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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及其后续】

本文首发于新青年专辑帖#101 欢迎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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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黑夜下的不屈呼喊:谈广工读书会八青年案

秋火

简目:

事件简述

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类似: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反弄巧成拙

广州番禺:对劳工组织与工-学联合的特别敏感(兼谈与12.3案的区别)

抗争的阻碍:张云帆们的幻想完全抛弃了吗?

续谈抗争的阻碍:主流毛派的幻想

再谈反迫害抗争联合阵线的阻碍: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

对待国家机器的态度:反抗和妥协的分寸及其它反思

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如何赢得主动?



2017年11月15号晚,一群青年在广州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本文简称“广工读书会”)时,广州番禺警方到场带走四名该校学生和两名已毕业青年。两名青年(即叶建科和张云帆)随后被刑事拘留。其中张云帆先被指涉嫌「非法经营罪」,到正式刑拘时换成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12月5号及8号晚,警察分别闯入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孙婷婷的住所捉人,作刑事拘留。在30天的刑拘和14天的秘密住所监视居住后,12月29日张云帆得以取保候审。1月15号傍晚,张云帆发表了自白书,除了提到被拘当晚读书会有提及「八九六四」外,更揭露了四人(即张云帆本人、叶建科、郑永明和孙婷婷)现时是「取保候审」;另外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顾佳悦四位青年却还被「网上追逃」。

有台湾网媒评论称:自1989年之后的将近29年来,像张云帆这样多名青年学生遭到中共抓捕和扣上罪名,似乎还是第一次[1]。也许这种异乎寻常的严重性,加之张云帆的北大毕业生背景,使得众多人士跨越意识形态分歧乃至界别意识群起声援——在2017年12月21日发起一份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呼吁尽可能让张云帆返回工作岗位,签名者包括知名自由派知识分子钱理群、秦晖、于建嵘等与知名毛派人士孔庆东、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还有众多学生、一些NGO社运工作者、女权主义者、各界群众,共计超过400人参与了联名[2];尽管很快也有托派分子批评知识分子们的公开信对国家机器的“暧昧态度”,却表达了不论与张云帆诸君有何种分歧、但更要坚决声援的态度[3];另外一些托派人士以言论自由和谴责白色恐怖为主题,发布了简短而强硬的联名抗议和声援[4]。在经历了“19大”之后(相较于近三十多年来而言)已经空前集权的中国社会,竟还有这样大范围联名声援着实令人吃惊。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当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究竟时[5],今年(2018年)1月15日张云帆通过自己设立的新浪微博发出《我的自白书》,披露了自己的遭遇和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妥协但出来后决意说出真相、再不妥协,以及另有三人也取保候审、却还有四名左翼青年被“网上追逃”的情况。在受到张云帆自白鼓舞乃至受到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和全国各地女同胞此起彼伏反性骚扰呼声的激励下,1月16日下午八青年之一孙婷婷也站了出来发微博文章,揭露读书会遭遇及自己受到警方残酷迫害的情况。紧接着1月17日,自称被警方认定为“主谋”的广工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也站出来发微博文章,自述成长经历、思想信仰、在此案中的遭遇,并表示将会一直发声,直到网上追逃的四位获得平安。1月20日,被网上追逃的徐忠良、黄理平的自述文章先后通过网络传出,其中徐忠良更是“三问番禺警方”自己所看的马列毛著作、社会主义思想信仰、读书会和广场舞活动怎么就违法犯罪了,黄理平更是在文章里理直气壮“大声宣布”:“我是否真的有罪,人民群众自有公论”。昨天1月21日,八青年中又一位名叫韩鹏的青年站了出来,以向爸爸妈妈诉说的口吻娓娓道来,也同样表现出了忠于理想、坚决不屈的姿态。至此,已经先后有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六名青年站在公众舆论面前,都同样表示了抗议和不屈的呼喊姿态。

笔者曾经在看到张云帆自白书后的第一时间(2018-1-15pm18:03)评论道:张云帆自白书树立了一个当代反抗政治压迫的新标杆。现在多名青年确确实实在这个新标杆的激励下相继站出来表达了不屈的呼喊反抗。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堪称重大的集体反抗,也令众多青年同仁深受鼓舞,同时他们也注定要承受相当的压力。
笔者希望江湖各路人士都来从自己角度支持八青年,共同担当这一正在进行时的反迫害抗争,帮助青年(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共渡时艰。笔者愿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不仅限于继续汇编相关声援专辑[6],更希望通过尝试分析广工读书会案的原因和性质、案发以来整个事件(从压迫到声援)的关键问题,给所有关心这件事的进步青年提供更多信心动力和有益的批评、反思,最后尝试给广工读书会案正在进行时的反迫害抗争一些参考建议。


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类似: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反弄巧成拙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广工读书会案的原因,至少可以清楚这个事情有可能在什么层面上得以解决。

巧的是,就在11.15广工读书会案发几天,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平价租屋“聚福缘公寓”发生大火灾,19人葬身火海,而这一事件成为北京当局展开所谓“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无论官方如何辩解,事实说明这是一场大规模驱赶外来谋生民众的野蛮行动,因为相当多人被限期在短短几天里必须撤离,否则停水停电,大批外来民众(甚至包括北京市部分本地居民)都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被驱逐出住所,一时间造成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提前返乡的悲惨景象。

毫无疑问,这种“清退、驱逐”在根本上表现了高高在上的北京市权贵官僚们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蔑视。当时就有人发问:这样的引发民怨的蠢举是官方有预谋有计划的吗?说老实话,笔者看的资料不多,距离北京也很远,对这场“大清退”不算很了解,如果说错别见怪:笔者认为虽然很多大城市规划可能早就有清理群租房、整治“城中村”“城边村”的计划,但像2017年11月在大兴火灾后发生的那样的所谓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很可能是官僚们一时心急脑热拍脑袋的产物——当然,不是纯属偶然,而是在习惯了无视民众心声也毫无监督约束的官僚特权下或迟或早的必然,也是地方权势企图立功讨好中央的必然。

当然,北京当局的粗暴野蛮“大清退”结果是引来大范围的民愤(因为本地居民都被驱赶,本地居民都上街集体喊口号抗议了),还有上百名知识分子联名抗议(11月25日[7]),迫使央视都出来发声表态讨论“该如何更友善、更平等的对待打工者,当然也为了更安全”了[8]。所以北京市当局想立功,结果显然弄巧成拙。

那么,笔者凭什么推测: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广东番禺警方针对广工读书会多名青年的打击也有类似于“清退驱逐低端人口”的地方权势急于立功的因素呢?首先,至今为止可见,在广工读书会案八名青年里相对较有“影响”的张云帆(笔者说他“相对较有影响”也只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生兼左翼圈子里的人而已)和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却都已经在40多天后就取保候审,就可以说明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否则不可能那么快就取保候审,说明这本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大案要案”,而是很模糊的“可大可小”——甚至广州番禺警方恐怕根本没有料到这次拘捕会遭到包括众多知名知识分子的400多人联名要求,所以竟然两次大幅度下调镇压措施,包括把六个月的监视居住缩短到14天后就取保候审了。

再则,在抓捕孙婷婷时派出所所长竟然都说“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在抓捕张云帆时指控的是“非法经营罪”后来又变更指控罪名,除了这些随意,再看郑永明说的他被抓捕时被六七个警察瞬间按倒在床上,甚至被认为“读书会背后一定有什么巨大的势力”,结果这个小谷围派出所却都没查出任何有力证据,在舆论压力下只好先把这几位青年都取保候审了,这说明至少在广州番禺警方这一级,他们很可能一开始没搞懂什么情况,只是抱着一心想把该案办成大案要案的想法,结果没找到什么,失望了,就暂时放人了——为了保持脸面,还不舍得撤罪释放,而是取保候审(如果全放了岂不丢光脸了?)。但不甘心,还要再追加“网上追逃”四个人。

就在昨天(1月21日),北京的毛右思想家老田撰文分析说:小谷围派出所在广工读书会案的执法过程中,最大化损害审查对象的人身权利,“目的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最大化的破案成果以及由此立功受奖”[9]——虽然老田站在党国维稳立场上批评小谷围派出所的“执法方式”,我当然反对他的立场,但他的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我上述推测不谋而合。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是较高级别的政治案件,当局会更注意根据事实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评论、抨击,而不是直接编造事实,因为政治案件会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媒体关注,编造事实进行舆论攻击会让政府圆谎的成本比较高。

不过除了地方权势立功讨好中央这个因素外,对于广州番禺维稳当局来说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导致了广工读书会案的发生。


广州番禺:对劳工组织与工-学联合的特别敏感(兼谈与12.3案的区别)

广工读书会案所发生的地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这是一个有着众多高校、大学生特别集中的区域,最近几年也发生过多次学生与工人联合起来的活动,包括2014年大学城环卫工人集体维权,就有不少学生介入其中,帮助工人维权。

实际上前几年的那些工人维权,基本只是依据劳动法的合法合理的日常改良斗争,但可能由于迫使资方改变剥削最大化态度有所让步,更由于维权群众的组织化而成为一股持续的力量,还是令资政势力反感不安。

广州番禺区扎根了近二十年的劳工NGO组织“打工族”就在2015年底被取缔了,连同其他劳工机构的一共六名劳工工作者被判刑,那就是劳工界发展史上标志着走向“寒冬”的转折点的12.3事件[10]。

这里可以提一事:笔者曾经为声援12.3事件中受打压的劳工工作者到北京去串联,记得北京一高校社团的左青同学问过我(大意):你认为除了NGO这种工人组织形式被镇压,其他的工人组织形式还可能发展起来吗?我当时回答说:不只是NGO,所有的工人组织形式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制,包括纯粹自发的工人自组织。我当时这样说,是希望大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看到有组织者被打压,应该积极声援才对。而今的事实,更说明了我两年前的预判——所有的组织形式都受到越来越大的空前的压制了。

但不同的组织形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搞清楚这个区别,会有利于把握当前的事件。在广州番禺警方眼里,广工读书会案很可能令他们想到了两年前12.3打压劳工机构案,他们当初可能以为他们又要做成一件有望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案要案了;这两个事件确实有些像(都有做工人团结工作、都有工人和学生联合、都各有政治思想倾向),但更有些很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使得广工读书会案存在着与12.3事件不同结果的可能走向。

首先,12.3事件的劳工组织近二十年都在支持工人维权,尤其被打压前几年都在支持工人集体维权,算得上比较资深的工运组织;
但广工读书会还远谈不上是工运组织,只能算是一个初步发展的正在团结工人(尚处于最初级阶段)的青年组织。而且广工读书会除了自己读书讨论,也就是组织学校工友搞文艺晚会和跳广场舞,这不但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本来就是很多地方政府会鼓励民间社会自行组织的。

第二,12.3事件的劳工组织有外部资金的资助,其实这本来也不是问题,只要别像其他劳工界个别组织拿着外部资助却还盘剥工人血汗钱行坑蒙拐骗之事就好了,只是在一心维稳的专制当局眼里有外部资金都成了问题;
而广工读书会,至少现在过了两个多月根本没有查出有非法来路的资金问题,反而把读书会组织者郑永明和看起来“相对比较有背景”的张云帆都取保候审了。先前供职于社工机构的孙婷婷也在微博上公开说了,先前所在的社工机构是小谷围街道政府购买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的社工机构[11]。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广工读书会的青年们:你们只须对你们做过的事情、公开写出来的话负责,否则光凭言论思想是没法定罪的(别理微博上那些五毛狗瞎扯淡);只要你们做过的都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就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不人道的迫害下一分钟就迎面而来,那就理直气壮反抗好了——因为一切真相都将公开,包括他们如果残酷迫害,因为大家的共同反抗,终将有机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正如共运前辈陈独秀的话: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抗争的阻碍:张云帆们的幻想完全抛弃了吗?

我们都看到1月15日张云帆发表自白书,透露了自己做过很大妥协,后来发现自己的妥协“苍白无用”,因为妥协并没有换来朋友们的平安,反而还有四个同伴被“网上追逃”。张云帆发自白书时,11.15广工读书会案已经事发整整两个月了,这时张云帆才发现自己的朋友们已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中,同时我们大家才开始了解这件事不止张云帆一人受害,而是涉及了八位青年。

诚然,张云帆在自白书里表示:“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确定张云帆是否真的完全抛弃了幻想,张云帆是否真的完全清楚了哪些想法属于幻想的范畴?

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企图避免或降低斗争冲突。

11.15广工读书会案这件事,从警察开始冲进教室抓人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阶级冲突这一实质,说白了就是无产者和学生的一个小组织遭遇了资本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释放之四海而皆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这件事就不可能通过斗争冲突以外的其他方式得到解决,只有坚决有力的斗争才能尽快争取到统治者的有所让步。但是,张云帆却轻信了国家机器在审讯时的话,以为妥协就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我其实很不想说张云帆如何,毕竟24岁的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但他的轻信和妥协的本质就是以为面对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是可以协商的。

更糟糕的其实是张云帆身边那些朋友们:他们都不敢做声,遮遮掩掩的,而且有想法的无非也是首先讲协商。首批签名者的一些说法传达了这种情况,据说是因为张云帆的家人不希望大事声张,还说要多考虑人家家人的意见嘛!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设身处地,如果是我的朋友突然被警方带走了、已经被带走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音讯了,难道我还要先打个电话问问朋友的父母,是否同意我按照自己观点进行声援?根本不会。出于常理、常情,如果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的朋友是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触犯了资本或专制的利益才被带走的,那么我根本不会先请示他家人,再考虑声援。就说最近一周吧,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他们先后发自白书,他们发表前请示过家人吗?那么多人在网上声援他们,各种各样的观点言论都有,这些人请示过八位青年的家人吗?再说远点,前几年劳工工作者被抓,女权行动者被抓,那么多人声援他们,难道都要先打个电话请示他们的父母,经过他们父母同意后再声援才算尊重吗?

去年12月有外媒的报道引用了知情人“陈先生”的话,说明了张云帆身边的朋友的消极态度,即使这位知情人有想法也是建议“先内部沟通”:“我们学弟找过来,谈了大概情况。……也是别人让他们学弟来找我。我的意见是,内部沟通一下,不要先把矛盾激化了,看看警方到底会有甚么说法。那个师弟在北京嘛,他寻找母校老师的帮助,但北大的人都不介入,他的老师好多也都不愿意。他们家、还有同学,我都没法说,每次都跟做贼似的,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我说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还让谁都找不着他们。”[12]

但是阶级冲突就是阶级冲突,你主动示弱、妥协,阶级敌人只会更得意的迫害加欺骗。在国家机器面前,你以为有什么可商量的?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总要说国家可以是为各个阶级做出仲裁的或者可以协商、合作的机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家就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不是大道理,这就是事实,可以让你头破血流的事实。国家只有在遇到了强有力斗争、足够反抗的时候,才可能有所让步;专政手段都出手了,再来什么“内部沟通”“协商”那都根本没有用的。而且要知道在特色中国,如果是政治案件,塞钱贿赂也是没有用的(刑事案件杀人抢劫入狱的倒是可以贿赂减轻刑罚);到底还是要公开斗争才可能有所改观。

说实在,我并不确定张云帆们——张云帆和他的七个同伴以及其他能够和他们联络的热心积极分子(我虽然愿意积极声援,但确实不了解他们)是否彻底放弃了以上幻想。

现在还有一个糟糕问题:张云帆及他的几个同伴所真诚寄望的毛派里,包括声援者里都仍然有浓厚的幻想,即认为广工读书会案事到如今仍然可以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里得到解决


续谈抗争的阻碍:主流毛派的幻想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毛派探讨了抗争的前景。可是这少数的探讨里也有着浓厚的幻想,例如张耀祖的文章《我们可以妥协,但我们绝不屈从!》这样写道:
“共产党处理矛盾的前提,首先是分清人民内部还是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些进步青年,即便他们言论过激了,批评教育不可以吗?为何采用监禁手段逼迫利诱、网上追捕这种对待阶级敌人的专政手段呢?人们不愿意相信某些地方会是国统区,但是,这种对待和处理方式难道不令我们感觉似曾相识,难道不使共产党尴尬吗?”

《红色参考》公众号编发这篇文章时这段话还加粗了、意在强调,可是这段话却是无力的,它用讲道理的规劝的方式对待中共,并且它似乎在假设现行中共党还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所以对进步青年采取专政手段,理应“使共产党尴尬”。但实际上这个党早就自觉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众多私人大资本的先锋代理集团了,它已镇压了无数的罢工工人,以及工人组织,再多抓几个进步青年哪里会尴尬呢?

