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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尼泊尔人物采访与旧闻若干篇

普拉昌达将两名尼共(毛)中央领导开除出党(2006年3月14日)
  
  加德满都,3月14日——在星期二,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即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将两名中央委员拉宾德拉·施雷斯塔(Ravindra Shrestha)和马尼·塔帕(Mani Thapa,化名阿努库尔[Anukul])开除出党。
  
  普拉昌达今天发表了声明,宣布这两人为“革命的叛徒、专制君主与反革命的走狗”。
  
  在这两位中央委员发表声明,指责普拉昌达和另一位毛派领袖巴布拉姆·巴塔拉伊(Baburam Bhattarai)博士任人唯亲,把亲属塞进尼共(毛)最高决策层里,一天之后,普拉昌达采取了这一行动。
  
  施雷斯塔和塔帕在星期一发出呼吁,宣称普拉昌达和巴塔拉伊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走上了歪路,并要求就此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普拉昌达在声明中说:“拉宾德拉与阿努库尔在这份所谓的呼吁书中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党坚决拒绝接受这份呼吁。”声明中还说:“他们(施雷斯塔和塔帕)提出问题的方式是极端机械的、咄咄逼人的和扭曲的,党不可能同他们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
  
  普拉昌达把施雷斯塔描写成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喜怒无常的、好挑起争端的极端分子,他揭露说,“由于他们无法无天的非政治行为”,施雷斯塔和塔帕已在几天前被解除了党内职务。
  
  在以“新文化革命集团”(new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的名义发表的六点政治纲领中,施雷斯塔和塔帕共同要求普拉昌达和巴塔拉伊为最近接受《坎特普尔日报》(Kantipur Daily)采访时“所表现出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施雷斯塔和塔帕暗示普拉昌达和巴塔拉伊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在去年浮出水面,他们还说,尽管党内冲突被严格限制在党内,但他们已向党的所有姐妹组织——包括人民解放军在内——发出呼吁,要求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施雷斯塔来自加德满都峡谷的涅瓦尔(Newar)人群落,六年前,当尼泊尔大会党领袖拉姆·钱德拉·保德尔(Ram Chandra Poudel)任副首相兼内政大臣时,他是同政府谈判的毛派代表之一。
  
  后来他在首都被捕,两年后,当政府与毛派举行和平谈判时,他才被释放。
  
  施雷斯塔和塔帕在他们的声明中宣称:普拉昌达在接受《坎特普尔日报》采访时所说的,只要制宪会议选举结果决定保留积极的君主制,那么他就会接受这一结果的言论,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灵活性的”。
  
  
  施雷斯塔和塔帕在联合声明中说:“普拉昌达一方面说他信任积极君主制,一方面又要建立共和制,这表明了他的右倾倾向,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离。我们要求他(普拉昌达)撤回自己的发言,并进行自我批评。”
  
  他们还声称:普拉昌达和巴塔拉伊没有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送到反对当局的战争的第一线上,而是把他们送到国外,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去了。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kolnews.php?&nid=68209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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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馆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2005年7月10日)
  
  现年42岁的比斯瓦吉特·查克拉波蒂(Biswajit Chakraborty)是“雅克与耶蒂”旅馆(Yak and Yeti Hotel)的总经理。他曾在多家著名旅馆——如奥贝里奥旅馆(Oberio Hotel)、希尔顿塔(Hilton Towers)和塔吉旅馆集团(Taj Group of Hotels)——担任过多种职务,在经营豪华旅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有硕士学位,曾参加过哈佛、斯坦福和亚洲管理学院的高级经理课程。最近《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的记者昌丹·萨普科塔(Chandan Sapkota)采访了他,在采访中,他就许多有关旅馆业和尼泊尔旅游业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问:最近几年“雅克与耶蒂”旅馆业绩如何?
  
  答:尽管国内经济动荡不安,但自从开张以来,我们旅馆的业绩一直是首屈一指的。房间平均入住率一直不错。我们的业绩之所以这么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体会顾客与雇员的需求。我们能为顾客提供定制服务,顾客付一分钱,能得到两分的服务。总的来说,在竞争中,本店在商务旅馆和休闲旅馆两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问:旅馆业的整体经营情况如何?
  
  答: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局势,旅馆业正经历着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旅游业和交通业的衰退,影响到了整个旅馆业。投资和商业机会都大幅减少了。可悲的是,一方面入住率在下跌,而另一方面,服务质量也在滑坡,这给顾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老实说,现在要想生存下去、要想经营下去,要想满足顾客的需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目前的资金周转,刚够发工资和维持最低限度的服务水平用的。目前已经没有铺张的余地了,我们现在无法像过去那样给顾客提供五星级的服务。而最近几个月里,各种坏消息铺天盖地,让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问:各家旅馆争相降价,降价幅度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您认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
  
  答:疯狂减价与鼓励不健康的竞争将会成为旅馆业史上最大的错误。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持续下去。收费如此之低,顾客肯定会对我们的服务产生怀疑。五星级饭店的收费有个底价,低于这个价,就无法提供足够质量的服务了。“雅克与耶蒂”旅馆绝不会降低其服务质量,并拒绝低价服务。这种现象破坏了尼泊尔作为一个旅游胜地的形象,更严重的是,会坏了我们的牌子。不久前,印度开通了飞往德里的航线后,交通流量增加了不少。有些旅馆惊慌失措了。
  
  问:旅馆业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答:最严重的问题,是成本不断增加和来自工会的不当压力。旅馆业的收入在减少,可工会却强迫旅馆增加工作和各种补贴。他们应该明白,旅馆正在经历史上最严峻的时期,要维持服务质量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不断升级的叛乱、不断恶化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吓得国外投资者都不敢进行国外直接投资了。我们目前无法吸引新的投资,应该想方设法利用身边两大迅速膨胀的经济体——印度和中国——带来的好处。由于不健康的竞争环境和不断增加的开支,各家旅馆目前都是如履薄冰。在这一艰难时期里,政府应当考虑给某些地方的旅馆业提供补助。
  
  问:对于尼泊尔旅馆业的前途,您有多乐观呢?
  
  答:我认为,尼泊尔经济会强力反弹,过去的好日子肯定会回来的。我举个例子:自从9月1日的不幸事件之后,营业额戏剧性地下跌了,可是到了10月,我们旅馆的营业额又反弹了71%。
  
  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推断出经济必将复兴:十月中的政治经济局势都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只要动荡一结束,业务就会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情况也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发生过。当这两个国家出现动乱平息的迹象之后,它们的经济很容易地就恢复了。我对旅馆业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kolnews.php?&nid=45413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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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军方总发言人的采访(2006年2月2日)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
  地区新闻综合网(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IRIN)
  
  本文为对皇家尼泊尔军队(Royal Nepalese Army)的前发言人,迪帕克·古隆(Deepark Gurung)准将的采访。
  
  加德满都,2月2日(IRIN)——1996年,毛派发动了武装叛乱,但到了2001年,皇家尼泊尔军队才开始投入镇丫毛派的战斗。但自从它正式被调去维持治安、保护公民和与叛军作战后,不断有人批评它侵犯人权。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内外组织都发表了报告,报告中指出尼泊尔皇家军队涉嫌非法拘禁、越权滥杀、强迫失踪、严刑拷打和其他侵犯人权的事件。
  
  在接受IRIN的采访时,皇家尼泊尔军队发言人迪帕克·古隆准将声称军方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在减少侵犯人权事件上取得了进展。他还说,军方会致力于寻求政治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问: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一直在批评军队不尊重人权,是这样吗?
  
  答:我们是在2001年11月初开始接受部署的。在2001年末、2002年和2003年中,我们接到报告,说我们的士兵侵犯人权。但在那之后,我们已经改善了自己的人权纪录,管束了自己的下级指挥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作出了改善。任何军人,无论军衔高低,只要侵犯了人权,就会遭到军法惩处。所以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人权纪录。
  
  问:但还是有人批评你们,说对那些侵犯人权的军人的惩罚太轻了。
  
  答:随他们批评去吧,我们的判决都是依照军法作出的。
  
  问:我们不久前访问边境重镇那帕尔甘杰(Nepalganj)时,您的军界同事对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军事行动的报告非常生气,这合理吗?
  
  答:这准是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人)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博士的报告引起的。他指责了一些军人,并且用了“有系统的使用酷刑”这个完全错误的字眼。酷刑也许只是个例,只是个人而为,不是系统的。但如果有谁犯了错误,我们会知道的,然后我们就会调查这个案子,并对他进行军事审判。
  
  问:您的意思是说,那些指责尼泊尔皇家军队犯下了有系统地使用酷刑的罪行的人,都是错的了?
  
  答:“有系统地”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使用酷刑的只是个别的军人。
  
  问:国际红十字会仍未能再次访问设在军营内的拘留所,您说说这是为什么?
  
  答:如果他们(国际红十字会)来造访,那么军队是开绿灯的,军队也向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NHRC)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开放。就我所知,军营里任何地方对他们都是开放的,没有什么限制。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去访问,那我就不知道了。
  
  问: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都有尼泊尔军人参加了联合国发起的维和行动。一些联合国官员建议,除非皇家尼泊尔军队的人权纪录得到改善,否则参加维和行动的尼泊尔军人可能会给维和行动带来危险。
  
  答:我们的人权纪录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正在进一步改善。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任务,是我国的外交政策,我军在塞拉利昂、刚果乃至布隆迪的表现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问:如果军方的人权纪录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改善了,为什么还是不断地有军方侵犯人权的报告呢?
  
  答:关于这些报告,有很多的误解。人们不来采访我们,他们依赖其他人(获取信息)。如果我军要在某个地区进行行动,由于他们距离基地很远,所以不会驻扎太久。当人权组织听说这里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去采访驻军时,他们是见不到军队的,只能接触到受军事行动影响的当地居民。所以他们的报告总是对军方不利的。我不能说他们全错了,有些也可能是真的,但绝大部分都是夸张了的。但我不认为我们的(人权)纪录真那么糟糕。
  
  问:皇家尼泊尔军队也已开始人权监察了,这对在尼泊尔军人中间开展人权教育活动有什么影响吗?
  
  答:为了纪录侵犯人权的事件和进行调查,已经设立了新的单位。同时,皇家尼泊尔军队还同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等人权组织合作,在各级指挥官中开展训练。国际红十字会提出了人权方面的建议,并在军队中指导训练。不久之后,这些单位就会增设到旅一级,并会增加许多下属机构,这样就能改善(人权)纪录了。
  
  问:有报告指责军队,说军队给民团提供武器。
  
  答:这完全错了。军队从来没有支持过民团。民团都是村民自己组织的委员会,他们叫自卫队或村民自卫委员会,跟军队完全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提供武器给他们。无论村民做了什么,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跟我们完全无关。
  
  问:如果毛派同意延长停火期,那军方会不会给他们一点回报?
  
  答:首要的是:他们必须停止其他活动,比如停止从学校和村子里诱拐教师和学生的行为,还要停止勒索。首先,他们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们发现,尽管现在停火了,可他们正在征兵、进行训练,并策划发动大规模攻势。
  
  问:您对解决军事冲突有何妙计?
  
  答: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话,需要大量的资源,需要很多直升机、人力和时间。军事手段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政治手段才是。切记(军事手段)所需的资源。
  
  问:军方的战略是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答:这个吗,我们不过是政府的武器,政府利用我们来包围毛派,并迫使他们谈判。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尽力恢复我国的和平与安全。
  
  http://insn.org/?p=2643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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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晴信

知名资本家痛诉工运加薪要求“洪水猛兽”
劳工失控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kolnews.php?&nid=172376

Sanjiv Keshava 是尼泊尔Surya公司的常务董事。自从1989年以来,他和掌握Surya公司59%的印度ITC公司有联系。在他5月来加德满都之前,他建立起ITC's Wills Lifestyle business。他接受了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的采访,谈及该公司的服装业务、扩张计划、劳工状况与能源问题。摘录如下:

记者(下文简称“R”):除了烟草业,您同样涉足服装业。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Sanjiv Keshava(下文简称“S”):我们在比拉特纳加尔有个服装厂。我们面向印度出口服装,目前它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我们也开始向欧美出口。当然,我们也为本国市场生产,有两种国内品牌:John Players 和 Springwood。但由于中国货和泰国货的大量涌入,我们在尼泊尔很难拥有市场份额。据我们预测,我们约有5%的市场份额。

在出色的管理下,我们厂运作地非常好。我们进行科研投资、为劳工提供持续训练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我们专注于提高我们的生产能力。目前,我们有300名雇工和300名合同工。

R:您有什么扩张计划吗?

