洪喆 · 2015-12-20 · 来源:批判传播学

同中国新工人的历史命运休戚与共,打工春晚要走的路还很漫长,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好在革命自有后来人。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技术与发展史、工人文化。

  2015年的打工春晚,在同心小学孩子们欢快的开场舞之后,紧接而来的劳动歌曲联唱让人耳目一新:《劳动最光荣》、《春天里》(十字街头主题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纺织姑娘》、《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从1937年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到新工人艺术团原创的工人民谣,20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剪影在联唱的舞台蒙太奇中被串联起来。这似乎预示了这场晚会的基调,办到第四个年头的打工春晚已经不满足于只是作为城市底层异乡人的联欢,而开始自觉地将中国当代打工者的处境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阶级政治脉络当中,并且试图召唤摇滚、诗歌、戏剧这些20世纪历史中的“革命”文艺,重新回归到曾经蕴育滋养它们的劳动者手里。


反抗那些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打工春晚的前生今世

  追溯打工春晚的起源,其本身就是新工人艺术团和全国工人文艺团体多年实践和反思积累的产物。长期观察新工人文化的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卜卫认为:打工春晚,虽然是新的工人文化品牌,但它深深扎根于工人社会组织长期的文化抗争与实践中,包括皮村的打工博物馆、工人居住状况展览、新工人文化节、打工诗歌和文学奖、工人大学等,同时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与劳工政治的接合。

  自2008年起,央视春节晚会所承载的构造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职能随着自身的去政治化和商业化开始剧烈地动摇——多年来,春晚作为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下层民众在国家电视台被赋予崇高地位的仪式性功能不可避免的衰落,其将在空间、阶层、年龄、民族等层面把极度窄化的“城市消费者”直接等同于“人民”,同时将本应作为宪法主体的工农再现为前现代的“他者”。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打工艺术团开始通过在皮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工人文化艺术节来探索如何通过文艺和媒介行动发出工人群体自身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劳工、文化、与赋权”课题组以参与式行动研究和教学的方式,深度介入了工人的文化实践中。在一项关于春晚农民工形象的研究中,聂同学通过历时的内容分析发现央视春晚节目中的农民工形象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刻板印象、歪曲再现。在对这项研究的讨论中,工友提出,为何不办一场劳动者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还新工人以本来面目。由此,第一届打工春晚从立意到节目的选取上,从一开始就是有针对性试图还原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感,比如2012年第一届中颇受工人欢迎的“工装秀”,将劳动者的日常工装以模特走秀的方式搬上舞台,从而实现了自觉地挪用和改写主流时尚工业的展示形式为我所用;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的加盟,在获得名人效应的同时,也为打工春晚铆接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在内容形式上,工人原创的戏剧、民谣、相声、三句半等本就源自打工文艺团体多年实践的民众艺术形式,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这台晚会的节目主体。

  于是我们可以说,同样是对于央视春晚文化霸权的“反动”,但是不同于同时期冒起的各类噱头十足、但所指空洞的山寨春晚、网络春晚,打工春晚从其肇始即是工人群体对文艺实践和大众媒体工业进行批判式反思的产物,具有明确的身份/阶级政治指向性。作为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代表的中国打工群体标志性“文化事件”,四届打工春晚集中展现了中国新工人群体的文化政治动向,为理解“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力量如何型塑新世纪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再形成提供了历史切片。

  必须承认,阶级意识从来不是从天而降,新工人艺术团的成立带有文艺在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的“自发性”特征——在艺术团成员早年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寻找自我的小镇音乐教师孙恒、来北京念迷笛学校的摇滚青年许多、想上春晚说相声的曲艺爱好者王德志……不满于现状的“文艺青年”, 想要通过艺术逃离庸碌的日常生活,带着成名的想象,从家乡启程前往首都,成为北漂,并不单纯是迫于生计,而是想让生活重新获得意义——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共享的精神现象学背后,是被改革重构的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动力——城市和乡村、大都市和小镇、日常生活和舞台、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生计和理想,日益被裂解为两个不可流通的世界,正是这种断裂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激起了个体出走的渴望。

  然而,当游牧的欲望触及了等级社会的隔板,文艺青年不得不重拾一份“不文艺”的营生,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劳动力:打工——即离开了乡村,又不是城里人——正是这种共同经验中的苦痛,使得原本由不同原因背井离乡的个体获得了辨识彼此的可能。当在工地卖唱的孙恒与建筑工人彪哥相遇,被歌声感染的彪哥伸出他一双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给孙恒:“我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样一双空空的手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每天干活很累,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累的时候喝些酒,喝完酒更想家。我想不明白,我们用双手、血汗盖起了一座座高楼,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还是瞧不起我们,我想拼命干活让生活更好,可是,到头来,我还是只有这一双空空的手。”

