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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h3>本书中若干缩写词:</h3>

AAU:全称“工人总同盟”(Allgemeine Arbeiter-Union),简称“工总”,它是一个极左派的“工团主义”组织。

ADGB:全称“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简称“全德工联”。

AfA:全称“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llgemeiner freier Angestelltenbund),简称“自职联”。它是一个白领职员工会。

Agit-prop: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简称“宣传部”。

Bezirk:党的支部,支部下设若干分支部(Unterbezirk),若干个支部组成总支部(Oberbezirk)。

Comintern:共产国际。

BL:党支部领导层(Bezirksleitung)。

DMV:全称“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r Metallarbeitverband),简称“五金工会”。

IKD:全称“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简称“国际共产集团”,它是1918年成立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其前身是国际社会集团(ISD)。

Inprekorr:《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简称《通讯》,它是共产国际的信息期刊。

ISD:全称“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简称“国际社会集团”,它是1918年以前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并且是国际共产集团(IKD)的前身。

ISR:全称“赤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ur Unions)。

KAG:全称“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简称“共产社”,它是于1921年夏天由保尔·列维(Paul Levi)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一个集团。

KAP(或KAPD):全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共工党”,它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成立的政党。

KJVD:全称“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r Jugendverband Deutschlands),简称“共青团”,它是德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KO:全称“战斗组”(Kampforganisation),它是德共(斯)的作战部门。

KPD:全称“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德共”,它是共产党在1920年11月至12月之间、以及1921年8月之后的名称。

KPD(S):全称“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简称“德共(斯)”,它是共产党在1919年1月至1920年11月之间的名称。

KPO(或KPD-O):全称“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Opposition]),简称“德共(反对派)”,它是以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为首的“右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1929年成立。

Leninbund:列宁同盟,它是以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1928年成立。

Oberbezirk:总支部。

Orgburo:中央组织局。

Orgesch:全称“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它是一个以格奥尔格·埃舍利希(Georg Escherich)为首的极右恐怖主义集团。

Orgleiter:政党的组织工作者。

Polburo:中央政治局。

Polleiter: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

Profintern:赤色工会国际。

SAP(或SAPD):全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社工党”,它是1931年成立的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

SED:全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社会党”,它是由东德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的政党。

SPD:全称“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社民党”,它是1922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字。自从独立社会民主党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后,剩下的那部分社民党也被人们叫做“社民党多数派”。

Teno:全称“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 Nothilfe),它是一个工贼组织。

Unterbezirk:分支部。

USPD:全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独立社民党”。

USPD(Linke):全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Linke]),简称“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10月,在哈勒(Halle)召开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和右派发生分裂,后来左派与德国共产党合并。

VKPD:全称“德国统一共产党”(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共产党”。1920年12月,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合并,称“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8月的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又改回“德国共产党”的名字。

VSPD:全称“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Vereinig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社民党”,1922年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民党(右派)合并之后的名字。

Zentrale:中央,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由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组成。

Zentralausschuss:中央委员会,党的主要领导机构,由来自各地的代表组成。




<h2>序</h2>

  一九七零年,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主要城市之一——莫斯科的工艺技术博物馆里,在大讲堂里正在上一堂历史课,这一课讲的是俄国革命,它开辟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讲课的教授刚刚向听众介绍了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斗争的状况是多么的困难,而俄国的农业性和落后性、以及俄国革命初期的孤立又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他解释说:

  <BLOCKQUOTE>“如果西方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这种情形就可能会引起俄国发动一场进攻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会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场战争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是由于它自身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1]”</BLOCKQUOTE>

  在长时间的双重政权状态——这种状态在德国特别明显——之后,工人苏维埃在几个工业中心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一场艰苦的内战的开始,德国工人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但他们的胜利,立刻招来了法国和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苏联红军对此作出了响应,他们汇入了德国革命的火焰中,与此同时,在革命的宣传攻势面前,帝国主义军队被成团成团地从内部瓦解了。现在轮到法国工人和波兰工人站出来了。欧洲革命胜利了,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成立了。讲师总结说:

  <BLOCKQUOTE>“新生的苏维埃欧洲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德国的工业技术同俄国的农业结合在了一起,在欧洲大地上开始了高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巩固、统一的新型经济机制,显示出了巨大的可能性,还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曾经在政治上超过了欧洲的苏维埃俄国,现在也随之谦虚地退居到经济落后国家的地位上,居于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工业国家后面。[2]”</BLOCKQUOTE>

  在一九二二年,年轻的共产党领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设想过,在半个世纪之后,该怎样去教育新一代人,让这代人了解这场最后的斗争是怎么开展的,让这代人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最初一段岁月。在那时,这仍只是以文学幻想的形式描绘出来的未来图景。但是,一年之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领导之一——共产国际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写到:

  <BLOCKQUOTE>“德国的事态,正在按照无情的命运发展着。俄国革命花了十二年时间——从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七年——所走过的路,德国革命将只用五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就能走完。在最近几天中事态发展得甚至更加迅速。首先,是‘联合政府’,然后是‘大联合政府’[3],接着是科尔尼洛夫[4]事件,专家名人的内阁,而现在又是某种类似‘大联合政府’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下台,换来换去换个没完。这就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下面’呢,群众正兴奋地沸腾着、骚动着,不久,一场战斗,一场即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着德国的大门;你们也许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具有<b>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b>。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将看见,一九二三年秋天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将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将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正颤抖着手,翻过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一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就要写下新的篇章了。[5]”</BLOCKQUOTE>

  共产国际主席补充说道:

  <BLOCKQUOTE>“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革命将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列宁的话仍是正确的,他说过:‘在西欧,首先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但继续进行和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德国无产阶级不会再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去冒险夺取政权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早就已经成熟了……德国革命将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将得到俄国经验的全面帮助,并不会重复俄国革命曾犯过的错误……两千万坚定的、受过教育的、有组织的德国无产者,将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展示出他们强大的能量,对于他们的能量,我们甚至还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6]”</BLOCKQUOTE>

  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同志们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仅仅是先头部队的一场前哨战,而主要的战斗还没有打响,俄国的先头部队仍然被孤立着。德国革命——当时一切革命的关键阶段——经过了五年的起伏之后,最终失败了。

  从那时起,已经有过很多评论家对此作出过结论,这些结论都是符合他们的思想或政治活动的;有些人看到了俄国人民——新弥赛亚[7]——的卓越的革命性;有些人发现了德国人民心灵深层的民主情绪——有些人的发现则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德国人民天生具有军国主义思想;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幻想: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能够移植到西方国家——先进社会的心脏地带里,他们都指出: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在他的著作里,对失败的德国革命下了一个判决,他认为德国革命“不过是一段混乱时期,造成这种混乱时期的原因,可以从焦虑失衡的临时性危机中去找,这种危机是由战争导致的物质匮乏、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战败与解体导致的现实崩溃造成的。[8]”其他人曾企图用“围城中的群体性精神病”来解释巴黎公社。但这位显然倾向于民主思想的作者对德国革命的失败,给出了更细致具体的政治上的解释:

  <BLOCKQUOTE>“有组织的德国工人很快就明白了德国和俄国的根本区别,并觉察到了——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拥有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如果突然把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的那种纯种的共产主义在德国建立起来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9]”</BLOCKQUOTE>  
   
  看来,回忆一下这些评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德国革命被反革命颠覆之后,过了十几年,这个反革命就顶着“希特勒主义”这个名字,向全世界发动了一场野蛮的攻击,这场攻击是如此的野蛮,使我们不得不问:还有什么“灾难”——甚至是有组织的工人所造成的“灾难”能比得上它?在本书中,我们将会遇到一些反革命的名字:曾经欺骗了士兵苏维埃派出的代表的总参谋部军官法乌佩尔[10],二十年后在西班牙指挥了“秃鹰军团”[11];卡纳里斯,一个曾经帮助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逃跑的海军军官,二十年后负责指挥“阿布维尔”机关[12] ;库尔特·冯·施莱赫尔[13]少校,他是那些比他更出名的将军们背后的真正主使,在一九三二年当了一阵子总理;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14],克虏伯公司[15]、蒂森公司[16]和I.G.法本公司[17]。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间在德国进行的这场战斗,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当然,也对我们的现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未来。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当革命在德国进行时,它的战斗并不是每天都以街头武斗和进攻街垒的形式进行的;它不是只通过机枪、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来进行的。在工厂、矿山、社区中心、工会、政党中、在公众集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中、在游行示威、辩论和理论争辩中进行的各种隐蔽的斗争,同样是战斗,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这就是阶级斗争,而它首先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在德国,在全世界,建设一个坚定不移地要去改造世界的革命党,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艰苦曲折的,就连认识到这一点都是很不容易的。在“极左主义[18]”和“机会主义”之间、在“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行动主义”和“消极被动”之间,德国革命者来回奔波,忙忙碌碌,想找到通往未来的出路,想找到能确保德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他们有时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面教训来寻找,有时候是通过俄国同志的成功榜样来寻找。),最终却没有成功。

  为了描写他们所进行过的尝试,我们需要许多关键的文件,但能入手的却很少:出于政治需要,这些文件暂时被迫静静地躺在那些不让我们进入的档案馆里。在描写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流产中所提出的问题时,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俄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内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

[1]叶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From NEP to Socialism),伦敦,1973年,第99页。

[2]同上,第123页。

[3]“联合政府”和“大联合政府”是指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时期里成立的两届联合政府。——中译者注

[4]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请参阅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九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tsky-1930book40.htm  ——中译者注

[5]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 ),《德国革命问题》(Problem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汉堡,1923年,第1-2页。

[6]同上,第7-11页。

[7]弥赛亚(Messiah)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救世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国人民由于深受东正教影响,其民族性格中具有“弥赛亚”情结,深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注定将要去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正是由于这种“弥赛亚”情结,才使得俄罗斯人民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中译者注  

[8]昂利·利希藤贝格尔(Henri Lichtenberger),《新德国》(L'Allemagne nouvelle),1936年,第12页。

[9]同上,第11-12页。

[10]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 Freiherr von Faupel,1873——1945),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1]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书中的说法有误,秃鹰军团的指挥官是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将,法乌佩尔并未直接指挥过秃鹰军团。——中译者注   

[12]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乱。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3]库尔特·冯·施莱赫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年4月7日——1934年6月30日),1900年参加德国陆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中步步高升,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曾任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中,施莱赫尔被纳粹党暗杀。——中译者注

[14]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中译者注

[15]克虏伯(Krupp)集团是德国著名的军工产业集团。——中译者注

[16]蒂森(Thyssen)集团是德国著名钢铁与机械企业,1999年蒂森集团与克虏伯集团合并为蒂森-克虏伯集团。——中译者注

[17]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成立于1925年,它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之一。——中译者注

[18]“极左主义”(ultra-leftism)是指包括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在内的各种左派共产主义(left communism)流派。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等人。——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0 12:46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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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一章 战场</h2>

  <BLOCKQUOTE>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一九零零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1]。</BLOCKQUOTE>

  上文引用自马克思的战友、与他一起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景的文章,他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面前,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战争:

  <BLOCKQUOTE>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2]。</BLOCKQUOTE>

  因此,恩格斯希望德国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场,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无产阶级将与资产阶级在战场中央进行面对面的厮杀。

<h3>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h3>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以及无产阶级培养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建设自己组织的能力。根据这一分析,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是先进国家中,革命胜利的前景最为接近、最为现实的国家之一。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德国具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当时煤是工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人口迅速增长(一九一三年时人口达到了六千七百八十万人),它的商业历史悠久,为它积累了足以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这些条件使得德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进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一九一三年德国生产了一亿九千万吨煤,居世界第二位;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铁——而这些铁还满足不了它的需求——居欧洲第一位;它在一九一三年开采了一千万吨煤和钾矿,使它的化工产业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从一八九零年起,德国是第一个在整个工业中采用新能源——电能和内燃机的欧洲国家。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它在电器生产方面领先全欧洲。德国工业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在这方面只有美国可以与它相比,而且德国工业运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建立起一个跟工业应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科研体系。在建立研究所、建立技术教育方面,以及科学地组织生产方面,德国都走在世界前列[3]。

  德国经济跟英国经济或美国经济一样,可以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尽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得比较迟,使得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殖民帝国。一九一三年,德国的外贸额为两千两百五十万马克,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百分之八十五[4]。它同全世界都建立了商业联系,由于德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吸收它的全部产品,所以它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的产品寻求市场。

<h3>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h3>

  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是很晚的事,很长时间里,这只是“各德语国家”[5]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民族运动风起云涌,震撼了欧洲,到了一八四八年,民族运动似乎要将德意志引上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统一的道路了。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勇气和自信。在民主运动的极左一端,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形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威胁,宁可安稳地躲在君主制国家的城墙后面,也不愿意去进行人民性的和民主性的冒险。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利润(通过普鲁士的拳头进行的国家统一,为它的利润提供了保障)之间,它作出了选择。据说,在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七年间,是“铁与煤”[6]撑起了德意志的统一,还有人说,“在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洗礼仪式上,为它施洗的教父是圣曼彻斯特[7]。”但是,把德意志的统一以国界和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的,正是由俾斯麦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普鲁士以这种方式,在统一的德意志身上留下了两方面的烙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烙印: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对追逐利润比对“毫无结果的政治游戏”更加热衷,另一方面是德国东部的贵族地主,也就是容克(junkers)的烙印,他们戴着头盔,穿着皮靴,从一八六零年起,他们的傲慢和军事力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

  《帝国宪法》的复杂,正是这两方面的烙印的反映。德意志帝国不是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联邦制国家,它由二十五个邦组成——从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人口,并拥有十分之九的矿产资源和金属资源的普鲁士,到只有五万名居民的小公国;有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Saxony)和符腾堡(Württemberg)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邦,还有汉堡(Hamburg)、不莱梅(Bremen)和吕贝克(Lübeck)三个“自由市”[8]。每个邦都保持有自己的宪法。普鲁士有自己的国王,普鲁士国王身兼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职位。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也有自己的国王,巴登(Baden)和黑森(Hessen)有自己的大公,三个自由市有他们自己的参议院。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中有通过提名产生的上院和通过选举产生的下院。每个邦的选举制度都不同:符腾堡实行普选制,而在巴登,只有缴过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巴伐利亚和黑森,任何人只要付了费就能参加投票。普鲁士邦议会(Landtag)是通过复杂的“等级”选举制产生的,在议会选举中,选民要根据他们的财产数量来编入不同的“等级”里[9]。在一九零八年,这种选举制度使科隆(Cologne)的第一等级中的三百七十个富有的选民在选举中所投的选票的分量,相当于第三等级的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个选民之和——还有,在一九零三年的柏林第五十八选区选举中,一位黑夫特(Heffte)先生(他是一家香肠厂的老板,当地唯一一位第一等级的选民),拜这种选举制度之赐,得到了为他一个人单独组成一个等级参选的权利[10]。

  帝国政府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外交、陆军、海军、邮政、电报、商业、海关和通讯。皇帝握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他把这些权力委托给向自己负责的帝国首相。立法权被由来自各邦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由普选产生的全国性议会——帝国国会(Reichstag)分享。在实践中,划分选区的方式(这种方式得到了农村选民的赞同)、在工作日举行选举的传统(这种传统能阻止许多以工资为生的选民去参加投票)、“官方的”候选人,以及被选上的代表没有报酬等情况,限制了选举原则的有效性。帝国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提出立法的议案,没有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它什么立法议案也通过不了,即使它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首相,它也罢免不了首相[11]。

  此外,这个政体——它既不是议会制的也不是民主制的——的特点是由在帝国政府内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普鲁士决定的。普鲁士国王身兼帝国皇帝一职,普鲁士首相同时就是帝国首相。在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有十七个代表,任何措施只要冒犯了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给这十七个代表下一道训令,这十七个代表就能阻止任何措施实行[12]。在德意志帝国里,没有普鲁士政府的同意,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而普鲁士政府又是由通过“等级”选举制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产生的。普鲁士仍然是容克军事贵族的堡垒。德国的军官团,是一个充满骄傲的武士阶层,他们身上既有身为封建贵族的傲慢,又有身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他们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并坚信自己负有保卫国家的神圣任务。在国家的上流阶层中,容克占有绝对多数,在军队的统治集团中,它们的思想是主流。在德意志帝国的官僚阶层中,情况也是如此。联邦公务员大多是普鲁士人,他们跟军事长官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他们跟军事长官们有着同样的权威观和同样的傲慢态度。皇帝可以通过实施戒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权力交给这个阶层,实施戒严后,宪法中规定的各种自由、以及对这些自由的保障都将被暂时中止,并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h3>一个前社会主义社会</h3>

  在实践中,这套政治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社会的进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那些使得革命成为必需的矛盾之一。德国的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表明德国社会已经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列事实:在一八七一年,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居住在城市里,而一九一零年时则有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住在城市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而在一九一零年,有二十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十万。大柏林有四百二十万人,汉堡有九十三万人,慕尼黑(Munich)和莱比锡(Leipzig)有六十万人,科隆有五十万人,埃森(Essen)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人口都在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人之间,不莱梅和开姆尼茨(Chemnitz)的人口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之间[13]。在德国中部和南部,有许多中小型庄园,但在全国有三百三十万农业工人,而大庄园——其中有三百六十九个面积超过一千公顷——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4]。这种中世纪的残余物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和贫农、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成为可能,而这种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

  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把生产工具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等手段,经济被集中在了少数工业巨头手中,这种情况似乎已经为工业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采矿业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矿山总经理、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Rhineland-Westphalia)煤矿辛迪加(在一九一三年,这个辛迪加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七的煤矿生产[15])董事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所主宰。弗里茨·蒂森康采恩是纵向集中的样板,它拥有煤矿和铁矿,高炉、轧钢机和冶金厂。克虏伯雇佣了七万多名工人,这些工人中有四万一千多人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里工作。那里的克虏伯工厂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有它自己的街道、警察、消防队,还有长一百五十千米的内部铁路[16]。在化工业中,巴登苯胺公司(Badische Anilin)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雇佣了一万多工人[17]。其余的化工生产由两家企业所控制,这两家企业在一九一六年合并,后来又组成了I.G.法本公司[18]。主宰电器的是西门子(Siemens)和拉特瑙(Rathenau)的通用电气公司(AEG,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通用电气公司在柏林地区的十家工厂里雇佣了七万一千名工人。两家船运公司——汉堡—美洲航线(Hamburg-Amerika Line)公司和北德意志劳埃德(Norddeutscher Lloyd)公司控制了海运量的百分之四十[19]。

  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是世界上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得最彻底的国家。各家银行主宰着经济活动,百分之七十四的银行业务集中在柏林的五家大型金融机构里[20]。

  这些巨头——基尔多夫、蒂森、克虏伯、胡根贝格(Hugenberg)、施蒂内斯(Stinnes)、冯·西门子、拉特瑙、巴林(Ballin)和赫尔菲利希(Helfferich)——构成了一个人数非常少的阶层的最上层部分,这个阶层大概有七万五千个家庭,共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人,根据桑巴特[21]的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年收入超过一万二千五百马克的阶层是富有的资产阶级。而中层资产阶级则有六十五万个家庭,共有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人,年收入在三千到一万二千马克之间。这两部分组成的统治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在一九零七年,桑巴特算出,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是八百六十四万产业工人、一百七十万在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的工资劳动者、以及二百三十万在工业和商业中工作的低级白领工人,总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广义上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到百分之六十八。爱德蒙·维梅尔[22]在他那本研究德国社会的著作结尾写道:“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德国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已经无产阶级化了[23]。”

  到了一九零八年的时候,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高级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这批高级技术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24],这个阶层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保守的,因为许多社会主义教育者和组织者都来自这个阶层。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充斥着工厂的不成熟的、悲惨的、卑躬屈膝的无产者了。德国无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人,他们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熟悉技术和机器,富有集体工作感和责任感,了解组织的作用和必要性,他们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能献身于积极的斗争,并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只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们还意识到了:只要自己团结起来,就能汇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过程中被打垮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于某些理由,工人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在斗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

<h3>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h3>

  德国作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特征,及其政治体制,使得德国成为了一个对工人斗争有利的战场。工人阶级不但是唯一一股有能力通过摧毁地主贵族的不合时代的权力、摧毁军队的特权、摧毁国家官僚等手段,把德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而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宣称它有权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过权力,并以所有被剥削者的名义为自己提出政权的要求。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扩大普选权的斗争,需要打破宪法框架;这需要一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摧毁国家的壁垒——军官团,这场阶级斗争才能结束。宪法第六十八条清楚地体现了它的本质,因为这一条文消除了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所需的前提,当时有人根据英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提出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的建议,但德国的情况却正好与英国相反。

  从这个观点来看,其他先进国家都具有一些“社会安全阀”:基于普选权的政治体制、议会制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德国却没有这些安全阀,其原因就在于:使德国得以统一的军事、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俾斯麦为了在保存容克地主的权力的同时,扩大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所做的种种努力;换句话说,德国的统治者自己丢掉了保护资本主义财产最好的手段。

  德国帝国主义的国际地位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在德国发展工业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的财富几乎都被瓜分完了,其他强国都建立起了殖民帝国,在殖民地拥有市场,而德国帝国主义就没能得到殖民地市场这个额外安全阀的好处。历史学家们总是强调:英—德竞争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从一八九零年起,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出现了不稳的迹象。美国和德国在几个部门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朝向工业落后国家,在这方面,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发生了冲突。德国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几乎肯定是能赢的,但世界上很大一片地方对德国关上了门,不让它进行直接的扩张,而与此同时,它不通过战斗就无法得到它所需的殖民帝国。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争,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即英国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地位,所以英国的外交活动都是系统地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场斗争的赌注是整个世界——它太小了,容不下这两个竞争者。这场斗争是由资本主义自我扩展的需求而引发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因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个姗姗来迟的竞争者面临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进行战争。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德国就面临着选择:是走向内战和世界革命呢,还是走向帝国主义战争呢?而如果德国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话,那就像恩格斯曾预见过的那样,还是有可能反过来转变为革命与内战的。

<h3>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h3>

  一九一二年,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大会上,同意重申它自己、它的各国成员党和各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的任务:

  <BLOCKQUOTE>一旦战争爆发,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BLOCKQUOTE>
<BLOCKQUOTE>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尽快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25]。</BLOCKQUOTE>

  德国的统治阶级生活在一个正在不断地广泛采用机械和不断地无产阶级化的国家里,生活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里,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得不死命地通过让无产阶级相信自己是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方法,来——用维梅尔的话说——“让无产阶级同帝国和谐共处”[26]。为凯特勒阁下[27]和施特克尔大人[28]的“社会基督教”、弗里德里希·瑙曼[29]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摇旗呐喊的那帮鼓吹者所做的一切努力,为的就是这个[30]。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了;德意志民族直到完成统一为止,曾经不得不为了民族统一而战,因此它具有一种狂热的、焦虑的民族感;巨大的经济成就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上天选民”的优越感文化;以及一个迟迟才参加瓜分世界的国家的挫折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德国在教育、媒体和宣传中灌输着这种信息。

  统治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群众接近任何国际主义的、革命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梅尔阐述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如何从这些工作中诞生的。在大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击败、破产,并遭到了沦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初,反犹主义(倍倍尔称其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就成了转移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怒火的手段。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去征服全世界;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战胜无产阶级,就只能把无产阶级——维梅尔写道——“引入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之中[31]”。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往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通过斗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支部里。人们都认为,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首先是工人的伟大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证明了恩格斯的乐观看法,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表现来看,没有人能对此提出怀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291-292页。

[2]同上,第293-298页。

[3]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L'Empire allemand de 1890 à 1918),第1卷,第11-25页。

[4]同上,第17页。

[5]从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开始,在现在的德国的大致疆界里,形成了许多说德语的小邦国。早在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这些德语国家中间就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各德语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同盟,终于在1871年形成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译者注

[6]俾斯麦曾说过,要用“铁和血”来统一德意志,这里是对他这番话的戏仿。——英译者注

[7]洗礼是基督教的一种传统仪式,基督徒的婴儿或新入教的信徒都要接受洗礼,在洗礼仪式上,要有神父为婴儿或新信徒施洗,施洗的神父一般就是婴儿或新信徒的教父,不过每个教派进行洗礼的具体方式都不完全一样。——中译者注

[8]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4页。

[9]同上,第105-106页。

[10]这个典型案例引用自昂利·穆瓦塞(Henri Moysset)的《俾斯麦下台二十年后的德国的公共精神》(L'esprit public en Allemagne vingt ans après Bismarck),巴黎,1911年。

[11]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7页。

[12]同上,第109页。

[13]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69-70页。

[14]同上,第71页。

[15]同上,第31页。

[16]加斯东·拉菲尔(Gaston Raphael),《克虏伯与蒂森》(Krupp et Thyssen),巴黎,1925年,第211页。

[17]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7页。

[18]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经济》(L'économie allemande sous le nazisme),巴黎,1946年,第67页,

[19]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8页、第65页。

[20]同上,第32-33页。

[21]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2]爱德蒙—约阿希姆·维梅尔(Edmond-Joachim Vermeil,1878年5月29日——1964年4月14日),法国专家,专门研究德国文化史。——中译者注

[23]爱德蒙·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L'Allemagne contemporaine, sociale, politique, culturelle [1890-1950]),第1卷,巴黎,1952年,第92-94页。

[24]昂利·布热郎(Henri Burgelin)写过:“工人中某些阶层,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很可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什么提高”(《1871—1968年间的德国社会》[La Société allemande,1871-1968],巴黎,1969年,第91页)。自从1934年起没有新的研究能够涵盖在于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的《工人处境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Lage der Arbeiterschaft,巴塞尔,1934年)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材料。

[25]这两段引文出自1907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第181号文件《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原书中引用的英文译文与中文版《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会议文件选集》中收录的第181号文件中的相应段落略有出入,故根据原书中引用的英文译文重新译出。——中译者注。

[26]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14页。

[27]威廉—爱玛努埃尔·弗莱赫尔·冯·凯特勒(Wilhelm-Emmanuel Freiherr von Ketteler,1811年11月25日——1877年7月13日),德国神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因茨主教。——中译者注。

[28]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1835年12月11日——1909年2月2日),路德宗的神职人员,反犹主义神学家,曾任威廉皇帝的宫廷牧师,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反犹政党——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中译者注。

[29]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年3月25日——1919年8月24日),新教教士,1890年参加基督教社会党,1896年退党并创立民族社会协会(Nationalsozialer Verein),他鼓吹“民族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30]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01页,第104页。

[31]同上,第114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0 12:49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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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章 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h2>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从此埋下了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的种子,一九一九年,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此分道扬镳,这件事给第二国际的历史投下了一道扭曲的光。许多作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企图找出这一重大分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些人认为这次分裂本来应该是可以被预见到的。尽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第二国际内部的争论、及其内部的紧张状态已经呈现出了分裂的苗头,但当时还没有社会党人想要分裂,就算有,也只有很少人会这么想。未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当时也认为:自己只是俄国的一个派别,是一个要在沙皇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的派别。列宁在一九零五年跟彼得·司徒卢威[1]论战时,生气地否认了他要分裂党的说法:

<BLOCKQUOTE>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B>不相同</B>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2]?</BLOCKQUOTE>

  在一九零五年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在遭到不公的批评之后会发这样大的火,是合理的。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列宁同许多人进行过讨论,同许多人存在分歧,他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敬(在列宁心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他希望能在俄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党),并反对那些被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人,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机会主义者驱逐出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拒绝承认党的存在之必要性、并企图“消灭”党。

<h3>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h3>

  直到一九零七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前,列宁一直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3]。在他抨击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的机会主义时,他完全同意考茨基对这些代表的批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立场。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六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奥古斯特·倍倍尔及倍倍尔所做过的工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BLOCKQUOTE>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像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努力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4]。</BLOCKQUOTE>

  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工会领袖卡尔·列金[5]在访问美国时所坚持的机会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再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功绩”、它的“严整的理论”、以及它的“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6]欢呼致敬。

  在成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位居核心地位的那些人中间,也许只有托洛茨基曾关注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在一九零五年革命后,他在自己的著作《总结与前瞻》中写道:

<BLOCKQUOTE>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7]。</BLOCKQUOTE>

  其实,在第二国际内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并不是革命派,而是法国社会党人之类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人能对考茨基[8]或倍倍尔[9]这样的人所拥有的“继承权”提出质疑。在这两个人当中,倍倍尔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里德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活生生的化身。倍倍尔曾是一名五金业车工,一八七一年,当梯也尔(Thiers)的军队向巴黎公社的战士们进攻时,俾斯麦的军队也在帮梯也尔,此时倍倍尔是帝国国会议员,他喊出了“向王宫开战”这个口号。他曾两次入狱、两次被判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抵抗《反社会党人法》[10]运动的主心骨。他是一个耐心的建设者,一个宽肩膀的战士。他在辩论中能进行可靠的论证,他在斗争中能保持沉着的自信,坚信工人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靠着这些东西,他不知疲倦地吸引、训练和说服了工人群众。

  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人,出生于一八五四年,比倍倍尔小十四岁。他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雄心。他是实践家倍倍尔身边的理论家、学者,他给党和群众指出清晰的道路。他曾在瑞士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有效的时候,党的活动家们秘密地这份报纸散发到全德国去。他是恩格斯的朋友和门徒,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在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的专栏上继续进行着恩格斯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工作。他的对手把他叫做社会民主党的“教皇”,还说他自称自己一贯正确[11]。事实上,他具有巨大的权威和高尚的声望。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敏锐的大脑,控制着一只健壮的胳膊。

<h3>一个新世界</h3>

  四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怕迫害,不畏坐牢,成功地在每一方面把工人组织了起来,他们不但把工人组织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去,而且还把工人组织进了各种为短期要求而进行的活动中去,还把工人组织进各种娱乐、教育和文化组织里。社民党的活动家们给工人阶级提供了一整套真正的组织结构。这些活动家叫做“党信得过的人”(Vertrauensmänner),他们是得到党的信任的人,在各地、各职场、各工会中代表着党,并被当选为各级工会、合作社和群众组织的职员。在德国这个国家里,反对德国政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建立起的党是如此强大,它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中之国。

  一九一四年,社民党有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零五名党员。在一九一二年立法机构选举中,它提出的候选人获得了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它所建立并领导的工会有两百多万会员,年收入高达八千八百万马克。它的活动家知道如何围绕着它建立起一个由各种并行的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网络;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把几乎所有工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的组织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中去:社会主义妇女协会、青年运动、人民大学、图书馆与读书社、娱乐组织和户外运动、出版社、新闻、报刊杂志。社民党的行政和技术机关富有现代管理和宣传经验,这些称职能干的机关所组成的坚实的架构,撑起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党拥有九十家日报,其中雇用了二百六十七名全职新闻工作者和三千名体力工作者、文职职员、管理人员、商务经理和代表。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执行委员会(Parteivorstand)和中央部门的干部、党在各邦的所有负责人、大部分地方组织的书记都是党的全职干部,他们是由党任命的专职人员,要把他们自己的一切时间奉献给党;而党在各级选举中当选的代表、党在帝国国会中的一百一十名议员、各邦议会中的二百二十名议员、地方议会中的二千八百八十六名议员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党的全职干部。各工会联合会、各行业工会或各地区组织的领导多年来已经变成了专职工会活动家,他们在党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对于以阶级为基础、在德意志帝国里组织起来的这样庞大的一个运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政治机构来看待,甚至也不能把它当成是议会民主制中的一个模范“工人党”来看待。路特·费舍[12]写道:

<BLOCKQUOTE>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这种融合[13]。</BLOCKQUOTE>

  不管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也好,当成是一个反面的社会也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他们的传统、实践与仪式(有时这些东西看起来跟宗教很像)提供了一种政治态度,或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还提供了一套体系,一种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所以我们才能解释说,为什么那些分歧巨大的派别,比如分别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那些派别,能够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的卢森堡,在反驳列宁在《怎么办?》中发展出来的关于党的概念时,为什么要这么写:“事实却是,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组织<B>有联系</B>,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14]。”

<h3>改良还是革命?</h3>

  尽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场有关战略和战术的重大思想斗争中,德国社民党都全身投入了进去,但这些斗争却从来没有影响过它自身在组织上的团结。

  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会在拜占庭[15]式的争吵中分裂,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表现得像是一个团结的党,在它里面各种不同的派别能够共存,如果换了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党分裂成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党。一八七五年,在哥达(Gotha)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6]创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与费迪南德·拉萨尔[17]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合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社民党内就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派别,一个专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专家轻易就能认出这些派别是“可能派”[18]、“盖德派”[19]、“布朗基派”[20]和“阿勒芒派”[21]的德国版。但这些派别却都共存于同一个党内,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种情况使他们之间的争论具有一种特殊的局面,因为如果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争论,并能把争论引向行动的话,那要比各派互相争吵、谁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要好得多。

  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拉萨尔派做了重大让步,马克思对此很担心[22]。一八七八年,俾斯麦企图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打垮这个年轻的党,当时党内有一派人,声称自己愿意接受非常法中对社民党的各种限制。这个派别受了卡尔·赫希伯格[23]的影响,他们自称自己的想法是“现实的”,马克思派很快就战胜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否认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尽管党内一些急性子的人——他们是未来的极左派的先驱——认为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也发动了非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使党在镇压之下依然得以继续成长[24]。

  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一八九一年废止后,社会党人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党内一方面出现了号召抵制选举、并提倡永久性的进攻策略的“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了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25]为首的、要求党走“可能派”路线、专门从事选举斗争的右翼,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党的领导层按照考茨基所发展的设想,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被爱尔福特(Erfurt)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纲领确定了下来。考茨基没有否认最高纲领(maximum programme)——即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前景,所以党要先放下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能——也必须——去为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me)的要求(即各种局部的目标)而斗争,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良而斗争,党还必须巩固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还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26]。

  通过这种方式,把最高纲领(革命与社会主义)和最低纲领(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的改良)截然分开的一道鸿沟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截然分离的情况,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主宰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

  一八九八年,爱尔福特纲领的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第一次遭到了理论层面上的猛攻,而对它发动进攻的,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恩格斯的朋友、在非常法时期曾组织过地下出版活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抛出了“修正主义”,对这一基础进行攻击。他根据自己二十年来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中都是和平地发展着的,所以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这一远景产生了怀疑。同时,他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对于由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所造成的那些矛盾,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它们的辩证的解决办法了。他现在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与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无关,他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的必需。他把那些被他认为是过时的革命词句,跟为改良所进行的现实研究对立起来,并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为了改良,同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一起参加到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去[27]。

  这次辩论叫做“伯恩施坦事件”,它就是这样开始的,它进行得很尖锐,成果也很丰富。考茨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击伯恩施坦的经济论点的辩论中去[28],在他身边有一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罗莎·卢森堡便是这批人中的翘楚。她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了新的解释,把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结合了起来,给革命力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她认为“选择改良还是选择革命”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取改良的斗争,只能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只能由社会民主党按照这样的前景来完成[29]。一九零三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定谴责修正主义者“将通过胜利夺取政权的政策替换为与现存秩序相调和的政策”[30]的企图,(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这次辩论。

  虽然如此,这次辩论却仍然继续了几年。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写道:“在为它(革命)徒劳地等待许久之后,我们中很多人认为(俄国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1]。”俄国革命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的鼓动同时发生,就在同一年,鲁尔(Ruhr)矿工广泛地发动了非正式罢工,将这种自发的鼓动推到了顶点[32]。在工会中,全职干部与激进分子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全职干部们害怕冒险主义,企图阻止工人的斗争,拒绝让工人政治化。激进派则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即“政治总罢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落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因此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武器之一的观点。一九零五年九月举行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提议发动政治总罢工[33]。激进派似乎战胜了新修正主义者,随后这些新修正主义者在工会里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首领是列金,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其实,在那几年时间里,战场已经变了。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再能忠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因为真正的斗争已经半遮半掩地在党和工会的机关里开展起来了。在一九零六年的曼海姆(Manheim)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得到了倍倍尔的支持,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党和工会必须就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磋商,使得工会具有了与党平等的地位[34]。此举使得耶拿代表大会上的投票结果失效了。一家激进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写道:“我们在党内消灭了修正主义,可现在修正主义又在工会里复活了,而且更加茁壮了[35]。”对于党和工会的新关系,卢森堡打了一个比方:农夫(工会)对他的妻子(党)说:“哪些事你同意我的,你做主;哪些事你不同意我的,我做主[36]。”修正主义者爱德华·大卫[37]高兴地说:“革命主义的兴盛只是昙花一现,它能兴盛一时多半是出于好运,现在它已经过去了……党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积极地利用和扩大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的工作中去了[38]。”

  当社民党领导层用耶拿大会上的决议来跟工会领袖做了妥协后,它就明确地背弃了党对革命的认同,此后它在辩论中就很少提到革命了。从那时起,就有了“中派”(centre),它同新修正主义的距离(新修正主义是靠帝国主义的成功而滋养成长的,它企图把党同它所说的“新”经济调和起来),与它同激进主义(从一九一零年起,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以及工人针对这些困难所进行的罢工,都对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它承受了这些影响)的距离一样远。

  而且,党还在一九零七年大选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党的领袖们让自己相信:在他们能去思考重大问题或保持成功之前,他们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他们认为过分革命的词句会把这些小资产阶级选民吓跑。考茨基是这个中派领导层的理论家。但是,在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军国主义问题的辩论中,右派和中派走得越来越近,在其他辩论中,比如在与摩洛哥事件[39]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如何在普鲁士争取选举改革和普选权等问题的辩论中,它们就走得更近了。由此引发了各左翼派别的联合,这些左翼派别越来越强调党的内部机制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它们对这个问题的强调,甚至招来了“进行派别活动”的指责。

  欧洲经济得以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与它的欧洲同伴们一起,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了、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此时的改良主义实践,已经再也无法通过改良来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中派仍然对革命的可能犹疑不定,又对越来越多地卷入各种有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事件感到焦虑不安。中派企图通过继续进行日常的合法活动,并在形式上把革命前景附加到合法活动上去的办法,来遏制所有离心倾向,就像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期所做过的那样。但形势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h3>党的官僚阶层</h3>

  马克斯·韦伯[40]和罗伯特·米歇尔斯[41]之类的社会学家所做的分析[42],以及夏尔·昂德勒[43]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勾勒出了一幅概略性的图示。他们把社民党描写成一个僵化的、官僚化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根子上就是保守的,屈从于由政治能力有限的工作人员构成的机关,并因此同社会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个组织原本声称要推翻和改造这个社会。这些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社民党内获胜。

  这些人的批评确实有现实根据。在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期间,根据激进派的要求,党的执行委员会得到了加强,执行委员会被全职干部统治着,这些全职干部在实践中是不会屈服于控制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的书记,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书记组成了一个阶层,通过精心构建的网络来控制着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党纪是严格的,在群众组织中当选的党员或代表,必须服从于党团的控制,而这些党团又是为领导层中的全职党员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还要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安排全职干部的工作、调动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指导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还要领导竞选活动,而竞选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就像军事行动一样。

  对于机关的彻底集中化和用严格的纪律来统治党这两个特点,米歇尔斯是这么解释的:自从一九零六年起,保守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赢得了主导地位,所以才形成了这些特点。可是,正是这些特点使列宁把德国党当成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在列宁看来,倍倍尔和他那一代活动家们实现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遵守纪律的、集中的群众党,通过这样的党,能牢固地建立起一支工人大军的框架,而这支工人大军则要由专业的总参谋部来领导;布尔什维克也宣称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它当时还未能实现它。一些有幸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俄国流亡者,对这个党抱着羡慕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嫉妒之情。

  这种矛盾仅仅存在于外表上。卡尔·肖尔斯克[44]在阐述这些社会学家,特别是在阐述米歇尔斯的看法时,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官僚阶层据以创设的那些目的——及那些目的所依据的情势——这两个因素对保守主义在官僚阶层中的得势所起的作用,比工作人员要支薪这一事实更有力得多[45]。”那些为了把革命觉悟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带给俄国工人阶级,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得在非法状态下冒着镇压的危险去这么做,这使他们几乎没有让自己融入沙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想一下的念头都几乎没有过。他们在自己的一般宣传中保持着自己的革命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俄国可能比在德国更难实现),并强烈地把自己的组织集中化——保守主义没有机会渗入到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却刚好相反,党虽然在原则上不否认革命是它的长期目标,但它的机关却完全是在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九年之间建立起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相对比较平静,工人阶级处于退潮之中,党希望能加强其竞选能力,增加得票数量和当选的候选人数量,党要全神贯注于不让党内冲突影响竞选,不让党内激进派的革命词句或最不受欢迎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中最保守的阶层中可能投自己票的选民给吓跑。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源于一种经济形势。这一经济形势助长了对于通过和平手段让社会继续进步的乐观信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竭力去揭示的,他通过统计,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一九零七年大柏林地区的组织出版了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事后,他曾试图解释党为什么会变质、党的领导在一九一四年为什么会“叛变”,他着重指出,当时的党员中,大约有百分之九点八根本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 workers),这些“自雇劳动者”包括旅馆老板、酒店老板、理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小工厂的老板。这部分人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加,因为党正以选举成果为目标,修改辞令以赢得这些客户。与之抗衡的力量是很脆弱的;在统计中,党员里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九能算作单纯的“工人”,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非技术工人”,事实上,这些非技术工人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46]。

  党的支持者中的核心,是由具有一门手艺的技术工人组成的,季诺维也夫把这些技术工人叫做“工人贵族”[47]。党的全职干部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党的机关是由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干部[48]组成的,这些全职干部往往有不只一份工作,拿着不止一份的工资,党的机关——党的出版社、财政部门和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的晋升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季诺维也夫简洁地把这些人叫做“工人官僚”。他是这样来描述“工人官僚”的:“工人官僚”是一个阶层,它企图隐瞒自己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但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这个阶层的目标是“秩序与和平”,维持社会现状,而社会现状使党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他的结论是:这个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代理人[49]。

  卡尔·肖尔斯克所做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季诺维也夫的很接近,尽管他表达得不一样。在他研究保守主义是如何渗入党内的文章中,他写道:

  <BLOCKQUOTE>党的负责人所要的,首先是组织内的安宁与统一。在党发生的分裂的情况下,他自然会反对批评和改革。随着左派要求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负责人也就越来越倒向右派[50]。</BLOCKQUOTE>

  他着重指出,这种现象在党的运作中——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特别明显。大城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激进派,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却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反而是代表着不那么无产阶级化、不那么革命的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一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拥有八千六百五十九名党员(这些党员几乎都是工人)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只有四十三名代表,而乡镇中的七百二十三名党员却拥有四十九名代表。在一九一二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斯图加特和坎斯塔特(Cannstadt)的一万七千名党员只有九十名代表,而来自其他非无产阶级中心的五千名党员却有二百二十四名代表[51]。因此,邦执行委员会要依靠占大多数的来自半农业部门的代表的支持,而这些半农业部门所承受的来自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压力更重,所以,在一个不再根据工作场所、而是根据选区制定的制度下,邦执行委员会抑制了工人中心的当地组织。

  《多特蒙德工人报》(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矿工的一个据点,这家报纸有一位激进派编辑叫康拉德·亨尼施[52],在一九一零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矿工组织一再投票,一致表示信任”,在他所谓的“高级官僚(Oberbonzen)”的控制下,他的工作环境还是变得难以忍受,逼得他要辞职。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被选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但后来在工会全职干部的直接要求下,地区执行委员会免去了他的职务[53]。

  在对党的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一九一一年,百分之五十二的党员来自人口在八千人以上的地区——大体上就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但他们的代表只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代表比例很不一致,党的小组织中,每五十七人就有一名代表,而在大型工业城市中,每五千七百人才有一名代表[54]。在决策机关中,工业无产阶级的的代表所占比例过低,激进派之所以在一九零五年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屡遭挫败,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正是在机关里控制着党的那些人所希望、并系统地加以利用的。这些人以前大多是无产者,后来被提升去当脱产的专职干部,对他们来说,这是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官僚阶层的化身是弗里茨·艾伯特[55],一九零六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56],一九一三年,倍倍尔逝世后他接任党主席一职。艾伯特以前当过马鞍工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党,在组织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起初在不来梅码头当体力工人,后来负责管理福利社(这是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中心)。一九零零年他成了全职干部,当上了不来梅党组织书记处中负责工人问题的书记,在那里他赢得了称职职员的名声。当选总书记后,他提倡使用现代组织手段,给充满灰尘的办公室里引入了电话、速记员和打字员,增加了大量的报告、问卷、卡片索引和报单。肖尔斯克是这么描写他的:“艾伯特是个乏味、冷静、坚定、勤劳的人,他非常注重实效,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特点,稍加变动,就会使他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斯大林[57]。”

  正是艾伯特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并最终成为修正主义者们的信心所系。一九一一年,老激进派保尔·辛格尔[58]逝世后,艾伯特得到了列金和工会领袖们的支持,想同得到倍倍尔支持的哈阿兹[59]竞争辛格留下的党主席一职,结果艾伯特失败了[60],但两年之后,倍倍尔逝世后,他毫无困难地继任了党主席一职[61]。他的副手——党的机关的其他重要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没他那么乏味。奥托·布劳恩[62],工人阶级出身,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左翼反对派集团,曾在柯尼斯堡当新闻工作者,后来他与党内的理论争论保持距离。菲利普·谢德曼[63],曾当过排字工,后来在黑森当新闻工作者,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鼓动者,在入选执行委员会之前曾被人当成是激进派,但他也同重大争论保持距离,在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三届代表大会上,他都被选为代表,但他并未发言。在帝国国会里,他成为了社民党党团中的畜牧业专家[64]。

  这些如此平淡乏味的人,居然能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广泛、重要的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可能一开始会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事实上,艾伯特、布劳恩、谢德曼和其他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两股对立的阶级力量之间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权地位。德国经济的转型,欧洲社会的相对平静(这种平静只在一九零五年被沙皇俄国的革命打断了一下),社会立法的进步,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争取得来的成果。这些成果,同社会进步与个人成功——这种个人成功,是工人组织及其封闭的世界提供给工人阶级中有能力的成员的——的前景一道,都助长了种种修正主义倾向。

  这些倾向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赞成“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同“德国工人的”资本家的繁荣、以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相联系的。

  这类观点是随着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提出而发展出来的,但它们要赤裸裸得多、犬儒得多,而且不包含有曾启发了伯恩施坦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成见[65]。对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同伙,也是德国的殖民政策与军事政策(原则上进行防御,必要时实行进攻)的盟友。如果德意志帝国卷入了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都绝对不能希望德国战败。

  曾当过伐木工,后来当上了党的工作人员、议员的诺斯克[66],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基,否定得比谁都厉害,他在帝国国会内宣称社会主义者不是“没有祖国的流浪汉”,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拿出能说服工人的理由,让工人去为德国当兵[67]。在背后推动着诺斯克的那股力量是不会掩饰自己的。

  出身容克地主的普鲁士国防大臣冯·埃涅姆[68]抓住诺斯克这次演说提供的机会,并要求倍倍尔批判他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军国主义著作[69]。实际上,通过诺斯克和这位普鲁士大臣这两位中间人的穿针引线,社民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防问题——的争论。帝国最高法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判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十八个月监禁[70]。


[1]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2]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8页。

[3]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7页。

[4]弗·伊·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88页。原书中此文刊登的日期和刊物有误,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在1913年8月21日的《北方真理报》上。

[5]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理事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世界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6]弗·伊·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4页。这篇文章其实写于1914年5月5日。

[7]列·达·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新苗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在后面加上了下面这句话:“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参见卡尔·列纳(Karl Renner)的《卡尔·考茨基:德国工人阶级精神与政治发展简史》(Karl Kautsky. Skizze zur Geschichte der geistig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Arbeiterklasse,柏林,1929年。

[9]至今还没有一本倍倍尔的传记能配得上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见他的自传《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柏林,1910年至1914年。

[10]《反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称《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它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一切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均予禁止,其集会、活动、游行予以解散,印刷品予以查禁;禁止为社会民主党印刷宣传品和提供集会场所;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城市或地区宣布实行“小戒严”;“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者”要被驱逐出居留地,参与受禁活动的人将被处以罚款或被判刑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同《反社会党人法》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最终使《反社会党人法》在1890年9月30日期满后失效。——中译者注。

[11]1870年,天主教会在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上,将“教皇永远正确”(Papal infallibility)列为正式的教条,所以考茨基的对手才会攻击他自称“一贯正确”。——中译者注。

[12]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参加德共中央。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暴动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大会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13]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

[14]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5]拜占庭(Byzantium),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历史上拜占庭曾是东罗马帝国首都,故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在西方,“拜占庭式的”常具有“诡计多端的、爱耍阴谋的、玩弄权术的”的意思。——中译者注

[16]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中译者注

[17]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18]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成立后,党内以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和贝努瓦·马隆(Benoît Malon)为首的一派主张将理想目标分成若干阶段,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某些要求,把自己的政策称为“可能的政策”,故被称为“可能派”(possibiliste)。1882年,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同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 de France)。1902年可能派加入了以绕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9]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0]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21]阿勒芒派是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让·阿勒芒(Jean Allemane)为首的一个派别。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中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内以阿勒芒为首的一派因意见分歧,于1890年分裂出来,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统称阿勒芒派。该党强烈倾向工团主义,是后来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根基之一。该党于1901年解散。——中译者注

[22]马克思于1875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该书后来由恩格斯于1891年出版。见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第2卷,柏林,1960年,第48-51页。

[23]卡尔·赫希伯格(Karl Höchberg,1853—1885),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改良主义者。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银行家家庭。大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187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经济上支持过党。创办和资助出版过《未来——社会主义评论》、《经济政策通讯》、《政治经济文丛》、《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等杂志,传播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其试图把党引向改良主义轨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同施拉姆、伯恩施坦结成“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是该文主要发起者和执笔人)的右倾纲领,鼓吹党应走改良主义道路,放弃党的最终目标,同资产阶级结盟并依附于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给予了批判。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解除其所担任的职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狂热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殖民政策。恩格斯称,此人已无可救药。——中译者注

[24]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56页,第577页,第579-81页。

[25]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6]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63-564页,第676-678页,第681-683页。

[27]卡尔·埃米尔·肖尔斯克(Carl Emil Schorske),《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剑桥,马萨诸塞州,1955年,第16-20页。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斯图加特,1909年。

[2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20页;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个反批评》(Bernsteine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Eine Antikritik),斯图加特,1899年。

[2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22页;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莱比锡,1899年。

[30]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3-24页。

[31]卡·考茨基,《政治性群众罢工》(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柏林,1914年,第89页。

[32]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5-37页。

[33]同上,第42-44页。

[34]《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05年,第131-132页。

[35]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页。

[36]《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06年,第315页。

[37]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 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38]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3页。

[39]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中译者注

[40]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Maximilian C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41]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中译者注

[42]罗·米歇尔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莱比锡,19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其社会成分》(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Parteimitgliedschaft und  soziale Zusammensetzung),《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23卷,1906年,第471-556页。

[43]夏尔·菲利普·特奥多尔·昂德勒(Charles Philippe Théodore Andler,1866年3月11日——1933年4月1日),法国日耳曼学家。——中译者注

[44]卡尔·埃米尔·肖尔斯克(Carl Emil Schorske,1915年3月15日——),美国文化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二战期间曾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战后曾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1年曾获普利策奖。——中译者注

[4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46]格·季诺维也夫,《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德语版,1924年,第548-549页。该书第一版于1917年出版于彼得格勒。

[47]同上。

[48]季诺维也夫估计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干部大约有四千人(同上,第510页)。

[49]同上,第507页,第532页。

[50]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51]同上,第130-131页。

[52]康拉德·亨尼施(Konrad Hänisch,1876年3月13日——1925年4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之前属于“激进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是帕尔乌斯的朋友和追随者。在1914年,亨尼施一开始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中译者注

[5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34页。

[54]同上,第138-139页。

[55]格奥尔格·柯托夫斯基(Georg Kotowski),《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治传记》(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第1卷,威斯巴登(Wiesbaden),1963年。

[56]原文有误,艾伯特出生于1871年,他是在1905年(三十四岁)时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中译者注

[5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4页。

[58]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年1月16日——1911年1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862年参加德国进步党,当时是民主主义者。60年代中期结识倍倍尔等人后,转向社会主义。1868年参与创办柏林民主工人协会,投入工人运动。1870年后,曾和哥哥合办大衣制造厂。1873年捐献巨款,资助社会民主党,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884年创办《柏林人民报》(《前进报》前身),同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1885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887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达19年。——中译者注

[59]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社民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60]K·R·柯林斯(K. R. Collins),《胡戈·哈阿兹当选为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主席之一的选举》(The election of Hugo Haase to the Co-Chairmanship of the Prewar German Social Democracy),《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2期,1968年,第174-188页。

[61]在1892年至1916年之间,社民党一直实行双主席制,1892年至1911年之间由倍倍尔和辛格任主席,1911年至1913年之间由倍倍尔和哈阿兹任主席,1913年至1916年之间由艾伯特和哈阿兹任主席。——中译者注

[62]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在魏玛参加国民议会,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63]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6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6-208页,第280页。

[65]跟伯恩施坦的观点相似的观点是从那之后发展出来、并得到运用的,发展并运用这些观点的派别,被夏尔·昂德勒叫做“新拉萨尔派”。

[66]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中译者注

[6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7页。

[68]卡尔·冯·埃涅姆(Karl von Einem,1853年1月1日——1934年4月7日),一战爆发之前曾任普鲁士国防大臣,一战中任德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6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8页。

[70]瓦尔特·巴特尔(Walter Bartel),《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Die Link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m Kampf gegen Militarismus und Krieg),东柏林,1958年,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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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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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h2>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会批评党的领导层,但是敢指出党的领导层已经抛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最高纲领前景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在左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这点也是否认不了的。这个集团还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见,但它仍然表现出了党内的普遍的不安。

  对党的领导层的批评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在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上,批评的数量很多,批评者也很踊跃。一个代表走上讲台宣称工厂里有许多工人认为领导们“跟资产阶级的理想太近了”[1]。另一个代表宣称:“随着组织巩固和集中化的进程……个别来看,同志们现在已无法把握全局,而那些全职干部和书记却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单独控制整个机构的权力[2]。”

  而且,在一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征兆,显示出领导和“被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坏。一九一零年,在关于改革普鲁士选举制度的讨论中,《前进报》[3]和《新时代》杂志拒绝刊登卢森堡赞成群众罢工的文章,由此开了由党的领导层进行报刊审查的重大先例[4]。一九一二年,考茨基趁着重组《新时代》编辑部的时机,成功免去了老激进派弗兰茨·梅林[5]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的工作[6]。接着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一三年开除了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卡尔·拉狄克[7],开除他的理由很站不住脚,而开除他的程序又是追溯性的,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是史无前例的[8]。

  另外,就在同一时候,当时被叫做“左翼激进派”(Linksradikalen)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倾向于挣脱对党的效忠,这种效忠一直使他们束手束脚。一九一二年,在改革党的体制的讨论中,格奥尔格·累德堡[9]和他那批激进派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左派派别。执行委员会指责他们破坏党纪,并非没有根据[10]。一战爆发前夕,左翼激进派在各级党组织内集结了起来,并在组织中拥有了强固的力量。斯图加特激进派的领袖弗里茨·维斯特麦尔[11]把激进派阿图尔·克利斯平[12]介绍进了《士瓦本日报》(Schwäbische Tageblatt)编辑部里[13]。最后,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4]、弗兰茨·梅林和罗莎·卢森堡办了一份新闻公报,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出了第一期,这清楚地标志着坚定的左翼反对派要重整旗鼓了[15]。

<h3>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h3>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名垂青史,一战中他们共同斗争,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在同一个晚上悲剧般地牺牲,他们的战斗和牺牲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伯恩施坦事件”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一批记者和理论家汇集到了考茨基身边,后来,从这批人中间一步步地分离出了一个流派,他们俩其实只是这个流派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而已。

  后来成为了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16],是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职业是律师,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者,他是反军国主义斗争的积极拥护者(特别是在一九零五年耶拿代表大会上),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提交给了一九零六年在曼海姆举行的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17]。在这本小册子里,他阐述了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若干原则。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他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这使他成为了同军队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的象征,也使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党内,他反对执行委员会对青年组织的控制,捍卫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并提倡呼吁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主张。他也是所有离开东欧、到德国寻求避难的社会主义者的保护人和辩护人。托洛茨基就是在那几年里认识李卜克内西的,对于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写道:“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革命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18]。”在战前的社会民主党里,他出众的品质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威望。在他身上,旗手的成分比领袖的成分更多些,鼓动家的成分比理论家的成分更多些。他还没有碰到配得上他的能力的大场面,而他也不是机关里的人。那些巧妙地操纵着党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公众舆论”的负责人和议员对他抱着一种屈尊俯就的假殷勤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像一个仗着自己有个响亮的姓氏到处胡闹、而别人也拿他没办法的顽童[19]。

  在一九一零年前后,弗兰茨·梅林[20]是柏林左派每周例会上的中心人物[21]。梅林出生于一八四六年,是一位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批评家,他起初是民主派,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才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并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但在一九一零年跟考茨基决裂,向卢森堡靠拢。他无疑是所有左派评论家中头脑最清楚的[22],尽管如此,他的年纪和他所受的知识训练,使他无法成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23]的真正领袖。

  另一个社会民主党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是克拉拉·蔡特金[24],她走上激进派道路的历程跟梅林很像[25]。她也是在非常法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出生于一八五七年的她曾在法国流亡过几年,在法国她见过大部分欧洲社会党领袖。她是社会党妇女组织的领袖,也是妇女组织机关报《平等报》(Die Gleichheit)的编辑。她跟卢森堡有很深的交情。她跟梅林一样,是那些仍忠于革命传统的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人虽然广受尊重,并且在党内和党的外围中广为人知,却形成不了一个能把反对派组织起来的核心。这个核心其实是由国外出身的活动家们组成的。

  闻名世界的荷兰天文学家安东·潘涅库克[26]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九零六年,柏林中央党校邀请他去讲学,但德国政府威胁说要驱逐他,所以他谢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不来梅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住了几年,并致力于在当地培养一代革命活动家[27]。一九零九年他写了《工人运动中的战术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在这篇文章里,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层,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他是第一批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特权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个观点来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之一,此前马克思主义者只用这个观点来分析英国工人运动[28]。一九一二年,他与考茨基发生论战,他主要是通过《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这篇文章来同考茨基争论的。在论战中,他批评了党的领导层的实践活动,批评了考茨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这些实践活动所做的理论辩护。他针对考茨基,特别着重指出通过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29]。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开展反军国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工人阶级必须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同时他也是德国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与荷兰的“论坛”集团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联系[30];“论坛”集团是一九零九年从荷兰的正式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反对派,它的纲领是革命的,后来“论坛”集团成立了社会民主党[31]。

  在整个国际运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支持“论坛”集团,在“论坛”集团里,除了潘涅库克之外,还有诗人赫尔曼·哥尔特[32]和作家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33]。从那时起,许多评论家都强调列宁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同潘涅库克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有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被当作是(正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形成的)国际左翼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34]。

  尤里安·卡尔斯基(Julian Karski)——真名马尔赫列夫斯基——是另一位著名流亡者帕尔乌斯[35]的同志。帕尔乌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在一战前下海经商去了[36]。卡尔斯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是记者,先后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人民报》工作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普及者,也以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专家的身份为党的领导人工作。一九一零年以后,他也开始批评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转变,考茨基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政治活动、理论辩解、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以及为通过议会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渐进主义与和平主义口号[37]。一九一三年他跟卢森堡和梅林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读起来简直像一篇判决书:

  <BLOCKQUOTE>“这就是全部实情。我们三人——特别是我——坚持认为:在我们看来,党正在经历着一场内部危机,这场危机要比修正主义第一次出现时所经历过的那场危机严重得多。这些话看起来可能言过其实,但我确信:党要是再这么走下去的话,就会陷入彻底衰退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提出一个口号来争取党的重新革命化,这个口号就是:进行最激烈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38]。”</BLOCKQUOTE>

<h3>罗莎·卢森堡</h3>

  不过,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个体弱多病的外国出身的女人那样,赢得如此之多的尊重——有时则是来自党的领导层和工会的恐惧和仇恨,这个女人是在二十世纪初,同考茨基一起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理论家之一而登场的。

  罗莎·卢森堡[39]于一八七零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里。少年时即信仰社会主义,一八八八年流亡瑞士,在那里联系上了另外一名波兰流亡者、活动家列奥·约吉希斯(化名蒂什卡)[40]。他们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在一九零五年至一九零六年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在华沙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被监禁了好几个月。

  但是,从一八九八年开始,除开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六年在波兰参加俄国革命的那段时间,卢森堡就一直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参加过多次重大理论论战(其间她通过假结婚获得了德国国籍),为此赢得了资历、名望和深厚的友谊,当然也遭到了对手的敌意。她的名字,是同“伯恩施坦事件”、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的。在这些斗争中,她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41]。也正是她,通过《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这本小册子[42],在德国党内发起了关于“群众罢工”及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果与教训的论战。

  一九一零年起,潘涅库克、梅林和卡尔斯基先后与考茨基决裂了,卢森堡也停止了同考茨基的合作关系,尽管两人在合作中建立起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她自己对帝国主义和群众行动的分析,同考茨基越来越修正主义的分析和观点是对立的。一九一三年,她由于在波肯海姆(Bockenheim)的社民党集会上做了反军国主义的发言,遭到起诉[43],在一九一四年头几个月里,在一系列抗议活动和保卫党的活动中举办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她以镇压的受害者和演说家双重身份出现,成为了集会上的焦点人物[44]。这期间,她曾在柏林中央党校教过几年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学生跟她意见不同时也是如此[45]。

  在第二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她都是重要人物,而且流亡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般也要通过她来投票。她也是社会党国际局成员。但她在社民党内,从来没能通过报刊的支持建立起稳固的发言阵地,也没能拥有固定的、广泛的听众——她的固定听众,仅限于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和支持者。但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对她持敌意的,作为一个外国血统的女人难以溶入的环境中,她却能让别人清楚地认识她。她同倍倍尔、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关系都很好,同考茨基的关系也同样好,她通过在辩论和演说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力量,赢得了所有这些人的尊重。她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又拥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应有的勇敢。列宁后来曾称赞过她,认为她“是一只鹰”[46]。在一九零七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就战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针对这个决议案,列宁和卢森堡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案[47],这样,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在一战之前,列宁和卢森堡就已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领军人物。

  尽管如此,他们俩都是有主见的人,在许多重大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他们都有分歧。在列宁出版《怎么办?》之后,卢森堡认为,这本书中体现出了趋向集中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她把这种倾向叫做“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反驳列宁的文章中,她写道:

<BLOCKQUOTE>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则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在历史上是从基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的扩大和发展符合于以下的辩证矛盾。无产者大军是在斗争过程中吸收进来并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的。党组织的活动、无产者对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日益认识,并不是在时间上互相机械地分割的不同的事情。它们只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除了斗争的总原则外,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许多细节策略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军队训练营里训练士兵那样来教导党员的。而且,社会主义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随着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斗争起伏而变动的。</BLOCKQUOTE>

<BLOCKQUOTE>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中心机械从属和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BLOCKQUOTE>

<BLOCKQUOTE>……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只能是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有战斗性、最先进部分的个人和集体代表的集中意志。……它……是党内的少数服从多数[48]。</BLOCKQUOTE>

  她非常坚决地反对列宁所支持的集中制思想:

<BLOCKQUOTE>显然,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之点,并不在于为未来的政策准备好一整套指示。重要的是:一、鼓励对各个有关局势的斗争形势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二、当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接近的时候,对当前阶段的相对性和革命紧张形势的必然加深保持了解。……</BLOCKQUOTE>

<BLOCKQUOTE>……把这种消极性质的绝对权力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我们就把这种机构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加强到了危险的程度。……列宁所要求的极端集中制是充满监工式死气沉沉的精神的。那不是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B>列宁所关心的,主要不在于使党的活动更有成果,而在于控制党——把运动缩小,而不是使运动发展,去束缚它而不是去统一它[49]。</B></BLOCKQUOTE>

  她那个著名的结论有时会被人当作是她的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区别(尽管这些人错得厉害),那个结论就是:“从历史上来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比起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无可比拟地富有成效得多[50]。”

  这次论战很快就成为过时的了,它并没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说的那么重要[51]。虽然如此,它还是能让我们去评价卢森堡的思想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卢森堡的政党思想同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思想的区别又在哪里。但是同时也应该记住,卢森堡忠于德国社民党,并同样地忠于它在民族和国际层面的团结。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这样想,就如她在一九零八年写给老朋友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BLOCKQUOTE>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分裂——不要把这种分裂同意见分歧相混淆——是致命的。你们现在想脱离党,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阻止你们这么做……你向社会民主工党提交辞呈一事,只意味着你将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以你不能这么做;我们谁都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站到组织外面去,同群众脱离联系。哪怕有一个最糟糕的工人党,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52]!</BLOCKQUOTE>