S:我们还没有能力在全尼泊尔销售我们的商品,但我们已经制定了不同标准来应对商品质量竞争。并且我们在尝试涉足其他行业——食品以及包括化妆品在内的个人护理用品。这些仍在考虑之中。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的产品类别,看看其可行性。我们计划获取一个酒店,目前仍在寻找。

R:目前,工人给您带来了不少麻烦。

S:最要命的就是劳工失控了。在考虑到劳动的情况下,恐怕我们是全国支付工资最高的一家。如果你调查所有的其他产业,你会发现,工厂熟练工的月均工资是20000卢比。那是相当大的一笔。尽管政府通告了最低工资,我们所有的工人回来都要求最低工资有全面提升。你也知道,Simara的工厂已经因此关闭6天。

涨工资的要求是无理、非法的,因为我们的支付已经高于最低工资水平。这仅仅是一个最低工资的修订。对于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来说,支付已经上调。而对于一个已经拿15000到20000月工资的人来说,为什么还需要最低工资修正?他应当受早先就与公司签好的长期合同的约束,何况他每年都有加工资。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甚至关闭了工厂。谈判仍在继续,但我们绝不会向修订最低工资的要求妥协。我们正在研究与工人签署一项新的长期协议。目前工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R:工人带来的麻烦是如何影响您的扩张计划的?

S:毫无疑问,这将延缓整个扩张计划——除非这麻烦被解决,否则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来尼泊尔的投资。政府得管管劳工了,他们需要用一定的纪律和良好的仲裁来约束劳工,加强现有的法律,为投资创造一个友好的氛围。政府嘴上吆喝“来投资吧!来投资吧!”,可来投资还得带着人身赎金,谁敢啊!

R:您同样遇到了能源短缺带来的麻烦。

S:我们缺电。电力供给很重要,却偏偏管理不善。靠首都电力运营害我们花了好多钱。柴油发电与水力发电在成本上差别可大了。除非政府认真地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尼泊尔的任何工业化都是甭指望的。

R:在您公司营销部门工作的员工很有进取心,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S:我认为这来自我们合作的方式以及我们向他们提供的训练。我们拥有的管理系统和员工提升机制特别强大。在现代,人力资源才是企业的核心。

R:请您谈谈您在尼泊尔的工作感受好吗?

S:这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尼泊尔与其他国家一样有其自身问题,但是它有它的潜力,因此在发掘上还能下很多功夫。这是块有着水利与自然资源的宝地。我相信这些都能被利用起来,创造财富。但它如今仅仅是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

R:尼泊尔的专业人士与您曾经同事的人相较如何?

S:恐怕这的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不是那么高。印度是个更为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印度对全球市场的开放水平更高,在科研上也有更多投入,并且技术和基础设施也远远超过尼泊尔。但尼泊尔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可以利用。我认为你们的管理学校和工程学校做的相当棒。

发表于:2008-12-27 2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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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氓

总理访印之前接受采访(约2008年9月12日)
阿穆巴•马义纳立和南达拉尔•提瓦立(Ambar Mainali/Nandalal Tiwari)报道
普什巴•卡玛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普拉昌达”总理将作为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理于9月14日到17日访问印度。如此高端的访问,是在尼泊尔进入和平进程以及在立宪选举后宣布成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之后,间隔了很长时间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访问引起了尼泊尔和印度的公众好奇心。尼泊尔的政党也对此次访问表示关心。普拉昌达总理在毛派领导的政府成立之后,周五接受了单页大版面日报的第一次采访,并阐明了有关这次访问各方面的问题。他说,他将打破以前回国时不能达成任何决议而无法满足人民期盼的惯例。他也提到他将取消备受争议的1950年条约并声明尼泊尔已经准备好一个新的条约草案,新草案将会在以后的几天内进行进一步磋商。摘要:
作为政府的领导人,您即将对印度进行访问了。您能说明一下这是一次友好访问,还是工作访问?
这主要是次友好访问,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会是一次工作访问。

您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意思?议程将先进行什么?
现在我们有与我们国家共同的利益直接冲突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也要以工作访问的形式做一些工作,例如,与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是工作访问。然而当我们从回顾所有的条约和协议或以新的协议取代它们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次友好访问。当然,我们会提出这些问题,但不会以工作访问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会提出和我们国家利益相关的问题,印度可能也会如此。这个问题不会形成决议,但一样还是会确定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次主要是友好访问。

您知道目前人们正遭受的克溪河(Koshi)洪水,就是尼印间各种条约后果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您在克溪(Koshi)问题上有什么建设性的提议吗?
你所说的克溪(Koshi)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证实了需要回顾过去签订的条约协议。二是与提供救济和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相关的。当关注眼前的损失时,重点关心救济和重建将是谨慎的做法。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评价该条约,找出问题所在。

除了克溪(Koshi),由于其他边境上大坝和水堤的建设,特莱内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你们打算谈谈这些问题吗?
我们会很严肃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谈谈。我们希望能使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关的——有个开端。这是公众层面上都很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届时提出。
还是关于水资源的问题,最近的尼印签署的联合利用马哈卡利(Mahakali)河的协议,已经过去十年了,但至今为止仍未有什么实际行动,您将如何向印度的领导人们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完整地回顾马哈卡利(Mahakali)条约的内容以及它执行时出现的问题,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们希望首先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并确定执行这些条约时都遇到了哪些困难。这在对条约做彻底的评估之前是很难进行的。

在尼泊尔水资源的利用上,有些举措已经影响了两个国家古老的关系,在尼泊尔水资源利用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提议准备讨论的?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解除尼印之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而不是在水资源问题上提出成型的建议。我感觉尽管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关系上的特殊发展历程,总是在某些地方缺乏信任。我作为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理访问印度,我有信心能够代表尼泊尔合理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种不信任是和印度缺乏固定和清楚的对话而导致的。这次访问将会创造一个这样一个环境,它将消除所有产生误会的原因并且建立一个在平等前提下签定互惠互利的新协议与条约的基础。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气氛,我们就能够没有顾虑地信任对方并形成包括水资源问题在内的新协议。

尼泊尔政府在水资源开发上开始与印度的私人投资者合作而不是在两国政府间政府达成协议的新举措。您怎样看待这种做法?
我想重申一下,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上建立信任。第二是吸引印度的投资者在水资源部门的投资。由于我们必须向印度出售电力,我们就必须先要消除两政府间的不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者,只要官方的误解一解除,我们就会首先用发电来满足我们国家的需要,同时我们会通过向印度出售电力来实现我们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梦想。

您怎么看待1950年和印度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
有关这个条约的争论由来已久。尼泊尔的看法是由于他们签定这协议而在一定程度上受欺骗了。协议是在尼泊尔和拉纳(Rana)政权作斗争时签定的。但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已经经历了很多;拉纳(Rana)和沙阿(Shahs)都已经被推翻了。因此在共和及联邦民主尼泊尔政权建立的新政治环境中,更换一个新条约要比只盯着旧条约中的几个条款更切合实际。提出的新条约将会符合尼泊尔在21世纪的现实需要。尼泊尔更换条约的希望应以其利益为指导来巩固与印度长久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削弱它。目标应该是增强互相的福利。这是条约的一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说我们没有做好用于取代旧条约的提议的起草工作,这完全是误导。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准备并准备好我即将带去印度的草案。说到提出新条约的问题上,我反对那种认为印度该同意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的说法。它更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由尼印官方组建的特别代表团来商讨协约中的各项内容,通过共同的磋商和理解来形成最后的议案。

和以前的总理相比,你这次访问邻国印度将有怎样的不同?
它已经是一次不同并特殊的访问了。我当选总理的情况、我从那以后开始的工作都已经证明这次访问和以前类似的访问是不同的了。我一直表示我们必须要脱离传统,这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第二点事实是随着尼泊尔所经历的变化,印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由于现在两国都是共和国的缘故。前一个问题是,以前的总理们不能够在印度领导人面前坦率地提出问题,并且在回国后还不得不面对他们没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批评。这种心态过去常在两国间产生误解。我不是去犯这种错误的。当我说我们要脱离传统并不再和以前一样,我是指的以上的内容。我将要结束过去的历史。

您在人民战争时期曾长时间呆在印度,并且印度也帮助修订了12点协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您会受到过去这段历史的影响,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然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印象。如果那些人认为我受到了负面影响,那我必须说他们错了。如果某些人觉得将12点协议和先前的融合了人民战争及人***动的大众运动结合起来,以及后来国家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个错误,那我和有这种想法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必须承认我受到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坚信的是,印度在和尼泊尔各政党间签署12点协议,消除了两个支柱理论,并由此进一步扩展了对于为了在尼泊尔建立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而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的支持,在这些行为中所表现的诚意都照亮了新尼泊尔的建设之路。印度应该被放在更高的高度以此表达尼泊尔的感激。

有种无根据的猜测说印度想要在给尼泊尔的利益上得到好处,您怎么看?
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如果印度表示要在12点协议之后与尼泊尔各政党的合作中取得的所有发展上得到回报,事情就会出问题——使我们关系出现新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消失殆尽。我先前提到我是作为尼泊尔共和国权力总理访问印度的。因此我有信心我能够坚定地代表国家感情和需要,并且印度一方应该能毫不犹豫地主动帮助尼泊尔和平进程和繁荣。印度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会明白邻国的贫穷也会对它有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在我和印度及中国知识界的接触中,我一直强调它们应该对加速尼泊尔发展并帮助我们实现繁荣表现得更大度些。过去那种保卫各自利益和财富的做法应该丢掉了。

贸易壁垒是尼印间的重大问题。他们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有关将尼泊尔建成为一个中转站和开通阿姆利昆吉(Amlekhgunj)到印度边界的输油管道方面有什么提议?
我们在贸易问题上面临很严重的形势。我们和印度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050亿卢比。这是记录统计的数字。有估计说间接的贸易赤字可能到4倍以上。商贸专家和当地尼泊尔人对我们的农产品被强制隔离而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悲观。1996年就开始的简化税法的考虑,还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实行。相反,近年来税收体制越来越繁琐。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严肃的对话。关于中转站的问题,我们需要建设更多。除了加尔各达(Kolkatta),我们需要更多的由孟加拉国(Bangladesh)到拉迪卡普尔(Radhikapur)的交通设施。一些尼泊尔商人也表达了通过拥有先进设备的孟买(Mumbai)港口提供交通设施。

贵政府的政策方针中强调和印度与中国建立特殊关系。您近期访问中国后,您说您的第一个政治访问将是印度。关于尼泊尔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有很多疑惑。您这次的访问将在多大程度上扫清这些疑问?
我已经澄清了很多事情。我有极大的信心,那些疑问将会在改变了的政治背景下被清除。尼印两国媒体在我访问中国上所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访问中国。不去那里将是一个大错误。在像“奥运会”这样一个重大活动就在我们邻国举行时,不参加它的开幕式或者闭幕式将会是尴尬的。有关我访华所引起的争论,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在新的观点下重新定义尼印关系。我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访问印度的。我有信心认为,印度将尽可能提供它所有的帮助来建设一个新尼泊尔的,并将会在尼印友好关系的历史上上树立里程碑。

您还是尼共(毛)党主席。贵党对于印度的认识在政治背景改变的情况下,是和过去一样呢还是会有所改变?
自从签署12点协议之后,由于我们党认识的发展而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变化,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另外我是以尼泊尔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代表2600万尼泊尔人以及各政党访问印度的。我需要实现我相应的责任。但我并不觉得党的政策方针在现在掌权和过去不掌权的时候有什么矛盾。这不应该理解为矛盾而应是内部关系。

您提到,你将打破已有的一贯的传统。您的这一声明似乎在印度引起一些猜测,你如何解释这些?
事实上这些猜测是我现在正积极应对的。两国间的这种忧虑是正常的。两国间都表现出的这种忧虑是我所表述的将和传统分离。如果我们不和既定的传统分离,那么我们就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两国的乐观和忧虑是巩固双边关系的契机,并因此最大程度上满足尼泊尔的热切期望。

