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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书信选编(完)

托洛茨基书信选编(完)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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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书信主要选自黄柱宇、唐伯纳翻译,四川人民1992年出版的《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如有其他出处会有标注。
十月革命后的一些书信准备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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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斯米尔诺夫

致斯米尔诺夫[1]
亲爱的伊万•尼基季奇!
今天收到了您的明信片,并当即给您发去一封电报。您的信是我来这里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不知道邮局特别关照您这原邮电人民委员呢,还是别的原因......我一到这里,便马上给您写了一张明信片,寄到桑格祖雷去了。也给其他我知道地址的所有隐士去了信,但是尚无回音,而且现在正值冰封雪锁的2月。拉科夫斯基[2]、卡斯帕罗娃[3]、索斯诺夫斯基[4]和穆拉洛夫[5]都有回电。他们已定居下来,精力充沛,都在工作:索斯诺夫斯基和穆拉洛夫在计划部门工作,至于拉科夫斯基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收到谢列布里亚科夫[6]从谢米帕拉金斯克发来的电报,他是否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拉狄克[7]处也没有答复——“因为没有指明地址”:他显然还没发回电,也许他也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您邀请我去诺沃巴雅塞特,这真是太诱人了,不过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到这里来的旅途已搞得人疲惫不堪,此外,护送人员竟然在路上弄丢了两只行李箱,其中一只装的是我最需要的、极有价值的书......从这封信的写法上看,您可能以为我把秘书也带来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诚然,打字机我是带着的,但是打字的事务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张罗。
这里既可以打猎,也可以钓鱼,所以我才能婉谢您的盛情相邀。我们在这里已住了三周,但我还没去打过猎。原因很多,主要大概是风尘仆仆之后一直在发烧。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莲娜不得不大操其心,因为我们至今尚未安顿住宅,暂时住在一家果戈理时代的宾馆里。
您当然已经读过两位火枪手[8]写给编辑部的信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卑微无用的文件。现在才知道,原来“反潮流派”离布尔什维主义更远。离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更远呢?是两位倒霉的火枪手昨天还在鼓吹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他们曾经抨击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他们闭口不谈,不过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份阿谀奉承、谎言连篇、淫欲横流、溜须拍马的文件,其基础正是对所争论问题的本质避而不谈。
国际形势和国际革命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常常产生许多新的、重大的情况。《真理报》说的队:“1923年失败后产生的冷漠和压抑情绪,使德国资本巩固了自己的这怎的,不过这样的情绪已经过去”(1928年1月28日)。1923年末变得冷漠和压抑的论点,现在每走一步都会有人重复。可是,那些对1923年失败的含义和作用并不理解的人,当时斯却指责早在1923年就预言必然会产生某种“冷漠和压抑”情绪的人是取消主义。不理解这种情绪具有国际性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我们的内政。1923年的失败,在英国不如在欧洲大陆反应强烈,那里在1926年才卷起新高涨的浪潮,但又在自己的失败中中断了。1923年的失败,影响最深的大概是德国本土,或许还有我国。《真理报》说的队,它说,冷漠和压抑在德国本土已经开始过去。遗憾的是我手上没有德国期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外国报刊。但是,目前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主义外国报刊,因为国际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各种事件提到我们面前••••••
从这些新发生的事情来看,把有争议的老问题在心里逐一回顾一番时大有裨益的。1923年失败后,我们评价欧洲内部局势是同美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现在有一种十分偏执的观点,认为研究欧洲的命运无需考虑美国的作用。这犹如开账单却不找老板。欧洲所为的“正常化”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产生了美国民主和平主义的新宗教(现在已经咽气了)。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先锋队预见到了冷漠、压抑、“美国作风”及和平主义所有这些情绪,就是说,如果他们并不听信这种预见是取消主义,那么,他们本来会比现在强大得多。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马斯洛夫[9]¬——鲁特[10]的领导错误,就是从这种错误中衍生出来的。人们以为阶梯总是往上而不会往下,于是在该下脚处提起脚来:这样就必然要碰破鼻子。根据《真理报》的估计,德国的新高潮的下降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巩固持续了4年。直到现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过去”,而我们却不会认为时间有这么长•••••诚然,由于对时代估计不确,采取的战略方针多无,这个时间是延长了•••••
美国现在成了欧洲的主人,其地位比起我们4年前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要高得多。不过,美国这个锅炉本身,已积存了太多的蒸汽了。当然,美国的财力以及托拉斯组织,是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对资本主义来说)进行“计划”和“调整”的。这可以减轻或延缓局部的危机,从而将矛盾积累起来。显然,在美国,事情已发展到接近爆发总的工业贸易危机而且完全就是经济危机了。预言这场危机会有多么深重、尖锐和长久还不容易。但预言美国将要靠欧洲,而这意味着首先靠英国来理顺自己的先露,但也并非难事。英美之间的对抗,现在已从它们略加装饰的“合作”外表下暴露出来。这一对抗,在近期内即将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对欧洲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切,唯独不表明“民主的和平主义”。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对这一整个过程,特别是对它的每个阶段依次作出正确的估计。近年内,国际因素将主宰一切。
印度似乎正在酝酿一些重大事件。不过我得承认,我对印度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中国的了解。我现在主要在研究中国。倒霉的是有关印度的书籍都装在那只遗失的箱子里了[11]。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从莫斯科再弄一包来。很遗憾,现在办这些事非常麻烦,尤其是要花费许多时间。
据我了解,您寄到这里的邮件是经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中转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同您就成了近邻,比同莫斯科还要近。不过这一切还得经过检验。
(1928年2月的第2周)

