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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MIA卢森堡补录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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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录入的篇幅从1905年1月到1918年9月一共有21篇。除了只有一篇《俄国的悲剧》(1918年9月)由于意外不在手头之外,其他都将按计划陆续录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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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8-12-14 16:05 编辑 ]

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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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
(1905年1月)



它时而铿然有声地直冲云霄,
时而又全副武装再次来到。



    资本主义世界以及伴随着它的国际阶级斗争看来终于要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跨出议会争吵的漫长阶段,重新步入自发的群众斗争时期了。这一次虽然不是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又是法国的雄鸡的放声啼鸣给欧洲的下一次革命报晓。相反,对于法国来说,议会时期的泥潭是最为危险的,而且,对阶级斗争的国际领导似乎暂时也撒手不管了。下一个革命浪潮的起点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在德国和在俄国,此刻几乎同时爆发两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斗争——两场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这两次起义将现代社会的躯体内部积聚着的革命的自发力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并像驱散轻飘飘的秕糠那样,驱散了所有那些在国际上风平浪静时期繁茂生长起来的对今后平静的、“合法的”发展进程所抱的幻想。是谁“希望”在鲁尔区举行这场总罢工?①又是谁“发动了”它呢?如果换一个任何别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属教会工会,有的属自由工会,有的属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一切只会使人们宁可努力阻止起义而不会去挑起它。如果这只是一场时常爆发的大罢工和大规模的工资斗争,那么,它也许就会被阻止、推迟和瓦解。但是鲁尔区的运动的全部特征是,运动所依据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其整体来说涉及了矿山无产阶级的全部生活)是形形色色的,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并不是一场反对这个或那个局部现象的局部斗争,而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所以它就像天空中带着迅猛的自然威力的暴风骤雨一般爆发出来。这时候,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走在洪流巨浪的前头,要么就让风浪抛到一边去。因此,鲁尔区的总罢工是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在迟早会到处面临的无产阶级的起义中要担任的角色的一个典型的富有教益的范例。这个例子说明,所有关于我们是否要“制造”社会革命,或者是否要把这种“过时的”、“不文明的”斗争方式当作废物丢掉,或者是否最好还是继续努力争取将自己选入议会等等之类的惬意的笔墨官司都是十分可笑的。

    此刻,彼得堡给了我们另一种形式的同一历史教训。伟大的革命事件都会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它大体上可以预见,可以预料,但是一旦它们发生了,却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具体形态而总是作为斯芬克司,作为一个要求我们彻底理解、彻底探究和彻底学习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十分清楚,目前俄国的革命绝不是用什么“正在发出爆裂的轰鸣的浮冰”、“无边的草原”、“默默抽咽着的疲乏的灵魂”之类的空话就能干得了的,也绝不是按照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们的意图用同样的吵吵嚷嚷的纯文学的空话所能对付得了的。这些记者身上有关俄国的全部知识无非就是从最近上演的高尔基的《夜店》或者从托尔斯泰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得来的那一点点罢了。他们总是以同样的好心好意的无知去观察两个半球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同意饶勒斯的《人道报》的看法,把树立一种使俄国专制主义真正感到沮丧、使世界无产阶级感到振奋的自信作为要从彼得堡革命得出的第一条和最重要的一条结论,说最后一位罗曼诺夫在彼得堡大屠杀②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的外交来说几乎可以说已经变成不体面的人,再没有哪一个同盟国家的“立宪君主”或者“共和国家元首”会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了,那么这种收获在政治智慧方面和在历史教训方面也显然过于微薄了。

    尤其是,如果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采取本•阿基巴③式的一味摇头的否定态度,认为俄国的变革是德国和法国早就“有过”的事,它纯粹是一种历史模仿,那是完全错误的。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反,有充分得多的理由可以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会重复第二遍。可是,在形式上只不过为俄国补做了半个世纪前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为西欧和中欧做过的那些事情的俄国革命,它恰恰因为是欧洲革命中迟迟到来的落伍者,因此也是完全特殊类型的革命。

    俄国作为一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登上了革命的世界舞台,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发展观点来看,它无法同三月革命前的德国相对比。但是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俄国革命才与所有流行的观点背道而驰,具备了迄今为止所有革命中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当然,当前的俄国起义的直接目标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宪法的范围,这次危机也许,甚至十有八九还能够高潮与低潮迅速交替地持续多年,而它的最后结果多半将只不过是一部可怜的立宪制的宪法而已。这次革命在历史上虽然注定要生下这个被恶神偷换后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丑怪婴儿,但它却是一次空前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首先,在俄国完全缺少一个在迄今所有现代革命中起过最大的作用即领导作用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是联系二者的革命纽带,是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激进和民主性质的先决条件,从而赢得无产阶级去充当资产阶级的作战部队,并建立起目前为止的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机制。我们指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无疑是一种有活力的粘合剂,它在欧洲革命中团结了各个很不相同的阶层共同行动。在按其历史内容来看是属于资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斗争中,它对于全体“人民”这样一种必要的虚构起了创始者和体现者的作用。这个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智力上的教育者。正是在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有阶级意识地登台演出并使自己脱离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

    可是,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欧洲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尽管有一个小市民阶级,但这个阶级却偏偏是政治上最为反动、思想上最为野蛮的分子的大本营。

    不过,在俄国有一个所谓自由职业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起着同西欧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几乎类似的作用,他们当中一向都有一批人致力于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但是这种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像在德国和法国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是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再次表明它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体现者,而是反动的保守主义的体现者,或者——事实上还要糟糕——是完完全全的反动的消极因素,就其自身方面而言,在俄国这个纷乱得野蛮可怕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并不是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这种现代资产阶级的进步倾向,而是产生于主张自由贸易、被国家大力扶植的资本主义迫使成为反对派的农业贵族。因此生前就已经注定了,这个俄国自由主义者身上既不具有健康的现代的阶级运动的革命力量,也不具有当年西欧国家自由主义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过的那种同工人阶级的天然的亲和力和社会方面的共同点。这就使俄国农业自由主义产生病态的软弱和内在的怯懦以及它与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疏远,这也就排除了这个自由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领导者和教育者的可能性。

    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启蒙、训练和组织的工作在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在革命以前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政治理论家承担的,而在俄国,这个工作却成了知识分子的专有任务。不过,他们不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脱离原来阶级去充当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已经变为行动的阶级觉悟、政治成熟和理想主义的总和只能记在社会主义宣传、更确切地说,记在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鼹鼠式的工作的功劳簿上。

    只要进一步观察一下,便可以发现,这个总和是大得出人意料的。诚然,彼得堡工人群众的第一次登台还把各种沉渣——例如信赖沙皇的种种幻想,昔日不为人所知、不在意料中的领导人——抛到表面来了。同所有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一样,炽热的熔岩首先也把各种各样的泥浆自深处翻滚到火山口的边缘上来。但是在这些要被革命的烈火迅速抛弃的瞬间的偶然事物和传统世界观的残余中间却清清楚楚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健康地茁壮成长的、纯粹无产阶级觉悟的幼芽,随之还出现了朴素的英雄的理想主义,它没有资产阶级伟大历史时刻的那种故作姿态,也没有那种戏剧性的表情,虽然这些历史时刻是当代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一切阶级运动的一个可靠的和典型的征兆。每个比较熟悉俄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又是与西欧的先例相反,现在已经陆续卷入革命浪潮的俄国各省的无产阶级,南部、西部和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比沙皇首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高,组织得更好。

    可是,毫无疑问,彼得堡工人的第一次群众起义甚至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是一种意外。这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暴动的表面领导显然不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爱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事“无能为力”。如果人们对这种说法的理解是,这次运动在规模上和速度上的自发发展都超出了宣传家们的估计,也超过了对它进行控制和领导的现有力量和手段,那么,这句话肯定也是适用于俄国当前的情况的。然而这便使得那个忍心在相应的历史形势下把在这种意义上使它“无能为力”的鬼魂召到社会舞台上来的社会民主党叫苦连天起来。这只要换句话来说,便可证明,社会民主党不懂得推动现实的革命群众运动,因为按计划发动、组织和妥加领导的,短时间“制造出来的”革命,只有在普特卡默④的警察或者普鲁士和俄国检察官的丰富的想象中才会存在。

    但是如果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人们却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力量奇迹本身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是一种意外,革命在迅猛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革命目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那么,社会民主党今天便正好是沙皇帝国公众生活中对彼得堡事件不是无能为力和在精神上完全可以控制局势的唯一因素了。

    彼得堡无产阶级突如其来的政治性群众起义不仅对于控制着沙皇制度的匪帮中没有头脑的白痴,不仅对于那些鼠目寸光、粗野、在俄国占据着资产阶级这个位置的工业财团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对于俄国自由主义者,对那些为了赞美自由而大摆宴席、并在基辅和敖德萨的宴会上对无产阶级的演讲者报以“呸!呸!”的唾弃声和大喊“滚出去!”的先生们,也同样是晴天霹雳;还有,对于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来说,也是一样,这些人在彼得堡革命的前夕实际上就已经把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看成是“抽象的范畴”,并且相信自由主义的咪咪叫喊和一些“有身份的尊贵的人物”的呜咽哀诉是推翻专制制度的这堵耶利哥城墙最可靠的办法。⑤

    最后,它对于知识分子出身、意志动摇和不坚定的革命者阶层也同样是晴天霹雳。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像墙头上随着风摇来摆去的芦苇一样,一会儿他们讲些令人难忘的可怕的言语,说他们只相信炸弹和左轮手枪才是拯救行动,一会儿他们又只相信盲目的农民暴动,一会儿则干脆什么也不再相信。有时候欢呼声响彻云霄,有时候却悲哀得要死。他们有如革命中活动的流沙,从恐怖主义到自由主义,又从自由主义到恐怖主义来回流动,可就是从来也不能坚定地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行动。

    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僵死的教条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以及他们的门徒,只有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固执己见的集团,只有这些在国际的某些圈子里还像法国的“盖得分子”一样享有令人不愉快的尊敬的人,依靠只有一种科学的牢固的世界观才能赋予的那种坚如磐石般的镇静和自信,认为几十年来,他们早就预告了彼得堡1月22日的到来,并通过他们有意识的宣传为此作了准备诱发工作

    正是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社会状况罕见的特征中有可能几乎极有把握地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预先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概轮廓,并能够在有计划的活动中预言和兑现它的革命结果。

    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发现沙皇专制下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阶级,是首先使俄国从专制制度中得到政治解放,然后又从资本统治下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未来支柱。

    当人们刚刚从官方工业统计枯燥无味的语言中看出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时候,当人们刚刚统计出俄国的工厂总数的时候,当几乎每一个确定无疑的无产者都可以说是刚刚从激烈的论战中获得承认的时候,同一的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不顾任何情况都坚定不移地捍卫俄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使命和阶级政策。

    后来,动摇不定的俄国知识分子又担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向“广度”而向“深度”发展,也就是担心用外国现成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能接纳的无产者的人数太少,以致俄国工人阶级对于完成它的任务来说也许在人数上显得太少了。

    后来,当“社会”首先从关于大批工人涌进公共阅览室的显著报导中发现俄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存在时,简直就像发现了美洲原始森林中新的野蛮部落的存在一样。

    再后来,便不顾工人阶级的存在,不顾巨大规模的罢工,而只相信大学生式的恐怖主义的政治作用了。

    及至前天,在国外还是不顾俄国已经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因循真正教条式的条条框框,主要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仍然是相信沙皇帝国的自由主义运动。

    到昨天,鉴于战争,人们实际上再一次不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俄国无产者的阶级行动上,而是寄托在日本人的行动上。

    直到目前,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相信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策,至少是,只相信俄国所有“革命派的”和“反对派的”政党的一种混合物,相信一种政治上的酥皮馅饼,因而认为,“从更大的着眼点出发”和“鉴于伟大时刻”,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尽快和所有其他政策掺在一起,烤出这种馅饼来。

    1月22日,神降临于人间,这一天向全世界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独立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的神,是这个神,为了俄国的自由在彼得堡的街头进行了第一次伟大战斗,而这个神,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迟早总会赢得胜利。




发表于《新时代》第23年卷(1904——1905)
第1册第572——577页。译自《罗莎•卢森
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
第477——484页。

(王小华 译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① 1905年1月7日兰根德累尔的布鲁赫斯特拉塞矿场的矿工由于抗议延长工作时间和抗议关闭矿场的计划而停工。至1月16日,其他矿场的差不多十万名工人加入了这次罢工。在矿工的压力下,原来想使罢工局部化的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和希尔顿—敦克尔矿工工会以及波兰矿业工会的领导人被迫于1月17日正式宣布罢工。自此以后,每天都大约有二十一万五千名矿工投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提高工资、要求矿井安全和废除对参加政治活动的一切处罚的斗争。2月9日,罢工被违反工人意志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工会领导人所把持的罢工领导机构毫无结果地中断了。——编者注

②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十四万名工人携带着恳求沙皇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请愿书前往冬宫示威。沙皇下令向示威者开枪,一千多人死亡,约五千人受伤。这次流血事件在整个俄国掀起了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浪潮。

③ 本•阿基巴(约50——136)——收集犹太法典的犹太学者。他有一句名言:“什么事情都是已经有过的”。

④ 罗伯特•冯•普特卡默(1828——1900)——1881—1888年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他加强了俾斯麦的警察国家。他曾要求警察用严酷手段镇丫工人运动。

⑤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中说以色列人围攻耶利哥城,由于上帝的旨意,仅用号角吹奏便使耶利哥城墙塌陷。

[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8-11-25 23: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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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
(1917年1月6日)


论分裂、统一和退党



    自从1914年8月4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了分裂和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每日每时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如同自然发展过程一样,极其严格地、合乎逻辑地进行着。在帝国主义政策轨道上采取的每一新的步骤,居统治地位的力量为了加强其权力地位主动进行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帝国国会为现行政策效劳而召集的每一次会议和执行的每一项秘密使命,简言之,战争每继续一天,对于社会民主党就意味着它的屋梁在一次又一次地断裂,它的颓垣断壁在坍塌。因为胜利中的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每一个新的行动都是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一个推行特别政策的政党、当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机构而去根除它,消灭它,把它从德国的公众生活中排除掉。

    谁要是全面地、深刻地观察这一重大历史进程,那么他不论是对政府派社会主义者谢德曼之流采取种种手段和花招力图继续统治全党的苦心经营,还是对哈阿兹、累德堡为首的温和的反对派,在感到被人怀疑有“分裂倾向”时流露出来的真诚愤懑,都只能报之以轻蔑和怜悯的一笑。这两派之间对哪一派是真正“企图分裂”党发生了可笑的争吵,各自都竭力把令人气愤的罪行归咎于对方。这一争吵极妙地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不论是右派还是泥潭派,他们关于党的存在的基本的全部观点归根结底同出一辙。谢德曼一伙和哈阿兹一伙都认为,协会、领导机构、会议、全体大会、现金帐簿和党员证就是“党”。双方都同样没有看到,当党不再执行由其本质决定的政策时,协会、机构、党员证和现金帐簿会在转瞬之间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物。双方都同样没有看到,由于这一点,他们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分裂还是统一的争吵,就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已全然不复存在了。

    我们姑且想象一下,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在这座基督信念至尊无上的庙宇里,在这块极为珍贵的宗教文化的纪念碑下,有一个早晨,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爆发了一件叫人几乎不愿意用笔记下来的事情:在这个圣殿里,不是在举行天主教的礼拜,而是在搞妓院里那样的无耻淫乐。让我们再想象一下更加骇人听闻的情景吧!我们设想这些教士在淫乐之际仍旧还穿着他们过去在做大弥撒时穿过的法衣、礼服,捧着他们那时用过的香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圣彼得大教堂仍旧还是一个教堂还是完全变成别的东西了呢?当然高墙还是那道高墙,祭坛和法衣也还是旧日原物,然而任何人只要向内部瞥一眼,都会吓得倒退,惊惶地问道:这教堂到底变成什么了呀?

    教堂是人们在里面向上帝祷告的一座房屋,而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政党。在正式放弃阶级斗争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以骤然发生的雪崩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陷入了它的分崩瓦解的过程。今天社会民主党的倾斜的屋顶下潜伏着分崩离析的倾向,潜伏着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阶级国家和国际各民族友爱这样的本质上极端对立的、不共戴天的因素。

    应当从这一出发点来批判温和的中间反对派向世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状况提出的装在背心口袋里的政治计划。这一整个计划可一言以蔽之,并予以批判地表述为“回去!”他们要回到战争爆发之前存在的境况,他们要想把他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到1914年8月4日以前的样子,他们想要回到历次国会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久经考验过的老策略”上去,回到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同修正主义进行的胜利的战斗中去;回到为劳动的国际团结进行耐心的、柔和的宣传鼓动上去;回到他们用指挥棒安排的、在一天内“隆重地召开”四十七个群众大会去,这些大会是以“一致”通过的,轰动一时的决议,和三呼“国际的、革命的、各解放民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而结束的;回到“红色周”去,以小规模复制上帝的巨大奇迹,在七天里制造出十五万“社会民主党人”而使世界发出虔诚的惊叹。回去,回到舒适迷人的自我欺骗的美好时光去。


        把芬芳的木犀草放到桌上,
        将最后的红色紫菀带到身旁,
        让我们再次把爱情诉说,
        就像昔日的五月一样……


    但,遗憾的是,小计划有一个大漏洞:如“昔日的五月”一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不再存在了,有的只是8月里的那个社会民主党。从前的社会民主党连同它那“久经考验的策略”一起消失在帝国主义凯旋车的轮子下面了。这群泥潭派渴望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党,这只是一个由可怕的战争产生的极其幼稚的空想。和这一幻想差不多同样幼稚的只有一件事:令人震惊的政治上的天真,泥潭派的领导人哈阿兹、累德堡和迪特曼①刚刚帮助埋葬了老的光荣的社会民主党,并在其墓旁翩翩起舞达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又凭这种天真设想把它的亡灵唤醒了。使用的办法是,他们在今日的世界大战中间,忠诚遵循“久经考验的策略”,言谈举止完全同战前一样,并且完全和很久以前一样在国会响亮地发表着老一套的演说,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

    目前,一个向后看的反对派在党的前台上演着这出无辜的闹剧,因而这个反对派只将它的臀部对着当代的冲击。而此时,在党内发生了世界历史性的悲剧:德国资本的警察魔爪致命地捕捉着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部队。党和工会的领导机构,谢德曼及其同伙,列金及其同伙,他们对有组织的工人实行的统治,从本质上说,不是别的,而是德国资产阶级曾经用战斗去取得的、或者仅仅是梦寐以求的对工人阶级的最大胜利。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旗帜下为反对资本而斗争的群众,今天恰恰通过这些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受到资产阶级的枷锁的束缚,这是他们自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开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那些面对工人运动崩溃,不是致力于倒退,而是争取前进的人,根据以上情况也在党的“分裂和统一”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尽管使许多优秀分子纷纷脱离党的那种性急和愤慨是令人赞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脱离总归是脱离,对我们而言,脱离是对群众的背叛;这些群众在谢德曼和列金设下的致人于死命的套结中,被无条件地抛给了资产阶级,坐立不安,遭到扼杀。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幻想。把扔掉党证幻想为解放,只不过是对作为权力幻想的党证无限崇拜的颠倒而已。二者都是组织痴呆症的两个不同的极端,是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结构方面的这个疾病的不同的极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瓦解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历史过程,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一场总清算,人们不要出于对这一战役的反感而袖手旁观,在丛林的一角悠闲地呼吸较纯净的空气。这场伟大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统治阶级把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正式的自由工会这一致人于死地的套结,套在被迷惑和被出卖的群众的脖子上。应当以团结的力量把这个套结扯下来,一直把它扯碎。应当在这场争取群众解放的最艰难的斗争中,帮助受到迷惑的群众,用自己的胸膛忠实地保卫他们。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并必须作为重大的公开的权力问题,集中一切力量,才能解决。德国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同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导机构的这一长达几十年的总清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直至最后一个人都应该是:“岗位在此,别无他途!”



发表于1917年1月6日《斗争》第31号。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232——236页
        (肖辉英 译    周懋庸 校)




注①:威廉•迪特曼(1874——1954)──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并曾任该党主席。因受纳粹迫害,长期流亡,于1951年返回联邦德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工作。──编者注

[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8-11-25 23: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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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905年9月21、22日)



(9月21日)




    罗伯特•施密特[1]多次强调说,在德国,党和工会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立。确实,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对立。但是,如果说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容易使人们去制造和挑动这种对立的话,那么,施密特讲话正好向我们表明,大概有人正在这样做。要不然,施密特讲话的主题就不是这样了。施密特恳求给他一个钟头的发言时间,为他在五一节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他却利用这个时间来对《新时代》和理论进行前所未有的诋毁。而且这次诋毁所采用的并不漂亮的手段,只有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最恶毒的敌人身上才能见识到。本来考茨基适合于为《新时代》讲几句话,可眼下他正在忙于十五人委员会[2]的工作。因此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摆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施密特反对《新时代》所采用的手法。就连《前进报》的指责也逐渐消失在悲伤的控诉声中:啊,很遗憾,《新时代》对群众的理论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而《前进报》又这么忙,做不了这件工作。或许罗伯特•施密特也是属于那一号人的,这些人准备随时为《新时代》发行得如此之少而表示惋惜,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十分起劲地抓住每一个时机来反对《新时代》,并要把它拉下马来。施密特说过这样的话:不再有工人阅读《新时代》,那是一种幸运。我要问,一个党员,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议员怎么能站出来胆敢发表这种反对《新时代》的言论呢?这是教育德国工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科学刊物啊!据说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新时代》刊登得太少了。我这儿有一份《新时代》去年刊登的有关工会运动十周年的文章。第9期有翁布赖特[3]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文章。第20期有施内特尔关于在劳资协议中的行会思想的文章。第27期有翁拉特关于总罢工的争论的文章。第28期发表了翁布赖特关于小手工业的和平幻想的文章。第33期发表了克洛特论述工会科伦代表大会上有关总罢工和庆祝五一问题的文章。同期还发表了海尔曼•弥勒[4]关于工会范围内的合并的文章。第34期有亨利希•巴耶尔关于工会与党的文章。同期还有考茨基关于修订工会策略的文章。第36期有考茨基关于科伦代表大会的文章。第41期有霍赫[5]关于德国基督教工会运动的文章。第47期有施特勒贝尔[6]关于工会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第48期有弗莱斯纳[7]关于党与工会的文章。但是,在这份相当长的目录中你们既找不到罗伯特•施密特的名字,也找不到胡埃[8]的名字,同时也找不到改变观点接受了更好的认识的冯•艾尔姆[9]的名字。你们如果想找到这些人的名字,那你们可不要到《新时代》那里去找,要到《社会主义月刊》那里或者多走一步到《新社会》那里,或者再走远一点到现在已经长眠了的由米哈尔斯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主办的《欧洲》那里去找。他们为这些刊物写文章,就是不为《新时代》写。而事后,这些用他们的思想光辉照耀了别的刊物的先生们却站了出来,说什么《新时代》没有刊登任何关于工会的文章,不再有人看它,那是一种幸运。

    此外,施密特还断言,假如在《新时代》曾经有人写过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的话,那么作者肯定是一个对于工会实践一无所知的可诅咒的理论家。同时他还引用了德累斯顿著名的理论家弗莱斯纳的一篇文章作为凭证。还引用了魏玛一位更加著名的理论家即面包铺的小伙计费舍的一篇文章。而施密特是如何巧妙地引证的呢?他挑拣出这样的话:“于是,争取改善当前国家中的工人生活状况的努力势必完全合乎规律地有助于延长这个国家的存在,因为在一种国家制度中,各个成员的生活越是舒适,这些成员就将越不愿意导致这种国家制度的变革。”说到这儿他迅速地把书本合上并接着说:喏,你们看看,《新时代》居然散播这样一种观点。作者首先回答了当时很现实的问题:工会中立究竟算不算是一种新的发明,是不是新近才推荐给工会的一种处方,或者说它是否工会的一种旧的实际经验。作者先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把工会当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把它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工会总是提出抗议的。抗议的理由清清楚楚:工会任务的范围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同。”作者然后主张党与工会之间要有所分工。在施密特挑选出来的话后面他接着写道:“尽管如此,如果社会民主党现在要实行这个变革,那它就必须有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能给工会会员带来的好处将比他们在当前的社会里通过工会组织所能得到的要多。”[10]可见施密特干脆把引证的句子截掉了一半。我不知道施密特在他拿到那篇文章之前是否就已经确信,不去阅读《新时代》是一种幸运,他自己不过是偶然看见了这个断章取义的句子。如果施密特同志认为《新时代》是诋毁议会制度的专门刊物,那么这同样是他讲求真实的表现;他甚至已经把据说是《新时代》为之奋斗的法国涣散状态的可怕幽灵展示给我们看了。我倒是想请他向我指出《新时代》有哪怕是一篇诋毁议会制度的文章来。当然,或许施密特所理解的诋毁是指我们遵照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义务进行的批判。如果他是这样理解,如果他认为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捧上天是我们的义务,那我就当然要说,《新时代》是不应受到罗伯特•施密特的赞赏的,同时我还希望,就是今后,只要考茨基在当它的编辑,《新时代》也不应受到施密特的赞赏。[11]

    施密特同志在发表他个人的意见时首先是责备我缺乏和蔼可亲的态度。我感到被他说中了,而且悔恨交加;幸好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它可以补救我的缺陷并教育我确立真正正确的和蔼可亲态度。因为施密特建议理论家们加入工会。我认为,这对于我确立和蔼可亲的态度实际上会是有益的。胡埃同志新近在《德国矿工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我坚信了这一点。这篇堪称为党内同志之间进行和蔼可亲的交往的楷模的文章在结束时是这样写的:

    “在俄国,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长久以来一直在惊心动魄地进行着。我们始终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我们那些高喊总罢工的理论家不尽快到俄国去积累实际斗争的经验并且在那儿参加斗争呢?在俄国,工人正在流血牺牲,为什么那些特别是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现在仍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大写其‘革命’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奔赴战场呢?谁要是像我们那些不断宣传总罢工的活动家那样满怀过度的‘革命’热忱,那对于他来说,现在避暑回来是到了实地参加俄国的自由斗争的时候了。讨论来,讨论去,不如实习去,你们,‘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起来吧,投身到俄国的自由斗争中去吧。”

    后来牧师纳乌曼在《援救》杂志上欣喜若狂地引证这篇文章说:“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呀!国际革命家们应该说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国际主义去华沙呢”。

    在胡埃同志和蔼地邀请我们前往的那个地方,检察官不久前使我的亲密战友卡斯普沙克获得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12]我认为,我有权希望,我在工会不仅将认识工人运动的真正准则和实际策略,而且也将获得党内同志的真正的和蔼可亲的教导。

    关于《新时代》,我还要补充几句。如果施密特希望尽可能少的工人去阅读《新时代》的话,那他是要大失所望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新时代》过去已经——确切地说,1902年在慕尼黑——受过最卑鄙的诋毁。而这对《新时代》的成长产生过什么影响呢?1902年上半年订户的数目是3700户,下半年是3600户。1905年上半年是4800户,下半年是5100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同志对《新时代》的攻击同资产阶级政党对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攻击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兴旺发达起来。对于那些不了解科学杂志的一般发行数量的人,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新时代》的订户数目不但没有落后于最佳的资产阶级杂志,而且甚至还超过了它们。对于一种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科学杂志来说,这样的订户数目应该是少有的了。

    现在还要就工会和党之间的对立这个主要问题再说几句。惠特曼同志认为,他完全不理解对工会领导人的攻击是从何而来的。他完全无法想象会有不是脚踏实地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的工会领导人。让事实来说话吧。现在我想向你们介绍几份传单。这是最近,也就是在埃森选举斗争期间,由中央党针对社会民主党散发的,其中利用了大量的工会报刊反对我们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实际上不少工会人员已经不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了,这些煽动与党对立的工会人员不是存在于梦幻之中,而是存在于可悲的现实之中。中央党散发的第一张传单的标题是“撕下假面具!”里面是这样写的:

    “《德国印刷工人通讯员》因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指责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在今年第65期上写道:‘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神秘主义只能掩盖雅各宾主义的无能的政策,过去这个主义曾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宣传力量的发展,但是从积极的和长远的效果来看,它对于政治上的创造和实际的政治力量是不起作用的。工会运动不需要伯恩施坦的历史性的启示,他的言论只不过是党在政治上束手无策的一种证明,这个党进退维谷,是因为它连手带脚都已经被过时的纲领捆缚在这个纲领所产生的错误政策上了。’”

    中央党散发的第二份传单写道:“在《专业同行》第23期上,社会民主党人爱德蒙•费舍[13]写道:

    ‘人们可能对工人保险仍然评价过低,但有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将承认的,即目前领取养老金的人和领取残疾补助的人比起二十五年前失去工作能力的祖父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因为不能工作的祖父不是成为子女的负担,就是感到靠社会救济过日子是一种耻辱。

    虽然各种社会法令永远也不过是墙基,但它们毕竟是基础,而且通过它们便开始了人类团结的大厦的兴建。而为扩建这个大厦进行的竞争也唤起和加强了不属于工人的其他各个阶层的合作、平等和团结的思想,因而也就有利于精神生活的高尚化。’”

    对于一份工会刊物这么奇妙的言论,中央党自然只要加上这么一句便够了:“这难道不是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否定政策的毁灭性判决吗??”

    这些工会人员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议员不倦地予以批判的工人保险的。这些言论表明,制造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工会实践之间的不一致的工会领导人是确确实实存在着。实际上这种不一致并不存在于党和工会之间,而是存在于工会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党内。这就是那被少数领导人“修正了的”观点与工人群众健康的革命观点之间的分歧。工会的会员群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都正确地认为,不论是党的利益或是工会的利益,都要求整个工人运动要充满同样的精神,它的所有部分都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他们都认为,无论是工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必须像《威廉•退尔》中的白尔达那样宣称:“使我们大家见了胆战的是同一敌人,使我们大家都得解放的是同一自由!”[14]



(9月22日)




    假如有人在这儿听听迄今为止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争论的全部发言,那他确实会迷惑不解,并且会问: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光荣的俄国革命时期,还是处于这个革命之前的十年呢?你们每天都阅读报纸上有关革命的报道,你们都看新闻电讯,但是你们却好象没有眼睛去看,也没有耳朵去听似的。于是便有人要求我们说说,我们将如何制造总罢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在什么时刻宣布总罢工,你们已经有了储存食物的仓库了吗?群众会饿死的呀!你们能够对流血牺牲承担责任吗?可以肯定,所有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压根儿同群众就没有接触,否则他们就不会为群众的血而如此煞费思量了。因为责任恰恰不是落在提这类问题的同志身上。施密特说,我们为了总罢工为什么就应突然放弃我们过去久经考验的策略呢?为什么我们忽然间要进行这种政治自杀?啊,难道罗伯特•施密特没有看到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由演进突变为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吗?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如果我们从中什么也学不到,那我们便是蠢驴。于是海涅便去问倍倍尔,在总罢工的情况下,不仅会有我们组织得很好的人员,而且还会有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参加,你们连这种情况也考虑过了吗?那你们对这些群众也管束得住吗?从这一句话便可以看到海涅的整个资产阶级观点,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种耻辱。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表明,在革命的形势之下需要管束的不是群众而是议会制度的辩护士,以使他们不能出卖群众和革命。施密特引证了比利时的实验[15]和王德威尔得的言论[16];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表明了会由于见识浅薄而使一场伟大的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毁灭的话,那么这次罢工便是如此。当我向王德威尔得指明,这整场伟大的群众罢工运动是由于议会同自由党的暧昧关系才遭到失败的时候,王德威尔得举不出任何事实,却力图讲些一般的空话来搪塞。(伯恩施坦喊道:“不真实!”)呵,在这方面您懂得些什么呵?于是海涅便把鲜血淋漓的鬼魂呼唤出来,接着说,德国人民的鲜血在这个鬼魂的心目中,——这是他的原话的意思——比在小伙子倍倍尔眼中更为珍贵。谁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承担这种责任,是倍倍尔还是老成持重、有政治家风度的海涅,我想把这个个人问题撇到一边不谈。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切革命都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全部区别在于,直到今天,人民的鲜血都是为统治阶级而流的,而现在,在谈论人民有可能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流血的时候,老成持重的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却站出来说,不行,这些血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眼下还谈不上宣布革命,甚至于连宣布群众罢工都谈不上。但是如果海涅、施密特和弗罗梅[17]叫我们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话,那我们将对他们说,这个,我们正在做,不过,我们不想按你们的意思去做!我不想按所有这些同志许久以来的做法,掩饰对立和隐瞒对立。不必这样,组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教育工作中的革命思想!这是重要得多的事。请你们回忆一下反社会党人法的那个时期吧!人们捣毁了我们的工会,但我们的工会却如凤凰一样又从灰烬里飞向天空了。就是在将来激烈的斗争时期,情况也会如此。我们根本用不着像科伦的工会领导人那样小心谨慎。[18]工会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并因而成为工人的活动自由的障碍。你们学习一下俄国革命吧!在俄国,几乎还看不见工会组织痕迹的时候,群众就已经被推上了革命,现在他们才通过斗争逐步巩固他们的组织。认为在斗争之前非得先有强大的组织不可,这完全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的观点。相反,组织自身也会和阶级觉悟一起,在斗争中诞生。针对如此浅薄的见识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那句话对于我们来说决不仅仅是群众集会上一句漂亮的空话,而要当作我们唤起群众的最认真的话:工人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发表于《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
大会会议记录》1905年柏林德文版第258
—257、269—271、320—321页。译自《罗
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
卷第2册第595—605页。

(王小华 译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1] 罗伯特•施密特(1864——1943)——国会议员。柏林工会领导人之一。
[2] 十五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委托,审查几个提案的有关事实的。这几个提案把社会民主党的几种不同报纸之间、特别是《前进报》和《莱比锡人民报》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争论说成是“蹩脚文人的争吵”,并且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争论。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个观点。
[3] 保尔•翁布赖特(1868——1932)——德国工会领导人之一。工会总委员会报刊《通讯报》编辑。
[4] 海尔曼•弥勒(1876——1931)——1906年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于1920年和1928年两次出任总理。
[5] 古斯达夫•霍赫(1862——1942)——国会议员。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从事工会和议会活动。
[6] 亨利希•施特勒贝尔(1865——1939)——1920——1933年为国会议员。1900——1916年在《前进报》工作。
[7] 海尔曼•弗莱斯纳(1865——1939)——1920——1933年为国会议员。1906——1917年任《德累斯顿人民报》编辑。
[8] 奥托•胡埃(1868——1922)——矿工工会领导人。反对党领导工会。
[9] 阿道夫•艾尔姆(1857——1918)——国会议员。工人合作社运动领导人。
[10] H•费舍:《中立还是党派的工会?》。《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2册第537页。
[11] 因为发言时间已过,罗莎•卢森堡经过重新申请后才结束了她的发言。
[12] 马尔岑•卡斯普沙克(1860——1905)——波兰工人革命家。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04年4月被捕。1905年8月被判处死刑。9月被杀害。1889年他曾帮助罗莎•卢森堡逃离波兰。
[13] 爱德蒙•费舍(1864——1925)——曾任《人民之声报》、《萨克森工人报》编辑。《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
[14] 弗里德里希•席勒:《威廉•退尔》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01页。
[15] 指1902年4月14日比利时爆发的群众罢工。
[16] 罗•施密特在发言中引用了埃•王德威尔得在《新时代》上回答罗•卢森堡的《比利时的实验》一文的片断。
[17] 卡尔•埃贡•弗罗梅(1850——1933)——国会议员。曾任法兰克福《人民之友报》和《汉堡回声报》编辑。
[18] 德国工会第5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5月22—27日在科伦召开,通过了否认政治性群众罢工是工会斗争的手段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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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6年9月26、28日)



(9月26日)




    列金的发言简直是近来某些工会领袖对待社会民主党及党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的绝妙典范。首先,他对耶拿决议[1]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最严厉的批评,指出群众罢工的思想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并由此向我们提出了警告,末了当然又鼓励又抚慰地保证一番:我们大家是同心同德的!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把争论进行到底了,我们可以一致通过一个决议了。但是这种一致必须以最奇特的方式建立起来,就是说,人们应该声明,那个说单纯讨论群众罢工是有害的科伦决议与耶拿决议是一致的。当人听到列金这个提议时,我对自己说,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才能指望我们赞成这个提议。当我听到党执行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提议时,我吃惊不小。我要谈谈关于列金对耶拿决议的批评!他向传统求救是具有特色的:我们大家从来就这样理解,总罢工(列金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和群众罢工等同起来)是总胡闹。然而,如果我们不懂得从儿童时代的思想中解脱出来,那我们就是糟糕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我们之所以是从历史发展看问题的党,就是为了我们能向历史学习。今天,面对着在今后几十年内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的伟大的俄国革命,如果人们仍然主要是依据正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的事情来研究群众罢工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以此表明了正是列金向传统求救所表明的东西:他们不懂得从俄国革命中学习任何东西。是的,你们就是不懂得从俄国革命中学习任何东西。否则你们就不敢断言,群众罢工运动是对工会生存的最大威胁。你们显然不知道,强大的俄国工会运动是对革命的产儿。俄国无产阶级开始革命时一个组织也没有,今天,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健壮的组织萌芽。工会只能风平浪静地发展,这正是陈腐而僵化了的英国观点。俄国革命证明,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往往是在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的。大卫则再次从他特殊的美因兹的合法观点出发来批评群众罢工思想。他把机关枪当作稻草人拿来吓唬我们。俄国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一无所知。他忘了,机关枪是由活人,由士兵操作的。只要时机成熟,它们是不会失去效力的,它们同样是致命的,它们只能用来对准现存政权。列金最后一个论据无非是证明列金在某些方面确实还停留在儿童时代的理解上。他说,通过了耶拿决议,我们便做了一件欠慎重的事;我们把自己的计划泄露给了敌人。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伟大的历史运动,伟大的人民运动是通过密室的密约进行的?如果以为,总罢工的命运取决于总委员会甚至和党执委会一起在密室里所决定的东西[2],那是对总罢工幼稚的想象。我还想对倍倍尔的讲话也说几句,只是我没有把握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的讲话,因为我坐在左边,而他今天说话总是向着右边。但是我确是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他曾说,当然要坚持耶拿决议。如果有人要剥夺我们的普选权,我们当然要运用一切手段去捍卫它,我们也应当到此止步。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它们使我的心情感到愉快和振奋,但是在结束时他谈到了如果由于普鲁士的干预我们被卷入一场同俄国的战争而在德国可能和必然会发生的事。我没有把握,我这里是否正确理解了倍倍尔的话,要是他在结束语中预防了所有误解,那我认为这就好了。就我所能达到的理解,他的话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被置于战争边缘,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倍倍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那我们的法国朋友将会狼狈不堪,因为我们英勇而无所畏惧的法国同志通过瓦扬宣布:如果同俄国打仗,他们将使用他们的否决权。我们的朋友创造的一句流行的名言:宁要人民起义而不要战争。这是法国无产阶级大丈夫的语言,我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也会有一天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允许发生违背我们意志的事情。”倍倍尔说:你们想一想,党执行委员会能够举行群众罢工吗?当然不能,党执委会必须由群众推动。如果党执委会对它的作用没有不同的理解,它就应该也将会受到推动,我请求你们,在这种意义上拒绝同执行委员会同总委员会背着我们签订的协议,并且赞同考茨基的提案。[3]



(9月28日)




