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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我赌我的生命!

我赌我的生命!

这是我校译的王凡西版《我赌我的生命!》。谨此纪念十月革命元勋列夫·托洛茨基一百三十年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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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 著
镰锤星 译

【译者按】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托洛茨基通过电话从墨西哥城为“莫斯科审判杜威调查委员会”纽约赛马场集会发表开场演说,是最早指出苏联“大清洗”本质的文章之一。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托洛茨基义正词严、有根有据地指出了莫斯科审判的虚假、荒谬与残暴,将斯大林分子对莫斯科审判的遮羞布扯了个粉碎,并明示了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命运与出路。
  据某些视人类的解放事业为“领袖”、“导师”、“救星”、“将军”之流“家业”并将“为尊者讳”列入无产阶级革命韬略的人看来,这篇文章是异端邪说。他们宁愿一天到晚睁眼说瞎话,自欺欺人,巴望救世圣主乘彗星降临人间,扫除害人虫,解放无产阶级,建立人间天堂,而对群众的觉悟要么百般诋毁甚至血腥镇丫,要么通过树立偶像的方式“启发民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失败,马列主义的独裁化神圣化偶像化是主要原因,而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官僚专制。
  这篇文章最早是由王凡西同志翻译的。尽管他对本篇的译文中某些段落被指晦涩难懂,但我要指出,我的译文是基于他的译文而来的。当然,另一方面也得感谢托洛茨基“蹩脚的英语”。
  呜呼!前人赌命以示真理,晚辈虽至愚,安能不竭心尽力欤!
  谨以此文纪念十月革命元勋列夫·托洛茨基一百三十年冥诞。



亲爱的听众们、同志们和朋友们:
  首先我要为我蹩脚的英语道歉。其次我要向使我能在你们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的委员会致谢。我演讲的题目是莫斯科审判。我片刻不想离题——尽管其本身范围已经很大。我不想激起情绪,不想刺激你们的神经,而想诉诸理性。我不怀疑理性将站在真理一方。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已在舆论上引起了恐怖、冲动、愤怒、怀疑,起码是困惑。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再次产生了这些情绪。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司法公正的怀疑表明,也就是说,怀疑是陷害。谁能找到比一个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政府遭到怀疑更可耻的事吗?苏联政府的切身利益何在?消除这些怀疑。苏联真正朋友的职责何在?坚决地对苏联政府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西方世界对苏联司法公正的怀疑。
  答复这一要求的是:“我们自有司法公正,其余和我们无关,”其能事不在于群众的社会主义启蒙,而在于带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风格的夸耀权势政策。
  即使那些深信莫斯科审判公正的“苏联的朋友”(这样的人有多少?不能对自己的良心加以检察是多么可怜啊!)和官僚的铁杆支持者,都应同我们一致要求建立一个权威的调查委员会。莫斯科当局应向该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证据。显然不缺证据,因为在“基洛夫”审判中有四十九人依据它们而被枪决,另有一百五十人未经审判而被枪决。
  现在让我们提示一下,为了向世界舆论担保莫斯科裁定的公正,伦敦的普里特和巴黎的罗森马克两位律师曾自告奋勇,更别提美国记者杜兰蒂了。但谁又来担保这些担保?普里特和罗森马克两位律师很感激地承认道:苏联政府已将一切必要解释交由他们处置。让我们来补充,“英王的顾问”普里特被莫斯科邀请恰逢其时,因为审判日期对全世界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刻。苏联政府倒并不视幕后求助外国的律师记者为羞辱自己司法的尊严。但当社会党国际和职工会国际请求给予机会派遣其律师赴莫斯科时,他们却——不多不少——被视为暗杀者和盖世太保的辩护人!你们当然知道我并非第二国际或职工会国际的成员。但其道德威信比软脊椎的律师高无数倍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我们难道无权说:莫斯科政府在事先担保认可它的权威和专家面前忘记了“威望”,所以很乐意请“英王的顾问”普里特充当格别乌的顾问?