  彪哥
  词曲:孙恒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
  他们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
  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
  他们总是弄不清,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


打工春晚的草根气质:处理最多数劳动者的共同经验

  从《彪哥》开始,当新工人艺术团开始自觉地创作基于打工者经验的歌曲,并接连推出专辑、拍摄工人电影、建造打工文化博物馆……文艺中有关生计的个人经验就上升为具有阶级主体性的文化和知识实践。当代打工者的文艺,在自发性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它可以始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下“我咽一枚铁做的月亮”,也可以始于工人摄影师占有兵将镜头对准无尘车间中绝望的女工,甚至可以始于“旭日阳刚”组合赤裸上身在出租屋里放生歌唱的《春天里》。

  然而自发性并不必然指向阶级政治,这些散落各处的工人文艺的碎片在激起不可预知的情感共振的同时,也迅速地陷入被不同朝向文化和资本力量的命名和争夺当中,登上央视春晚的“旭日阳刚”迅速被主流文化收编为无害的草根商业歌手,从而被群众用点击量书写出的农民工身份退化为北漂流浪歌手的成名神话。

  问题在于,从自发性的灵感和体验上升到具有某种身份/阶级自觉的政治性创作,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从经验到知识的辩证式积累,这源自文艺在当代社会中被赋予社会资本属性的同时所必然携带的启蒙性,并由此给人的自由选择和超越性知识开启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启蒙和自由选择的递进中,新工人艺术团的文艺实践得以同其他去政治化的草根艺人区分开。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艺术的专业性和政治性是共同演进的。这解释了新工人艺术团和打工春晚身上貌似“粗糙”(张承志语)的文艺形式的独特历史价值。不同于港台和欧美的工人乐队、工运艺术家身上那些纯熟的艺术表达和政治介入,也不同于左翼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曾经释放的先锋性和应用性潜能,新工人文艺和打工春晚身上的草根气质折射出世界劳工与文化政治版图变迁的历史辩证法:20世纪工业化历史中所生成的工人文化传统和政治可能性,已经被大众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所收编而耗尽,高雅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日益回归到敌对和区隔状态,而同时却有着数量更为巨大的第三世界人民加入工业人口的阵营,要求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力。于是,新工人的文化是否会从自发的日常经验和生存诉求表达成长为具有自觉和先锋性的新阶级文化,必须同时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前途和阶级命运的走向。

  因此,新工人文化需要处理的正是被最多数劳动者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从而也分享了新自由主义劳动分工全球化时代阶级形成过程中更为普遍的矛盾和困境。把这些日常经验和矛盾转化成为反思性知识的过程,不仅仅是新阶级文化生成的必由之路,也是面对新时代独特阶级现实的新的理论生产的必由之路。正如汪晖所言,面对20世纪工人国家的衰落和政党代表性的断裂,“新工人群体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与他人的相关关系中探寻新的动力和希望”。因此,打工春晚的生命力就来自这个不断积累的、自我映照的、体现中国新工人阶级意识成长的历史经验里。

  为了始终回应和展示中国新工人成长中的自发战斗性,打工春晚必然需要时刻警惕自身的小圈子化和专业化倾向,而要不断发掘和汲取那些来自世界工厂一线的“粗糙”、“业余”的养料,让它们在这个舞台相遇,彼此扣连,生成新的有机体。于是,我们在2015打工春晚上看到了来自天津三星工厂的女工,将手机流水线上你一句我一句的哼唱改编成一首《车间女孩》;看到了青红蓝学校的打工子弟师生的诗朗诵《北京,我来了》;看到了木兰社区不同代际家政女工共同演绎的《四十年女工梦》……

  工人摄影师占有兵镜头下的车间女工之二。

  车间女孩
  词曲:蒲公英艺术团
  一个个单一的零件,被我的双手组装;
  一个个成品从我手里流过,好像整个世界让我组合。
  灿烂的青春随着产品流失,班次轮换;
  车间里有多少跟我一样的女孩,20岁女孩;

  需要强调的是,打工春晚的草根文艺路线不仅事关经由“舞台”加冕的尊严政治和文化赋权,更关乎新工人文化所必须保持的对自发性要素的文化敏感。因此,打工春晚拒绝了众多二三线专业艺人,而选择了跟新工人艺术团成员身份类似的那些劳工中的“文艺青年”,比如厨师和保安的小品《我要上春晚》、东莞流水线上90后工人的“非典”街舞队、还有电器销售员李金铭那堪比专业水准的《美丽心灵》。