    党员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党执委会决议[4]的基本思想。希望我们全都站在这个立场上;中央工会是现代工会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当前无政府主义在德国有如它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样,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工人在精神上误入歧途和精神堕落的结果。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采纳党执委会提出的决议是一个很大的失策。首先,以我粗浅的臣仆之见我无法弄清,这些中央工会的代表对这项决议的态度怎么能同他们对考茨基在此以前提出的决议的态度一致起来。世界上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在工会内部也应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行事,并遵守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此却有人极力反对,说是因为这样会给外面造成这样的印象:工会完全受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但是人们一定会同意社会民主党采取有利于工会的某种组织形式的有力行动。我担心,采取这样的双重态度,也许会在那个著名的农民婚约的意义上形成工会跟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订立这种婚约时,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看法一致,这就算是实现了你的意志,要是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你就得按我的意思行事。”此外,如果有人把党在某种程度上当作惩罚某个工会工作者集团的惩戒鞭使用,从而使我们在党的队伍内部不胜其烦地承受纠纷与争吵,那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毫无疑问,地方组织有很多正直的同志,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直接为工会效劳,而把争吵带到我们队伍中来,这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尊重这种看法,即地方主义者不应把工会组织中的争执闹得这样严重,以致中断了工会组织的工作;但是人们应当以备受赞扬的平等权利的名义承认,至少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党。如果我们像党执委会建议的那样,把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直截了当地从党内开除出去,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可悲的先例:我们的所有精力和决心都是为了使我们党向左边不得越雷池半步,而向右边则一如既往地敞开大门。

    冯•艾尔姆在这方面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胡言乱语的例子:有人在《团结报》[5]上或者在地方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声称,应当把总罢工看成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不言而喻,这是胡说,而不是别的。但是,作座的诸位,如果大卫宣布,合法的议会手段是社会民主党唯一的手段,这同样远离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我们的原则。有人对我们说,地方主义者、无政府社会主义者通过他们的宣传经常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准则。但是,如果各中央工会的某一个人,比如布林格曼[6]在你们二月会议上[7]声明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这同样是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准则的。无政府主义在我们队伍中不是别的,而是反对过度右倾的一种向左的反动。如果你们要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就要始终忠实于我们久经考验的原则:在我们这里谁也不会因观点不同而被开除。我们反对机会主义是要使这些人不能为害,并且埋葬整个无政府社会主义运动,因为机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真正养父。如果我们没有把最右的人开除出去,那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权利把最左的人开除出去。



发表于《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
会议记录》1906年柏林德文版第260—262、
315—316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
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171—176页。

(黄敬甫 译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1] 1905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承认“广泛地运用群众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
[2] 1906年1月16日党执委会同工会总委员会举行了秘密会谈。党执委会在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上向工会领导人作了让步。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没有得到工会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宣传群众罢工,并且如有可能应加以阻止。
[3]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执行委员会向工会右翼领导人让步,在决议中承认举行罢工时须得到工会同意,从而使党成了和工会相平行的组织。卡•考茨基和其他32人的提案要求,党执委会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等问题的决议应当明确表明,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遵守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高和最广泛的形式。但是在机会主义者提出抗议之后,考茨基收回了提案中上述最重要的部分。
[4]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反对地方工会组织中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的活动,并要求把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
[5] 《团结报》是德国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自由联合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807年。
[6] 奥古斯特•布林格曼(1861——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之一。
[7] 指1906年2月19—23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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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7年5月3、4、12日)




(5月3日)




    同志们!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知道我要来参加你们的党代表大会时,决定借此机会,委托我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且怀着最好的愿望祝贺大会成功。

    数百万有觉悟的德国无产者怀着强烈的同情和极大的关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俄国兄弟的革命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行动上证明,它乐意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丰富的经验宝库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随着1905年的开始,在革命暴风雨的第一声惊雷在彼得堡上空响起以后,在1月9日无产阶级游行示威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重新振作起来了。这表现在对策略问题的激烈辩论上。耶拿党代表大会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是我们党从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虽然这个决议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实践中应用过,而且恐怕在最近的将来也难以贯彻,但是它在原则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直到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在群众罢工问题上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一直占居上风。群众罢工被看作是一种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因而也被看作是反动的、有害的空想。然而一旦德国无产阶级从俄国工人的群众罢工中开始看出这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这种形式并不同政治斗争对立,而是可以运用于这种斗争的一种武器,也不是为了突然跳跃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神方妙法,而是在现代的阶级国家中为争取最基本的自由而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它就迅速改变了它对群众罢工的态度,并且承认群众罢工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运用于德国。同志们!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德国无产阶级感到十分光荣的是,它丝毫也不是从甚至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赞叹不已的这种斗争方式的表面成就所引起的印象出发来改变它对群众罢工问题的态度的。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革命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伟大胜利的前一个多月,就是说,是在从专制主义手中夺得那些以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立宪让步的、值得纪念的十月的日子以前一个多月通过的。此后俄国革命斗争遭到的全是失败,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以正确的阶级本能感觉到,在这些表面上的失败背后,正在为无产阶级力量的空前壮大,为未来胜利的可靠保证作好准备。事实上,德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取得任何表面成就之前,就已经在它过去的斗争方法中添进了新的策略口号,借以对俄国革命经验迅速表示崇敬之意。这种口号已不再指望议会活动,而是指望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登场了。

    俄国后来发生的事情——十月和十一月那些日子,特别是革命浪涛掀起的高潮本身,莫斯科的十二月危机[1]——在德国也反映出来了,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群情激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十二月和一月,在奥地利由于普选权爆发大示威之后,在德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问题是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联系普鲁士、萨克森和汉堡的邦议会的普选权斗争直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群众罢工的决议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否定性决定,也拒绝了人为地发起一次巨大的群众运动的想法。不过,1906年1月17日作了第一次尝试,在汉堡出色地举行了半天的群众罢工,它再次提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巨大活动中心的工人群众的情绪和对自身力量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接踵而来的1906年给俄国革命带来只是失败。在德国这一年也是以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失败而告终的。你们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月25日的选举中几乎失去了它的一半选区。但是连这次议会斗争的失败也是同俄国革命休戚相关的。对于了解这次选举中各政党的相互关系的人来说,都不会怀疑,决定这一场运动的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俄国革命。无庸置疑,俄国革命事变的影响及其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引起的恐惧是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层和政党(除中央党外)在唯一的口号之下联合和团结成为唯一的反动联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口号就是:打倒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机构!打倒社会民主党!拉萨尔关于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的名言从来还没有像在这一次选举中这样明显地应验过。然而选举的这种结果却迫使德国无产阶级以加倍的注意力把它的眼光投向它的俄国兄弟的革命斗争。如果要用几句话从政治上和历史上总结一下这次帝国国会的选举,那就应该说,1907年1月25日和2月5日之后的德国是唯一的既没有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痕迹、也没有其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痕迹的现代国家:它们都最终和无可挽回地站到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派一边去了。正是自由派的背叛才使我们首先这次选举中任凭容克反动政权摆弄。尽管目前被选进国会的自由派居于多数,但是他们现在不过是反动派的可悲的、戴着自由派假面具的走狗罢了。

    与此相关,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你们,俄国的同志们经常思索的问题。就我所知,在俄国的同志们确定策略时起着主要作用的出发点之一是这样的观点: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存在着一定内在矛盾的任务,这就是首先要创造资产阶级制度的一些首要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情况似乎同我们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根本不同。

    同志们!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对问题的纯粹形式上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处于同样困难的形势之中。在我们德国,最近这次选举正好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势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唯一战士和捍卫者!

    且不说在我们德国大多数邦议会还没有普选权,也不说我们必须忍受一大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残余,甚至连我们享有的一点点自由,例如选举帝国国会的普选权,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也没有真正的保障,经常受到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冲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同盟军,所有这些场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德国的民主发展唯一牢靠的支柱。

    因此,这次选举失败便把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也可以听到少量的哀叹自由主义过早衰亡的喧闹声。因此也有人从法国向我们忠告,要我们在我们的策略中考虑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软弱地位,宽宏大量地对待它的残余,以便利用它作为反对反动派的同盟者和维护民主发展的普遍基础。同志们!我可以确认,这些为德国政治发展的结果而悲叹的声音,这些忠告,在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已经遭到了一致的和强烈的反对。我愉快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党内的某一翼,而是党的全体都在声明: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不幸结果感到遗憾,但我们一点也不允许为了自由主义而偏离我们无产阶级的策略原则。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从这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中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如果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表明自己是如此虚弱如此动摇,以致他们每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采取比较坚决的姿态时都决意要陷入反动派的深渊,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待遇是完全公正的!在1月25日选举结果的影响下,德国无产阶级最广大的阶层逐渐认识到,由于自由主义的瓦解,无产阶级必须抛弃对自由主义协助我们反对反动派的最后一点幻想和希望。在目前,无论是在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或者是在反对反动派破坏民主发展的斗争中,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完全依靠自己。正是在这次选举中,阶级对抗前所未有的尖锐化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事实表明,德国的内部发展已达到了迄今为止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到的成熟程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所作的分析重新获得了完全明确的、较之我们所能预料的还要出色的证实。但是这也同时使大家都明白了,这种发展,这种阶级对立的尖锐化,或迟或早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德国也导致一个气势磅礴的政治斗争时期。在我们那儿,人们正以特别的兴趣,结合这种情况讨论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有关问题。

    正因为如此,德国无产阶级把俄国兄弟当作他们的先驱者,当作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加以双倍的重视。根据我在选举活动中获得的不多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所有的选举集会上——我要出席一些二至三千人的集会——都会从工人中间发出“请您谈谈俄国的革命!”的呼声。这不仅流露出一种发自对战斗兄弟本能的阶级友爱的自然的同情,而且还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俄国革命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德国无产阶级寄予俄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期望是扩展和充实无产阶级策略,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阶级斗争的各种原则的应用。确实如此。德国工人阶级目前应用的、迄今以前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主要是适合于议会斗争的,是根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情况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担任这样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党:不是在国家生活处于正常的、平静的、议会政治的时期,而是在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应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应用于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的唯一先例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然而1848年革命过程本身并不能作为当前俄国革命的榜样。从那次革命中人们大概只能学到一点,即不应在革命中登台表演。那次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以惯常的英雄气概参加战斗,但是却不懂得利用它的胜利;资产阶级排挤无产阶级,以便把它的斗争成果攫为己有;最后是专制主义使资产阶级垮台,以便既能粉碎无产阶级,又粉碎革命。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分离还处在萌芽状态。固然当时已有了《共产党宣言》这个阶级斗争的伟大宪章。固然马克思已经作为一个实践的战士参加这场革命。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担任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的角色,而必须扮演一个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色。《新莱茵报》也不是很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机关报,毋宁说它是革命阵营最左边的哨岗。虽然以《新莱茵报》为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在德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卡尔•马克思在革命的头一年铁一般坚定地贯彻的正是这种政策。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在于马克思千方百计地支持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那么,这种支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自始至终都无情地严厉地鞭挞资产阶级政策的一切矛盾和不彻底性,鞭挞它的一切软弱性和懦怯性;表现在他毫不动摇地支持和捍卫工人群众的每一行动——不仅是支持带来第一次短暂胜利即3月18日胜利[2]的行动,而且还支持6月14日对柏林军火库的值得纪念的冲击[3],这一冲击在当时以及后来一直被资产阶级固执地认为是给无产阶级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还支持九月的那些起义和维也纳的十月起义[4],即工人群众挽救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而频于失败的革命的最后几次尝试。他支持1848年的民族运动,因为他把它们看作是革命的同盟者,马克思的政策表现在他不断地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形势的极限。是的,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但他是用鞭子和拳脚来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在3月18日取得他们的第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竟容许组成资产阶级的康普豪森—汉泽堡[5]责任内阁,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既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因而马克思一开头便要求它实现革命的专政。他在《新莱茵报》上明确宣告:任何一种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都需要有一种极为坚决的专政。马克思对德国“杜马”——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毫无权力的状况实在是太理解了,但是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可以减轻罪责之处,而是相反,给它指出摆脱这种无权状态的唯一出路是,在公开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夺取实际权力,并为此依靠革命的人民群众。

    但是,同志们,马克思这个政策是怎样结束的呢?一年之后,马克思不得不离开这个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哨岗——一个完全孤立和无望的哨岗——,转向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1849年春马克思和志同道合的同志退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协会[6],决心着手创建独立的工人组织,他们也想参加由东普鲁士无产者倡议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当马克思打算改变他的政策时,革命已经到了它的最后一息,马克思还来不及运用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策略,《新莱茵报》便成了胜利的反动派的第一批牺牲品之一而停刊了。

    同志们,很明显,你们目前在俄国不必从马克思开始做的事做起,而应当从他在1849年用以结束他的政策的事做起,即从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的无产阶级阶级政策做起。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已不是处在1848年德国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萌芽状态,而是一支团结的有觉悟的政治力量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它目前的斗争中切不要感到自己是一支孤军,而要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性的世界大军的一部分。切不要忘记,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零星小战,而是国际阶级斗争总过程的最大战役之一。同样明显的是,在我们德国,或迟或早,当阶级关系达到相应的成熟程度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同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冲突,到时候,那个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应该运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范例,而必须运用俄国无产阶级当前革命的经验。因此,同志们,你们对国际无产阶级是负有义务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它的斗争方式上,在坚决性上,在对其目标的明确认识上,以及在其策略的发展上,通盘考虑国际发展的结果,只有考虑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才能表明它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用它的行动指明,从1848年到1907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这种发展的整体观点来看,我们已经不是处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的开始阶段,而是毋宁说已经处于它的终结的开始阶段了。它应当指明,俄国革命与其说是十九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幕,还不如说它是即将到来的新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在这些革命中,历史决定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同它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要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德国无产阶级希望你们不仅要战胜专制制度,不仅要为欧洲的解放运动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而且还希望你们要扩大和加深无产阶级策略的前景,它希望能向你们学到,如何在公开的革命斗争时期登台演出。

    可是,为了成功地演出它担任的角色,俄国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党的统一。不是表面上的纯粹机械的统一,而是内在的团结和内在的强大,当然它应当是实行一种符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内部统一的明智而正确的策略的结果。你们从德国党执行委员会自己的言词中,确切地说,从委托我呈交给你们的贺信中便可以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俄国党内的统一是何等迫切何等必要。这封信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代表转达的党执行委员会的问候(我在开始发言时已经转达了这一问候)之后接着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兴奋地密切注视着俄国兄弟反对专制制度和反对企图与专制制度分享政权的金融寡头的斗争。

    “尽管选举制度备受曲解破坏,但仍能在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这使我们内心充满喜悦。这个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自发的,无往而不胜的、什么也战胜不了的力量。

    “资产阶级在俄国像在一切其他地方一样,也企图与政府媾和。它妄图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它在俄国也极力要抢夺人民经过坚忍不拔的斗争得来的果实。因此,在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中,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继续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

    “要卓有成效地领导这场解放运动,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我们期望我们的俄国兄弟的代表们,通过你们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实现我们的愿望和期待,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

    “本着这种愿望,我们向你们的党代表大会致以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威廉•普凡库赫[7]
1907年4月30日于柏林





(5月4日)




    我和波兰代表团的代表们之所以如此关心正在探讨的问题[8],并不是从党内派别斗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策略原则的立场出发的。我们党的右翼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构思,它依据的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著名观点。而这个观点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极受尊敬的老战士和伟大的理论家曾经详尽而明确地表述过的一种既定公式为基础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在五十八年前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9]”接着他谈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使命:“资产阶级置身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它给予帮助,并使它卷入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就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我们党的一翼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革命的全部策略正应该由论述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这种观点来决定。资产阶级是把人民群众拽入反对旧制度斗争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先锋队和教育者。因此目前在俄国只有阴险的反动分子或者绝望的唐•吉诃德们才会去“妨碍”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因此,在俄国立宪民主党人[10]取得政权之前,务必暂时放弃对俄国自由主义的攻击。因此无须给资产阶级革命设置障碍,因此,可能削弱或吓跑自由派的无产阶级策略是最粗鲁的失策,任何把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隔离起来的行为都是不折不扣地为反动派效劳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观点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仅在历史事实方面,而且在看待无产阶级策略基础本身的立场方面也急需加以审查。

    “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可惜我不熟悉我们这位可敬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创作者的全部著作,但是就我所知,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牢牢记住,只有形而上学者才按照这种公式判断事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的说法都是鬼话。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不要以静止的眼光,而要以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现象。援引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作用的描绘,把它应用到目前的实际中来,这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个突出的范例,是把宣言作者活生生的历史观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只要看看各政治党派的实质和情况,特别是看看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乃至整个西欧的自由主义的状况就足以明白,资产阶级早就已经停止发挥它曾经发挥过的政治上的革命作用了。目前,它已经普遍倒向反动派、倒向关税保护制度的政策,崇拜军国主义,与保守的护农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所有这一切表明,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去的这五十八年并非不留痕迹地悄悄逝去的。俄国自由主义自己的短命历史不也表明,从宣言的严词推导出来的公式很少能够用到它的身上吗?是不是回想一下,五年前俄国自由主义还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候人们或许还怀疑,在俄国究竟是否存在这个我们不应去“妨碍”其“得到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教育者”哩。直至1900年,自由主义对于专制制度的每一次压迫、对于暴政的每一种暴行,都是在默默地忍受着的。只是当受过社会民主党长年工作的训练、被对日战争唤醒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南俄大罢工和在群众示威中登上了政治舞台时,俄国的自由主义也才决定迈出胆怯的第一步。地方自治派会议上的臭名昭著的叙事诗,教授请愿书,律师宴会[11]才开始问世。随着自由主义陶醉于自己的能言善辩以及意外地给予它的自由,它才准备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是这部叙事诗的下场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记得那闻名于世的时刻:1904年11—12月,“自由的春天”突然阴沉下来,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主义不讲任何仪式,直截了当发布命令,禁止乱说,自由主义一下子便噤若寒蝉了。[12]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自由主义只不过被专制主义踢了一下,抽了一鞭子,便即刻从它虚假的权力之巅跌落到绝望、无权的深渊中去了。自由主义对哥萨克的皮鞭的抽打根本没有还手,它缩成一团,不敢吭声,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窝囊相暴露无遗。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明显地停止了几个星期,直至1月9日这一天,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走上街头,显示了谁才配充当这场革命真正的先锋队和“教育者”。一股生气蓬勃的力量代替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死尸。

    俄国自由主义第二次抬头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迫使专制政权召集第一届杜马的时候。这时,自由派重新感到有了力量,又一次认为唯有他们才是解放运动的领袖,认为靠律师的演说就能达到一定的目的,认为他们是一股力量。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驱散杜马[13]。自由主义第二次一头栽进了无权的和无所作为的深渊。对于反动派的进攻它能以自己的力量作出的唯一的回答,就是臭名昭著的维堡号召[14]这个“消极抵抗”的经典文献。马克思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说过,这种消极抵抗同小牛犊对想要杀它的屠夫的抵抗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来,自由主义不得不丢掉对自己的力量、对它在当前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幻想了。在召开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它不得不丢掉这种幻想:律师和议员们的能言善辩能像耶利哥的长喇叭一样摧毁专制制度的城墙。在驱散杜马的时候,它不得不丢掉这种幻想:无产阶级可以充当恫吓专制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当自由派用不着的时候,便把它藏在幕后,需要用来吓唬专制主义并加强他们的地位的时候,便向它招手,把它唤出前台。自由主义想必已经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他们手中的傀儡,它不准备老是给资产阶级充当炮灰。它是在这次革命中走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运动规律和逻辑登上舞台‘独立于自由派运动的一支力量。打这之后,自由主义便断然另设他计,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它在第二届杜马,在戈洛文[15]和司徒卢威的杜马,也就是在赞成预算案和招募新兵、赞成第二天就被用来驱散这届杜马的刺刀政策的杜马中的可耻退却。这就是有人建议我们要把它作为革命的阶级看待,不许我们去“妨碍”它得到政权的那个有资格“教育”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模样。这表明,僵化了的公式根本不能应用于今日的俄国。有人建议我们,无产阶级的策略要适应那个革命的、为取得政权而奋斗的自由主义,为了博得这个自由主义的欢心,这些人还准备降低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上述情况证明,这样一个革命的俄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不过是幻想中的东西,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幻影而已。这种政策是建筑在失去生命力的公式和虚构出来的情况之上的。它没有考虑到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而它却自称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然而,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同无产阶级的策略完全协调一致的吧!有人向俄国无产阶级建议,它的斗争策略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不要过早地削弱自由主义的力量,不要同它分手。但是假如说不这样便是“不策略的”策略的话,那么,恐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活动和全部历史就应该说成是绝无仅有的、接连不断的不策略行为了。因为从拉萨尔反对“进步党”的鼓动开始一直到目前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都是以牺牲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力量为代价的。德国无产阶级每向前进一步都挖掉自由主义的一块墙脚。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照这么说,巴黎公社也应该说是不策略行为了,因为它使得法国无产阶级非常孤立,同时还把全世界的自由资产阶级吓得要死。同样,法国无产阶级在著名的六月的日子里的行动也应该说是不策略的了,因为这时候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完全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分离”出来了。而无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公开登台就更加不策略了,因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运动中已它过激的行为使资产阶级惊恐万状,把它推进了反动派的怀抱,并因此为督政府和对最伟大的革命进行清算作好了准备。最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确定无疑在历史上的诞生也应该说是最大的不策略了。因为这样一来便既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的“孤立地位”又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逐步衰落打下了基础。而且在这方面,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不是也表明,尽管有人把这些“不策略行为”当作恫吓我们的缘由,说什么我们因此将不自觉地充当反动派的帮凶,但是按照事物的本质,要无产阶级避免这些“不策略行为”是可能做到的吗?在形式上开辟了现代革命新阶段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登台——我指的是1905年1月9日——一下子就使无产阶级的策略同自由派的策略严格分开了,也使街头的革命斗争同走入了死胡同的诸如宴会和地方自治会议之类的自由派的运动分开了。此后,无产阶级每前进一步,每提出一个要求都导致自己在当前革命中的进一步孤立。罢工运动使它孤立于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使它孤立于小资产阶级,要求共和国制宪会议使它孤立于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使它孤立于全世界。所以说,这里不存在着什么界线,也不可能划出界线来。倘若无产阶级害怕同自由主义分离,害怕挖自由主义的墙脚,那么,它就会合乎逻辑低必然要同全部无产阶级政策告辞,同它的西方的全部历史告辞,也得同目前在俄国的整个革命告辞。事情是这样: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历史上的特定阶段的特殊条件和特殊任务的东西——它在反对旧的专制统治的斗争条件下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从无产阶级诞生到它的终年一直伴随着它的历史发展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它们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靠削弱资产阶级的束缚而日益接近于对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的。目前在俄国,无产阶级要改变这个策略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在迄今的革命中,阶级矛盾都是在革命冲突本身的过程中才暴露出来的。俄国当前的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充分成熟和完全意识到了的阶级矛盾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因而俄国无产阶级的策略无法人为地掩饰这一事实。

    与这些对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的基本观点最密切相关的,从整体上说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和形式的观点,局部地说是关于议会政治的意义的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可敬的老战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16]的一次在某些方面算得上是典型的讲话中,对问题的这一面作了说明。下面这个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着这个讲话:只要能让我们用议会或者选举等等办法达到一种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得到某一种宪法,那我们就算懂得了该怎么进行就怎么去进行阶级斗争了,也就算是站到了积德国党多年的经验形成的那种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牢固基础上了。但是只要没有议会,也就缺少了阶级斗争哪怕是最微小的“苗头”——“苗头”是这个讲话中最喜欢用的术语——并且从议会制度和宪法的极其微小的尽管是漫画式的迹象中看见了这种苗头。这里实在有必要引用歌德的几句话:

        一个家伙,苦思冥想,
        像一头野兽,在贫瘠的荒野上,
        邪恶的念头令他晕头转向,
        而周围却是美丽的绿色牧场。


    这些苦思冥想的家伙觉得,一方面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也没有首创精神,缺乏力量,不懂得把握历史提供的可能性和远大前途。

    据说,在俄国当前革命的高潮中不存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苗头”。无产阶级所有的政治要求,“甚至是共和国本身”——演讲者这样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真正表现,因为它们丝毫体现不了特殊的无产阶级的东西。但是这么说来——我们又要重新提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了——,我们在德国直至目前为止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阶级斗争了,因为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斗争都是针对所谓最低纲领的那些要求的,其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的口号,例如普选权,不受限制的结社权等等。而我们仍然坚持这些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要求,显然丝毫也体现不了特殊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只表达了进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这么说来,承认在当前革命中在无产阶级政治口号下进行的阶级斗争具有其特征的分析,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典范,而是一种人们习惯形容为“昏头昏脑”的心理状态的表现了。这样的人确实需要对政治斗争的唯议会方式抱有十分固执的偏见才行,这样才能做到对目前俄国的阶级斗争的巨大高涨视而不见,非要摸索着和跌跌撞撞地去寻找它的微弱的“苗头”;才能做到不去理解目前革命中的所有政治口号也正因为它们已经或者正在同资产阶级脱离关系,而恰恰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不应该低估这种情况。只要它观察一下自身的情况和它最近的历史,便足以明白,阶级斗争在目前还面临着议会制度的情况下有着何等巨大的教育意义。只要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直到1905年1月是个什么样子,而它今天又是个什么样子,这便足够了。1905年1月以后,进行了半年时间的革命运动和罢工运动,它就从一小群革命分子,从一个弱小的派别变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政党。社会民主党担心的已经不是难于找到阶级斗争“苗头”,而是相反,忧虑着难于把握和利用革命的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为它开拓的这个无限广阔的活动天地。在这次斗争中间寻求保护以及——像一个溺水的人死死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议会制度最微小的征兆,把它当作我们在自由派胜利之后将面临的阶级斗争的唯一保证,这都意味着,不懂得革命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分裂为各种阶级。总的说来,企图使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之相适应的公式是一个拙劣的、在西欧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过的公式,并且不过是十分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一个拙劣的复制品而已。

    当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片面地过高估计议会斗争,就像它同机械地理解革命和过高估计所谓的武装起义一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波兰的同志们和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的看法是不相同的。当俄国同志根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我们在波兰,在革命开始时就必须立即考虑到,有人会试图使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带上些阴谋家的投机行为和鲁莽的革命冒险主义的特征。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认为,我们已成功地使这一观点在觉悟的波兰无产阶级队伍中彻底巩固下来——,我们认为非法地将广大的人民群众武装起来的计划同准备和蓄意组织所谓武装起义的计划完全一样,是一种空想的行为。我们一开始就声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要在技术上而是要在政治上作好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斗争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解释清楚,他们同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的直接冲突和普遍的人民起义是革命斗争的唯一结局,这种革命斗争是能够使起义获得胜利和它在继续向前发展时必然要进行的最后决战的保证。但是至于如何使发动继续下去,在技术上如何作准备,社会民主党就无能为力了。(鼓掌。普列汉诺夫喊道:“非常正确!”)坐在左边的同志们插话说:“非常正确!”不过我却担心,在我作出下面的一些结论时,他们就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了。因为我想,如果社会民主党要避免人们机械地理解革命,避免人们认为这个党要“制造”革命爆炸并规定这种发动,那么它为此就必须以双倍的力量和决心来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策略所依据的广阔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只有当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把这一路线的最后终点即为了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而进行的夺取政权的努力也向无产阶级解释清楚,才能使人们理解这条政治路线。而这又是同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相互作用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看,我的发言时间已过,我对于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各种观点的论述只好中断。现在我只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一般性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全部争论问题所持的态度。那些为我刚才分析过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同志们特别经常爱说的是,只有他们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名义传播所有这些原理,向俄国无产阶级推荐这种策略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从成立以来便一直以马克思的学说为基础。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上都把自己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之一。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援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具有特别高的价值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运用马克思学说的这些方式,看到在策略上的这种变化无常和摇摆不定,听到对立宪会议制度的条件和对自由主义的胜利发出的这种忧伤的悲叹,看到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中还在绝望地寻找什么阶级斗争的“苗头”,看到当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从这一边到那一边来回摆动,时而为了“到群众中去”而寻找像工人大会这样的人为手段,时而为了“发动革命”而寻找人为的口号,看到当革命重新沸腾起来时,又没有本领去利用它,没有本领下决心去掌握它——当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时候,便想情不自禁地喊道:同志们,马克思的学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坚韧著称,但是也以锋利见长,它就像大马士革的宝剑一样精良,可你们却把它践踏得杂乱无章。

    它是无产阶级这只雄鹰搏击腾空的学说,你们却把它变成了正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粪堆上寻觅着一颗珍珠的母鸡发出的无限忧愁的咯咯叫声。其实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分析和批判的因素,二是作为革命因素的工人阶级要有所作为的意志的因素。谁的行动仅仅是体现在进行分析,进行批判,谁就不是代表马克思主义,而是对这个学说进行可鄙的、腐蚀性的模仿。

    你们,右翼的同志们,对所谓布尔什维克同志进行了很多埋怨,说他们的观点狭隘、不厚道和有点刻板(有人插话:“孟什维克才这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波兰的同志或多或少习惯于用他们从西欧运动中搬来的那些方式来思考问题,他们对这种特有的刚强可能要比我们更感到惊奇。但是,同志们,你们知道所有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吗?对于一个了解其他国家的党的内部情况的人来说,这是些十分熟悉的特征,是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在面对着一个同样强大的流派而必须捍卫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原则时的典型的精神面貌。

    刚强是社会民主党策略在一端非采取不可的形式,如果它的另一端是在事变的压力下就向四面八方飞溅的不定形的胶体的话。

    我们在德国可以得到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外柔而内刚。策略的核心严厉而刚强,策略的形式则随和而宽容。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的阶级政策在我们那儿已经牢固地,不可动摇地确定下来,是因为这个原则已经有党的压倒多数做后盾,以致我们队伍里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的存在,甚至他们的活动,都完全不能为害于我们;相反,由于运动的规模宏大,自由讨论和有意见分歧恰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正是某些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当时不能原谅我们,说我们在德国太不刚强,例如我们没有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德国转向法国党,我们就会发现,那儿的情况完全不同,至少在几年前还是这样。当时盖得的党[17]不就是因为它的刚强性格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而显得很突出吗?例如我们的朋友盖得曾经声明:从根本上讲,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国家领袖由共和国总统路贝[18]还是由皇帝威廉二世来充当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声明——他的政敌曾费尽心机加以利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法国朋友的面貌不是有着宗派主义的耿直和不宽容的一些典型特征吗?这些特征是他们在反对形形色色模糊不清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捍卫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的多年斗争中自然而然获得的。尽管如此,我们当时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不怀疑真理的核心是在盖得一边,也不怀疑支持盖得分子全力反对他们的政敌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同样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看成是近几年俄国党的历史的自然结果。我们并且相信,这些特征不是那一种人为的手段可以消除得了的,而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和革命政策的原则得到足够的巩固,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取得最后胜利时,才会自行消失。因此,我们正在完全自觉地作出努力,来保证这种政策的胜利,但是不采用你们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而是采用波兰社会民主党所理解和实行的方式,采用最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精神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式。[19]



(5月12日)




    首先我必须对几点误会进行答复,这些误会是因为偶然情况造成的,我因为时间不够而不得不在我的发言中把阐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的部分几乎缩短了一半。我没有时间更加深入地阐明无产阶级同各小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同农民的关系,这种情况对于我的批评者是特别有利的。从这个事实中已经得出了多少大胆的推论啊!我只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这简直是把无产阶级和除了资产阶级之外的所有其他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作用等同起来。换句话说,这里指的是那个抹煞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并把它置于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左派联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所维护的“左派联盟”。

    按照崩得[20]代表的发言,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我只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显然说明,我完全否定了农民的作用,否定了“左派联盟”,并把自己置于和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立场直接对立的地位。后来,崩得的另一位发言人在他的冷酷无情的推论中走得更远,他宣称,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阶级,那全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推论是五花八门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我来说,它们都同样是毁灭性的。

    事实上,人们必然感到有点吃惊的是我的批评者们的激动情绪,而这是由于我主要是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中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无庸质疑,恰恰是这种关系,恰恰是这种首先关于无产阶级对其社会对手、即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确切阐明,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轴,围绕这个主轴便形成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即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农民的关系等等。当我们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中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解放运动的领导作用,按照它的政策的性质它是反革命的;当我们根据这一点宣布,无产阶级已经再不应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辅助部队,而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运动的先锋队,这支队伍的政策再也不是依靠其他阶级,而仅仅是从它自身的阶级使命和阶级利益出发来制定;当我们说,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马弁,而是已经有能力实现一条独立的政策的;当我们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即觉悟的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人民革命运动,要使运动服从它的领导和它的阶级政策。特别是关于革命的农民,谁也不会怀疑,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存在,也不会怀疑,我们在无产阶级同他们的关系的问题上绝不会默不作声。前几天由波兰的同志们,其中也有我,向党代表大会递交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的指令已经十分明确而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我利用这个机会,至少用几句话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右翼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与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态度完全一样,是由众所周知的、现成的、事先就定好了的公式决定的,是要实际情况受这一公式的支配。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劳动农民不再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一个变种了,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并不是毫无理由地被我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么一来,农民便同小资产者完全一样,是社会的一个反动因素了,谁认为它是革命的,谁就是在美化它,谁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独立的政策置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上面所引用的论据是臭名昭著的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思想方式是按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的说法都是鬼话。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别的说法都是鬼话。农民是反革命阶级——别的说法都是鬼话。毫无疑问,上面引文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的评价,如果指的是在这个社会存在的所谓正常宁静的时期,这是正确的。不过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这个评价也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在德国,不但农村无产阶级各阶层,而且各小农阶层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民主党,这表明,如果把农民说成是清一色的小资产者阶级,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单调死板的公式主义。就是在被当前革命带动起来的尚未分化的俄国农民群众中也存在这样一些重要阶层,它们不但是我们暂时的政治同盟军,而且是我们将来的天然同志。如果现在拒绝把这些阶层置于我们的领导和影响之下,这对革命的先锋队来说正是不能饶恕的宗派主义。

    但是,首先把农民当作一个反动的小资产阶层的模式机械地套在同样的农民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上,肯定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农民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同资产阶级的作用一样,都不是由这些阶级的主观愿望和意向决定的,而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俄国资产阶级尽管有自由主义的口头声明和成文纲领,却仍然是一个客观上的反动阶级,因为在当前的社会和历史形势中它的利益要求同专制制度作靠不住的妥协以尽快消灭革命运动。至于农民——不管它的要求是多么混乱和相互矛盾,不管它的意向有着何等模糊和五光十色的特征——,它却是当前革命中一个客观上的革命因素,因为它以最尖锐的方式把变革土地关系的问题提到了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就其性质而言已经是超越了这个社会的界限的问题。很可能,一旦革命的波涛平息,一旦土地问题终于按照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精神找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法,俄国农民的广大阶层就会变成类似巴伐利亚农民协会[21]那样的公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只要革命持续下去,只要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就不但是专制制度政治上的一个暗礁,而且也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在社会问题上的一个斯芬克司,因而是一种独立的革命酵素,它同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相互作用,就会使革命具有自发的人民运动所特有的那种洪大声势。由此也就产生出俄国农民运动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一色彩绝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人工培育和煽动出来的,而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的农民大起义产生的。只要回想一下德国的农民战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就足以明白了。

    但是,正因为农民运动是空想的,按其天性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它们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作用,在任何历史情况下都得服从另一个更积极更坚决的阶级的领导。在法国,革命的城市资产阶级有力地支持过农民起义,即所谓的扎克雷起义[22]。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不是落在进步的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落入反动的、不满现状的下层小贵族手里,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德国的历史进程的落后——只是以宗教改革这种可怜的意识形态形式来实现它的阶级解放的第一阶段的,是因为它——由于它的软弱——不但不拥护农民战争,反而在它面前吓得发抖并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就像现在既害怕无产阶级运动又害怕农民运动的俄国自由主义投入反动派的怀抱一样。显然,现在在俄国,对混乱的农民运动给予政治上的领导并对它施加影响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天然的历史使命。

    如果无产阶级担心影响它的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而放弃起这种作用的话,那它就是再一次站在教条的宗派水准上,而不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即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全体受害的群众的天然的历史的领导者。让我们想一想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作为全体一无所有者的战士的那一段话吧!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吧!我当然不会认真地去答复崩得方面对我的指责和批评。事情表明,崩得在政治上的全部聪明才智可以归结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导原则:不必从任何固定的和明确的原则出发,只求利用各种形势中的好的方面。崩得的同志们不论是在对待我们党内各个派别的态度上,或者是在对待俄国革命中各个不同阶级的态度上,都是从这种政治上的小聪明出发的。在党内关系上,这个反对派所追求的实质上不是要起独立的政治中心的作用,而是要实行一种一开头就考虑到两个不同派别同时存在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推广到俄国革命浩瀚的大海中去,就会导致极其可悲的结果。崩得的代表们所维护的这种政策在这里可以简化为德国机会主义者久以闻名的经典口号:奉行“从一种场合到另一种场合”[23]的政策,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奉行“从一次堕落到另一次堕落”的政策。为此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崩得的这种面目之所以重要和引人注目,与其说是因为它可以对崩得本身作出评价,毋宁说是因为崩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对孟什维克结盟并支持孟什维克而使孟什维克同志的政策倾向突出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指责我,说我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消失了的飘浮在云天上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同志已并不想表示亲切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亲切的,他在这一次可真正是恭维我了。为了能在事变的过程中判明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在每日每时的行情的深渊中匍匐摸索,而要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出发去通观全局。而可以用来观察俄国革命过程的观测站就是资产阶级阶级社会在国际上的发展及其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普列汉诺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尖刻地责备我,说我为当前的革命设计了如此迷人和如此灿烂的前景,仿佛俄国无产阶级正面临着完全无限的胜利似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这个场合,我的批评者竟把一个和我完全相异的观点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一开始就有完全胜利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够和并允许大规模地坚决地推行它的斗争策略。相反,我认为,要一开始就稳操胜券才进行战斗的领导者是坏的领导者,那样的军队是可怜的军队。相反,我打算对俄国无产阶级预言的可不是一系列有把握的胜利,我宁可相信,如果忠实于它的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适应越来越剧烈地展开的矛盾和不断扩展的革命前景,对它的斗争策略日益广泛地加以扩大,日益坚决地加以执行,那么它就可能陷入十分复杂的、充满困难的境地。还有,我甚至相信,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将证明能够胜任它的使命,也就是说,将通过它的行动把革命事变的过程一直推到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所给予的最大限度,那么在这个限度上等待着它的几乎不可避免地是一次巨大的暂时失败。然而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有勇气和决心去迎接历史的发展已经给它安排好了的一切。它在必要时,即使需要付出牺牲,也必须在这次革命中在无产阶级的世界大军面前起到揭示阶级斗争的新矛盾、新任务和新途径的先锋队作用,也就是必须起到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级曾经起过的那种作用。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制定它的策略时决不容许从胜败的估计出发,而必须完全从它的历史的阶级使命出发,要牢牢记住,无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斗争达到了革命的高潮而遭到的失败,只不过是它在向世界范围进军的全局中的一个局部和暂时的现象。这些失败是通向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梯。


发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第五次(伦
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
第97—104、383—392、432—437页。译自《罗
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
205—232页。

(王小华 译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1] 1905年12月20日莫斯科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沙皇统治。罢工发展到转向武装起义,但最后被沙皇军队镇丫。
[2] 柏林的工人、小市民和大学生于1848年3月18日与普鲁士军队作战,筑起街垒,并打败了普鲁士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迫把军队撤离柏林。
[3] 1848年6月14日柏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冲击军火库并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次暴动遭到军队和市民保卫队镇丫,工人又被解除了武装。
[4] 在1848年10月,为了阻止驻扎在维也纳的德意志和意大利联队开赴匈牙利,镇丫匈牙利的自由和独立运动,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和其他革命力量掀起了武装斗争。
[5] 卢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德国银行家。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大卫•汉泽曼(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6] 指科伦民主协会。成立于1848年4月,是一个民主派团体,1849年4月马克思退出了该协会。
[7] 威廉•普凡库赫(1841——1923)——1894—1923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8] 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党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中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分歧的焦点。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4页。
[10] 俄国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10月成立,主要由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
[11] 自由资产阶级在宴会上,在地方自治派会议上和在请愿书中要求改革,要求资产阶级宪法。
[12] 沙皇政府1904年12月颁布一道命令,许诺扩大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力,但强调专制统治和基本法令不可侵犯。同时,政府在一个法令中通告,将镇丫任何要求改革和要求宪法的活动,并对发起者给予法律制裁。
[13] 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开始活动,同年7月8日被沙皇政府解散。
[14] 为反对沙皇政府解散杜马,立宪民主党及杜马中的其它代表1906年7月22日在维堡集会,发了一个要求人民进行消极抵抗的号召,主要提出拒绝缴税和拒绝服兵役的口号。
[15] 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文(生于1867年)——1907年4—7月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
[16] 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联合)党代表大会。
[17] 指在由茹尔•盖得领导下的法国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组织上先是建立工人党,1901年同布朗基分子及其他派别联合成为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4月这个左派的党同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联合成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8] 埃米尔•路贝(1838——1929)——1899—1906年任法国总统。
[19] 在发言的文本中没有记入这句话:“我们承认,在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理论中包含着一丁点儿被厚厚的一层派别货色掩盖着的真理。”(记录委员会附注)——1972年德文版编者注
[20] 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是1897年10月在维也纳成立的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是犹太手工业者。
[21] 巴伐利亚农民协会是在1895年由巴伐利亚的各种农民协会联合而成的,它具有中小农的特征,提出土地和联邦制的要求。
[22] 封建时期法国最大的农民起义,即所谓扎克雷(封建主对农民的贬称)起义于1358年5月爆发。起义的矛头指向贵族,没有明确的纲领。于1358年6月被镇丫。
[23] 即“随机应变”之意。在德文中这个短语的主要词“Fall”(场合)也可解释为“堕落”,因此卢森堡在下面用双关语来进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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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委员会上的发言[1]
(1907年8月21日)



