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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小资右翼社民工运投机商文棍王江松文集】

【小资右翼社民工运投机商文棍王江松文集】

目录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江松的自画像和自述
#2 我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2007-10-30 王江松
#3 小资知识分子王江松对自己经商投机活动的五味杂陈:自得、自负、自大、自傲、惭愧、辩解、矛盾、纠结(写于2003年)
#4 王江松自述:从个性思想学术研究到“劳动哲学” 2012年2月
#5 王江松:一个中国劳工学者的自述——我是为何与怎样研究劳工运动的 2015-9-24 发表在小小鱼劳工服务网

真假民主派?
#8 联谊会:揭露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的真实面目(2017-5-20更新) 2017-6-13 工评社转载加按语

政治观点
#6 [转载]工人思想家谭楚思:我的“媒婆”王江松(节选) 2017-3-14 “启蒙历史”博客转自谭楚思在工友群发言记录。转载时有删节
#7 揭秘王江松与彭佳勇 2017-3-15 谭楚思 发表在其个人博客 附:秋火的着重转按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6-16 09: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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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d487901000b2h.html

我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2007-10-30 00:03:34)

标签: 人文/历史 文化 文学/原创         分类: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
(该书全名为《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一种社会中间阶层的人生哲学》,2007年10月首发在作者博客上,后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一书(未发表的手稿)中,我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前景,论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即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思想文化地位。这本书是依据我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反过来,我在这里,也要依据该书的基本观点,来说明我是怎样寻求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西方传统社会也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由于脑体分工而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任何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政治独立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或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某些空隙和夹缝中苟喘残延。即使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整个社会也分裂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尖锐对抗的阶级,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也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则投入无产阶级营垒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则动摇于两者之间,构不成独立的第三翼。

    在这种总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不得不要么站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要么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这使得一部分有更高良知和正义感、追求更高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感到极端苦闷,他们试图突破这种两极对立结构,而寻找第三条道路。19世纪俄国和法国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对对立双方都采取批判的立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普遍的良知和超越的立场。实际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初就是社会对这些人的蔑称和这些人勇敢的自称,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宏大叙事”、“宏大话语”批判现存的一切,以人类的良心和正义的化身自居,以追求普遍的真理和社会公正为己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撑,由于两极对立的结构对他们的挤压,由于他们尚未植根于某种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他们的努力显得悲壮而无力,他们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重构,破坏多于建设,宣言多于行动,感情多于理性,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对立双方都不能接受他们,他们的奋斗使他们陷入更深重的苦闷和无奈之中。  问题不仅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上,而且也出在这些知识分子本身的生存状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他们自身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们怎么能够超越经济必然性呢?他们自身不能成为真实而强大的社会力量,成为独立的第三极,他们又怎么能够超越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呢?难道他们不是人,而是神吗?上帝死了,难道他们想成为人间的上帝吗?精神的力量诚然很强大,但总是有限的,物质的力量归根到底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马克思语),知识分子本身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即一种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才能不仅仅解释这个世界,而且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新的历史趋势不是发生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而恰恰是发生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逐步向三极鼎立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转换:一是剧烈的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种种让步,在所有制、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利润分配及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种种改革,缩小了贫富分化,相对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二是随着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的演变,大批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转变为脑力劳动者、白领工人,这些人以其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和一部分物质资本的所有权。于是,一个以白领劳动者为主体,汇合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而构成的中产阶级崛地而起,其人数及其所拥有的财富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均已超过50%。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对立,演变为小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巨产阶级的三元制衡,而其中的中产阶级已开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结构方面的进步。

    知识分子(广义的,即脑力劳动者)无疑构成中产阶级的中坚和主体部分。在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且是一个居于两极对立之间的,同时把两极之间的斗争限制在不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范围和程度的,成为两极之间的居间调停者和有力制衡者的,成为把分裂的社会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桥梁和纽带的阶级。由于中产阶级本身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的这种“居间性”、“中间性”、“不偏不倚性”,使得它比其他对立的两极具有更多的“正义性”、“合法性”,因此,作为中产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正义就不再是某种抽象的、空洞的、浪漫的理想,而获得了十分具体的、经验的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或正义的化身。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之西方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更为典型、更为极端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在西方中世纪,由于教权与王权的对峙、贵族与国王的对峙、城市共和国与教廷和专制政府的对峙,使社会结构中出现许多空隙和薄弱环节,使自由知识分子获得较多的生存空间,那么,在中国的专制皇权或绝对王权的严厉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显得格外艰难和困窘,几乎没有什么自由生存的空间,他们或者逃离人世、退处方外、遁入空门了此一生;或者服务于朝廷和达官贵人;或者乘时而起,改朝换代,自立为绝对中心。做得最好的,也就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范蠡、张良,但他们也不可能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同时结合和统一起来。他们痛苦地挣扎于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中心与边缘、达与穷之间,不得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偶尔有企图闯出一条新路的人,如稽康、唐寅、李贽、黄宗羲、龚自珍、谭嗣同,下场都极为悲惨,成为千古畸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孤魂野鬼。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也未能从整体上摆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处境,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近代化,也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而知识分子也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基本要素是:

    1、清高心态。其要点是对世俗利益、物质财富的鄙视和极力贬低,抽象地弘扬所谓仁、义、道、德,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见利忘义,小人见利忘义”,“君子明其道不见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等等。知识分子帮助统治阶级长期宣扬对物质利益的鄙薄,使国人羞于、怯于公开大胆、平等竞争地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中国生产力和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2、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自炫自傲的东西,但仔细一分析,原来他们的忧患意识是一种根本无视个人自我权利的、抽象的社会责任感。动不动就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民水火,救民倒悬”,“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却根本缺乏平等自由的个体精神,从不敢公开追求作为社会成员的合理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屈从于当权者的横征暴敛和专横跋扈。这种连自己基本权利也维护不了甚至无意去维护的穷酸文人,有什么资本和能力去对国家、社会尽责任呢?

    3.道德狂热。中国知识分子极容易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又进一步以道德判断取代价值判断,结果道德成为衡量利害、成败、对错、善恶、美丑等等的最高标准以至唯一标准。这就是著名的道德至上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不仅科学、理论思维得不到独立的发展,诸如利益、成功、效能等其他的价值维度也得不到独立的发展。道德至上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甚至发展为一种道德病态即道德洁癖、道德热病和道德暴力,造成残忍的“以理杀人”即以道德杀人的思想文化恐怖。而这种道德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呢?用清初思想家颜元的话说,是一批又一批“弱人、病人、无用人”而已,而“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算是其中最有出息的人了。

    4、良知幻觉。就是这些一无科学技术知识,二无建设和改革能力,专背四书五经,穷其一生致力于科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却自以为是社会的良知、国家的栋梁。他们以为自己一掌权,辅王道,行仁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翻开史书一看,这些从根本上缺乏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个体权利意识的人一旦进入官场,99.9%都成了恶官、贪官、庸官、糊涂官,成了专制制度的获利者、捍卫者、帮凶和走狗。有人说,知识分子当了官,比大老粗当官更阴险,更卑鄙,更有作恶的计谋和能量;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财富和权力的辨护士、吹鼓手、传声筒;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有学问的奴才;有人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脊梁骨的滑头,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此种批评和攻击,绝非空穴来风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知识分子诚然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如果不是最大)动力之一,但同时也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如果不是最大)阻力之一。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只是无可奈何地承担其历史角色,并且也基本上适合那种社会结构的话,那么具有上述精神结构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适应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而只会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现代化召唤和急需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确乎能够相对超越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但绝不鄙视,而是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和地位而斗争;他们确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是建立在自由意识的基础上的;他们确乎是讲道德的,但这种道德是尊重每个人和自己基本权利前提下的道德,是在恪守底线道德基础上追求更高的但也是多元化的道德,并且只把道德作为多元化的人生价值系统中的一元加以维护,而绝不把道德绝对化和泛化;他们确乎坚守社会良知和追求社会公正,但他们不是像超越人世的神灵那样居高临下地洒下雨露和阳光,而是作为社会内部活生生的成员去奋斗、争取和维护。根据我在前一节的论述,作为中产阶级的中坚和主体的知识分子比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更能够成为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即使在我下海经商之时,我也并没有达到上述明确的意识,我只是强烈地感到,我在那逼仄而灰色的书房中坐不住了,我的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相混合的救世情怀太苦涩和空虚了,知识分子太软弱无力了,以致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一触即溃。知识分子曾经从理念上强烈呼唤市场经济并且为此而涉险于政治斗争,可一旦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囚于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兴趣、能力而成为市场经济的旁观者,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失落者、落败者、失败者。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便毅然决然告别我无限珍爱的学术生活而投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中。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奋斗,我成为一个“知识中产者”或“中产知识分子”。我为自己争得的新的社会地位和新的社会身份感到自豪。我认真反省自己,发现我身上除依然保留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优秀品质外,市场经济也冲洗掉了我身上许许多多传统知识分子的缺陷、弱点和劣根性。我仿佛脱胎换骨,如凤凰涅槃一般再生了。我坚定地相信,我不仅仅没有变成一个鼠目寸光、唯利是图、满身铜臭、粗俗鄙陋的生意人,而且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我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自我实现者。对真理、正义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在我身上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强烈了;不再飘浮于半空,而是植根于大地;不再是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一种现实的、真实的生存过程。面对学院派知识分子,面对拥有教授头衔和许多闪光名衔的、声望显赫的人,我的眼光是安宁的,我的脸色是平静的,我的心灵是笃实的。我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配称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储量,写了更多的书,而是因为我已把我的知识和存在融为一体,因为我的知识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更接近于历史发展的脉动,更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真的,有时候我面对一些道貌岸然的教授或有学问的奴仆时,我会油然而生怜悯之心: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多么可怜(他们靠编写一些千篇一律的教科书,或东拼西凑、无所创意的学术杂烩,而搏取了高级职称,成为所谓著名的学者)!