“革命”文艺被重新召唤回劳动者手中

  当代工厂劳动的“无意义(meaningless)”和“异化感”,使得工人在下班后有限的文艺活动和人际交往,变得极端的“有意义(meaningful)”,因为这几乎成了被高度管控、近乎机械化的身体在完成一天的劳作后,重新获得作为“人”的意义的唯一来源。然而在新工人不稳定的用工制度和超强度的劳动过程中,闲暇已经被加班和生计挤占到了几乎不存在的地步,这就使得借由文艺逃离劳动控制的自发行为具备了阶级抗争的正义性。

  对于新工人而言,文艺活动不仅仅是一项用于维权和倡导的武器,对闲暇本身的争夺首先成为了一项基本的人权抗争;围绕工人文艺的业余和粗糙性的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一个合理闲暇的再生产纳入考量,而这恰恰正是工人文艺直面的日常矛盾。打工春晚上大多数节目中都有演员因无法请假而不能参加彩排或正式的演出,而一位工人在网上听说打工春晚后为了能够应征副导演全程参与,不得不直接辞掉了工厂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富士康的工厂五角星乐队原创的《工作8小时》恰似100多年前美国工人民谣歌手西格(Peter Seeger)的《八小时工作日(Eight-Hour Day)》,唱出了20世纪全球工人运动的苦涩轮回:

  Eight-Hour Day
  Peter Seeger
  Eight hours we'd have for workin', eight hours we'd have for play
  Eight hours we'd have for sleeping, in free Americay
  工作8小时
  工厂五角星乐队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每天工作8小时;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不用上晚班。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能不能别再逼我加班;
  其实我是自愿地加班,因为我们底薪太少啦。

  工厂五角星与Peter Seeger跨越时空的共鸣提示我们,经过百年工业化的漫长历史,中国工人依然无法绕过20世纪工人运动的普遍命题,而具有战斗性的主体意识的萌芽,依然要植根于工人普遍日常经验的链接和文化生成。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运动政治的教条出发,来指责新工人文化的暧昧和粗糙,而要将这些历史经验和矛盾本身作为需要严肃面对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若非如此,我们就不能理解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性力量在漫长历史变迁中的建构作用,不能理解日常经验上升为阶级意识的政治潜能,不能理解“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特别是在20世纪工人国家和政党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下,必须要通过处理——而不是排斥——这些原始的经验和生存诉求,探索生成新的普遍政治正义原则的可能性。这对劳工研究界和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摒弃了文化分析,则新工人文化的可能性也丧失了其必需的理论支援。

  不干啦
  词曲:许多
  刚出来的那一年
  你换了七、八家工厂
  结果你却发现
  天下乌鸦一般黑
  于是你变得沉默
  只想把日子往下过
  ……
  在这个世界工厂
  你是个不由自主的零件
  慢慢被磨损
  慢慢被磨去了年华
  于是他们就想把你
  想把你一脚踢掉
  这时你突然发现
  你的愤怒已无处可逃
  习惯像一颗尘埃了吗?!
  习惯被飘来荡去吗?!
  习惯他们高高在上吗?!
  习惯他们在那儿扯淡吗?!
  习惯无力改变的茫然吗?!
  习惯无所谓存不存在吗?!
  习惯被画饼充饥了吗?!
  习惯人生如梦了吗?!
  不干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星星之火它也可以燎原
  人间正道总是很沧桑
  勇往直前自有后来人

  追踪新工人文艺十多年的历程,这种螺旋上升的过程正在发生。新工人艺术团的创作已经从最初自发的身份指认转化为更具战斗性的思想表达;而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正在汇聚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工人文艺团体日益成熟的批判声音,如深圳“重D音”乐队的压轴曲目《和机器跳舞的人》。同时,通过讲诉广州环卫工人和大学生集体抗争的小品《团结就是力量》,打工春晚也开始自觉地书写和回应中国当下的劳工政治动向。

  在新工人文艺从自发向自觉的成长中,摇滚、诗歌这些20世纪一度旁落的“革命”文艺也被召唤回劳动者手中,激发出新的活力。从2004京文唱片灌制新工人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到2015年迷笛音乐校长张帆在打工春晚舞台上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来诠释摇滚乐与新工人文化的联系,中国摇滚乐在经历数十年漫长的历史误套后终于与自己的阶级主体相遇,二者是否会殊途同归尚待观察,但定然不只是擦肩而过。

