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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逐步上载)

以下字条也由骋兄校对,特此致谢。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工业化”这个术语,但这个概念还是显然存在的。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工厂制度”或“机器体系”跟工场手工业作了区分。现代工业其所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是由于机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资本论》第1卷,第415页)在跟工场手工业进行对比之下,马克思把机器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是“简单协作”,即仅仅是“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工厂中的“集结”,它们使用着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源。在第二个阶段里,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器体系”,这时候通过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产品便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当这种有组织的体系臻于完善,并且只需要工人从旁照看就能够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就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同上,第416、418页。)

人手操纵的工具变为机器工具,这就把工人降为“只是”一种动力的来源,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人的体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种机械的动力来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厂的制度下,所有的机器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动力”即蒸气机来发动。然而,马克思强调指出,蒸气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气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同上,第412页)。改进蒸气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现代工业对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需求。远洋和内河轮船、铁路和电报系统,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机器”来建造,而像蒸气锤、钻孔机、机械旋床这样的机器,则又需要一种能够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发动机。莫兹利发明的转动力架,解决了在建造这种发动机方面的加工问题(同上,第421页)。在具有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工厂中,工人被降低为机器的侍从,而且“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现象日益加剧,因为这时候对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要低(同上,第464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可参看“参考书目” ①)。

“现代工业”还改变着农业。农业使用了机器,同时还有工业生产出来的化学产品和其他新的技术。在农业竞争中所需要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迫使农民离开了土地,而新的机器则取代了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并使其他一些人陷于贫困。因此,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过程加速了,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分裂。农业的工业化过程既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又使农业劳动者陷于贫困(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10)。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中,机器的使用和它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过剩”和“失业后备军”(参看人口条目),这是因为活的劳动不断地被机器所代替(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

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现代工业”乃是这种生产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终于把所有其他形式扫在一边,并且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现代工业通过对乡镇地方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制服和摧残,以及通过霸占全部的国内市场来实现其经济的统治(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看“参考书目” ②)。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机器和工厂体系不断改进和扩充,从而引起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不断革命。“现代工业从不把……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第1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虽然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在英格兰的起点定在18世纪的后期,然而他却把1846—1866年这期间列为这种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5)。不过,这种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反响并不局限在英国。在实现了国际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便以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外国的手工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生产原料,供给世界另一部分地区的工业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仅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他们的分析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基础。尽管在俄国所实行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参看斯大林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两个条目),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是第一个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用于苏联的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运用中,特别强调了不变资本部分在积累和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21章和再生产公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观点导致对基本产品工业即“重工业”的重视,并从此成为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GK)
参考书目

①        哈•布拉维尔曼:《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期间的工作堕落》,1974年英文版。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1899年),1960年英文版。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1926年),1965年英文版。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又关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跟各种运动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知识分子截然划分为保守的和进步的。他们对人数比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都利用来缠绕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信仰的保护茧,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意识形态形成的假象,是跟这样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他们对于劳动分工的扩大,对于脑力活动脱离体力活动而成为抽象的、不现实的思维活动的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A.B.;恩格斯致梅林〔1893后7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狭隘的专业分工使人们固定成为学者或体力劳动者(见“参考书目” ⑩)。

跟上述观点相对照的是,恩格斯曾对过去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认为他们的思想朝气蓬勃地流动在当时的翻天覆地、欣欣向荣的生活中(参看《自然辩证法》导言)。他和马克思认为,像这样的人物,都反映和阐明了新的先进阶级或社会潮流的动向。例如马克思就曾把培尔(他在早期写了一篇论法国唯物主义的惊人之作)提出来作为推翻一切形而上学的一个人物,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正迫不及待地准备向君主制和贵族阶层提出挑战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同盟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则以类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但跟这些几乎目不识丁的群众的关系,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识分子和先前的运动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相同。至于这种关系究竟可能或者应当是怎么样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留下最终的结论。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看不起当时牵手或涉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产阶级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学者。他们在《并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中对德国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嘲讽,指责那些咬文嚼字的人们试图把法国的思想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物和虚构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进行的大规模的论战中,流露出他和马克思对那种贩卖假知识的活动表示厌恶,他们还担心工人运动有被它蒙骗和引入歧途的危险(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致倍倍尔等人的信)。

他们不时表示希望工人阶级将会自己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当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只出现了极少数的像约瑟夫•狄慈根这样的出身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对于列宁来说,事情显然是这样的,即除了工联主义的那种简单的观点外,思想只能从外面传入工人阶级。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为作为革命工人的知识分子而感到自豪(见“参考书目” ⑧,第28页)。但是,列宁是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来看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的,他对他们的缺点的尖刻批评使人联想起马克思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指责他们软弱、散漫、动摇,这种责难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更为突出,当时他感到连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也都向失败主义低头,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虚的幻想来自我安慰。他敢于告诉高尔基,说他欢迎这些人开小差,并且要用工人来代替他们。可是过了不久,他又郑重地告诉他的朋友,说他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排除知识分子的想法,并说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识分子对工人运动是多么不可缺少(见1903年2月7日和13日的信)。在1917年以前的实际情况是,在169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党员的队伍中有15%的人上过大学(见“参考书目” ⑦,第100页)。

在向一群全神贯注的专职的听众讲解社会主义的时候,考茨基对于这样的人会有足够的数量改变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们保证,社会主义将会给脑力和艺术工作不仅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因为企图在这个领域实行任何政府监督都将是愚蠢的,而口号将会是:“在物质生产中实行共产主义,在脑力劳动中实行无政府主义”(见“参考书目” ④,第178—179,183页)。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生,进行了一种实验,而由于俄国的落后,这种实验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个领域中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当时,技术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导下所实行的高速工业化,导致这类知识分子跟政权的冲突,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则受到严格的监督。在任何场合下,受过教育的人都实在太不够用了,于是培养起来一支新的队伍,人员首先是尽可能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招募,对这些人的忠诚和效率的培训甚于对他们的独立思考的培训。类似的困难后来也在中国发生了,由于这个国家的情况更为落后,所以困难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境况好转,这场革命有一阵子看来准备把知识分子统统撇开,并且回到原始共产主义。

在西欧,葛兰西曾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思考。他区分了这样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社团,抱着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表现的那种不现实的超然态度;另一种则是每个阶级(农民除外)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的思考集团(见“参考书目” ③,第118—120页)。他还希望看到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更多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广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组织人员在内。他写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实际的建设者,而不是单纯能说会道的人。他还指出在“中等知识阶层”中的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律性的特征(同上,第122—123页)。

在西方,人们对于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的担负者的信心日益降低,于是便更加重视起知识分子的作用来。但是,在美国,还没有一个自己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会走得像菜特•米尔斯那么远,以至把知识分子提高到进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补充由于工人阶级的过错而形成的空白。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日益重视思想意识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也不断地重视跟思想意识最密切相关的男人和妇女的作用。这样就达到一种提高的认识,也就是社会主义要有前途的话,那它就必须跟对待面包和黄油的利益那样,把知识和艺术列为自己的一边。
                                                      (VGK)
参考书目

①        阿拉斯蒂亚•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1977年英文版。
②        G•罗斯•冈迪:《马克思和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未来》,1979年英文版。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王子论〉和其他著作》,1957年英文版。
④        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1916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伦理学与唯物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
⑥        《列宁和高尔基——书信、回忆录和论文集》,1973年莫斯科英文版。
⑦        马塞尔•利伯曼:《列宁统治时期的列宁主义》,1973年英文版,1975年再版。
⑧        格•瓦•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战士》(1908—1910),1973年英文版。
⑨        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⑩        维农•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46年英文版。
⑪        菜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962年英文版。


利息(interest)

参看银行资本和利息条目。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动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类博爱的观念以阶级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恩格斯把以下两者作了对比:一方面是目前正由最激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各地实现的各国之间的博爱;另一方面是旧的本能的民族利已主义和虚伪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由于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斗争。(参看《在伦敦召开的各民族的庆祝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共同的利益不仅在于为捍卫当前的阶级利益而进行超过国界的合作,而且在于带来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将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世界市场和现代的生产力,并且使它们接受最先进的人民的共同管理(参看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的时候,把“人人皆兄弟”这个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在说明共产党人的特征时,首先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他们同时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同上,第262页)。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国际工人党在为建立波兰国家而奋斗中是绝对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参看《为了波兰》,重点是原来的)。马克思还致力于爱尔兰的独立,认为它是对英国革命的一种促进(参看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1870年4月9日)。

如果说,第一国际设立目的,是要成为“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组织看作是对于国际主义是始终不可缺少的东西。恩格斯在1885年写道:第一国际已经成为国际运动的“一种桎梏”,因为这时候的运动“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建立……并使它保持团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5页)。恩格斯的这种期望是过于乐观了,即使第二国际的建立也没有解决问题,该国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出现的民族主义高潮中破产了。

列宁从1914年起就号召国际主义者要“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18页)。他还主张在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地方)被压迫的民族实行民族自决,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是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85页)。列宁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战后,都不断地强调:“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1页)。列宁还坚持认为:“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页)。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指望1917年十月革命将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可是苏联的孤立状况导致在斯大林时期以民族利已主义的因素代替了列宁时期的国际主义的许多内容。这种现象,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消失。然而,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承认发生了“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平等权利原则的粗暴行为和错误”(见《苏联新闻》,英文版,1956年10月31日)。从那时候起,在实行互助(这对于古巴、越南和安哥拉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和试图弥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同时,却出现了民族主义复活和某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极端的场合下导致了战争和在“为反对反革命提供国际援助”的口实下所进行的武装干涉)。这些发展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最严重的挑战,因为他们在传统上认为“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这些发展还促使共产党之间形成紧张的关系。有些共产党还像30年代那样认为“对苏联的态度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而像意大利共产党(PCI)那样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则公开地对苏联进行批评,并宣布“一种不需要跟任何人发生特殊的或享有特权的联系的……新的国际主义”(《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决议》,1981年12月29日;见“参考书目” ①,第28页)。
                                                   (MJ)
参考书目

①        恩利科•贝林格:《在波兰之后——走向新的国际主义》,1982年英文版。
②        艾萨克•多伊切:《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64年英文版,1972年再版。
③  帕尔米•杜德:《国际》,1964年英文版。
①        蒙蒂•约翰斯顿等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1979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克鲁格曼:《列宁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的处理方法》,1970年英文版。
③        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70年英文版。
④        拉尔夫•米里班德:《军事干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1980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反共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⑥        V.V.扎格拉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73年英文版。



国际(Internationals)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1876),是在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联盟,当时这些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经过1848—1849年的失败后正在复苏。虽然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出于对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表示支持的伦敦和巴黎工人的自发的努力,然而马克思(1864至1872年间)和恩格斯(1870至1872年间)都在它的领导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立即认识到该组织“显示了真正的‘实力’”,但是在“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17页)。这里所提到的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到1852年间所领导的那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并使它们得到通过,这些文件的内容能够为跟英国工联的自由派领袖以及大陆上的蒲鲁东、马志尼、拉萨尔的追随者进行合作提供一个基础。协会既接收个人会员,也接纳地方性和全国性团体会员入会。它的总委员会(在正常情况下)由年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址设在伦敦,直到1872年。

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马克思几乎起草了总委员会所公布的全部文件,他把自己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361页)。这里面包括采取行动反对从国外输入工人来破坏罢工,抗议对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党人进行虐待,以及举行反对战争的斗争。随着国际的发展,马克思得以使一些日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获得通过。例如,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实行公有制作出任何特殊规定,而在1868年,尽管有为数不多的蒲鲁东派的反对,它宣布了要对矿山、铁路、耕地、森林和交通运输实行集体所有制。

1871年的巴黎公社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对这次巴黎春天的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国际的法国支持者,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对公社的国际声援运动。马克思对公社所作的热情洋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护词——《法兰西内战》被总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通过,并且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作为一个宣言来发表。公社的历史经验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选权的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强调需要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形式。1871年9月,在他们的倡导之下,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公开主张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参看政党条目)。这个目标被列入由马克思起草的、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第7条甲)中,在那里还规定“夺取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任务”。

这些观点遭到巴枯宁和他在国际中的追随者的反动,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参看无政府主义条目),主张放弃政治。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曾在1868年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尽管不赞成该组织的纲领,但仍然根据国际工人协会应当“让每个支部自由地形成其理论纲领”的原则(见《第一国际文件》,英文版,第3卷,第273—277、310—311页),于次年支持它的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的支持者和巴枯宁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首先集中在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如何进行组织这个问题上,这种冲突从1869年到1872年间不断升级。巴枯宁攻击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而同时却设法把国际置于由他控制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一个或若干秘密团体的监护之下。面对外受当局的迫害、内遭巴枯宁的分裂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巴枯宁反对这样做,他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找到支持者,同时还在英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

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有来自欧洲13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的代表共65人参加,其代表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届代表大会都要多。大会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伙伴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理由是他们试图在国际内部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以及巴枯宁进行了欺骗活动(这方面的罪证是比较有争议的)。大会还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名言提出的一个建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提出这个建议的主要动机,也许是担心总委员会在伦敦会被他们为了击败巴枯宁而不得不与之结成联盟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参看布朗基主义条目)所操纵。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国际工人协会的结束,它最后是在1876年的费城会议上解散的。一个叫做“反权威的”国际曾试图接过国际工人协会的衣钵,它在开头的时候得到一些成功,可是在1877年左右发生的分裂使它感到毫无希望,它在1881年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纯粹无政府主义的收场代表大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些政党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曾经为之如此艰苦奋斗(特别是在1871—1872年间)的东西。马克思直到他在1883年逝世的时候,恩格斯甚至在第二国际成立的前夕,都反对再搞国际组织。恩格斯认为“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页)。不过,恩格斯后来还是给这个国际提出重要的建议,并给它以大力的支持。

第二国际(1889—1914)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跟第一国际一样,它主要是以欧洲工人运动为基础,但在规模上要比它的先驱者大得多。第二国际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中起主宰作用,它的成员党当时都已经具有群众基础(或正在争取过程中)。到1904年,它们在21个国家里参加了竞选,得到选票660万张以上,赢得261个议席。到1914年,它们共拥有党员400万人,得到选票1200万张。第二国际基本上是各党派和职工会的一种松散的联盟。1900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卡米尔•胡斯曼任专职书记,该局只起技术性和协调的作用,而不具有指导的职能。除了英国工党(它在1908年加入国际)作为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对于大多数成员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乃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其他方面的倾向和影响也还存在。这里面首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1893年和1896年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遭到挫败后被开除出国际。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以后,有两位理论家对于维护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

第二国际每隔两年或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或辩论有关政策的问题。在共同行动中包括号召每个国家从1890年起每逢五一节组织支持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行动。最初出现的各国党内左、中、右三种倾向的斗争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在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对“米勒兰主义”问题展开尖锐的论战,即争论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前一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种作法是否容许。最后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一个调和性的决议,决议指出如果得到党的批准,“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宜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引自布劳恩塔尔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272—273页)。

接着的一次代表大会是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人们要求这次大会对于德国社会党前一年召开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决议予以国际性的支持和肯定。这就导致在策略问题上进行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起来反对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责,饶勒斯指出该党一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在改变德国君主专制制度上无能为力,认为所以出现这种惊人的对照现象,其责任在于该党在理论上的僵化。这次大会支持了德累斯顿决议,其表决结果是: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不过,修正主义者仍然留在国际内和德国党内,他们使自己的思想继续浸透(参看修正主义条目)。

另一个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殖民主义。在布尔战争期间召开的1900年国际代表大会就已经对殖民主义进行谴责。然而过了7年以后,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则提出这样的主张,即认为他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作用的殖民政策”(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18页)。在经过针锋相对的辩论后,大会以127票对108票否决了上述观点,并且通过一项谴责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从其最深刻的本质来说必然要导致奴役、强迫劳动或灭绝殖民地的本地居民”(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19页)。

反对战争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从该国际成立时起就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它在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次大会是在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时召开的。尽管在辩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最后还是在吸收了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的修正案的情况下,通过了一个决议。该决议在主张“竭尽全力……制止战争爆发”后接着说:“如果战争仍然终于爆发,那么(工人运动——本条目作者)就有责任主张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争取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消灭” (见“参考书目” ①,第1卷,第363页)。这个声明在以后两届代表大会上又得到重申。在战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是争取和平的一次动人的表现,它号召(又是全体一致地)一旦战争爆发的话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然而,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人们所赞同的这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掩盖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一层薄薄的面饰” (见“参考书目” ⑥,第102页)。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支持它们本国政府所进行的战争,因而导致国际的可耻的破产。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人运动民族统一这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此发展到顶点。

只有俄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几国的党以及其他各国党内部的一些小集团,依然忠于国际所一再重申的原则。在战争期间,主要是一些中立国家的政党曾为恢复第二国际(当时它的执行局已迁往荷兰)作了一些尝试,但没有成功。不过到1919年,一个老第二国际的模糊翻版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重新组合起来,即“伯尔尼国际”,它于次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有10个党的左翼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以及英国独立工党,在维也纳开会并组织起来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维也纳联合会”),外号“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把自己看作是走向一个包括整个革命的国际的第一步。1923年,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它跟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联合,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该国际在1940年停止活动。1951年,它为现在的社会党国际所继承。社会党国际是由世界各地主要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

第三国际(1919—1943)。在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瓦解以后,列宁在1914年11月写道:“第二国际死了,它被机会主义所征服……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是在布尔维克党人的倡议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当时正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欧革命形势高涨之际。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的时候,列宁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3页),从而表达了当时普遍的思想状况和期望。他后来还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承认用苏维埃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定为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在第三国际的存在的整个期间,它的正式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同盟”(见“参考书目” ⑤,第2卷,第465页),虽然在1935年以后让这样一个目标退居到幕后。1920年7至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来自41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列席代表,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这两个党的多数派将在年底以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出于对新国际会受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渗入而变质的担心,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党派,都必须“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在军队中进行经常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指出目前时代是“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的同时,它要求有“铁的纪律”,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制—国内在本国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在国际上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之下加以实现,并且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之间都具有约束力(见“参考书目” ⑤,第1卷,第166—172页)。

共产国际的章程宣布要跟“只把白种人放在眼里的第二国际传统永远决裂”,认为它的任务是要联合和解放各种肤色的工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它强调指出民族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有必要同苏俄以及在跟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见“参考书目” ⑤,第1卷,第138—144页)。列宁在1920年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目的在于跟共产国际内部的“左的”倾向作斗争,并且主张共产党人可以有原则地参加议会选举,可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然而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却遇到上述的倾向,当时他所看到的是革命浪潮已经衰退,原先基本上以俄国经验为模式的进攻性的革命策略已不再适于西方的情况。于是,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各党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以争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于这种需要,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以及维也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人们曾寄予希望的德国革命在1923年10月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认识到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来到。在以后的几年中,苏联党内的斗争被带到共产国际里来。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英俄工会团结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在1925—1927年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在经过许多激烈的斗争以后,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击败了,而托洛茨基本人也在1927年9月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一个内容广泛的纲领。这次大会同时也引导共产国际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民主主义被谴责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跟社会党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统统被否决。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没有必要再在“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以及资产阶级的议会专政形式和它的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形式之间”划什么界线(见“参考书目” ⑩,第313页)。这种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是在德国,这就导致共产国际从1933年起修正自己的策略。1933年3月,在纳粹专政政权建立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公开建议其成员党跟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触,以便向后者提出采取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的建议。这就促使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了联合行动。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它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七大。这次代表大会有65个党参加,代表100多万党员(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员有785000人),它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为遏制法西斯主义浪潮而建立统一战线并扩大为人民阵线的一个强有力的事例。在季米特洛夫所作的主要报告中强调指出:目前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抉择,而是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和由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开恐怖专政之间进行抉择。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有助于促进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的形成。它动员起国际的力量去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去支持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成和平战线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建议。

始终在苏联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斯大林在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一些领导成员被镇压了,而且波兰共产党也在1938年根据莫须有的罪名被解散了。随着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它修订了自己过去以严格区分西方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为基础的策略。从1939年到1941年,它谴责当时的战争是在帝国主义双方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然而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它则全力支持苏联及其西方盟国反对轴心国的斗争。共产国际在1943年6月按照它的主席团的建议进行解散,该主席团认为当时大大发展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使得从一个国际中心作出指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有安抚斯大林的西方盟国的意图(见“参考书目” ②)。

第四国际是在1938年由托洛茨基倡导成立的,它由对第二和第三国际持反对立场的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小集团组成,它们把前者谴责为“反革命”。第四国际一直很小,并且始终存在严重的分裂。(参看托洛茨基主义条目,另可参看国际主义条目)
                                                                                                                                        (MJ)
参考书目

①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1961—1971),1966—1980年英文版。第1—2卷。
②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2),1975年英文版,第1部分。
③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954—1960年英文版,第2—5卷。
④        亨利和阿布拉姆斯基•柯林斯,契曼•柯林斯合著:《卡尔•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年代》,1965年英文版。
⑤        珍妮•德加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1956—1965),1971年英文版,第1—3卷。
⑥        艾萨克•多伊切:《论国际和国际主义》,(1964),载《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⑦        《第一国际文件集》,1—5卷,1963—1968年英文版。
⑧        《第四国际文件集。创建时期》(1933—1940),1973年英文版。
⑨        詹姆斯•卓尔:《第二国际(1889—1914)》(1955),1975年英文版。
⑩        A.I.索波列夫等著:《共产主义史纲》,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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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Islam)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伊斯兰教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没有发表什么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伊斯兰教的评论是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提示,同时也不完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探讨亚细亚社会性质的信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一直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历史总是表现为宗教的历史?恩格斯在为《新时代》写的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文章中,则比较具体地抓住了伊斯兰教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过程,即在游牧文化和定居文化之间的政治动摇。恩格斯在对伊斯兰教所作的一个评论中重复了伊本•喀尔登的有关部族权贵循环交替的理论,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应阿刺伯市民和游牧的贝都英人两者的需要的宗教,他指出:“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

贫苦的游牧民经常团结在一位先知的背后去排斥那些颓废的市民,去改革道德风尚和恢复原始的信念。经过几代以后,循规蹈矩的贝都英人本身在道德上成为个人主义者,并且对于遵守宗教教规变得满不在乎。于是,又一位救世主在沙漠上出现,把城镇打扫干净。这样的政治统治的周期不断重复。然而,政治领导权的经常变换并不相应地带来社会经济基础的任何根本性的改造,这种基础始终保持明显的停滞性(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

恩格斯把伊斯兰教中许多救世运动和教派运动解释为游牧民和市民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表现,这就有可能把伊斯兰教本身看作是不定居的游牧生活和已形成定居的社会之间矛盾融合的结果。伊斯兰教始于伊斯兰纪元(根据先知从麦加迁到麦地那来确定),即公元前622年。它应当作为阿刺伯半岛各贸易中心的商业文化的一部分来理解。鉴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如麦克斯•维贝尔,已经把伊斯兰教作为“武士的宗教”来看待,那么不妨把伊斯兰教主要看作是城市权贵的宗教,这些权贵们享有通过麦加(该地在17世纪主宰着阿刺伯经济)来扩展贸易的经济收益。把市民的虔诚和部族的美德两者混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教,为政治统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原则,这种政治统一是奠定在信仰而不是杀戮的基础上,它是围绕着对一位先知的忠诚和对普遍美德的笃守来进行组织的。在把各个分裂成性的部族统一在一个由城市的商业所领导的宗教团体之内的同时,伊斯兰教对贸易实行保护,并且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活力的政治力量。在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逝世以后,这个新的宗教很快就在中东和北非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它在政治继承权的问题上分裂成为两派:即阿里的追随者什叶派和“正统哈里发”的支持者逊尼派。

伊斯兰教社会的扩张可以看作是城市的商业权贵和贝都英游牧民的武士实行融合的结果,这种扩张所取得的早期成就,部分是由于周围帝国(萨珊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衰弱,部分是由于伊斯兰教对受它保护并依附于它的基督教部族和犹太教部族实行一种庇护制度(通过所谓的“小米制度”)。因此,伊斯兰教的征服对于该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内的社会结构,并不起瓦解的作用。伊斯兰教是随着一系列教产世袭帝国的建立而传播起来,这些帝国具有下列的结构性的特征:(1)土地所有制由国家掌握,土地作为非世袭的俸地分配给地主,除了这种俸地所有制外,还有属于部族的和教会的财产(即卧各夫);(2)在国家官僚制度中增加了奴隶这一层次,而一支奴隶大军的发展,在贵族即拥有俸地的骑士和一般市民之间起了社会缓冲器的作用;(3)城市文化和宗教虔诚的形成,是由商人阶级和宗教领袖(乌里玛)的利益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这在北非和中东比较发达的社会尤其如此。商人阶级的财富源自于内陆的奢侈品贸易,而宗教领袖所掌握的教法(沙里亚)则有利于他们在社会上居于优越的地位。在伊斯兰教社会分裂为三个帝国(萨非、帖木儿和奥托曼)之前,即在这个社会扩展和巩固的阶段(700—1500年),除了以奢侈品(香料、丝绸、香水、珠宝等)为基础的商业财富外,造纸、纺织、地毯、制革和陶瓷等行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尽管在13世纪和14世纪期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曾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特别是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成为农业发展、造船业、采矿业和纺织业的巨大中心。由于征服、扩张和手工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上的盈余,则通过皇室对科学、医药和艺术进行赞助的方式,为一种深奥而又合理的宫廷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伊斯兰教便成为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创造性的媒介,而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则又通过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

伊斯兰教的社会缺乏它本身所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来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伊斯兰教神学的宿命论或是反对高利贷的法律准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看法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否定。例如,罗丁逊曾论证在《古兰经》(神的诵文)和逊奈(先知的正统教规)中有关经济行为的规定并不妨碍经济的发展;相反,一种资本主义成份还确实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得到发展,其发展情况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大体相同。然而,这种成份的扩大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1)自供自给的地方乡村经济;(2)国家在行会系统、贸易关系以及土地占有中所居的支配地位;(3)随着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停滞(见“参考书目” ⑥)。罗丁逊这种论断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把贸易和商业资本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划上等号。在伊斯兰教社会,作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的内陆贸易,是控制在一个商人小集团的手里,而这个集团对于当地的生产和分配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农村的剩余产品通过税收的机制而归城市居民所支配,但是在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是不发达的,原因是农民的需求在当地就可以得到满足。贸易在伊斯兰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即当贸易在对欧洲的传统经济关系进行瓦解时,它的腐蚀后果则决定于进行贸易的生产社会的本质。因此,亚洲的古代社会是难以受到这样内陆贸易的干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期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会消除宗教的信仰和特征,然而迄今为止伊斯兰教却证明它对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世俗化影响具有高度的抵抗力。这种作为伊斯兰教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应结果的自我调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制止农村的跟苏非派有关的神秘教义和尊奉诸圣的活动。这时候重新表现出对经文、《古兰经》的正统性以及简朴祭仪的重视;城市的注重经文的虔诚被附加在农村的群众性宗教虔诚之上。经过改革的伊斯兰教,既表现为对《古兰经》传统的恢复,又反映出使伊斯兰教跟现代工业的世俗社会并行不悖的一种企图。在第二个阶段中,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民粹派的反殖民主义的战斗立场,在这里,乌里玛是以城市贫民、失业青年和对现实不满的学生的代表者的身份出现。由于清真寺、马德拉沙(宗教学校)以及乌里玛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具有清规戒律和战斗性的伊斯兰教,可能会成为反对亚洲和非洲的附庸制度的主要力量源泉。
                                                   (BST)
参考书目

①        E.阿施特尔:《中世纪近东社会经济史》,1976年英文版。
②        尼内斯特•盖尔勒:《穆斯林社会》,1981年英文版。
③        马赛尔•G.S.霍格逊:《伊斯兰教的进取》,1974年英文版。
④        莫里斯•隆巴德:《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1975年英文版。
⑤        麦克西姆•罗丁逊:《穆罕默德》,197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伊斯兰教和资本主义》,1974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穆斯林世界》,1979年英文版。
⑧        布菜恩•S•特纳:《维贝尔和伊斯兰教——一种批判性的研究》,1974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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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饶勒斯,让(Jaurès,Jean)


1859年9月3日生于卡斯特尔(朗格多克),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遇刺身亡。

饶勒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学生时代表现出色,后来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文笔流畅,富有口才。他早年涉足政治,1885年在他的原籍塔尔纳地区被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到1893年,在一次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后,他被塔尔纳矿工推举为候选人,当时他已经肯定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主义者,他曾积极地为德雷福斯辩护并投身于政教分离运动。他不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较强硬的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但他对马克思非常尊重,经常引证马克思的话。应当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饶勒斯的看法不好,恩格斯便是其中的一个,特别是他对饶勒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看法(见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3月6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饶勒斯开创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并且试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跟对各种理想及其影响的认识结合起来(见“参考书目”⑤,第14页)。其目的在于阐明社会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与实现者。他颇有按照阶级斗争观点来探讨问题的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可以领导法国前进。他坚持认为,工人应作为解放了的个人,而不仅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才有意义。饶勒斯是一位十分爱国的法国人,他曾经拟定一个军事改革计划,于1910年发表,这项改革以普遍的、短期的服役为基础,旨在使军队更有效率和更加民主。然而,他还是一位雄辩的和平维护者,对第二国际抱有很大的信心,把它看作是中流砥柱。当1914年战争临近时,他呼吁遏制战争,被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暗杀。
                                                     (VGK)
参考书目
①        汉普敦•杰克逊:《饶勒斯的生活和工作》,1943年英文版。
②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1898—1902),1922—1924年法文版。
③        同上作者:《社会主义研究》,1901年法文版。
④        同上作者:《新军队》,1910年法文版。
⑤        路易•菜维:《让•饶勒斯文选》,1947年法文版。
⑥        玛格丽特•皮斯:《让•饶勒斯——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1916年英文版。
⑦        沙尔•拉波波特:《让•饶勒斯——人、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1915年法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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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

股份公司从19世纪中叶起广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取代家庭开办的公司。今天,实际上所有的大公司,除了公有成份的以外,都采取这种法定的形式。股份公司的普遍化是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基本倾向相适应的。一个倾向是,每一巨额的货币贮存(“积蓄”)都具有使自身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倾向,也就是参与社会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分配的愿望。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只能通过把积蓄储存在金融机构(首先是银行)的办法来实现。然而,这种储蓄一般利率比较低,要比平均利润低得多。而通过股份公司制度,任何拥有资本主义公司的股票的人,都可望依靠他的本金收回比把钱存在银行里要高的收益,特别是如果把本金的长远价值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另一个倾向是资本集中和积聚的不断增长,这种倾向表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商行,它们所支配的资本数量也越来越多。因此,它们除了其创办人所投入的资本外,也就需要征集更多的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那些已失去其独立的经营买卖但却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积蓄的资本家,仍然可以参与现行的资本主义经营买卖,但却是通过一种“被动的”方式。如果他们拥有一些大公司的股票,那么他们的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经济命运)则始终跟这些公司的成败联系在一起。

可是,通过购买某一公司的股票,一个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成为资本集中过程的一名受害者。他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的货币资本的权利,而是把这种权利交给那些实际上经营该公司的人(如董事和经理处等等,根据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例和惯例,还可以规定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头衔和职能)。实际上,在一些国家里,法学以至具体的商业法或破产法,都规定股票持有人无权按其占有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总额的比例来分得该公司的一部分资产。股票所有权只不过让持有人以分红(股息)的形式享有按照比例取得部分现行收益的权利。那些实际经管公司的人一般能够设法使自己获得利润总额中比较大的份额,这一份额可以看作是创业利润和利息(包括股票、公债、银行信贷等债款的利息)的总和。他们可以由于出席董事会的会议而获得特殊的津贴(这在法国和德国叫做“抽头”)。他们可以决定让自己享受董事和经理的高额薪金、退休金、交际费以及各种免费服务(包括汽车、洋房、游艇、度假和医疗开支等等)。他们还可以通过优先认股权而获得优先股或厚额的投机利润。象这样一笔比较大的份额,在股票最初浮动时所得到的收益尤为可观。希法亭在1910年曾把这种特定的创业收益称为创业者利润。

随着股份公司的普及,资本的重复现象也就日益增长。一方面,资本是“实在的”、有形的资本,即建筑物、机器和其他设备、原料贮备、商品贮备、供支付工资和其他日常开支所需要的银行存款等。另一方面,资本又表现为存放在银行保险库和保存在保险柜中的股票和债券,这些证券不时出现在股票市场上。马克思把后一种形式的资本称为虚拟资本。显而易见,这种资本的重复现象并不等于实际资产的总值的增加,或是现有生产的总值的增加,或是现有生产和(再)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增加。这种虚拟资本的价值从长远来看是围绕着“实在资产”而摆动,但有时候也明显地跟它发生差异,因此,当虚拟资本的价值明显地低于实在资产的价格时,就会造成对投机者有利可图的那种倒买倒卖活动。股份公司的扩大和股票市场的出现,更为普遍地给投机活动创造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投机活动原先只是集中在公债和少数特别冒险的公司的股票上,例如17世纪在西欧涌现的各种东印度公司或者是18世纪约翰•罗在法国所从事的投机活动。

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并不决定工业周期的升降。这种活动只不过试图对这种升降情况进行预测。在股票交易上,一种股票在某一期间的价格,将决定于发行该股票的公司的预期收益(更精确地说,是实行分配的收益,即股息)和现行的利率。不过,这些预测是从来不准确的,事后的发展往往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各种各样的因素(诸如关于某一公司的经营状况的谣传,牵涉到该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在某一产业部门、某一国家或者甚至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中的一般经营状况的情报,以及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以至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健康状况的谣传等等),都会立即对某种股票在股票市场上的行情起影响作用。那些能够针对各种谣传而掌握了真实情报的“知情人”,那些拥有大量货币(或银行信贷)的大投机家,都可以设法影响股票的行情,以便通过先买后卖或先卖后买的办法来牟取暴利。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投机活动都绝不会直接增加在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然而这些活动却能够明显地改变在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它们甚至还能够影响(至少是在短期内)资本的有效(生产性的)积累的比率。举个例子来说,一家公司想扩大它的“实在资产”,它需要额外的现金来进行购买,于是它试图通过发行新的股票来抵补这笔扩大资产的开支,但是它恰好赶上股票市场不景气,新股票的发行可能受到挫折,“实在资产”便不能扩大,这样一来,扩大的物质生产和扩大的价值生产也就受到逆阻。