但另一方面,他们向来粗暴拒绝所有以客观无私的态度来研究的人。这又是毋庸置疑的死硬事实!然而该结论也许还不确切?那么没有比驳斥更容易的事了:只要莫斯科政府把一切对基洛夫审判中疑点的郑重、正确和具体的解释交给国际调查委员会即可。但除了这些疑点以外——唉!——就一无所有。莫斯科正因此用尽方法想迫使我——主要的被告——保持沉默。挪威政府在莫斯科可怕的经济压力下将我拘禁。幸亏墨西哥非凡的好意允许我和妻子不是在拘押中而是在自由的地位上碰到这次新审判,这是多么庆幸的事!但所有逼我保持沉默的车轮如今又在转动了。莫斯科为何如此害怕一个光人的声音?只因我知道真相,一切真相。只因我什么也没隐瞒。只因我准备在公开公正的调查委员会上公布手上的事实、文件和证据,彻底揭示真相,我声明:如果该委员会判定我丝毫犯有斯大林归于我的罪行,那么我事先发誓我将自动置身于格别乌的刽子手之前。这几句话我希望能说得很清楚。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如今向全世界发表该声明。我请求我们这个星球最遥远的角落都把我这几句话刊载出来,但如果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你们听到了吗?——断定莫斯科审判是用人类的骨骼和神经制成的存心诬构,我可不会要求我的原告也自动置身于枪手之前。不,世世代代记忆中永远的憎恶已经够他们受的了。克里姆林宫的原告们听到了吗?我当面发起挑战,我等待他们的答复!
   *   *   *
  我以此声明顺便答复那些常常遇到的反驳者和浅薄的怀疑者:“我们为何偏要相信托洛茨基而非斯大林?”忙于心理推测的人是可笑的。这不是个人信任问题。这是证明问题!我提出证明!我要求证明!
  听众们和朋友们!今天你们希望我的不是反驳那些其实不存在的“证据”;也不是详细分析那些“供认”,这种不自然的、人工的、不近人情的独角戏,其本身已带有反驳。我需要用比原告还多的时间去具体分析这两次审判,因为打结容易解结难。这项工作我要用著作完成,并在未来的委员会面前完成。我当前的任务是揭穿莫斯科审判根本的、原始的谬误,指明罗织的动力,其真实的政治目的,其参与者和受害者的心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集中于“恐怖主义”。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焦点已不是恐怖行动,而是托洛茨基分子结盟德日准备战争、肢解苏联、破坏工业并消灭工人。如何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在十六人被处决后,我们常听人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供是自愿、诚恳并合于事实的。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皆自求死刑,既然如此为何他们一句不提最重要的事:托派结盟德日并阴谋肢解苏联?他们能忘记了阴谋这样的“小节”吗?他们自己所谓中心的领袖们,能不知道最新审判中的被告,即次要角色所知道的吗?这个谜是容易解释的:新的罗织是在十六人被杀后,即在过去五个月中制造的,以给世界报刊的不利反响一个答复。
  十六人审判中最无力的部分,是控告老布尔什维克和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结盟。但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或是其它任何以政治之名遭到起诉的人,都未承认这种私通;他们都在这种极端的自我污蔑之前戛然而止!接着又说,我经过一些陌生无名的中间人,如奥尔伯格、伯曼、弗里茨·大卫和其他人,出于给奥尔伯格搞一本洪都拉斯护照的宏图,而与盖世太保结盟。整件事太蠢了。无人会信。整个审判失掉了信用。需要以一切代价纠正舞台经理人的大错。需要补上这个洞。于是雅戈达被叶若夫取代了。一场新审判提上了议事日程。斯大林决定这样答复其批评者:“你们不信托洛茨基能为一个奥尔伯格和一本洪都拉斯护照而与盖世太保结盟。很好,我要向你们展示他结盟希特勒的目的是挑起战争和分割世界。”但要扮演这第二次的、更伟大的表演,斯大林缺乏主要的演员:他已枪毙了他们。他只能在这场重要表演的重要地位上放置次要角色!指出斯大林何以看重其合作者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决非多余。但他别无著名人物可升为“托洛茨基分子”,就算出于他们久远的关系。这就是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头上的原因。于是那种说我经过陌生无名的中间人与盖世太保的腐朽废物相见的说法被丢掉了。问题骤升至世界舞台!这不再是一本洪都拉斯护照的问题,而成了瓜分苏联乃至击败美国的问题。受巨型升降机相助,该阴谋在五个月中,从龌龊的警察渣滓升至决定多国命运的高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在丝毫不知这种伟大的计划、联盟和前途的情况下就进了坟墓。这就是最新罗织的根本虚构之处!