    我报名发言,是要代表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正是在讨论这一项议程时我们也必须想起伟大的俄国革命。当王德威尔得在大会开幕式上以其特有的口才向先烈们表示感激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向烈士们和战士们表示了敬意。但是,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当我后来听到某些人的发言,尤其是福尔马尔的发言以后,我不由得想到,如果俄国革命者鲜血淋漓的亡魂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不希罕你们的敬意,但请向我们学习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对革命的背叛。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群众罢工问题。大会作出的决议宣布,我们举行群众罢工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具备。但是阿德勒满信心地引证过的唯物辩证法将我们曾经宣布为不可能的事情立即付诸实现了。我不得不反对福尔马尔的观点,同时也令人遗憾地不得不反对倍倍尔的观点。他们两人说过,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比以往做到的更多的事情。可是俄国革命不仅产生于战争,而且也起了使战争中断的作用。要不然沙皇制度一定会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历史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袖手旁观,直到它把成熟的果实送到我们手里。我是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信徒,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给马克思主义观点赋予一成不变的宿命论的形式是一种巨大危险,因为这样只能导致产生爱尔威主义[2]这样的过激观点。爱尔威是个冒失鬼,当然是一个天真的冒失鬼。福尔马尔说,考茨基只是在替他个人说话,但是这个责备用在福尔马尔身上要适合得多。事实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拒绝了福尔马尔的观点。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作出的决议证明,德国党是一个向历史学习的革命党。党在这个决议中宣布,它多年以来当作无政府主义举动而加以拒绝的总罢工,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一种手段。但是游荡在耶拿大会上空的并不是多梅拉•纽文胡斯[3]的灵魂,而是俄国革命的红色幽灵。当然,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反对战争的群众罢工,而是想到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发誓说,只有别人剥夺我们的选举权,我们才举行群众罢工。同样我们也肯定不能发誓说,我们将只是为了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群众罢工。根据福尔马尔的发言和倍倍尔的部分发言,我们认为倍倍尔决议有必要提得尖锐一些,而且我们还将提出一个已经草拟好的修正案。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在这个修正案中,有的地方我们甚至比饶勒斯和瓦扬同志走得更远。我们希望,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结束战争,而且还在于利用战争来加速整个阶级统治的崩溃。



对奥古斯特•倍倍尔关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提议[4]
(8月22日)




    1、倍倍尔决议[5]的第一段应补充以下说法:

    “代表大会重新确认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

    这句话之后再写上倍倍尔决议的第一段。接着再补充如下内容:

    “这些战争是军国主义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必然产物。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从经济上、政治上奴役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2、倍倍尔决议的第二段补充如下内容:

    “以使无产阶级群众背离他们本身的阶级使命和国际阶级团结的义务。”

    3、倍倍尔决议的第五段后面应加上:

    “并且努力以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以使统治阶级不敢让他们充当巩固其阶级统治以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工具。”

    4、倍倍尔决议的最后一段应采取如下措词:

    “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威胁,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采取适当手段阻止战争爆发,这种手段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自然地加以改变和强化。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并且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



发表于《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
年8月18—24日)。1907年柏林德文版第97—
98、10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
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35238页。

(曾广声 译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1] 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2] 根据古斯塔夫•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应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而不必考虑当时的历史形势。
[3] 在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多梅拉•纽文胡斯的领导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半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它要求无产阶级用总罢工来回答任何宣战并拒绝服兵役,在1891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些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拒绝。
[4] 这一提议是罗莎•卢森堡、弗•伊•列宁和马尔托夫提出来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决议草案(见本文脚注[5])根据这个提议进行了修改,并得到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标题是德文版编者加的。
[5] 奥古斯特•倍倍尔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都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不仅要力求保障自己的销售市场,而且还力求夺取新的销售市场,其中奴役别的民族和掠夺别的国家起着主要的作用。

    “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在文明民族中不断培养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偏见,是有利于发动战争的。

    “所以,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引起的;只有铲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者,只有当军事技术的发展需要损失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扩充军备引起了人民的反抗,从而使他们起来消灭这个制度时,战争才会终止。

    “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首先提供了战斗人员,主要承担了物质损失,他们是战争的大敌,因为战争违背了他们的目标:创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实现人民团结的经济制度。

    “因此,大会认为所有工人,特别是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职责是:竭尽全力反对海上和陆上的扩军备战,拒绝提供军费支出,与此同时,要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揭露它维持民族对立的动力。

    “大会认为,建立适合于所有人服兵役的民主防卫组织是防止进攻性战争和有利于消除民族对立的根本保证。

    “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威胁,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竭尽一切努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爆发,或者,倘若这样的一场战争还是爆发了,那就力求迅速结束战争。”

[《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1907年柏林德文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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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与自治(摘录)
(1908——1909年)



一  民族自决权



    俄罗斯国家内的革命把民族问题作为问题之一提上了议事日程。迄今为止,在欧洲各国中,只有在奥匈帝国这件事上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今天,这件事在俄国也已成为现实的问题了,因为革命事件的发展使一切阶级和政党从各自的政治实践立场和直接目的出发,面临着解决民族问题的需要。俄国境内所有新组建或正在组建的党——激进的、自由派的或反动的——都已看到了,必须立即在自己的纲领里表明在民族问题上的这样或那样的立场,这件事是和国家整个对内对啊政策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工人政党而言,问题不仅涉及纲领范畴,而且还涉及阶级组织范畴。工人政党对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在方法上和原则性态度上必须区别于即使是资产阶级最激进政党的立场,也有别于假社会主义的小市民政党的立场。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科学方法之上的,它对待民族问题也不能例外。从另一方面讲,只有从原则方面把握这个问题,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解决和对待问题上的原则性一致,虽然还要考虑到民族问题表现形式的整个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由于俄罗斯帝国社会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复杂性衍生的。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里,对于这种用于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及其一切具体表现的定则,由第九条作了回答,它宣称,党力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要包括保证“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1]

    俄国党的党纲确实还包含了涉及同一主题的另外两条非常重要的要求。这就是第七条,要求废除等级制和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公民权利一律平等;以及第八条,该条宣称,国家的居民应该有权上由国家拨款创办的、建立在学校自治基础之上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以及在集会上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还有在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本民族语言同国语平等相待。最后,与民族问题有关联的还有党纲第三条,对那些具有明显的特殊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提出广泛实行地方自治以及区域自治的要求。可是,当他们确认仍有必要补充列出赋予每个民族以“自决权”这一单独条目的时候,对于提出公民平等权、语言权以及区域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党纲作者来说,显然认为这些对于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够的。

    在这个定则里,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这样的情况,即它既没有与社会主义也没有与工人政策形成任何特殊联系。“民族自决权”乍一看来,就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一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旧口号的意译:“各民族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在波兰,“享有自由是各民族的天赋权利”,这是从《民主协会》[2]到利曼诺夫斯基[3]的《警钟》、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警钟》[4]到(放弃独立纲领以前阶段的)反社会主义的《民族联盟》[5]等民粹主义分子的经典式定则。同样,关于“一切民族都有同等权利”享有自由的决议曾是名闻遐迩的、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全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唯一重大成果,那次大会被全斯拉夫人的刺刀文迪施格茨[6]驱散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民族自决权”原则具有完备的宽广性和展延性,它自然不仅适用于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居民,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居住在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可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政党的任何一个党纲里都找不到关于它的特殊表述。尤其是在一个居民高度混合的国家里活动的党的党纲里,民族问题对它说来具有首要意义,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可它的党纲却没有包含上述原则。

    不是用任何形而上学的定则,不是按照各民族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看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只能凭借特定的国家——政治方案来解决奥地利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是要求废除作为“王国和附属国”混合体的、延续至今的奥地利国家制度,这个混合体是由于哈布斯堡的王朝政策而在中世纪过程中形成和拼凑起来的,其中每个国家的领土上都包含了以不同方式杂处的几个不同民族。党要求把那个王国和附属国分割为具有民族性的区域、至少是民族性相近的疆域来取而代之,然后使这些民族区域联合组成国家联盟。可是,由于几乎在整个奥地利领土之上的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穿插混居的,因此,为了在新的民族区域内保护少数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党纲里拟制专门的法律。在评论上述方案的实践价值上允许持有不同意见。作为奥地利事务最有经验的通晓者之一和社会民主主义精神之父之一的卡尔·考茨基,在他最新的小册子《民族性和国际性》中极为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方案即便付之实施,也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民族冲突和困境。但是,它毕竟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党解脱这些困境的实践尝试,鉴于民族问题在奥地利的重要性,我们予以全文援引。

    1899年在布隆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奥地利党的民族纲领宣称:

    “鉴于奥地利的民族冲突阻碍着各民族的一切政治进步和文化发展,鉴于这些冲突首先渊源于我们的社会机构的落后性,特别是,鉴于延长冲突是统治阶级借以保证自己统治以及阻碍更强有力地显示一切真正的人民利益的手段之一,代表大会声明:

    按照平等和理智的精神最终地调整奥地利的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首先是文化上的要求,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这只有在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度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制度下,王国和附属国内的一切封建特权都将被废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元气的劳动阶级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要求;

    保存和发展奥地利境内所有居民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平等权利和废止一切压迫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应该反对一切国家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同业也反对各国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奥地利建立起民族和睦以替代民族争执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要确认下列指导性原则:

    1、奥地利应改组为民主的民族联盟的国家。
    2、应建立起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体来代替历史上的皇朝封地,这些自治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产生的民族院掌管。
    3、属于同一民族的所有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它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7]
    4、应由全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5、我们不承认任何民族特权,因此我们摒弃国语的要求;如若需要中介性语言,则由全国国会来决定。

    作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权力机构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深信,在这些指导性原则的基础上,各族人民之间的谅解是可能的;

    它庄严宣告:承认每个民族的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权利;

    可是,只有彼此紧密团结,相互不陷入斤斤计较的纠纷,各族人民才能取得自己文化上的各方面进步,尤其是操各种语言的工人阶级,不论是涉及每一个别民族利益的事情上,还是涉及整体利益的事情上,在斗争中要坚强地保持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引导到紧密的、团结一致的行列中去。”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行列中,俄国的工人政党是在其党纲中包含了保证“民族自决权”要求的唯一的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外,我们仅在“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中找到这个定则,在那里它是与国家联邦主义原则并存的;社会革命党政治声明的有关部分宣称:“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上,尽可能地广泛采用联邦主义原则;承认它们的无限的自决权”。

    的确,上述定则与国际社会主义是有某种关联的;即它是1896年伦敦社会主义和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某一片断的意译。可是,导致接受这个决议的情况和决议的表述方法清楚地表明,如果说俄国党党纲中的第九条是作为采用伦敦决议而接受过来的,那末这也是出于误解。

    一般说来,伦敦决议不是由于打算或需要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作一种关于民族问题的表述引起的,也不是由代表大会提供或接受下来作为供不同国家的工人政党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定则,事情截然相反。伦敦决议是依据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即波兰社会党(PPS)提交代表大会的结论而作出的,这个结论要求承认重建独立的波兰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迫切的需要。[8]在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于代表大会前所进行的批评的影响下,以及与此相关连的在社会主义报刊上[9]论争的影响下,此外,在俄国第一次出现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即1896年5月彼得堡纺织工业四万名工人值得纪念的罢工——的影响下,国际代表大会没有考虑就其论据和整个性质来说是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波兰提案。可是却接受了上述“伦敦决议”,它意味着以此种方式摒弃了关于重建波兰的结论:

    决议宣称:“代表大会声明赞同实现一切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并对现在遭受军国主义压迫、民族压迫或其它一切压迫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表示自己的同情;代表大会号召这些国家的全体工人加入到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的行列中来,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消灭国际资本主义和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决议在其内容上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普遍问题取代了仅局限于考虑波兰问题的位置,把问题从民族的基础上转移到了国际的基础上,决议摒弃了特定的、完全是具体的实际政策要求——即波兰社会党所要求的重建独立的波兰的结论——,而代之宣布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一切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毫无疑问,上述原则并未被代表大会表述为国际工人运动似乎可以通过它来实际解决民族问题。相反,伦敦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际指示显然不是包含在上述引文的第一部分中,而只是在第二部分中,它“号召这些国家(遭受民族压迫的)全体工人”加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行列并为实现它的原则和目标而奋斗。它明确无误地强调指出了,决议第一部分所表述的原则即民族自决权,只有唯一的实施方式,即只有通过实现国际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道路,只有达到最终目标之后,才能付之实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没有把伦敦决议理解为民族问题的实际解决,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把它列入自己的党纲。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尤其没有照此办理,对它来说,解决民族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为此,它于1899年为自己独立地制订了我们援引过的实践性的“民族纲领”。最为典型的是,波兰社会党并没有照此办理,因为尽管它的目的在于扩散这样的说法,即伦敦决议似乎是符合社会爱国主义“精神”的定则,然而明摆着的事却是,这个决议恰恰摒弃了重建波兰的结论,至少把它冲淡为不具有实践性的、完全是泛指性的定则。[10]事情的实质是,新时期工人政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不在于宣布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原则,而仅仅在于制订这些实践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觉醒了的无产阶级需要和苛求这些改革,使之有助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和夺取自己的最后胜利。在这个特定的目标上制订出政治纲领的要求,以便使那些属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领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最迫切的问题,能直接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实际的和切实可行的解决;以便使这些要求作为日常政策及其需要的指导方针服务于无产阶级;以便使这些要求把工人政党的政治行动召唤和引导到相应的方面;还有,以便用这些要求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区分开来。

    事情简单明了,“民族自决权”定则完全不具有这种性质。它不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还是对民族问题的任何实际解决,都没有给予任何实践性的指导方针。例如,这个定则没有向俄国无产阶级说明,应该要求以何种方式解决波兰民族问题、芬兰问题、高加索、犹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代之以提出对所有与此相关的各“民族”赋予无限的全权,以便如何按照各民族中每个民族的爱好来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对工人阶级的日常政策来说,从上述定则得出的唯一实际结论是这样的指导方针,即它的义务是反对民族压迫的一切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自决权,那么在逻辑结论上我们当然必须谴责一个民族主宰另一个民族的每一次尝试,一个民族用强力手段把这样或那样的民族生存方式强加于另一个民族。然而,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来说,抗议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义务根本不是来源于专门的“民族权”,例如,正像它要求男女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根本不是来源于专门的“妇女权”一样(资产阶级女权解放运动鼓吹者则为妇女权大声疾呼),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抗议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义务只是来源于对制度、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对社会统治的总的反对态度,一言以蔽之,来源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本身。可是,撇开这一点不谈,替代性的指导方针对实际政策来说则纯粹具有否定的性质。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形式的义务丝毫也没有包含下列说明:在现今时期的俄国,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力求做到持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政治形式去解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人等民族问题;在当今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应当提出什么样的纲领去反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和假社会主义的纲领。一言以蔽之,从事物的本质来说,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定则不是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指导原则和纲领性指导原则,仅是回避这一问题的某种方式。



(二)




    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第九条空泛而呆版的性质已经表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格格不入的。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所有时代而具有同样正确性的“民族权”犹如“人权”和“公民权”之类一样,不是别的,仅是形而上学的空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已与此类“永恒”定则永远决裂了。因为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证明:“永恒的”真理是没有的,因而永恒的“权利”也是没有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里和此时是好的东西,那里和彼时却是坏的东西,倒过来也是如此。”在某一场合下是正确的和理性的东西,在其它场合下却成了误会和荒谬。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每一次断定这些“永恒的”真理、权利和定则的现实性实质绝不是其它东西,仅是现实环境和现存历史时代的社会物质关系。

    从这一立场出发,科学社会主义审查了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关于民主的动听严词和思想观念上的形而上学等全部遗产。“民主”、“公民自由”、“平等”诸如此类词藻对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早已不再是真理了,早已不再是高耸于云霄之上的权利了,早已不再是超越于民族和时间之上了。相反,马克思主义仅是把它作为某些特定的历史性关系的表现,永远变化之中类型来研讨它和看待它的,这种永远的变化从它自己方面说,才是唯一的“永恒”真理。

    当拿破伦抑或这一类专制君主为了达到独裁式的皇权主义目的,利用人民群众政治上的愚昧和经济上的依赖,采用全民投票这种极端的政治民主形式的时候,我们就毫不迟疑地以全部坚定性奋起反对这种“民主”。一丝一毫也不能以人民万能的尊严性来混淆视听,对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而上学者来说,这种人民万能的尊严性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了。

    当德国的特森多尔夫[11],沙皇的宪兵或“真正波兰的”国家民主党人保护工贼的“人身自由”,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的道义和物质的压力面前庇护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刻也毫不犹豫地宣布站在后者一边,承认他们有强制其尚未觉醒的竞争对手与自己团结一致的最充分的道义权利和历史权利,尽管从自由主义的形式逻辑观点出发,那些“自愿参加劳动者”方面无疑拥有“个人自由”的权利,他们似乎按理智行事,而相对来说则是非理智驱使了他们。

    当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终于以“公民平等”的名义,要求与资本进行斗争的雇佣劳动者完全听凭命运摆布的时候,我们要揭露这种形而上学的欺人之谈,在它背后隐藏着最明显不过的经济不平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要求对雇佣劳动者阶级予以国家法律的保护,而这却是对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显破坏。

    在现代社会主义以此种方式审慎考察的一切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中,民族问题不应成为例外,凭借某个空泛的模式来解决它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民族自决权”对他们来说是发出如此美妙音响的定则。因为这样的定则,要么根本没有表达什么,是空洞无物和对什么也没有约束力的空话,要么表现为要社会主义者支持民族一切要求的绝对义务,而这样做的时候是十足的谬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出发,社会主义者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首先取决于每个已知场合下的具体情况,而这在不同的国家是迥然相异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里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对事实浮光掠影的了解就足以使人确认,巴尔干土耳其国家内部的民族斗争问题与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问题相比较,具有全然不同的格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不等同的国际重要性,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构成奥地利的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纠葛与影响到形成波兰问题的这些条件是大相径庭的。同样,在每个国家里的民族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性质,随之而来的也必须变更对它的评价。自从科希秋什科战争[12]以来我们数达三次的民族运动,要么在持有贵族—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者眼里,如苏伊斯基[13]之流,才会相信波兰负有充当“各民族的基督”的历史使命;要么在如今的社会爱国主义“流派”不学无术者眼里,才会故技重演,说成是三次定型化重版的“被奴役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谁是使用手术刀透过外表较深入地剖析我们三次民族运动的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他就会观察到隐藏在它下面的是三次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只是由于外部情势才使每次运动都具有与入侵者斗争的雷同形式。用一个和同样的标准——“被奴役民族”的神圣权利——来衡量科希秋什科战争,还是十一月起义以及一月起义,这恰恰是缺少任何鉴别,是完全缺乏历史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表现。

    历史条件的演变怎样影响到社会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评价和立场,作为显而易见的例证,可以举出所谓东方问题来。从1855年克里木战争期间起,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欧洲的同情是在土耳其一边并反对南方斯拉夫人的解放要求的。一切民族享有自由“权”并未妨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对巴尔干斯拉夫人持敌对态度并坚决地支持土耳其保持其完整性的事业。因为他们不是从某种“永恒性”令人神往的自由主义定则的观点出发,而仅是依据他们当时的观察,从构成那些民族运动内容的实质性关系的观点出发,来评价当时土耳其内部斯拉夫种族的民族运动的。觉察到巴尔干斯拉夫人的解放要求具有社会落后性,仅仅是俄国沙皇政府的阴谋诡计,其目的在于分裂土耳其,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犹豫地使斯拉夫人的民族自由事业服从于欧洲民主的利益,作为抵御俄国反动派的防卫墙,坚持要求保持土耳其的完整性。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作为传统的这一政策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中期,当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开展斗争之际,年迈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仍按照这种精神发表意见。可是,正是在此期间,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径直转变到了相反的方向。社会民主党开始公开支持土耳其境内被压迫民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得文化存在条件的要求,摒弃了虚假地保持土耳其完整性的一切关注。引导党如此行事的,决不是出于对亚美尼亚人或马其顿人作为被奴役民族的责任感本身,而首先仅仅基于对上世纪中叶以来东方实质性关系结构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的途径得出如下信念:土耳其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它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的结果,过份地维护临时性的土耳其符合俄国专制主义反动外交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在此情况下,如同在一切其它问题上一样,不是站在违反客观发展方向的方面,而是顺应它,并利用其后果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通过既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运动,同样也通过支持土耳其本身从内部推行复兴和革新的一切意图,而不问达此目的的社会基础是多么薄弱。

    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捷克与波兰民族愿望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这方面提供了第二个例证。无疑,从“民族自决权”观点来看,捷克人要求从欧洲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方面取得支持的吁请可能不会比波兰人更少些,须知马克思对这个抽象的定则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而对捷克人连同他们的解放要求大发雷霆,认为它对革命形势造成了有害的困境,更有甚者,他们受到了严厉责备,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捷克人是消亡中的民族并很快就会消灭。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宣布这些观点的同一时间内,他们呼吁一切进步和革命力量援助我们的爱国者,倾其全力保卫波兰人的民族运动。

    在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刻马克思研讨民族问题时运用了何等清醒的现实主义,排除了一切伤感主义,这正好表明了他是用何种方式对待波兰问题、对待捷克问题的。

    马克思在1851年和1852年刊载于美国《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组论文中写道:“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了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14]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15]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6]

    马克思用不少于此的政治现实主义对待捷克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园,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17]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语时还有错误并且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18]

    我们援引上述片断是为了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看待民族问题的,这是没有把任何抽象定则计算进去的方法,而仅仅着眼于每一单独场合下的现实关系。当然,这一方法绝没有使他们避免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和在这一或那一情况下采取错误立场。事物的现今情势证明,六十年前马克思预测捷克民族灭亡是多么大的失误,捷克民族的生命力在现今的奥地利愈来愈强烈地显示出来了;与此相反,他过高地估计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国际意义,由于当时波兰本身的内部发展,波兰民族主义注定要趋于没落,而且这种没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历史的失误丝毫也没有降低马克思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本人从未有过不犯错误的奢望,也不会说出与他的学说的精神如此矛盾的话,譬如说什么是终极的永不失误的历史性预言。马克思在他对待这些或那些民族运动的立场上可能失误。本书作者早在1896年和1897年就力图指出。在波兰问题上,如同在东方问题上一样,马克思的观点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但是,无论是在土耳其和南方斯拉夫人问题上,还是在对待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民族运动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往昔的立场令人信服地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用一个模式、根据某一钦定的公式来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离得多么地远,其次,当论及亲眼目睹的、现实的欧洲发展事件时,他们受形而上学的民族“权”的限制是多么地少。

    最后,近代社会主义政策创始人对已成为纯粹是历史陈迹的,即摆脱了一切展望和政治热情影响的十四世纪海尔凡特人解放运动的评价,提供了他们对待民族问题的更为明显的例证。瑞士旧州居民反对哈布斯堡专制主义血腥压迫的那次起义,以泰尔的历史传说面貌出现的、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想无法割爱赞美对象的起义,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7年以如下方式作了评论:

    “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誓、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纪念的莫尔加顿城下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顽固的牧民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抗,是顽固保守的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19]对于这一评论,考茨基从自己方面补充了如下评注:“至于涉及到哈布斯堡君主们在十四世纪于瑞士所执行的文明使命,极可打上疑问号。然而,这是正确的;即保持瑞士旧州人的独立性却是极度保守的现象,而丝毫不是革命的现象,从后果上说,这些瑞士旧州人的自由作为工具,服务于在欧洲中心地带保持最黑暗的反动的策源地。就是这些旧州偕同其军队,在1531年把卡佩尔·兹维恩格吕城抢劫一空并以此种方式筑起了反对在瑞士推广新教的堤坝。就是它们向欧洲所有的暴君们提供军队,旧州的瑞士人曾是路易十六最忠诚的保卫者,由于他们反对革命,共和国在卢浮宫为他们竖起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物。”

    从“民族自决权”立场出发,海尔凡特人的起义在一切角度上都理应博得社会主义者的好感。在此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怀疑,即从哈布斯堡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追求是“民族”即它的绝大多数人的实质性意愿的表现;此外,海尔凡特人的民族运动具有纯粹的抵抗的性质。它根本没有掺杂奴役其它民族的任何倾向,仅仅引向摆脱货真价实的外来压迫和纯粹的王朝入侵;最后,这一民族运动具有民主主义的一切外部特征,在人民共和的口号下奋起反对专制政府。

    与这个运动截然相反的是1848年匈牙利人的民族起义。预测匈牙利人获胜的历史后果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从这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来说,那将是保证居于少数地位的马扎尔人凌驾于多数混居的外来被征服民族之上的绝对统治。列举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两场斗争——1848年匈牙利人的斗争和前此五百年海尔凡特人的斗争——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场斗争的矛头所向都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的。在这相同的背景下,通过这样的列举,更便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政策上的方法本身和观点角度本身辨别出来。不论瑞士的运动具有革命性的一切外部特征,也不论马扎尔人的运动具有不容置疑的双刃的性质,匈牙利革命者怎样帮助维也纳政府去镇丫意大利革命而明显地表现得过份奴颜婢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却锋芒毕露地批评了海尔凡特人起义,把它视为反动的表征,而当1848年匈牙利起义时,他们却热烈地支持它。因此,在这两种场合下,指引他们的根本不是“民族自决权”定则,这一定则为海尔凡特人效劳的程度当然远远超越于马扎尔人之上,指引他们的仅是从历史的和政治的立场对运动具体分析。瑞士旧州农民在十四世纪反对哈布斯堡中央集权政权的分裂性起义及其分立主义,在恩格斯眼里,是历史的反动的表征,正如按同一标准来看,集中式的,趋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权在当时是历史进步的因素。我们顺便指出,出于相似的立场,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反对形成中的王权的农民战争以及与此平行的骑士小贵族骚乱是反动的表征。然而,在184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本身已经是中世纪反动的遗踪了,匈牙利起义的锋芒正是指向它,这次起义作为德国内部革命的天然盟友理所当然地被承认为历史进步的因素。



(三)




    可是,持此种立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上绝非出于党派利己主义抑或阶级利己主义,也决不是把一切民族奉献给西欧民主的需要和前途,正像有人可能这样感觉的一样。

    的确,当社会主义者宣称给予所有现存的被压迫民族以普遍的和全世界性的自由特赦的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颇为激昂慷慨,也非常迎合青年“知识分子”丰富的想象力。可是,凭借某人大笔一挥,赠予一切民族、国家、集团和所有人间傀儡以自由权、平等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幸福,正是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时代,恰恰是最能标志无政府主义空话连篇的英雄气概。

    现代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决不陶醉于尽可能激进地和慷慨地陈词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首先仅仅在于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条件。

    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用自己纲领性解决的“崇高性”来标榜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党经常超越于崇高性,不受制于科学的“教义”,而教义则为此在口袋里永远塞满了赠予一切人的最美好的礼物。例如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农业问题上把社会民主党远远抛在自己的后面,它在自己的对农民的条例上简直是执行立即把社会主义局部地引入农村的方案,而不是乏味地等待工业生产领域内此种转变的条件。与此类政党相较,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是悭吝的党,犹如马克思当年与自由自在的和崇高的巴枯宁相较是悭吝人一样。也好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真正的”,即“哲学的”社会主义代表们相较是悭吝人一样。可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此种崇高性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悭吝性的奥秘在于,无政府主义类型的革命者“按照意愿来估计力量,而不是按照力量来估计意愿”,只是一味依据其投机性来估量自己的意图,当其良知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拯救人类是“美好的”和“必需的”的时候,就投机于乌托邦的荒原,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则使其意愿完全树立于历史的土壤之上,因此,它考虑到历史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它没有这样的奢望:口袋里装着缀补历史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窟窿的布片。

    实质上,假如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即使立即承认了一切民族的独立权,那也毫无疑问,各民族实际的命运并不会由此而得到些微改变。民族的自由“权”,如同工人的经济独立“权”一样在现存社会条件下,其本身价值的多寡犹似每个人想在金盘里吃饭的那个“权利”一样,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及此事时写道,他随时准备卖掉它来换取一个卢布。在四十年代,宣布“劳动权”曾是当时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心目中偏爱的要求,该权具有以立竿见影的和激进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可是,该“权”经过短暂试验后在1848年革命中以骇人听闻的惨败告终。假如名扬遐迩的“国民工场”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组合,这种惨败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对现今经济真实关系进行分析,必然会得出如下信念:即令能迫使当今政府宣布普遍的“劳动权”,那也只能是动听的空话,在一旁等候的工业后备军的任何普遍一员也不会从这个劳动权中哪怕是熬出一杯羹汤来给予自己的饥肠辘辘的孩子们。

    今天,社会民主党懂得了,只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废除那一刻起,“劳动权”才不再是空洞的声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经常性的失业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不是在现存制度基础上宣布或要求宣布这个臆造的“权利”,社会民主党恰恰是要求通过阶级斗争的道路废除制度本身,同时指出,工会组织、失业保险等等仅是临时性辅助措施。

    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恢复和保证所有民族、种族和部族“自决”的可能性来解决一切民族问题的希望是十足的乌托邦。并非从政治力量、阶级力量外部结构的观点上说它是乌托邦,虽说这种力量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中许多要求注定无法在事实上付之实施。譬如,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颇有份量的呼声以自信的口气宣称,由于统治阶级社会反动的日益强化、一般社会改革的停滞不前、强大的企业主协会的建立等等,通过法律途径普遍推行八小时劳动日的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没有实现前景的。尽管如此,谁也没有断然声称八小时劳动日是乌托邦,因为它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渐进性发展。可是,说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一切人种集团或某些“民族”事实上“自决”的可能性是乌托邦,正是考虑到现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无需把视线返转到更久远的过去时代,在近代国家历史的黎明时光,各民族经常被抛置于这一边或那一边,联合了,融合了,分裂了,一个蹂躏另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作为这个长期的、充满了政治转折和人种演变结果的所有较古老国家,从民族观点上说,绝无例外地都是历史上混血的产物。此类转折的到处可见的历史例证就是那为数众多的残存人种,在每个现今国家里的那些残存人种证明了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全体群众遭受蹂躏的历程。当年马克思甚至断言,今天召唤那些残存民族就会成为反革命的支柱,如果革命或世界性战争的巨大风暴不把他们与大地面貌一起彻底改变的话。他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或征服了的以前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参与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就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640年至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

    在法国,布列塔尼亚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792年至1800年波旁王朝的支柱。

    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20]在关于对待所有斯拉夫民族独立意向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其它文章中,马克思写道:“……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与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但是现在,由于工业、贸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21]我们早已放弃了马克思当时对待南方斯拉夫人的观点,可是,一般的事实是,历史的进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趋向于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生存,恰恰是向相反方向发展,这在今天也是为大家有力地公认的,如同当年《新莱茵报》时期一样。卡尔·考茨基在他的最新论著《民族性和国际性》中,对民族的历史命运描绘了如下的简略轮廓:

    “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最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种交往,必然会在同等程度上扩大使用这同一语言的圈子。由此产生了个别民族扩展的趋势,吞噬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并接受了占优势民族或混
血族的外来语”。

    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同时形成了三支巨大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和佛教的。

    “这些文化共同体中的每一个都包罗了最为纷繁的语言和民族。每个共同体内部占优势部分的文化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国际性的。然而整个世界的沟通仍在继续进行。它愈来愈扩展并到处建立起雷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什么地方较长时间内存在着较多数量民族之间交通和文化的紧密共同体,那里一个或几个民族就通过经济、军事、科学或艺术的优越性而获得优势。他们的语言就成为这个国际性文化共同体中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的了。他们的文化——经济、艺术、文学——把特性赋予整个文明圈。古代历史濒临终结时,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地中海流域就担任过此类角色,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基督教世界(其中当然包括了犹太人以及无神论者),德语、英语和法语成了世界通用语……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将把俄语作为第四语言增添到前三种语言之列。但是,同样也是可能的,它们中的一种,即英语,将成为唯一的通用语……在商人和有教养的人们建立世界通用语的图景中,正在出现各民族结合为国际文化共同体。此种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紧密,纯粹民族文化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少的可能性。因此,当经常只限于谈论民族文化并把向人民群众提供民族文化列为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非常令人感到惊异……当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人民群众以文化教育时,也应使其有可能掌握几种语言,几种世界通用性的语言,使之参加到整个国际性的文明中去,而不只局限于参加到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一个单独的文化中去。当我们走得这样远的时候,以至我们文明国家的人民群众除了掌握本民族语言以外还掌握一种或几种世界通用语,那时首先将为较小民族的语言逐步退让和彻底消亡提供基础,最终使整个文明人类联合为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如同在东地中海流域居民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统一在希腊文明、西地中海流域居民稍后融合为罗曼民族一样。”

    “我们的文明圈范围内语言的多样性阻碍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他们文明进步的障碍。然而,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个障碍,并需经过长期努力,首先要完全成功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如此高度的培训,以便取得显著成效。要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必须认清:我们的国际主义并非民族主义的独特类型,它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仅仅在于,它不像那边那样地表现得充满敌意,而是如同要求赋予本民族以权利一样,留归每个民族以同样的权利,[22]此外,承认每个民族充分的自主权。这种观点就是把无政府主义看待个人的立场照搬到民族上,是与出现于当代文明民族之间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不相适应的。从经济和文明的观点上说,它实际上最终地创立了一个唯一的社会机体,其富裕安乐凭倚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协作,而这只有通过使所有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际不是各个自主民族的混合体,任凭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只要不侵害其它民族的平等权利就行了,一个有机体,只有当它更良好地运转时,它的各部分才更易于协调联合并按照共同的计划认识一致地行动。”[23]

    考茨基所描绘的历史图式就是如此。他较之马克思,确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考察事物,把着重点主要放在文化方面,和平发展方面,而马克思则强调其政治方面,使用外部武力和征服方面。可是,他们两人描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命运时,不是把它看作趋向于分离和独立,而只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就我们所知道的多少而言,在较近时期的社会主义著作中,考茨基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表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说来,历史的趋势是径直地趋向于消除民族特性和文明人类融合为一个民族。

    确实,这位理论家感觉到,在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现象表面上似乎与此相矛盾: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加强以及民族国家的需求,民族国家是“适应于近代关系的最好的国家形式,在此形式下,它最易于完成自己的任务。”[24]

    可是,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不仅仅被赋予易于发展的抽象概念,并在理论上易于捍卫,摁扣是名不符实。朝着人类文明共同体方向行进的历史发展,就像整个社会发展一样,从本质上说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但是,关系到国际文明协调增长的这个矛盾是在另一方向上,而不是在考茨基所探求的方向上,不是倾向于“民族国家”的理想,而是在那里,即马克思所指出的地方:在各民族之间残杀的斗争之中,在趋向于建立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庞大的文明圈除外并与此相反)。

    作为新时期特征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而获得了愈来愈多优势的巨大国家的发展,早就已经注定了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的全体群众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地位。少数最强大的民族,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捍卫者,拥有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进行“自决”,而靠近它们的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的独立生存却愈来愈成为幻想。今天,恢复一切民族,哪怕是大多数被征服民族的独立生存仅仅有这么些可能,也就是要看资本主义时期小国的生存将有多少可能性以及前景如何。与此同时,即在欧洲存在着的那些政治上独立自主、形式上享有平等权利的小国,在为资本主义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按大国的标准来说仅具有起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它们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统计数字上的角色,而最经常的却是充当替罪羊的角色。难道可以严肃认真地谈论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的“自决”吗?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瑞士人,他们的独立本身就是政治斗争和“欧洲音乐会”外交伎俩的产物。从这个方面紧紧抓住保证所有“民族”自决可能性的观念不放,至少等于在前景上从大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返回到中世纪的小国,这将是远远倒退到十五和十六世纪以前。

    近代发展的第二个根本特征,即资本帝国主义,从另一方面注定了这一想法是乌托邦幻想。英国和荷兰的实例表明,在某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完全可能越过“民族国家”的过渡阶段并一下子在工场时期建立起殖民国家。追随英国和荷兰的榜样(它们在十七世纪初就开始掠夺殖民地),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愈来愈多的新的国家和民族、整个整个的大陆独立状态的无止境的毁灭,就是这一趋势的结果。

    资本主义时期世界贸易发展的本身就招致了所有较古老社会不可避免的,尽管有时是缓慢的毁灭,历史地损毁了它们现存的“自决”方式,使之从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政策的破坏性变迁。恐怕只有完全昏聩的形式主义者才会断言:例如中华民族(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居民是一个或几个民族)今天能在事实上“自决”。在世界贸易的破坏性活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直截了当的瓜分或者使殖民地国家处于不同程度和广泛形式的政治从属地位。如果社会民主党竭尽全力从根本上反对殖民政策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施加全部压力力图阻止它的新进展,那么,党同时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殖民政策发展的本身,如同它的产生一样,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中;它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进展而进展,只有那些无害的资产阶级“和平”使者才会相信现今的国家有从这条道路上折回来的可能性。从此种发展及其必要性的观点来看,在国际市场上为生存而斗争呈现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对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世界政策和殖民地的拥有“在当代条件下最适合于自己的使命”的,即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剥削需要的,不是像考茨基所估计的那样的“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侵略国家。从比较各个接近于这一似是而非的理想的不同程度而言,例如,最适合于这一使命的不是法兰西国家,至少它在自己的欧洲部分的民族成分上总的说来是单一的。西班牙则更少适合于这一使命,它被剥夺了殖民地,几乎完全从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返回到“民族”国家。最适合于这一使命的,只有那些既在欧洲,也在全世界一切地方都奠基于民族奴役之上的不列颠国家、德意志国家、北美合众国,它们把压迫黑肤色居民和被征服的亚洲居民像溃烂化脓的伤口一样包藏在自己的肌体里。

    在被征服民族的名单上,帝国主义趋势究竟以什么样的数字显示出来的呢,可以从以下小型表格中看出:

    列举当前属于下列国家殖民地的被征服居民:

        不列颠            法国            德国        荷兰
亚洲  361,445,000  18,073,000       120,000   37,734,000
非洲   40,028,000  31,500,000   11,447,000      ———
美洲    7,557,300      428,819         ———       142,000
澳洲    5,811,000       89,000       448,000      ———


        比利时       丹麦       西班牙       葡萄牙       美国
亚洲    ———      ———      ———      810,000   7,635,426
非洲 19,000,000   ———     291,000  6,460,000     ———
美洲    ———     42,422      ———       ———       953,243
澳洲    ———      ———      ———       ———        13,000