  尽管卢森堡在集中制问题上、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同列宁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一九零七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向机会主义斗争,在那之后也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卢森堡在一九一零年同考茨基决裂,批评考茨基为新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后,她并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任何人的支持,甚至连列宁也不支持她,因为列宁认为她的批评太夸张了[53]。一九一三年,卢森堡把她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时的思想概括提炼出来,写成了《资本积累论》,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尖锐的抨击,批评她的人不但有潘涅库克,而且还有列宁。列宁认为,卢森堡提出的“在封闭的经济制度内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主义要想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掠夺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的观点[54],“从根本上就错了”。

  卢森堡认为,自己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帝国主义面临它自身所造成的群众反抗时的脆弱性,但列宁却批评她,说她把革命行动变成了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忽略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领导层的作用。到了一九一四年,社会党国际局终于关注起俄国党的问题来了,这正是列宁想要的,他为此从一九一二年起就跟孟什维克——这些人被他称作“破坏分子”——进行斗争,而卢森堡则赞成考茨基对所谓的列宁的“分裂”政策的批评,并发言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55]。社会党国际局本来打算在一九一四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但由于一战爆发,这次大会没能开成,如果它开成了,那么人们肯定会见到卢森堡和列宁就俄国问题再次发生对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h3>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h3>

  德国左派的分裂,是与国际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相联系的,这种分裂,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卡尔·拉狄克本名叫卡洛尔·索贝尔松[56],出生在奥地利控制的加利西亚[57],从这次“事件”之后,开始被人们叫做“拉狄克”[58]。在德国党内,他是个自由人,说得更准确些,是个“局外人”。他起初是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一九零四年参加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九零五年革命期间,他在华沙负责主办党报《红旗》(Czerwony Sztandar)。革命失败后被捕,然后又逃了出来,在德国避难,居住在莱比锡。他从一九零八年起为《莱比锡人民报》工作,一九一一年又去了不来梅,为《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工作,在那里,他尖锐的文风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不仅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论战,而且还与中派的和平主义幻想进行论战。这个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专栏里批评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那批人之一[59]。

  “拉狄克事件”是一九一二年捅出来的。那年拉狄克应好友塔尔海默[60]的邀请,暂时接替塔尔海默,去接管哥平根(Göppingen)的一家激进派报纸《自由人民报》(Freie Volkszeitung)。这家报纸长期处于财政困难状态,主要是因为符腾堡党组织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对它怀有敌意。拉狄克痛批执行委员会,说他们同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企图扼杀这家报纸,捅出了一场全国性丑闻。与此同时,由于他在华沙党委问题上支持反对派[61],波兰党于一九一二年以盗用同志的钱财、书籍和衣物的罪名将他开除[62]。在一九一二年的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拉狄克的党员资格提出了质疑,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得出结果。一九一三年的代表大会注意到了他已被波兰党开除的事实。根据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不能接受被另外一个成员党开除的人为党员的规定,大会决定将这条规定追溯用于拉狄克,把他从德国党中开除出去。

  在波兰党和德国党中央执委会的交流中,卢森堡担任联络人,在这次事件中,她支持拉狄克的敌人,因为她也讨厌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支持卢森堡。但潘涅库克和他在不来梅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拉狄克,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原则上也是支持拉狄克的,因为李卜克内西认为执委会是想拿拉狄克来“杀鸡儆猴”,吓唬其他批评机会主义的人。在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则为拉狄克辩护,拉狄克则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上诉[63]。由于一战爆发,这事不了了之,但它还是对后来产生了影响。

  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在党内发生的对左派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党内有人企图惩罚一位左翼反对者,在这次考验面前,德国左派的领袖却分裂了——左派中有些人乐于看到一位左翼同伴遭到惩罚。左派分子并没有团结到足以形成一个派别去反对官僚机构的程度。在德国社民党党员看来,确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持久的左翼集团存在。

<h3>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h3>

  人们很容易匆忙下结论说,左派基本上是由保尔·伦施[64]、康拉德·亨尼施、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尔·弗洛里希[65]、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66]和恩斯特·麦尔[67]之类的知识分子、党报记者、作家和教师等人组成的,这些人曾在报界跟卢森堡、梅林或马尔赫列夫斯基合作过,或曾在中央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但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左派中有从不来梅迁居到柏林任中央党校书记的威廉·皮克[68]、斯图加特的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哈勒的威廉·科嫩[69],这三个人都是党务工作者、全职干部,接受过机关专业工作人员的训练。左派中还有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工会活动家和党员,在一战爆发之前,他们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的“野猫罢工”[70]中让工会领袖们吃了不少苦头[71]。这些人当中还有来自波鸿(Bochum)的矿工海因里希·托伊贝尔[72],开姆尼茨建筑工人的领袖弗里茨·赫克特[73],还有斯图加特的技师罗伯特·迪斯曼[74]、鲁尔区哈根城(Hagen)的技师约瑟夫·恩斯特[75]、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奥托·布拉斯[76],以及柏林的车工里哈尔德·穆勒[77]。

  这些左翼激进派活动家们在一战爆发之前拥有很强大的阵地。在一些工业中心里,他们在当地党员和当地党机关中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享有巨大的威望,通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在党内和工人阶级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一九一四年,当局对卢森堡采取法律手段之后,卢森堡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取得巨大成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威望之高[78]。尽管遭到党内官僚阶层和国家政权的两面夹击,他们还是在党内外的青年社会主义者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环境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许多青年活动家受到了他的教诲,培养起了反军国主义情绪,这些青年活动家通常都在柏林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这些人有:维利·明岑贝格(当时流亡瑞士)[79]、瓦尔特·施特克尔[80]、埃德温·亨勒[81]、雅可布·瓦尔赫尔[82]、威廉·科嫩、保尔·弗洛里希和格奥尔格·舒曼[83],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在这里列出来。

  在一九一四年,尽管这些活动家还没有形成一个集团,但他们在号召举行群众罢工、抨击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批判考茨基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和平主义口号的宣传中团结得更紧密了。在不断增加的经济性罢工、反战集会和工人示威游行、以及保卫卢森堡的活动中,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使这些人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去斗争的共同基础,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方法,群众的自发行动是政治活动中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正如卢森堡所写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来进行,而她认为社民党正是这样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84]。

  多年来,德国左翼激进派一直在跟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组织起冲突,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制是阻碍群众的激进化、阻碍革命行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他们对集中制的看法同列宁相反。他们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党的队伍中间、特别是从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他们知道工会官僚和官僚们的保守观点正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革命性质,并不倦地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领袖们专断的秩序。他们跟卢森堡一样,认为对于组织来说,并没有什么万灵秘方:

<BLOCKQUOTE>我们无法预先保护自己免于机会主义偏向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危险只能靠运动本身来加以克服——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之下——但只是在有关危险已经在实践中具体成形以后[85]。</BLOCKQUOTE>

  这种关于行动的基本概念,这种对党及其相应的群众运动的认同,以及他们对组织的深深的忠诚(尽管组织上出现了官僚这个肿瘤,他们仍然看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组织内的体现),使他们拒绝了建立一个派别组织的前景。他们拒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革命流派,尽管这个流派可能是非正式的、松散的,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的话,可能会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因此他们甚至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党或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分裂。

  直到那时都还没有人面对过(建立一个左翼派别)这个问题,就连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行的假设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是由兰道尔[85]之类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86]之类的记者(仅仅是暂时地)提出来的,这两人都是工人运动的局外人[87]。但是,首先是一战的爆发,然后是第二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人对本国国防的支持,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考茨基在他于一九一三年十月八日写给自己的长年合作者维克托·阿德勒[88]的信中写的这番话,并没有错:“这里现在有种不安,有种对新道路的犹豫的探求,从中一定会产生出什么东西……就连罗莎的支持者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89]。”

[1]《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13年,第287页。

[2]同上,第246-247页。

[3]《前进报》(Vorwärts)是社民党中央机关报,1891年根据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决议而创刊,1933年停刊,1948年复刊,称《新前进报》,1955年改回《前进报》的名称。——中译者注

[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82页。

[5]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7]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被处决。1988年恢复名誉。——中译者注

[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9]格奥尔格·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10]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7—219页。

[11]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Friedrich Westmeyer,1873——1916),工人,斯图加特党组织的书记,符腾堡激进派的领袖,卢森堡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私人朋友。1914年开始组织反战活动,被逮捕并被征召入伍,后来死于军医院。

[12]阿图尔·克利斯平(Artur Chrispien,1875-1946),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参加,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间任人民委员。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

[13]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Erlebnisse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1卷,斯图加特,1947—1948年,第262页。

[14]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5]这份通讯的第一期出版于1913年12月27日,它谦虚地自称为“新闻通讯”周报(约·彼·耐特尔[J.P. Nett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删节版,伦敦,1969年,第313-315页)。

[16]卡尔·W·麦尔(Karl W. Meyer ),《卡尔·李卜克内西:没有国家的人》(Karl Liebknecht: Man Without a Country),华盛顿,1957年。

[17]卡·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Militarism and Anti- Militarism),剑桥,马萨诸塞州,1972年。

[18]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7页。

[19]同上。

[20]托马斯·霍勒(Thomas Höhle),《弗兰茨·梅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869年—1891年》(Franz Mehring. Sein Weg zum Marxismus 1869-1891),1958年;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Joseph Schleifstein),《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891—1919》(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1919),东柏林,1959年。

[21]这种例会于每周五在“莱茵金梦”(Rheingold)饭店举行(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4页)。

[22]他不承认第二国际中有真正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俄国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同上)。

[23]思想流派(tendency)与派别组织(faction)都是政党内的派别,这两种派别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是由具有某种共同思想、或在某些问题上具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它的成员并不那么固定,结构也比较松散,没有自己独特的纪律;而派别组织则具有比较紧密的结构,成员比较固定,一定程度上还有自己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4]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25]路易斯·多耐曼(Luise 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传》(Klara Zetkin. Eine Lebensbild),东柏林,1959年。

[26]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来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国际共产集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27]塞尔日·布里西亚涅(Serge Bricianer),《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Pannekoek et les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9年,第45-46页。

[28]安·潘涅库克,《工人运动中的战术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汉堡,1909年;摘录自塞·布里西亚涅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52-98页。

[29]安·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新时代》,第30卷第2期,第541-550页,第585-593页,第609-619页,摘录自塞·布里西亚涅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06页至112页。

[30]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42-43页。

[31]第二国际的荷兰支部是社会民主工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Arbeiders Partij),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修正主义逐渐控制了党的领导层。1907年,马克思主义者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创立《论坛报》(De Tribune),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集团,这个集团就被叫做“论坛”集团。1909年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论坛”集团,“论坛”集团随即成立了社会民主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Partij)。1919年,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中译者注

[32]赫尔曼·哥尔特(Herman 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共同创建了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在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了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共同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同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33]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 Goverdine Anna Roland Holst-van der 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中译者注

[34]详见H·舒勒(H. Schurer)的《安东·潘涅库克与列宁主义的起源》(Anton Pannekoek and the Orgins of Leninism),《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第41卷(第97期),1963年6月,第327-344页。

[35]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36]Z·A·B·蔡曼(Z. A. B. Zeman)与W·B·沙尔劳(W. B. Scharlau),《革命商人: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帕尔乌斯)的一生,1867-1924》(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I.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伦敦,1965年。

[37]霍斯特·舒马赫(Horst Schumacher),《他们叫他卡尔斯基》(Sie nannten ihn Karski),东柏林,1964年。

[38]致汉斯·布洛克(Hans Block)的信,1913年12月16日,见E·麦尔(E. Meyer),《与战前的中派决裂》(Zur Loslösung vom Zentrum in der Vorkriegszeit),《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5期,1927年,第153-158页。

[39]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传记有:保尔·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伦敦,1940年;约翰·彼得·耐特尔(Peter Nettl)的《罗莎·卢森堡》,两卷本,伦敦,1966年(1969年出了删节本);还有一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之一弗莱德·奥尔斯纳(Fred Oelssner)的《罗莎·卢森堡,简要评传》(Rosa Luxemburg. Eine Kritische biographische Skizze),柏林,1952年。

[40]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领导人。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41]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同上。

[42]罗·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kschaften),汉堡,1906年。

[4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481页。

[44]同上,第482-484页。

[45]同上,第390-396页。

[46]弗·伊·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54页。

[47]参见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中译者注

[48]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551页。

[49]同上,第552页。

[50]同上,第558页。

[51]这种观点详见列宁在1907年为自己的一个文集写的序言中提到《怎么办》的那部分(弗·伊·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2-100页)。

[52]这里引用的卢森堡的信的内容,翻印自亨·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罗莎·卢森堡的生平与事业》(Rosa Luxemburg. Ihr Leben und Wirken),第221页。

[5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1卷,第433页。

[54]这是由耐特尔所总结出来的观点,见《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32-534页。

[55]同上,第592-595页。

[56]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

[57]加利西亚(Galicia)是东欧一地区名,现属波兰。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据,1867年东部亦被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被归还给波兰。——中译者注

[58]“拉狄克”和波兰语中的“盗窃”发音相近,拉狄克是用这个笔名来抗议对他的污蔑。——中译者注

[59]卡·拉狄克,《我们的反帝斗争》(Unser Kampf gegen den Imperialismus),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第156-176页。

[60]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61]在1908年12月5日至13日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华沙区党组织批评了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波兰党从此产生了裂缝。党内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以华沙党委为首,波兰党的几个党组织开始向以蒂什卡(即列奥·约吉希斯)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造反,总执行委员会则于1912年3月1日宣布解散华沙党委,波兰党自此在事实上分裂。在这一事件中,拉狄克站在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一边,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22卷,第309-314页。——中译者注

[62]这是波兰党在此事中开除拉狄克的具体理由,见耐特尔的《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74-577页。

[6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5-256页;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35-237页;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拉狄克的自我辩护见《我的声明》(Meine Abrechnung),不来梅,1913年,鲁道夫·弗兰茨(Rudolf Franz)在《Der Fall Radek von 1913》(《论坛》[Das Forum],第4卷,第5期1920年2月,第389-393页)里充分阐述了拉狄克的理由。

[64]保尔·伦施(Paul Lensch,1873年3月31日——1926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8年至1913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4年8月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中译者注

[65]保尔·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10年至1914年在《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工作,1914年至1916年在《不莱梅市民报》工作,1916年至1918年与约翰·克尼夫合编《工人政治》,1916年以不莱梅左派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1918年参加创立德共,1921年至1924年、1928年曾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蹭代表德共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8年12月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被捕,1933年12月获释,后流亡法国、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中译者注

[66]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社民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社民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中译者注

[67]恩斯特·麦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成为中央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被选入中央。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总支部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倾向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解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68]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拉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人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69]威廉·科嫩(Wilhelm Kö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特派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草章程。保卫三月行动和莫斯科协定。后来参加了中派倾向,1929年屈服。1933年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任要职。1953年受批判,被贬去做次要职务。

[70]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是指没有得到工会正式领导的自发罢工。——中译者注

[71]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8页。

[72]海因里希·托伊贝尔(Heinrich Teuber,1872年2月23日——1927年9月1日),矿工,1910年起任工会主席,工会内左翼反对派的领袖。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后来跟马尔赞(Malzahn)和布拉斯(Brass)一起被开除,回到独立社民党中,1922年回到社民党。

[73]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派组织,独立社民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192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中央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倾向,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74]罗伯特·迪斯曼(Robert Dissmann,1878年8月8日——1926年10月30日),车工,22岁时当上巴门—艾贝菲尔德(Barmen-Elberfeld)的五金工会领袖。1905年当上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五金工会书记,1908年当上社民党哈瑙(Hanau)党组织的书记。1914年参加反对派,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0月当上五金工会主席,成为工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后来因坚持工会的独立性、在哈勒代表大会之前和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独立社民党参加共产国际,因而同独立社民党左派决裂。独立社民党左派同德共合并后,继续留在剩余的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同列维合作,反对独立社民党同社民党合并。1923年同列维在社民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

[75]约瑟夫·恩斯特(Josef Ernst,1882年3月30日——1959年8月19日),曾当过水手,后来在五金业工作。1909年至1914年在哈根的五金工会中工作,1911年至1914年任当地工会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31年起参加社工党。——中译者注

[76]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加了独立社民党的创建。1919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魏玛政府中当过独立社民党的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年反击卡普暴乱,由此导致有人指责他叛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被选入统一共产党中央,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Däumig)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社民党,随后回到社民党中。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放。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创立。

[77]里哈尔德·穆勒(Richard 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地区的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过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让革命工长组织参加德共(斯),抗议诱发一月起义的起因。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领导工会和独立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后辞职,放弃政治活动,后来的生平不详。

[78]参见《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军国主义》(Rosa Luxemburg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东柏林,1960年。

[79]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80]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 Stö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9年6月任独立社民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1921年至1923年退休。1923年被选入中央,1923年任西部总支部书记。后加入中派倾向,在1924年至1932年任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

[81]埃德温·亨勒(Edwin Hö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里当过三个月牧师,1910年参加社民党,同梅林和卢森堡合作,然后在斯图加特同维斯特麦尔一起当记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派,几次被捕,被征召入伍、送上前线并负伤。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但抗议开除左派,1928年至1933年在中央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工作。

[82]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乱,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83]格奥尔格·舒曼(Georg Schumann,1886年11月28日——1945年1月11日),出身于石匠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至1913年在党校学习,后成为记者。一战中加入国际派,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后被军事法庭判处12年苦役。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莱比锡领导斯巴达克同盟的工作,后来领导德共(斯)。他是德国中部最受欢迎的领袖,属右翼。1924年转入中派倾向。1925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为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至1927年在德国入狱。1929年成为调和派,后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被捕,1939年前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后被释放,返回工厂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宣称反对苏联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并赞成社会主义。1944年被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1月11日遇害。

[84]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9页。

[85]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7页。

[86]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7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中译者注

[87]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 Pfemfert,1879年11月20日——1954年5月26日),作家,《行动》(Die Aktion)周刊编辑,战前是社民党左派批评家,一战中成为表现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1915年成立“反民族社会党”(Antinationale Sozialistenpartei)。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让《行动》为极左倾向工作,1920年4月参加共工党,为“同盟”辩护。1921年初被共工党开除,继续对工人政党进行左翼批评。1923年申请加入“第二斯巴达克同盟”,同托洛茨基建立了个人合作关系,在为国际左翼反对派辩护过程中同托洛茨基接近。1933年先后流亡布拉格、巴黎,1940年流亡伦敦。1941年定居于墨西哥,在那里当摄影师,后逝世于墨西哥。

[88]弗兰茨·费姆费尔特从1911年起出版《行动》周刊,他支持卢森堡身边的左派力量,但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汉斯·曼弗雷德·波克[Hans Manfred Bock],《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麦森海姆/格雷因[Meisenheim/Glain],1969年,第47页)。

[89]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90]引用自维·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Briefs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维也纳,1954年,第582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0 12:51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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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个小建议。

每章的题目,最好用<h1> </h1>来标注,而不是<B> </B>.

<B>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B>
<h1>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h1>

因为在html语义中,B标签代表加粗,只是控制如何显示,而h1、h2、h3、h4、h5、h6这六个标签代表六级题目,h1代表最高一级标题,h2次之,而h6是最小的一极标题。

所以,每章里面的小题目,如第一章的“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想加上<h2> </h2>的标签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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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一部 从战争走向革命:极左主义的胜利与失败</h1>

<h2>第四章 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h2>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社会党国际局号召进行反战斗争,就在同一天,让·饶勒斯[1]倒在了拉乌尔·维郎的枪下。 八月二日,德国政府向俄国宣战,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八月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召开了会议,讨论该党的国会议员是否应该投票赞成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提出的战争拨款议案。

  党的领袖中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老牌修正主义者大卫和党的书记谢德曼发言赞成战争拨款[3]。而哈阿兹和累德堡则号召坚决反对战争拨款,认为这样才与党的原则立场相一致。双方争执不下,结果得拖到第二天才能做出决定。而在社民党国会党团会议上,右派先发起了攻击。大卫列数了俄国的独裁统治会给德国的自由造成的种种危害,他着重指出:在笼罩全国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如果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就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不会接受组织纪律[4]。(意思就是说:就算社民党决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也要投赞成票。——中译者注)

  而反对战争拨款的人则远没有大卫那么坚定。在议会党团以七十八票赞成、十四票反对通过了赞成战争拨款的决议后,这十四名反对者——其中有哈阿兹、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奥托·吕勒[5]——在第二天同意遵守纪律(投赞成票)。此外,在八月四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把社民党一致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消息通知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党主席兼议会党团发言人——胡戈·哈阿兹。

  哈阿兹为此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关心国防,因为有了国防,才能保卫人民的自由和文化免遭沙皇专制统治的威胁。他还表示,在用武力巩固了德国的安全后,各交战国就有可能达成持久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由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保障的。在社民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赞成战争之时,它又表示自己忠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与和平。世界历史又翻过了一页[6]。

<h3>八月四日的意义及其后果</h3>

  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八月四日的投票,与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之前的好几年里的政治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这个演变过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当时,投票的消息传出来后,就连许多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都不免大吃一惊。当列宁收到刊载有八月四日议会投票结果的那期《前进报》时,他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还以为这是德军总参谋部炮制出来的赝品[7]。就在不到十天以前的七月二十五日,社民党还在一份声明中赌咒发誓说:

<BLOCKQUOTE>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工人,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向战争贩子发起了强有力的抗议。……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奥地利统治集团的狼子野心而流一滴血!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利润的渴望而流一滴血[8]!</BLOCKQUOTE>

  七月三十日,在一系列似乎无法阻挡的事态面前,执委会举手投降了,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终归徒劳无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即使是那时候的执委会也还没有拿起号角,跟着资产阶级吹起“保卫危机中的文明”的战争进行曲[9]。

  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材料,来了解当时的社民党领袖的真实动机(不管他们是否说过),以及他们在那关键的一周里的个人想法。谢德曼后来在自传里做了坦白,说自己被在柏林举行的沙文主义游行的规模给吓怕了[10]。艾伯特在一封信和一些笔记里,透露出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战争,害怕战争最终会造成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害怕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会给“罗莎集团”的计划增加分量[11]。这种恐惧,显然是当时的社民党领导心中最主要的情绪。七月三十日夜里,艾伯特和奥托·布劳恩带着党的金库去了瑞士[12]。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过程中,军方掌握了独裁者般的权力。在当时看来,军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摧毁社民党多年来苦心建设的伟业、毁灭工人阶级多年来争取到的胜利果实、消灭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关闭各种媒体;说不定什么时候,军方就会逮捕社民党党员和领袖,让社民党通过几十年的活动所争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新闻媒体中传来的可怕的压力、现有的军事当局与国家机关,与重新抬头的野蛮而强大的沙文主义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似乎无法抵挡的逆流。在这股逆流面前,有许多党员被打懵了,他们对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孤立状态感到很不习惯,不懂得怎么同这股逆流斗争,更不用说在非法状态下同野蛮的镇压斗争了,对这些党员来说,向沙文主义情绪屈服,成了一个甜蜜的诱惑。有的人经受不住诱惑,就投降了。多年来曾站在激进派的队列前头坚持斗争的康拉德·亨尼施,在几个钟头内之内就背弃了他的过去,投靠了护国派阵营,他宣称,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两颗心之间的冲突”[13]。这种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并不新鲜;卡尔·肖尔斯克提醒他的读者: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八月四日”,那是一七八九年的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法国贵族交出了他们的特权,并“公开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断绝了关系”[14]。

  一九一四年八月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那时开始,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德国社民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就再也不能指望还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了(至少是在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新的形势把沉溺于日常公事的领导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领导们恐怕无法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具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些抉择作出的决定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他们恐怕想都没想过的事态前面,这些领导们疑窦丛生、犹豫不决、惊慌失措了。而剩下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完了。就在不久之前的七月里,内务部忙着安抚各工会领袖,向工会领袖们保证说:他们不用担心什么,祖国需要他所有的儿子效力,特别是他们(即工会领袖——中译者注)[15]。

  右翼社民党人把这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提供的大好良机,他们认为这是个能保全党组织的办法,更妙的是:根据这一办法,资产阶级肯定是需要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参加政府,因此在面临来自外部的危险时就应该维持“国内和平”。既然工人的领袖们已经开始鼓吹“国家利益,劳资共享”,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德意志祖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结合起来,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那么德国的统治阶级自然会再次在这个社会中给这些领袖们留下位置,不过这次找的借口听起来更有理。

  八月二日,各工会同老板们达成协议,工会同意不再进行罢工,老板也同意不再进行闭厂(lock-out),而且只要战争继续进行,所有的集体协议就会一直生效[16]。八月三日,三十来个支持大卫和谢德曼的议员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他们确信工会领袖们会支持他们[17]。至于政府,它则许下了一系列诺言,答应将在战后实行“新国策”,向工会保证只要它们按政府的规矩行事,政府就不会为难工会,而且还向工会领袖们暗示“听我的,将来包你前途无量”,使得社民党及工会的领袖们进一步倒向资产阶级一边。

  领袖们犹犹豫豫地倒向右派。至于反对战争拨款和战争的那十四名议员,他们把“团结”看得太重了,他们对党太忠诚了,在“爱党主义”的强烈驱使下,他们中没有人敢违抗议会党团的纪律。哈阿兹——甚至连李卜克内西——都表示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尽管议会党团中某些人曾预先声称:如果党团作出的决定与他们的相反,他们就不会遵守党团纪律。

  那些屈服于“党”的人没有想到,这一转变,要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战争,为战争祈福。社民党号称忠于原则、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忠于和平与社会主义,如今这副假面具已被揭下;它一再赌咒发誓说这场战争是纯防御性的,一再愤怒地否认会有任何吞并他国领土的事情发生,如今这些鬼话已经被揭穿了。枪林弹雨、毒气漫天,再加上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目的,无情地揭穿了社民党的花言巧语,粉碎了他们粉饰现实的努力。社民党领袖们很快就变成了跟德国的军政头目一样的“吞并主义者”(annexationist)。他们想让德国工人相信:威廉二世的军队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英帝国主义作战时,是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保卫社会主义未来在欧洲的胜利。而在法国,社会党人也转而宣布:如果要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就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与泛德帝国主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就在这一天,第二国际死了。

<h3>最初的反抗</h3>

  没有人曾怀疑过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或党的转变的重要意义。但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弗兰茨·波克瑙[18]在争论中,把“社民党领袖的背叛”这个论题,叫做“共产党人的”论题,他对这个论题提出了质疑。他致力于论证横扫德国及其他地方的“爱国主义狂潮”力量是如此之大,冲击了党的自信。他从自己的论据出发,得出了一个观点: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之间的对抗,要比阶级之间的对抗,更能促成政治激情的爆发。关于德国的形势,他写道:“领袖们所做的,正是群众所要的,而如果他们做了别的事情,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被证明是一个神话[19]。”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跟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的说法[19]没什么两样。然而只要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能发现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考茨基和波克瑙所说的“群众的冷漠”,确实没什么好争论的。赞成战争拨款的决定在工人中间(无论是不是党员)并没有遭到公开的反抗。没有人进行任何运动、罢工、示威来反对这个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拒绝征兵的行动,也没有预备役士兵发动兵变。尽管如此,这些现象终究不过是表面现象,不能拿来当成解释。

  很显然,波克瑙所说的“群众”不过是一大批人,他们对事态的看法和反应,以及无论反抗还是投降的意愿只能通过一个组织来整体地表达。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组织——德国工人的组织。就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党和工会的领袖们以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态度,没有征询过“群众”的意见,就决定接受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这正是长期以来群众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权被逐渐剥夺所造成的恶果。在群众失去了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之后,群众又能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反对这些决定呢?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革命派——特别是列宁——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德国工人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根本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召开各种大会,在会上进行公开的讨论所得出来的。德国工人阶级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在上层,领袖们之间的聚会遭到了戒严状态的威胁;另一方面,动员令则把基层工人强征入伍,如果他们举行罢工或示威,(罢工和示威不但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也遭到了党和工会的禁止),就要面临遭到军事法庭的威胁。在逮捕和简易审判的威胁面前,想表达反战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会发现他的组织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还跟他的阶级敌人站到了一起!事实上,对于“群众”的态度这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考虑,而应该把它同“领导”的态度联系起来。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同考茨基论战时,着重指出:认为“群众”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造出一个革命,以此来“回答”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样来提出问题是荒唐的。他写道:

<BLOCKQUOTE>……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b>发展起来的</b>,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b>完全能够</b>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b>自己的</b>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21]。</BLOCKQUOTE>

  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在一九一四年的德国,只有在那些激进派能有效地负责的地方、只有在被激进派控制的机关和媒体阵地里,以及在那些能让活动家和部分“群众”表达出对国家领导层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意见的组织(或其一部分)里,才存在着对阶级合作和“国内和平”的反抗——换句话说,就是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布伦瑞克(Brunswick),由塔尔海默负责的《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进行了反抗;在符腾堡,由维斯特麦尔控制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和由克利斯平经营的《士瓦本日报》进行了反抗。各大激进派报纸,如《莱比锡人民报》和《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也进行了反抗,就连《前进报》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反抗[22]。第一份表达了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大战立场的地下出版物是由柏林选区的下巴尼姆[23]党组织印制的,这并非偶然;同样的,这份出版物是由三个有办法碰头、印刷和分发消息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组织的萌芽)制作的,这亦非偶然。其实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开始,《前进报》编辑部成员保尔·施文克[24]与下巴尼姆党组织书记、装订工人奥托·盖贝尔[25]以及柏林地区的社会主义妇女领袖玛尔塔·阿伦泽[26]就开始翻印各种文件,通过翻印和传播文件的活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尽管这个小组的活动受到很多限制,但他们毕竟还是使参加了这个小组的积极分子们了解到了反对“神圣联合”[27]的政策的思想[28]。

  罗莎·卢森堡的老同志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到:有一段时间,卢森堡曾考虑过,有多大可能通过出版和传播一份由党内著名人物签名的宣言,在勇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中间促成一次猛烈的爆发,并把她认为已经暗中存在的零星自发反抗组织起来。但列奥·约吉希斯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种“漂流瓶”式的手段代替不了有组织的活动。为了起草这份宣言,卢森堡曾向几十位积极分子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她家去,但后来只有七个人去了她家,而这七个人里又只有两个人是全国闻名的,这两个人就是弗兰茨·梅林和保尔·伦施,而伦施无论如何都不肯在任何宣言上签名,很快就又倒向党的领导层一边去了[29]。至于李卜克内西,他在国会内没有同意接受党纪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结果马上就破坏了党纪。尽管如此,卢森堡还是坚持要这么做。他们决定召开另外一次会议,为此他们发了三百多封电报。只有克拉拉·蔡特金毫无保留、没有回避地发了回电。卢森堡只好把这个主意搁置下来[30]。

  德国的革命派发现,他们被彻底地分割、孤立了,变成了原子般的个体。此外,他们在付出代价之后才认识到:不单只有国家和警察镇压他们,就连那个他们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党,竟然也跟着国家和警察一起来镇压他们了!八月一日发布的禁止一切示威和公开集会的禁令,是一系列阻止人们发出反战声音的措施的先声。社民党执委会在党内也实施了戒严。在这方面,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经历,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德国左派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八月初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以为反对派在党内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仍然原封未动,所以还是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政治讨论来使党获得重生的。出于这种幻想,他向执委会建议组织一次反对吞并他国领土宣传的集会,他希望这次集会能成为一个起点,从这次集会开始一步步地纠正他所认为的“八月四日错误”[31]。执委会拒绝了他的建议。

  八月底,李卜克内西去了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了解到了德军在当地犯下的暴行。9月3日,由于一家不来梅报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把八月三日的社民党议会党团讨论结果说成是所有人一致赞成战争拨款,李卜克内西再次向这家报纸进行了抗议[32]。九月二十一日,他应一些政治伙伴的邀请去了斯图加特。他们原本打算举行公开集会,但遭到军方禁止,不过李卜克内西还是跟活动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活动家们对李卜克内西在八月四日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李卜克内西向他们做了解释,揭露了有关议会党团内所进行的讨论的真相,揭示了反对战争拨款的反对派的存在,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道:“你们的批评完全正确……我本来应该在国会全会上大声喊出‘不!’的。我犯了大错[33]。”

  由于公开了这些消息,李卜克内西遭到了执委会的批评。李卜克内西于十月十日通过诉诸党的民主传统来回应,他写道:“(这一传统)允许任何同志……采取哪怕是反对最高权威的立场[34]。”十月七日,军事法庭针对他从战前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对他启动了诉讼程序。十一月十日,由修正主义分子温尼希(Winnig)主编的建筑工会机关报要求将他开除出党。正如肖尔斯克所写的:“(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改变了,这一改变要求党控制住党内的反对派,让工人运动停滞在休战状态[35]。”

  军方和党的机关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早在八月五日,党的执委会就以非常时期为由,把党代会推迟到战后举行,从而掌握了临机处置的大权[36]。军方阻止了九月二十一日的斯图加特活动家集会、十一月四日的门兴—格拉德巴赫(München-Gladbach)活动家集会、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莱比锡活动家集会和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阿尔托纳(Altona)活动家集会,但在其他地方阻止了群众集会的,却是党的各位书记,这些书记们拒绝号召群众参加集会,从而轻易地阻止了集会的举行。

  在汉堡,激进派绕过党组织的各级领导,自行号召集会,成功地举行了一次有来自四个区的群众参加的大会[37]。在两面夹击之下,激进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沉默了:《莱茵新闻》(Rheinische Zeitung)从九月十一日起被迫停刊两天,波鸿的《人民报》(Volksblatt)于九月二十日被迫停刊,《莱茵瀑布回声报》(Echo vom Rheinfall)和《但泽新闻》(Dantziger Zeitung)于九月二十五日被迫停刊[38]。《前进报》的几位编辑——居诺夫[39]、多伊米希[40]和希法亭[41]宣布自己不赞成执委会[42],结果《前进报》从九月二十一日起停刊三天,从九月二十八日起无限期停刊[43]。十月一日,哈阿兹和里哈尔德·费舍尔[44]求见军方,代表党保证《前进报》再也不会提到“阶级斗争”之后,军方才允许《前进报》复刊[45]。在十一月里,党执委会在符腾堡把克利斯平等激进派领导人同瓦尔赫尔的《士瓦本日报》扫地出门,任命修正主义分子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为负责人[46]。

  在反对派中间,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已经看穿了:这些招数都是冲着反对派来的,招招都是为了要让反对派闭嘴,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同普通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开始公开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要破坏纪律。作出这个决定,让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长期以来,党就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觉得自己在践踏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又往往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47]。

  李卜克内西最后的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使他的神经为之颤抖;但他明白,他对那些仍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亏欠了很多,为了报答他们,他必须这么做。他只剩下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那就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这也就是要投票反对他自己的党做出的决定。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夜里,在累德堡家里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讨论,李卜克内西竭力想说服其他社民党反对派议员,让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作出这一意义重大的表态,但他没能说服其他人[48]。十二月三日,在国会就增加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李卜克内西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这一壮举,使他成为了反对派的象征,各种分散的反对派势力也开始向他靠拢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从此开始了,尽管还要过上几年,这一分裂过程才最终结束,而使分裂过程最终结束的各种条件仍是一团乱麻,这反映出了反对派的犹豫:那些不赞成党的领袖在八月四日转向支持战争的人们,在同这一转变进行斗争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坚决果敢起来的。

<h3>布尔什维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h3>

  第一批对八月四日转变的后果明确表明立场的人,是列宁和流亡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八月二十四日前后,列宁起草了一份文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未来几年中的实质方针[49]。

  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50]。这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态度来避免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抛弃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

<BLOCKQUOTE>……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b>使</b>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b>一致起来</b>。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51]。</BLOCKQUOTE>

  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们倒向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这一背叛具有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52]。列宁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占优势的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已经指出过了[53]。”在列宁看来,这种机会主义倾向早就已经存在了,在战前,这种倾向就以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平主义及企图通过合法议会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在战争面前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则是机会主义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体现;列宁认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其实是由于无产阶级内的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党的官僚以及工会的全职干部——的社会压力而造成的:

<BLOCKQUOTE>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和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b>特权</b>、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54]。</BLOCKQUOTE>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们卖身投靠了帝国主义阵营,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重新寻找一条出路。帝国主义战争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前途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列宁写道:

<BLOCKQUOTE>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55]。</BLOCKQUOTE>

至于欧洲大战,它本身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56],在这场战争中,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

<BLOCKQUOTE>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57]。</BLOCKQUOTE>

  这一新的前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以“统一”为借口,继续容忍机会主义派存在于工人政党内。

  另外,列宁明白,如果各种工人组织被解散了的话,社会民主党诸领袖——“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的“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58]”——即使从他们狭隘的本位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会损失很多。

  因此,无产阶级的统一并不是问题,无产阶级的统一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中的最伟大的武器[59]”,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为了实现这样的统一,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和阶级异己成分清除出去:“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一九一四年国际蒙受耻辱和遭到破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60]。”

  一九一四年九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它发出号召,呼吁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它在号召中说:“现在,在一九一四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61]。”

  它还宣布:

  <BLOCKQUOTE>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打倒机会主义!不仅清除了“变节分子”……而且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BLOCKQUOTE>

  <BLOCKQUOTE>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和二十世纪初这一资本主义奴役最残酷、资本主义进步最迅速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62]!”</BLOCKQUOTE>

  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为了建设革命的政党,建设革命的国际,就必须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决裂,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决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写道:

  <BLOCKQUOTE>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b>国际的</b>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b>各个</b>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63]。</BLOCKQUOTE>

  出于在国际层次上行动的需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努力,尽量在国际运动中多争取到一些同盟者,参加到他们这个小小的阵营中来。他们的同盟者有荷兰的“论坛”集团(开战时返回荷兰的潘涅库克也参加了这个集团),有同《不来梅市民报》合作的一批不来梅活动家(他们同拉狄克和潘涅库克有联系)[64],还有柏林的一个以尤里安·博尔夏特[65]——他是《光线》(Lichtstrahlen)杂志的主办者[66]——为首的小组织,这个小组织也同拉狄克及不来梅活动家们有联系。

  在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中[67],可以发现列宁曾经对成立一个叫做“明星”(Stern)的革命组织寄予厚望,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成立。他花了很大力气与各派活动家合作出版了一份国际性杂志《先驱》(Vorbote),这份杂志由潘涅库克负责出版,在这份杂志上,对于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列宁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研究性论文[68]。尽管如此,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写给荷兰人戴维·怀恩科普[69]的信中,列宁还是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即德国社民党内左派同机会主义的决裂——中译者注)的最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没有到来,因此更有必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一切国家内同机会主义的决裂[70]。与此同时,他催促拉狄克,让拉狄克去跟德国左派要一份能明确、完整和准确地阐明德国左派的原则、表明德国左派的思想立场的声明,列宁还写道:“……荷兰人+我们+德国左派+0,这样也不要紧,<b>以后</b>将不是零,而是所有的人[71]!”。

  列宁与他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盟友之所以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参加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会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后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核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们组成的。拉狄克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在《光线》杂志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为这次会议是“走向重建国际的第一步”,尽管许多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说了不少暧昧的和平主义昏话,但是支持重建国际的革命斗士们“这么做是出于一个信念:想要立刻抛开旧国际的残余部分,建立一个战斗的组织,是不可能的[72]。”。

<h3>镇压与激进化</h3>

  一九一五年二月七日,尽管李卜克内西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纪,他还是被抓了壮丁,被编入地方部队[73]。军方害怕他的影响力,不停地把他从一个部队调到另外一个部队。不过,对他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也减小了他对党的领导的威胁。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发表那份传单,在那份传单里,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主要敌人在国内[74]!”,列宁称赞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表示“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75]。”几天后,当局逮捕了卢森堡,以执行她于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76]。各家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们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二月,柯尼斯堡(K?nisberg)的《人民报》(Volkszeitung)被停刊三周。三月,马格德堡(Magdeburg)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被停刊,《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 Arbeitsstimme)和雷姆沙伊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cratische Zeitung)被查禁。五月,曾在《自由报》工作过的一名编辑被捕[77]。镇压在不断进行。一九一六年四月,《光线》杂志被查禁[78],同年十月十七日,军方占领了《前进报》并将其交给了党执委会[79]。

  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扮演了维护“国内和平”政策的辅助警察的角色。重工业资本与总参谋部携手组织了战时经济,把战时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公共支出在财政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的。战争头两年里,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而工资却还跟以前一样[80]。可是工会领袖温尼希竟然宣称:“民族独立和全体人民的经济要求,高于工资劳动者的眼前利益[81]。”

  没过多久,大家——包括技术工人——的收入,都渐渐只能勉强糊口了,限量配给和物资短缺又加剧了这一情况。从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起,面包开始限量供应,接着食用油、肉类和马铃薯也要限量供应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那个可怕的冬天,被人们叫做“芜菁之冬”,每周人们凭配给证可得一点五千克面包、二点五千克马铃薯、八十克黄油、二百五十克肉、一百八十克糖和半个鸡蛋——假如商店里还有货的话。这些东西总共只能满足人们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一[82]。劳动人民、士兵和水兵,还有市民在忍饥挨饿,而前激进派保尔·伦施却认为配给制是“战时社会主义[83]”的措施。至于战争带来的红利则超过了一般的程度[84]。

  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新奇快乐的、直抵巴黎的远足的人,早就绝迹了。战场上遍布着道道战壕,每一道战壕里都是泥浆满地,每一道战壕里都是冰冷彻骨,让所有的人都再也无法自吹自擂,再也吹不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来。医院让伤病号挤得不堪重负,全国到处都能见到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废青年,死亡与失踪名单上不断增加着“英勇牺牲”的名字,这一切,为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竭力鼓吹的种种幻影敲响了丧钟。不会有什么“新国策”了,那些在各条战线上送了命的几百万德国青年永远得不到什么“未来”了。如果镇压不是一天天加剧的话,群众当中也许早就会表达出对和平的渴望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千多名妇女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争取和平[85]。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国会通过了动员法案《为祖国志愿服务法》(Gesetz über den vaterl?ndischen Hilfsdienst,又名Hilfsdienstgesetz),把工人束缚在车间里。该法案规定,所有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十七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必须向当局出示自己的被雇用证明或由前雇主提供的无业证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指示,在两周内到某个地方去工作,假如他拒绝,或是离开工作岗位的话,就要坐牢,刑期最长为一年[86]。

  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号召他们用战争去保卫经过多年斗争所争取到的各种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然而这些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早已荡然无存。尽管镇压无时不在进行,工人阶级的怒火仍是越来越高涨,他们的愤怒越来越明显。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斯图加特爆发了骚乱,妇女们也举行了抗议物价高涨的示威。同时,在莱比锡,也有人试图举行抗议肉价的示威,但被警察破坏了。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由于商店的货柜上空空如也,柏林也发生了骚乱[87]。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国际派[88]号召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89]。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发表了演说,有几千名工人和青年围在他周围听取了演讲[90]。当局逮捕了李卜克内西,但是,就在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他出庭受审的那一天,柏林多家军工厂的五万五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91]。布伦瑞克的劳动者们也跟着举行了罢工,同时在不来梅也举行了游行示威[92]。

  一九一六年七月,鲁尔地区波贝克(Borbeck)的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随后的整个夏天里,鲁尔地区的罢工此起彼伏。八月十六日,埃森的一队矿工在游行时喊出了“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在汉堡爆发了饥民哄抢食物的暴乱。对罢工的镇压也再次开始了。卡尔斯基于六月二十八日被捕,恩斯特·麦尔于八月三日被捕,梅林于八月十五日被捕。至于李卜克内西,则在一审中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两年半,上诉后又被加为四年半[93]。

  社会的裂隙正在越变越大,要把它隐藏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军政领袖们无法为“神圣联合”求得胜利,只能代之以攻击“煽动分子”了。群众的反抗刺激了、有时则产生了一些非常初级的组织,这些组织使群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剧烈的震撼后,走出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后的停滞状态,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考茨基在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承认:“极端主义迎合了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当前需求。现在,李卜克内西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94]。”

<h3>左翼反对派</h3>

  德国的革命派——左翼激进派尝试着组织起来,但进展很慢,花了很长时间才有实际效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之后,卢森堡的朋友们立刻碰了头,这些朋友们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开始,这个核心有卢森堡自己、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这两人是她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老同志)、梅林和蔡特金(这两人是她的私人好友)、保尔·列维一九一三年后担任她的律师)、麦尔和施特勒贝尔(这两人是在《前进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还有被李卜克内西介绍进来的柏林活动家威廉·皮克(当时任柏林党组织的第二书记,作为机关干部,他的人脉很有价值)、保尔·郎格[95]、以及赫尔曼·敦克尔[96]与凯特·敦克尔[97]夫妇[98]。

  虽然这个小组内有东欧出身的活动家,但它的地下活动经验很少。这个小组全部成员的身份都暴露在当局眼里,他们受着严密的监视。直到几个月之后,敦克尔夫妇设法同下巴尼姆党组织领导接上了头,对方提出可以为这个小组提供技术帮助,这个小组才得以开展地下宣传活动。第一份传单是由马尔赫列夫斯基起草的,这是一篇反驳亨尼施的论战性文章[99],这份传单是下巴尼姆的同志们趁着晚上在他们家里用复印机印的,印好后,他们再把传单送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卡片索引上的地址去。

  从那时起,这个小组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破沉默,不然国外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赞同他们领袖的支持沙文主义的政策。第二个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纷纷在瑞士的社会党报纸上撰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对修正主义者休特古姆[100]和里哈尔德·费舍尔的沙文主义宣言的谴责。在圣诞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向伦敦的《工人社论》[101]发去了问候;梅林宣称,争取和平、反对领土吞并的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要在德国进行这些斗争,“(在斗争中)如果领袖们愿意,就跟他们一起斗争;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把他们踢开;如果他们破坏斗争,就斗倒他们[102]。”

  不久之后,下巴尼姆的同志们就在党内散发起了李卜克内西反对战争拨款的演讲文稿[103]。十二月底,胡戈·埃贝莱因[104]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组织的基础,他在党内建立起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各个工作场所都有一个人负责收集信息,在每个地区则有一个人负责同中央联络,散发反对派的著作。

  在一九一五年中期,这个组织已经同三百多个地区建立起了联系[105]。一九一五年一月五日,中央核心的另一位成员阿图尔·克里斯平向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党员发去了建立组织的传单,几天后他就接到了来自德累斯顿、杜伊斯堡(Duisberg)、慕尼黑和但泽的回音,响应他的人中还有像维斯特麦尔和迪斯曼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106]。三月五日[107],在皮克位于柏林的家中,左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织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足够让活动家们初步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组织,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党内秘密网络的结构机制了[108]。

  在这些卓越的活动家们的地下斗争中,时有成功,时有打击。卢森堡的上诉被驳回后,她从一九一五年二月起坐了两个月的牢。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监狱里给第一期《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杂志写了文章;《国际》杂志是由这个组织出版的,由她和梅林任编辑。这本杂志是在鲁尔一家党报的出版社里印刷的,上面还刊载有蔡特金、塔尔海默、施特勒贝尔、凯特·敦克尔、保尔·伦施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但它刚出第一期就立刻被当局查禁了[109]。与此同时,符腾堡活动家雅可布·瓦尔赫尔也被捕了,当局指控他散布煽动颠覆国家的传单。法庭在对他的判决中,强调指出他的政治路线违背了党的路线[110]。

  一九一五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参加完于伯尔尼(Berne)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后,在回国途中被捕[111]。尽管她在十月获释,但她的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此后几乎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活动[112]。在斯图加特有七名活动家被捕并遭到了指控,这七人中有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和一位名叫汉斯·蒂泰尔[113]的青年[114]。在柏林有位来自萨克森的建筑工人叫弗里茨·格洛比希[115],他在当地的一些青年工人中间有些影响,皮克同这些青年工人接上了头,但在妇女在国会外举行示威之后,皮克被捕了[116]。麦尔和埃贝莱因也在那年秋天被捕了。最后,当局不顾维斯特麦尔已过服役年龄的事实,将他强征入伍,结果他死在了前线附近的医院里[117]。

  在流亡者中间和瑞士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对德国的运动有密切的影响,因为第二国际的左派就是在瑞士进行了最初的重组的。好几年里维利·明岑贝格一直在领导瑞士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一直同不来梅和萨克森保持着联系。一战开始时,他正在同莱茵兰人瓦尔特·施特克尔一起工作。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德国代表,是由斯图加特、哥平根、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地方组织选派的。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以三对十三票未能通过。但大会决定同维也纳局[118]决裂,宣告自己为独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由明岑贝格任国际书记。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杂志《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出版了,上面登有亨勒、李卜克内西、柯伦泰[119]和拉狄克的文章。这份杂志在德国的传播工作得到了李卜克内西、梅林、保尔·弗洛里希和格奥尔格·舒曼的帮助[120]。

  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反战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主要由中派分子组成的多数派,他们倾向于和平主义;另一派则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左派。有五名德国代表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们是:阿道夫·霍夫曼[121]和累德堡(这两人属于中派),麦尔和塔尔海默(这两人代表国际派),这四人都赞成多数派;剩下的一位德国代表——《光线》杂志编辑博尔夏特则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唯一一名站在列宁一边的德国代表[122]。

  一九一五年六月,七百五十多位著名活动家、报纸编辑、全职干部和工会领袖联名向党执委会的政策发出了抗议[123]。这份抗议书是在李卜克内西家里,由他自己、麦尔、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赫尔曼·敦克尔、梅林、劳坎特[124]、海因里希·劳芬贝格[125]和累德堡起草的[126]。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名代表[127]采纳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这份文件激烈抨击了“国内和平”政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宣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争取到和平[128]。三月十九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这次有来自柏林的十七名代表参加[129]。这次会议同新出现的中派反对派[130]划清了界限,并在事实上成立了未来的斯巴达克派。

  针对国际派的文件、特别是卢森堡在狱中写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进行了细致的批评。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德国的国际派把和平——而不是内战——作为他们的目标。列宁抨击“尤尼乌斯”,说尤尼乌斯虽然认为战争已经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尤尼乌斯的分析却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是围绕着退回战前形势的前景而进行的,而且尤尼乌斯把阶级斗争局限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131]。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行动。当斯巴达克派追随着李卜克内西,宣称“主要敌人在国内”时,它就在革命派(这个革命派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形成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另外,在这次会议不久,奥托·吕勒在《前进报》上刊登了一篇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的文章,引起了轰动[132]——要知道,在《前进报》刊登这篇文章之前,只有博尔夏特的杂志才支持这一分裂[133];奥托·吕勒随后被捕。左派活动家们一直努力使青年组织中的左派与机会主义决裂,就像柏林的弗里茨·格洛比希所作的那样——他和他的同志们组织起了一个独立的青年工人组织[134]。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装成大自然爱好者,在耶拿(Jena)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举行了全国青年反对派大会。李卜克内西、吕勒、亨勒和舒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135]。革命派成功地出版了合法报纸——比如不来梅的《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136]。他们还出版了一些地下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是非法的,但却多少都能做到按时出版,这些地下刊物有《斯巴达克通信》,还有在杜伊斯堡和汉堡出版的《斗争》(Der Kampf)[137]。

  随着左派反对派的成长,它开始遇到各种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时中派反对派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在议会党团内很活跃,该如何同中派反对派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它内部对于未来的前景的认识也不一致。一些人要求成立新党,与社会民主党彻底断绝关系。卢森堡反对这种看法,她认为他们应该留在党内,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要避免变成一个孤立的、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并尽量引导工人参加斗争[138]。一月的时候,吕勒、林道[139]和不来梅人约翰·克尼夫[140]就已经宣布要与党决裂[141]。1916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是与卢森堡的“群众行动”概念相符的,与此同时,青年活动家们印刷和传播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142],这表示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罢工,似乎印证了这条路线;没有受到革命派直接影响的工人群众,在战争期间发动了政治性罢工(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罢工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列维去了瑞士,并同当地的德国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43])做了很多组织工作,斯巴达克派(当时已经改叫这个名字了)的人数依然很少,李卜克内西的的威望所赢得的同情,并未能使斯巴达克派在人数上增长多少[144]。斯巴达克派的一些成员,比如赫克特和在开姆尼茨的布兰德勒,能发挥真正的影响力,但他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们在工会中的职位[145],而不是因为斯巴达克派本身具有影响力;此时的斯巴达克派仍是一个很不牢固的、松散的网络,逮捕和入伍通知书随时都能破坏这个组织内部的联系。

  其实,当时已经有了几个组织。在柏林,有人围绕着《光线》杂志,组成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但是当局对它的镇压,以及它的核心人物博尔夏特的转变,很快就让那些曾对它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列宁)失望了[146]。在德国东北部,一些小组开始同国际派结盟,与此同时,这些小组同当时在瑞士的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在汉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劳芬贝格(战前曾是中派)转到了反战立场上来。他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147](曾参加过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rold])、鲁道夫·林道、威廉·迪维尔(Wilhelm Düwell)和保尔·弗洛里希等活动家一起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小组。在这个小组身边,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青年”组织,以开展户外休闲娱乐活动为掩护,开展了宣传鼓动活动。由于得到了地下领袖们的支持,它在青年工人中间招募到了不少成员,但它与其他地下小组没有联系[148]。

   激进派在不来梅一直拥有可观的影响力——皮克曾担任过当地党组织书记,潘涅库克也在那里住过六年——曾当过学校老师、后来在党校任教、在《不来梅市民报》编辑部工作过的约翰·克尼夫在青年工人中间很有影响力。当地党组织的干部跟拉狄克有私人交情,而拉狄克也通过通信继续保持着对他们的影响。克尼夫能每周举行一次党内讨论会,在会上他为革命思想辩护、传播刊登在瑞士报刊上的拉狄克、列宁、托洛茨基的文章[149]。他组织了一个主要由青年活动家组成的地下核心,这个核心小组在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

  他的一个支持者——青年记者艾尔德曼[150]同德累斯顿和斯图加特的青年组织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艾尔德曼甚至还跟第七十五步兵团的一群士兵保持着固定联系,这些士兵是由不来梅鞋匠卡尔·雅纳克[151]组织起来的。一九一五年秋天,雅纳克趁休假之机告诉克尼夫,他的同志们赞成同党决裂,成立新的革命党。一九一六年,不来梅组织选派艾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耶拿大会。就在一九一六年里,不来梅的革命派已经同经营《不来梅市民报》的中派彻底决裂,革命派从在海军码头上工作的工人当中募集到了一笔经费,买下了一家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周刊《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他们的领袖参加了国际派的会议,与博尔夏特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拉狄克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保持着联系。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期间,恩斯特·麦尔从柏林出发,去了不来梅,在那里,他同不来梅的革命派就他们的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52]。

  在柏林,下巴尼姆的活动家们是从党内开展工作的,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从工会内产生的新反对派取代了,新的反对派是由“革命工长”组成的,他们是社民党在柏林各工厂内著名的“党信得过的人”的继任人[153]。战争塑造了他们,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其实,当党的领袖宣布“国内和平”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五金工会车工分会领袖里哈尔德·穆勒就邀请了柏林五金工会的几位领袖,召开了会议,讨论绕开支持战争政策的改良主义领袖——即奥斯卡·科恩[154]和威廉·西林[155]等人,在工会内组织反抗雇主的活动事宜。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穆勒几乎当选为柏林工会领袖,但他坚决谢绝了[156]。

  后来,穆勒对这次错失良机后悔不迭,但此时这个小组更倾向于在工会机关内开展半地下活动,而不是直接接管工会。这个小组最初的核心(一九一八年,他们的存在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是在密谋的气氛中活动的。它系统地从各工作场所、各行业的工会代表中招募可靠的成员。这个网络的成员们把自己隐藏在各个关键岗位上。他们利用车工工会提供的合法掩护,以组织良好的派别的形式在工会内活动,但一直同各工厂、各车间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逐渐拥有了控制代表大会的能力,并坚持要求彻底的讨论自由。

  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既不是工会,又不是党,而是一个既像党又像工会的地下集团。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班子,他们曾有几次成功地表达出了工人反抗国家和党机关的意愿,在活动中具体地表达出了他们的要求和他们随时准备斗争的决心。它的主要核心——即“中央”——的人数,从来没超过五十个人[157],但由于车工被很好地分配在各个工作场所里,车工便在各种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一个虽然规模小、但却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集体,所以这个集团在几百个受他们直接影响的人的帮助下,使几十万柏林工人能够做出符合他们愿望的积极行动的决定,从而推动了几十万柏林工人。

  这些五金工人都是技术能手,收入相对较高,因为雇用他们的企业都在为了应付战争订货而全力开工。他们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和战前工会运动中最优秀的分子。在一九一四年,他们并不出名,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柏林工人接受了他们的领导,尽管他们年纪还不大,但却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干部。他们的主要领袖里哈尔德·穆勒与累德堡有联系,倾向于中派反对派,这使得他尽量避免让反对派中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论战[158]。他们中有三人——布鲁诺·佩特斯[159]、奥托·弗兰克[160]和赫尔曼·格洛特[161]本来就已参加了、或不久就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62]。而剩下来的人则接近斯巴达克派,后来他们大部分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间参加了共产党,比如保尔·埃克尔特[163]、保尔·维格曼[164]、里哈尔德·诺瓦科夫斯基(Richard Nowakowski)、汉斯·菲弗尔[165]、保尔·诺伊曼[166]、海因里希·马尔赞[167]、诺严多夫(Neuendorf)、奥托·托斯特[168]、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弗里茨·文古特[169]、里哈尔德·舍特勒(Richard Schöttler)、保尔·维尔[170]和安东·格利列维奇[171]等人。后来,又有一些不在工厂里工作的活动家加入了他们的圈子,比如奥托马尔·盖施克[172],他是一家青年工人旅馆的经理[173]。由于时常有人入伍和退伍,这个圈子的成员经常变动,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他们与李卜克内西一起领导了有五万五千名柏林五金工人参加的罢工[174]。

  它是一个灵活的网络,靠着在合法组织中工作的活动家彼此之间的信任而存在着。实际上,革命工长组织已经成了柏林工人的候补领导层。它曾有几次成功地向社民党和工会发起了挑战,但是,它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导机关的雄心,也没有同工会决裂的胆识。

<h3>反对决裂的革命派</h3>

  德国的革命反对派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所期望的相差很远。当然,不来梅的小组确实有时会出版布哈林、拉狄克或列宁的文章,并乐于全面接受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的分析。而国际派虽然也同意第二国际已破产的论断,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具有历史必要性,但拒绝通过与机会主义决裂来为此做好准备:

<BLOCKQUOTE>当旧的国际破产后,新的国际必将诞生,但只有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诞生出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必须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只能证明它本身是存在缺点的(这些缺点是它长久以来的痼疾),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想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去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话,它就必须经受彻底的内部变革。</BLOCKQUOTE>

<BLOCKQUOTE>要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光靠拟定几份纲领、发表几份宣言,光靠机械的纪律或过时的组织形式,是办不到的,只有通过广泛地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依靠群众坚决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首先要把党的官僚机构转变为民主的机构,在这么一个民主的机构里,全职干部将成为群众的工具[175]。</BLOCKQUOTE>

  其实,卢森堡从第二国际的破产得到的经验教训,几乎没有使她在组织问题上向列宁靠近一点。她写道:

<BLOCKQUOT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及其备受赞扬的纪律偏偏表现在这里——这个有四百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小撮议员的指挥下,在二十四小时内回转身来,被人驾在一辆大车前面,而过去它是把猛烈攻击这辆车当作终身目标的。……德国的教育和组织越是好,越有闻名的纪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帮助也就越……有效[176]。</BLOCKQUOTE>

  她相信革命派们必须组织在一个党和一个国际里,但她却不认为这一历史使命是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完成的,尤其是在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

<BLOCKQUOTE>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177]。</BLOCKQUOTE>

  所以,国际派的革命者们所接受的革命前景,与布尔什维克的很不一样。国际派的任务是把老房子修好,把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赶走,并且还要为了普通党员把党夺回来。为此,在等待着必将到来的群众起义的同时,他们的宣传要能帮助启发群众,并为群众提供一种纲领。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及受其影响的那部分德国革命派所鼓吹的那种“机械的”立即决裂,是一剂比疾病还糟糕的猛药。约吉希斯写道,这么做可能会导致革命派与“党内最优秀的同志们”隔绝开来,使他们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178]。卢森堡写道:

<BLOCKQUOTE>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幻想[179]。</BLOCKQUOTE>

  实际上,她宣称这样的倡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得先把自己从“议会痴迷病”和“党证”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

<BLOCKQUOTE>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180]。</BLOCKQUOTE>

  其实,正如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决定,宣示了社民党已经不仅是“阶级本身的运动”,而且还成了一个可以叛逃到阶级敌人那边去的一个机关一样,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也揭示了各种企图修复或改良社民党的设想都是徒劳无功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事实上分裂了,这自然有部分是“群众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是由机关的行动造成的。不仅仅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决裂了,改良主义派里头也发生了分裂。就这样,在革命派的行列当中,再次出现了思想混乱,因为革命派并未预见到这一点,也未为此做好准备。



[1]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2]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中译者注

[3]卡·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柏林,1919年,第14页。

[4]同上,第55页,第87页。

[5]奥托·吕勒(Otto 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7年国际共产同盟公开存在时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行列,赞成脱离社民党。1919年11月辞去了他在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职务。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联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即加入共产国际所需的二十一个条件——中译者注),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工联派”,参加了反极权派。1923年重归社民党。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

[6]弗洛里希(Frölich)、林道(Lindau)与托马斯(Thomas)主编,《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29年,第99页;菲利普·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57—258页。

[7]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转引自卡尔·格吕恩贝格(Carl Grünberg),《国际与世界大战》(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Weltkrieg),第一卷,莱比锡,1916年,第51页。

[9]同上,第63—64页。

[10]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35页。

[11]弗·艾伯特,《文集》(Schrif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6年,第309页;又见迪特尔·库尔特·布塞(Dieter Kurt Buse),《艾伯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艾伯特日记中的一个月》(Eber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One: A Month From his Diary),《国际社会史评论》,第3期,1968年,第430—448页。

[12]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45页。

[13]转引自欧根·普拉格(Eugen Prager),《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Geschichte der USPD),柏林 ,1921年,第34页。

[1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0页。

[15]保尔·乌姆布莱特(Paul Umbreit),《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工会》(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m Weltkrieg),柏林,1917年,第21页。

[16]同上,第21—30页。

[17]卡尔·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73页。

[18]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ral 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19]弗·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World Communism),密歇根,1962年,第58—59页。

[20]详见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与战争》(Sozialismus und Krieg),布拉格,1937年。

[21]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7—258页。

[22]参见《德国革命插图史》里的大事记,第515—518页,这一部分记录了媒体所遭受的迫害。

[23]下巴尼姆(Niederbarnim)区是柏林的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工人。——中译者注

[24]保尔·施文克(Paul Schwenk,1880年8月8日——1960年8月22日),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至1941年遭到关押,1945年返回德国,任柏林市议会的计划部门负责人,后来在民主德国多个机关中任过职。——中译者注

[25]奥托·盖贝尔(Otto Gäbel,1885年——1953年),装订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与下巴尼姆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出版了反对派的第一批文件。后来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但在德共(斯)成立时没有加入,而是留在独立社民党内,成为独立社民党内左派领导之一。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被选入中央。1921年12月支持布拉斯反对中央,但后来没有参加共产社。后来负责编辑《共产党通讯》(Kommunis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并任国会党团书记。当过柏林市议会议员。受财政丑闻牵连,于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后来又被监禁。此后退出政界,死于西柏林。

[26]玛尔塔·阿伦泽(Marta Arendsee,1885年——1953年),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成为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是反对派成员,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共。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者》(Die 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为莱比锡的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27]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雷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神圣联合”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这届内阁。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了类似的同盟关系,所以这里的“神圣联合”也是指德国社民党同德国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状态。——中译者注

[28]玛·阿伦泽,《在红旗下》(Unter der roten Fahne),东柏林,1958年,第75—81页;保·施文克,《列宁、梅林与下巴尼姆的参考资料》(Lenin, Mehring und das Niederbarnimer Referentenmaterial),《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1期,1960年,第158—163页。

[29]参见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回忆录,《共产主义者公报》(Bulletin communiste),第3期,1921年1月20日,第40—45页。

[30]《革命》(Die Revolution),第2期,1924年,引用自热尔贝·巴迪亚(Gilbert Badia),《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战争初期的态度》(L'Attitude de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allemande dans les premiers mois de la guerre),《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第49期,1964年,第84页。

[31]同上。

[32]同上,第85—86页。

[3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一卷,东柏林,1958年,第35页。

[34]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第23—24页。

[3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7页。

[36]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41页。

[3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3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8页。

[39]海因里希·居诺夫(Heinrich Cünow,1862年4月11日——1936年8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早年经商,后参加了工人运动。从1898年起担任《新时代》杂志编辑。1905年参加《前进报》编辑工作,在一战爆发初期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1933年移居法国,1936年逝世。——中译者注

[40]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922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与人共同创建独立社民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委员会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社民党后不久逝世。

[41]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30—32页。

[44]里哈尔德·费舍尔(Richard Fischer,1855年—192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党的新闻工作者,排字工人出身。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他担任秘密发行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排字工长,1890—1893年,他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893—1903年,他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和出版人,1893年起被选入德国议会,担任议员一直到逝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中派立场。——中译者注