[1] 伊•尼•斯米尔诺夫(1881——1936),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邮电委员。反对派。1927年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但无济于事。死于大清洗时期。致斯米尔诺夫的信是托洛茨基在流放中写的第一封信。
[2] X•拉科夫斯基(187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时期巴尔干革命者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年代任乌克兰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1919——1923),任任外交工作。1925年至1927年任苏联驻法国大使。最初是左派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作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流放。1934年悔过。但在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受审。判处二十年徒刑,死于监禁中。
[3] 卡斯帕罗娃,反对派成员,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而被流放。1928年1月,她同其他人一起,在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宣言上签名。
[4] JI•索斯诺夫斯基(1886——1937),布尔什维克记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个月曾积极参加粉碎和在政治上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反对派(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各党派)的行动。1928年作为反对派被流放巴尔瑙尔。死于大清洗时期。
[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1877——1937),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20年成为反对派,托派。1927年因“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被枪决。
[6] JI•谢列布里亚科夫(1890——1937),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0年在党的书记处工作。1920年历任国家各种职务。系反对派。为“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1937年被枪决。
[7]卡•拉狄克(1885——1939),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者,1920年3月任共产国际书记,其首要任务是负责在德国和中国的革命活动。1923年走上反对派道路,尤其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德国革命被斯大林“断送:了。大约在此之后拉狄克便开始失去权力,被解除了各种职务,1927年12月,根据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他和其他反对派一同被开除出联共(布),并被遣往伊希姆。1929年拉狄克承认在其的反对派活动是错误的。但在大清洗年代仍未幸免于难。
[8] 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作“两个火枪手”。1927年12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署名的一封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宣布与托洛茨基脱离关系,并指出,同他分道扬镳首先是由于建立第二个党的问题。
[9] 阿•马斯洛夫(1891——1941),1924年后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委员会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支持苏联的“联合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列宁联盟”的奠基人,1930年前曾同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合作。
[10] 鲁特•费希尔(1895——1961),除年龄有别外,命运与马斯洛夫相同:曾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从事反对派活动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创立“列宁同盟”。
[11] 关于遗失的书籍可以参见其他信件,如《致志同道合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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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志同道合者们

致志同道合者们[1]
我把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后的一切情况简略地告诉你们。刚离开莫斯科的情况,大概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坐特快列车从喀山站出发(车头只挂了我们一节车厢),并且赶上了快车。那列快车被阻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在离莫斯科47俄里处,我们的车厢赶上了快车。就在这里,我们同前来送行的弗拉尼娅•维克托罗芙娜•别络鲍罗多娃和谢辽沙(小儿子)告了别。我们呆在车厢里,什么行李也没有。我们发了无数封电报,行李才全部基础。直到第七天或第八天上,我们已经到了彼什别克(伏龙芝)时,行李才追上我们。由于积雪太深,我们的行程十分缓慢。离开彼什别克时,我们坐的是汽车,一路上完全冻僵了。翻越库尔代山口,坐的是四轮大车,路程约30俄里。过后,又坐上阿拉木图派来接我们的小汽车。一辆卡车拉着行李跟在我们后面,但护送人员竟弄丢了两只行李箱,里面装的是我最需要的东西:我那些有关中国、印度的书籍等物全完了。1月25日夜,我们到达阿拉木图,被安排住在宾馆里。凭良心说,这里没有臭虫。不过总的来看住宾馆令人憎恶(我这么说,是因为现在已承认“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即将于4月迁至此地,这里所有的住宅都安排满了。被礼貌地称作因循的作风开始产生。我向莫斯科最上层人物发了电报,结果在宾馆住了三个星期后,我们得买家具,修复破炉灶,其实完全是搞一次建设,诚然,这是计划外的。建设至今也没有搞完。因为尊敬的苏联炉灶不想热起来。此外,我一路上又开始发烧,到了这里,体温仍不是升高。总的来说,我的自我感觉是很良好的。
当两个倒霉的火枪手的信见诸报端的时候,我好几次想起了谢尔盖的预言:“既不要同约瑟夫结盟,也不要同格里戈里结盟¬——约瑟夫会骗人,格里戈里会逃跑。”[2]格里戈里确实逃跑了。不过,这个联盟在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时,得看它是否曾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先进工人的联盟。那两个可怜的火枪手,显然指望他们写这封愚蠢的诉苦信后会得到宽恕,然而事与愿违,《真理报》客气地发表了马斯洛夫一针见血的反驳文章。假的名人都要推出比三,而且认为应当永远退出比赛,在众多的其他坏事中,这至少算是一件好事。
在这里,我对亚洲的情况作了许多研究,研究它的地理、经济、历史等等。暂时只订了《真理报》和《经济生活》两种报纸。读得极仔细。很难得到外国报纸。我已向某些地方去信,请求转寄一些,即使稍稍过期的也行。邮件送达本地一般要晚很久,投递也极不正规。最初是因为积雪地带妨碍了交通,后来又是彼什别克和阿拉木图之间的马拉邮车安排上出现了问题。当地报纸是一分《杰特苏火星报》(每周出版三次)。人们已答应要“根除”邮政工作的混乱状态,因为已开始同一位新承包人谈判了。总而言之,“正在整顿之中”。
印度发生的事件一人注目。发生这些事件的经济根源,看来是印度工业存在深刻的危机。印度的工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经迅速上升,现在却受到外国商品特别是日本商品的冲击而被迫退却。大概正是这个原因,使民族革命运动具有很大的规模。印度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完全不清楚。一些报纸转载的电报谈到“工农党”在各省的行动,这个党的名称就理所当然地令人担忧。要知道,连国民党当年也曾宣称过自己是工农党。但愿一切不是历史的重演。
英美的对抗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公开化了,这构成当前世界形势和世界政治的基本因素,但是我国的报刊过分简单化地看待这个问题,说是由于英美对抗不断加剧,仿佛就必然导致战争。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发生好几次急转直下的转折,因为战争对于敌对双方恐怕都是一个太令人恐惧的东西。为了和解,为了达成协议,他们会作出多次的努力。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流血的结局。
现在,我正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翻译一本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为了反驳福格特的许多诽谤性论点,马克思写了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近两百页,排印得密密麻麻。书中收集了大量文件和证人的证词,审理了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罪证••••••如果由我们来反驳同等类型的诽谤谬论,那将会怎样呢?只好出版一本上千卷的百科全书了。要知道,刚刚郑重宣布论战一类的事情已被彻底粉碎,完全摧毁,现在要转入切切实实的建设,却又马上发起了论战。为了避免老调重弹,这次只好去抨击箱子的数量(为了说得冠冕堂皇,将这个数量扩大了两倍),连猎狗也要抨击一番。我最可爱的马雅简直没料到它也卷入了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浪。
顺便谈谈打猎。我来的时候,想想太丰富,以为这里会是遍地野物。然而近几年它们正被残忍地灭绝着。当然,现在也仍然不少。但要猎到它们,得跑上几十俄里。我至今也未出去打过一次猎。列瓦又一次跑了25俄里,然而一无所获(诚然,他们在那儿睡过了黎明的时辰)。再过八至十天,就该是这里的春季迁徙世界了。那时我要去伊犁河,那条流入巴尔喀什户*请别忘了我现在的住地紧靠中国):我听说这里候鸟成群。巴尔喀什湖附近有雪豹,甚至还有老虎。我打算同后者签订一纸互不攻击的协定。
前已提及此地邮路甚慢。穆拉洛夫1月24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拍电报告知过这件事),今天已经2月27日,却一直不曾收到他的来信。我同所有的朋友都互拍了电报,,只有谢列布里亚科夫没有回电。还未收到任何人的来信,只有西比里科夫[3]在途中挤出的明信片是一个意外。
我们的住房位于市中心,亦即这个城市最糟糕的地方。我们打算三、四月份迁到所谓的果园里去——那里地势较高,在山上,气候也好得无法比。这里已是春日融融,雪化得几乎一点也没有了(今年是少见的大雪之年啊)。
1928年2月27日
[1] 此信无收信人。估计是写出后分别寄给反对派各领袖的。
[2] 托洛茨基指的是他1937年在《斯大林的罪行》一书中描写的情节:“早在1926年初,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同斯大利断绝关系。左派反对派队伍内,讨论‘我们可以同反对我们中哪些人结盟’时,国内战争的英雄穆拉奇科夫斯基说:“同谁也别结盟:季诺维也夫会逃跑,斯大林会骗人。’这句话成了名言。季诺维也夫不久同我们结盟,过后确实‘逃跑’了。不过,穆拉奇科夫斯基同别的许多人一起,接着也‘逃跑’了。”(引自保存在托洛茨基档案里的一部分尚未发表的手稿。T-4164,102页)
[3] 西比里亚科夫(维连斯基),布尔什维克,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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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尔盖•谢多夫(摘要)