    我坚信,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在于形成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成为其中坚和主体。

    我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中产阶级——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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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知识分子王江松对自己经商投机活动的五味杂陈:
自得、自负、自大、自傲、惭愧、辩解、矛盾、纠结


※以下均节选自王江松:《四十自述:我的中产阶级人生观》 (写于2003年,2007年10月首发于作者博客,后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自得、自负、自大、自傲】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奋斗,我成为一个“知识中产者”或“中产知识分子”。我为自己争得的新的社会地位和新的社会身份感到自豪。我认真反省自己,发现我身上除依然保留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优秀品质外,市场经济也冲洗掉了我身上许许多多传统知识分子的缺陷、弱点和劣根性。我仿佛脱胎换骨,如凤凰涅槃一般再生了。我坚定地相信,我不仅仅没有变成一个鼠目寸光、唯利是图、满身铜臭、粗俗鄙陋的生意人,而且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我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自我实现者。对真理、正义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在我身上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强烈了;不再飘浮于半空,而是植根于大地;不再是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一种现实的、真实的生存过程。面对学院派知识分子,面对拥有教授头衔和许多闪光名衔的、声望显赫的人,我的眼光是安宁的,我的脸色是平静的,我的心灵是笃实的。我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比他们更配称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储量,写了更多的书,而是因为我已把我的知识和存在融为一体,因为我的知识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更接近于历史发展的脉动,更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真的,有时候我面对一些道貌岸然的教授或有学问的奴仆时,我会油然而生怜悯之心: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多么可怜(他们靠编写一些千篇一律的教科书,或东拼西凑、无所创意的学术杂烩,而搏取了高级职称,成为所谓著名的学者)!
     我坚信,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在于形成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取决于知识分子能否成为其中坚和主体。
——王江松:《我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自我实现者建立其物质基础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首先,由于我的知识储备和功底,我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商机,尤其是策划某些独特的项目,制做某些独特的产品,从而赢得一定的市场优势和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因为我从事的是图书出版发行,使我的写作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优质的稿件,率先推出自己的产品。再加上我信誉很好,口碑极佳,从不欠别人一分钱,因此许多上游企业(出版社、印刷厂、装订厂)都愿意与我打交道,使我有限的资金能够得到充分的周转。因此,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虽然我曾好几次濒临破产,但终于生存下来了;另一方面,物质基础的建立,使我能从容而泰然地置身于学校的边缘状态,不必为五斗米折腰。我成功地把学者和商人的优势结合起来了,但同时又抛弃了经院学者和粗俗商人身上的缺陷。……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我发现自己无意中登上了一个“制高点”,获得了观察世界与人生的独特的“方位”和“视角”。……我以为,把做生意与做学问结合起来,在追求物质利益基础上追求真理和正义,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两种偏颇和扬弃上述两个极端,一方面把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利益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超越物质利益追求而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贫者和富者、无产者和有产者、无权者和专制者、文盲和文化人被分隔为两个悬殊的社会阶级,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各自对于社会和自身的认识也都是片面的。我以为一个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一个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处于贫富两极之间的中产者,能够相对超越上述两极对立的状况,较为全面和深刻地认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趋势,如果这样的人多了,以至形成为一个阶级,甚至成为一个在人数和实力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就会从根本上摧毁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而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更多自由也更为平等的、更富活力也更为稳定的社会结构。
——王江松:《人在边缘》之三


【惭愧】

再如,我自己曾写过不少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有市场、能赚钱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是假、大、空的,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正面作用的,读者如果真信,还会产生负面作用的,但我就是靠这些东西挣了一些钱,正是这些钱,使我能够保持对上层、“中心”的独立和自由。我还投资办过一些培训班、学习班,实际上是以“培训”、“学习”为名组织公款旅游,当然这也是钻制度的漏洞,是与权力阶层合谋而瓜分到一份剩余价值。我深深地感到,我把自己变成中产阶级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对普遍民众、对社会弱势群体欠债的过程。由此我也得知,知识分子要想摆脱对权势阶级的依附而获得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知识分子变得比他们所要摆脱、批判和反对的人更坏,成为新的压迫性的、奴役性的“中心”。
——王江松:《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之四

从1990年我27岁时初次表述“悲剧人生观”,至今已13年了。在这本《四十自述》中我再次表述的“悲剧人生观”,自然又多了几分沧桑和厚重。我要声明,我的观点不仅基于我对历史、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群的观察和了解,还基于对自己的反思。
……扪心自问一下,我自己的行为真的无可挑剔吗?比如说我对学校里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固然是洁身自好了,但不也表现出自己的消极、退避、怯弱、被动、默认和顺从吗?不是在纵容周围环境某些正在滋长蔓延的歪风邪气吗?不是也带有某种程度我所说的反主体性中的奴性和惰性吗?再如,在生意场上我也做出过损害别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比如1999年,我在未征得作者和出版社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翻印了2000册书,这既是违法行为,也侵害了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后来新闻出版局作出了罚款和赔偿13万元的处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声誉。
——王江松:《我是悲剧人生观的倡导》之四

再来说说我从事的教书职业。我的教职收入大约为平均每月2000元,此外还享受医疗保健、福利性购房和住房公积金等种种待遇。然而我只需每周授课一个半天,而且所授之课若真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我看来,纯属误人子弟。我真的觉得心中有愧,只好通过在课堂上多讲实话、真话来做一点弥补。我在教学之余,做一点图书生意。然而,我组稿或亲手编写的那些工会图书,到底有几本能够解决或有助于解决工人阶级的实际问题呢?这些书里有多少体制性的假话、大话和空话呀。而我,非常惭愧,就是靠经销这些书而发了一点小财。虽然从现行标准来要求,这样做似乎是合法的,也是合符道德的,然而我确实觉得心里很不安,很难过。
——《离开人世前应偿还所有的欠债》之三


【辩解】

我做过生意,并且将继续做点生意,但我肯定不是一个职业商人,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标准的、成功的商人;我醉心于阅读、思考和写作,讲课讲得也很是不赖,但我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即不是以某种智力劳动为职业、靠某一专业谋取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
一入商场深似海。做一个职业商人,成天忙于算帐、企划、应酬、投机、钻营,难免与吃喝嫖赌之徒为伍,黑白两道都来“关照”和“保护”,生意做砸了,如丧考妣,如临深渊,还要厚着脸皮躲债赖债,生意做大了,又要遭人嫉妒,被人谋算敲诈,甚至面临绑票和谋杀的危险,我固不愿也:热爱并全身心投入商业活动,在商业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开掘和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使自家人发财致富,而且惠及天下苍生,不仅在本国市场纵横驰骋,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大显身手,成为商业巨子、财经明星和真正的企业家,我亦不能也。我之经商,仅限于获得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为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创造一个物质基础,只要能使自己达到一个小康的水平,我就很满足了。
——王江松:《我不是什么人》之五

有人称呼我为“王老板”,有人传言我已挣了几百上千万了,我听了只觉得好笑。如果不是有后台、有靠山、有权势,如果不是通过贪污腐败、挖国库的墙脚、化公为私,白手起家、赤手空拳的人,有那么容易发财致富吗?让这些人自己去试一试,就会知道其中的深浅。我的那点小生意,只用了四五个员工,而且用的都是老家来的亲友——我把这些在农村没有出路的亲友从贫穷的深渊中拉出来,让们也有机会奔小康,应该可以免受“剥削”的恶名吧,至少我的这些忠厚纯朴的亲友自己绝没有被剥削的感觉,对我这个做大哥的只有敬佩感激之情——是我手把手地教他们怎样做生意,怎样掌握在城里谋生的技能。如果说资本家一定是剥削工人的,那我肯定不算一个资本家。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勤奋的劳动者,只不过没有人评我为“劳动模”而已。由于身处一种不甚公正的社会结构中(例如阶级差别、城乡差别),我肯定也间接地剥削了别人的劳动,不过,要我直接地、有目的有意识地剥削他人、通过算计社会弱势劳动者而发财致富,那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我不能说我挣的每分钱都是清白的和来路正当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自己高数量、高强度、高水平的劳动挣来的,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作为人力资本进行经营而得来的,因而也是问心无愧的。
作为一名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我又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是指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因此也或多或少地受处于强势一方的投资者和雇主的剥削。我虽然也受雇于国家和某学院,有一份工资收入以及其他物质待遇,但老实说,我的工作量仅限于每周上半天课(再加开半天会),尽管我讲课时全身心投入,努力追求最佳效果,把自己所学最大限度地传授给学生,但毕竟这一点课无须投入我很多时间和精力,使我得以利用大部分时间干其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受了什么剥削,在这点上我觉得国家和学院都对得起我。有些知识分子老是抱怨分配不公,老是认为待遇太低,我倒以为有些知识分子,如某些讲课水平差、缺乏独立思想和人格、误人子弟的教师,他们所得的待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应当把他们淘汰出局,让他们去干更适合他们干的事情。再说,工资收入也不是我最主要的收入。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认为自己不是“工人”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有房有车,有一定数额的股票和银行存款,还经营一家不太景气也不至于亏损的小企业,因此,我肯定不是一个无产者,而是地地道道的有产者
——王江松:《我不是什么人》之六


【矛盾、纠结】
我这一生,除了读初一时当过副班长,32岁后管理过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公司,从未正而八经地任过一官半职,不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当官即拥有和行使权力的滋味是什么。我的确不善于去管别人——曾经发狠招过30个员工,雄心勃勃地想把公司做大,但不到半年,有的人老吃白食不干事或者偷偷干自己的事,有的人卷货开溜,有的人卷款逃跑,在浪费六七万元以后,不得不将这些人都清退了。同时,我也是一个不爱被人管的人。
——王江松:《宽容的权力》之一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过几年的犹豫,我终于下海经商。我白手起家,从头学起,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深知,在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如果想多快好省地赚钱,需要做些什么。比如融资,比如项目,有背景和后台的人会占极大的便宜,至于钱权交易,更是致富的捷径了。又比如销售网络,如果不通过吃喝嫖赌结交一班朋党,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但这些事情都是我做不出来的。至于建立良好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吸纳高素质的人才,更是家族企业转变为社会化企业、小企业转化为大企业的必备条件,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遇到来自自身的瓶颈限制,那就是我矢志于终身从事学术,根本没有做企业家的雄心壮志,不可能全身心地投身于经营活动,经商对我只是阶段性的事情,本质上只是客串而已,于是我自觉地从中心(我一度在圈子里有点知名度)退到边缘状态,而圈子里的人也逐渐把我看成是局外人;我把企业缩小到我用10%的时间和精力便可以控制的规模。我可以自信地说,以我的勤奋、刻苦、经营能力、冒险和拼搏精神以及屡败屡战的勇气,完全可以赚到我这一辈子怎么花也花不完的钱。我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非不能也,乃不愿也。
——王江松:《人在边缘》之二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2-21 19: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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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自述:从个性思想学术研究到“劳动哲学”

以下节选自《精英哲学与平民哲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博士专访》(2012-2-24发表在王江松博客)

      我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训练,多年来致力于我自己的悲剧人生观和悲剧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其中核心的观念是“个性”和“悲剧性”虽然长期身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但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哲学研究方向与劳动和工会问题连接起来,直到2002年,当我试图表述自己对中国工会问题的一些看法时,才意识到极有必要从学术的和方法论的角度,把哲学与具体的劳动和工会学科结合起来。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界是绝不关心具体的劳动和工会问题的,而中国的劳动学界和工会学界也是绝不关心哲学问题的,双方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我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工会新论》一书中初步表达了要把哲学引入劳动和工会研究的想法,在2004年度全国工会学年会上又向与会代表表达了这一想法,应该说客观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主观上我本人也还停留在较为抽象模糊的状态,对于如何具体地把哲学引入劳动与工会问题研究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这段时间我主要从事郭象哲学、尼采哲学的研究,而下一步我计划要做的是中国个性思想史和悲剧历史观的研究。眼看着把哲学与劳动和工会问题研究相结合的想法就要永远付之东流了,如果不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偶然的事情的话。

      2007年5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在某个办公室顺手翻看2006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一则消息映入眼帘并在脑海中引发雷鸣一样的反应: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全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一个念头在雷鸣中闪现:资本都有哲学了,而在一个劳动人民至少在法律和意识形态层面已经当家作主的国家,岂不更应该有“劳动哲学”吗?多年来潜抑在心底的“平民情结”终于爆发了,多少年来紧紧地纠缠着我的那些问题此时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姿态横眉立目在我目前:为什么人数最多的劳动者永远是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和作用?你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个体、个人、个性问题,这种研究究竟与普通劳动大众有什么关系?你是一个农民的后代,曾经发誓要回报生养自己的父老乡亲,现在你却已经与他们越来越远了,你究竟可以拿什么奉献给他们?

