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童工大进军
1903年春天,宾夕法尼亚州肯辛顿(Kensington)的二万五千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我也赶去了那里。这些罢工工人当中,至少有一万人是童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每天都有童工来到工会总部,他们不是断了手、少了拇指,就是整根手指都被切断了。他们个个弯腰驼背,瘦得皮包骨头。他们有许多人还不满十岁,而州法律规定要年满十二岁才能工作。
这条法律执行得很不得力,母亲往往谎报孩子的年龄。在肯辛顿的一个街区,有十四个妇女——她们是二十二个不满十二岁的童工的母亲——向我解释说,她们要是不谎报年龄,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做工,就得挨饿。她们的丈夫不是死在矿井里,就是残废了。
我问记者,为什么不把宾夕法尼亚童工的处境报道出来?他们说,纺织厂老板入了报社的股份,所以他们不能这么做。
我说:“好吧,我入了这些孩子的股,就让我来做一点小小的揭露好了。”
一天早上,我们让一大群男孩和女孩到独立公园集合,然后举着横幅,一路走向市政厅,准备在那里举行集会。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我让伤残的童工登上讲台。我让他们举起残缺不全的手给听众看,并发表声明:费城的豪宅,都是用这些童工折断的骨头、颤抖的心脏和耷拉的脑袋盖成的,他们幼小的生命化作了老板们的万贯家财,而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对此视而不见,官老爷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未来的公民。
市政府官员站在打开的窗户后面。我把童工高高举过人群头顶,把他们瘦弱的四肢和凹陷的胸腔指给人们看。他们轻飘飘的,举起来一点不费力。
我要那些腰缠万贯的制造商停止这种道义上的谋杀行径,并向那些躲在窗户后面的官员大喊:“总有一天,工人会占领你们的市政厅,到了那一天,不会再有儿童变成利润的祭品!”
官员们马上关上了窗子,好像这样就能闭上眼睛,关上心扉一样。
我说的费城的豪宅是用童工的骨头和心脏盖成的话,被记者报道出去了。费城和纽约的报纸围绕这个问题争吵不休。一些大学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传教士们也开始讲话了。这正是我要的。公众开始注意童工问题了。
喧闹一阵后,这个问题冷下来了,于是我认为,得想个办法刺激一下公众,让他们重新关注这个问题。当时,百年前敲响了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钟声的自由钟正在各地巡回展览,我灵机一动:既然童工正在为了儿童应有的自由而斗争,那我们也要搞个巡游。
我找了一些家长,请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参加我们的活动,时间大概是七天到十天,并保证一定会把孩子平平安安地带回来。他们都同意了。我们的“大军”的司令是一个叫斯威尼(Sweeny)的男人。还有几个男女帮我照顾童工。他们正在参加罢工,我觉得这样或许可以让他们放松一下。
孩子在把刀叉、杯子和盘子装进背包,背起背包上路了。我们带了一个洗刷用的锅炉,在路上用它来煮饭吃。有一个童工带了一面鼓,另一个童工带了一根横笛。他们组成了我们的乐队。我们打出了横幅:“多盖学校,少盖医院!”“我们要玩耍!”“这盛世哪有我们的份?”
我们在费城举行了大型群众集会,然后就出发了。我打算和童工们一起去找罗斯福总统,叫他让国会立法禁止剥削童工。我想,罗斯福总统也许会接见这些童工,并把童工和他正在牡蛎湾[1]的海边避暑的小孩对比一下。我还想,出于礼貌,我们还应该邀请华尔街的摩根到场,这些童工的父亲有不少都在他的矿山工作。
童工们很开心,他们有很多吃的东西,每天都能在小溪和河里洗澡。我想,等到罢工结束后,他们一回去工作,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假日了。在进军途中,不时会有农民载着一车车的水果和蔬菜来看我们。他们的妻子会给童工提供衣物和金钱。城际列车的乘务员会停车,让我们免费搭车。
抵达城镇时,斯威尼“司令”和我会先进城,为童工张罗住处,并寻找集会的场所。在我们进军途中,天气变得极其炎热。一路上滴雨不下,漫天尘土。有的孩子身体吃不消了,我们只好把他们送回家。
在城际列车抵达新泽西州的新特伦顿(New Trenton)郊外时,我们正在做午饭,列车员停了车,告诉我们:警察正在过来,阻止我们进城。城里有纺织厂,老板们可不欢迎我们。
我说:“好吧,警察也得吃午饭。”警察来了后,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他们看见童工拿着盘子和杯子,围在锅炉周围,便笑了起来,友善地跟童工说话,却一个字都没提到禁令。
我们进了城,开了会,警察的妻子们把童工请回家,招待他们住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把他们送了回来,还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用餐巾纸包起来,送给了童工。
我们一路上举行集会,向人们展示童工的惨状。在某个城镇,镇长不让我们举行集会,说他没有足够的警力来保护集会。我说:“镇长阁下,这些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的保护,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只好让我们开会。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Princeton),我们在格罗佛·克利夫兰[2]的大庄园的一座谷仓里住了一晚,那座谷仓又大又凉快。天气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童工的身体并不强壮,有许多人痛苦不堪。一家大酒店的老板派人来请我,他说:“你们想要多少房间就订多少房间,想要什么东西就要吧,我们分文不取。”
