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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普通的极左派与特别不可救药的极左派

(一些理论思考)

(1937年9月28日)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考虑任何实际问题的一切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时,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到它们的运动。它从来不把一时的形势与整个前景混同起来,而是把一时的形势置于整个前景之中,借此来分析形势所有的特性。一切政策都要以这样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机会主义思想与宗派主义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与各种力量之中,他们抽出一两个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因素(有时候这些因素的确是最重要的),将这些因素同复杂的现实割裂开来,并赋予这些因素无穷的、无限的力量。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改良主义就是这样来利用当时的一些确实非常重要、却只是临时性的因素的:资本主义的强劲发展,无产阶级生产水平的提高,民主制度的稳定等。现在的宗派主义也在利用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倾向:资本主义的衰退,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民主制度的瓦解等。但是,就像前一时期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把历史倾向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绝对的因素。这些“极左派”把原因当成了结果。他们撇开现实,另外提出了一套现成的图式。但是,群众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所以,宗派主义的图式就不可能在工人心中留下一丝印象。宗派主义的本质,注定了它是没有结果的。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让人类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因此,它既不能对工人做出物质上的让步,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社会改良。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尺度上,这些说法才是正确的。自从大战结束以来,尽管生产的总体水平并没有超过战前与战时的水平,或只超过了一点点,但一些工业部门(汽车、航空、电力、无线电)仍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另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朽,但它仍有时涨时落。工人斗争此起彼伏,几乎从不间断,有时他们的斗争也能获胜。当然,资本主义用左手交给工人一些东西,然后又用右手从工人身上夺回来。工人在列昂·布鲁姆执政时夺得的重大成果,就是这样被物价上涨给抵消的。但是,这种结果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会推动工人走上斗争的道路。这就是当代的真实有效的辩证法,它开启了革命的前景。

在资本主义腐朽的大潮中,如果一个工会领袖任凭自己随波逐流,抛弃了一切经济斗争和局部斗争,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革命”思想,他实际上都成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领袖不仅要掌握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也要分析具体形势、意外事件、当地情况的各种特性(也包括心理因素),这样才能提出或斗争,或观望,或撤退的意见。只有以这样的实际活动为基础,同广大群众的实际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工会领袖才能揭示资本主义腐朽的大势,并教育群众做好迎接革命的准备。

不言而喻,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无情斗争。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都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个斗争的准备,也不意味着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保卫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局部斗争。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由列宁确立的最根本的抉择,已经被许多人当成了空洞的公式,左翼中派主义者只用它来掩饰自己的投降,而且用了太多次;而宗派主义者总是用它来做借口,为自己的消极被动辩解。

在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不幸的安德列乌·宁在广播讲话的开头中说道:“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并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统工党当时就是这样来利用这个公式的。《战斗报》上的所有文章,都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公式。我们还见到一些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一些人)抓住这个公式不放,企图证明统工党的政策全都是——或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宁把这个列宁主义的公式变成了它的反面: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的,就是摧毁和消灭初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成果与全部基础。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既然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我们参加政府,就只会对革命有利。而冒充革命派的宗派主义者就大喊大叫:“在参加政府这件事上,宁可能犯了错误,但是,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宁不是承认了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他是这样说过,但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替他那个毁灭了革命的基础的政策辩护。

当代的基础社会因素,决定了西班牙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这并不能使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获得现成的、得到完全保障的权利,不能使它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不,从19314月开始,西班牙革命就带有“共和”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性质。在1931年以后的几年里,尽管列宁确立的抉择——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最终意义上依然完全正确,但资产阶级还是能给革命打上自己的印记。左翼中派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越是把这个公式变成一种超越历史的法则,他们就越是不能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帮助资产阶级加强了对群众的束缚。统工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悲惨的是,它还是没有从中得出必要的教训。

如果说左翼中派主义者抬出列宁的公式,只是为了把革命束缚在它原来的范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那么宗派主义者抬出同一个公式,只是为了忽视和“抵制”革命的真实发展。

在答复一位美国同志的问题时,我说过:“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政策的出发点。极左派见了这句话,就要大呼小叫了:你说什么?!你这不是要让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边站吗?!可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西班牙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等等等。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抉择仅仅表明,也只能表明: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西班牙革命才能胜利。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是万无一失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的全部政治任务,就是要把这场半吊子的、性质混杂的、半聋半瞎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说出革命的性质,还要学会根据革命的性质来决定自己的政策。主流政党,甚至是那些大谈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包括统工党在内),都在竭尽全力地阻止这场被破坏、被扭曲的半吊子革命变成一场自觉的、全面的革命。在革命高潮中,工人阶级在本能驱使下,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留下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些里程碑已经被主流政党摧毁了。如果有人只想做一些社会学上的归纳总结,让自己陶醉于其中,使自己对这种矛盾的现实视而不见,这并不难做到。但这不能让革命前进哪怕一毫米。必须通过行动,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也就是说,要通过符合现实的策略来克服困难。

在目前的西班牙内战中,参战双方分别是弗朗哥与斯大林—内格林。弗朗哥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斯大林—内格林却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正相反,他们是某种“民主”制动器的代表,他们的作用就是阻止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历史性抉择,还没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形式。还远远没有。自从19367月起,西班牙革命就远远落在了宁提出的目标后面——宁尽管提出了这个目标,他自己却不能理解它。尽管如此,西班牙内战却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必须理解这个事实:西班牙内战是两大武装阵营之间的武装斗争,其中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对这种混合的斗争采取正确的态度,才能从内部将其转变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斯大林—内格林政府是一种半民主的障碍,堵塞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它也是一种堵塞了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的障碍,尽管它十分不牢靠。到了明天或后天,西班牙无产阶级或许可以铲除这个障碍,并夺取政权。但是,假如无产阶级在今天帮助铲除这个障碍(哪怕只是消极地),从中受益的只能是法西斯主义。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对两大阵营的真实性质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利用它们的斗争,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左翼中派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极左派往往会引用布尔什维克在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冲突中使用的政策,但他们却根本不理解这个政策。统工党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同克伦斯基并肩作战。”极左派就说:“但是,即使面临着科尔尼洛夫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依然不肯信任克伦斯基。”双方都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克伦斯基阵营与科尔尼洛夫阵营的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保持中立。他们跟前者一起抗击后者。在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克伦斯基政府时,他们会听从克伦斯基政府的命令。正是在八月,也就是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能够大幅增长,正是因为他们采取了这种双重政策。布尔什维克在前线参加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战斗,同时,他们也没有为克伦斯基的政策分担半点责任。正相反,他们谴责了克伦斯基,把造成反动派反攻倒算、并且未能战胜反动派的责任归咎于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布尔什维克为十月革命做好了政治准备,在十月革命中,不是布尔什维克就是反革命(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抉择,从一种历史趋势,变成了活生生的、当前的现实。

我们要把这种经验教给青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传授给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前就过了上学的年纪的人,对于那些总是用同一套公式(对了,这些公式还是从我们这里借走的)来跟我们唱反调(不仅跟我们唱反调,还跟现实对着干)的人,必须公开承认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绝不能让他们参加制定革命政策的总参谋部。

(1937年9月29日)



就在写下本文之时,西班牙似乎正在进行新一轮“大清洗”。相关报道故意写得模糊不清,但我们能从中察觉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次“大清洗”的主要目标。这可能是斯大林—内格林为了同弗朗哥和解而做的准备。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苏联官僚以为一切问题都能用特务手段来解决,它正在用这种手段来为某种“胜利”铺平道路,而胜利正在离它远去。实际上,它只能为弗朗哥的胜利或某个“共和军”将军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而这个将军与弗朗哥的区别,就像两滴水的区别那么小。