股份公司的创办人或者掌握“内情”的投机家们所玩弄的某些阴谋诡计,简直跟明目张胆地抢劫差不多。由于这是一小撮资本家对许多资本家进行的抢劫,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把它看得比那些基于制度而产生的大小资本家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形形色色的抢劫过程要严重得多。因此,在发生了若干起严重的违法侵吞的案件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颁布了对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的立法,以便使那些最严重的违法事件比较难以发生。可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股票市场的投机家们欺哄“公众”的行径仍然是屡见不鲜。

随着50多年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和资本主义大公司通过董事或董事会来经管等现象的出现,便产生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解释,这种解释基于把由经理经营的当代资本主义跟由业主经营的“老资本主义”进行对比之上。贝尔和明斯的论著(见“参考书目” ① ),还有詹姆斯•伯恩汉姆和加尔布雷思的著述(分别见“参考书目” ②、③),都为这种解释立下丰碑。这种解释显然具有真理的内核。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本人要比这些作者早好几十年就已注意到资本的形式上的(“单纯的”)所有权跟能动地运用资本的能力之间日趋分离的现象,也就是存在于“被动的”资本家和“职能的”资本家(fungierende      Kapitalisten)之间的差别,后者才是公司的真正的经营管理者。毫无疑问,作为资本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划分,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建立而大为明显。因此,真正的争论是在另一些地方,也就是说究竟“经理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其本身利益并跟资本法定所有者的利益不同的新的阶级呢?还是说不论它们两者之间的利益和行为是何等不同,这只不过是同一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内部的职能差异而已。

这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回答。从一般的社会利益这一层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经理人员和股票持有者,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具有向工人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公司的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自动地涌现于竞争的铁律,也就是涌现于私有财产在经济意义上而不是在这个词的纯法学意义上(马克思称之为“多种资本”)的存在。如果在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这个规律也就失去它的实际作用。只要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人们也就无法说出在所谓的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大资本家之间经济行为有任何区别。因为牟取最大限额的利润和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本(资本积累),毕竟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阶级从其产生时起就具有的基本特性,而不是经理人员的一种特异功能。再从个人的社会利益这一层来看,那些高层经理人员绝不是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高额收入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内部情报、优先认股权等),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地积累私人资本。当然,他们的个人资本只不过占他们所经营的资本的很小一部分,不过从绝对数上看仍然是相当可观甚至可以说是庞大的。这就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跟其他的资本所有者列入同一个社会阶级,并使他们具有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榨取剩余价值和捍卫一般私有财产的共同利益。

最后,有人设想由于高层经理人员的权力不断增长,从而使那些实际控制着大多数大公司的主要财团(“垄断资本家”)失去其控制权,这种推测至少可以说是值得怀疑的。控制的技术可能发生差异或变化。一些财团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实力在下降,而另一些财团则会看到自己的实力在增长(例如,美国的摩根家族跟洛克菲勒家族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对比关系中)。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些“新的”大王可能出现在上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克萨斯州石油工业在美国所获得的利益)。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任何论据说明没有财产的经理人员可以不顾那些身为亿万富豪的股东的利益而经营着资产达亿万元的大公司。

因此,对于参加这种争论的人来说,他们所坚持认为的变化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利益的不同,这表现在一部分资本家把通过分红的形式来分配现有的利润看作是他们的主要的利益所在,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想把大部分利润留在公司里作为扩大经营之用。但是,这种利益的不同只不过是出现在食利者和经营资本家(企业家)之间,而不是出现在两个不同阶级之间。情况毕竟是:如果你个人的现有收入已经非常之高,那也就没有很大的刺激力去尽量提高它,因为这只能增加你的税收负担,而你的收入到头来也会花光。食利者挥霍他们的收入,经理们经营日常业务,而大垄断资本家则就积累问题作出关键的财政决策(诸如扩大公司的规模,增加产品的产量和花色品种,以及对其他公司实行兼并等)。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往往“仅仅”拥有全部资本的5%或10%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拥有100亿、200亿或是300亿资本中的5%或10%),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他们在资产阶级内部所占有的这种职能性的劳动分工的位置的。这只能说明,股份公司(尽管有股东大会的制度也罢)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许多资本家被剥夺掉自由支配他们的资本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少数很大和很富有的资本家的操纵(参看资产阶级;金融资本条目)。

                                                     (EM)
参考书目
①        A.A.贝尔和G.C.明斯合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3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伯恩汉姆:《管理革命》,1943年英文版。
③        J.K.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1967年英文版。
④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1981年英文版。
⑤        厄•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4年英文版。
⑥        约翰•司各脱:《公司、阶级和资本主义》,1979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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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Judaism)


尽管犹太教的实质内容在论战中并不突出,但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该教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当马克思正处于从民主激进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在考虑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方面,除了当时作为国家的帮手的基督教外,犹太教也给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考察机会;第二,马克思有犹太人的血统,他想使自己跟这种联系保持距离;第三,马克思经常被人指责为反犹太主义者。大部分已有的和源源不断地出现的有关这个专题的论著,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两点上。

马克思被卷入有关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论战,是在德国犹太人为争取其社会解放和废除其特殊身份而发起的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运动是在一个日益壮大的自由派院外活动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当时马克思对于德国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他支持犹太人的争取公民权利的要求,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对基督教国家组织实行任何结构性的变革都最好能够对一种不合时宜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一部分是由于公民权利只能促使政治解放,这种解放虽然是不够的,但它却是实现人类解放所必要的先驱。马克思并不是一下子就参加到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战中来,在这以前,他曾经满怀兴趣地注视着揭开基督教的神秘性的争论。这种争论开始于大•弗•斯特劳斯的一部萌芽作品——《耶稣的生活》(1837年)。不久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和布鲁诺•鲍威尔对神学的系统的批判。费尔巴哈保持了这种争论的原始范围,他没有去触动整个基督教神学,而是以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明它,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只不过是人把精神上的自我投影到一个想象的神明之上(见“参考书目” ⑧)。莫泽斯•赫斯则完成了青年黑格尔派沿着这条线索对宗教的批判,他否定了他们的“神学意识”,并号召人们对人类的条件进行一种社会分析(见“参考书目” ⑤)。

当布鲁诺•鲍威尔参加到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论战中来的时候,他所遵循是基于德国哲学传统的推理。费希特是第一个对18世纪后期所提出的最早的解放要求作出回答的人,他否定了这种要求,理由是犹太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他认为,犹太人作为人来说,他们能够要求人权;但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分立者来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们的分立要求得到正式的认可,因为即使是基督教徒也没有权利实行分立。黑格尔在《法哲学》(1821年)的一个著名的注释中,也同样地强调了犹太人的作为人的地位,但是把公民权的问题跟接受公民义务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如果犹太人愿意服兵役而贵族教徒不愿意的话,那么犹太人就有优先获得解放的权利。然而,鲍威尔却愿意追随费希特,他在两篇著名的论文中(见“参考书目” ①)。不赞成犹太人的解放,其部分的理由是犹太人不愿意摆脱他们的犹太人作风,同时还由于基督教徒不能在他们自己还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就给予犹太人的自由。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参加了论战,他对鲍威尔的论断进行了批判的分析。跟赫斯一样,马克思号召对宗教进行社会分析,否定了鲍威尔的论点,后者认为犹太人只有放弃他们的犹太教才有资格享受公民的平等权利。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事,它跟作为公民的个人的问题有所不同,国家无权对它进行干涉,鲍威尔的反对意见具有神学的性质,因此是无效的。然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社会问题,马克思在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上同意鲍威尔的观点,那就是犹太人尽管在数量上占人口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1%),可是他们却能够起比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得多的作用,这在当时是由于他们在传统上集中从事商业和贸易,这种地位赋予他们以政治实权。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强调指出财力的重要作用,因为这种力量不仅使犹太人得以提出公民权的要求,而且使他们得以把自己的社会的和商业的价值浸透到世俗社会的组织中去。国家需要犹太人所起的商业职能而且连它本身也在追求金钱过程中“犹太化了”。至于为其种族优越感偏见服务的犹太排他性,它并不像鲍威尔所论断的那样是由于犹太人拒绝接受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相反地是那种把犹太人作为世俗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要素加以保存的历史产物。可见,只有当犹太人放弃他们的作为商人和商贩的社会作用,或者是国家使自己从对商业主义的需求中摆脱出来,犹太人和他们对自己宗教传统中的那种神秘的自我主义的忠诚才会消失。

马克思的主要论断包含在评论鲍威尔的两篇文章中,它们发表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鉴》上(1844年)。第一篇文章透彻地论述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摧毁了鲍威尔的神学观点。第二篇文章则论述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社会作用,那是一篇简短有力的论战性文章,具有尖刻泼辣的风格,充满了论断和设想,对于19世纪上半世纪犹太人生活的现实经验或犹太教的思想传统没有讲多少好话。当这两篇文章第一次发表以后,它们没有起什么影响作用,现在所知道的唯一的一篇当时发表在犹太人报纸上的评论,对马克思支持犹太人的解放要求表示欢迎(见“参考书目” ③)。至于具有论战性质的第二篇文章则没有引起任何评论,也许是因为这篇文章所使用的那种激烈言词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随着犹太人争取解放斗争的成就而出现了正式的反犹太运动,马克思的这两篇文章则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于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受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吸引的犹太人,也不得不对马克思的文章采取一种立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它们力求解决两个问题:马克思这个犹太人是否要比他仅仅在生物学上作为犹太人后代来得高明?还是说马克思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更精确地说,他是否同意反犹太的院外活动集团的主张即认为犹太人对国家、集团以及社会阶级的利益和福利抱敌视态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许多人企图把马克思说成是《旧约全书》传统的预言者(见“参考书目” ⑦),说成是一位渗透犹太道德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说成是一位自我怨恨的犹太人或犹太教的背信者(见“参考书目” ③)。人们还往往从“种族上”把马克思说成是犹太人。并且用种族理论来论证他的一切性格本质特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本人除了承认他自己的血统以外,没有作过任何评论。同时,除了对希伯来人的先哲们表示赞赏这点有文字可考外,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马克思是或自认为是犹太人或是受犹太文化的影响。随着纳粹统治时期的到来和犹太人在欧洲被大量消灭,关于马克思反犹太主义的问题成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有一位犹太社会主义者曾指出,1843年发出的把人类从犹太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那种号召,很象是为1943年事件开的处方(见“参考书目” ③,第298页)。然而,尽管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反对对某些犹太人使用冒犯性的粗鄙语言(见“参考书目” ⑩),但却没有根据把他看成是反犹太主义者。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他的关于犹太人的第二篇文章无疑一直被那些散布反犹太观点的人们利用来支持他们对犹太人的各种指控。不过,对这篇文章的歪曲利用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开始,但却没有引起他本人的抗议或评论,这也同样是事实。

关于马克思跟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关系的争论目前仍在进行,而且看来还要继续下去(见“参考书目” ④、⑥、⑨),但是这种争论很少触及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犹太教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说犹太教是依靠历史才得以生存呢?还是说不管怎样它都要生存下来?莫泽斯•赫斯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62年重新提出了对犹太人问题实行民族解决的想法(见《罗马和耶路撒冷》),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19世纪末在政治上出现了犹太人复国主义,这种想法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主要具有敌对的性质,但它毕竟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一般民族主义的分析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见“参考书目” ③,第9章和第10章)。
                                                                                                                                        (JC)
参考书目
①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德文版。
②        同上作者:《今日犹太人的才能及其成为基督教徒的自由》,1843年德文版。
③        尤利乌斯•卡尔巴赫:《卡尔•马克思和对犹太教的激进批判》,1978年德文版。
④        约瑟夫•克拉克:《马克思和犹太人——另一种观点》,1981年英文版。
⑤        莫泽斯•赫斯:《行动哲学》,1843年德文版。
⑥        赫尔穆特•希尔施:《马克思与莫泽斯——卡尔•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的态度》,1980年德文版。
⑦        阿尔诺德•孔兹里:《卡尔•马克思——一种心理描绘》,1966年德文版。
⑧        卡尔•勒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德文版,1941年初版,1966年再版。
⑨        亨利•帕奇特:《马克思和犹太人》,1979年英文版。
①        爱德蒙•西尔贝勒:《社会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1962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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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资本有机构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随着机器和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过程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参看资本;剩余价值条目)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机械化使一个工人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这就意味着每一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价值下降了(参看使用价值;价值条目)。然而,要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只有相对地增加一个工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其变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在用于生产出一定的产量的生产资料单位上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就等于与使用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工人人数的减少。生产资料的数量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工之间的比率,称为“资本技术构成”(TCC),它从使用价值上看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由于没有办法对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和具体的劳动力进行衡量,TCC只不过纯粹是理论上的比率,它的提高跟生产率的提高是同样的意思。

       资本有机构成当然是可以从价值上来衡量的,但其结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这种概念往往是被歪曲的)。如果价值毫无问题地反映使用价值的话,那么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比率的提高,同时也就意味着在价值 上固定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的提高。但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使价值降低,因此这一点对于从价值上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完全不清楚。举例来说,随着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单位价值下降了,而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产物——不变资本——可能增长,也可能减少或维持不变,这要看具体的数量而定。在这种框架结构内,那些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在价值上必然会提高的人,他们的论断势必沦为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除非是从一种含糊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去看待资本的实质。

       然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从价值上考察资本构成的动态,是马克思对于工业周期、工资运动、失业以及利润率的分析(参看积累;利润率下降;劳动力后备军;工资等条目)的中心。我们在这里要依据弗埃和哈里斯所提出的见解(见“参考书目”①、②)来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见解是不含糊的,而且是跟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卷第8章)。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OCC)定义为资本技术构成(TCC)的价值反映(按:马克思认为,“由资本有机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有机构成”——译者)。在这里,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以它们的“老的”价值来估算的,并且从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价值变化中提出抽象的概念。由于  OCC的变化只不过是TCC的变化的价值反映,所以OCC的变化是跟TCC的变化直接成比例的。与此相对照的是,“资本价值构成”(VCC)是TCC的价值表现。在这里,投入是以现行的或“新的”价值来估价的。VCC和OCC之间的差别,反映了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价值变化(可参看斯迪德曼的指数,见“参考书目”③,第132——136页)。因此,TCC的提高总是引起  OCC的提高,但其总的效果只不过是在VCC中记录下来,它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

       那么,这些范畴是怎样使用的呢?通过从一切资本所共有的东西——它们的自我增值的能力——的角度出发来对积累进行分析,马克思说明了相对剩余价值是如何通过机器的采用(TCC的提高,它使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来取得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和运用更多的机器,投入的价值得到积累。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产出的单位价值下降了。至于确切地说这些价值是如何下降的,这决定于在生产中形成的价值是如何地在交换中实现的(参看竞争条目)。但是,由于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从先前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投入价值(OCC)和根据现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来进行计算的这同一投入价值之间(VCC),便出现了差异。对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来说,这种差异可以表现得特别明显。“老的”价值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根据现行价值进行调整(即贬值),如果这种差异是特别明显的话,那就可能使积累过程发生突然的中断(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构成的各种概念,不是用来说明一些没有时限的、四平八稳的增长过程,而且适用于一种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关系的实质(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增值)不断地遇到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如许多资本实行竞争)的障碍,而调整可能时而中断。

       以上的论述也提示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各种资本构成的问题上感到困难。这是因为增值过程包含资本的整个周转过程,即生产和流通两者。流通不是生产的一种附带现象,但是也不能把资本一般地归结为许多相互竞争的资本。因此  ,生产价值的形成和这些价值在竞争中的实现,会涉及各种矛盾的决定因素;而各种不同的资本构成,便是旨在抓住这些真正的矛盾的范畴(有关这个问题的最近的争论见“参考书目”①④;同时参看矛盾;辩证法条目)

                                                                          (SM)
       参考书目
①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争论问题》,载米里班德和沙维尔合编《社会主义记录》,1975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

③伊恩•斯迪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

④伊恩•斯迪德曼等:《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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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

       这个词是由鲁道夫•希法亭在他从1915年至 20年代中期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起来的,试图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生的变化;它大体上是在《财政资本》(1910年)一书中已经勾划出来的思想的发展(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被认为具有以下特征:(I)由于大公司和银行占统治地位和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经济计划得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II)这种计划扩大到国际经济中去,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之间出现一种“现实的和平主义”;(III)工人阶级对国家的关系也要作必要的转变,这意思是说,现在工人阶级的目标应当是把那种由大公司所计划和组织的经济转变为一种由民主的国家所计划和管理的经济。希法亭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其中包括布哈林)的批判,他们认为它夸大了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稳定性并且鼓励了改良主义的政策。然而,在过去10年中,它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近来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些说法有某种近似之处。

                                                                    (TBB)
       参考书目
       ①吉尔德•哈尔达克和狄特尔•卡拉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1975),1978年英文版。
         ② 鲁道夫•希法亭:《阶级的事务合作?》,1915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当代的问题》,1924年德文版。
④H.A.温克勒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前提与开端》,1974年德文版。

       东方专制制度(oriental despotism)
       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

      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这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各种单个的资本、工业和部门在它们的整个产品的销售上遇到困难,从而引起总产量超过总需求的普遍状况 。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无计划性的条件下,产品的产量和需求相适应、资本家的计划得以实现、从而使一切部门达到平衡这样一种状况,只不过是偶然发生,或者是在理论上的理想化而已。生产过剩是危机的伴侣,但要说它是危机的原因,则有所争议。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萨伊定律,否认生产过剩有持续的可能性,并且认为通过在利润率不平衡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资本的运动,经济是有能力实行自我调节的。主张生产过剩的理论家们则认为,危机开始于在一个部门中生产对需求的过剩,然后扩大到其它部门中去,形成越积越多的不平衡,而不是使平衡得到恢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曾运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来演算出由两个部门的产量不平衡而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的例子。对再生产公式的这种运用目前仍有人继续研究,然而它并没有能够根据资本主义的表现(单个的或集体的)来解释危机的始因,从而仍有争议。(参看经济危机;消费不足条目)
                                                                   (MD)
       参考书目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年英文版,第10章。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

       对1871 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着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378页)。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参看蒙蒂•约翰斯通:《公社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及政党作用的概念》,载“参考书目”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J•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 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关于近来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①)。

                                                                         (ES)
       参考书目:
         ①J.A.利思编:《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 J.罗热里编:《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尤金•舒尔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④布吕阿、多特里、特尔生合着:《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政党(Party)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出过一套完善的政党理论,只是在他们的晚年政党才开始表现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式。恩格斯曾把政党描述为“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第2、3节)中,把法国保皇党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分裂归之为“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然而他并不认为每一次政党斗争必然反映冲突的经济利益,而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因素看作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理由。他把法国社会民主派说成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 631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占有中心的地位。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页)他们都是联系不同的组织形式来谈论这种政党的。然而工人阶级的理论认识和自觉行动是作为他们政党概念的永恒因素而相互补充的,但情况不同,结合的程度也不同。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为他们从1847年至1852年曾担任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曾作过经典式的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曾谈到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有较清楚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而这个运动他们认为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262页)。

       第二国际在其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宣称由于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因而每一个国家也只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种经济主义和半宿命论的观念,即认为这些政党的不可抗拒的发展是与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社会地位增长密切相关的。

       相反地,在列宁的政党观中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行动主义因素。列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高度重视这一因素。在列宁的著作中,如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一样,也可以看到关于政党不止一个的“模式”,虽然它们全都被设想为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同自发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集中的先锋队。列宁在这一课题上最著名的著作《怎么办?》(见“参考书目”⑤)指出,在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非法状态下,建立一个严密的、由职业革命家等级森严地组织起来的党最适合于当时的运动发展阶段。然而后来为了利用1905年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1917年二月革命所提供的较大程度的自由,他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民主集中制(他第一次在1905年使用这个词,并强调其民主成分)基础之上的广泛的群众性政党  。这个党的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对选举者负责、而且可以罢免。正是围绕党的性质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于1903年才第一次发生了分歧。后者批评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集中主义,第二年托洛茨基(见“参考书目”⑩)和罗莎•卢森堡(见“参考书目”⑦)也同意孟什维克的批评并加以扩大引申。

       在《怎么办?》中,列宁效法考茨基提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页)。他区分了“工联主义意识”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前者是工人能自发形成的,后者是政党灌输给工人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同时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卢卡奇又把这种区分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把由经验地形成的“心理意识”同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形式,即共产党的正确阶级意识”的“赋予意识”对立起来(见“参考书目”⑥)。

        和这一思想相反(后来卢卡奇也把它作为“基本上是直观的”和反映“救世主或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而抛弃),葛兰西和陶里亚蒂认为,“相信党不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阶段,或者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阶段……都可通过外部强加的权威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想法,是多余的。”它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把自己和这个阶级所有部分联系在一起”而真正取得成功,才能领导(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于1925年起草的《里昂提纲》,载葛兰西的《政治著作选集》,1978年英文版,第367—368页)。后来,葛兰西在狱中写道,政治变革的首创者(“现代王子”)的作用取决于靠“政党——把处于萌芽状态的集体意识集中起来变成普遍的和总体的意志的第一个细胞”(见“参考书目”①,第129页)。

       在苏维埃俄国于1921年出现了一党制——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历史环境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斯大林把一党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特征。在 1945年以后建立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虽存在不止一个政党,但共产党领导人(有时是国家的宪法)坚持认为,这些党派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欧洲共产主义的各个政党(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和其它一些共产党都反对这一观点,它们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包括承认和反对党在法律范围内所行使的各种权利(参看布尔什维主义;阶级意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和当时的政治;中介;孟什维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等条目)。

(MJ)

参考书目

①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929—1935),1971年英文版,第二部分,第1章。
② 蒙蒂•约翰斯通:《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政党概念》,1967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党——列宁和先锋队政党”,载E.J.霍布斯鲍姆编《马克思主义史》,1980年英文版。
④弗•伊•列宁:《怎么办?》(1902),1961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十二年〉文集序言》(1907年),1962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罗莎•卢森堡讲演集》(1909),1970年英文版。
⑧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⑨约翰•莫利纽克斯:《马克思主义和政党》,1978年英文版。
⑩列甫•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1980年英文版。






贫困化(pauperization)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使他确定了该制度的两种趋势:一种是不可避免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比如形成劳动后备军或利润率趋于下降,它们按一定的方向引导起反作用的因素,从而使起反作用的因素最终处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二是可避免的或可调节的趋势,不过这种趋势的无情压力可以用充分的反压力的相反趋势来抵消。

       在分析工人阶级状况时,马克思论证说资本主义必然要造成维持一批备用的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力(即劳动后备军);这种备用的劳动力,加上盈利能力、竞争和资本流动等因素所造成的限制,必然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赶不上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实际工资下降,而剥削率却在上升。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之间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将使资本的能力增大,从而进一步拉大“劳动者的地位与资本家地位之间的巨大差距”。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马克思指出实际工资所以能继续提高,是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资本论》第1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还得出结论说:“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同上,第3卷,第267页)。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资本增加,工资也许会增加,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7——368页)。

       实际工资的增加一般不会超出上限这一事实,决不会妨碍资本家不断地尽最大可能地力图降低实际工资,而调节雇佣劳动力的条件却对工人绝对贫困化的趋势规定了客观的下限。比如,在劳动后备军多的地方,实际工资就可能甚至下降到低于维持生存的程度,因为当现有的工人“用完”时,新的工人又可以补充上来。然而,在繁荣期间,当某些地区的劳动储备军用完了,那末由于缺少立即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实际工资也可能在输入劳动力的费用或资本流动费用的范围之内增加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成立工会和社会立法形式体现出来的工人斗争本身,也可以调节资本购买劳动力的条件,而且除危机期间之外,这种斗争都可成功地挫败资本家削降实际工资的企图。因此,工人绝对贫困的固有压力是可以在适当条件下排除的。

       然而,像米克这样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无疑马克思确实预见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绝对工资会怎样,相对工资(即相对于财产收入的工资)将下降”(见“参考书目”②,第121页),但实际上先进资本国家中并不存在相对工资的明显下降。因此,米克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有必要探索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运动规律”(见“参考书目”②,第127—128页)。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运动规律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既不存在“绝对”贫困化,也不存在“相对”贫困化,因此,任何形式的贫困化只限于边缘地区的不发达国家(通常是宗主国资本发展的产物)。这种看法往往与中心地区的工资压缩危机论有关(参看经济危机条目),因为没有贫困化就等于剩余价值率经常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经验的看法,即剥削率不会大幅度地提高。但只要人们稍微注意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与反映现代国民收入的传统经济范畴之间的区别,这一看法就立刻站不住脚了(见“参考书目④)。
(AS)

       参考书目
①J.E.埃利奥特:《马克思恩格斯论经济、政治和社会》,1981年英文版。
②罗纳德•L•米克:“马克思的‘不断贫困化’学说,载《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它论文》,1967年英文版。
③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④A.沙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⑤T.索威尔:《马克思的“不断贫困化”学说》,196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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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peasantry)

这一词通常是指那些在土地上从事劳动并拥有其生产资料即农具和土地本身的人。虽然这一词常常适用于从事土地耕作的一切直接生产者,但也有助于较精确地确定农民的地位和辨别自耕农及其它并不从事雇佣劳动的农业工人。自耕农是土地所有者或是土地的承租者,他们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适当地使用或处置他们的土地及其土地上劳动的产品。作为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阶级之一的农奴,是通过非经济的强制关系而与土地直接联在一起的劳动者(参看农奴制条目)。随着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瓦解,那些依然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奴变成了农民,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是超经济的方法,即依附于大地主。然而,在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却有从其它(非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农民。农民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为维持其对土地的占有而必须支付租金或纳贡。这既可以采取劳役的支付形式(比如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一定的时间),也可以采取实物或现金的支付形式。决定农民使用土地和进入该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特定社会关系,取决于社会形态的和这一社会形态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特征。

       农民在发展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们激烈而不断争议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这一争论集中表现为: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是否仍然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他们是否是不仅体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而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过渡性阶级?特别是在革命前的俄国,土地的问题或农民的问题由于其政治重要性而成了一个主要争论点。民粹派和民粹主义者认为农民代表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从这一点出发,“农民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基于小商品生产的方式,它只有一个阶级,因而在农民中间不存在剥削的关系。农民进行生产的组织是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而且据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并不包含会使农民产生内部分化和使这种方式解体的各种矛盾(见“参考书目”④)。这一观点的信奉者们往往把农民的生活浪漫化,认为资本主义的趋势既不会使农业社会解体,也不会在农业社会内部得到发展。鼓吹这种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反对把农民的斗争同俄国无产者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以极力维持农民的孤立状态。

       列宁反对上述论点,明确地驳斥了认为农民生产代表了一种特殊经济形态的看法。他认为农民经济是一种过渡经济,它把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同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恰恰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得到改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中得到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是各种各样的,因而农民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列宁还把农民生产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见“参考书目”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常常是在农民社会内部通过农民本身的分化而产生的。通过具体分析19世纪末的俄国农民,列宁发现竞争使大部分农民破产,而使少数农民扩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这一进程产生了为维持生存而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贫农阶层,和为不断形成的富农耕种的农业无产者,而那些富农则发展成了农业资本家。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是中农,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逐渐被驱入贫农的行列,从而成为农业无产者。

       从上面的分析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残余消灭的速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内的阶级斗争。列宁概括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其一是他称之为“容克”的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大地主本身发起运动并指导了这一过渡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大的前资本主义的庄园虽然慢慢被改造为资本主义的企业,但是它们不仅维持其广大的土地占有制,而且对劳动者的许多控制制度也没有改变。列宁认为如按这种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成熟将极其缓慢,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许多特征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他把这种道路同另一种即“农场主”道路进行了比较,“农场主”道路的特点是农民所领导的一场革命,它摧毁了大土地庄园、消灭了奴役关系。这一进程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或自耕农阶段。农民分化的过程十分迅速,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余的束缚,从而使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

       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制约着这种生产方式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历史的事例表明,容克和农场主的道路特征也许并不普遍适用。在英国,凡农民被剥夺掉土地而却保留了大土地庄园的地方,地主都把自己的庄园出租给使用雇佣工人耕种土地的资本家农场主,这样,资本家农场主就能利用土地集中的有利条件而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相反,在法国,农民则成功进行了一场完全保有土地占有权的斗争,从而使占有小片地产的广大小资产阶级阶层长期存在。这种摧毁大封建庄园的方式象英国的方式一样,证明也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③)。

       关于农民的性质及其政治作用的辩论迄今一直很激烈,当前它仍以类似本世纪初俄国争论的方式在继续进行。对于迄今依然存在、特别在不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广泛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的探讨(见“参考书目”①和②)。这些探讨对于分析特定社会形态的农民的具体历史状况具有重要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在许多国家里农民的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其所以进展相当缓慢,其部分原因是在一定的阶段上,保留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残余却有利于资本的发展。但是,农民的长期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力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

       农民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进行的,因而它并不包含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并不需要利润生产(见“参考书目”11)。此外,环境也许迫使农民接受一种低于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准。这两种因素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农民也许能够比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廉价地生产出粮食。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受资本控制的国家也许会采取措施保留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的生产关系(见“参考书目”⑤)。由于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并消灭农民的资本主义趋势同在一定历史阶段利用和加强现存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趋势之间存在着上述矛盾,以及由于农民阶级斗争的力量,所以农民消失的趋势并不是直线式的。

                                                                     (ED)
       参考书目

         ①埃德华多•阿切蒂:《拉丁美洲的农民和农业结构》,1981年西班牙文版。
         ②罗热尔•巴特拉:《墨西哥农业结构和社会阶级》,1974年西班牙文版。
         ③罗伯特•布伦纳:《工业化前的欧洲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1976年英文版。
         ④A.V.查亚诺夫:“关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载D.索纳等人所编的《农业经济理论》,1966年英文版。
         ⑤伊丽莎白•多尔和约翰•威克斯:《国际交换与落后的原因》,1979年英文版。
         ⑥阿萨尔•胡塞恩和基思•特莱布合着:《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81年英文版。
         ⑦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1899),1970年英文版。
         ⑧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1962年英文版。
         ⑨同上作者:《经济浪漫主义的特征》(1897),1960年英文版。
         ⑩同上作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1960年英文版。
        11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






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 of capitalism)

       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运用辩证法阐述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涉及每一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历史变化。资本主义,象其它生产方式一样,也被认为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随着其内在矛盾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沿着一条平稳的曲线,而是沿着一条具有不同阶段的起伏不平的道路前进的。比如,资本主义到本世纪50年代已达到的阶段,就被认为完全不同于资本范例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叫法很多,或者叫做垄断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②)或者叫做晚期资本主义(见“参考书目”⑤)。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的,因为社会由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只能从理论上概括为一种方式的矛盾逐渐成熟以致摧毁它自身并为新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历史为什么要用不同的阶段来表述呢?对资本主义作这种历史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无论狭义上定义的生产关系,还是作为总体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虽随着制度的成熟而加剧,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所变革。这些影响它们据以存在的整个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变革,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然而,构造各种生产方式内在历史在原则上虽然是一种理论上的需要,但实际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却是受现实的压力所驱使的,即是受对业已发生的历史变化所作的经验的考察和表述支配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都是出于适应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实际面对的制度的变化和重新预测资本主义灭亡的政治需要。

       某些作家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无论是从个别特征上还是从顺序上来看,人们对这些范畴的有效性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争论部分源于不同的政治见解。比如曼德尔(见“参考书目”⑤)就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同各共产党的政治战略连在一起的。当然,这种争论也部分源于理论上的模棱两可的解释:表述各阶段之间差异的原则问题既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参看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有关宇野《政治经济学原理》(1964年)一书中所提出的批判性评论)。

       资本主义各阶段之间的差异,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从广义上说)的程度不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性的观点,主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点,即生产日益具有社会化的性质,而资本和剩余价值则由私人所占有和支配。不过,这种占有和支配本身也被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采取社会化的形式。比如,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其扼要评论股份公司(这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时就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主义各连续阶段都以经济的一切方面日益社会化为特征的。随着分工发生质的变化,生产本身就不断社会化了。比如,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法就由据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变成相对剩余价值成为积累的主要动因的方法,因为此时机器(参看机器和机器大工业条目)已支配了劳动过程(即马克思称之为真正把劳动纳入资本的方法)。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的建立,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比前一阶段更高了:生产性劳动(参看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条目)逐渐表现为集体劳动,即成为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而不是个体化的手工工人,而且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将意味着任何一个行业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都依赖于一切其它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工资货物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

       要把资本主义日益社会化的历史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固然要对生产方法中的上述变化进行区分(见“参考书目”⑤),但占有方式的变化以及指导和支配经济再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结构和关系的变化,也同样可说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区别。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占有主要表现为利润,分工则由销售商品的市场调节和指导的。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是通过进出口商品来进行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制度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并与商品市场一道来指导分工,因为它可使信贷从不能盈利的部门转向可盈利的部门。利息成了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因为它把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整个利润都表现为利息的形式:“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493—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当这一阶段的金融资本占据过去由银行资本体现的统治地位时,另一种占有形式即创业利润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在国际范围内,这一阶段的社会分工则是通过作为金融资本的输出来实现的,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都把这种金融资本看作是帝国主义的特征;实际上,人们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与垄断资本处于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最近的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与信用制度和商品市场相结合在一起)在调节社会分工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国家通过执行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由公共部门提供商品和劳务(或者作为商品,或者作为与市场相脱离的东西,如免费教育),以及通过建立有利于执行各阶级合作计划、指令性计划或收入政策的框架结构,起着支配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而作为占有剩余价值一种形式的税收,在这一阶段变得举足轻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则被以跨国公司范围内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国际化了。生产过程由不同国家的工厂分别承担,而不是仅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或外国贷款的方式来输出资本。按照这一阶段的理论,国家通常是与大的垄断资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参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目)。

       这里采用的划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原则,与马克思划分封建主义历史阶段的原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中,马克思就依据封建主义的三个不同阶段来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些阶段的标志(当然并不是它们的全部特征)都认为是由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所决定的,这些方式分别为劳动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由于占有方式不同,支配经济再生产的手段也不同,分别表现为强制、契约以及契约加市场(以货币命名的契约)。

       然而,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⑥)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划分为历史阶段。跟他在其它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在这里断言,资本主义的分期不能以从理论上说明生产方式的抽象标准来划分,而只能以较复杂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虽是较低一级的抽象,但却比较充分地包含了实际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特片)的标准来划分。巴兰和斯威齐(见“参考书目”①)也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分期方案,他们主张在马克思所着重探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同标志最近阶段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进行截然的划分。他们关于后一阶段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这里所使用的概念(参看垄断资本主义条目),而且没有把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垄断资本主义分开。他们划分阶段不是以各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形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界线,而是以积累规律的变化为界线,然而后者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一种主要的变化,即在竞争转变为垄断时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我们在上面所采取的方法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前提的,即产生其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中产生这些矛盾的各种关系的形式却在变化;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都受利润率趋于下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实际上,大的经济危机宣告了新的阶段的到来(比如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标志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19世纪30年代的危机则标志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然而,在战后长期繁荣期间(尽管已将近到头)从事著述的巴兰和斯威齐则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似乎已改变了这些规律。

       曼德尔关于最近资本主义阶段的重要研究(见“参考书目”⑤)虽没有遵循上述三重划分模式,但他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与这里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重要的是,他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即考察了导致资本主义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积累规律。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同样认为,马克思所确定的积累的矛盾仍然是新阶段的主要矛盾,但这种矛盾反过来又为新阶段的新的结构关系所促进。在曼德尔的著作中,在经济的一切层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生产的新的社会分工到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活动,都从理论上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阐明。
                                                                      (LH)

       参考书目

         ①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
         ②保罗•博卡拉编:《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垄断资本主义》(1969),1976年法文版。
         ③本•法恩和劳伦斯•哈里斯:《重读〈资本论〉》,1979年英文版。
         ④安德鲁•弗里德曼:《工业和劳动》,1979年英文版。
         ⑤尼•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英文版。
         ⑥尼•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






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

       参看中等阶级条目
        
哲学(philosophy)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实践的政治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显示出特色的是它把革命的实践同激进的和全面的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理论的目的和主张并不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哲学而是一种社会科学。那末这种科学和政治实践的结合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呢?