致谢尔盖•谢多夫(摘要)[1]
我需要哪些书呢?
我正研究战后十年的状况。
总而言之,我需要论述下列问题的专著:
1.        有关战后十年经济的(世界经济,某些较突出的国家,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国家按重要性排列为:中国、印度、美国、南美、英国、非洲等;
2.        有关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各类社会和政治统计,包括选举统计);国际按重要性排列同前。
3.        有关同一时期(即1917——1928年)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斗争的(工会、社会民主党、各共产党向各个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统计汇编、杂志乃至报纸上的文章),顺序同前。
书籍稳中,俄文、法文、德文和英文均可(报告、文集等其他语种亦可,如意大利文文、西班牙文(对南美洲),以及巴尔干诸语种)。
必须有外国最新统计汇编和手册(1928年的)。
国外图书可由书店以印刷品挂号寄出,通过这种途径,我已在这里收到一批输了(如费希尔的德国专著《论石油帝国主义》、英国小说等)。
特别需要:1.对中国革命和印度各种事件阐明态度的小册子和文章;2.国内杂志首先需要《共产国际》、《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共产主义学院编)、《新东方》等;3.拉狄克发表在《新东方》上那篇论述中国历史的文章。
有关中国的俄文书籍,我已有下列作者的著作:波波幅——塔季瓦、霍多罗夫、伊文、米弗(上海)、阿扎罗夫、达林、勒扎诺夫、泰金、西比里亚科夫,还有国家出版社、红色工会国际、党内争论的文集。
(1928年4月)
[1] 谢尔盖•谢多夫(1908——1937),托洛茨基次子,不问政治。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后,他仍留在莫斯科(与随父流放的长子不一样),虽然也去探望过几次父母。他没有同父亲一道出国侨居,也许因此铸成大错。因为1935年他就被逮捕,1937年(日期不确)即遇害。有关谢尔盖•谢多夫的详情可见托洛茨基1935年日记。致谢尔盖•谢多夫信为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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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