  为掩盖——哪怕只是稍微——这两次审判之间的明显矛盾,于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奉格别乌之命声明他们曾鉴于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乏信任而搞过一个“平行中心”。很难想出再愚蠢狡诈的解释了!我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降后确已不再信任他们,一九二七年后就与之没有联系。但我更不信任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拉狄克在一九二九年曾将反对派同志布拉姆金交给格别乌,致其未经审判而被秘密枪决。之后我在国外出版的俄国反对派公报上写道:“在丧失道德均衡的最后残余以后,拉狄克什么无耻勾当都干得出来。”我被迫引证关于斯大林的不幸受害者如此难听的话,不免刻薄。但出于感情而掩盖真理则是罪恶……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目空一切地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点自尊上他们是不错的。但不止于此。原告在十六人审判时说斯米尔诺夫是“苏联托派领袖”。被告姆拉奇科夫斯基,为证明他与我接近,宣称只有经过他才能见到我,原告方则着重提及此事。但这怎么可能,即不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所谓“苏联托派领袖”斯米尔诺夫以及姆拉奇科夫斯基,都丝毫不知我对被我公开骂为叛徒的拉狄克指示的那种计划呢?这是最新审判中的主要虚构之处。它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知道了它的来源。我们看见了后台的牵线。我们看见了牵线者凶残的手。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都承认了可怕的罪名。但其罪名从被告而非原告的观点来看仍令人不解。他们受恐怖行动、破坏活动以及与帝国主义者的勾结相助,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了。为什么?他们毕生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也许他们是受到了个人动机:权力欲发财欲的支配?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在其他政权下无望获得比被捕前更高的地位。也许他们这么愚蠢地牺牲自己只是出于和我的友谊?荒谬的推测!观其过去八年间的言行文章,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表明他们是我的死敌。
  恐怖行动?但反对派在受到俄国所有革命经验的陶冶后,能预见不到这种行动只能成为消灭最好战士的借口吗?不,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预见到的,他们是数百次说到的。不,恐怖行动不是我们需要的。另一方面,它是统治集团绝对需要的。八年前,即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我写道:“斯大林能用的方法只有一个了:企图在正式党与反对派之间画上一条血线。他绝对必须把企图暗杀、准备武装暴动等牵连给反对派。”记住:历史上波拿巴主义没有阴谋的警察捏造就无法存在!