       马克思本人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这在《资本论》中达到了顶点)转变之前,是作为哲学家开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这一转变的性质是什么?它与整个欧洲文化的那次较大转变是怎样相联系的?由于那次较大的转变,哲学一般地使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让位于科学,先是让位于17世纪的自然科学,后又让位于马克思所处世纪的社会科学。

       因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相对立的,所以它同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念也是对立的。不过,资产阶级的理论不是被简单地抛弃,相反,是被辩证地吸收和改造了。特别显着的是,作为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马克思的学说,在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同时,力图继承资产阶级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确立的科学性这一传统,即也认为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认为自然科学已开始承认自然的历史性并从理论上对它加以说明。然而在确定与资产阶级科学的这些关系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三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尽管这些哲学内的主要因素被加以利用,但它们都被改造成全面与资产阶级哲学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哲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通过把资产阶级哲学并入自己哲学来利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哲学?是否存在一种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或内含于这种科学之中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同哲学本身相抵触并取代了哲学本身?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的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多半认为确实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应依据这种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对立。实际上,迄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般是根据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运动中已相继取得支配地位,一种与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密切相关,另一种则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密切相关。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把科学的唯物主义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现实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矛盾驱使现实在不断的历史变化、演变和革命的过程中前进。由于充满矛盾,这个现实界只有用矛盾的命题才能得以真实地描述,从而需要一种取代形式逻辑及其无矛盾原理的特殊辩证逻辑。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认为精神和物质本身在统一体内是对立的,而其中物质又是第一性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页),是一种关于整个现实界的性质的理论。特别是,它需要用特殊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以具体说明,因为这些科学是逐步成熟的,这样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统一”观,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辩解。因此,它认为自身既是概括科学发现的又为科学发现检验证实。那末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和在所谓“旧序”(原为第一版所写,但后来放弃,最后又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的论证几乎不能证明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哲学的传统趋势是正确的。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助于证实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发展是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理论”,指的是各科学的概念的发展,特别是指相对思辩的概念发展,这些概念的发展虽为纯粹的经验发现所证实,但却超出了经验的证据范围。他认为,这些概念将有助于把独立的特殊的科学统一起来。这种非经验的概念统一过程需要迄今一直属于哲学领域的技巧与观念。尽管恩格斯本人是从哲学即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但他却认为也许自然科学本身的进步将最终会“使我的工作……成为多余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页)。他的“自然哲学”将变成“理论自然科学”。哲学本身将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将为科学所利用并被改造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俄国革命的倒退和“Diamat”(主要在俄国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缩写词)成为共产党正统观念的精髓,上述第一种哲学的统治地位就开始让位于第二种哲学了。第二种哲学并不是一套界定明确的统一学说,而是一种联系松散的趋势;最初提出这一哲学的理论家是卢卡奇和科尔施,但几乎在此同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这些新发现的著作支持的似乎是这一新的哲学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整个现实界的理论,认为人民和社会是在具体显示普遍的自然进程,把社会科学看作是社会的自然科学;而新的哲学趋势则是人本主义的,它重新肯定了“人是衡量一事物的准则”的旧的人本主义学说,维护人民和社会的中心地位及其独特性,不仅驳斥自然科学型的社会认识,甚至还驳斥了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本身,从而抨击了异化的和操纵的探究和实践模式。黑格尔式的异化概念,虽在《反杜林论》中完全没有涉及,但却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的核心;这种异化概念实际上象《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已处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象物化和拜物教这样一些有关的概念,显然也都成了评价性和道德性的概念。但重点还在于人是主词而不是宾词,即人是意识和价值的中心,从而在实质上不同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则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而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必然失去其哲学特性而完全成为科学。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即任何科学都是作为总体化的人本主义哲学观范围之内必然组成部分存在的。它的论题是对浪漫主义运动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般文化的反响,它们所继承的哲学传统主要是最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康德(参看康德主义条目)、黑格尔和人文科学的诠释哲学。所有这些都一致认为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并不是不依赖于那种认识而存在的,而是由这种认识(部分)构成的。特别是诠释学,它抵制经验论的科学统一的学说,认为了解人和社会的事务不能使用象经验自然科学那样的逻辑和方法论,与其说它想要从因果关系上解释事件还不如说是想要理解观念和语言的意义。实际上,理解社会的语言是理解这种社会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理解他们自己的语言时,也就是在理解他们的社会,这是没有任何科学能阻碍的。这种理解的理论的清晰表述并不需要经验观察的超然的客观性,而是需要对探讨中的社会活动进行“神入”,甚至参与其中;这种理论的清晰表述比经验的和科学的表述更富于理性和哲学性。

       上述趋势在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和当代南斯拉夫持不同见解的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实践》杂志中)的著作中,都多少有所反映。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及其对马克思早期哲学的高度评价,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特别是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的谴责。如同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一样,阿尔都塞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中的黑格尔的和唯心主义的趋势。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科学,但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种需要用分析才能揭示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如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科学哲学。不过,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先进的自然科学共同具有的世界观。相反,它是某种较接近于正统的科学哲学观的东西,即认识论。科学是“理论的实践”,而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然而,在其后来的自我批判中,阿尔都塞限定了这一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仍是科学哲学,但在作为标准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它不同于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领域中的政治学”,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见“参考书目”①,第68和142页)。

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是作为一个哲学家开始自己的理论研究生涯的,他承认哲学要求在思想领域中所占据的传统的和确定的最高地位。但即使在其早期阶段,马克思对这种要求以至哲学本身也持批判态度。马克思不是从其经验主义形式,即不是从以经验科学取代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接受“哲学的目的”这一观念的,而是相反,把哲学的目的或目标看作是哲学自身的实现,从而认为哲学的终结或取代是不必要的。然而,他逐渐认识到哲学不是在现实本身中“实现”的,而是以另一种理论形式即科学来实现的。在各种理论中,最接近于现实和最能描述现实的是科学,而哲学是一种甚至使其最深刻的见解也易于受到故意歪曲的理论。因为哲学的本质恰恰是它寻求对概念本身之内的一切(其它)观念的认可,从而寻求那些构成一般思维的永远有效和先验基础的概念。正是这种探求迫使哲学在先验的独断论与完全的怀疑论之间摇来摇去。哲学的认可是科学不能容许也不需要的某种现象。科学在理论本身中并没有基础。实际上,一切理论在物质现实中均有其基础,而科学则是能认识这一点的唯一理论形式,从而也是能充分描述现实的唯一的理论形式。象哲学这样的其它理论形式虽由于其物质基础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述那种物质现实,但都是以一种神秘化的方式来表述的。在取代哲学的过程中,科学将占用哲学洞察的内容并把它们改变成比较适合科学本身的形式。

       马克思既把这类的考虑和论证融入自己所维护的唯物主义中来反对唯心主义,又在构筑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时加以阐明。那种认为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哲学来进行维护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使人们确信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传统的唯物主义也许是哲学,但它似乎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下述观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宗教中的唯心主义,因此哲学唯物主义尽管本身是对哲学唯心主义的一种进步,但它本身作为哲学依然是唯心主义的,它设想的思维基础不是物质现实而是(超验的)关于物质现实的不可避免的观念。从哲学上用以替代总的怀疑论的东西,往往是某种本体论、形而上学或认识论。非哲学的替代及其所承认的物质现实基础本身就是科学。对科学来说,认识现实是可能的,但任何观念,尽管深深埋置在概念结构之中,却并非完全无可争议的,一切观念最终都需要依据其是否适合于现实进行即使是间接的、但却是科学的验证。

       传统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是某一主体对已知客体的掌握。这种认识是客体在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而在唯物主义看来,客体是示范的“物质材料”或“物质”。假使哲学的传统出发点处于主体的观念范围之内,而且这种出发点一般受“思想方式”的约束,那末就会提出这样的怀疑问题:这些观念怎么会构成对外在于并独立于观念本身的物质对象的认识?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看来,认识的对象不是物质的而是观念的,即是某一活动的精神产物,精神在其中对象化或异化了。异化包含着丧失和幻觉,即自我的丧失和关于失去的不是精神自身的产物而是某种其它东西的幻觉;而这就为黑格尔关于回复或调和的历史的长篇叙述提供了背景,这种认识上的长篇历史叙述被置于意识范围之内并导致绝对认识的终极目的。

       马克思并不是把这种哲学唯心主义改变成它的哲学的对立物即哲学唯物主义,而是把它改造成一种社会科学的要素。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概念从物质转移到(物质的)实践上来。通过自然科学所获得的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是对(这种认识本身所认为的)外在和独立于意识的客体的认识。但是,在接受哲学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时,马克思反对以个人主义的主—客体关系作为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虽然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强调指出认识的实现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历史生产过程,但却赋予它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认识的内容是从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而精神活动则是从(物质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它最终源自于物质资料的经济生产。这样,思想和物质这一传统的两重性,也就为物质的实践所中介。物质的实践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恒定不变的条件。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社会历史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是认识的对象(参看认识论条目)。作为科学的认识对象的社会,是实践的整体结构,其基础是物质的实践。虽然我们并不生产自然,当然也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用纯精神活动生产自然,但我们确实在生产物品和手工制品,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生产或再生产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而生产了社会本身。无疑这里存在着异化即存在着一种涉及丧失、幻觉和屈从的关系(但这不是由于自然的对象和活动而是由于社会的对象和活动造成的)。比如,劳动生产出商品,而商品却被资本占有从而不是成为劳动者的产物而是资本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产品支配生产者而不是生产者支配产品。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异化的产物,成为其成员所无力改变的一种自然的客体。但是,这种异化不应从哲学上理解成是人类状况的永恒特征,而应从科学的角度看作是某种可以发生变化的现象,而且科学能够并必然会对这种变化起有效的作用。社会结构的统一体是充满矛盾的,是一种以矛盾的资本主义方式为其基础的矛盾的阶级结构。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其中以马克思的科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而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最终消灭这些矛盾,使社会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并在这一过程中解放自己和整个人类。

       科学的实在论和辩证法

       在驳斥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时,马克思拒绝了它的经验主义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这样做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寻找现代科学哲学的支持的过程中,不仅削弱了经验主义的基础,而且削弱了其替代物诠释学的基础,并进一步削弱了维特根斯坦在其语言理论中所使用的哲学方法的基础。在利用和改造体现在柏拉图著作中极其著名的古代哲学学说时,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验外观,如同自然界一样,是表面的,并同其主要现实特征相矛盾。正是这些实际的然而却是表面的外观(社会参与者们本能观念所记录的外观)被以日常语言概念化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明确地介入和影响着社会的理论工作。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理论的真正作用是透过现实的经验外表来揭示那些既导致现实的“现象形式”又导致现实的基本历史趋势的“真实关系”、主要结构及其力量。因此,科学中的理论概念既不可归结为经验概念,如经验主义,也不是由理论家对现实所作的主观解释,如唯心主义。科学中的理论概念相当精确地描述了(物质)现实的那些观察不到的特征。马克思的科学观是唯实的(参看实在论条目),最近发展起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集团就论证过这一点(可参看“参考条目”③和⑩)。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发达的科学包括那些既不完全是经验的也不完全是先验的概念。它们超出严格的经验证据,但不是“从哲学上”而是“从科学上”作为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现实的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或发生的。由此还可以看到,科学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概念的批判和创新。作为一种具有明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实践的马克思的科学,使日常语言和现存理论的概念经受批判的检验,从而运用智力劳动把这种原材料改造成较适当的理论产物。但由于这些流行观念是社会本身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要理解和阐明的对象,因此马克思的科学在批判地反对这些观念的同时还力图通过追溯其物质状况来解释它们。马克思在这点上并没有屈从于“认识社会学”的强大诱惑,即假定对思想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跟它在认识上的评价是不相容的,从而包含着一种无凝聚力的怀疑的相对主义。相反,马克思由于从认识上探讨了有缺陷的观念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揭示了社会特别是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认为它是一种神秘的客体,是一种产生掩盖其基本现实而使其参与者迷惑不解的现象的客体(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的“商品拜物教”)。这种客观的神秘化是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它具有政治作用,在阶级斗争中支持统治阶级。因而马克思对其它观念和理论所展开的科学的批判,其本身也具有政治的作用。他揭露这些观念和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在批判它们的同时批判了它们的物质条件,因为“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些需要幻想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这样,马克思的科学就抛弃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主要原则,即抛弃了科学对其客体而言的价值中立的准则。这种中立的准则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下述主张即认为仅靠理论批判就能改变这些有缺陷的观念或其神秘化的物质条件并不一致。他的科学是“批判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这种“批判实践”活动等同于“革命”(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不是与旨在实际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脱离,而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而且具有认识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任何新兴阶级所共有的,但又是别的阶级不能取代的阶级所特有的。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不仅与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一致的,而且也确实需要这种地位。这同阿尔都塞的看法完全不同,阿尔都塞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科学,而不是哲学。

       辩证法以其唯物主义的形式把这些关系理论化了。从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来看,马克思所采取的严厉而令人不能接受的步骤,是把矛盾的逻辑范畴从思想扩大应用到物质现实界。这一步骤既可理解为前述论点的组成部分,也可理解为是异化和拜物教概念的普遍化。无论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但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也不同于研究无机现实的自然科学;思想本身是社会科学对象的现实即社会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思想不仅需要从认识上(科学上)进行评价和批判,而且需要联系其物质条件进行阐发理解。塑造物质生活和物质劳动的基本结构和力量,也塑造精神生活和智力劳动。在力求以其明确的内容来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思想将以它本身也可能不知道的固有的结构方式来反映物质实践的现实。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可以辨明的联系,为对观念的分析提供了某种余地,从而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去揭示现实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种可以把对观念的批判跟对需要这种观念的(物质)实践的批判结合起来的渠道。辩证的矛盾观所范畴化的就是这种统一,而其中的异化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对科学来说,矛盾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是一个逻辑的范畴,它意味着它所适用的事物具有不合逻辑或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实践以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在辩证的科学看来,矛盾的思想体系由于包含着幻觉和神秘,因而反映了矛盾的、与自身相抵触的(物质)实践体系的结构上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来说,造成其参与者思想混乱和迷惑不解的正是那些实践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马克思的批判意味着一种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属于理性范畴的评价。

       然而,这些现实的社会矛盾不是“哲学的”,不是人类状况的永恒组成部分,而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一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有关的哲学学说。随着革命消灭了社会的结构矛盾,使这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将变化得比较合理,较易于受参与者的控制,并较易于为参与者们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的“商品拜物教”)。诠释学的真实性将得以实现,但不是以其哲学形式来实现的。经验主义的真实性也是如此,因为科学实在论的真实性被取代了。社会现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将消失,与其一道的社会的神秘性也不复存在。对理论即社会科学将不再有任何需要,甚至可能不再需要理论(见“参考书目”④)。

       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就会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学及其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观点的最终含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不仅宗教和哲学,而且整个理论本身,甚至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归根到底都是唯心的。它最需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神秘化和异化的社会。科学正在吸收并取代哲学,把它的内容改造成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内容、形式和存在方式的理论,这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是,完全的社会唯物主义是某种要以实践并作为实践历史地加以实现的事物,这种社会实践的可理解性和透明性将使社会唯物主义为其没有理论的行为者的本能思想所理解。因而唯心主义,那怕只是残余,都是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生活的活动方式连在一起的(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8条)。
                                                                          (RE)


       参考书目

         ①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年英文版。
         ②路易•阿尔都塞和E.巴里巴尔合着:《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③罗•帕斯卡尔尔:《自然主义的可能性》,1979年英文版。
         ④G..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1978年英文版。
         ⑤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和黑格尔》(1969),1973年英文版。
         ⑥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⑦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
         ⑧费•伊•列宁:《哲学笔记》(1929—1930),1971年英文版。
         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⑩J.梅法姆和D.H•鲁宾合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Plekhanov,Georgii Valentlnovich)

       1856年11月29日生于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1918年5月30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逝世。他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是一个革命民粹主义的信徒。他反对当时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恐怖主义路线,是最早倾全力于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到1878年,他已公开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捍卫自己的下述观点:俄国公社的公社土地占有制是,并将继续是俄国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1882年,他所翻译并由马克思作序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次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对民粹主义的长篇论文,并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这个受普列汉诺夫才智支配的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它的权威出版物有助于确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并对列宁1914年前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恰当地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所撰写和编辑的书籍、小册子和杂志上,不仅对民粹主义作了广泛的批判,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知识界取得支配地位,并概略地提出了支配1914年以前的运动的长期战略。由于认识到俄国多类型混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独特的和病态发展的特点,所以普列汉诺夫坚持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应当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这一民主革命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加速阶级分化,并为第二阶段,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提供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条件。这两种革命虽然目的截然不同,但在时间上却并不一定相隔很远。普列汉诺夫还断言,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特殊软弱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得不领导这场民主革命,加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人数上相对较少,在思想意识上又很落后,因此,它的任务就特别艰巨复杂。因而,普列汉诺夫要求社会民主党的知识界发挥重要作用,使工人阶级具有组织性、觉悟性和凝聚力。他一贯坚持,没有“知识界这一革命疫苗”的坚定的能动作用,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作为一位具有创见和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广泛的和国际的范围内所赢得的声誉仅次于考茨基。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探讨了近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整个发展,并特别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成熟思想的贡献,普列汉诺夫是把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人。他认为这种辩证的和唯物的方法阐明并统一了一切知识,他是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而且也运用于语言学、美学和文艺评论的一位先驱者。由于他相信以辩证方式加以运用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完美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整个使命所必需的,因而强烈反对任何用输入其它哲学要素来“改良”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因此,他是使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不受伯恩斯担及其支持者的折衷主义影响的主要捍卫者。

       从1905年开始,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的政治领导者的地位迅速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对1905年革命持犹豫态度。于是他愈益献身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他在1914年成了毫无保留的“护国主义者”(即战争的支持者)。他在流亡35年后于1917年3月返回俄国。在其余生中,他坚决反对他认为是无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并痛心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时过早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如此,列宁仍极高地评价他的著作,认为它们是战斗唯物主义的,而且这些著作已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几代积极分子的主要读物。

                                                                    (NH)


参考书目

①A.阿舍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德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1972年英文版。
②S.H.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1963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介于马克思和列宁之间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62年英文版。
④L.H.海姆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1955年英文版。
⑤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分歧》中的“劳动社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4),这两篇文章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全集》第1卷,1961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1969年英文版。
⑦同上作者:《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194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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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一词常常用作研究资源分配和总体经济活动倾向的经济学的同义语。就马克思的用法来看,这一词的较具体的含义一般是与某些探讨经济剩余的分配及其积累以及探讨确定价格、工资、就业和促进积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关问题的作家们的主要著作相联系的。特别是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以及像马尔萨斯、詹姆斯、约•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联系的。马克思本人明确地区分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但主要是后者。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和183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参看庸俗经济学条目)。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看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近些年来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已把政治经济学用作激进经济学的代称以使它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或新古典的经济学。然而,理论经济学的另一个派别也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进程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派别的著作认为政治进程会扭曲市场经济,因此政治进程并不是建立在市场(商品)关系的基础上的。

所有这些派别,尽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却都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而亚当•斯密著作的关键则是被称之为市民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调节的经济这一思想。正是亚当•斯密的天才发现了有可能把市民社会同政治领域(国家)分开,发现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碍市民社会可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发现市民社会具有达到最大限度收益状态、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潜力,从而发现了要求产生一种能使市民社会处于独立于国家状态的哲学理想。

虽然亚当•斯密为后来一些学派和分支的出现奠定基础,但他的著作却应当放在适当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个别的早期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洛克和理查德•康替龙)以外,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到。宗教权力的逐渐削弱造成了需要对各种社会事件作出新的解释,造成自然科学特别是17世纪牛顿著作的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的局面,并表明有可能运用科学方法来作出这种解释。在力图构筑一门关于是社会事件的科学的努力中所产生的一种思潮,就是孟德斯鸠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类学的,但所提出的说明人类社会安排多样性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解释。一群在整个17世纪坚持边教学边研究的苏格兰哲学家,写出了一批构成社会学起源的著作,他们把这些著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弗兰西斯•哈钦森、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洛德•凯姆斯就是这一派哲学家的主要成员。他们集体地而且是日积月累地提出了人类历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关键以及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种社会获得生存的方式。打猎、放牧、种地和经商被认为是四种主要方式,并依据生存方式来解释各种社会情况──政治权力的性质、道德的发展、妇女的地位、“阶级结构”等。这种解释并不是单一地说明因果;历史发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线的、单向性的,也不是决定论的。这是一种大胆的思考,并为旅行家们记载的不同社会的情况和希腊、罗马时代以后的不同国家的历史记载所证实(参看发展阶段条目)。

亚当•斯密虽不是最“唯物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约翰•穆勒才是),但却是最有影响和最有名气的一位。《国富论》中的四阶段理论虽不是最突出的,但这一理论的逻辑却使斯密把商业与自由联系起来。商业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是彼此相通决定的。商业可以看作是繁荣的关键,但只有不受阻碍的商业追求才能导致最大限度的繁荣。因此,自由又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可用流动(即可输送的)形式来积累财富的商业,使商人不受政治专制的支配,从而增加了发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产业革命初期从事著述的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可使产量和生产率获得空前的增长。如果能在广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提高了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就证明是有利的,所获利润也可重新投资于进一步的创利活动。在探讨分工与市场发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斯密既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农主义者所施加的农业倾向,又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商主义者所施加的狭义商业倾向。剩余不只源于土地,获取财宝(贵金属)也不再是经济繁荣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财富可以表现为(能再生产的)可销售的商品。如果财富的占有者把财富用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财富就会增长。

斯密所提供的启示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让各个个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论证寻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也间接和无意识地促进了集体利益这一点时,斯密把市民社会的概念具体地表述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有益的体系。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利益;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一种有秩序的世界;这种秩序不是由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是由许多个人的无意识的行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领域因而变成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自主的领域,私有的个人也从市民中分离出来。以前人们曾有种种担心,即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监督,秩序就可能崩溃,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会引起内战的爆发;与这些担心相反,斯密描绘了一幅关于恰恰由于国家不涉足私人领域而出现的一种和谐、友善和繁荣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会被证明是一种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断进步的体系。鉴于财富是由可销售的、能再生产的商品构成的,因而作为生产主要动因的劳动(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的分工)就成了衡量这些商品价值的明显的尺度了。但是劳动不只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它还被看作是产生价值的起因或来源。然而,如果劳动是价值的来源,那么人们如何能证明非劳动收入的两个主要范畴──地租和利润──是正当的呢?

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均源于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2)通过分工和发展贸易进行积累、使经济增长的理论;(3)重新把财富定义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财宝构成,从而激起了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评和对自由贸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体利益协调起来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它为实行自由放任和尽量缩小国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纲领;(5)劳动价值论,它断定劳动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是产生价值的来源。

李嘉图虽对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狭义的经济思想的(2)、(3)和(5)条进行了去粗存精,但却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黑格尔在其国家历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则源于斯密。马克思是通过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经济学的。在这里,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与政治社会相脱离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尔通过论证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的分离既是基本的社会分离的起源又是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力图从理论上把普鲁士世袭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私人利益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利益领域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能用高于市民社会和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阶级的”途径来协调。这些就是等级制、官僚政治和世袭君主制。在批判黑格尔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普选权、无产阶级和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思想,它能够通过引入共产主义而废除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促进人类的自我解放。但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自主性作为论点的基础。马克思后来的研究脱离了国家理论而转向研究市民社会运转的理论,即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疑,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手中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价值论使作为价值尺度和来源的劳动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剧了。马克思虽然同意积累的理论,但却力图运用内在批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机能的有利方面成为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并运用价值论中的矛盾形成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他力图证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绝不会导致集体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导致危机的不断爆发,并且证明资本家克服这些危机的企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将为通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于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他证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样,纯粹的经济学也就变成了与其特定时代有关的经济学,变成了有时限的经济学了。但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忽视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1)和(5)两个要点(特别是后一点),但却吸收了他的关于个人行为和提倡自由贸易的理论,并把它改造成纯经济学。在熊彼得和后凯恩斯派作家使积累的理论再度流行之前,除马克思主义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视了这理论。英国经济学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影响下曾指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一简单的方程有许多例外,并提出为促进经济福利应由国家进行干预的论点。被粉饰为可充分利用资源的经济能力的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在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之后再一次成了有争议的领域(参看消费不足条目)。最近又出现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识的复活。在芝加哥学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锋芒既被利用来打击马歇尔──庇古为克服“看不见的手”失灵的问题而主张实行干预(特别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论点,又被利用来打击凯恩斯关于反对经济的自我调节性的论点。这一新的古典学派虽通过回到斯密的论点而给自己贴上政治经济学的标签,但却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这一复归学派的一个趋势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发挥自由市场的障碍,并力图使政治从属于经济,即按市民社会的形象去改造国家。因此,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市民社会的理论仍然是广泛有效的。

             (MD)

       参考书目:

         ①M.德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页。
         ②R.L.米克:“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载《经济学、意识形态及其它论文》,1967年英文版。
         ③J.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编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A.斯金纳:“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贡献?”,载布雷德利和霍华德合编:《古典政治经济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2年英文版。







民粹主义(populism)

       这是一个用于称呼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运动、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要想提炼出民粹主义的一般概念,往往是徒劳之举。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使用这一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

       第一,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他们并不是农民)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他们还关心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改革的问题,要求有铸造银币的自由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

       第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它是这里所要谈的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密切相关。文图利在一本权威性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⑥)中,把冠以民粹主义标题的运动都包括了进去,其范围比后来的权威著作(见“参考书目”⑦)所要列入的要广泛。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其策略则来自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据文图利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民意党”运动的(精英统治论)恐怖主义则使它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最近的一些权威(比如瓦利斯基)则认为,民意党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思潮──一种内部就有区别,既对革命的个人和运动又是对非革命的个人和运动有影响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的社会;它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资本论》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与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义者只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立即驳回这一观点,他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年3月8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列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损害,但他们又想消灭封建社会制度。列宁虽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结为经济浪漫主义,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但却反对片面地谴责民粹主义,这些在他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列宁还区分了早期民粹派运动和作家的较激进、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识的形态,和后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这样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页)。

       第三,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做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同以农业运动为基础、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美民粹主义的范例是瓦加斯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巴西的民粹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但应补充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在拉美的每一个国家和其它地方实际上一直用得相当随便并不那么严格,可用于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不过,它基本上还是靠这样一种政策来展开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纲领也是非特定的。它认为社会区分为有权力的群众与反对群众的有势力的小集团。但是,阶级冲突的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宣传的内容。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战略与其说是民粹主义还不如说是个人至上论,而按这种形式它就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类似之处和联系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但却是一种信奉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关于社会和民族发展观点的意识形态。奉行这种民族发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贯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亚,它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至少在口头上鼓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络中,它发现很难完全摆脱资本规律的支配和无视这些规律而造成的不利后果。

(HA)


       参考书目

         ①G..约尼斯库和E.盖尔纳合编:《民粹主义》,1969年英文版。
         ②G.基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和不发展》,1982年英文版。
         ③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1883),196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1960年英文版。
         ⑤托尔夸托•迪特拉:“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和改革”载克劳迪奥•贝利斯编《拉丁美洲的变革障碍》,1965年英文版。
         ⑥F.文图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⑦A.瓦利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1969年英文版。
         ⑧F.C.韦福特:“巴西的国家和民众”,载I.L.霍雷维奇编《拉丁美洲的群众》,1970年英文版。




实证主义(positivism)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被公认为是实证主义或“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的主要学术和政治研究课题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大到社会研究中去,即创立科学的“社会学”。他的科学方法观是进化论的和经验主义的。每一门知识都经历了三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在这最后的阶段,要摈弃探讨现象终极的或感觉不到的原因,以有助于寻求可感现象的像法则一样的规律。与现代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一样,孔德致力一种解释的“总规律”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解释与所预言的事物是对称的。现象的可预见性反过来又是确定支配现象的条件,而这就是有可能使用技术和工程学科学的原因。

       根据孔德的看法,由于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原因,人文科学没有过渡到“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但这种过渡现在已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本质上是批判的因而是“否定的”启蒙运动哲学虽十分清楚如何埋葬旧的社会制度,但新的制度的巩固却需要把实证哲学扩大应用于人类本身的研究。人文科学的领域一旦置于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围,理智上的混乱状态就不复存在了,新制度的秩序也将从取得一致认识这一事实本身中获得其稳定性。认识社会的规律将能使公民了解可进行改革的范围,而政府则可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作为渐进而有效的改革的基础,从而进一步确定认识的一致性。新的社会制度──科学的工业社会──将以科学作为自己的世俗宗教,其功能则与旧的社会制度的天主教相似。

       实证主义虽成了某种有组织的、国际政治和学术运动,但其中心论题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远比任何特定运动要大。维也纳学派的更有力、更系统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虽已成为20世纪经验哲学中的最有影响的趋势,然而直到最近几十年,把自然科学方法(经验主义哲学所解释的方法)扩大运用于社会科学的课题仍然一直是这些学科的主要思想趋势。有关社会发展的进化的或“分阶段”的各种理论都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渊源,而且也一直有巨大影响,在这种理论中财产形式和社会关系中的差异都从属于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技术的现象。

       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范围之内,从哲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科学和主张把这种科学与革命的政治实践统一起来,就可能导致实证主义的或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奥托•纽拉思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经验的社会学。这种经验的社会学提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有计划的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计划可以看作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而社会重新组织的规模越大,它对社会学理论的促进也就越大。反形而上学的和反神学的经验科学的趋势及其有关世界观曾使当时的统治阶级感到不快。把经验科学扩大运用于社会同样也会受到今天统治阶级的抵制,因为统治阶级是依赖宗教和形而上学在群众的心目中制造假象的。纽拉思的科学观与维也纳学派其它成员的科学观一样,是同经验的预测从而同技术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学”事业。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就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实践相联系的经济科学的这种看法为基础的,但类似的观念在形成斯大林主义的形式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是通过“科学的世界观”来确立的,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有效地使其基本主张教条化,并使依据历史的“铁的规律”而进行的专制的技术统治合法化。

       “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属于对以“社会工程学”观点看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进行批评的最重要的批评家的行列。真正解放的社会理论将是反省的和解释性的,它注重的是现实环境之外的潜在因素,而不是恭顺地束缚于对经验的现实的描述。像哈贝马斯和韦尔默尔这样一些思想家认为,当代社会人类统治的最有力的形式就依赖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是实证主义的遗产;他们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发现了“潜在的实证主义”(见“参考书目”⑧)。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传统创立的理论,只有随着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科学并放弃这种观念所从属的技术统治意识形态,才能成为解放的理论。当然,人们也可以反驳这些批判的理论家,说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十分严密。第一,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纲领的拒绝是建立在没有充分批判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第二,他们也像实证主义者一样,认为科学与“技术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这里可争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就是一直企图发展一种既是客观的又是解放的科学观,而且哈贝马斯和韦尔默尔也确实承认批判的自我反省需要用综合,即科学传统提供的那种因果分析来进行补充(参看认识论;科学条目)。


(TB)