致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一事实:《真理报》、《布尔什维克》半月刊以及其他所有官方报刊,目前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尽管很遗憾,这一变化的幕后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恢复了长期禁止的辩证这个事实本身,却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半年以前,鉴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已经肃清,莫洛托夫特地建议法国共产党人不同这个主义作任何辩论。大约就在那时候,我写信告诉法国共产党人,在我们迫使官方机构同我们辩论时,我们的胜利就得到了一半的保证,因为我们长期积累的思想优势必定会在这时全部表露出来,我们就会享受到七年来反对派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工作成果。这大概首先与西方国家有关,在那些国家,我们有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可以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联,由于辩论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国家机构可以将思想斗争拖延下去久不收场。但这仅仅是拖延。混乱、谎言、矛盾、曲折、错误,过去曾多如牛毛,以至现在连最简单的结论,都要强加在党和工人阶级广大人士身上,好象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当今领导的这些基本结论,没有超出反对派的预料,国家机构出于无奈,只好先来个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企图以此把党内批判性的不满情绪同反对派的各种提法之间的联系剪断。无须怀疑,这种热陈菜的搞法也无济于事。最近出笼的一些文章,例如可怜巴巴的波克罗夫斯基 的文章,提出已过时的批“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就命名显得张皇失措。对这些征兆的意义不可估计过高。党内许多事情都已有了变化,我们正面对着这些情况。
在西方,特别是罗曼语系国家,我们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法共正是刊物断然拒绝了莫洛托夫的上述建议,连莫洛托夫本人后来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由于遭到“弗兰格尔将军”式的愚不可及的责怪,法共刊物试图转入原则性的辩论。我们需要的知识这一点!法国反对派更加积极地参加党内演说,他们记录下这些演说,批判并逐渐摧毁横亘于他们和党之间的大墙。反对派在工团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支持,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们也在这个运动中发表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当然,他们是在为争取一个联合法国总工会(C.G.T.U.)而继续斗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近来也有巨大进展,你们知道博尔蒂加同志 被开除出党的事情吗?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被送回来,即被加以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的罪名。意大利的同志们写信告诉我们,说博尔蒂加看了我们最近的刊物后,似乎确实说过观点相同。同时,酝酿已久的分裂在党内正式发生了。几位承担党内重大责任的中央委员,拒绝采取“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他们被宣布为“右派”,然而他们实际上与塔斯克、布朗德勒之流毫无共同之处。对“第三时期”问题的分歧,迫使他们重新对待近年来的争论和异议。于是,他们便是声明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完全团结一致。我们队伍的这种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过去在一封信中曾明确指出,去年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积极作好筹备的一年,现在可以等待它带来政治成果了。前面所列举的涉及两个国家的事实,证明这些成果已开始显露出来。难怪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尾随联共同我们作公开的“原则性”论争是迫不得已的。这场论争当然只对我们有利。
联共和共产国际这些明显的、无可争议的、意味深长的、然而仍属刚刚开始的分歧,十六次代表大会当然不会察觉。它将照旧是斯大林官僚分子的代表大会。不过这些都是些心惊胆战、张皇失措、“疑虑重重”的官僚。斯大林必定要在代表大会上有组织地守住自己的前沿阵地。不仅如此,这次大会在形式上还将总结出斯大林击败对立面的一系列“胜利”,并给“一长制”戴上桂冠。虽然如此,说得确切些是正因为如此,便可断定:十六次代表大会将是斯大林官僚们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战胜左翼反对派告终,有力地促使了中偏右集团的瓦解;象那次代表大会一样,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应以粉碎右翼分子告终,促使中间派官僚瓦解。中间派官僚们靠粗暴、涣散的机关制度维持得越久,就应当瓦解得越快。这一切不仅使反对派面临新的机会,而且赋予他们最大的职责。只有重建党本省,即加强党内和工人阶级内反对派坚持原则的理论和政治工作,才能是通向党的道路。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问候。
列夫•托洛茨基
1930年5月23日
普林吉坡
[1]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栽于1935年纽约英文版《1930年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30——232页。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写给他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们的,称谓不用“尊敬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或“亲爱的同志”,而用“亲爱的朋友们”,即可说明这一点。往苏联写信称“朋友们”,往国外写信称“朋友们”,这一原则是托洛茨基从列宁那里借用来的。在他所著的《斯大林传》一书的草稿中,我们发现有下面一段叙述:“列宁从国外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信,开头通常写‘亲爱的朋友’......列宁给在国外的党内同志写的所有信件,开头都是‘亲爱的同志’;他寄往俄国的所有信件都以‘亲爱的朋友’几个字开头。其他侨居国外的革命者都沿用了这种方式。”(引自托洛茨基档案,T-《斯大林传》。)托洛茨基侨居后也沿用了这一方式。
[2]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死后遭到苏联当局批判,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3] 阿马德奥•博尔蒂加(1889——1970),1929年被控犯托洛茨基主义罪被开除共产国际。后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一个反对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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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志同道合者们(摘录)

致志同道合者们(摘录)
••••••以为可以靠耍耍手腕便钻进党内,就能够为党的健康进行政治斗争,说得轻一点,这也是天真的。季诺维也夫、皮亚塔克夫等人的经验太有说服力了。较之被开除出党前的一个星期,这些人现在在党内已微不足道。当时他们常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内一部分人也曾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被迫沉默了。他们不仅不能提出批评,连提出表扬也不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不让发表,中间派特别粗暴地逼迫季诺维也夫集团,要他们住嘴,要他们别败坏了中间派的名声。从哪些地方表现出这些改过自新的先生们还留在党内呢?是国家银行和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吗?可是,为了在这个中央联社服务,确实没有必要先去拥护一个纲领,然后又将其摒弃。
1928年8月20日
阿拉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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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索斯诺夫斯基