[4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6]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一卷,第306—317页。

[47]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从哈阿兹到卢森堡,还有蔡特金和梅林,都得了重病。

[48]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41页,第89页。

[49]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7页。这篇文章实际写于公历9月5日—6日(俄历8月23日—24日)。

[50]同上,第1页,第2页。

[51]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4页。

[52]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2页。

[53]同上。

[54]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9—260页。

[55]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66—267页。

[56]弗·伊·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5页。

[57]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8—19页。

[58]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

[59]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60]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9页。

[61]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7页。

[62]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5—46页。

[63]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4页。

[64]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66—72页。

[65]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中译者注

[66]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2—77页。

[67]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29页、第156页、第157页。

[68]详见《导言》(Zur Einführung)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任务》(Die Imper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s Proletariats),《先驱》,第1期,1916年1月,关于以上两文的摘要,见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21—128页。

[69]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1876年3月11日——1941年5月7日),生于阿姆斯特丹一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7年代表荷兰社会主义者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参与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并任主编。1909年,因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该党。同年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任该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和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建为荷兰共产党,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因对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工会等问题决议有不同看法,1926年被开除出荷共。1930年恢复党籍,1935年重新当选为荷共中央委员。1918—1925年和1929年后,均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70]弗·伊·列宁,《致戴·怀恩科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2页。

[71]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6页。

[72]卡·拉狄克,《第一步》(Der erste Schritt),《光线》,1915年10月3日,第3—5页。

[7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4]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2—166页。

[75]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0页。

[76]《前进报》,1915年2月20日。

[7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3页。

[7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490页。

[8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3—126页。

[81]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5页。安德烈·萨尤(André Sayous)就食品供应问题进行了完整的研究,详见他的《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L'épuis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 entre 1914 et 1918),刊载于《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940年3月1日,第66—75页。

[83]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4]同上,第123—124页。

[8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7—168页。

[8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页。

[87]同上,第516页。

[88]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Internationale)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创刊号出版,随即遭到了社民党执委会和德国反动当局的联合围剿,只出了一期就被当局查禁。此后左派就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派别组织,它也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前身。——中译者注

[89]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3—375页。

[90]演讲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76—378页。

[91]埃尔文·温克勒(Erwin Winkler),《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Die Berliner Obleutebewegung im Jahre 1916),《科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wissenschaft),东柏林,第11期,1968年,第1427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页。

[92]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324页。

[9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2页、第331页、第516页。

[94]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630页。

[95]保尔·郎格(Paul 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办公室职员,1900年参加社民党,曾任职员工会领导。一战中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进入中央。1920年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后加入独立社民党,1922年回到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没有太突出的表现。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96]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 Ludwig Rudolph 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同盟。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独立政府书记。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97]凯特·敦克尔(Käte Duncker,1871年5月23日——1953年5月2日),娘家姓多尔(Doell),当过教师,1898年同赫尔曼·敦克尔结婚,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担任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在战争期间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国际派,1918年进入中央,负责妇女工作。1919年被选入中央,1920年未被选入中央。此后未担任重要工作。1938年流亡美国,1947年与丈夫一起返回东德定居。

[98]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90—191页;海因茨·沃尔盖穆特(Heinz Wohlgemuth),《德国共产党的成立》(Die Entstehung der KPD),东柏林,1968年,第64—65页。

[99]霍·舒马赫曾在书中写道,保尔·施文克曾误以为这份传单是梅林写的,见《他们叫他卡尔斯基》,第134页。

[100]阿尔伯特·奥斯卡·威廉·休特古姆(Albert Oskar Wilhelm Südekum,1871年1月25日——1944年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01]《工人社论》(Labour Leader)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 Miner),1888年改名为《工人社论》,后来改名为《新社论》(New Leader),最后于1947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 Leader)。——中译者注

[10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3页、第77页。

[103]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4页。

[104]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中译者注)。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105]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IML ZPA),东柏林,《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档案文件,1914年》(Wilhelm Pieck. Mappe, Dokumente du KPD 1914),1929,NL 36/2。摘要见热·巴迪亚,《斯巴达克运动》(Le Spartakisme),巴黎,1967年,第326—337页。

[106]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98页。

[107]原文为5月5日,经查证改为3月5日。——中译者注

[108]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IML-ZPA,NL36/2。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皮克、李卜克内西、梅林、凯特·敦克尔、赫尔曼·敦克尔、盖特纳(Geithner)、吕勒、保尔·列维、克里斯平、贝尔滕(Berten)、梅克尔(Merkel)和盖贝尔。

[109]详见《国际》杂志在翻印重版时由沃尔盖穆特撰写的序言,《国际》,东柏林,1965年。

[11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1]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50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6页。

[11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3]汉斯·蒂泰尔(Hans Tittel,1894年9月1日——1983年8月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平板印刷工。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时成为符腾堡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支持斯巴达克同盟,被监禁八个月,后被强征入伍。后成为斯图加特的德共(斯)党组织领袖,并成为党内右翼领袖之一。1923年成为图林根(Thuringia)政治书记,1923年至1924年间被关押,1926年起领导中央出版局,1928年年底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国外,1939年被德共(反对派)开除,逃到美国,1962年返回西德定居。

[11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01—206页。

[115]弗里茨·格洛比希(Fritz Globig,1882——?),出身于工人家庭,四岁时被电车撞伤。当过雕刻师,1908年参加了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同时继续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活动。1922年在苏联大使馆工作。1923年在不来梅当记者,此后一直在德国搞新闻工作,直到1930年迁居莫斯科为止。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中被关了许多年。195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11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第515页。

[118]指1915年4月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会议。——中译者注

[119]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中译者注

[120]维·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Die Dritte Front),柏林,1930年,第43页,第156—165页,第204—207页。

[121]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社民党,但没有回到社民党,逝世前一直是独立社民党的一个保持独立的残余小派别的党员。

[122]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37页。

[123]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173页。

[124]古斯塔夫·劳坎特(Gustav Laukant,1869年9月22日——1938年10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战中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创建独立社民党,任《自由报》编辑。——中译者注

[125]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 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1914年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支持革命“工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乱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126]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许多未来的共产党领袖,比如布兰德勒、布拉斯、多伊米希、埃贝莱因、赫克特、郎格、梅尔格斯(Merges)、保尔·诺伊曼、吕勒、塔尔海默和瓦尔赫尔,还有未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克里斯平、罗伯特·迪斯曼和累德堡。

[127]这十二位代表是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克尼夫(Knief)、李卜克内西、林道、梅林、麦尔、明斯特(Minster)、吕勒、舒曼、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与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详见《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70—275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7—171页。

[12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279—282页。

[129]1948年,一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代表的笔记被发现后,这次会议才开始广为人知,详见奥洛夫·乌·普莱纳(Orloff.U.Plener),《斯巴达克派的三月会议:德国共产党成立道路上的里程碑》(Die M?rzkonferenz der Spartakusgruppe, ein Markstein auf dem Wege zur Gründung der 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东柏林,1961年,第4期,第812—841页。

[130]随着一战的进行,工人阶级的处境不断恶化,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越来越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中派也开始反对党的领导层,形成了一个中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袖是哈阿兹和累德堡。——中译者注

[131]详见弗·伊·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132]《论党的分裂》(Zur Parteispaltung),《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7页。

[133]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4页。

[134]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3页。

[13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1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07页。

[136]这几家报纸是由瓦尔赫尔、亨勒、克里斯平和吕克(Rück)控制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3页)。

[137]同上。

[138]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277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86页。

[139]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88年3月28日——1977年10月18日),出身于马具商家庭,当过运输工人。1907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是汉堡左翼激进派领袖,后参加德共(斯),当共工党脱离德共时继续留在德共内。1921年任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区书记。他在德共内属于左派,持温和立场。1923年入选中央,在组织部门工作。1924年参加中派集团。1933年至1945年流亡苏联,返回德国后任柏林党校领导,1950年被解职,此后编写了多部史书。

[140]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曾组织反对派,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哥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同盟进行论战,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141]弗·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aber verbunden sind wir machtig),东柏林,1958年,第138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9页。

[142]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1—102页。

[143]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Paul Levi.E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法兰克福,1969年,第17页。

[144]在李卜克内西被判刑后,他的威望不降反升。

[145]西格弗里德·贝克特(Siegfried Beckert),《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Die Linken in Chemnitz im Kampf gegen den Opportunismus fuer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neuen revolutionaeren Parte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第1期,1967年,第190页。

[146]列宁曾对这个组织寄予厚望,详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6页。

[147]弗里茨·沃尔夫海姆(Fritz 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工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是引发各共产主义政党论战的重大问题之一)。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乱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里。

[148]《向前迈进,不要忘却》(Vor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东柏林,1958年,第235页,第253页。

[149]同上,第142页。

[150]维利·艾尔德曼(Willi Eildermann,1897——?)出身于社民党全职干部家庭。当过青年组织者,1914年的时候是国际主义者。1916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为共产党报纸当过记者,主要是在1923年为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工作过。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7年至1938年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后被拘留到1942年。1942年至1944年在英军中服役。后返回苏联。返回民主德国后任历史教授,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他所支持的关于德共起源的观点遭到了乌布利希的批判。

[151]卡尔·雅纳克(Karl Jannack,1891年1月23日——1968年5月27日),私生子,曾当过农场工人、补鞋匠。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至1916年参军,中了毒气后退伍。在服役期间同不来梅的“工人政治”集团合作。后被捕,自愿参军服役,直到十一月革命为止。与人共同创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成为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当选为德共(斯)西北地区书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与极左派一起被开除,但未参加共工党。重新参加德共(斯)后继续原来的工作。1920年后入选中央委员会。1922年起任全德工联的雷姆沙伊德组织的书记。1923年起任德共负责莱茵兰—南威斯特法伦地区工会工作的书记,坚定地支持布兰德勒反对左派。1924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1925年再次加入德共,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随后被指控参加纳粹党。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5年定居民主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5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43—148页,第169页。

[153],关于这一点,详见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eischen Rätediktatur und sozialer Demokratie),杜塞尔多夫,1954年,第40—44页;皮特·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杜塞尔多夫,1964年,第71—78页;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2—1435页。又见里哈尔德·穆勒的回忆录《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柏林,1924-25年。

[154]奥斯卡·科恩(Oskar 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7年任俄国大使越飞(Joffe)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155]威廉·西林(Wilhelm Siering,1875年3月28日——1945),出身于铁匠家庭,当过铁匠学徒,1904——1919年任德国五金工会铁匠分会干部。——中译者注

[156]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59—60页。

[157]托尔明认为,这个核心的人数有八十到一百人(《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42页),但冯·奥尔岑不同意这一数字,他在《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74页)中提出了可信的论据。

[158]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66页。

[159]布鲁诺·佩特斯(Bruno Peters,1884——?),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1916年成为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小组书记,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7年4月领导了德国武器军火厂的罢工。1918年1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担任了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工人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在监督委员会内任职。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长时间担任次要职务。

[160]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77年9月15日——1953年12月12日),柏林建筑装配技工。189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担任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1918年10月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代理人。后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机关中任次要职务。曾与皮克合作过。1933年被捕,后获释,流亡英国。1946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1]赫尔曼·格洛特(Hermann Grothe,1888——?),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6——1917年住院,后退役。参加了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的革命工长组织,受命筹备十一月起义。1919年在失业工人当中很活跃。1922年起任工人苏维埃全国委员会主席。1924——1933年任德共全职干部;希特勒上台后被监禁了两年半;战后定居东柏林。

[162]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又见收录于《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69页和第349页上的最早一批活动家们的回忆。至于格洛特的生平,参见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Der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7页。

[163]保尔·埃克尔特(Paul Eckert,1883——?),五金工人,1914年前参加社民党,一战中组织和领导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2月任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但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工会部门工作。支持列维,在被开除出德共后参加了共产社,随后于1922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后回到社民党。从1922年起在社民党内任次要职务。1945年后定居东德,以“老革命”的资格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4]保尔·维格曼(Paul Wegmann,1889年10月17日——1945年4月3日),柏林五金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与里哈尔德·穆勒一起组织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任行动委员会委员,随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左派发言。在工会和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后参加了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的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后来成为了柏林市政当局的青年问题专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后因斑疹伤寒死于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

[165]汉斯·菲弗尔(Hans 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中被解雇,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书记,负责组织建设。1923年1月被选入中央,4月时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166]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反对派。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的工会部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167]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社民党议员,与人共同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40年—1945年被纳粹监禁。

[168]奥托·托斯特(Otto Tost,1883年1月4日——1954年1月30日),柏林五金工人,曾参加海军,后退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参加了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后再次被征召入伍,在库克斯港(Cuxhaven)组织了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并短暂领导了该部队。1919年10月任五金工会主席和柏林工会书记,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支持迪斯曼,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

[169]弗里茨·文古特(Fritz Winguth,1892——194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成为青年组织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者。1917年任诺伊克伦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1920年入选德共(斯)中央。支持列维,1921年随列维被开除出党,追随列维一起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1933年任五金工会书记,1933年纳粹上台后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抵抗小组,1945年后在东德工作,但未参加统一社会党。

[170]保尔·维尔(Paul Weyer,1887年4月18日——1943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同时成为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接近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德共内属于左派,领导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1924年领导了脱离工会的运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重返社民党。

[171]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1885年1月8日——1971年8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在东线打过两年仗,后因伤退伍。在柏林的工厂里当机械工人,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在柏林警察局里担任艾希霍恩(Eichhorn)的助手,在1919年1月发挥了重大作用。1920年任大柏林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后任主席,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书记。1923年在莫斯科准备起义。在德共内属左派,1924年入选中央,多次被判刑。1927年被开除出党。成为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在德国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1933年被诬告为间谍,被捕,后脱身,1937年抵达法国,1941年抵达古巴,在那里当木匠一直当到1955年,后返回西德。

[172]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 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同盟,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加入,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3年5月被选入中央工作,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德共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里坐过牢,1945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主席。战后参加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任次要职务。

[173]冯·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73页)中指出,保尔·肖尔策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这确实有可能,但缺乏文件证据。不管怎么样,保尔·肖尔策没有在1919年1月参加德共(斯)。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布金(Yakov Samoilovich Drabkin)认为,弗兰克、舍特勒、诺瓦科夫斯基和汉斯·菲弗尔四人是“在革命工长组织中间工作的革命派活动家”,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 1918 in 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448页。

[174]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9—1430页。似乎在整个一战期间,警察都没能打入这个圈子,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无论如何,在列奥·施特恩(Leo Stern)出版的档案《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Die Auswirkungen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eutschland)里没有关于他们的报告。

[175]《斯巴达克通信》(Spartakusbriefe),柏林,1958年,第137—139页。

[176]罗·卢森堡,《国际的重建》,发表于1915年4月15日《国际》第1期,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0—32页,中译者为袁成,校对者为常正文与殷叙彝。 

[177]罗·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3、109—121、132—152页,中译者为唐春华与周家碧 ,校对者为殷叙彝。

[178]详见约吉希斯于1916年9月写给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信,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93页中引用了这些信。

[179]罗·卢森堡,《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发表于1917年1月6日《斗争》第3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32—236页,中译者为肖辉英,校对者为周懋庸。

[18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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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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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五章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h2>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代表德国出席会议的除了《光线》杂志的博尔夏特、代表国际派的恩斯特·麦尔和贝尔塔·塔尔海默[1]之外,还有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格奥尔格·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这两人都是德国国会议员,由于战前他们经常在论战中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以成了激进左派的著名人物。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他们两人支持多数派(这些人被列宁描述为“中派主义者”)的观点。弗兰茨·波克瑙认为,战争促使社民党内的各种派别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2],但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少数几个临阵叛变的人之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后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还是那批旧反对派。在8月3日表示反对战争拨款的那十四名议员的态度跟激进派阵营极其接近。他们反映出了激进派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忠诚,以及对号召所有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任何合作这一原则立场的忠诚。

  但是,战争所揭示出来的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再加上李卜克内西的行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并揭示出了一种旧左派阵营从未设想过的新前景。在李卜克内西拒绝向党纪屈服,并呼吁群众踢开党进行独立行动时,他有力地把激进派阵营打碎了,而这正是他所关心的:“现在要做的,是进行公开的鼓动和澄清,而不是和稀泥、搞调和[3]。”

  其他反对派议员的反应不可谓不剧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到二日凌晨,李卜克内西同其他反对派议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李卜克内西决定同他们(这些人后来被叫做“中派分子”)分道扬镳,此后,在前激进派分子中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哈阿兹和他的朋友,比如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等人,认为李卜克内西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行为,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的行为只会给执委会提供采取纪律措施的借口,而如果执委会真这么做了,只会给必需的内部讨论添乱。李卜克内西反驳说,当反对派急于表现自己的忠诚,屈服于执委会的决定时,他们就成了执委会的帮凶。中派则愿意冒这个险,在他们看来,尽管党会犯错——在八月四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而此后在吞并领土问题上又是一错再错——党还是他们的党。他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开展政治斗争,以此来使党获得新生,开展这种政治斗争时必须尊重党的章程和传统。

<h3>忠诚反对派[4]</h3>

  执委会非常了解这种形势。此时,执委会需要拖住那些不打算闹出丑事的反对派分子,利用他们来孤立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把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打成破坏统一的“党的敌人”。忠诚反对派的存在,可以被执委会用来反驳李卜克内西关于他的违纪行为是唯一能表达他的反对态度的方法的指控。因此,执委会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决定以某种方式承认反对派的公开存在,并允许那些从良心上不愿接受党纪、不愿赞成战争拨款的社民党议员,在进行投票表决时退场。三月二十日,在德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奥托·吕勒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投了反对票,而哈阿兹和他的朋友们则在表决前就退席了[5]。

  在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强调战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强调通过“国内和平”巩固国防的时候,中派少数派则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寻求达成光荣的妥协,求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表现出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忠诚。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们则拒绝参加这种勾当。他们批判了“不割地的和平”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起源于考茨基战前提出的“全面裁军”思想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为多数派的战争政策打掩护的左翼伪装罢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似乎证明了李卜克内西的正确。在一九一五年,战争明显陷入了僵持状态,而社民党执委会根本不想批判德国的统治者们的吞并计划。对民主权利的攻击、警察的镇压、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使得所有反对派的工作好做了一些,而中派反对派加强了他们对党的批评,并首次在党外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三月,哈阿兹与施塔特哈根[6]在国会内向戒严状态、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当局的国内政策的反工人阶级性质进行了抨击。累德堡谴责了对占领区上少数民族的镇压[7]。哈阿兹指责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这些批评赢得了一片附和,开始有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些批判仍然仅仅局限于战争政策的框架内。哈阿兹坚持认为,对祖国保卫者的士气造成了损害的各种酷刑,必须得到纠正[8]。

  三个月后,政府公开了自己的吞并政策,而社民党执委会对此表示支持,面临着这一局面的中派为了阻止李卜克内西正式反对他们,便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就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由李卜克内西、施特勒贝尔、马尔赫列夫斯基、麦尔等人起草的抗议书[9]发表之后,伯恩施坦、哈阿兹和考茨基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务之急》的文章[10],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忠诚反对派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没有批判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采取的立场,但却宣称,由于德国的安全已经得到确保,德国的边境已经安全了,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那些此前一直被忽视、但现在却具有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的部分上,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不割地的和平”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情况去。

  文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但却认为党应该拒绝信任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并建议党应该采取行动争取和平。尽管他们的提议的态度是谦卑恭谨的,政府还是恼火了。毕竟,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战前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莱比锡人民报》被查禁了[11]。至于执委会,它则把最后的伪装撕下了;十二月十五日,谢德曼就首相的吞并计划,向首相提出了质询[12]。谢德曼的质询的调子,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答复的内容,给中派的印象是:谢德曼和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唱一和地演一出戏,其实执委会早就已经批准了吞并计划。受此刺激之后,一些中派决定违反党纪,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战争拨款问题再次进行表决时,社民党议员们集体退席,不参加投票,但还是有二十名社民党议员留下来投了反对票[13]。

  在执委会和忠诚反对派之间,第一道明显的裂痕就这么出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忠诚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明中说,根据党的传统,对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政府表示信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德国的边界已经安全了。执委会对此的反应是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二日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以此来杀鸡儆猴[14]。

  但党内的不满迹象正在不断增加。大柏林中央委员会(Zentralvorstand)以四十一对十七票通过了少数派的一份宣言,在柏林第六选区的三百二十名社民党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少数派,累德堡争取到了他们,才通过了这个宣言。在莱比锡、哈勒和不来梅的党组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表决[15]。在党的机关里,有一部分人似乎正要加入忠诚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追随他们的工人的压力。哈阿兹的职业是律师,他的职业使他每天都得面对镇压。他决定,自己再也不能在公民自由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了[16]。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17],他在国会中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戒严状态,社民党少数派议员与他一起投票反对延长戒严。他们立刻得到了党的答复:社民党议会党团以五十三对三十三票将他们开除了[18]。

<h3>党在滑向分裂</h3>

  被开除的三十三位社民党议员在国会内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党团[19]。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分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原则上来说,党还是统一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议会党团和三个思想流派。

  革命派与和平主义派似乎还没有接近到能一致的地步。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支持社会民主劳动派的议员一直躲着李卜克内西[20]。在诺伊克伦会议上,他们拒绝参加正由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所筹备的五一节游行[21]。在不来梅,哈阿兹派的一位议员亨克[22]同正在筹办《工人政治》的克尼夫和弗洛里希断绝了关系[23]。最初的一批斯巴达克通信里,对中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那时起,这两个流派就在不停地较劲,争取扩大在党内的影响[24]。

  执委会的一系列行动迫使两派相互靠拢了。从三月起,执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粗暴的进攻,企图恢复对组织的控制。在九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关于党的统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中,执委会的进攻达到了顶点。军方在十月强占了《前进报》编辑部(当时的《前进报》已经成了以希法亭为首的中派分子的堡垒),并将其交给了执委会,执委会派赫尔曼·穆勒[25]去掌管《前进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主要机关[26]。

  同情反对派的柏林工人党员不会忘记这一事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抢劫,标志着社民党领袖同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裂。在国会就人力动员法进行讨论时,哈阿兹把这个法案叫做“第二部《反社会党人法》”[27]。对支持党内多数派赞成这项法案的人,以及接受了这项法案的工会领袖们,哈阿兹派进行了批判,他们批评这些人是在“给无产阶级身上绑锁链”[28]。这些法案在“芜菁之冬”里通过了,使得党内危机达到了顶点。在两股相互冲突的阶级力量的挤压下,党被撕裂了:统治阶级躲在执委会背后,让执委会充当他们的中间人,而劳动人民则推着中派,让中派表达出他们进行抵抗的意志。执委会发现,自己得面对自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了。它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早已在全国实行的戒严状态,搬到党内来。至于党内的忠诚反对派,则为了自保,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只反右派不反党”的做法。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倡议下,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就采取措施捍卫少数派、捍卫遭到开除的威胁的活动家、保护他们的报纸免受当局抢占的问题进行了协商[29]。各派反对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出席的一百五十七名代表中,有三十五名代表来自斯巴达克派[30]。会上没人提出同党决裂的倡议。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麦尔建议,仿效斯图加特和不来梅党组织的做法,不向执委会缴纳党费[31]。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这极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唯一成果,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反对派为了“在党章的框架内”发展自己的影响,在反对派之间保持“长期联系”[32]。对于这项决议,有一百一十一位代表赞成,斯巴达克派的三十四位代表提出了反对它的动议,博尔夏特派的六位代表提出了一份反对它的提案[33]。

  反对派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分裂,然而执委会在十天之后做出的反应,却让反对派的深思熟虑都落了空。一月十六日,执委会认为反对派召开代表大会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因此执委会宣布反对派“已自行脱党”。执委会命令各级党组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是与党章相悖的——同“破坏分子”作斗争,尽快把“破坏分子”开除出党[34]。这次清洗是以蛮横专断的方式进行的。在各级党组织中,如果执委会的支持者控制了当地的领导委员会,他们就把少数派开除出党;而如果地方党组织被反对派控制了,执委会就把被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党组织<b>整个地</b>开除出党,然后再让自己信得过的人去重新成立地方党组织。有九十一个地方党组织就是这样被开除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和布伦瑞克的活动家中,绝大多数也被开除了[35]。在执委会制造的既成事实面前,反对派也只能在这一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了。执委会把分裂强加给了反对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决定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h3>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h3>

  就这样,社民党在战争的关键一年里分裂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在公开表态中,都不希望党发生分裂,然而事与愿违。这次分裂,既不是几个领袖的脱党,也不是几个地方党组织的脱离。党从上到下都分裂了。大概有十七万名党员留在老党里,而新党则自称有十二万党员[36]。在独立社民党里,有战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比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哈阿兹和累德堡,考茨基与希法亭,甚至还有伯恩施坦。对于这次分裂,反对派既没做好准备,也并不希望它发生;它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怒火,另一方面则是执委会为了替战争政策效劳,企图扼杀一切反抗所做出的决定。新党的领袖们曾宣称要避免分裂,并为此奋斗多年,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从分裂中产生出来的党的首领。

  斯巴达克派的斗士们参加了独立社民党,这同样让人吃惊,要知道他们一直在同中派和忠诚反对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起,在他们的一切文件中,都在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同中派划清界限。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曾赢得列宁热烈赞扬[37]的著名文章里,奥托·吕勒表示赞成分裂,因为他觉得中派和革命派是不能在同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的[38]。

  一九一六年三月,被社民党议会党团开除的社民党国会议员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斯巴达克派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谨慎地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和平主义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斯巴达克派写道:“我们的口号既不是分裂也不是统一,不是成立新党也不是要维持老党,而是要通过群众的反抗,自下而上地夺回党,为此群众必须把他们的组织和工具掌握在手里。[39]”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举行的反对派代表大会上,麦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立场:

<BLOCKQUOTE>反对派将继续留在党内,这是为了处处对多数派的政策进行讨伐和斗争,使群众免受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欺骗,并且利用党作为无产阶级反帝阶级斗争的招兵站……我们留在党内的时间,只到我们能够发起反抗执委会的阶级斗争为止。自从我们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阻挠开始,我们早就不愿意留在党内了。但我们并不拥护分裂党[40]。</BLOCKQUOTE>

  然而,执委会的决定使党分裂了,结果,事态向着斯巴达克派所害怕的方向发展了。有许多人认为,同中派决裂的时机也已经到了。就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举行的会议上,来自汉堡的鲁道夫·林道要求反对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革命党,来自不来梅的代表约翰·克尼夫也支持林道[41]。几周后,不来梅的活动家们决定停止向执委会缴纳党费,并自行开展活动[42]。在他们的报纸《工人政治》的专栏上,卡尔·拉狄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通过与中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建设一个革命党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他写道:“与中派一起建党的想法,是危险的乌托邦。无论形势有利与否,如果左翼激进派想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他们就必须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党[43]。”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正是赫克特与他来自开姆尼茨的同志们的最初立场[44],也是约吉希斯成功争取到的符腾堡活动家们的最初立场。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在《工人政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属于国际派,他号召同中派进行彻底的、明确的决裂[45]。

  目前的局面,是国际派从未预料到的,国际派也从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但现在一切都得取决于国际派在这种局面中的做法。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承认了这一点:

<BLOCKQUOTE>左翼激进派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最重大的担子落在了国际派肩上,它是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一个组织,尽管过去我们曾不得不批判它,但我们仍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左翼激进派的党的核心。我们老实承认:没有了国际派,我们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就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建设起一个有能力开展活动的党。左翼激进派如果要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要像一支小军队那样,但它迄今都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就得依靠国际派。否则,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左翼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划清界限、阐明立场的斗争,就要遭到进一步的拖延。[46]</BLOCKQUOTE>

  可是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相信当局会不择手段来捂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合法政党的掩护,他们就会同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尽管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有保留意见,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还是决定参加独立社民党。符腾堡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的保留意见特别强烈,因此约吉希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国际派明确反对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自己迅速蜕化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孤立小宗派[47]。

  斯巴达克派甚至还在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上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来自杜伊斯堡(Duisberg)的斯巴达克派成员萝茜·沃尔夫施泰因[48]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中派非常不信任[49]。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弗里茨·吕克[50]表示,他要求斯巴达克派能在新党内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并表示他们必须为党的基层组织争取最广泛的自主权,以此来反对“机关”,还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对“革命政策”表示了赞成[51]。

  斯巴达克派的决定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了革命少数派的分裂(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和博尔夏特没有参加独立社民党)[52],比这更严重的,是让独立社民党能够利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英勇的反战斗争中赢得的巨大声望。

  乍一看,考茨基、伯恩施坦和乌尔姆[53]等人(他们被认为是中派里的右翼)会参加独立社民党,是很让人奇怪的。人们都知道,他们认为进行通过斗争、达成妥协、获得和平才是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唯一能避免革命真正爆发的手段。人们都知道,他们相信没有旧的社民党的领导,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是在社民党执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之后,他们仍然顽固地反对成立新党。

  在他们那类中派分子里面,有许多人在哥达大会上希望避免宣布成立新党,并满足于给自己贴上“反对派组织”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被人看作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新的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既能保住让旧党重生的前景,另一方面又能与要求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的革命派的路线相靠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很可能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为了制衡斯巴达克派、限制斯巴达克派在新党内的影响,才决定参加这个新组织的[54]。

  在哥达大会上,考茨基与前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艾斯纳[55]最终决定同哈阿兹合作,坚持要求让新党保留老党的名字。考茨基声称新党“应该是老党的延续”,他表示“政府社会党人”已经抛弃了党,背叛了党的纲领,放弃了党的使命。被他当成是“倒退”立场的东西,正是大部分代表的真实想法。听了大会上的发言的哈阿兹则认真地要成立新党,他认为新党将纠正一九一四年八月的错误,并回到那条永远不该被抛弃的路线上去,“统一起来,有力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阶级斗争。[56]”。

  从这个意义来说,哈阿兹想要的,是让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那个老党复活,而在这个复活的老党里,政治组成依然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派别冲突也跟一九一四年以前一样;在革命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旁边的,是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累德堡则对斯巴达克派及被他称为“虚无主义”的那些人进行了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薄的——攻击,以此同他们拉开距离。他支持保卫祖国的原则,又号召群众向政府施压,以此迫使政府开始和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即为了各民族的自决、国际仲裁、全面裁军和废除秘密外交而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观点——这恰恰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路线不谋而合[57]。

  绝大多数新党党员同意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的观点,即他们必须同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再次举起被“多数派”践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再次把最低纲领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哥达代表大会庄严地重新采用了旧的爱尔福特纲领[58],这赋予了成立党的举动以完全的意义。代表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让旧的社民党获得重生,让旧社民党的斗争方式、旧社民党反对国家、拒绝同国家合作的传统获得重生,但他们同时也让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主义获得了重生——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抱着一种既盼望它来临、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的态度。

  新党的体制、集中化程度及其机关的角色与战前的老党有较大的不同,这方面的差异是很重要的。出席成立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相信,一切不好的问题都是由于老党的组织方式造成的。他们决定限制各级领导委员会中的全职干部的权力,只让全职干部担任顾问的角色。各级领导委员会也改叫行动委员会(Aktionausschuss)。各级地方组织的书记也因此改为由地方组织任命,直接向地方组织领工资,而不是向全国领导机关领工资。全国领导机关也不再拥有党的企业——特别是党的媒体——的财产的所有权证书。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Beirat),全国领导机关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征询顾问委员会的意见[59]。

  正如肖尔斯克所指出的,中派分子们即使是在力图革新的时候,还是死抱着过去不放。他们只是根据战前几年那段时间里遇到的组织问题的经验,来考虑组织问题的,他们是带着机会主义的观点来阻止官僚主义机构的重生的。不过,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严酷的镇压正在进行,正逐渐浮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对真正的集中制的要求。但是斯巴达克派在反集中制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要求把全职干部的数量和中央手里的财政资源减少到最低限度,还要求让各级地方组织拥有表达与行动的彻底自由。斯巴达克派的一位青年代表弗里茨·吕克明确地说:“我们要求得到执行我们自己政策的自由。[60]”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巴达克派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独立社民党。李卜克内西后来说,他们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为了推动独立社民党向前进,尽量控制它,并争取到它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61],而且也是因为对那些难以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来说,独立社民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最好的开展工作的领域。

  但这些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斯巴达克派对于新党的态度,只能由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来解释。在同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中,他们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中,对于组织问题并不太关注。他们与其他派别——在国际层面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层面上是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源头就在这里。斯巴达克派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如果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话,他们就会成立自己的组织,最起码也是在独立社民党内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牢固的派别组织——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对于独立社民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组织体制,肖尔斯克是这么评论的:

<BLOCKQUOTE>如果有了组织上的工具,只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一开始,就能通过组织工具把它们汇聚成一股统一、牢固的政治进攻力量,然而独立社民党却自己丢掉了组织工具。过去的失败经验,让未来的革命领袖们失去了判断力。[62]</BLOCKQUOTE>

<h3>左翼的分裂</h3>

  左翼激进派拼命地反对斯巴达克派参加新党的决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一次在不来梅召开的会议上,克尼夫号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决裂:

<BLOCKQUOTE>社民党的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强行分裂了党,因此必须同党内、工会内和合作社内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派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为此需要马上把工人政党内所有的左翼激进派进一步加以重组,最后组织一次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会议,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3]的工作继续下去。[64]</BLOCKQUOTE>

  一九一七年三月初,不来梅、汉堡、汉诺威(Hanover)和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的左翼激进派小组宣布支持同中派决裂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左翼激进派的党[65]。博尔夏特也持这种立场,他还以需要把所有“领袖”清除出工人运动为由,为这一立场辩护[66]。

  哥达代表大会闭幕后,不来梅和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小组立刻发表声明,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派组织[67]。《工人政治》在七月宣布:“国际派已经死了……在德国存在着稳固的基础,足以在它上面建立起新的国际社会党。一群同志已经自己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向着成立新党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68]。”

  一九一七年八月,各左翼激进派小组终于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不来梅、柏林、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吕斯特林根、默尔斯(Moers)和诺伊施塔特(Neustadt)的代表,他们怀着建设一个“国际社会党”的展望,在柏林举行了会议[69]。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必须阻止工人运动中各政党和各工会之间的分离。它宣称支持组织工人协会(Einheitsorganisationen),这个立场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些左翼激进派小组在此之前显然是追随布尔什维克的。而就在同时,博尔夏特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不会爆发革命[70]。此时仍是国会议员的奥托·吕勒则和支持他的德累斯顿与皮尔纳(Pirna)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独立社民党的成立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革命左派的分裂,并产生了大量的混乱。但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对流亡瑞士的德国革命派的影响显著增长了。通过由维利·明岑贝格经营的《青年国际》杂志,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偷偷传入了德国,许多青年斗士,不论他们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还是左翼激进派,都由此受到了列宁的影响[71]。而保尔·列维则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的邀请,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72]。

  拉狄克向列宁介绍了列维,列宁认为列维当时“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73]。一九一七年四月,当列宁开始踏上返回俄国的漫长旅程时,列维是第一个在国际主义者宣言上签字的人,他签字时用的是保尔·哈特施泰因(Paul Hartstein)这个笔名。列宁这次回国,是在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许可之后组织的,国际主义者的宣言对列宁的这一举措表示支持,并宣称“要求回国的俄国革命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那里干革命”,“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将帮助一切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开始反抗他们的政府的革命斗争”[73]。不久后,列维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哈特劳布(Hartlaub)的笔名,同法兰克福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合作[74]。

  至于拉狄克,在列宁回国时,他也离开了瑞士,与沃罗夫斯基[76]和加涅茨基[77]一起留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一起出版了两份报刊,一份叫《俄国革命信使报》(Bo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另一份叫《俄国通讯—真理报》(Russische Korrespondez-Pravda),这两份报刊是在德国出版的,上面刊登有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和来自俄国的消息[78]。


[1]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1883年3月17日——1959年4月23日),一战前加入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1916年出席了昆塔尔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参加了“国际派”的筹建工作,1917年3月被捕,10月被判处两年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德共(斯)的创立,1925年参与创立红色妇女与少女协会(Roten Frauen- und Mädchenbundes),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于1941被关押在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她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姐姐。——中译者注

[2]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61页。

[3]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51—52页。

[4]“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本意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在这里是指既反对执委会中的右派,却又不愿同右派决裂的中派分子。——中译者注

[5]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3—54页,第60页。

[6]阿图尔·施塔特哈根(Arthur Stadthagen,1857年5月23日——1917年12月5日),德国律师,1884年(一说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为止。1905年至1916年任《前进报》编辑。1906年起在柏林党校任教。一战中属于中派,1915年在国会中反对战争拨款,1916年与另外十七位社民党议员一起被开除出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3页。

[8]《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der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第306卷,第46页。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6—57页)中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他没有提到那些民族主义言论。

[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169页,n.1。

[10]《当务之急》(Das Gebot der Stunde),《莱比锡人民报》,1915年6月19日;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72—74页。

[11]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40页,n.1。

[12]菲·谢德曼,《崩溃》(Der Zusammenbruch),柏林,1921年,第30—32页;《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6卷,第443页。

[1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87—88页。

[14]同上,第87页、第90页。

[15]同上,第91页。

[1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9页。

[17]原文为5月24日,经查证改为3月24日。——中译者注

[18]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4—96页。

[19]声明内容详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6页。

[20]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90—92页;《1915年的十二月派》(Die Dezembermänner von 1915),《斯巴达克通信》,第86—91页。

[21]《斯巴达克通信》,第165—166页。

[22]阿尔弗雷德·亨克(Alfred Henke,1868年3月1日——1946年2月24日),当过卷烟工人,后参加工会运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社民党。1900年至1919年任《不来梅市民报》编辑,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最初在党内属于激进左派,一战爆发时反对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不来梅市民报》成了激进派的舆论阵地之一。1916年与哈阿兹等人一起被开除出议会党团。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中曾任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中译者注

[23]《在红旗下》,东柏林,1958年,第90—91页。

[24]考茨基在1916年8月7日写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斯巴达克派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危险……假如议会党团中的左派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在一年以前就宣布独立的话,今天的斯巴达克派就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宗派。”(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361页。)

[25]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26]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16—119页。

[27]《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8卷,第2290—2294页。

[2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ründungsparteitages der USP),1917年,第88页。

[29]同上,第97—98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4页。

[30]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页。

[3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99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126页。

[32]决议全文收录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127页。

[3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页。

[34]同上,第129—130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7年,第36页。

[35]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30—131页。

[3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8页.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 Kurt Flechtheim)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德兰(Drahn)估计社民党有二十四万八千名党员,独立社民党则有十万人。弗莱赫特海姆还写道,根据艾伯特的说法,独立社民党在柏林有一万四千名党员,而社民党则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奥·库·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奥芬巴赫[Offenbach],1948年,第109页)。

[37]弗·伊·列宁,《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49—253页。

[38]《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01—305页。

[39]《深思熟虑与当机立断》(Nüchterne Prüfung und scharfe Entscheidung),《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328—333页。

[40]恩·麦尔,《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Spartakus im Kriege),柏林,1927年,第14页。

[41]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第138页。

[42]《在红旗下》,第90页。

[43]《在自己的旗帜下》(Unterm eigenen Banner),《工人政治》,第8期、第9期,1917年,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411页。

[44]贝克特,《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第109页。

[45]保·列维,《我们与他人》(Wir und die ander),《工人政治》,第9期,1917年。

[46]《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

[4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7—148页上载有他这封信的摘录。

[48]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 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洛里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49]《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4月15日。

[50]弗里茨·吕克(Fritz Rück,1895年4月15日——1959年11月1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派,活跃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1915—1916年应征入伍,后退役,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斯图加特与人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领导革命。1921年起在《红旗》编辑部工作,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9年被当作右派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7年流亡瑞典。后参加社民党。曾写过多本儿童读物。二战后任西德印刷工人工会主席。

[5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19—23页。斯巴达克派代表在发言中赞同地引用拉狄克战前写的文章时,多次遭到打断(第62—67页)。

[52]关于不来梅和汉堡的反对派的声明,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53]艾玛努埃尔·乌尔姆(Emanuel Wurm,1857年9月16日——1920年5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二十世纪初与考茨基一起编辑《新时代》杂志,并在柏林党校任教。后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5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14—315页。

[55]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5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1917年,第39—40页,第49页。

[57]同上,第56页。

[58]同上,第47页。

[59]同上,第48页。有关组织体制的草案是由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提出的。新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由迪特曼、哈阿兹、霍菲尔(Hofer)、劳坎特、累德堡、温格尔斯(Wengels)和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组成的。恩斯特·麦尔在全国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落败。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迪斯曼、保尔·迪特曼(Paul Dittmann)、弗莱斯纳(Fleissner)、格吕茨(Grütz)、亨克、塞普·奥尔特(Sepp Oerter)和施奈尔巴赫(Schnellbacher)(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54页)。

[60]《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第22—26页,第29页。

[61]《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 30 December 1918 to 1 January 1919),柏林,未注明日期(1919年),第4页。

[62]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21页。

[63]昆塔尔(Kienthal)是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1916年4月24日至3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又被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意、英、波、罗、保、葡和瑞士等国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44人。列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为结束战争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和平的态度问题。鉴于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考茨基派鼓吹的社会和平主义日趋泛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和平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冲击,把武器指向资产阶级政府,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政策不过是替机会主义者助长声势。由于会上中派考茨基主义者居多数,草案未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采纳了草案中一些观点,揭露和批判社会和平主义,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机会主义立场,重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会议通过《告破产的和被迫害的人民书》,即《昆塔尔宣言》,号召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昆塔尔会议是列宁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的尝试。会议没有接受成立第三国际的建议。但对团结左派起了积极作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译者注

[64]《工人政治》,第8期,1917年2月24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1页。

[65]《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73页。

[66]同上,第578页。

[67]《工人政治》,第18期,1917年5月5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05页。

[68]《工人政治》,第30期,1917年7月28日。

[69]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219页中第一次记载了这次会议,此前从未有人记述过这次会议。

[70]尤·博尔夏特,《革命的希望!》(Revolutionshoffnung!)(版本信息未查明)。

[71]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第197—204页。

[72]根据昂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在《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Du Kremlin au Cherch-Midi,巴黎,1933年,第106页)中的说法,列维是在奥尔腾会议上应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的。

  1917年2月1日,在奥尔腾(Olten)举行了只有部分人员出席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被邀请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3月)的那些组织的代表(弗·伊·列宁,《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2页)。——中译者注

[73]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2页。

[74]《1917年4月7日伯尔尼国际主义者宣言》(Déclaration des internationalistes faite à Berne le 7 avril 1917),《明日》(Demain),第13期,1917年5月。

[75]夏·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8页。

[76]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译者注

[77]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78]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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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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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97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


“1897年3月15日”疑似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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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六章 革命运动的兴起</h2>

    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各交战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俄国革命就是这种危机最壮观的体现。在德国,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它的成立,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分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列宁和卢森堡就已经提出了建设一个德国的革命党和新国际的问题,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前,这个问题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之后,这个问题就被提到实践的高度上来了。

<h3>转折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年初</h3>

    交战双方在一九一六年里损失非常惨重。在一九一六年二月至十二月间,二十四万德国士兵在凡尔登(Verdun)阵亡,却没有换来德军总参谋部想要的战果。到了十二月底,协约国发动了反攻。为了取胜,德国的将军们要搜罗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资源。兴登堡[1]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2]被任命为军需总监。他们迫使政治领袖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无限制潜艇战”策略,而无限制潜艇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因为它会在中立国里引发强烈的反德舆论。假如无限制潜艇战能迅速瓦解协约国的抵抗,那它可能是有效的,于是德军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开始了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到了四月,无限制潜艇战就已经很明显地失败了[3]。

    那年的冬天冷得要命,地窖里的食物都给冻住了[4]。战前的土豆产量是四千六百万吨,而到了一九一六年,却跌到了二千三百万吨,其中有六百万吨没有在官方市场上出售[5]。黑市繁荣起来了,投机商人大发横财,这对工人区以及不时从地狱般的战场撤下来的衰弱的士兵们来说,是一个恒常的侮辱。农民的不满,则由在帝国国会中以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摇摆不定的天主教中央党,用跳“踌躇华尔兹”[6]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二月革命激起了巨大的回响。起初,它似乎提升了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因为它几乎使德国的一个对手彻底退出了战争。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大卫所说的;他强调指出: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只是因为专制政权已经瓦解了的缘故,而专制政权的瓦解,显然应该归功于德国的战争努力[7]。但在他这类人看来,二月革命这一事件,似乎只有利于那些要为胜利而“战斗到底”的人。当然,书报检查机关把一切来自俄国的消息中最本质的部分给隐瞒起来了,但是没过多久,每个德国人就都知道了(至少是大概地明白了):长期以来一直在战争宣传中被描述为“头号敌人”的沙皇专制制度,已经被人民革命推翻了。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的和平呼吁——战争鼓吹者为了宣传德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而对这个呼吁大肆吹嘘了一通——表明德国进行战争的真正目的,与艾伯特和谢德曼所说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尽管德国工农得不到有关二月革命的详细信息,但是俄国工农的行动,毕竟还是给德国工农树起了一个榜样。二月革命不仅证明了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而且还有可能结束俄国之外的战祸。在大臣会议上,内务大臣谈到了“俄国革命的刺激效果”;副国务秘书赫尔菲利希[8]就他同工会的讨论进行了汇报,他认为,根据工会的意见,“粮食供应的困难,以及俄国的革命运动,让公众变得越来越骚动不安,这可能会造成一场政府无法控制的风暴[9]。”

    二月革命激化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分化,迫使人们选择自己的立场。哈阿兹在国会里质问政府:“难道首相想让德国群众停止谈论俄国吗[10]?”累德堡在哥达就中派分子的态度做了评论:

<BLOCKQUOTE>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反对派——没有忽视东方所发生的事态。我们已经利用这个机会,向政府和各资产阶级政党指出:现在正是吸取教训的时候……我们已经声明过了:如果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在我国上演[11]。</BLOCKQUOTE>

    斯巴达克派成员弗里茨·赫克特[12]表示,在他看来,“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掌握自己的命运”[13],同时,克拉拉·蔡特金在写给大会的一封信里写到:

<BLOCKQUOTE>在我们这次大会召开前,俄国人民以火焰为字母,书写了他们的行动。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知道在战时应该如何高举国际社会主义的纯洁旗帜,在它的领导下,年轻的工人阶级在这次行动中展现出了高昂的精神,发挥出了强大的力量。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希望,我渴望你们的讨论和决定,能配得上它!革命——她是一切人、一切时代的历史性的女主人,让我们大家都来臣服于她吧[14]!</BLOCKQUOTE>

    工人的反应似乎验证了革命派的想法。帝国当局和工会领袖们眼看事态马上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便忙着四处救火。在二月二十三日的一份报告中,警方高官向柏林的军事指挥官指出:“工厂里的舆论,可以说都是由五金工会里的工会活动家推动的,这些活动家现在在政治上几乎都属于反对派,其中很多人还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而斯巴达克派的口号是:‘用罢工来结束战争!’”同一篇报告里还详细地描写了工会机关的头头们的态度:

<BLOCKQUOTE>在工会活动家中的极端分子的力量面前,工会领袖科恩和西林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极端分子,否则他们自己的位子还坐不坐得住、自己下次能不能当选都成问题。所以西林才表现得彻底站在极端分子一边,在各种集会上进行煽动……这使他赢得了同情极端派的名声[15]。</BLOCKQUOTE>

    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力量的较量里,帝国当局得靠工会领袖们来拉他们一把了。副国务秘书万沙菲(Wahnschaffe)在二月二十四日写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写道:“没有产业工人,这场战争就几乎没法打赢。而现在能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只有工会领袖了。没有这些领袖,我们什么都干不成,如果我们还去反对他们,那就更不用说了[16]。”

<h3>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工潮</h3>

    各个地下组织一直在为群众行动做准备,现在,行动的条件好像已经成熟了。在四月头几天里,斯巴达克派在柏林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群众以推翻了沙皇专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工人为榜样,举行抗议活动[17]。在莱比锡也出现了一份传单,这份传单显然也是由斯巴达克派编写和散发的,这份传单也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并以这样的句子结尾:“你们要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只要团结起来,政权就是你们的[18]!”在汉堡、马格德堡、不来梅和纽伦堡,都发生了停工事件。在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断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来临,也就是说,有可能首先进行群众动员,接下来,把他们的要求更广泛地传播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四月十五日那天,五金工会要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革命工长组织决定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号召工人为争取得到较好的食物而举行罢工[19]。工会干部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同警方勾结起来,让警方在四月十三日逮捕了里哈尔德·穆勒——他是革命五金工人的秘密组织者,还是车床工人的正式代表[20]。到了开会那天,工人才知道穆勒被捕了。

    到了开会那天,一场运动已经在莱比锡开始了。四月十二日,妇女们为了面包,在莱比锡市政厅门前举行了示威;警察逮捕了十六名示威者。十三日那天,萨克森政府呼吁人民保持冷静,接受不可避免的限制性措施。第二天,五百多名工人聚集在市政厅前,要求改善食品供应。政府允许他们进入市政厅内,并许诺将采取措施改善食品供应[21]。

    四月十五日早上,政府发出通告,将面包的每周供应量从一千三百五十克削减到了四百五十克,与这个消息一起传来的是欢呼潜艇战的胜利的公报[22]。五金工人在开会时决定采取行动。科恩与西林很快就带头行动起来,并建议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六日,举行一场争取改善食物供应的罢工[23]。革命工长组织被将了一军。他们同意工会领袖的倡议,但进一步号召把行动继续到穆勒获释为止。科恩回答他们说,这样的行动太困难了,他一个人扛不起领导这种行动的责任;他要求选举一个罢工委员会,跟他一起进行谈判,这个要求被批准了[24]。

    十六日的《前进报》没有谴责这次罢工,但发出了警告,称罢工鼓动可能危及正在进一步复杂化的“和平政策”。这家社会民主党日报宣称:“企图看到俄国事件重演的疯狂希望,会让战场上的几十万士兵送命[25]。”与此同时,所有的工厂里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在早上九点钟,三百家企业发生了罢工。各工会声称已确认的罢工工人的数量为二十万人,而真实的数字可能有三十万[26]。大街上渐渐挤满了自发参加的示威者,他们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其中有许多是政治口号。

    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在工会办公室里碰了头,并组成了一个小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里,除了代表各工会总领导层的阿尔文·克尔斯滕[27]、五金工会的领袖科恩与西林之外,还有八名工厂代表,这八名工厂代表中,至少有两人——来自施瓦茨科夫(Schwartzkopf)的奥托·托斯特和来自德国武器军需厂(DWM,Deutsche Waffen- und Munitionsfabriken Aktien-Gesellschaft)的弗兰茨·费舍尔(Franz Fischer)——是地下革命小组成员。这个代表团立刻得到了食品供应专员米歇利斯[28]的接见,米歇利斯跟他们打包票,保证将组织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地方性的食品供应委员会。工人代表要求得到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承诺,并坚持要求释放穆勒,而专员则让他们去找军方谈。这次会见长达五小时之久[29]。

    在莱比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十六日早上,手抄的传单传遍了几乎所有的车间,号召工人在午休时间聚会,以决定要不要举行罢工[30]。整个上午,工人们群情激愤,逼得工会领袖不得不主动带头行动;五金工会号召在莱比锡—施托特里茨(Leipzig-Stotteritz)的布劳尔莱加滕(Brauereigarten)举行群众集会。到了中午,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下午三点钟,一万多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听了五金工人的领袖阿图尔·利贝拉什[31]的演讲。

    阿图尔·利贝拉什宣布,十四日的示威表明,工会领袖们必须让工人表达出他们自己的要求。但当他号召大家第二天返工时,他遭到了猛烈的抗议。最终,工人们在一片喧闹中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号召提高食物和煤的配给额,但还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这一事实是最最重要的。这六点政治要求是:要求政府表态赞成“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废除书报审查制度、解除戒严状态、结束强迫劳役制、释放政治犯、实行各阶层完全平等的普选制[32]。大会决定必须把这份决议亲自送到柏林的首相那里,并当即选出了一个由两名五金工会干部和三名独立社民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在沃尔加腾(Vorgarten)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一位工人在会上向俄国革命欢呼致敬,他认为,这次集会本身就证明了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一样能在德国发生。当天晚上,工会领袖力促军方无论如何都不要进行干预,否则就会让这次运动染上“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他们就没法控制了[33]。在柏林,罢工委员会决定继续罢工,直到穆勒获释为止[34]。

    四月十七日,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社会民主党领袖鲍威尔[35]和谢德曼努力地想让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36]将军相信,尽管莱比锡的罢工工人代表团提出了政治要求,赫尔菲利希和格勒纳还是应该接见代表团。如果拒绝接见他们,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流血”,而如果接见代表团并安抚他们的话,就不会出什么事了[37]。

    斯巴达克派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工人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要求,并在这一基础上深化斗争。德军最高统帅部接见了克尔斯腾、科恩和西林。他们回来时,带回了当局向他们保证穆勒将尽快获释的消息。随后,在罢工委员会委员之间,发生了活跃的讨论。许多代表——大部分都是独立社民党的代表——要求再次提出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科恩反驳说,必须结束罢工,他认为如果再继续罢工的话,就会有丢掉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的危险;他还认为,委员会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行动的授权,如果要举行新的罢工,就得再举行一次大会来决定要不要发动罢工,最后他表示,自己在原则上反对工会采取政治立场的做法。结果他的意见勉强获胜了。这次会议拒绝采纳莱比锡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并决定号召工人在第二天——也就是十八日的早上返工[38]。而莱比锡工人代表团在柏林得到接见之后,也回莱比锡去了,他们的立场与柏林工人代表团的相同。从原则上来说,这次罢工已经结束了。

    但是,工人并没有马上回去上工。十七日,独立社民党议员们在参加了柏林几家工厂里的工人集会,并号召工人在莱比锡纲领的基础上继续斗争。广受欢迎的老同志阿道夫·霍夫曼在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Knorr-Bremse)厂房里参加工人集会时,对俄国革命的榜样表示欢迎。第二天,他和哈阿兹出席了德国武器军火厂工人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西林徒劳地乞求工人返工,他说:“我们是在团结中开始行动的,我们不能在分裂中结束行动。”其他几位独立社民党议员沃格特尔[39]、迪特曼[40]和比希纳[41]则反驳说要继续罢工,并批判工会领袖对这次运动的“叛卖”[42]。

    在大多数的工厂集会上,人们都“像莱比锡那样”(传说就是这样诞生的!),向独立社民党的代表们提出了选举工人苏维埃的口号。德国武器军火厂的罢工工人选出了一个由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弗兰茨·费舍尔和布鲁诺·佩特斯领导的罢工委员会。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的罢工工人在讨论了五个小时之后,决定把释放李卜克内西这一项要求列在他们的要求的最前面。他们选出了一个由革命派保尔·肖尔策负责的工人苏维埃,这个工人苏维埃一诞生,就马上号召在所有的企业里选举工人苏维埃[43]。可是,推动这一运动继续前进的工人只占少数,而且军方不顾谢德曼的警告(他认为军方的干涉会造成“激烈对抗”),硬是在发生了罢工的企业里实行军管,并逮捕了包括佩特斯、费舍尔和肖尔策在内的工人领袖[44]。工人不得不复工,旧的秩序又恢复了。

    几天后,总参谋部军备科科长格勒纳将军对工人发出呼吁:

<blockquote>对兴登堡元帅的信,要一读再读,读了之后,你们就会认识到谁是你们最危险的敌人。你们最危险的敌人既不在阿拉斯,也不在艾纳河,既不在香槟[45],也不在伦敦……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就藏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是那些煽动罢工的人……当我们的大军正在与敌人战斗时,谁要是罢工,谁就是卑鄙到家了。[46]</blockquote>

    工会也在给他撑腰,四月二十七日的《前进报》上写道:“必须避免罢工……德国的抵抗力越强,和平就降临得越快[47]。”可是工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却与格勒纳之流的预想大相径庭。三年后,穆勒在回忆这段日子时,不无怀念地写道:“革命工长组织和所有致力于反战活动的人所做的宣传工作,效果还没有格勒纳那篇呼吁的效果好。[48]”

    罢工就此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里,群众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段时期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同一时期里,他们还开展了讨论,企图通过议会中的联合来结束战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独立社民党人是支持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并认为在正在发展的各种条件的作用下,这种斗争将会引发革命。

<h3>水兵当中的革命组织</h3>

     在海军里,水兵自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使他们转向了独立社民党,想让独立社民党来领导他们。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在各艘军舰上形成了一些活跃的小组,这些小组成了水兵中的鼓动中心。大部分的船员都是技术工人,其中有不少还是五金工人,他们具有阶级觉悟,也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当时的战况迫使大批军舰停在港口里[49],所以水兵能与码头和船坞上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能传阅书籍、传单和报刊,能交换意见并组织讨论。在军舰上,水兵和司炉要忍受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而且这种生活环境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但水兵的生活待遇,无产阶级在狭窄空间内的高度集中,以及他们所发扬的勇敢品质和集体精神,对此是个补偿。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时的特殊环境:由于无仗可打,水兵们整天无所事事,而特别反动的军官团又整天搞一些荒唐的纪律操练。[50]

    在一战开始时,海军里就已经有几拨人在阅读激进派报刊,特别是《莱比锡人民报》。一九一五年,这家报纸暧昧地建议,为了把海军里分散的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起来,需要建立一个中央组织[51]。这个运动后来渐渐沉寂了,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冬天,特别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它又渐渐复苏了,在这个运动里,工人出身、受过社民党教育的青年军士、水兵和司炉们,找到了一条通往和平的出路。

    在巡洋舰“腓特烈大帝”号(SMS Friedrich der Grosse)上,有一小队水兵定期在锅炉房或弹药库碰头。司炉维利·萨赫泽[52]和水兵马克斯·莱希皮奇[53]阅读了马克思和倍倍尔写的传单,并进行讨论,还散发《爱尔福特纲领》的复印件。当他们的船停靠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时,他们在上岸后同其他军舰的船员建立了联系。一九一七年,为了监督船员的食品供应,所有的军舰上都正在成立伙食委员会,而委员会里要有水兵的代表,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士兵与水兵同盟[54]。

    他们仿效工厂里的工人利用工人代表的做法,来利用伙食委员会的活动,在几周内,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很灵活的网络,这个网络是由信得过的人组成的,在整个舰队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随后,第一批地下委员会先是在“腓特烈大帝”号上,然后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SMS Prinz Regent Luitpold)上成立了,这些委员会与岸上建立了联系。推动这一计划的政治动力,正是莱希皮奇,他并不向同志们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我们必须向所有人清楚地表示,我们要仿效俄国的榜样建立水兵苏维埃,而伙食委员会只是走向建立水兵苏维埃的第一步。[55]”

    他们很快就在一艘巡洋舰上成功进行了一次绝食抗议,莱希皮奇认为自己的组织已经做好了在海军里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和平的准备。但他认为在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之前,必须先同独立社民党建立联系,他希望能同党共同斗争,得到党的配合与协助。六月中旬,他趁休假之机,在柏林同独立社民党进行了接触,并在党的办公室里与党的领袖迪特曼和露易丝·齐茨[56]见了面,后来,哈阿兹、沃格特尔和迪特曼又在国会里接见了他[57]。

    莱希皮奇和他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需要严密的组织、认真的保密、充实的财政,以及万全的准备。然而,那些他向其寻求帮助和指导的老派社民党议员们,对于这些要求却没有半点了解。当然,齐茨曾表示:“在这些水兵面前,我们都应该感到惭愧;他们要比我们先进得多。”可是她也跟其他人一样,无法挣脱惯常的改良主义的、选举至上的实践对他们的束缚。由于党的财政不允许,迪特曼无法把自己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免费送给水兵,他后来对此表示很后悔。莱希皮奇曾打算在海军里建立党支部,迪特曼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党章,武装力量中的人员不用缴纳党费,所以党中央对他们的正式党员资格并不感兴趣[58]。

    尽管如此,迪特曼还是把入党的表格交给了水兵们,让他们填写完之后再交回来,他却没有考虑到:水兵们的政治活动——哪怕是最轻微的——一旦被发现,他们就要上军事法庭!虽然他不建议在水兵中间建立支部,他却建议水兵们参加港口上的现有的支部(这些支部可以进行公开的合法活动),他还要求莱希皮奇主动在威廉港成立党支部。迪特曼说,一般来讲,水兵最好不要跟党的全国领导层保持联系,但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跟当地党组织保持接触。当然,迪特曼清楚地向莱希皮奇说明了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但他又告诉莱希皮奇,在任何情况下,莱希皮奇如果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岸上的党组织的正式活动的话,会更合适一些[59]。

    在谈到政治前景时,哈阿兹和迪特曼告诉莱希皮奇,第二国际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并勉强承认:海军中的和平运动将有助于巩固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会党人争取和平的阵地[60]。总而言之,哈阿兹和迪特曼在对莱希皮奇所预言的行动有多大可能性表示怀疑的同时,又对莱希皮奇说,他们不可能保证他不受牵连。反正他们没有向莱希皮奇说明水兵们正在进行的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何在,而水兵们莽撞地到处跟不负责任的平民进行接触,又在事实上增加了这种危险。

    莱希皮奇带着他所得到的一切回去了。急于行动的他,在归舰后向同志们保证:接见了他的议员们赞成通过革命斗争来争取和平的做法,而且他还让议员们相信,在海军中进行一次总罢战,将会产生关键的作用。在“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也成立了一个由汉斯·贝克斯(Hans Beckers)和阿尔宾·科比斯[61]领导的委员会,他们还开始着手在停泊在基尔(Kiel)的舰艇上建立组织,革命水兵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个中央领导机关——舰队中央——秘密成立了,它领导着五千名水兵。莱希皮奇向同志们简单介绍了运动的前景:必须在海军中组织一次运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的独立社民党代表提供支持,如果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革命水兵“将向士兵提出以下口号:‘起来!让我们像俄国人那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他补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62]。”

    随着水兵对自己的力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组织越来越感到骄傲,对赢得支持的信心越来越足,水兵同反动当局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了。七月十九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爆发了绝食决议,二十日,“皮劳”号[63]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一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十九人未经许可外出,八月二日,“路易特波尔德摄政王”号上有四百人“大规模上岸”[64]。而就在此时,镇压机关也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它早已知道了一切。“叛乱头目”被捕了。八月二十六日,军事法庭判处五人死刑,九月五日,阿尔宾·科比斯和莱希皮奇英勇就义[65]。

    几周后,列宁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次革命运动标志着“世界革命的发展”[66],它“无疑是大转折的标志,是全世界<b>革命前夜</b>的标志[67]。”即将在德国发生的悲剧,全都浓缩在这一幕里:身穿军服的青年工人早已做好了行动的准备,可是不堪重负的领袖却无力领导革命,还以为通过签名、地区支部和议会里的发言就能安排好人类的未来。

<h3>十月革命的影响</h3>

    俄国的革命水兵要比自己的德国兄弟成功得多。胜利了的十月革命很快就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当代的种种问题作出了回答,并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力量的重组。在十一月十二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独立社民党领导向十月革命致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工人阶级从未面对如此重大的任务[68]。”

    十一月十四日,同一家报纸上写道:“此时此刻,我们德国工人在斗争中与我们的俄国同志全心全意地站在一起。他们也在为我们的事业而战。他们是人类的先锋,和平的先锋[69]。”

    其实,就十月革命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独立社民党已经深深地分裂了。在十二日,独立社民党领袖号召德国工人仿效俄国工人的榜样,“准备进行示威游行,争取不割地赔款的和平[70]。”但是在十五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考茨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会怎样收场?”考茨基的结论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中,在一片混乱之中收场[71]。”十一月三十日,蔡特金阐述了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国家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工人的组织[72],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伯恩施坦就向布尔什维克专政进行了粗暴的攻击[73],从十二月十七日起,《莱比锡人民报》就开始给孟什维克分子施泰因(Stein)留出版面,让他对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猛烈的批判[74]。

    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仅仅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第一阶段。著名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令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份法令中,苏维埃政权以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义,以包括金钱在内的各种手段,向一切国家工人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帮助[75]。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开始和谈,为了使必将到来的革命尽早爆发,布尔什维克向德国的士兵和工人进行了系统的宣传。拉狄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一个出版局。在从战俘营里招募到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帮助下,他组织起散发传单的工作,主要通过空投手段,散发了几十万份引有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呼吁的小册子,还编了一份杂志《火炬》(Die Fackel),这本杂志引了五十万本,被散发到整条战线上[76]。

    这些宣传是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写成的,它的效果让德国军方首脑惊觉不已——此前他们能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士兵,然而这些宣传却打破了这种局面。德国军方首脑的态度变了,他们撤回了原先在和谈中提出的友好条件,力图尽快签订和约,并且利用布尔什维克对和平的需求大肆讹诈。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霍夫曼[77]将军向俄国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由此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和平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引发了党内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利用这次和谈作为讲坛,让俄国劳动人民向各交战国——特别是中欧的两个帝国——的阶级兄弟发出了呼救[78]。人们听到了他们的呼救;一月十四日,布达佩斯切佩尔[79]的曼弗雷德·魏斯(Manfred Weiss)兵工厂爆发了罢工。几天里,罢工传播到了整个奥匈帝国的工业企业里[80]。

    弗兰茨·波克瑙(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一点夸大的嫌疑)所说的“现代世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真正发端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他认为这个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同盟国”[81]。

[h3]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工潮[/h3]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开始,工人的斗志不断增强。从布列斯特传来的和谈消息,让工人群众的心热了起来。许多斗士都同意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写下的看法:

<BLOCKQUOTE>由于俄国代表的努力,布列斯特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的讲坛,它得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反响。它公开谴责了中欧强权。它揭露了德国的强盗行径、撒谎成性、奸诈狡猾和伪善面貌。它向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和平政策发出了重若千钧的判决,这个政策与其说是伪善的,不如说是玩世不恭的。[82]</BLOCKQUOTE>

    一月上半月,斯巴达克派的斗士散发传单,号召举行总罢工,并批判了“同俄国单独媾和是通向全面和平的一步”这种幻想[83]。一月中旬,革命工长组织、独立社民党领袖、帝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的独立社民党议员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穆勒在会上就柏林工人阶级的情况做了报告。他的结论是:号召举行一次以政治目的为要求的总罢工是可能的,并认为工人群众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但他们在等着独立社民党的号召[84]。与会者中间发生了分歧,在一些问题上分歧还很严重。以施特勒贝尔为代表的一个少数派反对采取行动,他们认为穆勒对工人群众的心理状况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并认为工人群众的心理状况其实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哈阿兹认为,为了促进和平,必须举行总罢工,但他又认为,如果独立社民党号召举行总罢工,那么一定会被宣布为非法,他拒绝冒这个险。多数与会者同意哈阿兹的意见。

    犹豫不决可不合累德堡与阿道夫·霍夫曼的口味,他们宣布:如果党拒绝号召举行总罢工,他们就以个人身份来号召举行总罢工[85]。最后他们达成了妥协:由哈阿兹起草一份声明,号召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86],这份声明不是以独立社民党的名义签署的,而是以独立社民党的议员的名义签署的,这份声明将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各个工厂里去[87]。但是议员们仍在犹豫不决;两天后,独立社民党议会党团修改了声明,删去了所有要求举行罢工的词句[88],但是党的活动家还在口头上继续坚持总罢工的口号。传单是由斯巴达克派非法印刷的,为了得到这些传单,还搞了一番毫无成果的谈判,最后这些传单在一月十日散发出来了。传单中特别提到:

<BLOCKQUOTE>如果劳动人民不把他们的意愿表达出来,那就会让人以为德国人民群众是同意统治阶级的行为的……时机已经到了,你们应当高声争取和平——没有割地赔款的、基于人民的自决权的和平。这取决于你们。[89]</BLOCKQUOTE>

    与此同时,革命工长组织正在继续准备罢工,在已经得知中欧工潮的消息的工厂里,罢工的主意广受欢迎。他们将罢工开始的时间定在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但为了避免遭到警方提前镇压,他们没有公布这个决定[90]。可是那个星期里斯巴达克派出的一份传单却泄漏了罢工开始的日期,这份传单介绍了奥匈帝国的罢工浪潮、“维也纳工人仿效俄国的榜样,选举了工人苏维埃”等消息,其中写到:“星期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总罢工开始的日子[91]!”这份传单警告工人群众,让他们提防那些号召工人“奋战到最后一刻”的社民党多数派,认为不应该把这些人选入苏维埃里:“对运动来说,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普鲁士警察更加危险[92]。”

    就在这种气氛里,柏林车工于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举行了全体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根据穆勒的提议,与会者既没有喊叫也没有鼓掌欢呼,就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当工人抵达工厂开始上班时举行罢工,并立即就地召开大会,选出代表。然后这些代表就到工会中心碰头,选出罢工的领导层。工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的教训[93]。二十八日早上,柏林有四十万人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厂里都召开了大会,各厂大会选出的代表中,车工工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人占了绝对多数。到了中午,各工厂选出的四百一十四名代表按照预定计划开了碰头会。

    穆勒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包括七项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跟一九一七年莱比锡罢工工人的纲领很接近:没有割地赔款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俄国谈判代表在布列斯特所规定的那样,是以人民的自决权为基础的;让工人代表参加和谈;改善食物供应;解除戒严;恢复言论与集会的自由;立法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并停止军方对工厂的监督;释放政治犯;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民主化,首先要让所有年满二十岁的人都能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94]。会议随即选举出了由十一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这十一人都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肖尔策、托斯特(这两人早已因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罢工中的作用而出名)、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布鲁门塔尔[95]、马尔赞、克拉茨[96]、齐默尔曼(Zimmermann)、蒂尔皮茨(Tirpitz)、克莱尔·卡斯佩尔(Cläre Casper),当然还有穆勒[97]。

    会议决定邀请独立社民党派出三名代表,在行动委员会会议上发言[98]。此时一个斯巴达克派成员建议也邀请社民党,(照他的意思)这么做是为了“揭露”他们[99]。该建议起初以两票之差被驳回,但在穆勒的干预下最终通过[100],因为穆勒担心如果不邀请社民党的话,这个运动就会真的像社民党所批判的那样,变成“分裂性”的了。

    行动委员会立刻召开会议。与会者除了选出来的十一名代表之外,还有来自独立社民党的哈阿兹、累德堡和迪特曼,以及来自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布劳恩。主席由穆勒担任。艾伯特立刻要求发言,要求各党的代表人数应与罢工工人代表人数相同,还提出了几项此前已被否决的要求。被工人选出来的十一位代表拒绝讨论已经在工人大会上作出了决定的问题。但是,与会者突然收到警察正在赶往工会中心的消息,便中断了会议——这是个假消息。当人们停止恐慌后,发现三个社民党代表已经溜走了。当天晚上,军方禁止在工厂里举行集会和选举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的数量达到了五十万人[101]。

    一月二十九日,行动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谢德曼说,在休会期间他联系过几个人,内务部副国务秘书正在准备接见代表团,但是代表团里只能有议员,罢工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不能享有谈判代表的合法地位。谢德曼坚持认为认为,必须进行谈判,因为这样做可以在食品供应方面获得好处,有助于罢工运动。行动委员会大多数人同意谈判,但拒绝接受副国务秘书提出的条件。行动委员会提名肖尔策、穆勒、哈阿兹和谢德曼去见副国务秘书。

    代表团在内务部里等了半天,其间谢德曼还两次在走廊里迷了路。最后只有两位议员得到了接见,而且接见他们的还不是副国务秘书,只是个小公务员。为了使事情更轻松些,肖尔策和穆勒继续留在候见室里。代表团带回来的唯一消息是: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已被宣布为非法,当局准备启动司法程序,将行动委员会作为犯罪组织处理[102]。

    一月三十日,《前进报》被查禁。当局声称《前进报》登出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罢工的消息是在“散播谣言”。但这仍是一大进展,有助于它重建自己的声望。

    罢工工人到处都跟警察发生了冲突。行动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进一步扩大罢工:“必须进一步加强罢工运动,这样政府才会听从我们正当的要求[103]。”传单中号召人们在街上举行示威,并于三十一日在特莱普托夫(Treptow)公园举行露天集会。在三十日夜晚和三十一日凌晨,军方贴出大红告示,宣布加强戒严状态和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为加强警力,还抽调了五千名士官,把他们派到首都。到了早上,在罢工工人和拒绝罢工的有轨电车司机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内战的味道在空中弥漫[104]。约吉希斯后来写到:“就像有一股革命的清风吹来,大家心里似乎都做好了某种准备,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每次跟警察发生冲突时,都能听见有人在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回去拿武器,明天再打回来[105]。’”

    有轨电车系统被破坏了[106], 第一次逮捕随即开始了。在特莱普托夫公园举行的集会上,艾伯特为军方的禁令辩解道:

<BLOCKQUOTE>工人有义务支援前线上的父兄,为他们造出最好的武器……就像英法工人在上班时间为他们前线上的兄弟做的那样……胜利,是所有德国人最亲切的祝愿。[107]</BLOCKQUOTE>

    听众骂他是“工贼”和“叛徒”,但他又宣布自己支持罢工工人的要求,可他又说自己支持的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警察没去逮捕艾伯特,但是迪特曼却在号召“颠覆国家”时当场被捕,随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当天下午,谢德曼与艾伯特向行动委员会建议:应当通过工会领袖同政府进行谈判,这些工会领袖应该是首相能接受的[108]。行动委员会成员此时已是手足无措。正如约吉希斯所说的,“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运用这股革命能量[109]。”他们意识到了谈判是给他们下的圈套,却又用“只有罢工工人的代表才能在谈判中有效地代表罢工工人”的想法来自欺欺人[110]。

    政府充分利用了它的优势。二月一日,军方最高统帅部宣布,如果到了二月四日还不复工的话,就在工厂里实行军管。行动委员会里的社民党代表极力要求尽快复工。他们说由于军方正准备实行严厉的镇压,工人群众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如果继续坚持罢工只会使局面变得更糟。他们再次试图同首相联系,让首相同意给罢工工人再举行一次群众集会——这次他们得到了哈阿兹的支持。首相的答复是:除非代表团能采取措施,确保集会上能做出立刻复工的决定,他才答应[111]!