      “劳动哲学”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同年7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2007年度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论证会,我提出应该增加一项基础理论研究,当有人进一步追问拿什么做基础理论时,我脱口而出说可以是劳动哲学,并在会上作了一个初步的论证。于是“劳动哲学”就成了2007年度全国总工会重点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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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劳工学者的自述——我是为何与怎样研究劳工运动的
时间:2015-09-24 15:44  来源:未知  阅读次数: 494次 作者:王江松

《太平洋月刊》编辑部  2014.10

作者:劳动关系学院    王江松


1

      在2007年之前,我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纯哲学领域,如存在论、价值论、认识论、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包括我自己还创立了一个悲剧哲学。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思想启蒙层面: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巨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个大转型,需要有一次普遍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从1979年上大学以来,我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人道主义讨论、主体性讨论、文化讨论等历次思想文化界的讨论,整个思想经历了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到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再到超越和扬弃马克思主义这样几个阶段。年轻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还原,探寻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源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的人文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资源,特别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后来在《资本论》,在他成熟期的思想中,依然继承了很多欧洲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人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作为苏联模式变种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距离。当时,一些人还在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和教条化,而另一些人开始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为了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1988年,我用整整一年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

      1980年代,大家都想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改革的思想源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1980年代中期,国外大量的思潮就引进到中国,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首当其冲应该是存在主义思想,而存在主义思想,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形态,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启蒙非常之大,因为首先把活生生的个人生存、个人价值提到一个哲学高度。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早在1960年代就已经翻译到中国,当时是作为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用),但后来我们看到了。

      由于研究存在主义,大家又把存在主义思想源头追溯到尼采,所以继存在主义热之后,又出现了尼采热。我受此影响,产生了一个想法,觉得主体性研究停留在一般人性、人类主体性的层面是不够的,应该深入到个体层面、个性层面,这才是更加深刻的人道主义。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的人类主体性上,固然对于批判和否定文革那种戕害人性、不讲人道主义是一种否定,但不能够解决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如何社会转型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否定文革所能做到的,而应该否定产生文革的整个制度环境,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建构,这个建构的核心应该就是建立以个体为本位、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历史哲学。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的硕士论文就是这么做的。不出所料,我的论文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答辩后被否决了。虽然给了我再次答辩的机会,我也重新写了一篇论文,但在第二年,由于投身于那场疾风暴雨的民主运动,我放弃了这个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

      我这个时候的思想观念处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而在情感上处于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的剧烈纠葛之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考上大学,后来参加工作,社会地位上升了,自然崇尚个人奋斗,但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种深深的平民情结,对劳苦大众的生存状况有一种痛切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从小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知道农民的苦难,而在此时此刻,我的父老乡亲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


2

      不过这两个东西是有矛盾的:存在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初是精英的东西,一般来讲,它们是社会中上层的一种价值理念,普通的老百姓跟它们隔得比较远。我在1980年代就处在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精英意识与平民情结之间游移不定,努力建立自己的一个哲学体系。1990年春夏之交,在我被清查期间,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名叫《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在各大出版社辗转四年之后,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1989年以后,我被迫离开了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开始反思学生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说失败就失败了,心里非常痛苦,想进一步通过对**事件的反思寻找中国的转型之路。**以后我有3个预则,这3个预测部分兑现了,部分没有兑现。

       第一个预测是**之后,某人将要当替罪羊,邓小平为了给共产党挽回名声和影响,会把某人当牺牲品;第二个预测是中共可能在政治上收紧,经济上会进一步开放,这个后来被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证实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很清楚,为了挽回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与毛平起平坐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一个过渡人物,一定要在改革开放上做文章,邓小平在退休后几次与JZM等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十三大方针、路线不能变,不能因为接班人选错了,就否定十三大本身的路线,所以要继续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南方谈话对推动中国转型有重大作用,不允许搞政治改革固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首先搞了经济技术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个不能从短期内评估,而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市场路子一旦走开、迈开以后,再收回去就很难,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就不可逆转。第三个预测,我当时觉得下一次的民主运动不在北京而是在外地,不是在知识界而是在工人农民界。这是我的3个预测。

      其中,第一个预测是错的,没有兑现,后两个预测差不多兑现了。这时候我没有正经工作,只有100多块钱的基本生活费,而我又成家了,这种情况下我深深感到了知识分子苍白无力的软弱性以及和底层民众的脱节,我觉得知识分子没有力量,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依附的阶层,要么依附于有钱的阶级,要么依附于有权的阶级,自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既然市场经济来了,知识分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实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呢?我觉得知识分子先要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使自己变成拥有自己经济基础的,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阶层,这样再进入政治时就不一样。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时,真的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民众是天然正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为民众说话的,应该冲在前面的,为此不惜牺牲自己。这在初级的民主运动中,在转型过程的第一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启蒙者,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带动政治变革,被一种道义感和豪情所推动,走上争取民主的第一线,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当时整个体制没有市场化,大家都在计划体制内,都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体制,那他们怎么可能割断与体制的关系而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呢?很多人指责现在的大学生没有理想和抱负,就没有想到1980年代的学生包分配,哪怕是1989年受处分后还给你分配工作,还有铁饭碗,现在的大学生哪有铁饭碗?没有。所以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讲,生存是第一位的问题,要自己找工作,实现经济上自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为了一个超越自身功利的目标而投身民主运动,除非被逼上了绝路,或者是在经济利益得到较好满足后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我们当时那种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是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的,但同时也是没有独立经济基础并且难以持久的。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可理解,但如果把中国整个民主化进程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是不可以的,因为**已经证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的抗争和追求是坚持不了多久的。现在既然市场经济来了,干嘛还要在体制内靠死工资生活,为什么不在市场中荡涤传统知识分子清高的心态、“君子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呢?其实那时候我们知识分子都看不起商人。受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双重影响,我们认为商人唯利是图,而我们才是担当大任的社会良知。这样的思想,只有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才能得到改造,因为市场经济把功利和道义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看作是正当合理的,包括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源动力。这是对传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颠覆,比如说,过去讲自私自利是坏的东西,后来想自私自利到底有什么不好?只要不害别人,自私一点、自利一点就是对自己负责任,所以追求个人利益不仅是个人权利,深层意义上讲也是个人的义务。不要老靠父母、长辈、组织、国家,而是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3

    1990年以后我开始兼课、打零工挣钱,因为实在太穷了,刚好自己又成家了,老家的父母也需要我赡养。但对于是否下海一直在犹豫,因为我太留恋我的书斋生活了,一天不读书,就丧魂失魄,惶惶不可终日。到1994年终于下定决心下海了。当然我下海,单位的职务还保留,当时不让我上课,只需要每周开一次会就好了。所以我到海淀图书城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书店,一个学术书店,居然做火了,因为那是一个大学区,很多人喜欢买学术书。干了一年多以后,就跟我的合伙人商量:你们给我单立一个帐号,我交管理费,于是独立出去做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做了7年书商,其间三起三落,最后一次挣了一些钱后就坚决洗手不干了,那一年我已经38岁了,一则我不想当也当不了企业家和亿万富翁,二则我再不重新做学问,这一辈子就算打发了。说句实在话,我经商还是不行的,为何?第一,白道、黑道都得有人护着你,而我白道黑道都不沾;第二,短平快和歪门邪道的事情要干才能发得快,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慢。到了2001年,我就退出商界,把那个班子解散了。

     不过这段经商生涯对我学术的发展非常有意义,表面上是离开书斋了,但在底层摸爬滚打,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对社会的了解比学院派知识分子多得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具有某种优越性,所以在学术上补课时能够事半功倍,很快就把这七、八年在时间上的损失追回来了。沿着80年代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开拓的思想路径,我把90年代中期浮现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我的思想体系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我的思想中,既有自由主义的一面也有新左派的一面。还在1999年和2000年,我就边做生意边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下了《中国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国内长期无法出版,最后在做了很大的删改甚至改了书名后,才于2011、2012年分别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和线装书局出版,一本叫做《西方社会结构的历史走向》,一本叫做《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这两本书表达了我基本的社会哲学理念。

      我的思想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者张力范围内往前推进,一步一步深入。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我是接受的,包括人权、自由、平等以及民主、宪政等是接受的。但我认为把自由主义直接搬到中国来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跟自由主义不同的另外一种力量的制衡,如果纯粹是自由主义的药方,包括张五常开的那些药方,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演变为自己的反面,如铅笔社那些东西,不知不觉掉到权力的陷阱里,因为你不讲社会公正、平等而只讲效率、自由,强者就捷足先登,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捷足先登了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制约,两极分化问题谁来解决?这是我后来进入劳工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到2002年,也就是恢复教学的第二年,我参加了一次全国工会学的年会,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劳动关系的研究、工会学的研究,应该引入哲学。中国劳资关系怎么走、中国工会怎么走,应该有一个哲学思考。当时在理论上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但具体切入点在哪里并不知道,哲学的东西究竟怎么切入到劳动关系研究和工会研究,我也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如此,我那篇文章还是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我从哲学角度尖锐指出,之所以工会系统几十年来没有独立的学问,不成体系,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在学理上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哲学的基础。


4

      2004年我以41岁大龄考上社科院博士生,师从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汝信先生,重点研究尼采的的悲剧哲学。2007年5月我去哲学所做博士论文答辩时,随意翻看2006年的哲学年鉴,忽然看到一个消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我想:资本都有哲学了,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对应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有劳动哲学这个东西?我马上意识到2002年想把哲学与劳动关系学、工会学打通的路径原来在这儿。因为你缺少劳动哲学的中间环节,所以哲学不能进入到劳动科学,而劳动科学不能上升到哲学。如果我这个劳动哲学体系建立起来就把两者打通了,一方面哲学可以下沉到劳动科学,真正进入到劳动科学;另一方面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关系学、劳动法学等具体的劳动科学,就可以突破瓶颈的制约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同时可以获得哲学理论的支持。这能够解释为什么过去搞了几十年,劳动关系学不成为其学、工会学不成为其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它们打通,而劳动哲学可以打通。然后在2007年申报课题,连续申报几年,2009年终于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到2010年很快写出了60万字的《劳动哲学》。

当我的课题申请结项时,有一个专家给我拍了4块大砖:

     1)、该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西方劳动哲学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合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2)、该成果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思想是“坚持极端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极端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提出这一观点,根本是不懂得马克思理论的实质。

      3)、该成果作者在对各派劳动哲学思想进行评析之后提出:“希望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互助合作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劳动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结论无疑是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

     4)、该成果以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互补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生共死”。该成果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这不只是一个不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界限”。

      拍完这四块大砖之后,该专家傲慢而洋洋得意地说:“鉴于该成果存在着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因而对该成果存在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予以评价并作出鉴定。”

      针对这位砖家的政治构陷,我冒着最后通不过评审的风险,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指出此人就是一个文革余孽,很可能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因此强烈要求在第二轮评审时此人回避。熟料洪洞县中也有好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成果办在为此书做第二轮评审时没有再请此人参加,历经两年的漫长评审得以涉险通过。该成果于2013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两个隐含的基本前提是:(1)当今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官民矛盾,二是劳资矛盾;(2)在可见的将来,与追求宪政民主的公民权利运动相伴随的,是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这两个运动必定会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劳工运动的规律和走向,并试图提出劳工运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

     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在进一步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关系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关系,劳资矛盾和冲突肯定会越来越激化。我们既不能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提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是彻底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这个方案被证明是不行的,但又不能像自由主义一样放任市场力量的自发趋势,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种社会力量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制约,这种社会力量应该首先从工业经济领域发育,也就是说首先要让工人能够团结和组织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这正好是欧洲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劳工运动的主流。欧洲劳工运动的主流是落实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权,以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来建立劳资之间的一种平衡,建立一个劳资的集体谈判制度,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建立了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当然还有问题,但现在找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如果说一定要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让一个特别完美、特别理想的制度在当今马上得到实现,那就会像当年哈耶克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要带领人们进入天堂,结果人们进去以后发现已经来到了地狱。所以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理念应该是引进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又有很多可以对接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在中国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5