  希特勒或日本天皇在下一场战争中必败无疑,并且与之缔结如此可笑、不可思议和毫无意义的联盟,除了耻辱和毁灭以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无甚所得;如此而称反对派会与之结盟,那必是把反对派分子都当白痴。另一方面,这种联盟——托派和希特勒——却是斯大林最需要的。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必须发明一个。”格别乌说:“如果这种联盟不存在,就必须捏造一个。”
  莫斯科审判的实质在于荒谬。按照官方说法,托派自一九三一年起就组织了最可怕的阴谋。但他们所有人如受到指挥般用一种态度言谈写作,而用另一种态度行动。虽然涉及阴谋的有数百人,但在漫漫五年之中却一点痕迹也没被发现:没有分裂,没有排挤,没有被没收的信件,直到总供认的一小时!在这里便发生了新的神秘。这些组织过暗杀、准备过战争、分裂过苏联的人,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没有证据的施压——不,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只因某些神秘的理由,突然供认了这一切可怕的罪名,至于这种神秘的理由是什么,伪善的心理学家说是“俄罗斯灵魂”的特质。试想:他们昨天还在毁坏铁路,毒杀工人——奉托洛茨基未发现的命令。今天就成了托洛茨基的控告人,并将他们的假罪名都堆到他头上。昨天他们还只是梦想杀掉斯大林,今天他们都对他唱赞美歌。这是什么:疯人院?不,杜兰蒂先生们告诉我们,这不是疯人院,而是“俄罗斯灵魂”。先生们,关于俄罗斯灵魂,你们在撒谎。关于人类的灵魂,一般而言,你们也在撒谎。
  神秘不但在于这些供认的同时性,还在于它们的普遍性。尤其按照总供认,该神秘是那些阴谋分子曾做了一些正是致命打击了自身政治利益却极有利于统治集团的事情。还有在法庭上阴谋分子说的一切正是斯大林最忠实的代理人想说的。常人在陈述己见后,决不会做出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和其他人做出的事。忠于己见、政治自尊和自卫的简单本能将迫使其为其自身、为其个性、为其利益、为其生命而斗争。惟一合理而适当的问题是:谁把这些人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并且是怎么引到的?法律学中有一条非常简单的原理,可作为解开许多秘密的关键:is fecit cui prodest;获利者即犯罪者。被告的全部行为从头到尾都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利益去说明,而只能用统治集团的利益去说明。虚构的阴谋、供认、戏剧性审判和完全真实的处决,这一切皆由同一人之手布置而成。谁之手?Cui protest!谁获利?斯大林!此外的一切都是欺诈、虚假和关于“俄罗斯灵魂”的梦话!审判中出现的既不是战斗者也不是阴谋破坏者而只是格别乌手中的傀儡。他们表演指派的剧本。这种可耻表演的目的:消灭整个反对派、败坏批评思想的根源、无限拥护斯大林极权体制。
  我们再说一遍:该控告是预先布置的罗织。如果顺着事实加以检验,该罗织必显露于各被告的供认。原告维辛斯基知之甚明。故其从不向被告提出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因为该问题必将大大纠缠他们而无法解脱。名字、文件、日期、地点、传递方法、会议详情——所有这些决定性事实,维辛斯基都罩上了可耻的外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耻的外衣。维辛斯基并非用法官的语言,而是用罗织的前主子约定的语言、用盗贼的隐语问被告。维辛斯基问话使人暗生疑虑的性质——加上全无物证——这就是第二次打击斯大林的有力证明。
  但我不愿自限于这些消极的证据。哦,不!维辛斯基没有说明也不能说明那些主观的供认是真的,也就是说,符合客观事实。我现在要担负一项更难的工作:说明每份供认都是假的,即与事实相左。我的证明是什么?我将给你们一对例子。我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两段主要的插话对你们说:一个是被告霍尔茨曼伪称曾去哥本哈根见我,听取恐怖行动的指示;另一个是被告皮达可夫伪称曾去奥斯陆见我,听取分裂苏联的指示。我手中有可以证明霍尔茨曼没去哥本哈根见我,皮达可夫也没去奥斯陆见我的所有证据。现在我只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几个最简单的证明。