    上列巨大数字包括了近五亿居民,还应该用整个庞大的处于那种地位的国家来扩大这个数字,它们不作为殖民地出现,而事实上完全从属于欧洲国家,然后才能把这些数字的居民划分为不计其数的民族和人种集团,以便意识到资本帝国主义迄今为止的活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和他们“自决”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这个历史进程必然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与殖民地国家经济独立趋势并接着与政治独立趋势的矛盾。十八世纪末北美合众国脱离英国的历史,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南美国家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澳大利亚从英国那里获得自治的历史,都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然而,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评论即刻就会明白,它们都发端于相异的条件。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直到十九世纪一直是初始型殖民政策的牺牲品,这一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剥削,不如说为了欧洲国家的国库而掠夺别国和它的自然财富。这里要说的是,具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一切条件的整个大陆,它的发展也必须为摘除政治从属地位的腐朽枷锁而开拓自己的道路。如果说,此类资本主义压迫的力量在匆于英国的北美表现得较为强烈的话,那么,在迄今为止农业占优势的南美,受到来自经济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方面的阻力则远为薄弱得多。当然,在所有的殖民地中,自然条件如此特殊富饶并未形成常规。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当代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从属性远较往昔年代为少。可是,首先要说的是,北美殖民地获得独立并未在它那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的从属性,只是把它转移到了其它民族身上,只是改变了角色。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英国王权标志下大打出手的分子并非外来民族,仅是英国移民本身,他们在红肤色的土著居民的废墟和尸骨上在北美洲定居了下来(这最适用于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英国人在那里占居民的百分之九十),他们是今天实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强有力的策源地之一。巴西、阿根廷和其它过去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这里占优势的居民是移民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之所以从欧洲国家那里争取到独立地位,首先是为了自由自在地从事黑奴贸易并在在种植园里剥削他们,还在所有殖民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在同一图景中,最为相似的是印度方面的种种关系,最近在那里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相当严重的“民族”运动。在印度,本身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民族,它们处于社会和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相互从属关系,这对于用“民族权”的简陋标准来过分匆促地评价印度的运动理应引以为戒。

    因此,这种表面上的例外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只能证实一个结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与一切民族实际上的独立协调统一起来。

    说真的,可以把问题理解得更为简单明了些,在总的方面把殖民侵略问题与民族问题区分开来。这是一种经常被“民族权”捍卫者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的观点,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殖民政策采取如下立场的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德华·大卫或荷兰党内的万·科尔,他们认为殖民侵略总的说来是欧洲居民传播文明使命的表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不可或缺的。此种立场可以简明地表现为路德维希·白尔尼名言中对费希特哲学原理的“欧洲式”运用:我是我,除了我,就是食品。如果仅仅承认欧洲居民才是真正的民族,而殖民地居民则是“食品”,那么在此情况下,在欧洲可以把法国、丹麦或意大利一类国家计入此类,说成是“民族国家”,那时候也只能因为仲裁民族问题而导致欧洲内部的困境。可是,在此情况下,“民族自决权”却成了统治种族的理论,并明显地暴露出其真正来源出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欧洲式的”痴呆症。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解里,这一权利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必须具有全世界的适用性,认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种“权利”的希望是乌托邦,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陷入直接的矛盾,而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存在,因此把所有现存国家整个恢复到分裂为各个民族体并把它们分割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小国家的形式是毫无希望的举动,是历史反动的举动。[25]



(四)




    “民族权”定则作为社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依据是不充分的,这不仅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每一已知场合下历史条件(地点和时间)的整个差异性,也没有顾及世界性关系的一般发展方向,而且也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近代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阶级社会的理论。

    在谈论“民族自决权”时,我们是把“民族”的概念放宽到作为整体、作为和谐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群体来看待的。然而,正是关于“民族”的这种概念是属于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范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要对它予以彻底的审查,指出它在此种晦暗难明的外衣遮蔽下,如同关于“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一样,每一场合下都包涵着特定的历史内容。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政治上和谐一致整体的民族并不存在,在每个民族中却存在着利益和“权利”冲突的阶级。简直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领域,从最厚实的物质关系到最微妙的道德关系,有产阶级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会对它采取一个立场、相同的立场,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民族”整体出现。在经济关系范畴内,资产阶级在每一步上都代表着剥削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劳动的利益。在法制关系范畴内,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是私有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从私有制统治下解放无私产者。在司法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代表着阶级的“正义”,脑满肠肥者和统治者的正义,而无产阶级则捍卫归个人名下的社会收入要照顾的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资产阶级代表了战争和侵略政策,而在目前阶段则是关税体系和贸易,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普遍和平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在社会科学和哲学范畴内,资产阶级诸学派与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学派处于明显的对立冲突之中;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世界观代表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神秘主义、折衷主义,而近代无产阶级则有自己的学派——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在所谓全人类关系的领域里,在美学、艺术观、教育观——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世界观和理想为一方,以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呈现出两个营垒,沟深堑阔相互隔绝。即使在那些地方,即无产阶级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或其先进部分,在他们形式上的愿望和利害关系乍一看来似乎一致或吻合的地方,例如在民主愿望上,在形式和口号一致性的背后,掩藏着内容和实质性政策方面截然相反的意见分歧。

    在此种结构的社会里,关于集体和个人的意愿,关于“民族”的自决,是根本谈不上的。如果在近代社会的历史上找到“民族”运动和争取“民族利益”的斗争,那它通常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和阶级运动,在此种场合下,与其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代表了其它居民阶层的利益,不如说它在“民族利益”的姿态下捍卫历史发展的进步形态,不如说在资产阶级所引导的“民族”中劳动阶级还没有从群众中分化出来,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觉醒了的政治阶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法国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有权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出现在大革命中,甚至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尽管《共产党宣言》和在一定程度上《新莱茵报》已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独特的阶级政策的前哨阵地。在以上两种场合下,不意味着其它任何东西,只说明这样的事实,即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事业在当时社会发展阶段上,同时也曾是整个人民阶层的事业,面对着居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这个阶层仍然和资产阶级一道成为政治上一致的群体。

    这种状况业已表明,“民族权”运用已不能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立场的标准。存在着这样的党本身就是证据,说明资产阶级已不再是整个人民群众的代表,说明无产阶级已不再藏匿在资产阶级的衣襟后面,而是作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愿的独立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离了出来。因为关于“民族”,关于“权利”和“民族意志”的概念作为统一的整体,正如我们已谈过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成熟的和未觉醒的对抗时期的残留物,因此,由阶级上已觉醒的和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来使用这个概念,将是令人惊诧的矛盾——不是关系到学究式逻辑的矛盾,而是历史的矛盾。

    面对现金社会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政党首先必须估量到阶级对立。捷克民族问题对年青的小市民阶级来说具有一副模样,而对捷克无产者来说则又是另一副模样,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同时适用于地主科希切尔斯基及其在米洛斯拉维亚的雇工、华沙和罗兹的资产阶级以及觉醒了的波兰工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犹太问题反映在犹太资产阶级的头脑里是一番情景,在革命的犹太资产阶级的意识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民族问题,如同其它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首先是阶级利益问题

    从奥秘的、伤感的社会主义观点来看(例如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曾喧嚣一时的、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和莫泽斯·赫斯所代表的观点,而在波兰,相应地代表此种观点的出版物在四十年代以后则是利曼诺夫斯基流派(参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波兰人民》和末期的《警钟》),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追求一切美好的和善良的事物。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例如利曼诺夫斯基先生以及后来的波兰社会党领袖,把波兰社会主义和重建波兰黏合在一块,借助于观察,认为社会主义无疑是美好的思想,而爱国主义——也是毫不逊色的美好思想,由此认为“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如此美好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呢”。

    蕴藏在这种多伤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唯一健康的内核就是下述正确思想的乌托邦式模拟作: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意愿的最终目标,通过废除阶级统治,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上实现整个人类最高理想方面,在阶级社会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了保证。

    上面援引过的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涵义正是这样的,所宣布的原则的根本意义正是这样的。正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民族自决权”才不再是空泛的议论,“劳动权”才不再是空话。社会主义制度,它要彻底铲除的不仅是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统治,而且随之而来的要铲除社会阶级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对抗本身,要彻底铲除社会划分为各具相异利益和愿望的阶级本身,唯有这样,这个制度才能把社会引导到个人之间利害关系和谐和协调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体,然后再引导到具有共同的统一意志并能满足其意志的和谐的整体。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成为现实,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民族在此制度下一般说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独特的社会机体,或者如考茨基所论断的,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制度使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其自由地进行自决的物质条件。总而言之,只有社会具有自觉地决定其经济生活、决定其生产条件时,那时社会才能获得自由地决定其民族生存的实际可能性。只有人类社会掌握自己的社会进程时,那时“民族”才能掌握自己的历史生存。

    因此,虽说类比完全是失策的,可是“民族自决权”的信奉者们有时却试图在这一“权利”与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工会和集会自由权一类的形形色色的民主要求之间进行类比。他们说:如果承认自由结社是我们作为主张政治自由的党的义务,那么,这丝毫也没有妨碍我们反对与我们为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社团,同样,正如我们承认“民族权”并未使我们对于支持每一次具体的民族“自决”方式承担义务,可是这仍然是民主的义务。以上观点完全疏忽了这一事实:此类“权利”表面上是相似的,却处于不同的历史水准上。结社权、集会权、言论权和出版权等,都是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方式在法律上的表述形式。而“民族自决权”则仅仅是信念的形而上学描述,这种信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根本难以实现的,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付之实施。

    毕竟,社会主义在自己现今的实践中决不是形形色色奥秘的“高尚的”和“美好的”意愿的采集箱,而仅是特定关系的政治表现,即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以及目的在于废除现今生产方式而实行本阶级专政的意愿的表现。此项任务对于作为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主要的和指令性的,它决定了党对社会生活一切具体问题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它的历史任务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朝着实现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革命利益的体现者。因此,有使命感的社会民主党所要实现的不是民族自决权,而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社会民主党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无例外地考察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制订自己的纲领性要求。无论是我们所要求的国家内部的政体问题,还是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抑或是司法问题和教育问题、税收问题或者军事问题,社会民主党不会听凭“民族”按照自己的见地和“自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一切问题一样,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的条件问题并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范畴;恰恰相反,在这些问题与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条件之间,通常有着最紧密的相互依存和互为因果的联系。因此,对于非常符合那个国家和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以及社会革命发展利益的,并且关系到民族政治和文化生存方式的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就不能对再次陈述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推卸责任,但是不要把这件事留归“民族”去解决。

    当我们只要把问题从抽象的烟雾中导引到具体关系的地面上时,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民族”有“权”进行自决。那么谁是“民族”和谁是权威呢?谁有“权”成为“民族”及其意志的有权威的体现者呢?用什么方式去辨认“民族”根本上究竟想要什么?难道会有一个政党,它会不认为自己与其它所有的政党迥然不同,正是“民族”意志的真正体现者,而其它一切政党仅是民族意志扭曲的、矫柔造作的体现者?从事物的本质上说,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都认为自己体现了民族的意志,攫取“民族”代表权据为自己特殊的垄断物。而且保守政党和反动政党俨然以民族意志的利益为借口并在某种范围内提出了与此相应的权利。法兰西民族意志毫无疑义的表达是法国大革命,然而拿破仑,他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中窃取了革命的成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的“普遍意志”原则作为他的整个国家改革的基础。

    在1848年,“民族”意志最初破坏了共和国临时政府,然后是国民议会,最后则是路易·波拿巴,他既废止了共和国和临时政府,还废止了国民议会。当俄国革命之际,自由主义以民族的名义企求建立“立宪民主党人”内阁,专制主义也以这个民族的名义组织了反犹太人骚乱,而革命的农民则以焚烧贵族宅院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志。在波兰,黑帮派的党即“国家民主党”借用了民族意志,它以“民族自决”的名义煽动“民族的”工人去暗杀工人社会主义者。

    因此,伴随着“民族”“真正的”意志一起发生的事,恰似莱辛[26]笔下《智者纳旦》的楔子里关于真戒指的事一样:它丢失了,看来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它,也无法与赝品相区别。从表面上看,民主主义原则提供了辨认真正的民族意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多数人意见的测定。

    民族想要的东西,就是民族多数人想要的东西。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幸而在某时承认了这个原则作为律己的指令性原则:这就等于宣判作为革命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死刑。从事物本质上说,社会民主党是代表民族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党。可是要知道,如果谈到自觉意志的表达,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暂时还是少数的党,它仅是企求成为多数的党。须知,它不是以此种方法,即怎样在自己的意愿中,在自己的政策中,在自己的纲领中反映民族多数的意志,而是相反,走这样的道路,即怎样成为决不是全民自觉意志的体现者,而仅是无产阶级自觉意志的体现者,在此范围内,这个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不是也不奢望成为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者,它所表达的仅是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中先进的、非常革命阶层的意志和觉悟性,再扩展这种意志,开拓把它扩大到劳动人民的大多数那里去的道路,然后才以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启迪他们的觉悟性。可见,“民族意志”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根本不是偶像,要在它面前屈膝膜拜;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历史使命首先在于使民族革命化,铸造“民族”的意志,这里指的是它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至于意识的传统形态,就民族的多数来说,因而也包括劳动者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表露出来的,往往都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态,是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愿望为敌的。即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已是最强大的政党,它在今天已成为拥有325万选民的少数派,面对着拥有800万选民的资产阶级党,而有资格参加投票的总共有1300万人。尽管议会选民的统计数字提供得并不精确,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和平时期力量对比的概念。可见,当今德意志民族是以此种方式“自决”的:其多数人选举了保守党人、教权派和自由思想者并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了这些人手里。同样的情况还在更大程度上发生在所有其它国家里。



(五)




    我们举一个“民族”应该自己尝试运用“自决”原则的具体例证。

    在当前革命时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把这一原则运用于波兰的,原《火星报》编辑部应是其中之一,它在1906年以如下方式展开了关于华沙立宪议会的必要性的思想:

    “如果仅仅从前提出发,即在现存的民族压迫问题上,俄国的政治组织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必须得出结论:被压迫民族和被侵占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最积极地参加到组织全俄制宪议会中去。

    如果想要做的话,那么,议会应该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砸开强暴的镣铐,沙皇政府正是借助于它来把‘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捏合在一起的。

    除了把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付之实施以外,没有其它任何令人满意的,即革命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27]所有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宪议会中的任务,就是使民族问题的此种解决办法获得成功,当然,党的此项任务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在何等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运动,取决于它在制宪议会中获得的支持。

    可是,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实施已得到承认的、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呢?

    在那些民族问题与国家法制问题大体上相同的地方(这恰好适用于波兰),那里能够也应该建立起区域性制宪议会,作为实施已为民族所争取到了的自决权机构,它的任务在于专门确定该‘边缘区域’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确定该区域是继续从属于这个国家呢还是脱离它,确定它的内部管理和国家整个之间的未来联盟。

    可见,波兰制宪议会应该决定,波兰是否加入新的俄罗斯的结构,它的宪法应是什么样的。波兰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竭尽全力,以便使其阶级意志能在民族自治机构的决议方面留下自己最深刻的印记。

    如果我们应该要求全俄制宪议会把波兰民族问题[28]的积极解决交给华沙议会,那么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出于认为必须推迟召开这个议会,直到彼得堡制宪议会着手解决民族问题为止。

    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华沙召开制宪议会的口号应该现在就提出来,与全俄制宪议会的口号并行。那个终于召集全俄制宪议会的政府,应该召开(或授权召开)为波兰专设的制宪国会。全俄议会的任务将是确定华沙国会的工作职责,还要考虑到各种社会力量将在彼得堡制宪议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种职责的授予愈充分、愈符合真实的民主原则,那么就会更坚定和更明确地说出波兰民族自己的民族意志,它就会在为决定波兰未来命运而专门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来。依据这个国会的决议,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就能强有力地谈论捍卫确认了的自决权。

    因此,同时召开全俄的和波兰的制宪议会,这应是我们的口号。

    由无产阶级提出为波兰召开制宪议会的要求,在任何场合下不应意味着:波兰民族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将派出什么华沙国会代表团。

    我认为,在全俄议会上出现这样的代表团体不符合革命发展的利益。它将使波兰国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用如此的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与他们之间利益的真实的相互关系是处于矛盾冲突地位的。

    在全俄制宪议会中,即使那时有席位的话,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应由一个代表团来代表,假如从国会派代表团出席议会,所有的国会政党代表将按照名额的比例参加这个代表团。在此情况下,将是直接取消议会(它具有清除从沙皇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政治遗产的性质)中波兰无产阶级的独立代表权,也对波兰建立真正的政党造成困难。到那时,波兰制宪议会(它的主要任务将是确定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选举将无法在应有的程度上表明彼此竞争者的政党的政治面貌,尤其是社会面貌,如同全俄议会选举所能做到的那样,全俄议会在提出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历史上短暂性的以及特殊的民族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一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歧异。”[29]

    这篇文章,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一翼对革命开始时期波兰社会党提出的关于华沙制宪议会的口号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批准,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波兰社会党分裂后,这个党的所谓左派公开放弃了重建波兰的纲领,懂得了必须摒弃以华沙制宪议会口号形式出现的支离破碎的民族主义纲领。但是,这篇文章却成了在实践中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典型尝试。

    在上述论据中,我们为了能从各个方面进行评论而整段加以引用,引人注目的是几个论点。首先,据作者说,一方面,“波兰制宪议会应该决定,波兰是否加入新的俄罗斯的结构,它的宪法应是什么样的”,而另一方面,“波兰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竭尽全力,以便使其阶级意志在民族自治机构的决议方面留下自己最深刻的印记”。这里,可知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与波兰“民族”的集体意志是明显相悖逆的。当然,只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即如果决议的措词是明确而清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才有可能在华沙制宪议会的决议方面烙下“自己的印记”;换一句话说,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党,必须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确定下来的纲领,它将送到华沙制宪议会上去,这个纲领将不是符合“民族”的意志,而仅仅符合波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因之,在波兰制宪议会的民族意志问题上,“无产阶级自决”的意志将起而反对“民族自决”的意志。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来说,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的“民族自决权”,将在事实上消失并由民族问题上确定下来的政治纲领所替代。

    由此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惊讶不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波兰问题的解决留给了波兰“民族”,而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不应做这件事,仅是竭尽全力力求按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波兰无产阶级的党在组织上加入了全国性的党,众所周知,例如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思想上一致的和统一的全俄社会民主党却在事实上有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为整体,它站在诸“民族”的立场上,而其组成部分则站在每个民族相应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此种立场却可能有极大差别,甚至可能迎头相撞。在全俄范围内,作为常规的、激化了的阶级对立到处呈现着,正如在对内政策问题上那样,同样也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与有关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相比较,无产阶级的党完全站在根本不同的立场上,在此种冲突场合下,俄国的工人政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我们举例来设想,在全国制宪议会上,波兰一方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纲领:国家民主党的自治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的自治纲领,彼此的歧异是根本性的,这就是说,从整个精神,从内在倾向以及政治性措词均是如此。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将采取何种立场呢?承认哪一个纲领是波兰“民族”意志和“自决”的表现呢?波兰社会民主党从未萌发过以“民族”名义讲话的奢望。国家民主党则职业性地以“民族”意志体现者自诩;还可以设想这样的时刻:利用了形形色色小市民自发势力的愚昧,还利用了无产阶级一些阶层的无知,这个党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对此,难道全俄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就宣称,为了满足自己纲领中的定则而赞同国家民主党的方案,并起来反对自己的波兰同志,还是站到波兰无产阶级纲领一边,把“民族权”作为毫无约束力的空话而搁置一边?或许是,为了调和纲领中的这些矛盾,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将被迫在华沙制宪议会上,如同自己在国内的宣传中一样,赞同自己的自治纲领,而在全俄的制宪议会上,作为承认党组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赞同国家民主党的纲领,因而就反对自己的纲领?

    我们另举一个例证。从纯粹以抽象形式考察问题出发,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提出整个问题的呢,为了阐述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俄国国民议会中的犹太人士(为什么只限于作者所要求的那样仅仅授权波兰成立单独的制宪议会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机缘,掌握了犹太复国主义议会党团的读书,他们要求全俄制宪议会对全体犹太群众的移民基金进行投票。对此,犹太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坚定不移地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有害的、反动的乌托邦空想。面对这场冲突俄国社会民主党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民族自决权”等同于各有关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即等同于各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纲领。那么,在此种场合下,俄国党党纲中关于“民族权”的定则仅是阶级立场神秘化了的意译。要么是,俄国无产阶级确实如此这般仅仅承认和尊重被俄国征服民族多数的意志,尽管各有关“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纲领明确地表现出反对这样多数。而在这种情况下是政治二元论的特殊类型,它所造成的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之间的意见分歧带来了令人难堪的场面,即全俄工人政党立场与组成它的各个民族的党的立场之间的冲突。

    其次,专设的波兰制宪议会就是预定实施民族自决权的机构。然而,这个权利却被作者在实际上严加限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华沙的制宪议会的职责被紧缩为波兰对俄关系专题以及赋予波兰一部宪法,其次,在此范围内,“波兰民族”的决定仰赖于全俄制宪议会的批准。可是,说到批准——如果保留态度一般具有某种意义的话——议会可能予以同意也可能加以拒绝。那么,在此种条件下,不受限制的“民族自决权”就变为十足的成问题的事了。民族主义党派人士关于单独的华沙制宪议会的口号决不是说赞同压缩其职责为波兰与俄国关系的狭隘范围,而只是冀求把波兰社会生活的对内对外关系的整个结构授权它来作最后决定。从“民族自决权”立场来说,正确性和彻底性无疑是在他们这一边。因为不晓得,为什么“自决”权仅意味着从外部来决定民族的命运以及它的宪法,而不是决定一切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除此以外,把波兰对俄关系问题以及波兰宪法问题从“一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那里区分开来和划分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善的构想。如果“波兰宪法”决定(姑且如此自我理解)颁布行使于波兰的选举法、结社集会法、新闻法如此等等,那么就不清楚还有什么有关波兰的政治事务适合于归全俄制宪议会去解决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只能是两种观点取其一:或者华沙制宪议会将是波兰民族自决的实质性机构,而在此情况下,它将只能是与彼得堡制宪议会完全平行的,具有无限权限的机构;或者华沙制宪议会只起地方议会的作用,在对全国议会关系上处于从属和受管辖地位,而在此种情况下,“民族自决权”与俄国“民族”的批准联结在一起了,这使人强烈地忆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式概念:die Republik mit dem Grossherzog an der Spitze。[30]

    作者本人帮助我们猜测,从哪里去理解他的“民族权”,它在开始时以华沙制宪议会形式如此庄严宣告了的,最终却由于彼得堡制宪议会的权限和批准权而被取消了。孟什维克的政论家在此情况下遵循的态度是:华沙制宪议会将是民族利益的机构,而全国议会则是全社会利益、阶级利益的机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场所。因此,作者甚至对华沙“民族意志”机构流露出如此之多的不信任,直截了当地宣称反对这个民族国会在彼得堡制宪议会中的代表权,而参加制宪议会则要求在波兰进行直接选举,以保障更好地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的利益。两个制宪议会的捍卫者本能地感觉到,即使是在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以进入华沙一会的情况下,其分离出来的本身就会削弱波兰无产阶级的地位,而后者与全俄无产阶级在全国制宪议会中的联合行动将会加强阶级地位及其防卫力量。由此产生了第一种立场与第二种立场之间的动摇并使“民族”意志机构屈从于阶级斗争机构的愿望。这样一来,在政治立场上重现了二元论,与此相关连,“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之间的冲突依次带来了华沙制宪议会与彼得堡制宪议会之间的对立姿态。剩下的只是一个疑问:如果全国议会中的代表权对于捍卫波兰无产阶级利益更为有利的话,那么这个机构就无法解决波兰民族问题,又怎样在这方面保证波兰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可能具有的优势地位呢?把“民族”立场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联结在一起的愿望唤起了多少摇摆和矛盾。

    须知,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一点:当各个民族国家是处于附属国地位还是独立地位的命运问题不是通过国会议席多数的表决来解决,而只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通过阶级的物质利益来解决,就政治的外部表征来说,即通过武装斗争、战争或起义来解决的时候,作为民族“自决”机构的华沙制宪议会的整个结构将是一所纸糊的小房子。假如在此之前通过胜利了的起义从俄国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那时华沙制宪议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主宰波兰的命运。换句话说:只有当波兰人民使用暴力取得了事实上的可能性后,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自决“权”,可是到那个时候将不是在“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在可能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决。然而,当前的革命不仅没有唤起波兰的独立运动,也丝毫没有显示出波兰从俄国那里分离出来的趋向,而是相反,从根本上埋葬了此类倾向的残余,迫使一个民族主义党派,即国家民主党放弃重建波兰的纲领,而第二个,即陷于土崩瓦解的波兰社会党,多半也将被迫抛弃这个纲领,因此,波兰民族的自决“权”就成了——在金盘里的进餐权。[31]

    华沙制宪议会的要求,作为短暂的、仅是日趋没落的波兰民族主义试笔的即兴之作,作为转瞬即逝的肥皂泡,本身当然不具有任何政治理论份量。这个要求作为在实践中运用“民族自决权”的例证确是方便的。这幅图景是新的论据,说明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社会民主党通过承认“民族自决权”而馈赠给各“民族”的,要么是对各“民族”依据实力状况所做出来的事情进行廉价的祝福,要么是没有任何效力的空洞说教。这样一来,此种立场就把社会民主党引向与其正确的号召相冲突的境地,这个口号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发展的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考察民族问题时唯一遵循的观点。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中保存这个形而上学的空话将是明确无误地背叛这个阶级立场,而党却力求在党纲的一切环节上维护这个立场。第九条应由符合各个民族无产阶级利益的、具体的,哪怕是泛指性的定则来取代。这丝毫不意味着各有关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党纲应雷同于全国党的党纲。由全国工人政党的整体对这些党纲中的每一个纲领进行最根本的批判性评论是必要的,可是评论要从社会实际关系的观点出发,从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出发,以及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这是唯一能显示出不管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党具有统一的和一贯的立场。



发表于《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908年第
6期。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选》1959年
波兰文版第2卷第114——167页。

(程人乾  译)






注解:
(如不标明注者则为编者注)

[1]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分册第38页。
[2] 全称为《波兰民主协会》,是波兰侨民于1832年在巴黎创建的民主主义组织。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其中包括摆脱沙俄奴役、争取波兰独立的要求。该协会积极参加了波兰1846——1848年革命运动。
[3] 波列斯拉夫·利曼诺夫斯基(1835——1935)——1892年建立的波兰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
[4] 《警钟》是《国家社会主义公社》在巴黎发行的机关刊,出版于1889——1893年,其主要撰稿人是利曼诺夫斯基。开始时,《警钟》尖锐地抨击波兰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妥协,谴责民族奴役,提出了波兰独立口号,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并认为共和国可沿着和平道路发展到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群众性工人运动。《警钟》在其后期逐步向右转,向资产阶级靠拢。
[5] 《民族联盟》创建于1893年,是在俄、德、奥三国占领下的全部波兰地区活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其前身是1887年建立的波兰联盟。它在建立之处曾提出为波兰独立而斗争的口号,后向右转,成为波兰资产阶级政党国家民主党的御用工具。
[6] 阿尔弗勒德·文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元帅,1848年镇丫维也纳和布拉格的革命起义。
[7] “这里指的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事务”,在党的管理局草案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卢森堡注
[8] 上述结论宣称:“注意到,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只能有利于资本家和专制暴君,而同时既有损于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也有损于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鉴于通过奴役和瓜分波兰增强了自己内部力量和外部影响的俄国沙皇制度正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经常性危险,代表大会声明:波兰的独立既是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必不可少的政治要求,也是对波兰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政治要求”。——卢森堡注
[9] 参阅《波兰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罗·卢森堡、卡·考茨基、弗·梅林、帕尔乌斯等人论波兰问题的论文集,罗·卢森堡作序,克拉科夫1905年版。——卢森堡注
[10] 只有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在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期间认为,把伦敦决议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可行的。当它重新并入德国党时,波兰社会党无异议地承认了爱尔福特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卢森堡注
[11] 海尔曼·特森多尔夫(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1885年任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迫害社会民主党人。
[12] 指在波兰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科希秋什科(1746——1871)领导下进行的1794年波兰民族起义事件。1794年3月,波兰人民发动了大规模抗俄武装起义,与入侵的俄、普军血战数月,同年11月,起义以失败告终。
[13] 约·苏伊斯基(1835——1883)——波兰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早年参加1863年波兰抗俄民族起义,后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曾任加里西亚地区议员、克拉科夫的雅盖陇大学教授。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具有保守性,相信宿命论和天命观。
[14]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
[15] 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
[16]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3页。第二次的着重点是卢森堡加的。
[17]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著名捷克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
[18] 同注[16]第544——545页。
[1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7页。
[20]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203页。
[21]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3页。
[22] 此处和以后的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
[23] 卡·考茨基:《民族性与国际性》第12—17页。——卢森堡注
[24] 卡·考茨基:《民族性与国际性》第23页。——卢森堡注
[25] 在持有民族权及其学究式定义的形式主义者头脑中,这一发展反映在“民族观念的蜕化”之中:
    “第二股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在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民族的意向上:它们要取得凌驾于其它民族之上的高超地位和优势。一方面,这种意向表现为颂扬过去历史上的贡献或民族性格、‘精神’的现今特征,或者干脆寄某种朦胧的希望于未来发挥文化上的作用,自以为对这个或那个民族执行某种使命已宿命地降临于该民族。此类意向当前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别称。另一方面,这种意向导致了执行扩张该民族疆域的政策,通过掠夺各个外国和扩大殖民地拥有的途径,即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来巩固其世界性地位。此类运动成为民族意识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面对与民族意识始初涵义的矛盾以及面对使文明降级的不幸后果,仿佛没有从中觉察到这一意识的蜕化,然后是这一意识的死亡。显而易见,民族的世纪已告终结。必须等待一个染上新思潮色彩的新世纪的到来。”
载:B·M·乌斯季诺副、9《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哈尔科夫1906年版。——卢森堡注
[26]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1729——1781)——德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剧作家。《智者纳旦》创作于1779年,是莱寻晚年表达进步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
[27] 此处及以下全部引文的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卢森堡注
[28] 这里和其它任何场合我所谈的是针对波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式,没有涉及其它边缘地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那些变更。——参阅1906年2月7日第75期《工人》杂志。——卢森堡注
[29] 上引论文刊于《工人》杂志(波兰社会党机关刊)——《社会民主党评论》编辑部注
[30] 意即“以大公为首的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编辑部注
[31] “在金盘里进餐”是欧洲俗语,意为很难达到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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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季节
(1910年3月25日)



    我们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也许已经几十年来未曾有过像今天这样有利于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形势了。霍屯督人选举[1]后劳动人民最广大阶层的怨气未消,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掠夺,即所谓“财政改革”又极大地激起了被掠夺和被压榨的群众的愤怒。当对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这次肆无忌惮的打击的全部影响还根本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普鲁士“选举法改革”[2]这出闹剧又如同粗暴的拳头打在劳动人民的脸上。而且,当社会民主党把被剥削和被剥夺权利的愤怒群众引上街头高声抗议这种罪行的时候,警察的马刀便在空中闪起,呼啸着的军刀直砍游行者的脊背,兵营里的士兵整装待命,掩蔽着的大炮装上炮弹。

    这样,敌人就为我们准备了千百万倍的土地,唤醒了人们的心灵,驱使漠不关心的人产生怨恨,迫使懒散的人进行沉思。我们的责任是现在就要把启蒙的种子大把大把地往地里播撒。警察的残暴,反动党派在议会里的下流无耻,是保证我们能够引起最广大群众的注意和赢得他们赞同的最近的动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只能是用来揭露这些现象的更为深刻的根源和从整个范围和全部历史意义上去宣传阶级斗争的时机。今天,已经不必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当作灰色的理论从书本中搬来了。今天,这种学说在德国已经走上街头,它高亢宏亮地向每一个人宣布它是真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联盟政策不久前刚告破产[3],中央党跟着就像在反动派的一片喧闹声中,在普鲁士选举权问题上把它作为一个人民政党的最后一点声誉也丧失殆尽了。在保守的容克的领导下,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同谋与帮凶下,在堕落成为容克的擦靴小卒的政府的卵翼下,今天,恬不知耻、赤裸裸地暴露其可憎面目的资产阶级政府国家正在受到劳动人民的厌恶和憎恨。我们只需要揭示一下其中的内在联系、原因和作用,就可以在千百万个头脑中激起对阶级斗争的清楚认识。

    所有成年人,不分性别,都获得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是保证我们在目前赢得最广泛的阶层热烈拥护的最近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现在必须宣传的唯一目标。我们为了回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选举改革玩弄的卑鄙拙劣行径而提出真正民主的选举制的口号时,纵观政局全貌,我们还仍然处于守势。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是任何真正的斗争策略的古老而有效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要在宣传中掉转枪头,全线转入猛烈进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但是,我们只有在宣传中明确地维护我们政治纲领第一条提出的政治要求,即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可以最明显最清楚地,可以说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坐待袄这一点。迄今在我们的宣传中,共和国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甚小。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我们党要防止德国工人阶级对共和国产生资产阶级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例如对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曾经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至今还在流行。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坚决彻底地不是针对阶级国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形式和弊端,而是针对阶级国家本身;它没有把精力分散于反军国主义,反君主专制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不断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成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弊端和形式的死敌,不管它们是披着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外衣。经过四十年这种彻底的启蒙工作,终于使德国受启蒙的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集体内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国家和堡垒。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

    然而,正因为在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四十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产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由于强调社会民主党共和主义的性质,我们首先便多赢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具体而通俗地说明,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原则上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阵营。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惊人的没落也特别表现在对君主政体的屈膝臣服上,在这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要比保守的容克更胜一筹。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德国内外政策的整个情况表明,君主政体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头目。毫无疑问,个人统治的半专制君主政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年甚于一年地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扩充舰队政策的动力,推行世界冒险政策的灵魂,就像它在普鲁士是容克的庇护所一样,在全帝国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鲁士政治落后性的堡垒,最后可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共和国的口号今天在德国大大超出了表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美梦,大大超出了坐在云端清谈政治的境况,它是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反对海上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政策,反对容克统治和普鲁士化的实际战斗号召,它仅仅是我们为反对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局部现象而进行日常斗争的结论和简明的概括。恰恰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为此指明了方向:容克贵族在帝国国会搞专制主义的政变威胁[4],帝国首先在普鲁士邦议会对帝国国会选举权进行无耻攻击,以及在普鲁士选举法问题上通过贝特曼提出的改革方案来兑现“国王圣旨”[5]。

    今天,实现政治民主和平等权利的要求必然要在我们的斗争中提到首位,并且在千百万群众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最好的民主改革也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长征路上的小小一段路程。因此,现在就必须加倍努力,向人们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现在赶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参加我们的游行的成群结队的心怀不满、受剥削、受奴役的人们,不仅应当从我们嘴里听到猛烈抨击统治普鲁士德国的反动派的言辞,而且还应该听到社会主义的福音,了解到一个新的社会的原则。我们应该从反对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黑—蓝联盟[6]的战士中募集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忠诚战士。

    往后的事态,胜利或者失败,当前运动的直接成果,谁也无法事先作出估计和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充分利用现在激烈的战斗时机,不但去唤醒和激励群众,而且也去教育群众,不但去大大扩充我们的拥护者大军,而且也去提高和巩固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那么事态就会如愿以偿地发生转折,无产阶级的事业就会在运动中取得胜利。让我们大把大把地将社会主义的种子撒向开垦了的土地吧,无论如何,收获是属于我们的。



发表于1910年3月25日布勒斯劳《人民哨兵
报》(第7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
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00—304页。
(黄敬甫 译    黄永繁  李宗禹  校)





编者注:

[1] 指1907年1月25日和2月5日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尽管社会民主党比1903年的选举多得了24万多张选票,但是由于反动派坚持旧的选取划分办法并在复选时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只获得43个议席。当时反动派为在非洲进行反对赫累罗人和霍屯督人的殖民战争而掀起沙文主义宣传,因此这次选举被称作霍屯督人选举。
[2] 1910年2月5日普鲁士政府向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草案。这个草案在坚持三级选举制的条件下对选举法作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政府于5月27日宣布撤销这一草案。
[3] 1909年7月间在举行帝国财政改革辩论时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联盟破裂,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毕洛夫下台。
[4] 指1910年月29日保守党议员埃拉德•冯•奥登堡-雅努绍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德皇可以随时用武力解散国会的挑衅性言论。
[5] 1910年2月10日普鲁士内政大臣特奥巴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普鲁士众议院对改革选举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说这是由社会民主党人为地渲染起来的一个次要问题。由此引起了持续一年之久的群众示威游行。
[6] 指1909年德国保守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在国会中所结成的反动联盟。因中央党教士的黑色长袍和保守党贵族的“蓝色血液”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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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1]
(1910年7月23、29日)





    在我们当前这场争论中,引起各界党员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在党刊上,特别是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给有关群众罢工的讨论设置过障碍的问题。考茨基同志坚持说,他“当然是从未想到过要‘禁止’讨论群众罢工”[2],从而否认有这么回事。考茨基同志在这里是存心误解我的意思。不言而喻,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考茨基同志的禁令——个别的编辑是什么也禁止不了的——,而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的禁令,就是说,指考茨基同志在他们职权范围内,在《新时代》编辑部不得不执行并不得不取消他原先要采用我的文章的决定的那个禁令。至于另一个问题——宣传共和国问题——,考茨基同志也否认他曾经给我设置障碍,而且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涉及到我的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中有关共和国的一段,“其措辞”,《新时代》编辑部“觉得欠妥”。后来是我自己将我的文章[3]发表在多特蒙特 《工人报》上。“但是要在这篇文章中找出有关共和国的那一段将是徒劳的。”[4]考茨基同志也“没有发现”我将这段文章发表在别的什么地方。他因此得出结论,“这么一来,卢森堡同志说我们胆小地隐瞒原则的指责就缩小到我们不赞成发表她的这一段文章了,自那以后,她便自愿地不予发表。采用这样的战略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奥克塔维娅!”[5]考茨基同志在叙述使我十分丢脸的事实的时候已经成为罕见的错误的牺牲品了。实际上,问题完全不是在于“一段文章”,也不在于它的“措辞”可能有什么危险性,而是在于这段文章的内容,在于提出共和国的口号和为此而作的宣传。因此,考茨基同志应该允许我这个由于他的情况介绍而陷于难堪境地的人,请他亲自来充当主证人和解围人,考茨基在收到我那篇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之后,是这样写信告诉我的:

    “你的文章很好,而且很重要。我并不同意全部观点,同时保留答辩权利。今天我没有时间在信里答辩。这样吧,如果你把第29页至结尾部分删去的话,那我将很乐意采用你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部分登出去。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在我们的纲领中并没有谈到共和国。所以,这并不是由于差错,也不是由于编辑部的嗜好,而是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就连哥达纲领也没有谈到共和国。而马克思,尽管他批判这个纲领,在他信中也承认,公开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不合适的[6]。恩格斯谈到过爱尔福特纲领中同样的事。[7]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哪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都曾认为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多说了,总之,你所要坐待是至今一直受人反对的崭新的宣传。但是就这种新的宣传性质来说,是不宜对它进行公开讨论的。你要用文章来宣布,你要自行负责、单枪匹马地开展党所始终反对的那种崭新的宣传和行动。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用这种方式行事。任何个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不应当自行其是地造成可能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的既成事实。”

    同样意思的话还差不多写了两页信纸。

    下面是那段会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的“标新立异的宣传”的全文:

    “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都获得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是保证我们在目前赢得最广泛的阶层热烈拥护的最近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现在必须宣传的唯一目标。在我们为了回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选举改革玩弄的卑鄙拙劣行径而提出了真正民主的选举制的口号时,纵观政局全貌,我们还仍然处于守势。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是任何真正的斗争策略的古老而有效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要在宣传中掉转枪头,全线转入猛烈的进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但是,我们只有在宣传中明确地维护我们政治纲领第一条提出的政治要求,即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可以最明显最清楚地,可以说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迄今在我们的宣传中,共和国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甚小。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我们党要防止德国工人阶级对共和国产生资产阶级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例如对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曾经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至今还在流行。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坚决彻底地不是针对阶级国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形式和弊端,而是针对阶级国家本身;它没有把精力分散于反军国主义,反君主专制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不断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成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弊端和任何形式的死敌,不管它们是披着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外衣。经过四十年这种彻底的启蒙工作,终于使德国受启蒙的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今天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堡垒。只不过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