当然,张耀祖没有表现出寄希望于中共党处理好这件事,却是把“谁来做出仲裁”这个问题交给了未来——“如果工农阶级被抛弃,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团体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可是现在工农阶级就被抛弃了,现在进步青年就正在受到追捕和迫害,斗争就在眼前,怎么办呢?

除了向中共传达出“即便他们言论过激了,批评教育不可以吗?”的委婉规劝和寄托于未来的“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或早或晚都会出现”的政治警告之外,毛派工运研究大佬张耀祖同志并未有其他的招数了。

这里我当然不是在讥讽,而是我认为毛派拥有一些资源,本来是可以运用起来进行斗争的,但是关键的阻碍就在于幻想太多,总以为对待中共还可以协商、规劝、或者通过内部的什么关系影响一下、斡旋一下、商量一下,这些幻想直接束缚了手脚,并且拖延了时间,让主动反倒变成了被动

另一个设想了“解决办法”(其实很难说是解决办法,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的是老田,他想到如果是合理一个关注司法机构信誉的机构,那么当“这一次小谷围的负面舆情发生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各级政权和司法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声音,来督促他们出面向民众说清楚:警察系统中间是否存在着基于职业利益鼓励而存在的‘法外执法空间’,小谷围派出所也应该被要求及时地回应负面舆情中间涉及到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同时老田又“十分期待,在广东警方中间存在着实际的‘法外执法空间’的判断是错误的,若真的如此,相信不久就能够看到公安系统纠正基层错误执法的行动了。迫切希望,小谷围派出所的上级站出来,澄清一切有损警察形象的推测和言论。”[13]

老田文章的基本意思是为读书会八位青年辩解、开脱的,但他上述一厢情愿的建议要落实的话,也有可能对八位青年非常不利,因为“小谷围派出所的上级站出来,澄清一切有损警察形象的推测和言论”,也可能是完全否认自己的做法违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老田甚至还有些天真地(?)以为小谷围派出所有可能是“从青年人的左翼倾向着眼去抓人的”,其实广州番禺的警方脑袋里联想的恐怕更多是:一切涉及工人的、组织化的、又和学生有联系的活动(不管什么思想),都是要特别警惕戒备的;因为广州番禺去年秋天才刚刚结案了轰动全国的12.3劳工NGO案(该案被判刑最重的工人代表孟晗在2017年9月获释)。

恰巧就在笔者这篇文章完稿前的时候,刚刚激流网账号“激流中国”发布了《云帆同志与激流网、旗帜网、红色参考和乌有之乡诸同志送别韩老》文章,分享了张云帆参加了毛派们为刚刚故去的工运前辈韩西雅举办的追悼会的照片,毛派老干部们相继把韩西雅拔高为具有“不断革命的精神”的“革命前辈”,把张云帆称为“他的思想、信念、情感与韩老息息相通”(参见笔者近日的批评,还原了韩西雅的改良主义政治实质[14])。主流毛派这些一厢情愿不顾事实一味拔高的口炮浮夸风,显示出一种令人晕眩尴尬的集体梦呓状态,难以让人相信他们抛弃了幻想和轻信。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有的积极关注事态进展的毛派分子发现有党刊背景的网媒发布了力挺被追逃青年的文章(而且文章还令人哭笑不得地把被追逃青年称为“应是我党重点团结对象”[15]),就认为这场反迫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还有的毛派圈内评论质疑番禺警方抓人之前是否经过了该校党委的同意,把这种形式主义的无用官僚细节当成了抨击番禺警方的底气筹码。

如果毛派们乃至张云帆们都把“斗争”的胜算寄托于上层权力(包括那些退休高干)的内部批评、督促、恳请,而没有着重弥补群众团结方面的不足和缺点,不是首先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那么这场反迫害抗争必然很难作为热点持续下去。


再谈反迫害抗争联合阵线的阻碍: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

这场以毛派为主的反迫害斗争在团结广大群众方面的最大缺点就是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令许多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其他派别人士长期诟病,不得不有所防备而拉开距离。这次最初参与声援张云帆的自由派人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就是最初参与了签名后来却撤掉了签名[16],改为投书媒体表达立场,颇费一番苦心地解释了“左右之争不可避免,但争论应建立在宪法共识的基础……对于越来越频繁的因言获罪,左右更应当形成共识:言论不分左右,都应该自由。”[17]

毛派并非不支持政治自由,但他们的支持往往是一种双重标准:他们只是支持他们认为符合阶级立场的人的政治自由,却赞成压制或取消他们认为立场相反者(如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有时还更坏——充当维稳当局的应声虫。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2013年初南方周末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的事件,相当一部分毛派不但不支持这些自由派倾向的记者争取新闻自由,甚至还公开支持维稳当局打压不同意见者。南周事件中就有一些毛派人士到现场组织反对自由派争取新闻自由的示威,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充当维稳当局的帮凶,类似于纳粹冲锋队角色。笔者也注意到有少数毛派尝试积极介入运动,但是临到关头才发现自家的毛派立场逻辑与实际群众抗争“显然有很深的矛盾,几乎让我们动弹不得”[18]。

当自由派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时,很多毛派是如此的消极乃至反动;现在当毛派们群起声援张云帆等青年时,却希望自由派不计前嫌共同携手发声,也确实有一些自由派知名人士参与了联名,表现出了他们的格局、高度。但毛派或受毛派影响的进步青年们,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反思自己对待政治自由的双重标准态度,仍然毫无改变地在附和专制维稳论调,那么自由派人士对这件事可能暂时也就只限于少数人只是联名、多数人还在围观还心怀不信任甚至还带着嘲讽的态度(前几天自由派媒体的报道已把关注点放在了“张云帆认妥协”这一点上,似要与该事件切割[19])。

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声援一切群众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例如笔者十余年前就不是毛派,但声援过被封杀的毛派工人网(因此还被警方约谈校方施压)[20],也声援过自由派倾向的南方周末记者争取言论自由,更积极声援过自由主义倾向的劳工NGO人士和工人代表(笔者也因此被警方约谈过甚至差点因此被带走[21]),——说这些当然不是为了摆谱炫耀,而是要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么做,当然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够了。正因为笔者所做过的努力和一直以来的确信,自信有一定底气继续呼吁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人共同声援遭受迫害的八名左翼青年,并且呼吁包括自认为毛派的所有进步青年都来反思毛派对待政治自由的错误的双重标准态度,也要抛弃任何派系(包括自由派在内)都可能会有的各种基于小圈子的冷嘲热讽心态、山头主义、自保意识。社会主义者要支持彻底的政治自由,不分左右地为自由而呼吁,尤其认识到争取这种自由对于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特别重要性,——这绝对不只是为了原则教条上的“政治正确”,而是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和扩大反迫害联合阵线的关键。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讲的“联合阵线”应该区别于传统毛派称为所谓“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历史上,毛党的统一战线简直是用来对付其他团体的“有用时加以利用、得势后威逼利诱使之臣服”的狡猾手段,带有一定的政治欺骗性,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对待政治团体自由权利的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所以愿意追求真正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应当彻底反思、抛弃这种欺骗性的实用主义毛派传统,重新以真诚的原则性的态度支持反迫害、捍卫言论自由权利,并且以这种真诚的原则性态度去团结其他不同倾向的群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团结群众,把力量都团结到真正的反迫害、维护言论自由的方向上来。


对待国家机器的态度:反抗和妥协的分寸及其它反思

张云帆1月15日自白书里提到他“被要求有密谋活动”“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然后他说在种种考虑下,“我妥协了”。

这个妥协适当吗?是否有教训?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张云帆等青年如芒在背,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人今后都有可能遭受约谈、调查、施压,实在非常有必要探讨下这个问题。

笔者曾经在新青年本案专辑帖里评论张耀祖对待本案中的妥协问题的态度过于简单,提到过托派老前辈王凡西的经验与原则之谈《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链接[22],我说过虽然此文谈的是革命者态度,但大家完全可以参考。这里就摘抄文中一些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的话:

“革命者以否认自己身份来欺骗敌人的这个办法,也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狭隘的限度内,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具体说,只当你是个并不知名的党员,只当敌人未曾或未能证明你是某人之前,你才不妨来这一手。等到敌人终于从人证(党的叛徒)、物证(被搜出的文件等)证明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时你就该置生死于度外,抛弃一切侥幸心理,勇敢承认自己身份,理直气壮地为你的立场辩护,准备接受任何牺牲的代价。……然则,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否可以对敌人说出组织秘密与同志们的姓名和地址呢?……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的态度应该是清楚明白、直截了当的,那就是:绝不许可说出革命组织的机关,绝不许可说出同志们的地址,免使组织遭到破坏,同志们遭到逮捕。……

“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禁下,当敌人强迫他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思想(这里主要是政治立场)时,革命者应如何对付,才不致危害革命?……当年不幸被送国民党反省院的革命者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据我所知,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不合作阶段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与敌人虚与委蛇,写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所谓‘心得’和‘报告’,最后签署一张千篇一律的‘悔过书’,获得自由。这种情形是否算作叛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革命党(中共与托派)是具体对待,个别决定的。中共对于从反省院出来的党员,不曾表示过一律歧视(至少我不曾听说过有这种歧视)。有时候还设法帮助在狱党员克服困难,例如抗战爆发时从北京监狱里放出来的几个干部:刘澜涛,安子文,李井泉等人,当时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要他们办理例行手续而出狱的。托派也有不少同志给送进了反省院。大多数表现甚好。他们虽然也跟别人一样,采取种种方法来回避正面冲突,但对‘思想改造’的压力始终能够抗拒…这些同志出狱时当然也被迫做了‘具结’手续,组织对他们却无丝毫歧视,并且出狱不久便让他们重新参加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几无一例外地为革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可是也有表现很坏的,有如刘仁静。他在院内与敌人积极合作,担任‘学生会’会长,写了洋洋大文来发挥民生主义。托派中央因此便把他开除了。后来他也就索性去给国民党工作。”


王凡西说了三个问题:是否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是否可以说出同志们的地址?如何应对国家机器的“思想改造”?王凡西的这些回答都是今天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可以参照的。

那么对照张云帆,其一他是公开表明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毛左,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其二呢,他是否说出了对其他同伴不利、可能有利于国家机器抓捕或指控其他同伴的信息呢,这一点笔者当然不清楚,只有张云帆自己心里知道,这其实是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此外,其他方面的妥协包括保证不参加读书会、保证不参与任何公益志愿活动、保证“放弃极端思想”、保证“放弃密谋活动”等其实都可以不太当回事,不必对这些保证太当真。甚至写完保证书后不妨还可以就其中观点与审讯人员辩论,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质疑(笔者十余年因工运事件被捕后就经常演这一出,后来多次约谈多次写保证书,从来没有完整遵守过自己对国家机器所写下的所有承诺)。实际上,就思想和言论(包括文章)而言,国家机器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的,删帖杜绝不了,坐牢也杜绝不了,除非肉体消灭——但至少目前社会倒退暂时没有到那个地步,不必过于紧张自己吓自己。

顺便再说下,当遇到国家机器打压时,自己应该尽可能冷静,镇定,要预备到最坏的情况,要尽可能把遭遇危险的消息通过网络或手机迅速传达给自己认为可靠的圈内同志(比如预先编好短信:“我现在被GA找上门了,如果24小时或36小时没有我消息,请对外扩散消息”),包括预备好彻底删除手机里的一些交流信息,预备好随时转移、隐藏自己身边的个人文件,防备被抄家的可能。在警方约谈、审讯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首先起到镇定自己、保持清醒的作用,不要什么情绪都动辄挂在脸上,不要什么都急于辩解,以免被狡猾的审讯人员捕捉、利用自己的心理。

即使被迫配合,也不要事事都轻易服从,就事论事据理力争是很必要的——这方面笔者觉得孙婷婷就做得好,她几次拒绝签字,并且不舒服时一再强烈要求治疗,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有独立强韧的一面,这比很多面对暴力机器临阵怯场的男人都做得好。这些据理力争可以表明自己不是逆来顺受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多少可以让对方有所顾忌。

在此,笔者仍想说明的是,广工读书会案不应让广大进步青年今后害怕再搞读书会或者服务工友活动,而是应该促使广大进步青年更加聪明、更有策略地继续各种思想交流活动和工友联谊活动,不拘泥于形式、名称、乃至名词,更注意聚集交流的场合(如果在学校的话要特别审慎),更注重细致深入扎根群众的工作,避免过早暴露和过早牺牲,争取在真正的斗争到来前夯实好群众基础。


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如何赢得主动?

目前本案情况是,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人取保候审,还是“待罪之身”;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人被“网上追逃”,随时可能被抓。八名青年里有六名先后公开发布了自述文章,引起众多泛左翼网友的声援(包括西安部分群众在公共场所声援,香港左翼21等多个民间团体向中联办递交联署声明);其中张云帆今天还出现在北京一个老干部的追悼会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初步争取了一些公开的言论空间。这些行动都为广工读书会八青年争取到了舆论上的主动地位。

但目前舆论的主动地位显然是暂时的,如果接下来不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仍只限于舆论上的喊话,恐怕不利于持续保持主动地位。但要采取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必须以放弃“先内部沟通协调”的幻想为前提,以彻底的政治诚意争取群众团结、巩固和扩大反迫害联合阵线。笔者试提几点策略上的建议和提醒,供这场斗争的热心积极分子尤其是广工读书会当事人参考:

第一,如果孙婷婷所述说的受侵害情况属实,那么可参照以下法律条款: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第139条:“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23]
委托律师,对涉事办案单位提出行政控告。且先不说这个控告前景如何,只要能立上案,就可以作为策略上的一个牵制点,那么就可以考虑采取下一步:

第二,被所谓“网上追逃”的四名青年适时也委托律师,一同前往发出追逃令的相关办案单位主动说明情况,要求撤案。当然,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必须问清楚律师各方面的情况,避免临场出现其他情况陷入被动、危险中。
这方面笔者就搜索到一个先例:有劳资纠纷案例,用人单位设法把与其发生纠纷的员工列入网上追逃对象,该员工就委托律师写出过“网上追逃异议暨撤销案件意见书”,带上可以自证的文件,拟一同前往办案单位说明情况要求撤案[24]。如果是四青年决定采取这一行动,除了有律师陪同,还可以考虑联系朋友或新闻工作者,做好取证、监督工作,以防范个别人员不当执法,当然整个交涉过程务必合理合法,文明理性,有礼有节。当然,一旦这样做,就有可能提前被拘留、或讯问调查,对此也需要有确保主动权和有效监督的应对策略。

第三,整个斗争应以所有八名青年都撤销指控罪名、撤案为目标,可以要求涉事办案单位承担不当执法的责任(行政诉讼乃至要求国家赔偿),八名青年也可以有其他争取社会公众支持的考虑。
不宜再过多牵扯其他主题的社会活动事项。还务必要注意团结,八名青年只要有一人还没有撤罪、解除危险,这场反迫害斗争就没有结束。避免被警方言论或网络上来路不明的论调分化瓦解、误导方向。