致索斯诺夫斯基[1]
••••••对您那封论述农村政策的长信,我将在不久之后作出回答。我认为,对既成形势的估计,我同您并无分歧。顺便提一句,绝妙的是现在人们已把全副精力倾注在同所谓“偏激”进行斗争上。反对极左偏激的斗争已经开展了好些年——人们似乎已百分之百给自己保了险,可是只要你稍一动弹,极左偏激马上就来了,真是叫人惊叹不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广东的形势就是这样:五年来人们一直告诫,说造成不幸最根本的历史因素,乃是“不断革命”。在广东,共产党稍一摆脱国民党的压迫,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立即成了犯下“不断革命”原罪的人。原来是又偏激了。执行者当然有罪,然而执行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知道,我偶然发现在16世纪的俄国文件中,对当时人们经常改变信仰的解释是“精神偏激”。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按照16世纪这条经久不衰的理论,以偏激精神教育出来的人总是偏激的。不过,对于减轻偏激者的罪过还要补充一句,他们是出乎意料地大难临头了。为了解释当前反对偏激而发出的警告,应当注意那些本能的、发自肺腑的深刻反击。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而且还将自下而上的反击。因为除了偏激者这种几乎远离现实的任务之外——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哪里——世界上还有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他们比偏激这更为可靠。在他们当中,正在出现,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出现自发的或联合的反击。应当让其他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也起来同他们对抗,为此应当••••••等等。
您读过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2]谈反对派和分析我国困难的那篇报告吗?这是一篇货真价实的正统玩意儿。他认为,按照我和您的观点,富农的淫威是导致我国“技术经济落后”的直接结果。直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西欧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之前,我们要反对这种淫威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说来,按我和您的观点,无论粮食收购陷入困境,还是它落入持戴季陶观点即否认积极存在的人手中,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都没有丝毫过错。这一切的原因——依然以我们的观点看——是大自然的规律和经济落后的规律。可是与此相反,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到大庭广众中去宣称:“别相信我,同胞们,我有罪,我是贼。”如果他没有逐字逐句讲出这句话,那么从他整个深思熟虑的理论中就无法得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还想问问,您可否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自我批评口号”,什么是自我批评?是不是应照字面意义理解这句话,即对自己进行批评?抑或从精神实质的角度去理解它,即批评领导的可能性?如果以后者作为准则,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口号,因为并不缺乏批评的愿望和批评的需要。可以说,问题就在于有无可能性。所以,“口号”不应当是“自我批评”的,而是可能取缔偏激者。这些偏激者必定把自我批评下降一个层次,而每个层次又有自己的偏激分子,归根到底,所以只是改变一下位置而已。要谈这个题目,话就长了。
我还想起几个偏激分子,那个善于写报告颂扬宪法之益同时又贬责宪法之弊的五等文官别列德里亚金,正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这几天,我将谢德林的《五花八门的信件》读了一遍。写得太清楚了!正因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讽刺作品,所以尽管过了一个世纪,仍不失其锋芒。
春天似乎已真正在我们这儿立稳了脚跟,细数起来,这大约是第五次春天了。遗憾的是,春天既使果园鲜花盛开,同时又带来疟疾流行,粮食而且简直就是所有食品都非常紧张。记得我曾写信告诉过您,我们到这里以后,面粉价格每普特一直在八至十卢布。今天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市场上面粉价格是每普特25卢布。近日地方报纸称:“城里留言猖獗,说粮食告罄,然而却有无数运粮搭车来来往往”。粮车却如人们所言,来来往往。不过在留言猖獗的同时,疟疾也大为猖獗,而粮食情况却不大妙••••••“
至于健康状况,纳塔•伊万[3]和我都明显是染上了疟疾。不过,一般说来我还能工作下去。
(1928年5月5日)
[1] 本信系首席发表。信上角有手书附笔:“大概是写信给索斯诺夫斯基的” 。
[2] 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即尼•伊•布哈林。
[3] 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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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索斯诺夫斯基

致索斯诺夫斯基[1]
亲爱的朋友,正如您所说,现在你已经同我们“近在咫尺”,并积极参与了我们的内部工作,这太好了。看来我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协调一致的。您信中说,在《以后怎么办》这份文件中,好象提到“右倾方针必然获胜”的话。我现在没有时间翻阅整个文件。不过,实际上文件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含有这个意思。这要么是对措词的误解,要么干脆就是誊写员写错了,甚至是一种篡改。您说得对,7月全会并不是党发展的终点,尤其不是右派和中间派相互关系发展的终点。我就这个问题曾写过不止一封信,在10月21日的一封长信中作了特别的论述。那封信已于10月23日寄往叶尼塞斯克,估计您已收到。目前,反对右派的运动虽然具有官僚的伪装性,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历史并未在7月全会的会议上止步。这正如当前对右倾的“一致”谴责,决不意味着就消除或至少减轻了热月政变的危险。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主要的斗争还在前面,这场斗争可能的结局,当然不是最好的结局,也取决于我们。您提出右翼和中间派的社会阶级成分问题。从来信看,目前许多同志对这一问题态度各异。我正在写一封信,谈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其中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将占显要位置。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不是已经完成,已经停顿的经济建设,而是党内动荡和分化的过程。这个党过去因强调统一而受到局限,由此,它的阶级含义是模糊的,是变化不定的。我们谈到堕落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头已经在一处了,而尾巴还在另一处。只有用行动,用我们对堕落行为的积极反抗,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获得的成果,才能确定堕落的阶级深度。不过,这一点我将在下一封信详细说明。至于我们的道路仍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这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全部文件绝对能说明这一点,划分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派别是毫无用处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您那封关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信已成昨日黄花,因为这信我在周年纪念之后才收到:它走了40来天。官方的措词真实妙极了:“要千方百计加强斗争,彻底粉碎反对派的残渣余孽。”是的,说得再好不过了。诚然,乌格拉诺夫在中央9月全会上说过:“反对派是有生命力的••••••”但此语丛官方报告中删去了。官僚主义的白雾教徒们真的以为可以利用镇压和诽谤的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不行啊,亲爱的,这是打错了算盘。历史给他们当头一棒的时间可能会延迟一些,但是这当头一棒终究要兑现——但愿他们爱惜自己的脑袋。我这里并不涉及别人,因为已如前所说,我指望您收到我10月21日那封信了。不过,通信又陷入危机时期。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反映了上述同残渣余孽进行强化斗争的计划,不久即可见分晓。这封信的抄件我将附寄拉科夫斯基同志[2]。
1928年11月10日
阿拉木图
[1] 此信系首次发表
[2]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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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版社