只有愚不可及的傻瓜,才会对斯大林派官僚或内格林式民主的目标或方法抱有幻想。斯大林—内格林阵营与弗朗哥阵营的斗争,可能会突然停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新的形势,我们要根据同一个战略目标,结合新的形势,制定新的策略。但在目前,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内战仍在继续,我们就要根据现在的具体形势,来制定现在的策略。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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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党与成立苏维埃的号召

(1937年10月1日)


我曾与安德列乌·宁进行过极有意义的通信——我会公开发表这批通信。在每一个问题上,统工党都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思想,用于机会主义的目的。这是我头一次听见他们宣称:他们没有号召成立苏维埃,是因为工人根本不想这么做。关于苏维埃问题,我要讲一下它的经过:

在1931年,也就是西班牙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写过这样的意见:我认为,一开始就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群众性罢工中,比如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但当时的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苏维埃的开端。而“苏维埃”这个词,如今已是苏联政府的同义词。现在,参加罢工的工人不明白罢工与“苏维埃”有什么关系。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它,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的看法是:必须成立群众组织,但不要用“苏维埃”这个名字,而要用传统的西班牙名字“代表会”(junta),而且“代表会”也不用像“苏维埃”那么具体。但是,实际成立的却是一种生造的组织,它没有广大群众的代表,只有旧组织的代表:社会党三人,无政府主义者三人,再加上几名共产党和统工党的代表。他们在每个城镇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革命是一种急剧变动的过程,在革命中,群众的政治意识不断左倾,而资产阶级则不断右倾。只需短短一个月,形势就会发生剧变。革命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横扫了一切旧组织、旧的保守政党和工会。从一家家工厂中,涌现出了更年轻、更活跃、更勇敢的领导人。旧的组织成了革命最大的制动器。建立代表会——也可以叫苏维埃——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有建立代表会,才能使革命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说到联合的必要性,我们同统工党的斗争,不是围绕着联合进行的——而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还是同无产阶级当中涌现出的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分子联合?这不是数字相加的问题——而是阶级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他们怎么能说工人不想建立苏维埃呢?各地的工人都成立了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业。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工人委员会联合起来,发展和扩大它们,使它们发展成为巴塞罗那苏维埃。

摘自《答若干问题》(Answers to Questions),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内部公报》,1938年第3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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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

(1937年10月6日)

尊敬的特雷斯卡[1]同志:

您号召采取行动,救援遭到斯大林—内格林迫害的西班牙革命者,我热烈地支持您的这一号召。在这些受害者当中,全劳联的战士无疑是最多、最重要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且,我还坚决反对全劳联领袖的现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但是,我不会因为个人的观点,而无视和否认这个事实:在全劳联的队伍中,凝聚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精华。我对无政府主义工人怀有深厚的革命情谊,而在斯大林—内格林的假马克思主义圈子里,我看见的只有戴着假面具的阶级敌人。

《国家》[2]和《新共和》[3]的态度,令您感到义愤填膺,对此我感同身受。刽子手是隐蔽的,但更隐蔽的是为刽子手效劳的牧师。斯大林的特务机关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令人痛恨,但是,戴着假发、为斯大林派刽子手叫好助威的“民主派”牧师,则完全是令人作呕。

不把群众发动起来,蔑视《国民》和《新共和国》这种娼妓、马屁精、跟屁虫、顽固分子,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

祝愿您的斗争能旗开得胜,并怀着革命的敬意紧握您的手。

列昂·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1937年10月22日的 《社会主义呼声》。




[1] 卡尔洛·特雷斯卡(CarloTresca,1879年3月9日——1943年1月11日),少年时即参加意大利工人运动,1904年移民美国,1912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重要人物之一。1937年曾参加杜威委员会。1943年1月11日遭到暗杀。——中译者注


[2] 《国家》(TheNation)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周刊,1865年7月6日创刊。——中译者注


[3] 《新共和》(NewRepublic)是美国一家重要的政治杂志,1914年11月7日创刊。——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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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的日程表

(1937年10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你在55[1]写的信,你在信中认为,对于巴塞罗那五月事件的评价,伦德的信[2]和我的文章[3]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认为这个矛盾源于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和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的类比。你还猜测这个“矛盾”会遭到统工党支持者的利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样实在太轻率了。我重新读了那两篇文章,并没有发现半点矛盾之处。它们反而是互补的。

历史类比

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由大量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决定的。在某一个具体事件中,这种辩证法会赋予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第十流的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产力水平太低,不是阶级矛盾发展得不够充分,而完全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破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流到第十流的历史因素之间,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对1917年七月事变进行彻底的分析,就能发现影响了七月事变之前的俄国历史的全部因素:生产力水平、工人阶级的特殊分量、农民的作用、彼得格勒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各个政党的作用——更不用说还有大战的影响与军队的巨大分量了。显而易见,七月事变不可能在其它国家重演。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拿七月事变来做类比呢?只是为了从我们目前最关心的视角出发,把一个新事件给解释清楚。出于这种考虑,我经常以七月事变为例,借此说明:一场惨重的失败,并不一定是致命的,甚至可以认为它是胜利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不过,还得补充一点:这个失败本身并不能“确保”胜利,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补充条件(包括正确的革命政策在内),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要强调的是……”

《巴塞罗那起义——一些初步的想法》这篇文章,是根据“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的电讯而写的,其中提到:“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以说,作者并不打算只拿这两个事件来做类比。正相反,他提醒读者注意,他的分析与预测仍是很不完善的。他写道:“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拿五月事件和七月事变做类比,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宣传。在当时,鼓舞被击败的群众,是最重要的目的。在这篇文章里,拿七月事件来做类比,就是为了告诉群众:“俄国人在七月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最后还是夺取了政权。”

因此,伦德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说——不是对群众,而是对领袖说:“你们当然要利用俄国七月事变来鼓舞群众。这是很自然的,不用老是强调它。但是,千万要记住:这是一个很宽泛的类比,它只能用于短期的宣传,两者的具体情况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分析和预测的时候,应当以两者的不同之处而非共同之处为主要依据。”伦德认为五月事件的性质是“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他在这里又拿七月事变来做类比了。)但在这篇文章里,伦德给五月事件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它是一次起义。他根本不认为这次起义是“过早的”。巴塞罗那“停火”的消息让他深感不安,而在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是竭力促成停火的。

在这个问题上,伦德是这么说的:“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犹豫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简单来说,伦德认为,无论这次起义是由什么原因引发的,在整个客观形势的影响下,在起义之前的整个革命历史影响下,它都会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中,唯一的问题便是左派组织——统工党与无政府派——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伦德在五月事件刚刚过去时做出的“初步”评价。

我在824日写的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批判费雷肯同志而写的。是什么导致了他的错误——或者说他的许许多多错误之一?他把五月事件同七月事变做了纯粹形式上的类比,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评价。费雷肯没有认真研究具体形势——比如,在革命发展了六年之后的19375月的形势,反而在公式化的日历中寻找万能钥匙,以为这样就能解开一切历史的和政治的谜题。换句话说,当伦德说:“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他是想提醒我们大家注意,不要犯那种错误;可是,费雷肯偏偏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工人在五月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