    然而,正因为在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四十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由于强调社会民主党共和主义的性质,我们首先便多赢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具体而通俗地说明,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原则上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阵营。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惊人的没落也特别表现在对君主政体的屈膝臣服上,在这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要比保守的容克更胜一筹。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德国内外政策的整个情况表明,君主政体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头目。毫无疑问,个人统治的半专制君主政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年甚于一年地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扩充舰队政策的动力,推行世界冒险政策的灵魂,就像它在普鲁士是容克的庇护所一样,在全帝国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鲁士政治落后性的堡垒,最后可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共和国的口号今天在德国大大超出了表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美梦,大大超出了坐在云端清谈政治的境况,它是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反对海上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政策,反对容克统治和普鲁士化的实际战斗号召,它仅仅是我们为反对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局部现象而进行日常斗争的结论和简明的概括。恰恰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为此指明了方向:容克贵族在帝国国会搞专制主义的政变威胁,帝国首相在普鲁士邦议会对帝国国会选举权进行无耻攻击,以及在普鲁士选举法问题上通过贝特曼提出的改革方案来兑现‘国王圣旨[8]’”。

    现在我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进行这种“崭新的宣传”了,因为这段文章已经发表,而党并没有因此在肌体上和心灵上蒙受哪怕是最小的损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虽然对删去有关共和国的章节感到遗憾,但又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尽管如此,考茨基同志最后还是把关于群众罢工的整篇文章退回给我。此后,我将被他严禁发表的“第29页至结尾”部分加上前言和结束语,以《播种季节》为题,一字不改地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在3月25日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上。接着,许多党报,我记得的有多特蒙特、不来梅、哈勒、爱北斐特、柯尼斯堡和图林根的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一切肯定不是我的英雄行为,而只是我倒霉,因为考茨基同志阅读那段时间的党刊完全像他在考虑党对待共和国这个口号的态度时一样粗心。也就是说,要是他把事情考虑得更加成熟些,那他就可能不会在共和国这个问题上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反对我了。考茨基同志引证的恩格斯那篇文章是批判党执行委员会拟定的1891年爱尔福特草案的。在该文的第二章“政治要求”中,恩格斯指出: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决不能达到。”[9]

    恩格斯指出了“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10],从而论证了申明社会民主党政治要求这个“主要目标”是当务之急。他接着写道: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来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

    以上所说的一起,只有不多的东西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些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11]

    可见,恩格斯把党的纲领没有写进共和国的要求看成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只是考虑到来自德国的明确的提示——由于警方的原因“不许可”这样做——,所以他才带着明显不悦而又有几分疑惑的心情,决定咽下这颗苦果,“在万不得已时”“不提”共和国的要求。但是,他毫不拐弯抹角地宣布,必须在党的报刊上讨论共和国的口号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他再次指出,“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在党内加以讨论。”[1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对于弗•恩格斯这条“政治遗嘱”,考茨基同志无论如何是以特殊的方式去解释的,所以把关于宣传共和国的讨论的必要性当作是所谓“一贯遭到党的反对”的“崭新的宣传”,而把它排除出《新时代》。

    至于马克思,他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曾经走得那么远,甚至宣称,要是不可能把共和国作为纲领最高的政治要求公开提出来,那么也就无需在纲领中罗列所有其它的、民主主义的细节要求了。他对哥达纲领批判说: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表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那么,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不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注意,马克思在三十五年前,在特森多尔夫时代,在反社会党人法出现预兆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罗•卢•)——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删节号代替马克思一个不客气的形容词——罗•卢•)[13]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14]

    可见,在共和国这一点上,马克思讲的也完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由于来自德国的可靠依据——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的前夕和刚刚废除之后,才万不得已地承认,在纲领中郑重地提出共和国的要求也许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两人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在宣传中——而且仅仅是宣传罢了——提出这一要求竟然被看作是“崭新的”和闻所未闻的事情。

    毫无疑问,考茨基同志的根据是,他曾在《新时代》上以“完全不同于”我现在这样天真的做法宣传过共和国。对于这一点,他肯定知道得清清楚楚些,而我却有点记不起来了。但是,难道还需要比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在实践中始终没有在这方面做些必须做的事情吗?增加普鲁士王室的费用[15]又一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而且同时赋予党以不可推卸的责任: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和国的口号,并努力宣传这个口号。这一法案是政府紧接着选举法草案落了个可耻结局之后提出来的,对法案中提出的无耻挑衅,本应无条件地以结束君主政体和个人统治在普鲁士德国的政治作用来回击,以强调这个政体同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社会政策停滞不前的关系来回击,以提醒关于“暴徒”、关于“盘上的糖煮水果”的著名“演说”和“言论”,提醒苦役监禁法草案来回击,以揭露君主政体是全德意志帝国反动性的可见表现来回击。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对这个法案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这种动人的一致性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共和国的口号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区分阶级的口号,成为阶级斗争的口号。所有要做的事情,《新时代》和《前进报》一件都没做。我们这两家位居领导的机关刊物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增加王室费用这个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主要是金钱问题,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收入问题看待的,因而冗长地讲些多少带点诙谐的话,就是只字不提共和国的口号。

    考茨基同志是一位比我更有资格的马克思专家。他一定更加清楚,马克思对这一“手法”,对这种“为警察所容许而为政治所不容许的限度内”的共和主义大概辉使用哪一个被我省略的形容词。

    尽管这样,如果考茨基同志说我“抱怨”受到《新时代》编辑部方面“不公道的对待”[16],那他就搞错了。我认为,考茨基同志是不公道地对待了他自己。





    现在谈谈群众罢工问题吧。为了解释他在最近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出乎意料地采取的反对群众罢工口号的态度,考茨基同志创立了关于两种战略——“击破战略”和“疲劳战略”的一整套理论。现在,考茨基同志甚至走得更远,为了同样的目的,又马上制定出一套全新的关于在俄国和在德国举行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条件的理论。我们在这里首先听到的是这种一般性的考虑,说历史事例是多么令人棘手,人们只要不知慎重就几乎能从历史上为世界上一切战略、方法、方向、机构和事物找到合适的例证。这些考虑,如果泛泛而谈,倒是无害的,但是它们的不那么有害的倾向及其锋芒所指却已被表述成这样,竟然说“效法革命的榜样”是“特别危险的”[17]。这些按其实质使人觉得和弗罗梅同志慈父般的劝诫差不多的警告,是特别针对俄国革命的。于是便出现一种论调,它向我们指出,俄国和德国是截然相反的,并向我们证明,群众罢工的条件在俄国也许存在,但是在德国并不具备。

    按照这种论调,俄国政府在世界上是最软弱无能的,普鲁士政府则是最坚强有力的。俄国同一个亚洲小国打的一场战争失败了[18],德国则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的辉煌历史”[19]。在俄国,经济落后,农民直到1905年还像相信上帝那样相信沙皇;在德国,经济最为发达,代表企业主联合会的集中政权通过极端的恐怖政策镇丫着工人群众。在俄国,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在德国,则有政治自由,工人能够“不冒风险地”进行多种形式的抗议和斗争,直至“充分地从事结社、集会、出版、选举的各种活动”[20]。这些对比的结果是:在俄国,罢工是无产阶级斗争唯一可行的形式,因此,它即使是没有计划和没有结果,罢工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此外,因为罢工受到禁止,所以每一次罢工本身就是政治行动。然而在西欧——写到这里又把德国的模式扩展到整个欧洲——像这样的“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21]是早已过时的东西了。在这里,只是在有希望取得积极成果的时候,人们才会罢工。由此种种得出的教益是,由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示威性罢工和斗争性罢工不断相互交替和相互交错组成的、群众罢工的漫长革命时期是俄国的落后状况的一种特殊产物。在西欧,特别在德国,甚至连举行俄国式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也是极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仍旧有这种情况,“而是因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22]才会有这种情况,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则只能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是胜利就是毁灭的那种时刻,作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最后决战来使用。

    我只想顺带指出,考茨基同志对俄国的情况所作的描述,在最重要的方面几乎是完全错误的。例如,俄国的农民并不是1905年才突然开始暴动的,而是自从1861年所谓的农民解放以来(仅仅在1885——1895年间停止过),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俄国国内的历史;而且他们的起义,既是反对地主的起义,又是反对政府机关的暴力抵抗;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内政部长在1898年发出了著名的通告[23],把全体俄国农民置于戒严状态。1905年的新鲜和特别之处无非是,农民群众长期的暴动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目标明确的革命的阶级行动的伴生现象和补充,第一次获得了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但是,更加错误的可能是考茨基同志对于问题的主要方面——俄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行动和群众罢工行动的看法。他认为俄国工人不过是因为绝望而罢工,只是为了罢工而罢工,既无目的,又无计划,既没有提出要求,也没有“明确的成果”,把他们的罢工描绘成乱七八糟的、“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这是一种荒谬的想象。俄国革命时期的罢工,它们使工资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但主要是使工时普遍减少到十小时,还往往减少到九小时;它们使彼得堡能够坚持整整几个星期的斗争,从而保住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使工人而且使铁路和邮电部门的国家职员争得了结社权,并且——只要反革命未占上风——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它们打破了工厂主的一厂之主的权利,在许多比较大的企业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来处理一切与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它们废除了计件工、家庭工、夜工、工厂罚款和严格执行星期天休息制度;这些罢工差不多使所有的行业都在短期内建立起很有发展前途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过着最活跃的组织生活,拥有严密的领导机构,有基金、有章程、有象样的工会刊物;这些罢工,产生了像成为幅员辽阔的俄国整个运动统一领导机构的著名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大胆的创造物;俄国的这些罢工和群众罢工与其说是“不定形的”和“低级的”,不如说,无论是在胆略、威力、阶级团结、韧性、物质成果方面,或者是在前进目标和组织成就方面,都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和“西欧的”任何工会运动比美的。当然,大部分经济成果在革命失败后,便和政治成果一起,逐渐地重新失去了。但是很明显,只要革命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就丝毫也改变不了罢工的性质。

    这些经济的、局部的和地方性的冲突不是“制造的”,因而是“没有计划的”、“自行发生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扩大,变为普遍的政治和革命的群众罢工,而这些冲突由于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高度团结又会从罢工中重新萌发出来。就连这样一种普遍的政治革命行动的过程和每一次的结局也不是“制造的”,而是自然的,就像在群众运动中和在急风骤雨时期,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将出现的过程和结局那样。而且,如果像考茨基同志那样做法,以罢工的直接成果去衡量罢工的进步性和“罢工进行的合理性”,那么,俄国伟大的罢工时期在革命的几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成果,比德国工会运动在其存在的四十年间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归功于俄国无产阶级特殊的英雄气概,也不能归功于它的特殊的行动艺术,而干脆就是因为革命时期的迅猛步伐要比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框框内平稳发展的缓慢进程优越。

    可是考茨基同志在他的第二版的《社会革命》的第63页是这样说的:

    “虽然只有一种,但是十分经常提出来反对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异议是,俄国的情况并没有向我们西欧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前者和后者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当然,我并不是不知道情况的差别,尽管不允许将差别夸大。我们的卢森堡同志最近写的小册子就清楚地证明,俄国的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假定的那样低贱,那样落后。就像美国的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贬低为落后之辈的习惯那样,我们在德国也必须改变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样习惯。”他还进一步指出:“作为政治因素,英国工人今天甚至比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不自由的欧洲国家——俄国的工人的水平还要低下。生气勃勃的革命觉悟使俄国工人具有伟大的实际力量;放弃革命,局限于眼前利益,奉行所谓现实政策,使英国工人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24]

    不过还是让我们把俄国的情况暂且放到一边,回过头来听听考茨基同志对普鲁士德国的情况所作的描述吧!奇怪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也是令人惊讶的。例如,易北河以东手握特权的容克贵族直到选择才想方设法使普鲁士人日益意识到,他们拥有“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使我觉得有点难于理解的是,社会民主党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政府视为“最坚强有力的政府”。看一看贝特曼•霍尔韦格“内阁”那副令人发笑的可怜相吧!这个反动透顶的政府没有计划,没有任何政治方针,任用奴才和官僚,排斥重要的政治家,推行古怪的曲折路线,在国内是粗陋的容克集团和宫廷恶棍厚颜无耻搞阴谋诡计的如意玩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失去负责能力的个人统治的如意玩物,前几年还是“世界上最软弱无能的政府”——俄国沙皇的可鄙的擦靴小卒,依靠的是一支大部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采用最呆板的训练方法,对士兵进行世界上最辱没人格的虐待——这就是“当代最强有力的政府”!无论如何这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奇特的贡献,因为这种历史观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从它的落后、仇视文化、“盲从”和警察精神来推断一个政府的“强大”的。此外,考茨基同志还替这个“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做了另一件事,甚至给它编造了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的辉煌历史”。在退伍军人联合会中,人们至今也不过是靠缅怀1870年“光荣出征”而得到慰藉罢了。而考茨基同志为了虚构他的普鲁士辉煌历史的“世纪”,显然已经把耶拿战役、以瓦德西为首的前往中国的匈奴远征以及特罗塔在喀罗塔取得的对霍屯督族的妇女和儿童的胜利也算进去了。

    可是,考茨基同志在1906年12月发表的《帝国的形势》这篇好文章中,在作了长长的详尽的叙述之后结束时是这样写的:

    “假如有人拿帝国初建时光辉的外部形势与今天的形势加以比较,那他就会承认,从来没有一笔这样可观的权力和威望的遗产这样快就被挥霍掉的……,自有德意志帝国以来,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没有像近来这样卑微,德国政府从没有像近来这样冒失和乖张地玩火。”(《新时代》第25年卷第1册第472页——罗•卢•)

    当然,当时需要描绘我们可望于1907年选举时取得的辉煌胜利,同时需要描绘按照考茨基同志的意思必然会发生的巨大崩溃,而他现在是根据同样的必然性期待下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之后的巨大崩溃的。

    另一方面,考茨基同志根据他对德国和西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论述制定了一种罢工策略,这种策略如果同现实对照一下,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考茨基同志向我们断言,“德国——以及整个西欧——的工人只是在有希望取得确定成果的时候,才会采取罢工这种斗争手段。如果没有取得这些成果,那么罢工就没有达到它的目的。”[25]考茨基同志这个发现对德国和“西欧”的工会的实践作出了严厉的判决。要不,例如德国罢工的统计数字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1890——1908年,我们一共有过19766次罢工和厂主关闭工厂,其中完全没有取得成果的占1/4(25.2%),只是取得部分成果的差不多占1/4(22.5%),完全取得成果的占一半弱(49.5%)。(《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1909年第7期的统计副刊。——罗•卢•)这些统计数字同样明显地否定了考茨基同志这一理论:由于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些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同样越来越由中央机构来集中进行”,并且因而“越来越少”[26]。在1890——1899这十年中,我们在德国一共有过3772次罢工和厂主关闭工厂,但是在1900——1908这九年中,在这个雇主联合会和工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却有15994次,罢工的次数非但没有“越来越少”,反而在后十年增加了四倍,参加罢工的工人在前十年总共有425142人,而在后九年则有1709415人,又是四倍那么多,如果按平均计算,每次罢工差不多有同等数量的工人参加。

    按照考茨基同志的模式衡量,德国所有这些工会斗争有四分之一到一半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然而每个工会宣传员都很清楚,以物质成就体现出来的“确定成果”根本不是并且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根本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经济斗争的唯一决定性观点,相反,“西欧”工会组织经常陷于不得不在哪怕只有取得“确定成果”的微小希望时进行斗争的困境,特别是纯粹防御性罢工的统计表明了这一点,这一类的罢工在德国,在过去十九年,整整有32.5%是没有成果的。可是,这一类“没有成果的”罢工不仅不是“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是维护工人的生活水准,保持工人群众身上的战斗劲头、阻碍雇主阶级将来新的进攻的直接的生存条件,这正是德国的工会实践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此外,众所周知,除了在物质成就方面取得了“确定成果”外,甚至是在没有取得这种成果的情况下,“西欧”的罢工最重要的结果或许就是作为组织工会的出发点;特别是落后地区和难以组织起来的工作部门,往往正是从这些“没有成果的”和“未经考虑的”罢工中不断地产生工会组织的基础的。以伟大的克里米乔的罢工[27]为其最著名的篇章的福克特兰特纺织工人的斗争史和苦难史就是这方面一个无以伦比的证据。如果采用考茨基同志现在设想出来的“战略”,非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行动,而且也决不会有日常的工会运动。

    上述“西欧的”罢工模式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缺陷。而且正好出现在应当如何就群众罢工问题,也就是就我们的本题来考虑经济斗争这一点上。因为这个模式完全排除了这样的事实:正是“在西欧”,持续愈大、声势愈大、没有什么“计划”的罢工都是在大量受剥削的无产者同资本或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优势相对抗的地方像雷电交作的狂风暴雨一样爆发的。这样的罢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它们大都以完全没有取得“确定成果”而告终。但是尽管是这样,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是这样,它们作为一种直接转移到政治领域的深刻的内在矛盾的爆发而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矿工的周期性的大罢工,意大利、加里西亚农业工人自发的群众罢工,还有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爆发的铁路工人的群众罢工,都属于这类罢工。但是,考茨基同志在评论1905年鲁尔矿区《矿工罢工的经验教训》这篇杰出著作中写道:

    “对于矿工们来说,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达到长足的进步。反对矿主的罢工是没有出路的;罢工一开始就必须作为政治性罢工出现,它的要求,它的策略必须考虑到是否会触动立法……”。考茨基同志接着说:“这一新的工会策略是政治性罢工的策略,是工会行动和政治行动相结合的策略,是矿工唯一还能采用的策略。一般来说,它是旨在使工会行动和议会行动重新活跃起来,并使两者都提高攻击能力的策略。”

    人们可能会觉得,在这里,“政治行动”也许只能理解为议会行动,而绝不能理解为政治性群众罢工。考茨基同志下面十分明确的解释,打消了人们的任何疑团: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将越来越依靠各种方式的政治性罢工去坚持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进展比理论来得快。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性罢工并为它寻求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的时候,自发的、由群众自己点燃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或者说,每一次群众罢工都会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大的政治较量都会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在意大利等国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780、781页。)

    这是考茨基同志在1905年3月11日写的一段话。

    在这里,我们把“由群众自己点燃”和工会出面领导、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群众罢工和革命、俄国和西欧都乱七八糟、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了,把模式中的所有事项都融合在一个为猛烈的社会风暴所冲击的伟大时期生动的内在联系之中了。

    看起来,“理论”不仅是比实践“进展”得慢,而且有时还会令人遗憾地向后翻筋斗。





    前面我们扼要地检查了考茨基同志关于俄国和西欧的最新理论的事实根据。但是这一最新的创见的要害是它的一种普遍倾向:虚构在革命的俄国和议会的“西欧”之间截然相反的情况,把政治性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说成是俄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

    但是,在这里考茨基同志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提出的证明太多了,在这个场合少说一点也许会更恰当一些。

    首先,考茨基同志没有注意到,他现在的理论推翻了他过去的“疲劳战略”的理论。“疲劳战略”的核心是提醒人们注意即将来临的帝国国会选举。我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在当前的普鲁士选举法斗争中群众罢工是适宜的,而考茨基同志则宣称,在明年帝国国会选举时我们将要取得的巨大胜利,会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那时候群众罢工才可能是必要的和适宜的。于是考茨基同志便以最理想的明确性来证明,在整个德国,乃至于整个西欧,还缺少政治性群众罢工时期的条件。“由于有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政治自由”,在西欧甚至连举行像俄国的那种规模、那种声势的简单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也几乎是不可能了。可是,果真这样,那么帝国国会选举后的群众罢工的前景就相当成问题了。事情很清楚,使群众罢工在德国根本行不通的所有条件,诸如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及其显赫的威望、国家雇佣的工人的盲目服从、雇主联合会不可动摇的顽固势力、外促进机政治上的孤立等等,断然不会到明年就突然消失。如果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理由,不再在于还要求实行“疲劳战略”的目前形势,而是恰恰在于“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和政治自由”的结果,在于“西欧”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发达,那么,把群众罢工的期待从现在推迟到明年帝国国会选举之后,正好证明它仅仅是一块“疲劳战略”的廉价遮羞布,“疲劳战略”的唯一的真实内容是向人推荐帝国国会选举。我在我的第一篇答辩文章[28]中已经试图阐明,“疲劳战略”实际上是“唯议会主义”。考茨基同志通过他在理论上的深化现在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则,考茨基同志虽然把大的群众行动推迟到帝国国会选举之后,但是同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目前形势下,政治性群众罢工“随时”都可能有必要,因为“自从德意志帝国存在以来,社会的、政治的、国际的矛盾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29]。既然一般说来,“西欧”尤其德国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成熟程度使群众罢工行动成为不可能,怎么同时又能“随时”发动这样一种行动呢?示威时警察的暴力挑衅,群众的流血,可能会突然使群众的忿激情绪大为强烈并使形势激化,但是显然不可能成为那种突然推翻德国整个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最强有力的诱因”。

    考茨基同志还作了多余的论证。如果德国一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就是不可能产生俄国那样的群众罢工行动,如果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得到扩大是特殊的俄国式的落后状况的结果,那么,不仅在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使用群众罢工成了问题,而且连耶拿决议也是成问题的了。直到现在,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国内外都被看作是一份极其重要的通告,因为它正式宣布从俄国革命的武库中借用群众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并把它纳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但是有的人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决议并且解释说,社会民主党人宣布,只是在帝国国会选举法修改得更糟的时候才使用群众罢工。不过无论如何,考茨基同志以前并不是这一类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在1904年就明确地写道;“学习了比利时的榜样,我们就辉确信,如果我们要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比方说,在目前的帝国国会选举法修带得更糟的时候(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宣布举行政治罢工,那对于我们身居德国的人来说,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30]事实上,耶拿决议的主要意义,它的真正内容,并不在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规定”,而是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榜样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在于支配我党耶拿代表大会的俄国革命的精神。如果考茨基同志现在偏要从俄国的落后状况去推导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并借此虚构在革命的俄国和议会的“西欧”的情况相反,如果他极力就革命的榜样和方法发出警告,如果他甚至暗示应把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失败归咎于使无产阶级“最后必然要精疲力竭”的伟大的群众罢工行动——简言之,如果考茨基同志现在一清二楚地宣称:“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俄国群众罢工的模式都不适合于德国的国情”[31],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俄国革命正式借用了群众罢工作为新的斗争手段,就显然是不可理解地误入歧途了。从根本上说,考茨基同志现在的理论是对耶拿决议的一种粗暴的、彻底的修正。

    为了替他在最近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采取的独特、错误的态度辩护,考茨基同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抛弃了俄国革命向德国和西欧的无产阶级提供的经验教训,抛弃了这些在过去十年中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的无产阶级策略。



[32]

    透过考茨基同志的最新理论得出的结论,才辉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就是十分错误的。从俄国落后的社会状况去推论俄国无产阶级在当代阶级斗争史上空前的群众罢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俄国的“落后状况”去解释城市大工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突出意义,即领导作用,就是直接颠倒事物的本末。不是俄国经济上的落后,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交通的高度发展,给那些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只是因为俄国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已经人数众多、已经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已经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只是因为真正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发展,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才断然只能由这个无产阶级去进行;但是,这样的斗争并没有成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处方进行的纯粹的宪法斗争,而是在它的整个广度和深度上都成为真正的、现代的阶级斗争;它既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又争取工人的政治利益,既反对资本幽反对沙皇制度、既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又争取民主的宪法。而且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和与它相关连的现代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生存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才能够产生这样震撼人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效果,从而使革命和它们一起欢庆胜利,也和它们一起遭到失败,一起沉默下来。

    对于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那些重要因素,眼下我还找不到比我在1906年论述群众罢工的那篇文章中曾经作出的更加准确的表述。

    “我们已经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俄国的群众罢工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为产物,而是在当今的革命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革命的这种心得 表现形式是由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消灭专制政体和建立现代的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治国家。在形式上看,这和德国三月革命、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产生这两次形式上相同的革命的条件和历史环境却与今日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与今日东方的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业已完成,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已经遍及西欧各国,而且也已遍及专制主义的俄国。在俄国,大工业生产和伴随着它的一切后果即现代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现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等等已经成了主要的、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那就是从表明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现在却反过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力量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一部分已经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软弱的自由派,只有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具有坚定的反对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被确定为领导革命的角色的。但是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幻想,却带着对自己特有的阶级利益的高度觉悟,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投入了战斗。这种充满矛盾的情况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俄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我们从俄国革命的发展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在群众罢工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因此,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从这个观点来看,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当前的俄国革命构成了一条连续发展的锁链条,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兴衰……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它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33]

    考茨基同志过去也是以同样的历史观点来观察俄国革命的。1906年12月,他采用与我完全一致的观点写道:“我们大概会最早对俄国革命和它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作出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既不按照传统观念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在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界线上的一个完全特殊的过程,它促进前者的瓦解,为后者的形成而作准备,并且无论如何将把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全体人类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往前推进一大步。”(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景》。《新时代》第25卷第1册第333页。——罗•卢•)

    入彀这样去理解群众罢工行动这种俄国革命特有的、新的斗争形式所根据的真实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而如果人们不是随心所欲毫无根据地去想象这种行动的实际进程,不是像考茨基同志把它说成是“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所做的那样,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理解——,那就很清楚,对于西欧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在德国发达得多,因此要比俄国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成的群众罢工给予更多的考虑。

    考茨基同志用来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所有前提,恰恰都是势必使群众罢工行动在德国更不可避免,其规模更加雄伟,其威力更加强大的重要因素。

    考茨基同志所援引的、“无与伦比”的雇主联合会的顽固势力和人数十分庞大的德国国家雇佣工人的盲目服从,使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平静而有成效的工会行动日益困难,从而在经济领域挑起的日益巨大的力量较量和日益猛烈的爆发,这些较量和爆发的强烈性质和宏大规模持续愈久,其所具的政治意义就愈大。

    正因为考茨基同志所援引的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正因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死心塌地支持政府,所以每一次反对政府的伟大政治斗争都同时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剥削的斗争。这两种情况向我们提供了保证,在德国,任何果断的革命群众行动都不会采取自由主义的议会斗争的形式或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前的斗争形式——短暂的街垒战的形式,而会采取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群众罢工的形式。

    最后,正因为我们在德国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和政治自由”,所以,一旦形势成熟到群众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行动就一定会在任何政治斗争的时机把私人剥削和国家剥削的一切老帐翻出来,并在进行政治性群众斗争的同时进行经济性的群众斗争。考茨基同志在1907年写道,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轻血。相反,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加重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境况比俄国工人还是强了好几倍,那么他们为此也要付出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他们与国家的一般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需要也多得多,因而使德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桎梏也许要比俄国工人感到更加痛苦。”[34]现在以如此斑斓的色彩描绘德国工人如何“充分地从事各种方式的结社、集会、选举活动的愉快”,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或者说在实际上,并没有结社的权利。他已经忘记,这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受着国王陛下的普鲁士的自由的最广大阶层是地地道道地生活在“俄国式的”状况之中;因此,正是这些阶层——矿工就根本不用说了——在政治动荡的时候不可能保持盲目服从,也不可能不以大规模的群众罢工的形式把他们特殊的帐目拿出来。

    再让我们看一看“西欧”的情况吧。对上述这一切考茨基同志都予以否认,但是除了我之外,他还不得不和另一个论敌——现实争论。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群众罢工,那我们将看到什么情况呢?

    在九十年代,赢得了普选权的伟大的比利时的群众罢工,作为大胆的尝试还是一枝独秀。但自此以后,出现了怎样一种百花斗艳的局面啊!

    1900年,宾夕法尼亚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按照美国同志的见证,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效果比十年的宣传还要显著。1900年,奥地利的矿工也举行了群众罢工。1902年,法国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1902年,巴塞罗纳的全部生产部门爆发了声援五金工人的斗争的总罢工。1902年,瑞典爆发争取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2年,比利时爆发争取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群众罢工。1902年,整个东加里西亚的农业工人(二十多万人)举行捍卫结社权的群众罢工。1903年1月和4月,荷兰的铁路员工举行两次群众罢工。1904年,匈牙利的铁路员工举行群众罢工。1904年,意大利爆发示威性群众罢工,抗议在萨地尼亚的屠杀。1905年1月,鲁尔矿区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1905年10月,布拉格和郊区爆发争取波希米亚省议会平等、普遍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十万工人参加)。1905年10月,列姆堡爆发争取加里西亚省议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11月,整个奥地利爆发争取帝国国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意大利农业工人举行群众罢工。1905年,意大利铁路员工举行群众罢工。1906年,的里雅斯特爆发争取省议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并胜利地迫使当局进行了改革。1906年,维特科维茨(摩拉维亚)的冶金工人举行群众罢工,声援四百名因参加五一庆祝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会负责人,并以胜利结束。1909年,瑞典爆发捍卫结社权的群众罢工。1909年,法国的邮电职工举行群众罢工。1909年10月,特里恩特和罗韦雷托全体工人举行示威性罢工,抗议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迫害。1910年,费城爆发群众罢工,声援电车职工争取结社权的斗争,与此同时,法国铁路员工正在准备罢工。

    考茨基同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的在西欧发生群众罢工,特别是示威性群众罢工“不可能性”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茨基同志在理论上明确地证明了不可能把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罢工混在一起,不可能有普遍的、壮观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不可能作为一个一再出现零星斗争的时期的群众罢工。而他忘记了我们近十年来就生活在一个经济性和政治性、战斗性和示威性群众罢工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些罢工异常协调地波及到所有的“西欧国家”和美国,波及到像西班牙则眼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像北美这样最先进的国家,波及到像法国这样工会运动最薄弱的国家和像奥地利这样有严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国家,波及到农业的加里西亚和工业发达的波希米亚,波及到像哈布斯堡君主制这样的半封建国家、像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和像俄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除了上面列举的之外,还有1902——1906年俄国的伟大群众罢工行动。这些行动已经指明,群众罢工的意义和规模是如何首先同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一道增长的。

    “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罢工和它为寻求理论上的阐明和论证的时候,不是一次接一次的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自发地、由群众自己点燃而爆发出来,就是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都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是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员工中和别的什么国家的什么工人中。”[35]

    如此看来,事情就几乎是这样,即考茨基同志关于在德国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性群众罢工时期的最新理论,好象并不是证明俄国和西欧之间的情况相反,而是毋宁说证明德国同包括西欧和俄国在内的一切其它地方的情况相反。考茨基同志说,在普鲁士举行短暂的一般的示威性群众罢工都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普鲁士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必定是一个例外,据说,“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在我们这里,在一次反对政府的示威罢工中,郊区铁路、有轨电车、煤气厂会停止运转”,我们在德国会看到一次“改变整个街头景象并因而给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最漠不关心的阶层以最深刻印象的示威罢工”[36]。这样看来,在加里西亚、波希米亚、意大利、匈牙利、的里雅斯特、特里恩特、西班牙、瑞典已经证明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德国则是不可想象的了。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城市,都爆发过完全改变了“街头景象”的辉煌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11月20日,波希米亚发生了极其普遍的停工,甚至波及到农村,这在俄国也是未曾有过的。在意大利,1904年9月,农业工人、有轨电车、发电厂和煤气厂都没有开工,甚至所有的日报都不得不停刊。“这也许是”,《新时代》写道,“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总罢工:人们使热那亚这座城市整整三天没有电,没有面包,没有肉,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中断了。”[37]在瑞典,不仅在1902年而且在1909年的第一周,首都斯德哥尔摩所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出租马车、货车、市政工作——全都停了。在巴塞罗那,在1902年,整个经济生活停止了好几天。

    在普鲁士德国,有“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有可以说明在世界上其它地方都行得通的无产阶级斗争方式在这里则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的特殊的“德国情况”,可是我们终将看到同考茨基同志那时候曾经和我们其他一些人尽情嘲弄过的“巴伐利亚的”和“南德的”特殊情况相类似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德国,我们有最强大的党、最强大的工会、最好的组织、最严明的纪律、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德国的“不可能性”是在这些事实面前粉墨登场的。这样,我们便事实上得出奇特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越是强大,工人阶级便越是虚弱。但是我认为:如果说,在其它各国可能的群众罢工和示威性罢工在今天的德国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要证明德国无产阶级无能,但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做过任何使它理应得到这份无能证书的事。





    在考茨基同志证明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只后,他的群众罢工的理论究竟还剩下什么呢?那就是“最后的”、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了,这只是一次性的,脱离经济罢工的,而且完全是在最后才像晴天霹雳一般爆发出来的。“在我的朋友们和我之间存在着的关于群众罢工的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考茨基同志说,“就在这里,就在这个观点上。他们希望有一个群众罢工时期(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而处在像德国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把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倾其全力投身进去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想象成一次性的事件(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想象成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要么把我们的敌人打败,要么将我们的全部组织和我们的全部力量摧毁或者至少使其瘫痪数年之久。”[38]

    对于浮现在考茨基同志眼前的这幅“最后的群众罢工”的图画,现在首先可以这样说,它无论如何是一幅崭新的、但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而是凭单纯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与俄国的范例对不上号,而且在“西欧”或美国爆发的许多群众罢工中,也根本没有一次与考茨基同志为德国发明出来的标本大体相像。迄今所知道的群众罢工,没有一次是“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搏斗,没有一次使工人取得了完全胜利,但也没有一次将无产阶级的“全部组织”和“全部力量”“摧毁数年之久”。成功往往只是局部的和间接的。矿工的大罢工通常是直接以失败告终,但是从进一步的后果来看,通过这些大罢工的压力实现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奥地利实行九小时工作日,法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1893年比利时的群众罢工极其重要的结果,是争得了普遍的、但不平等的选举权。去年瑞典的群众罢工从表面上看是以妥协告终的,从根本上看,却击退了联合起来的雇主们对瑞典工会发动的总进攻。奥地利的示威性罢工有力地促进了选举改革。农业工人的群众罢工在它表面的、部分的失败的情况下,增强了意大利和加里西亚农业工人的组织所有群众罢工,不管是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是示威性的还是战斗性的,都是有成就的。奥达•奥尔贝格同志当时在《新时代》上为意大利铁路员工的罢工写的总结说得很中肯:“政治罢工的成果是无法估价的,其价值的高低变化视无产阶级觉悟的程度而定。靠力量和团结进行的政治罢工总是谈不上失败的,因为它旨在发挥无产阶级的威力,并在发挥过程中使参加斗争的人们锻炼他们的力量和责任感,使统治阶级意识到对手的强大。”[39]但是,如果说直到现在,在“西欧”和俄国都仍然是每一次群众罢工都毫不例外地与考茨基同志最新的模式截然相反,既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完全的胜利,也没有把它搞垮,而是相反,几乎总是增强了工人的组织、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他们的力量感,那么,在另一方面便出现这个问题:在德国,那种伟大的和“最后的”群众罢工,也就是那种将使大树翻折,天崩地裂,墓门推开的启示录[40]式的群众罢工,如果不是实行通过一个完整的长久的群众罢工和经济性的或政治性的群众斗争时期,使无产阶级群众对此作好准备,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唤醒他们,怎么能搞得起来呢?在考茨基同志看来,“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都应该投入到这“最后的”群众罢工中去,而且还应该是“倾其全力”地投进去。可是,普鲁士德国的那些因“盲目服从”而在目前陷于僵化的国家雇佣工人即铁路员工、邮局职工等等工人,那些没有结社权利和组织的农业工人,那些仍然留在对立派的组织中,诸如留在基督教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黄色工会中的广大阶层的工人,简言之,就是所有那些直到现在既不接近我们的工会组织也不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如果不事先通过一个时期急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示威性罢工、局部的群众罢工、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等等,使他们逐步摆脱僵化、盲目服从、涣散状态并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的行列中来,怎么会一下子就突然成熟到能够投入“最后的”、“生死存亡的”群众罢工呢?

    看来考茨基同志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当然”,他说,“我不是把这一次性的事件想象成一种‘突然发生的’、孤立的行动。我也希望有一个激烈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的时期,但希望把群众罢工作为最后的武器。”[41]但是,考茨基同志所考虑的、应该在“最后的”群众罢工之前发生、其本身又不包括群众罢工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街头示威游行吗?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单搞街头示威游行。而普遍的、影响重大的示威性罢工,按照考茨基同志的观点,在德国正是应该排除的:“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在我们这里,在一次反对政府的示威性罢工中,郊区铁路、有轨电车、煤气厂会停止运转”。经济性群众罢工同样不能完成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准备工作。按照考茨基同志的观点,还必须将它同政治性群众罢工严格地分开。它对政治性群众罢工完全不会起促进作用,反而只会起危害作用。那么,准备时期的那些“激烈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难道是“激烈的”帝国国会选举或者是作出抗议决议的群众集会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举行“最后的”群众罢工时起关键作用的、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已参加对立派组织的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却不参加我们的集会。这样便全然不可想象,我们到底将怎样去争取、唤醒和训练“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去进行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搏斗。不管考茨基同志愿意与否,因为他排除了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性质的群众罢工时期,所以他的最后的群众罢工恰恰是地地道道的突然发生的。

    于是人们终于不得不自问:仅仅发生一次的、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必须倾其全力以进行生死搏斗的“最后的”群众罢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指在诸如争取普鲁士选举权、争取帝国国会选举权、防止罪恶战争等等的每一次伟大政治运动结束时起决定作用的、周期性的、“最后的”群众罢工呢?但是人们不可能周期性地和多次地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一场被描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而且又是“倾其全力”为“生死存亡”而搏斗的群众罢工,只能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政权的斗争,因为很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建立它的专政的斗争才能是“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样一来,德国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便越来越往后推;先是通过“疲劳战略”让人希望在明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之后举行,现在又作为“最后的”、独一无二的群众罢工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并且从社会革命的遥远天涯嘲笑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还记得考茨基同志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今后怎么办?》中附加给举行政治习惯内群众罢工的条件:在敌人面前最严格保守准备工作的秘密,由党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尽可能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那我们就会意外地得出一个和“最后的伟大日子”以及和按照无政府主义处方举行的总罢工极其相似的印象。群众罢工的思想经过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在其结束时期竟变成“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突然间一举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一阵喧扰。

    但是考茨基同志1907年在他的《社会革命》第二版第54页上却写着:

    “这是胡闹。一个个就的全部工人在一声号令之下都停止工作,这样的总罢工需要以工人的一致和组织为前提,这种一致和组织在目前社会中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而如果达到了,便会势所必然地使它们无需首先发动总罢工了。何况这样的罢工不但会一下子使现存社会不能生存,而且总的说来,会使任何人都不能生存,无产者将比资本家更早地活不下去。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罢工恰好在它开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时,就不得不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从来没有、在最近时期也肯定不会采取一国工人全部罢工的形式……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用孤立的、非政治的罢工来对抗雇主组织的压倒优势,就像用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来对抗从属于资本家的国家权力的压迫一样,将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两者互相补充并从它们的互相协作中吸取新的力量,就更有必要了。

    运用政治罢工,就像运用任何一种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会它。”[42](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为了替他在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的态度辩护,考茨基同志越是把问题扯远,大作其泛泛的理论概括,就越看不到他自己近年来不遗余力地描绘的西欧和德国阶级斗争发展的普遍前景。他自己对于他现在的同过去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也已感到难堪,所以他彬彬有礼地在他针对我的答辩文章的最后部分、即第三部分中,把他写于1904年的文集《关于革命的杂论》详详细细地重述了一遍。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清除显著的矛盾,而只是使文章的最后部分带上混乱的、叫人捉摸不透的特征,从而大大地减少了阅读这部分文章的乐趣。

    可是,并不单单是那组文章才同考茨基同志现在说的话形成刺耳的不谐音。我们看到,他在《社会革命》中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完整的、长久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些斗争中,政治性群众罢工将“肯定会起巨大的作用”(第54页)。《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一整本小册子都是描述这个时期的前景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进入了革命时期。考茨基同志在这里修正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并且宣称,旨在合法利用现成的国家基础的“疲劳战略”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九十年代初”,他说,“我曾经承认,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现存的国家基础上的平静发展在当时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因此如果观察今天的形势使我产生了以下这样的见解,那么人们恐怕不能责备我是由于需要陶醉于很很很革命和很很很激进的想法: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争夺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的斗争时期,这些斗争在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可能拖延几十年,它们的形式和持续的时间暂时还不可预见,但是它们极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就将造成十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权力变动,如果还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单独掌权的话。”他还说:“但是,在这种把握不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已经阐明了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不改变它进行斗争的国家基础就不能继续前进。在全帝国,而且也在各个邦,尤其是在普鲁士和萨克森,最坚决地争取民主,这就是它在德国的最近任务;它最近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

    供我们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也同任务本身一样明确。在迄今已经使用过的手段之外还有群众罢工。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群众罢工,从此我们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反复检验它是否可以使用。”[43](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考茨基同志在《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在《新时代》上,一再向德国工会鼓吹,要把“政治罢工”当作越来越有必要采取的“新的策略”,因为雇主联合会使纯工会性质的罢工越来越注定要归于失败。正是这种观点使他在去年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考茨基同志现在要将经济罢工和政治行动严格分开。他现在宣布,西欧的一切罢工绝对[必须]达到“预定成果”,否则就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至于“组织无产阶级、提高它的认识和力量感以及增强人民群众对它的组织的信任”的手段,他只举出“顺利地战斗到底的工资运动”。为了给群众以深刻的印象,我们闲杂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比“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更加迫切需要的了。“但是,很少成果能够像选举的胜利和夺得新的议席那样,显而易见地向群众表明我们正在增长的力量。”[44]总之,帝国国会选举和议席——这就是摩西和先知!