有批评说您更多的是作为尼共(毛)主席而不是尼泊尔共和国的主席来访问印度。您怎样回应这种批评?
我非常清楚是我们党支持我到这个高度的。但需要考虑的是,当我去印度或者其他国家访问的时候,我要充分保证尼泊尔的福利。我不是作为党主席访问印度的。我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尼泊尔人民的。

您怎么评论尼泊尔和印度现在正面对的包括凯拉帕尼(Kalapani)和苏斯塔(Susta)在内的边境问题?这一问题让尼泊尔人感到有损于国家独立。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当我前几天和专家们谈到这点时,他们告诉我说有关边境的问题很多。人们也给我提到很多。尽管其他边境上的问题不那么严重,但凯拉帕尼(Kalapani)和苏斯塔(Susta)却很严重。我会在同样精神下提出尼泊尔的观点。

一般认为一个小国的总理永远不能在一个大国的面前坦率地提出问题。现在您作为总理,您将怎样改变这种想法?
我将改变这种历史。

印度已经开始克溪(Koshi)大坝的建设探测工作了,而同时又有不同的声音说这是否该进行下去。您将怎样努力实现某个前景来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在前景上工作。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有关克溪(Koshi)大坝,另一个是有关桑克溪-卡马拉(Sunkoshi-Kamala)的分流。我们将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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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访印之前接受采访(约2008年9月12日)

阿穆巴•马义纳立和南达拉尔•提瓦立(Ambar Mainali/Nandalal Tiwari)报道

普什巴•卡玛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普拉昌达”总理将作为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理于9月14日到17日访问印度。如此高端的访问,是在尼泊尔进入和平进程以及在立宪选举后宣布成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之后,间隔了很长时间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访问引起了尼泊尔和印度的公众好奇心。尼泊尔的政党也对此次访问表示关心。普拉昌达总理在毛派领导的政府成立之后,周五接受了单页大版面日报的第一次采访,并阐明了有关这次访问各方面的问题。他说,他将打破以前回国时不能达成任何决议而无法满足人民期盼的惯例。他也提到他将取消备受争议的1950年条约并声明尼泊尔已经准备好一个新的条约草案,新草案将会在以后的几天内进行进一步磋商。摘要:
作为政府的领导人,您即将对印度进行访问了。您能说明一下这是一次友好访问,还是工作访问?
这主要是次友好访问,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会是一次工作访问。

您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意思?议程将先进行什么?
现在我们有与我们国家共同的利益直接冲突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也要以工作访问的形式做一些工作,例如,与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是工作访问。然而当我们从回顾所有的条约和协议或以新的协议取代它们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次友好访问。当然,我们会提出这些问题,但不会以工作访问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会提出和我们国家利益相关的问题,印度可能也会如此。这个问题不会形成决议,但一样还是会确定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次主要是友好访问。

您知道目前人们正遭受的克溪河(Koshi)洪水,就是尼印间各种条约后果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您在克溪(Koshi)问题上有什么建设性的提议吗?
你所说的克溪(Koshi)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证实了需要回顾过去签订的条约协议。二是与提供救济和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相关的。当关注眼前的损失时,重点关心救济和重建将是谨慎的做法。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评价该条约,找出问题所在。

除了克溪(Koshi),由于其他边境上大坝和水堤的建设,特莱内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你们打算谈谈这些问题吗?
我们会很严肃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谈谈。我们希望能使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关的——有个开端。这是公众层面上都很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届时提出。
还是关于水资源的问题,最近的尼印签署的联合利用马哈卡利(Mahakali)河的协议,已经过去十年了,但至今为止仍未有什么实际行动,您将如何向印度的领导人们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完整地回顾马哈卡利(Mahakali)条约的内容以及它执行时出现的问题,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们希望首先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并确定执行这些条约时都遇到了哪些困难。这在对条约做彻底的评估之前是很难进行的。

在尼泊尔水资源的利用上,有些举措已经影响了两个国家古老的关系,在尼泊尔水资源利用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提议准备讨论的?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解除尼印之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而不是在水资源问题上提出成型的建议。我感觉尽管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关系上的特殊发展历程,总是在某些地方缺乏信任。我作为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理访问印度,我有信心能够代表尼泊尔合理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种不信任是和印度缺乏固定和清楚的对话而导致的。这次访问将会创造一个这样一个环境,它将消除所有产生误会的原因并且建立一个在平等前提下签定互惠互利的新协议与条约的基础。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气氛,我们就能够没有顾虑地信任对方并形成包括水资源问题在内的新协议。

尼泊尔政府在水资源开发上开始与印度的私人投资者合作而不是在两国政府间政府达成协议的新举措。您怎样看待这种做法?
我想重申一下,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上建立信任。第二是吸引印度的投资者在水资源部门的投资。由于我们必须向印度出售电力,我们就必须先要消除两政府间的不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私人投资者,只要官方的误解一解除,我们就会首先用发电来满足我们国家的需要,同时我们会通过向印度出售电力来实现我们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梦想。

您怎么看待1950年和印度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
有关这个条约的争论由来已久。尼泊尔的看法是由于他们签定这协议而在一定程度上受欺骗了。协议是在尼泊尔和拉纳(Rana)政权作斗争时签定的。但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已经经历了很多;拉纳(Rana)和沙阿(Shahs)都已经被推翻了。因此在共和及联邦民主尼泊尔政权建立的新政治环境中,更换一个新条约要比只盯着旧条约中的几个条款更切合实际。提出的新条约将会符合尼泊尔在21世纪的现实需要。尼泊尔更换条约的希望应以其利益为指导来巩固与印度长久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削弱它。目标应该是增强互相的福利。这是条约的一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说我们没有做好用于取代旧条约的提议的起草工作,这完全是误导。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准备并准备好我即将带去印度的草案。说到提出新条约的问题上,我反对那种认为印度该同意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的说法。它更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由尼印官方组建的特别代表团来商讨协约中的各项内容,通过共同的磋商和理解来形成最后的议案。

和以前的总理相比,你这次访问邻国印度将有怎样的不同?
它已经是一次不同并特殊的访问了。我当选总理的情况、我从那以后开始的工作都已经证明这次访问和以前类似的访问是不同的了。我一直表示我们必须要脱离传统,这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第二点事实是随着尼泊尔所经历的变化,印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由于现在两国都是共和国的缘故。前一个问题是,以前的总理们不能够在印度领导人面前坦率地提出问题,并且在回国后还不得不面对他们没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批评。这种心态过去常在两国间产生误解。我不是去犯这种错误的。当我说我们要脱离传统并不再和以前一样,我是指的以上的内容。我将要结束过去的历史。

您在人民战争时期曾长时间呆在印度,并且印度也帮助修订了12点协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您会受到过去这段历史的影响,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然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印象。如果那些人认为我受到了负面影响,那我必须说他们错了。如果某些人觉得将12点协议和先前的融合了人民战争及人***动的大众运动结合起来,以及后来国家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个错误,那我和有这种想法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必须承认我受到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坚信的是,印度在和尼泊尔各政党间签署12点协议,消除了两个支柱理论,并由此进一步扩展了对于为了在尼泊尔建立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而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的支持,在这些行为中所表现的诚意都照亮了新尼泊尔的建设之路。印度应该被放在更高的高度以此表达尼泊尔的感激。

有种无根据的猜测说印度想要在给尼泊尔的利益上得到好处,您怎么看?
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如果印度表示要在12点协议之后与尼泊尔各政党的合作中取得的所有发展上得到回报,事情就会出问题——使我们关系出现新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消失殆尽。我先前提到我是作为尼泊尔共和国权力总理访问印度的。因此我有信心我能够坚定地代表国家感情和需要,并且印度一方应该能毫不犹豫地主动帮助尼泊尔和平进程和繁荣。印度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会明白邻国的贫穷也会对它有负面影响。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在我和印度及中国知识界的接触中,我一直强调它们应该对加速尼泊尔发展并帮助我们实现繁荣表现得更大度些。过去那种保卫各自利益和财富的做法应该丢掉了。

贸易壁垒是尼印间的重大问题。他们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有关将尼泊尔建成为一个中转站和开通阿姆利昆吉(Amlekhgunj)到印度边界的输油管道方面有什么提议?
我们在贸易问题上面临很严重的形势。我们和印度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050亿卢比。这是记录统计的数字。有估计说间接的贸易赤字可能到4倍以上。商贸专家和当地尼泊尔人对我们的农产品被强制隔离而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悲观。1996年就开始的简化税法的考虑,还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实行。相反,近年来税收体制越来越繁琐。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严肃的对话。关于中转站的问题,我们需要建设更多。除了加尔各达(Kolkatta),我们需要更多的由孟加拉国(Bangladesh)到拉迪卡普尔(Radhikapur)的交通设施。一些尼泊尔商人也表达了通过拥有先进设备的孟买(Mumbai)港口提供交通设施。

贵政府的政策方针中强调和印度与中国建立特殊关系。您近期访问中国后,您说您的第一个政治访问将是印度。关于尼泊尔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有很多疑惑。您这次的访问将在多大程度上扫清这些疑问?
我已经澄清了很多事情。我有极大的信心,那些疑问将会在改变了的政治背景下被清除。尼印两国媒体在我访问中国上所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访问中国。不去那里将是一个大错误。在像“奥运会”这样一个重大活动就在我们邻国举行时,不参加它的开幕式或者闭幕式将会是尴尬的。有关我访华所引起的争论,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在新的观点下重新定义尼印关系。我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访问印度的。我有信心认为,印度将尽可能提供它所有的帮助来建设一个新尼泊尔的,并将会在尼印友好关系的历史上上树立里程碑。

您还是尼共(毛)党主席。贵党对于印度的认识在政治背景改变的情况下,是和过去一样呢还是会有所改变?
自从签署12点协议之后,由于我们党认识的发展而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变化,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另外我是以尼泊尔共和国总理的身份代表2600万尼泊尔人以及各政党访问印度的。我需要实现我相应的责任。但我并不觉得党的政策方针在现在掌权和过去不掌权的时候有什么矛盾。这不应该理解为矛盾而应是内部关系。

您提到,你将打破已有的一贯的传统。您的这一声明似乎在印度引起一些猜测,你如何解释这些?
事实上这些猜测是我现在正积极应对的。两国间的这种忧虑是正常的。两国间都表现出的这种忧虑是我所表述的将和传统分离。如果我们不和既定的传统分离,那么我们就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两国的乐观和忧虑是巩固双边关系的契机,并因此最大程度上满足尼泊尔的热切期望。

有批评说您更多的是作为尼共(毛)主席而不是尼泊尔共和国的主席来访问印度。您怎样回应这种批评?
我非常清楚是我们党支持我到这个高度的。但需要考虑的是,当我去印度或者其他国家访问的时候,我要充分保证尼泊尔的福利。我不是作为党主席访问印度的。我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尼泊尔人民的。

您怎么评论尼泊尔和印度现在正面对的包括凯拉帕尼(Kalapani)和苏斯塔(Susta)在内的边境问题?这一问题让尼泊尔人感到有损于国家独立。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当我前几天和专家们谈到这点时,他们告诉我说有关边境的问题很多。人们也给我提到很多。尽管其他边境上的问题不那么严重,但凯拉帕尼(Kalapani)和苏斯塔(Susta)却很严重。我会在同样精神下提出尼泊尔的观点。

一般认为一个小国的总理永远不能在一个大国的面前坦率地提出问题。现在您作为总理,您将怎样改变这种想法?
我将改变这种历史。

印度已经开始克溪(Koshi)大坝的建设探测工作了,而同时又有不同的声音说这是否该进行下去。您将怎样努力实现某个前景来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在前景上工作。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有关克溪(Koshi)大坝,另一个是有关桑克溪-卡马拉(Sunkoshi-Kamala)的分流。我们将在这两个问题上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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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尼泊尔存在系统地使用酷刑的现象(2005年9月16日)

今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发表了如下声明: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虐待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应尼泊尔政府的要求,在2005年9月10日—16日之间访问了尼泊尔。

在访问中,他会见了首相办公厅厅长和联合秘书、司法大臣、内务大臣、内务部秘书、监狱管理局局长、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警察与武装警察的总监等高级官员。他会见了皇家尼泊尔军队的总参谋长、东部与中西部军区的司令官等高级军官。他还会见了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成员、警察、武装警察和皇家尼泊尔军队的人权部门的领导。他对访尼期间政府对他提供的全面合作表示赞赏。