      《劳动哲学》这本书包括一个导论和上下两篇。导论:劳动哲学的学科价值、学科性质、学科位置和学科体系;上编:劳动哲学的思想资源,包括西方劳动哲学的古近代资源和现代谱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哲学、工联主义劳动哲学、互助合作主义劳动哲学、资本主义劳动哲学、中国历史上的劳动哲学思想资源、对各派劳动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扬弃9章;下编:劳动哲学的体系构架,包括劳动一般、劳动者、劳动与价值、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建设9章。

      这个理论体系虽然吸取了大量实证研究成果,但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逻辑地建构起来的。这个东西具有经验效力吗?劳工阶级本身会认同它吗?对此我的确没有什么把握。因此应当拿它去接受实践的检验。

      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引发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由于身在北京,很难直接观察到南方劳工运动,因此我从2011年6月开始上了微博,从这里搜集各地劳工事件,建立与各地劳工机构和劳工人物的联系,同时把劳工运动的情况向社会,尤其是向知识界推介,反复阐明劳工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劳工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得到了一些微博大V和著名公知的认同。经过艰苦的积累,我的微博逐渐成为劳工领域有代表性的发声平台。

      2012年7月,针对深圳某些政府部门打压劳工NGO的行为,我联名19位在各个学科和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发出《关于培育发展劳工NGO致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公开信》,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对于缓和广东地区劳工NGO的生存环境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那一年,我与笑蜀、刘建锋两位著名的媒体人到广东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劳工机构和工人进行了访谈,获得了数十万字的一手资料。2013年10月,我接触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职工的上访维权事件,深入久敬庄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下了《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买断工龄职工上访事件的调查研究报告》,对国企改制的公正合理性(合法性)与转型正义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该文在网上流传甚广。同年11月,我又来到广东做了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近距离观察了东莞诺基亚罢工事件,我的实时报道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我所写的《东莞诺基亚罢工事件与企业并购中的劳工问题》,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重视,全总常务副主席陈豪作了批示,启动了一个调查小组,准备起草和发布一个关于各级工会在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指导性文件


6

     2014年年初,劳工大律师、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段毅在微博上率先提出“劳工界”的概念,认为它包括劳工、劳工NGO、劳工学者、劳工律师四方面的成员。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一个足以与政界、学界、商界(企业界)相提并论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一些拓展:(1)劳工本体;(2)劳工NGO;(3)少量维护劳工权益的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4)劳工学者;(5)劳工律师;(6)劳工媒体人;(7)部分认同和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8)少量为劳工发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个概念逐渐为更多人接受,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这几部分分散的力量整合成为完整的劳工界?

       我们发现,正在蓬勃兴起的微信或许可以促成这样一种整合。正如微博部分实现了言论自由,微信有可能部分地实现结社自由。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初步通过微信联系起来了。这样一种初级的联合很快就发挥了一定的效能,对一些重大的劳工事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入,举起要者如下:

    1)在常德沃尔玛维权员工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难以为继时,劳工界提供了宣传、舆论、声援、谈判技术、法律援助等方面的服务,在河南登封召开了常德沃尔玛工会维权事件研讨会,发布了简短的嵩山宣言:

    “常德沃尔玛工会组织化抗争事件研讨会暨集体谈判论坛(2014)”于4月3-4日在河南登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劳工NGO、劳工学者、劳工律师等劳工界人士和媒体记者30余人,一起就常德沃尔玛劳资争议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我们认为,劳资平等谈判、政府居中调解是基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劳资冲突处理和劳资关系运行的基本机制。《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需经职代会讨论、劳资协商确定的基本原则,即确立了涉及职工利益重大事项中的职工知情权以及工会的谈判权。我们强烈谴责单方决定、不尊重劳方谈判权的企业行为,以及偏袒企业、随意动用警力并抓捕工人的政府行为。我们强烈建议:企业在做出影响职工重大利益的决定前,要诚意和劳方谈判;政府应在劳工事件中居中调解,慎用警力。众所周知,欧美先发国家的工人,经过无数次的抗争,争取到了集体谈判权,并已被国际劳工组织确认为神圣的劳工三权之一,这一权利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工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工人也可以经过顽强的努力,争取到同样的权利。

     应该说,劳工界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自告奋勇担任劳方法律顾问、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一方面鼓舞了维权员工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也给常德市地方政府施加了一定压力,使劳方得以与资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争,虽然劳动仲裁结果很不利于工人,但后来证明这个仲裁是无效的,因为在仲裁前常德沃尔玛分店已经注销了,现在劳方正在申请新的仲裁,直接与湖南沃尔玛公司对薄公堂。

     2)4月中旬,东莞裕元鞋厂5万工人为追讨社保权利而爆发大罢工,劳工界迅速介入,帮助员工选举工人谈判代表,梳理诉求,撰写集体谈判邀约,发表要求广东省总工会履行职责的呼吁书,虽然因为警方介入强行工人复工而导致罢工失败,但工人的诉求也得到了部分满足。鉴于东莞警方以莫须有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刑拘帮助裕元工人合法维权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作人员林东,劳工界发起签名声援,并组织律师团营救,终于迫使东莞警方以“证据不足”释放了林东。

     3)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等劳工机构始终在帮助深圳哥士比工人罢工抗争。7月17日,因参加罢工而被公司开除的哥士比女工周建容跳楼身亡,劳工界迅速发起哀悼、声讨和呼吁活动,征得工人和社会各界1708人签名,倡议7.17为“中国劳工受难日”,并将立法建议呈送广东省立法机构,推动正在审议中的广东省集体协商条例尽快通过,从法律上保护工人罢工权,尤其是因参与罢工不受企业惩罚和打击报复的权利。

     4)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等劳工机构自始至终帮助深圳高尔夫奇力田工人依法有序维权,通过网络选举产生了工人委员会,梳理工人诉求,向资方送达集体谈判邀约,并于7月21日深入罢工现场进行指导。经过两天的罢工抗争,资方在受到各方面压力的情况下,与工人委员会举行谈判,满足了劳方的基本诉求,并建立了工人代表与工会的合议机制与劳方和资方的集体协商机制。这是一起劳工界合力与资方博弈并取得成功的案例。

     5)8月2日,江苏省昆山市中荣公司发生特大粉尘爆炸,75人丧生185人重伤。劳工界迅速发出《反思昆山粉尘爆炸惨案,全面提升劳工权益——劳工界就昆山爆炸事故的呼吁信》,分析了导致此类惨案的原因,提出了把职业安全卫生的审查权、安全生产的监督权还给工人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该呼吁信最终获得劳工界和社会各界1975人签名支持。

    6)在劳工界的大力声援下,因参与罢工而被刑拘和起诉的深圳迪威信工人代表吴贵军最终免于起诉,而另一位被判刑9个月的广医工人首席代表孟晗出狱时受到劳工界英雄般的迎接。目前这两位工人领袖都已进入劳工机构工作。


7

     中国的劳工运动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中国劳工界、企业界、知识界、政界和其他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如果整个国家导向、GDP至上、高利润低人权、强资本弱劳工的中国模式(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保持不变,如果政府继续以暴力维稳思路对劳工集体维权抗争采取强硬打击政策,必然的结果就是贫富继续两极分化并达到没有人再能够忍受的程度,就是底层民众的愤怒、仇恨和绝望不可逆转地走向爆发,就是整个社会的崩溃和动荡,到时候,上层的毛左和极左势力就会与底层的激进革命要求汇合在一起,一场毛泽东式的工农暴力革命就会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最终结果是重建一个以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经济基础的、党国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新的极权主义社会。中国又将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种可能并且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的前景是:一方面,执政当局放开或者容忍一定的社会自组织空间;另一方面,劳工运动则沿着比较温和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与政府和资方进行和平、有序、反复、可持续的博弈,一步一步地改变强政府弱社会、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逐步缩短贫富两极分化,避免剧烈的阶级斗争,最终建立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和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结构。

     这需要劳资政三方以及全社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共识:我们要避免第一种可怕的前景。有了这种共识,各方才可能做出妥协和让步。

     就政府而言:(1)放开对劳工NGO的限制,通过立法规范其注册、工作范围、权利和责任;(2)立法保护工人的团结组织权,落实工会直选,允许工人对现存工会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造;(3)立法保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使劳资博弈一进入一个制度化、法治化的通道。

     就企业而言:(1)提升财富观和利润观,由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变为对长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2)由对弱势劳工的剥削和压迫的血汗工厂制度改变为追求劳资双赢的现代企业制度,容忍乃至欢迎劳工组织起来与自己进行和平理性的正和博弈,而不是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3)资方也要组织起来,一方面与劳方进行有组织的博弈,另一方面由对专制权力的消极忍让和苟且勾兑,转变为勇敢争取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成,最终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目标。

     就劳工而言:(1)劳工阶级认同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认同公平竞争、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制度,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不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政治目标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激进经济目标;(2)通过自下而上地改造现存工会为独立自治的工会来实现工人的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3)不到万不得已,尽量把罢工等集体行动保持在厂区范围内,通过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解决劳资冲突,实现劳方利益诉求。

     就社会尤其是其中的知识界和舆论界而言:(1)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弱势劳工维护和争取合法、合理权益的集体行动,推动劳工三权的立法和真正实施;(2)要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劳工学者、劳工律师、劳工媒体人,要加入或创办更多的劳工NGO,深入劳工群体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工人的自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提供直接的知识、技术和法律服务;(3)在发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的时候,要在劳资双方之间做最大努力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妥协并达成集体协议。


8

       最后简单谈一谈劳工运动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劳工运动是中国社会运动和宪政民主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阿基米德杠杆的作用。这是由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知识阶层,在经济政治上对权贵资产阶级有深刻的依赖关系,即使他们很愿意,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撬动整个体制的转型。与此不同,劳工阶级在这个体制下纯粹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阶级,他们要求变革的动力是最强烈的,另一方面,又由于大工业已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一当他们形成团结和组织起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意识,他们就能发起有力的、足以动摇体制的集体行动。由劳工阶级撬动、由社会各追求宪政民主的力量跟进,才可能形成摧毁现存体制的合力。

    2)劳工作为公民本身应享有一般的公民权利,劳工作为劳动者应享受的一束劳动权利(包括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与实体和目的方面的收入权、休息休假权、职业安全卫生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本身就是具体的公民权利,因此,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劳动权利也就是实现了劳工的一部分公民权利,在工业领域和企业范围实现了劳资集体谈判,也就是部分实现了宪政民主,并且对整个社会转型具有示范意义:整个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无非是一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是全社会各阶级各政党之间达成的集体合同(协议),我们称之为宪法或社会契约。这是公民权利运动、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的一般关系。

    3)宪政民主运动劳工运动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前者是全社会范围的、直指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变革的,后者的直接目标则是落实劳动领域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尤其在最初阶段,并不直接针对政权,它只能在基础领域撬动整个体制,而不直接导致整个体制的变革。如果把政治目标直接施加在劳工运动头上,要求劳工在自我组织、罢工、集体谈判过程中提出更高一级的、超出劳工基本权益的诉求,劳工本身是难以接受的。

    4)进一步说,劳工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是隐微的和溢出的。之所以说是隐微的,一则因为劳工组织的发育本身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工运动本身实现了工业领域的公民权利,为宪政民主奠定了一部分社会基础;二则因为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可以成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微型模板或雏形。之所以说是溢出的,是因为虽然劳工运动本身并不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却可以产生强烈的辐射和社会影响,带动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追求自身的权利,形成整个社会运动的化学反应。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对接,这是一个知识性、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课题,值得有识之士付出艰苦的努力,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速度。