  正如汤普森(E. P.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写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我们需要从后代的自以为是中拯救出那些被看做老掉牙的失败者…他们的技艺和传统可能已经死去,但是,在他们曾经的经验中,他们的追求是不可磨灭的。”同中国新工人的历史命运休戚与共,打工春晚要走的路还很漫长,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好在革命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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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关注

苦难与梦想的团结:信息时代的新工人文化|众学者关注皮村

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6-12-27 22:27 来源:澎湃新闻

关注新工人权益的人大多对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有所耳闻,它是一家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由新工人艺术团的孙恒、王德志、许多等人组织成立。工友之家在2005年入驻皮村之后,先后创建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者子弟小学、同心农园、工人大学等多家公共服务机构,并于每年举办打工春晚,在社会各界引起过广泛讨论。这一系列的组织是基于新生代工人的自觉,旨在建立一个工人文化社群,以互助和文化教育的方式,维护打工者权益。工友之家曾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前来开设文学课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务。然而,在隆冬时节,传来了工友之家因和当地村委会之间的矛盾而被迫迁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断电,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冻。因种种原因,北京五环和六环间的城中村皮村聚集了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这里有外地人口大约两万人,工友之家在此成立的意图也是立足于打工者聚集区为工人服务,若是被迫迁于别处,其存在的意义则会大打折扣。此消息传来后,关注工友之家的众学者纷纷发出呼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青年学者王洪喆通过对工友之家在地文化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对“新工人”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研究,发现在信息中下层民众开始彼此连接、生产内容、互相辨认、进而获得身份认同和生成跨地域的阶级情感。数亿新兴劳动者们的点击、围观、众筹和讨论在改变着中国,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工人网络预示着新的阶级力量和团结的潜能,是决定未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因为这种团结既可以是苦难的团结,也可以是梦想的团结。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XJP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


12月的北京,雾霾笼罩、阴冷萧索,然而在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外的皮村社区工会办公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工人文学小组诗歌朗诵会却吸引了几十位工友前来,1997年出生的女工晨晨,打开自己微信朋友圈中的链接,开始朗诵一首关于劳动的诗歌:

《吊带裙》
邬霞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这首《吊带裙》来自1982年出生的诗人邬霞,她14岁随着母亲从四川内江南下深圳打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诗歌,通过工人们的手机网络流传到全国。出来打工才一年、老家辽宁抚顺的晨晨从这个比自己大15岁的姐姐那里,读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隔、车间工作的繁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东北部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城里人”看来,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混乱肮脏、荒凉闭塞、了无生气;可十几年前,工友之家的成员们在这里通过集体劳动、一砖一瓦地建起了工人剧场、子弟小学、打工博物馆和社区工会,让这破败的远郊逐渐热闹了起来。通过工人们手中的廉价智能手机和线下的工人文学小组,各行各业的工友们像晨晨一样,正每天同遥远地方素未谋面的中国数亿打工者在线上和线下相遇。在这个全民搭建自媒体、申请公众账号时代,流动工人们也悄无声息地加入了移动互联的浪潮,涌现出基于各式技术和社会创新的网络化交往方式,开始诉说和传播他们的工作、生活、尊严与梦想。

中国新工人网络的崛起不在一朝一夕。与当代“数字鸿沟”的普遍认知相悖,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打工群体,并非我们想象中对信息传播科技完全陌生的落后人群;恰恰相反,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如同候鸟,于内陆乡村和沿海工业带之间迁徙往返,在为全球消费主义生产订单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跨地域社会网络创新的最活跃生产者。他们对信息科技进程的参与和塑造可以追溯至网吧、小灵通,甚至寻呼机这些早期接入技术在中国社会中的采用。正如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中所写道,在中国的信息社会分层结构里,广大的流动打工者群体,恰恰是介于“信息拥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s)”之间的中坚力量——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他们的高度地域和行业流动性、不稳定的雇佣状况和分离式的家庭构造,使得他们必须依靠各类移动和互联技术,去处理如情感沟通、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不断升级的基本生存议题(existential issues)。

正是在信息中下层民众基于生存需求的技术应用和创新中,他们开始彼此连接、生产内容、互相辨认、进而获得身份认同和生成跨地域的阶级情感。于是,新工人的网络交往开始从被动的求存回路,进化为主动的文化表达和身份建构,上升到政治和经济的集体诉求,于无声中深刻塑造了中国信息社会的基本面貌。

劳动者赞歌
新工人艺术团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战的路途/为了生活而奔波/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智慧和双手/我们用智慧和双手/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一刻不停留/汗也撒泪也留/昂起头向前走/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