致出版社[1]
美国、纽约
西蒙
并舒斯特:
你们问,我以为那些书值得在美国出版?我首先想谈谈加利马尔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青年作家马尔罗所著的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2]
这本小说不想仅仅成为表现文学技巧的作品,它提出了人类命运的某些重大问题。在社会和文化危机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那些永远激动着人心和伟大艺术的课题——生与死,爱与英雄主义,个人与社会——又尖锐地在创作意识面前提出来。现代艺术在探求纯形式主义的成效中将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它只有从上述那些源泉中才能得以复兴。
说穿了,马尔罗不过是个个人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感,我在心理上虽不说是敌对的,却也格格不入。但是在马尔罗近于绝望的悲观主义中,却具有英雄主义的因素。马尔罗在革命的背景下选择他的国际主义主人公。他本人的活动舞台是在1927年的上海,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中国革命深有了解。然而他的小说既不描写民族,也不拘泥历史,这是一部描写人们的命运和种种私情的作品。革命使这些感情具有达到极限的张力。这位个人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最终超越了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只有那高于个人的目标,即准备为之献身的目标,才能赋予个人以存在的意义。——这部作品与哲学学说迥然不同,自始至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最后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样。
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条件遭到严重危机,这正暗中无情地破坏着对生活的纯经验主义态度,我觉得,马尔罗的小说应当在美国找到大量读者。
列夫•托洛茨基
1933年11月9日
[1] 首次用俄文发表。栽于《1929——1933年托洛茨基书信补遗》,第317——318页。此信是写给《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社长克里夫顿•法蒂曼的。克里夫顿•法蒂曼刚用英文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书。此书俄文本由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于1931——1933年出版。
[2] 安德烈•马尔罗著《人的命运》一书由美国《兰登出版社》193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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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纽约时报》编辑部

致《纽约时报》编辑部[1]
编辑先生阁下!
11月25日,贵报刊载了汉密尔顿先生的一封信。该信已开始就说:“列•托洛茨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信满篇解释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这种指控实不可等闲视之。我希望你们允许我声明,这封信并不合乎实情。同时也要揭露出,莫斯科及其代理人使用怎样卑劣的手段将大部分的世界舆论引入歧途。汉密尔顿提出的理由对他是特别有利的,因为我那封信涉及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对于一切喜欢思考的人,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汉密尔顿出于无知或大意,便按下了一个键子,由于这键子生出的意外太多,他本人,还有为之辩护的当事人斯大林,都极感不快。我信中有一个见解,即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曾一致认为,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内。而斯大林只是到了1924年底,才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自己昨天所持的观点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发生变化的政治愿因是,苏联官僚在此之前已建成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即得以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在这一个国家内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一问题早已超出马克思主义内部论争的界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为什么决裂,就无法理解苏联执政党的演化,无法理解当前苏维埃政权及其国际政策的性质。为了证明根本不曾存在任何决裂,汉密尔顿先生援引了列宁1915年的一段文章:
“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后,便可吸引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动起义反对资本家,必要时甚至以军事力量反对剥削阶级及国家,从而反对其余资本主义世界。”
这段文章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同时发生,而应当不可避免地在少数国家甚至一过“首先”(“first”或in the beginning)开始。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在这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而绝不是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夺取政权是应当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发展革命而将生产资料交到无产阶级手中。汉密尔顿的全部论据,同他的莫斯科教唆者们的论据如出一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混为一谈。这是愚蠢的诡辩!我们不止一次把十月革命叫作“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我们只把这胜利视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改造人类社会。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问题,除了1915年那一段被曲解的引文,汉密尔顿并未找到其他任何佐证。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列宁在执掌苏维埃国家的5年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讲话,无数次地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问题。我在拙著《俄国革命史》中,列引了列宁的数十条论断(1917—1923年间的)。请允许我在此略举其中几例:“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可以••••••使他们主要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投入斗争的环境变得有利。”1918年4月23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获得别国起义工人强有力的支持那一天,我们就会灭亡。”1921年,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第448页)[2]:“在俄国,我们的产业工人为数甚少,而小农却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在十月转折三周年之际,列宁说(第450页):“我们寄望于国际革命,这种希望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一贯强调,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业迹是不可能的。” ••••••1921年2月,列宁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总是不止一次地向工人们指出,我们胜利地主要任务和基本条件是传播革命,至少向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传播革命。”我仅举这不多的例子,原因并非它们最为明显——远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最简短。汉密尔顿先生托称我知道1915年那段列宁的引文,说我因此有意对《纽约时报》的读者隐瞒了它。然而问题在于,我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这段引文,而是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他的整个思路。1915年这条引文被曲解了,成了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的唯一资本。事情一直搞到维辛斯基检察官将这条引文列入对我和其他人的起诉书中。因此,它成为约翰•杜威博士[3]的委员会特殊审理的对象。
可以完全否定约•杜威及其助手们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观点。这正是我所抱定的原则。但世界上未必会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敢于否定杜威精神上的绝对诚实,更不用说他对于文字的分析能力。他的助手爱德华•安特沃特•罗斯、约翰•张伯伦、苏萨、拉弗列特[4]等人,都是智力超群,道德出众的人物。比这更为权威的调查,尤其对于美国舆论界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听听该委员会的结论吧:“列宁(1915年)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即社会主义要在一国彻底确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删除‘首先’一类的说法,并使引文脱离上下文••••••第二,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从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在国际范围内告终。”接着:“通过仔细研究有关历史材料,委员会确认,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时机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没有其他国家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帮助,以后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汉密尔顿先生只不过是重复维辛斯基检察官早被揭穿的捏造罢了。不过,捏造的根子不是维辛斯基,而是斯大林。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写道:“••••••在一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接着在他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里写道:“还不意味着就保证了充分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个任务还在前面,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能不能不要几个先进国家的共同努力,而在一国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呢?不,不能。要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便是不够的了。——要做到这些,必须靠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 ••••••斯大林在阐述了这些思想之后,说道:“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总的特点就是这样。”就在当年年底,他在同一本书的新版本中,用下述说法变更了这个观点:“战胜国的无产阶级在巩固政权,让农民跟自己走之后,就可能而且应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而且应该”!这句话之后,接着仍然是那句结束语。这样一来,半年之内斯大林就给列宁强加了两个在革命基本问题上宣布对立的观点,证实他的新观点正确无误的任务,落到格别乌头子雅戈达身上。汉密尔顿企图指责我隐瞒了一些列宁的引文,而我要指责共产国际的,却不是隐瞒一条引文的问题,而是它为了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私利,系统地篡改了列宁的思想、实情和引文。用这种篡改手段编撰的《联共党史》文集,竟译成文明人类的所有文字,在苏联和国外出版了数千万册。我可以向任何一个公正的委员会证明,在人类图书馆里,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党史》更为可吃了。这本书不仅成了政治宣传的基础,而且成了苏联美术、雕塑、戏剧、电影等等的基本内容。遗憾的是无须怀疑,敌人不可能理会我的呼吁。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4日
[1] 首次用俄文发表。曾载:纽约1977年出版英文版《列夫•托洛茨基1939——1940年书信集》第125页——129页。信件上方有托洛茨基附笔:“未寄出稿”。英文版中的日期是12月6日。托洛茨基的草稿注明为12月4日。
[2] 托洛茨基引于《俄国革命史》俄文版第二卷第二章。该书由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1933年出版。
[3] 约翰•杜威委员会是对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委员会。杜威(1859——1852)任委员会主席。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委员会在莫斯科对案件作了审理(1937年4月10日至17日),将调查结果刊载在《我无罪》一书中。此外,还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件》一书中公布了审理速记。
[4] 均为杜威委员会委员。