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非政府组织、各国驻尼泊尔外交使团、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国家工作组的代表。

特别报告员在加德满都访问了中央监狱、哈努曼多卡(Hanumandhoka)警察局、帕坦(Patan)警察局、皇家尼泊尔军队朝尼(Chauni)军营和孙达里贾尔(Sundarijal)监狱,他在那里访问了在押人员和工作人员。

在访问中,特别报告员曾抵达尼泊尔西部的那帕尔甘吉(Nepalganj),在当地会见了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县长等人。他在那帕尔甘吉还访问了中央监狱、皇家尼泊尔军队中西部军区司令部、奇萨帕尼(Chisapani)和柯哈尔普尔(Kohalpur)军营、武装警察战术训练中心和县警察局。

在采访了多位在押人员和被释放的在押人员后,在法医证据的支持下,在采访了多位政府和军方高官、律师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后,特别报告员作出了如下结论:在尼泊尔,为了使人认罪、招供等目的,警察、武装警察和皇家尼泊尔军队有组织、有系统地使用酷刑和虐待,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过去几年中,特别报告员与他的前任收到了大量报告,都与尼泊尔的酷刑和虐待有关,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武装冲突中。特别报告员对毛派最近的停火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在不久之后就能找到持久的途径(来解决武装冲突),但他也知道,尼泊尔国内——尤其是加德满都以外的地区——形势是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他承认政府有责任避免暴力攻击、保障国民的安全,但是,他强调说,这些措施必须是遵守国家人权规范的,绝不能使用酷刑,这也是尼泊尔所接受的《反酷刑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中所规定的。警方和军方高官曾发出明确的指示,允许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酷刑,酷刑也在被有系统、有组织地使用着,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被报告到特别报告员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政府发出的明确反对酷刑和虐待的信息,是无法对特别报告员解释清楚的。在特别报告员所检查过的例子中,所发现的酷刑有:用竹棍和塑料棍殴打、在(犯人的)腿上弹跳、让(犯人)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环境中、(把犯人)倒过来绑在柱子上殴打——特别是打脚底,以及长期蒙着犯人的眼睛、用镣铐铐住犯人等。

据特别报告员所述,尼泊尔的法律,比如《恐怖主义与破坏行为法》(Terrorist and Disruptive Activities Ordinance,TADO)和《公共安全法》(Public Security Act)给警察和军队提供了特别的权力,让它们可以用“预防性”为理由拘留嫌疑人,有时拘留期长达数月。他曾接到大量报告,这些报告中说,许多人被安全部队强行带走之后就失踪了。这些失踪事件与拷打是脱不开关系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断指出:长时间将人秘密囚禁、或长时间不让在押人员与外界通信,是导致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虐待现象的温床,这种囚禁本身也是一种酷刑。此外,就特别报告员的个人经验来看,这种囚禁很有可能会导致对在押人员施行酷刑,以逼迫在押人员认罪。在特别报告员同政府、警方和军方高官会谈时,对方曾解释:由于法律中提供了很多安全措施,这些措施能有效地避免粗暴的拘留和酷刑。可是,在特别报告员同许多受害者和律师谈话后,他明确地认为:在实践中,此类安全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摆设而已;预防性拘留是县长们手中的橡皮图章,因为几乎没人有权查询在押人员的状况或嫌疑人的身体情况。

特别报告员还非常关注与此密切相关的为酷刑实施者开脱的习气,这种习气在尼泊尔很流行,他认为相对于对罪犯的惩罚,对受害者的补偿可能更重要。官员们反复引用1996年的《酷刑赔偿法》(Torture Compensation Act),认为这个法案能有效地防止酷刑。可是,这个法案中,既没有按照《反酷刑公约》第一章中的规定去认定什么是酷刑,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补偿措施;它没有规定使用酷刑是犯罪,也没有规定与酷刑相应的强制性惩罚措施。据特别报告员所述,该法案规定,对(使用酷刑的)罪犯所采取的“部门行动”,如降级、停职、罚款、推迟晋升等,根本不足以有效地威慑酷刑的使用者、阻止酷刑的使用。何况,自从该法案生效以来,虽然曾作出了几次发放赔偿的决议,至今只有一个受害者确实得到了赔偿。据特别报告员所述:因此,在实践中,这个法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反倒像是要阻止酷刑与虐待的受害者去寻求公正一样。

特别报告员发现: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在押人员的权利提供了许多保障,但在押人员的权利其实并没有得到尊重。(在押人权的)基本需求,比如及时获得律师、被捕后24小时之内接受法院的审判、被捕或转移时要接受身体检查等,都得不到尊重。对在押人权的登记做得非常草率,如果是被关押在警察局或军营里的话,就干脆不登记。特别观察员认为,总的来说,司法体制缺乏公信力,受害者及其家属也不信任司法体制。各种预防酷刑的措施,比如由独立监察员有规律的、事先不通知地对任何拘留地点的查访,并未实现,因为尽管联合国驻尼泊尔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享有无限制的访问权,(政府)对其他机构,比如非政府组织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查访却有许许多多的限制。

特别报告员很关注拘留设施的条件,相对来说,这些设施的条件都很差,它们过分拥挤,卫生条件很差。但是只有哈努曼多卡警察局的条件才能说是不人道的。牢房非常肮脏、拥挤——有时在一个约12平方米的牢房里要挤12个人——通风也很糟糕,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有些14岁的少年被跟大人拘留在一起,这是特别报告员非常烦恼。军营内拘留嫌疑犯的地点是不可接受的。例如,皇家尼泊尔军队朝尼军营里的在押人员们被关在用车库改装的房间里,里面的通风、光照都很糟糕,而在中西部军区司令部里,在押人员被关在钢板盒子里面。

特别报告员还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毛派为了募款、惩罚不合作者、胁迫他人,也使用了酷刑,并致人伤残。各种酷刑方式包括用棍子打腿、用金属棍扎腿、用枪托打脚踝,甚至切断脚趾致人残废等。

在特别报告员对政府的关键性初步建议中,他要求最高级政府官员公开发表反对包庇(使用酷刑的罪犯)、不容忍任何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虐待行为的声明。立法机构应该按照《反酷刑公约》的规定,废除不符合《反酷刑公约》的旧法案,设立新法案,新法案中应当规定与酷刑相适应的强制性措施。当(与酷刑有关的)案件被提交到政府时,(政府)应当迅速、公正地进行调查。各种应有的保护性措施,如会见律师、家属、医生、在法院受审、医疗检查、由独立监察员无限制地时差拘留地点等,都应该得到慎重地执行,尤其是在预防性拘留的案子中。他号召政府继续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合作。特别报告员还呼吁毛派停止使用酷刑。

他承认,尼泊尔政府与他及人权委员会的特派员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积极的改善,并鼓励警察、武装警察与皇家尼泊尔军队的人权部门继续保持合作,并改善它们的调查的质量,并提高它们的反应能力。

特别报告员再次对访印期间政府提供的全面合作表示赞赏,并盼望政府能提供长期性的合作,以防止酷刑现象发生,并同已发生的酷刑现象进行斗争。他还向联合国国家工作组、联合国驻尼泊尔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提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2006年的人权委员会第62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将就这次访问提交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

诺瓦克先生是在2004年12月1日被人权委员会任命为特别报告员的。作为特别报告员,他独立于任何政府之外,并以个人身份工作。1985年,人权委员会初次任命独立报告员来调查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有权调查任何国家,不论其是否接受了《反对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虐待行为公约》。

他曾担任过强迫与非自愿失踪现象工作组成员、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失踪人员专家、联合国强迫失踪现象法律专家、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人权法庭法官。他是维也纳大学宪法与人权教授、路德维希·波尔茨曼人权学院(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理事。

http://www.unhchr.ch/huricane/hu ... 508573?opendocument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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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琳·卡恩采访录(2006年3月4日)

“人权是消除恐怖主义的良药”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秘书长爱琳·卡恩(Irene Khan)对普拉山特·贾(Prashant Jha)说:尼泊尔当局应该承认自己对国际社会负有确保法治的义务,如果毛派也能这么做,将大有助益。

问:您对2005年2月1日国王接管政权之后的尼泊尔人权状况有何看法?

答: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几个同事正在尼泊尔。我们跟许多活动家谈过,也跟在暴力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谈过,也跟被毛派毒打过的少年谈过。我们还发现皇家尼泊尔军队与保安部队大量使用酷刑。但是,紧急状态的公布,将酷刑的使用、暴力的泛滥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人民对冲突也越来越害怕了。我们在尼泊尔看见的侵犯人权现象只是症状,症结在政治上。去年年尾时曾有一段时间,对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冲突)比较开放,但情况很快就倒退了。恐惧和混乱又来了——成百上千的人至今仍被关押着。从农村地区来的消息非常少。这种情况非常不稳定、非常危险,而且正在进一步恶化。现在有种种问题,如诱拐、杀害、拘禁和虐待。尼泊尔人民不得不在种种危险之中挣扎求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个灾难。

问:您刚才提到过,几个月前曾出现了开放的迹象,让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有了点希望。

答:(毛派的)停火为推进政治进程创造了条件。但取消停火和镇丫——镇丫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几乎和大约一年前发生的完全一样——使得人权状况又倒退了,当人权被侵害的时候,人们对于政治进程是不会有信心的。当人民处于高压之下时,你是不能指望他们去协商谈判的。一月和二月之间人权状况的倒退,对最终的政治进步是有害的。

问:据说贾南德拉国王去年会见你时,曾说过他会保障人权,随后你说应该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言论来评价他,也许现在是评价国王的时候了。

答:现在是该评价他了。国王并兑现他保障人权的诺言。政府曾承诺减少侵犯人权,这也没有得到落实。至于对(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许下的诺言,我们也没有看到它们兑现。

我们希望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担任观察员。我们曾讨论过要对皇家尼泊尔军队内的包庇(侵犯人权的罪犯)现象进行检查。皇家尼泊尔军队有许多不对正参加着国外维和任务。我们曾要求联合国检查那些参加国外维和任务的(尼泊尔士兵)的纪录。如果他们中有人涉嫌在尼泊尔侵犯人权,那他就不应该参加这种任务。我们将继续通过国际行动施加更大的压力。

问:你们打算如何施加更大的压力?

答:首先,我们可以在武器贸易上施压,因为中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仍在向尼泊尔政府提供武器。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完全停止(向尼泊尔提供武器)。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不能把武器提供给用这些武器来虐待平民的政府。

问:您对毛派的(人权)纪录有什么看法吗?

答:我们一直强烈批评毛派对人权的侵犯。我们要求他们公开承认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并允许全面的检查。杀人事件看来已经减少了,但诱拐事件还在增加。

问:最近有份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里被杀的13000人中,有8000多人是被安全部队杀死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方面负有更大的罪责?

答:我认为,计算一方杀了另一方多少人,并不会有多大帮助。政权的本质与武装团体有着很大差异。尼泊尔政府在人权条约上签了字,我们希望它能遵守其诺言。我们认为,由于尼泊尔政府的高官总是在包庇(侵犯人权的罪犯),所以在这一点是失败的。我们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多。同时,一个武装团体,尤其是一个政治组织旗下的武装团体,也必须遵守国际法律和人道主义法规。

问:普拉昌达最近表示,毛派不希望继续流血。您对诸如此类的声明做何反应?

答:我希望我们能根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论来考验他们。作为十二点宣言中的一部分,它是很有用的,它明确地说明了人权标志该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同意引入什么样的国际监察机制。对于毛派及其它政治集团来说,它也是很重要的,在十二点宣言中,它通过联合国使团展示了他们是尊重人权的。

问:您认为政府现在该怎么做?

答:我们首先要求政府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随意拘禁几百人之类的行为,并纠正武装部队的习性。

问:那美国呢?

答:在对(尼泊尔)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情上,美国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希望美国能更明确地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谴责。布什总统在去年的就职演说中,自称要在世界上扩散民主和自由,而在尼泊尔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与他的讲话背道而驰的。现在在尼泊尔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

问:您对印度所发挥的作用有什么看法?