哪怕身处千里之外,无法掌握那些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能了解到的情况,人们仍然可以在五月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夺取政权是否可行?但是,在此之后,各种倾向的报刊已经发表了无数的档案、报道和文章。从所有这些事实、所有这些资料、所有这些证词当中都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如果事先为起义做好了全面的准备,那么,工人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证词是无政府主义者提供的。五月起义之后,《工人团结报》[4]就在反复重申:“有人指责我们煽动了五月暴动。可我们完全反对这次暴动。至于证据?我们的对手跟我们一样清楚:在五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要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夺到手。但是我们不想建立专政,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全劳联不想夺取政权。不幸的是,统工党的领导层消极附和全劳联的领导层。不幸的是(这已经是最克制的说法了),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消极迎合统工党的态度。更糟糕的是,在紧要关头,当我们想动摇统工党那种虚假的自负(“他们自己的”大楼、“他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他们自己的”印刷厂、“他们自己的”民兵)之时,当我们想让统工党的领袖明白革命自有其无情的逻辑,它不会容忍半吊子的措施(这也正是斯大林党取代了社会党与无政府派的原因)之时,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又是费雷肯、斯内夫利特、维克托·塞尔日之流跳了出来,给我们添乱。

他们以为,给统工党领导层撑腰,让统工党领导层跟我们作对——也就是说,支持统工党领导层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和机会主义——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最近的事态,无情地验证了他们的成色。自从所谓的七月事变[5]之后,统工党不但没有壮大,反而已被彻底打垮。全劳联——统工党是它的影子——正在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爆发,能够挽救西班牙革命吗?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全劳联和统工党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斯大林党的胜利铺平道路,也就是给反革命的胜利铺平道路。而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则拼命把统工党推上这条毁灭之路。

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所有支部,一直都在对西班牙局势的发展予以最高度的关注。要是有人能仔细地读一读我们的国际刊物,以及我们所有的内部公报,他就会满意地承认:在西班牙的各种事件中,我们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掌握了运用列宁主义方法的方法。我们有克拉尔[6]、穆郎[7]、布劳恩[8]撰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具有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凭借这些表现,我们的组织通过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问题的理论考验。而在每一个阶段,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都在维克托·塞尔日的帮助下,提出了与我们相反的、因而也是与第四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相反的立场——他们采取了中派主义的态度,一边尖锐反对国际书记处,一边又对前景和口号等问题含糊其辞。


斯内夫利特同志反复利用国际书记处的“制度很糟糕”、“不称职”为借口,与我们的国际组织断绝了一切正常关系,又同我们的死敌联手来对付我们。费雷肯同志也做了同样的事,不过带上了一点他个人的特色。在“党内制度”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对我们的斯内夫利特同志说几句话,好让他明白:窒息党内生活的官僚主义,还有那些既不喜欢纲领、也不喜欢提纲和讨论的领导人的相互勾结,绝不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内部的常态。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党内制度”的问题。问题在于对西班牙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双方的根本分歧已经暴露了出来。统工党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基本上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而第四国际继承和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


我们的方法

    第四国际才刚刚迈出头几步。它要完成重大的教育任务。它必须坚忍不拔。只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十年的历史,谁都不会批评我们缺乏耐心和毅力。我们很少开除人,被开除的人还不到十个。发生矛盾时,我们的组织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讨论、说服、耐心等待,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具体事件来验证。有些分子和集团,尽管我们对他们抱持着最大的善意和谆谆善诱的耐心,但这却让他们觉察到自己的“倾向”是与布尔什维克组织不相容的,所以他们最后还是脱离了我们的队伍。那些以第四国际的“党内制度很糟糕”为借口,脱离了我们的队伍的人,最后全都变得无足轻重、一事无成。他们所有人——兰道、维特[9]、雷蒙·莫利尼耶、奥勒尔[10]、维斯波德[11]、菲尔德[12]等人——已经用自己可悲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抛开了由过去十年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路线,抛开了伟大的历史传统,抛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间断的集体工作,是很难临时拼凑出一种流派的。


斯内夫利特同志很久以前就想让他的党脱离我们的国际组织。噢,他总是用“四”这个数字来描述他的立场。但是,离开了基本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离开了我们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而进行的集体工作,第四国际的公式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空话。这种越来越模糊暧昧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年,对于一部“革命的日程表”来说,实在是有点久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荷兰支部离开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想让它真正地同我们的国际组织融为一体,让它真正参加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来。我们的国际组织不能容忍一个支部同自己全然隔绝,也不能容忍斯内夫利特同志对我们的“制度”和“作风”的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理的指责——他指责我们,只是为了掩饰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当然,费雷肯一有机会,就会支持错误的政策,至于他是左倾还是右倾,这对他来说只是琐碎细节。


我们必须同荷兰的姐妹党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想阻止荷兰党盲目地、官僚地脱离我们,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当然也要参加这次讨论,为下一次国际大会做好准备。我们要学会如何避免分裂。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阻止那些正在策划分裂的人。通过讨论,我们将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团结。前方还有重大的事件在等着我们。我们无权再犯第二次、第三次相同的错误。无论西班牙革命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它都只是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件的一次“彩排”。要让新一代人从西班牙革命的活生生的体验中吸取全部经验教训。有些人想用诡辩术来解释这些经验,搅乱我们的思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这种做法是无法使新一代人获得正确的经验教训的。事件自己会说话。国际大会将学会如何解释它们的话。

本文是写给让·鲁的信,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 原文如此,这个日期显然有误。——中译者注


[2] 即《巴塞罗那起义——一些初步的想法》。此文作者“伦德”其实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但他在信中并未点破。——中译者注


[3] 即《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中译者注


[4] 《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是全劳联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5] 原文如此,疑为“五月事件”之误。——中译者注


[6] 克拉尔(Clart)是让·鲁的化名。——中译者注


[7] 穆郎(Moulin)是汉斯·弗洛因德的化名。汉斯·弗洛因德(Hans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8] 布劳恩(Braun)是埃尔文·沃尔夫的化名。埃尔文·沃尔夫(Erwin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派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斯大林的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9] 维特Witte)是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的化名。迪米特里奥斯·约托普洛斯(ΔημήτρηςΓιωτόπουλος1901—1965),曾用化名维特、斯塔夫洛斯(Σταύρος/Stavros)等,生于希腊弗西奥蒂斯州一个农村家庭,1920年考入雅典大学化学系,并参加了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19235月开始参加《马克思主义文库》的出版工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库派的领袖。1930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并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书记处书记。1932年率领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6年流亡巴黎,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与统工党合作,遭到西共逮捕,后来在欧洲知识分子施压下获释。获释后返回巴黎。1952年返回希腊,此后逐步抛弃马克思主义,堕落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0] 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11] 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Weisbord1900—1977),生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24年退出美国社会党,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30年退党后,于1931315日成立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League of Struggle),该组织曾接近国际左翼反对派,但在193411月,维斯波德和共产主义斗争同盟公开与托洛茨基决裂。1937年他解散了共产主义斗争同盟解散,此后泯没无闻。——中译者注


[12] B·J·菲尔德(B. J. Field1903—?),本名麦克斯·古尔德(MaxGould),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2月脱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了争取建立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该组织在二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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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

(1937年12月17日)

西班牙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为了谋划下一场大战,一切国家的总参谋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远东的战事。世界革命的参谋部也应当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研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战斗——它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炽烈闪电,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未来的事变打得措手不及。



在所谓的共和派阵营当中,有三种力量悬殊的思想流派正在混战——孟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它们只有死死抱住改良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大腿才能苟延残喘。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竭尽全力地否定了自己的学说,使其不能对现实产生丝毫影响。在所谓的共和阵营当中,实际上只有两种路线在斗争——孟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也就是孟什维克的第一号与第二号翻版——认为西班牙革命要解决的只是“民主”任务,因此必须跟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任何尝试,不仅为时过早,而是还是自取灭亡。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是革命,而是平叛。