    我们现在听到这样的话:只能找德国工人参加“没有风险”的集会,“单纯的示威性罢工根本就不是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政治抗议的形式,“帝国国会选举的胜利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此外,针对某一件事的“真正的群众示威游行”,“并不是要求立即防止该事,而是对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不公平宣布单纯的抗议”,这样一种示威性罢工,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在德国几乎是不可能的。[45]考茨基同志只是没有提到,他的这种论证已经顺带提出了废除五一庆祝的最糟糕的理论依据。

    考茨基同志有十足的理由指出,他“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关于革命的杂论》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但是,依我看来,问题在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只是通过理论抽象,通过可以说是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情况去描述革命斗争和它们的表面过程,去设计它们的一般模式,而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根据当时情况提出能够使无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干劲、能够最有力和最迅速地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口号。当然,考茨基同志在他的无数文章中,在他的那些小册子里,极为清楚地描绘了未来革命斗争的情景。例如在介绍群众罢工方面,他在1904年就已经如此描绘:“每座贵族私邸、每处谷仓、每个工厂、每条电报线路、每段铁路都由军队守护着”,到处都出动士兵对付群众,但是却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战斗,“因为他们去到那里,那里的群众都散开了,然后又在他们还没有去过的或者刚才去过的地方集合起来”;首先是“煤气厂和电厂停止运转,有轨电车停止行驶,最后甚至连邮局和铁路也卷进了罢工浪潮;首先是车间工人罢工,最后连比较年青的工人职员也参加罢工”——简言之,全都描绘得形象、生动而逼真,尤其因为说的是那些空中楼阁上的事情,就更加值得欣赏了。但是,当问题从理论像老鹰那样悠然盘旋的高空中,第一次落到普鲁士选举权运动这块平地上的时候,突然间,不知所措和一筹莫展的普鲁士政府变成了铜墙铁壁,像《取得政权的道路》所描述的为社会革命(“乌拉!前进,前进!”)做好了准备的德国突然变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国家雇佣的车间工人和工厂职员,无论是年青的或者是年老的,都参加示威游行,而“正在兴起的革命时期”则变成了对帝国国会选举的辛勤准备,因为“很少成果”能够像帝国国会的议席那样,“显而易见地向群众表明我们的力量”。

    理论是一步登天的——而实践是“疲劳的”;前景是云天里最革命的——而唯一现实的前景则是帝国国会议席。考茨基同志是以迫切需要挽救群众罢工的思想使其免受损害为理由对我进行讨伐的。我倒几乎担心,如果不搞这种挽救行动,说不定不但对群众罢工思想而且对考茨基同志都会好一些。





    我们回过头来谈普鲁士的问题吧!

    3月初,鉴于选举权运动业已开始和示威运动正在高涨,我曾声明,党如果要把运动继续向前推进,就必须把群众罢工的口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举行一次示威性群众罢工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我认为,党正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它不把选举权运动升级到更加激烈的方式;运动就会像1908年那样,没有多久就偃旗息鼓了。正是这种情况促使考茨基同志站出来反对我。

    然而我们看到什么情况呢?考茨基同志指出,我们——不管我怎么说——看不到群众罢工的迹象。他以洋洋自得的口吻说,我的倡议已被客观情况“扼杀”了。考茨基同志——看来似乎是——由于醉心于论战而全然没有看见,还有别的东西可惜也因此被“扼杀”了,这就是示威游行以及与之并肩前进的选举权运动本身。针对我,考茨基同志证明,示威游行的升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党并不存在进退两难的问题,主要问题是“首先继续运用街头示威游行,不要使它减弱,相反要使它声势越来越大”。[46]如今,自4月份以来,街头示威游行已完全停止。而且这绝不是因为群众的情绪低落或缺乏战斗的劲头,也不是因为运动内部的精疲力竭而停息下来的。事实上,街头示威游行是党的领导部门因反对地方党员的努力和尝试而干脆停止的,就像五一的示威游行以及5月间在不伦瑞克、布勒斯劳的示威游行那样,是被人故意停止的。完全像我在《新时代》上进行第一次答辩中说的,在3月底——没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没有静候形势——就已经在地方情绪的压力下,抱着“就此结束吧!”的情绪,规定了4月10日举行示威游行[47]。也真的是就此结束了。再也没有示威游行,甚至连集会都不再讨论选举权问题了,带有风暴气氛的有关选举法斗争的专栏从党刊上消失了。可以作为事情暂时已经过去,它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最可靠的征兆的,则是我们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央机关报已经开始研究探讨选举权斗争的策略了。“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48]已经暂时打发回家了。

    考茨基同志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他对我是不惜引用《取消、讽刺、挖苦和更深的含义》[49]的材料,而对于反对他的“不要使街头示威游行减弱”的忠告并干脆扼杀了示威游行运动的“最高当局”,敢说一句哪怕是最轻微的责备的话吗?恰好相反,考茨基同志对于它却十分欣赏,因为他只看到热情赞扬“最近的示威运动”是“成功的疲劳战略的一个榜样”[50]之类的言词。完全正确,“疲劳战略”在实践中就是这个样子。它在采取两个大胆的步骤之后就“松口气”,躺在荣誉上面睡大觉,使“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嘹亮高歌的序曲变成胆怯的、对帝国国会选举的准备的抱怨声。

    就这样,选举权运动又被停止一年,也许是两年,而且其时机选择得非常得当,人们可以借此尽其所能地为政府效劳。

    贝特曼•霍尔韦格撤回选举法草案是关键性的时机,政府完全陷于困境之中。议会对选举改革所作的修修补补和政治交易都失败了。敌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真的想刮起“争取选举权的风暴”,真的想实现“不让普鲁士安宁”的口号,真的想认真对待普鲁士党代表大会的豪言壮语,那么,政府草案的破产便是现成的时机:马上针对这次议会行动的失败,在“拿出新的草案来!”的呐喊声中,在全国发起普遍的、声势浩大的进攻,发动随后会发展成示威性群众罢工并把斗争有力地推向前进的街头示威游行。考茨基同志极为善意地建议我把例如“武装”参加在特雷普托夫公园的集会[51]之类想法承认是我的“战略”的运用。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说明“我的战略”实际上要什么的明确的实例。不过,我要的并不是考茨基同志指望于我的那种幼稚可笑、唐吉诃德式的行为,而是在政治上充分利用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某一种“新战略”的发明,而是任何一种革命的、即任何一种严肃的斗争策略的起码要求。这是党的任务。我这样说决不是要选举,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每逢星期一、四都开始一个“革命时期”。但是我认为:如果党正在开始一次行动,如果它已经使风暴呼啸咆哮起来并号召武装好的人民行动起来,如果它已谈论过“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谈论过“用一切手段”掀起风暴,那么,它就不应在两次开头之后突然乱搔后脑勺、打着呵欠宣布: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一回考虑欠周,我们回家去吧!我认为,这种用排练和命令来制造风暴的拙劣做法,是与党的伟大和形势的严峻不相称和不相宜的,它会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业已开始的选举权运动和示威运动,是一个唤醒和教育漠不关心的群众、争取具有敌对思想的工人阶层的极好机会,这是正常的宣传所绝对办不到的。党故意停止这场运动,便在良好的开端之后白白地放过了这个大好机会。

    但是,首先还须从政治角度去考虑。将普鲁士选举改革问题同帝国国会选举法问题机械分开,并且宣称:为了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我们的大炮不应该上阵,我们要将它们留到帝国国会选举之后对付帝国国会选举法被废除的局面,这是极为目光短浅的。有的人就是要在实际情况面前故意闭上眼睛,以便看不见,在今天的形势下,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为帝国国会选举法的斗争。很清楚,有力的和取得胜利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是预先抵挡对帝国国会选举法的进攻的最可靠途径。因此,坚决和不懈地继续开展选举权斗争,同时也是对付反动派政变欲望的一种防御行动,这种行动较之被迫的防御具有进攻的一切优点。

    考茨基同志现在对此提出异议说——而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既然群众罢工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并没有爆发,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发自形势的群众罢工是多么少见,而我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但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说,“就已经表明,形势还没有达到这种成熟程度。只要人们还能争论和研究群众罢工合适与否,那么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愤怒情绪和力量感就还没有达到需要举行群众罢工的程度。要是在3月间已经存在必要的情绪,类似我发出的劝阻声就势必会被愤怒的抗议咆哮所淹没。”[52]在这里,考茨基同志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趣地来回摆动:群众罢工时而是在军事委员会秘密的帐篷里精心筹划出来的、不加声张地偷偷准备的突然行动,时而是“不能任意引起、可以期待但不能确定的自然事情。”[53]我认为,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构的任务既不是秘密编造“伟大的计划”,也不是“等待”自然事情的发生。群众罢工就像我明确地在多特蒙特《工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所说的,不能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制造出来”,它们要从群众和他们正在开展的行动当中产生出来。但是在把这种在政治上标志着坚定的策略和有力的进攻的行动向前推进的时候,必须使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任务,这是党能够办到的,而且这也是党的义务。社会民主党不能人为地创造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可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它的摇摆不定的、软弱的策略,却有可能使最理想的群众行动陷于瘫痪。1902年比利时遭到失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刚开始就马上被命令停止的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提供了这种论据。考茨基同志本人则曾对奥地利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报道:即使群众已经作好高度的战斗准备,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刹车来有效地阻止群众罢工这种“自发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向我们介绍说,“尽管奥地利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加有利于群众罢工,尽管奥地利群众的激忿情绪有时候达到了我们在德国远远达不到的程度,达到了只有最大限度地竭尽全力才能阻止他们举行群众罢工的程度;另一方面,尽管到了最后一再地和最严重地受到群众罢工的威胁,负责党的策略的同志还是在这个时候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刹住了车,阻止了群众罢工的发生。”[54]由于我们党有组织集中制的特殊修养和纪律,因此,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阻止作用能够最有效地在德国表现出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我的《下一步怎么办?》一文中曾经写道:“在一个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里,是举世无双地重视组织和党纪的原则的,因而几乎排除了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几乎排除了他们自发的、可以说是即时表现出来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几乎排除了一个迄今所有重大的政治斗争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党有不容推卸的义务,证明如此高度发展的组织与纪律对于大规模的行动也是有价值的,对于除了议会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斗争也是有用处的。”[55]

    普鲁士争取选举权运动迄今的命运似乎证明,我们的组织机器和我们党纪暂时对大规模群众行动的刹车能力比带动能力要强一些。如果事先就只是胆怯和勉强地论述街头示威游行,如果对任何像3月18日和5月1日出现的、可以使示威游行成倍加强的机会都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如果对自己的胜利,例如4月10日赢得上街的权利,以及对敌人的失败,例如撤回政府草案,都同样完全不予利用,如果最终干脆把示威游行搁置起来并把群众送回家去,总之,如果想方设法制止和瘫痪群众行动,挫伤群众的斗争情绪,那么,理所当然,也就不会从群众中产生出必须从群众罢工才能产生出的暴风雨般的运动。

    当然,变成这个样子的领导机构所进行的阻止活动顶多是在群众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在我们德国这样,群众行动尚在采取最初的步骤的时候,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革命时期还在全面开展的阶段,斗争就已达到高潮,那么,党的领导人的刹车就不能取得多大的效果了,群众就会把对抗运动风暴的领导人毫不含糊地推到一边去。看来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我认为把事情朝那个方向引导既没有必要又不合乎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无论如何要等到群众的“怒吼声”把他们搞刹车的领导人轰跑之后才在德国举行群众罢工,那么,这显然是只能有损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威望的。因为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便不难想象,我们有权利引以自豪的复杂的组织机器和严格的党纪,可惜只是为了议会和工会的日常斗争的一种卓越的应急手段,在我们的领导阶层现在的状态下,它们则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时代所需要的大规模群众行动的障碍。我们的组织状况还有一个特别的弱点可以在那个时候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确切地说,如果工会领导人不过在最近的选举权运动中公开站出来反对群众罢工的口号,那么这只能使群众认清形势,更加尖锐地给予批评。然而他们用不着这样做,确切地说,他们可以通过党的宣传工具和借助党的机构而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威望作为刹住群众行动的手段,使选举权运动因此停了下来,考茨基同志只不过是为此作了一番理论上的配乐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事业仍在前进。敌人总是不停手地替我们干活,因而,我们的麦子如果不管天气怎样都长势喜人也算不上什么特殊的功绩了。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任务毕竟不是要不顾自己的错误而单靠其敌人的罪恶和错误过日子,而是要通过自己的活动力加速事件的进程,要在任何时刻都不是最低限度地而是最大限度地开展行动和阶级斗争。

    如果将来群众行动重新开展,党就将面临同两年前和今年春完全一样的问题。在经历了这两次尝试之后,我们广大阶层的党员必定一开始就明白,要使真正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发动起来并长时间持续下去,就只有不是把它当作枯燥无味的、按照党的领导的指挥棒进行的操练,而是当作伟大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充分利用一切重要的经济冲突把一切振奋群众的因素都卷入运动的漩涡,同时,不是回避而是采取果断坚定的策略去迎接日益紧张的形势和决定性的斗争。今天的讨论也许将对此有所裨益。



发表于《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
第564—578页和第626—64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
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78——420页。

(曾广声   译)






注解:
(如不标明注者则为编者注)

[1] 出人意料的巴登声明激起了许多党员和我们自己的强烈愿望:不要在《新时代》上刊登任何会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争吵的文章。此外,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在巴登事件的影响下,我们的读者对于像这里进行的讨论似乎只有淡薄的兴趣。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推迟刊登卢森堡同志的文章是有益的,并用以下编辑部的声明向她解释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声明后面还附有考茨基的公开致歉信。
     “读者们:我们收到了卢森堡同志一篇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详尽的答辩文章。它的第一部分本来要发表在这一期上,因为在当前这个时刻,面临着巴登邦议会社会党党团一部分人令人发指的挑衅,面临着他们对党纪的卑鄙破坏和他们的卑躬屈膝的行径,我们党内一切革命的和真正具有共和思想的分子的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把所有同机会主义的分歧都搁到一边去,当然对机会主义来说,民族自由党人的好评比德国拥护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的意向和敬重更为重要。          (编辑部)
    顺此,我感到有必要在今天就来更正一个从推迟发表的卢森堡同志的文章中得到澄清的错误。引起我疑惑的关于宣传共和思想的那段文章,并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尚未发表,而是加上了新的前言和结束语,作为专文发表在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上了。因此我误以为没有发表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据了。
    这件事情丝毫也改变不了我们之间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分析的消除必须推迟到一个有利的时机。      (卡尔•考茨基)
    卢森堡同志拒不同意推迟发表她的文章。她觉得她的事情极其重要,容不得半点儿推迟。要是卢森堡同志的辩论对手不是《新时代》的编辑本人的话,那我们就不会由于卢森堡同志的反对而不再继续推迟发表这篇在当前这个时候只会损害无产阶级事业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如果现在还特别受到器重,其作用只会分散同志们此刻必须一致地集中在巴登的“造反者“身上的注意力。同时,这篇文章的宗旨是诋毁党执行委员会,诋毁《前进报》,尤其是诋毁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团结一致地做其后盾以对付违纪分子的同志的。
    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甚至连作出单纯推迟的决定也不愿意。同志们将会理解,考茨基何以认为现在答复卢森堡同志是一个错误。现在是决定其它问题的时候。对于卢森堡同志来说,免不了要和她彻底清算,批驳她的错误主张,揭露她的引证方法。但是,这样做的合适时机,只有在整顿了巴登的违纪现象之后才会到来。目前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编辑部)——卢森堡注
[2]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见《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34页。
[3] 《下一步做什么?》。《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89—298页。
[4] 同注[2]第337页。
[5] 同注[2]。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2页。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6页。
[8] 见本卷第206—210页(录入者注:即卢森堡《播种季节》,1910年3月25日)。着重号是卢森堡在本文中加的。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
[10] 同上书。第273页。
[1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6页。
[1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7页。
[13] 省去部分是:“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
[1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但中文版依据的版本和这里卢森堡所引用的版本不同,故有两处差异。
[15] 1910年6月9日,普鲁士众议院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通过了增加王室拨款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同意给普鲁士王室增拨350万马克,这样就必须每年从国家的资金中拨出1920万马克供王室使用。
[16]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35页。
[17] 同上书,第365页。
[18] 指1904——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沙皇俄国战败后,将其侵略中国所获的领土及其它权益“转让”日本。
[19] 同注[15](录入者注:疑为[16])第368页。
[20] [21] 同上,第369页。
[22] 同上书,第370页。
[23] 在戈雷姆金主持下的沙皇的内务部在1898年9月17日的一份通告中要求采取镇丫农民起义的非常措施。
[24]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的第一编《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柏林1907年增订第二版第59、63页。
[25]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69页。
[26] 同上书,第372页。
[27] 1903年8月,在克里米乔大约有8000纺织工人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警察的干预和对克里米乔宣布小戒严,使罢工具有了政治性质。只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违背罢工者的意志进行干预,才逼使工人们于1904年1月无条件地复工。
[28] 见本卷第211——246页。(录入者注:即卢森堡《疲劳还是斗争?》,1910年5月23、6月3日)。
[29] 卡•考茨基:《今后怎么办?》。《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80页。
[30] 卡•考茨基:《关于革命者的杂论》。《新时代。第22年卷第1册第736页。——卢森堡注
[31]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
[32] 《新时代》编辑部在上一期既无论据却又尖刻的攻击(见该刊378页脚注——罗•卢•)以及它认为我的文章“在当前这个时候只会给无产阶级事业造成损失”的说法,这使我作出如下的回答:
    1.我断然拒绝编辑部的说法,好象这里讨论的是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我的事情”。普鲁士选举权斗争和在其中应运用的策略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事情。
    2.选举法问题被列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巴登事件发生之后也没有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勾掉。因此,全面弄清这个问题来为党代表大会的辩论作准备,乃是党的报刊,尤其是党的理论探讨的机关刊物理所当然的义务
    3.指责我煽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需要向公众隐瞒严重的、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的帮派。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不应当把它和我们少数几个人等同起来;它是一种在公开的、自由的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才能防止僵化的世界观。
    4.编辑部的声明宣称,我的文章是“以诋毁党执行委员会、《前进报》、尤其是那些分子为宗旨的”,这无非是要断言,谁要是批评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和由它们执行的政策,谁就是蓄意“诋毁”。这是和迄今工会领导人试图用以反击对工会的任何批评,特别是用以反击《新时代》编辑的批评在遣词用语上都一式一样的论据。党的探讨理论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纵使自己偶尔也是受批评者,也决不应该对党内的批评者采取狭隘的怀疑态度。
    5.编辑部考虑到巴登的预算表决,希望我停止讨论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这意味着把我们集合起来,全力以赴,进行自己队伍内部的斗争,而把反对资产阶级敌人的斗争问题无限期地往后挪。因为来自机会主义方面的进攻十几年来根本就没有停过,所以,如果每当我们的修正主义者高兴再一次搞恶作剧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关于策略的认真辩论以及一切有关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的问题都搁置起来,这简直是由机会主义来对党宣布戒严状态。装出一番如此不安的样子与编辑部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话也是相矛盾的。巴登的事件必须坚决果断地加以解决。“不过”,我们在梅林同志在同一期《新时代》的社论上读到这样一段话,“党将不会由于这个插曲而使自己的昂扬的战斗情绪低落下来。就党的报刊至今对此发表的言论来看,还都是采取恩格斯观察‘巴登州’孤陋寡闻之见时所惯用的那种慎重冷静的态度。”我希望《新时代》编辑部也具有一点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和这种“慎重冷静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

    我们抱着卢森堡同志所要求的那种“慎重冷静的态度”,除了刊登她的30页的文章外,还刊登这篇声明,并放心让我们的读者自己去判断,像这里进行的一种论战在现在这个是否合适,卢森堡同志强烈反对将她的答复稍为推迟几周发表,是否并不意味着过高地估计了她自己这些申述的重要性。

————《新时代》编辑部

[33] 参看本书第87—88页和第90页(录入者注: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一部分)。着重号是在本文引用时加的。
[34]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第一编第2版第60页。——卢森堡注
[35] 卡•考茨基:《矿工罢工的经验教训》。《新时代》第23年卷第781页。——卢森堡注
[36]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0页。
[37] 奥达•奥尔贝格:《意大利的总罢工》。《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19页。——卢森堡注
[38]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
[39] 奥达•奥尔贝格:《铁路员工罢工追记》。《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385页。——卢森堡注
[40] 《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篇,描写所谓救世主再次降世和世界末日的情况。
[41]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
[42] 同注[24]第55页。
[43] 参看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71、123页。但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译的。
[44]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9页。
[45] 同注[43]第370页。
[46] 卡•考茨基:《今后怎么办?》。《新时代》19110年4月15日第71页。——卢森堡注
[47] 1910年4月10日全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地区的工人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权。
[48]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关于选举法问题的发言。见《普鲁士社会民主党1910年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0年柏林德文版第224页。
[49] 《取笑、讽刺、挖苦和更深的含义》是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一出喜剧的剧名。
[50]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9页。
[51] 1910年3月6日柏林社会民主党号召在特雷普托夫公园举行争取民主选举权的集会,后因警方干涉改在御苑举行。
[52]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7页。
[53] 同上书,第421页。
[54] 卡•考茨基:《我对俄国革命的背叛》。《新时代》第24年卷第2册第856页。——卢森堡注
[55]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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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1911年7月24日)



    众所周知,由于摩洛哥事件[1],在法国同志中产生过这个想法:已经是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大会来反对已开始的军国主义殖民冒险的时候了,并且应由对此负有义务的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促成此事。首先计划在两个直接参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代表之间进行会谈。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代表西班牙同志,对瓦扬和法国同志的动议表示赞同,而“豹”号炮舰被派往阿加迪尔港一事公开表明,德国军国主义同样参与了摩洛哥冒险,以此加剧了国际对立,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这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许还有英国代表看来也有必要参加计划中的国际会晤。在布鲁塞尔书记处就此征求意见时,麦克唐纳、凯尔•哈第和奎尔奇代表英国工人表示赞同,并声明他们也认为有必要召开会议。只有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太赞同这个动议。虽然只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作为他的个人意见作出回答[2],但其他委员对此显然是赞同的,因为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方面并未进一步表示意见,国际局中的德国代表也认为这个会是不合适的[3]。由于这个原因,原来计划的会议没有召开。

    对于由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事件召开一次会议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问题,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怎样,这个会议不是计划马上召开的,只是要作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召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社会党代表,也只是在这个明确的意义上赞同这个动议。而德国方面拒绝“立即”召开这个会的态度却被理解为根本不赞成这个意见。于是,布鲁塞尔书记处也就建议把摩洛哥问题推到下次国际局的年会上处理。我们看得很清楚,德国党的这个态度对于其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抗议运动不会产生什么鼓舞和激励作用。了解导致我们党采取这个态度的理由因此就更加有意义了。听起来几乎难以置信,这次提出来的又是这些理由:对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的考虑。由那位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表达的这一观点在他通知国际局以后还在柏林一次公开集会上发表过。其说法如下:

    “在这整个把戏里,我看出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人想以此转移大家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为国会选举制造气氛。由于对内政策,我国政府处于连狗都会同情的境地。因此,它就采取那种惯用的手段,就像1887年俾斯麦利用布朗热[4]和1906年毕洛夫利用霍屯督人一样。我相信,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基德伦-魏希特[5]先生什么蠢事都会干出来,也就是说,也会干出引起欧洲严重冲突那样的蠢事来。但是在摩洛哥问题上,我看这些先生还不会放手干,因为那里涉及相互冲突的资本家的利益,其中‘法国’集团在德国的势力也是比较强大的。

    这个矿山争夺战已经打了好几年。大家知道,一位名叫曼奈斯曼的先生把钱给了摩洛哥的苏丹,换得了一份文件;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一小撮自称为泛德意志派的惹是生非的家伙声言:有了它,曼奈斯曼兄弟公司便获得了摩洛哥矿山的垄断权。当然,文件的内容跟阿尔几西拉斯协定[6]是矛盾的。曼奈斯曼和他的朋友们声称,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阿尔几西拉斯文件不能对以前的协定有什么影响。

    尽管曼奈斯曼和他的朋友们在报刊上大吵大嚷,但并没有使前外交国务秘书冯•舍恩对曼奈斯曼的协定哪怕只说一句附和的话,因为他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曼奈斯曼的态度。但当他迫不得已表示看法时,说的话对曼奈斯曼先生极为不利。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曼奈斯曼的法律基础不保险,不如说是在于同他对立的资本利益。和曼奈斯曼竞争的是一家法国的矿山辛迪加。但除了施奈德以外,克虏伯、蒂森和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的其它巨头在这个辛迪加中也有一份。他们说,如果摩洛哥像曼奈斯曼所声称的那样蕴藏着大量的铁矿,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去开采,不必受曼奈斯曼的剥削。在剥削这方面,这些先生愿当主体,而不愿当对象。这个抗衡力比任何法律的和国家法的理由都更重要。就曼奈斯曼这些先生钻采铁矿来讲,他们最近已经把工作移到了阿迦迪。从那儿传来了抱怨声,说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了阻碍。因此,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基德伦-魏希特在这里对曼奈斯曼及其一伙的喊叫作了让步。但我不相信这些人会继续让人施加压力,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损害钢铁企业联合会中巨头们的利益。因此简短地说,我相信我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什么蠢事都会干出来,但我不相信他们会继续这样干下去,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损害最大的资本家们的利益,而在这方面,这些人有敏锐的目光,会及时地要求‘停止’。

    要是我们过早地忙于处理此事,自己把内政方面的一切问题搁在摩洛哥问题之后,使人们有可能由此造出一个有效的反对我们的选举口号,那么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在仇恨和害怕社会主义者方面,克虏伯和蒂森并不比贝特曼逊色。同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是,在讨论中不让人把国内的事情即捐税政策、大庄园主的优惠权、保险条例等等挤掉。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村庄’都谈论摩洛哥问题,并以此推动这股逆流的话,就可能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贝特曼先生之流在这场赌博中遭到应得的失败——这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是笨得出名的,那么我们在选举时就又多了一条论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凭这样的专门知识来叙述摩洛哥事件,从中作出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满意。由这些结论得出的高明政策是:及时下令停止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这件事应该让给钢铁企业联合会的寡头们去办,我们自己应尽可能少管此事,因为有别的事要做,要搞国会选举。首先,肯定谁也没有想到要求德国党,要我们“把一切内政问题搁在摩洛哥问题之后”。最不会受到嫌疑的,应该是瓦扬和法国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就是既可以干这事又不扔下别的事的生动例子。他们在不妨碍为反对摩洛哥的冒险而积极进行鼓动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内政问题,首先对保险提案[7]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同样,伊格列西亚斯及其同志们的强烈抗议行动,也没有妨碍党在西班牙的,特别是在萨拉戈萨的其它政治斗争[8]。

    其次,处在狼狈困境之中的敌人企图利用摩洛哥喧嚣炮制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口号,搞一次类似“爱国的”狂欢节选举那样的选举,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既然如此假设,而且认为这个可笑而轻率的冒险行为本身就可能成为反对我们的“有效的口号”,那么在宣传鼓动的时候回避讨论这个问题,就恰恰显得完全不合逻辑了。既然我们必然估计到反动派企图以摩洛哥为诱饵来捞到好处,那么,要使这个口号发挥不了作用,要破坏这个阴谋诡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要尽早地、尽可能彻底地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事件的可鄙背景以及这里涉及的肮脏的资本利益。我们自己的讨论,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的这一新进攻的宣传鼓动,怎么会使我们失败,这是不可理解的。这里表现出对我们观点的说服力、对我们鼓动工作的吸引力如此缺少信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870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面对沙文主义的一切复仇狂,无所畏惧,毫不含糊地发表了我们关于和平和人民友谊的信念。即使当时他们没有“在每一个村庄”都那样做,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当时只能进入很少很少的村庄。而同曼奈斯曼公司和它在今天外交部中的那些年轻人演的滑稽剧相比起来,“祖国与世仇的战争”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如果说上面讨论的那种态度是由于太不相信我们口号的取得胜利的力量而犯了错误,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它过高地估计了资本利益作为和平保证的作用。要说贝特曼和基德伦的对外政策只敢试探一下两个矿山剥削集团之间的对立有多大,这或许是对的;但是要在国际冲突这块布满火山的土地上轻举妄动,这甚至对于比这些资本主义的小伙计更大的能人说来,也是蒙起眼睛在玩火。冒险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单单由曼奈斯曼和蒂森决定的,这次冒险和一切世界政策性的进攻一样,很容易使冒险的策划者无法控制,会从用火柴棒轻浮地玩火发展为全球大火。要知道,通过某些“让步”,形势的重点就很容易转移到南非或另一个大洲,造成完全新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不是平息公众舆论,而是相反,应该激起公众舆论,警告人们,在今天的世界政策的每一个这样的冒险中都潜伏着危险。我们不应当指望某一个资本家集团对和平的关心,而只能靠了解真相的人民群众的反抗这个和平因素。此外,要是去平息公众舆论,那么我们现在就显然迎合了摩洛哥政策操纵者的愿望。康蓬[9]和基德伦这两个殖民政策的犹太教大祭司要求公众缄默,以便在人民代议机构和公众背后不受干扰地搞他们的骗术[10]。这就更加启示人们:工人党的策略恰恰相反,要向公众舆论大声疾呼,说明有人要让它面对既成事实。在这层意义上说,譬如《前进报》起初提出来的召开国会的要求,还确实是受正确的直觉支配[11]的。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看来不再继续支持这个口号了。

    最后,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态度表明了对竞选的一种总的看法,我们觉得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按照这一看法,我们在宣传鼓动时应仅仅局限于内政问题,局限在捐税和社会立法上。可是,财政政策、容克地主的统治和社会改革的停顿是和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个人统治及其对外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将这些方面作任何人为的割裂,都只能不完全地、片面地反映出我国的社会状况。首先,在国会选举时我们应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教育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德国的内政状况置于我们批评的范围之中,如果我们不讲重要的国际关系,不讲在世界各大洲继续发展的资本统治,不讲到处出现的明显无政府状态以及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那么,要开展这种教育是办不到的。我们决不能把选举的宣传鼓动搞成一本简单化的、缩写成只有几个“最有吸引力”的要点的政治启蒙课本,而必须进行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人们经常说我们迎接国会选举时的“形势很好”;同时,我们又被一再告诫,不要由于某种不谨慎的行动而毁掉这个“形势”;以前是指普鲁士选举权斗争,现在是指反对摩洛哥喧嚣的鼓动。我们认为,那个“很好的形势”不是一个表面的偶然状态,不会因为一个不慎行动就被毁掉,而是最近几十年德国内外历史总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开始纯粹从选票的角度看待整个党的生活和阶级斗争的一切任务的话,那我们就会最大程度地失去这一“形势”带来的好处。



发表于1911年7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68
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
版第3卷第5——11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
[2] 给国际局的回信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写的。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和资料汇编》1967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48——350页。
[3] 奥古斯特•倍倍尔于1911年7月10日从苏黎世写信给国际局,答应参加关于摩洛哥危机的会议,但在7月12日的一封信中却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不合适的。
[4] 1886年,法国复仇主义政治家的代言人若尔日•布朗热担任陆军部长。俾斯麦利用这个情况,进行一次反对法国的沙文主义煽动,以此作为提出新的军队草案的理由。在这样尖锐的形势下,1887年2月21日举行了国会选举(这天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因此也称狂欢节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议席数从34个下降为11个。
[5] 阿尔弗雷德•基德伦-魏希特(1852——1912)——德国外交家。1910——1912年任外交国务秘书。
[6] 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以1906年4月7日的阿尔几西拉斯协定结束。该协定保证摩洛哥形式上的独立,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暂时保持一定力量均势的表现。
[7] 指1911年7月3日在法国生效的工农业工人必须交付一部分养老金保险费的规定。
[8] 1911年7月10日,西班牙的社会党人跟共和党人一起,在瓦伦西亚举行了一次抗议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集会,大约两万人参加了大会。帕布洛•伊洛列西亚斯等在会上发言。同一天,在萨拉戈萨爆发了一场总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16日。
[9] 茹尔•康蓬(1845——1935)——法国外交家,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驻美国、西班牙和德国大使。
[10] 在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驻德大使茹尔•康蓬和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魏希特就殖民地占有的补偿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在1911年11月4日使德法之间达成摩洛哥协定和刚果协定。在摩洛哥协定中,德国同意由法国控制摩洛哥,而法国保证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在刚果协定中达成在赤道非洲交换地区的协议,德国用乍得地区的领土换得法属刚果的一部分。
[11] 见《政府要做什么——一项质询》,载于1911年7月5日《前进报》第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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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政策
(1911年8月19日)



    党的反对摩洛哥政策的群众行动终于开始了。可是刚一开始,就有人企图把它引上错误的轨道。尽管这个企图的确出于好意,但仍旧是完全错了。伯恩施坦同志的两篇文章[1],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部未加任何批驳就在主要版面上登载了。他在文章中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我们反对摩洛哥方针的抗议运动提出什么具体口号。显然,伯恩施坦想搞“实际政策”。而且照他对这个政策的理解,社会民主党有责任为解决世界政策方面的困难提出“积极的”建议。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该找到一条出路,把它作为一切观点中“最好的”观点、作为解决摩洛哥混乱最可行的办法推荐给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应该怎样去完成一项同它的性质如此不相符合的任务,去为资本主义的外交和内阁开出妙方呢?伯恩施坦在教我们怎样施展这个本领。但是,因为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样做时也是胡乱插手一件他不熟悉的工作,所以发生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事情。伯恩施坦终于把他在外交家们的桌子底下发现的一张揉成一团的破纸片当作社会民主党自己的建议从地上捡起来,把它放在膝盖上小心翼翼地整平,兴高采烈地将它举起来,把它作为解决摩洛哥冲突唯一的最好的办法,作为符合“和平和权利均等”、符合“人类最高准则”以及符合各国人民应得的物质利益的唯一政策,作为与社会民主党及二十世纪唯一相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有谁能不笑得掉眼泪,或者至少可以说,有谁还能保持严肃的表情呢?

    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是那时世界政治形势的表现,当时,法国还不能明目张胆地把摩洛哥掠夺为殖民地,而其它列强又不愿意、而且也不能为了摩洛哥的缘故采取战争行动。那时候,所有国家以“全能上帝的名义”作了国际保证,维护摩洛哥苏丹的主权,也就是维护这个国家形式上的独立,这是意味着在各个世界政策的利益之间暂时保持一定的力量均势。如果把外交部骗人的鬼话翻译成通俗的德语,那么,那个关于摩洛哥苏丹的“主权声明”就是如下的意思:这个傀儡暂时可以坐在王位上,可以用来当摩洛哥独立的招牌,因为目前来瓜分摩洛哥,这对我们还不合适,我们有别的事要操心。时候到了,就有办法,暂时分别,下次再会。

    苏丹的主权和摩洛哥的独立,在签署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时,就已成了乏味的笑剧。在广大公众之中,除了伯恩施坦以外,恐怕谁也不把这当回事儿;苏丹仅仅是由德法两国交易所豺狼豢养的傀儡,摩洛哥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庸,首先是法国资本主义的附庸。这一点,今天肯定是人人都看清楚了。但是在那以后,形势仍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法国在摩洛哥进一步扎下根来,进一步把所谓的“主权”变成稻草人。而其它列强,特别是德国,对此听其自然,因为它们认为,这下子事情已经成熟,最终出卖这个国家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阿尔几西拉斯协定的使命已经完结,可以把它扔掉了。它现在被造就它的那种发展趋势抛在后面了。它成了外交上穿破了的便鞋,被扔进垃圾堆了。

    伯恩施坦现在却把这件奇珍异宝作为社会民主党世界政策的旗帜举了起来!不过,伯恩施坦在这个已不中用的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道具上发现了奇妙的一面: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是“合乎道德的”,损害它是不道德的,是一件违法行动。他非常详细地论述了道德和不道德,他的整篇文章浸透着道德。他说:“如果德国声明,不做肮脏交易,而是按协定得到权利,那么,德国就再正直不过了。”然而德国却在道德上如此“贬低”了自己。可是,使伯恩施坦感到痛心的是,英国的道德也不是毫无瑕疵的。“英国官方在涉及到阿加迪尔及其内地时向德国大喊‘把手拿开!’,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已失掉了这样做的一切道义上的权利,因为它允许法国,而且继续允许他在摩洛哥的最大、最文明的地区公然违背阿尔几西拉斯协定”。[2]伯恩施坦逐渐发现,原来所有国家都在摩洛哥进行不道德的行动。于是他现在有许多事要做。那是一幅动人的情景:伯恩施坦同志抬起眼镜,道貌岸然地看着基德伦-魏希特先生,伸起食指告诫他说:基德伦,你成了教唆犯,说真的,成了教唆犯(伯恩施坦在他的文章中连说了两遍)。基特伦,你改悔吧!要正直,要有道德!最好不过的就是要有道德!——我们担心,基德伦也许只会不耐烦地偏过脸,用他的简单明了的方式嘀咕一句:伯恩施坦先生,你见鬼去吧!

    事实上这是多么无用的苛求!这是向人提出永远实现不了的无理要求。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变得“有道德”,这与要求卖淫“有道德”几乎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对卖淫只知道说“这是不道德的”,而再也说不出其它什么来,那么伯恩施坦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来的社会观点的深奥程度是和这完全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深刻的本质,它的核心,它的整个含义和内容,就是继续不断地将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撕成碎块,让资本主义逐渐吞食和消化。因此,如果人们要从法律条文上和伦理上理解这个历史过程,那么它从来无非就是持续进行的、被奉为法律的违法和暴力行为。争夺这一块块外国土地和外国人民,这既是战争冲突的唯一内容和目的,也是国家之间公开和秘密协定的唯一内容和目的,而这些协定只是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另一个方法,只是用书面确定这场争夺中某个时期暂时的相互力量对比。今天,哪一个有起码政治常识的人不知道,签订这些协定只是为了在这方面的力量发生变化时又撕毁它们?到现在为止,哪里有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协定未被撕毁?只有不知道国际形势在不断动荡,不懂得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变化、产生和消失、发展和运动这样的规律的人,才会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协定是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国际上世界政策的这一发展,毕竟不过是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另一个侧面,而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努力就是以这一发展为基础的。

    现在社会民主党居然要把一直是新的对立和斗争的起点的国际外交协定的神圣性当作自己的口号!它居然要使资本主义世界信奉道德!