  不同于其他被告,霍尔茨曼说出了日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这个秘密很简单,即从报上知道我此时到了哥本哈根),并说出下列详情:霍尔茨曼经过我儿子列夫·谢多夫的介绍去见我,而他,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见的地点是布里斯托尔旅馆。这个布里斯托尔旅馆,是霍尔茨曼和谢多夫在柏林预先约定的。当到达哥本哈根时,他果然在该旅馆大厅中遇到了谢多夫。他俩就从那里去见我。在霍尔茨曼与我会见时,据霍尔茨曼说谢多夫在屋里屋外踱来踱去。这是多么生动的事实!我们宽慰地舒了一口气:我们终于有了不只是含糊的供认,也有了近乎事实的东西。可是,亲爱的听众们,其悲惨的部分却是我的儿子无论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还是在他一生中的其它时期都没到过哥本哈根。我请你们牢记这一点!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我儿子正在柏林,即在德国而非丹麦,并且在那里他曾设法赴哥本哈根见我与其母而不成。别忘了此时魏玛民主已经断了最后一口气,柏林的警察正变得愈加严密。我儿子筹备离开柏林的详情,都有准确的证据可考,那时我们每天从哥本哈根向在柏林的儿子所发的电报,也能在哥本哈根的电报局查到,数十名当时在哥本哈根围着我和妻子的人证都知道他设法办理护照而终不得。谢谢那些不成功的努力和障碍,它使我们的会见未能实现的事实尚在数十人的记忆中。他们都还生活在外国,并都已发表文章的证状。这够不够呢?我应该希望够了!普里特和罗森马克或者要说,“不够!”因为他们只肯宽恕格别乌。好:我愿在此与之相见。我还有许多更切近、更直接和更无法反驳的证据。其实我们见儿子是我们离开丹麦返回土耳其、途经法国的时候。这次见面多亏法国时任总理赫礼欧个人的帮忙才得以实现。我的妻子致赫礼欧的电报(署为十二月一日)尚在法国外交部,十二月三日赫礼欧致柏林法国使馆的电报指示也在,该指示是命令立刻给我儿子办理护照。我有一段时期很怕巴黎的格别乌代理人会偷去此类文件。幸其未成。数周前这两份电报幸运地在巴黎的外交部中找到了。你们听清楚我的话了吗?现在我手上有这两份电报的样张。我不引读它们的原文、号码和日期,以免费时,明天我会将其在报上发表。在我儿子的护照上有法国使馆签发的护照,上署日期为十二月三日。四日早上我的儿子离开了柏林。在该护照上有当日过境时盖的印章。该护照尚保存完好。纽约的公民们,你们听到我从墨西哥城发出的声音吗?我希望你们听到我的每一个字,虽然我的英语很差。我们和我们的儿子见面于巴黎火车北站,在一列二等车厢里,然后我们又乘该车到敦克尔刻,与我们同行并在那里欢迎我们的朋友有数十人。我希望这已经够了!无论是格别乌还是普里特都不能否认。他们已被置于铁钳之中。霍尔茨曼不能在哥本哈根看见我的儿子,因为他在柏林。会谈时我的儿子也不能在屋里屋外踱来踱去,那么谁还相信会见的事实?谁还会丝毫相信霍尔茨曼的全部供认?
  但还不止于此,据霍尔茨曼说,他会见我的儿子,如你们所闻,是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厅。好漂亮……但其实哥本哈根的布里斯托尔旅馆在一九一七年连墙根都拆了!一九三二年该旅馆只作为天真的记忆而存在。在一九三六年它才重建,恰逢霍尔茨曼发表其倒霉声明之时。有礼貌的普里特向我们假设道,这或许是“笔误”。苏联的速记员一定已听到了“布里斯托尔”一词是错的,但发表报告的记者和编辑无一纠正。好!但关于我儿子的怎么说?也是速记员的笔误?这里,普里特却跟在维辛斯基后面一声不响了。其实格别乌从它在柏林的代表知道我的儿子曾设法办护照,因而认为他曾到哥本哈根见过我。“笔误”的原因就在这里!霍尔茨曼从他多年前侨居国外的记忆中显然知道有个布里斯托尔旅馆,因此说出它的名字。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笔误”!这两个笔误合起来却闯下大祸:霍尔茨曼的供认成了一阵飞扬空中的灰尘,像布里斯托尔旅馆被拆毁时那样。而且同时——不要忘了!——这又是十六人审判中最重要的供认:所有老革命家中,只有霍尔茨曼会见过我并听取过恐怖行动的指示!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插话。皮达可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从柏林搭机赴奥斯陆见我。皮达可夫还活着的时候,我曾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了十三个精细的问题,但无一字答复。这十三个问题中,每个都会击毁皮达可夫的神秘旅行。同时,我的挪威房东、国会议员寇拉德·克纳德森和我的前秘书埃尔温·沃尔夫都已在报上说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没有俄国客人去见我,而且我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同行。这样的证据不能使你们满意吗?这里还有其它证据:奥斯陆航空署当局为此记载曾发表正式声明,称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没有一架外国飞机降落于他们的机场!或者该航空署的记录也有笔误?普里特先生,你的“笔误”已经够了,请你发发慈悲再发明些更能可信的东西吧!但你的想象在此对你毫无益处:我手上有数十种直接间接的证据,都能暴露不幸的皮达可夫的口供是无稽的,他只是被格别乌逼着搭乘幻想的飞机去见我,就像异端裁判所逼迫女巫们坐着扫帚柄去见魔鬼一样。技术有变,而实质如一。