本文注释
(以下所说“专辑帖”是指笔者汇编在新青年论坛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等八名左翼青年因言涉罪被打压事件】专辑帖http://t.cn/RQMD5c4 均标注楼层数,可从该帖目录检索)
[1]《讀書會談六四被捕交保候審 中國知識分子同聲援》 2018-1-18 15:26 新頭殼newtalk 见专辑帖#88
[2]《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2017年12月21日 见专辑帖#2
[3]《聲援中國毛派青年張云帆!譴責反人民的白色恐怖》 2017年12月下旬 托派人士发起的联名声援 见专辑帖#6
[4]《珠江的闸开了!——关于声援张云帆等同志的网络联署活动》2017-12-23 傲铁 发表在“阶级与哲学”公众号 见专辑帖#43
[5]在1月15日张云帆发自白书的前一天,北大学生自媒体公众号“深约一丈”发布了《我校张姓毕业生近况通报》(见专辑帖#13),已说明张云帆得以取保候审,以及读书会内容是“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但此外没有更多信息了。
[6]即笔者汇编在新青年论坛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等八名左翼青年因言涉罪被打压事件】专辑帖http://t.cn/RQMD5c4
[7]《知识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信》,2017-11-24发起
https://www.24fa.com/Mshow.aspx?id=51551&cid=9
[8]《大城市离不开打工者 但他们的家到底该在何处安放?》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7年11月26日 04:06
http://m.news.cctv.com/2017/11/26/ARTI32jAbZMfd72oIiBuVvqx171126.shtml
[9]《共产党的无形资产谁来守护:我共又要败在小谷围派出所诸警官手里了》,2018-1-21,老田,乌有之乡 (见专辑帖#91)
[10]见新青年专辑帖【反对当局打压和抹黑劳工维权人士】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0(此帖需要翻墙才能打开)
[11]《孙婷婷微博自陈所在单位是街道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 对极力往反华组织扯的人极度鄙视》 2018-1-17 孙婷婷微博(见专辑帖#36)
[12]《张云帆办读书会被抓改监居 左派人士联署信促放人》 RFA 2017年12月22日 (见专辑帖#8)
[13]同[9]
[14]《韩西雅: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两方面建议》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
《<红色参考>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 秋火揭韩西雅改良派实质》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18
秋火:毛派继续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拔高韩西雅为“革命前辈”——在红色参考的“激励”下,另一个毛派老干部背景的旗帜网也加入了吹捧拔高行列。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48
[15]《旁观者:徐忠良这样的青年,应是我党重点团结而非打击的对象——与徐忠良有一面之交的群众》,2018-1-22 00:11 红色文化网
[16]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见专辑帖#2) 2017年12月21日(附专辑帖#7:最初参与联署的18名学者名单,含张千帆)
[17]《言论自由不分左右》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 发表在FT中文网 2017年12月30日(见专辑帖#4)
[18]参见笔者2013年1月31日《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7 此链接需翻墙)。此处引文出自毛派分子“佰骥”的一篇经验总结文章,具体见笔者南周事件评论文章注[13]
[19]《秋火批评香港明报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是不带偏见为受迫害进步人士辩护到底的人》 2018-1-19 12:54(见专辑帖#64)
[20]见上述[18]文章的注16、17
[21]《因声援孟晗等受迫害劳工代表 广东国保跨省约谈工评社秋火》 2016-10-31 工评社报导
(专辑帖【工评社文集】#205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541&page=11#pid30804
[22]双山(王凡西):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81.htm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官网http://www.gov.cn/flfg/2012-03/17/content_2094354.htm
[24]网上追逃异议暨撤销案件意见书 (2016-10-08 22:52:08)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8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8-1-23 11: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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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 胡乔杰转发2018-1-22


正确对待国家的未来

四川 刘金华

去年底,有朋友转来北大清华等教师学生学者以及我知名的左翼人士《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我看了,回信说:“对不同意见压制已经不对,用法律镇压就是法西斯了;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但是,关于张云帆案,公开信语焉不详,似乎是说,有错,但无罪。我在网上搜索不到有关报道。所以,尽管已经有几位我知名的左翼活动家参与,我现在也不能贸然签名。……请告诉案件详情,只讲事实,法理我自信有一定能力。只要事实清楚,我会做出判断,那就不仅是签名,我将以我可能的方式参与,争取好结果。”

以后,继续接到来信,网上也透露了一些信息,还有张云帆的“自白”,被“追逃”的徐忠良的文章。张、徐的自白、网上的文章,还是没有说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校园里的一些信息引起我的注意。想说几句。

我还没有根据认定张云帆、徐忠良等人是否触犯了刑律,也不能说公安机关的作为合不合法,这些都需要了解事实后才有发言权。现在想说的是,处理可能不得当。

古今中外,知识青年常常起着某种先锋队作用,可以说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革命的学生运动是革命先锋队的摇篮。明年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中国新文化和民主革命就是“五四青年学生运动”带头搞起来的,从中产生了GCD。青年人思想活跃,最少保守,是人生最富有创造性、革命热情的年代,是社会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也是最富有造反精神,最不安定的人群。这是不亚于GCD的也比较集中的很大群体。正确对待他们,关系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也关系着社会稳定。而近四十年来,GCD领导人平面地强调生产,忽略了思想建设,一些人甚至在青年学生中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很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将使经济发展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在这方面,古今中外,可能只有两三个人像毛泽东的认识那么清晰。

所以,不管张云帆、徐忠良等人是否触犯了刑律,公安机关的作为是否合法,仅从大的方面说,这样对待学生中发生的问题,很可能不当,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后遗症。公安机关的人可能认识不到,他们是搞专政,不是搞思想工作的。但是,政治家,有五四运动的北大,应该懂得如何正确对待知识青年。

我建议,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和“网上通缉”;由学校导师组织这些学生学习讨论,听取他们的想法,正确的意见,要肯定,集中转上去;错误的思想,要正面疏导,摆事实讲道理,从认识上解决问题,不要压服。

青年人是学习的阶段,他们又是国家的未来,要正面引导,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对于他们的错误思想,党和学校首先要负教育之责,任何粗暴地对待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将造成逆反心理,留下后患!要记住中国的诤言“欺老莫欺少!”

要让人说话,搞封锁,只会增加对抗强度,长期制造紧张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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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这篇文章有几点不得不说一下。其一,我不赞同作者把“言论自由的边界”说是“要看有没有严重违背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同样很主观、模糊,因为左派会说右派的言论违背人民的利益,右派又会说左派的言论违背民众的利益。我认为言论自由的尺度只要一个就够了:只要不实际伤害别人,其他什么话都应该允许。其二,文章后半部分用了很多假设的方式、道德褒贬的方式来反驳他人对张云帆的种种揣测,并试图呼唤他人的信任来化解猜疑,这些争辩方式是比较乏力、空洞的,作者最好应调查了解事实再来说道,会更有说服力得多。(秋火)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j_tNO9F7jq_LFTFqQSuRrg

关于张师兄的一些思考

2018-01-21 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的人们

最近,关于张学长的事情在校内和社会是讨论得很激烈,我也亲眼见证了各种不同观点的大撕逼。

有人认为,现在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话,无法判断有没有犯罪,所以暂且观望。有人认为,他讨论敏感话题,居然还“大胆”地讨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活该被抓。还有人认为,他是“毛左”,可能是个极端分子。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想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制造了许多文字狱。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入关后大兴文字狱,直到近几年来的一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似乎避当朝者讳,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么不但警察要来找你麻烦,甚至吃瓜群众也会认为你是“no zuo no die”。

社会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讲的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当某种并不合理的规矩用你无法反抗的暴力加以强制实施之后,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合理的。并且指责违反规矩的人不对。就像人质认为那些不听绑匪的话结果被杀的人是应得的一样。



当言论不自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逾界”的人就会被当做异类。

也就有人提出“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边界?”的问题。如果你讲要“言论自由”,那么我宣传法西斯主义宣传邪教违法吗?

关于这个,我认为,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不能单一地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如果单一地从法律上来理解,什么算“煽动性言论”,什么不算就很模糊。我在校友群里呼吁大家周末聚餐,这算不算“煽动”群体性聚集呢?这是不是就很可笑了。



究其根本,还要看有没有严重违背人民的利益。传播邪教,宣传法西斯主义显然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这与张的言论没有任何共同点。张所言“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作为青年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谈到了29年前那场风波。”我在其中没有看到任何严重违背人民利益的内容。如果说触犯了谁的利益,那也可能就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而这恰恰是为人民说话。

斯诺登的父亲说:“斯诺登背叛了美国政府,但绝没有背叛美国人民。”这句话,大家可以仔细体味下。



还有另一种观点。之前bbs上有个帖子引用了邓在南南巡时的讲话: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一顶“左”的大帽子就这样从天边飞来,扣在了张的身上。这样一来似乎给张贴上了一个“极左”的标签,自从贴上了这个标签,就如同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一般,他所做的好事都变成了“别有用心”。他的刻苦读书,是“考上北大,为争取境外敌对势力支持获得资本”;他的帮助底层,他的热心公益,是“利用群众,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后面的评论里还有把张和“红色高棉”什么的并列的。这就更可笑了。

张的做法跟历史上的“极左”分子差了十万八千里。红色高棉屠杀百万,张与后勤工人交朋友,办晚会;日本赤军劫持飞机,张组织后勤工人调研,反映工人生存状况。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维度上的。

有意无意进行这种联系的,实际上就是来替警方论证这起冤案的合理性。非蠢既坏。而且我估计坏的可能性更大。

“坏”的人,把所有试图为工农说话的人都打上一个过“左”的标签。然后就变成了,你是左派,我是右派的,互相咒骂不止,陷入了“意识形态”上的空洞争论。有关于底层真实的痛苦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既然没有人关注了,那么自然没有后续改进的事情了。最开心的还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就又可以开开心心的赚钱了。



所以,这么说的人别有用心。

然后就有人问了,这么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少年,怎么莫名其妙就被警察抓了,这中间必有隐情。说不定他是境外敌对势力培植的,专门用来颠覆社会主义的。



敌对势力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吗?为啥要支持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加组织大妈跳广场舞的读书会?或者说,支持这个对敌对势力有啥好处,能起到推翻我国政府的目的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有点魔幻现实了。

另外,如果真有敌对势力支持,警察早就公开证据了,而不是沉默加删帖的套路。敌对势力支持,颠覆国家政权,完全可以先审判后定罪。而不是先拘留,后改成“指定地点居住”再取保候审了。这是心虚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表现。

不过,另一方面,张可能确实和普通大学生不太一样。在普通大学生忙着风花雪月谈恋爱时,张选择和工人交朋友;在普通大学生选择奋力刷绩点时,张选择努力攻读马克思的大部头;在普通大学生忙着为之后的前程找工作时,张选择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张与普通大学生有太多不一样,而这些不一样成了他的原罪。

在这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小时代”里,突然冒出来了一个不那么利己的人,一个为别人想问题的人,一个牺牲自己照亮世界的人。大家第一感觉不是“他是一个好人”,而是“他肯定是有所图谋的”。就像你面对一个火车站旁给你递水的陌生人。“兄弟,天儿这么热,喝口水吧”。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谢谢”,而是“这水里是不是有毒?”

这个社会用他黑暗与龌龊的一面已经教会了我们不相信善良,不相信勇气,不相信真诚,不相信光明,不相信未来。

就如那条微博所说“孙tingting上大学时跟一群大妈跳广场舞,这是正常大学生干的吗?”

是的,在有些人眼里,只有闭门读书,一心考试的学生才是好学生;只有,换句话说,只有精致的、全心全意地为自己服务的人才是好学生。当然,也要“适当地”关心一下底层,比如去吉布提岛进行一次“旅游支教”,比如关心一下校园里的流浪猫。这就足够了。再多,就显得不正常了。

社会的黑暗限制了你对善良的想象力。




所以你怀疑,你怀疑邱少云、董存瑞的事迹是不是真的,怀疑张和孙是不是别有用心。

那,如果我说,这个社会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看他人的利益重于自己的利益,他们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工作和前途,他们愿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为底层服务而不需要任何报酬,

你,愿意相信吗?

如果我说,张、孙、顾,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你,愿意相信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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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5sufdTIYWsXqVfYQ26LJ_A


八人都是勇士

2018-01-22 一名群众 无产者评论

正文:


八人都是勇士



八人事件这几天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事件相关人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群众竞相转发。虽然当局不停删帖,各种评论和声援的文章仍然不断出现。这种现象,在网络上也不是没出现过,但左派和工农立场的青年人作为事件主角的情况却非常少见。

不仅当事人的朋友和同志站出来说话,很多自由派也在对这一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进行评论。和以往对左派加以嘲讽不同,不少自由派这次对张君等八人的遭遇明确表示了同情跟支持。在中国的语境下,左右派的对立超过了各自与当局的对立,而这次能有结成统一战线之势,实属罕见。

不过,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又不得不承认,自由派对八人的支持又是情理之中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避免谈论政治,即使谈,也是私下谈,不敢公开谈。遇到权利受损的情况,都是能忍则忍,实在没有退让空间,才会选择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群众中,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相对比较多,而维护自己政治权利的行动就非常少了。

在偌大的中国,有几个人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政治权利呢?恐怕是极少数。所以,只要敢站出来争取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的人,都是勇士。在同样的斗争中,无论自身处于哪一支部队,对于那些敢于直面敌人的勇士,肯定都是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所以,不少自由派站出来声援八人,甚至对他们的行为叫好,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对那些敢站出来斗争的人,正常人都会由衷地表示钦佩。毕竟,他们可以选择不斗,可以选择安居乐业,但他们却宁愿冒着风险,争取我们共同的利益,维护我们共同的底线。这表明他们是有勇气也是有担当的,而在这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直面黑暗的勇气和担当,是最最难得,最最宝贵的。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了黑暗,但也看到了希望。在八个平方事件之后,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就大大减退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生存,人们只能忍气吞声。但随着年轻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情况似乎已经开始变化。在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下,不仅出身工农的年轻人开始大量觉醒,发出自己的声音,践行劳动者的理想;甚至像张君和顾君这样出身相对优越的青年人,也能够从原有的世界走出来,跟工农站在一起,为群众的解放事业奔走。这说明,人民群众的嘴巴追究是堵不住的,正义的事业更是吓不退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螳臂当车之辈,迟早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反动派不会主动认输。他们看到新生的力量在成长,又惊又怕,所以才做出这样可笑的举动。八人的遭遇恰好表明反动派不像说得那样自信和强大,而是腐朽不堪,容不得任何意见和批评。这不正是毛主席说的纸老虎吗?

面对暴风将至,八人已经做好准备。在未来日子里,斗争会继续下去,并且向更广大的群体蔓延。勇士们已经冲锋在前,一切有觉悟的同志,都应该为这场战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场斗争中,无论先锋队还是群众都会受到考验,得到锻炼,迈出关键的一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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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笔者这篇文章完稿前的时候,刚刚激流网账号“激流中国”发布了《云帆同志与激流网、旗帜网、红色参考和乌有之乡诸同志送别韩老》文章,分享了张云帆参加了毛派们为刚刚故去的工运前辈韩西雅举办的追悼会的照片,毛派老干部们相继把韩西雅拔高为具有“不断革命的精神”的“革命前辈”,把张云帆称为“他的思想、信念、情感与韩老息息相通”(参见笔者近日的批评,还原了韩西雅的改良主义政治实质[14])。主流毛派这些一厢情愿不顾事实一味拔高的口炮浮夸风,显示出一种令人晕眩尴尬的集体梦呓状态,难以让人相信他们抛弃了幻想和轻信。

[14]:《韩西雅: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两方面建议》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
《<红色参考>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 秋火揭韩西雅改良派实质》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18
秋火:毛派继续吹捧张云帆为“革命青年”,拔高韩西雅为“革命前辈”——在红色参考的“激励”下,另一个毛派老干部背景的旗帜网也加入了吹捧拔高行列。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17&page=1#pid38048

——节选自秋火《沉沦黑夜下的不屈呼喊:谈广工读书会八青年案》(2018年1月22日)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JkpakwJSGCKT_Vy21EAyA

云帆同志与激流网、旗帜网、红色参考和乌有之乡诸同志送别韩老。

原创 2018-01-22 小强 激流中囯

七绝·送韩老

韩老先行会马翁,
但悲不闻九州红。
吾侪奋起继遗志,
赤旗争得四海同!



云帆同志与激流网、旗帜网、红色参考和乌有之乡诸同志送别韩老。






英勇的年轻人云巾凡,未曾与韩老谋面、也未曾与韩老有过交流,但他的思想、信念、情感却是与韩老息息相通的,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与韩老青年时代所投身的事情,是极其相似的。云巾凡同志为纪念韩老而赋诗道:

寒风萧萧横吹走,良久无声心绪稠。
满腔热血成益友,据理力争斗资修。
烈士战炬燎原起,牛鬼蛇神黯然收。
此情可待成追忆,壮志未酬誓不休!



让我们年轻一代继承韩老不断革命的精神,研读他留下的三卷雄文和三卷诗词,学习他勤于思考、勤于搜集材料、勤于动笔写作的“三勤”精神,接过韩老手中的战炬,勇敢向前!