答:自从去年以来,印度对尼泊尔政府越来越强硬,比它以前的姿态要强得多。印度不但公开发表宣言,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比如武器禁运。在国际上,印度政府通过不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针对尼泊尔的决议的方式,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希望印度能继续利用其影响力来向尼泊尔政府施压。

问:也有对尼泊尔当局实施巧妙的制裁的可能性,比如可以冻结资产,禁止通过信用卡提款等。大赦国际会鼓吹这样的措施吗?

问: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并在考虑这些制裁是否会有影响。我们还没有结束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但正在考虑使用制裁。

问:大赦国际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将提出什么议案呢?

答:我们将会提案,要求最强烈地谴责尼泊尔。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反对将向国王发出信号:世界不会忘记尼泊尔。还会就侵犯人权提出报告,我们还会提出议案,要求更多、更广泛地监督尼泊尔的人权状况,要求尼泊尔政府与监督机构合作,并明确地宣布遵守人权,明确地公布为维护人权所定下的目标。

问:在这个“反恐战争”时代,各国政府中有一股潮流,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剥夺人权。(贾南德拉)国王也用了这个借口。

答:各国政府负有双重义务——维护人民的安全和尊重人权。他们不能为了其中一个而牺牲另一个。我们发现,越是尊重人权的地方,安全就越好。当人民感到自己的权利不处于威胁中时,他们就不会去参加能引发更多暴力的暴力事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争辩说:你只要牺牲一点点自由,就能获得更多的安全。可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你看看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尼泊尔吧——人权遭到侵犯,导致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国家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曾与那帕尔甘吉(Nepalgunj)的一个小店主谈过话,他的一个兄弟被军队射杀了。他的话非常明确:为了我的兄弟,我要寻求正义。暴力的根源是不公。他要寻求正义,可他没得到。这造成了困惑,使人觉得冤屈无处伸张,便导致了暴力事件和侵犯人权。大赦国际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人权是消除恐怖主义的良药,而不是恐怖主义的防波堤。

问:您最后还想对贾南德拉国王说什么吗?

答:国王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他们的呼声非常清楚——他们要求正义,要求尊重人权。在那帕尔甘吉,那个小店主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希望国王也能听见他的这番话。

http://insn.org/?p=2815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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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坚持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马图拉·P·施雷斯塔博士采访录(2006年4月7日)

采访者:露西亚·德·弗利斯(Lucia De Vries)

十六年前,马图拉·P·施雷斯塔(Mathura P. Shrestha)博士在顿迪凯尔(Tundikhel)向正在欢庆的群众发表演讲之后,他收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电话,电话中说国王准备进行谈判。十六年后,他被关在马哈拉吉贡吉(Maharajgunj)警察训练中心的监狱里。尽管警官经过他的牢房时会友善地和他谈话(警察们显然是很尊敬他的),尽管他在牢房里创写了许多文章,甚至还画了不少画,他桀骜不驯的发型、他身上那件橙色的衣服,他的果敢直言,敢于直接说出自己对君主制的厌恶,使他显得与牢房格格不入。

施雷斯塔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民主运动、和平运动活动家,还是一位退休教授和前卫生大臣。16岁时他就投身于政治,那年他在巴尼普尔(Banipur)参加了尼泊尔大会党领导的解放军——Mukti Sena。他曾短暂地参加了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后来又退党了,他自称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早些时候,警察不带搜查令就闯入他家,把他家洗劫一空,侮辱了他的家人。他是两个月前被捕的;他被指控“欺骗人民,危害国家安全和主权”。此后,这位上了年纪的活动家每天早上要走上半个小时,然后锻炼、绘画、读书和写作。每周他的妻子英迪拉(Indira)和其他亲属能探望他两次。尽管他已经72岁了,他看起来依然精力充沛,荣光焕发。

我们是在星期三采访他的,采访之后的第二天,七党联盟就发动了持续四天之久的罢工。看起来,施雷斯塔对自己没能参加朋友和同志们的活动并不感到太难过。“我很想念他们,但我在这里也能有所贡献。”在拘留所外面,一句口号正在流传:“君主不能受廉价的名声支配,而应该根据尼泊尔、尼泊尔人民的整体福祉和持久进步支配。”施雷斯塔说除了王室之外,他并不恨谁。

问:1990年人民 运动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答: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当几个领导叫我出去时,我正在教学医院里干活。我坐上医院的巴士,到了巴涅什沃尔(Baneshwor)。人民起初想砸巴士,但他们认出了我,接下来信不信由你,他们竟然吻起巴士来了!我实在太感动了。

当我在顿迪凯尔对群众演讲时,那里没有话筒。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根X光管,用它来当话筒。当然人们还是听不清我讲话,所以人群失去了控制。他们推倒了马亨德拉(Mahendra)国王的雕像。警察则开始殴打他们。许多人——其中有外国记者——围在我身边保护我。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大恩大德。

下午四点的时候,拉特纳·图拉达尔(Ratna Tuladhar)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国王已经同意进行谈判。我说只要宵禁和杀戮还在进行,就不该答应国王的要求。他说他的党要求同国王谈判,我意识到已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谈判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我要让这一刻持续到君主制垮台。君主制的历史就是一部阴谋诡计、漠视人权的历史。它是时代的悲剧。

问:您在最近的文章中写到:“彻底民主”(尼泊尔语:lokatantra)是反对“民主”(尼泊尔语:prajatantra)的。您能解释一下吗?

答:“彻底民主”是指由人民来统治。尼泊尔早在四百年前就民主了。人民不通过投票而是通过谈判来达成共识。人民只投强者的票。Lokatantra这个词里的“Lok”是指人民,不分阶级的人民。我现在正在研究如何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统治。如果制宪会议选举能正确地举行,那么我们就能建立起人民的统治。我不认为象征性的君主制能与“彻底民主”共存,但如果人民要象征性的君主制的话,那就让它保留吧。我个人是反对的。

问:毛派和其他政党能合作建立“彻底民主”吗?

答:应该可以吧。我曾与很多毛派领导谈过,我认为他们能倾听人民的呼声。十二点协议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毛派已经表示了他们对还政于民的热切渴望,BBC、印度报纸和坎特普尔(Kantipur)对他们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跟ZG和光辉道路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共产党人。他们在寻求另外一种模式。除了少数不服管教的干部之外,他们都是真诚的。七党联盟的最高领导们是可以信任的,但他们的中层干部之间缺乏团结,这也影响了运动。人民要求理智和透明;他们要求改变。人民运动是广泛的,但我不认为(君主制)当局会很快被推翻。争取彻底民主的斗争持续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对封建君主制越不利。我们可以教育人民,给人民权力,同时结束君主制。彻底民主将不仅有利于尼泊尔,也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问:国际社会应该怎样让尼泊尔恢复和平呢?

答:尽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再尝试,尼泊尔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变。人权委员会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军队内部的侵犯人权现象,但是没有一个(侵犯人权的)罪犯得到惩罚。国际社会应该停止一切战略性的和用于开发的援助。王室家族已经腐败透顶了,开发援助都落进了贪官们的腰包里。国王不滚蛋,尼泊尔就没有希望。

http://insn.org/?p=3008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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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向保安部门收取“捐款”(2006年7月28日)

伊塔哈里(Itahari),7月29日——毛派的工会组织——全尼泊尔工会联合会(All Nep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ANTUF)为了筹办其第四届全国大会,开始向保安部门和商业界征收数百万卢比。

叛军向尼泊尔军队东部军区司令部(伊塔哈里)、武装警察部队(帕卡利[Pakali])和警察们写信,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捐款”。一位安全官员说:“我们都收到了他们的信,我们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不会给他们捐款。”

不久之前,毛派曾规定孙萨里(Sunsari)—莫让(Morang)一带的五百多家旅馆每家要交一万卢比的“捐款”。当地的所有旅馆、旅社、旅店都要强制“捐款”。经过激烈争论后,“捐款”额减少到了2000卢比。

毛派还规定每个工业家要出25000卢比的“捐款”。但据消息灵通人士说,某些工业家捐出了比规定份额更多的款子,以祝愿大会成功。

ANTUF的目标是在孙萨里征收到两百人以上的工业家的“捐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业家说:“叛军要求我们每人出25000卢比。但是我们认为很有希望降到10000卢比。”即使是按每人10000卢比来算,毛派还是能从每个县征收到几百万卢比。

尼泊尔旅馆协会(Hotel Association of Nepal)的孙萨里会员已经向该县的34家旅馆的经营者征收了68000卢比。当记者向一位ANTUF会员询问此事时,他避而不答,却说他们正在忙于筹办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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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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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工会大会特别会议作出决议(2006年12月3日)

拉汉(Lahan),12月3日——在星期天于本地举行的尼泊尔工会大会(Nepal Trade Union Congress)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通过代表提出的向各政党施加压力,以在临时议会和制宪会议选举中安排固定比例的工人代表。

与会者还决定:呼吁政府确保工人的安全,贯彻《社会保障条例》(Social Security Regulations),并同意为解决工人的问题加强工会运动之间的团结合作。尼共(毛)、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大会党(民主派)和尼共(联合马列)旗下的工会主席联合签署了一份含有十点规定的协议。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尼泊尔分部领导李胜杰(音)为这份协议的签署出了很多力。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协议表达了对和平、民主与发展的承诺,高度体现了工会运动对发扬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纲领》(Decent Work Agenda)的承诺。

工运领袖遭到攻击(2006年12月3日)

加德满都,12月3日——就在四大工会签署了一份协议,宣称要制止相互之间的袭击后仅仅一天,尼共(毛)的工会组织——全尼泊尔工会联合会(All Nep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ANTUF)的几名旅馆工人就在安纳普尔纳(Annapurna)旅馆里,用烟灰涂黑了工人运动领袖马达夫·纽潘(Madhav Neupane)的脸。

在星期天,ANTUF主席萨利克拉姆·贾马卡特尔(Salikram Jamarkattel)刚刚同尼泊尔工会总联合会、尼泊尔工会大会和尼泊尔工会民主联盟签署了十点协议,宣称为了保证八个政党能顺利开展和平进程,并为了私有领域创造一个有利于吸引吸引投资的环境,各工会之间要努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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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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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关闭东部茶叶种植园(2005年7月25日)

伊拉姆(Ilam),7月25日——正当茶叶工人应该忙碌地采摘绿油油的茶叶时,尼泊尔东部的伊拉姆与贾帕(Jhapa)所有的国有与私有茶叶种植园及工厂却慑于毛派的威胁,从星期一起全部停工了。受停工的影响,有一万五千多名工人不得不无所事事,而每天都会有几十吨本来应该被送进工厂加工的茶叶将烂在地里。

受此影响而无限期停业的,有伊拉姆的八家私有的和四家国有的茶叶种植园和工厂,和贾帕的十几家私有工厂及三家国有工厂。

它们都是在毛派旗下的工会——全尼泊尔工会联合会(All Nep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ANTUF)发出威胁之后被迫停业的,ANTUF认为当地的各茶叶种植园和工厂没有满足它提出的要求。

ANTUF曾经提出了十五项要求,其中包括增加工资、津贴,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立即施放因被指控为毛派而被拘留的工人。

伊拉姆的小型茶业私人有限公司(Small Tea Industries Private Limited)的迪帕克·普拉丹(Deepak Pradhan)说:“他们(工会)威胁我们,说可能会有严重后果发生,所以我们不得不停业。”

受这次停业影响最深的,是那些农村地区的种茶农民,他们的唯一收入来源来自于把茶叶卖给工厂的所得。

由于工厂停业了,无法加工茶叶,所以农民们被告知不要去摘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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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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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工会发出罢工警告(2006年7月8日)

比尔甘吉(Birgunj),7月8日——毛派旗下的一家工会认为当地工业家们没有履行一个半月前签署的11点协议,工会为此发出警告,威胁说将发动新的罢工。

在昨天,也就是履行协议的期限的最后一天,在一个会议上,全尼泊尔工会联合会(All Nep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ANTUF)领导认为绝大多数企业都对这项协议视若无睹,所以工会别无选择,只能发动新的罢工。

在一个半月前,在当地工业停工一周之后,比尔甘吉工商联合会(Birgunj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同工会签订了11点协议,协议中主要包括保证日工资最低为100卢比、废止包工头、根据协议的要求指派工人等。