我找到普林斯顿市长,请他准许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边上演讲。我说我想谈谈高等教育。市长批准了。来了不少听众,都是教授、学生和市民;我跟他们说:富人夺走了童工接受最起码的教育的机会,这样富人子女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富人利用童工的手脚去赚钱,这样他们才能给老婆买汽车,给女儿买德国牧羊犬,让女儿跟牧羊犬说法语;在童工几乎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富人就把他们夺走了。我向教授们指出,我们大军里的童工几乎不会读写,因为他们每天都得在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里干上十个钟头。
“这就是一本经济学课本,”我指着一个叫詹姆斯·阿什沃斯(James Ashworth)的小家伙,他只有十岁,却要搬运重达七十五磅的纱线包,佝偻得像个老头。“他每周挣三块钱,他十四岁的姐姐挣六块。在富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时,他和他姐姐要在毛毯厂干活,每天要干十个钟头。”
那天晚上,我们在石溪(Stony Brook)岸边扎营,很久很久以前,在华盛顿率领革命军为自由而英勇奋战时,衣衫褴褛的战士也曾在此露营。
我们从泽西城出发,前往霍波肯(Hoboken)。我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纽约市警务专员艾布斯坦(Ebstein),请他准许我们举行游行,我们打算沿着第四大道游行,到麦迪森广场举行集会。警务专员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并禁止我们进城。
我亲自去了纽约,找到了纽约市长塞斯·洛[3]。市长非常客气,但他说,他必须支持警务专员。我问他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城,他说我们不是纽约市民。
我说,“好吧,市长先生,我想我们能把这事情搞定。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件事:就在去年,腐朽的德国皇室的一个成员——亨利亲王[4]——来到我国,在三星期的时间里,国会为了满足他的胃口和娱乐,给他拨了四万五千美元的款子。这位亲王能从我国工人的血汗中分得四百万美元的红利。请问:他是本地市民吗?
“市长先生,报纸上说您和纽约市全体官员,还有大学俱乐部都热情接待了那个家伙,”我再次质问,“请问他是纽约市民吗?”
“不,妈妈,”市长说,“他不是本市市民。”
“有个叫李武(Lee Woo)的中国人也受到了纽约市政府的款待。请问他是纽约市民吗?”
“不,妈妈,他不是。”
“他们为我国创造过什么财富吗!”
“不,妈妈,他们没有,”市长说。
“那么,市长先生,我们的孩子都是我国的小公民,他们已经创造了财富,你却不让他们进入你们的城市!”
“等一等!”市长说,然后他给警务专员打电话,叫专员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最后他们决定放我们进城。我们沿着第四大道,向麦迪森广场进军,一路上有三个分局的警察护送我们。但是警方不许我们在麦迪森广场举行集会,只许我们在第二十街集会。
我向警长指出,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在这个广场举行集会。“你说得没错,”警长说,“但不得超过二十人,可你们或许有两万人。”于是我们就向第二十街进发。一路上我都在向围观群众揭露,无烟煤矿区周围的童工过着何等悲惨的生活,并让几个童工出来现身说法。我让艾迪·丹菲(Eddie Dunphy)站出来,告诉群众: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把合适的丝线递给另一个工人,无论春夏秋冬,天天都要坐在高凳子上,周围全是危险的机器,就这样干上十一个钟头,一周只能挣到三块钱。
然后我又让群众看了看嘉茜·郎纽(Gussie Rangnew),她还是个小女孩,可是她的童年却完全毁灭了。她的脸跟老太太一样苍老。她在厂里包装长袜,一干就是十一个钟头,却只能挣到几毛钱。
我们在纽约市为罢工募集到了很多钱,有成百上千的朋友把他们的住处让出来,给童工居住。第二天,波斯蒂克(Bostick)先生请我们去康尼岛[5]参观他的野生动物展览会。孩子们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愉快的一天。训练有素的动物结束表演后,波斯蒂克先生让我向观众讲话。在这小型舞台的背景板上,画着罗马竞技场和观众,还有两个坐在前面的罗马皇帝,比着大拇指朝下的手势[6]。在皇帝正前方摆着装动物的空笼子。我把小家伙们放进笼子,他们用手在我讲话时,他们紧紧抓着铁栅栏。
我告诉观众,这副景象就是典型的雇主贵族统治,他们向着在厂里工作的童工做出了大拇指向下的手势,而其他人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
“我们要让罗斯福总统听到童工们的痛苦,他们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只能在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里干活,一天要干十一到十二个钟头;他们编织的是他和你们走过的地毯,你们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还有人们的衣服。五十年前有过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人们舍身制止买卖黑人儿童,今天,白人儿童以每周两块钱的价钱卖给老板。五十年前的黑人儿童是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卖掉的,今天的白人儿童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掉的。
“乔治亚刚刚通过了保护鸣禽的法案,可那里的孩子却得整日整夜地在棉纺厂里干活。童工根本听不到鸟叫声,这个法案对他们有什么用?