       参考书目

         ①S.安特莱斯基编:《孔德的本质》,1974年英文版。
         ②A.J.艾尔:《语言、真理和逻辑》(1939),1964年英文版。
         ③T.本顿:《三种社会学的哲学基础》,1977年英文版。
         ④A.吉登斯编:《实证主义与社会学》,1974年英文版。
         ⑤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⑥哈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⑦奥•纽拉思和R.S.科恩合编:《经验主义与社会学》,1973年英文版。
         ⑧A.韦尔默尔:《批判的社会理论》,1971年英文版。






实践(praxis)
        这一概念一般是指行动、活动;而按照马克思的含义则是指自由的、普遍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创造(制造、生产)和改造(塑造)自己历史的人类世界及人自身;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由于有了实践人才区别于一切其他生物。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看作是实践的生物;由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因而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实践”的“哲学”(最好是“思想”)。这一词源于希腊,而根据洛布科维奇的说法的,它是指“自由人所可能从事的任何一种活动;特别是指各种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见“参考书目”⑤,第9页)。这一词由希腊文演变成拉丁文,从而成为现代欧洲的语言。在进入哲学领域之前,这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既用作地位低微的女神的名字又具有其它许多含义。另一位现代作家法伊•韦尔顿(他在1978年把实践用作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对实践作了如下的解释:“实践意味着转折点、顶点、行动和亢奋;有些人则认为应指女神本身”。这一词虽是早期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中所使用的,但它的真正哲学史却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力图赋予它以更贴切的含义。比如,他虽有时用其复数形式(praxis)来描述动物的生命活动乃至星辰运动,但却坚持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只适用于人类。他虽有时用这词表示一切人类活动,但却认为这一词应只看作是人的三项基本活动中的一项(其它两项活动是理论活动和制造活动)。这是为具体区分科学或知识而提出来的,根据这种区分,有三种基本知识即理论知识、制造知识和实用知识;这些知识又依据其目的进行区分,理论知识是真理,制造知识是生产某种东西,实用知识则是行动本身。实用知识又细分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由于既与理论和制造知识相对立,它本身又分为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因而看来是相当严密的,不过他并不是严格地拘泥于这一概念。在好几个场合下,他都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对立,据此看来他似乎把制造包括在实践之中或把制造当作某种次要的东西而不予置理。然而,他有时似乎又把实践限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围(不考虑经济学)或只限于政治学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又包括在政治学之中)。此外,他有时似乎又把实践等同于与坏的实践相对立的好的实践。然而,如果把所有上述复杂的说法看作是一种混乱,那就不恰当了;这些表述恰恰反映了对各种问题的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学派中,究竟是把一切人类活动区分为两种还是三种,这个问题决定于是否有利于把活动划分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而这种两分法也为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所接受了。由于很难对诸如医学或航海这样的应用科学和技艺(这些似乎既不适合于放到理论科学也不适合于放到实践科学中去)进行分类,所以休圣维克多提出把技艺作为第三种要素(除理论要素和实用要素之外),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响应。然而,在题为《实用几何学》的短篇论文中,他又提出区分理论的几何学和“实用的”几何学,从而提出在“应用”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这一建议立即被广泛接受了;这样,把“实践”看作是“对理论的运用”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今天。弗兰西斯•培根赋予这一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以重要地位,并同时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是能在实践中收效的知识。不管是否同意培根的看法,但介于培根与康德之间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哲学家都持有类似的实践知识观,即都把它看作是有益于生活的应用知识。比如,达兰贝尔在其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序论中,就把所有的认识分为三种:“纯实践的”、“纯理论的”和那些试图“从其对象的理论研究中得出可有利于实践的”认识。不过,在其他许多作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知识是独立的人类活动本质的知识(特别是伦理的和政治的知识)的观点。比如,洛克就对所有的知识和科学作了三重区分,即物理学、实践学和符号学,并把实践学定义为“教人如何可以正确的运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动,以求得良善和有用的事物。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伦理学”(《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721页)。
        我们在康德那里,可以看到他对两种传统的观念作了修改:(1)实践是对理论的运用,即“运用于经验中所碰到的情况”;(2)实践是人在伦理上相应的行为。第一个概念在康德的《谈谈“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实践上却行不通”》这句俗话的论文中,显得特别突出。第二个要领,对康德则更为重要,是他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础,也是他把哲学相应地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基础。比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区分了“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认识”,理论的认识是我藉以知道“存在什么”的认识,而实践的认识则是我据以想象“应存在什么”的认识。当康德坚持认为知识可以看作是与理论的或思辨的知识相对立的实践知识时,上述实践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道:“实践的认识或者是(1)绝对命令并迄今与理论认识相对立;或者包含(2)潜在的绝对命令的前提并迄今与思辨认识相对立”(参看《逻辑》,1800年德文版,第96页)。另一方面,康德又支持认为尽管区分为理论(或思辨)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但理性“归根到底是同一个东西”。理性的统一是通过把实践的理性(或理性的实际运用)置于理论(或思辨)的理性之上来实现的。“一切都涉及到实践”,而“道德”则是“绝对的实践”。康德关于哲学区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观点在费希特那里又得到了改进和补充。费希特比康德更强调实践哲学的重要性。而谢林则力图找到更高的、第三种“既不是理论的又不是实践的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因素。
        黑格尔像谢林一样,承认要区分理论和实践,把实践置于理论之上,并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必须通过第三种更高的因素来实现。然而,他认为康德哲学的基本缺陷之一是把“绝对形式的要素”外化为体系的各个独立部分。因此,黑格尔拒绝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而是在自己的体系中依据不同的原则把哲学分为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则再现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之中(和在更高的综合中被不断地超越)。这样,理论和实践的区分就在纯思维(逻辑)领域、自然领域(具体地讲就是有机生活领域)和人类现实领域(即“有限精神”领域)中具有同样的地位。逻辑领域中所阐明的区分在自然领域中的实现并不完全,而在人的现实领域中的实现才是充分的。至于运用于作为主观精神和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理论和实践就是有限精神的两个组织要素了。个体的实践虽高于理论,但两者都不是“真实的”。理论和实践的真理是自由,这在个体水平上是不能实现的,而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的水平上即在“客观精神”领域中才能实现。这一点可以为人们所充分了解,因而这种自由只有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在“绝对精神”领域中实践。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实践虽成了绝对真理的要素之一,但同时却失去其独立性。首先提出把绝对真理这一要素从体系中排除出去并反对黑格尔的主张的,是黑格尔分子采什可夫斯基;他虽捍卫绝对真理的黑格尔体系,但却认为这种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或“行动”来实现。(参看采什可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马克思是否读过这本书,不得而知,但他的朋友莫泽斯•赫斯深受这本书的影响。比如,在《欧洲的三头政治》(1842年)和《行动哲学》(1842年)中,赫斯就曾提倡过实践哲学,并坚持认为“精神哲学的任务,现在在于变成行动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概念成了新哲学的中心概念,这种新哲学并不想继续作为哲学存在,而是想以新的超哲学思维和在对世界的革命改造过程中超越自身。马克思虽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地阐述了自己的实践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意义深远地表述了这一点,但这种思想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已有所预示了。比如,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第1部分、第4节)中,他就坚决主张哲学必须具有实践性。“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则宣称实践是真正哲学的目的(即是思辨哲学批判的目的),并把革命看作是真正的实践(原则高度的实践)。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人的看法,认为从“肯定”还是“否定”的形式来看,人都是自由创造的实践的存在物,所谓“否定”就是通过批判实现人的自我解放。至于“肯定”的方面,马克思则写道:“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里的实际生产的意思是通过比较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来进行阐述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同上,第96-97页)。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时似乎认为理论应被看作是实践的形式之一。但接着他又重申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并坚持实践在这种关系中的首要地位:“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或“革命的实践”就成了中心概念了。他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同样,“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常把“劳动”与“实践”对立起来,并明确地把“劳动”描述为“实践的人的活动的异化行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但他有时又矛盾地把“劳动”用作“实践”的同义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强烈主张“劳动”与他以前称为实践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对立,并认为一切劳动都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自我异化形式,应当“消灭”这种异化形式。以前称之为实践的人的活动的非异化形式,现在称之为“自主活动”,尽管用词上有这种变化,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未改变:“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这一思想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都未改变。
        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长期以来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曲解。曲解始于恩格斯,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宣称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马克思不是哲学家,而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广泛流传开来的关于实践的论点(也是由于恩格斯)只有一个,即实践是获得可靠认识的保证,而且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恩格斯对这一论点的表述如下:“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同样,“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这一段话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对实践作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解释,即实践是实验和工业。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捍卫并阐述了把实践看作是反对不可知论的主要论据和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的上述观点。正如列宁所说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但列宁力图以较灵活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点,他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51页)。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像恩格斯那样,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和经济理论需要以重新解释了的旧的哲学唯物主义作为基础。因此,他们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最终被斯大林奉为经典。在其著名短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译者注)中,斯大林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实践和布丁的著名论断并坚持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和标准的实践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又力图证明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具体地讲就是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的原则。毛泽东在好几个场合也谈到了实践,并在其《实践论》(1937年)中引用了列宁的话(也有引用斯大林的),力图阐述“知行统一”观,并把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参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86页)。
        拉布里奥拉似乎是第一个受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影响的人,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实践的哲学”,并以此称呼马克思主义。葛兰西仿效拉布里奥拉的做法(而这一做法却受到让蒂尔和克罗齐的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挑战),也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的哲学”,并力图按马克思的精神去进行阐述,有时甚至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比如,他赞扬十月革命是一场速反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即反对马克思著作中的决定论因素)。但葛兰西所阐述的实践哲学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因而缺少系统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如回到恩格斯的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实践的观点那里去)。在早些时候,实践的哲学从卢卡奇的著作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卢卡奇严厉地抨击了恩格斯的实践观点:“恩格斯的最大误解在于他认为工业和科学实验的行为就是辩证的、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实际上,科学实验就其最纯粹的方面来说只是直观”。(见“参考书目”⑥,第132页)。根据卢卡奇本人的说法,实践的概念是他的著作“主要关切”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分散,因而并不像他对恩格斯的解释的批评那么清楚。尽管他后来在自我批评中说他本人对革命实践的看法“与其说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一致,还不如说是与共产主义左翼流行的救世主式的乌托邦思想相一致”(《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版新序),但不管怎样,他对实践的阐述大大地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科尔施在其20年代的著作中,也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哲学”,他这种看法的依据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确切地说是“革命的批判”和“实际的革命变革”的统一,这两方面都被认为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但不同于卢卡奇,科尔施对流行的关于“实践”的解释基本上是满意的,并以赞同的态度引证了恩格斯关于实践就像检验布丁的办法是吃的观点。马尔库塞在20年代后期(主要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影响)和30年代初(受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的影响)也独立地阐述了实践概念。比如,马尔库塞(在1928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中)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给自足的科学理论,而是“社会行动的理论、历史行动的理论”,再具体一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批判的理论”。他确定了“激进的行动”和“革命的实践”的概念,并探讨了实践、革命实践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后来(1933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实践”概念本身及其与“劳动”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现在依然是对实践所作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一。在这里,马尔库塞把“实践”等同于“行”,并把“劳动”看作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人确保自己简单生存不只通过实践(玩也是一种实践),而且要通过作为活动的实践,这是“人的存在实践本身”必然“要求”的一种特有的形式。在阐述“并非一切人的活动都是劳动”的观点时,马尔库塞恢复了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由王国”的区分。马尔库塞认为,在“必然王国”范围之外,人的存在虽然依然是实践,但自由王国的实践却根本不同于必然王国的实践;它是形式的实现和存在的充实并且有自己本身的目标或目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其力图摆脱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的错误解释和恢复、以展马克思的最初思想过程中,逐渐把实践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概念。根据他们的解释,马克思把人们看作是实践的存在物,把实践看作是自由、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更具体地说就是,某些南斯拉夫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用”、“制造”和“理论”;然而,并不是一切的“实用”、“制造”和“理论”都是“实践”,只有这三方面中的“好”的才是“实践”。因此,实践并不是与“制造”或“理论”相对立,而是与“坏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相对立。好的实践与坏的实践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区分,而是基本本体论的和人类学上的区分,或是元哲学的革命思维的区分。因此,他们不是谈论好的和坏的实践,而是喜欢谈论真正的和自我异化的实践,或只谈论实践和自我异化。他们于1964年创办的《实践》杂志的第一期就专门讨论了实践的概念。
        实践的概念在最近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勒费弗尔和科西克,见“参考书目”④和③)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著作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尽管对“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的重视胜过对“实践”的重视,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力图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阐述实践的概念。他把“劳动”或“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跟“相互作用”或“交往行为”作了区分:前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行动或理性的选择,或两者的结合……它们都受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统治的支配”或者受基于分析知识的战略的支配;后者是“象征性的相互作用……它受具有约束力的交感准则的支配”(见《走向合理的社会》,1970年英文版,第91—92页)。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实践虽然包括“劳动”又包括“相互作用”,但马克思往往把“社会实践”归结为“实践的要素之一即劳动”(见《走向合理的社会》,1970年英文版,第91—92页)。
        最后,简单提一下某些现存的争论。虽然人们一般都同意实践的概念应只限于人类,但对于应当如何运用这个概念却存在着争论。某些理论家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或行为的一个方面,因此应由某些专门的哲学学科(如伦理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认识论等)进行研究,但其他理论家则认为实践反映了人的活动的一切形式的特征。后一种观点有时被称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这种称呼暗带批判性),但某些同意这一观点的人也认为实践的概念与其说是人类学的不如说是本体论的,它超越作为分离活动的哲学而成了某种更普遍的“革命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能对实践的概念界定或阐述的程度。比如,某些人认为由于这一最普遍的概念可用于界定一切其它概念,因而它不能界定自身;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虽然它非常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分析和界定的。对实践的界定范围很广,从认为它只是人用以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到认为它是能够产生自由概念、创造性、普遍性、历史、未来、革命等各种复杂的活动。那些把实践界定为自由创造的人的活动的人们,由于提出一种纯“规范的”和“不现实的”的概念而不时受到批评。如果我们所指的“人”是现实存在的人,“实践”是指人类实际所做的事,那么很明显,人类历史往往就存在更多的不自由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相反。然而,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答,人们认为自由创造活动的概念既不是“描述性的”又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反映人的本质性的潜力;是某种既不同于简单地是什么,也不同于单纯的应是什么的事物。
        某些认为实践是自由创造活动的人,业已发展到把实践定义为革命的地步。人们反驳这一点说,这又恢复到实践是一种政治行动的观点上去了;但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则认为不应把革命理解为一种政治行动,甚至也不应仅仅理解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按照马克思的精神,革命应看作是对人和对社会的一种激进变革。它的目的是消灭自我异化,创造一种真正的人和人的社会(见“参考书目”⑧)。
(GP)
        参考书目
        ①理查德•伯恩施坦:《实践和行动──当代的人的行动哲学》,1971年英文版。
        ②恩斯特•布洛赫:《论卡尔•马克思》,1971年英文版。
        ③卡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1963),1976年英文版。
        ④昂利•勒费弗尔:《元哲学绪论》,1965年法文版。
        ⑤尼古拉斯•洛布科维奇:《理论和实践──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一种概念的历史》,1967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进入实践──哲学和社会批判》,1974年英文版。
        ⑧加约•彼得洛维奇:《哲学和革命》,1971年德文版。
        ⑨沃尔迪特里希•施米特—科瓦齐克:《社会实践的辩证法》,1981年德文版。
        ⑩格尔森•S•舍尔:《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不同见解》,1977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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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主义(reformism)



改良主义最好理解为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以及最适宜于实现过渡的政治策略的长期存在的争论中的一种重大立场。至少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部分中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提供了极含糊的答案的一些有关问题发生了争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不需要暴力就能实现;过渡将是一个渐进的社会改革的逐步平稳的过程,还是一个最好用冲突和危机导致社会转化的转折关头来说明的过程;过渡的实现是否可以通过工人阶级利用现有的政治设施(最突出的是议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选举的执行机构),还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斗争的新途径和人民管理的新形式补充甚至取代这些国家机构。从1890年起,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理论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在1917年以后40年来,答案的抉择逐渐相当简单:或者是产生于列宁的启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更确切些说,是暴动)道路,或者是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的著作和1914年的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改良主义。

必须区分改良主义同较少野心的社会改革政策。米里班德曾经指出(见“参考书目”⑤),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始终存在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既然不想把资本主义社会整个改造为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必须把它断然同正是一直坚持以此为目的的“改良主义”策略区分开来。

必须承认,主张暴动的社会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在对社会主义的需要方面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分歧集中在达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从而也集中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引起的“眼前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规模和范围”上(同上,第178页)。1917年以后,至少有两代之久,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潮流倾向于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质和暴动的形式,涉及在现行政治机构外部(有时也在内部)的斗争,终于导致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改良主义的主张者认为可能通过宪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他们首先寄希望于赢得对民主国家的多数控制,然后再利用他们作为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地位主持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合法的过渡。对于“可能在不偏不倚的议会制国家范围内通过逐步的和和平的改革达到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①,第176—177页)的这种信念,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的规定性信念。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思潮始终一直是一种强大的思潮。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社会民主条目)长期以来把它看成是它们的战略要点;而许多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后来还有理论,由于这些党逐渐对苏联和通过暴动夺取政权不抱幻想)已经为它所吸引。这两种政党被暴动道路的明显问题──主要是它的不得人心、它的暴力、它的先锋主义,以及“法治、宪制、选举制度以及议会的代议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极端强烈的吸引力(见“参考书目”⑤,第172页)推向改良主义。但是,改良主义虽然能得人心,但也有它的问题──特别是改良主义政党从信奉社会主义滑向较不艰苦地追求社会改革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选举利益的显然顽固的倾向,以及与此相联的甚至坚决的改良主义者也感到逐渐铲除资本主义的困难,如果不搞掉反革命暴力的话。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证明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更经常成为促使工人阶级在强化的资产阶级秩序中(如在英国、挪威、瑞典、西德、奥地利)处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政治机制;另外,在它们采取更为坚决态度的个别场合下,它们不是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行官,而是成了实行高压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进行暴力镇压的先行官(如1933年的德国和40年后的智利)(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见“参考书目”①,第196页)。

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困境,可以说仍然在关于改良主义的悖论方面。任何非改良主义的战略看来不得人心,又不可能有效地实行任何改良主义战略。这一悖论成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左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左翼倾向于寻找一条既非改良主义的、又非暴动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潜在原因。在他们看来,单纯追求议会多数,或铲除资产阶级国家以前两个政权并存的短暂时期,应当被既争取议会胜利,也争取“开展直接民主形式和促使自治团体涌现”(见“参考书目”⑥,第256页)的战略所取代。在他们看来,改良主义并不是“两个政权战略之外的任何战略的任何战略中固有的缺陷”,而是在“长期的转化过程”中,在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斗争所应避免的“一种永远潜在的危险”(同上,第258、263页)。比较正统的革命家却并不信服,认为这种新的说法乃是低估阶级暴力问题和阶级斗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中心地位的老一套改良主义倾向(见“参考书目“④,第167—187页)。这些观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如果有任何一种正确的话)的问题,是本世纪最后这些年代中有待西欧社会主义者解决的中心问题。

(DC)

参考书目

①佩•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争论》,1980年英文版。
②F.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③G.霍格逊:《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1977年英文版。
④E.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⑤拉里夫•米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⑥尼•普兰查斯:《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⑦M.萨耳瓦托里:《卡尔•考茨基和社会主义革命》,1979年英文版。
⑧E.O.莱特:《阶级、危机和国家》,1978年英文版。




物化(reification)

物化指人的属性、关系和行动转化为人所生产的物的属性、关系和行动的作用(或作用的后果),而物却变得对人独立(而且被想象为原来独立)并支配他的生活。也指人转化为物一般的存在,不以人的方式而按照物的世界的规律行动。物化是异化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和广泛的形式。

在黑格尔著作中,没有物化的术语和明确概念,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似乎与它接近,例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beobachtende Vernunft(观察的理性)的分析以及他在《法哲学》中对所有权的分析。物化概念的真正历史,起源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虽然物化概念已经包含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物化”的明确分析和运用,是在以后的著作中开始的,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达到顶点。对物化进行最集中的探讨有两次,即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和第3卷第48章中。在第一次即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探讨中,并没有提出物化的定义,但物化理论的基本点却已包含在某些意味深长的论述中。“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资本论》第1卷,第88—9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在第二次讨论中,马克思扼要地概括了以前的全部的分析,表明物化不仅是商品的特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基本范畴(货币、资本、利润等等)的特点。他坚持说,物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同上,第3卷,第934—935页)。可见,物化在资本主义的完备形式下达到它的顶峰。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同上,第3卷,第938页)。

作为Verdinglichung 的同义语,马克思使用了Versachlichung(物化)一词,Versachlichung的反面,他称之为Personifizierung(人格化)。于是,他谈到“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他把“粗俗的唯物主义”和“粗俗的唯心主义”或“拜物教”看作是“物化”和“人格化”的意识形态对应物。“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2页)。

尽管物化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一部分在他生前出版,一部分在他逝世后出版)中讨论过,而《资本论》一般是被看作他的主要著作的,他的分析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重视。只是在卢卡奇注意到这一问题,以一种独创方式探讨它,把马克思的影响和麦克斯•维贝尔的影响(他在他对官僚机构和合理化的分析中阐明了这个问题的若干重要之点,见“参考书目”⑤)以及西美尔的影响(他在《货币哲学》中曾探讨这一问题)联系起来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较大兴趣才不断提高。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的和最长的一章中首先提出这样的观点:“商品拜物教是当代即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特定问题”(见该书第84页),这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结构问题“(同上,第83页)。在卢卡奇看来“商品结构的本质”在下文中已经得到澄清:“它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物的性质,于是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一种独立地位,它似乎如此绝对合理,无所不包,乃至掩盖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任何痕迹”(同上,第83页)。卢卡奇撇开“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本身的重要性”,着手讨论下列更加广泛的问题:“商品交换以及它的结构的重要性能够影响社会的整个外在和内在生活的程度究竟多大?”(同上,第84页)。他指出,物化现象或商品拜物教已被区分出两个方面(他称之为“宏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在客观上,对象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世界突然出现(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在主观上──只要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人的活动与他本身疏远,它成为一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像任何消费品一样,要走它自己的道路,不以人为转移”(同上,第87页)。两方面经历同一基本过程而且服从相同的规律。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则、“以被核算和能被核算的东西为依据的合理化原则”(同上,第88页)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工人的“灵魂”,广而言之,人类的意识。“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它自身,物化的结构逐渐更深刻地、更致命地和更肯定地深入人的意识(同上,第93页)。

看来,在20世纪20年代初,物化问题多少已经流行。在卢卡奇著作问世同年,苏联经济学家I.I.鲁宾发表了他的《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原著为俄文;见“参考书目”⑦)。本书第一部分就是论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本书集中谈经济方面的物化,没有像卢卡奇著作那样雄心勃勃,也没有那样激进;卢卡奇在他的物化理论中为“异化”找到一席地位,鲁宾却倾向于把物化理论看作空想的异化理论的科学的改造。然而,无论是卢卡奇还是鲁宾都被三国际的官方代表人物严厉谴责为“黑格尔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手稿》的发表对于卢卡奇所创始的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这一点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到充分承认。虽然关于物化的讨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不如关于异化的讨论,一些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戈尔德曼、J.加贝尔和K.科西克对它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当时被重新讨论的不仅有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著作,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空间》,本书最后作出了如下论述,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古代的本体论研究‘物概念’,存在‘使意识物化’的危险,这是长期以来人所共知的。但是,究竟物化意味着什么?它从何而来?……为什么这种物化一再卷土重来,处于支配地位?怎样使意识的存在具有实证的结构,而物化对它起不起作用?”戈尔德曼认为,这些问题是针对卢卡奇的(不指名地),在海德格尔的某些实证思想中可以觉察到卢卡奇的影响。

关于物化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也已得到探讨。例如,关于物化、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关系,有许多争论。有的人倾向于把物化同异化或商品拜物教(或是二者)视为同一,另一些人却要把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有的人把异化看成一个“唯心主义”概念,需要用“物化”的“唯物主义”概念来代替,另一些人却把“异化”看成是以“物化”为社会学对应物的哲学概念。按照流行的观点,异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现象,而物化则是它的一种形式或方面。在米•康格尔加看来,“物化是异化的一种高级的、也就是最高级的形式”(见“参考书目”④,第18页),而且物化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是对“整个物化了的结构”进行批判研究和实际“改造乃至摧毁”的一种方法论需要(同上,第82页)。

(GP)

参考书目

①安德鲁•阿拉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1972年英文版。
②约瑟夫•加贝尔:《物化》,1962年英文版。
③吕西安•戈卡德曼:《物化》,载《辩证法研究》一书,1959年英文版。
④米兰•康格尔加:《什么是物化》,1968年德文版。
⑤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1982年英文版。
⑥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⑦I.I.鲁宾:《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2年英文版。
⑧亚当•沙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80年英文版。
⑨柳波米尔•塔狄奇:《官僚机构──物化了的组织》,载M.马尔科维奇和G.彼得罗维奇编《实践》一书,1969年英文版。

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





P──populatiom[人口]词条补救,并致歉

人口( population )

        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中对方法进行探讨时,认为人口是一个应看作许多规定综合的具体结果的范畴的例子,要充分理解它取决于先对"比较简单的范畴"进行阐述或抽象。如果以无差别的形式来考察人口,即不首先考察构成人口的阶级,那么人口就成了无根据的和贫瘠的抽象,因为构成人口的阶级本身又取决于构成特定生产方式的剥削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是"相对过剩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 1 卷,第 692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他在驳斥"牧师"马尔萨斯的自然主义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评论见"参考书目" ⑧)时,指出工资的水平与人口的绝对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认为使工资下降的"过剩人口"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恶习造成的,而是工人阶级为资本进行劳动的产物,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资本论》第 1 卷,第 692 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因为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作为累积的资本又被利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也是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而这些生产资料在以死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中扩大了劳动后备军,确保一部分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始终超出资本的需要,从而找不到工作。

        早期资本主义力图阻止工人在萧条期间迁移,这就证明了造成和保持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英国在 1815 年之前,是不允许从事机器工作的技工向外迁移的,那些企图这样做的技工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而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棉荒"期间(当时大量的棉工失业),工人阶级关于要国家通过援助或国民自愿捐款资助郎卡郡的多余人口外迁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相反,"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资本论》第 1 卷,第 633 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工资只是提供给就业的人的收入,但又必须养着失业者以构成今后剥削可随时得到的过剩人口,这就是工资形式的基本矛盾。现代国家已力图提供旨在维持远低于就业者生活水平的失业津贴来克服这一矛盾。但是,正如关于国家福利津贴的争论所表明的(见"参考书目" ④ ),福利津贴并没有消除矛盾本身,这些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人口规律的反映。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提出较充分的人口理论,库恩兹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③ )是个明显的例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分布是由劳动的需求决定的。在表述这一论点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苏联人口学家特别是乌尔兰尼斯的著作;乌尔兰尼斯依据经济发展分析了欧洲的人口增长,并特别强调19 世纪最后25 年期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过渡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库恩兹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某些批评,认为它没有超出"与劳力需求据以支配劳力供应的因果联系或方式相关的"交互作用的范围(见"参考书目" ③ ,第 133 页),并进一步详细分析了劳动需求及家庭的不断变化的经济职能。

        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人口问题也较少注意。但米雅苏(见"参考书目" ⑨ )认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的家庭单位依然是这样一种唯一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即通过支配作为"活的再生产资料"的妇女而从事社会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的人类肉体再生产的组织。资本主义生产依然通过宗法家庭而与这种尚留有痕迹的形式联在一起,但这种联系现正被妇女和未成年人的解放所切断,使家庭单位失去了其直接向资本剥削提供劳动力的能力。曾一度是"自由劳动者"的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宗法家庭正逐渐被取代,这样自由劳动者就变成了总的异化的条件。米雅苏能够正视劳动力变成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真正商品"这一事实。在他看来,这造成的极权主义的情况远比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干预家庭所造成的情况要野蛮。

        历史学家一直从另一个角度关心人口变化的影响。马克思本人在《大纲》("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谈到了人口增长和移民(以及战争)在早期社会(如罗马)发展中的重要性。最近,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参与了关于人口的变化在西欧的"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性的重大讨论。(见"参考书目" ② 和专题论文集,载《过去和现在》第70 —80 ,85 , 97 期,同时参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条目)。参与争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见"参考书目" ⑥)认为人口统计方面和其它方面都是重要的,不过这些都应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危机的背景中去考察;他还得出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的结论,"因为关于人口、生产和商业的量的证据还不充分"。

        像米雅苏一样,恩格斯也认为对自然界的不断控制和生产力的发展都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需要对人的生产进行更大的控制。在回答考茨基( 1881 年2 月 1 日)所提的关于人口过度增长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也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5 页)。列宁(见"参考书目"⑦ )对他称之为"反动和贫乏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持极端反对的态度,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口学家一般都强烈反对马尔萨斯主义。但是,苏联和东欧的实际人口政策大都受实际考虑(包括劳动力的需求,担心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支配。(见"参考书目" ①)。然而,在中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已导致采取减少人口出生率的有力措施,当然这也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参看再生产条目)。

                             ( TBB 和 SH )

        参考书目

           ① 约翰·F ·贝济梅尔斯:《社会主义的人口政策—苏联和东欧人口统计学趋势的政治含义》,1980 年英文版。                                                            

           ② 罗伯特·布伦纳:《工业化前的欧洲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1976 年英文版。

           ③ 悉尼·H ·库恩兹:《人口政府和经济解释》,1957 年英文版。

           ④ & ·德·布律诺夫:《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 1926 ), 1978 年英文版。

           ⑤ F. 埃德霍尔姆、 O. 哈巴斯和 K 扬:《不断概念化的妇女》,1977 年英文版。

           ⑥ R.H. 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 1978 年英文版。

           ⑦ 弗·伊·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1913 ),1963 年英文版。

           ⑧ 罗纳德·& ·米克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马尔萨斯》,1953 年英文版。

           ⑨ C. 米雅苏:《未婚女子、膳食和金钱—资本主义和家庭》( 1975 ), 1981 年英文版。

           ⑩ 《过去和现在》,1978 、1979 和 1982 年刊载的关于"西欧农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讨论。

          ⑪  B.T. 乌尔兰尼斯:《欧洲人口的增长》,1941 年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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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relig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在德国开始对社会进行思考的。在德国,后来恩格斯曾经说到,直接的政治活动几乎不可能,进步愿望主要通过批判正统宗教,即社会政治秩序的支柱来表现(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1部分)。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观表明,18世纪哲学家的简单的唯物主义是不适当的,认为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一批骗子编造的是不够的(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需要分析使它们对人类必不可缺的人类状况和关系。宗教是人的不完善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人,或人类集体。它是对人的存在的歪曲,因为社会被歪曲了。用马克思的最著名的话来说,它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苦难群众的鸦片或镇痛剂。人们通向真正的幸福的道路,是要抛弃追求这种代用品的处境。马克思还补充说,自我解放不只是吸引人的,人的天职在于摆脱使他不完善和受屈辱的一切,来发挥他的最大潜力。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4条)中抱怨说,宗教的自由主义批判者承认宗教的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根除宗教。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费尔巴哈》第3部分)中写道,费尔巴哈事实上并不希望消灭宗教,而只是想改造宗教,他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宗教改革,而不是具有宗教附属物的具体的社会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们青年时代曾经对这种变革可能带来光明的速度或圆满程度过分乐观。他们差不多相信,甚至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主义可能早在社会主义之前促使它塑造其生活的人们摆脱宗教幻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参看第1卷第1章B.[1])中写道,工业使一切关系商品化,竭力消灭宗教和道德,或是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也许可以说它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他们过于相信,宗教信仰可能不会控制工人阶级,他们倾向于把工人阶级设想得比现实中更是一块tabularasa(白板)。他们认为,所有这种虚构的东西都无需加以论证而被经验所驱散,而且新的无产阶级决没有受它们损害,或是说,现在早已摆脱它们。

轻信历史的故纸堆的一个更为明显的标记,是马克思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下列说法:如果犹太人能摆脱他们现在做生意的生活累赘,犹太教可能迅速衰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最后一节)中比较审慎地重复了他的信念:宗教幻想的作用不过是掩盖生产制度的不合理现象,一旦人们彼此建立合理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摆脱失调现象,就会归于消灭。

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曾经最系统地探讨过宗教;恩格斯反复回到这一问题,也许他要摆脱宗教教育的副作用不是没有痛苦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他关于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作中用了充分的篇幅来讨论革命危机时期政治和宗教的相互作用。他论证说,在16和17世纪欧洲的所谓“宗教战争”中,以及在中世纪教会和异教的冲突中有待研究的真实情况是为了竞争物质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德国学术界只看到神学方面的争论,也就是从表面上看待过去时代自身的幻想(第2章)。这也许看来是对宗教的纯粹否定态度,但它承认这种可能性:在对官方信仰的反抗中产生的异端,是新的进步社会思潮所激起的。首先从宗教改革来看,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最末一章中回顾了宗教问题,认为宗教是影响人类生活的力量的虚幻反映。首先是自然力量,产生种种神话,后来,社会秩序同样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他考虑到一神教的单一的神,在它身上早期一切神的属性集中起来,成为人类抽象观念的人格化。他在《费尔巴哈》(第2部分)中重新探讨了一神论的产生。这里,恩格斯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概念似乎比任何其他概念离物质生活更远,似乎是最充分脱离物质生活的概念;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现代生活,而是从遥远的过去借用的。他的答案是,任何“意识形态”要达到它的目的——用观念来满足我们而不顾现实——都必然是从长期为人珍惜的传统材料中开展起来的。但宗教思想的变化是与社会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的。