附    微信散论:

      ——劳工运动与宪政民主运动的关系是个重大而关键的课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无法转型。劳工运动当然应置于宪政民主运动之中,成为宪政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坚持宪政民主的取向,避免民粹主义化和共产主义化,另一方面,宪政民主运动若脱离劳工运动,若不紧紧地依靠劳工运动的杠杆作用,想要实现社会转型,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双方在观念上并没有达到基本共识。当然,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有效地结合,这方面的课题极为丰富,需要不嫌其多的有心人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开拓。

     ——劳工权利可能是率先取得的公民权利,这与西方顺序似乎相反。劳工运动必定推动宪政民主运动,比如,在有些地方,罢工工人冲出了厂区,实际上实现了请愿示威游行的自由,而这是其他维权群体较难做到的。

     ——鉴于劳工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首创性、杠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未来宪政民主社会理应享受较高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而不需亦步亦趋地重复发达国家的道路。这里面有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有一点很明确,绝不能把最高层面的政治反对诉求强加于劳工运动。当前而言,通过团结、集体谈判和罢工改善和提高工人的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和社会保障,就是现阶段的劳工政治。

    ——民运人士放下身段,深入工人社区,做艰苦细致的维权服务和工会选举等工作,是两者结合的可行途经。民运人士应该去注册和发展更多的劳工NGO,这方面还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2亿7千万新工人阶级,只有区区数十家劳工NGO!应该有成千上万家才对。很多民运人士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有一定的资金来源,但是他们成天泡在网络上放大炮,而不愿去做踏踏实实的社区教育和组织工作。

责任编辑:小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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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启蒙历史”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c9790830102wwf5.html

转注:“启蒙历史”博客是北国团队的博客,由于该博客的立场类似“维稳左派”,与本人根本不同。故此文转载到这里时有删节。但其部分编者按有参考价值,其所转载的谭楚思文章更是反映了一个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进步民主派工人,对于王江松右倾调和主义观点与极力拉拢极右翼小资产阶级的强烈警觉,以及反映了工人阶级直觉的朴素批判。(秋火。2017年5月26日)

[转载]工人思想家谭楚思:我的“媒婆”王江松(节选)          (2017-03-14 08:01:00)

标签: 谭楚思 工人思想家 王江松 民运        

(原博主部分说明:)谭楚思,基层工人,“中国工友微信群”的群主,善于独立思考、无所畏惧、敢于为工人发声,被誉为工人思想家。本文根据“中国工友微信群”于2017年3月12日谭楚思先生发言整理。但愿能让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看到底层工人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被谎言掩盖。

2017年1月13日,王江松带着一名所谓的“工人代表”跑到北京天测经济研究所举办第565期“天测双周论坛”,主题是与天测权贵精英交流“工人代表制”。



以下为工人思想家谭楚思群里部分发言:

我(谭楚思)对王江松老师最大意见是,他无意中掩盖了真相。王江松老师主张是——普世资产阶级民主,这对底层劳工并没多少害处,因为普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劳工三权合法化,国家对底层穷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我以为中国民运的思想都与王江松老师讲的差不多。

在民主工友微信群里,有一回有个劳工发了个张姓教授的帖子,王老师马上出来制止,“不要在群里发张的帖子,他学术主张把劳工当机器,把劳工当市场的商品……”

后来我自己通过其他渠道接触了到了民运知识份子、精英富人,我才知道王江松老师无意中掩盖了一个真相,王江松老师的主张在民运圈中根本没有几个人同意,民运圈信奉的是类似于张某教授的主张思想。

对此,至今我对王江松老师有脾气有意见。

还有,王江松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不传达天测伤害劳工权益的文章,只传达天测论坛中极少数同情劳工的文章(茅鱼四天测只邀请极少数同情劳工的知识份子去演讲,其他绝大多数被邀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知识份子)。王江松把不全面的、有选择性的茅鱼四(天测)信息传达给工人,使很多劳工去独自评析茅鱼四(天测)时看到是很狭窄经过遴选的信息,造成了谁质疑茅鱼四(天测)谁就是五毛的定论。

王江松(最走近劳工的教授)就好比是个媒人对劳工说:“你嫁给民运员外郎,他是高富帅,嫁过去后,会给你劳工三权的,会给你基本生存保障的,会给你独立参选权,会让当家作主的。你看欧洲州的劳工嫁给欧洲民运员外郎多幸福啊,中国的民运与欧洲民运一样好,搞普世文明”。媒人就只要搓合这件事。

而我本人就是待嫁女——劳工,虽然我是穷家女,但我有力气,也曾经为皇帝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皇帝还在丹书铁券上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你民运员外郎再有钱得不到我的首肯,也只能一辈子在山村做土豪,休想坐庙堂,我得认认真真审视你一番。

等到终于被王把我嫁过去了后,中国民运员外郎一看我是穷家女,没有名牌大学证书,顿生无限优限感,一脸不屑,高高在上:“你要嫁到我家过好日子,就得守我家的规矩,第一,我家事你无权过问,你只管干活,什么独立参选权就别想了,你就一下人,一个妾,懂吗?第二,好好干,什么劳工三权别做梦了,想罢工,老子揍你一顿。第三,你到我家来想不干活白吃白喝,做梦,什么基本生存保障都没有,吃饱饭了你会不想干活,就让吃个半饱,挣扎生死线上,才会努力替老子干活。第四……”。

我一听这话就来火了,“老子以前看你王八蛋人模狗样,民主法治人权说的头头是道,又听媒人王江松常常夸你,老子早以芳心暗许,欲助你一臂之力成大事。今天才看穿你是个如此狼心狗肺的东西。第一,你这畜生没老子支持,想成大事,只会白白让皇帝推到菜市口斩下你狗头。第二,你敢欺压老子,老子直接无产阶级专政干死你这畜生,第三,老子告诉你,皇帝军☀队拿枪的都是老子的兄弟亲戚,你这畜生还记得上回被揍的……?中国民运畜☀生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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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这是一个曾经被王江松口头上标榜、笔杆子里展示的社民主义思想所迷惑的民主派工友的觉悟之作。
这位民主派工友虽然之前多次公开表示过赞同王江松的观点——即:社会民主主义(按政治光谱来说应该确实是“中左”),可是王江松在实际行动上却一直拉拢反穷人、反劳工的极右翼知识分子和茅于轼天则研究所这样的极右翼精英智库,还特别揭露了王江松怎么包装起所谓的“劳工代表”(彭家勇)去跟极右翼的茅于轼天则所鬼混、又去欺骗维权劳工跟右翼民运联合。值得注意的是,谭楚思还特别形象生动地指出了右翼民运是如何利用底层劳工的,反映了一个民主派工友的朴素的阶级觉悟。

从曾经在思想上非常亲近王江松的民主派工友谭楚思的今日反思来看,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到小资右翼社民工运投机商文棍王江松是怎么勾结右翼民运、包装所谓的“工人代表”并借以欺骗广大民主派工友、去更好推销极右翼政治势力更加压榨劳工的立法主张的。不过,由于打着社民幌子的小资右翼政客文棍王江松之流的种种肮脏丑陋表演,谭楚思也反映出了相当一部分工友对政治失望消极的强烈情绪,甚至进而走到反对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的地步。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谭楚思被一些别有用心站在伪供统治当局立场的人所利用,去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去做一些不利于民主派群众、也不利于工人进步努力的事情。
对此,如果谭楚思工友看到这个批评的话,应当更加耐心地去反思——争取民主权利怎么可能与劳工维权事业毫无关系呢?现在劳工机构的工人领袖孟晗都还在看守所中没有出来,由于今年开始针对NGO的更严厉的法律生效,劳工机构的生存权是空前严峻的问题,这涉及结社权,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或者说政治自由权利(不管叫什么名词,它其实就是属于争取民主权利问题)。

我也希望那些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劳工圈左翼朋友,更耐心地看待像谭楚思这样的虽然有较强投机性、但思想觉悟正在进步中的民主派工友,既不必要学某些维稳左派立场的别有用心团队那样,拔高抬举谭楚思,其实只是想利用他;也不要中了那些仇视觉悟工人的劳工界小资右翼投机分子的计,用阴谋论和怀疑论来企图削弱谭楚思揭露批判文字的重要价值——我认为就这篇标题党耸人听闻的所谓“揭密王江松”的文章来看,就事论事地说,没有任何不适当的揭露。这些揭露是非常必要的。本人非常欢迎和支持谭楚思工友做更多这样的政治揭露(所谓政治揭露,不仅是谈主张言论,更要深挖他是怎么做的、是怎么培植自己的工人骨干来去跟右翼民运做政治交易勾当的,这些揭露不涉及个人隐私,而是有必要让全中国关心自由民主事业的工人和民众都知道的。)

——秋火,2017年5月26日PM



来源:谭楚思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e7d0f70102wput.html

揭秘王江松与彭佳勇 (2017-03-15 05:28:37)


揭秘王江松与彭佳勇

网友历史启蒙发表我在“中国工友”,微信群的一些有关于评论质疑王江松教授的聊天纪录,虽然发表前未经我同意审核,但我认为在几十上百人的群里发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密措施,属公共场合公开发表,不属于个人隐私机密,他人可以引用发表,但不得谋利。

因为我在“民主工友QQ群”质疑反对对劳工极为不利的茅鱼四修改劳动合同法的主张,被“劳工代表”(引号意思表示讽刺)彭家勇踢出QQ群,事后有解释原因是我在QQ群里面截屏。这个掩饰的理由太可笑了,上百人的群你对谁保密?如何保密?对国保吗?所有网络信息对国宝是透明的,只要他想获取,你彭佳勇要忠心护主(茅主席、茅鱼四),就别找理由,做事像个带鸡鸡的男人。

个别网友因为其他网友反对王江松而引用我的文字,进而对我很有怨气。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在法庭上辩解时都可能引用法律条文,按个别网友的逻辑,是否要把参入立法的专家、教授、学者、公民、国家%主%席等等相关一块给枪决了。

第一,劳工第一要学习,要有法律法理逻辑意识。第二,有了第一,劳工才会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网友“历史启蒙”文中的这些文字的确是我在“民主工友微信群”的聊天记录。

『我(谭楚思)对王江松老师最大意见是,他无意中掩盖了真相。王江松老师主张是——普世资产阶级民主,这对底层劳工并没多少害处,因为普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劳工三权合法化,国家对底层穷人提供良好的福利与社会保障。我以为中国民运的思想都与王江松老师讲的差不多。

在民主工友微信群里,有一回有个劳工发了个张姓教授的帖子,王老师马上出来制止,“不要在群里发张的帖子,他学术主张把劳工当机器,把劳工当市场的商品……”

后来我自己通过其他渠道接触了到了民运知识份子、精英富人,我才知道王江松老师无意中掩盖了一个真相,王江松老师的主张在民运圈中根本没有几个人同意,民运圈信奉的是类似于张某教授的主张思想。

对此,至今我对王江松老师有脾气有意见。

还有,王江松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不传达天测伤害劳工权益的文章,只传达天测论坛中极少数同情劳工的文章(茅鱼四天测只邀请极少数同情劳工的知识份子去演讲,其他绝大多数被邀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知识份子 )。王江松把不全面的、有选择性的茅鱼四(天测)信息传达给工人,使很多劳工去独自评析茅鱼四(天测)时看到是很狭窄经过遴选的信息,造成了谁质疑茅鱼四(天测)谁就是五毛的定论。