然而,孟什维克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分支,它根本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这一事实:法西斯主义不是封建反动派,而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方法,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西班牙,只有第四国际年轻的支部才代表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哪怕是纯粹的民主任务(比如消灭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政权来落实;无产阶级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在革命初期,西班牙工人不仅提出了民主改良的要求,还在事实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要求无产阶级不得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实际上就等于拒绝民主革命,而不是保卫民主革命。只有彻底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让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强后盾。但是,地主跟商业、工业、金融资产阶级血肉相连,跟资产阶级豢养的知识界也是密不可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面对这个抉择:是选择农民群众,还是选择资产阶级自由派?把农民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拉进同一个统一战线里,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孤立工人。土地革命必然会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落实土地革命。所以,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一种“过渡的”、两面讨好的制度。


    从理论角度来看,斯大林的西班牙政策最让人诧异的一点,便是它完全忘记了列宁主义最基础的常识。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共产国际全面复活了孟什维克主义。更有甚者,共产国际把孟什维克主义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它发展到了更有“一致性”,亦即更加荒谬的程度。就“纯粹的民主革命”这个公式而言,在1905年的沙皇俄国,要比1937年的西班牙更适合运用它。过了这么多年,孟什维克主义——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化成了自己的庸俗版,所以,在当代的西班牙,孟什维克主义的“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自然也就蜕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的反工人政策。

人民阵线的“理论”

但是,要是有人以为,共产国际的西班牙政策源于理论“错误”,那也未免太幼稚了。支配斯大林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根本不是任何理论,而是苏联官僚的眼前利益。在官僚们的小圈子里,他们私下对季米特洛夫的人民阵线“哲学”大加嘲讽。但是,他们拥有大批宣传员去推销这个神圣的公式,去欺骗群众:其中有真诚的老黄牛和虚伪的党棍,有头脑简单的跟风者和花言巧语的骗子手。自大又无知的路易斯·费舍尔[1],以其偏狭的唯理论和天生的对革命的隔膜,成了这伙人当中的头号讨厌鬼。“进步力量的大联合万岁!”“人民阵线思想的胜利万岁!”“托派大肆破坏反法西斯队伍的团结!”……听了这些话,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共产党宣言》是九十年前写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死抱着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即加法——不放:“共产党”加上社会党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加上自由派,其总和大于单个派别的人数。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智慧。然而,光会算术还不够,还得用上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同样有效。我们都知道,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几个分力的方向偏得越大,合力就越小。如果政治盟友的方向截然相反,合力也许就会是零。

有时候,为了解决共同的具体问题,几个工人阶级组织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仍然必须结成联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可以把那些深受压迫、利益与无产阶级相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吸引过来。这样一种联盟产生的合力,当然要比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单独的力量要大。而在当代的各种重大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只能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内战要求参战者做出最大的自我牺牲,而赤裸裸的高压强制却很难奏效。工农群众只有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时,才能确保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让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就等于预定了内战的失败。

这些朴素的真理,主要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的产物。正相反,它们是从至少自1848年开始的全部历史经验之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推论。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民阵线——形形色色的欺骗劳动群众的政治骗局。西班牙革命的经验,仅仅是这条罪恶与叛卖的链条上的新的、可悲的一环。

与资产阶级的影子结盟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事实,便是西班牙人民阵线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坐在留给资产阶级的位置上的,仅仅是它的影子。西班牙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亲自参加人民阵线,而是通过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来操纵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剥削者,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色彩,都公开投靠了弗朗哥。西班牙资产阶级用不着“不断革命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无论革命群众运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它总要向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发起进攻,用民主手段是无法让它平息下来的。

正因为这样,有产阶级只有一小撮留在共和阵营里:阿萨尼亚、孔帕尼斯等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却不等于整个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把一切赌注都押在军事独裁上,同时又利用自己昨日的政治代表,去瘫痪、瓦解、扼杀“共和”区内的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翼共和派根本不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的代表,更不能代表工农群众。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但是,靠着盟友——社会党、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派的抬举,这个政治幽魂却在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什么?因为它是“民主革命”原则的化身,而这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阵线中的斯大林党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成因及其内部机制十分清晰。下野的资产阶级左派领袖负责阻挠群众的革命运动,并以此重新赢得剥削者的信任:“弗朗哥能做到的,我们共和派也能做到,你们又何必去找弗朗哥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阿萨尼亚与孔帕尼斯的利益,与斯大林的利益完全一致:斯大林需要通过实际行动,向英法资产阶级证明他能够保卫“秩序”不受“无政府状态”侵害,从而赢得英法的信任。斯大林需要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作为敷衍工人的挡箭牌:我斯大林当然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可现在还不能把资产阶级共和派给吓跑!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需要斯大林,作为享有革命名望的、老练的刽子手。没有斯大林,这群鼠辈根本不敢打击工人。

第二国际的古典改良主义者,早就在阶级斗争中被挤到了一边,有了苏联官僚的撑腰,他们又获得了新的自信。不过,能得到苏联官僚撑腰的,只有那些最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在社会党内,卡巴耶洛是工人贵族的代表,而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总是看着资产阶级的脸色行事。在苏联官僚的帮助下,内格林战胜了卡巴耶洛。当然,人民阵线的俘虏——社会党左派与无政府主义者——曾试图挽救资产阶级民主,至少是挽救还有救的那部分。但是,由于不敢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的宪兵作斗争,他们的努力只能变成凄惨的哀嚎。于是,斯大林党就同社会党极右翼——公然的亲资派结盟,并镇压左派——统工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左”派——换句话说,就是各种反映了(哪怕只有一点点)革命群众的压力的中派集团。

这一政治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反映出了共产国际在过去几年里的蜕变程度。我曾把斯大林主义定性为官僚中派主义,并得到了一系列事实的验证。但是,到了现在,这种定性显然已经过时了。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的利益,已经容不下中派主义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了。在试图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同时,苏联官僚只能同国际工人贵族中最保守的集团结盟。这些动向,决定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反革命性质。

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优越性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接近了谜团的答案:西班牙共产党人数不多,领导层的水平也很糟糕,而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都远比它更强大,可它为什么能掌握一切权力命脉?通常的解释是:让共产党执掌大权,是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种解释实在过于肤浅。莫斯科用军火换取了马德里的黄金。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双方已经互不相欠。那么,斯大林做了什么交易,才让自己的党羽执掌了大权呢?

通常的回答是:苏联政府利用提供军火换来的群众威信,开出了“合作”的条件:严厉镇压革命者,铲除一切危险的对手。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还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的援助给西班牙共产党换来了“威望”,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较小的少数派,工人对它的仇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官僚来说,光是开出条件还不够,还得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萨莫拉、孔帕尼斯、内格林,还有总理任上的卡巴耶洛,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苏联官僚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社会党和无政府派都没有认真反对斯大林党的纲领。他们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工人的每一次革命进攻,都让他们吓得要死。

对于这些党派来说,一手拿着军援、一手拿着反革命最后通牒的斯大林简直就是救世主。他们如愿以偿了:斯大林既确保了平叛的胜利,同时又帮助他们解脱了对革命进程所承担的全部责任。他们赶紧摘下“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把这些假面具统统藏进衣柜里,打算等到苏联官僚帮他们重新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后,再拿出来戴上。他们和斯大林相互掩护,各得其所:他们以必须同苏联维持军事合作为借口,叛卖了工人;斯大林以必须维持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一战线为借口,推行反革命政策。

只有从这种广阔的视角出发,才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阿萨尼亚、内格林、孔帕尼斯、卡巴耶洛、加西亚·奥利维尔[2]这些正义与自由的“斗士”,会对苏联特务机关的罪行保持着圣母一般的宽容态度。他们辩解说,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他们真的“别无选择”,那也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只能用革命者的人头和工人的权利去换取飞机和坦克,而是因为他们的“纯民主”纲领(亦即反社会主义纲领)只能用恐怖手段去落实。当工农群众走上革命道路时,当他们占领工厂和庄园,赶走老板和地主,夺取地方政权时,资产阶级反革命(民主派、斯大林派或法西斯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用血腥镇压、谎言与欺骗来阻挡革命运动的前进。在这方面,斯大林党的优越性,便在于他们可以立即动用阿萨尼亚、孔帕尼斯、内格林及其他左派盟友不能动用的手段。