东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被广大的农村人口所包围,后者在俄国为一种特殊迷信的宗教狂深深渗透,这种宗教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为沙皇效忠的。沙俄帝国中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派,促使情况复杂化。看来,坚决与一切宗教作斗争,乃是进步的关键所在。因此,普列汉诺夫站在最严格的唯物主义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上,并对他所谓18世纪哲学家著作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精髓表示钦佩;他完全赞同恩格斯早期的一句名言:宗教已经山穷水尽(参看《战斗的唯物主义》,德文版13、20页)。但是,他的环境使他比较容易看出,宗教对于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充分的阶级意识的级层仍然有强烈的倒退影响。他对1905年革命失败后一些有名的进步分子滑向具有特别与卢那察尔斯基有联系的“造神派”形式的产生于厌倦失望的神秘主义感到愤怒。

对于列宁,这更是一个严重关切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警告不要做强制废除宗教的蠢事,像巴黎公社的一些布朗基派成员曾经要做的那样(“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的纲领”)。列宁表示同意,但他意识到,宗教的传染病不限于涉及变节的知识分子,也可能在被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弄得晕头转向的一些工人中发现,因为这种自发势力经常以无法预见的灾难威胁他们。他曾经写道(1909年5月26日),就国家来说,宗教应当是私人的事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却不可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要开除党籍,如果他们同时也是bone fide(真心诚意的)社会主义者的话。无神论在党纲中并没有地位。既然宗教的控制以经济力量的作用为基础,工人阶级不能依靠宣言,而只能依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来抵制宗教,而且这方面的一致比在天国事务上的一致更为重要(参看《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13年斯大林的表述所强调的可能有某种差别,党应当维护一切团体的信仰自由,但必须谴责一切宗教是进步的障碍(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第6部分)。

当党在俄国执政的时候,对这种障碍的感觉更加具体。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宗教采取了强硬的方针,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他并不考虑(而马克思主义也许一直乐于这样)有选择地或格外地从人的个人处境出发,即个人对死和生的恐惧,在古代是对死者幽灵的恐惧出发而引申出宗教的主张(见“参考书目”①,第172页)。布哈林论证说,年青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而衰朽的统治阶级陷入宗教麻痹状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上,第58页)。他嘲笑东正教的天国等级制度的圣米歇尔作为天使军的主帅,和沙俄的官僚制度极为近似(同上,第176页)。但是,必须积极地跟宗教作斗争,等待任何事物自行消灭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180页)。这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认为信徒对新秩序半心半意,不宜担任负责职务的倾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历史的试验性探讨,不久被他们的后继者,特别是考茨基在早期基督教历史领域所继承。其中潘涅库克(见“参考书目”⑥,第26—27页)很注意资产阶级对唯物主义即它上升时期的哲学的短暂热情,它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不满的迸发所吓倒,又缩回到宗教,把它作为促使群众安分守己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他们的辩证的历史观所能解释的,而旧有的简单的唯物主义观点却不能。他们也进而回顾宗教以及像基督教这种特殊的宗教的起源。在他关于伦理学的演进的著作(1906年)的前一部分,考茨基像恩格斯一样对一神论者的出现和从道德上解释古老爱神崇扬的信条感到兴趣。在史前史或人类学的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从此留下了一种明显的标记。有人注意到,杜尔凯姆学派和它很有相同之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社会结构看成一种现成的事实,而是从人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来思考的。同一评论者补充说,实际上两个学派比它们的较为严格的准则承认宗教的演进有较多的独立性(见“参考书目”⑦,第19、2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兴趣不断增长,考虑到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信仰。马克思指出,东方的历史经常具有宗教史的形式(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一篇论述印度的文章(1853年6月10日)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启发的论点,在印度,奢侈的财富同赤贫的毗邻,在印度教中是以“纵欲享乐”和“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混合反映出来的。他还指出,对自然界的无可奈何的依赖可能表现为对自然神或动物的崇拜。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

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多年来已有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察它们的史料。在印度,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吸引去研究古代,研究婆罗门教和佛教。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使科萨姆比(见“参考书目”④,第17页)谴责该国深受爱戴和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Gita)具有“似乎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的巧妙”以及“难以捉摸的机会主义”。恰托帕迪雅强调说(见“参考书目”②),强大的唯物主义传统是全盛时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认为耆那教和佛教起初都是无神论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充满在印度比比皆是的迷信。后来原可指望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对立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使这一点成为棘手的事情。必须承认,印度共产党人在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和同样的非宗教主义者尼赫鲁一样,并不理解宗教仇恨的巨大破坏力。在中国,进行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把古代的祀祖同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而把对最高的神的崇拜同需要神灵保佑的中央政权的产生相联系(见“参考书目”③,第150、156页)。的确可以认为,像马克思在他学术生涯开始时一样,马克思主义把对宗教的历史探讨看作它的最引人入胜的任务之一。

(VGK)

参考书目

①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1925年英文版。

②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帕迪雅:《印度的无神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1969年英文版。

③亚里夫·狄利克:《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1978年英文版。

④D. D.科萨姆比:《神话和现实──印度文化形成的研究》,1962年英文版。

⑤弗·伊·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26日),1963年英文版。

⑥安东·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1938),1948年英文版。

⑦罗兰·罗伯逊:《宗教的社会学解释》,1972年英文版。

⑧马丁·塞里格:《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1977年英文版。

⑨乔治·汤姆逊:《埃斯库罗斯和雅典——戏剧的社会起源研究》,1941年英文版。










伦纳,卡尔(Renner,Karl)

伦纳,卡尔(Renner,Karl)
  1870年12月14日生于摩拉维亚地区的下坦诺维茨,1950年12月31日在维也纳逝世。
伦纳中学毕业以后,投身军队,以便维持生活,直到他能继续学习,后来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在学生时代,就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参加了1893年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他在军队服役使他熟悉了奥匈帝国的许许多多民族,激起了他对民族问题的强烈兴趣。他的一些最早的著作就是论述民族问题的。他对法律的研究主要是在法学理论和法律的社会学方面。他论述法律的社会职能的一部著作(见“参考书目”③)是这一领域的最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而且始终是一部经典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伦纳开始被认为是与领导占优势的左翼的奥托•鲍威尔相对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比较富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右翼领袖。从1916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文章,特别关心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考虑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和阶级理论(论述“新的中等阶级”或他所谓“服务阶级”问题)。1918年他担任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首相(后来担任总统),1945年再次出任第二共和国总统(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雅克•汉纳克:《卡尔•伦纳和他的时代》,1965年德文版。
  ②卡尔•伦纳:《奥地利各民族为建立国家而奋斗》,1902年德文版。
  ③同上作者:《私法制度及其社会职能》(1904),1929年修订,1949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问题》,载《斗争》1916年德文版第IX卷。

地租(rent)
   参看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条目。


再生产(reproduction)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它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因此,再生产包括生产和创造条件使生产能连续进行。但是,这种“条件”的范围和它们同生产方式的关系,近几年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关于再生产的意义的重大争论。一方面,有人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必不可缺的过程,应当包括在经济基础中,因此不言而喻构成生产方式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有人争论说,再生产依赖处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任何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产生问题,具有条件,因此是阶级斗争的可能对象。
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解释(参看再生产公式条目),倾向于集中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即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方面。既然任何生产方式应能继续存在,如果它要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话,容许生产进行的那些条件也应当容许它们再生产。但是,从再生产的考虑出发,便把生产关系放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甚至简单再生产(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阶级所耗费而不是积累),虽然它是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但却能使简单的生产循环的某些造成错误印象的特点消失,并促使资本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剥削性质明显起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复造成的不断榨取剩余价值这一情况,使资本(尽管是原来就有的)终于完全由积累的剩余价值构成。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这一特点,马克思得出下列结论:“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同上,第1卷,第626页)。这一论断对于每一单个工人,对于每一单个资本循环,严格地说并不适用,它适用于整个工人阶级。
但马克思很清楚,不仅劳动创造资本,而且正如这段文章接着说的“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同上,第626—627页)。
这里,所指的是雇佣劳动者即出卖劳动力的人同资本家“生产”的资本对立的关系。而且这种情况也是由关于反复的生产循环而不是单个的生产循环的考虑来阐明的。因为工人们必须花掉在一个生产阶段末尾领取的工资来恢复他们现在已耗尽的劳动力。因此,他们像过去一样在相同的情况下被再生产,脱离生产资料,而只有“主观的财富源泉”即他们的劳动力可供出售。
这样,就要把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上,第634页)。
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扩大了关于再生产的概念,使其包括生产过程本身之外,而又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所必需的那些过程。马克思曾经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为了保证“它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怎样在失业高潮中用政治手段防止技术工人移居外国(参看人口条目)。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他说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被认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作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探讨的一部分的这段话,相当含糊,没有说明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需要再生产什么过程。 以此为焦点,关于生产方式的基本过程(没有这种过程的再生产,它就会停止存在)以及关于必须有哪些(可能有的)其他过程促使这种再生产顺利实现,展开了争论。
这两种类型的过程的区分,可以看作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的深入;这里,“上层建筑”因素是实际上为“基础”的再生产必不可缺的因素,但在定义上并不是“基础”的一部分。这样,上层建筑因素可以具有不同形式而不改变生产方式,但是这些形式会被保证基本过程的再生产需要所限制。举例来说,论证个人交换和拥有财产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延续,但不是它的仅以经济关系作依据的定义的一部分,还有其他意识形态过程,例如“阶级合作主义”的过程往往也可能发生。不难看到,这种再生产观点很难免被指责为机能主义,因为它看起来好像生产方式只是为了再生产自身而存在,如果它们需要求助于其他非经济过程的手段,后者将自动地执行它们的目的论的职责(见“参考书目”②、④)。
巴里巴尔的表述很难逃避这种指责,虽然它的确包含变化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①)。在他看来,存在三种情况或实践,即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情况或实践,所有三者都要再生产,以便使结构的总体即生产方式能够再生产。这种看法的确承认每个层次如何再生产是具有变通办法和相对独立性的,但由于各个层次保持稳定,变通的可能性便产生于经济层次的矛盾。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由多元决定的,那就是牵涉到一个以上的层次的矛盾,但是如果要出现根本变化的话,这些矛盾必须包括经济矛盾以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可见,对于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来说,再生产和矛盾发生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前者产生于整个生产方式的作用,后者可能发生在特定实践的层次,其中经济实践是关键性的。
阿尔都塞的后继者对此有所发展,他们对这种再生产概念有所批判,首先是用一定生产关系可能起作用的存在条件的观念来代替它(见“参考书目”⑥),后来又在这一公式内把生产关系从这样一个“特权”地位降下来,扩大发生社会再生产的领域而且拒绝给它们以任何明确的界限(见“参考书目”⑤、③)。
女权主义者(参看女权运动条目)批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观点,认为它忽视了人民和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的许多内容,从而漏掉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的组成部分。这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日常的和接代意义上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其次是人类或生物的再生产方面,承认人民不只是劳动力的潜在的供给者,使后者有别于前者。关于前者,关于家务劳动的著作已经证明,工资如何转化为劳动力不只是一个消费过程,因为劳动力并不产生于货币的直接耗费,而牵涉到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生产,二者都发生在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关系下,但却在作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这种关系上有所区别。
但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过程,也应当(再)生产新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婴儿的生产过程是与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相脱离的。这种脱离的意义成为争论的问题,究竟人民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来是无法预先知道的(见“参考书目”⑦),还是具有它自己的涉及对妇女作为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者的控制关系(不同于她们作为生产者服从的关系)的运动规律的一种劳动过程(见“参考书目”④)。
对人的再生产本身的考虑,促使某些作者认为,任何社会都应当有与它的生产方式衔接的或相应的一种在历史上特定的再生产方式(例如,鲁宾谈到一种“性的政治经济学”,见“参考书目”⑧)。的确,恩格斯同样在他的一段经常被引证的话中提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但他在他关于家庭形式的发展的论述中没有认真对待他自己的规定,而认为这些再生产形式完全从属于生产形式。
另一些人也许认为,这种区分是一个错误,一种拜物教,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形式特有的而不是作为超历史的二元性的范畴(见“参考书目”④)。既然性的差别关系到人类再生产的不同的潜在作用,那么,要想把对性的区别的理解和表现性的差别的社会形式,同对生产关系产生的阶级差别理解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承认下列论点才能达到,即再生产和生产之间、人类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之间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式,因而也是会起变化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到把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SH)
     参考书目
  ①L.阿尔都塞和E.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②S.克拉克等:《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1980年英文版。
  ③A.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代的资本主义》,1977年英文版。
  ④F.埃德霍尔姆、O.哈里斯和K.杨:《不断概念化的妇女》,1977年英文版。
  ⑤J.弗里德曼:《马克思主义关于总的再生产的理论和体系》,1976年英文版。
  ⑥B.欣德斯和P.赫斯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1977年英文版。
  ⑦B.奥劳格林:《生产和再生产──米雅苏的〈妇女、粮仓、和资本〉》,1977年英文版。
  ⑧G.鲁宾:《妇女的买卖》,载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再生产公式(reproduction schema)

再生产公式(reproduction schema)
     在《资本论》第2卷第18至21章中,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不同部分的再生产,这不仅是价值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物质的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的关系在公式中被加以研究。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1)生产资料的生产;(2)消费资料的生产。结果,社会资本的运动是在它只包括两种资本的假定下被加以分析的。这种必要的抽象使下列一点很明显:既然它们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么这种再生产公式不足以分析许多单个的资本的相互作用,这种探讨属于竞争理论的更为具体的分析方面。马克思把再生产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意味着,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非生产地所消费(那就是说,完全被用来购买消费品);扩大再生产意味着积累,全部剩余价值的一定份额被用来购买追加资本,可变的和不变的,以便扩大现有生产规模。
   马克思把他对再生产的研究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是所有这些假设都是严格必需的:(1)固定的和同等的资本有机构成(C/V)和剩余价值率(S/V);(2)商品是按它们的价值交换的;(3)固定的生产率;(4)资本家拥有无限的后备劳动力。现在,我们用1和2分别表示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两大生产部类,于是得出C1+V1+S1=W1和C+V2+S2=W2,而C= C1+C2,V= V1+V2,S= S1+S2这些社会总额。
   按照保•斯威齐的说法(见“参考书目”⑥),在简单再生产中,既然S是被资本家全部消耗掉而不是积累起来,那么,用掉的不变资本应当相当于生产资料部类的产量,而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的消费量,则应当相当于生活资料部类的产量。这就是说,
  C1+C2= C1+V1+S1
  V1+ S1+V2 +S2 = C2+V2+S2
消掉第一方程式两边的C1,和第二方程式两边的V2+S2,将要看到,二者简化为下列简单的方程式:
C2= V1+S1
   那么,这可以说是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它扼要地表明,在消费资料部类中用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应当相当于从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如果这个条件得到满足,生产规模就会年复一年保持不变(见“参考书目”⑥,第76—77页)。
  这个方程式表达了为了社会总资本在相同的规模上再生产必须得到满足的一个条件。
  谈到扩大再生产,情况就较为复杂了,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把用于资本积累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C+△V)列入两个部类生产的公式。如果我们设想,作为第一个前提,全部剩余价值都转化为资本(最大扩大再生产),那么,每个部类把它自己的剩余价值完全用于积累,也就是说S1 = △C1+△V1 ,S2 = △C2+△V2 ,于是,
  C1+V1+ △C1 +△V1=W1
   C2+V2+ △C2+△V2=W2
   既然两个有机构成C1/V1 和C2/V2被认为固定的,△C1 /△V1和△C2/△V2这两个比值也应当是固定的,所以剩余价值的固定比例将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让我们假设这两个比例分别为Kv+KC(显然,Kv+KC=1)。于是,上面两方程式现在成为:
  C1+V1+ KcS 1 +KvS1=W1
    C2+V2+ KcS 2 +KvS2=W2
   投放到市场上交换的新价值量现在是什么呢?既然全部S被积累起来,第一部类应当出售V1和KvS1这些量,而消费C1和KcS 1 这些量(都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则把C2和KcS 2 这些量投放市场,而消费V2和KvS2(都是消费资料)。这样,如果扩大再生产以最大规模进行(即资本家以他们的全部利润投资),表示两大部类的关系的方程式如下:
  V1+Kv S 1 = C2 + KcS 2
我们现在要把以剩余价值全部积累的前提改变一下,让资本家消费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比例现在在方程式中有它的地位,所以(Kc+Kv)<1。新的方程式是:
C1+V1+ KcS 1 +KvS1+(1-Kc-Kv)S 1 = W1
C2+V2+ KcS 2 +KvS2+(1-Kc-Kv)S 2 = W2
从上面的方程式中不难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交换关系:
V1 +KvS1+(1- Kc-Kv)S 1 = C2+ KcS 2,简化为
V1+S1(1-Kc) = C2+ KcS 2
   既然承认资本家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再没有理由假设两大部类有相同的积累比值Kv和Kc。那么我们可以把Kc分为Kc 1和Kc 2 ,把Kv分为Kv1 和Kv2 。这时,基本交换关系成为:V1+S1(1-Kc1)= C2+ Kc2S 2。上面这个方程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马克思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的重大成果;再生产本身不容许任意选择两个积累比值Kc1 和Kc2。这两个比值应当相适应,否则再生产过程会受到阻碍。
  扩大再生产的这个基本关系表明,社会总资本怎样能脱离任何市场需要和有效需求问题而增长。这种可能性可以被扩大适用于固定资本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也可能引进生产率的增加和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改变。就这些改变来说,一切主要变数成为时间的函数,使得平衡条件更加严格得多(关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见“参考书目”②)。
   有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有些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因为后者也是建立在把社会产品区分为I(资本货物)和C(消费品)的基础上。但这是掩盖了深刻分歧的纯粹表面的相似。凯恩斯集中注意需求方面,而不研究再生产的条件,两大部类保持平衡的条件,而且他并不考虑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必要的再生产(按亚当•斯密的传统)。最后,可以看出,无论凯恩斯对国家的分析(国家据有的价值似乎产生于生产过程以外)或他对于由于消费倾向的下降而出现的长期萧条的探讨,同马克思对再生产和积累的分析都是不相容的(不同的观点见“参考书目”⑦,关于对这种态度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①,并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
   长期以来,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参加了这个公式的讨论,其中有卢森堡、希法亭、鲍威尔、列宁、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罗斯多尔斯基准确地概括了全部争论(1980年)。他指出,再生产公式不过是种种单一的资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的第一位近似值,其视野只是表明在资本再生产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然而,罗斯多尔斯基补充了下列未经证实的意见:不可能把生产率、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列入公式。
   对研究再生产的两项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卢森堡和希法亭。卢森堡从两方面批评了马克思的公式(见“参考书目”④)。首先,她认为,公式中缺少生产黄金的第三部类,是一个错误,黄金这种产品起货币作用,既非生产资料,也非消费品,而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因此,她提出区分三个部类的新公式,第三部类生产每年流通过程中所消耗的数量的黄金。但是,还存在一种缺憾;必要的交换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因为它们需要现有的全部黄金,而不只是上年度所生产的黄金数量。黄金的生产和消耗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所谓faux frais(意外开支),因此,马克思把黄金的生产连同其他金属列入第一部类,被看成货币的黄金对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没有直接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卢森堡的第二点批评──关于有效需求的批评。她指出,在马克思所提供的数字例子中,第二部类的积累速度似乎根据第一部类积累的需要任意变化,而不可能看到使社会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根源。在卢森堡看来,这个公式应当显示这种需求的不足;额外的有效需求必须产生于公式之外,也就是说,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所以,资本家迫不得已不断地在非资本主义世界寻找新的市场。然而,她也无法解释非资本主义世界对两大部类商品提供的交换价值的来源。把马克思的简单的数字例子概括一下,不难看到,不断增长的需求产生于两大部类本身内部,这是与实践中的再生产过程的平稳发展无关的。
   希法亭(1910年)曾经企图利用这个公式来解释危机现象(见“参考书目”③)。他论证说,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是怎样保证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增长,这实际上只有通过价格调整的不断过程来实现。这只可能是暂时的;既然通常有机构成较高的第一部类的投资要多得多,整个过程必然经常发生积累的中断,以便恢复被破坏的平衡状况。希法亭观点中不清楚的地方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不同数值的后果,从而必然引起第一和第二部类产品失调的机制。
  (PG)
  参考书目
  ①C.贝特尔海姆:《凯恩斯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1948年英文版。
  ②J.格洛姆鲍夫斯基:《扩大平衡再生产和固定资本》,1976年英文版。
  ③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
  ④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1913),1951年英文版。
  ⑤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保•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英文版。
  ⑦都留重人:《凯恩斯与马克思──总体方法论》(1954),
    载D.霍罗维茨编《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





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

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
   存在一大群失业的和半失业的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特征,这是直接由资本积累本身产生和再产生的。马克思称这一大群为劳动后备军或产业后备军。资本的积累意味着资本的增长。但这也意味着竞争迫使资本家去采取新的、大规模的、更加机械化的生产方法。资本的增长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但机械化以机器代替工人,这样就缩减了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对劳动的净需求以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对比为转移,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维持着劳动后备军。当就业因素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大于劳力代替因素以致使后备军人源枯竭,从而引起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这种情况就会自动促使代替因素对就业因素占上风。因为工资的上涨延缓了资本的增长,进而延缓了就业的增长,再加上劳动力短缺,这就会加速机械化的步调,从而也加速代替的步调。这样,资本的积累自动补充了劳动后备军(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参考书目”②第63—64页)。此外,劳动力从严重失业地区的输入和资本向低工资地区流动,二者都有助于重新建立资本同一种相对过剩的人口之间的“正常”关系。
  不论它的历史界限如何,资本主义制度一直产生着和维持着一支后备军。现代资本主义遍及全世界,它的后备军也是一样。第三世界的饥饿群众、工业化国家输入随后又逐出 “外籍工人”以及资本流向低工资地区,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
(AS)
参考书目
①悉尼•H•库恩兹:《人口理论和经济解释》,1957年英文版。
②E.曼德尔:《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介绍》,1976年英文版。

修正主义(revisionism)

    修正主义可以作狭义的理解,也可以作广义的理解。从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因为后者要以“通过人类的基本特征即劳动而自我创造” (见“参考书目”⑤,第14页)的社会本体论为依据,同时以一种认为从事认识的主体在分析和行动上跟被认识的客体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认识论为依据(参看辩证法、认识论条目)。由于原作者的身份而不受修正的世代相袭的僵化真理,是同这样一种学术和政治实践的传统完全不相容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如此,这种制度把不断的改变经常化,并在无产阶级身上造成它自身毁灭的动因的独特倾向,这意味着,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与它相联系的政治实践都不会萎缩为一整套没有时间性的公理。因此,1883年以来,不断改变的阶级结构的迫切需要以及马克思本人含糊的思想遗产,已使每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不觉地成为修正主义者。列宁修正过马克思。卢森堡、托洛茨基和毛也是一样。甚至恩格斯也被那些认为他对马克思的著作的解释是不革命的政治蜕化的理论根源的人们(见“参考书目”③、⑨),谴责为“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然而,这又提醒我们,修正主义是很少如此广泛的、如此正面地来理解的。相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变得善于使他们自己的创新合法化,否认自己的创新,相反,认为它们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便奉为经典,而修正主义则具有狭窄的、消极的、变化的含义。在1914年以前,从这个词的最初的一般用法来说,修正主义是“这样一些作者和政治人物”的同义语,“他们虽然从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但逐渐怀疑这个学说的不同因素,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预言” (见“参考书目”⑦,第2卷第98页)。在1945年以后,相反,修正主义成了一些共产党用来批评其他共产党的实践、并用以诋毁对它们自己的政策、纲领或学说进行批评的人们的攻击之词。区分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这两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主要因为在第一个阶段,这个词被用来针对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维护欧洲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浪潮,而在第二个阶段,它经常被用来针对愿意回到一种比较独立、有时甚至是革命的道路上来的批评者而为不同类型的保守主义进行辩护。然而,在每一个时期,这个词都被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意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1917年以前是马克思自己的,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观念)中包含的“真理”背离,随之有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危险,这种实践只可能改革或巩固资本主义(参看改良主义条目)。
   当然,这种改良主义危险促使19世纪90年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罗莎•卢森堡在关于修正主义的第一次大辩论中批评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格具有决定论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参看决定论条目),即认为资本主义危机、阶级分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伯恩施坦向支持这种论断的哲学挑战,倾向一种新康德主义(参看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认为社会主义是合乎需要的,但却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也向这种论断造成的政治策略挑战,这个策略是拒绝与自由的中间阶级和农民结成议会联盟,他却认为这个联盟对于资本主义和平的和逐渐的民主的改造至关重要。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预言,他提出他的有名的另一种说法:“农民不会堕落;中间阶级不会消失;危机不会变本加厉;穷困和奴役不会增加”,相反地,社会主义者应当在下列比较现实的前提下建立彻底的联合:“生活无保障、依赖关系、社会距离、生产的社会性、私有主的无所事事,几乎种种现象有增无已”(转引自“参考书目”④,第250页)。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的这种修正,1903年正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否定,但它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导致该党在魏玛时期的德国的更加温和政策。
   这个词后来的用法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根源,它主要用来诽谤对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的人们。1948年以后,铁托的南斯拉夫被苏共谴责为修正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的旷日持久的中苏论战中,每方经常谴责对方为修正主义。苏联领导人经常谴责东欧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通过缓和高度官僚化的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促使社会主义人道化的反复的和大胆地尝试为修正主义;最近某些欧洲共产主义者(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同样被西欧共产党和莫斯科的比较正统的同志谴责为修正主义。
   最后,应当指出,修正主义也是1917年以后执行伯恩施坦路线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社会民主党条目)的一个特征。许多这样的党对1948年以后持久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反应是,删改从它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保留下来的学说和纲领的内容,(就是没有这种经历的英国党而言,则是删改从艾德礼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舆论)。新的一代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宣布资本主义要由一种混合经济所取代,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国有化,给社会党留下的任务只是在凯恩斯的论点的范围内追求更多的社会平等。这种修正主义的失败在于无法应付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卷土重来,这促使许多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与欧洲共产主义的某些立场类似的激进政策;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内一种很不相同的修正主义的失败,开始形成19世纪90年代最初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就已引起的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DC)
参考书目
  ①爱德华•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1899),1961年英文版。
  ②A.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年英文版。
  ③C.F.埃利奥特:《Quis Custodet sactodet Sacra?
        (谁维护神圣事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问题》,载《思想史杂志》英文版1967年第28期。
  ④P.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挑战》,1952年英文版。
  ⑤C.C.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1978年英文版。
  ⑥S.黑塞勒:《盖茨克尔分子──英国工党中的修正主义》,1969年英文版。
  ⑦列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⑧L.拉比兹:《修正主义》,1962年英文版。
  ⑨N.莱文:《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1975年英文版。




革命(revolution)

革命(revolut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
        ②罗宾•布莱克本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鲍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兹•马雷克:《世界革命哲学》,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论》,1972年英文版。





李嘉图和马克思(Ricardo and Marx)

        马克思把李嘉图看成最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把他视为自己的出发点,但同时明确地把他自己的理论同李嘉图的理论区分开来。虽然李嘉图提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相对价格由物化劳动时间来调节(这是他的主要科学成就),他并没有在抽象(产生价值)劳动同具体(产生使用价值)劳动之间,或是说社会必要劳动(它决定体现在某一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准确数量)同个人劳动之间作严格区分。结果,既然货币的必然性和职能只能通过商品价值范畴(社会必要数量的抽象劳动时间)来解释,李嘉图并不懂货币究竟是什么。他把货币看作是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单纯手段,结果推行萨伊定律(社会上供给与需求的必然平衡)和一种机械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导源于大卫•休谟),按照这种理论,物价水平决定于流通的货币数量,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论证的另一种情况。
        李嘉图既然不顾相对价格的实质(价值),只对它的数量的决定感兴趣,就不可能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差别。因此,他不是通过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解释利润,而企图使单一物品的生产价格直接与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一致,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有人简单地设想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商品和生产价格这两个范畴就会彼此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当我们在分析一件商品时,如果处在简单的抽象水平上,那么利润率和资本势必是未知的,而且也无法像李嘉图那样单纯依靠设想得出来。结果是,李嘉图既无法说明统一的利润率从何而来,也无法确定它的计算方法。
        马克思在回答同一问题时说明,利润不过是个人资本生产的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所以利润率乃是社会剩余价值与全部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的比率。然而,虽说李嘉图没有解释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结果贬抑这种区别,认为它在经验上无足轻重,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后来导致李嘉图学派(穆勒、麦克库洛赫)的危机,终于迫使它完全放弃物化劳动时间同价格之间的联系(托伦斯)。但是,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关于相对价格的随机变动是由价值的相应变动来调节的论断,从经验上说,是正确的(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0章,特别是A,第5部分)。安瓦•沙克已经证明;从美国的数据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李嘉图的劳动理论的精确程度竟高达93%。(见“参考书目”⑦)
        李嘉图应用相对价格受物化劳动时间调节的原理,就能驳斥一种陈旧的通常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工资的上涨一定造成价格的上涨;相反,他证明,只有对于有机构成在一般水平以下的资本生产的那些商品而言,价格才上涨,对于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来说,价格一定下落,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价格总额不变而利润额和利润率降低。
        可是,这种有关的结论导致李嘉图专门集中研究工资和利润的反比,而且就他和马克思对积累的分析来看,产生了很大分歧。首先,李嘉图倾向于忽略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也在利润率的决定中起关键作用。因此,他倾向于把支配利润率的规律归结为支配剩余价值率的规律。这个同一疏忽也促使他忽视固定资本(机械化)在生产过程中在造成和维持失业劳动者的后备军方面的不断增长的作用。虽然李嘉图承认,机器有时可能代替工人,但他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积累吸收的工人多于它“释放”的工人。因此,他通常反对救济贫民的做法,理由是、不如把钱花在投资上,这样变可以造成平衡,增加就业。最后,虽然马克思和李嘉图两人都坚持,资本主义积累以利润率趋于下降为特征,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却相反。在李嘉图看来,增加就业就会相应地增加对基本消费品,特别是农产品的需求。这就有必要求助于耕种生产率比以前使用的土地要低的新土地,在李嘉图看来,这将提高地租在总剩余中所占份额而降低工业利润的相应份额。所以,这种制度的发展会造成利润率随着工人所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率的下降而长期下降,这时候,尽管比较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归于地租,但劳动力的价值会提高,而剩余价值率则会下降。其次,李嘉图怎样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认识到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对于利用劣等地可能起的抵销作用。可见,李嘉图对利润率降低的预料,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吝啬的基础上,而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降低的趋势是由于积累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种情况会造成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全面的利润率却会下降,因为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形式必然促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越来越快。
        另一个重大分歧同危机问题有关。因为李嘉图把货币设想为便于交换的单纯手段,他倾向于把交换本身看成产品同产品的直接互换。在这种场合下,一件好的供应品的生产意味着,它的所有主自然拥有用它换取其他物品的手段。所以,如果排除局部的干扰或偶然因素,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萨伊定律)。马克思指出,一旦使用货币,这个论点就站不住了,因为生产某物并不保证它能换取货币,拥有货币也不意味着要花掉它。因此,货币是危机的可能性的根源,李嘉图对这一点完全没有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最终只导致萧条,而据马克思看来,同样的机制也还是周期性危机的必然性的根源(参看经济危机;货币条目)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李嘉图超越于斯密的地方在于,他把地租看成财富的纯粹转移,而不认为它本身就是价值的源泉。但是,李嘉图只通过土地的不同肥沃程度来解释地租,这样,他只解释了级差地租而没有解释绝对地租。在马克思看来,绝对地租产生于土地私有权对资本投资的障碍(参看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条目)。
        对李嘉图的著作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评价,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不一样的。像多布和新李嘉图学派这样一些作者倾向于尽量缩小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分歧,认为他们的生产价格理论实质上相同,二者的分析归根到底建立在实际剩余(physical surplus)范畴之上。另一方面,像斯威齐、希法亭、佩特里这样一些作者则坚持说,马克思和李嘉图的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适用范围,李嘉图注意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而马克思只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感兴趣。这个观点似乎是不充分的,如果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没有把对积累的分析同建立在它上面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价值概念就失去它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从而在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没有真正的地位。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与马克思的著作的联系的比较正确的评价,可以在鲁宾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二者都强调了价值对于马克思的全部分析的关键作用。
(PG)
        参考书目
        ①M.多布:《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学说》,1973年英文版。
        ②鲁道夫•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1904),
             载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949年德文版。
        ③F.佩特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社会内容》,1916年德文版。
        ④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1973年英文版。
        ⑤R.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形成》(1968),1977年英文版。
        ⑥I.I.鲁宾:《经济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⑦安•沙克:《从马克思向斯拉法的转变》,1980年英文版。
        ⑧保•斯威齐:《给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写的序言》,
             载《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949年英文版。





以下词条由double校订,感谢

A


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ur)


由于一个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两重性。第一,任何劳动的行动都是“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据这样的考虑,劳动是“有用劳动”或“具体劳动”,它的产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劳动活动在这方面“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上,第56页)。第二,如果把劳动行为的特定性质撇开,任何劳动就被看作是纯粹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单纯的人类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同上,第57页),从这方面考察,人类劳动的耗费所创造的价值,叫做“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互不相干的活动,他们是同一活动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作了如下总结: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看,是人类劳动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同上,第60页﹞

他强调指出,“这一点是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他首先阐明和论证的(同上,第55页)。

可是,关于马克思通过怎样的抽象思维程序来发现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相当大的争议。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同上,第57页﹞的生理耗费时是以时间单位来衡量的,这意味着可以把价值解释为具体化的劳动的系数。但是,他同样坚持认为,“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并强调指出,“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同上,第61页﹞。

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使生产这些商品的私人劳动变为社会的劳动﹝这是等价形式的一个独特性﹞;作为抽象劳动的劳动,只有在这种劳动的产品交换中来实现其等同。从表面上判断,这两种观点并不容易一致。

首先考虑“生理上的”解释。斯蒂德曼从马克思著作中引用一系列话来证实他的观点,他写道:

可见,所讨论的对象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通过市场货币流通“使其沟通的”商品生产经济,并只涉及到社会必要的、具有平均技术和强度的抽象社会劳动,这些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可以说,“价值量,是具体劳动的时间量。这一陈述精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见解,它并不能由于指出马克思更关心“价值的形式”、“抽象社会”劳动的性质,以及“一般等价物”的事实而改变(见“参考书目”○7,第211页)。

沙克的论断是属于同类型的。他论证抽象劳动的概念不是一种精神的概括,而是真实的社会过程即劳动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中渗透了商品关系。因为“当人类劳动被引向商品生产时,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获得的性质”(见“参考书目”○6,第273页),所以,在商品生产中,劳动“从一开始就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同上,第274页)。而且,这里就含有这么一个意思,只有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能计算具体化的劳动的系数,这也就是价值表示的意义。此外,沙克还辨别了决定产品总价值、商品的单位的社会价值及其调节价格的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所耗费的实际总劳动时间,以及说明调节价格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用来去满足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需要的总劳动时间的不同(同上,第276—278页,并参看社会必要劳动条目)。

对于这种观点,批评家们则认为它与李嘉图的共同之处多于它跟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参看李嘉图和马克思条目)。把价值仅仅看作是具体化的劳动,必定会把不同类别的劳动变成可通约的,从而能把它作为总计的手段。但是,由此也就不存在把价值范畴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用法。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量的凝结,那末,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他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把具体化的劳动变为抽象劳动的抽象,是一种社会的抽象,是一种很能表现资本主义特点的真实的社会过程。抽象劳动不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商品关系来把不同类别的劳动简化为共同的时间尺度的方式,而是在真实交换中的一种真实存在。鲁宾认为,在这里一定不能把交换放在它的特定的意义上来考虑,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应当比较一般地把它看作是生产过程本身的一种形式(见“参考书目”○5,第14章)。只有在交换过程中,不同类别的具体劳动才能转变为抽象的和同一的劳动,私人劳动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是通过市场来做到的,因此对于抽象劳动来说,是不可能事先确定出来的。科莱蒂则进一步论证,不仅抽象呈现于真实的交换,而且抽象劳动还是异化的劳动,交换提供了在抽象平等和劳动力具体化形式中的社会统一的因素,而其中人的主体性却被剥夺了(见“参考书目”○2,第82页;不同的观点见“参考书目”○1)。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多数的争议中,关于抽象劳动性质的争论是个核心(例如希梅尔韦特的见解,见“参考书目”○4)。总的看来,具体劳动学派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价格产生自劳动时间的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强调辩证法和方法论是不恰当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劳动学派则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马克思如何运用他跟黑格尔对抗的成果来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实行决裂的,以及如何确定采取一种辩证法的方法来代替一种形式逻辑的方法以解决在价格产生的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参考黑格尔和马克思;生产价格条目以及相关条目中有关转化问题)。   
            
(SM)

参考书目        

○1克里斯•亚瑟:《辩证法和劳动》,载约翰•梅法姆和大卫—希勒尔•鲁宾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问题》,第1卷,1979年英文版。
○2卢西奥•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1972年英文版。
○3戴安内•埃尔森:《劳动价值论》,载《价值一资本主义劳动的体现》,1979年英文版。
○4苏珊•希梅尔韦特和西蒙•莫恩:《真实的抽象和反常的假想》,载伊恩•斯蒂德曼等编《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5I.I.鲁宾:《关于马克思价值论的论文集》(1928),1973年英文版。
○6安瓦尔•沙克:《代数学的贫困》,载伊恩•斯迪德曼等编《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7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
○8约翰•威克斯:《资本与剥削》,1981年英文版。




积累(accumulation)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资本论》第1卷,第6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揭示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使命或推动力的。马克思尽管引用了上述的宗教喻义,但他没有象维贝尔那样把积累看作是新兴的新教徒节俭道德的结果。他也没像以效用学说为依据的新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提出的那样,把积累看作是为了在将来消费中追求主观爱好的满足而牺牲目前的消费的节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必须积累并不取决于个体资本家主观爱好或宗教信仰,而是决定于资本的本性。

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迫使单个的资本家去进行积累。因为资本是自己增殖的价值,所以至少要维持它的价值。由于竞争,资本不可能仅仅靠维持自身价值来存在,除非它还能增殖。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竞争机制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最初,积累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以创造雇佣劳动(参看原始积累条目),同时生产方法则维持不变。对于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继承和适应下来的不发达的生产方法来说,积累无论对于保证劳动大军的扩展,为生产提供原材料,以及确定在劳动管理中所许可的经济规模,都是必要的。在工场手工业中,积累对于使雇佣劳动在分工和协作中保持适当的比率来说是必要的。至于在机器和大工业中,积累为必要的固定资产的添置,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扩大使用提供了条件。

可是,积累并不仅仅是生产和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之间的一种关系。积累也是一种再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考察了资本的流通,在《资本论》第1卷中这方面考察则较少。再生产是作为一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维持不变的简单再生产来加以考察的,而这种简单再生产则又体现为一种不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否生产规模都将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无论是简单还是扩大再生产,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必须从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确定一定的比例,这一点则在再生产公式中加以考察。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分配(以及再分配)的全面考察来分析积累。在早期发展阶段,积累的基础是资本积累;在晚期发展阶段,集中(参看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条目)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资本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被加以利用。这需要有一个发达的信用体系作为先决条件。当积累的目标在于提高生产能力时,其实现的机制便是通过信贷。这就必然形成生产资本的积累和金融资本的积累的分离。这也就是形成虚假资本的基础,这种情况,当积累遇到无法克服阻碍剩余价值生产持续扩展的障碍时,它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强化。另外,资本的集中和积累的不平衡本身也是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一贯强调的那样,积累的过程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牵涉到诸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国家作用的转变这样一些社会关系的一般发展情况。

在马克思看来,积累过程决不是平坦的、协调的或单纯的发展过程,它时常要被危机和衰退所打断。但是,资本积累的障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依据资本主义矛盾的强化程度而变动的,这种矛盾可以暂时被解决,从而出现一个扩展的新阶段。分析这样一种矛盾强化的发展,是马克思按照利润率趋于下降趋势的规律所作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跟这种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基础的规律相联系的发展的本身,则又跟对它是起抵消作用的种种影响发生矛盾。在这里,马克思就将自己跟李嘉图和斯密区别开,李嘉图认为利润率下降决定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斯密则认为关键在于市场的有限范围。

马克思在经济分析中,把相当大一部分力量用来分析积累过程的形式与结果,在这方面他借助于逻辑上和经验上的研究。他区别了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了劳动过程自身的规律。他还考察了积累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作用。由于机器和机器生产,迫使其他生产方式采取极端剥削方式来保持竞争。机器和机器生产本身创造了劳动后备军及其相关联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随着一部分沉滞的劳动阶层在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同时,他们的按照官方标准的贫困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另外,甚至工人阶级在力量上不断组织起来并通过工会的组成来对抗积累的时候,他们也蒙受丧失技能之害并受机器的支配。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一些像列宁这样的人认为垄断是强化了而不是否定了竞争,从而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另一些作者们则倾向于强调积累过程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而不顾其综合的总体性。消费不足论者强调指出一种萧条的趋势,认为垄断取消了竞争并对投资起了强制作用。因此,市场需求的不足就成为注意的中心(如凯恩斯的理论)。这方面,卢森堡的观点经常地被引证,虽然她还强调了军国主义的作用。这一思想路线较为近期的代表是巴兰和斯威齐。另一些秉承新李嘉图主义和斯拉法主义传统的人,则把积累看作像是一种公理的东西,以此来追随马克思,但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分析中忽略了把强制因素结合到积累中来,这就使他们没有能够自圆其说。竞争只是为了使利润率和工资率趋于平均。因此,工资就被看作决定积累进度的关键。在生产率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工资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积累就受到威胁。

(BF)




阿德勒,麦克斯(Adler,Max)


1873年1月15日生于维也纳,1937年6月28日在维也纳逝世。

阿德勒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后成为一个律师,但是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上,以后从事大学校内和校外的教学工作,并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的活动。1903年,在卡尔•伦纳和鲁道夫•希法亭的协助下,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所工人学校;1904年他和希法亭创办了《马克思研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他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联系,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委员会的运动。他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期刊——《阶级斗争》的撰稿人,从1927年该刊创刊以来就经常为它撰稿。阿德勒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试图建立一种作为社会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在科学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和恩斯特•马赫的实证论的强烈影响。此外,他的著述还广泛地涉及其他的主题,发表了有关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变化、知识分子、法律和国家﹙批判凯尔森的纯粹法律理论﹚等问题的论著。(参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1麦克斯•阿德勒:《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年德文版。
○2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学意义》,1914年德文版。
○3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论社会学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区别》,1922年德文版。
○4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1930、1932),1964年德文版。
○5叶冯•布尔代:为麦克斯•阿德勒《民主和工人委员会》一书写的导言,1967年法文版。
○6彼得•海因特尔:《学说与意识形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麦克斯•阿德勒的哲学中的反映》,1967年德文版。




阿多尔诺,西奥多(Adorno,Theodor)

1903年9月11日生于法兰克福,1969年8月6日在瑞士的菲斯普逝世。

从中学起,阿多尔诺在哲学和音乐两方面兴趣就同时增长。1924年,他通过研究胡塞尔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追随奥尔本•柏格和爱德华•斯特尔曼在维也纳学习作曲和钢琴。1931年,他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但是,由于纳粹主义的出现,他离开德国去英国。4年以后他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研究所(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1953年他随同该所回到法兰克福,当上教授并成为该所的一位所长。阿多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有很大的独特性。他的有关现代社会的一些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是稀奇古怪的。他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被官僚体制、行政管理和专家统治所编织的罗网网住。个性只是过去的事情:资本集中、计划化和群众文化的时代已经摧毁了个人的自由。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已经消失和死亡。社会和意识是“完全物化了”,它们看来似乎具有自然对象的特性——占着特定的地位和不变的形式(参看物化条目)。

但是,如果抛开形式来考虑内容的话,那是不能完全理解阿多尔诺的思想的。通过“激烈冲击的表述方式”、“惊人的夸张”和“戏剧性的强调”,阿多尔诺希望能削弱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条件使社会的世界重新变得可以辨认。他广泛地采用散文和格言形式(这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书中表现得最清楚)来直接地表现他所关心的要破坏他所认为的封闭思想体系(如黑格尔的唯心论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防止一种对社会不加反思的肯定。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即要求读者不仅仅是冥思苦想,而是要为创造性的重建进行批判性的工作。他要求保持和产生独立批判的能力,并有能力接受社会激烈变动的可能性。

阿多尔诺著述涉及领域是惊人的。他的选集 (现在以一种标准版问世)合计达23卷(见“参看书目”○7)。这里的论著是横跨各领域的,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研究和文化批判。在他的成果中,有对所有哲学基本原理的挑战性的批判并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见“参考书目”○7),有对工具论的起源和本质的重要分析(见“参考书目”○8),有关于美学哲学的论著(见“参考书目”○6),还有许多关于文化的独创性的研究,包括对申贝尔格和马勒这样的人物的分析(见“参考书目”○1),以及对现代消遣娱乐产业的论述(见“参考书目”○5)。

(DH)

参考书目

○1西奥多•阿多尔诺:《现代音乐哲学》(1949),1973年英文版
○2同上作者:《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1974年英文版。
○3同上作者:《多棱镜》(1955),1967年英文版。
○4同上作者:《社会学和心理学》(1955),1967、1968年英文版。
○5同上作者:《文化工业的再思考》(1964),1975年英文版。
○6同上作者:《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5年英文版。
○7《西奥多•阿多尔诺全集》,共23卷,德文版(1970年起)。
○8西奥多•阿多尔诺和麦克斯•豪克海默:《启蒙辩证法》(1947),1972年英文版。
○9西奥多•阿多尔诺等:《极权主义的个性》,1950年英文版。
⑩苏珊•巴克—莫尔斯:《否定辩证法的由来》,1977年英文版。
○11尤根•哈贝马斯:《哲学政治学概论》,1971年英文版。
○12吉利安•罗斯:《忧郁科学》,1978年英文版。





罗易,马纳卡德拉•纳特(Roy,Manabendra Nath)

1890年左右生于孟加拉,1954年1月25日在台拉登逝世。
        罗易是第一代印度共产党人之一。很早卷入他故乡孟加拉的革命运动,1910年第一次被捕。1915年,他离开印度,在美国对社会主义有初步认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国,1920年被派赴塔什干为印度革命者组织训练中心。当年,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崭露头角,会上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一部分是他起草的,虽然经过列宁修改。当列宁对亚洲主要人口为农民这一事实有深刻印象的时候,罗易深信,不管怎样,印度存在一个迅速增长的工人阶级,能够进行政治领导。与此同时,他幻想大规模的工业化正在开展,从而使他相信印度资产阶级会满足于它现有的种种机会。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与当时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中间阶级的民族运动打交道。列宁却主张独立地与它合作;但是否可能或应当有共产党人同“民族资产者”之间的联合,一直仍然是殖民地国家中的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在印度建立一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困难的过程,罗易不可能很容易与发展情况保持接触,虽然他始终是乐观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一部书阐发了他的下列论点:英国政府和印度资产阶级更加接近,因为前者对群众的动荡惶惶不安,要用让步的办法来争取后者。由于坚持这种理论,他同共产国际官方的想法多少有些脱节,但是在1927年危机期间,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无法把中国的年青的党从孤立和失败中挽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声望使他足以担任派驻中国的代表。次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重申他的下列信念:印度正在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他还把它的农业说成是处在根本转变关头。他从这里推断出向资产阶级作更大的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认为这将导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非殖民化的局面。在工业问题方面,他得到大多数英国代表的支持,于是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罗易作出的经济和政治结论都被否定。由于这一点以及他在中国没有成功,他终于失意了,1929年7月他被开除。1930年他回到印度,从1931年到1936年他在狱中。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站在反法西斯立场支持英国政府;从此,他脱离马克思主义,渐渐趋向一种自由主义。他的一些早期著作还是引人入胜的,虽然由于他主要靠自学成才,他的作品显得缺乏系统性。他论述唯物主义的一部著作(见“参考书目”⑥),首先讲希腊人和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一直谈到20世纪的物理学问题。这部著作表明他在一些地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持批评态度──“马克思走得太远”(见该书第199页)。他在关于中国的一部著作中企图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如果作为在马克思主义者刚刚处在探索初期的领域的一种开拓性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参看民族主义;革命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桑卡•高土:《印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主义》,1973年英文版。
        ②索布汉拉尔•达塔•古普塔:《共产国际、印度和殖民地问题,1920—1937》,1980年英文版。
        ③约翰•P•海思柯克斯:《印度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马•纳•罗易和共产国际的政策(1920—1939)》,
             1971年英文版。
        ④马•纳•罗易:《转变中的印度》,1922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20世纪30年代),194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唯物主义──科学思想史纲》(1934),1940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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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ruling class)

“统治阶级”一词合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曾经加以区分的两个概念,虽然他们没有系统地说明。第一个概念涉及经济上统治的阶级,它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统治和支配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第二个概念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现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势必运用国家政权,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进行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统治(他使用领导权一词)和政治统治本身或国家政权之间作了最清楚而明确的区分:“我们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层次’: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机体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次一方面适应统治集团在社会上运用‘领导权’职能,另一方面适应通过国家和‘法定’政府运用的‘直接统治’或控制的职能”(《狱中札记》,英文版,第12页;并参看第2篇第2章《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详细分析)。近几年来,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阐明的人们,主要关心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一般文化影响)在维系和再现阶级统治中的特殊作用。葛兰西明确地承认它的重要性,但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认为它主要说明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的阶级意识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处于从属地位。据说,“统治的意识形态”——它的要素没有得到非常确切的说明——保证了“平息”社会冲突、比较全面地把工人阶级吸引到现行社会秩序中去,而排斥公开讨论任何激进的、替换的社会生活概念。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能做到的事情;然而,统治的意识形态论点本身也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对“经济关系呆滞强制”、政治上的镇压、顺利的改良主义来说,则是夸大了思想的影响作用(见“参考书目”①)。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阶级统治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新近的一些研究作品中(例如,“参考书目”⑤和④),极力强调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据说,阶级统治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国家政权,国家也不能完全被看成只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另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进而把经济控制同政治分开,而且,例如米尔斯宁愿用“权力精英”一词(见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而不愿用“统治阶级”一词(参看精英条目)。
        另一些问题,是由于在社会的特定历史形态下识别和鉴定统治阶级而提出的。在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中,多布提出了在14世纪后期和17世纪之间的欧洲封建社会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在进行统治的问题(见希尔顿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976年英文版),类似的问题还能从其他方面提出。在古代社会或亚细亚社会,一个统治阶级的确切特征是难于描绘的。就资本主义社会来看,不妨问一问在20世纪后期它们是否完全像在19世纪一样被资产阶级所统治呢?或是说,是否统治阶级现在包括资产阶级分子、技术统治分子和官僚分子(像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定义可能暗示的那样),同时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组织的抗衡力量的增长而与各种从属阶级和集团处于不同的关系呢?最后,人们经常提出关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一个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参看阶级条目;并参看“参考书目”③)。这些问题乃是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争论的核心问题,而且引起种种理论澄清的新的尝试(见“参考书目”⑤、⑥以及一些比较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作品,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作品(见“参考书目”②、④)。
                     (TBB)
        参考书目
        ①尼古拉斯•阿伯克朗比•斯蒂芬、特纳•希尔和S.布莱恩合著:《统治的意识形态论点》,1980年英文版。
        ②G.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67年英文版。
        ③乔治•康拉德和伊凡•斯泽兰尼:《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④拉尔夫•米里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1977年英文版。
        ⑤尼•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英文版。
        ⑥戈兰•塞博恩:《统治阶级统治的时候干些什么?》,1978年英文版。
        
俄国公社(Russian commune)

     俄国公社是古代俄国农民的一种共同体,其中土地不可分割地归公社所有,一般根据各户男性成年人数量,定期重新分配给各户。它最初被亚历山大•赫尔岑誉为平均主义的分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萌芽制度,后来,几乎被一切革命的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当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破坏,可以实现俄国向世界表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特殊使命的途径。他们认为,公社保持了俄国农民的天然团结和社会主义本能。自由公社的联合可以取代专制的国家,为古代俄国社会制度同现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奠定基础。
    在俄国评论家(米海伊洛夫斯基和查苏利奇)敦促下,马克思承认,至少俄国有可能避免公社土地占有制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恶劣弊病。在他看来,公社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土地公有制,另一方面是应用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动产的私有制。因此,它可能向每一方向发展。农民公社问题使他对他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澄清。1877年他认为,从原始公社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后到社会主义,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抽象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参看历史唯物主义;发展阶段条目)。他无意于在《资本论》中创立“最大优点在于超历史的一种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他也曾指出,公社的前途大大取决于俄罗斯国家的政策。他的一般结论是:只有沙皇制度被推翻,进而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公社的社会主义潜力才能实现。
     马克思的这种评价,给民粹派的唯意志论政策所带来的慰籍要比给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劳动解放社中侨居国外的支持者带来的安慰要大,因为普列汉诺夫这时已经作出结论说,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化已经把公社破坏到如此程度,以致使它难于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关于农民公社的争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进行着。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民粹派论点的最充分的驳斥,但是这个争论在20世纪头20年中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NH)
   参考书目
  ①P.W.布莱克斯托克和B.F.霍斯里茨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对欧洲的威胁》(包括以上引用的文章和信件),
    1952年英文版。
  ②A.赫尔岑:《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1852),载《哲学著作选》1956年英文版,第470─502页。
  ③弗•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参看第2章第12节和第3章第11节。
  ④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分歧》(1885),载《哲学著作选集》,1961英文版第1卷,特别参看第3章。
  ⑤F.文图利:《革命的根源》,1960年英文版。





S

萨特,让—保罗(Sartre,jean Paul)

        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
        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评论家。从他对种种事件的直接影响来看,可能是现代最有影响和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他是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者,经常和各种现行的权力和制度发生冲突。为了力求不让自己被“制度化”,他拒绝一切官方荣誉,其中包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荣誉勋位,甚至诺贝尔奖金。他曾经有好几年是法共的同路人,他试图从外部影响它的政策,他首先是1956年在匈牙利问题上(参看《斯大林的幽灵》一书),然后1963年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跟党发生争论,最后在1968年五月事件上导致彻底决裂。在1968年五月事件以后,他支持毛派和其他小派别,对未来提出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他临终颇为孤独,当时“新哲学家”已在法国流行,但是为他送葬的行列有数以万计的人们参加,悼念的颂词来自世界各地,因为他在积极参与政治时期曾经满腔热情地支持过各种事业。
        萨特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30年代曾经讲授哲学,开始发表一种独特的哲学和文学混合物《真理的传说》,后来又发表了《作呕》得到了大大的好评。文学的号召力始终是他的一切著作的显著特征:不仅是长篇小说,如他的一组小说(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和他的扣人心弦的剧本(《禁止旁听》,1945年;《肮脏的手》,1948年;《魔鬼和上帝》,1952年;《奥尔托纳的争议财产》,1960年;而且他的传记作品(《博德莱尔》,1946年;《圣热内》,1952年;《自传》,1964年和《家族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1971年)。他的许多批评文章(收集在1947至1976年间的十卷末《情景》中),甚至他最抽象的哲学著作,从《自我的超越》(1936年)到《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都是如此。
        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维护一种为一般人可接受的、政治上积极的存在主义。他受到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影响,宣扬一种“自由哲学”,以便有可能坚持每个人对“整个人类”完全负责。在他的早期著作《感情理论提纲》中,他提出一种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意识和自由概念,而在《存在与虚无》这部“现象本体论”的巨著中,他又通过“坏的信仰”这一概念进一步阐发了相同的观点。在后一著作中,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来阐明自为的本体论孤独性(第456页),坚持认为“他物是一种除开它容许在我们经验中实现的统一以外没有论证的一种先验的假设”(同上,第277页)。
        在他同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和睦相处时期,萨特着手制定通过《辩证理性批判》(原拟为“历史理性批判”)“使历史可以理解”的计划。但是,既然保持了《存在与虚无》中的本体论孤独性来作为他的历史和人类学思想的基础,他的原定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计划”(萨特语)结果变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康德主义著作,它限于研究“历史形式结构”的循环性,而从来没有实现在第二卷中所许诺的去展示“关于历史……它的动力和它的非循环方向的现实问题”(同上,第817页)。
        萨特的最大影响是作为一个满腔热情的道德家。在这个意义上以及其他几种意义上,在强烈感染他的时代的道德和精神面貌方面,他的著作令人想起伏尔泰的著作。
                    (IM)
        参考书目
        ①雷蒙德•阿隆:《历史和暴力辩证法》,1973年法文版。
        ②西蒙•德•布瓦:《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7),1964年英文版。
        ③乔治•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48年英文。
        ④安东尼•曼塞:《萨特》,1966年英文版。
        ⑤赫伯特•马尔库塞:“萨特的存在主义”,载《哲学和现象学研究》,1948年英文版第4期。
        ⑥莫里斯•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55),1973年英文版。
        ⑦依斯特万•梅查洛斯:《萨特的著作》,1979年英文版。
           ⑧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1972年英文版。




科学(science)

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在两种形式下出现:(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或自以为代表的某种事物;(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着手说明(而且有时甚至是改变)的某种事物。在第一种形式中,科学是一种价值或规范,在第二种形式下,是一种研究和调查的主题。从前一种内在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又牵涉到或预先假定一种认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从后一种外在方面看,它构成一种历史社会学。由于存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科学,一种适当的认识论将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范围;但是又由于存在科学以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便具有较大的外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中,许多与科学概念有联系的问题,都产生于无法调和和维持上述有关科学的这两个方面。因此,牺牲(二)而强调(一),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即使科学研究脱离社会历史领域,随之缺乏历史的反思;牺牲(一)而强调(二),则会导致历史主义,即把科学归结为历史过程的表现,随之产生判断上的相对主义。
    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身上都存在: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在从事创立一门科学,于是预先假定某种认识论的立场;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学,包括他自己的科学,都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中一种假定的原动力。从历史上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所指的是,他把科学看成一种进步的、潜在的和实际的解放力量,可以增加人战胜自然界和他自己的命运的能力。从认识论上说,马克思乃是或至少成为一个与现代科学的实在论接近的意义上的实在论者,他懂得(1)理论的任务在于以经验为根据再现产生社会经济生活的明显现象的种种结构的适当原因,经常有别于它们的自发的表现形式;(2)这些结构在本体论上无法归结为它们所产生的现象,而且通常与它们所产生的现象相异,所以承认现实的分层和分化;(3)它们在思想上适当的再现,依赖于对以前存在的理论和概念,包括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对被考察的现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批判的改造;(4)承认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一种实际的艰苦的活动(在“及物方面”)与承认“仍然是在头脑之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的这种认识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的活动(在“不及物方面”)并行不悖。在马克思看来,认识的历史性和认识对象的实在性没有矛盾,二者倒应当被视为被认识的对象的整体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对于科学的看法的这两个特殊重点──历史的理性主义和认识的实在论──,在支配着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被保留下来,但是以愈益庸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应当说,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的先例)。所以,以历史的进化论或机械的唯意志论模式出现的一种十足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工艺胜利论和把思想设想为对实在的反映或复写、用一元论的宇宙论来解释的一种庸俗的或直观的实在论盛行起来。至少,从恩格斯起,马克思主义已经使用辩证法概念来表示它和唯物主义的题材的“历史性”,来说明它的方法的“科学性”。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被颇为机械地(而且是超自然主义地)结合起来的东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裂为对立的辩证的(主要是反自然主义的)思潮和唯物主义的(主要是自然主义的)思潮──前者表现出历史主义和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后者表现出唯科学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倾向。
    辩证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派别,即(I)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黑格尔历史主义,(II)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III)勒费弗尔、萨特、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的人道主义。它们所强调的重点逐渐地转移,把科学从作为神秘化的源泉看作是一种支配力量的科学,以及看是在诠释上不适用于人类世界的一种科学。就(I)而言,卢卡奇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被预先安排得与科学方法相协调这一事实中,存在很成问题的某种事物”(见“参考书目”⑤,第7页)。在他看来,在整体化为零碎的(原子化的)事物的那种科学,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的一种表现;而历史唯物主义同这种科学是对立的,因为它以具有它自己的总体化的方法为特点。科尔施和葛兰西也有类似的论点。再看看(II),在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中,科学开始跟一种工具性的理由或利益联系起来,后者被看成是(至少在社会领域内)一种比较直接的压力,而与作为解放的、美化生活的或是解除压迫的工具性理由或利益相对立。在 (III)这方面,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倾向于一种比较明显的二元论,认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照之下,社会调查方法具有特殊的解释性、辩证性等等。所有三个派别的共同点是对科学都有一种实证主义的误解(参看实证主义条目)。在及物方面,强调人的实践而忽视超越事实的效用;在不及物方面,则导致认识上的唯心主义,判断上的相对主义,实践上的唯意志论和(或)历史悲观主义。
    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如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一直倾向于或是把科学摆在历史过程之外(如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主义”中),或是把历史科学化,超自然主义的理性化(如在德拉—沃尔佩的著作中);在认识方面,存在一种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超越的哲学立场,如理性主义(阿尔都塞)、经验主义(德拉—沃尔佩),或康德主义(科莱蒂)的倾向。然而,这一批人的功绩在于承认: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管它还是其他什么,乃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某种哲学、世界观或实践方法。
   对科学的内在和外在方面的评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独立地位和作为一种实践的相对独立地位的问题摆进了科学领域和社会总体中。更明确些说,重视认识的方面,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然主义的熟悉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论述和实践、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实践,是怎样地一方面区别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和实践,另一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和实践──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作的特殊独立地位的问题。重视历史的方面,提出了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地位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就会难于夸大。例如,究竟是科学本身或只是它的应用是一种生产力?如果科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怎样设想它的相对独立地位?也许自然科学是一种生产力,而社会科学却是注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消亡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能否存在一种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如波格丹诺夫和葛兰西(还有李森科,参看李森科主义条目)所设想的,还是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呢?或是后者本身,如希法亭所认为的,就是措词上的矛盾呢?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中,科学知识的发展同在科学的劳动过程中为实现工人监督而进行的群众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最笼统地说,这些事情同未完成的人类解放大业的关系又是什么?(参看决定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真理条目)。
             (RB)
   参考书目
   ①罗依•巴斯卡尔:《科学的实在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②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
   ③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1年英文版。
   ④D.勒库特:《无产阶级科学?》,1977年英文版。
   ⑤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⑥H.罗斯和S.罗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1976年英文版。

科学和技术革命(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苏联和东欧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广泛使用的这个术语,显然指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用这一术语的人们坚持说,要从“一定的社会制度特有的社会关系”来考察科学和技术革命(见“参考书目”⑤),并“把它同正在兴起的社会革命所依据的深刻社会发展过程联系起来”(见“参考书目”④),但事实上他们的方法赋予生产力以首要地位,认为它是历史的动力,而把生产关系主要看成是派生的东西。此外,在这种观念中,科学被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进步力量,(一旦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歪曲)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的内容丰富的定义(认为它不只是技术的生产,而是人类的、道德的、政治的、涉及合作和组织方式的生产)仅仅被归结为技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革命被认为将增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而增加革命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观念的批评者认为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技术决定论的另一种形式,与经济主义和第二国际的进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相似处,后者忽视阶级斗争的动力而力图描绘“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进程”(见“参考书目”①,第379页,并参看劳动过程条目)。
            (RMY)
    参考书目
   ①E.A.阿拉布—奥格里:“科学和技术革命与社会进步”,载P.M.波斯别洛夫等:《苏联共产党革命理论的发展》,
      1971年英文版。
   ②西蒙•克拉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1977年英文版。
   ③菲利普•科里根、哈维•拉姆齐和德里克•塞耶:《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批判》,
      1978年英文版。
   ④P.费多谢耶夫:《科学和技术革命的社会意义》,载国际社会学协会编《科学和技术革命》,1977年英文版。
   ⑤R.里希塔:《科学和技术革命》,载同上书。
   ⑥罗勃特•M•杨格:《科学是社会关系》,载《激进科学杂志》,英文版197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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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从狭义上说,自我管理指工人直接参预各个企业的基本决策。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化(归工人团体或整个社会所有);工人在较小的团体中直接地而在较大的团体中则通过他们在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决定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基本问题;技术业务管理归他们主持、监督。从广义上说,自我管理是整个经济的民主组织形式,由若干级委员会和大会构成。各个企业的主要工人委员会向整个部门和整个经济的上级机构派遣代表。在每一级上,自我管理机构是负责方针的制定、实施和相对独立的企业之间实行协调的最高权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我管理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结构。在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教育、文化、科学研究、医务等等),基本决策掌握在根据生产原则和地区原则组成的各级自我管理委员会和大会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越出国家的范围。自我管理机构成员从自由选举中产生,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可以罢免和轮换,没有任何物质特权。这就结束了传统的国家、作为统治上层人物的官僚政治、作为异化的权力范围的专门的政治。保留下来的职业专门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是自我管理机构的雇员,完全从属于前者。自我管理涉及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主。与议会民主相比较,它不局限于政治,而是扩及经济和文化;它强调分权管理、直接参与和为了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协调而授权。政党丧失了它们的统治职能和寡头政治结构;它们的新使命在于教育,表达不同的利益,制定长远规划和寻求群众对这种规划的支持。
       关于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作的最早主张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毕舍、勃朗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之父蒲鲁东提出  来的。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工人阶级的联合体将要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参看《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解释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自由观念:“……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且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勒克律、马拉特斯塔)阐发了以自治团体的联合来取代国家的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提供了工人的纵向联合主张。工团主义主张由工会进行管理,这是对先锋队政党的领导权要求的一种重要的替换物。然而,独立的工会的正常作用似乎是维护工人利益和培养工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监督那应当独自负责决策的自我管理机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无论成功与否,从巴黎公社到波兰的团结工会,多少自发地创造了一些自我管理机构。特别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那里自我管理的初步形式(与自由化的党政治制度并存)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斯(参看委员会条目)。
               (MM)
       参考书目
     ①G.D.H.柯尔:《工业中的自我管理》,1920年英文版。
     ②安东尼奥•葛兰西:1920年发表在《新秩序》上的文章。
     ③同上作者:《狱中札记》(1929—1935年),1971年英文版。
     ④S.霍华特和M.M.马尔科维奇:《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1975年英文版第1、2卷。
     ⑤卡尔•科尔施:《工人委员会的劳动法》,1968年德文版。
     ⑥安东•潘涅库克:《工人委员会》,1970年英文版。
     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1958年英文版。
     ⑧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1970年英文版。
     ⑨A.J.托普汉姆和肯•科茨:《英国的工业民主》,1968年英文版。







农奴制(serfdom)