让我们年轻一代继承韩老不断革命的精神,研读他留下的三卷雄文和三卷诗词,学习他勤于思考、勤于搜集材料、勤于动笔写作的“三勤”精神,接过韩老手中的战炬,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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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由派我为什么要声援张君云帆等八人

原创 2018-01-23 三秋 激流中囯

张君云巾凡是内蒙古保送来的优秀学生,在一次活动中我偶然认识了他——一个整天笑呵呵的大胖子,后面又有几次见面,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慢慢地他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成了马克思的信徒,而我则成了自由派。这样每次和他见面总免不了争执,然而不管观点如何不同,我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愿意和我辩论几个小时,即使说服不了我,也并不发火。他总是嘲笑我中毒太深,我何尝不如此讥笑他。

虽然有争辩,我内心还是很佩服他的,主要在于他可以做到的几点我实在难以做到的。一般作为多年教育体制培养的“准精英”,我们心中利己主义作祟的事情总不免有,而在张君身上却一点这种气味也没有。他可以放下学业长时间地为学校的食堂工人、保安、保洁阿姨去服务,而且不是那种做做表面文章好为自己将来的简历上多一份“公益”资历那种。张君不但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即使遇到艰险也照样百折不回。

由于政见不同,我们相互都视对方为“冥顽不化”,因此后面就联系的越来越少了,他离校去了南方工作后就更杳无音信。但这次突然听闻他因为在广东搞 读书会 被捕,心中还是十分震惊。以他正直的人格,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的性格,他肯定是不会干社会公认的那些为非作歹的事情的。果不其然通过后面的信息我们知道了他是因为读书会上说了敏感话题,发了一些愤激的言论,才身陷囹圄。在这里我只是想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对于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探讨更是如此,怎么能因为对方语言愤激就抓人呢?此风一开,历史上的那些文字狱都会跟着重回人间,后面会越来越严重。何以见得?因为“愤激”的标准是难以认定的,抓完愤激的抨击者,把那些相对温和的批评者也可以视作“愤激者”,如此一来将株连蔓延无休无止。

有些糊涂的理中客,还有些雇来的五毛水军,往往说张君等人避重就轻,不说自己在读书会上说了什么才被抓。我在这里还是重复那句话,即使对历史和现实问题做了彻底批判,也并不违法,除非张君真的鼓动投毒、放火、爆炸等等,现在看来张君肯定是没有说这些话——要有证据的话,在当前这么大的舆论压力下,警方早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还至于这么慌乱的删 帖、禁 言?

不仅仅因为认识他,而是出于一个自由派的原则,我也要声援他。张君云巾凡,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这件事上,张千帆教授、徐友渔教授和于建嵘先生等等都为我等做出了榜样,因此作为普通的自由派成员,我也必须力挺张君。

从当前力量对比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派也必须声援张君。不管张君这样的激进左翼,还是我们自由派,在一个强大的zf面前都显得非常弱势。不管哪派,还不是警察说抓就抓。左派的张君等人被抓了,我们自由派的周世x、王x、吴x等还不是因为言论而一个个被人抓了?如果说自由派是只鹿,他们激进左翼不过是只山羊。山羊和鹿因为意识形态对立,好长时间都把对方当作了主要对手,撕的死去活来,互相骂了半天才发现两者都是手无寸铁的食草动物,谁也不是在朝者。而且这个社会不止有山羊和鹿,还有一只对两者都虎视眈眈的狼,想把两者都彻底吞下去。这个时候作为鹿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声援一下山羊吗。唇亡齿寒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山羊没了,鹿能单独应付狼吗。今天抓了一个毛左我们不发声,明天就轮到我们这些人了。读书会抓人的口子一开形成惯例,从此高校中将再无言论自由空间,文网密布,我们何以安身?

最后,我们从中国有朝气的青年之可贵来说为什么要声援他。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国家强,我们今天要说青年有骨气民族才有希望。在当今这个道德崩盘、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尤其需要张君这样的青年,这种有朝气、有勇气,这种不曾被滚滚物欲所污染,这种不曾被庸俗市侩思想所迷惑的青年。没有这种青年,我们骂北大丧失了北大精神。好不容易看着有了这种青年,我们为什么不保护他呢?

鲁迅论述青年的文章大家比较熟悉,下面我们录一段沙皇专制政府时期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关于青年的一段话:

几个同学被捕之后,过了大约一年,审判结束了。他们的罪名是企图阻止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注:这是沙皇政府镇压学生活动,当时参与读书小组的几个成员多被判监禁或者流放)

“几个青年学生干的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持这种论调的人对我们后一代俄国青年的“明智”(注赫尔岑这里的“明智”是指庸俗市侩、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该感到满意。在孙古罗夫事件以及继之而来的我们的事件(即读书小组被抓的事件)之后,后面度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得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人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那些看着将军在广场把士兵鞭打致死,看着大学生们突然失踪而无动于衷的青年,我们还可以向他们期望什么呢?为了这一代人精神上的净化,为了给未来提供保证,青年人必须愤怒,必须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对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残酷惩罚(即前面提到的沙俄政府镇压学生),是惊心动魄的一堂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锤炼。伸向每一个人头上的野兽的利爪,它早已惊醒了桃色的梦幻,那种认为政府会对青年发善心的幻想。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特务的迫害、几年的流放。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眼泪,才格外重要。有时候青年人会因而丧生,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为解开俄罗斯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终止,而且会被证明是完全正当的。
(《往事与随想》人民文学93年版132-133页)

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并不意味着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含有理想的成分。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青年一代没有青春的气息,这样的民族我认为是最可悲的。我们已经看到,单单岁数上的年轻也不够的。(同上书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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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就是不准嘻嘻哈哈

原创 2018-01-23 未鸣 未名之音



歌手在人间,嘻哈下地狱,人民艺术家上春晚。

从PG One到GAI,嘻哈将2017和2018无缝连接起来,2018就这么进入了正题,不带一句前戏。

有关部门也通过嘻哈给这一年定了调子,那就是:不许嘻嘻哈哈。

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两学一做。

一锤一锤的砸下来,才能砸成实锤,把人唤醒。

不然,只封一个PG One,怎么能让你对嘻哈死心呢。



任何一个事件要突破小圈子,转化为社会新闻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积累的过程。

陈小武只是个引子,从一所高校到九十九所高校,近百封联名,才换回了教育部的“零容忍”。



只有草根们汇聚成一个声音,才能唤起缥缈之中的天上人。

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

梁欢刚在节目里吐槽完GAI“为梦想打call”,结果GAI退出《歌手》,《恶毒梁欢秀》被下架,梁欢微博遭到禁言。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关键时刻还是要分清楚谁才是朋友,谁才是敌人。

紫光阁地沟油上热搜时,先别急着笑。四零四一来,谁也跑不了。嘻哈走进大众,无媚相的节目登上网络,本来就已经是天大的不易。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国共就少谈点主义吧。

时刻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点马克思,真不是没用的。

当四零四高呼着打倒一切,变得愈加泛滥,将各种异见声音统统变成红色感叹号的同时,它也突然发现,人们不再害怕它了。

而且四零四还发现,它让感叹号们变成了亲密的战友。



张案也是一样。四零四又一次上上下下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通。

读书会的组织者,是贫苦农民出身的郑永明。由于个人坎坷的经历,以及参与支教等志愿活动的经验,他在校内通过征友启示公开征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其主要内容是学习理论著作,探讨社会问题,组织广场舞等服务校内工人的活动。

读书会的另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张云帆,他在毕业后供职于广州某教育机构,和郑永明一样,读书会都是他们的工作之余。

孙婷婷并不是这个读书会的参与者,她工作于大学城内的社区服务组织,与读书会成员一起组织并参与工人的娱乐活动。她工作单位的资金来源是广州市政府的购买服务。

你要问我背后有没有境外资金支持,那我只能回答你广州是中国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7年11月15日晚,学校保卫处收到举报,有读书会讨论涉及敏感内容。于是,学校保安与番禺市公安局小谷围派出所的民警在读书会进行的过程中来到了教室,要求每个人出示身份证和学生证。读书会的发起人郑永明出示证件后被放行,张云帆和叶建科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带走,一同的还有以及参与读书会的四名在校学生。

第二天,四名在校学生被放了出来,张与叶则被刑事拘留。这说明警方此前对这场抓捕并没有任何的预谋准备,只是因为张叶二人非校内人员,对他们的身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在调查中,警方从两人那里得知了读书会的内容。虽然相关书目都来自学校图书馆,但也许因为谈到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警方还是将读书会认定为“反党反社会”的组织。

任何事情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就像“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使游戏被勒令整改,使艺人的作品下架,参与“反党反社会组织”也使参与读书会的学生失去了助学金,读书会也被解散。



既然警方认定这个读书会是个“反党反社会”的组织,那么它的组织者一定是极端危险的犯罪分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GAI爷恐怕也会被安上个“反社会”的名号,他也就没机会再为祖国打call了。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2月5日,警方踹门进入郑永明的住所,将其按在了床上进行逮捕,并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读书会事件的主谋,终于落入法网。12月8日,另一位相关人员孙婷婷,也在其住所中被逮捕。这个密谋策划着如何服务工人的组织,终于被数天来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番禺警方一网打尽。

不是精神病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而是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是精神病人。不是有极端思想的应该被拘禁,而是先别人拘禁起来,再通过长达八小时的疲劳审讯、不足四小时的休息时间,睡眠中冰冷的地板,随时随地的摄像监控,使“嫌疑人”为了家人朋友的安全,为了暂时摆脱折磨,承认自己的“极端思想”。



“你不说是吧?你死吧!”

就这样,因为有“极端思想”,张云帆被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孙婷婷被“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在看守所中,她遭遇了严重的尿血与便秘,让她无法坐立、无法行走。



拥有“极端思想”,就没有得到治疗的权利,就没有做人的权利了吗?

进一步问,什么是“极端思想”呢?

在“极端思想”背后,是决定什么是“极端思想”的权力。在某些人看来,同性恋就是一种病。

多元的思想是永远存在的,而对思想进行界定与分类的标准是在不断变化的。

随着“极端”的范围标准越来越广,被纳入“极端”的现象也就越来越多,“正常”的思想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不仅是离心离德不行,出轨不行,性向不正常不行,现在连丧都不让了?

80年代邓丽君被定义为靡靡之音而被封杀;93年崔健因为一句话被封杀,不能上媒体不能办演出;00年代热狗因为哈狗帮被封杀;现在,终于轮到了嘻哈。

但是抱歉,我真的不想整天只能看中央三套的那些老艺术家。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下去的最终结果:“正常”,反而成为了最少数。因为能完全符合标准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我要上春晚的老艺术家们,除了中央三套,也没处可去了吧。

中央三套能让GAI喊万岁,可是不能让所有人都喊万岁。

来自地下的嘻哈音乐,在“主流”的规训中,被变得面目全非。就如戴上墨镜的Pony马。因为,真正的嘻哈精神,是为“主流”所拒绝的。“万岁”可以口头喊,就是不能打心底喊。

而主流,最警惕这种口头革命派。



但是,所谓“主流”,并不是说它代表了多数人的意志。主流,是大型媒介对世界的表象进行呈现的权威。

主流,就是中央三套。领导一定会喜欢,大爷大妈也许会喜欢,大多数人一定不喜欢。

“主流媒体”为了避免被“整改”,不想因为任何一点的细节沾上“不正确”的东西。所以,名人大V,知名媒体,没有得到上级的肯定,都不敢趟这潭“浑水”。毕竟,到底什么东西“不正确”,太难揣测了。谁都不知道,哪天就突然没嘻哈了。

主流媒体和监管部门,在如履薄冰中只能拒绝一切反对的声音,甚至跟“反”字挨一点边都不行,于是只好留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四零四的圈子,就是这样不断扩大的。众声喧哗不过假象而已,围墙只不过一圈空荡荡的回音壁。

在他们变得越来越主流的同时,也就离大多数人越来越远。

回到张案。这件事总结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几个有志于关心劳动者现状、解决社会问题的年轻人,在进行读书会时被好事者举报,警方介入调查后通过疲劳审讯等强制方式试图挖出背后的“反动阴谋”,但发现这个读书会的背后,却没有任何的“背景”,除了一群青年的理想与热情。

警方更没有想到,三百余人签署联名信,要求警方公布真相,释放被捕青年。参与联署的人,还不乏北大教授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

于是,压力之下,包括“主谋”在内的几个人都得到了释放。但是,如某些人所说,“警方不可能随随便便抓人”,所以为了面子,警方只能将他们贴上个“取保候审”的名号,继续进行监视。

事情都这么明白了,就别再忙着帮四零四给张云帆们加戏了。还非得让他把读书的内容一字一句写出来,呈给你来挑毛病不成?

再者说,定罪的事,几时轮到你了?

至于四零四,这不是有关部门的基本操作么。

连我妈都知道“删前必看”的帖子很重要,年轻人就别再闭上眼睛自视清高了。

如果一切理想的目的都被认定为颠覆,如果一切情感的来源都被认定为煽动。那么,我们的社会,何异于一台沉默的机器,将一切“不正常”的思考进行暴力的矫正。

正义之事,从来没有什么“主流”不“主流”。人民的支持,才是永远的主流。

再附一句,张云帆因为讲**被抓,跟央视五套因为跳水节目涉黄被勒令整改没什么区别。看问题啊,还是要抓重点,抓主流。

张案虽小,却折射出这个社会的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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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征集联名声援张云帆的同学为张云帆辩护

原题:《小白:我不要成熟!》

转按:作者是一个曾经征集联名声援张云帆的同学,也参加过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其中的讲述可以让人们了解当初征集联名声援的一些情况,还可以了解积极声援张云帆的人群里的其中一种思想类型。
显然,作者站在为党国操心的立场,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我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还说“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很诱人……需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捍卫和发展党奋斗而来的共和国的一切”,这些观点不但错误、无用,更是可笑,简直不值一驳(如想知道我的立场,请看我昨天发的《沉沦黑夜下的不屈呼喊:谈广工读书会八青年案》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292&;page=6#pid38053)
这篇文章有很多表述是我不赞成的,是真正意义的幼稚无知,但我这里就再说一点:作者在一篇声援左翼读书会的文章里,为何要敌视攻击广东的劳工NGO?以为这样向统治阶级阿谀奉承,就可以换来对八名左翼青年网开一面呢?这简直是奴才立场。
但我这里还是提醒所有关注者注意,声援张云帆等八青年的人不止是这样的“维稳左派”,也有其他的毛左派,有赞成劳动人民解放和实现彻底政治自由的托派(包括我),有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各界人士。不应因为别人用维稳的观点声援八青年,就认为八青年不应得到声援。
(秋火,2018-1-23pm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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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我不要成熟!

2018-01-23 小白 求实之音

在送我上大学的前一天,爸妈严肃地对我说,“小白,在大学不要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哈!我们是过来人了。”blabla,爸爸还说,女孩子不可以谈恋爱,要好好学习。妈妈说,可以谈恋爱,但不可以找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我表面应承着,却好奇大学里有什么“政治活动”可让我参加的,至于谈恋爱嘛,呵呵,谁知道呢?