斯大林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有两种不可调和的纲领正在交锋。一种纲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从无产阶级手中挽救私有制,并尽量从弗朗哥手中挽救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纲领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前者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以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上层——特别是苏联官僚——为其代言人。后者代表虽然还没有十分自觉、但却非常强烈的群众的革命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翻译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革命来说不幸的是,人民阵线这道反革命之墙,把屈指可数的布尔什维克与革命的无产阶级隔开了。


    人民阵线的政策,并不完全受制于斯大林这个军火供应者的讹诈。当然,讹诈肯定是有的。但是,讹诈能成功,少不了革命内部的条件配合。六年以来,群众不断地向半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财产发动进攻,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背景。资产阶级必须动用最极端的手段来保卫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倒向了弗朗哥。共和国政府曾向资产阶级保证,会用“民主”手段来保卫他们的财产,却手忙脚乱疲于应付,到了19367月,它干脆彻底破产了。西班牙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无产阶级同私有财产的战争;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当私有财产岌岌可危的时候,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齐齐拜倒在斯大林面前;而斯大林发现,除了照搬弗朗哥的方法之外,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对“托派”、统工党、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的大肆迫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毒刑拷打、无耻暗杀——不靠这些手段,打着共和国旗号的资产阶级制度连两个月都撑不下去。格伯乌能成为西班牙的太上皇,只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坚决地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最血腥、最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


    在同社会主义革命作斗争的时候,“民主派”克伦斯基先是乞求军事独裁者科尔尼洛夫的支持,后来又想搭乘保皇派将军克拉斯诺夫的车队回到彼得格勒[3]。另一方面,为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推翻“民主派”江湖骗子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顺手挫败了各种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或“法西斯”独裁)的企图。


西班牙革命再次证明:只有动用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手段来对付革命群众,才能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过来说,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才能切实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斯大林向“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开战,用格伯乌的波拿巴主义措施摧毁了民主。这再次——可能是最终地——驳倒了被共产国际捡起来的孟什维克理论;按照孟什维克的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独立的、彼此隔绝的历史篇章。莫斯科刽子手的暴行,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

     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说得更准确些,无政府主义工人本能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靠拢(1936719日起义和1937年五月事变),而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则竭力把群众拉进人民阵线——即资产阶级制度的阵营。

无政府主义者一心只想缩在自己的工会里,躲在这个浸透了和平时期的墨守成规的气息的组织里面,对于工会大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群众、政党和政府机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不闻不问,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法则,不懂得革命的任务。假如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一开始就应该号召成立苏维埃,把城乡所有劳动者的代表团结起来,包括那些从未参加工会的受压迫最深的阶层。那样的话,革命工人自然会在这些苏维埃内占据支配地位;斯大林党也就仍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无产阶级也就会相信自己拥有无敌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悬在空中不上不下,只要狠狠一拳就能把它打垮;社会主义革命就会获得巨大的推动力,法国无产阶级很快就会趁势推开挡路的列昂·布鲁姆,让革命冲过比利牛斯山;苏联官僚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各种最困难的问题刚一出现,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缩在工会里,逃避“政治”,结果却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让全世界还有他们自己大跌眼镜。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第五个轮子是多余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同伙为斯大林及其走卒来回奔波,把权力从工人手中夺走之后,人民阵线政府就把这些无政府派部长一脚踢开。到了这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抱着当权者的大腿不放,大表忠心。小资产者害怕大资本家,小官害怕大官,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哭哭啼啼地大谈统一战线(刽子手和受害者的联盟)的神圣性,赌咒发誓地拒绝任何专政(包括他们自己的专政)。“毕竟我们本来可以在19367月夺取政权……。”“毕竟我们本来可以在19375月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向斯大林—内格林苦苦哀求,乞求后者给自己叛卖革命的行径论功行赏。好一副可憎的景象!

“我们不是不能夺取政权,而是不愿这么做,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这种自我辩解,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反革命学说——的斩钉截铁的谴责。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主动把政权交还给剥削者。古往今来的历次革命,其实质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落实自己的纲领。发动战争却又拒绝胜利,领导群众起义却又拒绝夺取政权,这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夺取了政权,假如他们的纲领真的具有可行性,那么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建立他们认为必要的制度。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纲领。他们不敢夺取政权,不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他们一直在牢骚满腹地支持斯大林—内格林的专政——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原则与勇气(假如他们有过的话)。他们什么都怕:他们害怕“政治孤立”、“国外干涉”、“法西斯主义”。他们害怕斯大林。他们害怕内格林。他们害怕法国和英国。这帮满嘴大话的家伙最怕的就是革命群众。

从社会的阶级结构来看,拒绝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所有工人组织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资产阶级的玩物。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夺取政权,那么他们到头来必定会反对夺取政权的手段——革命。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在19367月帮助资产阶级保住了摇摇欲坠的政权,后来还帮助资产阶级逐步夺回了在七月起义中失去的一切。19375月他们搞垮了工人起义,挽救了资产阶级专政。一门心思“不干政”的无政府主义,就这样变成了“不革命”,到了危急时刻,它就成了“反革命”。

在19311937年的重大考验之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还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关于喀良施塔得的反动昏话,并坚称“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必然后果”,对于革命而言,这只能暴露出他们已经彻底腐朽。

你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堕落,斯大林主义是它的合理产物?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为什么斯大林匪帮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为什么每当有人(杜鲁蒂[4]、安德列乌·宁、兰道等人)靠拢我们的方法或观点,就会遭到斯大林匪徒的暗害?当格伯乌在苏联和西班牙犯下累累罪行时,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为什么要出任共和国政府的部长,替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效劳?到了现在,斯大林—内格林已经证明自己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而非反法西斯战士,可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还要以“反法西斯”为借口,自愿充当这个政权的政治俘虏?

躲在喀良施塔得和马赫诺[5]背后的无政府主义律师,再也骗不了任何人。在镇压喀良施塔得叛乱时,在同马赫诺军队交战时,我们是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抵御农民的反革命倾向。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保卫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任何诡辩术都无法从历史上抹杀这个事实:在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站在街垒的一边,而劳动群众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另一边。无产阶级将会永远铭记这一事实!

统工党的角色

统工党的角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确实曾试图把不断革命的公式立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为此被斯大林党打成“托派”。但是,光是理论上的认可,并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统工党不但没有发动群众同包括无政府派领袖在内的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作斗争,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这些领袖,想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统工党领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是以此为基调的。为了避免触怒无政府派领袖,统工党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建立组织,它基本上没有在全劳联内部开展活动。为了避免激烈冲突,它没有在共和军内部开展革命工作。相反,它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民兵,守卫着“自己的”设施,在前线上占据着“自己的”一部分阵地。

结果,统工党让革命先锋同所属阶级隔绝开来,从而使革命先锋势单力孤,又让阶级失去了政治领导。在政治上,统工党更靠近人民阵线,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一直在为人民阵线的左翼打掩护。尽管如此,统工党还是遭到了血腥而卑鄙的镇压,这是因为人民阵线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用和平手段扼杀革命;由于人民阵线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痛下杀手,消灭自己的左翼。

与自身的意愿相反,统工党最终成了创建革命党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的某些同情者,比如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只满足于对我方的抽象的、或外交辞令式的同情;他们现在示威性地支持统工党的半吊子措施、犹豫不决与躲躲闪闪,简而言之,他们支持统工党的中派主义路线,因此,他们必须承担重大责任。革命不能容忍中派主义,反而要揭露和清除中派主义,顺便要让中派主义的辩护士与同伙名声扫地。这就是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关于军事援助