    行动委员会里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被孤立了,他们拒绝沿着哈阿兹和谢德曼推荐的路走下去,并一致拒绝由工会领袖来调停的建议。可是到头来这次运动还是组织得很差,行动委员会同罢工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唯一消息是关于镇压的消息[112]。斯巴达克派强烈要求加强罢工,这可能引发武装斗争。可是柏林的罢工工人依然被孤立了,得不到全国的支持,而军队中的纪律并没有被破坏。士兵和工人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友好的迹象。在穆勒及其同志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不经谈判就结束罢工,承认失败并进行撤退。他们只好这么做了。二月三日,行动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13]。

<h3>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的后果</h3>

    几年后,在一桩官司中,民族主义者指控艾伯特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艾伯特在自辩时,是这么描写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工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

<BLOCKQUOTE>在柏林的军火工厂里,激进派的领导占了优势,他们恐吓我们党的支持者,逼迫他们停工,又来到我们党执委会,要求我们派人参加罢工领导机关……我之所以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为了尽快结束罢工、从灾难中拯救祖国,我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参加罢工领导机关的[114]。<BLOCKQUOTE>

    科恩与西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工潮中所使用的伎俩,为社民党领袖在更大的范围内反复使用。他们成功了,既破坏了罢工,又没有在大多数罢工工人面前暴露自己。复工后,社民党报刊一边给自己的政策打上“理智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纯种标记,以此来为它在德国鼓吹的稳健方针辩护,一边野蛮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痛骂追随俄国榜样的人是“极端主义”。奥托·布劳恩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明明白白地向布尔什维克宣布:布尔什维克对德国革命的希望是完全没有现实根据的,德国工人阶级无条件地弃绝暴力[115]。

    这次失败,给革命的少数派留下了丰富的教训。里哈尔德·穆勒是这么描写工人群众当中的主导情绪的:“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要在军队里进行宣传。革命是唯一的出路[116]。”斯巴达克派在传单里总结了行动委员会的经验教训。约吉希斯代表斯巴达克派写道:

<BLOCKQUOTE>由于议会痴迷病,由于老是想用老一套办法来解决产业冲突,特别是由于害怕群众,但最主要是因为——这绝不是最不重要的理由——一开始独立社民党就只把罢工当成一场单纯的抗议运动,结果在议员们的影响下,行动委员会被束缚了手脚,总是企图同政府谈判,而不是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以更广泛的形式把群众的能量释放出来[117]。</BLOCKQUOTE>

    斯巴达克派强调指出:应该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革命派必须把士兵争取过来。他们在柏林的兵营里,散发了一份专门为士兵而编写的传单[118]。许多工人活动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跟反动派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学会说俄语[119]。”他们很快开始致力于推广俄国革命的口号:“工人士兵苏维埃[120]。”

    在此期间,斯巴达克派印出了八份传单,每份印量都在两万至十万之间。对于一个地下组织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121]。尽管如此,他们认识到自己组织得还不够好,目标也不够明确。约吉希斯写道:“在革命工长组织里似乎有相当多的人支持我们……可他们是一盘散沙,没有行动计划,迷失在群众当中。而且他们中大部分人眼光不够犀利[122]。”

    就在工人群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整旗鼓之时,他们不得不立即为失败付出代价。五万多名柏林工人(占了罢工者的十分之一)被取消了免服兵役的资格,被强征入伍。穆勒这样的“叛乱头目”也在其中,第一个被拉壮丁的就是他[123]。警察四处搜捕革命派,藏在诺伊克伦的约吉希斯于三月被捕[124]。逮捕造成斯巴达克派组织群龙无首。政府终于能腾出手了。二月十八日,德军在东线发动进攻,成功地迫使苏维埃俄国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给苏俄造成了巨大困难,并为俄国内战铺平了道路[125]。

    在帝国国会里,社民党多数派的议员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投了弃权票[126]。将军们自信地宣布: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保障了食物供应,胜利已近在咫尺[127]。三月二十一日,德军在西线发动了进攻。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至十一月间,有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七人阵亡,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人失踪或被俘,八十六万零二百八十七人负伤,平民死亡人数比一九一七年增加了三十万人,婴儿死亡率则翻了一番[128]。
   

[1]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2]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中译者注

[3]热尔贝·巴迪亚,《当代德国史》(Histoire de l'Allemagne contemporaine),第1卷,巴黎,1962年,第67—68页。

[4]同上,第69页。

[5]萨尤,《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

[6]“踌躇华尔兹”(hesitation waltz)是一种华尔兹舞,在跳这种舞时,舞者时不时要做摇摆或滑动动作,作者在这里是用它来比喻天主教中央党摇摆不定的态度。——中译者注

[7]《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11卷,第3980页。

[8]卡尔·特奥多尔·赫尔菲利希(Karl Theodor Helfferich,1872年7月22日——1924年4月23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1902年进入外交界,很快成为了德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领头人之一,1906年任安纳托利亚铁路(Anatolian Railway)经理,1908年任德意志银行经理,1916年至1917年任财政大臣,并曾两次出任副首相。——中译者注

[9]转引自热·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70—71页。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9卷,第2888页。

[1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0页。

[12]即上文中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弗里茨(Fritz)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昵称。——中译者注

[1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67页。

[14]同上,第50页。

[1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554—556页。

[16]同上,第559页。

[17]同上,第630—633页。

[18]克劳斯·马马赫(Klaus Mammach),《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Der Einfluss der russischen Februarrevolution und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ie deutsche Arbeiterklasse),东柏林,1955年,第25页。

[19]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0—81页。

[20]同上,第82页。

[21]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4页。

[22]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79页。

[23]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5页;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2页。

[24]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 Schreiner)等人合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Revolutionäre Ereignisse und Probleme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Periode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ovolution 1917-1918》,东柏林,1957年,第33页。

[25]《前进报》,1917年4月16日。

[26]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24页。

[27]里哈尔德·阿尔文·克尔斯滕(Richard Alwin Körsten,1856年9月29日——1924年3月10日),1876年参加社民党,1891年与人共同创建德国五金工会,1899年起任工会全职干部,1903年至1907年、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28]格奥尔格·米歇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年9月8日——1936年7月24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879年任普鲁士邦公务员,1909年任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15年起领导食品供应部,1917年初被任命为普鲁士邦食品供应专员。——中译者注

[29]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37—39页。

[30]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5页。

[31]阿图尔·利贝拉什(Arthur Lieberasch,1881年10月20日——1967年6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899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在莱比锡领导了罢工,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了工人苏维埃。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在德共内是坚定的右派,1929年被开除后,与人共同创建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瑞士。战后返回莱比锡,1947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1年被开除,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凡,并恢复党籍。

[32]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26—27页。

[33]同上,第28—29页。

[34]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0—41页。

[35]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 Adolf 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出身于法官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当过职员,1895年创建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der Bureauangestellten Deutschlands),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副主席,在社民党内属于右翼,支持一战。1918年10月参加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十一月革命后在菲利普·谢德曼政府中继续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谢德曼辞职后,于6月21日继任总理,1920年3月,在卡普暴乱失败后不久,于3月26日辞职。——中译者注

[36]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 Eduard Wilhelm 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的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中译者注

[37]菲·谢德曼,《崩溃》,第65页。

[38]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4—45页、第49页;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39]艾瓦尔德·沃格特尔(Ewald Vogtherr,1859年11月2日——1923年2月13日),当过会计和小商人,1888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起成为多家社会主义报刊的职业撰稿人,一战爆发时批判党执委会支持战争的政策,1915年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曾多次当选为柏林市议员、什切青议员和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40]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家具木匠,1898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上记者,1912年当选为议员。反对一战,特别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独立社民党创始人之一,曾与水兵莱希皮奇(Reichpietsch)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免,11月和12月间任人民委员。在独立社民党内是右派领袖,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

[41]奥托·比希纳(Otto Büchner,1862年2月7日——1958年),当过机械师和钟表匠,1888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2年返回社民党,二战后鼓吹把德共和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在194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译者注

[42]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49页、第52页;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3页。

[43]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53页、第59—60页。

[44]马马赫,《俄国二月革命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第39—40页。

[45]阿拉斯(Arras)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艾纳河(Aisne)是法国北部一条河流,一战中有多场重要战役就是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发生的;香槟(Champagne)是法国东北部一地区,香槟酒即发源于此地。——中译者注

[46]这段话引用自当时的宣传海报,这份宣传海报的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9页。

[47]《前进报》,1917年4月27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1卷,第626—628页。

[48]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85页。

[49]一战爆发后,英国海军凭借其优势,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德国海军的大部分水面舰艇不敢贸然出港作战。为了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德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日德兰(Jetland)半岛附近同英国海军激战,虽取得了战术胜利(英国海军损失的舰艇数量、吨位、水兵人数都比德国海军多),但却未能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此后德国海军的主力再也没有出海作战过。——中译者注

[50]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7—189页。

[51]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96—98页。

[52]维利·萨赫泽(Willy Sachse,1896年1月7日——1944年8月21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上过技术学校。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哈勒—梅泽堡(Halle-Merseburg)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在1928年以前,在德共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辞职。1933年后组织了反抗希特勒政权的抵抗小组。1942年1月被捕,1944年8月在狱中被纳粹政权杀害。

[53]马克斯·莱希皮奇(Max Reichpietsch,1894年10月24日——1917年9月5日),当过机械师,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与柏林的独立社民党领袖建立了联系。1917年8月26日被当局当作“叛乱头目”逮捕,与多名同志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17年9月5日与科比斯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54]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04—107页。

[55]转引自阿·施莱纳,《德国外交政策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柏林,1952年,第1卷,第400页。

[56]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社民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社民党中央委员。——中译者注

[57]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06—107页、第113—114页。

[58]同上,第115—117页。

[59]同上,第117页。

[60]同上。

[61]阿尔宾·科比斯(Albin Köbis,1892年12月18日——1917年9月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志愿参加海军。1917年与莱希皮奇一同在海军中建立革命水兵组织,同年8月26日与莱希皮奇、贝克斯、萨赫泽和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一同被捕,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9月5日与莱希皮奇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62]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24—126页、第135页、第140页。

[63]皮劳(Pillau)本是东普鲁士的一个军港,它是柯尼斯堡的外港,二战后东普鲁士被割让给苏联后,皮劳也随之改名为波罗地斯克(Балти́йск);此处的皮劳是指德国海军中的“皮劳”号轻型巡洋舰。——中译者注

[64]夏尔·维迪尔(Charles Vidil),《德国海军的兵变》(Les Mutineries de la marine allemande),巴黎,1931年,第104页。

[65]同上,第111页。

[66]弗·伊·列宁,《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6页。

[67]弗·伊·列宁,《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67—268页。

[68]《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69]《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4日。

[70]《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2日。

[71]《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1月15日。

[72]《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1917年11月30日。

[73]《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24日。

[74]《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12月17日和27日。

[75]詹姆斯·班扬(James Bunyan)与哈罗德·亨利·费舍尔(Harold Henry Fishe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18》(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第285页。

[76]同上,第30—31页。

[77]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中译者注

[78]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三卷,伦敦,1952年,第29—32页。

[79]切佩尔(Csepel)是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上的切佩尔北部。——中译者注

[80]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91—92页。

[81]同上,第92页。

[82]《李卜克内西政治遗稿》(Politische Aufzeichnungen aus seinem Nachlass),第51—52页。(引文中的“德国多数派”是指社民党——编者注)

[8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东柏林,1967年,第67—70页。

[84]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1页。

[85]同上。

[86]这些细节来自斯巴达克派关于工潮的报告,主要是约吉希斯提供的(《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87]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8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2页。

[89]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0]同上。

[9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71页。

[92]同上,第73页。

[93]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2页。

[94]同上。参见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 Blumenthal)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人为卡尔·李卜克内西举行示威游行》(Die A.E.G. Arbeiter demonstrieren für Karl Liebknecht,1918年)一文中,对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Hennigsdorf)工厂罢工开始时的情况的记述,该文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Erinnerungen von Veteranen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an die Novemberrevolution[1914—1920],柏林,1949年,第73—74页。

[95]保尔·布鲁门塔尔(Paul Blumenthal,1890—1979),锁匠,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率领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通用电气公司亨尼希斯多夫工厂罢工,在1918年1月罢工后被强征入伍;1922年参加德共,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96]奥托·克拉茨(Otto Kraatz,1878——?),水管工,曾先后加入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1916年至1925年间领导五金工会柏林水管工分会,是革命工长组织中的“党信得过的人”。——中译者注

[97]关于他们,约吉希斯写道:“十个男工和一个女人,他们全都是属于反对派的工会活动家(非全职干部),在他们的圈子里有影响力……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上接近独立社民党,不过并没有那么明确。其实他们更像是工会活动家,而不是搞政治的。他们中有两人已经参加过了为李卜克内西而举行的罢工,有一人是我们的人(可能是指保尔·肖尔策)。”(《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98]之所以要向独立社民党和“累德堡斯基”(约吉希斯喜欢这样称呼累德堡)发出邀请,是为了打乱一个五金工会全职干部的计划,这个干部姓乌舍克(Wuschek),支持社民党多数派,此时他刚刚带着社民党多数派领导层的一份声明赶到会场,这份声明号召举行联合行动(《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3页)。

[99]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页。

[100]约吉希斯特别指出:“本派的一个成员企图干扰”。

[101]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3—104页。

[102]同上,第106页。

[103]同上,第106—107页。

[104]同上。

[10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06]同上。

[107]转引自卡尔·布拉默(Karl Brammer),《总统的产生》,(Der Prozess des Reichspräsidenten),第68—69页。

[108]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0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0]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07页。

[111]同上,第108—109页。

[11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5页。

[113]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14]布拉默,《总统的产生》,第21页。

[115]《前进报》,1918年2月15日。

[116]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10页。

[11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4页。

[118]这份传单的部分引文载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68页;它是约吉希斯的报告的附录,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中没有收录。

[11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9页。

[120]同上,第137—138页。

[121]同上,第136页。

[122]同上,第135页。

[123]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二卷,东柏林,1959年,第488页。

[124]列·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东柏林,1959年,第1363页、第1365页。与此同时,约吉希斯的两位同志、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士兵维利·布迪希(Willi Budich)与维利·列奥夫(Willi Leow)也被捕了,布迪希和列奥夫负责在柏林的兵营里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

[125]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47页。

[126]《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1918年3月22日,第573页。

[127]《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德国革命事件与问题,1917—1918年》,第180页。

[128]同上,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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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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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七章 世界革命的问题</h2>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些最根本的战略和战术上的问题。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在德国,在一战的头三年里,关于革命党的问题及夺取政权的问题,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胜利,在实践中验证了他们的观点,并把这些问题变成了具体的、迫在眉睫的任务,将它们提上了日程。可是,当革命派面临最初的任务——理论讨论时,战争状态使他们很难获取信息,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影响。

<h3>一九一七年之前的关于决裂的问题</h3>

    由罗莎·卢森堡提出、并为国际派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会议上所采纳的提纲中,最关键的是第十二点,即对第二国际的破产所做的分析的结论部分:

<BLOCKQUOTE>鉴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和利益,鉴于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国际的阵地而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是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国际必须把领导和团结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接受过来。[1]。</BLOCKQUOTE>

    列宁在批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时强调指出:如果不下定决心,在每个国家里同中派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领导层决裂,那么提纲中的这个关键点在实践中是派不上用场的;为了在斗争中把将来可能组成新国际的人团结起来,就必须进行坚决的决裂。

    在《工人政治》上的理论探讨中,拉狄克是第一个力主革命派应当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的人,他撰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扒下了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假面具,揭露了这些领袖在宣战后是如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他指出:某些革命派(他说的主要是卢森堡)拒绝接受最简单的支持决裂的论据——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落入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手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就等于跟帝国主义团结,这些革命派相信战争会让整个党获得新生;另一些革命派则认为:在群众还没有认识到领袖的叛卖之前就进行决裂,这么做不怎么有效,还会导致革命派的孤立[2]。

    他直接向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牢固、最深入人心的神话发起了挑战,他强调指出:工人的团结“本身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分裂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事实上,工人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不断决裂的历史,这些分裂并非出于偶然,也绝不是由于历史一时心血来潮而造成的,而是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不断斗争而造成的。他做了一番回顾,回顾了宪章运动史上的分裂,还有拉萨尔及第一国际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分裂,并分析了这些分裂的主要特点。他的结论是:“首先,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倾向,其源头都在于社会差异,差异导致了分裂。其次,分裂造成的裂痕从来都不能迅速愈合。统一的过程总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3]。”

    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危机也是如此。“八月四日政策”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其根源同样可以在伦敦、圣彼得堡、巴黎和维也纳找到。归根结底,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存在,以及工人贵族产生的压力,正是其根本原因(比如说,这解释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会采取了英国工会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传统立场):

<BLOCKQUOTE>由于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上层阶层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由国家或工会提供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提供了相对较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个阶层跟资产阶级共享同一种文化。这个阶层十五年来一直借着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之口,宣称自己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锁链[4]。</BLOCKQUOTE>

    其实,修正主义阵营的基础力量并不都是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德国南部尤其如此,因为工会领袖们是支持这条小资产阶级路线的。每次当工人群众力图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以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奋斗时,这些工会领袖们便靠着自己赢得的特权横加阻挠。正如拉狄克在《团结还是决裂》里写的:“他们反对异想天开的革命派时,总是以‘这些行动是不可能的’为借口,可他们其实表达出了工人贵族真正的恐惧——害怕看见自己的胜利果实遭到威胁[5]。”出于同样的观点,修正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

    所以,八月四日政策能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工人运动中获胜,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早已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经过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对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八月四日政策的产生。即使是在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两个工人贵族很薄弱的国家里,我们依然能找到以部分技术工人为基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集团,这些人心里想的完全是修正主义那一套,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跟本国的资产阶级站到了一起。早在战前革命派就知道这一切,但他们低估了其影响:

<BLOCKQUOTE>我们曾以为这种政策仅仅体现出了领袖们的幻想,随着阶级对抗进一步激化,造成的压力就会使这种政策烟消云散。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错了。首先,这种政策不仅仅是几个领袖的政策;在工人群众当中,有一类人支持这些领袖;这类工人所要的东西,跟领袖所要的完全一样。以为没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或是以为虽然有群众支持这些领袖,但那是因为群众还不够觉悟,这些都是致命的幻想。<b>分裂是从工人群众当中开始的</b>[6]</BLOCKQUOTE>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大战将很快驱散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白日梦,当事态证明革命派是正确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将很快在斗争过程中恢复自身的团结,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工人的团结。这种观点为什么是错的呢?理由是:虽然帝国主义不得不日益削减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并由此破坏改良主义的根基,但事实表明:一种根植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是不会在短短几年里面消散的。

    在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开始打算利用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工人贵族的代言人——来为自己的统治打掩护,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些“社会党人”当上了部长,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里有了职位,资产阶级向他们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企图分裂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无法团结一致地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派活动家想为了进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而继续留在党内的话,这么做就等于抛弃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队的角色:

<BLOCKQUOTE>如果党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统一,如果社会帝国主义者依然控制着党并决定党的政策,那我们要么就得在几年里放弃反抗阶级敌人的斗争,要么就得不顾帝国主义领导层(联系上下文,此处可能是“社会帝国主义领导层”之误——中译者注)的口号继续斗争。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放弃了反抗外部敌人的斗争,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批判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话,这种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不得不在帝国国会、在工会运动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放弃了说服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批判的行动,这都将使我们的批判变得空洞无物。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帝国主义者将会迅速地把我们开除出党。党内的多数派决不会长久容忍少数派指责其政策是背叛党的基本原则。对这个事事都跟自己作对的少数派团体,多数派是更不会容忍的,它会号召群众来反对这样的集团[7]。</BLOCKQUOTE>

    拉狄克继续写道:即使革命派在代表大会上成了党内的多数派,他们也不能冒险让机会主义者——真正的阶级敌人——继续留在党内。结果革命派将不得不把机会主义者以及继续支持机会主义者的工人(会有一些工人继续支持他们的)开除:“不管我们走哪条路,结果都是分裂[8]。”他继续写道,因此他们必须有意识地为分裂做好准备。要想把反抗帝国主义战争、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斗争组织起来,这是唯一的方法。越早以组织的形式在实践中表达出这一点,就像自一九一四年以来一直在人们的想法中表达出来的那样,分裂所造成的损伤就能越快得到修复,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就能越快得到重建。组织上的分裂进行得越早(一九一四年以来人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分裂所造成的损伤就恢复得越快,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也就能越快得到重建。

    在理论研究领域里,马尔赫列夫斯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他批判了社民党在和平问题上的观点,分析了机会主义者在政权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做了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种机器,阶级是通过国家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的。马尔赫列夫斯基的看法跟列宁是一样的,当时列宁正在写《国家与革命》。马尔赫列夫斯基宣称:“工人必须同国家斗争。如果不摧毁国家的阶级统治,他们的理想——基于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9]。”

    部分德国革命派就是这样接近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更没有共同的组织。俄国革命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分量,也使他们的思想一致起来。

<h3>俄国革命的影响</h3>

    俄国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七年,它不只对德国革命派的理论及实践立场产生了影响,还影响了大批群众的前进方向,并使俄语中的“Совет”(苏维埃)一词,以“Arbeiterräte”(工人苏维埃)的形式进入了德语。这些现象,正是当时正在为革命的爆发而进行准备的地下运动的征兆。

    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并不遥远。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欧洲大战仍在进行、国家仍在严格执行书报审查制度时,德国工人——特别是各个革命小组,是如何认识和了解俄国经验的。同样的,我们还得对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描写一番,让读者看看他们掌权后,是如何让那些原本立场与布尔什维克相距甚远的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看法的,对于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说服那些革命派接受“第一要务是成立新党”(当时斯巴达克派还在拒绝这么做)这个观点的过程,我们更要详细介绍。

    布尔什维克在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而滞留在俄国领土上的战俘则为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没有让这个机会溜走。当时在俄国领土上滞留有约二百万名战俘,其中有十六万五千名德国士兵和二千名德国军官[10]。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很有利。许多战俘是社民党活动家,他们必定会同情工农,也必定会同情那些力图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党。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由于它们多多少少受制于自己的“神圣的联合”政策,因此都不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在战俘中开展宣传工作。

    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在俄国国内到处成立了地下小组。革命爆发后,许多德国战俘开始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这些小组迅速发展起来[11]。但在十月之后,一切都在向更广的范围发展,布尔什维克也抓住每一个机会,充分利用他们先前所做的努力。他们还在整条战线上广泛进行鼓动,争取得到德军的同情[12]。起义后,拉狄克立即返回俄国,在他的鼓舞和催促下,在各国战俘中间开始了系统的宣传、鼓动及组织活动,这些活动首先是从说德语的战俘开始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的主要工具——德语杂志《火炬》(Die Fackel)开始发行[13]。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德国人小组举行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主义战俘联合会成立了,这是建立外国共产主义者支部的努力所取得的第一个实际成果[14]。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止了这种发展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的效果就要完全发挥出来了,因为大量受俄国共产主义者影响的战俘回国了。各个部队自己也经常把革命病毒传播到后方或其他战线去[15]。

    在拉狄克身边逐渐聚集起了一批人,他们要在俄国建立起说德语的共产主义者的首个支部的总参谋部,这些人有:来自汉堡的罗特凯格尔(Rothkegel)、来自不莱梅的约瑟夫·波姆(Josef Böhm)、曾当过工会干部的奥地利人卡尔·托曼(Karl Tomann)[16];赫尔曼·奥斯特洛[17],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活动家[18];还有恩斯特·罗伊特[19],他曾是积极参加和平运动的青年记者,后来苏维埃政府让他当了伏尔加河德意志人共和国的人民委员[20]。还有一位铁路工人尼古拉斯·克莱布斯[21],他是德国移民的儿子,一九一六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22]。他们在德占区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又吸引了一批人参加进来,比如教师威廉·蔡瑟[23],他当时是预备役中尉,带着自己的部下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24]。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府同德国马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苏维埃俄国同德国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就容易多了。布哈林自己有时会在大使馆驻留[25]。苏联驻德大使阿道夫·越飞[26]是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非常清楚自己出使德国的目的是什么。早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还在进行时,越飞就曾友好地对切尔宁[27]伯爵说过:“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促使革命在你们国家爆发[28]。”一九一八年四月,越飞抵达柏林,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不但拒绝向德国皇帝递交国书,反而还向独立社民党和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其中有些人仍在狱中)[29],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第一次招待会。他在各个领域里都很积极;他帮助德国革命派传递消息,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建议[30]。

    他身边还有波兰人米耶奇斯拉夫·布隆斯基[31],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革命家[32],布隆斯基曾在瑞士同列宁合作过,还曾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重要支持者[33]。

    苏联大使馆是一个重要的通讯手段。它有很强大的财政资源,具有在当时来说多得出奇的物质手段,靠着外交庇护权的掩护,它还能同彼得格勒进行可靠快速的联系。这些条件给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胜利了的俄国革命者同地下或半地下的德国革命派之间的直接的政治接触提供了很大方便[34]。苏联大使馆聘用了一些德国活动家,让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在罗斯塔通讯社[35]里,这样的工作人员特别多。这种做法使这些德国活动家拥有了合法的掩护及完全的行动自由。获得这种合法掩护的人有埃米尔·艾希霍恩[36](他曾领导过社民党出版局的工作,现在是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之一)、恩斯特·麦尔(以前当过《前进报》记者,现在是斯巴达克派领袖之一)、欧根·列维涅[37](他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活动家)等人。大使馆的律师是奥斯卡·科恩,他在大使馆的财政活动中担任代理人[38]。

    尽管大使馆并不是传播各种宣传性出版物的途径(德国政府在几个月后宣称它进行了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仍是一个避难所,一个传播革命影响的中心,一个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机关[39]。德俄关系的性质的改变,可以从以下这个事实看出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上刊登了一份介绍德国形势的报告,而这份报告要比秘密传播的《斯巴达克通信》上的报告更加完备[40]。

<h3>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努力</h3>

    布尔什维克坚信德国是对欧洲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决定世界革命胜利的战斗,将在德国打响。在一九一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单独同德国媾和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进行的讨论,其背景都是因为德国革命的“延迟”所形成的。对德国革命的期望,支配了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考虑同德国建立联系,并将建立德国人组织当成重要问题来考虑。列宁在前往俄国的旅途中,让仍留在斯德哥尔摩的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和拉狄克负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德国传播《俄国通讯—真理报》(这是一份刊载有关俄国的信息和布尔什维克的论据的刊物)[41]。列宁回国后,向党提出了《四月提纲》,在《四月提纲》里他向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革命派的活动致敬,并将左派国际主义者明岑贝格、拉狄克和哈特施泰因描述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42],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43],他还写道:“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b>已经建立</b>并且在活动了[44]。”

    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指出:仅在一九一七年夏天,就有六万多份传单被秘密运进德国[45]。列宁在回国前,将他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交给了明岑贝格身边的青年国际活动家,让他们在德国传播这篇文章。有几千本《国家与革命》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渠道运到了德国[46]。

    一九一七年八月底,列宁催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让他们全力组织一次国际左派会议:

<blockquote>布尔什维克、波兰社会党、荷兰人、《工人政治》杂志、《明日》杂志——这支力量作为<b>核心</b>已经足够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和代表大会(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决议……这个党的新的纲领草案——这个<b>思想基础</b>(再加上《先驱》杂志、《论坛报》、《工人政治》杂志等等),已经足以在全世界面前明确地回答帝国主义的问题,并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47]</blockquote>

    他认为这一重大的政治进攻必须直接针对中派分子——特别是考茨基——进行,他把考茨基当作他最危险的对手,因为尽管考茨基已经正式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但考茨基其实仍在维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考茨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细菌对德国工人阶级造成感染。这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起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时的看法,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为了说服德国革命派活动家而写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一个典范提了出来:

<blockquote>这个策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b>以便</b>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b>世界的</b>布尔什维主义,……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b>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b>。[48]</blockquote>

    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列宁认识到德国的形势成熟的速度比他的小册子印刷的速度更快,就起草了一份十页厚的摘要,并将这份摘要交给了契切林[49],让契切林尽快在德国传播这份文件(最好是通过瑞士途径来办这件事)[50]。这份文件的标题与那本小册子相同,它是以下面的评论结束的:

<blockquote>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这样来支持<b>各国</b>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革命<b>集团</b>。无产阶级一定会迅速抛弃叛徒,转而拥护这些集团,并把这些集团培养成自己的领袖。[51]</blockquote>

<h3>德国革命派的回应</3>

    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德国革命派就对俄国革命致以热烈的欢呼。这场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工人群众是会参加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而且是可以获胜的。蔡特金在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上发言,认为这场革命“是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事件”[52]。卢森堡在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这些伟大的事件”,对她来说“简直是救命的灵药”[53]。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手稿里写道:“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b>第一批</b>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b>唯一</b>能用胡登[54]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b>的东西。[55]”

    在这一基础上,斯巴达克派与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是完全一致的。十一月十七日,《工人政治》的编辑们向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一事致以热烈的欢呼[56]。十二月十五日,约翰·克尼夫在同一份刊物上解释了俄国革命何以进展如此迅速及何以取胜的原因:“唯独因为在俄国有一个独立的极左政党,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社会革命的旗号下奋斗。[57]”他补充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既表明了斯巴达克派的错误之所在,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同独立社民党内的中派彻底决裂、并着手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原因。

    俄国革命的榜样,以及列宁的观点在斯巴达克派中得到了回应,一九一八年六月三日,梅林作为一名老革命向布尔什维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对于独立社民党企图重建战前的社民党、并使用“久经考验的旧策略”的观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把独立社民党的这种做法叫做“反动的乌托邦主义”。他号召成立新的国际,并做了自我批评:“我们曾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在独立社民党成立时,我们出于推动它前进的希望而加入了它。如今希望落空了,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念头。[58]”在题为《布尔什维克与我们》的一系列文章(自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起刊载于《莱比锡人民报》)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他表示,布尔什维克是根据马克思从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所得出的前景而工作的,无产阶级专政正以苏维埃的形式在俄国实现。他还补充说,要在德国实现这一前景,工人就要通过工人苏维埃来夺取政权。他还说,世界革命的远景要通过建立一个新国际来实现,而布尔什维克将成为这个新国际的核心[59]。在同一份报纸的妇女增刊上,蔡特金进一步发展了通过工人苏维埃实行权力的观点,根据她的看法,工人苏维埃将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形式[60]。

    可是,在这些最可靠的斯巴达克派身上所发生的这一重要的演进过程,却并没有促成他们对自己的组织问题进行深刻的检讨。我们得有极大的乐观精神,才能同意苏联历史学家克里沃古兹的结论——他认为:“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天,斯巴达克同盟实际上已经彻底同独立社民党决裂了。[61]”

    之所以会这样,其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所采取的保留态度。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政策、对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其他派别进行拘留等事,卢森堡进行了批判。她还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产生资本主义复兴的危险。但她批评得最厉害的,是苏俄的外交政策,以及苏俄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会推迟战争的结束,推迟德国革命的爆发[62]。

    这倒数第二篇《斯巴达克通信》的题目是《俄国的悲剧》。这篇文章表达了德国左派中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毁灭的,因为它孤立无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熟的。这篇文章的编辑写的说明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blockquote>本文道出了我们的人中间时常存在的那些忧虑,这些忧虑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客观情况、而不是由它的主观态度引起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它的结论,没有德国革命,就无法拯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希望。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这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63]</blockquote>

<h3>革命走在了革命派的前面</h3>

    就在革命派能够打破自己的陈规、挣脱镇压的重负、并从三年以来俄国和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之前,革命降临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七月十八日,由于福煦[64]的进攻和坦克在西线的运用,德军被迫转入防御,德军总参谋部这下明白了,德军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鲁登道夫本人承认,战争已经结束了[65]。

    知道这一情况后,统治集团做出了一个补救性的决定,即政权的机关必须民主化。当军事失败逼得人们做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时,“议会化”能保证各政党的代表都不得不共同对其负责[66]。社民党多数派和天主教中央党都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民族联合政府,在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同协约国举行和谈。十月四日,马克斯·冯·巴登[67]亲王出任首相,邀请天主教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68]入阁,并邀请菲利普·谢德曼入阁当不管大臣[69]。马克斯亲王许诺将进行“民主化”和“议会化”,作为预防颠覆的最后手段,社民党相信了他的话。

    德国的统治集团将“颠覆”视作头等危险。东线的德军由于感染了革命病毒,已现出无力再战的颓像。这一发展过程证明了李卜克内西在实行军管后不久在狱中所做的预言:“我们将看到,掌权者今天播下的种子,明天将结出怎样的果实。[70]”

    关于“大批士兵开小差、大量出现士兵抗命不从的现象、载着休假回国的士兵的火车上打出红旗”的报告[71]不断送到威廉二世手上,把他给吓坏了。这些部队不得不被关在“防疫线”里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他们的可靠性[72]。警方的报告中提到,在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市民中间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还提到了俄国革命享有的巨大威望。

    尽管革命派进行了大胆的政治分析,提出了开创性的远景,但革命组织的建设却还是落在了后面,而且他们既没能利用好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发酵”过程,也没能利用好四月以后俄国人提供给他们的技术和财政支援。不莱梅的革命派曾在造船厂和港口工业中拥有坚实的根基,但他们现在却连一个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家都没有[73]。而在柏林,斯巴达克派在第六选区(包括夏洛腾堡、柏林—摩阿比特[Berlin-Moabit]和施潘道[Spandau]一带)里只有七名成员[74]。一月工潮后,约吉希斯、赫克特和许多领袖的被捕,破坏了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75]。皮克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逃到了荷兰。该派的中心工作——出版《斯巴达克通信》和传单——交给了已经从瑞士回国的列维[76]和麦尔,他们率领身边的一批人来做这些工作。

    至于蔡特金与梅林,尽管他们仍是革命派的旗手,但他们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过艰苦的地下生活了。形势对领袖们的士气打击很大,他们没能认识到形势发展得有多快,也没能预见到一九一八年的重大事件。对此,我们可以从麦尔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写给列宁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

<blockquote>我们不得不等待德国革命运动的信号,我们跟你一样急切地等着它们。幸运的是,我们的朋友全都变得越来越乐观。总之,无论是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我们都不指望会有什么更重要的活动。不过我们要在冬天进行一项大计划,到时候局势将会对我们的活动有利[77]。</blockquote>

    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他们本来是可以把握住历史事件的进程的。

    不过革命青年组织却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一九一八年春天,柏林有两个组织合并为自由青年同盟。这两个组织是出于对社民党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而出现的,其中一个叫“柏林青年教育协会”(Berliner Jugendbildungverein),领导人先是弗里茨·格洛比希,后来由马克斯·科勒(Max Köhler)接任,这两人都是斯巴达克派;另一个叫“青年工人协会”(Vereinigung Arbeiterjugend),是由独立社民党组织的,但它的领导人瓦尔特·施特克尔跟维利·明岑贝格关系很密切[78]。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自由青年同盟在施托尔佩(Stolpe)附近举行了一次非法集会,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到会的有两千多人[79]。柏林的这两个组织的合并,激起了全国范围内青年组织的进一步合并。到了夏天,全国许多都地方都举行了秘密会议,筹备各个激进集团的青年组织的合并,这些组织都是明岑贝格在瑞士领导的青年国际的附属组织。至于独立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由于恩斯特·多伊米希在其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它采取了亲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他们也开始推广“通过革命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80]。

    一月工潮后,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遭到了沉重的镇压,损失惨重。为避免不测,每个领导人都选好了万一自己被捕时接替自己的人,但穆勒很不幸:他选的人是埃米尔·巴特[81]。巴特是个退伍回来的五金工人;他是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是个狂妄的吹牛家。从那时起,革命工长组织的政治领导层就是由两位柏林的独立社民党重要领袖组成的,他们两人都不是工厂工人。其中之一是斯巴达克派的猛烈反对者格奥尔格·累德堡,另一人则是曾在法国外籍军团当过士官的记者恩斯特·多伊米希。多伊米希发现自己被赋予了在军营内组织革命宣传、以及为起义筹建武装部队的任务[82]。

    这项工作在一九一八年九月艰难地开始了。多伊米希在军营内只同少数几个人有“关系”,武器也不过是十几支左轮手枪[83]。多亏了柏林的两位革命工长组织活动家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Cläre Derfert-Casper)和阿图尔·舍特勒(Arthur Schöttler)的努力,柏林的革命派才能通过苏尔(Suhl)一带的兵工厂工人在最后一刻给自己搞到了武器[84]。

    就这样,不管德国革命派在一战期间是通过革命争取和平,还是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来进行革命,他们都没能成功建起早在一九一四年就需要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人连试都没试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一个能满足鼓动群众、找出一致的口号、将他们的活动集中起来的要求的组织。和平与革命把他们甩在了身后。

[1]罗莎·卢森堡,《尤尼乌斯提纲草案》,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43-47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

[2]卡·拉狄克,《团结还是决裂》(Einheit oder Spaltung),刊载于《工人政治》,1916年第4期、第8期和第10期,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336—338页。

[3]同上,第315页。

[4]同上,第317页。

[5]同上,第318页。

[6]同上,第320页。

[7]同上,第323—324页。

[8]同上,第325页。

[9]《论和平问题》(Theses on the Question of Peace),《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第58页。

[10]鲁道夫·迪克斯(Rudolf Dix),《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Deutsche Internationalisten bei der Errichtung und Verteidigung der Sowjetmacht),《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第3期,1966年,第495页。

[11]同上,第485页、第496页。

[12]K·L·谢列兹尼奥夫(K.L.Seleznev),《1918年东线德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鼓动与革命运动》(Bolchevitskaja agitacija i revolutsionnoe dvijenie v Germanskoj Armii na vostoshnoe fronte v 1918 g),《德国十一月革命》(Noyabre'skaia Revolutiutsiia v 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271—328页。

[13]同上,第276—277页。

[14]迪克斯,《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拉狄克。

[15]D·S·达维多维奇(D.S.Davidovich),《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Revolutsionnii Krisis 1923 g V Germanii I Gamburgskoe vosstaine),莫斯科,1963年,第133—134页。其中提到了一个例子:有个叫恩斯特·施耐勒(Ernst Schneller)的预备役军官,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下,在回国途中成了共产主义者。

[16]迪克斯,《在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及保卫苏维埃政权中的德国国际主义者》,第495页。

[17]赫尔曼·奥斯特洛(Hermann Osterloh,1886—1961),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俄国被俘,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12月返回德国战线,被捕,1919年再次返回,在不莱梅担任负责农民问题的书记。曾任德共全职干部,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1928年被当作右派开除,1930年参加社民党,在工厂里工作。1934年被判处在集中营里监禁八年。战后成为不莱梅社民党的领袖。

[18]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与里哈尔德·洛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Ernst Reuter.Ein Leben für die Freiheit),慕尼黑,1957年,第109页、第129页。

[19]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受伤被俘,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里工作。返回德国后参加德共,被任命为柏林支部第一书记。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德国中部的起义,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2年被开除出德共。不久后加入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1931年至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纳粹上台后被迫辞职,被关进集中营。被释放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二战结束后回国,1948年至1953年任西柏林市长。——中译者注

[20]后来罗伊特在德共(斯)内很出名,1921年里甚至当了几个月的总书记。参见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

[21]尼古拉斯·克莱布斯(Nicolas Krebs,1890—1937?),曾化名菲利克斯·沃尔夫(Felix Wolf),也曾用过拉科夫(Rakov)和英科夫(Inkov)等化名。其父是移居俄国的德国工人。当过铁路工人,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战俘中间进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1919年2月同拉狄克一起回德国。后来在共产国际机关里工作,1921年2月与贝拉·库恩一起返回德国。1922年被德国驱逐。后来以英科夫的假名在维也纳担任外交代表。后来同反对派合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逮捕后被处决。

[22]此时克莱布斯把他的姓改成了俄国化的“拉科夫”;他返回德国后,以“菲利克斯·沃尔夫”的名字进行活动。

[23]威廉·蔡瑟(Wilhelm 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鲁尔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当过中尉,1918年率部参加乌克兰游击队。后来在党的军事机关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0年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一支国际纵队。1940年返回苏联,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对德国军官进行政治再教育。战后加入统一社会党,1950年至1953年间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年6月东柏林爆发起义后被迫退休。

[24]后来,在鲁尔地区的斗争中,他负责领导军事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将军”指挥国际纵队。1918年里他的名字很少被提到,见安德烈·马蒂(André Marty),《黑海的叛乱》(La Révolte de la Mer Noire),巴黎,1939年,第72页。

[25]特别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4卷,第1661页)。

[26]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中译者注

[27]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Graf Czernin,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中译者注

[28]出自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1页。

[29]同上,第76页。

[30]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人与政治》(Men and Politics),伦敦,1941年,第31页。

[31]米耶奇斯拉夫·布隆斯基(Mieczislaw Bronski,1882—1937),化名M·J·布劳恩(M.J. Braun),波兰人,1902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狱中服刑一年。1907年流亡瑞士,活跃于瑞士社民党,反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支持华沙委员会(拉狄克也支持华沙委员会)。亲近列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成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人之一。1917年4月同列宁一起乘坐“密封列车”返回俄国参加革命。1918年被任命为苏俄驻柏林领事,同德国革命派接触。同年11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返回德国,以化名担任西欧书记处委员和德共(斯)领导层成员。当卡普暴乱发生时强烈反对中央的立场,不久被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活跃于波兰共产党,入选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在大清洗中被捕遇害。

[32]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

[33]德国警方在报告中还提到过一些积极同德国革命运动进行联系的苏俄外交人员,其中有扎戈尔斯基(Zagorsky),德国警方认为他负责同独立社民党领袖接触;还有马塞尔·罗森贝格(Marcel Rosenberg),负责所有跟出版有关的问题(罗森贝格在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后来在大清洗中失踪);以及马尔科夫斯基夫人(Mme.Markowski),负责处理同各青年组织之间的关系。同一份报告中还提到:越飞企图把卡尔斯基(即马尔赫列夫斯基)从监狱里弄出来,让他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但没有成功,只能做到让德方将他遣返回俄国(施特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第四卷,第1365页)。

[34]越飞曾说过,他曾把几十万马克交给巴特(Barth),让巴特用这笔钱来筹备起义(《消息报》,1918年12月6日)。

[35]罗斯塔(Роста,全称为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граф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通讯社是苏俄的国家通讯社。——中译者注

[36]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年10月9日——1925年7月26日),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当过玻璃工人,1881年参加社民党,1893年起成为全职党务工作者,1908年至1917年间领导社民党出版局。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组建了独立社民党的出版局,并领导了苏俄罗斯塔通讯社的“信息”部。1918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柏林警察总监,在他身边有一批工人活动家。1919年1月5日他被解除警察总监的职务,此事成了一月斗争的导火索。一月斗争后流亡到布伦瑞克。后当选为独立社民党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参加了共产社,但后来回到了德共。在逝世前一直任德共的国会议员。

[37]欧根·列维涅(Eugen 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7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被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斯)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7月5日在狱中就义。

[38]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77页。

[39]比方说,就在李卜克内西获释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知道了他在政治上是同布尔什维克一致的。

[40]I·M·克里沃古兹(I.M.Krivoguz),《“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Spartak' i obrazovanie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Germanii),莫斯科,1962年,第136页。

[41]维尔纳·伊米希(Werner Imig),《为了德国左翼而帮助列宁》(Zur hilfe lenins für die deutschen link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1963年,第5/6期,第810页。

[42]弗·伊·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75页。

[43]同上,第176页。

[44]同上,第175—176页。

[45]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63页。

[46]伊米希,第809—810页,第814—855页。

[47]弗·伊·列宁,《致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36页。

[48]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4页、第295页。

[49]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外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帕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中译者注

[50]伊米希,第818页。

[51]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0页。

[5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50页。

[53]罗·卢森堡,《致友人书》(Briefe an Freunde),苏黎世,1950年,第157页。

[54]乌尔里希·冯·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年4月21日——1523年8月29日),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诗人,著名的骑士理论家,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2—1523年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中译者注

[55]罗·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出自《卢森堡文选》下卷,殷叙彝译,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32-365页。

[56]《工人政治》,第46期,1917年11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18页。

[57]《当务之急》(Eine dringend Notwendigkeit),《工人政治》,第50期,1917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3—47页。

[58]这封公开信刊载于《柏林及其近郊社会民主党选举联盟通讯》(Mitteilungs-Blatt des Verband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Wahlvereine Berlins und Umgegen),第16期,1918年7月21日,重印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58—162页。

[59]《莱比锡人民报》,1918年5月31日、6月1日与6月10日。

[60]《莱比锡人民报》,妇女增刊,第30期,1918年8月9日。

[61]克里沃古兹,《“斯巴达克”与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05页。

[62]1918年8月至9月间,她写了一篇文章,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打算将其作为一篇《斯巴达克通信》发表出来。但列维、列维涅和恩斯特·麦尔一致拒绝出版(见《红旗》,1922年1月15日)。根据列维在1922年的说法,当时列维在布雷斯劳监狱里会见了卢森堡,试图说服她收回这篇文章,不要出版它。在列维离开时,卢森堡把《论俄国革命》的手稿交给了列维,并对他说:“这本小册子是为你写的,哪怕我只能说服你一个人,我的工作就不算是白费劲。”(保尔·列维,《论俄国革命》序言,第1—2页。)

此文即《俄国的悲剧》,其中文版可参阅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1809.htm。——中译者注

[63]这个说明,是多年后《斯巴达克》编辑部在发表此文时所写的。——中译者注

[64]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著名军事统帅。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870年入伍,一战前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13师师长、第20军军长等职。一战爆发后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出任协约国最高统帅。1918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中译者注

[65]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93页。

[66]同上,第95页。

[67]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中译者注

[68]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暗杀。——中译者注

[69]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82—83页。

[70]《行动》,第29期,1919年7月19日。

[71]威廉二世,《1917—1918年的事件与人物》(Ereignisse und Gestalten aus den jahren 1917-1918),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81页。

[72]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4期,第81页。

[73]艾贝哈德·柯尔布(Eberhard Kolb),《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Die Arbeiterrä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杜塞尔多夫,1962年,第79页。

[74]出自对该派领袖卡尔·雷茨拉夫(Karl Retzlaw)的采访,引用自赫·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0—21页,第41号。

[75]《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68—469页。

[76]保尔·弗洛里希写道,自从列奥·约吉希斯在1918年3月被捕后,经营《斯巴达克》的工作就由列维负责(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241页)。尽管弗洛里希极为反对列维,但他很看重自己的历史著作的客观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证据。

[77]IML,莫斯科,全集1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95页。

[78]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第232—233页。

[79]同上;《在红旗下》,第106页。

[80]《在红旗下》,第107页。

[81]埃米尔·巴特(Emil 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加入独立社民党。一月工潮后,他接替里哈尔德·穆勒,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曾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任人民委员(但他的同志并不承认)。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

[82]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126—127页。

[83]同上。

[8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96页;赫尔曼·格洛特的回忆,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柏林,1949年,第333页,第409—410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1 00:19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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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八章 十一月革命</h2>

  乍一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旬爆发的德国革命似乎验证了罗莎·卢森堡的期望与看法。劳动群众抛开了他们的领袖——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袖——正在寻找革命行动的道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完全独立于各革命组织的(这些组织已经被革命甩在了身后),他们没有统一的口号,而且最终也没有领导。与此同时,革命似乎正照着斯巴达克派的秘密呼吁,在向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发展,这种新的政权形式是仿效了俄国苏维埃的榜样,基于工人士兵苏维埃而组成的。苏维埃的口号在被几百万人接受后,就变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h3>军政领袖与军事失败</h3>

    德国的军政领袖感到风暴正在来临。八月八日,西线德军在蒙迪迪耶的失败[1],表明任何赢得军事胜利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军政领袖们已经无力控制战局了(在此之前,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豪赌”)。八月中旬,威廉二世同首相赫特林[2]、军方首脑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奥地利皇帝开了会,他们一致同意寻找最佳的求和时机。国务秘书辛策[3]通知美国总统威尔逊,说德国政府愿意在回到以前状况的基础上进行和谈[4]。

  九月,由奥匈帝国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德国的盟军)防守的地段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军方首脑变得越来越急切。九月二十九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告知首相,东线的局势已经陷入绝境,并表示希望扩大政府[5],以便为和谈提供坚实的基础[6]。事实上,他们都同意辛策的看法:“我们必须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自下而上的动乱发生。[7]”他们的目的是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要能代表目前在帝国国会中占多数的几个党派,特别是要有社会民主党的大臣。

  赫特林辞去了首相一职,威廉二世让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接替了他。马克斯亲王是个享有自由派名声的进步贵族。他从那些赞成立即和谈的政党的议员中挑选大臣。社民党提名的人选是鲍威尔和谢德曼[8]。十月四日,马克斯亲王的政府向威尔逊总统提出,在“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停战协议。十一月八日,他向协约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准备进行停战谈判。军方首脑(特别是鲁登道夫)已经开始大谈什么“不可接受的”条件,并企图把求和的责任丢给“政客们”来扛。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做什么来阻止求和。在他们看来,革命才是真真正正的威胁。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社民党,它当时正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平的外交途径。《前进报》甚至还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说明“俄国道路”不适用于德国:“俄国革命消灭了民主,代之以工人士兵苏维埃的专政。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拒绝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德国,并宣布自己坚守民主的承诺[9]。”十一月四日,艾伯特给国务秘书万沙菲打了电话,向他保证工会将竭尽全力让工人冷静下来[10]。

<h3>裂痕初现</h3>

  早在九月,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群众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在独立社民党的会议上,哈阿兹、迪特曼与希法亭费了点劲才让会议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把大部分力气用在抨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空想气味”上[11]。考茨基则把《前进报》上的主题详细阐述了一番[12]。哈阿兹向多伊米希坦白,承认自己对事态走向毫无头绪[13]。十月十八日,列宁在写给斯巴达克派的信中乐观地写道:“……这一决定性的时刻现正在迫近……[14]”

  十月七日,斯巴达克派在柏林开会,来自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德国当前的局势,认为目前的局势“是革命形势,在当前局势中,德国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解决的问题正以新的方式重新提了出来”。会议宣布即将到来的革命要与俄国革命团结一致,并起草了一份紧急纲领,纲领中的要求包括对一切因反战而被判刑的平民及武装力量成员进行大赦、取消强制劳动制和撤销戒严。这次会议提出的行动纲领中还包括取消一切战争公债、征收银行、矿山和工厂、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低收入者的工资、没收大中型农庄、废除军管、将执行军纪的权力交给由士兵选举产生的代表团、给予士兵组织及举行集会的权利、取消军事法庭、立即释放被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取消对政治犯和违抗军令者的死刑或强制劳役、将分配食物的工作交给工人代表进行、取消“邦”(Länder)的建制、罢黜皇室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会议号召“在还没有组织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地方组织苏维埃”[15]。革命派以此宣布,他们要争取领导即将来临的革命。

  社会民主党的大臣注意到了这些危险,他们建议内阁讨论这些主题[16]。他们坚持要求尽快对政治犯实行大赦[17]。他们认为首先要释放李卜克内西,因为囚禁他反而使他赢得了殉道者的光环。释放他确实会带来一些危险,但为了让工人阶级相信新政府对“民主化”的承诺,就必须释放他。尽管军方首脑反对,但谢德曼还是说服了其他内阁成员。他们决定于十月二十一日释放这位斯巴达克派的领袖。就在他获释后,几百位活动家陆续获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年。

  十月二十二日晚,工会领袖在柏林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阿尔文·克尔斯滕,保尔·埃克尔特在会上获准发言,他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获释,他将于明天下午五点抵达柏林[18]。”大多数与会代表非常高兴,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警方随后进行了干预[19]。

  第二天,几千名群众在大批警察的监视下,来到车站等待这位获释的囚徒,并以迎接英雄凯旋的方式来欢迎他。他一离开波茨坦车站,就像一位渴望行动的活动家那样,立即投入到斗争中去。就在两年前他被捕的那个广场上,他痛斥皇帝,高声赞美俄国革命的榜样,并号召在德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20]。同一天晚上,苏联大使越飞特地为他举行了大型招待会,在会上越飞宣读了列宁发来的贺电,李卜克内西随后也对列宁致以回电。会上,瓦尔赫尔、哈阿兹、巴特、格洛比希与吕勒等几位德国活动家也发了言[21]。在出席招待会的人当中,有不少是各个革命组织的代表,他们相信:李卜克内西,这位象征着革命运动的英雄,将能够把各个组织团结起来。

  然而,矛盾的是,李卜克内西却陷入了孤立,他没有可以依靠的组织。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革命已经被拖延得太久了,但他也清楚,他只能提供一面旗帜,提供不了一个指挥部。他的斯巴达克派同志们无力扮演这一角色。当然,奥托·弗兰克[22]已经在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扎下了根[23]。列维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通过他可以联系不莱梅的激进派[24]。皮克已于十月二十六日从荷兰回国,重新开始了工作[25]。但他们依然是没有部队的领导,至少在柏林这个关键城市里,他们也只有不到五十人的力量[26]。

  工厂里的力量的真正先锋,被组织进了由中派领导着的独立社民党的行列里,李卜克内西早就经常跟这些中派进行交锋。在来自各个工厂的工人组成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

  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先走了一步。他们知道这么做要冒着被活动家压倒的风险,但他们还是打算控制李卜克内西,并利用他的名声。所以,他们向李卜克内西发出邀请,请他加入独立社民党的领导层[27]。从几方面来看,这个邀请很有诱惑力。独立社民党的队伍里有大量的活动家,并控制着许多出版渠道。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打算做无原则的妥协。他要求独立社民党作出保证,承诺举行代表大会,他认为在会上应当批判中派领导层在过去几年里的一再拖延,并承认在过去几年里斯巴达克派才是正确的。他并不想成为领导层中的人质。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并不准备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因为这么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他们只同意起草一份意向宣言,承认自己的观点已经向斯巴达克派接近。李卜克内西认为这样还不够,谢绝了独立社民党的邀请,但他同意在独立社民党执委会进行重大决策时应邀出席会议[28]。

  除了转向革命工长组织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革命工长组织能给他提供干部和遍布首都全部工厂的广泛网络——简单地说,就是进行革命行动所需的工具。在这方面他没有遇到困难。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一个临时性的工人苏维埃,而且还将李卜克内西、皮克和麦尔这三位斯巴达克派成员增选入内[29]。这个临时组建的革命领导层立刻着手讨论局势,商量对前景的看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巴登亲王的政府拒绝议和、并号召“保卫祖国”时,他们就要立即采取行动,为此必须做好准备[30]。

  但李卜克内西并不满足于这个分析。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被动的,甚至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他拒绝附和提出这些看法的代表们,这些代表认为除非至少政府激怒群众,否则群众是不愿起来斗争的。他从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自发行动中、从青年的战斗性(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青年在柏林举行了代表大会)中看到了反驳这种观点的证据。二十六日晚上,汉堡有两千人举行了游行示威,二十七日则有四千人在腓特烈港(Friedrichshafen)举行游行。二十七日晚上,独立社民党在安德列亚斯礼堂(Andreas Festsäle)举行集会,李卜克内西在会上做了演讲,演讲完之后,他带领几百名工人和青年走向市中心,在那里他们同警察发生了冲突[31]。他认为,必须靠这种行动,这种依赖于最有战斗性的成分的行动,才能够发动群众。

  李卜克内西艰难地企图说服革命工长组织接受这一点。十月二十八日这天,他同多伊米希和巴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说,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政府不打算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来延长战争,革命派都有责任通过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他认为这些方法能让群众觉察到自己的力量,并提升群众的觉悟水平及求胜的意志。多伊米希和巴特则犹豫不决,他们俩几乎要指责李卜克内西的看法是异想天开了。最后他们只同意举行集会,并明白地拒绝了组织街头示威的建议[32]。

  在那天晚上的全会上,皮克提议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不要理睬已经在到处张贴的号召入伍的告示,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33]。李卜克内西系统地重申了他关于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建议,并提议在十一月三日集中发起集会和示威,以此作为一个开端。多伊米希、巴特和穆勒反对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要冒过早地投入决定性战斗的危险。他们宣布革命派只能在有必胜把握时才举行罢工,其中一人还讥笑李卜克内西的计划是“革命的演习”[34]。