农奴制(serfdom)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地主或国家的强制,是农奴制的必要条件,然而,强制在法律上却可能合法化。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农奴制被认为要保证的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转让。在他们看来,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农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靠住户的家庭劳动进行的,分工取决于年龄和性别。农民实际占有他们很少的土地资源,但却不是所有者。所有者通常靠强迫农民把他们的剩余劳动转移到领主领地上来取得他们的收益。这种榨取形式是公开的和明显的,每周六、七天内有两三天要用在领主土地上,其余几天留给农民份地。这同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主从雇佣劳动者那里取得的隐蔽的剩余价值是鲜明对比。
  农民份地的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本身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马克思补充说,按照习惯势力,农奴的劳动(或是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逐渐趋于固定,但各户的家庭劳动在强度和生产率方面可能不同,有助于农户产生它们自己的盈余并添置财产。
   某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农奴和劳役地租等同起来,随后又把这种榨取剩余的形式和封建主义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其根据则是认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由欧洲封建经济的历史发展而来着眼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发展的。事实上,农奴制从领主(或国家)用以获得农民的剩余的非经济强制的意义上说,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在古代中国、印度、法老时代的埃及、古希腊罗马、近代东欧、中世纪西欧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往往都可以看到它。
   然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农奴制有很多史料,可以作为统治阶级从农民生产的剩余中榨取收益的社会的适当典型。这个富有史料的时代也提出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和情况,没有自由的农民往往构成农民人口的重要核心,而他们经常只占少数。作为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多数人具有自由的法律地位,尽管他们在对享有管辖权的领主和国家缴纳地租、赋税以及其他款项方面负担沉重。这就意味着一种事实上的农奴制和一种法律上的农奴制,诚然,根据情况,一种农奴制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农奴制。
  法律上的农奴制的要点如下。农奴家庭在公法上对于领主是没有权利的。在有关日常社会和经济事务的一切问题上,它服从领主的管辖权。领主还经常拥有警察管辖权,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公共法庭的限制。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束缚在他们的份地(ascripticius glebae)上,领主控制农奴的婚姻和继承。后者包含一笔很重的遗产税,突出了领主对农奴的一切动产的法定权利。也曾作出某种努力控制牲口的市场交易,虽然市场的控制是最低程度的,如果领主要农奴到市场上去赚钱交租的话。如果领主经营他们自己的领地,在强制劳动和运输服务方面也进一步对迁徙自由有所限制。
   根据领主在当地的势力,自由农也可能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这是就贫穷的和中等的农民说的,而不是就富裕的自由人说的。他们并不能逃避领主的管辖权,而且可能像农奴一样服从领主的专卖权(磨面粉、烤面包、榨葡萄酒)。迁徙的自由的多一些,主要的限制是经济方面的。他们具有为他们世代享有的份地缴纳低额地租的较多机会,虽然他们可能要为追加的土地支付很高的市场价格。
   自由和农奴制之间的摆动,决定于不同因素。如果领主需要在他们的领地上实行强制劳动,他们就把他们的自由农变成农奴。在13世纪的英国和16世纪以后的中欧和东欧似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种作法后面隐藏着希望为市场扩大谷物生产之类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领主要吸引农民开拓新的土地,他们就提出占有土地的良好条件作为诱饵。因此,许多东部日耳曼地区和西部斯拉夫地区,在中世纪中叶进入农奴制以前,都看到自由农团体的兴起。此外,领主对现钱的需要,如在12、13世纪的法国,使得不自由的农民有可能购买自由身份,甚至半自由的农民团体有可能购买自治条件。在许多国家中,不自由的以及自由的农民团体曾经对领主进行集体的反抗,以便促使他们把地租保持在固定的低水平上。
   既然法律上的农奴制具有压迫性质,它的存在本身表明,领主必须使用非经济的手段来保证他们取得收益。农民团体,无论是农奴或非农奴的,决不是农奴制统治下的消极臣民,这是农民暴动的历史证明了的。
        (RHH)
   参考书目
  ①M.布洛赫:《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1975年英文版。
  ②R.H.希尔顿:《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衰落》(1969),1982年英文版。
  ③G.德•圣克鲁瓦:《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英文版。
  ④让•博丹协会:《农奴制》,1959年法文版。
  ⑤R.E.F.斯密斯:《俄国农民的农奴化》,1968年英文版。并参看封建社会条目的参考书目。





奴隶制(slavery)

奴隶制(slavery)
        在某种非经济强制下劳动是大部分历史的通例,而且现在仍然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见“参考书目”⑦)。因为奴隶是最为人熟知的和最惹人注目的一种受奴役者,所以通常认为,他也是最普通的一种受奴役者;因此,“奴隶”、“奴隶身份”、“奴颜婢膝”在非劳动方面的比喻的说法,从古希腊以来在西方语言中就存在。但是,事实是,在全部世界史上属于不完全不自由类型的其他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奴隶(虽然确切数字不易得到)。奴隶本身是一种私有物,永远不享有生产资料,不得过问他的劳动,或他的劳动产品以及他自己的再生产。农奴(参看农奴制条目)、债奴、亚细亚社会中多少受束缚的农民、斯巴达的赫洛特以及其他各种受奴役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各个奴隶主通常可以给予他的奴隶以某种特权,直至释放即给予自由。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构成定义上的缺陷或奴隶制的破坏,虽然它们作为奴隶制在任何特定社会起作用的确切方式的标志是很重要的──最明显地表现在古罗马经常释放奴隶而美国很少释放这种鲜明对比上。
        对于奴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受奴役者这个事实,并没有争论,但是,关于强调这种区别究竟是否只是迂腐之见,却存在尖锐的分歧。扼要地说,取舍在于把奴隶制看成“依赖性(非自愿的)劳动”类的一种或是把奴隶制看成类而把其他看成种。甚至那些拒绝作进一步区分的人们都维持奴隶同农奴的划分这个事实,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答案就包含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概念中,农奴是封建制(参看封建社会条目)下的相应的劳动形式,奴隶在古代社会却是与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并存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因素。然而,这就出现复杂的情况。
        首先,在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不仅在曾经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的辽阔的东部地区微不足道,而且在罗马帝国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数省中似乎也是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参看古代社会条目)。那里,处于依赖地位的劳动力不自由的程度不同,但要轻一些;举例来说,他们本身通常不是商品,而且他们往往至少拥有生产工具(见“参考书目”③,第2部分)。换言之,依赖性劳动曾经在具有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些社会中存在和起作用(不管这些社会是不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例如罗马帝国的若干部分)。那么,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要把这样一些社会包括到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单一的社会形态中去,从生产关系上看是否太不相同?
        第二,类似的困难产生于较近研究非洲和亚洲的比较简单的社会的奴隶制的兴趣。在人类学者中间,盛行的方法似乎是在奴隶制的定义中撇开所有权方面和不把没有亲属的“局外人”作为奴隶的特征来回避困难。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者还必须抓住生产方式的差别(参看人类学条目)。所以,米雅苏抱怨说,没有“有助于我们鉴别奴隶制的一般理论”,“认为奴隶制只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的确不明确”(见“参考书目”⑧)。而且莫里斯、布洛赫建议,“我们大家应当有权随意创造或多或少的生产方式来适应眼前的目的”(见“参考书目”○11)。
        第三种复杂情况产生于西半球,特别是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毫无疑义存在奴隶社会(见“参考书目”⑨)。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至于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畸形物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7页)。这种畸形地位当然就是下列区别的关键:西半球的奴隶制是被废除的,古代的奴隶制却不是。美国的奴隶制通过1865年宪法修正案突然终止,被自由劳动所取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在几百年间不是被自由劳动,而是被另一种依附劳动所取代,后者终于演化为农奴制,关于这种演化的过程和速度还是很有争论(例如,见“参考书目”②)。而且它决没有被完全取代,直到中世纪后期,拥有动产的奴隶仍然大量存在,虽然已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见“参考书目”⑩)。
        这种“残余”是社会形态概念中固有的。奴隶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力在西方却是只在几个时期和地区存在。在奴隶社会,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和城市中自由独立的手工业者为数一直不少,特别是在古代世界,他们通常是顺利地实现奴隶的生产必不可缺的(见“参考书目”⑥)。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证明,不在于奴隶的数量,而在于他们的所在地区,即上层人物为了他们的财富依赖他们的程度。
                     (MIF)
        参考书目
        ①C.安波罗和G.普西编:《奴隶制问题》,1982年意大利文版。
        ②P.多克斯:《中世纪的奴隶解放》,1979年法文版。
        ③M.I.芬利:《古代奴隶制和现代意识形态》,198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1982年英文版。
        ⑤Y.加兰:《古希腊的奴隶》,1982年法文版。
        ⑥P.加恩赛编:《古希腊罗马的非奴隶劳动》(《剑桥哲学学会学报》增刊6),1980年英文版。
        ⑦W.克洛斯特博尔:《奴隶制废除后的非自愿劳动》,1960年英文版。
        ⑧C.米雅苏编:《殖民化前非洲的奴隶制》,1975年法文版。
        ⑨R.A.帕德格:《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理论问题》,载《科学和社会》杂志,英文版1976年第40期。
        ⑩C.维尔林顿:《中世纪欧洲的奴隶制》,两卷本,1955—1977年法文版。
        ○11J.L.沃森编:《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制》,1980年英文版。
        (同时参看古代社会条目的参考书目,关于广泛的补充读物,可参看本书目③中所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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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aesthetics)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不到关于艺术的系统理论。可是,这两位作者不但很早而且是终生对美学和艺术有兴趣,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各种概要的论述,成为许多人试图创立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这在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艺术的零散的论述最近已经被收集为若干卷出版,并为一些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发展的书籍所引用(见“参考书目”○1、○5)。由于这些论述本身就很零散,因而在后来作者的论著中出现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则重,也就不足为奇了。本词条首先要简略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出发点以及它们是如何对不同的作者起启示作用的;其次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和这一领域的近著中所包含的若干中心的论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

从马克思关于艺术在本质上是创造性劳动,跟其他(非异化的)劳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论述中,建立起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美学(见“参考书目”○7)。当马克思在指出人类劳动的基本特性时,把工程师和蜜蜂作了比较(见《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在这里,工程师显然只是作为人类劳动者的一个例证来援引,而不是把他当作是应另眼看待的一类艺术家。认为一切非异化的劳动都是创造性的,因而也把艺术劳动从本质上看作是创造性的观点,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美学奠定了基础,这种美学鼓舞着我们去考察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如何从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功地消除了艺术的神秘感(参看异化条目)。

持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艺术,也跟其他各种形式的劳动一样,正逐步成为异化劳动。艺术本身变成了商品,艺术生产的关系使艺术家的地位降为一个被剥削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部分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附录中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对一定分支的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是敌对的”。他接着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艺术劳动的变态: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第432页)。

对资本主义统治下艺术劳动和文化产品变态的这一分析,是后来的人(如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对“文化工业”批判的前提,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工业遵循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把文化产品转变成商品,也就是说使文化和艺术屈就于一种循规蹈矩的地位,降低为复制品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其作用是保证政治上的安稳平静。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的一般原理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卢卡奇发展了一种艺术理论。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通过分析商品拜物教对意识的影响作用,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和经验的具体化和片面化的性质。然而,具体化的思想并不能抓住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总体。卢卡奇便把他的余生全部投入文学和美学的创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总体”始终是一个中心概念。卢卡奇认为,伟大的作品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去理解和揭示社会的总体及其全部矛盾。

跟这个理论相关的是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卢卡奇认为,优秀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通过运用“典型”人物去描绘总体。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给一些很有抱负的女小说家写的两封重要信件。在这些信中,恩格斯坚决反对所谓“倾向小说”——一些直接地传播政治消息的小说,而是赞成那种仍然能从中得出正确的政治分析的“现实主义”的内容。“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艺术》,第176页)。接着,他举巴尔扎克为例,说他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尽管事实上他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通过运用“典型”来对社会及其结构(阶级)冲突的精确描绘的现实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一个中心要点。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关于文学和艺术跟它们从中产生的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美学是明确地被列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阶级对抗在其中展开的“意识形态”。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比较早地提出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文学和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见“参考书目”○1,第12页)。这样一种论述,以最粗糙的方式把艺术归结为只不过是从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这些物质特性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种反映。至于有关艺术作为思想意识的较为复杂的论述,则可以从近期的作者例如戈尔德曼的著作中看到。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中,对于强调艺术的革命能量,以及艺术家所肩负的义务的问题,有着相当不同的传统信念。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清楚表明,他自己把客观的描绘放在比公开的党派立场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选摘了有关艺术的激进主义的理论。列宁劝告作家们用他们的艺术为党服务(见“参考书目”○6,第22—27页);那些以此来证明他的实利主义的人,却忽视了他关于文学艺术的其他论述,特别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研究(见同上引书第48—62页)。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意识对政治变革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观点,从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本杰明到现代的电影制造商如哥达尔德和巴索里尼这样一些美学家和艺术家,已经制定了革命美学实践的纲领。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主题

现实主义的概念,包括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论是原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观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参考书目”○5、○1),仍然是广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中心议题。同时它也是两种攻击的焦点。第一种攻击要追溯到卢卡奇跟布莱希特的早期争论(见“参考书目”○4、○1),在这场争论中,布莱希特指出,19世纪古典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不再适应20世纪的读者和观众了,特别是它不再有实现激进化的力量了。显然,如今的问题已经成为:对艺术或文艺的评价,究竟是从它对社会描绘的精确性和批判性着眼,还是主要从它的革命潜能来着眼。这场争论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在艺术、文学和戏剧中,把先锋派的和形式上创新的形式跟较为传统的叙事体形式对立起来,前一种形式倡导者指责后一种形式鼓励消极的和不批判的态度,尽管它的作品内容多么激进也罢。对现实主义的第二种攻击也是跟这一争论有关的。这种攻击指出,以统一的和连贯的叙事体为基础的传统现实主义在表现中使真实的矛盾和对立模糊不清,在它所表现的世界中制造了一种人为的统一。相反,现代作家的作品,则能通过对原事物进行片断和中断的处理技巧来抓住矛盾,从而让隐藏的和沉默的东西说话。阿尔都塞的合作者比埃尔•马舍雷以及法国的符号论者罗兰•巴尔瑟斯和尤里雅•克里斯蒂瓦等人的著作,对这种倾向很有影响。

在近年的论著中,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东德和苏联的论著中,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艺术在一个重要意义上虽然仍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来理解,但它已不仅限于反映社会生活,而是被看作是一种以中介形式来表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给予表现的形式和代号以应有的地位,即把它们看作是意识形态藉以在文学和艺术中产生的主要程序和规则。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以及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作品的兴趣的恢复(见“参考书目”○3),这一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艺术的组织机构和实践越来越被看作是理解作品和原文性质的必要条件——诸如出版者、美术馆、批评家等媒介者的作用。但是对于批评家(其中多是从事艺术和新闻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目前只有少数作家对他们加以严肃对待。最后,观众和读者的作用也被看作是艺术工作本身的组成部分,一些作者经常引用马克思在《大纲》导言中关于“消费产生生产”的论述来支持这种观点。释意学、符号学和接收美学——它们多数没有跻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提供了分析接收者在产生文化作品及其意义中的能动作用的洞察方法和工具。这就是说,作品的“意义”不再被认为是固定的,而被看作是决定于它的观众。

美学和政治的问题,仍然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见“参考书目”○2)。这个问题跟以上探讨的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对本杰明著作的兴趣的恢复,引起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艺术创作手段革命化以便起政治行动和策略作用的这种可能性上,而不是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激进的内容以至文化产品的形式这样一些问题上。当前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例如社会主义剧作家所考察的关于究竟哪一种形式能够最有效地表达激进思想的问题:是拥有巨大的观众并为技术革新和布莱希特的手法提供广泛余地的电视呢?还是观众较之为少,但却相对地摆脱了结构上和专业上的束缚、并且(就社区和街头戏剧而言)还相对地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的戏剧呢?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一种女权主义的批判的开展(参看女权运动条目),一种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文化理论和实践在近年中逐步兴起,它在着重强调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同时,对艺术中的家长制的主题以及存在于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中的家长制的关系进行批判并反其道而行之。

最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也给美学价值观提出了问题。认为不仅艺术本身,而且艺术批判的实践和组织机构必须被看作是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这种认识。揭示了对艺术作品所授予的价值具有相对的和任意的性质。然而直到不久以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像卢卡奇这样的作者,竟然设法在文学中保持一种“伟大的传统”,按照一定的政治美学标准,这种传统也许跟主流的资产阶级批判的伟大传统有惊人的相近之处。至于有关“高深的”和通俗的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像有关批评的偏颇观点这个问题一样,很少被提出。目前,价值问题通过许多方式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从乐意接受相对主义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结论,到试图在一种人类学或心理学所设想的人类共性的基础上重申美和价值的绝对标准(同时参看艺术;文学条目)。

                                                                      (JWo)

参考书目

○1亨利•阿冯:《马克思主义美学》,1973年英文版。
○2李•巴赞达尔编:《艺术中的激进观点》,1972年英文版。
○3托尼•贝奈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
○4恩斯特•布洛赫等:《美学和政治》,1977年英文版。
○5大卫•拉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1978年英文版。
○6弗•伊•列宁:《关于文学和艺术》(1905),1967年英文版。
○7阿道弗•桑切斯•瓦兹盖兹:《艺术和社会——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集》,1973年英文版。
○8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和文学》,1977年英文版。






不可知论(agnosticism)

恩格斯似乎感到,费尽心机去证明上帝不存在不仅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是浪费时间(参考《反杜林论》第1编,第四章)。对于他和马克思来说,宗教除了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现象外,只不过是一种愚昧之谈。对问题不置可否,或者承认上帝只是一种不可证明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论的态度,看来是不足引起他们认真对待的。他们把基督教改革运动看作是“革命”的运动,因为它表现了新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挑战。而且从长远来看,由于旧教会的被推翻为知识阶层的逐步世俗化开辟了道路,宗教也就越来越被看作纯粹是私人的事情。

马克思在1854年中写的一篇关于《宗教权力的衰落》的文章中指出,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分别地开始解除各种宗教信仰对自己的束缚”;在法国和各新教国家中,哲学在18 世纪取得支配地位。在马克思的眼里,自然神论跟不可知论十分相似,它们都是一种抛弃旧教条的便宜方式。带来重大而肤浅变动的法国革命使上层阶级感到震惊,它们同在1848年的动乱中复活的各教派结成公开的联盟;但这在当时就已不足为虑了,政府承认基督教会的权威,这样做只不过是更为方便而已。马克思用1854年爆发的克里木战争为例描绘了这种情况,由于英国和法国站在土耳其一边,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不得不为异教徒战胜基督教同伴而祈祷,他认为这将迫使教士在将来更成为政治家的工具。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19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中等阶级对宗教着迷的现象感到惊讶;但是当时世界各国的影响已经来到,从而产生了一种被他叫做“开化”的效果。像坦尼森和阿尔诺德这样的诗人以悲伤语调描绘信仰衰败,却以一种喜剧的光芒激发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92年写到:不可知论几乎受到同英国国教会一样的尊敬,比救世主的地位高得多;用朗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的字眼来说,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恩格斯接着论述了不可知论对事物或因果关系真实性不确知的哲学意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沿着这种思路运用这个术语的,特别是列宁在1908年跟经验批判主义进行论战时,极力论证马赫及其实证论学派的新奇观念只不过是从被恩格斯批判为有害的不可知论的休谟的老观念中派生出来的。在列宁看来,既承认我们的感觉有一个物质的来源,但又把它们能否给予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正确信息看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只是玩弄字眼而已。(参看哲学条目)

                                                                 (VGK)

参考书目

伊•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异化(alienation)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异化是指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机构,一个社会通过一种活动(或处于一种状态中)变成(或保持)异在于(1)自己活动的结果或产物(以及活动本身),及(或)异在于(2)其生活的自然,及(或)异在于(3)其他人,另外,通过(1)到(3)的任何一项或全部,也异在于(4)其自己(异在于其自身创造历史的人的可能性)。这样表述的异化总是自我异化,也就是,人(他的自我)的异化是通过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活动)从他自己(从他的人的可能性)中产生。自我异化不仅仅是异化形式中的一种,而且也就是异化的本质和基本的结构。另一方面,“自我异化”不只是一种(描述的)概念,它同样也是对世界实行革命转变(异化消除)的一种呼吁或号召。

只是在20世纪的下半世纪才被编入哲学辞书的异化概念,今天已经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概念,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双方所广泛使用。可是,在它被认作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术语以前,它已经在哲学范围外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其意义是对从前的朋友或伙伴的疏远和厌恶;在经济和法律中,它是一个表达一个人将财产让渡给另一个人(通过买卖、窃取、馈赠)的术语;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中,是一个表述反常和神经错乱的名词。在马克思把异化发展成为一个超出哲学的(革命的)“概念”以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把它发展为一个哲学概念。然而在黑格尔制定有关异化的概念时,他也已经有了一批先驱者。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使用了这个术语但却跟黑格尔的(或马克思的)用意不近似,有一些人则是先表述了这种思想而却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还有一些人甚至达到某种使思想和术语之间相结合的地步。

基督教的原罪和赎罪的教义,被许多人看作是有关人类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最初的表述形式之一。有人坚持认为,《旧约全书》中的偶像崇拜的概念是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异化概念的最早的表述。赫拉克利特关于人对逻各斯的关系,也能够用异化概念来进行分析。还有一些人认为黑格尔关于自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的形式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自然世界是宏大的理念世界的一个不完整投影的观点。在近代,特别能够在社会契约的理论家中找到有关异化的术语和问题。例如,胡果•格劳修斯是把异化作为一个表达某人自己将主权让渡给他人的名词来使用。但是,不论他们是使用这个术语(如格劳修斯)还是不使用这个术语(如霍布斯和洛克),社会契约的思想本身确实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意图,即通过有意的部分异化去推进异化消除的过程(达到更自由、或至少更安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出一个包含更多先驱者的名单。然而,在黑格尔以前的思想家中,恐怕没有任何人的作品能够像卢梭那样更易于用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概念来加以阅读和理解了。我们只想从许许多多的有关论点中提出两点:卢梭划分的自然的人(l’homme de la nature,l’homme naturel,le sauvage)和社会的人(l’homme policé,l’homme civil,l’homme social)之间的区别,可以同非异化的人和自我异化的人的区别相比;他的关于克服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跟特殊意志(volonté particulière)矛盾的设想,可以被看作是消灭自我异化的方案。但是,尽管有包括卢梭在内的所有先驱者,异化的真正哲学史却是从黑格尔开始的。

     虽然在黑格尔早期著作中已经有了异化的思想(以Positivität实在性一词出现),但是,从他的《精神现象学》开始,异化才作为一个哲学术语加以明确的阐述。另外,虽然在该书中关于异化的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论述,是在标题为“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这一部分中。然而,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全书的中心概念和指导思想。同样地,虽然黑格尔在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关于异化的集中的和明晰的论述。但是,他在《哲学全书》中概要地提出的并在他以后的所有著作和演讲中进一步扩展的整个哲学体系,却是借助于他的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思想建立起来的。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自我异化的概念的一个基本的意义,是把它应用在“绝对”上。对黑格尔说来是唯一实在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在参与异化和异化消除的循环过程中是一个能动的自我,绝对精神从自我异化为自然(自然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它又从自我异化中复归为“确定的精神”即人(人是在异化消除过程中的绝对理念)。自我异化和异化消除在这种形式中是绝对存在的方式。

自我异化的另一个基本意义(它直接地由以上的意义派生),是它可以用于“确定的精神”,或者说是人。就其是一个自然的人说来,人是一个自我异化的精神。但是,就其是一个历史的人而言,他能够达到“绝对”(同样对自然和他自己)的充分理解,他能够成为一个异化消除的人,即“确定的精神”实现其达到对绝对精神理解的神圣使命。这样,人的基本结构也可以表述为自我异化和异化消除。

异化还有另外的意义能为人所具有。它是确定的精神(人)相对于生产行为、相对于其自身在客观中表现、相对于其自身在物理事物、社会组织和文化产品中的对象化的一种本质特征;并且,每一种对象化必然是异化的一个实例,生产出的物体成为生产者的异己物。在这个意义上的异化只有在它被充分理解的意义上才能被消除。

在黑格尔著作中异化还有更多的意义被人们所发现,例如,沙赫特断定黑格尔是在两种很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第一种意义,“异化”是指“诸如个人和社会实体之间,或者一个人的现实状况和基本属性之间”(如“自我异化”)可能出现的一种分离和不和谐的关系”;第二种意义,“异化”是指“在消除第一种意义上的异化的同时,放弃和牺牲特殊性和固执性,重新达到一致”(见参考书目○8,第35页)。

在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和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基督教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3)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自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和人是在异化消除过程中的绝对精神的观点。对费尔巴哈来说,人不是上帝的自我异化,而上帝则是自我异化的人——他只是从人那里抽象出来的、绝对化的和疏远化的人的本质。当人创造了一个想象的更高的异在的人,将其高高捧在自己头上,并象奴隶般地顶礼膜拜时,他就从他自身中产生了异化。人的异化消除就在于消除上帝这个疏远化的人的影像。

莫泽斯•赫斯最先批判并扩展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然而,在沿着同一路线展开更全面和更深刻批判的人是赫斯(同时代的)更年青的朋友马克思(特别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赞扬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按:本引文中“外化”两字在本条目原文中均为“异化”)。但是,他批判黑格尔把对象化和异化等同起来,批判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把人的异化看作是人的意识的异化:“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对异化的、对象化的本质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同上,第165页)。

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但是,他强调指出宗教异化只是人的许多自我异化形式的一种。人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异化为上帝的形式;而且还把自己的精神活动的其他产物异化为哲学、共同意识、文艺、道德的形式;把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形式;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国家、法律、社会机构的形式。人通过多种的形式使他自己同他的活动的产品相异化,并把它们塑造成一个分离的、独立的和强大的客观世界,面对这个客观世界他却是一个软弱的依附的奴隶。无论如何,他不仅使自己同他自己的产品相异化;而且他还使自己同那些生产出这些产品的活动,同他生活所处的自然,同其他人相异化。所有这些异化形式归根结底是一致的;他们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形式,是人同他的“本质”或“本性”、同他的人性相异化的不同形式。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同上,第96—99页)。

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揭露)并不以这种批判本身为目的。他的目的是为激进的革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开辟道路。这种共产主义的实现被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同上,第120页)。虽然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没有经常地运用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术语,但是,所有的后期著作,包括《资本论》在内,都提出了对现存异化的人和社会的批判,并要求解除异化。并且,至少在马克思后期的一部巨著即《大纲》中,广泛地使用了异化的术语。

《经济学哲学手稿》初版于1932年,《大纲》初版于1939年,然而它们实际上只是在1953年再版后才为人所了解。这可能是造成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在所有对马克思的解释(以及在一般的哲学讨论)中漠视异化和异化消除概念的主要的“理论的”(还有实践的)原因。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异化的某些重要论述最先是在物化的概念下展开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没有对异化做出总括的和清晰的探讨。这种探讨只是在1932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才开始。马尔库塞(见其在1932年的论述)是最早强调手稿的重要性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异化概念的学者之一,奥•科尔纽(见他在1934年的论著)是首先比较细致地研究“青年马克思”的研究者之一,昂•勒费弗尔(见他1939年的论著)可能是最先试图把异化概念引进当时已经确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对异化更为广泛和更热烈的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人,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有存在主义者和个性主义者;不仅有哲学家,而且还有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文艺批评家,作家等。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尤其是海德格尔有力地推动了异化的讨论。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出版,见1967年英文版)中,他使用疏远化(Entfremdung)去叙述人存在的一个非真实性的基本特性,并在1947年强调指出异化的重要性。在同一著作中,他运用了Heimatlosigkeit(意即“失去故土”)这一概念。还有人发现在马克思的自我异化和海德格尔的Seinsvergessenheit(意即“忘记存在”)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革命与海德格尔的Kehre(意即“急转”)之间有某种类似。对异化的讨论作了进一步重要推动的还有:萨特,他无论是在其存在主义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中都运用了“异化”;保•提利克,在他把耶稣教神学、存在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合为一体中,异化概念起了重要作用;亚•科叶夫,他借助于青年马克思的洞察力来解释黑格尔;让•依波利特,他探索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特别是异化和对象化的关系);J.Y.加尔维茨,他从基督教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批判,是立足于把整个马克思思想解释为一种对不同形式异化的批判的基点上;还有汉•巴尔特,他对真理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包含了一种对异化的详细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研究了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并试图确立他自己的异化概念(以及他同具体化的关系);布洛赫在使用异化概念时并没有对它提出特殊固定的要求,而是试图表明疏远化(Entfremdung)跟异化(Verfremdung)的明确的区别;埃•弗罗姆不仅切实地研究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概念,而且他在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中,把这种异化概念作为分析的主要工具。

在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这些试图复兴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当作唯心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来自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既定解释的代表人物(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来自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这些异化理论的反对者坚持认为,马克思在早期叫做异化的东西,在他后期著作中用了诸如私有财产、阶级统治、剥削 、劳动分工等科学概念作了更适当的表述。但是,反驳这种观点的人指出,异化和异化消除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简化为那些被用来起代替作用的概念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对于马克思的真正革命的解释,异化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争论的结果是,那些坚持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减少了。

有不少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人却不接受自我异化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自我异化似乎是非历史的,因为它意味着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和属性(参看人的本性条目)。跟这种观点对立的看法是,自我异化不应该理解为对事实或理想的(“规范的”)人的本性的异化,而应该理解为对历史地产生的人的可能性的异化,特别是对人类为实现自由和创造性的能力的异化。因此,自我异化观念并不是要支持一种对人的固定不变和非历史性的看法,而是要求人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康格尔加强烈地维护这种观点,他指出;自我异化是指“人的自身的异化,即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行为(工作)、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产、自己的创造中自我异化;从作为人类实践和人类成果的历史中异化”(见“参考书目”○4,第27页),因此,一个人在还没有成为人的时候,才有异化或自我异化的现象,这种“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现象,“只有当它被看作是可靠的和唯一的真理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个人活动在“一个现成的世界中并且不采取实践批判的(即革命的)方式从事活动”的时候,才会发生(同上)。

另外一个争论的要点是关于异化应该首先运用于个人还是运用于整个社会。在那些主张异化应该首先运用于个人的人中,有些人认为,一个人不适应其所生活的社会便是他的异化的一种标志。另一部分人(如弗罗姆在《明智的社会》一书中所说)则争辩说:一个社会也同样会得病或异化,因此,一个人不适应现存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异化”。在主张异化只能运用于个人的那些人中,许多人甚至形成一种更为狭窄的观念,即认为异化是一种关于精神感觉和状态的纯心理学概念。例如,埃里克•约瑟夫逊和玛丽•约瑟夫逊就认为,异化是“一个人跟自己、跟其他人,以及跟整个世界分裂的情感和状态”(见“参考书目”○3,第191页)。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异化不只是一种情感,它首先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存在方式。A.P.奥古尔佐夫在《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中给异化下的定义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表明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在客观上转变为一种控制他并跟他敌对的独立力量,以及人从能动的主体相应地转变为社会过程的客体。”

在那些认为“异化”是一种精神状态特征的人中,有的人认为异化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的事实或概念;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异化虽然不“好”或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病理学范围。他们还往往认为一个人应当把异化跟两个相关的但却不同的概念——社会反常状态和人格崩溃区别开来。“异化指的是以精神疏远为特征的个人心理状态,社会反常状态指的是相对的非规范的社会系统,而人格崩溃则指由于个人内心冲突而引起的混乱行为”(M.莱文的观点,转引自“参考书目”○3,第228页)。

大多数研究异化的理论家对不同形式的异化作了区分。例如,沙夫(见“参考书目”○9)提出两种基本的形式:客观异化(或简单异化)和主观异化(或自我异化);E.沙赫特尔提出四种形式(人同自然、同自己的伙伴、同自己的体力或脑力的工作、同自己相异化);M.西曼提出五种形式(无能为力的、没有意义的、脱离社会的、反常的和自我疏远的)。每一种分类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因此,有些人并不想把所有这些形式收罗俱全,一览无遗,而是试图对应当(或确实)作为上述分类的依据的基本准则进行阐明。

自我异化究竟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的、不灭的属性,还是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所具有的特性?这是一个特别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问题。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存在主义者)认为异化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构成要素。人在他的真实的存在之外,还有一种非真实的存在,希望人有朝一日只生活在真实的存在之中,这是一种幻想。相反的观点则是,最初非自我异化的人,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同自己相异化,但是在将来又要复归于他自己。这种观点可以从恩格斯和许多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马克思本人似乎认为,人迄今为止总是自我异化的,但是,他能够而且他必将恢复他自身。

那些接受共产主义就是异化消除的观点的人们,在关于异化消除的可能性、有限性及其形式等方面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种答案是,绝对的异化消除是可能的;所有的异化——社会的和个人的——能一劳永逸地被消灭。持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最激进代表人物甚至认为,所有的自我异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大体上被消灭;在那里,异化只是通过个人精神错乱和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形式存在。不难看出这种观点的问题所在。除非人性是某种永远固定、一成不变的东西,绝对的异化消除才是可能的。然而,从面对现实的观点出发,就容易看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异化不仅以“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许多“新”的形式存在。因此,跟这些主张绝对的异化消除的倡导者相对立,有人主张只有相对的异化消除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点,消除所有的异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创造一个基本上没有异化的社会。这种社会将会促进非自我异化的、真正的人类个性的发展。

就那种把自我异化看作是本质问题的观点而言,其所主张消除异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些把自我异化看作是“心理的”事实的人,怀疑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至关联性,认为消除异化的唯一方法乃是个人的精神力量即“自我内在的革命”。一些把自我异化看作精神病现象的人,始终坚持对它采取一种精神分析的疗法。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则是这样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所依据的是一种退化变种的马克思主义即被称作“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组织的被动产物。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消除的问题归结为社会变革的问题,而又把社会变革问题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

跟以上两种观点相对立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异化消除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既不能脱离一方面来消除另一方面的异化,又不能将一方面归结为另一方面。创造一种有利于异化消除的个体发展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但是却不可能组织一个能自动地产生这种个体的社会。一个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能动作用才可能变成一个非异化的、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人。异化消除不仅不能被归结为社会的异化消除;而且社会的异化消除也不能简单地设想为随着经济组织的变化而使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或方面都自动地发生变化。根据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的社会,社会分为相互独立和冲突的领域(经济、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宗教等等),其中经济领域占统治地位;然而,这远非社会生活的永恒的事实。因此,社会的异化消除不可能脱离人类各种活动之间的异化消除。

同样地,经济生活的异化的消除问题,也不能只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来解决。将私有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并不能导致工人或生产者状况的根本变化。经济生活中的异化消除同样要求消灭国有财产,并使它转变为真正的社会财产。除非在直接生产者自我管理的基础上组织整个社会生活,否则,这种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说生产者的自我管理是经济生活的异化消除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条件本身也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它不能自动地解决在分配和消费中的异化消除的问题,甚至靠它来解决生产中的异化消除问题也是不够的。在生产中,一些异化的形式根源于现代生产手段的属性,因此,它们不能仅仅靠改变生产管理的方式来消除。