    社会党与无政府派辩称:为了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他们只能向斯大林屈服,牺牲自己的原则与良心。这是自欺欺人,而且还很不高明。当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想卷入谋杀和陷害的勾当。然而,每一种目标都会有相应的手段。从19314月开始,早在苏联还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时候,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拼命阻挠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教会了他们怎样把这件工作干到底。他们成了斯大林的同谋,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志同道合。


假如他们多少还有点革命者的志气,他们首先就应该这样来回答苏联官僚的讹诈:不仅要继续进行革命进攻,还要向全世界工人阶级揭露斯大林的反革命讹诈。然后逼迫苏联官僚公开表态:是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弗朗哥独裁?热月官僚害怕革命,痛恨革命。但他们也害怕陷入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此外,它终究仍得依靠工人。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尽管不情不愿,仍然会提供军火,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



然而,整个世界并不是围着苏联官僚转的。内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可以让一大批民用工厂转产军需物资,加强和发展西班牙的军事工业。这项工作得不到落实,只是因为斯大林和他的西班牙盟友同样害怕工人组织的主动性。强大的军事工业可能会成为工人手中的有力武器。所以,人民阵线的领袖宁愿选择依靠苏联提供军火。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的叛卖行径暴露得特别明显。它强迫工人组织替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的叛卖性交易承担责任。在当权集团接受对苏联官僚及其英法主子的义务时,身为少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无法立即加以阻止。但是,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这样做:在前线奋勇作战,同时公开同叛徒和叛卖行径划清界限;他们本来可以、也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政府作斗争,并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最终夺取政权(顺便夺取苏联军火)做准备。



有人会问:要是没了人民阵线,苏联恐怕就不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了,到时该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要是苏联干脆就不存在,那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场革命是靠有力的国外赞助人提供的军火获胜的。能得到国外支持的往往是反革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难道还需要我们提醒才能想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外界的军事援助,照样战胜了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干涉军。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武装起来,并瓦解敌军。红军夺取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援助物资,并把外国干涉军赶下了海。难道这段历史已被遗忘?


    假如工农武装——或者说所谓的“共和区”——的领袖是革命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懦弱的代理人,那么军事援助问题根本不会这么重要。在弗朗哥的军队里面,有来自殖民地的里夫人[6],也有墨索里尼的士兵,他们对革命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在被社会革命的大火包围时,法西斯叛军只能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并不缺少军火与军事“天才”,缺的是一个革命先锋党!

胜利的条件


群众在内战中战胜剥削者军队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




1
、革命军的战士必须对自己为之而战的目标有清醒的认识:是为了自身的彻底解放,而非为了重建旧的(“民主的”)剥削制度。

    2、无论是在革命军的后方还是敌军的后方,工农群众也要有同样的认识。

    3、双方战线及各自后方的宣传,都必须完全浸透社会革命的精神。“先胜利,再改良”的口号,是从圣经诸王[7]到斯大林的一切压迫者与剥削者共同的口号。

    4、政策要由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与阶层来决定。革命群众必须拥有直接、迅速地表达自身意愿的国家机构。这样的国家机构只能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5、在收复的省份,革命军必须立即宣布并落实社会革命最迫切的措施:剥夺有产者的粮食、布料和其它库存,分发给急需它们的人;根据劳动者、特别是战士家属的利益,重新分配住房;根据农民的利益,剥夺地主的土地和农具,重新分配给农民;确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取代原有的官僚机构。

    6、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剥削者及他们的代理人无情地赶出革命军,即使他们戴着“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具。

    7、每一支部队的指挥部都要设一位政治委员,担任政治委员的人,必须拥有无可指责的革命威信与战士威信。

    8、要在每一支部队成立党支部,每个支部都要由被工人组织推荐入伍、并且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组成。支部成员只有一种特权:在战斗时冲在最前面。

    9、在内战初期,不得不任命许多不可靠的异己分子担任军队的指挥员。必须根据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政委的鉴定和基层战士的评价,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考验与筛选。同时还要对革命工人进行紧张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指挥员。

    10、内战的战略,必须把军事艺术的规则和社会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在宣传中,在军事行动中,都要考虑到敌军的各支部队中的社会成分(资产阶级志愿兵、被拉壮丁的农民或弗朗哥的殖民地奴隶);选择军事行动的路线时,必须认真考虑沿途的社会结构(工业区、乡村、居民拥护革命或反革命、被压迫民族聚居区,等等)。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革命政策来制定战略。

    11、革命政府与工农群众的执行委员会都要学会如何赢得军队和劳动人民的完全信任。

    12、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唤起全世界工人、被剥削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意识。

斯大林确保了失败的条件


显而易见,打赢内战的条件非常简单:它们合起来就叫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西班牙,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先锋党的缺席。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外在符号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员、党支部、肃反机关,等等。但是,他却掏空了这些符号的社会内涵。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阻止成立苏维埃——群众进行革命倡议的必要形式。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技巧来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服务。在他狭隘的官僚头脑之中,他以为光靠“政委”就足以确保胜利。然而私有制的政委只能确保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战斗素质。从革命的第一天开始,西班牙无产阶级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强于1917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阻挡它走向胜利的主要障碍,反倒是它自己的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多由财迷、投机分子、破落户——简单来说,各式各样的社会渣滓——组成,很符合它的反革命职能。其它工人组织——社会党(不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全劳联(满口空话的无政府主义者)、统工党(软弱无力的中派主义者)——它们的代表嘟嘟囔囔,唉声叹气,摇来摆去,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得迎合共产党。他们齐心协力,让社会革命的阵营——工农群众——屈服于资产阶级,确切地说,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影子。工农群众失去了自身的独立立场,并且在内战中失血过多。


群众并不缺乏英雄主义,具体的革命者也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革命者四分五裂,没有纲领,没有行动的计划,群众也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共和军”的高级将领更关心的是粉碎社会革命,而不是平定叛乱。士兵对军官失去了信任;群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农民消极冷漠;工人疲惫不堪;各条战线上屡战屡败;沮丧与失望的情绪到处蔓延。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难预见。人民阵线把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就注定不能成功平叛。斯大林颠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给革命挖好了坟墓。


    还要补充几句:西班牙的经验再次证明,斯大林根本不理解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他那迟缓、偏狭的头脑,远远落后于19171921年的暴风骤雨般的事变过程。他在191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表达的思想,成了他后来的热月反动的“理论信条”。就这个意义而言,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跟他在19173月布尔什维克干部会议上的精神一脉相承[8]。但在1917年,他只是害怕革命工人;而到了1937年,他就扼杀了革命工人。机会主义者最终变成了绞杀革命的刽子手。

“后方的内战”


“可是,要推翻卡巴耶洛和内格林的政府,就等于在共和军后方发动内战!”——民主派市侩惊恐地尖叫道,说得好像共和区没有发生内战似的,这是一场最卑鄙、最狡诈的内战:有产者与剥削者对工农群众的内战。这场不曾中断的内战,体现为逮捕与暗杀革命者;镇压群众运动;解除工人的武装,重新武装资产阶级警察;把工人部队丢到前线,不给武器和支援,任其自生自灭;最后是蓄意限制军事工业的发展。