    不过,我们要问,伯恩施坦在这里究竟维护什么道德和什么法律?按照他的看法,阿尔几西拉斯协定就是“法律”,损害它就是“违法”。然而,伯恩施坦在阿尔几西拉斯协定中只注意到一切“商业国家”在摩洛哥的平等权利,奇怪的是,他完全忽视了,除了欧洲的商人以外,那里还有另一个可以说也有某些“权利”的因素,这就是土著民族,就是现在正在造反的摩洛哥部族。他根本没有发现,阿尔几西拉斯协定保证了摩洛哥苏丹的主权,它却以此践踏了土著的权利,在他们背上放上了一条可鄙的、危害大众的蚂蝗,它的作用只是为欧洲的“商业国家”吸摩洛哥部族的血,然后交易所豺狼又从它身上把血挤入自己的腰包中。原来,我们的道德说教者在这里表明他的道德观念一点也不坚定。譬如,他冷酷地说:

    “在那里(摩洛哥),仅仅是欧洲人开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非洲人在欧洲人那里被雇为工人。而在苏斯等地区经营种植园和开矿的权利今天已归德国企业家所有,阿尔几西拉斯协定宣布他们在摩洛哥有和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等的权利。要求严格履行这个由所有利益攸关的国家签署的协定,这不仅是帮助想在摩洛哥经商和办厂的德国人得到他们凭荣誉和理智可以要求得到的利益的最正直、最人道的途径,而且也是最方便的途径。”[3]

    允许曼奈斯曼和克虏伯“凭荣誉和理智”要求把非洲工人当作制革的皮子出卖给他们!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允许他们把矿山、种植场有把非洲工人赶向死亡的“权利”,对于我们的伯恩施坦来说,这就是“最正直和最人道的途径”!好一个道德说教者!但我们的“实际政治家们”总是这样的:他们一心想当政治家,总想站到“建设性基础”上来,结果却两腿朝天,乱蹬一气,屁股着了地。

    伯恩施坦的不幸正好证明他从错误的方面观察了这整个问题。用“权利”和“道德”是无法衡量现代帝国主义这样的现象的。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时期的趋势、根源和历史意义——搞清楚这一些,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它面目可憎,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它面目可憎,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法产儿。这是我们必须教会工人阶级理解的东西。工人阶级必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要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掠夺别国、国际肮脏交易、违法和强权政治,只有通过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用社会革命去反对世界政策的国际屠杀。然而,人们要是在帝国主义政策之内去寻求补救办法,寻找解决其冲突的途径,要是企图简单地硬要帝国主义退回到已经过时的状态,这样来顶住它的冲击和突进,那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毫无希望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通过反对今天的帝国主义而始终维护昨天的帝国主义而已。

    在我们反对世界政策的抗议运动中,道义上的反抗当然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在它同对现象的历史法则的理解联系起来时,只有在它不是针对表面形式,而是针对实质,不是反对后果,而是反对根源时,一句话,只有在它成为猛烈攻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群众的革命反抗时,它才会变成政治因素。



发表于1911年8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91
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
版第3卷第26——31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爱•伯恩施坦《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民主党》载于1911年8月13日及15日《前进报》第188、189号。
[2] 爱•伯恩施坦《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民主党》载于1911年8月15日《前进报》第189号。
[3] 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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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群众和领袖
(1911年8月)



    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党为反对世界政策和摩洛哥政策而举行集会和示威的消息。人民群众到处都以最大的热情响应我们的号召[1]。这证明,我们是很好地适应了群众的感情和情绪,在政治上表述了这些感情和情绪,给它们提出了口号和指出了方向。对此,目前全党只有一种意见,即组织一次反对摩洛哥事件的群众行动,在世界政策方面进行一次强有力的宣传鼓动,是社会民主党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迫切的需要。

    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项行动不是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开始呢?德国是以派遣炮舰到阿加迪尔港而正式参与摩洛哥事件的,这件事发生在7月2日。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人的抗议活动已在7月的第一周达到高潮。我们不是在那时立即全力以赴地开始鼓动,而是落在后面,在事件的热潮中慢慢腾腾,至少晚了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们在这一重要事件上的政治战斗准备有很多不足之处。这是为什么?

    人们会回答说:党的执行委员会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首创精神。它直到8月9日才要求行动,因此集会一直到8月下半月才能开始。不错,但难道必须等着党执行委员会先发出正式号召吗?如果今天每个党员无例外地认识到反对世界政策的行动的必要性,地方党组织难道就不能凭自己的首创精神干点什么吗?比方说斯图加特人就是这样做的[2]。把责任完全推到党执行委员会身上,这是毫不费劲的,何况执委会方面也可能确实表现得很缺乏决心和毅力。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算在那些总是等待从上面降下全部幸福的人的帐上,甚至在如此明摆着的、无可怀疑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敢采取少许的独立活动和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当然,为了使党的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充分发挥效力,需要统一和团结,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由一个中心来发动。但是,如果党的运动的几个大的、老的中心作出榜样,它们肯定也能朝这一方向施加影响,并且带动其余的地方组织。的确,那时党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中心也就会立即认识到必须推广每一种强大的首创精神和良好的开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变成党的意志的喉舌和工具,而不是相反,像现在这样,我们巨大而坚强的各级党组织把自己看作单纯执行党执行委员会命令的工具。

    也必须坦率地说:党的生活只有到那个时候,只有在改变目前不正常关系的时候,才可以建立在正常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活动、自决和首创精神的增长。但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如果联合成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最优秀、最有觉悟的一批人自己作为群众没有发挥首创精神和独立性,而宁可总是在上面发布命令以前按兵不动,这些群众的行动能力和政治战斗力又怎样会发展呢?纪律和统一行动是像我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后者是以士兵群众漫不经心、毫无主见地屈从上级的命令——它所表达的是异己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个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因此,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发展的关键,即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当然,我们有最高权力机关即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它把全党的意志定期地确定表述出来。但是,党代表大会显然只能给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规定一般的的大政方针。这些方针在实践上的运用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工作、战斗力和首创精神。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显然决不会把政治斗争中当前的任务全部包括进去,因为生活不是静止的,从一次党代表大会到另一次代表大会,天地间会发生许多事情,党对这些事情必须作出反应。打算把日常的政治警惕性和首创精神这一巨大的任务全部推给党执行委员会,而将近百万人的党组织却在消极地等待它的命令,这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来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无疑,正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们竭力想在所有的党员不言而喻要服从全党决议这件事上发现的那种该受谴责的“绝对的盲从”。

    在我们的队伍中可以经常听到对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抱怨,说这种官僚主义扼杀了生气勃勃的政治活动力。这种抱怨也是完全合理的。只是那些发出抱怨的人恐怕很不理解这种可悲的状况大部分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此外,地位这样高的机构自然有一种发展得很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势必大大抑制首创精神和决心。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要是党员群众自身干劲不足,独立的精神生活不够活跃,那么他们的中央领导机构就十分自然地不仅会产生官僚主义僵化的倾向,而且也喜欢非常错误地认为自己对于党拥有官方的权威和权力地位。我们的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对个党报编辑部下达的所谓“秘密指示”[3]就是一个新鲜的例子。这是一次企图对党的报刊实行监护的尝试,对此无论怎样严厉地拒绝都是不为过的。但是,这里也需要再说明一点:反对拖拉作风同反对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过分的权力幻想一样,除了依靠广大党员群众自身的首创精神、自身的思想工作和自身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外,再没有其他手段。

    以上涉及的问题在目前引起的不仅是学术方面的兴趣。党内各个方面的人已认识到党执行委员会的当前状况需要改善,已经承认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必须补充和革新。所以,不久前,我们的爱北斐特的机关报就摩洛哥辩论写道:

    “总之,必须支持《莱比锡人民报》的这一看法,即党执行委员会本来应当主动发起一次行动。

    现在,我们也确信,当更进一步检验事态的时候,对党执行委员会玩忽职守的错误可以从宽发落了。党的管理机构发展得很庞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的数目已不再足以恰当地满足向领导机构提出的全部要求了。辛格尔同志的空缺还没有补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假定,一位或者甚至两位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可能因为处理党的事务或者进行鼓动而不在柏林,第三位委员也许生病了,第四位和第五位正在休假(肯定没有一个人打算阻挠异常忙碌的党的执行委员去休假),那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突然出现重要问题时不得不由极少数人作出决定,而如果整个执行委员会全体在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会是另一个样子。这种两难处境恐怕也可以解释这一矛盾:党的办事处把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信说成是写信人的个人观点,而外界却自然把它当作党执行委员会的信。耶拿党代表大会[4]将不得不决定加强党执行委员会。有两个选区,即特尔托-贝斯科和柏林第一选区已经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建议。”

    这里阐述的需要加强党执行委员会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应当回避它在这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我们的党满足于加强党的执行委员会并且又消极地等待“新当选的人”赐给全部幸福,正像例如它曾消极地花了一个半月等待党执行委员会挥动指挥棒才去开展对摩洛哥事件的抗议活动一样,这就表明它打算用纯粹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抵制官僚主义的灾害。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执行委员会能代替蕴藏在党的群众之中的、党的固有的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百万人的组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着伟大的任务,却打算抱怨自己没有名副其实的领袖,那么它就是自己表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它将证明,它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本身,而这一本质在于,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发表于《莱比锡人民报》1911年8月29日第199
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
版第3卷第37——42页。

(于沪生  译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遭到党员的压力之后,于1911年8月8日通过党的报刊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摩洛哥政策和保卫和平。与此同时,还散发了考茨基写的传单。
[2] 1911年7月15日在斯图加特召开了抗议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报告人卡•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摩洛哥政策的决议。
[3] 1911年8月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给党的报刊编辑部发了一封秘密通告,禁止它们讨论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中的意见分歧(这是由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机构的敌视工人的决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一项机会主义声明引起的)和对工会领导机构的措施提出任何批评。
[4] 指将于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在耶拿召开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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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第一国会选区的演说[1]
(1911年12月19日)



    演说者[2]对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作了简明的概述。炮击声是我们迈向人民斗争的征途中的伴奏曲。演说者讲到了在英国、奥地利和其它国家里的饥荒,说这些是我们必须就其整个意义来评价的征兆。她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人民中的饥饿是一种新现象,相反,它只是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后果,在这种经济方式中必不可免的危机是同繁荣互相交替的。但新鲜的是我们在今年遇到了饥荒,而今年并没有什么危机,相反,企业界生意兴隆。可以看出,如今已经根本不再是必须有危机才会引起饥荒。还可进一步看出,资本主义将按照无情的逻辑向何处去!演说者讲到冶金工业中的斗争,说仅仅一次报复行动就要使大约七万人失业。[3]乍一看来,这只涉及到一小部分人,但是冶金工业中去年就出现过三次这样的动荡。即使已经平静下来,但要是以为我们将来再也不会受到这种威胁,那就太愚蠢了。不,工人阶级头上悬挂着解雇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不再是提高一分钱工资或缩短一刻钟工时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原则问题。采取高压手段的人以为,通过这样的解雇,可以挖空工会的基金,并且置工会本身于死地。然而他们估计错了。工会的力量和权力不在于它的基金,而在于它的会员乐于牺牲和团结的精神之中(暴风雨般表示赞同的掌声)。因此,这些先生的一切阴谋都会像玻璃碰花岗岩一样,在工人运动中砸个粉碎。但是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尽全力猛烈击退进攻,那么,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明天有可能在别处发生。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和平与局部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件事,它看起来涉及的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但和上面提到的问题十分相似,这就是从中国传来的革命[4]正在胜利推进的消息。中国和革命!这足以说明世界在变化!在中国,人们宣告成立共和国,而我们在德国却生活在中国式的官僚统治之下。既然四千年的中华帝国都再也挡不住现代的革命风暴,难道德国反动派这一小撮渣滓能阻挡进步?(长达几分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乍一看来,上面列举的现象好象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但谁要是观察得更深入一些,他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地区正连成一个紧密的、社会在进步和发展的思想包围圈。我们看到饥荒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从其它国家听到因为饥荒而革命的消息。我们这里现在没有革命,但是谁以为,因为我们没有革命,我们这儿也就不存在贫困,那他就错了。同样,有秩序这个功劳也不归于警察。如果说一切尚有秩序的话,那也只能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和教育,它不想用乱哄哄的起义去改变人民的困境,而要通过目标明确的、有计划的斗争去改变

    演说者语重心长地对妇女们讲了一番话,描绘了她们的处境,说她们没有权利,也说到她们的义务和责任。今天的老百姓中每一个能做到靠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诚实地教育自己子女的妇女,都可以胜过每一位财政部长,这就已经证明她们有资格获得选举权和表决权。演说者痛斥帝国主义,她不但从纯政治方面,而且还从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阐明了帝国主义带来的后果。她指出,唯独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地为反对这一种掠夺政策作了斗争,并且还将继续斗争下去。既然我们的爱国主义者还按计划地把一百五十万外国工人移入德国,那么,德国工人就没有理由移居到非洲去。要去,他们就让以纳乌曼为首给他们出主意的人自己去,纳乌曼可以作为牧师一起去,还有莉施内芙斯卡小姐也去,这样也可以有个女性代表。(哄堂大笑。)最后,演说者申明:帝国主义所干的只不过是为我们作准备工作而已。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等着1月12日到来。我们不像资产阶级那样主要争议席,而更为重要得多的是选票;就是选票,我们也不能按票数衡量,而要按其精神价值衡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同路人,而是在顺利和困难的时候都支持我们的、果断坚定的和勇于牺牲的男女选民。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时期,甚至也许是非常法。尽管如此,无所畏惧:风吹得越烈,红旗飘得越欢!曾在非常法之下流血斗争了十二年的我们用不着害怕!但是,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人一定要有准备:要求他们所作的也许是比投一张选票更多的牺牲。只要我们以这种精神开出去战斗,按么,我们就可以高呼——正如一首歌中写得很好的那样:人民和我们在一起,胜利和我们在一起。




发表于1911年12月20日《前进报》第297号。译
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
第80——82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本文是根据报纸的报道刊印的。
[2] 即卢森堡。
[3] 指1911年11月30日柏林冶金工人罢工被镇丫下去后,有60%的浇铸工和成型工被解雇。
[4] 指中国辛亥革命。
[5] 指将于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在耶拿召开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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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怎么样?
(1912年)



一  新形势



    将近两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生活的主要方面是以国会选举为基调的。这件大事现在已过去了,我们可以环顾一下总的形势。经过国会选举,是否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否预示着新的政治前景并且也许要求改变我们至今的策略?如果人们阅读自由派的报刊,那么人们几乎要相信这一点。胜利的欢呼声和欣喜若狂的情绪尤其充满着自由思想党的报刊:黑—蓝联盟被击败了,左派在国会中已形成了反对容克地主和教会反动派的反对派多数,这一切都是自由资产阶级坚决反右的结果!报上这样写道: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在决选中的相互支持[1]造成了政治形势中的这个根本变化。只要工人党和资产阶级之间在国会中的盟友情绪变成持久的友谊,那么整个德国天空就会充满自由主义的琴声。这些曲调听起来可能不错,特别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的那一小撮古怪的幻想家的耳中听起来很入耳,他们很久以来就指望着德国政治中起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形成一个“从巴塞尔曼到倍倍尔的大集团”,并预言普遍以为已经灭亡的自由主义又会还魂。遗憾的是,这次由资产阶级自由派自己大喊大叫宣布的复活,也只不过是一个大骗术而已。由于它大吹大擂,也曾使不少社会民主党人产生愉快的信念,但这只是在陶醉于胜利的最初时刻才会出现。

    “数字和事实,事实和数字!”正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庞得贝先生习惯说的那样。从数字和事实来看,自由派的英雄气概的传奇是什么模样?在首轮选举中,它的左翼没有获得一个议席,它的右翼得了四个议席,这就又回到了1903年的正常形势,因此,第一个肯定的事实是:自由派作为依靠自己的力量的独立政党已根本不再存在。社会民主党要与之手挽手地向本世纪挑战的这位神气十足的英雄豪杰,自己只有依靠社会民主党或反动派的恩赐才能活命。

    接着举行决选。这时候开始了自由派真正的英雄行为。只是在巴伐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自由派选民总的来说在决选的头两天中遵守这个口号:反对右派。但在其它地区,他们的态度如何呢?决选的第一天,人民党把十六个选区交给了反动派,民族自由党在两个选区中也干了同样的勾当。在决选的第二天,人民党故意使两个选区直接落到了反犹主义者手中;除了科伦和海尔布隆以外,几乎所有其它选区的自由派选民都分散了,少数赞成社会民主党,而多数投靠反动派,从背后袭击社会民主党。但在第二批决选中,我们还是取得了那么多的议席,这之所以可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把后备力量也拉出来去投票了,而且主要因为我们在首轮选举中就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优势,因此,自由派的背叛者也未能将我们击败。在决选的第三天,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更糟。在所有我们获胜的选区中,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多数投入反动派的营垒。譬如在波茨坦-东哈韦尔兰,进步党11000张选票中只有整1200票投给社会民主党,而6200票投给了帝国党的党员!因此,如果我们的选民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强大优势,那么,我们在这第三天的决选中也不可能获胜。我们在后两天决选中得到的自由党人的选票,只是在极少的选区里抵消了他们反对我们而支持反动派的选票。

    因此,后两天决选的结果和第一天决选的结果相比如此不同,其根源决不在于自由派的干将们在坎坷不平的正道上摔了几跤以后又坚决前进了。可以用更为简单得多的情况来解释:政府采取聪明的战略,恰恰在社会民主党占弱势的所有选区先举行选举,而在后两天的决选中,社会民主党本来就是作为较强的党领先的。如此说来,关于自由派在选举中大力救援社会民主党的无稽之谈,只有进步党人才会散布;他们有充分理由自欺欺人。不是因为自由派的帮助,而是尽管有自由派选民群众的背叛,我们还是得到了那么多的议席。在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反对我们的地方,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胜利,而且总的说来,凡是在反动派反对我们的地方,我们归根到底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自己的425万选民,即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第一次猛烈的冲锋中,胜利地克服了反动派的反抗和自由派的背叛,将我们的旗帜一直扛到最后的决选。

    掩盖这些事实,可能符合自由派政治家们明显的利益。与此相反,要是社会民主党支持这种由自由派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它就犯了政治斗士的最大错误:低估自己的力量。社会民主党赢得它的伟大胜利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它吸取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然力量,并且采取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态度。对于几百万向我们涌过来的热情的无产阶级群众来说,要是我们想按照自由派的思想错误地解释这次胜利,从而贬低他们的胜利,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外表看来,我们方面也有人一度搅混了主要斗争的明确路线,帮着一起鼓吹关于自由派战斗联盟和自由派英雄行为的传说。不过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中央机关方面有些过分热心于争取自由派的支持,其次是因为在整个决选活动中,我们的领导层跟着自由党的调门把反对黑—蓝联盟的口号喊得有些太响了。但是现在,选举结果是无情的验证,它表明我们自始至终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并获得胜利,还表明自由派的帮助总的来说只是个幻影而已。所谓帮助在最后显出原形来了,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德行,那就是,自由党选民不是一个不漏地反对我们,去投右翼反动派候选人的票。当然在某些还未定局的选区中,要是自由党人全部转向反动派的话,我们也不会获胜。但是,如果人们仔细看一看各个党的力量对比的话,这难道是一个可以看作可靠的战斗联盟的基础而加以吹嘘的功劳吗?这群乌合之众,这群毫无纪律的自由派选民,他们的多数随时会转向反动派,这不是一只可以靠它打败反动派的队伍。齐格弗里德唱道:“我不用纸祷剑。”自由派包括进步党人在内,多数完全不顾自己党的正式选举口号,而为反动派效犬马之劳;同样,他们也受到反动派的大力扶持。无论最近的自由派英雄史诗的吟唱者如何编造,事实上确凿无疑的。保守派和反犹主义者在十二个选区中帮助进步党人、在另外十二个选区中帮助民族自由党人反对我们而取得胜利。还有一些其它选区,他们也有大批人马出来帮忙,不过被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力量击退了。

    这样,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心的怯懦以及它同反动派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次选举中仍和过去一样得到了出色的证明。自由派跟社会民主党结成的光荣战斗联盟几乎只有这个唯一的实际效果: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群众把几十个自由主义品种的议员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国会,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要是这一切会改变的话,那也就奇怪了。议会的高招和选举策略不可能改变历史事实,消除阶级利益和调和阶级矛盾。德国大资本在最近年中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刚刚大张旗鼓地开始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时代,不会通过议会政治的小小花样而消失。但是它的铁的逻辑会在资产阶级社会造成越来越深的裂痕,它的铁蹄将毫不怜悯地踩烂自命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那些东西的最后残余。要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德国复活过来,和社会民主党共同行动来反对反动派,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在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个时代,这也只能是迷惑人的梦幻,只能是赌博的筹码而已。只有那些有兴趣在无产阶级中搅混阶级意识的人,才会抛出这个筹码来招摇撞骗。

    因此,让《柏林日报》之类的自由思想派机关报或豪斯曼先生那样的政客欢乐地翻着筋斗,在黑—蓝联盟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联合在一起的左派旗帜吧!这些“左派”的多数应当围绕在民族自由党的周围,而《柏林日报》自己在昨天清醒的一瞬间还刚刚把这同一个民族自由党称为“堕落的少女”!社会民主党却不能把它的希望和它的战斗阵地建筑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那些“堕落的少女”的基础上。相反,它必须以清醒的认识告诫自己:黑—蓝联盟的党派虽被击垮了,但黑—蓝联盟的政策仍占统治地位。下一个军事提案将证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国会中反对反动派时,仍会像过去一样地孤立。但是谁赞成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谁也就必须赞成间接税和关税,这好比跟在A后面的必然是B一样。在军事和殖民地问题上以一致的多数赞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捐税和关税问题上最多只会在一个家庭式的争论上受到一些震动,即围绕着遗产税这块掩盖对劳动大众掠夺的遮羞布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进行争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是今天的政治生活的中心轴,打开政治形势秘密的钥匙就在这里,而不是在部长的职责和其它纯议会主义的要求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来看,这次大的选举斗争的结果使我们认识到:政治形势依然如故,只是变得更加成熟了。我们必须预料到的不是帝国主义的衰落,而是它的大发展以及随之变得越来越尖锐的阶级对立。与此相应,作为新国会中形势的标志的,将不是“右”与“左”的对立,而仍旧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跟社会民主党的旧的对立。使人民群众尽可能明确地认识这一点,反对自由党歪曲历史的一切胡言乱语,是我们党第一个紧迫的任务。

    当然,经过上一次的选举,毕竟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事实,而且从这层意义上说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作为急剧的阶级发展的成果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支柱,它的力量空前壮大了。力量的这种发展,使我们党担负起新的义务。支持我们的群众队伍在迅速扩大,如果不利用这个形势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争取新的胜利,不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那将证明我们不配取得这次胜利。


二  我们的任务



    对于自由党派政治家们来说,在大的选举斗争之后最为担心的,当然是谁当国会议长这个重要问题。但对于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来说,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议长职务是极无所谓的事,在这个议会中,我们在人民的一切切身利益问题上都同占3/4的多数派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之中。我们党的力量不在议会之中,不在议会的策略和幕后活动,而在议会外的425万人民群众之中。既然这个职务会将我们置于和我们的共和制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地位,那么,我们尽管让某一个擅长议会中那一套装腔作势的自由派专家从我们这里窃取这个位置好了。几百万饥寒交迫、受奴役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信任我们,他们需要我们这方面有真正的实力地位,而不需要在我们不占多数的议会中的装璜门面的假职位。我们党只能靠斗争策略的彻底性、尖锐性和坚定性来获得议会中真正的实力地位。作为帝国最强大的党,我们党有责任在整个战线上转入进攻,这样,使拥护我们的几百万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首要的紧迫任务是,继续有力地进行普鲁士选举权斗争。将近两年以来,我们停止了在普鲁士争取民主选举权的大规模的群众行动,为的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国会选举上。现在选举已结束,胜利是我们的,正是这个胜利责成我们要以双倍的力量重新采取群众行动,去夺取三级制议会的阵地。在社会民主党争取全国普选权的胜利进军面前,普鲁士的等级选举权制一定会像一条腐朽不堪的破船那样破碎。现在我们应该重视发挥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他们将完成平毁这个政治上的阶级堡垒的事业。

    而在国会本身,我们也必须对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发起进攻。由摩洛哥事件引起的、我们党团与德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辩论表明,我们反对这个敌人的议会斗争策略还不具备所必需的灵活打击力。这场反帝斗争在选举中起了如此突出的作用、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如此毫无保留的支持以后,我们原则人在国会中最彻底地、原则分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在竞选中,不管到哪里,爱国的空话向我们迎面袭来。在这些空话后面,隐藏着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战争恐怖和个人统治,我们现在必须在国会向这些空话发起总攻击。如果我们用一项废除常备军和实行民军制的法律草案去抵制期待施行的新军事法提案和海军法提案,那就有了总攻击的最好机会。完整地、彻底地维护我们一贯的纲领要求,就可使我们同标准在各方面的帝国主义进行原则的辩论。这将会在议会中强烈地反映出几百万选民刚刚用他们的选票表达出的情绪和看法。

    要保障遭到威胁的国会选举权,这就要求有力的进攻。最好的防卫是出击。社会民主党将提出国会选举权充分民主化的动议,用这个形式进行有效的出击。它不能满足于跟自由派一起重新划分选举区,它必须使我们纲领要求的总和上升为选举权,其中包括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所有成年人的公民权的要求在内。我们的妇女们,我们25岁以下的男青年都为社会民主党的光辉胜利作出了很多贡献,这证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因此理应宣告他们政治上的成年。

    而处于选举斗争中心的、群众每天的面包问题,也是必须发起有力进攻的原因。425万张社会民主党选票是几百万人的呼声:粮食关税滚蛋!间接税滚蛋!我们的国会党团必须倾听忍饥挨饿的群众呼声,毫不迟疑地提出取消一切粮食关税和粮食税,这是我们的议会职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最后,在社会政策方面,也有巨大的任务期待我们去完成。广大选民群众以及做我们后盾的、三倍于选民的人民群众现在正盼望着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不仅仅在贯穿我们的整个说服教育工作的广义上,而且在为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进行有力的斗争这个狭义上,都进行建设性工作。德国国会最强大的党团实在有义务从我们抵挡进行煽动的反动派的不断进攻这个长期的防御地位中走出来。社会民主党有力的进攻可以最有成效地击退反对工人联合权的煽动。这里就自然要提出我们纲领上的那个要求——现代整个社会政策的基石: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几年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没有提出过有关的法律草案,最后我们要求政府提出一个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逐步减少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实力地位要求采取比这有力得多的行动:提出自己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通过这样一个草案,我们将最能说出那些以前拥护中央党而最近投向我们的无产者群众的心里话。通过这个草案,我们将大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会,它们对我们的选举胜利起了很大一份作用,现在它们也有权利收获这个胜利的果实。对于在议会讲台上和在全国进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广泛宣传鼓动来说,可能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加有利的经济形势了。我们生活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煤炭和钢铁工业的生产大大发展,德国的进出口额去年达到了最高数字,银行资本和大股份公司资本增加,还有高额股息,这一切表明,资本又一次获得大丰收。经济形势的有利条件,加上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大发展,必将化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有力行动。这个行动需要在议会中发起进攻,我们的国会党团必须成为全国性群众鼓动的代言人和传声筒。

    要全线发动进攻:在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争取廉价面包的斗争中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建设性工作中,我们议会内外的行动,要和我们选举的胜利一样,必须有空前的决心和明确性。我们不和自由党派的卑鄙的、一味追求席位的人去搞荒唐可笑的联盟投机,而要以独立、果断和原则性的阶级斗争策略向国际显示:无产阶级的党为了社会民主党的最终革命目标,是怎样充分利用议会斗争手段的。



发表于《平等报》第22年卷(1912年)第10期,第
145—147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
德文版第3卷第91—99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为了进行1912年1月的决选,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进步人民党缔结了一个选举中互相支持的秘密协定。按照协定,进步人民党应在31个国会选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而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允诺在16个国会选区中“直至决选为止不召开大会,不发传单,不向选民发选票,并且在选举日当天不进行拉票活动”。

[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8-12-17 15: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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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悲剧[1]
(1918年9月)
   
   自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来,俄国革命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布尔什维克在那时遵循的政策是一目了然的:要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争取短暂的喘息,在此期间在俄国发展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革,并耐心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同时通过俄国的榜样加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由于俄国的人民群众极端厌战和沙皇政府遗留下的军队的瓦解,继续战争看来不外是使俄国无谓地流血,所以,除了迅速缔结和约,反正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这是列宁和一些同志的打算。
     
   这个打算的依据是两个纯粹革命的观点:坚定地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大战唯一的出路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样坚定地决心要竭尽全力捍卫在俄国已经获得的政权,利用它来进行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变革。         
      
   然而,这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厢情愿的打算,没有考虑到俄国由于单独媾和就使自己无条件地听任德国军国主义摆布了。事实上,布列斯特和约不过是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投降。当然,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谈到事实时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别人。他们直率地承认是投降。他们希望能够以投降为代价换取真正的短暂的喘息,希望通过单独媾和能把自己从世界大战的烈火中真正拯救出来,可惜他们在这一点上受骗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将意味着大大加强帝国主义的泛德意志的政策,从而恰好减少了在德国举行革命起义的机会,它不会使对德战争结束,反而是这次战争的新篇章的开始。
     
   事实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是一种幻想。俄国和德国之间未曾有过片刻的和平。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今天,战争一直在继续,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单方面进行的战争:德国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前进,布尔什维克默不作声地一步一步后退。占领乌克兰,芬兰,里夫兰,爱沙尼亚,克里米亚,高加索,越来越多的南俄地区,这是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以来的“和平状态”的后果。
      
   首先,这意味着在俄国所有的革命堡垒中,革命被扼杀了,反革命胜利了。因为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高加索,黑海区域──这全都是俄国,也就是俄国革命的地区,不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小资产阶级空话会怎样喋喋不休地反对这种说法。
     
   其次,这也意味着把革命地区的大俄罗斯部分同拥有粮食、煤炭、矿藏和石油的地区的联系割断了,也就是把它同革命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的联系割断了。
     
   第三,怂恿和加强俄国内部所有的反革命分子起来激烈地反抗布尔什维克及其措施。
     
   第四,德国对俄国同它自己的所有边远地区──芬兰,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以及同它的邻国罗马尼亚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起仲裁作用。
     
   德国在俄国不受限制地发号施令和为所欲为的总后果,自然大大加强了德国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地位,从而不言而喻地把协约国的激烈反抗和战争欲望推向白热化,也就是延长和加剧了世界大战。不仅如此:面对德国得寸进尺的侵占,俄国明显地不加抵抗,这自然也一定会引诱协约国和日本在俄国的领上采取对抗行动,以便抵消德国的巨大优势,使这个防卫薄弱的大国也同样满足它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贪欲。现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北部和东部以及整个西伯利亚都被割离,布尔什维克同最后的生命源泉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样,布列斯特和约的最后结局就是俄国革命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粮食断绝,濒于死地。
     
   但是,就是在内地,在德国剩给布尔什维克的地区,革命的统治和政策也必然被逼上邪路。暗杀米尔巴赫和艾希霍恩[2]是对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暴政的可以理解的回答。当然,社会民主党从来谴责个人的恐怖行动,但不是因为它宁愿消极地容忍反动的暴力统治,只是因为它认为同恐怖行动相比,群众斗争是更加有效的手段。说这些暗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受协约国挑动或委托进行的,这自然只是沃尔弗的半官方的通讯社[3] 的一种捏造。这次暗杀如果不是群众起义反对德国统治的信号,就只能是出于对德国血腥统治的绝望和仇恨,是在一时冲动下采取的报复行为。不管暗杀的意图是什么,它已经给俄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威胁,也就是在迄今统治着的社会主义集团内部造成分裂。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即在革命队伍的两翼之间造成了深渊和深仇大恨。
     
   当然,社会差别,有产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其他等等迟早也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和。但是直到暗杀米尔巴赫时为止,事态似乎还未发展到这种地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这无论如何是事实。没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十月革命(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驱散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迄今进行的改革恐怕几乎是不可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它的后续影响才第一次在两翼之间打进了楔子。德国帝国主义目前在布尔什维克及其昨日的革命同盟者之间的关系中以仲裁者身分出现,就象它在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边远省份及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充当仲裁者一样。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明显的: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和改革工作的本来就很强大的反抗进一步加强了,布尔什维克赖以建立统治的基础大大缩小了。革命本身的不同类型的人的这种内部意见分歧和分裂多半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次向上发展的革命在不断激进化时都不可避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实际上是围绕着德国军人对俄国革命的统治出现了意见分歧。德国帝国主义是扎进俄国革命机体的一根刺。
     
   然而危险还不止于此!世界大战的铁圈曾在东方被突破,现在又把俄国和世界团团包围住了。协约国同捷克人和日本人一起从北方和东方向前推进,这是德国从西方和南方挺进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世界大战的火焰已蔓延到俄国的土地上并且将在最近的瞬间吞没俄国革命。归根到底已经表明,俄国要想单独摆脱世界大战,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为代价,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威胁着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的同盟,它将作为布尔什维克所走的艰险道路的终点站,象一个使人恐惧的怪影一样逼近!当然,这会是世界战争套在俄国革命脖子上的致命的锁链,即首先退却、接着投降、最后同德国帝国主义结成同盟这一过程的最后一环。因此,俄国革命只会被它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的世界大战抛到相反的一端,即从沙皇统治下站在协约国一边转到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站在德国一边。
     
   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个姿态是拒绝在法、英帝国主义招募来的军队中充当扈从,这使它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但是,从国际形势看来,为德国帝国主义服兵役还要坏得多。
     
   据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俄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占领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它将会选中后者,因为德国进行革命比日本要成熟得多。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是很牵强的。要知道,问题不仅在于德国的对手日本,而且也涉及英国和法国──关于它们,今天谁也说不清它们的内部情况是否比德国的情况更加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德国发生一次革命的希望和可能性恰恰由于德国军国主义任何一次得到加强和任何一次取得胜利而被堵死了,就这一点来说,托洛茨基的推理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其次,除了这些所谓的现实观点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帝国主义的结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说来,会是它可能受到的最可怕的道义上的打击。俄国是唯一的、最后的一个角落,那里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精神财富还受到重视,德国的以及整个欧洲的所有诚实的社会主义者都注视着那里,以便从西欧工人运动实践所引起的厌恶心情中恢复过来,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对精神事业和神圣语言的信念来武装自己。随着列宁和兴登堡荒唐的“结合”,东方的道德光源就会消失。明摆着的是,德国独裁者用手枪威逼苏维埃政府并利用它的绝望处境迫使它接受这一骇人听闻的联盟。但是,我们希望,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将决不让步,他们面对这种无理要求将斩钉截铁地喊出:到此为止,再不多给!
     
   社会主义革命依赖德国的刺刀,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这也许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骇人听闻的事了。而且这是纯粹的空想。且不说布尔什维克在本国的道德声誉可能被毁掉,他们也会丧失国内政策上的任何行动自由和任何独立性,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舞台上完全消失。长时间以来,每个孩子都看到,德国不过在犹豫并窥测时机,以便同米留可夫们,同随便哪一些头目们以及天知道什么神秘的大人物和傀儡一同来结束布尔什维克的良辰美景,并且在列宁和同志们象乌克兰人、柳宾斯基之流一样演完特洛伊木马的角色之后将他们本人绞死。
     
   到那时,迄今所有的牺牲,布列斯特和约的巨大牺牲就会纯粹是白费,因为它的代价最终可能是道义上的破产。布尔什维克在反对优势敌人和不利的历史形势的诚实斗争中任何一次政治上的失败都会比这种道义上的失败要好。
     
   布尔什维克确实在政策上犯过各种错误,也许他们目前还在犯,──请谁给我们举出一次没有犯过错误的革命吧!关于没有错误的革命政策的观念,何况是处在这种完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是如此荒唐,它只配出自德国的教师之口。如果出于非常局势之下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所谓领导人在一次简单的议会表决面前就已丧失了所谓的清醒头脑,如果他们在单凭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就可以清楚地看清道路的地方就已经心惊胆战,并且把整个社会主义就象一堂学得很坏的课程一样忘记掉──那怎么能希望一个正真处在困难重重和史无前例的历史形势下的党(它打算在这种形势下向世界指出崭新的道路)不犯错误呢?
   