王江松(最走近劳工的教授)就好比是个媒人对劳工说:“你嫁给民运员外郎,他是高富帅,嫁过去后,会给你劳工三权的,会给你基本生存保障的,会给你独立参选权,会让当家作主的。你看欧洲州的劳工嫁给欧洲民运员外郎多幸福啊,中国的民运与欧洲民运一样好,搞普世文明”。媒人就只要搓合这件事。

而我本人就是待嫁女——劳工,虽然我是穷家女,但我有力气,也曾经为皇帝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皇帝还在丹书铁券上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你民运员外郎再有钱得不到我的首肯,也只能一辈子在山村做土豪,休想坐庙堂,我得认认真真审视你一番。

中国民运员外郎一看我是穷家女,没有名牌大学证书,顿生无限优限感,一脸不屑,高高在上:“你要嫁到我家过好日子,就得守我家的规矩,第一,我家事你无权过问,你只管干活,什么独立参选权就别想了,你就一下人,一个妾,懂吗?第二,好好干,什么劳工三权别做梦了,想罢工,老子揍你一顿。第三,你到我家来想不干活白吃白喝,做梦,什么基本生存保障都没有,吃饱饭了你会不想干活,就让吃个半饱,挣扎生死线上,才会努力替老子干活。第四……”。

我一听这话就来火了,“老子以前看你王八蛋人模狗样,民主法治人权说的头头是道,又听媒人王江松常常夸你,老子早以芳心暗许,欲助你一臂之力成大事。今天才看穿你是个如此狼心狗肺的东西。第一,你这畜生没老子支持,想成大事,只会白白让皇帝推到菜市口斩下你狗头。第二,你敢欺压老子,老子直接无产阶级专政干死你这畜生,第三,老子告诉你,皇帝军☀队拿枪的都是老子的兄弟亲戚,你这畜生还记得上回被揍的……?中国民运畜☀生杂☀种……”』

见网友历史启蒙原文《工人思想家谭楚思:我的“媒婆”王江松》http://blog.sina.cn/dpool/blog/s ... ml?vt=4&type=-1

看完了吗?是否文不对题?下回写。
二点五十醒来,现在5点25分。还可以再睡四十分钟回笼觉,就起床做饭上班。
2017年3月15日。


补充链接,《和茅%%先生做点学理探讨》(原作王江松)(百分号是违法敏感词)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89e7d0f70102wpuw.html?vt=4
对了,我多次引用王江松这篇文章反对茅鱼四,而且我独立观点的形成,很多来自于王江松教授的知识传授。“个别网友”忠心护主的彭佳勇,看你们如何处置王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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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揭露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的真实面目
(2017-5-20更新)
  来源

转按: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新闻发言人张军2016-8-6发表了这篇文章,原名《揭露 一伙打着民主旗号却又暗地里干着反民主勾当的人》,原署名“张军”。在2016年8月中旬以后做过长时间的隐藏、更新、再隐藏、再更新、……(2016-8-27,本社协作者秋火曾转载于新青年论坛

以下这个版本是作为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负责人张军2017-5-20最新更新后,发布在“中国工友群”等微信群里的。就当时看来,这篇最新更新版的《揭露》,有反击张利亚5.19阴谋篡权政变和造谣排挤张军的意味。转载时略订正个别错别字。(工评社,2017年6月13日)



来源: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5118a8b0102w8z9.html

揭露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的真实面目  (2016-08-06 10:10:21)

标签: 沃尔玛员工联谊会 张治儒 王江松         


揭露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的真实面目



        看张治儒自相矛盾、狂妄自大的照片集锦如下:一方面说抵制“综合工时制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大家喊喊,再加上政府的关注,沃尔玛基本上就无法推进”;另一方面有牛X朝天的把自己吹嘘的顶破天,对别人却是既贬低又造谣……,赤裸自己的本质暴露无遗——揭露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的真实面目。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系沃尔玛在职员工张军和张利亚于2014年中秋节之夜,发起成立的一个旨在供沃尔玛全国员工进行维权交流、学习法律、增进友谊的网络交流平台,从成立伊始就一直为沃尔玛各地的员工默默的提供着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2016年5月15日沃尔玛开始强推综合工时制,遭到了全国沃尔玛工人在联谊会这个网络平台上的团结、抵制后,联谊会开始突然在社会上似乎有了名气,此时,部分工运投机者诸如张治儒、王江松等人突然窜了出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对联谊会指点江山,并企图“改组”联谊会,甚至在6月底居然有部分人商定要改变联谊会的名字,投机者们企图利用联谊会大作文章来捞取资本,一时之间上演了一串串令人捧腹搞笑的闹剧,也暴露的其中一些人的真实品质……。

        网上的东西,往往让人难辨真伪,这也给诸如郑恩锋(网名水镜先生、伊藤惠美……)、张治儒等一些小人提供了搬弄是非的空间,所以要在网上揭露他人,必须要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明问题,并且要实名制,要承担法律责任!本文就是以事实和证据说话……


第一部分:王江松的闹剧



      王江松、张治儒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来高调主张改选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另一方面却又暗中自己指定自己理想中的联谊会核心成员候选人,并私下里直接找沃尔玛工人进行游说,劝说沃尔玛工人选举他指定的人选。。。。。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张治儒、王江松之流协同郑恩锋等人,仅仅凭借几个劳工NGO工作人员及其文棍,就妄称代表中国的劳工界,对稍有不顺从他们意志的人就说是对抗中国劳工界;或者说是把沃尔玛工人的维权工作当做是私产、后花园……。

         针对王江松在自己一手炮制的所谓的“沃尔玛工人维权协调小组”的网上,发表了自己的十点观点,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涉及到我张军本人以及联谊会的问题,为此我认为有必要来戳穿其中的谎言,并向世人揭露真相。


        第一、王江松在文中(见附文一)提及:因维权策略及身份问题,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中协助沃尔玛工人维权的“三驾马车”张军、张利亚和王时树三人发生了内部冲突,劳工界热心人士参与协调,希望能够让三人修好,消除误解,齐心协力,共同协助沃尔玛工人维权。因此,其中一直关注和支持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的劳工学者及其他沃尔玛工人维权积极分子,希望能够建立和完善联谊会的组织框架,让更多的沃尔玛在职工人维权积极分子进入到联谊会决策层,完善民主议事原则,以消除内部纷争。

        但联谊会中个别核心人物拒绝任何有利于联谊会内部团结和组织建设,完善和加强以沃尔玛在职工人为维权主体性的组织框架的建议。在未经联谊会内部任何组织程序讨论决定,就将王时树移出众多沃尔玛工人群。为此,导致联谊会核心成员之间的彻底分裂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后,王时树为了沃尔玛工人维权能够继续并有实质性进展,特邀请沃尔玛中的在职工人重新组建了法律培训群。经过讨论协调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近50人的“沃尔玛工人维权协调小组”,在经过充分的沟通和酝酿后,在2016年7月24日,经来自各地的沃尔玛协调小组成员的公开投票,民主选举出1名小组组长和8名副组长人选。希望能够在联谊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以协调沃尔玛工人维权中发挥一些积极作用。
        因此,这场因维权策略和身份问题的内部纷争,最终导致两个沃尔玛工人维权阵营的产生。
  
        那么,张军、张利亚和王时树的维权策略和身份冲突在那里呢?

张军观点:张军、张利亚与王时树的分歧焦点在于:张治儒想通过其雇员王时树来控制和主导沃尔玛工人维权整个事件的导向,遭到拒绝。事情经历大致如下:

下文照片是张治儒及其雇员王时树等人的办公合影照




以下部分照片是张利亚反对春风即王时树言论截屏







从去9月底开始的沃尔玛1059店工会积极分子张利亚等发起的参与工会竞选、争夺工会控制权的活动中,王时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从今年5月14日开始沃尔玛工人中传出要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制的消息来,王时树突然爆发了空前的热情,与张军、张利亚等人一起呼吁广大沃尔玛工人参与到抵制综合计算工时制的活动中来,与此同时,王江松单方面的把张利亚、张军、王时树封为所谓的三架马车。而当时王时树已经是张治儒的春风机构的雇员,对此张利亚、张军也都是知道的,也知道王时树此时的身份是代表张治儒的春分机构参与这次活动中来,但是大家对此并没有什么顾忌,都是团结一致,没有为此受到任何影响,这也恰恰证明了张军及联谊会认为工人维权需要劳工NGO适当介入和援助的观点。

事情在2016年7月1日,就沃尔玛员工维权问题,张军与张治儒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详情见附文二,在争吵中,张治儒为了表示自己已经深入了解了沃尔玛工人的维权状况,在那个有一百多人的劳工研究群里说:“我不知道情况(?),王时树是春风的员工,不是全程参与沃尔玛维权,我为什么不清楚了?”。【有微信截屏为证,见本文后面】,我在群里指出张治儒这番话的危害……。

而事实情况截止到7月2日中午之前,王时树还是拒绝履行张治儒的意图,并向联谊会揭露了张治儒的春风现在干不了什么实事,
张治儒出了很多鬼点子给王时树,就是想让张治儒介入到沃尔玛员工维权案中来,同时讲述了张治儒这个人很阴险可怕,并说张治儒每组织一个两千人的微信交流活动,就能得到几万元钱,而在后来沃尔玛工人的微信群多大一万多人,可想而知张治儒拿到了多少钱。而现在认为王时树没有想办法让张治儒介入到沃尔玛工人维权案中来,还要准备炒掉王时树。王时树对此也做好了应对准备。上述内容有王时树与联谊会其他核心成员的留言录音为证。

但是事后王时树与张治儒暗中达成协议,在张治儒、王江松的授意和支持下,开始了分裂沃尔玛工人维权活动的行为,7月7日王时树开始抛开联谊会另外成立了一个“沃尔玛全国工人维权协调小组”,并在7月7日晚上多次请求张军加入到他的群里,遭到张军的拒绝(有截屏为证,见本文后附)。

面对这种分裂行为,张军、张利亚在第一时间(7月7日)发布了《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紧急声明》,谴责另外外界势力对沃尔玛员工维权事件的强行介入和主导……,详情见附文三。同时,张利亚、张军也与王时树彻底分裂,这就是分裂的原因,王江松教授,您说这是否是在造谣?


        第二、王江松文中提到:张军、张利亚认为:沃尔玛工人维权应当信奉独立自主的方针,防止有境外背景的劳工机构或人员参与沃尔玛工人维权。以防止被沃尔玛资方认为工人维权是被境外势力在操纵或被政府有关部门所关注,而影响到沃尔玛工人的维权。
        但实际情况是,张军自2016年5月沃尔玛工人抵制沃尔玛实行综合工时制开始到现在,就已经密切的跟境外劳工组织,特别是美国的劳工组织“我们的沃尔玛”保持密切沟通和接受技术指导。这些都是张军以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公开透露的。

     
         张军对此观点:王江松纯粹是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从来就主张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我也一直致力于争取与美国沃尔玛工人的团结和联系,但是实事求是的而言:我联系的是美国沃尔玛工人组织“我们的沃尔玛”,总共直接对话一次,间接联系两次,根本谈不上所谓的“保持密切接触”,至于“接受技术指导”更是荒谬不堪,请问王江松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接受技术指导”
的信息呢?拜托你撒谎能专业一点儿吗?