                                                                      (GP)
参考书目

○1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英文版。
○2乔基姆•伊斯雷尔:《异化的概念》,1972年德文版。
○3埃里克• 约瑟夫逊和玛丽•约瑟夫逊编:《独自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1962年英文版。
○4米兰•康格尔加:《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问题》,1967年德文版。
○5依斯特万•梅查洛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970年英文版。
○6贝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0年),1976年英文版。
○7加约•彼得洛维奇:《马克思在二十世纪中叶》,1967年英文版。
○8理查德•沙赫特:《异化》,1970年英文版。
○9亚当•沙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80年英文版。
○10普列德拉格•弗兰尼茨基:《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载埃里希•弗罗姆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1965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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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路易(Althusser,Louis)


1918年10月16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比曼得利。在本世纪6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看法,它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在国际上赢得了读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影响下,他的作品出自于对当时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主题的挑战,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概念。

阿尔都塞力求否定许多人对这些早期著作所赋予的优先地位,认为不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著作在表面上是何等相似,它们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其中每种模式所包含的问题体系——即理论框架或体系及其所决定的每个特殊概念、所提出的问题、中心命题以及省略的意义等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人的异化和自我实现的这幕思想剧(由人类这位作者来展示其有待展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黑格尔世界精神的方式来展示;可是,以后所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关于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科学理论,并具有其结构意义上的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样,这两种思想体系便被一种“认识论的断裂”(一种新的科学从其意识形态史前史中产生)所分割。在阿尔都塞看来,通过批判地阅读马克思著作去揭示这一断裂,就能够在它的论述中,在其明言和同样在其隐喻中辨别出它隐晦的问题的征兆。

在这种马克思思想分期中所展现的观念——问题体系和认识论的断裂,以及所谓“征兆读法”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其本身都属于马克思所开创的革命新哲学。这种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是暗含在科学的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由于只是暗含,便需要明确表达和发展),它首先是认识论,即关于认识的理论或科学。它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经验主义,这是一种认识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认识中的主体要面对实在的对象并通过抽象来揭示它的本质;这种认识观从假设思想直接与实在接触、以及主体无中介地观察客体出发,来追求认识真理的外部保证。跟这种靠观察力的认识概念相对立,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它自己的认识论概念,即一种生产和理论实践的概念;因此,它本身也就被说成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

阿尔都塞认为,这一实践完全在思想中进行。它只对理论对象起作用,而从不去直接面对现实对象本身;虽然它的目的正是去了解现实对象,但是更需要打交道的却是通过被他分别地称为普遍要素Ⅰ、普遍要素Ⅱ和普遍要素Ⅲ的东西亦即:是思想和抽象思维的理论原料;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的生产概念手段(即上述的问题体系);以及这一过程的产物——一种经过改造的理论实体,即认识。理论实践不需要得到认识有效性的外部保证,因为每门科学都具有内在的验证模式来证实它自己的产品的效用。理论或科学的实践其所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实践,也不同于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是由于它不受超越理论的需求即社会或阶级利益的支配,而是由其内在的认识需要所决定;所以,它是自主的,不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追随其自身发展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历史变迁无关。然而,它们都同样是实践,都是生产的类型。它们具有共同的结构形式,并各自具有自己特有的原料、生产手段、生产过程和产品。世界就是如此。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认识论,同时也包含它的本体论,即关于绝对本性和存在构成的理论。

阿尔都塞坚持认为,实在是不可简化的,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它是受多方面因果关系制约的,因此一句话,它是多元决定的;而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总体的概念,是不可跟黑格尔的概念混为一谈的,后者对复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表面的。黑格尔认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殊方面——它的经济、政治、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表达一种单一的本质,它本身只是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由于每个连续的整体都被设想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因而对历史的解释就变为简化论的,即简化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源泉。甚至马克思主义也受到这样的一些异常形态的污染:例如经济主义,它把上层建筑的要素看作只是经济基础的普遍决定论的被动结果;又如历史主义,它的错误特别表现在把所有的实践同化为一种共同的历史存在,它把知识作为相对物来处理,使科学丧失自主性,并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是现代世界、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自我表达,而不是看作一种客观性科学。然而,正确地理解的话,一个社会形态是没有本质或中心的,因此可以说是偏离中心的。这就是说,实践或结构具有真正互相区别的层次,虽然在这种层次之中,经济在因果关系上是主要的,但其它因素也是相对自主的,具有一种它们自己的特殊的效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历史。在一定情况下,它们甚至能起到支配作用,而经济方面的决定作用只是最终意义上的。

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复杂性中把握住社会并对每个历史环节进行分析——阿尔都塞在简要地阐明这种观点时,还把社会形态称为一种决定结构。这种结构所确定的因果关系(被他称之结构因果关系)支配着历史的发展(参看结构主义条目)。人们不是这一过程的创造者或主体,这个偏离中心的过程是没有运动主体的。他们是社会形态的各种关系与结构的配角和效应。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否认有普遍的人性或人类本质。因此,他信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的著作在支持者和反对者那里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只有冷静的评价才能比较公平地对待它们。虽然他的言辞有时过分渲染和夸张,但是他所阐述的一些东西是重要的,特别是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从1845年起,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出现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它无论在认识论上和政治上都优越于其早期著作。以一种反简化论的方式坚持这一点;主张科学的相对自主性;认为马克思自己相信客观科学认识的可能——这些他都毫无疑问地做到了,并希望以此为总体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都是优点。尽管如此,他的问题体系及其相关的观点,则缺乏有益的成效。除了理论上的荒谬以外,那些例如说马克思否定一切人性概念的论断,是无据可依的。阿尔都塞的这样一种论断也是没有根据的,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其幻想表现现实的意识形态;然而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也罢,马克思无论在成熟或年青时,都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对它成员透明的社会(参见拜物教条目)。阿尔都塞当然没有迫使自己同意马克思的这一种观点或其他观点。但是,他自称已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跟一种愚昧主义相对立的东西。

另外,尽管阿尔都塞的体系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科学,却表现了许多唯心主义的特征。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所应有的跟当代阶级斗争历史的联系。它在否定经验论的名义下,却把认识隔绝在一种完全循环的、自我生效的概念领域之内。在断绝了跟现实中既有的东西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却允许理论以一种更神秘的形式与现实沟通,它的奥秘只不过是让理论和其他社会实践(最终是生产方式)具有唯一的共同本质而已,至少是它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是这样。通过跟物质生产的类比,使阿尔都塞能够获得关于理论知识条件的重要观点。尽管如此,他如同立法般地制定社会现实的各层次都具有如此这般的内在结构,却产生了一种其价值值得怀疑的形而上学。譬如就政治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主张,而谈不上有任何可资比较的精细工作或洞察力。部分地为了弥补这些弱点,阿尔都塞后来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定义,但这并无补于事。他的最初的定义,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它的内容和主旨还是清晰的,然而这个新定义则是空洞无物的。先前说的是关于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如今哲学被说成是没有对象的,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然而却能代表理论,成为插足在政治中的理论干预;而同时它既非政治(阶级斗争),却又能代表政治,成为插足在理论中的政治干预。换句话说,哲学凭其本身一无所有,但事实上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最后必须指出,阿尔都塞提出作为综合的、具体的分析基础的观点,在他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却是十分贫乏的,从对斯大林主义的论述可看出这一点。在他所阐述的事物中,对关键问题大有不值一提之概:一方面,陈述是不加论证、含糊其词的,充满了回避和辩解的气息;另一方面,在经济主义方面进行了令人惊异的平庸解释——对人道主义的解释也是如此。

                                                                    (NG)

参考书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2同上作者:《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1971年英文版。
○3同上作者:《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年英文版。
○4路易•阿尔都塞和埃蒂耶纳•巴里巴尔:《阅读<资本论>》,1970年英文版。
○5佩里•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争论》,1980年英文版。
○6亚利克斯•卡里尼科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年英文版。
○7诺曼•杰拉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述评》,1972年英文版。
○8瓦伦丁•杰拉塔纳:《阿尔都塞和斯大林主义》,1977年英文版。
○9安德雷•格鲁克斯曼:《一种心领神会的结构主义》,1972年英文版。
⑩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1978年英文版。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和运动,它否认政治权力的原则,认为没有这种权力的社会秩序是可能的并是称心如意的。它的主要矛头指向组成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它的领土及与此相一致的边界观念;它的统治权,意指在它的疆土之内居于所有人和产权之上的专独的管辖权;它对各种主要强制手段的垄断,其目的在于在内部和外部维持其统治权;它的独断的、要求压倒其它所有法规和习俗的法律系统;以及作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的观念。无政府主义的锋芒所指则是直接地为“自然社会”即一种个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和自由形成的集团作辩护。

虽然无政府主义奠基于自由主义的理性原则,特别是以区分国家与社会为其基础,然而其学说千变万化的特性,使得人们难以对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派加以明确区分。但是,在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主权,强调私有财产和所有权的重要性,以及一切垄断的不公正。这种观点可以被看作是持有极端论断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资本主义”是这一学派的现代变种(见“参考书目”⑤,第12—14页)。相反,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把私有财产与国家一起当作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源泉来反对。由于坚持认为社会平等是所有个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可以用“共同体中的个性”来表达其理想的特征。这表现了一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自由的社会主义。

威廉•葛德文(1756—1836)首先系统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他的一些思想可能影响了欧文主义的合作社会主义者。可是,经典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争论不休的社会主义运动整体构成的部分,最初产生于蒲鲁东的互助论和联盟论的观点。蒲鲁东采取一种基本上合作的态度接近社会主义,但是,他坚持认为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是一丘之貉,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身的解放。巴枯宁身体力行地传播了后一种观点,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他的领导下,无政府主义在国际上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可是,巴枯宁不同于蒲鲁东,他提倡用暴力和革命手段来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以导致一种集体主义的建立。巴枯宁的继承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强调的则是互助这一要素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主要是他发展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每件东西属于每个人”,而分配完全以需要为原则;在《国家——其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他对无政府主义者所厌恶的东西进行了透彻有力的分析。

巴枯宁的战略想象是被压迫阶级会自发地起义,国家会在普遍的农民和工人起义过程中被消灭,并为根据联邦制原则结合为地区的、全国的、以至国际的自治公社所代替。被巴枯宁称赞为“勇敢而无保留地否定国家”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近似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模式。在它被镇压(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缺乏集中制和权威,并且没有充分自由地使用它的强制手段的结果)以后的时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各种流派,得到了发展。以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以行动作宣传”的策略——暗杀政治领导人和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主义——意在鼓励人民起义。这种运动随即被镇压,从而导致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去开展了另一种替代办法,即与工团主义相联合的战略。其想法是把劳动工会变成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并使工会而不是公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组织细胞。革命被设想为采取总罢工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将接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资料,并消灭国家。在1895—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通过工团主义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施加了它最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西班牙持续较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试图贯彻他们的革命概念。由于工团主义的衰落,无政府主义只能对社会主义施加有限的影响。然而在本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和倾向有明显的复兴(人们并不总是这样认识)。今天,吸收了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并更多受到甘地(1869—1948)所宣扬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手法鼓舞的无政府的和平主义,成为西方的和平运动中的一种有意义的趋向。

人们认为,由麦克斯•施蒂纳(1805—1856)、蒲鲁东和巴枯宁所阐述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都是相当重要的,以至值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进行广泛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⑥)。总的说来,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如以巴枯宁为例)是一种与冒险主义和以革命空谈为特征的丧失阶级性的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结盟的小资产阶级现象。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过时的“宗派主义”倾向,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集权化国家的发展的反抗。这一反抗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去否定任何实在的国家,而是否定“一种抽象的国家,这样国家本身是不存在的”(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英文版,第二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否认在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旨在夺取而不是直接摧毁政治权力的政治行动。“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恩格斯所阐述,“只能在阶级消亡的必然结果的意义上论国家的消亡,随着阶级消亡,一个阶级为了镇压其他阶级的目的而必需组织的权力将自动地消亡”(见“参考书目”④,第27页)。

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批判中存在下来,并继续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进行批判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是一致的,只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不同,这种看法似乎论据不足。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们的分岐在于对国家的本质及其与社会和资本的关系的看法,在于怎样能够超越作为一种异化形式的政治。

(GNO)

参考书目

○1大卫•阿普特和詹姆斯•卓尔编:《今天的无政府主义》,1971年英文版。
○2丹尼尔•盖林:《无政府主义》,1970年英文版。
○3《彼•克鲁泡特金论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著作选》,1970年英文版。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联主义》,1972年英文版。
○5J.R.彭诺克和J.W.查普曼:《无政府主义》,1978年英文版。
○6保罗•托马斯:《卡尔•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1980年英文版。
○7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1963年英文版。







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期方面的依据和对相互连续的时期的解释,是跟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参看发展阶段条目),从而给传统的历史分期引进了一个崭新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说古代世界而宁可说古代社会,这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咬文嚼字的表现。其经典论述见诸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马克思关于历史时代的分期表也许已经“被他的最忠诚的继承者们所一再修订”(见“参考书目”⑨,第19页),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种简单而“庸俗”的说法事实上简直被奉为圣典。亚细亚社会被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前阶级时代所取代而不用了;“进步”这个词被用来说明一种直线发展的进化,说明各时代在编年上的承续;而“社会革命”则从字义上理解为一种制度被一个在旧制度内的被剥削阶级所推翻。不过马克思本人在1857年到1858年为准备写作《批判》及其续篇《资本论》而写的大量笔记,却削弱了这些主要观点的根基,这无论对于简单化的教条以及它的以后许多解释者和评注者来说,都是很不幸的。这部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作,是马克思为自我反思而写作的,而不是为了发表。它最初在莫斯科出版(1939—1941),但是,直到1952至1953年在柏林出版前,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马丁•尼古劳斯翻译的优秀的英译本(1973),然而,其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为标题的一个直接有关古代社会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0页),从1964年起已经有了单行英文本。

在《大纲》的这一部分中人们了解到——虽然它是以高水平抽象和常常省略方式写作的——马克思区别了日尔曼的、古代的和斯拉夫的财产和生产方式,认为它们是源自于原始共产主义而又不同于亚细亚方式的另一种发展道路。奴隶制和农奴制“总是派生性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同上,第496页)。由此可见,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不是在一种直接演进中从历史上相互连接,特别是亚细亚社会并没有在其自身中产生自我毁灭的种子。

为什么在1859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最直接的继承者)看来抛弃了《大纲》的比较复杂的方案,而为后来成为圣典的那种比较简单的直线的演进开辟了道路?这点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尽管如此,还是不妨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那就是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兴趣是从属于他们对历史发展理论的关心,因此,对于他们这种压倒一切的关心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理解来说,是既不需要在那方面从事广泛深入的研究,也不需要进行深奥细微的区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马克思自己并不探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动力,除非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或是解释“一种奴隶经济的真正的经济矛盾”,或者是解释“为什么在古代发展的是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或者是解释古代模式为什么和怎样地被封建制所代替(见“参考书目”⑨)。比较近期的主要理论家,不论是列宁、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也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其原因也是一样的。他们的精力如果不是放在现代世界及其政治上,就是放在极其抽象和广泛的理论和哲学上,或者是两者兼顾之(如卢卡奇)。近年来也偶然有些例外情况,如辛德斯和赫斯特便在古代社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挣扎(见“参考书目”⑦)。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的古代史学家有待找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去填补马克思主义文献所留下的空白。回顾起来,在《大纲》后进行第一次充分研究的成果是威尔斯考夫在1957年发表的著作(见“参考书目”○11)。她所作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题思想的最可靠的指南,况且她还有自己的分析。问题是再多再复杂不过的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在罗马帝国时期变成了一个政治统一体。帝国在公元2世纪初幅员最大,它包括西亚、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整个北非,欧洲的大部分(包括英国但不包括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大概有175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和大约6000万人口。除了边缘的交叉地区,帝国的中心无疑牢牢地控制这片广袤的领土,或通过税收、进贡和战利品(在战争和征服时期)实行系统的剥削。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帝国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社会拼凑起来的镶嵌品。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移居各地,尽管各地新兴的显贵为罗马中央政府服务并要求罗马的公民权甚至参政地位,尽管在那些从来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城市的地方(特别是在北部边疆和西欧)建设了这样的城市,以及尽管进行了长距离的、广泛的物资交流,各社会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当时不存在一种向全帝国范围发展的附属国制度,如同现代帝国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那样。因为象那样一种发展在当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罗马统治阶级在他们征服和吞并的地区剥削各地的方式,并不要求干预或改变财产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人们试图规定出一种古代的或奴隶的生产方式(不论是把它们看作同一的或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显然已经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困境。

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从对生产方式的强调转变为对社会形态的强调,后者被安德森定义为“在其中一种生产方式支配下组成的各生产方式的具体联合体”(见“参考书目”①,第22页)。这种转变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记录现实,再引用安德森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在任何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总体中可能包含的各种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的现实。这样也就克服了一个难题,即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特别是在若干世纪内当奴隶在大陆的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占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时,自由的、拥有土地的农民在数量上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古代世界的其他时期和地方,依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难题。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5世纪的古希腊,只不过是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在那里,奴隶生产方式在象雅典这样一些城邦里占统治地位,但是它在其他许多城邦也许是多数城邦中则显然不占统治地位。例如,在实行农奴制的斯巴达,或者在大部分“落后”地区如塞萨利、埃托利亚或伊利里亚,以及处在边缘地带的马其顿,都是如此。因此,当时的希腊能从什么含意上被称为一种社会形态呢?

另外,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以后,一个入侵的希腊——马其顿统治阶级,在从埃及到巴克特里亚的新占领的东部领域中,建立了一种希腊式的城市文明,然而,处在底层的农民群众既无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自由,又不是作为动产的奴隶;而当时具有特色的政治结构则又是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城邦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往忽视了这个时期即如今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古希腊时期,但是,新近出现的一项重大的研究说明,这部分远非最重要的东部地区应当被列为亚细亚的社会形态,而原先的希腊成分的地带则仍保持古代的生产方式(见“参考书目”⑩)。还有,直到全部领土被并入罗马帝国之前,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整体”,而且还是一种薄弱的文化“整体”。在罗马帝国,只是从罗马统治阶级继续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直接从奴隶劳动中攫取财富(这有别于对各行省的剥削)这种微弱的意义上看,奴隶生产方式才占统治的地位。而且扼要地说,从公元第2世纪起,西班牙、高卢、北非或叙利亚提供了大多数的皇帝,使统治阶级具有区域上的繁杂性,因此认为这个阶级仍然停留在奴隶生产方式的剥削上,就越来越不真实了。

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所特有的那种缺乏一致的认识和情况不明的状况。认为土地私有制和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古代社会的必要条件,或者认为城邦制即公民共同体是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这些看法也许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但除此以外,大多数主要问题依然是有待继续争论的主题,明显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奴隶制的性质和作用(这在奴隶制条目中作了很好的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可以跟我们在理解上要好得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进行类比)。一种极端的做法是,把所有的难题搁置一边,保留那种过于简单的、直线式的观点,这种观点近来被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下一种偏执的、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定义的方式来详加辩护(见“参考书目”③)。

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应该完全抛弃古代这一范畴,因为它的效用并不高于“达•伽马时代开创以来的非洲”(见“参考书目”⑧,第41页)。

这两种极端大概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回避困难并不是解决困难。最严重的困难也许是出自于对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并终于取得统治地位这一辩证过程的探讨。危机一词一再被提起,然而,关于危机的明确特征甚至于它的时期,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在罗马帝国和从古代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这两个问题上(参看封建社会条目),困难变得尤其严重。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奴隶生产方式当时只在一定意义上占统治地位;其次,帝国的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发展是不同的,只是在西部封建制时期才最后取代了古代社会形态。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古代社会这种除教条外从来没有任何依据的观念了(见“参考书目”⑥中斯塔尔曼和海宁写的文章)。但是,东西两部的区别还需要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应当讲清楚被一道置于同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亚细亚形态和古代形态之间的区别,还应当讲清楚日耳曼的方式是如何引进到西方帝国西部来的(见“参考书目”①)。第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们,大多同意封建制度的分期要比过去想象的晚得多,即大约经历了6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因此,对于那种认为我们应当寻找 “一种后古代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建议(见“参考书目”⑤),必须予以严肃的考虑,不过我们确实能够找到比“帝国——奴隶拥护者”更好的东西(见“参考书目”④)。总之,整个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对古代社会本身的叙述却有了基本的论断。

(MIF)

参考书目

○1佩•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制的历程》,1974年英文版。
○2L.卡波格曼西等:《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古代社会》,为葛兰西研究院编辑,1978年意大利文版。
○3G.E.M.德•圣•克鲁瓦:《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1年英文版。
○4F.法沃里:《马克思主义概念对古代社会理论的有效性——罗马帝国的模式》,1981年法文版。
○5A.贾尔迪纳;《劳动和社会史——从古希腊时代到远古的对抗和联合》,1981年意大利文版。
○6H.海宁编:《苏联研究工作中所反映的古代史》,1980年德文版。
○7巴•欣德斯和保•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8同上作者:《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一种自身批判》,1977年英文版。
○9艾•霍布斯鲍姆:《介绍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1964年英文版。
○10H.克雷西希:《古希腊的历史》,1982年德文版。
○11E.C.威尔斯考夫:《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关系》,1957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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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anthropology)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的兴趣,主要是由于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出版(1877年)而引起的。在1879年—1882年间,马克思对摩尔根和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及其他研究早期社会的学者的著作做了大量的笔记(见“参考书目”⑧、⑨)。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一书,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在某程度上是执行遗言”,完成马克思自己打算做但未能完成的工作,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反对“当时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一般进化演进的学说”(见“参考书目”⑨,第2页),重视人类社会藉以从低级阶段迈进到高级阶段的那些特殊的“从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机制”。恩格斯在上述书中把这个过程概括为:劳动生产率,私有制和交换的发展,以亲属集团为基础的古老社会的瓦解,以及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出现。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钻研并没有产生任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当博阿斯(1858—1942)、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1)在20世纪头几十年创立现代人类学时,马克思主义对它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一时期,一位名叫戈登•蔡尔德的考古学家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早期社会方面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参看考古学和史前史条目);至于克罗伯的那本在1953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学的专著,只是粗略地(并且不准确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然而弗思(在1972年)却注意到“人类学家的一般著作总是乐意把本来已经很少加以运用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动力的思想一笔勾销”(见“参考书目”⑤,第6页),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源于杜尔凯姆的传统的强烈影响。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起了深刻变化,用弗思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社会人类学家面对处于急剧变化条件下的社会,从而提了一些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新问题”(同上,第7页)。

事实上,自从本世纪6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②),这种发展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在北美产生的一种激进的“辩证人类学”,它拒绝根据人种的优劣来作出“原始的”和“文明的”区分,认为人类学是对于“自然”的人的研究,指出人类学家的任务是“对其自身的文明进行无情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③)。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便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它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初形成,并与卢梭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很接近。戴厄蒙在同一部著作中进一步论证说,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关注原始和早期的社会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了他们 “越来越憎恨和蔑视资本主义社会”(引自霍布斯鲍姆1964年出版的著作第50页。可能指《介绍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书——译者),但是,他们对19世纪的进步观的笃信限制了他们进一步去探索原始文化的确切条件(见“参考书目”③,第419页)。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就是一例,他在详细阐述他所认为的必然的(一般来说即进步的)发展过程时,偶尔地提及“古代异教徒社会朴素的道德崇高精神”。马克思也曾以同样情绪赞扬古代传统社会,认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他接着又指出,“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则……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487页)。

目前这种激进的人类学涉及两个主题:(1)坚持批判传统人类学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人类学曾一度被看作是对训练殖民地行政官员作出重大贡献的学科,所以这种联系就显得十分突出;(2)对苏联的人类文化学的一种批判观点,即认为它忽略了对当今原始社会的研究,而致力于“早期”社会(使用考古学和史前史的材料)的研究,以便坚持那种进化的、进步的决定论所体现的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见“参考书目”④,第5——10页;同时可参看该书第201—213页Yu.Y.布鲁姆莱的《苏联人类文化学中的原始社会问题》一文,其中概述了苏联的观点)。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第二种主要形式,即法国结构主义者的人类学,已经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见“参考书目”①中所谈到的它对英国人类学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的形成,一部分取诸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另一部分则取诸于阿尔都塞的方法论著作(参看结构主义条目)。这一思潮的最杰出的人物——哥德利埃、米雅苏和特雷把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运用于原始社会,以便对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理论的组成部分的“原始生产方式”进行理论分析。这一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决定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它在生产方式中的位置),在这里出现几种不同的概念(见“参考书目”②,第36—38页)。哥德利埃认为,亲属关系既发挥着一种生产关系的功能,但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因此,它既是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见“参考书目”⑥,第93—95页)。他在后来写的一部著作中又提出:“今天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特殊的社会要素(例如亲属关系)会成为决定的因素并具有“结合”其他社会关系的功能(见“参考书目”⑦,第35页)。可是,特雷(在1969年出版的书)采取了更简化的方式,即把亲属关系设想为某种三重决定的因素(阿尔都塞的术语是“多元决定”)作用于一定的基础的产物(见“参考书目”○12);米雅苏也是这样看的,他认为家庭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见“参考书目”⑩、○11)。

这种分析法也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影响作用。例如,哥德利埃考察了列维——施特劳斯通过对神话中的逻辑进行分析而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所作的贡献,并且着手解释了印加人征服安迪斯山脉部落公社引起生产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见“参考书目”⑦,第4部分)。更普遍的则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神话和宗教仪式研究兴趣的恢复。通过对原始生产方式的观察来研究部落社会和亲属关系,也引起了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进化顺序问题(特别是关于亚细亚社会,见“参考书目”⑥)、农民社会问题(见“参考书目”⑩)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当前问题(见“参考书目○12)的广泛的兴趣。

最后,结构主义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哥德利埃把职能主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三者加以区分(见“参考书目”⑦,第1章),接着批判了:(1)职能主义所表现的经验主义(它混淆了社会结构和可见的社会关系 ),职能主义的那种关于职能相互依赖的观点(它排斥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即每种职能的“特殊功效”),以及它的无视“矛盾”的存在的均衡概念;(2)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那种把历史看做“仅仅是连续的偶然事件”的概念(同上,第47页)。为了进行对比,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认为后者虽然也承认在社会关系表面形式之下存在真实的(即使是隐蔽的)结构,但是它除此之外还提出了“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规律这一命题”(同上)。

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这两种看法有着深刻区别。第一种通过把人类学设想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而给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其主要目的是批判现代文明。在这方面,它显然跟法兰克福学派实行的文化批判发生共鸣。但是,它所用的批判材料仍然取之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根据戴厄蒙说法,其特殊论点就是“我们的意义上的原始公社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模型”(见“参考书目”③,第424页)。第二种流行的想法是要通过建立一种以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表现为一个结构整体)为基本概念的新的理论图式,把人类学改造成一种科学。这种形式的人类学很接近社会学(即社会学也被当作是一种理论科学),而且事实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原始和早期社会的社会学,它不断地与其他各种类型社会研究相结合。今天,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典型的形式展示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人道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的分裂。

(TBB)

参考书目

○1莫里斯•布洛赫:《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社会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2吉恩•柯潘和大卫•塞登:《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初探》,载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1978年英文版。
○3斯坦利•戴厄蒙:《有争议的人类学》,载德尔•海默斯编《再创造的人类学》,1972年英文版。
○4斯坦利•戴厄蒙编:《走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1979年英文版。
○5雷蒙德•弗思:《怀疑论的人类学家——社会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1972年英文版。
○6莫里斯•哥德利埃:《经济学中的理性和反理性》(1966),1972年英文版。
○7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3),1979年英文版。
○8汉斯——彼得•哈斯蒂克编:《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77年德文版。
○9劳伦斯•克拉德尔编:《马克思的人类文化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
○10克罗德•米雅苏:《对自供自给的农业社会“经济”的初步分析》(1960),载大卫•塞登编《生产关系》一书,1978年英文版。
○11同上作者:《象牙海岸古罗族的经济人类学——一种自给自足的商品农业经济》,1964年法文版。
○12艾曼纽埃尔•特雷:《马克思主义和“原始社会”》(1969),1972年英文版。




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把社会民主看作“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注①),在同一意义上,他们也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党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部分)中叙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在法国如何“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1页)。然而,在19世纪最后10年,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已经创立,例如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恩格斯虽然表示过一些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选择这一名称的理由无疑多少是由于要肯定同1848年革命的连续性,更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思想,即这些政党是为了政治民主(为了普选权和为了具有实际权力而不是作为单纯咨询机构的选举产生的议会)而从事激烈斗争,它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民主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生产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是与阶级统治相对而言的,被认为将带来工人阶级的全面的社会解放(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称为“人类的解放”)。
      
       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它们面临到一系列问题(见“参考书目”③)。首先,它们必须决定是把它们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主要甚至完全集中在现行政治制度方面──那就是说,在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议会中争取多数席位方面──还是同时(又在何种规模上)从事“议会外的”斗争。这个问题在本世纪最初十年中有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等人参加的关于“群众政治罢工”(参看罢工条目)的争论以及关于暴力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争论中得到最充分的讨论。后一问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期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的“防御性的暴力”提法概括的观点,即只是作为对付资产阶级暴力的一种极端手段,才进行群众罢工和武装暴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确把它们的工作集中在选举的代议制方面以及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给倍倍尔、考次基、维克多•阿德勒等人的信中鼓励他们这样做这个事实,引起了米歇尔斯曾在其1911年出版的《政党》一书中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另一问题。米歇尔斯认为,既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演变成合法的群众组织,也就出现了党员或支持者为一方,领袖和官吏为另一方的彻底分裂,随之后者逐渐资产阶级化,这个倾向必然产生改良主义政策(参看改良主义条目)。
      
      批评者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另外两个特点会引起改良主义倾向。一个是,为了在一种民主制度中获得全面的多数,势必求助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有时也要和其他政党联合),按照某种解释,随着中间阶级人数的增长,这个需要愈益迫切;这就可能引起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妥协。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花了许多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革,虽然这种政策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远目的并不矛盾(考茨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一直这样认为),在日常政策中和选举运动中不断强调眼前的改革就很可能使这个目的模糊起来。然而,迄至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使自己表现为而且一般也被看作是革命政党。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本国政府以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它们被列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参看国际条目)谴责为改良主义政党,显然意味着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这种谴责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时期达到极点,当时社会民主党人被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或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

     1945年以后,社会民主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变。过去承认自己的革命目的的某些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地放弃了这种目的并把自身从工人阶级政党改组为“人民政党”──例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巴特哥德斯堡代表会议上──,而所采取的政策实质上不过是试图实现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一种“混合经济”;在英国,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最近已经建立作为一个特殊的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党。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共产党已在逐渐与原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取得和解,强调已在西欧存在的民主和代议制的重要性(参看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放弃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不同程度上批评列宁主义关于集中制的领导党将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进行统治的思想(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

       19世纪后期的社会民主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方面是下列事实: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主要(而且从实现重大改革来看最成功的)形式,而共产党和按照它们的目的主张更加不妥协地革命的其他集团从来不过获得工人阶级少数的政治支持;在许多场合下,这些政党拥有如此微弱的少数,它们充其量等于是一些政治派别(尽管它们有时在工会中具有影响)。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突出地位有增无减,因此,任何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运动──社会主义本身似乎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更不明确──极可能要通过选举的胜利和改革的逐渐积累才能进行,至少只要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话。社会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它的学说中始终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恩格斯本人在他晚年写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对这种强调一般是支持的,特别是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附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虽然在上文提到的他对“社会民主”这个名称的评论中(《“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他仍然主张共产主义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克服国家本身,从而也要克服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在恩格斯的一些不同说法中,无疑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显然信奉和经常反复强调民主,不仅把它看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实质。从不同方面来看,从这样一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考茨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看法和特殊著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也许比任何其他集团更为坚决地选择通过选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拒绝在没有多数选民明显表现的支持的情况下考虑取得政权。希法亭面临德国的法西斯的威胁,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魏玛民主,而当时台尔曼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则宣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1917年起,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成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的或极权的社会主义的区分。近几年来,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法上的分歧有所缓和,虽然不管它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分歧还是可以看到。目前,社会民主面临两大问题。一个问题不是涉及获得政权(指成立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欧洲的几个社会民主党曾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做到这一点,而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政权之后,能否实现对社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那究竟是不是他们的选民真正要他们做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涉及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制度──经济、政治体制、教育、文化生活等等怎样来组织,或是怎样可以希望得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包括那些企图从内部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参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1920年德文版。
    ②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1952年英文版。
    ③亚当•普尔泽沃尔斯基:《社会民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1980年英文版。
    ④《实践国际》,英文版,1981年第1卷第1期。






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

马克思很少使用这个词,他比较经常提到社会。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交替地使用这两个词:在探讨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将要消逝的条件之后,马克思作结论说:“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个词在新近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参看结构主义条目)的著作中已经流行起来,其中有些人(例如欣德斯和赫斯特,见“参考书目”②)把“社会形态”这一科学概念同“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相对立,虽然这样做的根据并不明确。无论如何,按现在的用法,社会形态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派别的社会学家十分熟悉的两种现象,即社会类型(例如,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和特殊社会,(例如,法国或英国作为社会来说),而且看来,仅只引用一个新词并不能带来任何更大的分析上的严密性。进一步的发展可以从“社会和经济”(或社会经济)形态一词的使用中看到,哥德利埃偏爱这个词(见“参考书目”①),他说:它“首先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分析方面看来适用”,而且在关于16世纪的印加帝国的研究作品中使用它。就它明确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概念中所包含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一个结构中相互关联而且接合起来这个思想来说,这个词也许有一定价值;但它还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简而言之,象一切概念一样,它没有提供全面的说明。
                       (TBB)
        参考书目
        ①莫里斯•哥德利埃:《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观点》,1977年英文版第2章。
        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②巴里•欣德斯和保罗•赫斯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1977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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