编辑先生阁下!
11月25日,贵报刊载了汉密尔顿先生的一封信。该信已开始就说:“列•托洛茨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信满篇解释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这种指控实不可等闲视之。我希望你们允许我声明,这封信并不合乎实情。同时也要揭露出,莫斯科及其代理人使用怎样卑劣的手段将大部分的世界舆论引入歧途。汉密尔顿提出的理由对他是特别有利的,因为我那封信涉及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对于一切喜欢思考的人,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汉密尔顿出于无知或大意,便按下了一个键子,由于这键子生出的意外太多,他本人,还有为之辩护的当事人斯大林,都极感不快。我信中有一个见解,即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曾一致认为,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内。而斯大林只是到了1924年底,才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自己昨天所持的观点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发生变化的政治愿因是,苏联官僚在此之前已建成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即得以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在这一个国家内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一问题早已超出马克思主义内部论争的界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为什么决裂,就无法理解苏联执政党的演化,无法理解当前苏维埃政权及其国际政策的性质。为了证明根本不曾存在任何决裂,汉密尔顿先生援引了列宁1915年的一段文章:
“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后,便可吸引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动起义反对资本家,必要时甚至以军事力量反对剥削阶级及国家,从而反对其余资本主义世界。”
这段文章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同时发生,而应当不可避免地在少数国家甚至一过“首先”(“first”或in the beginning)开始。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在这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而绝不是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夺取政权是应当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发展革命而将生产资料交到无产阶级手中。汉密尔顿的全部论据,同他的莫斯科教唆者们的论据如出一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混为一谈。这是愚蠢的诡辩!我们不止一次把十月革命叫作“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我们只把这胜利视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改造人类社会。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问题,除了1915年那一段被曲解的引文,汉密尔顿并未找到其他任何佐证。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列宁在执掌苏维埃国家的5年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讲话,无数次地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问题。我在拙著《俄国革命史》中,列引了列宁的数十条论断(1917—1923年间的)。请允许我在此略举其中几例:“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可以••••••使他们主要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投入斗争的环境变得有利。”1918年4月23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获得别国起义工人强有力的支持那一天,我们就会灭亡。”1921年,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第448页)[2]:“在俄国,我们的产业工人为数甚少,而小农却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在十月转折三周年之际,列宁说(第450页):“我们寄望于国际革命,这种希望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一贯强调,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业迹是不可能的。” ••••••1921年2月,列宁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总是不止一次地向工人们指出,我们胜利地主要任务和基本条件是传播革命,至少向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传播革命。”我仅举这不多的例子,原因并非它们最为明显——远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最简短。汉密尔顿先生托称我知道1915年那段列宁的引文,说我因此有意对《纽约时报》的读者隐瞒了它。然而问题在于,我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这段引文,而是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他的整个思路。1915年这条引文被曲解了,成了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的唯一资本。事情一直搞到维辛斯基检察官将这条引文列入对我和其他人的起诉书中。因此,它成为约翰•杜威博士[3]的委员会特殊审理的对象。
可以完全否定约•杜威及其助手们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观点。这正是我所抱定的原则。但世界上未必会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敢于否定杜威精神上的绝对诚实,更不用说他对于文字的分析能力。他的助手爱德华•安特沃特•罗斯、约翰•张伯伦、苏萨、拉弗列特[4]等人,都是智力超群,道德出众的人物。比这更为权威的调查,尤其对于美国舆论界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听听该委员会的结论吧:“列宁(1915年)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即社会主义要在一国彻底确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删除‘首先’一类的说法,并使引文脱离上下文••••••第二,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从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在国际范围内告终。”接着:“通过仔细研究有关历史材料,委员会确认,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时机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没有其他国家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帮助,以后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汉密尔顿先生只不过是重复维辛斯基检察官早被揭穿的捏造罢了。不过,捏造的根子不是维辛斯基,而是斯大林。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写道:“••••••在一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接着在他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里写道:“还不意味着就保证了充分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个任务还在前面,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能不能不要几个先进国家的共同努力,而在一国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呢?不,不能。要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便是不够的了。——要做到这些,必须靠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 ••••••斯大林在阐述了这些思想之后,说道:“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总的特点就是这样。”就在当年年底,他在同一本书的新版本中,用下述说法变更了这个观点:“战胜国的无产阶级在巩固政权,让农民跟自己走之后,就可能而且应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而且应该”!这句话之后,接着仍然是那句结束语。这样一来,半年之内斯大林就给列宁强加了两个在革命基本问题上宣布对立的观点,证实他的新观点正确无误的任务,落到格别乌头子雅戈达身上。汉密尔顿企图指责我隐瞒了一些列宁的引文,而我要指责共产国际的,却不是隐瞒一条引文的问题,而是它为了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私利,系统地篡改了列宁的思想、实情和引文。用这种篡改手段编撰的《联共党史》文集,竟译成文明人类的所有文字,在苏联和国外出版了数千万册。我可以向任何一个公正的委员会证明,在人类图书馆里,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党史》更为可吃了。这本书不仅成了政治宣传的基础,而且成了苏联美术、雕塑、戏剧、电影等等的基本内容。遗憾的是无须怀疑,敌人不可能理会我的呼吁。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4日
[1] 首次用俄文发表。曾载:纽约1977年出版英文版《列夫•托洛茨基1939——1940年书信集》第125页——129页。信件上方有托洛茨基附笔:“未寄出稿”。英文版中的日期是12月6日。托洛茨基的草稿注明为12月4日。
[2] 托洛茨基引于《俄国革命史》俄文版第二卷第二章。该书由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1933年出版。
[3] 约翰•杜威委员会是对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委员会。杜威(1859——1852)任委员会主席。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委员会在莫斯科对案件作了审理(1937年4月10日至17日),将调查结果刊载在《我无罪》一书中。此外,还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件》一书中公布了审理速记。
[4] 均为杜威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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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两人都死去•••••[1]
据我所知,我这种病(高血压,而且还在升高)最可能引起脑溢血而导致猝死,不过这还是我自己的假设。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局也是如此。但是,也可能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不想读这方面的著作,医生自然也不会告诉我实情)。如果变成了慢性的血管硬化症,存在长期卧床的威胁(由于高血压病,我现在反倒觉得精神健旺,但这不会是持久的),我将保留自己决定死亡事件的权利。这样的“自杀”(如果这种说法用在这里还恰当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表示我的绝望或失望。我和娜塔利娅都不止一次地谈到,一旦出现这种身体状况,那最好是自行结束生命,说得确切些,要尽量缩短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
但是,不管我如何死去,我至死不会动摇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
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3月3日
[1] 可能是托洛茨基最后的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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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
(1923年10月23日)
致全会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
4.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监察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成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2]的中心议题之一。真是妙极了,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竟然被多次说成是我和列宁同志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同民族问题一样,政治局内各派对它做出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说得对,我对老工农检查院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列宁同志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那样对工农检查院给予否定的评价:“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的了。”[3]如果回忆一下,谁担任工农检查院领导的时间最长[4],就不难明白,这个评价也同民族问题一文一样,是针对谁的。
然而,政治局是如何对待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方案的呢?布哈林同志并不想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列宁同志出于个人考虑坚持要马上发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里告知我这篇文章,并要求过问一下,以便使文章尽快发表。在根据我的建议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上,所有到会的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等同志不仅反对列宁同志的计划,而且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特别尖锐地和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鉴于列宁同志一再要求刊登这篇文章,后来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古比雪夫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印一份《真理报》专页,目的是安慰他,同时向全党隐瞒这篇文章。我当时说,列宁同志提出的这个激进改革,如果得到正确实施的话,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即使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要想不让全党知道列宁同志的这个建议也是可笑和荒谬的。对我的回答是一些形式主义的官腔:“我们是中央委员会,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是决策的机构。”只有加米涅夫支持我,但他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迟到了近一小时。当时倾向刊登这封信[6]的主要根据是,全党纵酒会知道列宁的文章的。后来,这封信在那些不愿意发表它的人手里似乎成了一面试图反过来••••••反对我的特殊旗帜。曾任书记处书记的古比雪夫同志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不是公开反对列宁的这个计划,而是采取了使这个计划“失效”的手法。但是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否能够成为捍卫党的权利和统一、杜绝党内滥用行政手段的独立的、公正的党的机构呢?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1] 1923年10月,联共(布)党内斗争计划,围绕党内民主和国家状况问题展开了大辩论。10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即将举行之际,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这封信,其中涉及发表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经过情况。中央委员会收到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24日,这一天被视为此信的正式日期。
[2]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召开。列宁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4] 从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
[5] 没有发表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人和文件。
[6] 指列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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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26日
日记摘抄(备忘)[1]