  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依然反对举行公开的行动,而临时苏维埃内反对李卜克内西的那些人,其实也不过是在重复这些领袖们在那时候发展出来的一套观点罢了。李卜克内西企图说服他们,但却徒劳无功。他说,群众运动只能在街上才能发展起来,领袖的职责就是尽快上街去领导他们。他还补充说,那些借口力量对比于自己不利而撤退的人是在临阵脱逃,因为只有当革命派参加战斗之后,力量对比才能变得对革命派有利。特别是对于士兵来说,只要他们眼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前景,他们就会一直遵守纪律、执行军官的命令。只有在街头,工人才能通过与穿军装的工人进行亲善活动来战胜军队。面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时,军队在物质上强大,但政治上弱小[35]。

  十一月二日,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同革命工长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累德堡向与会者引见了第二近卫营的一位军官瓦尔茨(Waltz)中尉。这个瓦尔茨中尉是自己来找累德堡的,他说他和他的部下愿意接受革命总指挥部的指挥,准备起义[36]。与会者高兴地欢迎这位来客,他带来了武装力量和武器,有了这些,起义就有可能成功。此后瓦尔茨就化名林德纳(Linder),在多伊米希身边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进行军事上的和战略上的技术准备工作[37]。但是工厂代表的报告依然是悲观的。当领袖们发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号召时,在革命工长组织网络控制的十二万工人里,最多只有七万五千人做好了响应的准备[38]。谁能想象得到,总罢工都还没有举行,起义就爆发了呢?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

  哈阿兹建议将武装起义的时间定为十一月十一日,为此必须立即着手准备,他这个建议得到了穆勒乐观的支持。累德堡反驳说,这个建议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是在拒绝行动。累德堡认为起义的时间应该定为后天——十一月四日。而根据皮克的证词,李卜克内西曾在俄国大使馆内同俄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两个建议都反对。实际上,他坚决反对在没有进行必要的准备和动员群众之前就发动武装起义的意见。

  在李卜克内西看来,他们应该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并让罢工工人自己决定要不要为了争取立即实现和平、争取取消戒严、争取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争取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政府而组织武装示威游行。他宣称,只有在总罢工的过程中“才能通过大胆的措施,逐步将行动的水平提高到起义的层次”[39]。在投票时,累德堡的动议以十九票对二十二票未获得通过,而李卜克内西的动议则以五票对四十六票未获得通过。这样就只剩下哈阿兹那个跟坐等没什么两样的动议了[40]。

  这最后一次讨论的结果,对于李卜克内西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败。这位斯巴达克派的领袖在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层里所做的努力,并没能克服大多数工厂代表的犹豫不决,也没能克服独立社民党领袖们的保留或敌对态度,这点更为重要。不但在组织方面和行动方面没能取得进展,而且连李卜克内西本人似乎在精神上也成了那些矛盾的俘虏——这些矛盾通过代表们牢牢抓住了独立社民党。

  但是其他地方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斯巴达克派在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里占有重要职位。符腾堡的独立社民党组织的执委会主席弗里茨·吕克也是斯巴达克派,他们控制着当地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早在九月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其成员里有台尔曼和吕克本人),通过这个行动委员会,他们控制了一个由工厂代表组成的网络[41]。吕克写道:

<blockquote>  问题在于发动群众。这只能从工厂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加入了独立社民党,尽管党在政治上不合我们的口味,但加入了这个党,使我们得以免受束缚,并让我们可以打着组织合法政党的幌子,在各个工厂里建设一个由我们信得过的人组成的紧密的网络[42]。</blockquote>

  吕克参加了十月七日的斯巴达克派会议。他回去后,于十六日跟四十个工厂代表一起秘密地帮助组织起义[43]。第二天,在吕克承认自己无视书报检查机关的命令之后,书报检查机关就下令《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十四天。但斯巴达克派有地下出版社,十月三十日,当地的独立社民党组织投票决定,发表一份宣言,赞成召开由各个工人士兵苏维埃组成的准议会式机构的中央会议,并赞成组织街头示威。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里,在戴姆勒(Daimler)工厂上夜班的工人举行了集会,吕克在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他们秘密选举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二日,两位参加了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的讨论的斯图加特行动委员会代表回到了斯图加特,他们带回了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四日的消息[44]。十一月二日至三日间,印刷了传单。戴姆勒工厂选举产生的苏维埃表示愿意接受其他工厂的代表,并决定于四日举行总罢工,这是一个成功。扩大了的戴姆勒苏维埃组织了全市范围的工人苏维埃,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任命吕克为主席,并决定所有工厂都要选出工人苏维埃。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刊物《红旗》(Die Rote Fahne),《红旗》立即号召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45]。

  但在斯图加特诞生的这个运动却陷入了孤立。柏林的革命派决定坐等。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控制了全市,市内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但工人苏维埃却暴露在危险面前,因为邦政府和司法机关依然原封未动。腓特烈港的齐柏林(Zeppelin)工厂的工人在来自戴姆勒的宣传影响下,刚刚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工人苏维埃。台尔曼和吕克去那里协调行动,但在半路上被捕了[46]。斯图加特苏维埃的委员们群龙无首,立刻陷入了混乱,他们也随即被捕了。先头部队的第一仗是短促的,而各地的警察早已做好了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各大城市里,警察都逮捕了活动家,所有被捕的活动家都被指控在一月工潮期间犯有罪行。十一月五日,普鲁士警察公布了在苏联外交邮袋里找到的大量宣传品,帝国政府限越飞及苏俄驻柏林大使馆的苏俄代表们在六小时内离境[47]。这是不是一个企图斩断昨天的俄国革命与明天的德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的象征性措施呢?不管怎样,这都已经太迟了,因为革命的日程已被基尔港水兵的行动决定了。


<h3>来自基尔的浪潮</h3>


  十月二十八日,停泊在威廉港的海军舰艇的船员们转入行动。一道准备出海的命令,引发了一个流言:为了捍卫其在北海[48]上的荣誉,总参谋部正准备进行最后一战。在舰艇上发生了几次示威,大约有一千名人被捕并被押送到岸上,有五艘战舰被派往基尔[49]。

  水兵们为自己被捕同伴的命运感到担忧,由此激起了这次运动。他们还记得一九一七年的起义者的结局,并向工人寻求支援。十一月一日,他们在基尔工会中心开会,并决定于次日举行公开集会[50]。十一月二日,警察占领了工会中心,水兵们便聚集在阅兵场上。其中有位水兵叫卡尔·阿泰尔特[51],他是独立社民党党员,曾在一九一七年被判处监禁五个月,他建议于第二天举行街头示威,水兵们散发了手写的传单,呼吁人们支持他们[52]。

  十一月三日,几千名水兵和士兵打算进行示威,尽管他们的人数比当地驻军要少。示威被禁止了,军队在城里巡逻。尽管工会干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水兵们还是决定要上街示威。他们跟一支巡逻队发生冲突,巡逻队开了枪,导致九人死亡,二十九人受伤。这场冲突让基尔驻军的士兵们也骚动了起来,自此水兵已经没有退路了[53]。

  晚上,各艘舰艇上的水兵都举行了集会。在一艘鱼雷艇上,阿泰尔特带头选出了德国革命中第一个士兵苏维埃。第二天早上,两万名水兵将他选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军官们被打垮了。阿泰尔特以战友们的名义,向基地司令苏洪[54]将军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苏洪不得不全盘接受。这些要求有:取消敬礼、缩短勤务时间、增加休假、释放被捕者等。当晚,当地驻军中产生了一个由士兵苏维埃组成的网络。红旗在军舰上高高飘扬,许多军官被自己的士兵逮捕了。在岸上,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发出联合号召,呼吁举行总罢工,然后还呼吁成立工人苏维埃,并将工人苏维埃同士兵苏维埃合并起来。

  社民党领袖古斯塔夫·诺斯克已被政府任命为基尔总督,为了让水兵们平静下来,并阻止水兵们的斗争精神传播开来,他赶紧承认了新生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威[55]。十一月六日,局势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但是,基尔起义已经点燃了革命的大火。担心政府秋后算账的情绪在水兵中间广泛传播,迫使他们将运动进一步发展下去。在库克斯港(Cuxhaven),一位被征召入海军的工人、独立社民党活动家卡尔·拜尔[56]已经成立了一个由信得过的同志组成的小网络,当他得知基尔所发生的事情后,便立刻向自己的网络发出了警告。十一月六日晚上,水兵们在工会中心举行集会,他们选出了士兵苏维埃;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在准备建立工人苏维埃,工人们将柏林一月工潮组织者之一克拉茨选为工人苏维埃主席。新成立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向汉堡求援,威廉·迪维尔被派去帮助他们[57]。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威廉港的水兵和造船工人在司炉伯恩哈德·昆特[58](战前他是开姆尼茨的一位全职党务工作者)率领下发动了总罢工。当天晚上,工人和士兵选出了苏维埃,社民党在苏维埃里占了多数,昆特当选为主席[59]。

  在不莱梅,几乎所有的革命派活动家不是被捕就是被拉了壮丁,不得不靠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来推动革命。十一月四日,独立社民党议员亨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停战、罢黜皇帝和结束戒严[60]。但接下来几天里局势都是平静的。可是就在十一月六日,一列载着被捕水兵的列车停在车站里,水兵们逃入了市内和船坞里,呼吁劳动人民提供帮助[61]。市里自发举行了示威,带头的是当地独立社民党组织的领导人。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了,一位独立社民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Frasunkiewicz)号召人们选出工人士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广为人们接受,但这次集会却无果而终[62]。只是到了十一月七日,威悉(Weser)河沿岸的船坞工人开始罢工后,罢工才广泛开展起来,各个工厂才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九日,全市范围的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63]。

  在汉堡,独立社民党于十一月五日晚上举行了事先安排好的集会。迪特曼反对水兵提出的组织示威游行、争取释放被捕者的要求,还驳回了威廉·迪威尔提出的选出工人苏维埃的动议[64]。当天晚上,一位领头的水兵弗里德里希·蔡勒(Friedrich Zeller)不甘心失败,带领一群水兵到码头周围寻求支援。晚上有大概一百人留在工会中心里,他们呼吁人们在第二天中午举行示威游行[65]。到了早上,在几位活动家——主要是青年领袖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他已经离开了军队,秘密返回了汉堡——的倡议下,组织了示威游行,在工会中心里成立了临时工人苏维埃,由蔡勒和当地独立社民党组织的领导人卡尔维特(Kallweit)任主席[66]。

  革命的临时指挥部派出部队去占领所有的军营。在一个军营门前,彼得在交火中牺牲了[67]。到了预定的时候,四万人参加了示威。一位独立社民党领导人号召通过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政权,他赢得了一片欢呼。左翼激进派弗里茨·沃尔夫海姆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威廉·迪维尔提出了解除当地指挥官的职务、将工业由战时生产转入和平时期生产的要求,都赢得了赞成[68]。当天晚上,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由左翼激进派海因里希·劳芬贝格任主席[69]。与此同时,弗洛里希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水兵,占领了《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的办公室和印刷厂,出版了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也叫《红旗》[70]。他写道:“这是德国革命的开始,这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向世界革命最强有力的行动致敬!社会主义万岁!德意志工人共和国万岁!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71]”


<h3>革命如野火般烧向四方</h3>


  开始于沿海城市的这个运动不可阻挡地传向四方。十一月六日,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一列载着囚犯的火车停在了这里,为了解救这些囚犯发生了战斗,工人士兵苏维埃当即成立了[72]。

  在巴伐利亚,这个运动不是由水兵发起的,而是由在独立社民党队伍里的革命派小组发起的。曾是修正主义者、后来成为和平主义者、再后来成为激进派的艾斯纳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有上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小组。巴伐利亚的第一批独立社民党党员就是从他们中招收的。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他们只有四百来人,但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干部,对克虏伯工厂里的工人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并能组织一个由其他企业里的信得过的支持者组成的紧密网络。此外,他们还与农民协会里的一个派别有密切联系,这个派别是由盲人甘多尔菲尔[73]领导的,对社会主义持同情态度。为了准备革命,艾斯纳系统地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十一月七日,他在慕尼黑领导了一次争取和平的街头示威,在游行过程中作出了发动总罢工、进攻军营的决定。巴伐利亚国王落荒而逃,艾斯纳成了巴伐利亚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74]。

  十一月六日,哈勒市的工人活动家们率领起义水兵从火车站出发[75],他们将第十四轻步兵团的士兵争取了过来,并向其他军营进攻。一位独立社民党党员、曾是当地积极分子的水兵卡尔·梅塞贝格[76]担任了士兵苏维埃主席;在由独立社民党领导的代表网络的活动中,工人苏维埃也出现了;两个苏维埃合并后,由独立社民党人奥托·基里安[77]出任主席[78]。

  十一月七日,在爱尔福特发生了一场同情基尔起义者的罢工,这场罢工使得在工厂里举行集会成为可能,同一天举行了大型集会,选出了该市的中央苏维埃[79]。同一天,哈瑙(Hanau)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由斯巴达克派成员施奈尔巴赫任主席,当地工人在示威中与警察发生了冲突[80]。也是在这一天,布伦瑞克城外的水兵组织了示威游行,强行打开了监狱大门,同时罢工工人也组成了工人苏维埃。十一月八日,摄政王退位,斯巴达克派成员、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奥古斯特·梅尔格斯[81]出任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82]。

  在莱比锡有一个斯巴达克派小组,人数约有二十五人。在当地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的集会上,他们试图说服独立社民党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但没有成功。然而就在同一天,港口上的一些水兵组织了第一次街头示威,并呼吁士兵们采取行动。十一月八日,军营被攻占了,工人士兵苏维埃成立了。在开姆尼茨,这一天几乎是平平稳稳地过去的。弗里茨·赫克特于十一月八日返回开姆尼茨,他通过自己在独立社民党和建筑工会内的领导地位,成功地同时组织了罢工和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选举,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内也有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十一月九日,他被选为苏维埃主席[83]。

  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柏林的革命派仍在犹豫不决。十一月四日,基尔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召开了会议。此时。李卜克内西和皮克建议于八日或九日开始行动。但大多数代表拒绝号召罢工,因为那几天正好是工人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把行动局限于向各省份派出代表,并委托皮克起草一份关于基尔起义的传单。十一月六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李卜克内西一直在徒劳地私下劝说多伊米希;在会上李卜克内西仍然坚持尽早发动起义,并通过街头示威来为起义做准备。他的建议再次被否决。起义的日子定为十一月十一日,不能再早了。

  十一月七日,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在党的总部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来自几个外省城市的代表举行会面。来自雷姆沙伊德的奥托·布拉斯与迪特曼尖锐地批评了前一天作出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形势还没有成熟。哈阿兹的态度则更加保守了;他不相信革命,并说基尔起义是一场“冲动的爆发”,还说他已经向诺斯克保证不会做什么有害于两个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团结”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再次提出他的建议,这次他得到了杜塞尔多夫代表的支持。但会上的情绪越来越高,他痛斥那些被他叫做“那帮想造出个革命的人耍的拙劣的、机械的把戏”。多伊米希、巴特和穆勒再次反对他,于十一月十一日起义的决定就这么定下了。会上还决定独立社民党执委会要负责公开呼吁起义,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84]。

  社民党多数派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感觉到了风暴即将来临。从十月二十三日起,政府内的社民党部长就在呼吁威廉二世退位[85]。十月三十一日,谢德曼与艾伯特告诉首相,皇帝得走人了;十一月三日,一个由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也向首相表示希望皇帝退位[86]。康拉德·亨尼施在一封私人信件里解释了社民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姿态:

<blockquote>  关键是要抵挡布尔什维克革命,它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混乱;它正在不断发展,威胁越来越大。皇室问题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密切相关。为了拯救祖国,我们必须牺牲皇帝。这根本不是出于教条式的共和主义[87]。</blockquote>

  最后,社民党向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到了十一月八日皇帝还不退位的话,对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社民党将不会出来负责[88]。

  十一月八日早上,奥托·弗兰克与李卜克内西达成了一致。他们很紧张,因为时间正在流逝。工人正在失去耐心,随时可能发起孤立的行动,要想阻止他们已经越来越难。此外,警察也在一步步向起义者进逼,运动有可能会群龙无首。最后,社民党多数派也一直在观察动向,他们已经做好了接管起义、然后使起义无害化的准备。从这点来看,每过一分钟,革命派的危险就大一分——李卜克内西拼命地劝说迪特曼,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89]。

  当代表们在指定时间抵达他们通常碰面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军事专家林德纳——瓦尔茨中尉——已经被捕了,于是他们决定改在国会的一个房间里开会[90]。在半路上,多伊米希被捕了;起义计划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跟他在一起的露易丝·齐茨设法脱身后发出了警报。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因为警察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足以将他们所有人逮捕。可是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还在犹豫(哈阿兹除外,因为他到基尔调停去了)。在李卜克内西缺席的情况下,巴特的意见获得通过;他们决定起草和散发传单,号召举行起义推翻帝制,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将有十人在这份传单上签字:李卜克内西、皮克、哈阿兹、累德堡、布吕尔[91]、巴特、弗兰克、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后五人来自革命工长组织)[92]。

  李卜克内西当时不在场,因为他和斯巴达克派的同志们已经决定,要在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面前造成既成事实,不给他们拖延的借口。他和恩斯特·麦尔一起,以斯巴达克同盟的名义起草了另外一份传单(他也在这份传单上签了字),在这份传单中,他呼吁工人们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并在世界革命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93]。他还不知道,镇压已经最终迫使他的盟友越过鲁比孔河了[94]。

  当天晚上,各个工厂里的社民党代表向党的领导人做了报告。他们无一例外地声称每个工厂里的工人都已经做好了在十一月九日行动的准备,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了[95]。每个愿意投入战斗的人,都将听到战斗的号召。

  这一刻标志着革命的开始。那些希望革命到来并为之努力准备的人;那些希望革命到来,但却怀疑他们能否开始革命,并因此希望革命被鼓动起来的人;那些不希望革命发生,直到最后一刻仍在试图扑灭革命的人——这些人全都被卷入了这股巨浪里。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夜里,德国各地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一点——水兵和士兵到处举行示威游行,工人到处发动罢工。工人士兵苏维埃被选出来了。监狱遭到了攻击,牢房门被打开了。红旗——世界革命的象征——在公共建筑物顶上高高飘扬。


<h3>柏林,十一月九日</h3>


  从黎明时起,号召起义的传单就被散发到了每个车间里。全市到处都有工人集会,所有的工业区都组织了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埃·奥·沃尔克曼就此写过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

<blockquote>  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终生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革命席卷了帝国首都。一队又一队工人在前进,街道上回荡着他们整齐的脚步声。他们来自施潘道,他们来自各个工人区,他们来自北部,来自东部,他们向着市中心——帝国政权的象征——进军。在前面的是巴特的突击队,他们手上拿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在他们前面的是妇女和儿童。在他们后面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当中有激进派,有独立社民党人,有社民党多数派,现在他们全都混在一起了[96]。</blockquote>

  虽然那天早上出版的《前进报》确实发出了警告,反对“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97],但社民党多数派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出来阻挡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当天早上早些时候,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再次会见了艾伯特,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群众正在追随独立社民党,完全不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驻军反抗,因为如果他们反抗的话,会导致巷战爆发。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就会导致最糟糕的局面——一场血腥的革命将会发生,那样的话政权就会落到极端分子手里。当时确实发生了禁止士兵走出军营的事情。瑙姆堡(Naumburg)轻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告诉《前进报》,他的士兵已做好了向群众开枪的准备。这就是社民党多数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情。奥托·维尔斯[98]不顾警告,前往亚历山大兵营,站在一辆汽车的顶棚上向士兵发表演说,劝说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而应该跟人民一起参加这场和平的革命。士兵被他说服了[99]。

  驻守柏林的其他团也纷纷效仿。一位参谋军官柯林·罗斯(Colin Ross)中尉告诉艾伯特,最高统帅部已经下令不得开枪[100]。《前进报》出了一份特别传单《他们不会开枪的》[101]。在起义过程中,只有一个兵营开了枪。有四名示威者牺牲,其中有斯巴达克派在柏林的青年领袖埃里希·哈贝尔萨特(Erich Habersaath),他是施瓦茨科夫的一位工人[102]。除了这件事之外,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社民党多数派在工厂里遭到了失败,但却在兵营里得到了补偿。一些曾在《前进报》工作过的编辑,带着一批工人企图夺回《前进报》——《前进报》被夺走的记忆仍令人隐隐作痛,但他们发现挡着他们的是武装的街垒,把守路障的是来自瑙姆堡轻步兵团的机枪手,他们两个小时以前才刚刚参加革命[103]。

  社民党的代表们召开会议,艾伯特向他们建议,应该向独立社民党提出共同分担政府责任的要求,代表们接受了他的建议[104]。但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布劳恩等了几个钟头,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却还是没有来会面——他们不会来的[105]。当时在场的独立社民党领袖中,迪特曼已经准备接受社民党多数派的建议,但累德堡强烈反对[106]。他立即通知了革命工长组织,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围绕着巴特成立了一个分配任务的临时战争委员会;李卜克内西正在向皇宫进军的游行队伍里;艾希霍恩正在去警察总局的路上;而深孚众望的阿道夫·霍夫曼则领着工人抵达了市政厅[107]。

  在《前进报》报社里,他们赶紧拼凑了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改称工人士兵苏维埃——里面有十二个工厂工人(他们都是社民党党员),再加上艾伯特、布劳恩、维尔斯和欧根·恩斯特(Eugen Ernst)[108]。正是这个苏维埃在当天中午出版的《前进报》上号召举行总罢工、举行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109]。社民党人在他们的传单上的落款是美妙的词汇:“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独立社民党细致地讨论了社民党多数派提出的建议,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得出结论,那时巴登亲王接见了艾伯特、谢德曼、布劳恩和工会领袖赫勒(Heller),宣布了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110]。艾伯特对帝制的未来持保留态度,但同意在宪法框架内接任首相一职。他立即呼吁人们保持冷静,遵守纪律,并要求维持秩序[111]。下午一点,他把新的形势通知了独立社民党,并再次发出了分担政府责任的邀请。奥斯卡·科恩问他,他是否准备接纳李卜克内西加入政府,他回答说,他的党不会拒绝任何人。独立社民党继续进行讨论,并答应在晚上六点作出答复[112]。

  在这段时间里,胜利了的群众兴高采烈,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涌入柏林的大街小巷,挥舞着旗帜,高呼口号,并奔走支持那些能提供一个目标的领袖。在艾希霍恩的支持者面前,保卫警察总局的步兵不战而降,并交出了武器。六百名政治犯获释了,艾希霍恩接管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室和职务[113]。下午一点起,摩阿比特(Moabit)监狱遭到了士兵和武装工人的进攻,不得不打开大门,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平民和军人,其中就有斯巴达克派的组织者列奥·约吉希斯。

  有几个军官企图组织反抗——先是在大学门前,然后是在普鲁士邦图书馆门前。群众迅速消灭了他们,而国会大厦一枪未开就投降了[114]。几万名柏林工人涌到国会大厦门前,谢德曼在一个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让工人冷静下来,但他后来还是屈服于群众的吼声,并作出了宣告共和国成立的决定——这一举措几乎可以说是革命的,艾伯特为此尖锐地批评了他[115]。没过多久,此前已经在皇宫里的一辆汽车顶上演说的李卜克内西就宣告“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他赢得了满堂喝彩。然后他来到霍亨佐伦家族[116]的寝宫的阳台上,宣布:

<blockquote>  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把欧洲变成了墓地,它已经毁灭了。我们记得自己的俄国兄弟。当他们离开时,他们对我们说:“如果一个月之内你们还没有按照我们做过的那样去做的话,我们就要跟你们绝交。”而现在只用了四天工夫。我们不能认为,旧时代已经死亡,自己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必须全力建设工人士兵政府,建设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一个我们的德国兄弟以及全世界的兄弟都能享受和平、幸福与自由的国家。我们向他们张开双臂,号召他们起来完成世界革命。你们当中如果有谁,想看到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德国革命的话,就高举你们的拳头吧![117]</blockquote>

如林的手臂顿时举了起来。

  革命领袖们继续在讨论。累德堡坚决反对同社民党合作,起初他似乎能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很快就来了第一批士兵代表团。有些代表团是自发的,但其他很多代表团则是由社民党组织来的,比如由马克斯·科恩—罗伊斯[118](他是老党的支持者,前不久才刚刚当兵)带领的一个代表团。他们全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统一起来,组成联合政府,保卫革命、和平与团结。其他代表团,尤其是工人代表团,则出于自己的立场,呼吁李卜克内西参加政府,以此作为德国革命争取和平之意志的保证。下午晚些时候,当李卜克内西抵达时,他估计独立社民党不会像累德堡建议的那样,断然拒绝一切形式的同社民党的合作,如果这么做,就要冒这样的风险:被群众误会、被群众当成是妨碍他们所渴望的团结的敌人[119]。

  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争取到了穆勒和多伊米希的支持,这六个条件是:宣告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要交给经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和士兵代表;政府里不能有资产阶级部长;独立社民党参加政府,仅限于达成停战所需的这段时间里;各部门的首长应接受具有真正决策权力的内阁的监督,并应成为技术方面的助手;内阁中各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同等的代表权[120]。只有累德堡表示,即使社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他还是反对参加政府[121]。

  晚上八点,独立社民党领袖的答复传给了社民党。与此同时,社民党又出新招,宣布在组成新政府之前,不会派出签订停战协议的代表团。晚上九点,社民党的答复传给了独立社民党。社民党的领袖们接受了最后两个条件,拒绝了前面四个。在他们看来,只有经普选出生的立宪会议才能决定德国政权的性质,而临时政府应当在位,直到召集并选出立宪会议为止。他们首先宣布,他们反对任何“阶级专政”,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政府[122]。

  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又始终得不到哈阿兹的意见,便将作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123]。当天晚上,在柏林出现了两份极左派的日报,这两份日报是在当天被占领的两家最大的日报的出版社里发行的,一份是独立社民党的《国际报》(Die Inernationale),另一份是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Die Rote Fahne)[124]。

  晚上十点,革命工长组织在国会会议厅里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几百名起义工人的代表,主持会议的是巴特。会议宣布自己为临时的首都工人士兵苏维埃,并号召各工厂、各兵营于第二天(十一月十日)上午十点举行集会。各工厂和各兵营应当在集会上选出代表——每一千名工人选一位代表,每个营也选一位代表——参加计划在下午五点在布施马戏场(Busch Circus)举行的大会,任命新的革命政府[125]。社民党多数派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个决定会威胁到他们在这一天里所赢得的东西,但他们彻夜在为这场决定性的战斗做准备。


<h3>艾伯特政府</h3>


  在十一月九日,维尔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那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发挥的行动,在事实上使社民党在柏林的兵营里得到了他们所需的支持。包括柯林·罗斯在内的一批军官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呼吁军官进行合作,维持秩序,并支持新政府[126]。现在社民党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系统地组织这种支持,并在布施马戏场的大会上利用它。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间,维尔斯起草了一份“致支持《前进报》政策的军人”的传单,这份传单印了四万份[127]。艾伯特任命维尔斯为首都卫戍司令[128],莱因哈特(Reinhard)上校向各部队指挥官下令,命令他们只能让得到他的允许的人进入兵营[129]。维尔斯的人所做的一切,其主旨正好可以用《前进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来形容:“不要兄弟阋墙”[130]。

  晚上,哈阿兹回来了。起初他倾向于拒绝参加政府,但在第二天早上的执委会会议上他又改变了看法,他还坚持认为,独立社民党不该坚持让社民党全盘接受前一天提出的六个条件,这样会给在社会主义者之间达成一致制造障碍。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他们正忙于筹备各工厂的集会。不过李卜克内西(有人一直在把事态的进展通知给他)宣布,假如独立社民党自食其言,不肯坚持他所提出的条件的话,他就不参加政府[131]。他没有参加谈判。最后,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达成如下协议:

<blockquote>  内阁只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党员组成,他们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民委员。这一条不适用于各部部长和内阁的技术性助手,内阁要单独决定政策。各部由两名社民党或独立社民党党员监督,这两人的权力是平等的。政权已落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工人士兵苏维埃将很快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秩序已于今日通过革命建立了,在它得到巩固之前,暂不提出有关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留到以后进行讨论[132]。</blockquote>

  两党领袖在内阁人选上达成了一致;社民党在前一天就提名了艾伯特、谢德曼和兰兹贝格[133],独立社民党提名了迪特曼、哈阿兹和巴特[134]。

  下午两点,维尔斯把工厂和士兵代表团中的社民党代表集合在《前进报》报社里,让他们为布施马戏团的大会做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让两党领导层之间的协议得到大会认可。他向士兵解释说,他们应当保卫“全体人民”的权利,反对那些只拥护苏维埃的统治的人,还应当提出选举国民议会的要求。他这边的一位领导人在士兵当中认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老党员的儿子。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135]就这样成了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士兵的领袖[136]。

  会议举行的时间晚于预定时间。一千五百多名代表挤满了大厅,工人们在楼座上,而士兵们则在楼下围着舞台。气氛十分火爆;发言者的话经常被打断,人们挥舞着武器,有人用拳头揍人。几乎没人来管,不少没有入场券的人也进去了。还发生了几次斗殴,人们担心会发生枪战。巴特以“工人苏维埃”代表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轻松赢得了书记处的承认,或许这是事先早已谈妥了的;瓦尔茨中尉担任副主席,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任书记[137]。然后巴特呼吁艾伯特就局势做解释:“协约国的资本家们和帝国主义者们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结束这场屠杀[138]。”他向代表们宣布:两个社会民主党已经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没有资产阶级部长的政府。哈阿兹在他之后发言,他说的跟巴特的一样,并确认了协议。

  李卜克内西很冷静,但他的发言却很尖锐。他的任务很不轻松,因为绝大多数士兵反对他,士兵们不停地打断他发言,辱骂他,甚至还挥舞武器威胁他,每当他抨击社民党多数派时,士兵们就大喊“团结!团结!”他警告代表们,抨击团结的幻梦,历数社民党是如何同总参谋部勾结的:“这帮人(指社民党)今天站在革命一边,而就在前天他们还站在敌人一边。”他谴责了企图利用士兵反对工人的伎俩。他反复说:“反革命已在行动,在活动着,反革命就在我们当中[139]。”

  柏林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变成了一场混战。巴特首先提议选出由九名士兵和九名工人组成的执委会。穆勒提交了一份由革命工长组织准备的名单,上面有准备起义的核心成员,还有主要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巴特、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但士兵们大声反对这份名单。随后社民党代表比赫尔(Büchel)建议两个工人政党应平分工人代表名额。艾伯特支持他,而巴特和穆勒反对这个建议。

  士兵们挥舞武器,大喊“平分!平分!”然后艾伯特作势要收回比赫尔的提案。但随后一个印刷工人宣称,如果不组成一个两党人数对等的政府,就别想看到报纸。一个士兵代表说,如果不同意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话,士兵们就要组织自己的执委会。要求平分工人代表名额的要求是不可理喻的,因为社民党在工厂里得到的支持远不及独立社民党。因此执行局在社民党的一致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妥协提案:工人代表中,独立社民党占九个名额,社民党占三个名额。

  但是维尔斯的人组织的士兵继续捣乱。最后巴特让步了,提出了一个满足他们要求的提案:组成一个由十二名士兵代表(这些代表要么是社民党多数派,要么就是受社民党多数派影响的人)和十二名工人代表(其中六个是社民党人,六个是独立社民党人)组成的执委会[140]。独立社民党提出的名单上有皮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但是李卜克内西愤怒地拒绝了,他抗议对最基本的民主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使粗暴的少数派得以彻底阻止多数派通过投票表明自身立场。最后,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的六名成员同意代表“独立”的革命工长组织出来候选,这六人是巴特、穆勒、累德堡、埃克尔特、维格曼和诺严多夫。休会一小会后,穆勒以当选者的名义出来向大会提出:由各自的政党所提名的六名人民全权代表的名单已经获得承认,大会就此结束[141]。

  曾拼命阻止德国革命的社民党多数派,就这样在革命的第二天赢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它的领袖艾伯特接过了巴登亲王传给他的首相职位,又当上了两个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推选的人民全权代表,他发现自己的职位得到了首都苏维埃第一次大会的承认,所以他一下子同时成了合法政府和革命政府的首脑!

  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革命派在革命第二天所遭到的失败的重要性;这仅仅是开始。至少莫斯科认为是这样。在莫斯科同时举行了兴高采烈的游行,拉狄克后来写道:“成千上万的工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我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夜里晚些时候,工人和红军战士还在游行。世界革命来临了。我们的孤立结束了[142]。”


[1]蒙迪迪耶(Montdidier)是法国北部一地名,1918年8月8日,协约国发动亚眠攻势,德军惨败,于8月10日撤出蒙迪迪耶。鲁登道夫称8月8日为德军的“黑暗日”。——中译者注

[2]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赫特林(Georg Friedrich von Hertling,1843年8月31日——1919年1月4日),德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7年间任巴伐利亚首相,1917年至1918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中译者注

[3]保尔·冯·辛策(Paul von Hintze,1864年2月13日——1941年8月19日),曾在海军服役,1911年以海军少将军衔退役并转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德国驻墨西哥、中国和挪威的代表。1918年7月9日任外交大臣,10月3日被解职。——中译者注

[4]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3—94页。

[5]即吸引更多党派参加,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中译者注

[6]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94—95页。

[7]弗里德里希·派尔(Friedrich Payer),《从贝特曼—霍尔维格到艾伯特:回忆与形象》(Von Bethmann-Hollweg bis Ebert.Erinnerungen und Bild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23年,第82页。

[8]参见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的《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10—11页上记载的社民党领导层内部讨论内容。

[9]《专政或是民主》,《前进报》,1918年10月21日。

[10]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斯图加特—柏林,1928年,第571页

[11]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2页。

[12]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安阿伯(Ann Arbor),1964年。

[13]埃·巴特,《德国革命中的车间》(Aus der Werksta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19年,第35页。

[14]弗·伊·列宁,《致“斯巴达克”派成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7—378页

[1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28—243页。

[16]库诺·维斯塔普(Kuno Westarp),《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Die Regierung des Prinzen Max von Baden),柏林,1923年,散见于全书各
处。
[17]同上,10月6日会议记录,第88页;10月10日会议记录,第129页;10月12日会议记录,第129页、第167页。

[18]同上,第305页;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476页。

[19]这是根据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的回忆写的,见《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76页。

[20]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页。

[21]同上,第110页。

[22]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77年9月15日——1953年12月12日),柏林的电气机械师,189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并成为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一九一八年十月间担任李卜克内西的代理人。曾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在德共机关内任次要职务。曾与皮克合作过。1933年被捕,获释后流亡英国,1946年返回东德后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23]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70—273页。

[24]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8页。

[25]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0页。

[26]卡·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November,Eine kleine Seite aus meinen Erinnerungen),《社会史档案》(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第2期,1962年,第132页(最初刊登于《红色处女地》[Krasnaia Nov]杂志,第10期,1926年)。

[27]参见李卜克内西的笔记:摘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以及皮克发表在1928年11月14日的第136期《国际通讯》第1507页上面的文章。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2—103页)中的说法,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藏品中有一份打字复印件,其末尾有手写的注解“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日记?”(Tagebuch von Karl Liebknecht?)。他明确说明:这是从这份文本中摘录出来的,而这段话也在《德国革命插图史》中出现过。

[2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11月29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李卜克内西与独立社民党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的。

[2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7页。

[3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1]同上,第87页。

[32]同上,第203页。

[33]同上。

[34]同上。德拉布金根据李卜克内西的笔记的原始版本,明确指出这个人就是巴特(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3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36]同上。

[37]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4页。

[38]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7页。

[39]同上;《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3页。

[40]同上。

[4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

[42]《一位斯巴达克派的日志》(Journal of a Spartacist),《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82页。

[4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3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82页。

[4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4页;关于斯图加特工人苏维埃于11月4日作出的决定的报告刊载于1918年11月5日的《红旗》上,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85—286页。

[46]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5页。

[47]《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第541—545页。根据11月7日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的说法,被截获的宣传品中有拉狄克的小册子《帝国主义的崩溃与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The Collaps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Task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他于10月7日在莫斯科做的发言编写的;此外还有几天前在斯图加特戴姆勒工厂里散发过的传单的文本。

[48]这个北海(North Sea)是指大西洋东北部的边缘海,位于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和荷比低地之间。——中译者注

[4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1页。

[50]《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1页。

[51]卡尔·阿泰尔特(Karl Artelt,1890年12月31日——1981年9月2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八年制学校毕业后在马格德堡一家机器制造公司实习,其间曾与诗人埃里希·魏纳特(Erich Weinert)一起工作过,维纳特向他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0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被征召入海军,在基尔港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船坞任发动机装配工。在服役期间多次参加罢工,在1917年3月罢工中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因参加这次罢工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18年11月领导了基尔水兵起义,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苏维埃。1919年2月建立了德共的马格德堡组织。二战后定居东德,参加了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活动。——中译者注

[5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92页。

[53]《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72—73页。

[54]威廉·安东·苏洪(Wilhelm Anton Souchon,1864年6月2日——1946年1月13日),德国海军将领,一战初期曾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1917年9月回国,战争结束时任基尔海军基地司令。他的侄子赫尔曼·威廉·苏洪(Hermann Wilhelm Souchon,1894—1982)就是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之一。——中译者注

[55]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页;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柏林,1920年,第8—24页。

[56]卡尔·拜尔(Karl Baier,1887年1月3日——1973年4月12日),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服役期间同不莱梅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在水兵当中建立了革命小组,传播《工人政治》和《斯巴达克通信》。1918年11月5日领导了库克斯港的水兵起义,并当选为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他与人共同建立了马格德堡的德共组织。1929年7月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7月又被开除出德共(反对派),后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二战后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57]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8—122页。

[58]伯恩哈德·昆特(Bernhard Kuhnt,1876年2月24日——1946年1月28日),机械师,曾在海军服役。1914年任开姆尼茨的社民党组织的书记。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6日在威廉港领导了有两万多名水兵和造船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后被选为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22年留在独立社民党内,后回到社民党。——中译者注

[5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8页。

[6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6页。

[61]同上,第116—117页。

[62]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9页。

[6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7页。

[6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65]同上。

[6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67]同上,第191页。

[68]同上,第193页。

[6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77页。

[70]阿伦泽,《在红旗下》,第251页。

[7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2页。

[72]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72—477页。

[73]卡尔·甘多尔菲尔(Karl Gandorfer,1875年2月23日——1932年8月21日),出身于下巴伐利亚的的法芬贝格(Pfaffenberg)的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任法芬贝格市长。1913年至1918年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他是巴伐利亚农民协会(Bayerischer Bauernbund)内的左翼领袖,十一月革命期间支持慕尼黑的激进派。——中译者注

[7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67—70页。

[75]阿伦泽,《在红旗下》,第367页。

[76]卡尔·梅塞贝格(Karl Meseberg,1891年2月11日——1919年3月13日),水兵,共产主义者,在十一月革命中率领水兵在哈勒参加革命,1919年3月13日被哈勒的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77]奥托·基里安(Otto Kilian,1879年11月29日——1945年?月?日),印刷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成为全职干部,后来担任记者。1915—1918年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任哈勒工人苏维埃主席,1919年3月被判处三年徒刑,后获大赦。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三月行动,后继续留在党内,属于党内左派的积极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做了“自我批评”后又重新入党,后辞职,参与组织列宁同盟。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二战结束前不久因斑疹伤寒死于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

[7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

[79]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26—427页。

[80]弗里德里希·施奈尔巴赫(Friedrich Schnellbacher),《革命中的哈瑙》(Hanau in der Revolution),第13页,转引自《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柏林,1968年,第128—129页。

[81]奥古斯特·恩斯特·莱因霍尔德·梅尔格斯(August Ernst Reinhold Merges,1870年3月3日——1945年3月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裁缝。189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即采取反战立场,在布伦瑞克组织地下左派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8年11月任布伦瑞克工人苏维埃主席兼布伦瑞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革命失败后参加共工党,出席过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共工党少数派,后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组织抵抗运动,多次被捕,因屡次遭受毒刑拷打,健康遭到极大摧残,于二战结束前不久病逝。——中译者注

[8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0页。

[83]阿伦泽,《在红旗下》,第406—408页,第469—470页。

[84]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7页。

[85]菲·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62页。

[86]巴登亲王,《回忆与文献》,第539页、第591页。

[87]转引自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2页。

[88]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8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4页。

[90]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7页。

[91]保尔·布吕尔(Paul Brühl,1876年2月7日——1950年10月27日),社民党政治家,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多数派同德共合并后,他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1919年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24年又被当选为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92]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传单的内容见巴特,《德国革命中的车间》,第53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5—36页。——中译者注

[93]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这份传单的文本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24—325页。

  这份传单的中文版标题为《1918年11月8日斯巴达克派关于夺取政权的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4—35页。——中译者注

[94]鲁比孔(Rubicon)河是古罗马时期高卢与意大利的分界线,公元前49年,凯撒率军越过鲁比孔河进入意大利,违反了将军不得领兵越过其所派驻的行省的规定,这一做法等于向罗马元老院开战,经过三年内战后,凯撒赢得了胜利。“越过鲁比孔河”的意思就是下定决心投身行动,相当于“破釜沉舟”或“背水一战”。——中译者注

[95]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45页。

[96]埃里希·奥托·沃尔克曼(Erich Otto Volkmann),《德国革命》(La Révolution allemande),巴黎,1933年,第35—36页。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的回忆则与沃尔克曼的描写有些出入,而且很可能更合理些:“前面是拿着武器的男人,后面是没有拿武器的男人,妇女在最后面。”(《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9页。)

[97]《前进报》,1918年11月9日。几个小时后,《前进报》就出了一份号外,号召举行总罢工。

[98]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被选入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99]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46—48页。

[100]同上,第49页。

[101]同上,第49页。

[10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6页。

[103]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49页。

[104]同上,第50页。

[10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8页。

[106]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0页;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

[107]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

[108]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9页。

[10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230页。

[110]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1页。

[11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33页。

[112]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2页。

[113]埃米尔·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Meine Tätigkeit im Berliner Polizeipräsidium und mein Anteil an den Januar-Ereignissen),柏林,1919年,第8页。

[11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2页。

[115]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3页;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13页。

[116]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家族即统治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霍亨佐伦王朝。——中译者注

[117]《霍氏日报》(Vossische Zeitung),1918年11月10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09—210页。

[118]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 Cohen-Reuss,1876年1月30日——1963年3月1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当过会计和出口商。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成为记者。他在党内属于右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魏玛共和国时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二战后,他担任过多家德语报纸驻法国的特派记者,1947年至1951年间任社民党驻法国正式代表。——中译者注

[119]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

[1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0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这六项条件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7—38页。该书中收录的条件的具体内容与本书中的略有出入,故中译者根据已有的译文做了一些修补。——中译者注

[121]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

[122]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7页;《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23]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24]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1508页。

[125]同上;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58页。

[126]这份声明的文本可参阅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61页。

[127]同上,第62页。

[128]同上,第82页。

[12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17页。

[130]《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13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11页。

[132]同上,第210—211页。

[133]奥托·兰兹贝格(Otto 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34]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65页。

[135]胡戈·布鲁图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ugo Brutus Hermann Molkenbuhr,1881年3月10日——1959年9月11日),是社民党老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的三子,他自己也是社民党员。在1918年11月10日于布施马戏场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36]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69—70页。

[137]我们是按照1918年11月11日的《霍氏日报》上的记录来写的,还同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70—72页)与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36—37页)给出的记录做了对比。在柏林的马列学院里存有这次大会的一份速记稿。其节选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5—167页。

[138]《霍氏日报》,1918年11月11日。

[139]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6页。

[140]最后选出的执委会由七名社民党代表、七名独立社民党代表和十四名士兵代表组成。——中译者注

[141]同上,第165—167页。

[142]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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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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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九章 双重政权时期</h2>

    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他们强调指出:德国的苏维埃的活动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苏维埃的性质是临时的,它们的行动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它们是无力的。同俄国的事件相比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苏维埃算不上真正的苏维埃,只是一些短命的组织,是由于一时头脑发热去追求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风尚而产生出来的过渡性的组织[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观点,则把某些历史学家引上了类似的立场。尽管一九一八年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都从德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证明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证据,东德的一位专家却在一次公开讨论中指出:在最初的一些事例中,德国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2]。

    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这么会认为,是为了表明:一场苏维埃革命——各级苏维埃金字塔般一层层组成国家机关——在先进国家里事实上只是乌托邦。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要证明: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定领导”,革命就不会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这两种观点都带有政治偏见,但两者都表达出了某种真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苏维埃所缺少的,正是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做过的:一致、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正是因为做了这样的解释,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加强了苏维埃、提高了他们在苏维埃内的威信,并争取到了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使苏维埃成为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武器。

    但是,如果有谁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的话,那他就错了。我们应该先拿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同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来做比较;这两者都是从大规模的自发行动中产生的,都是在关于政权的政治大辩论取得进展之前就出现了的。尽管德国的革命派在组织上有种种弱点,他们在德国苏维埃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俄国的苏维埃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且,对于这个因素,无论是德国还是协约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承认的。

    其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爆发的德国苏维埃革命的机会,要比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革命的要大。当然,所有工人中心的苏维埃都在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影响之下出现了对立。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全国的苏维埃——包括彼得格勒(Petrograd)苏维埃里——占有多数。而在德国正好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苏维埃被革命派、独立社民党左派、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斯巴达克派、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领导着。在柏林有穆勒,在慕尼黑有库尔特·艾斯纳,在斯图加特有吕克,在开姆尼茨有赫克特,在莱比锡有利平斯基[3],在布伦瑞克有梅尔格斯,在汉堡有劳芬贝格,他们都是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是当地的权力机关。至于其他方面,在喧嚣纷乱的德国苏维埃的诞生过程中所出现过的各种混乱,跟俄国苏维埃诞生时、1936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委员会(consejos)诞生时所出现过的混乱比起来,既不多也不少。

<h3>工人士兵苏维埃</h3>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国苏维埃与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苏维埃的根本区别在于:德国苏维埃被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把持着。这首先可以由两国的不同传统来解释:在俄国,苏维埃成了最杰出的组织形式,而在德国,老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工人阶级生活中长久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科隆,曾有人试着成立一个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其中有康拉德·阿登纳[4]博士)的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5],最后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在十一月八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个决定在下午的会议上在一片赞成声中获得批准。在卡塞尔(Kassel),当地工会和两个工人政党在举行讨论后,于九日成立了苏维埃及其下属的行动委员会,并在十三日得到了由工人和士兵选出的六百名代表出席的大会的承认。在布雷斯劳(Breslau),社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邀请独立社民党来一起成立“人民委员会”,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洛贝[6],在十三日举行的有三万人参加的集会上,这个委员会“被选出”了。在杜伊斯堡、雷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和比勒菲尔德(Bielefeld),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致使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在比勒菲尔德,这个过程是由社民党人卡尔·塞费林[7]主持的[8]。

    总的说来,这些情况只是例外,只有在革命运动被政客或改良主义机关利用、或被它们抢先下手的地方,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尽管革命派之间在苏维埃的精确定义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坚持苏维埃必须是民主的、直截了当地反对任何操纵选举或鼓掌表决[9]这一点上,他们都是同意的。在大多数时候,工人群众要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社民党人总是忠于自己的“民主原则”的,他们希望选举按照地域原则进行,一个区一个区地举行选举;选举得是“普选”的,这样子的话,机关工作人员之类的社会贤达,就能像在通常的选举中那样,击败那些以自己的阶级立场而闻名的候选人。因此,在德累斯顿临时苏维埃按地域原则组织的选举中,社民党赢得了五十个工人代表席位中的四十七席和士兵代表席位中的四十席[10]。因此,由社民党工会活动家诺伊林[11]任主席的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成了最保守的苏维埃之一[12]。

    而在其他地方,在工厂举行的选举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进行的,投票权是根据生产单位来安排的。在柏林,在大工厂里每一千人选一位工人代表,其他工厂里则是几百人选一位代表[13]。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是每四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汉堡和莱比锡是每六百人选一位代表,在斯图加特是每三百人选一位代表,在不莱梅是每一百八十人选一位代表[14]。

    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要求抵制工厂中的选举。布伦瑞克的社民党人提出: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在执委会里必须保证有相同的代表数量。他们遭到了拒绝,也就没有坚持下去,五千四百五十四名选民从临时委员会提出的五十人名单中选出了二十五名代表。斯图加特的情况正好相反,当第一个临时苏维埃的成员被逮捕后,社民党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他们赢得了三百个席位中的一百五十五席,而独立社民党只赢得了九十个席位。在莱比锡,自从独立社民党分裂出来后,社民党多数派在当地就没有组织了,所以几乎所有当选的苏维埃代表都属于独立社民党。在不莱梅的威悉船坞,左翼激进派赢得了二十四席,社民党赢得十三席,独立社民党赢得九席,当选的社民党党员参加了苏维埃。但在汉堡,社民党只是在其他组织许诺会给他们在执委会里保留代表席位后,才在最后一刻同意参加[15]。

    尽管在工厂的选举中,社民党似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各地区社民党及其工会领导人则发出呼吁,并援引十一月九日的柏林协议,来争取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但是这些要求同那些当选者所关心的东西并不矛盾,因为政党和工会代表参加苏维埃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威信。莱比锡的执委会中有十位工人、十位士兵和三位独立社民党代表。汉堡的执委会则有十八位经选举产生的成员(其中工人和士兵各有九人),还有十二位来自各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三名社民党党员、三名独立社民党党员、三名左翼激进派、三名当地工会会员。

    大多数地方的情况都跟柏林相似;独立社民党屈服于自身的弱点,放弃了比例代表制,同意在执委会中平分代表席位——即使是在他们占有多数席位的苏维埃里,比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多特蒙德(Dortmund)、爱尔福特和大多数工业城市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在当地不存在社民党组织、或当地社民党组织拒绝参加执委会的地方,独立社民党才自己组成执委会,比如不莱梅、莱比锡、哈勒和杜塞尔多夫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在自己力量强大的地方,社民党对平分代表席位就不感兴趣了。在斯图加特,独立社民党只赢得了十五个席位中的四席[16]。

    各级工厂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组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越靠近顶端,社民党和工会机关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在苏维埃成立后的几周里,他们拼命组织较大的地区性苏维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中保持多数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把被他们控制、或被他们平分了代表席位的苏维埃塞进去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下面这种现象,是毫不出奇的:十一月里许多苏维埃仅仅是虚有其表的空架子,或是仅发布了一纸宣告成立的宣言,并且在社民党的反苏维埃路线与独立社民党的“踌躇华尔兹”之间来回摇摆。虽然如此,一些苏维埃还是明确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真正的苏维埃式的国家。几个苏维埃废除了现有的机构。开姆尼茨、莱比锡和哥达的苏维埃宣布解散当地市政委员会,汉堡、不莱梅和柯尼斯堡的苏维埃解散了传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机构[17]。其他的苏维埃在这么做的时候甚至都没说一声,把委员会里的高官或原先的议员赶走就心满意足了。

    不莱梅的苏维埃则更进一步,他们禁止举行任何要求重选参议院或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集会或示威[18]。诺伊克伦的苏维埃里,斯巴达克派占有多数,这个苏维埃禁止了旧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宣布解散警察部队。柏林地区被媒体骂做无产阶级专政的试验场[19]。布里茨(Britz)、马里恩多夫(Mariendorf)和滕佩尔霍夫(Tempelhof)的情况也没什么不同。十一月十八日,下巴尼姆选区工人士兵苏维埃在一次会议上号召在整个德国实行此类措施[20]。

    十一月二十日,在下莱茵兰和西威斯特法利亚的苏维埃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由独立社民党人奥托·布拉斯提出的一项动议:解散一切现有的国家机关,并将权力交给苏维埃。一项给苏维埃制定的行动纲领指出了其意义——解除警察的武装,建立赤卫队,组织一支安全部队,控制司法和食物供应,等等。在每个革命的独立社民党人和斯巴达克派占苏维埃多数的城市里,这项纲领都得到了执行,至少也是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城市有杜塞尔多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汉伯恩(Hamborn)、米尔海姆(Müllheim)、索林根(Solingen)、埃森等。哥达工人士兵苏维埃解散了邦议会,成立了一个邦政府[21]。

    由苏维埃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或警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体现了革命派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意志[22]。这些部队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希尔登布格豪森(Hildenburghausen)的工人卫队[23]、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义勇军[24]、汉堡的一支安全部队[25]等,其中赤卫队的叫法是最常见的;这些部队的核心是由起义水兵组成的,比如由士官伦斯曼(Lunsmann)领导的不莱梅赤卫队[26]、由前军官弗里茨·菲尔赫兰特(Fritz Ferchlandt)与“红水兵”卡尔·梅塞贝格领导的哈勒“保安团”[27]、布伦瑞克的一支约有一千人的赤卫队等[28]。

    最后,在由革命派领导的苏维埃里,其执委会自己就有足以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苏维埃任命专人或委员会来负责财政、公共安全、食品供应、工人问题等事务。它们行使着各级权力——从司法、立法到行政,这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正好相符。十二月三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没收并封闭了《莱茵—威斯特法利亚新闻》(Rheinischer Westfälische Zeitung),几天后又封闭了《埃森联合报》(Essener Allgemeine Zeitung)。哈瑙苏维埃下令禁止解雇工人,并施行八小时工作制。米尔海姆苏维埃颁布法令,将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八十[29],莱比锡苏维埃没收了新闻媒体和卫戍司令部的宣传部门[30]。最警觉的政客并没有弄错;赫尔曼·穆勒写道:诺伊克伦共和国正走向“苏维埃俄国似的的阶级专政”[31]。

    在整个德国,参加了苏维埃的活动的革命派,站在争取建立另一个政权体制的斗争的最前线。十一月革命初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相反的例子——在符腾堡,有几天工夫,所有的工人政党(包括斯巴达克派在内)都参加了一个享有合法权力的临时机关,即符腾堡“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革命后立即得到了邦议会的授权。两名斯巴达克派活动家在其中任要职。已从监狱获释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负责财政,阿尔伯特·施莱纳[32]负责军事[33]。但斯巴达克派中央对此作出了尖锐的反应,他们发表了一封由约吉希斯署名的信,信中向符腾堡人解释道:在当前情况下,与社民党一起参加政府,对这个政府负责,是严重的错误[34]。塔尔海默收到信后当即辞职,施莱纳不久也辞职了[35]。

<h3>各政党与苏维埃</h3>

    当苏维埃开始在德国各地成立时,没有人出来反对,也没有人出来同它争夺权力,这体现了苏维埃运动的锐气与活力。社民党给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保护,让他们还能留有一席之地,这让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们万分庆幸[36]。最高统帅部自己也认可了士兵委员会的存在。在位于比利时斯帕(Spa)镇的司令部里,法乌佩尔中校接见了士兵苏维埃的代表团;他向士兵苏维埃解释了将部队从西线撤回本国的艰巨性,并请求他们与军官合作[37]。苏维埃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帝国当局、行政机关、警察、法院和军方的承认。

    但是,反抗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成立市民苏维埃,市民苏维埃有时会分成各种专门的苏维埃,如医生苏维埃、律师苏维埃、法官苏维埃,甚至还有地主苏维埃和牧师苏维埃[38]。比如说,在科隆,当《科隆新闻》说资产阶级已经准备支持新的政权机关时[39],该市一批商人却成立了汉莎同盟[40],其目的就是要成立市民苏维埃[41]。《德意志新闻》(Deutsche Zeitung)赞成这个要求,并写道:只有苏维埃是不够的,在“面对”着“偏心”的工人卫队时,必须组建“民卫军”[42]。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承认了苏维埃具有真正的权力,但仍将苏维埃视为昙花一现的政权,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把临时的合法性授予现存的、已不再具有法定地位的政府机关,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苏维埃来把形势引上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这是社民党的看法。他们认为,苏维埃只是在帝国政权倒台时出现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应该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力,因为它们只能代表人口中的一部分。十一月十三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43]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这胜利不只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是‘一切权力归人民’[44]。”

    根据这种观点,苏维埃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帮助成立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以经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为基础,而这个国民议会将享有制宪的权力,也只有这个国民议会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  

    在此基础上,在争取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将从苏维埃手中夺过权力)的斗争中,各种旧的政治势力将组成一个联盟,而社民党将成为把这些势力团结起来的先头力量,而在这个联盟背后的是有产阶级。在为了对抗革命、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和私有制的时候,旧的权力机关和政客们投身于“民主”运动的速度出奇的快,然而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夜之间,保守派和反动派们摇身一变,成了共和派和民主派,成了“主权在民”的信徒,而此前他们对这个原则是不屑一顾的。  

    《十字日报》去掉了自己以前的座右铭“为了上帝、国王和祖国,前进!”,鼓吹起了普选制[45]。天主教中央党改名为基督教人民民主党。保守派成立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其纲领包括实行普选制、建立议会制政府、实行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老的德国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和部分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合并为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没有同进步党合并的那部分民族自由党人则在施蒂内斯、沃格勒(Vögler)、罗赫林(Röchling)等商业巨头的支持下成立了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46]任主席。容克和资产阶级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摆脱苏维埃[47]。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内部并无重大分歧。巴登亲王和艾伯特都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十一月十日的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独立社民党的“人民全权代表们”提出了技术上的反对意见,讨论着选举定于何时为宜,并请求给些时间来“准备”竞选活动,但他们选择了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苏维埃制和无产阶级专政[48]。尽管如此,在独立社民党内部并不是一点反对都没有的。党的左翼——柏林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革命工长组织——曾为“权力归苏维埃”的思想力争了几个月,他们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同意斯巴达克派的。

    事实上,唯一的、始终在思想上反对举行立宪会议纲领的反对派,来自于斯巴达克派。卢森堡在发表于《红旗报》上的文章里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她在文章中重申:

<blockquote>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b>资产阶级</b>民主还是<b>社会主义</b>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象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49]。</blockquote>

    但是,关于这一原则性立场的意义及其在实践中的推论,革命派自己也是众说纷纭。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称:工人士兵苏维埃就像俄国的苏维埃那样,组成了“世界革命的口号”、“当今革命的基础中的基础”,她在发言中还归纳出了使一九一八年革命同它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的特征,对于这些,革命派确实都是同意的[50]。但当“革命派在苏维埃里处于少数地位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分歧就产生了。

    十一月十六日,德累斯顿苏维埃内的左翼激进派代表跟着奥托·吕勒一起辞职了;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继续留在苏维埃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遭到由当选的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代表——这些代表迅速被他们认为是“反革命”[51]——组成的联盟的反对。通过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他们拒绝了一种前景,而这种前景正是卢森堡在她的发言中所描绘的:“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瓦解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苏维埃掌握[52]。”

    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戏剧性的与历史性的弱点,与下列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政党”,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激励、鼓舞苏维埃,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来参加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之间则做到了这些。在“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这个关键问题上,独立社民党右翼的领袖哈阿兹、迪特曼等人采纳了社民党的立场(仅在一些小处上有分歧)。独立社民党左翼则在总体上(在组织上则是个别的)同意斯巴达克派领袖的观点。斯巴达克派自己也产生了分歧:领导核心认为必须去争取群众,并按这一前景去工作,而一部分性急的成员则放弃了说服群众的任务。这种混乱,以及缺乏一个能坚定地领导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的斗争、领导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革命组织,致使阵地落到了苏维埃的敌人手里——这些敌人就在苏维埃内部活动着。

    就在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下令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才刚过了几天,苏维埃就重新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将其作为行政机关。也是在汉堡,一位参议员彼得森(Petersen)任命前军官弗雷德里克·鲍曼(Fredrick Baumann)去同工人士兵苏维埃内的“极端分子”作斗争。鲍曼很快就通过士兵苏维埃当上了苏维埃代表,并同社民党合力“逐步将激进派从控制着军队或警察的职位上赶走”。他甚至还成功地将自己安插到了赤卫队负责人的位子上,而这支赤卫队本来是要保卫苏维埃的[53]。

    中央政府的存在助长了旧的政权机关的复活,在同旧的政权机关的合作工程中,苏维埃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财政上的需要已经把刀子架在了苏维埃的脖子上。苏维埃遭到了来自的内部的破坏和腐蚀。很快卢森堡所说过的话就应验了:“在十一月九日所赢得的果实中,他们让最重要的东西从手里溜走了[54]”。即使是在他们进行了抵抗的地方,他们也没能坚持多久。诺伊克伦于十二月六日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柏林苏维埃执委会于十二月十一日废除了它[55]。十二月十六日,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就在这一天,普鲁士政府在诺伊克伦重建了旧的政权机关[56]。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德国资产阶级遭到了失败,但它的生命力依然要比一九一七年的虚弱的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它掌握着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军官团,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灵活的、富有经验的社民党机关的全面支持,社民党知道如何有效地保卫它所谓的“秩序”和“自由”,使它们免遭所谓的“混乱”和“专政”破坏。最终反革命的阵地得到了加强,确保了他们在苏维埃心脏里赢得的胜利,李卜克内西在十一月十日发出的警告应验了。最后,德国资产阶级得到了协约国军队的坚定支持,在整个德国革命期间,协约国的威胁一直像阴影一样笼罩着。

<h3>资产阶级政府</h3>

    十一月十日在布施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政权交给了六个“人民全权代表”,而这六人在几小时以前就已经进入了帝国内阁。通过这种方式,柏林“苏维埃”任命艾伯特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主席,而他早在前一天就被巴登亲王任命为帝国首相了。双重政权状态由此产生了一个单一的内阁,一个双面政府,对于工人来说,这个政府是苏维埃性质的,而站在国家机关、统治阶级、军队与协约国的立场上看,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合法政府,它的代表艾尔茨贝格尔从十一月八日起就请求协约国提供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物质手段[57]。

    对于艾伯特首相和军方首脑在十一月革命中达成了交易一事,今天已经没人再有怀疑;尽管关于威廉·格勒纳将军曾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夜里同艾伯特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的说法已不再被正式接受[58]。十一月十日,兴登堡元帅向军方首脑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总参谋部已经决定同首相合作,以“阻止恐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德国蔓延”[59]。显然,格勒纳是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人物,几年后,当他遭到来自右翼的抨击时,他为自己辩白道:

<blockquote>军官团只会与保证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我们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没有别的政党在群众当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在军方的帮助下的政府权力的重建[60]。</blockquote>

    在艾伯特政府治下,国家机关继续运作,官吏继续工作。早在十一月九日,艾伯特就已号召所有国家官吏留在岗位上[61]。十一月十三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宣布,联邦参议院(帝国政体中立法机关的下院)与各地诸侯将继续“得到授权,以行使根据帝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在未来也不会改变”[62]。所有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帝国当局选出的全体高官原封不动。

     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里,在(理论上的)当选的苏维埃执委会委员的监督下,资产阶级部长继续把持着原来的职位,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一起留在内阁里;冯·绍伊赫[63]将军继续当军务部长,索尔夫[64]博士继续当外交部长,中央党人希菲尔[65]继续当财政部长,民主党人胡戈·普洛伊斯[66]继续当负责内务的国务秘书[67]。九日和十日这两天里,艾伯特把自己的人安插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关键职位上。他的朋友巴克[68]成了总理办公厅主任。西蒙斯[69]负责检查信件,这样总理就能接到任何对他来说是重要的邮件,即使这些邮件属于其他人民全权代表的管辖范围[70]。

    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原封未动。当然,在十一月十二日发表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第一份宣言为新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份宣言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解除戒严状态、取消书报审查制度、允许言论自由、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年满二十岁的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等[71]。它还采取了一些规范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许诺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发展社会福利体系,设立失业救济制度,并制定了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计划[72]。但这些措施都只是为了保存现有社会、保护私有制而实行的,是因为工人运动吓怕了资产阶级才被采用的。十一月十五日,老板们最负责的代表——胡戈·施蒂内斯[73]、沃格勒[74]、胡根贝格[75]、拉特瑙[76]和西门子等人——与工会签订了建立“劳动共同体”的协议[77],就是最重要的事例;在该协议中,老板们名义上接受了此前一直被他们所顽固地拒绝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不减少工资、根据集体协议改善工作条件、承认工会为工人在工作场所里的代表、解散黄色工会、在雇员多于五十人的企业里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集体协议的实施情况、并设立各级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的人数对等[78]。

    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说,这份协议立了一大功:“它组成了一个保护我们的社会制度免遭任何暴力颠覆企图的坚强堡垒。[79]”各政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80]。这个社会化委员会没有带来什么东西,只是给资产阶级争取到了一段有利的时间而已。

    “保卫大资本家的财产”,这可不是一句受欢迎的口号,所以社会党人不得不用“社会化”的口号来保卫资本家政权。他们还用呼吁“新闻自由”的方法来保护大型新闻媒体,不让它们落到革命工人手里,当斯巴达克派夺取了《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 Lokalanzeiger)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资本家不仅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建筑物、厂房和资本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纲领,在他们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他们还能利用这些东西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内战做准备。