  在这座赛马场里肯定有许多著名的法学家。我请求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即无论是霍尔茨曼还是皮达可夫,都丝毫未说到我的住址,也就是会见我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谁说到他们出国时所用的确切的姓名或护照。原告竟没问到护照的事。理由很明显:他们的名字肯定在外国的游客名簿里找不到。皮达可夫不能不在挪威住宿,因为十二月的白昼是很短的。但并未说出旅馆的名字。原告竟也没问到旅馆的事。为什么?因为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幽灵还在维辛斯基的头上作祟!原告不是原告,而是皮达可夫的问话者和示意者,就像皮达可夫只是格别乌的不幸牺牲品一样。
  现在我不能出示大量的证据和文件,这些证据和文件能连根铲除所有被告的全套供认,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德瑞泽、拉狄克、弗拉基米尔·罗姆、奥尔伯格,总之,所有那些曾有极小企图,要说出事实和时间地点的情况的人。但是,这个工作,只有在一个研究委员会的面前,有法学家的参加,有仔细审察各种文件的必要时间,并听取证人的口供,才能成功完成。
  但我在此已经说过的一切,我希望已允许我们对于将来进行的研究有了一个预示。一方面,该控告在骨子里就是空虚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控犯了一种没有意义或目标的可恶叛国罪。说到这种控告成立的根据,尽管原告作过成千成万次逮捕搜查,但其手上没有一点物证。全无证据是打击斯大林的最可怕证据!枪决完全基于逼供。但一提到这些供认的事实,它们只须稍经批评的调查便立刻粉碎。
  格别乌不只犯有诬陷罪。它犯有捏造卑劣、下流、愚蠢的诬陷罪。没有惩罚是堕落的。监管的缺失瘫痪了批评的力量。虚构者可以不管怎样肆意胡为。他们相信全部供认结果,于是……枪决。如果把整个控告的虚构特质和实际口供的明显虚假详加比较,那么这些庞大的供认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有令人窒息的异端裁判所气味,此外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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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里还有其它证据,在我看来同样重要。在被放逐的一年和侨居外国的八年中,我写给远方密友的信约有两千封,其中所言皆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收到的信及我复信的底稿仍在。感谢这些信件的持续性,它们揭破了控告深刻的矛盾、日期的差错和直接的荒谬,涉及我和儿子如此,涉及其他被告亦此。但这些信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这些年中,我所有理论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毫无遗漏地被这些信件反映了出来。这些信件补充了我的书和文章。检查我的通信,在我看来,对于确定我自己和我的通信者政治道德的人格,是决定性要事。维辛斯基不能向法庭提出一封信。而我要向那委员会或某个法庭提出几千封信,并且这些信又都是写给那些与我最亲近和无话不说的人的,致我儿列夫者尤其如此。单单这些通信就能以其足以定罪的内在力量,把斯大林的捏造连根斩除。原告将与其遁辞诬蔑,而被告将与其供认独角戏,一起被悬于无物的空中。这就是本人通信的意义。这就是本人案卷的内容。我诉诸理性,诉诸逻辑,诉诸批评。我提出事实和文件。我要求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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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之中,亲爱的听众们,必有些人坦率地说:“被告供认系伪造无疑;但斯大林如何获得供认?这倒有秘密了!”其实这个秘密并不深奥,异端裁判所,能用简单得多的技术,从受害者那里逼出各种供认。这就是民主的刑法抛弃中世纪方法的原因,因为它们不能发现真相,而只是问讯法官所暗示指控的简单证明。格别乌的审问有一种彻底的异端裁判所性质,这就是供认的简单秘密!