上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两个男生崇拜希特勒,去他们家里可以看到墙上贴着小胡子希特勒的照片。我觉得好玩,在家里有时在回答父母问话时,会将手斜上45度角,然后高呼一声“嗨!希特勒!”把我妈气得要死,“这个学不得啊!那可是法西斯啊!”有一次,家里不知为什么谈到阶级问题,我说,我长大才不要当无产阶级呢,我要当资产阶级,有资产多好啊。家父对文革全无好感,而家母却持相反意见,于是他俩总是在毛泽东是否是“好人”上争执不休,不管怎么说,毛在我心里有一个坏印象了,因为据说他是一个“皇帝”。总之,这就是我成长中所涉及到的全部“政治”了,怎么说也不过是一个“政治小白”,不值得父母专门忧心忡忡地警告。

欢天喜地上大学了,这里没有父母的唠叨,自由自在!有时我连暑假、寒假都不回家,因为可以找机会出去活动避开父母唠叨和“监视”,这时,学校里组织的活动不少,有下乡支教的,有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演出的。女足、辩论、志愿者活动我都参加了不少,但总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接触社会太少,我急切地想了解社会,因为毕业后就要进入社会嘛。这时,马克思主义学会进入了我的视野,因为他们组织社会实践。一个同学问我想不想参加社调,我很高兴参加,于是就火速加入了马会。但他们组织的活动也不神秘,有的是去老工业区和工人聊天,问他们企业改制的情况,其中会碰到一些老工人,会跟我们说过去的事,譬如文革,这样就弄清了许多问题。或是去煤矿看矿区的情况,了解到矿区塌陷、矿工收入、生活等方面的事情。有些彪悍的同学还会主动去打工,感受一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回来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生龙活虎。总之,在马会的日子从实践来说收获很大,美中不足的是每次参加读书会我都是看书如过目——根本不懂。但喜欢和这样一群喜欢啃马克思这大胡子的著作的同学们一起上食堂聊天,一起“宏大叙事”,感觉自己身担国家、民族重任,只是怀才不遇而已。其实,后来才觉得自己只是想得多,实际什么也没做,根本不配担起这样的重任。

直到有一天,惊悉某大马会的Z同学毕业后因为在其它高校组织读书会进了局子。不管他们究竟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视频我是选择相信Z的,因为就参加马会的经历来看,马会的同学都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感,并愿意对弱势群体施以关注和帮助。况且,还能在别的地方义务组织大家学习的人,一定会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最诚挚感情的那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造成了若干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所谓左右两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在广东,不言而喻,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广东的GDP是全国最高的,广东的所谓民营资本(民营不就是私人吗?干嘛用“民”来偷换概念?)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等于是直插右派大本营,这里有高调的南方系,有各种国内外金主暗中支持的NGO,他们也会以支持劳动者权益为名,不断地向党和政府射出支支冷箭,无非就是想借劳工替他们火中取栗,直到达到资本掌控政权的目的。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冷不丁杀出一支马克思主义小分队,要教劳工认清,是资本在剥削你们,还想让你们和政府斗,搞COLOR,这不是要命哟?可惜的是,有些部门的公职人员根本看不清这点,并且,他们自己本身就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他们认为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有什么关?我就是要将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分子抓起来,省得出现社会不和谐因素。这种一抓了之、以抓代管的方法,是一些基层官僚最粗暴的最野蛮的执法,他们不去考虑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知道他们这是动了共产党的国本。

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营救Z同学出来,他的父母到处找关系哀求有人能出力将儿子救出来。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义不容辞地加入到协助他父母的队伍里来。我的工作就是找德高望重的老师联署签名,许多老师在听说这一件事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们为什么被抓?因为Z同学进去之后,没有更多的信息出来,警方也没有公开细节,这让我们很为难,只能是将联署信的内容给老师看,其它的信息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许多老师就表示不能签名,因为“情况不清楚”。签名的老师中有左有右,多数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名义签名。

在争取签名的过程中,我与导师发生了争执,他清楚我的个性,说我易于冲动,感情用事,正当毕业的时候不要因为这些事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他说,“你要清醒、你要成熟一点!”我当时应声回到:“我不要成熟!”导师怔住了,我们半晌没说话,最后各自走开。

我在学校的池塘边思考了很久。父母教导我不要搞政治,我恰恰背着他们参加马会,读的都是政治书籍,又搞联署;导师千方百计劝导我,是为了我的前途,也许也有考虑他的学生中不能出现“反贼”。他们都是为了我好,而我居然一句话将导师顶了回去,想到这里不由得有些后悔。但是,熟读现代史的我知道,日本侵略中国时,无论是北洋水师还是国民党,虽有人数优势甚至是军械也不差的情况下,却节节败退,不堪一击。南京大屠杀时,6万人的日军征服了大约50万的南京军民,并屠杀了其中的30万人;若干个小县城,只需要区区一队日军就可以守住,这是何等的屈辱?!这又是为何发生?

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军队就可以在日军的眼皮底下不断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军队可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共产党人的军队就可以用落后的武器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组织的“联合国军”?都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区别?我现在想明白了,是精神和信仰。共产党以前的政党或政府都是搞私有制的,他们得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支持,他们只能去抓壮丁,用枪和皮鞭驱赶战士;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置人民死活于不顾;他们不可能用一个科学的理论、一个伟大的领袖来统领人民,虽然他们嘴上在说,“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共产党的队伍没有升官发财,但是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小家走上战场,他们就会有无尽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敌人。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像毛主席那样的领袖才可能引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历史也证明了,在资本列强统治下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才能引领中国人民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共同富裕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少年时代,最激励我的是,“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样的句子,青年时代,最感动我的是马克思十七岁中学毕业时所写的毕业论文《青年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动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如果我们不掌握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如何能强、智、进步?!如果我们不学习马克思,我们如何在生命终了时不愧对人生?在浩渺的宇宙里,我们能为人类的解放留下什么?升官发财不是我们的理想,为着解救老、弱、病、残,为着解救那些备受虐待的妇女和儿童,为着破除这不合理的剥削,让人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过上自由、充实、愉快、幸福的一生,这些都值得我们去付出。

我相信Z师兄也是这样想的,并且他们先行一步去做了,而我这就跟来。

所以我拒绝“成熟”,如果这成熟意味着装瞎、装睡、装糊涂,只是为了明哲保身,这种“中庸”思想在敌人的刺刀面前一点用都没有,“中庸”迷梦难道还没有被南京大屠杀所惊醒吗?我拒绝“成熟”,如果这成熟只对自己找个好工作、赚个高工资有用,但对社会的进步没有用;我拒绝“成熟”,如果这成熟只要求人们“佛系”:没关系、无所谓、都可以,那我们是不是等别人打了右脸还要把左脸送上去?果子该成熟,那是它该掉落的时候,明哲保身的“成熟”无非是让我们为了小我的利益,放弃为集体利益的奋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些贪官污吏可谓是最“成熟”的了,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是被人民唾弃,被法律惩治。

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很诱人,这难道不需要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捍卫和发展党奋斗而来的共和国的一切吗?如果我们面对不公、苦难、压迫和剥削都无动于衷,我们的社会公正、平等、文明由谁去守护?由民营企业家吗?别逗了,国民党的统治就是民营资本统治的标本,它的失败是那样的彻底,当年美国、苏联两大世界强国都支持过它,可它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最后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我拒绝“成熟”,因为我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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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鹏——用行动向劳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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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君HP——用行动向劳动者致敬

2018-01-23 一支铁笔

这是韩君的校友,为韩君所写的声援信。

与韩鹏不见已是两三个年头,几年间没什么往来,也无消息沟通。再获消息,韩鹏竟然成了被追逃的罪犯?我实在难以相信,也无法理解,这全身散发着正气与活力的青年,缘何成了需要躲藏的罪人?我想就算哪一天,整个学校的同学都成了嫌疑人,他韩鹏,也该是最无可指摘的那一个才对。看到韩鹏的自述,我想我应该将我所了解的韩鹏告诉大家: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君子,绝不能够让他平白蒙受冤屈——

我和韩鹏从大学开始就已经相识,最初我看到韩鹏其人并不特别,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类型。直到某日偶然被他邀请,参加了他与后勤食堂工人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我才好像头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个满腔赤诚的青年,他是真正把身边的底层大众装在心里的人。

文艺汇演上有小品,有演唱,甚至还有一位热情的大婶儿独自跳了一段民族舞,音乐咿咿呀呀地,场面好不热闹。我放眼看去,众人虽然都裹在灰扑扑的工服里,却隐藏不住他们早已流露在脸上的开朗和欢乐。而韩鹏身临其中,插科打诨,嬉笑鼓掌,完全没有学生那种拘谨小心的架子。在主持和玩闹之中,气氛被他调动得活跃轻快,连我也不禁深受感染,一晚上都笑得合不拢嘴。

在文艺汇演上,韩鹏趁着间隙和我搭话,跟我介绍:食堂大叔、大婶们每日早出晚归,凌晨三四点,天还没露光,我们的同学还在梦境中流连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穿上了工作服,操起了一天的工作,蒸煮煎炸,为我们的三餐能吃上新鲜热腾的饭食而忙活不停。直至晚间六七点甚至十点,他们才得以回到透风、阴冷的宿舍,和成堆的杂物共寝。几个人便围着一台永远飘着雪花吐字不清的又小又旧的电视机,在几个台里轮番地换,或者干脆洗洗漱漱以后埋头就睡,为第二天同样的操劳积蓄精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工作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地奔劳,俨然沦为了繁华大城市中不停歇的劳动机器。“他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世界!他们的劳动成果万千人同享,他们的疲惫和艰难却无人问津。”讲到动情处,韩鹏表情凝重,字句铿锵。

大概看到这些师傅,韩鹏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吧。韩鹏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卖力,而他从小也跟着父母四处漂泊。父母换一份工作,他就要换一个学校。他对打工者的心酸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公益事业或许是韩鹏目前找到的一条能真的做出实事的出路吧。

犹记某年的五一前夕,当周围的同学都正喜于假期的到来时,韩鹏却想组织自己的朋友,在劳动节当天替学校里的清洁师傅上一天班,让师傅们能放上一天假。他说:“一个劳动节,劳动者们却得不到休息的时间,倒是我们学生,四体不勤,却心安理得地过节!劳动节,是要用劳动向劳动者们致敬的!”

然而事与愿违,除了和韩鹏要好的室友外,院系的其他同学都不支持韩鹏的想法。我本以为韩鹏会知难而退,毕竟响应者寥寥无几。出人意料的是,韩鹏当晚就挨个在宿舍楼里问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留校同学,一层楼一层楼地奔走,后来整栋宿舍的人都知道有韩鹏这号人物了。结果就是五一的当天,他终于凑够了十二个人来帮清洁师傅干活儿。不明所以的人可能会说他傻,干的尽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想,这就是他,就是这个浑身洋溢着正气又略显“中二”的韩鹏,他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们”积极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道德满足感,而是寄希望于影响更多的人共同为底层大众服务。

韩鹏为底层大众服务的想法不仅仅存在于他的课余生活,在课业学习中,他也总是从底层大众的角度出发去吸取知识。他是2015届农学专业的毕业生——选择这个专业,并不是因为他对农业感兴趣,而是因为他的家庭经济拮据,而学校里农学专业收费最便宜,一年就收2000元——在现实的压力下,人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

但韩鹏从未沉浸在自己旧时生活的感伤中:面对农民工愈发困窘的处境,面对农村的日益凋敝,面对可亲可敬的学校职工长辈们在日复一日地忍受着不可不做的重体力劳动,韩鹏如同《恰同学少年》中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一面痛心于一切受苦受累人,对所有不公正的现象都感到愤怒;一面又精神抖擞,对找寻社会出路表现出持久的热情。

抱着这样的心态,韩鹏曾经寄希望于自己所学的农学专业能真正在农场发挥作用。但是在真正深入了解过后,他开始想得更多、更加深刻,他不止一次地感慨:学习这些农业知识,本来是为了服务农民,服务于农业生产,然而当代的农学教育却是空中楼阁,学生研究出来的劳动成果对农民没有一点好处,反倒大多填进了大公司的账户。孟山都,先正达(二者都是跨国农业公司)……这些农业巨头无不垄断着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而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农民,却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世不乱,却有很多问题,昭示着社会的不合理,他们亟待探索和解决。青年人,应该投身于这样的事业:这种事业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优越的享乐,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韩鹏心系着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者,不因为他们的“low”、“土气”而自傲,而是以融入他们之中为豪,以改善他们的境遇为己任,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标榜和弘扬的正能量形象吗?

而今,惊闻韩鹏就因为和叔叔婶婶们一起跳广场舞,和青年学生共同参加了读书会,便被全网通缉,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已分不清这是气愤得发抖,还是害怕得发抖!

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茶馆掌柜王利发那句:莫谈国事!

在一个连老人也不敢扶的今天,难道警察连人民群众也开始不再相信了吗?

我宁愿相信这是警方的误会。在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今天,这位为人民服务的青年,又怎会落得120年前戊戌六君子一般的下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希望警方能够真正彻查此事,党和政府能还韩鹏一个清白!因为这个社会,还需要更多像韩鹏一样的进步青年,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正义和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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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激流网读者群”微信群

新的觉醒已经开始,但道路依然漫长

范仄



新的觉醒已经开始。

番禺读书会八君子基本上都是高校学生或高校毕业生,而且不乏名校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农民工子弟,也有1998年左右下岗国企工人子弟。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意味着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回归,意味着一种新的阶级意识的发生。这种阶级意识的回归、增长和觉醒,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坚实。



第一代农民工,处在原始积累式工业就业和城市就业大增长时代,既存在相当规模的就业增长,也存在转型为资本老板的一定机会,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陌生和恐惧,严重妨碍他们形成相应的阶级意识。在这个时期,他们主要是以包产到户以后形成的小生产意识指导自己的希望和行动。这也是分田到户这一政策的政治功能之一。他们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给自己的子女争取一个好的教育机会,让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

但他们的子弟完全不同。他们是在对自己的父辈在打工过程中付出的血汗和受到的屈辱的目睹中成长,他们发现父辈们的努力不仅没有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反而付出的血汗越多,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丧失越彻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要屈辱地感恩各种公益爱心人士。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打工者,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一代农民工的努力最后至少直接造成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确立资本的统治地位,一个结果是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前者会逐步彻底剥夺农民工及其子弟的发展机会,后者会逐步替代农民工的工作,减少就业机会。农民工子弟就是在这两个结果已经开始或者已经发生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这两个结果还会伴生另外一个结果,即中产阶级崛起。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后,其相应增长的技术部分的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这部分中产阶级,以业主形式也即房奴形式逐步成为城市市民的主导性构成。所谓房奴,严格的说是债务奴隶。现代信用体系中的债务奴隶,是资产阶级调节中产阶级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率的方式之一。中产阶级成为房奴,发展出自己的业主权,并以此修改市民权的决定机制,使市民权的决定机制呈现出业主权扩张、户籍权萎缩的趋势。

所谓业主权,是买得起房屋并已经购买房屋的人才能享有的相应的权利,是由房屋物权衍生出来的人的各种权利。所谓户籍权是由户籍而来的身份权。户籍权曾经是社会主义人民在地性权利的主要决定机制,很好地保障了社会主义人民平等的在地性权利。虽然业主权和户籍权将来会长期成为市民权的双重决定机制,但是业主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发展到今天,业主权其实已经成为市民权的主导机制。当局和资产阶级学者长期鼓吹农民用土地换取市民权乃至直接获得市民权。事实上这种单纯由户籍权而来的市民权,已经越来越没有原来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很快会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北京上海等地对“低端人口”最近的驱逐,已经说明这一事实。

在这三重结果中,农民工子弟的未来,越来越被农民工子弟洞悉。他们有父辈人被剥削被野蛮雇佣的辛酸史记忆,也有自己作为留守儿童的辛酸成长史记忆。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到城市里,在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社会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形下看不到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希望,不但要背负可能对父母用血汗支撑起来的期望的辜负,而且也看不到自己个人的希望,除非跟随沉沦,跟随各种励志学成功学梦想着碾压他人的出人头地。盖棺论定,在一代人之内可能看不清自己作为阶级成员的命运,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就可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阶级意识往往容易直接的初步形成,如果再有马克思主义教育,这种阶级意识的就会成熟得多。



如果说考察农民工子弟的阶级意识,主要是考察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弟,因为农民工一开始是青年人的事业,那么考察下岗国企工人子弟的阶级意识,则主要是考察最后一批大规模下岗国企工人的子弟,因为这是资产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次,从而也是对国企工人及其家庭伤害最大的一次。最后一次大规模国企工人下岗发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规律的,即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统治地位的完全确立离不开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离不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持。

这一批下岗国企工人及其家庭的悲惨境遇,曾经被很多公开文字描述。即使人们在“中国崛起”的话语中忘记了这些家庭曾经所遭受的惨痛,但这些家庭及在这些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二三十年以后去世,那些曾经在罢工运动中遭受她残暴镇压的工人家庭依然纷纷走上街斗,高举“该死的婊子”标语,庆祝她的死去。中国下岗国企工人子弟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地视为“历史的报复”,否则会抹杀这一新阶级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随着在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步取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层面也正在通过各种混合式改革——从上个世纪的“三个代表”到今天的大资本之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直接分享更多的政治权力,直到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地位这一资产阶级专政首要原则确立。特别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国家大资本、作为资本发展主体的私人大资本及作为国际资本存在条件和发展主体的国际大资本正在通过混合改革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正在建立对地方资本和中小资本统治地位的今天,在业主权逐步取得市民权主导地位的今天,下岗国企工人子弟通过努力成为资产阶级,通过市民户籍权成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越来越低。通过市民户籍权转化过来的业主权,即通过经济适用房等,越来越成为越来越远的郊区居民。