    一个曾在俄国被俘的战俘爱德华·施塔德勒[81]在成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中心”时,就是由此得到了大笔资金支持的,其中部分是由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提供的,这笔钱被用来印刷几十万份传单和小册子,这些宣传品通常煽动暗杀斯巴达克派、渲染“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渲染混乱状态、攻击“嗜血的罗莎”[82]和污蔑犹太人[83]。施塔德勒成立了“总书记处”来掩盖更有效率的组织“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组建了自己的情报机关,并建立了一个组织,用施塔德勒的话来说,是一个“积极反共、反间谍的组织”[84]。

    十一月后,由于“新闻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及支持他们的力量的帮助),媒体依然被反工人阶级力量控制着。《霍氏日报》、《柏林日报》、《十字日报》之类的报纸仍在继续出版,并得到了大笔资金支持,而工人革命组织却只能依靠劳动人民的捐款,所以他们要么不得不沉默,要么就只能依靠极其困窘的财力,顶着各方联盟的巨大压力,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媒体”得到了政府的同意,甚至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宣言和决议都敢进行审查和删减。各家新闻社也仍然被私人控制着,艾伯特任命自己的儿子来主管半官方的政府新闻社[85]。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媒体、所有自称发表“新闻”的出版物是怎样从十一月中旬起,不仅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号召,并合伙极力抹黑工人士兵苏维埃的。

<h3>柏林执委会</h3>

    在革命的头一个月里,在十一月被苏维埃授予了权力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同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通称执委会[Vollzugsrat])进行了一场争夺影响力的艰苦斗争。一位新近的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他认为:由于革命派在布施马戏场大会上不敌士兵的压力,才产生了这个执委会,其中社民党占多数,但在成立后几周里,它却体现出了革命派巩固苏维埃统治的努力,并且造成了初期的激进路线同人民全权代表的亲资产阶级措施的对立[86]。

    执委会开会的环境,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完全不同。后者的成员都被安插到了各个部里,在那里,尽管有人曾作出一些反抗的姿态,但他们很快就被官吏和行政程序给同化了;而执委会则设在普鲁士邦议会大楼里,在革命的心脏里。它继续受着来自街头的压力,借用执委会主席里哈尔德·穆勒的话,就是“服从于革命在墙上所写下的一切”[87]。同时它还体现出了其最活跃的成员——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的雄心,即把它变为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88]。它还体现出了柏林劳动人民的信任,在每个转折关头,柏林劳动人民都向执委会发出了呼吁,因为他们认为执委会是自己人。那里的气氛是如此的革命,以至于最温和的社民党人都经常在同事或工人代表的劝说下,走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更远[89]。

    执委会成立之初,社民党员及其同情者在其中占多数。“平分”仅适用于被士兵选出来的人。但不可靠的当选者很快就会被可靠的活动家替换。十一月十三日以后,它的核心成员稳定了下来[90]。两位主席是里哈尔德·穆勒——这是对柏林工人作出的让步——和代表士兵的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第一位代表士兵的主席是冯·贝尔菲尔德[Von Beerfelde]上尉,他在两天之后被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取代)[91]。社民党党团的领导人是后来才被选为士兵代表的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以及以“工人代表”身份参加的赫尔曼·穆勒[92]。革命派党团的领导人是累德堡和多伊米希,在他们背后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成员、领导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罢工的的人,比如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维格曼。在他们身边是已为柏林工人阶级所知的革命的五金工人,包括保尔·肖尔策(他主持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诺瓦科夫斯基、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马克斯·乌里希[92](他当时负责苏维埃书记处[93])。执委会里的社民党人都是全职党务干部或工会干部,比如古斯塔夫·赫勒[94]和奥斯卡·鲁施[95],后者很快就向左转,参加了独立社民党。

    士兵代表就不同了。汉斯·帕舍[96]是一个有意思的资产阶级青年的偶像人物,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是民族自由党人,曾被选为国会议长。他是通过和平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97]。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在政治上都追随社会民主党。他们才刚刚开始政治化,其中有些人是野心家,想利用这种局势捞一把,以“监督”为名把自己的朋友塞进政府部门里,并以自己的不负责任来给一切严肃的工作制造障碍[98]。其中有真正的冒险家,比如柯林·罗斯,他是艾伯特和维尔斯安插在士兵苏维埃里的代理人,十二月里因勾结保皇派被赶出苏维埃,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地缘政治顾问[99]。奥托·施特洛贝尔(Otto Strobel)在一家反动日报上发表了反犹文章,在这篇文章上,他不但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把自己的苏维埃委员职位也写上去了[100]。瓦尔茨中尉可能曾梦想当上“德国革命的元帅”(赫尔曼·穆勒是这么猜测的),但在十一月底,人们发现他于十一月八日被捕后就当了奸细,他把起义计划交给了警察,并导致了多伊米希被捕[101]。

    这些人生成的种种事端浪费着执委会宝贵的时间。里哈尔德·穆勒未经正式程序开除了瓦尔茨后,瓦尔茨厚着脸皮抗议,辩称他之所以招供是情有可原的。他在士兵苏维埃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但罪行不过是“愚蠢”,并由此设法组织了一个支持自己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强行让来自各兵营的苏维埃代表开了两晚的讨论会[102]。

    尽管执委会的意愿是好的,尽管它享有柏林工人的信任,但它却组织不起自己的工作,甚至建立不起自己的机关。它同时主张要监督和指导国家内阁和普鲁士政府、要在政治上领导柏林苏维埃、要作为全国一万多个苏维埃的中心而活动、要解决劳动问题、要从整体上提供革命的方向。它很快就陷入了混乱,政府和国家官吏的敌意,以及行政人员的破坏维持着这种混乱,他们把各种要求都交给执委会,耗光了它的资源。执委会的讨论总是被代表打断。它被淹没在文山会海里,主席忙到连文件尚未过目就签名的程度[103]。它也无力给眼前的大量任务确定轻重缓急,它没有听从赫尔曼·穆勒的严厉警告:“想让自己在历史上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齐名的组织必须注意,不要让自己变成劳动部的一个科。[104]”

<h3>政权之间的冲突</h3>

    十一月十日晚上,正当执委会开始工作时,它通过了埃克尔特的提议,向“劳动人民”发表了呼吁书:“旧德国已不复存在了……德国成了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拥有政权的是工人士兵苏维埃。[105]”

    同一天选出的政府面临着进行停战的任务。其他任务有:经济的社会主义转变,以及通过劳动人民的团结来恢复和平。呼吁书中向俄国劳动人民树立的榜样致敬,并指出,被数年的战争所破坏的东西,革命政权不能在一天之内重建,但它是唯一能执行必要的重建的政权。呼吁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召开国民议会的可能性。

    《前进报》上没有发表执委会的呼吁书。但政府的纲领提到了国民议会的投票方法。施坦费尔随即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中心是一样的:政府必须来自“全体人民”,不能只从工人和士兵中间产生[106]。两者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因为执委会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布通告,规定了自己的权力:“所有市区、国家和军事机关应继续工作。上述各级机关的一切命令都将被认为是以苏维埃执委会的名义发布[107]。”这是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力的进攻,同时又不自觉地给拯救国家机关的努力提供了支持,国家机关为了生存下去和日后算账,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执委会的权威的掩护之下。

    其中,问题在于执委会能否组织起强制力量。十一月十二日,多伊米希建议组织赤卫队[108],这个建议以二十一票对一票获得通过,连社民党多数派都投了赞成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了执委会的呼吁书,这是执委会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为了保卫革命,需要征集两千名工人阶级同志,他们得是成年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有组织,受过军事训练。[109]”

    应征者于当天被请到工会总部去介绍自己。但他们没有被征集成军。右翼立刻借柯林·罗斯之口表示反对。在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近卫团的兵营里,士兵苏维埃代表开会,将社民党人鲁施除名——他支持为了保卫革命而组建赤卫队的建议。士兵将武装平民的建议视为敌视自己的表态。射击(Fusilier)近卫团的代表宣布,士兵不会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因为他们属于祖国。这次会议拒绝了建立赤卫队的计划[110]。执委会在凌晨两点发表的公报中宣布:它注意到柏林的部队自称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又反对建立赤卫队;因此它“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111]。

    执委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败,以及它的迅速退却,刺激了善抓时机的敌人。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士兵在国会大厦里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艾伯特在发言中表示,成立赤卫队没有任何问题;执委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工人和士兵们,公务员和资产阶级,都支持政府。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112]”维尔斯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后以新任卫戍司令的身份呼吁遵守纪律。对于提出军饷问题的士兵,政府代表答复他们说,他们应该把这个提交给执委会。这次会议让士兵苏维埃更加反对成立赤卫队,并首先谴责了执委会“越权”提出动议。

    十一月十六日,安全与公共秩序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是政府机关提出的。巴特把这个问题带到内阁委员会上讨论,当天下午,艾伯特、巴特执委会代表和部长讨论了这个问题。巴特宣布,必须在一周内征召一万人,其中三千人要分给艾希霍恩的安全部队,三千人分给卫戍司令,四千保卫火车站并处理退伍士兵[113]。第二天,维尔斯宣布组建“共和国安全部队”,这支部队人数在一万三千人至一万五千人之间,将由志愿者组成[114]。很快就有大量志愿者报名参加,来自资产阶级圈子的捐款也大量涌入,他们给这支维持秩序的部队提供了财政支持[115]。执委会遭到了双重的失败:政府组织了有利于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政府拒绝让执委会组织这样的部队),又沉重打击了执委会的威信。此后几天里,艾希霍恩徒劳地要求增加他的部队的兵力。最后,过了几周,赤卫队的征兵才根据维格曼的建议,按照十一月十三日准备的名单开始进行[116];而此时维尔斯的部队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赤卫队了。

    十一月十六日,多伊米希在执委会里重新提出了政治前景的问题。他说,革命已经摧毁了旧的政府体制,但还没有建立起另外一个制度,他还号召采取果断的措施,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他再次对政府的行动表示不满,政府企图摆脱执委会的控制,任命国务秘书和副国务秘书,并发表公告;他还要求把立法权和执行权交给经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他提出了一项动议,谴责了“德国资产阶级企图迅速召开国民议会”以此来“夺走劳动人民的革命果实”,并建议立即召开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会议“以从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来商讨新宪法”。他警告执委会说,如果执委会支持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计划,就等于在自己和苏维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117]。

    多伊米希的动议立刻遭到了罗斯和赫尔曼·穆勒的猛烈反对。后者说,多伊米希的观点是“反民主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无产者之阶级专政”。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向已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专政”[118],并提出了一项强调苏维埃的存在的临时性的修正案:它强调指出立宪会议越早召开,社会主义多数派就会越快领导国家。这些观点没能说服所有社民党代表。多伊米希的动议仅以十票对十二票被否决,士兵代表汉斯·帕舍和两位社民党工人代表比赫尔与尤里希投了赞成票[119]。随后赫尔曼·穆勒以个人名义接受了多伊米希的动议,但又加上了一条关于中央苏维埃未来将采用的宪法的条件:“该宪法要提交给由中央苏维埃召开的立宪会议”[120]。

    在经过一番混乱的讨论后(在这番讨论中巴特改换了职位),新决议的条文以九票对七票获得通过[121]。执委会为自己及作为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的消亡开辟了道路,就连像里哈尔德·穆勒这样支持将政权交给苏维埃的人,也认为要作出妥协而投票赞成取消苏维埃[122]。社民党多数派迅速利用了这种混乱。就在同一天,当这场讨论正在进行时,兰兹贝格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政府已经作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123]。第二天《前进报》宣布内阁已将大选定在明年二月二日[124]。十一月十八日,《自由报》对此表示反对,并拒绝接受[125],显然这是代表独立社民党的部长而发的,但在十九日,独立社民党机关报不得不承认,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已在十七日进行了讨论,并已在原则上得到了彻底解决,不过日期还没有定下来[126]。与此同时,由《前进报》牵头的各家社民党报纸从两天前就开始了活动,为立宪会议尽早召开做准备了。

    执委会承认自己于十六日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里哈尔德·穆勒后来说,一个“糊涂”的立场“使其显得荒唐可笑”[127]。执委会企图向自己的委任者——十一月十日任命了执委会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们——求助,以夺回失去的阵地。它在十八日把苏维埃代表召集到布施马戏场重新了开一次会。

    在会上的发言中,里哈尔德·穆勒就执委会的活动做了汇报。在描述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时,他尽力强调了苏维埃的作用及过早召开立宪会议可能导致的危险:

<blockquote>如果我们马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话,就等于判了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死刑。他们会消灭苏维埃的。他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统治,必要的话动用武力。不管是谁支持国民议会,都会将斗争强加于我们头上。我说明白点:我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我已做好了再次为革命赴死的准备。国民议会是通向资产阶级统治、通向冲突的道路。这条路上将横着我的尸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执委会里是有人同意我的,还有全体曾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劳动者也是,我毫不怀疑大多数劳动人民是站在我这边的[128]。</blockquote>

    赫尔曼·穆勒插了进来,他想让大家重新恢复信心:社民党多数派也想要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会议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两个工人政党都没有在原则上拒绝召开立宪会议。这并没有让他害怕,他相信德国人民,相信德国人民在投票时表达出的意愿[129]。哈阿兹说,在一个工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举行普选,不会有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他还含沙射影地警告听众,让他们提防受“外国榜样”(影射俄国)影响的“虚假”思想[130]。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卡利斯基[131]说,没有民主的革命会导致另一场战争[132]。

    累德堡则回答,如今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决不能冒最微小的丧失政权的危险。他反对那种认为真正的民主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观点,必须从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开始建设真正的民主[133]。

    李卜克内西的敌人指责他是“团结”的敌人,他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他支持团结与明确。作为对“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号召所有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拥有强大武装的反革命正在行动。他呼吁工人阶级保卫自己的政权,提防正在自己当中开展工作的“叛徒们”,永远不要忘记工人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当他强调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毫不含糊地批判了执委会的糊涂混乱时,他赢得了满堂喝彩[134]。

    相当一批代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批评了里哈尔德·穆勒的活动报告。十一月十五日,穆勒和莫尔肯布尔以执委会主席的身份在一份宣言上签了字,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委托工人组织来代表工人的经济利益[135]。就在同一天,由社民党人克尔斯腾领导的柏林地方工会委员会决定解散并重选工厂里的行动委员会[136]。这一举措得到了老板们的赞成,当时老板们正在同工人委员会斗争,不让工人委员会监督他们的活动,而老板和工会领袖都不喜欢工人委员会的监督[137]。一些工厂代表批评执委会,说执委会的做法让那些“四年来一直在背叛劳动人民”的人垄断了代表劳动人民的权利[138]。里哈尔德·穆勒不得不保证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139]。

    在给讨论做总结时,他对来自左翼的批评集中做了答复:

<blockquote>当我在执委会里的时候,只有当无损于革命的胜利果实时,我才会为召开国民立宪会议而战……你们知道我们在执委会里想要什么,我们会留意不让革命的胜利果实遭到损失。当哈阿兹同志宣布政府将前进时……你们也许会相信我们——执委会——会推动它前进,我们非常清楚怎样推动它,正如近来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140]。</blockquote>

    十一月十六日的决议没有被提交给这次会议进行表决,而是与其他文件一起被踢回了执委会。它甚至没有被出版,因为政府禁止沃尔夫(Wolff)电报社发表它[141]。《柏林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并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简介:“除了立宪会议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德国到底谁说了算?最高权力究竟是在政府手里呢,还是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里?[142]”

    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报纸这样来提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开始觉得自己有力量来以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对政府有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执委会已经注定要打一场杂乱无章的自卫战了。它一步步地后撤,每一天都被逼得后退一步。十一月十八日,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在总理府举行联席会议[143]。艾伯特一上来就抨击苏维埃执委会的要求,并攻击执委会,说执委会仅是柏林地方组织,竟敢蚕食政府的权力。这甚至激起了苏维埃执委会中的社民党委员的反对。迪特曼很快提出选举全德中央苏维埃[144]。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兰兹贝格承认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和内阁的权力来自苏维埃执委会,因为它们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的,苏维埃执委会也能罢免它们,但他又辩称,不能容许对行政权的任何干涉,否则就会形成一个“对立政府”(counter-government),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145]。

    多伊米希反对拥护内阁权力的“专制”观念,他要求承认执委会拥有有效的监督权[146]。在国民议会问题上,艾伯特否认了已定好日期的说法[147]。独立社民党的部长们极力妥协。最后,双方达成了长期有效协议,根据该协议,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将立即生效,只有当意见不一致时执委会才能干预。根据这个协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划分苏维埃执委会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限[148]。十一月二十三日,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出来了,执委会发表声明,为“最初的过渡时期”颁布了新的宪法性命令。权力属于工人士兵苏维埃,全国性苏维埃的职能由柏林执委会行使,直到代表全国的中央苏维埃选出为止,而执行权则移交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行使[149]。

    十一月二十三日,执委会根据该命令吸收了来自军队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扩大了自己。它现在又多了二十五名成员,大部分是社民党多数派,比如年轻的库尔特·舒马赫[150],他是残废军人的代表。但也吸收了一些革命派,比如来自库克斯港的水兵卡尔·拜尔,还有来自施潘道的士兵冯·洛耶夫斯基(von Lojewski),有时来自萨克森的弗里茨·赫克特也会跟他一起出席会议[151]。执委会的敌人说协约国不承认执委会,所以承认执委会的权力就意味着要冒破坏停战的风险[152]。

    但这招出得太晚了。社民党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知道如何利用柏林执委会对资本的潜在敌意来大做文章。这些报纸暗示执委会企图成为独裁者,并坚决反对普选制[152]。这些套话也被用来反对重现的巴黎公社。执委会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153]。政府的新闻社说工人苏维埃花了八亿马克,后来又变成了执委会花了十八亿马克[154]。而另一方面,媒体却对司库马克斯·麦因茨(Max Maynz)的报告不置一词[155]。

    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各地总理会议呼吁召开国民议会[156]。当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支持者做了大量交易后,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将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日期定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157],而执委会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决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柏林召开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158]。为这次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好与疯狂反对柏林执委会及其激进派领导人的宣传活动发生在同一时期。《前进报》狂暴地反对“死尸穆勒”,由于穆勒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发言,他们骂他是“行尸走肉”。他们痛骂“里哈尔德一世”和“另一边的容克”[159]。难怪保皇派部队于十二月六日发动公开针对执委会的暴乱时,要把设在普鲁士邦议会的柏林执委会骂做“犹太教会堂”——这是传统的反犹词句[160]。

    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柏林执委会就已经在选出新的中央苏维埃和最终解决政权归苏维埃这两个问题上失败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允许自己在国界上把应自己的邀请而来的布哈林、越飞、拉可夫斯基[161]、伊格纳托夫(Ignatov)和拉狄克(他们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派来的代表)赶了回去[162]。卢森堡用愤怒的笔写下了柏林执委会的悼文,她把这个革命机关叫做“革命的棺材”和“资产阶级秘密政府班子这驾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

<blockquote>显然,在执委会和工人士兵苏维埃里,群众本应发现自己的作用。但他们的机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却衰落到了虚弱不堪的程度。权力从它手中溜走了,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任何一个政权机关如果不犯错误的话,就不会自愿让权力逃走。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把戏之所以能得逞,都是因为执委会的消极与懒散[163]。</blockquote>

    这话说得非常严厉,然而没人能反驳。德国革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最终被击败了。它的主席里哈尔德·穆勒把它称作革命的“一切工作的奴仆”,从而以他自己的方式亲手埋葬了它。[164]。

<h3>苏维埃代表大会</h3>

    全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出了革命派在六周里遭受的政治失败有多么严重。在与会的四百八十九名代表中,有四百零五人是由工人苏维埃委派的,八十四人是由士兵苏维埃委派的[165]。其中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是工厂和办公室工人。有七十一人是知识分子,有一百六十四名“专业人员”、记者、政党或工会的议员或全职干部[166]。来自机关的代表远远超过了代表工厂工人的代表。社民党多数派占有绝对多数,他们有二百八十八名代表,而独立社民党只有九十名代表,其中只有十人是斯巴达克派。这十人中最出名的是赫克特与列维涅。还有十一名“统一革命派”(他们是围绕着来自汉堡的劳芬贝格组成的)、二十五名民主派和七十五名无党派人士[167]。艾伯特的建议一开始就能得到多数支持。开幕当天,正为召开立宪会议而大举活动的《前进报》,对斯巴达克派肆意嘲笑,还问他们是否愿意按照自己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策,接受苏维埃交出权力的决定[168]。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都不是这次大会的代表。在柏林,代表名额只留给名列在工厂中工作或在部队中服役的名单上的人。主席团提议以顾问身份邀请他们,但这个建议未经讨论就被驳回了[169]。几小时后,一位符腾堡的代表提出此事,在经过激烈讨论后被驳回了[170]。斯巴达克派只能试着在会场来影响大会了。他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在开幕式和休会期间组织了游行示威和示威者代表团。

    在大会开幕时,他们和革命工长组织联合举行了大型集会,随后举行了游行,并以二十五万名响应他们号召的柏林工人的名义派遣了代表团。代表大会接纳了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维尔,他宣读了示威者的要求:宣告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工人士兵政权,由经过中央苏维埃选举产生的执委会行使政府权力,罢免艾伯特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采取措施清除反革命并解除他们的武装,武装工人,向全世界的工人发出建立苏维埃以执行世界革命的呼吁[171]。

    但代表大会继续无所作为。会议主席莱纳特(Leinert)宣布他注意到了这些要求,并会在决定中考虑它们。同时示威群众沿着柏林的大街小巷前进,里哈尔德·穆勒在报告被抵达的代表团打断后继续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在斯巴达克派的努力下,来自十七个部队的士兵代表在多伦巴赫[172]带领下来到大会,提出了他们关于军队和纪律的要求。这次他们遭到公开的敌意,社民党多数派威胁要全体退席。十二月十八日又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柏林工人罢工了[173]。尽管群众能一起上街,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在组织这些“活动日”的时候(这些“活动日”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模式组织的,也许他们想到了法国大革命),却没能成功地对这个迟疑不决的大会施加影响。形势急转直下,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基本上是按照艾伯特及其朋友所预想的那样进行的。

    事实上,唯一出人意料之处来自士兵提出的难以解决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士兵代表(其中也有社民党人)提出的。艾伯特曾秘密地向总参谋部保证,不会让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采纳“汉堡七条”(这是由社民党人兰普尔[Lampl]提出的折衷方案)标志着总参谋部直接对政府发出威胁的开始,最终也标志着十二月的大危机的开始——在之前的几周已开始的军队的瓦解过程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175]。

    至于其他问题,特别是在关于政权性质的问题、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问题上,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学究式的——如果不说议会式的话。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坚持尽早召开经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的意见。据他所说,这个选举办法将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因为自从爱尔福特纲领以来,它一直都没有在德国成功实行。社会主义者需要它,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央政权来反对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一个经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来反对协约国。科恩—罗伊斯对选举的结果毫不怀疑:因为社会主义者将在立宪会议中赢得多数,这次选举将成为建立德国社会主义政权最便捷的道路。

    社民党人决定不让他们“纯洁、干净、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被“布尔什维克的歪曲”所“污损和破坏”。据科恩—罗伊斯所说,一个经全民选出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建成社会主义。当苏维埃召开立宪会议后,它们的特殊任务也就完成了,然后它们就能回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本应有的位置去,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76]。

    多伊米希做了反报告。他强调指出,采用科恩—罗伊斯的条文,就等于给苏维埃判死刑。他回顾了苏维埃在俄国和德国的出现和发展,并表示它们是“现代革命的组织形式”,是民主的无产阶级形式。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企图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它们,把它们同独裁画上等号,视它们如洪水猛兽。俄国的历程,德国不一定要重演一遍,因为德国和俄国不一样,在德国,苏维埃专政显然将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专政。针对科恩—罗伊斯提出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从工人在工厂里的活动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最后他表示了自己对苏维埃制度的信心,在他看来,苏维埃制度迟早都会建立的[177]。

    在辩论中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唯一有争议的问题是关于立宪会议何时举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独立社民党要求尽可能地将它推延,按照独立社民党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让社会主义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仍被资产阶级思想控制着的“群众”。最后出现了三个关于举行立宪会议的日期的不同动议。一个是由盖尔[178]和劳芬贝格提出的,他们建议将日子定在三月十六日,这个建议赢得了五十票。另一个是由艾伯特与哈阿兹根据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内达成的妥协提出的,赢得的票数只比前一个多一点。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提出的将日期定为一月十九日的动议以四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获得通过[179]。大约一半的独立社民党代表跟着哈阿兹对此动议投了赞成票,剩下的独立社民党代表中有几个人与累德堡、多伊米希以及里哈尔德·穆勒之类的人结成了反对派。第二天,多伊米希提出了一项动议,在这项动议中,他要求继续将苏维埃作为立法与行政的最高权力的基础,并在新宪法通过之前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项动议以九十八票赞成、三百四十四票反对未获通过[180]。

    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确表示,它反对“苏维埃政权”。多伊米希正确地称它为“自杀俱乐部”[181]。艾伯特的社民党多数派全面战胜了反对派,以吕德曼(Lündemann)的提案[182]获得通过而大功告成,这个提案将原则上本应交给中央苏维埃的权力交给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183]。学到了经验教训的里哈尔德·穆勒和其他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人成功说服了大部分独立社民党代表,让他们相信自己必须抵制这个软弱无力的中央苏维埃[184]。当苏维埃被一帮自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反对者代表时,苏维埃政权就只是个糟糕的笑话。

    全德各地的革命派都组织了集会和示威,通过了鼓动性的决议,组织了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十二月二十一日,皮克、李卜克内西、敦克尔和保尔·肖尔策代表革命工长组织,在柏林号召进行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斗争,并号召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不妥协的斗争[185]。但是,是应当从长计议,通过重选苏维埃并在其中赢得多数的办法来推进斗争,还是从今往后革命派就绕过现有苏维埃的领导层,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开始的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斗争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要立刻开始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而这是那些苏维埃自己所不想要的),这个问题却没有被提出来,更没有得到解决。

    在立宪会议选举前,这个问题主宰了德国的政治生活。由它产生的分歧,给整个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长久的印记。

[1]支持这种论点的人通常会拿慕尼黑的苏维埃来做例子,因为那里的苏维埃刚好符合这些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样子。

[2]瓦尔特·克雷恩(Walter Kleen),《苏维埃在十一月革命中的角色》(Über die Rolle der 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科学期刊》(Zeitschrifte für Gewissenschaft),第2期,1956年,第326—330页。

[3]里哈尔德·利平斯基(Richard Lipinski,1867年2月6日——1936年4月18日),德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作家。当过店员,店员协会(Zentralverbandes der Handlungsgehilfen)创始人之一。1894年至1901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3年至1907年被选为社民党国会议员,1907年至1917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7年至1922年任独立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1月21日间任萨克森自由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至1920年间被选为萨克森议会议员,1922年至1933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纳粹上台后被监禁,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中译者注

[5]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59页。

[6]保尔·洛贝(Paul Löbe,1875年12月14日——1967年8月3日),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在伊尔梅瑙(Ilmenau)成立了社民党支部,1899年至1920年任《布雷斯劳人民卫报》(Breslauer Volkswacht)主笔,1904年至1919年被选为布雷斯劳市议员,1915年至1920年被选为西里西亚邦议员,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1925年至1932年曾两度出任国会议长。纳粹上台后两次被监禁。1949年至1953年被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7]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 Wilhelm 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年至1924年被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员,1907年至1911年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2年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年至1930年间任德国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83页、第91—92页。

[9]“鼓掌表决”是指当在会议上就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不进行投票,而只以会场上发出赞成议案的鼓掌声就通过议案。——中译者注

[1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6页。

[11]古斯塔夫·诺伊林(Gustav Neuring,1879年11月14日——1919年4月12日),德国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先后出任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人民全权代表和萨克森自由邦军务部长,1919年4月12日被一群反动士兵私刑处死。——中译者注

[1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

[13]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59页。

[14]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94—96页。

[15]同上,第95—96页。

[16]同上。

[17]马里安·艾因霍恩(Marion Einhorn),《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角色》(Zur Rolle der Räte im November und Dezember 1918),《科学期刊》,第3期,1956年,第548页;至于汉堡的情况,请参阅理查德·A·康福特(Richard A. Comfort),《革命中的汉堡》(Revolutionary Hamburg),斯坦福,1966年,第46页。这项措施不久后就被废除了(同上,第48页)。

[1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5页。

[19]《霍氏日报》,1918年12月4日。

[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3页。

[21]同上,第195—198页。

[22]海因茨·奥克尔(Heinz Oeckel),《革命人民自卫军,1918—1919》(Die revolutionäre Volkswehr 1918-1919),东柏林,1968年。

[23]艾因霍恩,《论1918年十一月、十二月期间苏维埃的角色》,第549页。

[2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8页。

[2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5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53页。

[2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39页。

[27]《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68页。

[2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4页。

[2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94—196页。

[30]同上,第198页。

[31]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41—142页。

[32]阿尔伯特·施莱纳(Albert Schreiner,1892年8月7日——1979年8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修工,后来成为社民党全职干部。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派。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出任符腾堡政府的军事部长。1923年任军事机关领导之一。1924年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随后领导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1929年被当作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10月重回德共,随即又脱党。1933年流亡法国,后来出任国际纵队第12旅参谋长,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后辗转流亡至法国、摩洛哥、墨西哥和美国。1946年返回东德,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与东德领导层频繁发生冲突。

[33]《十字日报》(Kreuz-Zeitung),1918年11月11日,关于此事的评论,请参阅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4—376页。

[34]这封信的日期为11月11日,是寄给塔尔海默的,它的全文是由德拉布金首次发表的,请参阅《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77—378页。

[35]威·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2卷,斯图加特,1948年,第107页。

[36]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科隆的情况:康拉德·阿登纳市长在委员会中担任了主席这一要职;布雷斯劳苏维埃的100个当选代表中,有34人属于资产阶级政党(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6页)。

[37]约翰·惠勒·惠勒—贝内特(John Wheeler Wheeler-Bennett),《权力的报应》(The Nemesis of Power),伦敦,1954年,第26页。

[38]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5页。波恩的工人士兵苏维埃还同市民苏维埃合并了(《科隆新闻》[Kölnische Zeitung],1918年11月12日,晚间版)。

[39]《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2日,早间版。

[40]汉莎同盟(Hansabund)本是中世纪北欧沿海各商业城市和同业公会为维持自身贸易垄断而结成的经济同盟,历史上科隆也曾参加过汉莎同盟。——中译者注

[41]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24页。

[42]《德意志新闻》,1918年11月13日。

[43]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年至1902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任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年后曾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自1920年起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直到纳粹上台为止。——中译者注

[44]《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

[45]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6页、第307页。

[46]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到1929年期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47]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93—296页。

[4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57页。

[49]本文标题为《国民会议》,发表于1918年11月20日的《红旗报》上,此处采用的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407-410页,于沪生译,殷叙彝校。
此文全文登载于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rosa-19181120.htm  ——中译者注

[50]《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69年,第183页。

[51]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3—404页。

[52]《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99页。

[53]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47页、第52—53页。

[54]《关于纲领的发言》,《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184页。

[55]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42页。

[56]同上,第219页。

[57]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9页。

[58]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洛塔尔·贝托尔德(Lothar Berthold)与赫尔穆特·内夫(Helmut Neef)编写的《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Militarismus und Opportunismus gegen die Novemberrevolution,东柏林,1958年)以及由艾·奥·沃尔克曼记录的对电话谈话的评论(《德国革命》,第23—24页)。

[5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57页。

[60]威·格勒纳,《回忆录》(Lebenserinnerungen),哥廷根(Göttingen),1957年,第467页。

[61]《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

[62]《前进报》,1918年11月14日。

[63]海因里希·绍伊赫(Heinrich Scheüch,1864年6月21日——1946年3月9日),德国将军,一战中曾任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第29步兵旅旅长、第33步兵师师长,1918年10月9日出任军务部长。——中译者注

[64]威廉·海因里希·索尔夫(Wilhelm Heinrich Solf,1862年10月5日——1936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自由派家庭。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曾任萨摩亚总督、殖民部秘书、1918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65]欧根·希菲尔(Eugen 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律学家、政治家。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副总理、司法部长等职。书中说法有误,希菲尔当时隶属于民族自由党而不是中央党。——中译者注

[66]胡戈·普洛伊斯(Hugo Preuss,1860年10月28日——1925年10月9日),律师、自由派政治家。他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宪法之父。1918年出任负责内务的国务秘书,1919年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67]《前进报》,1918年11月15日。

[68]库尔特·巴克(Curt Baake,1864年4月2日——1938年?月?日),记者、社民党政治家。1884年任社民党报纸《人民报》编辑。1914年后成为艾伯特的亲信。——中译者注

[69]瓦尔特·西蒙斯(Walter Simons,1861年9月24日——1937年7月14日),德国律师、政治家。曾先后在司法部和外交部工作过。1919年曾任德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过程,但后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来曾任外交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等职。——中译者注

[70]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2—123页。

[71]此文即《1918年11月12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致德国人民>呼吁书》,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0—71页。——中译者注

[7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65—366页。

[73]胡戈·施蒂内斯(Hugo 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德国工业与工会的谈判中,他经常以资方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中译者注

[74]阿尔伯特·沃格勒(Albert Vögler,1877年2月8日——1945年4月1日),德国自由派政客、工业家、企业家。大学毕业后在多特蒙德钢铁厂任工程师,后成为德意志—卢森堡采矿与冶金集团董事会成员。1924年施蒂内斯死后继任经理。1918年参加创立德国人民党,1923年脱离人民党。纳粹上台后,沃格勒大力支持纳粹,并向纳粹党捐赠大笔资金。1940年后沃格勒大力参加军火工业的生产。1945年他为了避免被美军俘虏而服毒自尽。——中译者注

[75]阿尔弗雷德·威廉·弗兰茨·玛丽亚·胡根贝格(Alfred Wilhelm Franz Maria Hugenberg,1865年6月19日——1951年3月12日),德国企业家、政客。他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曾大力赞助纳粹党上台。——中译者注

[76]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军务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77]该协议俗称“施蒂内斯—列金协议”。关于其具体内容,请参阅孟钟捷,《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中译者注

[78]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93—396页。

[79]莱布洛克(Leibrock),《德国企业家协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Die Volk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deutschen Arbeitergeberverbände)转引自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14页。

[80]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313页。德拉布金查阅了该委员会的档案,列出了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考茨基、希法亭、居诺夫、工会领袖胡埃(Hué)与乌姆布莱特(Umbreit)、几个学者和电器业巨头瓦尔特·拉特瑙。

[81]爱德华·施塔德勒(Eduard Stadtler,1886年2月17日——1945年10月5日),1917年在俄国被俘,1918年任德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馆新闻办公室主任,1918年12月成立“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chewistische Liga),后来还成立了几个反共组织。他鼓吹“德意志的”、“民族的”、“基督教—民族”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82]“嗜血的罗莎”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给罗莎·卢森堡起的绰号,因“罗莎”(Rosa)有“红色”的意思而得名。——中译者注

[83]德拉布金特别提到了叫做《反斯巴达克》(Antispartatkus)的小册子系列,这套小册子每本印量一万到十万册,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2页。

[84]同上,第482页。德拉布金指出,施塔德勒使用了“民族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他的目标。

[85]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83页。

[86]H·E·弗里德兰德(H.E.Friedlander),《革命政权的冲突:临时政府与柏林苏维埃,1918年11月至12月》(Conflict of Revolutionary Authroity:Provisional Government Berlin Soviet,November-December 1918),《国际社会史评论》,第7卷,第2期,1962年,第163—176页。苏联历史学家S·I·连兹涅尔也对此做了全面的研究,见《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Ispolnitelnii Komitet Berlinskikh Rabochikh I Soldatchikh Sovetov[10 noyabrya-16 dekabriya 1918g]),收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莫斯科,1960年,第98—139页。

[87]《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Allgemeine Kongress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Deutschlands, vom 16 bis 21 Dezember im Abgeordnetenhause zu Berl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柏林,未注明出版日期(实为1919年),第149栏。

[88]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04页。

[89]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3页。

[90]独立社民党的工人代表是巴特、累德堡、多伊米希、埃克尔特、诺严多夫、维格曼和里哈尔德·穆勒;社民党的工人代表是赫尔曼·穆勒、比赫尔、希尔特(Hirt)、赫勒(Heller)、尤里希(Julich)、麦因茨(Maynz)和奥斯卡·鲁施(Oskar Rusch)。士兵代表是冯·贝尔菲尔德(von Beerfelde)、莫尔肯布尔、盖尔哈特(Gerhardt)、帕舍(Paasche)、瓦尔茨、贝格曼(Bergmann)、波特纳(Portner)、施特洛贝尔(Strobel)、利特克(Lidtke)、赫特尔(Hertel)、伦佩尔(Lemper)、科勒尔(Köller)、艾克曼(Eckmann)和龚策尔(Guntzel)(连兹涅尔,《1918年11月10日至12月16日的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第101页)。

[91]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2页。据说冯·贝尔菲尔德要逮捕军务部长。

[92]同上,第91页。

[92]马克斯·乌里希(Max Urich,1890年2月10日——1968年6月21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929年被选为柏林—维丁区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多次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内被关押过。1945年初在被运往弗洛森比尔格(Flossenbürg)集中营途中逃脱。1954年至1963年被选为柏林市议员。——中译者注

[93]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20页。

[94]古斯塔夫·赫勒(Gustav Heller,1900年3月18日——1977年7月8日),曾积极参加十一月革命,参加过独立社民党。加入社民党后,于1926年至1933年间被选为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市议员。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95]奥斯卡·鲁施(Oskar Rusch,1884年7月1日——1935年5月11日),工会活动家,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参加德共,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后因反对三月行动,脱离共产党,参加了共产社。议员任期满后转而经商。——中译者注

[96]汉斯·帕舍(Hans Paasche,1881年4月3日——1920年5月21日),曾参加海军,后来当过德意志国民银行经理、波兹南市长。1920年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暗杀。——中译者注

[97]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9页。

[98]同上,第92—93页、第97—98页;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53页、第154—156页。

[99]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6—97页。鲁道夫·科佩尔(Rudolf Coper)认为,柯林·罗斯是“高级间谍”,“受各个社会阶层所欢迎”(《一场革命的失败》[Failure of a Revolution],剑桥,1954年,第114页)。

[100]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7页。这篇文章题为《致从学者到工人的德国人民》(An das deutsche Volk vom Gelehrten bis zum Arbeiter),发表于1918年12月13日的《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

[101]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93页。

[102]同上,第93—97页;《自由报》(Freiheit),1918年11月29日;《前进报》,1918年11月29日;《红旗报》,1918年11月30日。

[103]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74页。

[104]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05]《霍氏日报》,1918年11月11日。

该呼吁书全文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7—68页。——中译者注

[106]《前进报》,1918年11月13日和14日。

[107]《霍氏日报》,1918年11月12日。

该通告的全文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70页。——中译者注

[108]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

[109]《德意志日报》,1918年11月13日。

[110]《八时晚报》(8 Uhr-Abendblatt),1918年11月13日;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14页。

[111]《霍氏日报》,1918年11月14日。

[112]《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

[113]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14]同上;《前进报》,1918年11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15页。

[115]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3页。

[116]同上,第234页。

[117]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7页;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2页、第127—128页。

[118]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9页。

[119]转引自上书,第240页。

[120]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28页。

[121]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0页。

[122]同上,第241页。

[123]《霍氏日报》,1918年11月16日。

[124]《前进报》,1918年11月17日。

[125]《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126]《自由报》,1918年11月19日。

[127]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83页。

[128]《大柏林地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记录》(Protokolle der Versammlungen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Gross-Berlin),第1卷,转引自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1—244页,引文补足了刊载于1918年11月20日的《前进报》的报告。

[129]《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30]同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31]尤里乌斯·卡利斯基(Julius Kaliski,1886年6月20日——1935年12月16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革命中曾被选为大柏林区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中译者注

[132]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页。

[133]《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134]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3—244页。

[135]同上,第235—236页。

[13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01页。

[137]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36页。

[138]同上,第236—237页。

[139]同上,第237页。

[140]转引自上书,第244页。

[141]同上,第244页。

[142]《柏林日报》,1918年11月19日。

[14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4页;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5—249页,后者对保存在波茨坦国家中央档案馆里的官方记录做了概述。

[144]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246页。

[145]同上,第246—247页。

[146]同上,第247页。

[147]同上。

[148]同上。

[149]《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9页。

此文即《1918年11月23日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工人士兵苏维埃和人民全权代表的国家法律地位发表的声明》,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79页。——中译者注

[150]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1895年10月13日——1952年8月20日),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战中右臂因伤截肢。1918年参加社民党。1920年担任斯图加特的社民党报纸《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编辑。1924年当选为符腾堡邦议员,1928年当上符腾堡邦社民党组织领导。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43年获释,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领导了社民党的重建工作,但反对同共产党合并。——中译者注

[151]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05—106页。

[152]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53]请查阅柯尔布的《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的第七章《工人委员会在新闻界中丧失信誉》(Die Diskreditierung der Arbeiterräte durch die Presse)。

[153]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8页。

[154]同上;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91页。

[155]弗里德兰德,《革命政权的冲突》,第169页。

[156]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32页。

[157]同上,第133页。

[15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62—464页。

[159]请参阅《行尸走肉》(Der lebende Leichnam),《前进报》,12月5日;《里哈尔德一世:威廉的替身》(Richard I Wilhelms Ersatz),《前进报,1918年12月18日。

[160]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7—158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09页。

[161]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被处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162]]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2页;谢德曼,《崩溃》,第227页。

[163]《红旗报》,1918年12月11日。

[164]转引自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11页。

[165]《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198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9页。

[16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0页。

[167]同上,第249—250页。

[168]《前进报》,1918年12月1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1页。

[169]《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12栏。

[170]同上,第53—58栏。

[171]同上,第19卷。

[172]海因里希·多伦巴赫(Heinrich Dorrenbach,1888年—1919年),办公室职员、社会民主党人,1910年任莱茵兰地区办公室职员协会书记。1914年志愿参军,获少尉军衔。1917年被降衔退役,积极参加了1918年1月工潮。1918年11月试图组织赤卫队,后指挥人民海军师。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919年1月鼓动起义,失败后逃到布伦瑞克,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173]《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123栏、第144栏。

[174]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七点要求,通称“汉堡七点”,其中包括取消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权,由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统帅军队,取消军衔制,由士兵选举军官,建立人民军队以代替常备军等。——中译者注

[175]详见第12章。

[176]《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209栏。

[177]同上,第226栏。

[178]库尔特·盖尔(Curt Geyer,1891年11月19日——1967年6月24日),出身于萨克森社民党干部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进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符茨堡(Würzburg)的社民党机关报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被选为莱比锡苏维埃委员,1919年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于左派,支持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被选入统一共产党中央,代表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因支持列维,于8月被开除出党,后来追随列维参加了共产社、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他跟列维及其他“列维派”不同,没有参加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后定居英国,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他长期为德国报刊担任通讯记者,后来在西德退休。

[179]托尔明,《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99页。

[180]《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300栏。

[181]同上,第227栏。

[182]关于吕德曼的提案,请参阅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2—93页。——中译者注

[183]《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292栏。

[184]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23页;普拉格,《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85页;《自由报》,1918年12月22日。

[185]参见刊登于1918年12月22日的《红旗报》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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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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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h2>

    罗莎·卢森堡对柏林苏维埃执委会的活动下的严厉判决,让历史学家感到不满。从革命派的立场出发,不可能让里哈尔德·穆勒及其朋友对失败负全部责任。执委会内激进派的无力,以及这个“政权机关”(卢森堡是这么称呼执委会的)之不能将自己的活动超出纯宣传性的范围,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柏林苏维埃的当选委员们的错。在其他革命团体的工作中也能找到相同的特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的代表性之弱(即使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没有多少代表支持)表明,他们在早期曾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影响已经衰落了,在这个关键时期,他们无力触动群众运动的心。

<h3>独立社民党内的斯巴达克同盟</h3>

    对于斯巴达克派来说,这并不是新问题。我们还记得卢森堡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的政治斗争,当时部分斯巴达克派成员想建立独立的组织,而她则极力反对,她认为这样成立的只会是一个同被社民党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割裂开的“宗派”。我们还记得革命派在一九一七年对独立社民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尽管符腾堡人表示反对,但大部分斯巴达克派成员还是参加了新的独立社民党,不过不莱梅、汉堡和柏林的左翼激进派拒绝参加独立社民党。

    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革命爆发前夕,这些分歧似乎不那么强烈了。自从独立社民党的理论家考茨基表态支持“民主”、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起,大部分活动家认为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不够进步的。弗兰茨·梅林在信中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都看过了;保尔·列维在瑞士被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他回国后,靠近了不莱梅的活动家,由此成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党的前景变得更清晰了。十月的联席会议似乎预示着,在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民党决裂(现在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后,将会成立新的党。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并不符合这种预测。李卜克内西获释后,他同意成为独立社民党的旗手,并参加独立社民党执委会的会议。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斯巴达克派没有干预工业的手段——而关键的战斗将在工业中打响。所以他和皮克才选择了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它的核心构成了柏林工人阶级的真正领导层,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独立社民党员。李卜克内西认为,通过维格曼、埃克尔特、诺严多夫和诺瓦科夫斯基等人,要比通过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之类的人更能接近群众。这些人对俄国革命及革命的纲领的同情态度是很出名的。

    十一月十日,一群武装的斯巴达克派拿着由里哈尔德·穆勒和冯·贝尔菲尔德签字的柏林苏维埃执委会命令,在赫尔曼·敦克尔率领下,占领了一家大型日报《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1]。不久之后,卢森堡抵达柏林,她强烈批评了他们在没有足够财力的情况下出版日报的做法,而且她也不赞成这家报纸的倾向[2]。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柏林的斯巴达克派领袖在佳益旅馆(Hotel Excelsior)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起草了一份纲领[3]。从约吉希斯写给塔尔海默的信中[4],可以一窥他们的分析。他们认为这场革命仍只是场兵变。由厌倦了兵役的水兵发动的这场兵变,是根据水兵的要求进行的,基本上是由水兵领导的,而社会问题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当然它确实帮助打击了反革命在军队中的矛头,但反革命仍能得到“政府社民党人”的帮助,这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对工人阶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仍然保持着信心。

    在斯巴达克派看来,革命派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来启发群众。要在食品配给、失业和“必然伴随着战争而出现的真正的经济混乱”等问题所引发的经济性斗争——特别是罢工——中推动社民党人前进,让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认清社民党的真实作用,以此来系统地帮助群众前进。任何与社民党多数派的合作都只会让群众更难认清它的真面目:“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我们领导革命的时候不是在革命开始之时,而是在结束之时。[5]”

    卢森堡根据这个分析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认为斯巴达克派应该尽可能久地留在独立社民党内,这首先是为了赢得支持,招募新成员,但要怀着赢得大多数支持的长远目标。她的观点占了上风,那个后来成为了斯巴达克同盟的团体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以宣传性团体的形式存在着。

    虽然如此,这个团体还是开始建立组织,并制订了一套工作计划[6]。任命了一个中央领导机构,这个机构就叫“中央”(Zentrale),它的成员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约吉希斯、恩斯特·麦尔、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威廉·皮克、保尔·列维、保尔·郎格,以及由斯图加特回来的塔尔海默和被从但泽召回的埃贝莱因[7]。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塔尔海默、列维、郎格和从斯图加特回来的弗里茨·吕克负责发行《红旗报》。约吉希斯负责组织问题,埃贝莱因负责财政,皮克负责在柏林建立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敦克尔夫妇负责青年工作,卡尔·舒尔茨[8]负责在士兵中间开展宣传,恩斯特·麦尔负责出版局[9]。在卢森堡提出的草案里,有出版一系列出版物的计划:要出理论期刊、专门针对青年和妇女的定期刊物、针对士兵的宣传性小报、以及新闻通讯期刊[10]。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能按时完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团体的力量全部用在保卫《红旗报》这家日报的战斗上了。《柏林本地新闻》的老板诉诸法律,柏林执委会退却了,冯·贝尔菲尔德辞职,斯巴达克派不得不交出印刷厂[11]。到了十一月十八日,《红旗报》才重新出现,这次是由一家收费很贵的印刷厂印的。以每份五十芬尼的价格印刷和销售“鼓动性传单”[12]——没有订阅费——无法带来必要的财力。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国出现后的第一周里,斯巴达克派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十一月二十日,李卜克内西写了一篇论苏维埃的目标的文章,在文中,他表达了斯巴达克派中央对这个摆在革命派面前的任务的规模的看法:

<blockquote>当选的劳动者往往只受过很不充分的教育,他们只有很薄弱的阶级觉悟,甚至还在犹豫不决、缺乏活力,所以它们(指苏维埃)几乎没有革命性,或是几乎见不到它们进行反对旧政权的代理人的政治斗争。[13]</blockquote>

<h3>群众与党</h3>

    在革命时期,当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地觉醒过来,投入政治生活的时候,群众改换方向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是呈直线发展的。他们的经验——有时仅集中在几周内——对希望利用他们的政治组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能迅速作出反映,能进行非常清晰透彻的分析。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各个工人政党、以及在工人政党内部相互竞争的种种流派所持的立场,却加剧了思想上的混乱。

    从原则上来说,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有两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治组织在德国劳动人民面前站了出来——一个是老的社民党,人们把它叫做多数派,尽管在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再占多数了;另一个是独立社民党。这两个党都参加了政府,也都参加了执委会,都自称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也都自称是为了十一月革命而斗争的,也正是十一月革命让他们获得了政权。乍一看这两个党似乎没有显著的区别;内阁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自由报》所用的语言也跟《前进报》的非常相似,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当人们不再对官方声明感到满意,并去寻找这两个政党的真正区别——首先是他们的代表的实际行动与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首先,在独立社民党内有斯巴达克同盟,它拥有自己的日报和自己的政策。十一月十日,李卜克内西拒绝参加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政府,使斯巴达克同盟成了第三个领导层,至少也是另外两党所遵循的路线的正式反对派。其实当时不只有这几种思想流派。在社民党内,除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正宗右翼(这个右翼事实上是总参谋部的同盟者,有意识地为瓦解苏维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并同协约国结成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盟)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左翼,这个左翼虽然缺乏组织,但却是由许多许多这样的社民党党员组成的:这些党员如果听说了他们的党已经同协约国结成了这么一个同盟的话,会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真诚地相信科恩—罗伊斯之流设想的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前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许多社民党员,甚至是领袖,对极其明显的右翼政策——即诺斯克同自由军团的合作,表示敌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左翼”是很有活力的[14]。

    在独立社民党内,“右派”基本上是由领导层中的上层组成的,这个派别的代言人是哈阿兹和迪特曼,事实上它跟社民党的“左派”十分接近。这个派别确实想要议会民主,但又梦想把它同已经在制度上存在的工人苏维埃调和起来,让苏维埃“分享”部分权力。这个派别同社民党的左派一样,为艾伯特及右派的政策打掩护,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比如大选的日期或右派同总参谋部的关系——有时也会对右派进行猛烈的(至少是口头上的)攻击。独立社民党的左派,包括多伊米希、累德堡和里哈尔德·穆勒周围的革命工长组织在内,确实没有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对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或柏林执委会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它坚持了战前激进革命派的立场,并加上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将其作为具体的前景,这清楚地将他们置于俄国革命及其继承者的无条件支持者的阵营里。

    在独立社民党左派反对党内右派、加强苏维埃的权力、反对召开国民议会的艰苦斗争里,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们是与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致的。但在传统的工会内的政治工作方面,他们并不那么上心,而且许多活动家现在还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当举行选举时,他们打算参加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却得不到大多数同盟成员的支持。其实,此时在斯巴达克同盟里出现了一种倾向,这个倾向被阿图尔·罗森贝格[15]称作“乌托邦倾向”,在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周围的革命派团体当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对于那些完全拒绝与“社会党叛徒”及其同谋——这个“同谋”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合作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让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叫做“极左派”。

    阿图尔·罗森贝格认为,德国工人运动没能及时同战争中传承下来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各种思想倾向决裂,也没能根据现实中的变化来重建自己,他对此感到很遗憾,我们也许可以同意他。也许哈阿兹和迪特曼的“民主”派能在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内有效地牵制以艾伯特为首的右翼。也许“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从累德堡到李卜克内西的各类左派)能在组织问题上、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合作。然而事实就是:在还有时间的时候,革命派分子并没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总之,十一月革命后,在曾经组成了工人先锋队的那些人当中,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立刻抛弃了老党。阶级的组织干部通常转向了独立社民党。在许多大型工业中心里,这个党确实对大型工厂里的工人施加了巨大影响。战争期间进行的激烈的原则性争论,对社民党勾结总参谋部对付自己的反对派的政策的记忆——比如占领《前进报》——使这些工人拒绝考虑同社民党重新统一,而他们的领袖却越来越希望重新统一(尽管他们不敢公开提出来),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场苏维埃式的革命的前景,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干部发现,自己可以说是被困在了哈阿兹的党内,这个党的政策实际上跟艾伯特的党的政策没有不同,但这个党同时又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党,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与此同时,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转向了社民党。这些人当中,有此前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工人、复员士兵、小资产者,战争和战败让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有来自一切社会阶级的青年,他们希望迅速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民主地重建国家。在最广泛的群众看来,社民党是革命的化身,因为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这个党,这个党不但向他们许诺和平、民主和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还许诺不会让他们再受苦,不会有革命或内战。

    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及势力都在社民党提出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以及各种宣言所产生出来的友爱氛围,产生出了一种自信、统一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气氛。在那些渴望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广大阶层看来,革命派就是一帮捣蛋鬼。在他们看来,只有革命派才会瞎嚷嚷,使用暴力,作出“过火”行为,恶意谩骂,革命派对领袖作出的“叛变”指控,会对巩固革命所必须的“团结”造成危害,并使革命陷入危险之中。社民党多数派把这些刚刚开始政治化的、缺乏经验的群众拉到自己身边,把他们组织起来,极力利用他们对团结的渴望来反对斯巴达克派,正如他们在十一月里对士兵代表做的那样,社民党多数派在宣传中把斯巴达克派打成了“破坏分子”。

<h3>是先锋队,还是具有战斗性的少数派?</h3>

    革命的少数派本身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当他们觉得自己正被拖入一种致命的政治上的一致状态时就更是如此。其中部分人团结到了斯巴达克同盟身边,不过他们的这一过程完全是自发的。工人阶级当中被社民党及工会的官僚阶层弄得讨厌起任何组织形式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站在总参谋部一边的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活动家、只相信武器的力量的青年、一整个(由不满者、造反者、战士和理想主义者组成)认为官僚机构是阻挠革命胜利的最大障碍的阶层——他们全都为俄国革命所着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丰富经验了解得很少,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简单概括为武装起义,使用革命的暴力就能解决一切由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暴力造成的问题。一九二零年,保尔·列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分做了个概述:“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德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团体,其中大部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大部分只是被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气吸引过来的……这些团体是由以前从来没有按照某种政治程度组织起来的人组成的[16]。”

    威胁着斯巴达克同盟的危险,就在于这种孤立状态,而这种孤立一半是由于它自身的力量主动造成的,一半是由于那些害怕它的大党所致。这些力量中的先锋倾向于成为这么一个集团:不但与群众组织相隔绝,还与工人阶级本身及其传统相隔绝。他们是缺乏耐心和经验不足的青年,他们相信自己的任务不是像先锋队那样去进行耐心的解释,而应该是发挥富有战斗性的少数派的作用。

    十一月九日后,约吉希斯通知塔尔海默:卢森堡注意到了起义必须转变为社会革命,但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从自身的阶级要求出发,大规模地投入
斗争。所以她带着希望、甚至是带着乐观主义,对工人开始为经济要求而行动表示欢迎,十一月底席卷全国的工潮正是这样的行动。十一月十五日的《红旗报》写道:

<blockquote>人人惊恐万状、焦虑万分,力图躲开革命,然而内战却不会放过他们。内战无非是阶级战争的别名,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议会内的多数派发布法令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不过是小资产阶级荒谬的幻想[17]。</blockquote>

    让劳动人民抛弃对那些以他们的名义掌权的政党的幻想,最快办法之一就是工人作为资本的雇员,为他们的经济要求而采取的阶级行动。人民全权代表政府发自内心地害怕工人的要求,并忙于阻止罢工。巴特本人在内阁里负责劳动问题,他向工人乞求“不要把革命贬低为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18]。

    从这一点来看,革命派在工会内争取影响的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民党内最保守、最反革命的势力依然牢牢控制着工会。当时有几百万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们对政治了解得很少,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保护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大大加强了反动势力对工会的控制。大部分斯巴达克派活动家和大部分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革命派把组织及其领袖混为一谈了。他们愤怒、轻蔑地批判各工会,说它们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是过时了的组织形式。他们向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抛开工会,组织起来。

    斯巴达克派的部分地方支部发出了呼吁,号召工人离开工会,面对着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内的老斯巴达克派核心犹豫着不敢表态,与此同时又承认有必要“清算工会”。这种犹豫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许多革命派活动家不再尝试通过工会内部的途径来影响工人,结果让社民党通过工会把工人中的新阶层争取了过去,并赢得了影响。

<h3>斯巴达克同盟与独立社民党决裂</h3>

    双重政权体制下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在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与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这道鸿沟很快就把独立社民党划成了两半,尽管它的领袖曾企图弥合这道鸿沟。十一月十八日,哈阿兹在布施马戏场表示原则上赞成立宪会议,但又坚持认为应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召开立宪会议[19]。希法亭在《自由报》上的专栏文章里解释说,在召开立宪会议前,行政机关应当民主化,经济应当社会化[20]。十一月二十七日,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发表声明,声称“只有当技术和政治条件得到满足后,只有当觉醒了的人民的意志能在立宪会议当中得到真正的表达后”,才应该召开立宪会议[21]。

    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对独立社民党的立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她指出必须进行彻底的澄清,并号召举行一次特殊会议来讨论这个核心问题[22]。

    从那时起,这场内部冲突吸引了几乎所有独立社民党活动家的关注和精力。在将大选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的问题上,哈阿兹及其同道最终向艾伯特投降了,这给这场讨论提供了新的事实。这加强了支持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人的地位,并让那些无论如何都不想让这种大会召开的人感到困窘,因为哪怕是号召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的建议,都意味着他们的退步。召开代表大会本身就意味着转向左翼,以及以哈阿兹为首的领导层的毁灭。《红旗报》集中火力向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开火,并试图发动独立社民党党员来迫使代表大会召开。其实,斯巴达克派是能在这场斗争中夺得党的领导权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处于能团结党内所有左翼力量的立场上。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继续反对这个要求,它们使用各种技术性的借口来推脱,这些借口实际上表达的是政治选择。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坚持说,召开代表大会,就会让竞选活动的准备工作推迟。斯巴达克派遭到了“破坏党的工作”的指控。

    独立社民党就要分裂了,双方几乎都同意分裂——这种看法很快流行开来。施特勒贝尔在十二月八日的《自由报》上、布莱特沙伊德[23]在十二月十二日的《社会主义者》(Der Sozialist)上都表示党内两翼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十二月十二日,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全会宣布要重选工人士兵苏维埃,并赞成苏维埃政权[24]。柏林依然对斯巴达克派寄予厚望;他们的人正与革命工长组织密切合作,在许多场合上,大工厂的工人成千上万地参加斯巴达克派举行的集会和游行,并向斯巴达克派的发言人李卜克内西、列维和皮克鼓掌致敬。十二月十四日,独立社民党内的内战差点爆发了。《红旗报》发表了由列维和卢森堡合写的纲领草案《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25]。同一天,《自由报》在头条文章《德国革命的德国策略》中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并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当前任务[26]。

    十二月十五日,就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独立社民党的柏林地方组织为了就非常党代会问题作出决议,召开了全体会议。这场争论涉及到了全部的政治问题。哈阿兹代表执委会发言,他为同艾伯特和谢德曼合作的政策做了辩解,并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做了辩护。他呼吁会议承认这个事实:当前全国大多数人支持艾伯特,为了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必须遵守民主规则;在这个新社会秩序当中,苏维埃应在宪政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站在经普选产生的议会旁边。哈阿兹说,斯巴达克派的提议不过是对布尔什维克运来德国的口号的拙劣模仿,而德国和俄国的形势根本不同,首先德国是先进国家,其次国际形势要求在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他指责斯巴达克派在帮反革命的忙,让反革命利用他们做借口,以独裁和恐怖来吓唬小资产阶级。他要求斯巴达克派从他们与党内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做出必要的结论,并离开这个已经没有他们容身之地的组织[27]。

    卢森堡针锋相对,对艾伯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她说道,哈阿兹说群众支持艾伯特,这是对的。但是群众之所以支持艾伯特,首先是因为独立社民党支持艾伯特,而且哈阿兹是艾伯特政府的一员,这点哈阿兹却没说出来。只要哈阿兹及其同道与艾伯特决裂,并退出艾伯特政府,那么群众将毫无疑问地擦亮眼睛,弄清楚藏在艾伯特背后的是什么势力(这些势力越来越藏不住了)。卢森堡辛辣地讽刺了哈阿兹的忠于民主的表白:“假如问题在于民主原则的话,那就先在我们党内来一点民主吧!先召开代表大会,让群众说一说,他们还要不要这个政府![28]”

    李卜克内西和埃贝莱因发言支持卢森堡,而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则为哈阿兹的立场辩护。在会议结束时的表决中,希法亭提出了一个动议,认为党的原则任务应该是为选举做准备,这个动议是针对卢森堡的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动议而提出的。前者以四百八十五票赞成、一百八十五票反对而获得通过[29]。左派在被它视作自己的堡垒的地方遭到了失败。《自由报》发表了头条文章《结局已定》,这家独立社民党的主要报纸向这一事件欢呼。

    但独立社民党实际上已经破裂。迪特曼、哈阿兹和希法亭站在艾伯特身边支持他。来自各省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如布拉斯、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等人则与柏林的革命派合作。他们中大约有四十人同意在第一天作为支持李卜克内西的派别组织开会[30]。大多数表决中,独立社民党都分裂成了几乎对等的两派。在大会结束时,抵制由里哈尔德·穆勒负责的执委会的决议,造成了让独立社民党部长无法容忍的形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革命工长组织与首都大工厂里的独立社民党代表一起开了会。他们几乎一致要求在十二月底以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哈阿兹及其同道辞职退出政府、组织反对议会选举的活动。他们明确谴责了巴特在内阁中的政策,宣布不再信任他,并取消了他在将来继续代表他们的资格[31]。在这次会议上,很可能选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其中有两位左派独立社民党人累德堡和多伊米希、两位斯巴达克派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是保尔·肖尔策[32]。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以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为基础组建新党,并从独立社民党中拉走相当一批人。

    十二月十六日,在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中,五金工人里哈尔德·诺瓦科夫斯基——革命工长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就已经“以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的名义”向示威者表示了欢迎[33]。当斯巴达克派面临着最终脱离独立社民党、组建新党的问题时,他们很希望能把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核心吸引过来,并通过他们——柏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各工厂里的工人阶级的领袖及组织者吸引过来。他们试图加快脚步,威廉·皮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斯巴达克同盟的名义给独立社民党写了一封信,要求独立社民党在三天内号召举行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须在十二月底召开[34]。当然,他们早就知道独立社民党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而在革命开始后不到两个月,建设革命党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

<h3>相互汇聚却又彼此矛盾的各种流派</h3>

    在资产阶级看来,独立社民党依然存在着。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巴达克派”的帽子扣到一切极端团体头上,对于那些被他们竭力描绘成“嘴里咬着刀子的人”之间的区别,他们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然而事实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俄国革命还是十一月革命,都没有彻底地让那些团体消除分歧,早在战前——战时尤甚——这些团体就在如何在德国准备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左翼激进派”——不莱梅人,以及被这么称呼的柏林团体——体现出了趋向于统一的趋势。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不莱梅的一次会议上,人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组织——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35]。他们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力,主要是在造船厂和码头工人中间有影响。他们一直反对革命派参加独立社民党,并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鲜明地证明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在不莱梅的主要对手阿尔弗雷德·亨克,难道不是这个港口大城市里的最有力的哈阿兹的支持者吗?他难道不是因为这样才成了政府的代理人吗?同时他们也明白,在整个德国,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党的,即使是革命党的胚胎也不够。

    跟一九一七年一样,他们批判性地支持斯巴达克派,并声明自己将支持任何通过坚决地与中派决裂、走向建立独立的革命派组织的举动[36]。在约翰·克尼夫发言后,他们一致决定采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字。这反映出了他们与俄国革命的联系,以及他们丢掉“旧衬衫”、同过去决裂、同已经名声扫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名号决裂的决心。他们力图扩大、加深苏维埃的权力,并力图同全德的共产主义团体联合起来。他们的邻居——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在政治上同他们非常接近,以至于历史学家常常会把他们搞混,汉堡的左翼激进派也在这个时候参加了国际共产集团,而柏林的博尔夏特小组的残余部分,在青年作家维尔纳·莫勒[37]率领下也参加了国际共产集团。