双方都同意通过广告委派工人,并对不胜任的工人采取行动。会议主办者、ANTUF主席萨利克拉姆·贾马卡特尔(Salikram Jamarkattel)说:“这份协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得到执行。”他还说,他的组织将不惜一切代价迫使当地企业执行11点协议。但是比尔甘吉工商联合会否认了他的指控,并说协议的大部分条款都得到了执行。该商会的雇主协会(Employers' Association)主席苏西尔·米塔尔(Sushil Mittal)说:“如果在执行这项协议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们会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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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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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昌达认为王室插手罢市(2007年3月20日)

丹加迪(Dhangadhi),3月20日——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在星期二发布讲话,认为商业界发动的抗议和罢市是“王室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阻止尼共(毛)参加政府、阻止制宪会议选举。

在同丹加迪的新闻工作者谈话时,他把旅馆老板们称作“臭名昭著的工人压迫者”。但他又说:“不过,殴打旅馆老板是与本党的政策相悖的,为此我们已经道歉过了。”

他还告诉记者,涉嫌绑架、殴打加德满都林地旅馆(Hotel Woodland)老板哈里·施雷斯塔(Hari Shrestha)的两位尼共(毛)干部已经受到了处分。

“七党联盟企图破坏协议”

普拉昌达指责执政的七党联盟企图同国内外保守势力合谋,破坏毛派和七党联盟达成的协议。

他说:“临时政府的组建被一拖再拖,七党联盟的领导人们也企图破坏协议,他们是受保守势力指使的。”他还否认了自己在星期一曾说过“举行制宪会议选举是靠不住的”之类的话。

他说:“我只是说,由于技术性原因,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制宪会议选举,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太可能。我说的跟选举委员会所说的没什么不同。”他又说:“但我也不是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建议公布制宪会议选举的日期,即使制宪会议选举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进行的,即使这比以前说的要晚。

全尼工联将两位涉嫌殴打旅馆老板的干部停职

毛派旗下的全尼泊尔工会联合会(All Nepal Trade Union Federation,ANTUF)于星期二将两位干部停职,他们涉嫌在两天前绑架、殴打一位旅馆老板。

在首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尼工联副主席巴德里·普拉萨德·巴吉盖因(Badri Prasad Bajgain)说,两位全尼工联会员——迪帕克·拉伊(Dipak Rai)和穆昆达·纽潘(Mukunda Neupane)在被发现涉嫌此案之后,已被停职。巴吉盖因说:“在证实了有关此案的报告后,我们会处分他们。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他们跟我们在一起。”

在星期天晚上,约25名全尼工联干部攻入了位于杜巴马格(Durbarmarg)的林地旅馆,将旅馆老板哈里·施雷斯塔架走之后又痛打了他。受害者家属说,他是因为没有按照全尼工联的要求如数“捐款”而被绑架的。

同时,巴吉盖因还宣称,在近段时间内,全尼工联并没有进行募捐的计划。他还说:“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募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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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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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炸毁乔蒂纺织厂(2005年8月18日)

比尔甘吉(Birgunj),8月18日——星期三晚上,毛派爆破了乔蒂纺织厂(Jyoti Spinning Mills),然后又放了火,价值上亿卢比的高科技设备、原材料和加工过的材料被破坏。两个仓库里的原材料和加工过了的材料被大火彻底烧毁,目前该厂已经无限期停业。

该厂管理层说,这次袭击给该厂造成了约一亿六千万卢比的损失。乔蒂集团(Jyoti Group)主席帕德马·乔蒂(Padma Jyoti)说:“这起袭击直接影响到了六千名股东的投资和一千名工人的工作。”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武装叛军是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击败保安进入工厂的。目击者说有三十至三十五名叛军在分别位于工厂南北两端的两座仓库里洒上了汽油,然后纵火烧毁了仓库。此外,爆炸还造成十八台梳棉机中的三台损坏,每台价值一千万卢比。

来自比尔甘吉和卡莱亚(Kalaiya)的三辆消防车成功控制了火势,但无法拯救仓库,仓库被彻底烧毁了。

乔蒂说:“我们还不清楚被烧毁的仓库里具体有多少原料和加工后的原料,所以现在还无法算出总损失有多大。”他还说:“不过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损失可能有一亿六千万卢比之多。”这家纺织厂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它是14年前开业的,开业时的投资额为八亿八千九百万卢比。该厂每天能生产十九吨纱,其中大多数要出口给印度。

与此同时,毛派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毛派县级组织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这次袭击是为了给管理层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满足毛派几周前提出的六点要求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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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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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逮捕了谣传“被绑架”的工人(2005年8月25日)

伊塔哈里(Itahari),8月25日——据披露,谣传四天前被不明身份的集团所“绑架”的、分别来自孙萨里(Sunsari)县两个工厂的三名工人,其实是被安全部队逮捕的。

安全部队于星期四将赫姆·苏贝迪(Hem Subedi)移交给了他的家属。他是孙萨里县卡纳尔(Khanar)的“信赖”纺织厂(Reliance Spinning Mills)的工人。

安全部队内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与赫姆·苏贝迪在同一家工厂上班的马尼·拉吉·特里塔尔(Mani Raj Trital),以及在Readymade纺织厂(Readymade Garments Industry)上班的阿图尔·朝汉(Atul Chauhan)仍在被拘留着,他们被指控为“毛派”,警方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审讯,而苏贝迪在审讯后已被施放。

当地警察长官普雷姆·辛格·保德尔(Prem Singh Poudel)说:“我们发现特里塔尔和朝汉参加了毛派的阴谋,对此我们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对这种“绑架”式的逮捕,许多工会和工人组织都进行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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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09-2-19 21:28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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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特莱人民权利论坛发生冲突,五人受伤(2007年10月6日)

孙萨里(Sunsari),10月6日——星期六,在孙萨里县的卡纳尔(Khanar),Ami服装厂(Ami Apparels Industry)的工人与特莱人民权利论坛(Madhesi People's Rights Forum,MPRF)发生冲突,造成五人受伤和数百万卢比的财产损失。

据当地派出所的消息,这起冲突是因为工人(包括女工)拒绝了特莱人民权利论坛(Kishor Kumar Biswas派)提出的关闭工厂的要求而引发的。据说,特莱人民权利论坛企图在德赛节(Dashain festival)开始的时候关闭工厂,因此激怒了工人。

该厂工人迪涅什·哈尔瓦伊(Dinesh Halwai)与迪帕克·贾(Dipak Jha)在同特莱人民权利论坛的示威者的冲突中受伤,后被警方救出,而警员贝德拉夫·特里塔尔(Bedrav Trital)、卡马尔·吉米雷(Kamal Ghimire)与施拉万·库马尔·马吉(Shrawan Kumar Majhi)也在冲突中受了伤。

此前,在星期四,特莱人民权利论坛的示威者也在索纳普尔(Sonapur)同Arihant Multifibers工厂的工人发生了同样的冲突,那次冲突也是因为特莱人民权利论坛企图关闭工厂而引发的。

与此同时,尼泊尔工会大会(Nepal Trade Union Congress)孙萨里县书记阿尤布·侯赛因(Ayubu Hussain)指出:该县的工厂工人曾决定:在参加节日活动时,将随时对一切企图关闭工厂的行为进行反击。在孙萨里有两百多家工厂,共有五万多名工人。

而特莱人民权利论坛发动的罢工已经使Arihant Multifibers工厂、“信赖”纺织厂(Reliance Spinning Mills)、达纳拉克斯米人工绝缘材料厂(Dhanalaxmi Synthetics)、亚泰食品厂(Asian Thai Foods)等多家工厂停工。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kolnews.php?&nid=124814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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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塔帕采访录(2006年3月17日)

乌尼卡·施雷斯塔(Unika Shrestha)

莉莉·塔帕(Lily Thapa)是“妇女争取人权”(Women for Human Rights,WHR)的理事、帕德马·卡尼亚(Padma Kanya)大学副教授,她敢于站出来反对长久以来有关寡妇的陋俗。她本人在32岁时就成了寡妇,她极大地激励了许多尼泊尔寡妇。“妇女争取人权”是一个为年轻寡妇而设的讲坛,致力于纠正禁止寡妇参与社会生活的陋俗。在ekantipur网站记者乌尼卡·施雷斯塔对她进行的采访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工作,以及她的个人经历。

问:是什么激励您成立“妇女争取人权”的?

答:我成立“妇女争取人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很早就成了寡妇。所以,为了给其他年轻寡妇创造一个讲坛,我在1994年成立了“妇女争取人权”。在成立这个组织之前,我们在1992年就已经以地下网络的形式开始工作了,但我们是到了1994年才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的。

问:您一直想成为社会工作者吗?

答:我生来就想成为社会工作者。但考虑自己的生活问题,以及我是一个单身母亲的情况,我不打算成为全职志愿者。但在寡妇问题上,由于我自己也是寡妇,为此吃过很多苦,所以一直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工作。

问:尼泊尔寡妇面临着什么问题?

答:最主要的问题是由“寡妇”这个词产生的。“Bidhuwa”(寡妇)这个词会伤害妇女的感情,因为这是个贬义词,所以我们才提倡使用“Ekal Mahila”(单身妇女)这个词。其他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歧视寡妇而造成的,印度教文化尤甚。现在还是有些人以宗教的名义遵循这些陋俗。另外,还有许多妇女缺乏自信。有些妇女,尽管她们的丈夫还活着,她们自己却依然活得很苦。所以没有丈夫的妇女活得自然就更痛苦了。她们不习惯于独立。此外,在尼泊尔许多地方依然盛行早婚。少女在能自立之前就出嫁了,如果她们的丈夫意外死亡,她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

问:您认为别人怎么看待一个妇女,跟她的经济状况有关吗?

答:当然,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不依赖别人生活,如果她受过教育,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那任何人都无法羞辱她、贬低她。可是在这里情况大不一样。绝大多数的少女都在经济上自立、了解自己的权利之前,就被嫁出去了。另外,我们这里也没有协商制度。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丈夫死后,夫家就会虐待妻子,因为夫家的亲家也会虐待他们。缺乏(权利、自立)意识是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

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妇女争取人权”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答:“妇女争取人权”已经运营了十二年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寡妇的本分就是要待在家里,依靠他人为生;寡妇不能穿特定颜色的衣服,不能吃特定的食物。寡妇要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我们一直在反抗这些陋俗。我们鼓励她们走出自己的小屋,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光这些还是不够的,她们需要支持。所以我们一直在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我们目前在全国36个县中设立了104个小组,他们负责组织活动,解决与寡妇有关的问题。这些援助可以帮寡妇撑腰。

问:在仍在持续的武装冲突中,许多年轻妇女沦为寡妇,“妇女争取人权”能为她们做什么呢?

答:我们在36个县的104个乡村发展委员会(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VDC)中设有支部。

问:那些丈夫是毛派叛军的妇女呢?她们要面对其他成员的憎恨吗?

答:“妇女争取人权”欢迎所有的单身妇女。我们不会因为她们的丈夫而歧视她们。我们目前有一万四千名注册会员,其中有17%是武装冲突造成的寡妇。而这17%中又有一半是毛派的寡妇。我们不会恨她们。在加入“妇女争取人权”之后,我们不会鼓励其他成员歧视她们。我们也呼吁政府不要歧视她们。

问:“妇女争取人权”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训练吗?

答:训练分为十二个周期,我们把这训练叫做主流周期。这种训练对于把寡妇的呼声传播到每个地方很有效。首先,我们要从县里鉴别一个妇女,然后训练她。然后,她就会挨家挨户上门,把消息带给其他寡妇。最重要的是,她们得有自信。接着就组成一个小组,整个小组的人在一起受训。接下来,我们就从每个小组中选出三个妇女——其中一个担任辅导员、一个担任法律志愿者、一个担任“知心朋友”(sahayogi saathi/helping friend)。这些小组分别在各自的地区进行活动。此外我们还有企业家小组,因为所有人都要在经纪上自立。她们组成了单身妇女企业家集团(Single Women Entrepreneur Group),我们提供给她们小额贷款和储蓄服务。她们也提供辅导和法律服务。我们有一个区域性网络,由企业家集团通过这个网络来指导其他活动。

问:那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答:当一个小组成立之后,就由区域网络和县发展委员会(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DDC)对其进行财政支持,我们对其不提供直接的财政拨款。但如果她们需要的话,我们会为她们提供训练或举办研讨会,例如为她们举行人权训练。

问:您认为寡妇应该住在丈夫家还是娘家?