在这虽然已被严重扭曲但也唾手可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国度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处境必然会激活一部分阶级意识,甚至形成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报复”层面,而会上升到对自己家庭所处阶级及其在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命运的洞察。



在读书会八君子事件中,我们会发现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已经走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阶级意识也已经走到一起。这种相对接近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共同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种阶级意识和共同选择使他们的“走在一起”,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意义和自为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分化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遗民马克思主义等,毛泽东思想已经分化出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遗民毛泽东思想等的今天,从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读书会八君子的网络信息中,还无法明了他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以上的哪一种。

从他们的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被捕似乎没有事先的心理准备,似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中国只要从事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活动随时可能被捕缺乏充分的认知。在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善于保护自己,而且要对可能的被捕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和法律知识准备。只有有了被捕心理准备,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不歪曲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自白也表明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他们从自己家庭两代人的亲身经历出发,扩展到自己家庭所在的阶级,在这个基础上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明这种阶级意识和选择深刻地反映着中国近四十年的变迁,反映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及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阶级结构,是中国近40年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跨代际的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表明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已经确立从而阶级固化的事实已经表面化,无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深刻揭示和反复灌输,相应的初步反映阶级新现状的阶级意识已经足以形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明这种阶级意识可能已经转发出相应的政治意识,虽然还无法判断这种政治意识的基本性质。

他们都是在第一代的努力中获得高等教育的。这不同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学派早期学者,后者是作为奖学金获得者而跃身为上流人物,他们选择对阶级的文化反思和重构来考察父辈所处阶级的“解放”道路。从目前来看,中国这一批来自工农阶级的高等教育接受者有可能将以社会公益形式探讨他们父辈所处阶级的“解放”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会八君子被捕所承载的意义具有相当的含糊性。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意识及相应的行动,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意识或者文化意识及相应的行动,这是一个值得厘清的问题。无论政治意识、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及相应的运动,都可能但不必然涉及组织化,但在中国任何有利于工人农民自组织化的行动,都是当局坚决反对的。这既与当局的历史经验有关,也有当局执政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有关。中国执政党是通过三名党员以上便可成立党支部的基层组织原则渗透到全社会的,这既是执政党曾经的革命经验,也是执政党现在执政的组织基础。中国执政党比任何政治学说和政治力量都更加深刻地洞察组织化与乌合之众的根本区别。

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必定会发掘和培育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而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掌握国家政权。八君子的阶级意识,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或者文化意识,从而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但是他们作为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反过来为自己父辈所处阶级的“解放”而努力,并引起当局的关注,已经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

其实十多年以前,高校的或高校毕业的农民子弟、农民工子弟、下岗工人子弟等,一般不热衷于参加“乡建”、工人维权等活动。一方面他们承载着父母的期望,面对父母的辛苦,这种期望带来的压力非常巨大,不得不多多少少去追求父母所期望的那种成功,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改良对下层劳动人民作用甚微,有时还适得其反。记得曾长期从事乡建而已离开人世的刘老石,在2004年的一次会议上,大骂现代教育是在农村培养忘恩负义者,原因是他们多年招聘乡建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城市子弟,甚少有农村子弟。当时我还做了反驳,理由之一是农村子弟一般认为这些乡建方案不接地气,反映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对乡村的道德想象。我以我参加的农村支教活动为例,城市出身的学生设计的支教方案被我和其他农村出身的支教者完全否定,到了目的学校,他们的方案也因为不接地气而根本没有实施机会。

高校的或高校毕业的农民子弟、农民工子弟、下岗工人子弟等,现在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民工运动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以广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要指导思想的读书会。这些子弟的参加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这些运动的现实性和彻底性。这可能才是“新时代”的标志之一。

他们的存在,包括因为被捕而被广而告之,至少是有利于工农生存处境改善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直接决定机制,从来是形形色色色的阶级斗争。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个体的、群体的、组织的;暴力的、谈判的、维权的,等等,劳资双方都会穷尽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以取得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从不直接转化为工资水平,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这个环节。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也即共产主义运动低谷时期,各种形式的表现为缓和的斗争必然成为主体,从而也必然获得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



高校的或高校毕业的农民子弟、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对自身阶级意识的回归或重建面临诸多挑战。这部分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阶级,将形成怎样的阶级意识及相应的行动,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走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尤其多。

首先,面临中产阶级理念挑战。

在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形成过程中,尽管中产阶级的命运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们在各种励志学成功学财务自由观等的洗脑下,借着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因素,还可以做着一方面大声呐喊公平一方面追求出人头地的梦想。呐喊公平,让他们有了道义的幻象;出人头地,让他们有了成功的幻象。

这同时使他们成为这个社会中最虚伪的一个群体。如果说下层劳动者的生存之法是精神胜利,那么中产阶级的生存之法是虚伪,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生存之法是伪善。他们不仅把自己人生的意义寄寓于出人头地中,而且寄寓于自己子女获得比自己更高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事实上,由于社会分层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隔离,他们最多只能在自己的交往范围内努力取得中等偏上的地位。

但这种社会想象和体验已经具有足够的诱惑力。中产阶级及其子弟是不可能在两代内觉醒的,可能需要三四代才会有所觉醒。中产阶级出人头地的概率远远大于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只有通过数代才会发现自身所处阶层的脆弱性及这种脆弱所带来的普遍性精神危机、家庭碎片化和人生碎片化背后的根源,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来临才会意识到自己与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同属一个阶级的本质,但往往也会从经济稍有复苏起就把这一本质遗忘,继续走上一边呐喊公平一边追求出人头地的道路上。

反过来说,一边追求出人头地一边呐喊公平,会使这一阶层更加舒服,更加符合他们的日常表象。也因此中产阶级子弟回归自身阶级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对阶级本质的自觉,虽在日常中可遇不可求,但在特定危机时刻也会有瞬间的爆发;一种是对公平的呐喊,以道义和改良的方式有限地回归。

其次,面临社会主义遗民心理的挑战。

要做社会主义者,不要做社会主义遗民。中国古代公羊学有三世异辞说,其实质是指同一历史事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陈述方式,这在西方史学中表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在今天也面临这样的“异辞”困境。

社会主义遗民心理,基于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辩护策略,主要是论证它在其所处历史时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种论证是必要的,也是基础性的,但这种论证不必然导向用它批判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实上是它同样有可能用来论证现实的正当性。只有对新现实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方向有着科学的深刻揭示,并在揭示中确实能够激活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基础上完成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异辞”叙事,实现与其对其所处历史时代的正当性叙事的统一,我们才有可能从社会主义遗民心理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作为革命的产物之一,社会主义遗民心理——比如许多人对毛泽东的情怀——的存在,虽然也能给资产阶级当局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它们的改革不得不坚持“民生托底”原则,从而对劳动者不断有利好的政策出现,但其意义仅仅限于此,而几乎不可能再多一丁点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些利好政策总是被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所抵消,从而永远处在“民生托底”的施舍状态,没有利好积累的趋势。

在对新现实的矛盾缺乏足够洞察和对未来缺乏基本洞见的情形下,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怀念就会更加成为必要,社会主义遗民心理就会更加严重。同时,社会主义遗民心理越严重,对新现实和新未来就越无法形成洞见。这也使得当前的毛泽东怀念运动既有积极的一面,即对资产阶级当局形成相当的压力,也有消极的一面,即常常阻碍科学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对新现实和新未来形成科学的批判性洞见。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遗民心理走出来,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才有可能扭转这种消积作用。

其三,面临斯大林主义和文革社会主义被妖魔化的挑战。

相对于文革社会主义的被妖魔化,斯大林主义的被妖魔化严重无数倍。同时接受这两个妖魔化的左翼有不少。同时反对这两个妖魔化的左翼很少。要么接受对斯大林主义的妖魔化,要么接受对文革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在中国,反对对文革社会主义妖魔化却接受对斯大林主义妖魔化的左翼特别多,可以说是大多数。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文革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是缺一不可的。前者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历史经验,后者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建立以后建设无产阶级政体的历史经验。它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必不可少的历史经验。如果缺少这两个历史经验,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就会被成为被敲掉牙齿的老虎。更恐怖的是,这两个妖魔化同时会使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缺乏必要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从而使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无处可遁,也建立不起必要的统一战线。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仍然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最好说明,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会因为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其基本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是不可违背的,它深刻地反映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争夺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根本矛盾。文革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体(包括无产阶级生产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历史经验,一直缺乏很好的说明。

斯大林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并扩大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历史经验,文革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建立之后探索无产阶级政体的历史过程。毛泽东通过文革社会主义,打倒走资官僚和走资知识分子,成功地创建无产阶级政体,并至少持续三四年。在无产阶级政体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中,那些被打倒的走资官僚和走资知识分子,其实是可以逐步放开和消化的,但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温和文革派,错误地把激进文革派当作最大的死敌,联合被打倒的走资官僚和走资知识分子,通过破坏民主集中制和军事政变的方式把激进文革派彻底打倒。

在这一过程中,红色勋贵和走资官僚也改变自己的团结对象。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和知识分子有一种被知识分子瞧不起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联合群众对知识分子进行扩大化打击。经过文革社会主义,这些红色勋贵和走资官僚认识到团结群众的成本太大,最终对他们是不利的,便联合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运动,对文革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体进行无穷无尽的妖魔化。西方早已启动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妖魔化运动也传入中国,以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形式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历史将表明知识分子在伟大考验来临时没有经受住考验。其实对资产阶级来说,对斯大林主义的妖魔化更加关键。

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是勇敢地直接应对这两个妖魔化还是屈服于这两个妖魔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选择。直接应对将会遇到无穷无尽的困难,遭遇到无物之阵。屈服于这两个妖魔化,又会发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可凭借的东西,最多搞搞文化教育,搞搞社会公益,把社会主义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仅仅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文化意识或社会意识。

最后,面临中华帝国主义的挑战。

这是当前左翼和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我曾经预言19大以后,中国无论左中右和国学传统派绝大多数都会走向中华帝国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尽管现在主要还是大资产阶级政治初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铺垫和军国主义因素打造的阶段。

农民工子弟和下岗国企工人子弟,关心自己父辈所处阶级的利益,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己所处阶级的利益要最大化,直接的选择是中国走向帝国主义道路,从全球汲取资源、劳动力和利润,运用水涨船高的方式来提高民生托底式的最低水平。

中国要崛起,民众要过相对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全球吸取大量的资源和大量的利润。这样一个过程,最终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即使通过做大全球蛋糕的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必须是通过极不均衡的吸取方式,才可能解决中国普通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这种直截了当的欲望将使中国人遇佛杀佛,遇祖杀祖,去追求这种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也会充分地利用这种欲望去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选择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选择中华帝国主义道路,21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做出“榜样”,中国社会主义者能否走出这个“榜样”,拭目以待。



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我们也许可以适当的妥协,也许可以适当的曲折。但能否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这些挑战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陷阱性。

我们不用气馁,我们可以回顾19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到法国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其间相隔23年。从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到苏俄1917的十月革命,其间相隔36年。从苏联的十月革命,到中国1966年的文革社会主义革命,其间相隔49年。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1881年去世到列宁1906年提出帝国主义论,其间相隔25年。25年间的变化就要求社会主义者提出新的革命理论。斯大林1953年去世到毛泽东1966年的文革社会主义,其间相隔13年。13年的变化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新的建设理论。

毛泽东1976年去世,迄今已有40来年。在这40来年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未提出包括新现实分析、新行动目标、新行动手段、新组织方式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无疑是漫长的。这种漫长在历史过程中是普遍的,既改变不了历史方向,也动摇不了社会主义者的信心。


201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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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注:本文首尾两张图片均来自公众号“地火狂飙”(dihuokuangbiao)2018-1-23文章《顾%佳^悦: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

来源:红旗网http://www.mz561.xy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88

顾佳悦: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顾佳悦的宣言
无产者 发表于 2018-1-23 18:55


我,决不因恐惧而否认——顾佳悦的宣言
2018.01.23顾佳悦 来稿



我是顾佳悦,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届毕业生,马克思主义者。被广州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网上追逃。

近期,此事相关的青年同志相继发声,我也看到左翼同志、许多派别的理想主义者、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声援。

无论面临如何的压力,我辈不会辜负青年的使命。

这是我的自白,也是我作为左翼青年的宣言。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之时,我已被全网追逃,即将身陷囹圄。

在此,我亲身回应猜疑与流言。




我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关系融洽的家庭。

彼时小小的我不知道同龄人的境遇,不知道黔西南的煤窑童工,大凉山的留守儿童,生活无忧无虑地像一瞬间。

傻白甜的生涯在看到校门口的乞丐时裂开了一道缝,肮脏头发和失神眼睛,本来就扭曲的胳膊有一端烂掉了。

那端烂掉的胳膊打开了我通往现实的一扇窗。

这是我最初的困惑和冲动,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做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师长和亲戚都教育我不要再给乞丐钱了,觉得我是个偏执愚蠢的孩子。

于是某天,我强行闭上,黏在烂掉胳膊上的我的眼睛;心中默念,不能乱给乞丐钱,不能乱给钱,不能给钱,不能不能……真的感觉,默念这句话的几百米,远比一个孩子的一生漫长。

我还是回头了,飞奔将零花钱放在了塘瓷缸里,如释重负。

现在想来,这次回头无疑是未来的伏笔。

最终我明白零花钱仅仅是杯水车薪,确实没用。可是更大的拷问袭来:为什么会有烂掉的胳膊在寒风中发抖,为什么我能衣食无忧,而有些人的生命与尊严只值几个钢镚儿?

对不幸者的愧怍,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或许有人会翻出我的成绩单,证明我算半个学霸,算个“北大精英”。谢谢你们,可我不喜欢这个标签。

所谓独善其身,无非冷漠的托词;所谓个人奋斗,无非利己的变种。

大学曾经有很多选择,联想到半截胳膊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残酷的现实,我毅然决然地选择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我一度非常努力想成为一个好大夫,可是越努力,越无力。

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说起来已不轻松,背后更不是看客能够承担的重量。

一个母亲的三胞胎,全部患病,倾家荡产只能救活一个孩子。她在三个一模一样的孩子中做出抉择。不用煽情描述,足以感到所在非人间。

钱,贫富差距,阶级固化,许许多多疾病之外的东西,杀人不眨眼。

逐渐别无选择,我必须做到更多。

逐渐感同身受,契诃夫的深情,鲁迅的冷眼,格瓦拉的丛林生涯,白求恩的客死异乡。

小医医病,中医医人,大医医国。

受朴素的愿望驱使,我和同样在思考社会,关注底层的一群人汇合在北大,我最终找到了解释世界的钥匙,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看到赤脚医生的微笑,看到城市老爷卫生部轰然倒塌;我看到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到翻身农奴沐浴高原春光;我看到人民群众终于站起来,看到他们当家做主的伟岸身影。

这就是我具象化的理想。马列毛的逻辑和内容,理论和实践,哲学名词和历史细节,多么希望有机会,能从容地和你慢慢聊。

我们并不老气横秋,沉湎历史;更不特立独行,自我标榜。我们秉持平等的信念和理想的精神,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老工人的风云故事和谆谆教诲,新底层的三座大山和逐渐觉醒,学校内志同道合者的逐渐汇聚,后勤工人调研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我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学生。

我终于学会笑对世俗的偏见和精英的假面,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弥深弥坚。

这种情感,让我挥别了可爱的同窗。

作为八年制本博连读的医学生,我中止了学业。

——我不在乎个人前途越走越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总会越走越宽的。

在工作之余,我参与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宣扬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让许多年轻学子找到了人生方向,也让我们结识了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同路人:叶建科、孙婷婷、郑永明等——而今,他们有的已经身陷囹圄,有的即将身陷囹圄。

云帆被带走的读书会我不在场,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意外自己被追逃——既然,读书会广场舞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极端思想”——那如果我不被追逃,就说明我不配为左翼青年!

在此敬告番禺警方:我决不否认参加过读书会;决不否认和同学们讨论过社会主义,讨论如何改善工农境遇,讨论如何面对社会黑暗面;决不否认我曾带着校工阿姨跳舞唱歌,而且很快乐,决不“悔过”!

我决不因为恐惧而否认:

我,是左翼青年,我,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难道这些有罪吗?!难道这些,是抓捕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理由吗?!