       张军已经无数次声明过:工人的维权需要包括劳工NGO在内的外界的声援和支持,但是绝对不是张治儒、王江松之流的那种强行、高调、野蛮的主导介入,这种忽略工人维权主体地位的越俎代庖的“参与”,势必会引起包括维权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抵制和反对。

       第三、王江松文中称:王时树且认为: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及其核心成员中目前尚无丰富的集体维权经验,无法真正的独立自主跟强势的沃尔玛资方抗衡,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

       张军观点:怎么就断定联谊会及其核心成员尚无丰富集体维权经验呢?即便联谊会没有,也早已与专业的劳工法律师和专业的集体集体维权以及谈判专家达成援助的合意。

         第四、王江松文中称:当然,主要是国内一些具有丰富的集体谈判经验的劳工公益机构。原因有二,王时树曾在2012年被沃尔玛第一次解雇后,在劳工公益机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对集体谈判工作方面有一定的参与和了解。其在2015年6月第二次被沃尔玛解雇后,其后又第二次进入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作。因王时树自己在沃尔玛有两次维权经历,对工人维权特别是集体谈判方面也有较全面的接触和了解。故其维权策略和意见相对没有工人集体谈判或经验不足的张军和张利亚等人来说,对工人集体谈判的全面思考和策略方面应该存在一些区别。事实也证明,在这场沃尔玛工人抵制沃尔玛实行综合工时制的维权初期,在维权策略及工人组织方面王时树受到了大部分沃尔玛工人的认可。这可能也是联谊会其他核心人员不太愿意看到的问题。

          张军观点:王江松你也在痴人说梦吧?这都是哪和哪的事情?真不明白你以一个所谓的教授身份怎么净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三个人是否是得到了沃尔玛工人的认可,全国十万多沃尔玛工人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故意偷换概念把我们联谊会与王时树划清界限的原因混淆为我们对他的妒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我们与王时树划清界限的原因在前文已经做了说明。

        第五、王江松文中称:这里谈到境外势力或境外背景,这确实是目前在中国维权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只要维权,就会多多少少扯到“境外势力”“境外背景”等等。但如果细细了解,【1】实际上张军也是一个境外劳工组织受欢迎的人,多次出国到外面学习交流劳工维权经验。【2】其成立的多年的“澳利威工援中心”也给很多工人提供了法律上的服务和支持。但这些出国交流及给工人的免费维权服务,真的不需要资金吗?这些资金都是张军自己陶腰包的,或者说是来自国内企业或个人的赞助。估计不会,应该都来自境外吧。但这些我们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来源合法的资金,干的又不是违法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在做公益事业,应当受到尊重。但关键问题是,你可以依法拿国外的资金为工人依法维权,那别人依法拿国外的资金为工人依法维权。张军等人,为什么你却要攻击别人是境外势力支持的,有什么不良目的。都是为工人维权,都是出于公益。没必要持双重标准,这是不应该的。

       张军观点:【1】张军之所以受到境外劳工组织欢迎,因为张军是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不听命与任何境外机构、国内政府的民间维权人士,而你王江松、张治儒可就不这样受欢迎了,虽然你们或正喝两家茶。

【2】张军观点:澳利威工援中心,是早在2009年10月23日有基层工会澳利威工会所成立的,在澳利威工会消失后,张军继续沿用这个称呼就是为了让人知道澳利威工会的历史,让工人知道工人自己控制工会的重要性,具体详情请点击网址链接:烟台澳利威工会正式成立澳利威工援…。长期以来都是没有资金支持的,如果有,请王江松拿出证据来。

这些年来,从2006年5月开始,我带领澳利威工人搞罢工建工会开始至今,我根本不像张治儒等机构负责人,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我都是已在处在艰苦的打工中,并继续为工人免费维权,在2009年6月之前,也就是我帮助澳利威工人维权期间,我在一家韩资企业做电工;从2009年8月开始,我先后在物业公司干过维修工、在私人家电销售部干过送货维修工,也干过房产中介,从2011年6月开始进入到沃尔玛打工,直至到2015年12月31日离职沃尔玛,然后就在一家村委会干临时工,
为此张治儒还拿我这个村委会临时工大做文章,瞎扯我是什么“体制内的人”……等等,唉,真是让人忍俊不止,看来张治儒实在是找不到我张军什么“把柄”了。

我在此打工期间,到境内外其他地方出席一些会议,都是邀请方支付差旅费,你王江松受到邀请会议时,都是你自费的吗?不都是邀请方支付吗?这个与资助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你自己握有资助资金就另当别论了。

再谈你王江松教授,你在这里引用张治儒之前在其他群里指责我的这些话,我现在问你:你敢说你现在没有拿境外资金及的钱吗?当然我也不是说拿境外资金的钱不好,我是说既然拿钱了,就应该踏踏实实做事,而不是煽风点火、对工人活动搞破坏。之前张治儒、王江松这些话早就被沃尔玛工贼们引用过了。


        第六、王江松文中称:真要扯境外势力或什么背景这样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年代,谁没有那么一两个方面符合这个范畴。另外,特别痛心的是。到今天这些人仍然执迷不悟,又开始伙同一些真正别有用心的人。竟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将我们这些经过沃尔玛工人民主选举出来的协调小组主要成员及真心实意帮助沃尔玛工人维权的公益人士抹黑和污蔑为人人痛恨的工贼。其意图确实让人不可理解,甚至后怕!

        张军观点:真的如同王江松所言是经过沃尔玛工人民主选举出来的吗?之前说是32个沃尔玛工人选举出来的16个所谓协调小组成员,现在又说是49个沃尔玛工人选举出来的。而且在这49个所谓的沃尔玛工人当中,还包括张治儒、王江松等若干非沃尔玛工人在其内,即便是所谓的参与选举的沃尔玛工人也有很多人表示根本就不知道选举的事情,还有的工人为此做出了退群的声明(对此也有证据,涉及当事人隐私不便于公开,如果谁认为是在说假话,可以告张军,在法庭上会拿出证据)。

        从客观上讲,张治儒、王江松之流的确是干了沃尔玛及工贼已经干了却没有干成的事情——对沃尔玛工人维权的分化、瓦解和诋毁!所以有人拟文批评他们的行为是工贼行径一点不为过。



第二部分;张治儒的闹剧



张治儒企图高调、强行、介入并主导并预谋撕裂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及沃尔玛工人维权案是分了三步走。而这三步走的背后推手都与王江松等人有关系,这三步走的失败都与沃尔玛员工的抵制有关。

第一步、张治儒原本是打算通过他的雇员王时树在这个事件初期时来积极介入。这个联谊会有音频证据为证。


1、张治儒在5月底曾经在一个沃尔玛员工微信群里以维权为名,呼吁沃尔玛员工加入“沃尔玛员工联谊会QQ群”,并公布了QQ群号码,而这个QQ号码根本就不是沃尔玛员工联谊会的QQ号,而是一个由春风NGO机构自己控制的QQ群。原文内容如下:

“沃尔玛公司的工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请向我们提出!为提高凝聚力,加强团结和组织,请各位工友尽快加入“沃尔玛员工联谊会QQ群”,群号56356XXXXX。”。


而之前尤其是在我和利亚他们去年忙着改选工会的事情时,王时树并没有发声。我也早知道王时树在张治儒那里上班,他也是代表张治儒及其春风在介入这个事情,但是并不主导这个事件,再加上他也是前沃尔玛员工的身份,所以我们大家都是齐心协力,外界基本不清楚这个事情,但是张治儒并不满足,又想站出来高调主导,并给沃尔玛员工维权起草什么行动纲领。张治儒为了取得沃尔玛员工的信任,竟然说前几年的裕元大罢工是他一手组织策划搞起来的。当张治儒刚开始兜售自己的骗局时,就被我和其他沃尔玛工人给戳穿了他的谎言。

我们看看这个自娱为中国集体谈判专业人士的张治儒,是如何看待抵制沃尔玛综合工时制的观点吧,见下面截图:

    A、自认为经验丰富的所谓的谈判专家张治儒对抵制综合工时制的幼稚看法,使得自己草包的本质暴露无遗……,后来也看出他与文棍王江松所搞的维权协调组最终也无所事事……,不过是枯名钓誉罢了



B、所谓的中国工运领导者是如何在沃尔玛工人微信群里诋毁、抹黑张军,与上面的照片言论自相矛盾……



2、王时树在张治儒的唆使下,为了成立自己所谓的维权协调小组,就开始对联谊会发起人张利亚和张军在各个群里公开造谣诋毁。


第二步:

在遭到抵制后,张治儒的阴谋没有得逞,然后开始第二步:自己起草发起倡议(见附文二),并绑架劳工界,发起了一个什么劳工界倡议书。甚至在被他“绑架”的劳工界内部人士也向私下里提出了对张治儒行为的不满。



关于完善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组织框架及诉求的方案



     一、建立全国、地方、沃尔玛卖场三级工人组织框架,明确分工,统一行动

        1、明确沃尔玛中国基层员工联谊会为本次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的全国指挥中心(即定深圳为总部)。除张利亚、王时树、张军为主要成员外,在全国各地已积极参与的沃尔玛分店中挑选一至两名在职的工人积极分子加入沃尔玛中国基层员工联谊会,组成全国性的沃尔玛基层员工联谊会委员会。

       完成初步组建工作外,由小范围内部选举委员会主要成员,根据各成员的特长优点进行分工,并建立各功能小组。

          2、在完善全国性的联谊会组织框架后,在具备条件的地区(以市为单位)建立市级分会,由该市沃尔玛卖场中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市级员工联谊会(如深圳市沃尔玛基层员工联谊会、南昌市沃尔玛基层员工联谊会等)。其中主要负责人应当是沃尔玛中国基层员工联谊会委员会中的成员。参考全国性的员工联谊会内部框架完善领导机构和建立功能小组。

       建立健全市一级的基层员工联谊会组织框架,充分发挥组织和领导功能将作为本次沃尔玛工人组织化维权的重点工作。

        3、在市一级的沃尔玛基层员工联谊会成立后,按照分工合作的原则,由联谊会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某一个沃尔玛卖场,协助该卖场工人积极分子组织工人签名推荐工人代表,建立员工委员会,完善具体分工,具体负责本卖场的维权工作。使工人代表制的工人组织化维权具有合法性。

       …………………………

     
第三步:在张治儒、王江松等第二步又行不通的时候,开始了第三步。

张治儒、王江松与其雇员王时树单独干起了分裂沃尔玛工人团结的行径,成立了所谓的协调小组,并向那些被他们死皮赖脸拉进群的沃尔玛工人,对张军等联谊会核心成员大肆进行造谣诋毁,其目的就是打击张军,跟沃尔玛工贼行为完全一样!