    斯巴达克派正在慢慢地自我组织起来。自从十一月十一日起,斯巴达克同盟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机关,有了出版物,有了办公室(它曾几次撤出办公室),还出售了募捐传单。在柏林之外的地方,它同巴伐利亚、布伦瑞克、开姆尼茨、德累斯顿、莱比锡、上西里西亚、东普鲁士、斯图加特、图林根和鲁尔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中心城市都建立了联系,在鲁尔,斯巴达克同盟成员还刚刚组建了“埃森—鲁尔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这些地区,斯巴达克同盟的联系反映出了革命派在十一月革命之前的影响力[38]。此后,他们建立了新的联系,并在波伊腾(Beuthen)、勃兰登堡、爱尔福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基尔、慕尼黑、纽伦堡与索林根建立了新的小组[39]。但在组织上它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围绕着由几个政治领袖组成的核心形成的非常松散的网络。

    不管在哪里,斯巴达克派都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派别,也没有采取系统的行动来组建自己的派别组织,就连在工人苏维埃内部[40]或独立社民党内组成一个有组织的思想流派也没有做到,他们在独立社民党内也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思想流派,他们在独立社民党内的活动仅是在《红旗报》上做宣传,这些活动只能依靠最著名的成员的威望及行动才能进行。与此同时,它又坚持自己的革命鼓动及发动群众投入行动的思想,并努力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希望通过他们的自发行动来教育和启迪群众。为此它组织了许多集会和示威游行。

    社民党多数派在士兵及士兵苏维埃当中,拥有近乎是惟我独尊的影响力,为了与之抗衡,斯巴达克同盟十一月十五日成立了红色士兵同盟,它是在几位成员卡尔·舒尔茨、彼得·马斯洛夫斯基[41]和维利·布迪希[42]的倡议下成立的,此前他们专门负责在青年当中开展工作[43]。这个团体出版了一份特殊的小册子《红色士兵》(Der Rote Soldat),每周出三期[44]。李卜克内西这位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到处演讲,革命的思想到处都能找到回音。版面不多的《红旗报》上登满了号召士兵、失业者、逃兵和正在休假的人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的文章。事实上,斯巴达克派既没有力量、当然也不愿意去控制这些示威,它们经常给那些可疑分子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利用这些示威来挑动暴力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冲突。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也明白,他们想赋予自己的运动的形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在自称是斯巴达克派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些人来自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成分,危险就来自于这些人不合时宜的狂热。卢森堡在《红旗报》上承认,在首都有大量的破产者,他们的举动会带来危险:“他们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抹黑,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并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变成游民无产者[45]的冒险,把群众引入歧途。[46]”

    国际共产集团的共产主义者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们认为这些举动是“革命急躁症”;他们声称:以革命派政府取代艾伯特政府的想法,即使是在大多数苏维埃里,也无疑是没有坚实基础的[47]。

    尽管革命派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扭转潮流。首先,斯巴达克派的示威游行所造成的声势,以及被他们吸引来的大量人群,给斯巴达克派领袖及参加示威的人对他们的力量产生了错觉。也许是欢呼鼓掌的群众让李卜克内西产生了错觉,让他以为自己统治了街头,而他却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队,特别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数及喊声所陶醉的时候。当然,这些经历过一战、吃苦耐劳又急不可耐的人需要“理论”学习;他们想要明确的、能激发他们热情的口号,他们想要行动。于是在每一次斯巴达克派的集会上,发言人都抨击艾伯特政府,谴责其与总参谋部勾结,并号召人们打倒它。他们的听众正在激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陷于孤立,这些群众的行动意愿的增长,与革命派在苏维埃中影响力的增长成反比,所以最后这些群众准备一旦苏维埃拒绝革命派的领导,就扫清它们。

    社民党和军方首脑利用了这种形势,他们系统地挑起冲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劳动人民当中的中间派群众面前谴责斯巴达克派的“暴力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斯巴达克派同时举行了三场集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维在会上做了演讲[48],会后,参加集会的群众一起到警察总局门前示威;一辆车上的士兵向群众开枪[49]。十二月六日,维尔斯的支持者向参加红色士兵同盟的游行的群众开枪,打死十四人,多人受伤,其中就有布迪希[50]。

    在第二天的抗议示威中,一队士兵占领了《红旗报》的编辑部,逮捕了李卜克内西,还企图把他带走[51]。《红旗报》和斯巴达克派的传单谴责了“血腥的维尔斯”。示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似乎越来越坚定:十二月八日有十五万人[52],十六日(也就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有超过二十五万人。那天列维在演说中呼吁人们要坚决、冷静和沉着;如果代表大会不能执行其历史使命,反而要召开立宪会议的话,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劳动人民将明白如何打倒这个政权,正如他们打倒旧政权一样[53]。但在列维之后发言的李卜克内西则号召人们摧毁“反革命的巢穴”,他把“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列为其中的第一号目标,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欢呼声[54]。

    圣诞节那天,军队与柏林工人爆发了冲突,这次冲突叫做“血腥圣诞节”事件[55],在这次事件中,斯巴达克派分子主动攻击了《前进报》编辑部[56],并印刷了一份叫做《红色前进报》的传单,号召人们推翻艾伯特政府,代之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57]”,然后以“大柏林革命工人与士兵”的名义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58]。其实,在十二月的这段时间里,当示威游行、战斗和暴动不断在首都进行的时候,斯巴达克派的活动中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

    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在《红旗报》上解释了党中央的立场,大意如下:统治阶级已经在艾伯特身后重整旗鼓,并暂时赢得了胜利,这就是说,工人不得不参加竞选活动,将其当作讲坛来发动群众[59]。而另一方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后的第二天,就号召人们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只能是反对选举的预防性行动,因而也是推翻政府的行动[60]。

    卢森堡、约吉希斯和列维(后两人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在斯巴达克同盟内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而同意抵制选举的极左派则占了大多数,虽然并没有举行过可以测量出各派力量的表决。国际共产集团内的情况也是一样;约翰·克尼夫支持在大选的框架内参加竞选活动,这已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抵制大选的人当中领头的是菲利克斯·施密特[61]和保尔·弗洛里希[62]。革命工长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分歧:几天以后,它以二十六票赞成、十六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决定以反对大选的选举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大选[63]。

    对避免冒险和避免极左的自发行动最关心的,是各工厂的代表。十二月二十六日,革命工长组织与各大工厂的领头人召开大会,讨论了圣诞节事件的得失。他们宣布,他们理解企图夺回《前进报》(一九一六年,军方首脑从无产阶级手中把它偷走了)的革命工人的痛苦,但是经表决通过的宣布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决议却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呼吁撤回这个决议。这个宣言刊登在了《红旗报》上,署名的人是肖尔策、诺瓦科夫斯基和保尔·维尔[64]。分歧的存在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已经公开了,在如何对待立宪会议选举(这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的)的问题上,革命运动内部产生了新的分歧。

[1]请参阅《大城市报纸编辑协会1918年11月15日的抗议信:抗议在<柏林本地新闻>的印刷厂出版<红旗报>》(Protestschreiben der Vereinigung Grossst dtischer Zeitungverleger vom 15 November 1918 gegen die Drucklegung der <Roten Fahne> in der druckerei des Berliner Lokal-Anzeigers),《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389—392页。

[2]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264页。

[3]《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第21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9页。根据德拉布金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97页)所述,与会者有埃贝莱因、郎格、列维、梅林、麦尔和塔尔海默。

[4]这封信收录于雅·萨·德拉布金的《德国十一月革命》(Noiabrskaia Revoliutsiia v Germanii),莫斯科,1960年,第377—378页。

[5]同上,第378页。

[6]《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2页。

[7]同上,第52页。

[8]卡尔·舒尔茨(Karl Schulz,1884—1933),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锻工。190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袖。1912年至1913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当了记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成立了红色士兵同盟。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组建了德共(斯)的党组织。1923年成为北方总支部书记。为躲避警方搜捕,于1924年至1928年流亡莫斯科。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因受酷刑死于施潘道。

[9]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9页。

[10]《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2—53页。

[11]同上,第50页。请参阅《柏林本地新闻》,1918年11月15日;《科隆新闻》,1918年11月17日;《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12]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30页。

[13]《红旗报》,1918年11月20日。

[14]详情请参阅本书第12章。

[15]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国际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6年同台尔曼联手。1927年被开除出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 of the Rights of Man)。1933年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

[16]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124/8,第3页。

[17]《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18]《红旗报》,1918年11月28日。

[19]《前进报》,1918年11月20日。

[20]《自由报》,1918年11月18日。

[21]《自由报》,1918年11月2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4—496页。


[22]《红旗报》,1918年11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97—500页。

[23]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8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重返社民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8日与恩斯特·台尔曼一起遇害。——中译者注

[24]《红旗报》,1918年12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95—596页。

[25]《红旗报》,1918年12月14日。至于列维在此文撰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24页。

该文的中译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se-rosa-191812.htm ——中译者注

[26]《自由报》,1918年12月14日。

[27]《自由报》,1918年12月16日。

[28]同上;《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3—606页。

[29]同上。

[30]《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246页。

[31]《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5页。

[3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61页;皮克(以及他之后的许多作者)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2月18日召开的,因为当时没有留下文件证据。

[33]《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

[34]《红旗报》,1918年12月2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6—647页。

[35]《共产主义者》(Der Kommunist),不莱梅,1918年11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56—458页。

[36]同上,第456页。

[37]维尔纳·莫勒(Werner Möller,1888年2月6日——1919年1月11日),笔名瑙法赫尔(Nauffacher),出身于工人家庭, 当过锡匠,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社民党,后来当了作家。1914年参加了博尔夏特的柏林小组,帮助他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1915年被判处九个月监禁,后来成为柏林的国际社会集团领导,同《工人政治》合作。后成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导,领导柏林的极左派。在1919年1月起义中,带头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后来被自由军团杀害。

[38]《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84页。

[39]同上,第283页。

[40]请参阅李卜克内西在十二月初就组织问题给拉狄克的答复(拉狄克,《十一月》,第132页)。

[41]彼得·马斯洛夫斯基(Peter Maslowski,1893年4月25日——1983年4月24日),裁缝工人,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参加红色士兵同盟,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任中莱茵兰地区书记,成为左翼中间派领袖。1924年参加中派。曾两次当选为议员,多次被捕。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当他的朋友明岑贝格被开除出党后同德共决裂。战争期间藏身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同托派有联系。194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

[42]维利·布迪希(Willi Budich,1890年4月16日——1938年3月22日或1941年?月?日或1942年?月?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派,并以“勃兰特”(Brandt)的化名在地下组织中同约吉希斯密切合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11月组建了红色士兵同盟,在12月6日因枪伤失去了一只手臂。1919年3月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迪特里希”(Dietrich)的化名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1920年3月13日,他与弗里斯兰德及其他柏林领导人一起分担了发出呼吁的责任。1920年去了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921年在德国被捕,潜逃回苏联。他在1923年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在莫斯科他担任了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领导,随后化名“格尔比尔斯基”(Gerbilski)出任苏联驻维也纳贸易代表。1929年返回德国,1933年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3月22日被判处死刑,另一说是他于1941年或1942年死于狱中。1955年获平反。

[43]《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巴贝特·格洛斯(Babette Gross),《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斯图加特,1967年,第89页。

[44]《红色士兵》,第1期,1918年11月23日。

[45]原文为lumpen-proletaria,这个词一般译为“流氓无产者”,但它容易引起误会,因为lumpen-proletaria来自因资本主义压榨而失去土地、流落到城市里的农民,以及在大资本的压迫下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与现代汉语中的“流氓”并不搭界(尽管其中确实有部分人沦为流氓),故改译为“游民无产者”。——中译者注

[46]《红旗报》,1918年11月18日。

[47]《共产主义者》,德累斯顿,第5期,191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14—615页。

[48]《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444页。

[49]《红旗报》,1918年11月22日。

[50]《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2—245页;《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235页;库尔特·弗洛贝尔(Kurt Wrobel),《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Der Sieg der Arbeiter und Matrosen im Dezember 18 in Berlin,Berliner Arbeiterveteranen berichten über ihren Kampf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柏林,1958年,第64页。

[51]《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46页。

[52]《红旗报》,1918年12月日。

[5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23页。

[54]同上,第624页。

[55]详情请参阅本书第12章。

[56]请参阅《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0—662页上的传单。在审判累德堡时,恩斯特·麦尔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得知这一举动之后很生气(《累德堡的辩护词》[Ledebour Prozess],柏林,1919年,第516页)。

[5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3—664页。

[58]同上,第665页。

[59]《国民议会的选举》(Die Wahlen zur Nationalversammlung),《红旗报》,1918年12月2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8—650页。

[60]请参阅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42—644页的传单。

[61]菲利克斯·施密特(Felix Schmidt,1885——1932),印刷工人,1904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任不莱梅的左翼反对派领导,1918年参加国际共产集团,领导左翼。当极左派从德共(斯)分裂出去后他仍留在德共(斯)内。1921年起任中央司库。1923年成为西南总支部领导层成员。1924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的红色救济会工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在一次手术后死亡。

[6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5—176页。

[63]《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7页。

[64]《红旗报》,1918年12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66—667页。威廉·皮克(《国际通讯》第136期,第61页)写道,这个决议是在恩斯特·多伊米希的影响下通过的,是一个直接针对斯巴达克派的花招。其实这是直接针对极左行为的,并不只限于斯巴达克派;相反,这个决议是符合斯巴达克派中央制定的路线的,特别是符合于发表在12月14日的《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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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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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一章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h2>


    德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派的先锋力量尚处于政治混乱的时候成立的。当它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由莫斯科派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刚好抵达了柏林。他们曾在德俄边境上被挡了回去,但后来又偷偷越过了边境[1]。这三人注定要在新党内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卡尔·拉狄克;其余两人——克莱布斯(又叫“拉科夫”和“菲利克斯·沃尔夫”)与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是在俄国被争取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的。

    毫无疑问,选这三人做代表是选错了人。菲利克斯·沃尔夫并不了解德国。老的斯巴达克派核心根本不认识弗里斯兰德,就连激进运动也对他很陌生,战前他根本没接触过激进运动。拉狄克倒是密切参与了德国左派的的整个历史,但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恰恰使他很难成为合适的人选。他确实同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有联系。但他和卢森堡及约吉希斯有很深的个人仇怨。他们之间的仇怨起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后来又因为战前的“拉狄克事件”而加深了。不过他在一战期间在瑞士同保尔·列维的关系对他很有利。据说卢森堡对派来一位“政委”的做法大发雷霆,是列维让她消了气[2]。列维迎接了拉狄克,陪他一起,将他介绍给其他人。首先必须承认,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不论他们个人如何如何)站在他们一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的领袖——的信任,在德国革命派看来,这一简单的事实赋予了他们无上的威信。拉狄克生动、动情地记下了他跟德国方面的领袖的会面。除了双方一开始有点尴尬之外,过去的争吵似乎并没有对当前的任务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就当前的俄国形势及德国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后(其间卢森堡的朋友、契卡[3]首脑捷尔任斯基[4]也出席了,这让卢森堡吃了一惊),讨论转到了应该如何对待立宪会议的召开、要不要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上面[5]。

<h3>初步讨论</h3>

    当时,主要的障碍不在于斯巴达克派,而在于国际共产集团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没有忘记一九一七年在独立社民党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忘记当斯巴达克派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决定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时自己的失望之情。尽管国际共产集团已经开会决定同斯巴达克派合并,但约翰·克尼夫仍然反对。他坦率地向已经抵达不莱梅的拉狄克表明了立场。他认为,艾伯特—哈阿兹政府将很快被群众运动推翻,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左的政府,是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从他所谓的“革命急躁”中产生的,这么一来,苏维埃的拥护者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丧失威信的危险就会增加。只有到了那个政府失败的时候,真正的革命派(他本人及支持者)的时刻才会宣告到来。而且尽管他赞成在德国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他却认为这么一个党里不应该有卢森堡及其支持者,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是不相容的。他同时还对拉狄克说,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胜利,而如果跟斯巴达克派一起成立新党的话,那约吉希斯肯定会在新党里推行起严格的集中制,而这种严格的集中制会是个严重的问题。两人进行了艰苦的争论,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与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的老朋友拉狄克,克尼夫宁愿克制自己不出面介入,不表达自己的立场。[6]。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国际共产集团的第二次会议终于在柏林召开了,来自不莱梅、汉堡、莱茵兰、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柏林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博尔夏特团体的剩余成员,但其领袖克尼夫的朋友和支持者弗洛里希、劳芬贝格与奥托·吕勒没有参加会议。大部分代表承认,由于斯巴达克派即将同独立社民党决裂,阻挠了与斯巴达克派合并为新党的原则分歧和根本障碍已经消失[7]。克尼夫在发言中提出,革命派应该参加立宪会议的竞选活动,但只有少数人支持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拒绝担任出席合并会议的代表。而想要抵制大选的弗洛里希被委任为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在统一后的新领导层内的代表[8]。拉狄克雄辩地阐述了合并的理由,他认为早就应该合并了[9]。曾使斯巴达克派与不莱梅的共产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几个基本问题,比如工会问题,看起来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也产生了分歧。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起初似乎不愿意与“共产主义者”合并,而约吉希斯好像一直到最后都激烈地反对合并。其实他认为斯巴达克派应该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直到下一次党代会召开为止,这是为了在党代会上吸引所有的左翼分子,如果斯巴达克派过早分裂出去的话,那些左翼分子可能会继续留在独立社民党内。克拉拉·蔡特金在一九二一年谈起这个问题时说道:“我事先和卢森堡同志谈过。她本人与约吉希斯同志仍坚持认为,只有在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后,我们才能与之决裂,自己成立一个共产党。[10]”

    蔡特金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而且她也说自己没有得到召开大会的通知。据弗里茨·赫克特所说,当她得知大会已决定召开时,她哭喊道:“多么愚蠢啊![11]”但是,拉狄克凭借着十月革命的巨大威望所进行的干预,也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卢森堡则说服了自己,不再等到独立社民党党代会召开时才同独立社民党决裂。尽管如此,她还是揭示了一个重要分歧,即新党应该叫什么名字。埃贝莱因对她的立场做了如下概括:(他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证据得到了列维的确认):

<blockquote>(共产)国际里仍然只有俄国共产党一个党。第二国际各党将毫不留情地反对它。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促使西欧的社会党同第二国际决裂,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仅靠俄国共产党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它和西方——特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有一道鸿沟。我们德国革命派要成为把东欧的革命派和西方的仍被改良主义控制着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纽带。我们要促使这些社会主义者尽快同改良主义决裂。我们将尽力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义务。我们如果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那么我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会让自己在西方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12]。</blockquote>

    最后,中央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投弃权票的是列维)驳回了卢森堡提出的取名为“社会主义党”的提案[13]。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好是在独立社民党退出艾伯特政府的那一天,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会议,以八十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脱离独立社民党、成立一个共产党的提案[14]。斯巴达克同盟与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合并、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终于实现了。独立社民党内的哪些左翼分子会加入它,特别是当它面对着一九一八年底的各种问题时会采取什么立场,尚有待观察。

    十二月二十四日,约翰·克尼夫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是这样评论青年国际的维利·明岑贝格的立场的:他们 “还不是真心的共产主义者”[15]。在他看来,斯巴达克派和国际共产集团之间仍有重大分歧。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却表明,实际上获胜的是极左派,在新党里他们不仅战胜了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派,也战胜了以克尼夫为代表的国际共产集团,因为极左派的领袖既来自斯巴达克派(此时的斯巴达克派中的极左派是柏林人施罗德[16]和文德尔[17]),也来自国际共产集团,如奥托·吕勒、弗洛里希和维尔纳·莫勒等人。

<h3>极左派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胜利</h3>

    德共(斯)成立大会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柏林召开。来自斯巴达克同盟的八十三名代表和来自国际共产集团的二十九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圣诞节暴力冲突的余声犹在。独立社民党部长的辞职似乎将使群众进一步激进化。保尔·列维后来是这么描写当时的气氛的:

<blockquote>柏林的气氛……充满了革命的紧张情绪……将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和行动,对此没有人预感不到……这些此前从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只是通过行动并且为了行动而靠拢我们的,代表着这部分群众的代表们恰恰没能理解这一点:即任何新的、能被轻易预见到的行动,有可能不是以胜利而是以退却告终。假如需要退却的话,就有必要遵循一种留有机动余地的策略,但这即使是在他们最坏的打算中也没有被考虑到。[18]</blockquote>

    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开幕词中谈到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成立新党的决定。他的发言调子很严厉。他回顾了中派反对派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他说中派反对派内有许多修正主义者,在领袖和党员群众中间都有,他把中派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定性为“议会痴迷病”。对于盛行于十一月起义的准备阶段的“幼稚的和机械论的”思想的增长,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批评这种思想“不能理解群众行动自身的无上的重要性,高估了官僚的、议会的和其他行动”。他向大家提起,过去斯巴达克派能在独立社民党内享有完全的活动自由,并指出:“我们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那些可能会被推动的人前进,是为了让最优秀的力量前进,并同他们联合起来,从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革命力量,再把他们组织进一个单独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19]”

    李卜克内西在控诉了独立社民党——从十二月九日起它成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遮羞布”,回顾了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拒绝召开党代会之后,作出了结论:独立社民党已奄奄一息,尚未准备好与之决裂的党员群众正在回归社民党多数派阵营。因此他号召立即同独立社民党彻底决裂,成立一个新党,并就此提出了动议。筹委会提出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德国工人共产党”、“德国革命共产党”等几个名字,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人们选择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20]。

    随后,拉狄克以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做了发言。他对俄国形势做了坦率的简介,并尽力设法指出一个弱小的党所要面临的困难——尽管它是在世界处于最严重危机的有利时刻诞生的。在发言结束时,他公开了国际对未来的展望:

<blockquote>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了。它曾在全世界享有威信。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威信可言,从现在起,(第二)国际没有一个支部能享有德国支部曾拥有的那种威信。(第三)国际将是各国工人阶级的联盟,国际中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将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战斗、都将走出自己的道路,不会有哪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走上与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完全一样的道路。[21]</blockquote>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保尔·列维接受了中央的任务,要针对立宪会议选举问题表达德共(斯)的立场。他首先就一个问题——德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想让立宪会议发挥的作用——作了说明(似乎全体代表都同意)。他宣布:“只有跨过国民议会的尸体,无产阶级才能走上胜利的道路。”但他立刻又补充说道:“尽管如此,我们向你们建议:我们不应该对国民议会大选袖手旁观。[22]”

    从那一刻起,他的发言就不断遭到粗暴的打断和激烈的反对。他试图解释说,共产党跟过去的社民党不一样,议会里有共产党议员存在,能帮助革命斗争,他还援引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以前,他们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有人大喊:“那就干吧!”列维回答道:“是什么让你们,就像这位同志一样,认为整个德国已经达到革命的地步了?”他认为工人可以在柏林、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和上西里西亚推翻国民议会,但这些地方毕竟不是整个德国。革命派的力量不足以组织抵制大选的活动,如果这么做的话只会对自己有害。当他继续说到下面这些话时,他的话又被人打断了:

<blockquote>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们是这样来看待形势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决定,将影响我们的运动在今后几个月里的命运……实事求是地考虑一下形势吧:国民议会要召开了。你们无法阻止它召开。它将在几个月里主宰德国的全部政治生活。你们无力让人们把眼睛从它身上移开,你们无力阻止任何人——哪怕是你们最好的拥护者——对它产生兴趣、打听消息、进行预测和想要知道国民议会中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将会吸引德国工人的关注,面对着这个事实,难道你们还想置身事外,抛开它进行活动吗?同志们,你们想解散国民议会。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23]之类的地方召开,你们又会怎么说呢?[24]</blockquote>

    又有人大声反驳他说,如果国民议会在一个小镇召开,那就等于自取灭亡。这给列维提供了机会,他回答说,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力量会自取灭亡,像德国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力量更不会这么做,共产主义者(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杀的人)的义务是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为革命而战,为了准备革命,让工人重整队伍。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演说家展现出了高超的演说技巧。但大部分代表都相信了“权力在街上”,对此他们不会表现出一丝怀疑。

    列维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将大会分成了不等的两派。卢森堡承认,在面对着多数代表的“极端主义”及其“忽视了必要的冷静、严肃和深思熟虑”的倾向时,自己感到非常苦涩。到她发言时,她引用了俄国的例子。她让大家回想起德国革命才刚刚开始,就像十月革命是从一九零五年开始的一样,并表示:德国群众还没有足够时间来加强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推翻立宪会议的程度。她揭露了支持抵制大选的人所提出的理由当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些人害怕大选对群众的意识产生的影响,但又认为群众的觉悟已经高到了足以阻止大选进行的程度[25]。凯特·敦克尔对多数派代表说,他们是想“在疖子还没化脓的时候就开刀”[26]。赫克特对激进派和左派在一战期间提出的警告揶揄了一番,并着重指出共产主义者即使在力量最强的地方也只处于少数地位,多数人仍追随艾伯特和谢德曼。他建议参加大选,但在全德都只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名单上只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的名字[27]。李卜克内西不隐瞒自己对是否参选的犹豫(这一点众所周知),只因为他受中央的纪律约束,他详尽地回顾了在动员群众反对大战时自己的国会议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代表们冷静地听取了这些发言,甚至没有打断他们。

    但最左的发言人则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比如奥托·吕勒,他表示无产阶级不应该用立宪会议这具“新死尸”来阻碍自己,应该与“妥协和机会主义”一刀两断。对于列维提出的支持以议会为讲坛的理由,吕勒反驳道:“今天我们有其他讲坛。街头就是一个巨大的讲坛,它是我们争取得来的,我们不能抛弃它,即使我们会在街上挨枪子儿。[28]”在那些支持“街头权力”的人看来,参加大选就等于抛弃革命。他提出短期内发动起义的观点来反对列维的立场:“如果(国民议会)在希尔达召开,我们就得自己在柏林成立新政府。我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29]”

    许多人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列维涅认为,斯巴达克派太弱小了,它既无力参加大选也无力抵制大选,它应该集中力量来鼓动人们支持工人士兵苏维埃[30],但其他发言者则谈到保持双手清白之必要,群众不理解他们之可能,以及把参选的建议批判为“急转弯”甚至是堕入机会主义。讨论结束后,大会驳回了列维的建议,并以六十二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奥托·吕勒提出的反提案;共产党不参加大选了。在讨论中,以及表决之后(表决的结果让左翼激进派很高兴),卡尔·贝克[31]代表国际共产集团宣布,他的组织已决定参加新党[32]。在大会的第一天结束时,极左派赢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天,郎格开启了关于“经济斗争”问题的讨论。中央的发言人比列维更谨慎,他批判了工会官僚的保守作用及其企图将工厂委员会变成雇主机关的附庸,但他又避免在革命派是否应当参加传统的工会、并在其中指导富有战斗性的行动这个问题上提出意见[33]。几个代表因此而批评了他。来自柏林的里格尔(Rieger)认为,参加了共产党就不能留在工会组织里[34]。弗洛里希表示,在工会内部是不可能把它争取过来的,必须提出“离开工会!”的口号。他建议在工厂里组建“工人同盟”,以此一劳永逸地消除党和工会之间的界限[35]。赫克特反对弗洛里希的意见,他强调指出:广大的群众已经参加了工会,不应该把工会的作用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混淆起来,并对“离开工会!”这个口号的危险提出了警告[36]。卢森堡批评了弗洛里希的立场,说他企图用“工人同盟”来把两种旧的组织形式——党和工会——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到新的形式——工人苏维埃和工厂苏维埃里去。她不完全同意“离开工会!”的口号,但同意把清算工会提上日程[37]。她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一个委员会讨论,激情已经不如前一天的大会支持了她的建议[38]。

    第三天,卢森堡就党纲做了发言,在她发言时和发言后,大会向她长时间鼓掌致敬,尽管她的发言明确地批判了占多数地位的极左派倾向。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已经到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纲领整个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把纲领置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采取的那一立场”上。她宣布:

<blockquote>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那些企图歪曲它的人作斗争,它象田鼠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基下面挖掘,它又使德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今天在我们的旗帜下,在革命的战旗下前进,我们在反革命表面上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信徒和今后的战友。[39]</blockquote>

    人类面临着生死关头,要么倒退到野蛮状态,要么通过社会主义获得拯救,社会主义是人类求得生存的历史性需要。应该在这个框架内来分析德国的形势:“十一月九日是一次充满缺陷和弱点的革命……而我们在十一月九日经历的事情,有四分之三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现存帝国主义的崩溃。”尽管出现了工人士兵苏维埃,“这是这次革命的口号”,“它立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面貌”,但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它的特征是各方面都抱有幻想,无产阶级和士兵的幻想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帜周围团结起来”,艾伯特散布的幻想是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就能有效地压制阶级斗争。十二月六日和十二月的两次血战让双方都丢掉了幻想:“但正是由于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后剩下来的只是一堆这样的破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收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幻想更加对革命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明白的、公开的真相对革命更加有益的了。[40]”

    卢森堡认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它已经从工潮的发展和蔓延中开始了:

<blockquote>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一点说出来:正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全部本质,罢工一定将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成为革命的中心点,革命的主要事情。那时它就是一场经济革命,从而也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由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同资本主义来决一胜负,要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无产者都起来反对他的雇主。只有那样它才会成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41]</blockquote>

    在第二阶段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将垮台。卢森堡一再坚持下列观点,她认为这是纠正代表们的幻想所必需的:

<blockquote>我们不应当继续鼓励和重复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1月9日阶段的幻想,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来说,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并用另一个政府来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做好准备,使工人士兵委员会具有这样一种权力,那时,一旦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或随便哪一个与它类似的政府被推翻,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项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了。[42]</blockquote>

    在发言结尾,她对那些梦想一下子就能推翻艾伯特政府的人提出了警告:

<blockquote>在这里应当这样说:起初是行动;而要使工人士兵委员会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成为并学会成为德国的唯一公共权力,必须有行动。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破坏基础,使情况成熟到可以实行革命,那时必须由革命来圆满完成我们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历史不允许我们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那样轻松自在,那时只要在中央推翻正式的权力,用几个或几十个新的人去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工作,如果说我们不是从上面夺取政治权力,而是必须从下面夺取,那么这恰恰是同我们革命在实现其触及社会制度基础的那些目标时的群众性质相符合的,是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符合的。……我不打算去预言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只要我们付出生命就足够实现这一过程,那么我们中有谁会去计算,有谁会为此操心呢?重要的仅仅是,我们要清楚明确地知道应当做什么;关于应当做什么,我希望我已经凭我的微薄力量多少向你们讲清楚主要的轮廓了。[43]</blockquote>

    几分钟后,大会通过了已发表在《红旗报》上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明确宣布:

<blockquote>斯巴达克同盟拒绝同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拒绝同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它把这样的一种协作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只会加强反革命的力量,麻痹革命的力量。……斯巴达克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社民党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斯巴达克同盟只能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清楚的明确的意志,而绝不通过其他方式接管政权,只根据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群众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同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而绝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接管政权。斯巴达克同盟的胜利不是革命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终点:它的胜利就是几百万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胜利。[44]</blockquote>

<h3>成立大会的重要意义</h3>

    有几个见证人曾记下了列奥·约吉希斯在成立大会闭幕后的次日所表现出来的苦涩与悲观。在约吉希斯看来,拒绝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清楚地表明了以现在集结起来的这批人来建党,是为时过早了[45]。在得到卢森堡的同意后,他要求蔡特金先不要参加共产党,直到她能在独立社民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后再参加共产党[46]。拉狄克也许没有那么悲观,尽管他不禁觉得自己不是在跟一个真正的政党打交道;他后来写道“成立大会尖锐地暴露出了党的幼稚与缺乏经验”[47]。成立大会上的主流意见是它与俄国革命彻底团结的证明,这个因素不可忽视。但它与群众的联系却还是很薄弱。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是完全乐观的;在他看来,青年站在斯巴达克派一边,他相信自从独立社民党被迫退出政府后,力量的对比将很快发生改变[48]。

   代表大会拒绝了中央通过列维提出的参加大选的建议,同时又采纳了卢森堡提出的纲领,这毫无疑问地体现出了政治上的矛盾。另外,在成立大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极左派似乎没有企图夺过领导权;领导层仍是旧的斯巴达克派班子,他们依然握着缰绳,不过少了梅林(他当时病了),多了弗洛里希(他是国际共产集团的代表)[49]。这些旧的斯巴达克派领袖肯定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影响来阻止党执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些决议中的冒险主义政策。罗森贝格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了极左多数派的人质,为了从极左派那里逃出来,他们倾向于分裂;这种看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50]。

    新党的结构十分松散,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不管怎么看,它在这方面都更像独立社民党,而不像布尔什维克。埃贝莱因就组织问题做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初期的政治讨论后,他发现讨论党证与党费的任务变得十分艰难。他的报告抛弃了社民党的选举制传统,因为这个组织是在地区组织和工厂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带有激进派对集中制的固有敌意:

<blockquote>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取消地方服从中央的旧体制,我们还以为,各个地区组织和工厂组织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他们应当在行动上独立,而不应等待上面来的命令……中央主要承担思想与政治领导的任务,并对党外发生的一切进行总结。[51]</blockquote>

    对这个报告几乎没有进行讨论。此外,恩斯特·麦尔和卡尔·贝克彼此交换了意见,短暂争论了一番,这表明斯巴达克同盟和国际共产集团在这方面毫无准备,他们对组织的观念也不是很明确。新党的组织基础尚待研究,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中央委员的选举并不能自动让中央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范围的政党的领导层。

    当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时,他们也同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进行了讨论,而德共(斯)成立大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通过的决议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可以从这些讨论中遭到的挫折看出来。这个代价是很高昂的。李卜克内西说道,这些人是“柏林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积极”的人,他们是独立社民党干部中的骨干,他同他们一起完成的工作是“他在党内历史中最幸福的篇章”[52]。

    由李卜克内西率领的斯巴达克派代表团和革命工长组织核心的代表团(其中有多伊米希、累德堡、里哈尔德·穆勒、诺瓦科夫斯基、埃克尔特和肖尔策)进行了讨论[53]。他们的讨论曾几次被中断,好让代表们去向委派他们的人做汇报,并同自己的委派者商量。斯巴达克派的代表们知道革命工长组织的这些活动家虽然形式上还是独立社民党党员,但他们更接近于斯巴达克派,并组织了一个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纪律的独立团体,所以他们对这次谈判的成果满怀信心。但多伊米希和累德堡(他们是革命工长组织的活动家的政治顾问与真正领袖)则从不掩饰自己的不信任,累德堡则干脆表现出了彻底的敌意。他们都立即发起了进攻,认为是否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是原则性问题。但第一个障碍是革命工长组织造成的,他们要求派出五名代表参加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决定纲领和组织问题的委员会,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样就能增加柏林活动家的代表名额,但德共(斯)成立大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前景[54]。里哈尔德·穆勒坦率地表示,能不能跟斯巴达克派一起工作,取决于斯巴达克派能否放弃自己的“老的盲动主义战术”及其对街头示威的依赖,由此重新开始了讨论。李卜克内西回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里哈尔德·穆勒把自己变成了《前进报》的代言人[55]。显然“血腥圣诞节”事件和《红色前进报》事件对革命工长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他们同情斯巴达克派所捍卫的思想,尽管他们在几周后跟着李卜克内西一起工作,工厂代表们仍对激起此类行动、并自称代表斯巴达克主义的冒险主义分子表示出了敌意。阿图尔·罗森贝格写道:“多伊米希、累德堡和里哈尔德·穆勒确实想追随共产主义的政策,但又不想跟那些被公认为斯巴达克派的人扯上关系。[56]”这个说法对普通代表的描述,无疑要比那三个有名有姓的领袖的说法更准确一些,而且李卜克内西还强调指出,这三个领袖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累德堡表现得像个坚定的敌人,而多伊米希则总是很友好、很亲近[57]。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工长组织提出的条件表现出了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他们要求取消抵制大选的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组成纲领委员会,一起对“街头战术”进行准确的规定,让自己的代表参加出版物与传单委员会,最后还要求新党的名字中不得出现任何涉及到“斯巴达克”的词[58]。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布尔什维克会拒绝这些条件,也没有哪个斯巴达克派强烈反对这些条件。但是德共(斯)成立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这些条件是不能接受的,此外,他们对这些谈判的挖苦态度,是拉狄克发现的最令人担忧的征兆之一[59]。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共产党代表团甚至都不用去跟德共(斯)成立大会汇报和磋商,都能意识到谈判已经破裂了;其实成立大会从一开始就对与革命工长组织的合并怀有敌意,没有就这个根本问题进行辩论[60]。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重大失败。革命工长组织得到了柏林无产阶级的信任,在一战期间、在革命时期,是革命工长组织领导了柏林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了他们的参加,要想在在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成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难以想象的。革命工长组织里只有几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德共(斯),如保尔·埃克尔特、弗里茨·文古特和保尔·维尔。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及受其影响的成千上万的活动家认为斯巴达克同盟与独立社民党的决裂没有正当理由,他们对此持旁观态度[61]。

    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和这些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双方彼此隔绝了,这些组织者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党的无可争议的、真正的干部层,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无疑会意识到,他们在产业工人运动里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在柏林各工厂里的这些可敬的战士却又失去了政治领导,或者说,是被引诱到了不可靠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一边,陷入自相矛盾的需要之中的局面,这比一战期间的局面要复杂得多(而他们的荣誉和威信是在一战那种局面里赢得的)。两个团体非常相似,这加剧了彼此的对抗。两个团体相互竞争的危险在这种爆炸性局势中显现了出来。这种危险被弥漫于所有政治团体中的极左情绪大大地加剧了,双方都竞相表现得比对方更“左”。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在群众中就是孤立的,在积极投入行动前,它必然是虚弱的。一月事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重创了它。同劳动群众建立联系的任务不得不从头开始做起。

    尽管如此,当列宁得到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的消息时,尽管他还不清楚其详情或其意义,他还是在一月十二日发表的《给欧美工人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喜悦(这封信他早就在起草了):

<blockquote>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同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62]</blockquote>


[1]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13页;拉狄克,《十一月》,第128—132页。德国战俘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德国人支部的领袖之一赫尔曼·奥斯特洛也是代表团成员,但他没能进入德国(同上,第122页)。
   
[2]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3页,其中没有提到任何文献记录。

[3]契卡(ЧК),全称“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于1917年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成立,其首脑是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它的职责是同一切反革命行为及破坏行为作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列宁去世后,随着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中译者注

[4]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5]拉狄克,《十一月》,第132—134页。

[6]同上,第135页。

[7]《共产主义者》,不莱梅,第5期,1918年;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609—613页上。

[8]《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76页。

[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4页;约吉希斯也出席了会议。

[10]《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Protokoll des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ernationale[Moskau,22 Juni bis 12 Juli 1921]),汉堡,1921年,第668页。

[11]同上,第541页、第669页。

[12]《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6—307页。

[13]同上,第307页。

[14]《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的工会运动老战士回忆录(1914—1920)》,1918年部分,第23—24页。投了反对票的三个人是约吉希斯、维尔纳·希尔施(Werner Hirsch)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Mülheim)的代表麦斯特(Meister),这个麦斯特很有可能是明斯特(Minster)之误(《红旗报》,1928年12月30日)。

[15]《共产主义者》,不莱梅,1918年12月24日,转引自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88页。

[16]卡尔·施罗德(Karl Schröder,1884年11月13日——1950年4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协助经营《红旗报》。后成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极左派理论家。德共(斯)成立后领导柏林地区支部,1919年被开除出党,发起成立共工党。1920年同哥尔特密切合作。与哥尔特一起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承认共工党为“同情党”。1921年底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和信息局。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返回社民党,成为《前进报》上的文学评论家。在社民党内组织了前共工党员的组织,1931年组织“红色战士”(Rote Kämpfer)。1936年被判处苦役。1945年后在西柏林组织教育,后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7]弗里德里希·文德尔(Friedrich Wendel,1886年5月12日——1960年3月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在柏林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在德共(斯)内领导左派。后来发起成立共工党,同情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返回社民党。当上了社民党的记者。纳粹统治时期转入地下,战后在基尔市政府工作,重建了基尔的社民党组织。

[18]《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124/8,第4页。

[19]《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52—56页。我们这里引用的文件得到了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的确认,他根据在列维档案里找到的速记记录证明了这份文件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份文件,而没有引用很不完整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因为它是在一月事件之后的镇压中,由那些出席过大会的秘书写下来的。

[20]同上,第63—66页。

[21]同上,第86页。这段对(第三)国际的古怪的描述跟列宁所要求的“世界革命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拉狄克后来做了完全不同的阐述。

[22]同上,第90页。

[23]希尔达(Schilda)是勃兰登堡的一个小镇。——中译者注

[24]《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93页、第95页。我们都知道,为了避开柏林工人的政治压力,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的。

[25]同上,第99—104页。

[26]同上,第113页。

[27]同上,第113—117页。

[28]同上,第98页。1919年1月10日,吕勒在德累斯顿召集了一次示威游行。当示威群众来到社民党报社前的时候遭到枪击,12人死亡,52人受伤。吕勒也被捕了,但秩序恢复后获释(德拉布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21—522页)。

[29]《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98页。

[30]同上,第109—113页。

[31]卡尔·贝克(Karl 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国际共产集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同盟。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洛里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负责沿海地区(Wasserkante)和西北区,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解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

[32]《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135—136页。

[33]同上,第138页、第149页。

[34]同上,第159页。

[35]同上,第152—154页。

[36]同上,第160—162页。

[37]同上,第162—164页。

[38]同上,第165页。

[39]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此处采用的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集》和第4卷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88—513页,殷叙彝译,可在如下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rosa-19181231.htm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

[43]同上;上述引用的几段卢森堡的发言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44]《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1918年12月31日通过的德国共产党纲领》,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5—126页,这段引文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45]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345页。

[46]《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668页。

[47]拉狄克,《十一月》,第136页。

[48]同上。

[49]被选入中央的有赫尔曼·敦克尔、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弗洛里希、郎格、约吉希斯、列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麦尔、皮克、塔尔海默(《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记录》,第45页)。列维文件中相应的缺失段落翻印于《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61—262页。所以布里西亚涅提出的保尔·列维在1919年春天是中央委员,因为他“补选”上了的说法(《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58页)是错误的。

[50]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322页。

[51]《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48页。

[52]同上,第276—277页。

[53]同上,第270页。

[54]同上,第271页。

[55]同上。

[56]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3页。

[57]《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275页。

[58]同上,第273页。

[59]拉狄克,《十一月》,第136页。

[60]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42页)认为,这个事实证明他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李卜克内西“违背了大多数代表的意愿,坚持同某些独立社民党领袖和左翼工会干部进行了秘密的、徒劳的谈判”(黑体是我们加上的)。

[61]柏林的IML-ZPA档案库里保存有谈判破裂后,革命工长组织于1月1日召开的会议记录。德拉布金概述了这次会上的争论(《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61—462页):累德堡、维格曼和多伊米希表示赞成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这个新党将参加大选;少数人赞成参加德共(斯);最后大部分人选择留在独立社民党内。

[62]《给欧美工人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43页。这封信是在1919年1月21日,即列宁得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的那一天写完的,发表于191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2 08:57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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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二章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h2>

  保尔·弗洛里希在他编写的罗莎·卢森堡传记里写道,她不能容许自己染上列奥·约吉希斯在德共(斯)成立大会闭幕后的那种忧虑与悲观:“罗莎明确宣布,刚出生的婴儿发出的第一声总是啼哭声……她表示自己坚信:尽管新党会犯种种错误,但它终将找到正确的道路,因为它拥有德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核心。[2]”

  其实,约吉希斯之所以悲观的理由,跟他的同志之所以乐观的理由一样充分。当时的局势体现的各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尽管新党还很虚弱,尽管革命派在苏维埃里遭到了失败,一股新的思潮——极左派在斯巴达克派内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潮——却正在使战斗的柏林工人激进化,并正在驱散十一月的种种幻想。首先,自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起,艾伯特政府的状况似乎一天比一天不稳定。军队正在瓦解,正在脱离军官的控制,军官的公开的反革命行动正越来越多地招致群众的反对,甚至还迫使独立社民党同他们决裂,而此前独立社民党还在以一个优秀的调解人的身份,来尽力保住他们之间的同盟。时间正对革命有利。

<h3>风波不断的十二月</h3>

  在十二月初,卢森堡在她的名作《冥河已在流动》中讨论了罢工运动[3]。工人的经济运动,体现出十一月革命并不只是一场民主的、纯政治性的革命[3],并以阶级的话语向觉悟最低的群众提出了当前的问题。十二月八日,米尔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逮捕了弗里茨·蒂森[4]、小施蒂内斯和几个大资本家,让许多人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5]。

  其他激进化的征兆有:军队的瓦解、政府及总参谋部与士兵委员会离心离德(士兵委员会质疑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的权威)、传统的国家机关与统治阶级被剥夺了最好的调和工具。

  十二月一日,最高统帅部在艾姆斯(Ems)遭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失败。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前线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希望以此诱使士兵同意最高统帅部的计划:迅速召开国民议会、废除苏维埃的权力、重建军官的权威、在军官的控制下解除平民的武装。但是巴特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这次大会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局势。出席大会的代表决定向柏林执委会派出特派员,并通过了反叛性的决议,要求在不执勤的时候不向军官敬礼(敬礼是对军官的尊重的外在表现形式),并要求重选士兵苏维埃[7]。

  艾姆斯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士兵苏维埃正在脱离最高统帅部的控制,因此最高统帅部开始恐慌了。反革命阵营越来越惊恐,引发了十二月六日的冲突,这次冲突让他们自己成了促进柏林群众激进化、让柏林群众转而反对艾伯特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十二月五日,柏林的一支卫戍部队(理论上由维尔斯指挥)向总理府进军。一个叫苏佩(Suppe)的士官宣布士兵信任艾伯特,并将在反对“反动派”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支持艾伯特。艾伯特以政府的名义向他们致谢[8]。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一队武装士兵在一个叫做费舍尔(Fischer)的士官带领下,占领了苏维埃执委会大楼,逮捕了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另一支部队在在一个叫施皮洛(Spiero)的士官带领下前往总理府,宣布他们要提名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8]。最后,当天晚上卫戍部队士兵用机枪向红色战士同盟的游行队伍扫射[9]。

  这次行动没有得到很好的领导,它本身当然也没有太重大的意义;参与其中的士兵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演讲就足以迷惑他们。但这是某种思想状态的征兆;就在接下来的一天(十二月七日),李卜克内西在《红旗报》编辑部办公室里被捕了[11];这也是某种恐慌的迹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焦虑所得到的回应揭示了它自身的存在。十二月八日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工人组织了报复性的进军[11]。艾希霍恩组织了调查,从调查中发现的东西助长了焦虑,并把嫌疑集中到了艾伯特身边的人身上;涉嫌其中的似乎不只有前几天才刚刚在维尔斯庇护下出任人民海军师师长的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Count Wolff-Metternich),还有当时已经辞职的柯林·罗斯,以及艾伯特的私人秘书莫瑟(Moser)[12]。执政的社民党多数派此前被人指责软弱无能,现在开始被怀疑是同谋。

  就在这个时候,军方首脑给艾伯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正在失去耐心,而艾伯特向他们的要求作了让步,同时又尽力隐瞒这一点。所以,当兴登堡于十二月八日写信紧急干预之后,艾伯特同意了让十个从前线撤下来的、被军官牢牢控制着的师进入柏林[13]。它们的指挥官莱奎斯(Lequis)将军草拟了一个作战方案:解除平民的武装,搜查不可靠的地区,对任何“非法履行政府职能者”就地处决[14]。但是艾伯特又反对任何可能在柏林引发冲突的方案,在这种时候,一旦引发冲突,后果难以预料。冯·施莱赫尔少校提出折中方案,让军队暂时只作一次有秩序的横穿城市的行军,希望以此造成“心理震撼”,至于解除武装则推迟到日后进行[15]。这次隆重的军队入城式给了艾伯特一个演讲的机会,在演讲中他宣布德国军队没有被敌人击败[16]——他的这篇演讲,有力地支持了德国军队被革命派“背后捅了一刀”[17]的神话。但将军们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因为士兵正在脱离控制。格勒纳将军后来解释说:“士兵思乡心切,没人指挥得动这十个师。消灭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整顿军队秩序的计划没能执行。[18]”

  军队秩序良好地从前线撤了回来,但一旦无所事事或身处后方的环境(特别是柏林),它就会失掉凝聚力。莱奎斯将军甚至承认:“在斯巴达克派的极端宣传影响下,军队垮了[19]”。贝努瓦—梅尚[20]写道:“这些师刚一进入柏林,它们就崩溃了,瓦解了。它们的团一个接一个地被腐蚀了,跑到革命那边去了。[21]”显然军队在街上的斗争里是派不上用场的,得找另外一个工具才行。

<h3>围绕着军队展开的斗争</h3>

  尽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是处于艾伯特的影响之下,但它通过跟军队有关的决议却体现出了广大劳动群众当中的情绪,群众的代表仅仅表达了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他们支持艾伯特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要跟艾伯特一起同军官团合作,在他们看来军官团是反民主的势力,而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柏林卫戍部队士兵示威的压力下(多伦巴赫使自己当上了士兵的代言人[22]),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由汉堡社民党人兰普尔提出的动议。尽管艾伯特反对,但“汉堡七条”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真正判处了旧军队死刑:废除军衔标志、废除纪律、在不执勤时不穿军服、取消敬礼、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把军队的指挥权转交士兵苏维埃[23]。兴登堡的观察员冯·哈保(von Harbou)少校向他发出了警告,然后兴登堡通知艾伯特说,这是对德国军队的“暗杀”,他不能答应,并将拒绝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写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函[24]。

  十二月二十日,兴登堡派格勒纳将军和冯·施莱赫尔少校去和人民全权代表会见。这两位特使穿着礼服会见了艾伯特和兰兹贝格,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找中央苏维埃,企图说服中央苏维埃[25]。他们坚持认为军队的复员不能拖延,最终的决定应由立宪会议作出。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与中央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哈阿兹又做了批判,反对艾伯特的投降与不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做法[26]。在此期间,柏林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有人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的传闻不胫而走。

  由于人民海军师的问题,冲突发生了[27]。十一月初,基尔派来了一队水兵,然后库克斯港也派出水兵参加了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先后由奥托·托斯特、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和弗里茨·拉特克(Fritz Radtke),维尔斯将其用作治安部队。维尔斯把人民海军师部署在宫廷马厩(Marstall),让他们恢复这座被“捣乱分子”占据的城堡里的秩序[28]。

  人民海军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十二月里恶化了。在前中尉多伦巴赫的有力影响下,水兵开始向李卜克内西靠拢了,变得激进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该师参加了由斯巴达克派和红色士兵同盟举行的示威游行[29]。普鲁士财政部长反对增加该师兵员,并要求其撤出宫廷马厩[30]。人民全权代表要求将其兵员从三千人减少到六百人,但水兵要求把多余人员合并到共和国保安部队中去[31]。为了趁早解决这事,维尔斯向水兵发出警告:不把兵员裁减到他们希望的数目,就不给水兵发薪[32]。首都卫戍部队士兵苏维埃则要求加强该师的力量[33]。

  谈判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根据水兵的说法,维尔斯向水兵的领袖拉特克发出威胁,说他要用莱奎斯的部队来对付水兵[34]。十二月二十一日,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水兵同意撤出宫廷马厩,并把钥匙还给维尔斯,作为交换,维尔斯要补发欠水兵的薪饷[35]。十二月二十三日,水兵撤出了宫殿,并把钥匙还给了巴特[36]。巴特叫维尔斯给水兵发薪,而维尔斯叫他去找艾伯特。水兵们去了总理府,却没找到艾伯特,这令他们火上浇油;他们关上了大门,封锁了电话交换机,并向驻军司令部(Kommandantur)行军,去讨要自己的薪饷[37]。

  半路上他们遭到了射击,他们进行了回击,然后遭到了由维尔斯指挥的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死亡三人,多人受伤。水兵们认为自己中了圈套,就逮捕了维尔斯和他的两个同事,将他们作为人质扣留在宫廷马厩里。多伦巴赫成功说服了他们,让他们撤出总理府。但就在这段时间里,艾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求援,随后军方派出了莱奎斯的部队,他们得到了非常严格的命令:平息事态、消灭人民海军师,当晚他们占领了总理府[38]。一场武装冲突眼看就要爆发,但巴特和艾伯特先后出来在水兵和士兵之间进行调解。最后水兵同意撤回宫廷马厩[39]。凌晨三点钟,水兵释放了两个人,但仍扣留着维尔斯。近卫骑兵师的帕布斯特(Pabst)上尉接到了命令,让他去进攻宫廷马厩解救人质。早上七点,他们保卫了宫廷马厩之后开始对其炮击。炮击持续了两小时[40]。

  炮声惊动了柏林工人,各区的工人集合起来向市中心进发。就在这时候,帕布斯特上尉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便命令水兵在二十分钟内缴械投降,然而此时群众从他后方涌来,打败了他。贝努瓦—梅尚写道:

<blockquote>民众如潮水般冲向士兵组成的防线,这些士兵是莱奎斯将军部署在这里,以掩护进攻部队的。民众质问这些士兵:你们跟着军官一起与人民作对,难道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士兵犹豫了,很快就被打垮了。有些士兵把步枪扔到了地上,其他的则被示威民众缴了枪。眨眼间防线就崩溃了,民众高声呼喊着冲进了部署在宫廷马厩前面的近卫骑兵师的后方。[41]</blockquote>

    军官们大难临头了,幸亏艾希霍恩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免受私刑之苦。结果政府不但得给水兵发饷,还得把莱奎斯的部队撤出柏林。维尔斯被解除了卫戍司令的职务,由安东·费舍尔(Anton Fischer)接任[42]。

  在这次事件中输得最惨的是艾伯特。他被柏林工人视为军方的同谋。在内阁里,独立社民党部长也不听他的了。这些部长承受着来自自己的追随者的压力,这些追随者要他们同“叛徒”和“反革命的推手”决裂,至少也要让艾伯特作出解释。当人民海军师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时候,是谁下令进攻宫廷马厩的?温尼希正在东方的波罗地海国家里参加反布尔什维克圣战,社民党是否赞成他的行为?艾伯特及其同伙愿不愿意实行“汉堡七条”?这些问题都在中央苏维埃里提了出来[43],独立社民党认为他们所得到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们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分担十二月二十四日事件的责任,十二月二十九日,哈阿兹、巴特和迪特曼决定辞职[44]。他们在普鲁士邦政府内的同志也辞职了[45]。

  半个月前,卢森堡就已经要求哈阿兹退出政府,如今他们的这一表态,正合卢森堡所想。独立社民党的人民全权代表的辞职,本身就是由于柏林群众的激进化而促成的,这反过来加快了群众激进化的速度。但这也加深了社民党多数派对军方首脑的依赖。

<h3>走向内战</h3>

  哈阿兹及其同党的辞职,使艾伯特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至少在柏林是这样。十二月二十九人,群众为圣诞节事件中牺牲的水兵举行了葬礼,他们打出了巨幅标语:“我们控诉艾伯特、兰兹贝格和谢德曼杀害了水兵![46]”但就在同一天,社民党组织了人数更多的反示威[47],打出了“打倒斯巴达克同盟的血腥独裁!”[48]的口号。双方都在为内战做准备。

  柏林工人的激进化过程是深刻的,但它首先是矛盾的。十一月革命没有经过真正的战斗就胜利了;它助长了团结的神话,并使人们以为一切都会如此顺利。两个月以来,首都工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多强大的时候,他们以为已经紧握在手的胜利果实,已经悄悄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了。他们在十二月六日初次了解了肩并肩地走在街道上的千百万人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十二月十六日,有如此多的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外的示威游行(这让组织者自己都吃了一惊)——那是因为在检验了自己的力量之后,他们正在不很明确地尝试运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被他们认为是“撤退”的行为——这种“撤退”只能解释为“出卖”。这很像一九一七年的七月事变[49]。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在找得一个办法改变苏维埃成分以前,工人和士兵图谋以直接行动方法使苏维埃服从群众的意志。[50]”

  在这种形势下,独立社民党、甚至是《红旗报》发出的号召参加竞选活动的呼吁,都会被当成是同敌人斗争的荒谬手段,要知道,这个敌人装备有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但柏林工人现在也知道了,在街头战斗中,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圣诞节后,柏林工人大步向前迈进,却没有注意到德国的其他地方。驱使他们的是一种模糊的意识:直接的革命暴力是唯一能有效对抗反革命暴力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斯巴达克派领袖意见一致:革命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将不得不战斗。

  但是大多数群众还不清楚应该用什么办法和手段来战斗。要举行工人起义的话,几乎不能指望能得到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帮助。斯巴达克派和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成立赤卫队,尽管他们既不能领导这支队伍,也不能担任这支队伍的干部。红色士兵同盟有几支队伍,艾希霍恩有自己的治安部队。驻守在施潘道的卫戍部队处于在斯巴达克派成员冯·洛耶夫斯基的影响下,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的队伍(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人民海军师当中,亲近李卜克内西的多伦巴赫享有无可置疑的威望,尽管这支队伍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派”,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斯巴达克派的同情者[51]。不管怎么看,这些部队都是分散开的,他们之间的政见也很不一样。他们既缺少一个总指挥部,与大工厂里的工人联系得也不够密切。柏林的有武装的无产阶级还远远算不上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他们有热情,有冲劲,同时他们这些各自为政的队伍相信积极活跃的少数人的行动能够产生很大效力。从这一点来看,对《前进报》编辑部的接连占领引发了许多争论。我们不能否认有“捣乱分子”甚至是挑拨分子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但这解释不了一切。此类行为要产生效果、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只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急不可耐的群众当中才能做到——在这些群众中间,只有革命新手的语言才能触及到示威群众的灵魂深处,因为这种语言能激起他们的感情的共鸣。

  联合政府破裂了,团结的幻想破灭了,各苏维埃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自杀的决议,柏林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只剩下了武器,以及革命正危在旦夕的强烈预感,他们看不到任何通过政治手段来挽救革命的可能。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柏林,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彼得格勒一样,激进化的群众不想再跟各种政治争论纠缠,他们企图通过武装斗争来个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各种争论。但是在柏林并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指出政治斗争的前景,在前几次武装示威受挫后(武装示威的后果本来是很容易预料到的),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必要的撤退。

  革命派领袖在各种意见中间摇摆不定。革命工长组织批评了占领《前进报》编辑部的做法,但德共(斯)成立大会又拒绝接受列维与卢森堡的分析。那些本来应该担任领袖的人,向那些正在寻找出路的人发出了自相矛盾的信号,这些信号之间的差异是可以被发现的。这个因素严重影响了群众前进的欲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最刺激群众神经的,乃是他们的领袖的迟疑不决。无结果的期待迫得他们渐渐坚决地去敲那个不愿为他们打开的门;或者真正走到失望去。[52]”

  但就在这个时候,反革命发现了革命派所缺少的是什么:一个能对力量对比作出分析的领导层,和一个工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队伍。艾伯特在十二月的狂风暴雨里连遭打击,他已不再是反革命的领袖了。反革命的领袖现在是古斯塔夫·诺斯克,他是社民党议员,多年来一直深得军官团信任。他现在已经与鲁道夫·维塞尔[53]和保尔·洛贝一起参加了政府,接替了辞职的独立社民党人[54]。他是个坚决果断的人。他宣布:“我们中总得有人出来当刽子手[55]。”

  要想恢复秩序,只能依靠旧军队,这点没人怀疑了。自从莱奎斯的冒险失败后,旧军队就不存在了。但是有几个军官事先预料到军队可能会瓦解,为了保住几支精锐部队,让它们避免这场灾难,他们已经忙活了几周。十二月六日,在西克斯特·冯·阿尼姆[56]将军的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此后梅克尔[57]将军在他的部队里,按照已经在东线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事组织的模式,组建了一支“志愿轻步兵自由军团”[58]。梅克尔的自由军团是为了内战而建立的,它是为内战而组织、武装和训练的。自由军团的官兵是领取特殊津贴的志愿者,他们为执行特殊任务而做好了准备,这些特殊任务是:“占领车站,控制要津,保护军火与物资仓库,在港口维持治安,保护公共建筑物,清空街道和开阔地上的人群,强攻并占领建筑物”[59]。这些官兵在参加自由军团时,要进行特殊的宣誓:要宣誓忠于“艾伯特总理的临时政府”,直到立宪会议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为止[60]。当十二月二十四日,柏林爆发宫廷马厩冲突时,梅克尔将军已经有了四千名志愿者。自由军团被部署在离柏林很近、但离柏林群众很远的措森(Zessen)军营里。一月四日,冯·吕特维茨[61]将军(他接替了莱奎斯的职务)请艾伯特和诺斯克来检阅自由军团,他们对自由军团啧啧称奇,称赞他们是“真正的军人”。诺斯克挨近艾伯特,对他说道:“别担心!轮子就要转起来了,你会看见的![62]”

  此时冯·吕特维茨将军手下指挥着柏林内外的八万士兵[63]。他们的军官能否依靠他们在首都行动,这点值得怀疑[64]。时间也许对革命有利;对于革命的自觉的敌人来说,问题在于趁他们有能力打击革命时果断下手,不让革命继续发展下去。

<h3>艾希霍恩事件</h3>

  艾希霍恩事件为双方提供了进行力量对比的理由,双方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柏林警察总监的艾希霍恩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一个老激进派、独立社民党创始人之一。他常被人们称作“德国的科西迪耶尔[65]”,因为他令人想起了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马尔克·科西迪耶尔;而在社民党多数派看来,他是必须被搞掉的人之一。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社民党多数派容忍他当警察总监,只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在不破坏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免去他的职务。但是独立社民党退出了政府,他们就能腾出手来对付艾希霍恩了。现在政府是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各部门的主管职位上。在下了镇压革命的决心之后,他们是不会让一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继续呆在警察总监的位子上的。

  虽然如此,他们下手的时候还是很小心。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受社民党信赖的代理人安东·费舍尔同艾希霍恩的几个同事见了面,并向他们出示了用密码写成的计划,计划中说他们已经同意参加由艾希霍恩负责的单位[66]。一月一日,《前进报》开始大肆攻击艾希霍恩,对他进行了彻头彻尾的中伤诽谤。《前进报》指控他是罗斯塔通讯社的雇员,拿了“俄国人的金子”,非法购买了武器,侵吞了粮食。《前进报》宣布艾希霍恩继续留职会“危及公共安全”[67]。一月三日,普鲁士内务部召见艾希霍恩,在那里他被一个叫多耶(Doyé)的枢密顾问——此人是社民党的内务部长希尔施[68]的同谋——指控犯有最可怕的罪行,从诈骗到武装抢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月四日,普鲁士内阁根据希尔施的建议,决定免去艾希霍恩的职务,由社民党人恩斯特(Ernst)接任[69]。但艾希霍恩拒绝从命[70],他得到了柏林左派组织的支持,从独立社民党、国际共产集团,到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都支持他。

  阿图尔·罗森贝格曾试图弄清艾希霍恩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立场,为什么拒绝离职,他断定这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只能用艾希霍恩的“反复无常”来解释。在他看来,独立社民党的部长们辞职后,艾希霍恩自然也应该跟着他们一起辞职;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被一个敌视社民党多数派的、众所周知的革命同情者占据着,这是不可想象的。独立社民党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强调这个关键职位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该叫自己的部长们辞职[71]。

  其实这个不该像罗森贝格那样放在司法层面去考虑。当艾希霍恩拒绝让位给恩斯特时,他是在对柏林工人的情绪作出回应,在柏林工人看来,对于反革命的勾当,政府是乐见其成的(何止是“乐见其成”!);所以,艾希霍恩和他的部队(几周以来,许多可靠的活动家已经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力量),就成了对抗反革命的最后手段之一。将他解职的消息激起了柏林工人的怒火,他们纷纷用各种决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来表达他们的愤怒[72]。

  一月四日晚上,革命工长组织开了会,仅此一次,他们一致认为:已经后撤得够远了,该反击了。共产党中央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卢森堡坚持认为,尽管这只可能是一次简单的抗议罢工,但必须弄清楚艾伯特准备走到哪一步、德国其他地方的工人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73]。一年半后,当时在场的一位共产党员写道:


<blockquote>一月四日晚上,德共中央讨论了由针对艾希霍恩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当前局势。大家都认识到了局势的重要性。大家都认为企图推翻政府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府撑不过半个月。因此中央委员一致同意:应当避免提出含有立刻推翻政府的意思的口号。我们应当提出以下口号:撤销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如苏佩的卫队等)的武装、武装工人。这些口号都没有打倒政府的意思,甚至没有武装无产阶级的意思,这个政府依然能在无产阶级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在当前局势中,不能忽略这一点。对此我们全都同意;必须尽最大可能的力量来捍卫这些最低要求的口号。它得是革命意志的有力行动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发出了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74]</blockquote>