    这些举动,都是对前线的沉重打击,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自身阶级利益驱使下进行的军事叛卖。但是,“民主派”市侩——包括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在内——却义正言辞地断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内战,哪怕是在最接近前线的地区,也是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可以保障“人民阵线的团结”。相反,无产阶级对“共和派”——即反革命——的内战,在这些市侩眼中就是罪恶的,是“法西斯叛乱”,是“托派暴行”,因为它破坏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诺曼·托马斯[9]、艾德礼[10]少校、奥托·鲍威尔、齐隆斯基[11]、马尔罗之流,还有杜兰蒂[12]和路易斯·费舍尔之类的谎言小贩,在全世界到处散播这些奴才的智慧。在此期间,人民阵线政府从马德里撤到瓦伦西亚,又从瓦伦西亚撤到巴塞罗那。





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粉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只有在统治阶级陷入深刻危机之时,无产阶级起义才有可能成功,而民主派市侩们却利用深刻危机为借口,断言无产阶级起义不可能成功。假如无产阶级要靠民主派市侩来告诉自己何时能获得解放,怕是只能永世为奴。帮助工人看穿反动市侩的假面具下的真面目并唾弃他们,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


结局





斯大林派对共和阵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假如人民阵线政策导致的失败,迫使西班牙无产阶级重新发动革命进攻,一旦他们成功,斯大林党就会被铁扫帚扫到一边。但更可能发生的是:斯大林把给革命掘墓的脏活干到底,如果他真干成了,也没人会感激他。西班牙资产阶级需要斯大林来绞杀革命,却不需要他的教育或庇护。在西班牙资产阶级眼里,无论是英国和法国,还是德国和意大利,都比苏联更有吸引力。在最终惨败之前,斯大林也可能掩埋罪证,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最亲密的盟友。然后李维诺夫[13]将会乞求弗朗哥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这种丑行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就算所谓的共和军能彻底战胜弗朗哥将军,这也不等于“民主”的胜利。工农群众曾两次把资产阶级共和派及其左派代理人推上台,第一次是在19314月,第二次是在19362月。人民阵线的英雄们两次都把人民的胜利果实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最反动、最坚决的代表。假如人民阵线的将领们能赢得第三次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踩在工农群众背上,同法西斯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这种制度只会是另一种军事独裁,它与弗朗哥独裁的区别,可能就是没有国王,没有天主教会的公开统治。





最后,“公正无私的”英法两国可能会利用共和军的局部胜利,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促使双方停战。不难理解,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将会在米亚哈[14]将军(共产党员!)和弗朗哥将军(法西斯分子!)的热烈拥抱中窒息。重申一遍:内战的胜利者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要么就是法西斯主义。





顺便说一下,这出悲剧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变成闹剧。在人民阵线的英雄好汉们登上轮船和飞机,逃离最后的都城之前,他们可能会宣布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措施,给人民留下“美好的回忆”。但这也无济于事。全世界工人将会怀着仇恨与轻蔑,把毁灭了这次英雄史诗般的革命的这些党派牢牢记在心里。






西班牙的悲剧,是对全世界先进工人发出的骇人警告,它或许是更大的剧变到来之前的最后警告。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火车头跑得比那些半革命党或四分之一革命党的思想更快;落在后面的人,就会被火车头的轮子碾碎,而主要的危险,便在于由此导致的出轨失事。






对于革命的一切问题,都要追根究底,推出最终的具体结论。必须使每一条政策都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说,在阶级与阶级相互厮杀之时,要去认真研究各方的真实动向,并以此来调整政策,而不能去迎合那些自称“人民阵线”或其它什么阵线的肤浅的小资产阶级团体的偏见或恐惧。在革命中,阻力最小的路线,也是会造成最大灾难的路线。害怕被资产阶级“孤立”,就等于自绝于群众。迎合工人贵族的偏见,就等于叛卖工人,叛卖革命。时时念着“稳健”,就等于罪恶地忽视了阶级利益。这就是西班牙最诚实的政治组织——坚持中派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覆灭,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伦敦局旗下的各个政党与集团,显然不想、或不愿从历史留下的最新警告当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意味着自取灭亡。


失败给新一代革命者提供了养分,他们正在从中吸取教训。这一代革命者在实践中检验了第二国际的可耻名声。他们探测了第三国际堕落的深度。他们学会了根据行动而非言论来评价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所伟大而无价的学校,无数战士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的革命骨干只会集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第四国际诞生于失败的惊雷之中,它将率领劳动者走向胜利。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818日和15日,由约翰·G·莱特(John G. Wright)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莱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1896229——1970115日),美国记者,1923—1945年担任《国家》记者,曾长期报道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
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114日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同年517日被解除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十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于1917118日逃往普斯科夫,任命保皇派将军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7)为总司令,企图借助克拉斯诺夫的兵力杀回彼得格勒镇压革命。然而,1113日,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在普尔科沃高地被赤卫队粉碎,克拉斯诺夫本人也被赤卫队抓获,叛乱随即破产。——中译者注


[4] 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714——193611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5] 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1026[新历117]——19347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 弗朗哥军队中有大量来自西属摩洛哥的土著居民,最野蛮、最落后的部队就是由他们组成的。——中译者注


[7] 指圣经中记述的历代犹太人君主。——中译者注


[8] 二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于19173月底举行全国干部会议,斯大林在会上表示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工人夺取政权。——中译者注


[9] 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Mattoon Thomas18841120—196812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10]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Richard Atlee188313——1967108日),英国政客,1935—1955年任工党领袖,1945—1951年任首相。——中译者注


[11] ·齐隆斯基(JeanZyromski1890420——197510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Bataille 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2] 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1884525——1957103日),英国记者,一战期间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1921年前往苏联,1922—1936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中译者注


[13]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717——19511231日),苏联外交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14]
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420——19581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719日任陆军部长。同年116日出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不久后参加西共。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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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轮子

(1938年1月27日)


    12月8日至17日,几个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派出代表,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举行了大会[1]。众所周知,它的所有支部当中,只有西班牙支部(全国劳工联盟)规模较大。其它支部(瑞典、葡萄牙、法国、拉丁美洲)全都小得不值一提。

当然,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只要拥有独立的革命立场,也能对阶级斗争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从这个组织的公报(信息公报德文版第67期)上刊登的会议纪要来看,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向资产阶级屈服的政策,在巴黎大会上大获全胜。

在过去一年里,一些无政府主义刊物(以法文刊物为主)对全劳联的行动方法进行了温和的批评。他们的批评具有充分的理由:全劳联的领袖不但没有建设无国家的共产主义,反倒当上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尽管如此,巴黎大会却还是“认可了全劳联的路线”。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向大会解释说,他们为了挽救资产阶级而出卖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够团结”。

巴黎大会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所有的改良主义叛徒一直都在把他们的背叛归咎于无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支持“本国的”军国主义,那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资本的走狗,而是因为“群众还不够成熟,不愿接受真正的国际主义”。工会领袖充当工贼,也是因为群众“不够成熟”,不愿斗争。

在巴黎大会上,有没有人提出革命的批评意见?会议纪要对此只字不提。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的头面人物多次照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做派。大人物之间的分歧,怎么能让底下的贱民知道呢?这样只会动摇无政府—资产阶级部长的威信。在回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的批评意见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袖很可能想起了自己在上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所作所为。

有些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说,在战争与革命之类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放弃自己的纲领中的一些原则。这些“革命者”就好比破损的雨衣,一碰到下雨——“特殊”情况——就会漏水,而在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是滴水不漏的。

巴黎大会的决议,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之流的政策如出一辙。该组织的领袖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呼吁,建立一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却连一个字也没提!他们提出的战斗方法是:“抵制法西斯国家的货物”,还有“向民主国家的政府施压”——这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方法。

第二国际的领袖布鲁姆显然是带着“施压”的目的,坐上了“民主”法国的总理宝座,然后他竭力破坏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与斯大林相互勾结,并在加西亚·奥利维尔的配合下,帮助内格林和普里耶托扼杀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罪恶勾当中,茹奥是一个重要同谋犯。

长期以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统一战线就是这样来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全劳联的领袖占据着虽不显要、却极其可耻的地位。

巴黎大会强迫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接受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这个事实:从今以后,该组织的总书记将由全劳联任命。换句话说,从今以后,总书记就成了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有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半理论家们,你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愿意仿效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充当资产阶级民主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妈?