“我要请求总统:以这些孩子痛苦的心灵的名义,请把他们从这种奴隶制中解救出来。我要告诉总统:他为之骄傲的那个盛世,只是富人的盛世,是用无数穷苦人的血汗浇灌出来的盛世。
“问题是,华盛顿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些孩子。我看见国会在一小时内通过了三个救助铁路的法案,可是当工人苦苦哀求他们帮一下工人子弟时,他们却充耳不闻。
“我曾在监狱里问过一个男人犯了什么事,他说他偷了一双鞋子。我跟他说,如果他偷了一条铁路,他就能当上参议员。
“有人跟我们说,每一个美国男孩都有当总统的机会。我跟你们说,铁笼子里的这些孩子,愿意为了一顿饱饭,为了玩耍的机会,而卖掉任何机会。我从厂里带来的这些童工身心都已严重畸形和发育不良,除了不停地干活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更不用说每个美国男性公民都拥有的成为总统的机会了。”
我指着旁边的一个笼子,“你们看看笼子里的那些猴子,专家想教会它们说话。猴子是很聪明的,他们不想被老板买下来,关进厂里当奴隶,所以才不学人话。”
我看见观众前排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咧嘴傻笑了好几次。我中断发言,指着他说,“年轻人,别傻笑了!离开这里吧!你应该回家去,求你妈原谅你,因为她忍着剧痛生下了你!这些童工的妈妈也是忍着同样的痛苦生下了他们的。你趁早回家求你妈把脑子和心脏补给你吧!”
在笼中童工的注视下,他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听众仍在静静地坐着,后面有一只狮子吼了一声。
次日,我们离开了康尼岛,去曼哈顿海滩找普拉特[7]参议员,我们约好了在早上九点会面。可是孩子们陷进了海边的沙子里,我费了半天才把他们身上的沙子洗干净。然后我们再沿着铁路走。有人告诉我,这铁路是私人财产,叫我们离开铁路。最后是一个酒吧老板给我们指了一条通往旅馆圣地的近路,我们这支大军才一下子出现在旅馆大厅里。孩子们用鼓和横笛演奏起了《嘿,嘿,大伙儿都来了》(Hail,Hail,the Gang’s All Here),然后,在普拉特参议员目送下,我们溜过后门,跑向纽约。
我问旅馆经理,既然参议员邀请我们来跟他吃早饭,那能不能给孩子们吃顿饭,并记在参议员的账上。经理给了我们一个包间,让孩子们吃上了有生以来最棒的一顿早饭。我跟赫斯特报系[8]的一个记者也吃了早饭,把所有费用都记在了普拉特参议员的账上。
我们游行到牡蛎湾,但总统不肯见我们,也没有回我的信。可我们的进军还是奏效了。我们唤起了全国舆论的注意,让公众关注起了使用童工的恶行。虽然肯辛顿纺织工人的罢工失败了,童工被迫复工,但不久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童工法案,使成千上万的童工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家里,并阻止了成千上万不满十四岁的儿童进厂做工。
[1] 牡蛎湾(Oyster Bay)是纽约市的一个小镇,现有罗斯福故居。——中译者注
[2] 斯蒂芬·格罗佛·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年3月18日——1908年6月24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第22任(1885—1889)和第24任(1893—1897)总统。——中译者注
[3] 塞斯·洛(Seth Low,1850年1月18日——1916年9月17日),共和党人,曾于1902年1月—1903年12月任纽约市长。——中译者注
[4] 即普鲁士亲王阿尔伯特·威廉·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1862年8月14日——1929年4月20日),他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曾于1902年访问美国。——中译者注
[5] 康尼岛(Coney Island)是纽约的一个半岛,上面有许多娱乐设施。——中译者注
[6] 按照古罗马习俗,在皇帝观看角斗比赛时,当比赛决出胜负后,皇帝若做出大拇指朝上的手势,则胜者会放败者一条生路;若做出大拇指朝下的手势,胜者就会结束败者的生命。——中译者注
[7] 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Thomas Collier Platt,1833年7月15日——1910年3月6日),共和党人,曾两次当选国会众议员、三次当选国会参议员。——中译者注
[8] 威廉·兰多尔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年4月29日——1951年8月1日日),美国资本家,传媒巨头,赫斯特传媒集团创始人。他名下拥有好几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统称赫斯特报系。——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8-14 21:31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