这首《劳动者赞歌》来自新工人艺术团——工友之家的前身。建立超过10年的皮村工友之家就是这种新型劳工文化表达和组织网络中的一个典型节点,他们不仅依托自己的网站、QQ群组、原创工人民谣MP3、诗歌和网络视频接入新工人的网络社会,更重要的是依靠在地的打工博物馆、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和社区工会、各类工人文艺小组和经济合作社组织获得了工人文化和互助经济如何在流动人口社区落地生根的物质经验。正是由于不可见的虚拟网络与线下物质空间的协同生产和联动,才使得这个紧邻首都机场的偏远“城边村”,成为了全国流动工人的“精神家园”。

工人文学小组的组员王春玉,是名复员军人,来北京务工近20年,干过快递、保安、搬运、洗车等十几个工种。为了能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工友之家搬到哪里,他就跟着找活干到哪里。每周末的晚上,他都要步行往返一个小时,来皮村社区工会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快递员的心思》中,老王写道:

我在这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感觉自己是一颗小草;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我是一粒石子;而在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称呼中,我是这个国家‘新公民’的一员。

然而,在另一篇《衰落的故乡》的结尾,老王又写道:

故乡的一个个老人们,如夕阳西下,用他们最后的光芒,挣扎着照亮这里即将黑暗的天空。我无力回天,也无法改变家乡的境况,只能叹息地看着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再过几十年,这个村庄将不复存在,我疑惑,到那时,故乡没了,我会在哪里落脚?

还有木工苑伟,他眼看工友的手指被立刨机打的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连渣都找不到,于是写下了《漂亮的背后》:

厂里的下脚料、锯末、木屑、灰尘被收走了,它们和那根手指,那根20岁的手指,那根打得粉碎和木屑混在一起的手指,一起压成板材,做成高档别墅里一个漂亮的柜子……

两年多以来,老王、苑伟的故事连同其他工友的作品一起,集结成20多万字的两期《皮村文学》文集,其中数篇作品同时发表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尖椒部落、当代文化研究等不同的网络媒体上,这些作品触及并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多根琴弦,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和声”与“共振”。

流动工人的网络接入、社会交往和文化表达,不仅仅改动了中国线上文化生态的生产与流通状况,更是解构了互联网所代表的传统中产市民社会的概念理想型,激活了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实践路径。出租屋里翻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组合,在视频网站上借由亿万劳动者的下载与分享,登上了作为民族国家仪式的央视春晚,同时也出席了皮村工友之家主办的打工春晚。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写下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几乎成为了中国网络诗坛的年度金句。诗人的坠楼离世引发了全社会的震动和对当代劳动者精神状况的大讨论,他的诗集《新的一天》更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获得了出版。许立志、邬霞和其他打工诗人的诗歌被拍成记录电影《我的诗篇》而广为流传,甚至在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新工人的技术创新比其他阶层更具有想象力。借助网络众筹的不仅仅有工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是他们的集体行动。2015年6月,深圳庆盛服饰厂的数百名工人因工厂搬迁发起了维权,这些为优衣库生产成衣的缝纫女工们,通过多个关注劳工权益的微信公众号发起众筹募捐,支援他们维权。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工权益账号正在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动态在社交网络中扩散,甚至制造出爆炸性的话题。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由关注人数不足数百人的微信公众号“劳工互助网”发布的东莞制衣厂千名工人维权的报道,竟然会在三天内获得10万以上的点击量。

由此可见,数亿新兴劳动者们的点击、围观、众筹和讨论无疑在改变着中国,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工人网络预示着新的阶级力量和团结的潜能,是决定未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因为这种团结既可以是苦难的团结,也可以是梦想的团结。邬霞因《我的诗篇》成名后,出席了多个光鲜的颁奖典礼,跟娱乐明星一起红毯走秀,然而这至今不能帮她获得一份写字为生的工作;王春玉在北京工作近20年后,面临的是回不去的故乡——国家“新公民”的理想能在何处安放?新工人艺术团主唱许多在最新创作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民谣《红五月》中唱到:

那么多兄弟姐妹在流浪/那么多绝望挣扎在沸腾/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有你我新的登场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认为,“未来”蕴藏于向现实中被压抑的、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复归”,这正如新工人的希望被压抑在苦难之中。为这苦难现实带来希望的,不可能仅仅是新工人群体的自我救赎与权益抗争,而必须是向着那“尚未被意识到的”大同理想的“复归”——那个民族崛起,国家富强,人民平等、自由发展的中国梦想。在那个梦想里,没有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穷困和富有之分,而只有自由的分工、火红的五月、每一个你我新的登场。

责任编辑:伍勤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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