  苏联的整个政治空气充满了异端裁判所精神。你们读过安德烈·纪德的小书《从苏联归来》吗?纪德是苏联的朋友,但不是官僚的仆役。并且这位艺术家有眼睛。纪德书中有一小段插话能无可估量地帮助我们了解莫斯科审判。旅行结束时纪德想给斯大林打份电报,但由于没受过审讯者的教育,他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称呼斯大林。他们拒收电报!当局代表们向纪德解释:“致信斯大林时,必须称呼‘工人的领袖’或‘人民的元首’,勿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纪德试着反驳:“斯大林不是超乎于这些奉承吗?”没用。他们仍拒收其没有拜占廷式奉承的电报。最后纪德说:“我屈服于这场令人生厌的战斗,但拒绝负任何责任……”像这样一位举世承认的作家和享有礼遇的宾客还受困数分钟并被迫在不是自己要发而是小审问者逼他发的电报上签字。如果他不是一个著名的游历者,而是一个不幸的苏联公民,一个遭受隔离和迫害的反对派,一个最下层中人;并且如果要签字的不是问候斯大林的电报,而是几十份关于其罪状的口供——如果这样,试想你将得到一张怎样想象的图景呢?世上可能有许多能忍受强加于他们自己和妻儿肉体和道德上各种折磨的英雄。我不知道……我个人的阅历告诉我,人类神经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斯大林可以通过格别乌使其受害者落入极度绝望、耻辱和丑恶的深渊中,使之把最可怕的罪名都加给自己,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前途若非死亡将至,生还希望也极小。如果他们实在不想自杀,像托姆斯基做的那样,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越飞早就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有我的两名军事秘书格拉兹曼和布托夫、季诺维也夫的秘书贝冈、我的女儿季娜伊达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自杀或道德毁灭:别无选择!但别忘了自杀在格别乌的监狱中也常常是无法得到的奢侈品!
  莫斯科审判并未令革命蒙羞,因为它是反动的产物。莫斯科审判并未令老布尔什维克蒙羞;它只说明甚至布尔什维克也是由血肉制成的,当死亡之钟在他们头上摆动时也不会无休无止地抵抗。莫斯科审判令孕育它的政治制度蒙羞:没有尊荣丧尽天良的波拿巴主义制度!所有被告都是诅咒着该制度而死的。
  让那些有感于历史如此令人费解地前进——进两步,退一步——而垂悲泪的人去哭泣吧。但泪水无益。必须接受斯宾诺莎的忠告: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主要的被告是谁?老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国家、红军、共产国际的创建者。控告他们的是谁?十月革命后自称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获得决定性胜利后才加入他们的资产阶级律师维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写诽谤被告的可恶文字的是谁?……被列宁在其文中只视为“痞棍”的前《银行报》台柱扎斯拉夫斯基。《真理报》前编辑布哈林已被逮捕。《真理报》现在的台柱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始终身处白党阵营的资产阶级通俗小说家科尔措夫。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之一索科尔尼科夫已被宣告为叛徒。拉科夫斯基在等待起诉。索科尔尼科夫和拉科夫斯基曾任驻伦敦大使。现在这个职位被国内战争期间曾任高尔察克地盘上白党政府部长的右翼孟什维克麦斯基占据。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现在视托洛茨基分子为反革命。而他自己在十月革命的头几年里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直到布尔什维克开始分配要职时才加入他们。索科尔尼科夫在当大使之前曾任人民财政委员。今天占据此位的是谁?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与白卫军同在褔利委员会搞反苏活动的格林科。苏联最好的外交家之一是因遭受迫害而自杀的首任驻德大使越飞。在柏林取而代之的谁?首先是悔过的反对派分子克列斯廷斯基;接着是前孟什维克、反革命的褔利委员会的参加者金丘克;最后则是一九一七年跑进反动营垒的苏里茨。我能无尽延伸该名单。
  在各省尤其显著的这些彻底的人事变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它们是什么?是时候了,听众们,是我们最终承认在苏联已有新的特权阶层形成的时候了。十月革命是在平等的旗帜下进行的。官僚政治是极端不平等的化身。革命摧毁了贵族阶层。官僚政治造成了新的豪绅。革命摧毁了爵号和勋位,新的特权阶层制造了许多元帅和将军。新的特权阶层吸取了国家收入的极大部分。它在人民面前的地位是狡诈和虚伪。它的领袖们不得不隐藏事实,欺骗群众,自我掩饰,指黑为白。新特权阶层的整个政策都是阴谋诡计。新宪法也无非一种阴谋诡计。