答:我不主张分家。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家庭重组计划。儿童需要家庭。就连婆家也失去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应该把儿媳和儿媳的孩子当作家中一分子。我不认为丈夫死后妻子就应该跟她家分离。我们也会对婆家人进行辅导。我们认识到,婆家人对儿子的死感到很痛苦,他们常常将此归咎于儿媳身上。所以我们才要开导寡妇和她的婆家人。我们鼓励妇女不离开婆家。

问:那您呢?在您丈夫去世后,您还跟婆家一起住吗?

答:我婆家人都已经死了。我以前是只跟丈夫一起过的。不过我还是跟我丈夫的兄弟保持联络。家庭是一个人的力量源泉。

问:那您的孩子呢?

答: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没成年,正在茁壮成长!

问:您能否谈谈,在您丈夫去世后,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吗?

答:我和其他寡妇一样遇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问题。但我没有遇到财政问题,因为我在经济上早已自立了,能够自己挣钱养家。但我还是有精神创伤。(丈夫死后)每件事都不一样了。以前我所习惯的一切都变了。我不能穿这件衣服,不能吃那种食物。还有其他种种限制。这促使我反抗这种陋俗,但我是逐步逐步地反抗的。

问:可您不也是曾屈服于这些陋俗吗?

答:是的,我多少还是曾屈服于这些习俗。但后来我开始怀疑:为什么西方妇女在丈夫去世后就没有这些限制呢?为什么偏偏是我要遭到这么多限制呢?我做了许多分析研究,发现这些习俗都是人为的,而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些陋俗呢?

问:说说您的童年吧。

答:我跟其他人一样是在一个家长制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我没有感到什么歧视。

问:但您现在不是遇到了很多歧视吗?

答:为什么不呢?我在家里还是得面对很多歧视。我无法改变老一辈的人。在宗教节日期间,他们仍然按照迷信,视我如无物。但我比过去自由多了。我可以随便穿任何颜色的衣服了。

问:您对寡妇再婚有何看法?

答:在目前情况下,寡妇再婚仍然不为社会所容。我并不认为个人问题能通过再婚解决。应该在年轻一代中慢慢培养(容忍)寡妇再婚的概念。除非未来一代人能把寡妇再婚当作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否则我是不会鼓吹再婚的。不过有人坚持要再婚的话,我们是会为她安排的。可是再婚的人还是非常少。

问:如果有小孩的寡妇要再婚的话,那她应该考虑哪边(丈夫或小孩)呢?

答:这要看再婚的理由是什么了。如果女人只是为了找个饭碗而再婚的话,这是错的。但如果她觉得要找个人生伴侣的话,那她就应该这么做。可是,如果一个寡妇有小孩,这个小孩能缓解她的孤独的话,那我认为没必要再婚。我丈夫死时,我才32岁,但我把全副身心都放在我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从来没觉得要找个伴。不过也有一些妇女是没有孩子的。反正,如果一个有孩子的妇女成了寡妇,我还是建议她首先要自立,要能独立思考,如果她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算她能再婚)一旦她的第二个
丈夫遗弃了她,她就无处可去了。再婚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问:寡妇的丈夫死后,她还要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吗?

答:有许多古怪的法律就是专门跟寡妇作对的。为了修改它们,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条法律规定:当寡妇的儿子年满十六岁之后,寡妇如要出售个人财产,必须经过儿子同意,这条法律已经改了。以前寡妇再婚之后,是不能获得第二个丈夫的财产的,这也已经改了。尼泊尔的五年计划已经进行到第十个了,而寡妇问题依然存在着。我们作为南亚寡妇发展教育网络(South Asian Network for Widows Empowerment in Development)的秘书处将继续工作下去。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interview.php?&nid=68490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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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钱德拉·高塔姆采访录(2006年6月30日)

以下是对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采访的节选。

问:您对目前尼泊尔政局有何看法?

答:我得先搞明白,我是以联合国雇员的身份,还是以尼泊尔公民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问:您还是以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来回答吧。

答:无论世界上哪里发生了武装冲突,联合国都会努力使其恢复和平。在尼泊尔也是一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和其他联合国官员、以及国际社会,都为解决冲突作出了努力。其实,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国际援助都无法帮助尼泊尔解决冲突,最终还是要由尼泊尔人民自己发动运动,使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才能解决问题。尼泊尔人自己做到了其他人做不了的事情——他们自己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我对十二点协议、二十五点协议和八点协议很欢迎,它们为和平创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问:联合国在解决冲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我们有191个会员国,所以联合国有责任、有义务响应其会员国的要求,对其提供援助。同样,联合国也将会应尼泊尔的要求对其提供援助,无论其要求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尼泊尔人还是很幸运的,他们自己控制住了冲突,缓解了紧张局势,虽说目前的缓解只是暂时的停火。现在的主要问题如何是和平长久持续下去——如何结束冲突。在和平来临之前,如何控制武器?然后就是,如何举行制宪会议选举?

明白了联合国在其他国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您就会明白,只要尼泊尔人民需要帮助,联合国就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尼泊尔。当尼泊尔的冲突刚开始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就曾表示了对它的密切关注。安南曾建议:“如果尼泊尔需要帮助,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可是君主制当局却说:“我们感谢联合国的关心,但现在还用不着。如果尼泊尔需要联合国的支援的话,我们会说出来的。但目前我们还不需要你们帮忙,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所以联合国在尼泊尔没有发挥显著作用。

但现政府和毛派叛军都指出必须邀请联合国来解决冲突。联合国也曾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帮助尼泊尔解决冲突的准备。但尼泊尔还没有向联合国发出请求具体援助的正式信函。联合国正在等待正式公文。

联合国收到正式信函之后,就会帮助尼泊尔。

问:政府要花多长时间向联合国提交正式信函?您曾与尼泊尔官员谈过这件事吗?

答:越快越好。尼泊尔迟一天发出正式信函,联合国的回应就会晚一天到。我们所有尼泊尔人都希望尽早结束冲突,早日举行制宪会议选举。我们希望有一个新政府,希望能获得持久的和平。人民认为联合国的援助对达成这些目标至关重要。我们要求联合国尽早回复尼泊尔的请求。但由于联合国不能只处理尼泊尔的问题,所以对尼泊尔的要求作出回应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一些国家也面临着跟尼泊尔一样的问题。

就拿东帝汶来说吧。我们已经把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伊恩·马丁(Ian Martin)派去东帝汶了,因为在尼泊尔,冲突双方至少已经达成了停火,各政党已经开始合作解决冲突了,可在东帝汶,战争仍在进行。所以尼泊尔应该尽早向联合国发出正式信函,这样联合国才能尽快提供援助。

问:当联合国接到一个国家的正式邀请之后,它要花多久时间才能作出回应呢?

答:这要看它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要求了。打个比方吧,派12个人的协商团,这很容易,但要派五百个人,就要花些时间了。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人是无所事事整天就等着尼泊尔的邀请的,我们得先把在其他国家工作的人召回来。联合国并没有专门人员,尼泊尔的正式信函一到就能派出去,所以联合国在接到正式信函之后,只能把已有工作在身的人改派去尼泊尔,或是招募新人派去尼泊尔。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任务。

问:身为在联合国内工作的尼泊尔人,您认为光是要在尼泊尔进行裁军和武器检查,联合国要派多少人?

答:这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但我猜12个人恐怕不够。我国地形复杂,山地与平原相间,交通很不方便。联合国应该派几百人去,所以要花点时间。

问:有些尼泊尔人说,到现在为止,联合国还没有参加对三万人以上的叛军所进行的解除武装或销毁武器的工作。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用词应该非常谨慎。我从没听说过这个词——销毁武器。我只听说过“有人参与的武器管理”。这两种说法是不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销毁武器”是否意味着封存、裁减或撤装武器?在政府向联合国发出正式信函之前,他们自己应该先搞清楚这一点。由于我不清楚尼泊尔政府的目的,所以我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

我听说毛派想把他们的人民解放军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谁都没说过毛派叛军会立即解除武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除武装。我只知道在举行制宪会议选举之前,武装叛军将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到选举之后,再来考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除叛军的武装、以及如何将他们同军队合并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说,如果尼泊尔不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的话,联合国也没法弄清楚。在我们寻求联合国的援助之前,我们自己得先把这些事情弄明白。联合国将根据尼泊尔提出的具体要求作出回应。因此我们的用词必须万分谨慎。虽说尼泊尔有其独特的国情,而毛派也已接受了多党制,我们还是希望尼泊尔不会落得个安哥拉式的下场。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interview.php?&nid=78253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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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采访录(2008年3月15日)

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曾三度出任首相,是目前领导着七党联盟的尼泊尔大会党的元老。大家期待已久的制宪会议选举已定于4月10日举行,现在时间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德乌帕从繁忙的竞选活动中抽出时间,接受了ekantipur网站编辑阿基莱什·特里帕蒂(Akhilesh Tripathi)和《尼泊尔周报》(Nepal Weekly)编辑助理普拉山特·阿里亚尔(Prashant Aryal)的采访,在采访中,德乌帕发表了对有关选举、目前政局以及选举后尼泊尔的未来走向的看法。以下是节选:

问:您为什么要参加两个选区的竞选呢?

答:普拉昌达、马达夫·尼帕尔(Madhav Nepal)都参加了两个选区的竞选,我党同事建议我也这么做,我也答应了。

问:这是否是因为您缺乏获胜的信心?

答:不是的,吉里亚·巴布(Girija Babu)也经常参加两个选区的竞选。

问:贵党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于参加制宪会议选举的候选人名单感到不满?

答:根据简单多数制(选区内获得简单多数者即当选),我们最多只能提出240个候选人(制宪会议选举中有240个席位是从240个选区中产生的),对于党内提名候选人的过程,我不敢说它完全没有缺点,不用说,肯定有不少人没获得提名。当两个党联合(参选)时,总是难免要作出一些妥协的。但这问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党积极、团结地参加了选举。过去(选举时)也会有人感到不高兴的。

问:现在到处都在谈什么创造一个新尼泊尔,可另一方面呢,过去那些不成功的老家伙们还是获得了提名。人民怎么能对他们抱以期待呢?

答:那些“老家伙”们过去曾赢得了选举。事实是:他们赢得了选举,意味着他们还是有些影响力的。你赢不了,就说明你没有影响力。所以党才会提名他们。我再说一遍,他们并不都是些老家伙。顺便说下,现在谁都在大谈特谈什么“新尼泊尔”,我真不明白,到底什么是新尼泊尔?我只知道,新尼泊尔应该是一个民主的、长治久安的、繁荣昌盛的尼泊尔。

问:尼泊尔大会党的干部们抱怨说,党内提名过程不民主,重要领导人只给自己的亲信提名?

答:其实呢,我们党要比其他党民主得多。在其他党里面,你什么都不能跟外面的人说,而我们党就可以。我们党的重要领导并没有只提名自己的亲信,我们只给那些最可能当选的人提名。

问:尼泊尔大会党会赢得几个席位呢?

答:我想选举的安全工作应该是挺好的。毛派也是,他们应该尽量避免破坏投票,人民应该有一个机会,让他们能自由地、不受威胁地投票。至于我们党嘛,应该能赢得多数,我对此很有信心。

问:那毛派和尼共(联合马列)能赢得多少呢?

答:我不想谈这个。

问:选举将在4月10日举行吗?您肯定吗?

答:当然肯定,选举会按期举行的。

问:会不会有人来破坏选举呢?

答:我不知道。这是杞人忧天!

问:现在人们都在大肆宣扬制宪会议选举,把它吹得好像能解决一切问题、满足一切要求似的,您说这可能吗?

答:也许它无法百分之百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至少还能给人一个将来的希望。

问:就拿共和制问题来说吧,有人说制宪会议第一次召开时就能建立共和制,也有人不同意这一点,您说说这个问题会怎么发展呢?

答:也许他是说第一届制宪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吧,我想应该不是那样的,因为光是要解决如何选出总统这个问题就要花点时间了。

问:共和制将怎样运转?国王要从纳拉扬希蒂(Narayanhiti)王宫或其他地方搬出去吗?

答:国王到底会不会留在尼泊尔,目前还不清楚。

问:制宪会议能按照临时宪法的规定,在两年半内起草出新宪法吗?