我,不敢说理解苦难重如山,不敢说怀抱理想高于天,但是心有勇气,改变于万一。

今日即将身陷囹圄,虽有不甘,从未后悔。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青年人追求理想的权利,燃尽青春,在所不惜。

请你,不要想象一个青年在铁窗之内的悲哀场景;

请你,接过我的勇气和力量,为共同的理想奔走呼号;

在我不在的日子里,代我对亲友不抛弃,对信仰不放弃;   

——代我忠于劳动人民,永不止息。

致同路人
思我同志,如足如手。
念我工农,谁护谁佑。
牢狱之难,无惧无愁。
众志成城,解难解忧。
长路暂别,莫失莫忘。
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2018.1.23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8-1-23 19: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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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警方跨省到江苏沭阳:要求孙婷婷今后每天上午十点到派出所签到

原题:左翼青年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事件最新情况

来源:红旗网http://www.mz561.xy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86

左翼青年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事件最新情况
青松 发表于 2018-1-23 16:45

左翼青年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事件最新情况
2018.01.23来源:微信

1月23日,广州警方跨省到达江苏沭阳,要求仍在老家进行休养、恢复身体的孙婷婷,今后每天上午十点,到当地派出所进行签到。此前,孙婷婷受了番禺警方近月的刑事拘留,身体在看守所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害。每日睡眠只有四小时,并曾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严重的尿血和便秘的身体状况。在取保候审后即赴医院治疗,目前仍在家中进行身体的修养。广州警方为何忽然“跨省造访”?这无疑会给孙婷婷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压力,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关注八青年事件,共同呼吁正义与公平!

记者宋阳标已到达沭阳县颜集派出所
孙婷婷父亲在焦急等待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8-1-23 1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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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写得挺好。不过我比作者要悲观得多(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吧)……我是怀着比很多人都更悲观的心情去尽自己那点微不足道力气的。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vZVr1w7wn18NiJxbfuBPA

用抗争改变潮流

2018-01-23 黎明 黎明号角

在这个国度,专制的王朝存在了许久,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政策也未曾间断,民众的逆来顺受似乎已成了因袭的传统。人们面对着资本和权力加诸于身的种种压迫、侮辱,也总是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来进行自我安慰,虽然那终归只是个心理的慰藉。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前所未有的感受到自己作为卑贱者的力量和价值,甚至都相信自己真的是可以改天换地的阶级的一员。但这种现象明显不受很多人的待见,连一个种地的,做工的都这么“自以为是”,乃至于对着“人上人”指手画脚,那他们还怎么愉快的打牌呢?

于是,进监狱对于一些人来说就在所难免了,也有人为此流了血,剩下的民众搞点实用主义的糖衣就被哄得团团转了。人们也并不是傻,只是做一个另类的刁民确实是需要些勇气的。有的人虽然没有反抗的本事,对于同样的受害者增加伤害的本领却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仿佛所有人都成了异议者的敌人。黎明的号角终于鲜有耳闻了,有的只是不得已的哀鸣。

但2018年却似乎昭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诞生。

新年的第一天,罗茜茜就冲破重重有形的和无形的阻碍,发出了“No”的怒吼。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所说的,正是无数人想说的;她所控诉的,正是无数人想控诉的;她带给了无数人以久违的勇气。全国上下七十多所高校都响应了女权主义者的号召,联名要求各高校都在制度上建立机制制止性骚扰,中国版Me Too强势袭来。这场运动在新世纪以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青年参与度。

无独有偶,半个月后,北大毕业生张云帆,马列毛主义者,公开发表了《给人民的自白书》,强烈控诉了广州番禺警方对青年读书会的打压,更是从社会的层面直述市场经济中所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劳动者生存艰难的现状,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响。该事件更是奏响了青年争取言论资源的政治权利的号角,揭露了暴力机器肆无忌惮镇压异议者的野蛮行径,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社会关怀。这无疑致敬了一百年前的那些青年,那场运动。

无论是山穷水尽的被动反抗,还是海阔天空的主动争取,对于那些合理合法的权益的主张自此以后都应该成为毋庸置疑的正当,而非没事找事的异常、另类。

“被性骚扰就是自己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点;被公权力侵犯就必然是个人做错了什么”的逻辑早已该被弃之如敝履,被民众所唾弃。这正是侵犯他人者的意识形态,正是对英勇抗争者污蔑。若所有人都不说不做,所有人对受害者都风言风语,则再无敢于抗争者,施暴者则更加无所敬畏,更加为所欲为,黑暗和冷漠将成为主流。

若所有被害者,所有旁观者,所有不愿自暴自弃者都能勇敢抗争,能说的就说,能做的就做,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黑暗中的火炬,“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有一点光,便散发一点热,这世道也终归与一望无际的冷寂有所不同;若有幸成了一面旗帜,即便孤立,说不定某个时刻也能给迷途者指明方向。

那些蜷伏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的灵魂,也要抱有一丝希望,如果有哪一天碰巧看到了闪耀的光芒,也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最大的支援,哪怕隔空的呐喊,也绝不会成为空谷绝响,哪怕不能直接让这火烧得更旺,也要让其他人的惊醒成为可能。且不可惧怕黑暗朝你压来,这势头越猛,代表黑暗对光明越不安,越恐惧。

当抗争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潮流或许就该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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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99426309621632

山西毛学组:呼吁广州番禺警方撤销对四名青年的网上追逃

一个-中心  01.23 18:51  阅读 3396

     据悉,2017年11月15日晚,北大哲学系2016届毕业生张云帆,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学习时,被广州番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带走。拘留一个月后放出,但对张云帆仍保持监视。并对所谓张云帆“同谋”的四名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顾佳悦、韩鹏进行网上追逃,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广州番禺警方需要这样大动干戈?

    我们从网上读到了这些青年们写的被警方拘留、追逃的事实原因,还有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还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成长经过、读书体会、社会实践。在他们娓娓道来的文章中看出,他们是那样淳朴、善良、友爱。他们心怀理想,考上大学,认真学习,探索人生;他们热心公益,服务社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在读书会上读的是《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他们的社会实践是义务出诊,和打工阿姨们唱红歌跳广场舞,宣传红色文化。他们的成长是如此的光荣与自豪!我们真是感叹,国家和社会正是需要这样的好青年!这些青年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宪法的,他们关心社会、勇于实践、探寻真理的精神,是应该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和鼓励及正确引导的。从这些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之光。怎么广州番禺警方会拘留、追逃他们呢?

    2017年10月18日,XJP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习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是十九大政治报告的压轴戏,显示了党中央、习总书记对青年人的无比重视和殷切希望!

    张云帆这些有志青年正是在习总讲话鼓舞下,坚定理想,放飞梦想,习总讲话言犹在耳,距十九大闭幕还不到一个月,番禺警方就如此粗暴对待有志青年,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人民警察是维护GCD的保障,本应该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怎么能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呢?!

    我国现行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是GCD,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党员、群众、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基本要求,是非常正常的事。番禺警方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逮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试问这是哪国的警察?这是GCD的警察吗?如果番禺警方是GCD的警察,就应该不仅自己要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要大力支持青年学生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相反,番禺警方应该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撤销由此做出的所有错误决定,还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追求真理的自由,还真正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朗朗乾坤。

     世界上但凡工作的人,在方法上都不会十全十美,但只要他思想是先进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那有错改了就好。青年人更是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但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他们进步机会,以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同样,人民警察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错就要改错,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和错误就要改正。对于张云帆实施的监视和网上发出追逃徐忠良、黄理平、顾佳悦、韩鹏四人的逮捕令应该立即撤销!

    我们拭目以待,持续关注。

                                   山西毛学组

                                    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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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看来本文略有修改,似乎是描述更准确和妥当些了。(秋火)


我所认识的顾君佳悦姐

2018-1-23晚   作者:木田无花   来源:时代先锋   原链接

文/木田无花

我认识佳悦姐,是在2014年年末的一场北大马会讲座上。讲座结束后,我和她站在教室的前排,聊了一个多小时,从分析讲座的优缺点开始,一直谈到许许多多的社会议题。那时我还是个“萌新”,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很多刻板印象;听到她平静坚定、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又发现我们的关切中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不得不说,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

没过几天,佳悦姐祝我期末考试加油,给我发来了三张照片,是她和一些同学为北大后勤工友举办元旦联欢晚会时拍的。工人晚会现场在第二教学楼的地下室,彼时的二教地下还是朴素的洋灰地和水泥墙,没有变成高贵洋气却拒工友于千里之外的“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一个个吹好的彩色气球挂在裸露的管道上,一张张剪出的鲜红窗花贴在舞台背墙上,工友们或挤挤挨挨席地而坐,或站在后排踮起脚尖,或走上舞台高歌一曲,或携家带口热情鼓掌;露出牙齿笑出来的高兴劲儿,隔着屏幕都能喷射出来。

这后来,每每摞好餐盘,向食堂师傅道谢时,每每起个大早,和卫生阿姨问好时,我都会默默想,我们共同生活,彼此需要。而这种彼此需要,应该是一种把人当人看的关系。佳悦姐和北大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的关系——多么正常,又极为罕见;在辛劳与重压下,在他人的冷漠与不解中,这样紧密的纽带与真切的笑容,都来得那么艰难与珍贵。

那时,我依然尚未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愈发愿意与这位“马克思主义”师姐交流。一次,我跟她吐槽Gmail被封锁的事情,“完全阻断通路”,“境内访问量几乎为零”。她就跟我讲了自己小时候在澳大利亚旅行的见闻,那边人甚至会以为中国连电视机都没有;还讲了CNN播放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里面的中国还是80年代的样子。她说,“言论的管控不是某一国家的特产,要看到其中的同质性,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以前我关注言论自由与信息管制问题,更多是从民主宪政出发,幼稚地以为只要改变了这一部分制度,中国就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而佳悦姐通过这些故事,引导我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阶级维度。

除此之外,佳悦姐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交叉议题上也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有一阵,伦敦马拉松选手琪兰.甘地成为了新闻,她为了在经期更好地比赛,令经血恣意流出;有人认为藏住经血是基本礼貌,因为经血是肮脏的。佳悦姐写了这样的评论,对女性身体污名化进行剖析:“经血弄脏东西是因为它是血液,或者说红色的东西,而不是因为是‘女人的经血’而有特殊的不洁的意义。换言之,经血包好的意义应该和鼻血包好的意义相同,而不带偏见。”平时在朋友圈里,她除了分享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科普,也会分享很多关于劳工与性别平权的文章。“女生节”甚嚣尘上时,她揭穿这一节日背后的消费主义与物化女性倾向,把三八妇女节的平权意涵重新拉到台前;性别歧视小品登上春晚时,她和朋友们一道,提醒大家“不能只从男权-女权的叙事结构去批判”,而要看到这是“权男对剩余大多数公民的文艺暴力”。

再后来,佳悦姐毕业了,我们也没再见过面。不过,她在朋友圈中默默关注着我交换学年的生活,或许也知道了我的思想在慢慢变化。交换学校的“政治社会学”课程要求做期中论文,我决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刻板印象”为题目。她认真读完了我拟的调查问卷初稿,帮我增补问卷表述,“可以加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解放的”,以及可以按照列宁的分法,加上“马哲、科社和政经相关的”……在佳悦姐的帮助下,我的调查问卷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了,还有外国同学跑来和我说,填问卷很有收获。

和佳悦姐最后一次私聊,是在2017年暑假。她主动问起我交换回国后的近况,说工作后的自己还好,“比上学的时候忙呢”。她给我推来“深约一丈”和“未名之音”这两个北大校内自媒体的名片,觉得“挺有意思”,问我知不知道它们分别是哪个同学做的。我给她发了自己跟两位主页君互动的截图,告诉她“目前还没猜出来”,但深约一丈的主页君肯定在我朋友圈里,而未名之音的主页君关注了我的公众号,转载过其中的文章。她发来个呲牙的笑脸:“看来现在关注身边事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原来毕业多年,佳悦姐也一直关心北大的事情,为学弟学妹们的热心而开心。

当我读到YF兄的自白书,看到“女友顾佳悦”和“网上追逃”这几个斗大的黑字时,我人在地铁上,猛地一颤,差点失去平衡。再读到她就像被“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我内心撕裂般疼痛。

霎时间,关于佳悦姐的回忆全部涌上来;我不住地在脑海里回放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在讲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话语中的平静与坚定。从这样的平静与坚定中,我能感到,她有这样的精神,做出重大选择也不会太犹豫,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再困难也会走下去。

所以当我得知她不惜放弃父母与主流社会所期望的职业选择,先是放弃临床医学博士,又因“看过工伤后再也接不上的断指,头发卷入生产线扯下的头皮”而断然拒绝医疗保险公司的优厚工作,选择教育行业时,我一点都不意外,只有深深的钦佩。

然而,真的不会犹豫吗?

佳悦姐和我一样,并非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宽裕。她的少年也和我的一样,拿着北京户口,住在北京的房子里,在北京的重点高中上学。我再清楚不过,这样的成长中有多少种安适下来的可能,有多少种安于浮泛的同情,而不去真真正正和工友们站在一起的可能。

更何况,还有父母毫无保留的爱。

静夜里,我和朋友一起走过三角地;朋友也是这般平静与坚定的人。我对他感慨道:你说佳悦姐与YF兄在他们父母眼里,会不会反而是“自私”的人,因为让他们担惊受怕?

他说,也许是吧,事已至此,对父母的愧疚肯定是有的。

我想起一本讲民主运动的书上说,极权体制会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

“但,矛盾至此,还是要为了更多的人。”

得承认,我关注佳悦姐和YF兄等同志们的事情时,也总是带着自己的选择与困惑,犹豫与矛盾。比如说职业选择,家人想让我进体制内工作,而我明明知道工作中需要宣传的政策和我真正所想是相当矛盾的,“白天上班宣传相关政策,晚上下班倒心疼起被它坑的工人农民来”,还是想着先去考试再说,申请之外多一个选项,实在不行就当积攒阅历。

从佳悦姐他们身上,我终于又看到了自己皮袍下的小,也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还有在成为那样的人之后所将面临的命运。

然而,这样的命运本不应发生,更不应重演。

佳悦姐,我想你;
我们盼你、YF兄和同志们早日摆脱罪名,快快团聚,重回工友们与同学们身边。
一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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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99472816112108

番禺警方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

一个-中心   01.23 21:56   阅读 3380

三峡人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对国家和警察有如下论述(在修正主义疯狂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不得不作这样祥细的引证):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66页)

“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的主要工具。”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69页)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82页)

惊闻番禺警方抓捕8名热爱马列毛主义的青年大学生的事(其中有四名正在网上追逃),我非常愤怒。在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不可思议。这不是在打“特色社会主义”的脸,扒“特色社会主义”的皮吗?

我认真阅读了6名大学生的披露文章,我深信他们是热爱马列毛主义热爱人民的一代有为的青年,是中国的希望和骄傲,却遭到了莫名其妙地残酷镇压,直到现在也没看到警方的任何回应,这就表明大学生所说属实。现在可以大致确定事件的经过是这样:

起因:这8名同学在广东工业大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学习马列毛著作,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并组织志愿者为底层民众服务,帮助弱势群体。

过程:2017年11月15日,广东工业大学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人员,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到保安处,随后警察将读书会的本校四名学生和已刚刚毕业的两位青年(张云帆和叶建科)带到派出所。第二天放了本校的四名学生,而刑事拘留了另两名学生(张云帆,北京大学毕业生,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员;叶建科)。理由:读书会是“反党反社会”组织。接着:

12月5日抓捕了郑永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在广州一家公司工作)。

12月8号抓捕了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在番禺大学城工作)。

余下四名成为网上追逃对象,他们是:黄理平,徐忠良,韩鹏,顾佳悦。其中黄理平并没有参加读书会(因工作忙),只参与了跳广场舞,以密谋组织维权的罪名进行通辑。

由以上可知,番禺警方是接到举报,因涉及“敏感话题”而定性并抓捕的。所谓“敏感话题”,据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所说,就是“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仅此而已。请问番禺警方,难道“29年前的那场风波”就是禁区,谁谈论谁就涉及“敏感话题”就必须抓捕么?谁谈论就是“反党反社会”么?那人民还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吗?显然,番禺警方的抓捕理由是不成立的,是公然挑战宪法的行为,充当了资产阶级对人民专政的黑打手。 再说,参与那场风波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反腐败反官倒”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有极少数境外颠覆势力参与,那也应当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区别对待,绝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用坦克和机枪去残酷地镇压所有的参与者!这正是“特色猫王”借反“西化”来镇压人民群众的阴谋手段,人民“反腐败反官倒”反的就是邓氏家族,真正的“西化”分子也正是他自已。这样的给共产党抹黑开镇压学生历史先河的事情为何不能谈论?你们还有一点是非和人性吗?