  害怕批评就是害怕群众。官僚是害怕人民的。革命的火山口未冷。官僚不能只因他们要求取消特权就能以血腥的压制手段碾碎不满者和批评者。那就是攻击反对派的假罪名为何不是偶然的举动而是源自统治阶层当前形势的一种系统的方法。
  让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派是怎样对付雅各宾的吧。历史学家奥拉德写道:“敌人并不以暗杀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为满足;他们诬告他们,在法兰西的眼里把他们扮作保皇党,扮作已经卖身外国的人。”斯大林什么也没发明。他仅仅用法西斯代替了保皇党。
  当斯大林主义者称我们为“叛徒”时,在这个控告中不仅含有仇恨,还含有某种真实。他们认为我们背叛了元帅和将军们即唯一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而实为损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的神圣阶层的利益。而我们一方认为斯大林主义者是苏联群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徒。以个人动机解释如此激烈的斗争是荒谬的。这不仅是纲领不同的问题,还是正以一种渐增的敌对形势冲突着的社会利益不同的问题。
   *   *   *
  “那么你的诊断是什么?”——你们会问我——“你的预测是什么?”前面说过:我的演说仅限于莫斯科审判。我的新书:《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现在是什么,它又向何处去?》正是叙述苏联的社会诊断和预测的。但我要用两句话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
  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容许生产力发展的新财产形式,尚未摧毁,但其与政治专制主义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主义没有群众的独立活动和人类个性的蓬勃发展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主义蹂躏二者。人民和新专制主义之间公开的革命的冲突势不可免。斯大林政权已被宣判。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还是工人民主?历史尚未解决这个问题。结论也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
  如果我们一刻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并因而允许它也在法国获胜,那么被法西斯之环围住的苏维埃国家,将注定更为退化,必然要从政治上层建筑的退化发展到经济基础的退化。换言之,欧洲无产阶级的解体可能预示着苏联的毁灭。
  反之,如果西班牙劳苦大众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如果法国的工人阶级坚决选定了工人阶级自由的道路,那么苏联的被压迫群众将要伸直脊梁并抬起头!此时将敲响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最后一点钟。但苏维埃民主的胜利不会自己发生,这也得靠你们。群众需要你们的帮助。首要帮助是告诉他们真相。
  问题在于:是帮助堕落官僚反对人民呢,还是帮助人民的进步力量以反对官僚。莫斯科审判是一个信号。谁不注意谁就倒霉!国会大厦的审判的确意义重大。但它只涉及一切黑暗野蛮恶行的化身:邪恶的法西斯主义。莫斯科审判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作恶的。我们决不能把这面旗帜让给谎言大师们!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力量太弱,不能在地球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么我们要把这面没有污点的旗帜交给我们的孩子。摆在前面的这个斗争是远超于个人与党派的重要性之上的。它在为全人类的未来而斗争。它将是艰难的。它将是长期的。寻找身心安逸的无论是谁,让他闪一边去。在反动时期,依靠官僚比依靠真理的确方便得多。但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不视为空洞的声音而视为其道德生活内容的人——前进!威胁、迫害或虐待都不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不能亲见,真理仍将凯旋!我们将传播迈向真理之路。它将胜利!在命运的一切严重打击之下,我将是快乐的,像在年轻时候的最好日子里那样快乐,如果我能同你们一道有贡献于真理之胜利!因为,朋友们,人类最大的快乐不是眼前的享受,而是未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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