当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觉得良心不安。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平静,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别人。干嘛老是揪着西班牙或巴黎大会不放呢?有这闲工夫,干嘛不讲讲喀良施塔得,讲讲马赫诺呢?那才是最最紧要的问题!

这个无政府主义国际,会跟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道分崩离析。要不了多久,真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就会敲响第四国际的大门。

发表于1938年2月12日的《社会主义呼声》。


[1] 这个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语:Asociación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AIT;德语:InternationaleArbeiterInnen AssoziationIAA与第一国际毫无关系,它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组织,192212月在柏林成立。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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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打一耙的叛徒

(1938年10月22日)


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工人团结报》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没有给西班牙革命提供足够的支持。这是何等虚伪!指责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这些人,以前不但拒绝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还间接参加了对革命的镇压。有这样一条规律:革命有多少国际影响力,与起义群众能够实现多少社会纲领成正比。在西班牙革命还是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运动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屏息凝神地关注它的进展。当斯大林、内格林和他们的同伙,在主办《工人团结报》的那伙无政府主义者的配合下,开始扼杀西班牙革命后,工人的同情就变成了惊诧、愤怒,甚至更糟——变成了冷漠。


统工党党员在巴塞罗那的受审[1],让这一指责显得尤为虚伪。我们不打算详谈所谓统工党领袖同法西斯分子“勾结”的指控。全世界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相信这种下三滥的诬陷!起诉书中唯一一项严肃的罪名,便是统工党进行了“极端的”革命活动,在“民主国家”——即英国和法国——眼中败坏了西班牙革命。起诉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换句话说,共和国政府想把革命进行下去……但是必须得到英法帝国主义的批准。而格伯乌的任务,就是牢牢控制住群众,不许他们逾越乔治国王、张伯伦和勒布伦[2]总统定下的界限。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就必须镇压工农运动、摧毁革命党、炮制冤案。全世界无产阶级将会这样回答《工人(!)团结报》的指责:“闭嘴,叛徒!”


本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72期,1938年12月,未署名。由耶恩·弗雷泽从俄文译为英文。
[1] 1938年10月11日,统工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胡安·安德拉德、佩德洛·波内特(PedroBonet,1901—1980)、希洛内利亚(Gironella,1908—1987)、乔尔迪·阿克尔(JordiArquer,1907—1981)、戴维·雷(DavidRey,1889—1958)和何塞·艾斯库德尔(José
Escuder)在巴塞罗那受审。法庭在10月20日作出判决:被告人“企图颠覆合宪政府”的罪名成立,其余罪名均不成立,判处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十五年徒刑,阿克尔十一年徒刑,戴维·雷和艾斯库德尔无罪释放。1939年1月底,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五人在巴塞罗那陷落时越狱。——中译者注


[2] 阿尔贝·弗朗索瓦·勒布伦(AlbertFrançois Lebrun,1871年8月29日——1950年3月6日),法国政客,1932—1940年任法国总统。——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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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悲剧

(1939年2月)


当代史上最为悲怆的一出悲剧,正在西班牙落下帷幕。弗朗哥既没有可靠的军队,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支持法西斯军队的精神动力,只有剥削者的贪婪:不惜流干四分之三的人口的鲜血,也要统治剩下的四分之一的活人。然而,仅凭这种食人狂魔一般的凶残,还不足以战胜英雄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弗朗哥需要共和阵营的帮助,并得到了它。他的主要帮凶是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光荣首都巴塞罗那的陷落,是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工人惨遭屠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弗朗哥是个小人,他的手下是一帮没有荣誉感、没有良知、没有军事才干的卑劣的冒险家,但是,他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他拥有清晰明了的纲领:保卫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恢复剥削者的统治,恢复教会的至尊地位,复辟君主制。


出于本能,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的有产阶级,全都站在弗朗哥一边。而共和阵营的头目却是一帮失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侍从。共和头目不能投靠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和收入全都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机制,这套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或曾经需要!)一大批律师、议员和记者,简而言之,需要一大帮资本主义的民主“办事员”。阿萨尼亚及其同伙的纲领,只是对往昔的怀念。这是根本不够的。


为了拉拢群众支持自己,人民阵线说了许多漂亮的谎话,炮制了许多美妙的幻想。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办法挺奏效的。群众确保了已有的革命成果,在已有成果的激励下,他们相信革命会发展到自身逻辑的尽头——彻底改变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构成了革命的动力。然而,光荣的共和领袖却竭力践踏和玷污被压迫群众的美好愿望,甚至干脆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


结果,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年里观察到的,工农群众对共和阵营的不信任和仇恨与日俱增。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逐步被冷漠和绝望取代。共和领袖欺骗和践踏了群众,群众便抛弃了他们。这就是共和军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欺骗和屠杀革命工人的主谋是斯大林。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早已罪行累累的苏联官僚犯下的又一无法洗刷的罪行。


巴塞罗那的失陷,既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打击,但也提供了重大的教训。西班牙人民阵线是有组织地欺骗和叛卖被压迫群众的机构,它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保卫民主”这个口号再次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与空洞。资产阶级想让剥削制度永世长存;无产阶级要让自己获得解放。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真实任务。


可悲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掮客在失去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资助后,试图挽救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肯向未来做出让步。他们开了一家名叫“人民阵线”的合股公司。尽管具备胜利的一切条件,他们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确保了最为悲惨的失败。


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和英雄主义精神。毁灭革命的是那些猥琐、卑鄙、败坏至极的“领袖”。巴塞罗那的失陷,首先标志着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破产;腐朽至极的无政府主义也会跟着它们一同陪葬。


走上新路,工人们!走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2月10日。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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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斯大林与叶若夫

(1939年3月4日)


格伯乌前任头子叶若夫的失宠,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肯定与西班牙事变脱不了干系。格伯乌直接地、最积极地插手了共和军的大小事务,而共和军却被彻底击溃了,这对格伯乌及其莫斯科主子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雇佣的各国流氓打手在伊比利亚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受害者与同谋者正在从西班牙逃往世界各地。无论他们逃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格伯乌在西班牙犯下了什么罪行。因此,各国广大人民都能了解到事实真相。


假如共和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许多人就会宽恕斯大林的罪过:“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斯大林对革命者的无耻暗害,加速了弗朗哥的胜利。许多被蒙蔽的人将会睁开眼睛看清真相。


斯大林重施故技,撤换了叶若夫,借此宣布:“该对这一切负责的是叶若夫,不是我。”但是,这一招已经用过好多次了,它已经显得越来越愚蠢,还有谁会相信这种怯懦的诡计呢?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面前,斯大林必须为他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承担罪责——既包括共产国际的叛卖行径,也包括格伯乌的陷害与暗杀。


格伯乌的罪行五花八门,几乎遍布全世界。继西班牙的大屠杀之后,它的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在它不得不放走受害者时,它的特务总是说:“给我记住,你永远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在它的威胁之下,许多人不得不保持沉默。


我们现在必须让这些担惊受怕的受害者开口。全世界的同志都要向那些曾身受格伯乌迫害的人解释:他们有义务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公诸于世,必须让群众得知这些罪行,他们在苏联的亲友才有可能得救。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全力帮助他们揭露格伯乌的罪行,同国际斯大林匪帮作斗争,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4月21日,未署名。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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