据张治儒说建立所谓维权小组的建议是王江松和段毅的意见,但是段毅于2016年7月末在张军家做客时对此提出是不知情的,并是反对的,不知道两人谁在撒谎,见照片如下:



以下是张治儒、王江松等人在2016年7月6日拟文发布的内容如下;



关于成立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关注小组的建议



各位好:

        鉴于目前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行动面临严峻形势及其在组织化维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目前沃尔玛工人在缺乏外援及有效组织化维权的状态下,孤军与世界五百强之首的沃尔玛资方抗争,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就沃尔玛工人自身力量和目前的组织化程度,将难以与强大的沃尔玛资方抗衡。加之,目前全国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已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我们劳工届在此紧要关头,如仍继续保持沉默和观望,将会被外界笑话。故,经部分劳工届人士讨论认为,建议劳工研究群牵头成立相关小组,伸出援手,协助和支持沃尔玛工人开展集体维权行动。考虑在不影响沃尔玛现有的组织领导框架下,由劳工届牵头成立“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关注小组”,以外围力量协助由
张利亚、王时树、张军【张军备注:联谊会发起人当中根本就没有王时树】等人发起成立的沃尔玛基层员工联谊会,在此基础上完善组织框架和诉求,制定维权及行动方案。积极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与强大的沃尔玛资方做好有组织的集体抗争。关注小组将实行开放式,由劳工研究群的成员自由参与,凡认为有能力有资源可以积极协助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的劳工研究群成员均可参与该小组。为沃尔玛工人在集体维权当中有利整合外部资源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支持。

         经与部分劳工研究群管委和监委讨论,初步拟定关注小组成立后,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沃尔玛工人提供支持和协助:

         一、协助沃尔玛工人积极分子建立和完善组织框架,明确现有积极分子的具体分工。

         二、协助梳理和明确主要诉求及其法律依据,向沃尔玛资方发起集体谈判;

          三、协助沃尔玛工人加强与全总及地方工会的联系,争取官方工会的积极介入和支持;

          四、协助招募劳工维权公益律师,成立法律援助律师团,对全国沃尔玛工人在维权中已被解雇及可能被解雇的沃尔玛工人维权积极分子提供法律援助;

         五、积极利用舆论压力,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就沃尔玛实行综合工时制的审批问题进行信息公开;

        六、充分调动劳工届所能够整合的资源和力量公开声援沃尔玛工人,给沃尔玛资方施加压力;

        七、以中国劳工届的名义发起声明,要求沃尔玛资方出面与工人开展集体谈判。

         八、充分利用国内外新闻媒体(包含自媒体),从舆论上向沃尔玛施压。

         根据部分管委及监委的初步交流,拟定以下人员为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关注小组主要成员:

          段毅、陈辉海、戴春、张治儒(春风机构负责人)、宋佳慧(春风机构工作人员)、宾雪等人(各位可再推荐合适人选加入,其中有部分人员因其他因素未能具名)

           其中以上人员具体分工如下(拟):

           一、由
张治儒和陈辉海等人负责协助沃尔玛工人积极分子完善组织框架,整理诉求;

           二、由戴春等人负责外部声援及宣传舆论工作;

           三、由段毅等人负责工人积极分子集体谈判培训工作以及仲裁、诉讼等法律援助事项。

         关注小组成立后,各责任人将按照分工在三天内制定工作开展计划及方案,提交劳工研究群管委会讨论后通过实行。

                                                            劳工研究群管理委员会
                                                                      秘书
张治儒
                                                                          2016年7月6日

                  

以下是张治儒搞的集体维权组织框架,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附文一
:请点击网址链接:
附文一 王江松的“王十点建议”


附文二
关于成立沃尔玛工人集体维权小组的建议,请点击网址链接:
附文一 王江松的“王十点建议”
文中的相关内容。



附文二:

2016年7月1日下午,
                           张军与张治儒争论材料如下:


之前,因为春风的机构负责人张治儒想介入沃尔玛员工联谊会维权遭到沃尔玛工人抵制后,一直非常不满意,昨天在一个全国性的劳工研究群里,又开始对沃尔玛员工的维权模式以及核心成员指手画脚,张军(以下称我)就跟他讲述沃尔玛各家门店的维权方式与集中式的工厂不同等原因,但是他指责我是借给沃尔玛员工维权之际“携带私活”儿,没有组织全国性的组织网络、维权诉求不好,置全国十万多沃尔玛员工的利益于不顾等,然后又说我一直防着他等,把我惹火了,张军指责他根本就没有了解沃尔玛中国各家门店以及员工的实际现状,只是自己在这儿自说自话。

我要求他说出我在给沃尔玛员工维权的过程中到底是携带什么私活儿等。

张治儒说我和张利亚等人是之前成立工会(指1059店改选工会)的愿望没有实现,而现在想借这次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未完的梦想等,并没有顾忌广大员工的利益。
         张治儒还说:“你们总是提成立工会什么的,提五点备忘录什么的,即便是你们真的成立起工会又有什么用?”

由此可见张治儒对依法组织成立的民选工会是不看好的。



我反驳他说我们仅仅是在给全总的一封公开求援信中提出这个事情,而且是一种策略的需要,你张治儒根本就不明白,却在这里瞎扯。

对于我为什么防着他,回答他:第一、我们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如果让他春风这样的劳工NGO高调介入这个事情,就不能避免会被政府扣上受境外势力操纵的帽子;第二,你张治儒好大喜功,擅长把别人的成果窃为自己的成果(目的就是为了捞取资金支持),我列举了他在裕元罢工事件的表演。

名为“沃尔玛员工维权紧要关头(上): 反对工贼行径,澄清策略分歧,捍卫工人团结”的文章中是如此描叙真实状况如下: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张治儒在2014年4月东莞裕元鞋厂近5万工人大罢工里的做法,当时他还远未让多数工人组织起来时就在西方媒体上大肆宣传,可是在巴不得全世界记者都跟拍他行踪的高调宣传之后,当他带领团队刚刚抵达裕元鞋厂附近的小饭馆里,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吃上一口热饭,就被跟随他们已久的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其结果是他们连裕元的罢工积极分子都没有接触到,但却在裕元罢工后期及结束后的官方短时间软禁和西方媒体报道中出尽风头,仿佛东莞裕元近5万工人的大罢工真是他张治儒春风服务部一家做出的成绩似的,真是虚妄而轻浮[11]。


张治儒说张军自相矛盾,指责张军一方面反对张治儒及春风机构的介入,另一方面张军却又联系境外媒体、劳工组织等。张军反击他说:你企图的介入与我寻求境外媒体或劳工组织的关注和支持,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张军一直的观点是:工人的维权需要包括劳工NGO在内的外界的声援和支持,但是绝对不是张治儒、王江松之流的那种强行、高调、野蛮的主导介入,这种忽略工人维权主体地位的越俎代庖的“参与”,势必会引起包括维权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抵制和反对。

理屈词穷的张治儒对裕元罢工的事情说是容不得我说三道四。

张军反击他:大家心里都明白。

与此同时有两个参与裕元罢工事件中的NGO人,私下里跟张军说张治儒的确是非常恶劣,不仅仅是裕元的事件他这么做,其他的事件他也是这么做。所以应该揭露这个事情。

同时其他朋友也提醒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


张治儒又发难说我这个联谊会新闻发言人是谁封的?说张军根本没有资格作为联谊会的新闻发言人!还有其他核心成员,都经过沃尔玛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无论是资方沃尔玛及其工贼,还是政府,或者是沃尔玛员工都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反倒是作为NGO机构的负责人张治儒兄弟当众提出这个质疑,让我不由得心寒。

自己反击:联谊会不过是网络交流平台,至于他之前所称的组织架构当,前在沃尔玛工人运动现状中暂时无法建立,也正在储备这方面人才,并在向这方面发展,至于我新闻发言人的地位问题,也容不得他说三道四。

      张治儒不知深浅的在群里对张军说:“搞工会,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都有尝试,我走过来人,你还在尝试”。同时张治儒还说即便是成立起工会也是没用的。



      我不知道张治儒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如何搞工会,具体都有哪些“尝试”?如果说起搞工会,在在十年前,我张军早就尝试而且成功(中国第一个通过罢工斗争成立起来的澳利威工会,详情请点击网址链接:1、《中国工人》刊登烟台澳利威工会的…)2、★★《中国新闻周刊》刊…而且澳利威工会艰苦斗争四年,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也是世人瞩目的。



张治儒对张军说:“我明确告诉你,在中国除了曾飞扬及其机构外,还真是没几个跟春风比做实在事的。



  看来其他绝大部分NGO是没有像春风那样做实事了?


在张治儒看来,要抵制沃尔玛的综合计算工时制费非常简单:“综合工时制实际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大家喊喊,再加上政府的关注,沃尔玛基本上就无法推进。
【有微信截屏为证,见本文上面的照片】

当我提出他对沃尔玛工人维权的了解不够时,他在群里公开宣称:“我不知道情况(?),王时树是春风的员工,不是全程参与沃尔玛维权,我为什么不清楚了?”。【有微信截屏为证】



下文照片是张治儒与王时树在春分机构办公室的工作照


张治儒的不顾大局的话,对联谊会、对正在进行的维权事件、对王时树都是影响极坏……

张治儒面对我的反驳,他抬高自己身价的说:“好了,本想好好教你几招,但看你的度量,估计也装不下了,……?【有微信截屏为证】真是狂妄至极!!。



2016年7月2日晚上,我准备把上述内容要在劳工研究群里发布的时候,张治儒威胁张军说:“我已经很忍让你了,你再继续下去,你会后悔的。不是我威胁你,是在提醒你。你不要一错再错。



附文四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紧急声明!请点击网址链接:附文一 王江松的“王十点建议”  


下文是劳工学者对张治儒之流的谴责:

无论外界的支持者们出于什么本意和理论去推动沃尔玛“协调小组”的组建,我认为这事儿做得已经超出了作为外部第三方(NGO)的职责范畴。沃尔玛的员工不是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态,他们已经在前期很好的形成了四个店的集体行动和成千上万工友网络的搭建,在这个时候你们指出他们工作方式的“狭隘”,认为他们难以担负重任,并且像救世主一样去“帮助他们改变”。我想问一句,“协调小组”组建后一定比原来的工人网络更能团结员工并赢得与沃尔玛之间斗争的胜利?如果一定能,说明你们高瞻远瞩本人拜服。(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做到,我真不知你们从哪儿来的信心,反正以我的经验绝不敢下这个定论。)如果不能保证一定成功,那么干嘛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强力干预工人内部的组织方式?就算他们的民主机制不充分,又怎么了?干嘛要去人为撕裂工人群体引发内部争斗?(目前已经存在的纷争的始作俑者起码应该检讨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干嘛不认认真真埋头做事帮助工人群体再充分的发育一些?非得急于一时勉强为之?图什么?就算你有一身本事,工人们还没到这个份上你着急也没用。“要以工人为主体,外部的意志不能强加于工人”这应是外部支持者工作的一条铁律,每个人都应时时自省、自律,包括我自己在内。



附件:张治儒以发红包来笼络沃尔玛工人去听他的集体谈判培训课


沃尔玛工人指责张治儒的做法



张军因别有用心之徒及其势力的上述造谣诋毁,
使得联谊会原本拟定的维权计划搁浅


张军原本拟定的沃尔玛员工抵制综合工时制的维权计划是:第一、在国内,联谊会发动沃尔玛员工同仇敌忾团结组织起来,包括罢工、通过法律途径走劳动监察和仲裁程序、媒体报道、舆论造势来给沃尔玛施加压力;第二、张军利用国际劳工资源来给沃尔玛施压,比如与美国沃尔玛员工维权组织建立联系与合作关系、与美国劳工机构及其他国际劳工组织建立联系并寻求援助,然后争取在比如在沃尔玛的股东大会上进行抗议,发布新闻,打压沃尔玛股价等来给沃尔玛施加压力。

在抵制综合工时制初期,在广大沃尔玛员工中还是很信任张军的,也难怪在沃尔玛内对员工训话中有针对员工的言论,沃尔玛区域经理对员工称:“你们宁肯相信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沃尔玛离职员工,却不愿因相信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管理层……。” 详情点击网址链接: http://weibo.com/u/5990615691

联谊会在与美国沃尔玛员工维权组织建立联系并达成共识:双方以后保持联系,相互声援,详情见网址链接:160621 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与美国沃尔玛工人组织建立联系 - 联谊会新闻发布之18 ——工评社补注)

然而让人无比遗憾的是在后期,因为张治儒、王江松等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张军进行造谣、贬低(上面介绍仅仅是冰山一角)的破坏,使得部分罢工积极分子尤其是参与他们“维权协调小组”的人,不再与张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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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工评社 于 2017-6-13 09: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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