   然而,布尔什维克目前的险恶处境连同他们的大多数错误本身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使他们面临的那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后果。在单独一个受到顽固的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包围的、受到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包围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必然要在这项任务上失败和垮台,不论它是以胜利的意志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是以自动弃权的态度来指导它的政策。
     
   我们倒要看看那些优柔寡断的、好吵闹的人,那些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格里哥里维茨以及随便叫什么的人,他们现在唾沫四溅地咒骂布尔什维克,在国外到处抱怨他们的不幸,看呀!他们得到了象施特勒贝尔、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类英雄的同情;我们倒想看看那些德国人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会怎么样!他们全部的自负当然只会归结为在国内与米留可夫们联盟,对外与协约国结盟,还要加上在国内有意识地放弃全部社会主义的改革或者放弃哪怕只是走向这种改革的初步,根据就是这个著名的经过阉割的真理──俄国是个农业国,在资本主义方面还不成熟。
     
  今天在俄国掌握政权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作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一个部分还被这支大军的主力部队撇在一边,它就一定会遵循一种错误的策略,这正是客观形势的错误逻辑。
     
   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这个党在和平时期装出带领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样子,妄图教训并领导整个世界,它在本国至少有一千万男女支持者,然而四年以来,它象卖身投靠的中世纪雇佣军一样,听从统治阶级的命令,一天二十四次地把社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来自俄国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处境向德国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残剩的最后一点荣誉感发出了动人心弦的呼吁。他们无动于衷地听任俄国革命被打得四分五裂,受到包围,断粮饿死。但愿他们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使它避免最可怕的事件──道义上的自杀,即与德国帝国主义结盟。
   
   解救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后方举行起义,在德国举行群众起义,作为以国际革命结束民族残杀的信号。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拯救俄国革命的荣誉同拯救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是一回事。
                             

发表于1918年9月第11号《斯巴达克书信》。译自《罗莎·卢森堡
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85─392页。
                                          
(于沪生 译     殷叙彝 校)


注释:

[1] 此文未署名。(原载《战争期间的斯巴达克。大战期间斯巴达克联盟的秘密传单》,恩斯特·迈耶尔收集并作序,1927年柏林德文版)《斯巴达克》编辑部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如下说明:“本文说出了我们的人中间时常存在的那些忧虑,这些忧虑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客观情况、不是由它的主观态度引起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它的结论,没有德国革命,就无法拯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希望。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这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德文版编者注
[2] 1918年7月6日,德国大使威廉·冯·米尔巴赫-哈尔弗伯爵在莫斯科,1918年7月30日,驻乌克兰德军总司令海尔曼·冯·艾希霍恩大元帅在基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编者注
[3] 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半官方通讯社。1849年由伯恩哈特·沃尔弗(1811─1879)在柏林创建。──编者注

[ 本帖最后由 prolefire 于 2009-2-13 11: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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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问题
(1913年6月26日)





    如果将最近几天中我们党内在策略方面提出的建议和见解综合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极不协调的音乐会。一方面妥协策略的代表人物和鼓吹者,如弗兰克和布赖特沙伊德[1]得到波洪《人民报》的同意,迫不及待地号召举行群众罢工;另一方面,一家持激进观点的党报,即埃森的《工人报》宣称,政治性群众罢工在德国短期内行不通,要搞这一种行动我们还远远没有成熟和武装起来。许多组织要求下届党代表大会着手“有计划地给工人阶级作群众政治罢工的教育”,甚至逐渐开始比利时那样的准备性的储金行动;而另外一些人,如梅尔费尔德同志却在《新时代》上宣称,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阶段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说早已过去,德国人搞群众罢工简直就好比熊走钢丝一样。[2]

    从这种混乱情况可以看出两件事。第一是,一旦党感觉到需要推进自己的行动、防止停滞不前并且发挥力量时,群众罢工的思想总会自行冒出来,并且被人们本能地当作策略的中心问题。第二个同样确定无疑的明显事实是,对于群众罢工的运用及其条件和目的,我们队伍里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认识仍旧是极其模糊的。

    例如,认为普鲁士的群众罢工可以同巴登的大联合[3]联系起来的想法就表明一种对群众罢工的纯粹机械的和肤浅的理解,它完全忽视群众行动更为深刻的历史联系,根本不考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群众心理。按照这种观点,在国会议员的治国艺术和外交手段失灵的地方,就可以把群众像棋子一样往前推,按照领导人的命令去吓唬敌人;而一旦与吓瘫了的敌人开始勾结和讨价还价时,群众又应迅速退出战场,乖乖地等待着,直到发出下一道命令。

    如果什么办法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搞”总罢工,这正是无政府主义的粗陋的观点。事实上,群众罢工不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极端手段”,它并不像在一切其它武器都起不了作用时才从最偏僻的角落里拉出来的那种重型的备用大炮。作为无产阶级实践的群众罢工,是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行动的阶段,整个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一个阶段。

    特别在普鲁士,各个方面的人现在之所以都运用群众罢工的思想,是因为想靠议会行动得到好处、靠自由党人来支持的一切希望全已破灭了,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整个帝国,尤其是在军事法草案[4]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卑劣行径和反动本质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面对着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它已孤立无援了。然而当预算委员会中那些自由派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一起迫使中央党和保守党接受有进步意义的财产税,反而背着社会民主党,在捐税问题上跟中央党达成一项保护容克地主利益的妥协时,就在这同一时刻,我们却在巴登和这些自由党人结成一个以粉碎“中央党统治”为目的的选举联盟,在南德意志参加君主主义者的集会[5],而在普鲁士宣称要举行群众性罢工;仅在几个月前还在帝国国会上对那位贝特曼•霍尔韦格表示,社会民主党信任他的外交政策[6],而过了半年以后,又号召群众上大街游行,——这是在政治上走钢丝,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它只能既在议会中,也在大街上给社会民主党带来失败。

    群众罢工本身,和竞选及任何其它斗争形式一样,不是能够创造奇迹、把社会民主党从政治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或者使一项站不住脚的政策取得胜利的手段,它本身也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但是决定斗争结果、决定其成败的,不是技术形式,而是政治内容以及所采取的整个策略。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通过广大群众亲自参与才能影响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突变、战争危险、选举权问题、工人阶级的荣誉问题都迫切需要群众采取行动。如果群众在关键时刻不站出来,党的行动就软弱无力,缺少锋芒,党会痛感自己力不从心。但是反过来说,采用群众罢工却根本保证不了社会民主党整个行动的干劲和成效。例如,群众罢工要是和这样的策略相结合,在整个说来没有决心的情况下进行零星的猛烈冲击,把偶尔的群众行动同议会中与自由党协作的幻想结合起来,任意摆布群众,忽而将他们送上火线,忽而又在战斗正酣时叫他们退出,要是这样的话,群众罢工到头来只能成为软弱无力的试验,即使有再大的牺牲精神,也必然要遭到惨败。在这一方面,比利时十年来选举权斗争的命运应该成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鉴戒。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的整个态度中的政治形势,这是一种策略,它在斗争时期的一切领域里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给敌人的一切挑衅以严厉的回击,每时每刻都大大提高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斗争勇气。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也就做到了:既可以使群众行动起来,还会使他们的行动得到成果。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奋勇前进的策略,会在群众中激发起必胜的信念、自信心和斗争热情;而动摇软弱、建筑在低估无产阶级力量基础上的策略,会使群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在第一种情况下,群众罢工是“自行”爆发的,而且总是“及时地”爆发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直接提出的进行群众罢工的要求却有时不会生效。

    要是我们至今贯彻了一条有力的进攻策略,譬如说,在沙皇访问柏林[7]时举行一天群众抗议罢工,像这样的罢工在其它国家里发生过几十次了;要是在皇帝庆典[8]时,不是像中央机关报那样,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参加这个闹剧几乎表示歉意,而是整个帝国举行要求实行共和制的群众游行。那么尽管这与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会大大增强我党的地位和我们斗争胜利的可能性,不仅在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军事法草案的斗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倘若人们对这一切卑鄙的行径听之任之,这就灭了群众的志气,而长了敌人的威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突然向群众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号召,那么,不是什么都搞不起来,就是胆怯上阵,这会使党十分难堪,更会使群众进一步丧气勇气。

    因此,不能把群众罢工当作适用于任何政策的战略手段而随意策划。它只有作为已在进行着的行动的升级,作为群众革命能量高涨的表现,才能有威力,有效果。要想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这样的行动,那么党必须首先自己在姿态上进入全线的政治进攻。那就抛弃一切议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的做法,抛弃一切分离主义的狭隘政策,抛弃一切对“新”老自由主义的幻想,抛弃一切想在今天靠民族自由党人的帮助去推翻中央党、明天又靠这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中央党的帮助去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一切试验。如果说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是同整个德国的根本利益有关的,那么同样,整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是普鲁士的事情。不是毫无目标地提出群众罢工的口号,而应以彻底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按照在北方和南方全线发动果断进攻的方针,制定出总的策略,这是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6月27日)



    现在产生了使许多一向乐于斗争的同志深感忧虑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采取富有成效的群众行动?仅仅拥有整个工人阶级一小部分这样的组织状况是否允许在德国考虑群众罢工?最近梅尔费尔德同志发表的见解认为,德国人由于其民族特性不具备搞轰轰烈烈群众行动的能力。很明显,这种看法几乎不值一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在主要表现形式上,它是由社会和国际的总形势所决定,而不是由民族气质之类的次要因素决定的。有影响的不如说是各国特有的政治史和与此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大革命的传统,因此德国无产阶级也同样如此,这一缺陷肯定一直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它使人们缺乏一定的自信心,对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的“法制”以及警察马刀的权威表现出过分的根深蒂固的敬畏。然而,即使这种心理状况也终究会在重要的时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革命形势下得到迅速改变。而且像梅尔费尔德同志在《新时代》上发出的那种关于我们已经“资产阶级化”的笼统和绝望的哀鸣是毫无益处的。某些“激进”的同志还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内心自我原谅的托词,为自己在实践中马马虎虎地对待一切作辩护,它实际上不过是我们队伍中那种把党内发生的一切总是视为完美无暇的、糊涂的半官方观点的对应物而已。历史的发展能够扫除某些沉重的拦路石,也会克服我们四平八稳的思想。它很善于给那些极度谨慎温和的人在可能时灌输辩证法,这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印刷工人第八次全体会议[9]上再次获得了证明。在那次大会上,作为对生产技术变革的反响,充满着普遍不满和深深焦虑的气氛。这说明,即使很不受人信赖的德国熊,也在历史发展的灼热铁板上逐渐学着跳舞了。

    很重要而且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整个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对于工人从事群众行动的成熟性的最大怀疑偏偏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势力最强大的国家里,这当然是十分奇怪的。在瑞典和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法国和奥地利,瑞士和匈牙利,我们十几年来看到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群众罢工,而惟独在德国,在这个组织上、纪律上和选举胜利上都是榜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搞群众罢工居然还不成熟!如果这种观点本身不仅仅是由于严重缺乏历史观而产生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组织的评价倒真是可悲的。

    按照那种说法,那我们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中的男男女女一个不漏地登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时,才是“成熟”到可以搞群众罢工。热心于组织工作固然可嘉,但是这种观点是危险地低估了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历史作用及其行动能力。人们最后一定会疑惑不解,搔头发问:至今的世界历史,在没有我们、没有选举协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情况下,是怎样走过来的呢?阶级斗争,这个偏偏在我们的队伍中时常被遗忘的事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相反,社会民主党自己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个产物,是它的最新产物。阶级斗争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同时存在;过去不论何时何地,一旦时机成熟,总是劳动大众在行动,是他们在战斗并决定斗争的胜负。而那时候,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选举协会,也没有党的刊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怎么会有农民战争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怎么发生的?还有宪章运动,1848年和1871年社会主义组织只有很少几个秘密团体时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运动,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一些运动,已不再像有人对农民战争完全错误地解释的那样是绝望的乌合之众的暴乱。它们是具有政治思想、毅力、顽强性、牺牲精神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严肃认真并有崇高精神的伟大运动。虽然在1848年的革命中,在巴黎公社中都曾犯过错误,做过蠢事,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干的蠢事难道还不够多吗?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事业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阶段都能取得成熟和获得胜利,同样,它也不能保证不犯政治错误和历史错误。正像一切奋起斗争的阶层从来必须做的那样,我们也得每天重温历史,不断学习。

    当然,社会民主党由于在理论上看清了斗争的社会条件,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自觉性,并给予它明确的目标和坚持的力量;它首次建立了持久的工人群众组织,从而给阶级斗争以牢靠的支柱。但是,如果以为从此以后,人民的一切历史性行动的能力也就全部转移到社会民主党组织身上了,以为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从此变成了一锅粥,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历史累赘的话,这就大错特错了。完全相反。尽管有了社会民主党,世界历史的有生命的物质仍旧还是人民群众,而且,只有在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不断地进行血液循环,只有用同一个脉搏使这两者都活跃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能表现出采取历史性行动的能力。

    如果幻想只有把全体劳动群众全都纳入党的范围后才能创造历史,那么我们便是在错误的圈子中打转了。我们的组织越是壮大,拥有几十万、几百万人,就势必加强集中主义,然而这样一来,在党的日常生活中各个组织所具有的少量思想政治内容、首倡精神和果断性,也就统统转移到一小部分人的领导集团身上,即党的选区协会执行委员会、地区执行委员会和国会议员身上。给广大党员群众剩下的就只有交纳党费、散发传单、参加选举、拉人投票、登门鼓励订阅报纸之类的义务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柏林的组织,在那里,凡属重要的领导工作和决定全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的,从下面来的主动机关那时,通常要经过各级领导机构的层层关卡,就像碰在一道铁丝网上一样,撞得支离破碎,毫无生气了。

    但是这种想法是离奇的:不断使数百万人只忙于去完成经常性的义务,讨论讨论增加党费、聘用新的送报员的问题,选举第一和第二主席及司库,或者为了调剂一下生活,去处理干部中种种局部的琐碎争执,而这种争执在许多人一起工作的地方都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想法是离奇的:只要机械地把这些官僚琐事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就可以逐渐把二百万、三百万、四百万及更多的人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并且能把他们保留在组织中。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不如说更加需要从量转变到完全另一种质。广大群众必须用自己所特有的方式活动,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高度干劲和能量,他们必须自己作为群众而活动和行动,发挥热情、勇气和决心。但是因为我们日常的组织机构没有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为此毕竟也需要不能人为创造的历史环境——,因为在我们的组织当中反而连群众最起码的精神生活也被集中主义所扼杀了,所以必须永远抛弃这种妄想:似乎我们总有一天会做到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统统变成交纳党费的选区协会成员。

    把这作为大规模群众行动的先决条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所必需的只是,每当政治形势需要时,党以大胆的倡议和行动站到群众的最前列。这样,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甚至那些已参加政府组织的阶层,都会热心地跟着党走。那同一个从反面再三引起我们同志极大注意的比利时的例子仍旧可以证明。从比利时的试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即正面的教训恰恰是这样的事实: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在重要时刻决不会不起作用,社会民主党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众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在比利时,工会以及政治的组织几乎一团糟,无论如何,它们远远比不上德国的组织,然而二十年来,在那里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了争取选举权的声势浩大的罢工。

    当然,只有党的领导坚定果断和明确透彻,群众才能取得成就。如果老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话,那么群众行动最后也会一无所获。不论怎么说,要是某一个政治行动失败了,那么出问题的不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而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党及其领导。

    社会民主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该带头冲锋陷阵。但是,如果它妄自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有资格创造历史业绩,而阶级本身却微不足道,在采取行动之前,它首先必须全部转变为政党,那么,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民主党将成为阶级斗争的阻碍因素,它在时机成熟时,不得不跟在工人阶级后面,违心地被它拖着去决战。



(6月28日)



    幻想通过某一次由党代表大会决定或受它委托而决定的群众罢工,即可快刀斩乱麻似地一举解决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这无论如何是个致命的错误。想象也许可以经过长期细致周密的准备,穿着最漂亮的服装在规定时刻“突然爆发”出某一个孤立的群众罢工,这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空想。用这一种方式,即按照严密的计划,听从号令,当然可以根据特殊的、暂时的理由举行短暂的示威罢工。这种罢工当然也有它的重要意义,特别在德国,作为一种崭新的行动形式可能如此。但是在普鲁士选举权问题上,如果想照搬比利时的模式,用那一套方法筹备并且刻板地举行罢工,这样来取得一些成果,那是空想。对于这种庄重宣告并经过悉心准备的群众罢工,对方会比我们作更好的准备,而且很可能随我们去罢工好了,想搞多久就多久。到头来只好完全像比利时一样,随便找个借口中止罢工,从战场上一无所获地撤下来,并且还让人家对这种卓越的纪律性赞赏一番。在我们这里,要是把这样的群众罢工作为目的,那么,不采取任何行动肯定要好得多,因为这一种方式在群众中所引起的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希望,孕育着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失望和沮丧。在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热闹和一种在坚持十天或二十天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胜利的罢工,都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和尖锐的斗争时期,要根据斗争的具体变化和总的形势,发动许多长短不同、性质不同的群众罢工:示威罢工和斗争罢工、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激励群众的因素,利用一切较大规模的工会纠纷、失业者运动和诸如此类的斗争,尤其应唤起沉默的公务员、公共事业中的职工,从而把群众的所有能量都激发出来,把激荡在他们心中的一切愤怒引导到同一条政治斗争的渠道上,并且把压力提高到最大的强烈程度。这样的行动要取得成果,要把人民群众真正的全部力量都投入进去发挥作用的,从来就必须具有暴风骤雨的性质。这就已经决定,不能凭一个现成的、连最细小、最琐碎的地方都制定好的战斗计划,并且在衣兜里装着一份计算好要花多少代价的帐单向这样一个斗争时期前进,不能让“合法性”变成领导的首要忧虑,把纪律性作为斗争的战斗口号。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创造历史性业绩的伟大政治斗争时,决不能像驯兽者训练野兽那样,站在铁栅栏后面,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护身棒。对我们说来,在大规模的斗争中,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狂热同领导者的动摇不定相比,整个说来危险性要小得多。

    因此,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按照实践中唯一能加以考虑的那种形式来讲,运用群众罢工并不像某些同志想象的那么容易。用目光短浅的手段和畏缩不前的政策,是不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斗争的。目前,我们的责任不是“准备”某“一次”群众罢工,而是使我们的组织准备好从事大规模政治斗争的能力;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进行群众罢工”,而是教育社会民主党去发动政治进攻。

    目前,使我们党感到困忧的普遍失望的状况,也不是什么新现象,这只不过是国外政治——摩洛哥事件和国际反战行动给我们造成的困难的继续。假如人们把最近几年的经验直到现在的军事法提案的经验作一总结,那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给工人阶级以越来越沉重的政治打击,而我们的行动却往往没有大袄可以与之匹敌的程度。

    这也毫不奇怪。要是追究谁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罪人”,这就错了。我们的组织机构和我们党的策略,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的二十年来,基本上是按照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这一主要任务来安排的。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并在这一斗争中发展壮大。但是,帝国主义这个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任务,这些新任务,光靠议会政治、靠旧机构和老规矩是对付不了的。我们党必须学会在相应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行动并领导这些行动。它至今还不懂得这样做,它迄今为止的领导准则往往在重要关头失去效用,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半途而废的行动就是典型表现。尽管有种种搪塞之词,但是由于这次行动的中断,我们今天的进展同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完全一样。我们队伍中目前的见解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无能状态,按照这些见解,要像进行军事检阅一样展开“群众罢工”,要把纪律、领导、谨慎小心,深谋远虑这一套老家当——这些在工商业法院选举、区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中证明效果极好的手段,同样应用到伟大的历史性群众斗争中去。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还不能够有充分把握地指望赢得胜利,我们就不应承担像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这样重大的行动的责任,那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显得特别老成持重,但实际上恰恰说明政治上愚昧幼稚。我们且不说,要是一个元帅只有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才去打仗,一般说来这就是个可怜的元帅。要是古往今来的革命志士受这样的准则指导,历史上就没有革命、没有胜利了。但是,这种战略特别是违反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的历史法则。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通过失败、通过斗争带来的种种风云变幻检验自己,才能聚集自己的力量,为最后的胜利增强自己的力量。一切战斗到底的伟大斗争,不论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它在短短的时间里在阶级教育和历史经验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起风平浪静的千百篇宣传文章和千百次大会要大得多。那些只有在胜利万无一失时才去斗争的人,应该牢牢记住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的名言:

    “……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意义;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0]

    这时候总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在社会民主党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以后,仍然如此。因此对于它来说,作为当仁不让的群众领导者,所必需的不是为寻求确有把握的胜利而操心,而是遵循一个革命政党的基本戒律:比任何一次失败要糟糕千百倍的,是在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地方长期躲避这个斗争。



发表于1913年6月26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45
号;1913年6月27日第146号;1913年6月28日
第14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
德文版第3卷第246——258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巴登机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弗兰克和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被群众要求罢工呼声所迫,承认群众罢工是进行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手段。
[2] J•梅尔费尔德:《引人深思的见解》载于《新时代》第31年卷(1912——1913年)第2册第398——401页。
[3] 在结成“有力的多数”以对抗保守党派的借口下,巴登邦议会中的机会主义者在1910年和自由党联合。这一行动违背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并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
[4] 1913年3月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军事法草案和抵偿法草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军备。增加的巨额军费中约十亿马克的一次性支出由国防税来抵偿。6月30日国会通过这两项法案。
[5] 机会主义者,首先是巴登和符藤堡的邦议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者,违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决议,利用各种机会参加表示效忠君主制的活动。
[6] 指爱德华•大卫1912年12月3日以社会民主党党团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说只要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它的支柱。
[7] 1913年5月威廉二世因大婚典礼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及英皇乔治五世在柏林会见。
[8] 1913年6月威廉二世执政25周年庆典时进行了君主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的大规模庆祝。
[9] 德国印刷工人协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1913年6月16日于但泽举行。
[1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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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1]
(1913年10月)




    我们党上次耶拿会议[2]与以前党代表大会的不同特点是,会上意见争论的中心不再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修正主义,而是在新的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两个新问题。只要我们还是不得不把党代会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就伯恩施坦对贫困化理论、灾变论、贪食奇谈的“误解”进行争论,或者和南德意志的预算案赞成者以及君主主义派群众大会的参加者进行争论——这种情况是1898年到1910年几乎所有的党代表大会的特点——,那么结果毕竟只是保护了原有的财产。当然,那些争论也不是偶然现象,而不如说是运动向纵深迅猛发展的象征,由于这一发展,一部分党员同志受到诱惑,怀疑起原先的革命原理来了。当然,如果党不打算放弃它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话,那些辩论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更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正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必要再一次维护理论的明确性和原则的坚定性这一原有的财产,因而好象总是停留在原地没有进展,结果就使党内许多人情绪低落、感到厌倦。尤其是理论争论肯定会被我们党员群众看成往往只是空洞的“学究之争”,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

    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却截然不同。引起辩论的争议问题是两个完全实际的问题,它们必然直接关系到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然引起他们的高度注意,不管他在工会中,还是在党组织中工作。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由某一个陷入迷途的理论家在书房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或是由于我们南德议员们的别出心裁,为了震动全党而突然摆到桌面上来的。我们在耶拿不得不辩论群众罢工和捐税问题,是由于我们斗争的整个条件改变了。

    就群众罢工问题来说,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当然只是把1905年和1906年已经辩论过并且作出决议的一项事情拿出来辩论。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因为原则上已承认群众罢工,而且实际上谁也不打算在德国立即宣布群众罢工,所以这个讨论,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及其理论家们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在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的发言人把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说成是一场毫无用处的词句之争,甚至是有害的争论,它会把我们目前的无能状态暴露给敌人。然而,这个观点本身最好不过地证明,1905年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的耶拿决议,对于我们从事实践及理论的“领导机关”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纸空文,为了把这些法律上的文字逐渐输进党的生动的血液循环中去,进行一次新的辩论是多么必要,而且现在仍旧是多么必要。

    1905年的耶拿决议是在俄国革命及其胜利推进的直接影响下作出来的。它产生于欧洲无产阶级大军进行伟大斗争、革命激情高涨和全面向前推进的时代。同年一月,德国公众就被鲁尔区矿工的大规模斗争深深触动。在奥地利,争取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掀起了最高浪潮。当时贯穿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活跃气氛——革命的决心和对工人阶级自己力量的信心,对耶拿群众罢工的决议起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人们只需再读一下倍倍尔在党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仍旧会感觉到贯穿在整个讨论和决议之中的彻底革命的决心和极其伟大的革命传统这个强烈的音符:“看看俄国,看看六月战役,看看公社!凭这些殉难者的亡灵作证,难道你们就不能为了捍卫你们至高无上的人权而挨饿几个星期吗?”[3]这是最高尚的理想主义光辉,关于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在它的照耀下作出来的。

    但是,要是以为那个观点在这以后,或者仅仅在当时也已受到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人士的支持,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要忘记,就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即1905年5月,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在群众罢工问题上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决议。群众罢工在那里作为不可使用的、甚至有害的武器被抛弃了。不仅对它的宣传,而且对它的讨论,都被当作危险的的玩火行为而遭到禁止。这个禁令肯定未说出广大工会会员群众的心里话,他们是和党员群众相一致的,他们在这以后不久就在全国热烈欢呼耶拿决议和倍倍尔的发言。但是,科伦工会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要到哪儿去找群众罢工思想的主要对立面——要在工会领导人的官僚保守主义中去找。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当时就是明确地针对工会领导人而通过的,倍倍尔的讲话大部分是对科伦工会代表大会所提论证的明显反驳。但是工会领导人敌视群众罢工的态度并没有随之消失。它面对着党的坚决态度和国内的革命激情,不敢露头了。然而它作为隐蔽的消极反抗,却依然存在。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工会总委员会的正式代表鲍威尔同志的副报告就一清二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谢德曼同志的暗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行动的意志”这几个字从执行委员会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中删掉了。这显然是被共同参加起草的另一个机构,即被那同一个工会总委员会删掉的。在一些讨论耶拿党代表大会报告的党员大会上,工会领导人的发言又继续证明了这一点。典型的例子也许是波洪的党员大会。在那个会上,莱姆彼得斯之流及其他高明的人把他们的智慧归结为一个老公式:总罢工等于总胡闹,并以为这样就提供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一切。

    可见1905年原则上承认群众罢工,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结果是,今天和八年前一样,不如说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原则上的反对态度。这一点,本来任何人都不会比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更能感觉到,因为它在和工会领导人一起制定这个失败的决议时,通过自己最直接的感受一定已经确信,耶拿决议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一纸空文。

    的确,就是在党员中,1905年的热情在随后几年中也明显地消逝了。俄国革命的失败在各地使那种只重视可以看见的成就、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深感沮丧。鲁尔区伟大的矿工运动的失败也同样起着令人泄气的作用。除此而外,还有1907年我们党所遭到几十年来第一次的选举失败。所有这一切情况汇在一起,使大家的信心和斗争热情陷入低潮,这样的低潮在工人运动活跃的历史脉搏中,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从1910年以来,在帝国主义发展的形势逼迫下,人们的斗争热情才又逐渐恢复,才发生重新采用激烈手段的情况。就我们党对帝国主义突进的行动反对得还不够这一问题而进行辩论,是1911年党代表大会的突出特点。[4]

    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而且首先不是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结果[5],而是开支浩大的军事法提案所造成的印象,以及对形势普遍尖锐化的感觉在最近几个月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罢工问题提到了党的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

    现在,客观因素又使八年前原则上通过的决议重新具有活力和越来越大的意义。现在已有条件将八年前由党的四百名受委托的代表决定的东西逐渐变成百万群众的思想和决议。

    今年党代表大会的使命是,要把形势的这一变化、以帝国主义为征兆的矛盾对立的尖锐化告诉人们,要向群众大声疾呼:你们要研究最锐利的武器,因为只有当你们在思想和政治上成熟的时候,才能在必要时从中产生行动的决议,带来胜利的保证。

    但是,在这里恰恰表现出我们自己“领导机关”中的转变。现在的党执行委员会没有象倍倍尔及1905年耶拿党代表大会那样,抱着明确的目标并且不顾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将党的意志强有力地重新表达出来,而是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屈服于工会机关的压力,采用一项把表现实际决心的锋芒棱角统统去掉的平平淡淡的决议,以及在辩论中,不是指挥整个战线来反对执拗的工会领导人,而是反对奋勇前进的党员同志。谢德曼同志在他的报告以及他的结束语中,采取了恰恰与1905年倍倍尔相反的态度。倍倍尔以尖刻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反对人们对于公开讨论群众罢工的畏惧心理,反对在我们面前把群众罢工的结果描绘成血淋淋的恐怖情景;而谢德曼却使尽了他的全部口才,从政治上反对就群众罢工进行讨论,并且谈论他惟恐出现的流血灾难!

    一句话,如果说倍倍尔1905年的举动是党的一次进击,目的是推动工会往左的话,那么1913年党执行委员会在耶拿会议上的战略,却是让工会领导把自己往右推,并且充当他们反对党的左翼的攻城槌。

    如果说党代表大会的辩论先是促使总委员会的代表明确拒绝群众罢工,如果说它因此迫使党的执行委员会终于通过谢德曼的结束语表示放弃总委员会的这个观点并且又去更加强调行动的意志,那么就它这样把整个情况向全当揭露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收获。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尽管遭到种种反对,还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而且因此将重新被带到所有的党员大会上。群众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看到,对他们的两方面的领导人能抱什么期望,他们有机会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党的斗争方式有所前进,他们多么有必要亲自给领导人施加压力,给他们加把火。这一切是少数派无可争议的成就,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正是在这里得到了胜利,尽管他们的决议被多数派否决了。




    和群众罢工问题一样,税收问题由于帝国主义最近的发展,对党来说变成了现实问题。因为,德国财产税的“新纪元”表示什么呢?确实只不过表明了这个事实:德国军国主义在突飞猛进的时候,也在检修间接税这个螺栓上一些吃劲的螺纹,并且不得不部分地争取资产阶级来负担它的开支。这样一来,在英国早已实现了的对财产课税的做法就作为崭新的事实出现在我们的议员面前,并一开始就在他们当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克服这种混乱,而且由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譬如由于已通过的决议使这种混乱感染了全党,这很可能是现在大部分同志的感觉。

    事实上,在德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几乎还没有象处理税收问题那样极其错误地处理过任何一个严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议事日程上。看来这期间是有足够时间为彻底探讨这个问题作准备的。然而,恰好在这里,首先是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完全失去了作用。《新时代》没有去引导,而且是从未刊登出于编辑自己笔下的这方面的文章,尽管这些编辑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十分明确的表态——虽然是和现在相反的态度,而介入税收辩论了。在这份杂志撒手不管的情况下,党只好靠每日的报纸掌握方向了,尽管报纸在一些重大的、复杂的问题上是力有不逮的。在党的集会上,税收问题等于根本没有进行讨论。不仅如此,这个问题的报告人中的一个在党代表大会前不到一个月才把他的立论原则和他的决议案公布出来,而另一个报告人则根本没有公布他的这一套,因此党代表大会陷入了这样的境地:要对一个极其重要复杂的新问题作出决定,并要确定党在不远的将来应采取的策略,却又没有对于这一责任重大的角色哪怕是略微作切切实实的准备。而党代表大会的一切做法却都是适合于只让一方在这场意见争论中大讲特讲,几乎不让另一方发言,这就使这种情况无法补救了。

    在如此史无前例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会带有“临时拼凑”和“草草了事”的一切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党来说,税收问题并不是由于乌尔姆[6]的决议案就定论了,而是才刚刚提起罢了。从现在起理应在报刊上进行充分的、系统的工作,以便把多数派的代表,特别是乌尔姆同志在我们税收策略方面临时拼凑的、在党代表大会上未能给予回答的一切谬论和胡说,——加以指明和澄清。此外,现在还理应在党员大会上系统地探讨税收问题,以便使党员群众熟悉这个问题的一切复杂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以便使他们意识到,作为“蹩脚货”而通过的乌尔姆决议案必然给我们的策略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不可预测的恶果。

    如果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由于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对工会领导人的保守性反抗作了一次让步,那么,由于通过了乌尔姆的决议和同意党团多数派的策略,就对议会机会主义、对休特古姆、大卫和诺斯克这些人作了一次更为大得多的让步。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口号提高成为原则并据此认为,放弃原则上拒绝帝国主义的立场是“较轻的弊害”;借口“既然军事法提案已是决定了的事情”,就对批准军事开支采取原则上允许的态度;所有这些,都给至今年复一年被我党以压倒的多数无情击败了的那种修正主义策略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乌尔姆挖空心思想出来一个公式:只要能够通过批准用于军国主义的经费来达到哪怕只是“防止”由于更为不利的税收而造成人民负担的“目的”,那就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个公式却赋予了批准一切预算案的全权,因为当然不能想象有哪一个预算案不能被说成是“防止”一个更不利的预算案的。

    看清楚这些后果,就足以认识到,尽快地由以后某一次党代表大会来修正税收问题上临时凑合的耶拿决议,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从现在起,在报刊和党员大会上必须作好系统的准备。

    不过我们认为,要是从关于群众罢工和税收问题的决定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耶拿党代表大会表明党突然向右急转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成了修正主义右翼,这就错了。到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止,右翼还只是微弱的三分之一多数,要是右翼的发展果真如此迅速,那就是个不可理解的现象了。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获胜的多数派中,至少有一半确实在税收问题上没有有意识地搞修正主义。人们对所作的决议的真正后果和真正性质了解得不够,这对许多代表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群众罢工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显然不得不在最后时刻,通过更有力地强调行动意志,为它的决议争取到多数。

    如此说来,我们绝无理由假设,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通常占三分之一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以那些有意识的、一贯的机会主义代言人为代表——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不知怎么地增加了。这一次,和这个三分之一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形成多数派的是那个不坚定的和动摇的中间阶层,倍倍尔在德累斯顿按照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中众所周知的称呼,把这一派称作泥潭派:

    “这始终是、永远是那场旧的斗争,这边是左派,那边是右派,而中间是泥潭派。这是那些分子,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打算做什么。这是那些‘狡猾的人’,他们总是首先听一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总是在摸索多数在哪里,然后他们就站到那里去。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现在有一大批在这次讨论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人们必须揭露这种党员(喊声:揭露!?),是的,我是说揭露,这样,党员就会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动摇不定的人。对于那种至少是公开维护自己的立场的人,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能同他斗争,不是他取胜,就是我取胜,但是这些动摇分子,他们总是溜走而回避任何明显的决战,他们总是重复说: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兄弟。他们是最卑鄙的人!我最反对这样的人。”[7]

    这个泥潭派,尽管它的各个成员的观点不坚决,但在每一个政治团体里所起的作用却是十分确定的,我们党内也是如此。在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整个上一阶段中,泥潭派支持党的左翼,跟它组成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实的多数,它和左派一道,使修正主义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明显失败。促使它这样做的,是那个似乎保守却必须捍卫的因素。必须在修正主义的革新面前捍卫“久经考验的老策略”。在一切中间派分子的眼中,这场防御战之所以神圣,那是因为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党的最高机关,是公认的权威。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理论性的中央机关刊物,久经考验的有名人物。这样,对于泥潭派分子来说,就有了一切令人放心的保证,即传统的东西和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是在这一边。

    但是,帝国主义时期和最近几年尖锐化了的情况,使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使这个党尽管庞大,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战斗能力和进攻力量,必须发动群众,让他们直接对重要事件起决定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去做比竭力坚持“久经考验的老策略”的表面形式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认识到,正是这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老策略,现在需要有群众行动的新形式,而在新的形势下,例如在德国实行用于军国主义的财产税的情况下,也还必须坚持这个老策略。

    在这方面,首先“泥潭派”就办不到。作为保守因素,它现在反对努力前进的左派,正和它迄今反对力求后退的右派一样。可这样一来,它就从党的反对机会主义的防护堤变成了危险的停滞因素。在这停止状态的温和水域里,正是这个被压抑到现在的机会主义又能繁荣滋长起来。如果仔细观察,不仅仅在税收问题上的决定告诉人们,常胜的泥潭派本身怎样在这里不自觉地使曾在十几次党代表大会上被它赶走的同一个议会机会主义获得了胜利[8],而且使人们看到,反对左派的整个斗争方式,所用的一整套论据,包括系统地歪曲对方的观点以及对于所谓轻视细小的工作、低估议会斗争和合作社、盲动主义倾向和对于更多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的顽固“误解”,所有这些装备确确实实都是从修正主义派的兵器库中取出来的。右派过去多年抛出来反对泥潭派的论据,现在被泥潭派在反对左派的斗争中逐字逐句应用了。

    最终决定泥潭派的态度的是,“领导机关”转为反对左派了。在倍倍尔的领导之下向右派作了多年斗争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现在接受右派的支持来反对左派,捍卫保守主义了。最后还有理论杂志《新时代》,自从1910年以来,它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一起改变了阵线。在它的支持者中,最近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中派”这个术语。确切地说,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派”就是表达泥潭派目前的政治作用的理论术语。依靠泥潭派,联合右派,党执行委员会和党团多数派在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关键问题上赢得了自己的胜利。为“久经考验的老策略”在耶拿获得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考茨基忘记了想一想这个奇怪的情况:这一次登台表演的是这一些勇士——休特古姆、大卫、诺斯克、理查·费舍,而他考茨基为了捍卫这个老策略曾经不得不跟这些人斗争了十多年。

    这个新的状况并非偶然,它是因为我们党的生活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而合乎逻辑地形成的。如果没有党外的事件突然加速这一发展进程,这种状况也许会延续好几年,——我们这样估计是对的。即使这种局势对于某些同志来说很不如意,但没有丝毫理由悲观和沮丧。这个时期也和每一个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形势一样,一定会被“啃掉”。相反,我们对事物看得越清,就能够更有力地、目标更明确地、更愉快地继续斗争。从耶拿党代表大会产生的下一个任务,是系统地反对“泥潭派”,也就是反对党内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这里也只有这唯一有效的方法:动员广大党员群众,将关于群众罢工和税收问题(及一切策略上的争议)的讨论,带到党员大会、工会大会和报刊上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思想。事物的进程本身将以历史的必然使人们一天天地更加承认左派的策略意图的正确性。如果发展的本身导致战胜党内的停滞因素,那么,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耶拿党代表大会已搞清了党内相反力量的对比,并首次引导左派团结一致地反对泥潭派与右派的结盟,这作为持续发展的可喜开端,当然是值得赞赏的。


发表于《国际》第10年卷(1927年)第5期第
148——153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
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343——353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1913年10月初《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对代总编辑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采取粗暴态度,拒绝刊载本文,因此本文直至1927年才发表。
[2] 指1913年9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
[3]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5年柏林德文版第305页。
[4] 在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党代表大会上,辩论的中心是党执行委员会在摩洛哥危机时采取的等待政策。
[5] 1913年6月3日在普鲁士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取得了775171票,但由于实行反动的三级选举法,仍只得到10个议席。
[6] 埃马努尔·乌尔姆(1857——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从事市镇政策、税收问题的研究。
[7]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68页。
[8] 在原手稿中“胜利”为“王牌”。——德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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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
(1913年11月21日)


        我们获悉,罗莎·卢森堡同志受她的国际局里所代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委托,于本月14日向社会党国际局递交了如下建议:

    “我们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列入今年12月14日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的议事日程。

    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迫切,不仅是由于两年以来在俄国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受到混乱状况和派别斗争的严重牵连和损害,而且还由于如下事实:

    a)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个统一的机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刚刚轻率地发生分裂。[1]

    b) 列宁派方面还在其它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中,譬如在俄属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有计划地煽动分裂。[2]

    c) 国际局中的俄国代表的情况不符合规定。俄国代表产生的根据是:两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在1910年由统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以代表党的统一;而事实上其中一个代表从1912年以来只代表一个由他建立的特别组织[3]。

    我们提议,国际局应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同时采取能够加速促成统一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仍旧不能生效,应当采取类似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处理法国党的统一问题[4]的方式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列入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5]的议事日程。


发表于1913年11月21日柏林《前进报》第300
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
文版第3卷第356——357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由七名孟什维克和六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由于孟什维克占一票的多数,布尔什维克无法贯彻革命的议会策略。这六名布尔什维克议员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于1913年10月组成独立的党团,按照列宁的建议命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2] 在1908年至1911年俄国反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思潮而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在这段时间里,设在柏林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采取了处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取消派之间的中间立场,并同波兰的各组织断绝联系。1912年夏天,总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反对它的政策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组织,还宣布这个组织不再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理由是这个组织中混进了间谍,从事分裂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于这一诽谤,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12年8月31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一封信中提出抗议,其中声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无权决定谁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为它本身同以列宁为代表的、在1912年1月会议上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同取消派的中央都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参看《列宁选集》第18卷第267——268页。
[3] 1912年1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在俄国实际领导党的工作的俄国中央局,从而最终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4] 在1904年8月14日至8月20日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特别鉴于法国的情况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一个国家的各社会主义团体在国际代表大会所确定原则的基础上统一成一个党。后来,法国的各社会主义组织在1905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法国社会党。
[5] 原定1914年8月23日至29日在维也纳召开第十次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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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13年12月13、14日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的说明[1]
(1913年12月23日)


    本月18日《前进报》关于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报道[2]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并由于篇幅短,没有充分叙述辩论的过程,因此读者不明白意见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

    考茨基的决议案里原来有这句话:执行委员会应该和一切“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达成协议,以便召开一个全面的俄国党的代表会议。我的论述是针对这句话的,而报道者却说这里涉及的是对决议作“小小的更改”,因此他是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德国代表的决议案是支持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关于恢复俄国工党统一的提议的,我以赞许的态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又不得不反对决议中的上面那句话,特别坚决反对考茨基提出的论据。我大致作了如下的论述:如果以为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俄国自顾地临时凑合成一个全新的党,这就完全错了。问题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党,而是恢复原来的党。所以,必须重新联合起来的不是那些“愿意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受约束的分子,而是那些认为原来的党的纲领章程、也就是党的决议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的派别。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是一张白纸。这个统一的党已经从1906年起一直存在到不久以前,它是革命的历史产物。因此,现在想一笔勾销俄国运动最近六年的历史,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办不到的。相反,必须把上述的发展当作出发点。在俄国争论的起点恰恰是:应当把工人运动建立在老的革命的党的基础上,还是应当与过去决裂,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基础?要是国际局赞同后一种方案,那么毫无疑问,它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完成不了它的任务。

    此外,这篇报道说我讲了“人们必须站在合法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在俄国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引起误解的说法。我根本没有讲到要在所谓俄国宪法的“合法基础”上活动,也就是在合法的工人协会和类似的组织中活动,而是要求国际局在恢复统一的行动中应该以党内的合法性为依据。这就是说,应该尊重原来的党的基础和决议的权威性。报道说,决议正文中的改动是在拉平斯基的提议下作的,这同样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是考茨基自己把愿意同一切“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达成协议那句话改为:同“所有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派别”。他把这个改动解释为对我所发表的观点的让步。最后,至于报道中说到我似乎收回了我的修正案一事,那么我要说,我没有什么理由要把它收回,因为主席王德威尔得已经声明:执行委员会把首先必须和俄国的和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达成协议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又不愿意预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因此它也可以同其它派别进行商谈。对此当然无可非议,况且这首先是一次为了弄清争议之点而进行的磋商。


发表于1913年12月23日柏林《前进报》第338号。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
第3卷第360——362页。

(袁成  译    常正文   殷叙彝  校)


编者注:

[1] 标题是德文版《卢森堡全集》编辑部加的。
[2] 指1913年12月18日《前进报》第333号上的《国际局》的报道。在1913年12月13日至14日的伦敦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有一个议程是恢复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卡尔·考茨基、弗里德里曼·艾伯特和赫尔曼·莫尔肯布尔提出的决议案,委托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组织俄国工人运动内的所有派别进行一次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为目的的讨论。这个决议对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取消派有利,因此布尔什维克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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