1.在历史上,发生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反革命。反革命总会使社会倒退,但却永远不能使它退回到革命的起点上。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反革命的交替是由于阶级社会机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引起的。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可能发生革命和反革命。

2.革命必须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被压迫群众把自己的美好希望同革命口号联系在一起时,革命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就这一点而言,革命使人们产生的期望总是过高,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的阶级机制所限,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处境、由于一种客观的必要——要保证哪怕最微小的发展,就得集中巨大的希望和力气。

3.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孕育着一种最重要的,同时又是最普遍的反革命因素。对于在革命进程中第一次觉醒的广大落后群众来说,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不符合、也不可能直接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些群众产生了失落感,他们要回复到平庸无望的生活中去,这同样形成了革命后期的一个特点。正如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并且感到“满意”的阶级或阶层,要转入“有秩序”的营垒中去一样。

4.同这些过程紧相联系,在统治阶级营垒里,也平行发展着另一种性质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相对立。广大落后群众的觉醒,打破了统治阶级所习惯的平衡,使他们既失去了直接的支柱,又丧失了信心。因此,革命可能取得的胜利果实,比它后来能够保住的要大得多。

5.革命取得直接胜利之后,很大一部分被压迫群众却感到失望,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积极性反而降低,这会大大增强反动阶级的信心。在这些反动阶级中,既有被革命打倒但却未被消灭的人,也有将革命进行到某一阶段后又被革命的继续发展抛向反动营垒的人。

6.……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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