答:在这个关键时刻,各党都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两年已经足够了。

问:可是以前都说制宪会议选举只需要一年就可以进行了,谁知却等了差不多两年,所以您说,我们怎么能相信新宪法会在两年半内起草出来呢?

答:各党都发过誓,将按期起草出宪法。

问:毛派曾说过,如果选举结果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不接受,并会再次造反……

答: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但参加选举的人就得接受结果。

问:您真的认为,毛派对和平进程和制宪会议有诚意吗?

答:他们说自己有诚意,我们也只能相信了。

问:也就是说,您怀疑他们的诚意?

答:不是,人民正在表达自己的怀疑。现在正在讨论举行所有政党的会议。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毛派),在这个时候,要是他们(毛派)还想找麻烦,搞得太过火的话,就会把他们自己的信誉全部败坏掉。这是不该发生的,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呢。

问:2002年您跟毛派谈判时,曾谈过制宪会议的事,后来没谈成。六年之后,制宪会议选举终于要举行了。如果当时国家同意了有关制宪会议的要求的话,就能省不少事了。

答:在那时要进行制宪会议选举,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为此,我们曾发动了一场革命(2006年4月人民 运动)。我曾对毛派说,议会里还有(其他)政党,让我们举行第四次谈判吧。后来我曾想联系克利须纳·巴哈杜尔·马哈拉(Krishna Bahadur Mahara),想举行一次有所有政党参加的会议,但是没能成功。正当我们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进行谈判)时,丹(Dang)兵营遭到了袭击。

问:您曾就某些事情称赞过普拉昌达,是吧?

答:那时我建议停火,他按我说的做了。这让我觉得他是能控制住毛派的人,所以我称他是个勇敢的人。就连柯伊拉腊也曾接受过有关多党制或一党评议会制的公民投票的结果。他(普拉昌达)也实现了停火,对于一个发动战争的人来说,参加和平进程跟发动战争需要相同的勇气。所以我才称赞他。

问:后来你会见普拉昌达时,您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他说得有点多,他言行不一,这很成问题。

问:当您在凯拉利(Kailali)时,毛派曾袭击过您。他们是真想要您的命呢,还是只想吓吓您?

答:我听说普拉巴卡尔(Prabhakar,即毛派副司令之一贾纳丹·沙尔马[Janardan Sharma])与此事有关。可他们说,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是目标。我在凯拉利的活动,他们会不知道?何况当时还是停火期间,而且那时我又不是政府成员,国王已经解散了政府。我是赤手空拳的。

是他们挑起了战争,而不是我。是他们招来了军队,而不是我把军队派去的。你要是袭击了军营,军队自然就会到你那里去,你能说是我把军队派过去的吗?

问:后来毛派领导对此是怎么解释的?

答:他们说并不是有意袭击我的。

问:您说国王解散了您的政府,可后来不是他再次任命您为首相的吗?

答:当时的宪法第126条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国王本来没有这个权利,无论国王要做什么,他都应该先得到首相的同意。当时六个政党都要求我推迟选举,那时我想,要是各政党都不参加选举的话,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要是各政党不参加选举,我可要傻眼了。就连国王也说“选举是艰难的,首相”。尽管如此,我还是上台主持那次选举了。我问过马达夫·吉(Madhav Ji,即尼共[联合马列]总书记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让他的党尽快作出是否参加选举的决定。我甚至还说过,选举日期应该在我参加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峰会回来之后再公布,但等我参加完峰会回来后,国王让我下台了。

问:对贾南德拉(Gyanendra)国王这个人,您有什么感想?

答: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所有人都当他是国王,所有人都对他顶礼膜拜。我被解除职务后,各政党都上他那里去,请求他任命自己的人当首相。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去过他那里。以前所有人都到过他那里,求他任命自己为首相,现在倒好,所有人都指责我,就因为我当过首相,这公平吗?一点也不公平。

问:国王为什么会把事情弄成这步田地呢?

答:可能是他的自尊心作祟,也可能是他的幻觉所致,也有可能是有人在背后驱使他,也可能是他的野心作怪,到底是哪个,我就不清楚了。我猜,他可能想独自撑起这台戏。他心里准这么想过:“我将统治很长时间,我将带来和平与发展。”有人说,他有马亨德拉国王的头脑,但现在很多事情都跟马亨德拉时代不一样了。

问:您认为国王是真心想带来和平与发展吗?

答:不,不管他怎么说,他内心里的动机都是要破坏民主。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如果他来统治的话,哪里会带来什么发展呢?他只会监禁和起诉各政党的领袖。后来他还想通过王室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逮捕吉里亚·巴布、马达夫·尼帕尔,等等。他妄想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来征服所有人,作为专制君主独揽大权。可惜1990的变革已经把公民自由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他再也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夺走了。

问:您曾同比兰德拉和贾南德拉两位国王共事过,您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答:比兰德拉是个绅士,但我跟他共事的时间并不长。

问:比兰德拉是否跟传闻中的一样,对民主的态度比较开明?

答:谣传比兰德拉统治期间,有一个“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不过我对此并不太了解。他在海外受过教育,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未必会发生。

问:这谣言是哪儿来的?

答:我不知道,但现在是有这种谣言。

问:这段时间以来您见过国王吗?

答:不,我没有见过他。

问:另一边有没有给您打过电话,或是企图同您联系?

答:没有,我现在是避他唯恐不及,有人约我去吃饭,我都得先打听清楚国王会不会来!我曾告诉过国王:我准备做任何事情,除了反民主的事情以外。我不会拿民主来作“妥协”。

问:您是否觉得,如果不是你们鼓吹共和制,共和制就没法建立?

答:我们党当时意见分歧很大。吉里亚·巴布曾经鼓吹“虚君制”。我那时还在坐牢,所以不太了解情况。我甚至不知道国王与各政党领袖后来达成的种种协议。

问:克利须纳·普拉萨德·巴塔拉伊(Krishna Prasad Bhattarai)现在开始欣赏君主制了,您对此怎么说?

答: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太老套了。他总是说对尼泊尔这样的小国来说,国王是必需的,但这个声名狼藉的国王应该被排除在外。

问:您不认为,通过临时议会来决定共和制、联邦制等问题是对制宪会议纲领的劫持吗?

答:各政党都在参加制宪会议选举,他们发表的有关工作策略的公开声明都是他们的口头承诺。这个问题部分是对的,如果各政党都能信守诺言,那就更可靠了。

问:最近赞成联邦制的声音不断高涨。有人把联邦制说成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联邦制和发展之间有何关系呢?

答:我曾打算实行《地方分权法》(Decentralization Act),但后来没能成功。要想发展起来的话,地方的权利应该大一些,不能都集中在加德满都。我认为地方应有权进行一切工作,除了那些大型的全国性的计划之外。我曾设立了农村发展委员会(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和县发展委员会(district development committee),它们有比较大的权利和自治权。

问:尼泊尔现在需要的是有效的地方分权还是联邦制?

答:中央应该分权给地方。联邦制在分权上做得更好些。

问:我们换个话题吧。谣传在上个月的特莱人起义期间,柯伊拉腊首相加快并结束了同特莱地区政党的谈判,因为他发现上个月的特莱人起义中包含了改换政府领导的企图。到底发生什么了?

答:我不知道。

问:据说您的名字也出现在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里……

答:我的名字老是被人提起,这次又有什么新消息吗?

问:这个谣言是大会党合并期间出现的。在谣传您将接任首相之后,合并就匆忙完成了……

答:当时制宪会议选举(在十一月)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的选民和朋友给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党必须合并,因此我们才合并了。

问:在特莱人起义期间,正当谈判在印度大使馆里进行的时候,尼泊尔人该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们去了(印度)德里同尼共(毛)签订(十二点)协议。如果这个任务能顺利进行的话,这里又会有什么事呢?

问:这对尼泊尔会有何影响?

答:如果谈判不是在那里(印度大使馆),而是在旅馆之类的地方举行的话,可能会更好些。但这毕竟已经发生了,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不管谈判是在哪儿举行的,它都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不是很好嘛。

问:我们来谈谈贵党吧。您将接替柯伊拉腊担任尼泊尔大会党的领导吗?

答:我认为自己将是下任领导,您说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当呢?

问:您是如何发现苏西尔·柯伊拉腊(Sushil Koirala)和拉姆·钱德拉·保德尔(Ram chandra Poudel)是站在您这一边的呢?

答:我们是朋友,他们待我不薄。

问:使党分裂的一个原因就是裙带关系。在党重新合并之后,裙带关系已经消失了吗?

答:我现在还不能说什么。在选举这个紧要关头,党才刚刚重新合并,我不能去指责谁。我们只提名那些有望赢得选举的人,就是这样。

问:您过去曾反对裙带关系,可您妻子阿朱·德乌帕(Arju Deuba)的名字却出现了贵党比例区候选人名单上。您对此作何解释?

答:我的朋友和同事就此征询过我的意见,他们希望保留她的名字,我就答应了。何况她也曾在社会领域中工作过。她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她并没打算参选,也没有要求得到提名。(她能获得提名)是因为大家要提名她。

问:不是您把她拉进政界的吗?

答:不是。当我不跟她在一起时,她不顾自己繁忙的日程安排,抽出时间来接见人民,倾听他们的呼声。现在需要妇女,有教养的妇女。她理应如此。她有教养,有博士学位。

问:在大选即将来临的时候,比贾伊·加切达尔(Bijay Gachhedaar)的集团离开了贵党。你们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答:他们发表声明,说不参加选举。我无法与他们会晤,我只跟萨拉德·辛格·班达利(Sarad Singh Bhandari)谈过。他请求我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里),他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在最后一刻,他们的名字被从候选人名单里改去了。

问:在党分裂的时候,加切达尔曾帮了您不少忙。是您和他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才使他离开贵党吗?

答:我不想再谈这个事了。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对他们离开一事感到很遗憾。我和他们都曾尽力帮助过对方。我坐牢时,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向国王投降,另一条是当面对质。我选择了同国王对质。随后我只说起义、起义、起义。但他也许早就有了某些义务。党的活动家报告说,如果我继续这么做,职员就该改变了。所以我才不得不更换了职员。后来我答应他,要任命他为副主席。但他却力争成为主席。

问:可后来您不想见他,而且有人还说您建议柯伊拉腊也不要见他?

答:我一直都见他。真相是:我曾给他打过电话,但没能联系上他。而且我怎么说也无法说服他。

问:您现在与美国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答:我与所有人关系都不错,我跟美国、印度、中国、英国、所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问:可有人说您更亲近美国,为什么?

答:乔治·布什曾在总统办公室里接见过我,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这么说吧。此前没有尼泊尔人获得过这样的待遇。我也曾在唐宁街10号接受过布莱尔的会见。如果这就是人们说我亲美的理由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问:我们来谈谈发展吧。您有什么改造尼泊尔的计划吗?

答:我们不能发展重工业。我不反对工业化,可我们产品无法造得很便宜。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应该发展水电、旅游业和经济作物。

问:但是关于水电人们还在争论不休呀?

答:争论肯定会有。世上哪里没有争论呢?而我们的水却一直在流淌着。

问:可水电甚至满足不了国内需求。

答:电是不能免费的。我们没钱来造水电站,我认为要有国外投资才能造水电站。就连中国也是靠国外投资才发展起来的。

问:那么,您认为有了世界银行或其他投资者的指示,尼泊尔就能发展起来了?

答:自从1990年获得它们的指示以来,尼泊尔一直在发展。

问:有哪些迹象能证明吗?

答:道路正在建设,电网正向农村扩展。您以为用于加德满都的房屋建设的钱是哪儿来的?卫生所正在建立。儿童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这些都能证明。如果投资能稳定的话,成就还能更大些。

我们不一定非要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说的每一句话去办事。我们没钱,所以只能向他们要钱。我们借了他们的钱,就得接受他们的条件。举个例子,我们能独立进行梅拉姆奇(Melamchi)工程项目吗?尼泊尔人正在试图建设上塔马科西(upper Tamakoshi),可(没钱)怎么造?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自己造,因为我们没钱。没有国外投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问:现在我问几个“是否问题”。制宪会议选举之后是否要建立共和制?

答:我想是的。

问:国王是否会接受制宪会议的这个决定吗?

答:他不接受又能怎样?

问:是否会发生军方支持下的政变吗?

答:军队是否会有决心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呢?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interview.php?&nid=140891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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