他们设置的罪名也荒唐得很。什么“秘密组织”、“言论过激”、“谈论敏感问题”、“扰乱社会秩序”、“极端思想”、“密谋维权”等等,可是又拿不一丁点证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们采取的手段极其恶劣。没的搜查证可以强行搜查,没有传唤证可以强行把人带走,没有逮捕证可以“随便找个罪名关起来”。他们逼供骗供,虐待摧残青年大学生。总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共产党人的招数他们也学会了不少,一点起码的人道也没有。

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在“依法治国”,而是“枉法害民”!联想到徐敬河的被枪杀,周秀云的被扭断脖子,阆中公开审判讨薪农民工,数不尽的强征强拆,以及残酷无情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的事实等等,这不是令人深思吗?这不是对“人民警察”的称谓抹黑吗?

番禺警方至少犯了以下罪行:

公开反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这是公然挑战党章和宪法的反革命罪行。

知法犯法,违反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无证搜家、抓人、和刑拘无辜青年,把“依法治国”变为“枉法害民”。

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激化阶级矛盾,逼着人民造反,制造社会动乱。

摧残青年的身心健康,给这八位青年和读书会的其他人员及家属造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害。

强烈要求番禺警方,严惩有关责任人,还这八位青年以清白,并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给全国人民一个合理的交待。

警察是国家的重要专政工具之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应当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而不是对人民实行专政的。你们反其道而行之就证明你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而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了。作恶太多必自焚,到了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天,你们必将受到人民的首先清算,还是好自为之吧!

最近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洛宁强拆毛主席雕像,一是番禺抓捕读书会的大学生,时间相差无几,矛头也高度一致,都是对准的毛泽东及热爱毛泽东的人民,难道这是巧合吗?一个不准纪念、宣传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一个镇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人民,配合得多么默契啊!这种“北撤南捕”难道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吗?难道不是很能说明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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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标题很给力,部分说法也很给力——但是把广州番禺小谷围派出所的做法说成是“实际上是周永康政法系余毒的延续,是不认真学习XJP同志群众路线的结果”(原文还加粗强调了)是一大败笔。大家完全可以抨击地方警方的做法,就算不彻底揭露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也不必为国家机器及其总头子说好话。
(秋火 2018-1-24pm15:03)


来源:红中网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4308

我们越是退缩,愚蠢和霸道就越是滋长


2018-1-23 11:31| 发布者: 巷口的游击队员| 查看: 245| 评论: 5|原作者: “盛京”

我们越是退缩,愚蠢和霸道就越是滋长。

看到张云帆事件的始末,确实让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大吃一惊。什么叫“随便安个罪名”、什么叫“扰乱社会秩序”,办个读书会是阻挡了地铁运行,还是搞乱了红绿灯?广州小谷围派出所“莫须有”制造罪名的功夫,真是让世人感受到的绝非是权力的霸道,而是秦桧坑害岳飞一般欺骗世人的丑陋。

按照这个标准,家人聚餐超过三人得上报给派出所,三个人以上一起去逛街得汇报给派出所。三三两两去菜市场卖葱就得反复说明干啥的。为啥呢,因为他们害怕任何以“众”字名目出现的聚集。如此害怕读书会,如此害怕几个学生说话,究竟是心虚,还是邀功心切,把国家的基础彻底玩空?

小谷围派出所的做法,实际上是周永康政法系余毒的延续,是不认真学习XJP同志群众路线的结果。怎么能随便安排个罪名就把人弄进监狱呢?怎么能别人并未在场就宣布网上通缉呢?如果是拥护党中央的,一定会把支持的力量弄的大大的,而把反对的势力弄的小小的。可是呢,小谷围和广东警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仅把所有的左派和所有的右派,而且是所有正直、正派的人,全部包揽地推到习总的对面,广东警方的做法,可谓是极其恶毒地反对习总书记,也是极其恶毒地配合上面某些反对习总的势力,阻挡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步伐,试图把习总的支持者搞得少少的,把习总的反对者弄的多多的。据说,学生们读书会所讲的内容,是消除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恶意的否定(前后三十年不相互否定)、同时对陆肆那个事件进行一个否定性的评价。我就不明白,这种做法,哪一个不符合宪法、法律和习总的说法了?张云帆这一次得到了左右正三派的集体支持,说明小谷围派出所不仅站在了党中央的对面,还站在了全人类的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加入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5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7年10月签署,对第八条第一款(甲)项等提出了3项声明。2001年3月27日批准,同年6月27日对中国生效。)在该公约中,第十五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读书活动和对外宣传不同,并非是公开宣扬某种理念,而是一种“获得性”、“协商性”获取知识的办法。这种内敛的文化活动,和对外积极宣传某种主张、把群众组织起来做某些事情有着最根本的区别。在这种内部讨论式、研究式、学术性、内敛性的活动中,并没有任何影响读书会之外人的性质。这种活动实质是和聚餐、朋友聚会颇为相似。如果将这种学术性讨论的自由,赋予非法组织、非法聚会的性质,那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笑话,并将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无耻的一页。

这些学生,有左派思想也罢,有右派思想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是大同世界,仍然会有落后与先进、左和右的区分,这些都是人民的内部矛盾,是首先要说服教育、辩论探讨的,而不是一味打压。如果强行一致,是不是小谷围派出所的民警们,要采取关押、拘留、通缉的办法对待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老婆、家属、儿子呢?如果他们因为意见不合就要拘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么我佩服他们敢作敢当。如果他们只是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无比宽松,我宁肯把他们看成是只是想邀功请赏的奴才。

习总反反复复强调两件事,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重点是学习XJP思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请各位注意,只有把马列毛邓等研究透彻了,才能看出来习思想因何伟大,因何而新。难道XJP同志思想不认为是对文革、改革超越而成其伟大吗?如果是把这些作为历史材料来论证习总的伟大光荣正确发展超越,究竟有何不可?小谷围派出所,你们违背的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还把热爱习总的群众伤害的透心凉,你们是习总的坚定反对者,是周永康余毒的最忠实继承者。这群人不仅司法上亏欠人民亏欠党,而且在政治上已经公然与习总作对。

最后表扬一下这些孩子们。他们多数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周氏余毒笼罩的广州,坚持宣传马列毛习,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些人才是习总这种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这样的年轻人,非但不是什么专政的对象,反而是这个国家、这个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基础。小谷围派出所,请你们纠正这样错误行为,撤销网上的追捕令,撤销对张yf行为的错误定性,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不要被反习势力所绑架,犯下永世不得翻身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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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名左派人士联名倡议劝告徐黄韩顾四青年到北京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依法解决问题 并发起“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

2018年1月24日中午14:00“红色参考杂志”公众号发布(附:秋火转按 15:36)

文章原题:《为合理解决张云帆等“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而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的倡议》

转按:我觉得让四青年到异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要求撤销网上追逃这个思路值得欢迎,但这篇联名倡议提出这项建议的方式,看起来缺乏具体保障措施,明显有风险,而对这个风险是不能简单说“如果不幸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们愿与八青年同荣辱,共进退”就可以应对的。

当然可以全国各地设立事件关注团,大家一起关注、出谋划策、共同声援。但对于联名呼吁中的具体分析和建议,我不主张大家盲目支持。尤其是联名呼吁中大量引用伪共及其领导人的官腔伪善文章言论,实际上这种言辞很难讨好精明狡猾的当局,只会让围观群众更加以为这些陈词滥调能有用、加深他们对当局的幻想。

如果说我有什么积极的进一步建议,还是要找到有经验的律师问清楚情况,再与律师同去,并配合合理合法文明理性的新闻监督,具体参见我前两天1.22文章《谈广工读书会八青年案》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4292&page=6#pid38053最后建议的第二条;而且按我原文建议设想的话,这一条最好是在有对番禺警方行政起诉这一牵制的情况下实行,更有保障些。但我也说了要做出这些坚决的斗争行动,最大阻碍就是参与声援的很多毛派的幻想以及张云帆等八青年可能尚未抛弃的幻想。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建议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那么我“脱离”的这个所谓的“实际”就是大家都还抱着幻想的这个实际政治幻想现状,没错,我确实是抱着一线希望想让大家“跳脱”这个“实际”,想打碎大家的幻想、冲破这个“实际”。虽然现在看起来很难打破幻想,而且形势有危险倾向(刚刚得到消息:广州警方已跨省到京约谈张云帆),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坚持我的这些立场和思路,希望大家以坚决的合理合法行动,反击那些打压言论自由、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
(秋火,2018-1-24pm15:36)


下文来源:“红色参考杂志”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3FwfSTXeIZugCiauqeyWg(粗体为原文所有)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关注团

2018-01-24 关注团 红色参考杂志

为合理解决张云帆等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
而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的倡议



自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青年因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读书会一事被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刑事拘留以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虽经海内外各界数百名人士联署呼吁,又经多方努力,上述四青年已被取保候审,但仍未结案;此外,又有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被番禺警方列入网上追逃名单。截至目前,该案尚未得到合理解决。

上述诸青年,先是被番禺警方贯以莫须有的“涉嫌非法经营”,后又被指控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工作、生产、营业、教学、科研和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

张云帆等诸青年和其他关注社会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了广博知识、认识社会、深入实践、体察民情,以读书聚友的形式交流联谊,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范围内的正常行为,也是有志青年应有的健康追求。他们读书、讨论、交朋友,既没有破坏教学,也没有妨碍任何人的生产营业,更没有干扰番禺警方的日常工作,何谈“扰乱社会秩序”,更无所谓“情节严重”!倒是番禺警方,违背有关法律规定,滥用专政手段,将张云帆等四青年非法拘押多日,使得他们蒙受不公正的待遇,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上述诸青年在参与读书会活动中,难免对一些现实和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青年,作为国家的公民,张云帆等有权利关心国家大事,议论中外古今。当然,作为青年人,在评论历史与现实时,可能有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的意见,还可能有一些虽然正确但是片面的意见。但只要他们的言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这些思想问题都是正常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专政手段只应当用于解决与敌我矛盾有关的问题,而绝不应当用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如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只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2017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党校都发表文章,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发表七十周年;《解放军报》、GCD新闻网发表了题为“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2017年11月24日)。在GCD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XJP主席在向大会所做报告中也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XJP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第六小节)。

目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XJP主席反复强调,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当前这个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应当有更大的自信,以更加积极、更加妥善的方式来解决广大青年的思想问题。

张云帆等青年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书斋之中,也没有拘泥于个人的算计,做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敞开胸怀、投身社会,关心国家大事,为学校和食堂的叔叔、阿姨们丰富文化生活。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在今日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里,哪里有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绝大多数的青年,就是想要“谨言慎行”、“莫谈国事”,专心于个人的发达,又有几人能成功?无论是富士康的工人还是高等院校的博士生,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愤而自杀的,不在少数。今日中国,是需要更多的钻进个人主义死胡同的自杀青年,还是需要更多的像张云帆等同学那样以社会为己任的先锋?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张云帆等青年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的热情,有关方面应当珍惜和爱护,并加以适当引导,而不是滥用专政手段粗暴处理。为了合理解决这一事件,我们郑重劝告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于近日前往北京公安机关当面说明情况,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我们做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相信,北京是我国首都,离党中央近,有比较高的政策水平,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党的政策以及相关法律的精神。我们希望,北京公安机关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与广州公安机关沟通,促成广州公安机关尽快取消对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四青年的取保候审措施,并取消对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决定,使得上述八青年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为了敦促这一事件尽快得到合理解决,我们同时倡议,由社会各界一切关心八位青年的人士组成临时关注团,负责了解关注“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的发展进程,一方面向社会各界公布案情进展,另一方面及时向有关方面提出解决该事件的合理建议。

在该事件尚未得到合理解决之前,关注团应负责帮助张云帆等八青年解决他们因目前的司法纠纷而带来的各种困难,包括为张云帆等青年提供临时住所和其他生活便利。

我们希望并且相信,经过北京公安机关的斡旋,广州公安机关能够用合乎法律和理性的方式解决这一事件。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幸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话,我们愿意与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徐忠良、黄理平、韩鹏、顾佳悦八位青年同荣辱,共进退。

凡赞成本倡议并自愿参加张云帆等“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关注团的人士,请将您的姓名、职业等信息发送到如下信箱:

guanzhu2018@gmail.com

签名(签名方式:真实姓名+所在地及身份)

古正华           新四军老战士  湖北日报社离休干部  笔名丑牛
张耀祖           北大校友 原中国工人网主编
陈洪涛           红色参考主编
张勤德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
李  平             原北京叉车总厂党委书记
黄纪苏           北京学者
李民骐           北大校友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
许  准             北大校友 美国霍华德大学助理教授
陈  瀛             美国新学院大学助理教授
宋阳标           媒体人
李程之           《工人日报》离休干部
范景刚           乌有之乡网站长
胡  澄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马青柯           中国红色历程研究会会长
李新政           中美商学院副院长
杨晓陆           北京爱国学者  
王中宇           北京爱国学者   
老  田            左翼学者
时  迈            毛泽东旗帜网站长
杨  铁            中科院研究员
王朝晖           中科院研究员
吴敬堂           通钢工人代表
李甲才           西安左翼人士
陈美霞           台湾教师
李定凯           清华大学教授
亓平言           清华大学教授
朱进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柴晓明           北京大学教师
魏国锋           北大校友
杨聪雷           北大校友
胡乔杰           北大校友
张国领           北大校友
张伢子           媒体人
林  林            旅美华人(原中国科学院科技工作者)
李  江            广州左翼人士
宋书星           山东大学退休教师

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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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帆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原局长张勤德陪同下拜访原化工部长秦仲达,秦仲达对张云帆因学习研究传播马列毛遭到不公正对待表示很是气愤和深表同情

原题:《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我为出现张云帆这样的青年人感到高兴》(2018-1-24中午乌有之乡网站发布)

来源:乌有之乡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8/01/386930.html

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我为出现张云帆这样的青年人感到高兴

李晟 · 2018-01-24 · 来源:乌有之乡

  秦仲达:我为出现张云帆这样的青年人感到高兴

  作者:李晟    时间:2018年1月24日

  今天上午,张云帆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原局长张勤德同志的陪同下拜访了原化工部长秦仲达老人家,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张云帆离开后,秦老让其秘书转告张云帆,秦老对青年们学习研究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非常支持的,对由此而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很是气愤,深表同情。另外,秦老看到张云帆的精神很好,还参加了韩西雅同志的追悼会,为出现张云帆这样的青年人感到高兴。

  附录:秦仲达简介



  1923年8月生,山东荣成人和镇北下河村人。1942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4月加入GCD。大学学历。1942年任胶东行署东海专署工业研究室研究员,股长,1942年任胶东军区后勤部工业研究室研究员、股长,胶东军区兵工总厂工业研究室副主任。1946年从事大连化工厂接管准备工作。1947年起任大连化工厂工务部部长、副厂长、代厂长。建国后,历任大连化工厂厂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1953年任大连化工厂厂长兼大连工程公司经理。1956年后任化学工业部基建司副司长、设备司副司长兼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技术供应局副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生产调度局局长,1966年任化学工业部生产办公室主任,1968年在化学工业部司局长学习班学习,参加"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化工生产组组长、炼化组副组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综合合计划组副组长(1976年-1977年在中央赴上海工作组工作)。1978年4月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3月-1989年7月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等职。第8届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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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广州番禺国保跨省到京问话张云帆两小时

原题: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最新进展之 张雲帆

转按:对于以下的关注团邮箱,我还是那个态度:赞成关注,但不赞成倡议内容(具体理由见本帖#118)。(2018-1-25 1:45秋火)

来源:呐喊论坛http://ww.nahan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0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最新进展之 张雲帆

admin  发表于 昨天(2018-1-24) 18:53



1月24日,
广州番禺国保从广州来至北京,
在北京西潞派出所对 张雲 帆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问话。
截至此时,
张云帆已经和关注者一起走出了北京西潞派出所!
感谢 各位关注几位左翼青年的正义之士!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


如愿加入关注“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观察团,
请将您的姓名、职业等信息发送到如下信箱:


guanzhu2018@gmail.com


仗义执言,关注声援“八青年”,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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