  其实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尽管没被人表达出来,甚至几乎没被人察觉到。在会场外,李卜克内西曾对一个同志透露道:“我们现在确实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在革命工长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累德堡的政府,这却是可能的。[75]”卢森堡的意见似乎很合理:即使他们把目标定为打倒艾伯特政府,这种行动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外省还来不及跟上步伐。当时的环境使分歧进一步扩大。

  此时,在革命派领导层当中,要达成一致并不困难。一月五日早上,独立社民党柏林组织、革命工长组织与共产党联合散发传单,号召人们在下午两点到胜利大街(Siegesallee)参加示威游行:“你们的自由在危急中,你们的未来已危在旦夕,革命的命运到了紧要关头!国际革命社会主义万岁![76]”柏林组织只号召举行示威游行,没有别的行动。正如传单中指出的,这次示威游行唯一的目标,“是展示出十一月的革命精神并没有熄灭”[77],而不是采取战斗的立场。战斗正在迫近,但不是马上就要开始。群众如何回应举行游行的号召,将指出下一步的方向[78]。

  但是抗议的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大,连组织者自己都吓了一跳。从胜利大街到亚历山大广场,几十万示威者挤满了首都的中心,在警察总局的阳台上,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多伊米希和艾希霍恩见识了集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的力量,并向他们展现出的巨大决心致敬。艾希霍恩说道:“是革命给了我这个职位,我只会把它交还给革命。[79]”

  一年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共产党领导人是这样来回顾这次示威游行的:


<blockquote>(那天)我们在柏林看见的,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我们认为在俄国都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罗兰(Roland)雕像到胜利大街,无产者都在肩并肩地游行。游行的队伍一直长到蒂尔加腾(Tiergarten)。他们拿着自己的武器,打出了红旗。他们决心已下,要赴汤蹈火,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这是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就连鲁登道夫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军。[80]</blockquote>


  对于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来说,示威群众的人数、决心以及斗争的积极性是一个新的因素。十一月的革命精神不仅没有死去,反而从未如此鲜活。最广大的柏林群众想要斗争;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示威游行变成一场无疾而终的表态。

<h3>通往起义道路上的一步</h3>

  我们那位共产党人继续写道:

<blockquote>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群众一大早就来了,九点钟的时候,他们就顶着寒冷和大雾来了。领袖们正在别的地方开会讨论。雾越来越大,群众却依然在等待。可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中午,群众已经又饿又冷了,可是领袖们还在讨论。群众兴奋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想要行动,想做点什么来释放他们的狂热劲头。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领袖们还在讨论。到了黄昏的时候,雾越来越浓了。群众沮丧地回家了。他们想干出点大事,但却什么都没干成。可领袖们还在讨论。他们在宫廷马厩里讨论。工人站在空荡荡的亚历山大广场外面,手里拿着枪,身边是灯火和重机枪。领袖们在宫廷马厩里讨论。在警察总局,每支枪都在瞄着目标,每个角落都有水兵,从每个房间望出去,都能看见街上挤满了群情激奋的士兵、水兵和工人。在宫廷马厩里领袖们坐着,讨论着。他们坐了一整晚,坐了一个通宵,在讨论着。人们又回到了胜利大街,领袖们还坐在那里讨论着。他们讨论、讨论,没完没了地讨论[81]。</blockquote>


  正在讨论的人有:独立社民党柏林组织的领导层成员累德堡和多伊米希、艾希霍恩的副手格利列维奇、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肖尔策等几个人,还有两名德共(斯)中央委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82]。他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他们都觉得在艾希霍恩事件上退让会让柏林工人大失所望,工人群众不会原谅退让,退让无疑将会挫伤群众的锐气,折损群众的力量。他们也认为,不能用不彻底的方法来战斗,真要战斗的话,就要一决胜负。他们许多人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人们都说政府的部队显得犹豫不决,当费舍尔命令部队攻占警察总局时,士兵会拒绝服从他的命令。

  前一天晚上,德共(斯)中央开了会,然后就没再开过会。会上他们一致认为自己能够、也应该让政府收回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解除反革命部队的武装,甚至是武装无产阶级。他们都认为,提出可能引发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战斗的口号,是不对的。但是示威游行的规模出乎意料地大,李卜克内西和皮克有理由认为形势已经好转了。

  在场其他领导人当中[83],许多人认为他们能轻松夺取政权,对这个问题,他们只考虑了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革命派是否已充分组织起来参加一场必须成为决定性战役的斗争呢?这是多伦巴赫的意见。他是一位天才鼓动家,对驻扎在宫廷马厩的人民海军师的水兵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宣称水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跟工人一起打倒艾伯特政府。他还补充说,根据他的情报,柏林卫戍部队中最大的一支的情绪也是如此。最后他说道,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驻扎在施潘道的几千名士兵,装备有两千挺机枪和二十门野战炮,正准备向首都进军:他们必须前进。累德堡被说服了,李卜克内西以他的威信压上了天平的这一端;他们都认为,不能只对艾希霍恩被解职表示抗议,还必须发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现在这已成为可能[84]。

  累德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不同寻常的结盟具有决定意义。这次会议没有重视士兵代表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的警告,他不但反对多伦巴赫关于卫戍部队的情绪的看法,还反对多伦巴赫对水兵态度的看法[85]。主持这次会议的里哈尔德·穆勒跟李卜克内西一样认为,群众正在走上革命道路,但他不认为在柏林发动进攻的时机已到,充其量只能在首都获胜,因为先头部队隔离于德国其他地方[86]。

  多伊米希支持里哈尔德·穆勒的看法,他认为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只能持续几天的短命的柏林公社,而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最终获胜。但这次他们俩处于少数。只有六人投票赞同他们[87]。就这样,这次会议几乎一致决定试探一下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为此他们任命了一个由五十二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运动,一有必要,就把“革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革命政府,直到重新举行苏维埃的选举并召开新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止。革命委员会的首脑是三位权利平等的主席: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保尔·肖尔策[88]。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太臃肿了,它注定是虚弱无力的。多伊米希再次批评了冒险主义,他拒绝为此分担责任,离开了会场。

  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起事件,其后果具有决定意义,但尚有许多待查的隐情。一队独立行动的武装工人再次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大楼[89]。其他队伍则于当晚接连占领了主要的印刷厂与报社[90],可能意在激化冲突。因为他们也知道几乎不可能靠这种特种部队式的行动来解决没收资产阶级传媒的问题。累德堡后来谈起这些行动时说道:“群众的这一行动把既成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91]”但同时,他自己也把一个仍然影响深远的既成事实摆在了柏林工人面前。

<h3>打倒政府的斗争</h3>

  当首都街头的事件不断发展的时候,笨重的革命委员会正在动手准备。它号召人们于一月六日(星期一)中午十一点的时候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这是它的成功的一个小小的证明[92]。大批参加游行的工人将会要求发出总罢工的号召。然后起草一份宣言(事先用打字机打好),准备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发布:


<blockquote>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已经让人忍无可忍。由签名人代表的革命委员会代表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宣布这个政府已被罢免了。革命委员会暂时接管政府职能。同志们!工人们!紧密团结到革命委员会身边!签名人:李卜克内西、累德堡、肖尔策。[93]</blockquote>


  但这份呼吁书未能发表。革命委员会脚下的根基正在悄悄滑走。驻扎在宫廷马厩的水兵抗议这项违背他们意愿的计划[94],并批评多伦巴赫不跟水兵商量就擅自代替他们做主[95]。他们把正在宫廷马厩里开会的革命委员会赶了出去[96],并释放了包括安东·费舍尔在内的被捕者(他是当天早上被捕的,以防万一)[97]。革命委员会命令水兵莱姆根(Lemmgen)带着三百人去占领军务部。到了那里,副国务秘书要求出示书面命令,这支队伍的领袖就回去要了一份。在回军务部的路上他打了个盹;而他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散去了[98]。事态在一月六日的发展驱散了前一天的幻想。我们那位共产党见证人写道:“群众还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除了他们自己的自发行动之外,还应该有人出来领导他们,他们最初的革命行动应该结束警察总局里领袖们的争论。[99]”

  尽管罢工的有几十万人,下定决心战斗的却只有不到一万人。这些人是艾希霍恩的部队、占领了报社和印刷厂的队伍和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的队伍,这支队伍得到了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欧根·列维涅、维尔纳·莫勒、奥托·布拉斯和诺伊克伦委员会主席哈贝兰德(Haberland)的支援后,被他们控制了[100]。柏林工人群众已经做好了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准备,但还没做好参加武装斗争的准备。

  一月六日晚上,许多人都看出了运动正在退潮,也看出了认为自己能夺取政权的念头是错误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与柏林执委会都通过了解除艾希霍恩职务的命令[101]。诺斯克坐镇于自由军团司令部,并准备反攻。共产党中央处于危险之中。这次行动一开始的时候,拉狄克就在卢森堡的一再催促下躲了起来,他通过敦克尔给中央传话,强烈建议他们号召罢工工人复工,并立即发动一场要求重新选举工人苏维埃的活动[102]。

  卢森堡回答他说,独立社民党正准备屈服,共产党人不应该只简单地发个撤退的警报,尽管她也认为有此必要[103]。约吉希斯要求中央否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自一月五日晚以后的活动同党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党的授权就自作主张,违反了党的一切纪律;但中央不愿这么做,因为在斗争中这么做可能会招致误解[104]。独立社民党的分裂也不亚于共产党。独立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派奥斯卡·科恩和露易丝·齐茨去说服柏林党组织的人,特别是累德堡,让他们相信必须接受谈判,而革命委员会最终以五十一票赞成、十票反对同意进行谈判[105]。

  谈判于一月六日至七日夜里开始。独立社民党想要停火,其中一项是革命派从占领的建筑物里撤出。政府则提出,必须先无条件撤出,否则一切免谈[106]。工人先锋队的行列里的退缩和混乱,使政府的处境与时俱佳,同时反革命方面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一月五日至六日夜里,社民党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前进报号外》(Extra-Blatt-Vorw?rts)的传单,这份传单清楚地表达了它的意图。它痛骂“斯巴达克同盟的武装暴徒”,说他们是“一帮疯子和罪犯”,正在用“屠杀、血腥内战、混乱和饥荒”来威胁德国工人[107]。一月六日,诺斯克将警察权力交给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并准备动用自由军团来进行干涉[108]。在总理府前举行了一次会议,艾伯特和谢德曼出席了会议,会上谴责了企图建立“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专政”的尝试,并向所有公民求援[109]。

  几小时后,“社民党的”部队开始在国会大厦组建;一月八日,《前进报》记者库特纳[110]和军务部的格拉姆托夫(Gramthow)上校在国会大厦组织起了两个团(各有六个连)[111]。同一天各部部长(在各部办公地点之外)碰了头,并采取措施开始作战。被任命为总司令的诺斯克决定把自由军团集中在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区[112]。一月八日晚上,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

  政府随即向柏林人发出呼吁书,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以暴力同暴力战斗,并“结束压迫和混乱”[113]。在革命派方面,李卜克内西访问了占领了《前进报》编辑部的人(其中有他的儿子威廉),并在他们面前谴责独立社民党领袖不战而逃[114]。一月九日,革命工长组织、德共(斯)的代表和三名独立社民党柏林执委会委员针对政府的宣言,发出了“举行总罢工!拿起武器!”的号召:


<blockquote>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幸福、整个未来和社会革命的全局!谢德曼—艾伯特之流已公开号召其追随者和资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你们无产者大众……现在已别无其他的选择!必须战斗到底!……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这场最后的决战![115]</blockquote>


  红色士兵同盟号召武装的工人集合起来,走上街头去战斗[116]。

  大部分柏林工人没有准备好参与两个阵营——双方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之间即将爆发的内战,甚至也不认可这种内战 。各工厂里都举行了集会,几乎所有的集会都赞成立即停止一切战斗,结束“手足相残”;要求所有自命社会主义的派别团结一致。一月九日上午,来自施瓦茨科夫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人在洪波尔泰因(Humboldthain)举行了集会,这次集会的口号是“工人们,团结起来!如果不能与你们的领袖团结一致,至少也要绕开他们![117]”

  这些示威群众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维埃,在那里马克斯·科恩—罗伊斯也对他们的急切愿望表示附和,因此中央苏维埃主席莱纳特不得不立即要求会场恢复安静[118]。独立社民党右派和社民党多数派出于不同的理由,利用了群众对和平的渴望,来谴责极端分子的冒险主义行为。但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独立社民党强烈要求的)谈判于一月九日晚上重新开始了。他们同由赫尔曼·穆勒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直谈判到十一日[119]。

  但在这段时间里,时间对政府有利,它已经决心采取坚决行动,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一月八日,政府的部队夺回了安哈尔特(Anhalt)车站和铁路管理大楼,这两处地方是前一天被革命派占领的。一月九日,他们夺回了官方的国家印刷厂,并包围了《前进报》的印刷厂。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在那里被任命为现场指挥,他的命令就是用武力夺回印刷厂[120]。一月十日,近卫团开始进攻施潘道,这里是起义者的要塞,并对镇压部队的后方构成了威胁。工人苏维埃主席在战斗中牺牲了,士兵苏维埃主席、曾担任过《莱比锡人民报》编辑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马克斯·冯·洛耶夫斯基被他以前的狱友逮捕和杀害了[121]。  

  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夜里,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谈判代表之一格奥尔格·累德堡和斯巴达克派领袖恩斯特·麦尔一起被捕了[122]。一月十一日早晨,由冯·施泰法尼(von Stephani)少校指挥的部队开始炮击《前进报》大楼[123]。两小时后,被包围在《前进报》大楼里的人打出了白旗,并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随即被捕。这个军官命令占领大楼的人在十分钟之内无条件走出大楼投降。几个俘虏当场被杀害了,其中有维尔纳·莫勒和记者费恩巴赫(Fernbach)。夜里晚些时候,军队重新夺回了沃尔夫电信社大楼和最后一栋被革命派占领的公共建筑物。最后,军队于一月十二日向警察总局发动进攻,三百名起义者仍在里面坚守。他们的领袖、共产党人尤斯图斯·布劳恩(Justus Braun)和几位战友一起牺牲了[124]。

  诺斯克部队的野蛮进攻,以及来自各工厂的要求结束手足相残的压力,让革命委员会这个平庸的领导层很是手足无措,它最后一次开会似乎是在一月九日。德共(斯)中央也是乱成一团。它已经有几天时间没联系上李卜克内西了;他这几天都跟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在一起。列维和拉狄克在拉狄克的房间里碰了头;他们明白领导层已经瘫痪,无力面对必须采取的决定。一月九日,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一起出席工人的集会,提出退却和撤出被占领的建筑物的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唯一能阻止即将来临的镇压的方法。但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跟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提议一样,这也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因为他们发现已经太迟了,政府的部队已经出动了[125]。一月九日,拉狄克写了一封信,让列维转交给中央,信中写道:

<blockquote>在你们关于纲领的传单《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里,你们宣称只有在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支持的时候才去夺取政权。这一原则上正确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支持,是无法组成工人政府的。现在,能被当成群众组织的,只有工人士兵苏维埃,但它却没有力量,它的力量仅存在于纸面上。因此领导它的并不是战斗的党——共产党,而是社会爱国主义者或独立社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当然谈不上夺取政权。即使通过暴动建立起了你们的政府,你们将会同外省隔绝开来,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被打败。[126]</blockquote>

    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代表同意下通过的发动起义的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blockquote>革命工长组织在星期六作出了决定,针对社会爱国主义政府就警察总局事件所做的攻击进行回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行动只应具有抗议的性质。无产阶级先锋队被政府的政策所激怒,又被缺乏政治经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全国的力量对比的革命工长组织错误地引导了,便狂热地企图把这个抗议运动转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使艾伯特和谢德曼得以对柏林的这场运动进行沉重打击,这么一来他们就能削弱整个革命运动。[127]</blockquote>

    拉狄克引用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变中的例子。他坚决要求共产党领袖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即向群众提出退却的建议:

<blockquote>唯一一支有能力号召停止行动、避免灾难降临的力量,就是你们——共产党。你们的洞察力足以使你们知道这场斗争是没有希望的。你们的党员列维和敦克尔告诉了我,说你们知道这一点……当一个人面临着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撤退是免不了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我们肯定要比现在的你们更强大,我们竭尽全力去阻止群众,当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努力领导群众从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中撤退。[128]</blockquote>

    没有人能反驳拉狄克的分析,他的分析与相当广泛地存在于柏林工人中间的情绪相符,柏林工人决心保卫自己免受反革命行动之害,但却被革命领袖的不一致的政策和不同的工人政党之间的内战弄得晕头转向。就在拉狄克给中央写信的那一天,来自通用电气公司、施瓦茨科夫和其他几家工厂的四万名工人在洪波尔泰因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个八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三个工人政党各有两名代表,还有两名代表来自革命工长组织[129];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根据被工人采纳的下列口号组织运动:撤销现任领袖的职务,换上“不妥协”的人;解散军队总参谋部;废除军衔制;让军队复员[130]。

    第二天,施潘道的一万五千名工人要求人民全权代表辞职、在平等的原则上成立由三个政党(社民党多数派、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各级委员会、重新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131]。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同类的决议如洪水一般,这些决议全都要求罢免艾伯特和谢德曼、任命另一个独立社民党人为警察总监、成立一个由三个工人政党组成的政府[132]。相当多的社民党斗士也支持这些提案,这一事实表明对团结的渴望是如何迫切,以及柏林工人阶级是如何敌视他们看作“手足相残”的争斗。假如共产党中央采纳了拉狄克的建议,人们就不会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必须为持续不断的斗争负责,也能让陷入混乱的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转入必要的撤退,并且在社民党内孤立那些要求镇压极左派的人(这些人是军队总参谋部的自觉同谋)。

  但斯巴达克派领袖(包括卢森堡在内)对形势做了不同的判断。他们强调抵抗光荣,坚持继续占领《前进报》,这样他们就跟革命工长组织及独立社民党竞相表现得更左。结果让独立社民党利用了群众对团结的渴望,而最终从这种渴望中获利的只有社民党多数派,因为他们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共产党对工人的大团结抱有敌意。共产党承认了自己对这场半途而废的起义负责,这就让社民党内反艾伯特的人对镇压政策无话可说,因为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了[133]。

  德共(斯)中央爆发了争论,列维支持拉狄克的观点。约吉希斯进一步要求《红旗报》公开批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行动。尽管卢森堡也有这种想法(根据列维的说法,卢森堡曾说过将来不可能再跟李卜克内西共事了[134]),这个公开批判却从未进行。一月十日,威廉·皮克以德共(斯)中央的名义致信革命工长组织和行动委员会,宣布德共(斯)从该委员会中撤出自己的代表。这封信批评革命工长组织“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并曾“陷入了令人士气涣散、杂乱无章、使人麻痹的讨论之中”,因此给人留下了应该继续斗争的印象[135]。可能就是在这次讨论之后,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对独立社民党进行了全面进攻:

<blockquote>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哈阿兹和迪特曼退出了艾伯特政府,但他们仍旧在大街上继续执行充当谢德曼之流的遮羞布的政策。……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136]</blockquote>

    她于一月八日写道:

<blockquote>德国在组织方面是一个典范的国家,而且是组织狂热的典范国家,甚至是以组织而狂妄自负的典范国家。人们为了“组织”而把运动的精神、目标和行动能力都放弃了。而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革命的重要时刻首先是受到赞扬的“组织天才”可耻地失灵了。[137]</blockquote>

    一月十一日,她写道:

<blockquote>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138]</blockquote>

    于是,在这段时间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卢森堡似乎采纳了她以前一直反对的革命党的思想[139]。在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她试图分析“斯巴达克周”的得失[140]。她重申: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在于革命还不够成熟,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进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以及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相信工人会被激发起来:

<blockquote>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荣誉攸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141]</blockquote>

    在卢森堡看来,这场斗争在形式上以<b>失败</b>告终,是因为“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历史教育人们,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铺满了失败”,对于那些能够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人来说,这些失败将引导人们走向胜利:

<blockquote>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142]</blockquote>

    尽管卢森堡高声宣称自己对胜利坚信不疑,但这篇文章的标题《柏林秩序井然》无情地概括当前的形势。共产党领导层帮助开展了这场运动,却不能帮助运动免遭失败,它也没有做什么来预防或避免失败。毫无疑问,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共同反对那些同将军勾结的领袖的机会错失了。就在几天以前,革命工长组织还在批评斯巴达克派的“盲动策略”,而几天之后,李卜克内西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未经深思熟虑就发动的极左行动,就让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h3>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h3>

  自由军团已经决心给革命当头一击,他们正在大肆搜捕革命领袖。多伦巴赫、埃米尔·艾希霍恩和保尔·肖尔策成功逃离首都[143],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却留了下来。当诺斯克的部队进攻《前进报》大楼时,卢森堡仍在《红旗报》编辑部里工作,列维费了很大的劲劝她,说她有生命危险,有义务躲藏起来。李卜克内西显然也同样缺乏危机感,在这个紧要关头,他还坚持要筹备一场公开集会,他和卢森堡要以党的名义在会上发言。最后他们俩同意躲藏起来,但拒绝在柏林工人遭受镇压的时候离开柏林[144]。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他们先躲在诺伊克伦,然后躲在维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的一个同情者的公寓里。在那间公寓里,卢森堡在《前进报》上面读到了那篇有李卜克内西签字的、名声不好的革命委员会的文件[145]。她问李卜克内西:“卡尔,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吗?[146]”随后两人陷入了沉默。

  一月十五日早上,他们就在这间公寓里被捕了,与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来这里把假证件交给他们的威廉·皮克。他们三人被带到伊甸旅馆(Hotel Eden),近卫师司令部设在那里,帕布斯特上尉在那里审问了他们。到了晚上,先是李卜克内西、然后是卢森堡被带了出来,准备押往摩阿比特监狱。一月十六日,《前进报》早间版是唯一一家刊登了这两位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消息的报纸。在一篇评论里,它对胜利者的“宽大”自吹自擂,这些胜利者知道如何保卫“秩序、人命和法律免受暴力威胁”[147]。

  但是,午间版《前进报》就用大号标题登出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死亡的消息:李卜克内西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而卢森堡在被押往摩阿比特监狱途中,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拦住车后拉下来打死了。近卫师发表的公报提供了具体细节,这份公报暂时是唯一的消息来源。根据这份公报所述,李卜克内西在伊甸旅馆里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中了头,在离开伊甸旅馆时已经受了伤;押运过程中车子出了故障,他便趁机逃向蒂尔加腾,在警告无效后被打死。而卢森堡则是在伊甸旅馆外面被一群人打昏在地,然后人群把她从卫兵身边带走并打死了她。李卜克内西的遗体在太平间里,但卢森堡的遗体还未找到[148]。

  真相一点一点地浮现了出来。是卫兵杀死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他们俩受审时遭到了毒性拷打。李卜克内西是第一个被带出去的,士兵隆格(Runge)用枪托往他脖子后面狠狠地砸了几下,然后他们把正在流血的李卜克内西扔进一辆轿车,把他带到蒂尔加腾,在那里杀死了他。负责整个行动的是海军上尉冯·弗隆克—哈通(Heinz von Pflungk-Hartung)。李卜克内西的遗体被当成“未被确认身份的尸体”存放在动物园派出所里。卢森堡被带出伊甸旅馆时情况已经很差了,她也同样遭到了隆格的毒打,然后在昏迷中被带了出去,被士兵杀掉了。她的遗体被绑上石头丢进运河里,几个月以后才浮上来。这次行动是由沃格尔(Vogel)中尉指挥的[149]。

  几个月后,军事法庭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宣判隆格两年监禁、沃格尔两年半监禁,而冯·弗隆克—哈通则被宣判无罪[150]。在海军中校卡纳里斯(他是这次审判的法官之一)的帮助下[151],沃格尔逃跑了,并成功逃离德国。

  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遇害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当然,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为调查他们两人的死出了不少力,还是不能证明社民党领袖应对他们的死负有直接责任。但社民党领袖却无法推脱掉道义责任。就在两天以前,《前进报》还公开叫嚣要杀死他们:“卡尔,罗莎和他们伙伴,全都死了,不只一个,在许多死人中间”[152]。杀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人,是由诺斯克和社民党部长们招募和武装的,最后又得到了这些人的包庇。谢德曼说过:“你们瞧,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是怎样让他们自食其果的![153]”从此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永远横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鲜血。

  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同时失去了它最优秀的政治领袖和最有威望的代言人。每个德国工人都知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他们在国际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人中间,只有他们能以平等的身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讨论,并能凭借他们的威信影响即将成立的第三国际。另外,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虽然放过了皮克,但是隆格的证词、特别是帕布斯特上尉的声明,却在皮克身上投下了可怕的嫌疑。因此共产党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对其结论至今仍有争议[154]。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遇害,不仅在社民党多数派和革命派中间划下了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它还让革命派相信,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延误战机。被孤立的德国共产党人需要几个月的无情经验来让自己明白,他们确实错了,但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错误。


[1]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281—282页。

[2]《红旗报》,1918年11月27日。

[3]原文直译:工人的经济运动,揭下了十一月革命脸上的民主的、(在此之前)纯政治性的假面具。——中译者注

[4]弗里德里希·“弗里茨”·蒂森(Friedrich "Fritz" Thyssen,1873年11月9日——1951年2月8日),蒂森家族的掌门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26年其父死后接管蒂森集团。1923年经鲁登道夫介绍,认识了希特勒,从此开始大力资助纳粹党。1932年11月,他是力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主使人之一。1933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二战爆发后表示反对战争,后出走瑞士,被开除出纳粹党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身份。1940年流亡法国,准备逃到阿根廷,但被法国警察逮捕,被引渡给德国。1943年起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几天被美军解放。——中译者注

[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563页。

[6]《前进报》,1918年12月2日;巴特,《德国革命中的车间》,第80—81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28页。

[7]《前进报》,1918年12月6日。

[8]《前进报》,1918年12月7日。

[9]《红旗报》,1918年12月7日;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

[10]《红旗报》,1918年12月8日。

[11]弗洛贝尔,《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第30页上有一份根据目击者的报告写成的记录,记述了来自诺伊克伦的工人对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r Linden)的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 Bristol)的攻击。

[12]科佩尔的《一场革命的失败》第154—156上记录了这次调查的摘要(调查的要点可以在当时的日报上以及艾希霍恩的《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中找到)。

[13]来自格勒纳将军在慕尼黑审判中的证词,转引自格哈德·A·里特尔(Gerhard A.Ritter)与苏珊·米勒(Susanne Miller),《德国革命1918—1919》(Die deutsche Revolution 1918-1919),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第125页。

[14]转引自贝托尔德与内夫,《军国主义与机会主义反对十一月革命》,第165页。

[15]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31页。

[16]《前进报》,1918年12月11日。

[17]十一月革命后,反革命势力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诬陷革命派,炮制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可以概括为:“光荣的国军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都是因为可恶的赤匪和犹太佬在背后捅了国军一刀,国军才失败的。”这套理论一般被称为“背后捅刀”论。

[18]转引自热·巴迪亚,《斯巴达克派》(Les Spartakistes),1966年,第171页。

[19]《霍氏日报》,1918年12月25日。

[20]雅克·加布里埃尔·保罗·米歇尔·贝努瓦—梅尚(Jacques Gabriel Paul Michel Benoist-Méchin,1901年7月1日——1983年2月24日),法国极右派政客、作家,亲德分子,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任傀儡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国解放后因“法奸”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又被减为20年有期徒刑,1953年获释。——中译者注

[2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Histoire de l'armée allemande),第1卷,巴黎,1936年,第101页。

[22]《12月16日至21日于柏林众议院举行的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速记》,第123栏。

[23]同上,第181栏。

[24]格勒纳,《回忆录》,第475页。

[25]同上;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184页;《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Der Zentralrat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Republik,19 Dezember 1918 - 8 April 1919,vom ersten zum zweiten R?tekongress),莱顿,1968年,第44—54页。

[26]《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78页,第38号。

[27]弗洛贝尔在《工人与水兵于1918年12月18日在柏林的胜利,柏林工人运动老战士回忆十一月革命中的斗争》一书中对此事的记录是最同情水兵的,但其他的说法也没有显著的区别。

[2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4页。

[29]同上,第26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1]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7页。

[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33]参见收录于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6页的决议。

[3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

[35]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6页。

[3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5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8页。

[37]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6页、228页。

[3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29页。

[3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6页,该书强调了巴特的作用,而赫·穆勒则强调了艾伯特的作用。

[4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58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30页。

[4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18页。

[42]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32页。

[43]《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85—86页、第89—94页。

[44]《自由报》,1918年12月29日。

[45]《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185—186页。

[46]里·穆勒,《德国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柏林,1925年,第20页。

[47]“人数更多”是赫克特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说法(《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116页);他估计参加社民党的示威的有16万人。

[48]里·穆勒,《德国内战》,第21页。

[49]这里指的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的七月事变。关于这次事变,请参阅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的前三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y-1930bookindex.htm。 ——中译者注

[50]列·达·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三章,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tsky-1930book34.htm

[51]《红旗报》把人民海军师描写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拥护者之后,该师的代表在《前进报》上答复说自己“与斯巴达克派无关”(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12页)。

[52]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一章,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tsky-1930book32.htm

[53]鲁道夫·维塞尔(Rudolf 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中译者注

[54]威尔逊总统的半官方代表德莱塞尔(Dresel)把诺斯克写成一个精力充沛、能够预见并镇压暴动或骚乱的人(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42页)。他还强调指出,在自由军团的成立,以及同协约国和解、共同军事对抗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波罗地海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联系(同上,第423—442页)。

[55]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8页。

[56]弗里德里希·贝特郎·西克斯特·冯·阿尼姆(Friedrich Bertram Sixt von Armin,1851年11月27日——1936年9月30日),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一战前先后任第55步兵团团长、第13师师长、第4军军长。1900年晋升为上校,1903年晋升为少将,1906年晋升为中将,1913年晋升为步兵上将。1917年任第4集团军司令,停战后任A集团军群司令。——中译者注

[57]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鲁道夫·梅克尔(Georg Ludwig Rudolf Maercker,1865年9月21日——1924年12月31日),曾在德国驻东非、中国的殖民军队中服役,一战期间任团长,两次负伤。1918年8月晋升为少将,任214师师长。十一月革命后组建了自由军团,为反革命效尽犬马之劳。——中译者注

[5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142页。

[59]同上,第143页。

[60]鲁·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Vom Kaiserheer zur Reichswehr),莱比锡,1922年,第53页。

[61]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乱,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62]梅克尔,《从帝国陆军到国防军》,第64页。

[63]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0页。

[64]格勒纳将军后来声称,诺斯克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请求艾伯特“率领部队对付斯巴达克派”(Der Dolchstossprozess in München,慕尼黑,1925年,第225页)。

[65]马尔克·科西迪耶尔(Marc Caussidière,1808—1861),法国共和派革命家,参加过1834年里昂起义,后被判处20年监禁,1837年获大赦。1848年革命期间,他率部攻占警察局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巴黎警察总监,随后他把巴黎的警察部队改换为由革命者组成的“人民卫队”。1848年5月被解职,六月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被缺席判处流放,1859年获大赦后回国。——中译者注

[6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60页。

[67]《前进报》,1919年1月1日。

[68]保尔·希尔施(Paul Hirsch,1868年11月17日——1940年8月1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入选普鲁士议会,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任普鲁士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69]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26—227页。

[70]他自己对此所做的解释请参阅艾希霍恩,《我在柏林警察总局的工作,以及我对一月事件的参与》,第60页。

[71]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25页。

[72]《德国十一月革命插图史》,第308页。

[73]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页。

[74]《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列维;无论如何,这篇文章表达出了他的观点。

[75]拉狄克,《十一月》,第137页。

[76]这份传单的全文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9—10页。

  这份传单的中译文收录于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8——139页,题为《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1919年1月5日于柏林举行群众游行,反对罢免警察总监艾希霍恩的呼吁书》。——中译者注

[77]同上,第10页。

[78]这是累德堡的说法,参见《累德堡的辩护词》,第4页。

[79]《红旗报》,1919年1月6日。

[80]《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81]同上。

[82]关于这一系列讨论的最完整的记述,请参阅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页。

[83]也就是指革命工长组织和独立社民党左派。有些人同时身负多重委派,比如安东·格利列维奇,他既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又是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还是艾希霍恩的副手。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45页。

[8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4页;里·穆勒,《德国内战》,第30—38页、第46页。

[85]同上;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2页。

[86]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53页。

[87]罗伯特·穆勒(Robert Müller)和赫尔曼·穆勒都给出了这六人的名字:罗伯特·穆勒、埃克尔特、诺严多夫、鲁施和马尔赞。

[8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5页;《累德堡的辩护词》,第53页。

[8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281页,文中明确指出:带头占领大楼的是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罗兰德(Alfred Roland)的咖啡馆服务员,他是在游行队伍经过警察总局外面时带头干起来的,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奸细。在普鲁士邦议会进行的调查,以及累德堡审讯中的一些证言都证明了这一事实,里哈尔德·穆勒也支持这一点(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第23号)。但那些不可能是奸细的极左分子一开始就参加了这次占领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极左分子当中最出名的是作家维尔纳·莫勒,在德共(斯)成立前,他是柏林的国际共产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5页)认为他是首都的极左行动的领导人之一。

[90]被占领的有比克森施泰因(Büxenstein)、舍尔勒(Scherle)、摩瑟(Mosse)和乌尔施泰因(Ullstein)印刷厂和沃尔夫电信社,带头占领摩瑟印刷厂的是一个姓德拉赫(Drach)的人,据艾斯纳所述,他是鲁登道夫的“奸细”(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6页,第23号)。

[91]《累德堡的辩护词》,第62页。

[92]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革命工长组织、独立社民党大柏林组织中央执委会和德共(斯)中央,它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自由报》,1919年1月6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93]原件的影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72页。当时累德堡不在,是李卜克内西代他签字的。

[94]《自由报》,1919年1月1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2卷,第136页。

[95]《累德堡的辩护词》,第189—194页;埃里克·沃尔德曼(Erik Waldman),《1919年的斯巴达克起义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对政治理论及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The Spartacist Uprising of 1919 and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米尔沃基(Milwaukee),1958年,第176页。

[96]里·穆勒,《德国内战》,第87页。

[9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0页。

[98]同上,第276页;《累德堡的辩护词》,第278页;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88页,第28号。

[99]《红旗报》,1920年9月5日。

[10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1页;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5页。

[101]投了反对票的只有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未出席会议。《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5页。

[102]拉狄克,《十一月》,第137—138页。

[103]同上,第138页。

[10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3页;保·列维,《什么是罪过?》(Was ist das Verbrechen?),柏林,1921年,第33—34页。

[10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06]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07]传单全文收录于上书第254—255页。

[108]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69页。

[109]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

[110]埃里希·库特纳(Erich Kuttner,1887年5月27日——1942年10月6日),出身于海员家庭,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志愿参军,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中负伤。1916年当上了《前进报》编辑。支持艾伯特政府,协助诺斯克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1年至193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派作战,1937年在战斗中负伤后回到阿姆斯特丹,1942年4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0月6日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11]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0页,第35号。

[112]同上,第91页。

[113]传单引用自上书第496页;Reichsanzeiger,第7号,1919年1月9日。

[114]弗里茨·齐凯尔斯基(Fritz Zikelsky),《我手中的枪;工人老战士回忆录》(Das Gewehr in meiner Hand.Erinnerungen eines Arbeiter-veteranen),东柏林,1958年,第144—145页。

[115]《1919年1月9日大柏林革命工长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举行总罢工的呼吁书》,邸文,《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0——141页;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

[116]转引自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498页。

[117]转引自上书,第499页。

[118]《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87—288页。

[11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4页;赫·穆勒,《十一月革命》,第262页。

[1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5页。

[121]同上,第285—286页。

[122]同上,第286页。

[123]同上,第288页。

[124]同上,第288—290页。

[125]拉狄克,《十一月》,第138页。

[126]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2页。后来德国警方曾就这封信对拉狄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这封信的原件是在托马斯(Thomas)档案库里找到的,这个档案库是用来编写《德国革命插图史》的,但是在纳粹时期弄丢了。

[127]同上。

[128]同上。

[129]《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277页。

[130]同上,第295页。

[131]同上,第296页。

[132]请参阅莱纳特就收到的决议所做的报告,同上,第308页、第326页。

[133]马克斯·科恩—罗伊斯有时会表示对士兵的行为感到忧虑,一定程度上,他体现出了中央苏维埃里的社民党工人代表对社民党领袖同自由军团的结盟的担心。莫尔肯布尔本人通过引用1月15日的执委会会议记录,对诺斯克及其盟友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09页)。

[134]列维,《什么是罪过》,第33—34页。

[135]《红旗报》,1919年1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1—42页。

[136]《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49页。
  此文即《领袖失灵》,这里引用的中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25—528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rosa-19190110.htm ——中译者注

[137]《红旗报》,1919年1月6日(原文如此,似应为1月8日。——中译者注),第2编,第3卷,第23—26页。
  此文即《玩忽职守》,这里引用的中译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21—524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rosa-19190108.htm ——中译者注

[138]《红旗报》,1919年1月1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47—51页。
  此段出自上文中引用过的《领袖失灵》一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39]巴迪亚(《斯巴达克派》,第261页)写道:“尽管如此,这种情况说明卢森堡感觉到了:在革命的前头,需要有一个组织来指导行动,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这难道不是向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思想靠近了一步吗?”(作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在他所提到的卢森堡的想法方面,还是在他所谓的党把自己的意志“施加”给群众的“列宁主义”思想方面。

[140]《红旗报》,1919年1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71—75页。
  此文即《柏林秩序井然》,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rosa-19190114.htm ——中译者注

[141]同上,此处引文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33—538页,苏冰娴译、殷叙彝校。——中译者注

[142]同上,此处引用的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43]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第331页;巴迪亚,《斯巴达克派》,第249页。

[144]拉狄克,《十一月》,第138页。1月15日,中央委员会从马克斯·科恩—罗伊斯那里得知李卜克内西的嫂子被捕了,她曾住在罗莎·卢森堡的房子里(《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苏维埃,从1918年12月19日至1919年4月8日,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415—416页)。

[145]1月14日的《前进报》上刊登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

[146]保尔·列维写道:“罗莎·卢森堡把那份写有‘临时政府、累德堡、李卜克内西、肖尔策’的签名文件拿给李卜克内西看,那一幕在场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zum Ged?chtnis],《斗争》[Der Klassenkampf],第2号,1929年1月15日,第34页)。卢森堡说的那句话,是萝茜·沃尔夫施泰因转述给耐特尔的(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767页)。

[147]《前进报》,1919年1月6日(早间版)。

[148]伊丽莎白·汉诺威—德吕克(Elisabeth Hannover-Drück)与海因里希·汉诺威(Heinrich Hannover),《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死,政治罪行档案》(Der Mord an 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Dokumentation eines politischen Verbrechen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第35—45页。这些是当时报纸上的报道的摘录。

[149]同上,第45—48页。

[150]同上,第116页;这次审判的记录在第59—120页。

[15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05页。卡纳里斯曾在1917年镇压过革命水兵,得到了上级的包庇。他后来晋升为海军上将,在第三帝国时期担任军事情况机关“阿布维尔”的首脑。

[152]《前进报》,1919年1月13日;这首诗《太平间》(Das Leichenhaus)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53]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2卷,第348页。

[154]君特·诺劳(Günther Nollau),《国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源和宣言》(Die Internationale.Wurzeln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proletar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科隆,1969年,第332页,此书收录了帕布斯特于1959年11月30日对该书作者讲述的说法;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是这种说法的源头之一,根据他的说法,负责这次调查的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收集了不利于皮克的信息,并因此在莫斯科审判期间送了命(埃·沃伦贝格,《机关》[Der Apparat],波恩,1952年,第76—78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6-23 12:09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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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二部 给共产党定位的尝试</h1>

<h2>第十三章 诺斯克时期</h2>

    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战斗结束了革命的第一阶段,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阶段叫做对民主怀有幻想的阶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叫做认为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两个月以来,社民党政府无法解决工人碰到的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确实,和平已经重新降临了,但是德国每一座城市里仍然有人正在死去。人们依然在挨冻受饿,跟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候一样。普选制本身无法解决任何经济困难。连年的战乱拖垮了经济,战败与革命的冲击让经济混乱不堪,它其实正在崩溃。工厂在倒闭,失业者在增加。在柏林,一月的时候有十八万人没有工作,到了三月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万人了。货物的运输已经停止,因为人们买不起东西。黑市生意继续兴旺发达,让黑市商人大发横财,并腐蚀着社会上每一个阶级。社会正在崩溃,任何美妙的言词都不能让它复活。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工人阶级以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却让它溜走了。有些人看见,在自己公认的领袖身后,却站着自己最可恶的敌人。充斥着许诺、相信未来会更轻松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再次处于战争状态——这次是另一种战争——在这种战争里,要么战斗,要么死。有些工人不再相信什么自由之树或天下大同了,他们投靠了虚无主义,或是拿起了枪。其他工人则拼命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与他们为敌的是老板、军官团和职业士兵,这些职业士兵选择以内战为业,他们不期待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和战斗,他们是“被诅咒的灵魂”,是长达四年的战争的产物。

    这只是事态的一半。另一半是工人的斗争,一月后,工人斗争的性质改变了。游行和示威变少了,代之以坚决的罢工。罢工中的政治口号变少了,主要围绕着基本的经济问题进行。到处都有工人拿起武器战斗,他们要么是想进攻报社,要么是因为有人想缴他们的枪。但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革命的突击队被失败和失望带来的压力削弱了。斗争变得分散了,与此同时,工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核心的指挥和协调下开展一场总斗争,才能战胜坚定的统治阶级。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干预本来是能产生决定性效果的,它本来是能找到迅速壮大自己所需的一切东西的,但它却在实际上离开了舞台。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并不是德共(斯)遭受的仅有的打击。在他们两人遇害后几周,弗兰茨·梅林也去世了。他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差了,在得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害的消息后,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1]。同一时间,约翰·克尼夫也病倒了,他的健康在战争期间便已严重受损,在痛苦地、秘密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也逝世了[2]。在全国警察的追捕下,拉狄克于二月十二日,有一段时间他担心自己将性命不保,最后他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都来找他讨论俄国的事[3]。列奥·约吉希斯再次试图把支离破碎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但他还是在三月被捕和枪杀了,杀害他的借口还是老一套:“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4]。欧根·列维涅在一月里躲过了对《前进报》大楼保卫者的屠杀,他是一个组织者和演说家,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中央派他去巴伐利亚,当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他被逮捕了,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最后被枪杀了[5]。

    此时并没有集中的、甚至是均一的组织来领导反抗自由军团、批判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领袖的斗争,领导这些斗争的只有各个小组、独立的个人和各种小派别。一个新的斗争领导层出现了,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的努力得到了其他工业区的活动家的支持和深化,这些人跟革命工长一样,大部分是工会干部和独立社民党员。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当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时,柏林人就同广大地区的先进工人的公认领袖建立了联系,比如鲁尔的五金工人工会的奥托·布拉斯、哈勒的威廉·科嫩等人[6]。在鲁尔和德国中部,工人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强的政治性,但它们的基础可能比其他地方的苏维埃更广泛。总之,它们仍发挥着工人阶级活动中心的作用:它们提出了各种经济要求。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吸引了包括社民党人在内的几十万工人,让他们参加了罢工行动、然后是武装斗争。

<h3>一月浪潮</h3>

    西德历史学家艾贝哈特·柯尔布[7]把一九一九年一月描绘成“共产党暴动之月”[8]。经常有人这么认为,但究竟是否如此,仍有讨论的余地。除非把柏林起义也算在内,一月间遍及全德国的暴动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暴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由革命派活动家发动的行动体现出的性质,跟在柏林发生的一样,这些行动是有限的进攻,不彻底的战斗,它们通常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进行的,与其说它们是预先准备的密谋,不如说是愤怒的表态。这些行动中,绝大多数发展成为武装示威游行、和企图占领社民党的或右翼的报社的尝试。这些行动有时是为了支援柏林的革命派而进行的,有时是为了抗议对他们的镇压而进行的。这些行动很快就失败了,一般是由于当地社民党机关的行动、以及普通警察或资产阶级民兵的干涉而被破坏的。

    一月九日,在德累斯顿,革命派在一家社民党报社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警察驱散了。一月十日,又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规模很大,警察向示威者开火,杀害了十三名示威者。两天以后,德共(斯)的一切活动都被取缔了[9]。一月十日,在斯图加特发生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示威者占领了《新日报》(Neue Tageblatt)报社,并印刷了革命传单;然后,被士兵苏维埃选出、并由社民党任命为警察首长的哈恩(Hahn)中尉就逮捕了符腾堡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埃德温·亨勒、弗里茨·吕克、维利·明岑贝格和阿尔伯特·施莱纳,罪名是“从事阴谋活动”[10]。

    在莱比锡,共产党人领导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并在被他们占领的报社里印刷了传单。独立社民党人在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占绝大多数,这个苏维埃谴责了共产党人的行动,并迫使他们离开了报社[11]。在杜伊斯堡,当地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是共产党人罗格[12],他批准了占领一家社民党报纸的行动,为此,他遭到了苏维埃的批评,并被免去了主席职务[13]。

    在其他地方,这种较量以平局告终,至少暂时如此。一月九日,革命派在汉堡举行了一次示威,这次示威以洗劫《汉堡回声报》而告终。第二天社民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示威;警察逮捕了当地苏维埃主席劳芬贝格,工人民兵不得不进行干预,使他获释。一月十一日,两场示威的参加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市政厅门前,社民党示威者与“红色”民兵发生了激战。劳芬贝格不得不许诺,将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苏维埃的重选[14]。在哈勒,形势变化很快,一会是这方接近了胜利,一会又是另一方逼近了胜利。军队重新控制了兵营,工人士兵苏维埃安排由梅塞贝格为首的红水兵组成的民兵来保护自己。双方每天都在交火。一月十二日,士兵企图摧毁“红色司令部”,但被击退了。一月十六日,他们逮捕了梅塞贝格,但在指挥赤卫队的费尔赫兰特的机枪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在第二天释放了梅塞贝格[15]。

    除了杜塞尔多夫和不莱梅这两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都无法夺取政权。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民兵(这支民兵被人叫做“保安团”)在一月九日至十日抢先下手,占领了战略要地,逮捕了反革命头目。苏维埃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执委会,由独立社民党人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任主席,共产党人塞德尔(Seidel)负责管理警察。在不莱梅,工人苏维埃于一月六日重新举行了选举。独立社民党获得了八千五百二十票和五十八个席位,社民党获得了一万四千六百八十票和一百一十三个席位,共产党获得了七千一百九十票和五十七个席位。因此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占有微弱多数,社民党拒绝上任。在各方领袖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后,独立社民党人弗拉森基耶维奇在一次街头示威结束的时候,宣告苏维埃共和国在不莱梅地区成立了。选出了一个由九名人民全权代表组成的执委会,其中四人是共产党人。十四日,工人民兵进行了干预,镇压了一次由士兵苏维埃支持的暴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允许在十九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在面临着武装干预的威胁时,它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共产党人布莱特麦尔(Breitmeyer)接管了警察队伍,同时苏维埃派出了雅纳克和卡尔·贝克(这两人都是共产党人),让他们分别去向莱比锡和汉堡的革命当局求助[16]。鲁尔矿工威胁说,如果自由军团进攻不莱梅,他们就要举行罢工,诺斯克知道这一点,但决定冒险一试。自由军团的格尔斯滕贝格(Gerstenberg)师在四十八小时内攻占了不莱梅,杀死了一百人。二月四日晚上,诺斯克的命令开始在不莱梅实行[17]。

<h3>鲁尔矿工的罢工</h3>

    在几天时间里,不莱梅和鲁尔确实有机会联合斗争。从十一月开始,鲁尔地区的骚动不断升温;罢工和冲突与日俱增。十二月底,革命力量——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在几个城市里赢得了大多数,这些城市包括汉伯恩、米尔海姆和奥伯豪森(Oberhausen)[18]。大多数地方都组织了工人民兵,一月九日,自由军团同工人民兵在哈根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由里希奇拉格[19]指挥的自由军团被迫撤退[20]。

    工人的鼓动的核心问题,是工业的社会化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将尽快进行工业的社会化,首先要从煤矿开始。一月十一日,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一致决定:占领雇主组织的房产,并设立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就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决定要实行社会化,他们关注的是采取具体措施来执行社会化[21]。整个鲁尔地区的社民党人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其中有些人之所以参加,是因为他们支持社会化这个旧要求,其他人之所以参加,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假如在鼓动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同工人发生冲突,国民议会的选举就有可能无法举行。一月十三日,在埃森举行了一次地区性的工人士兵苏维埃会议,这次会议对埃森苏维埃的行动表示认可,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来准备对矿山进行社会化[22]。这个委员会就是“九人委员会”,其中有三个社民党人、三个独立社民党人、三个共产党人[23]。这三个政党的代表联合向代表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复工,因为要把矿山从老板手中夺过来[24]。九人委员会接受了由共产党人哈默(Hammer)提出的提案,同意在每个矿山进行工人代表的选举,这选举是为了在整个煤田建立由各级代表会组成的金字塔式架构而进行的[25]。

    艾伯特政府宣称自己同意矿工的要求,并将高级公务员洛里希(Röhrig)、工业巨头沃格勒和工会领袖胡埃任命为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的国家专员[26]。无论是胡埃还是林贝茨[27](他是当地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们最关心的是让这个关键部门的工人的骚动平静下来,对此他们毫不隐瞒[28],一月十九日,整个鲁尔地区都正常地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一月十九日,立宪会议发布了一项临时性法令,任命诺斯克为国防部长,负责组建军队及指挥国防军(Reichswehr)。“汉堡七条”被废除了,苏维埃被架空了,军官的权威恢复了[29]。与此同时,他在为反攻和摧毁苏维埃做准备[30]。威廉港苏维埃被一个叫约恩(Jörn)的青年教师领导着,他是一个来自不莱梅的共产党人,一月二十七日晚上,这个苏维埃被由海军少校艾尔哈特[31]指挥的海军旅打垮了[32]。格尔斯滕贝格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自由军团)向不莱梅进发[33]。沿海地带的情绪非常高涨,在每个苏维埃里,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都参加了抗议。汉堡的社民党日报《汉堡回声报》反对起了自己的执委会,指出了当前的危险:“普鲁士军国主义正在获得力量,用这力量来扼杀整个革命[34]。”

    汉堡苏维埃执委会进行了表决,以较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进行包括武装工人在内的军事动员,以“用一切军事手段来支援不莱梅”[35]。格尔斯滕贝格师于二月三日抵达不莱梅,于五日解除完了民兵的武装。不莱梅港(Bremershaven)随后于九日沦陷[36]。在汉堡,社民党放弃了抵抗。但在整个鲁尔重新行动起来之前,不莱梅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被打垮了。

    二月六日,鲁尔地区苏维埃会议任命卡尔斯基(他是被德共[斯]中央派去鲁尔的)为“九人委员会”顾问。七日,有谣言说煤矿大亨们已经同诺斯克达成了协议,并出了一大笔钱来让冯·瓦特尔[37]将军的部队“夺回”矿区,驻扎在明斯特(Münster)附近的第七军士兵苏维埃被这个谣言惊动了。这个苏维埃决定不理睬一月十九日的法令,宣布自己为该地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诺斯克的命令,冯·瓦特尔把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派往明斯特。士兵苏维埃委员被逮捕了,一个新的苏维埃被“选出”了。随后自由军团向赫尔菲斯特—多滕(Hervest-Dorten)进军(那里的一个头面人物刚刚被暗杀,在经过短暂的战斗后,于十五日占领了那里,在战斗中有十五名保卫者牺牲。当地工人苏维埃主席、共产党人菲斯特(Fest)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谋杀罪,然后被逮捕了他的士兵杀害了。其间,埃森的一个新的地区会议于二月十四日发出威胁,声称如果冯·瓦特尔将军的部队不从矿区撤出的话,就发动总罢工。菲斯特的遇害与里希奇拉格的行为使矛盾最终激化。最激进的一些苏维埃赶紧派出代表在米尔海姆开会,号召于二月十六日举行总罢工[38]。

    在二月十九日的埃森会议上,由林贝茨率领的社民党人进行了反攻。在进行讨论之前,他们要求批判米尔海姆会议,这个要求被驳回之后,他们退出了会场。剩下的一百七十名代表(其中有二十八个名社民党人)投票赞成举行总罢工,直到军队撤出为止。就在同一天,在艾尔贝菲尔德(Elberfeld)有十九人被杀,在埃森有两人被杀。二月二十日,鲁尔地区爆发了激战,在盖尔森基兴、波鸿和波特洛普(Bottrop)有七十二人死亡。社民党在最后一分钟的退却,以及军队的干预,使镇压获得了奇袭之效。在二月二十日,有十八万三千人参加了罢工,但在二十二日只有十四万二千人参加罢工[39]。

    冯·瓦特尔将军认为,只要解除民兵的武装,并回去上工,他就满足了,当地苏维埃领导人,特别是独立社民党人巴德[40]认为接受冯·瓦特尔将军的建议会更明智。双方在明斯特进行谈判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被中止了,开始实行停火。四十八小时后,冯·瓦特尔将军宣布:工人破坏了协议,所以让里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继续进攻[41]。鲁尔工人的斗志暂时被打垮了。

    而在其他地方,浪潮继续在高涨。二月二十一日,巴伐利亚苏维埃的领袖、独立社民党人库尔特·艾斯纳被一个青年军官暗杀了[42]。当由独立社民党人赫尔曼·雷梅勒[43]和共产党人施托尔岑堡(Stolzenburg)领导的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44]。在莱比锡,左派独立社民党在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库尔特·盖尔接替塞格尔[45]出任主席[46]。最后,二月二十四日,德国中部爆发了总罢工。

<h3>德国中部的总罢工</h3>

    自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起,德国中部的独立社民党人,比如科嫩、伯恩哈德·迪维尔[47]、与里哈尔德·穆勒共事的柏林独立社民党人、与奥托·布拉斯共事的鲁尔独立社民党人,就一直在试图协调各自的行动[48]。事实上,由于缺少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他们没有成功,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运动的计划始终没能实现。

    尽管如此,德国中部的运动仍以其组织方面的成就,以及其领袖——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威廉·科嫩和伯恩哈德·迪维尔敏锐的决断,而引人瞩目。他们成功赢得了矿工的核心的支持,赢得了这一地区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人组织中的大多数的支持,包括铁路、化工的工人组织在内,其中包括洛伊纳(Leuna)的这些行业的工人组织,威廉·科嫩的弟弟伯恩哈德·科嫩[49]就是那里的工人苏维埃主席。一九一九年一月,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个临时性的地区性工人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于一月十七日决定接管哈勒地区的矿业活动[50]。二十七日,所有的矿山都举行了苏维埃的选举。二十九日该地区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会议,威廉·科嫩在会上就社会化问题做了报告[51]。就这样,鲁尔的工人与德国中部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准备就绪。

    发动总罢工这一行动的信号,本来应该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出,这次大会原先预定于二月召开,也只有这次大会才拥有发动这一全国范围的运动所需的权威[52]。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这次大会的召开被推迟了,而自由军团和冯·瓦特尔将军在鲁尔的行动,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正当鲁尔罢工要结束、埃森会议的代表正在准备谈判时,来自德国中部的代表们在哈勒碰头,号召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罢工,并呼吁柏林工人跟他们一起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是由所有大企业和许多小企业的劳动者选出的。其中一半是独立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社民党多数派各占四分之一。总罢工的根本目的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和“工厂的民主化”[53]。

    二十四日,罢工席卷了几乎整个哈勒地区,二十五日扩散到了萨克森[54]。在莱比锡,工人举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有三万四千零一十二人赞成罢工,五千三百二十人反对[55]。领导“五人小委员会”的库尔特·盖尔派工人民兵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这些民兵已经做好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罢工的准备[56]。二月二十六日,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势力以“反罢工”进行了答复;公务员、医生和商人相继停止工作[57]。此时,为了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罢工运动的核心,诺斯克命令梅克尔将军恢复哈勒的秩序[58]。在大柏林地区的工人苏维埃的选举中,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赢得了多数,这表明罢工的威胁正在逼近首都[59]。

    三月一日早上,梅克尔派出的三千五百名轻步兵抵达了哈勒。他们立刻陷入了重围,处于被群众瓦解和解除武装的险境之中,便撤回了军营里[60]。第二天,一个军官换上便服,前去刺探消息,他被群众认了出来,遭受了私刑。随后梅克尔下令,对任何胆敢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61]。当天晚上,有人企图绑架威廉·科嫩,他侥幸脱身[62],但卡尔·梅塞贝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士兵逮捕之后就失踪了。三月十九日,他的遗体被发现了;他也是“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毙”的。三月五日,罢工的势头减弱了,七日,罢工结束了[63]。

    就在这个关头,这一运动也在柏林爆发了。二月二十一日,德共(斯)中央在《红旗报》上,呼吁工人在工厂里集会,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举行示威游行,表明自己对自由军团干涉鲁尔的反对[64]。二月二十七日,施潘道的德国有企业的工人号召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工人的团结罢工,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其中包括提高工资、设立革命法庭来审判军方首脑、立即举行各工厂苏维埃的选举等要求[65]。

    二月二十八日,柏林工人苏维埃大会召开了。在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里有通用电气公司亨宁斯多夫[Heningsdorf]工厂的工人代表,他们都是三个工人政党的党员)的压力下[66],大会开始讨论起举行声援德国中部及北部的罢工工人的团结罢工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在社民党的压力下,讨论很快停止了[67]。在大会结束前,它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独立社民党赢得了三百零五票、社民党多数派赢得了二百七十一票、德共(斯)赢得了九十九票、民主党赢得了九十五票。在新执委会里,有七个独立社民党人、七个社民党多数派、两个共产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68]。新执委会里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党占有多数,他们面临着总罢工的问题。显然,如果社民党不支持他们,他们是无法成功的。但社民党正在竭力阻止柏林工人行动起来,他们正通过自己的提案和警告来阻止柏林工人这么做。三月一日,国民议会中的社民党党团提出了一个要求进行社会化的决议,为此政府于三月三日公布了一个计划。三月二日,柏林工人苏维埃中的社民党多数派代表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魏玛去,他们在三月三日的《前进报》上发出了针对总罢工的警告[69]。

    同一天的《红旗报》上登出了一份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是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德共(斯)党团、各大工厂中的共产党代表和德共(斯)大柏林地区组织领导层[70],呼吁书中写道:“时机又回来了。死者要重生了!”呼吁书回顾了过去的几个月,并强调指出:“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越过社民党‘多数派’的坟墓,革命就连一步都无法前进[71]。”

    出于这一看法,德共(斯)呼吁柏林工人在以下口号的基础上发动总罢工:重新选举所有工厂的苏维埃、解除反革命匪帮的武装、恢复集会的权利、组织赤卫队、把军队从所有被占领的工业区中撤出、释放政治犯、逮捕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对军方首脑起诉并定罪、以“叛变革命”和“一月凶手的同谋”的罪名起诉社民党“多数派”的领袖并定罪、立即实现和平、并同苏维埃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共产党领袖们催促劳动人民举行集会、组织罢工,并在工厂中促成必要的讨论:“不要冒失地卷入枪战!诺斯克正等着挑起流血冲突的机会[72]!”

    就在同一天(三月三日),首都几家大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群众集会,在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克诺尔制动系统公司举行的集会尤甚,这些集会通过的决议精神与德共(斯)呼吁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来自西门子、施瓦茨科夫和其他地方的代表团以柏林苏维埃的名义开了会,决定一起提出号召发动总罢工的要求。他们在会上施加的压力具有决定意义,支持总罢工的决议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投了赞成票的代表当中包括几乎所有的社民党代表[73]。这个决议要求承认苏维埃、实行“汉堡七条”、释放以累德堡为首的政治犯、解除戒严、逮捕所有涉嫌政治谋杀的嫌疑人、组织工人卫队、解散所有自由军团、与苏维埃政府恢复政治与经济关系[74]。执委会决定,除了由它自己负责出版的信息机关报之外,所有的报纸也都要罢工[75]。

    但就在第二天,共产党把自己的代表从这个承担着罢工领导机关职能的委员会里撤走了。里哈尔德·穆勒不顾共产党的抗议,他以民主的名义,坚持要让(投票赞成罢工的)社民党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三月四日,赫尔福特[76]在代表共产党党团发言时宣布:

<blockquote>总罢工是针对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及其政策的。让支持这些政策的代表参加罢工领导机关,就是叛卖罢工、叛卖革命。今天,这种出卖造成的后果已经大白于天下。几乎所有的反革命报纸(包括《前进报》在内)都出版了,而革命派的报纸却没有出版。德国共产党拒绝以任何形式来为这种叛卖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它从执委会中撤出了自己的党员[77]。</blockquote>

    三月三日,也就是宣告罢工的那一天,普鲁士政府宣布,“为了保护大柏林的劳动人民免遭少数人的恐怖主义行径之害、以及为了避免饥荒”[78],要进行戒严。诺斯克被授予了全部民事与军事权力。他下令禁止举行一切的露天集会、示威游行,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的刊物,还警告说任何违令者将遭到武力镇压,并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79]。三月三日至四日夜里,在柏林的几处地方,警察与工人发生了冲突[80]。几家商店遭到洗劫,革命派谴责这是奸细所为[81]。三月四日早上,诺斯克找到了借口,命令自由军团向柏林进发[82]。

    那天下午,大批群众早早就来到了警察总局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当在施潘道发生冲突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怒火高涨起来:自由军团解除了守卫机枪仓库的士兵的武装,并发生了交火[83]。冯·吕特维茨命令一队自由军团驱散人群,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粗暴地执行了命令,连坦克都用上了,并向群众射击,对广场进行了清场。“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84]。”在执委会里,里哈尔德·穆勒以罢工工人的名义,同挑拨离间者和趁火打劫者划清界限。共产党出了一份传单,提醒人们注意:有人企图把这场运动引上“武装暴动”的歧路[85]。

    三月五日,情况进一步恶化,自由军团攻击了人民海军师驻守在勒尔特(Lehrt)车站的一支部队。水兵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警察总局去,要求被承认为那栋建筑物的守卫者,以此来作为其诚意的担保。冯·吕特维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代表团回去的路上,鲁道夫·克勒佩尔(Rudolf Klöppel)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这一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多数水兵转而反对自由军团,并拿起武器与之战斗,其中有些人把他们掌握的军火分给了群众[86]。三月六日,冯·吕特维茨的部队使用坦克、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向宫廷马厩和被人民海军师占领的建筑发起了进攻[87]。共产党的一份传单中强调指出:这场武装冲突是水兵与某些共和国保安部队的行为,在一月里它们曾从背后捅了劳动人民一刀:“我们正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战。而他们的领袖则是在同雇主闹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才战斗的。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原因,导致我们与他们分裂……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团结[88]。”

    同一天的工人苏维埃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独立社民党人建议扩大罢工,把罢工扩展到供水、供气和供电部门。社民党代表对此强烈反对。当社民党代表发现自己是少数时,他们就退出了会场,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并发表了传单和海报,呼吁撤销罢工[89]。被社民党控制的柏林工会委员会采取了同样的路线。他们全部谴责独立社民党提出的措施是“冒险主义”,并说这只会打击工人区,让罢工在那里得不到支持。多数派被压服了,里哈尔德·穆勒也辞去了罢工委员会中的职务[90]。冯·吕特维茨的部队迅速进行了回击,他们占领了向资产阶级市区供电的发电厂,并利用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91]来恢复正常工作[92]。对于这次罢工的失败,社民党的临阵脱逃,其作用不亚于诺斯克的强力镇压。三月七日,苏维埃大会宣布,如果以下条件得到满足,就复工:

●不对罢工期间的行为进行惩罚。
●释放在罢工期间被捕的人。
●把军队从被占领的工厂里撤出去。
●把自由军团从柏林撤出去。
●解除戒严并撤销特别军事法庭[93]。

    三月八日早上,战斗正在逐渐结束。水兵和工人已经被赶出了市中心,但有时他们还会从楼顶上进行狙击。罢工委员会接受了失败,在同诺斯克进行的谈判无果而终后,宣布无条件复工[94]。最后一个秩序尚未恢复的市区是利希滕贝格,关于当地卫戍部队的命运的流言四起。三月九日早上,《柏林午间新闻》(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的编辑在柏林从一个军方高官那里得到了一条消息:利希滕贝格警察局遭到突袭,七十人惨遭杀害。编辑起先还犹豫着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但后来接到了(内务部最高级官员之一)多耶专员的电话,在电话里多耶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并要求他们立即发表这条消息,如果需要的话,就出一期特刊。而事实的真相却是五个警察在街头斗殴中死亡[95]。但诺斯克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在柏林街头贴满了告示:“与我们交战的斯巴达克派的野蛮兽行,迫使我们发布以下法令:手持武器反抗政府者,一旦被抓获,将被就地处决[96]。”

    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三月十日),媒体疯狂地攻击“杀人凶手”。《前进报》宣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利希滕贝格惨案唯一可能的回答”[97]。当天的一道命令宣布,凡是在自家住宅里被搜出武器者,一律就地枪决[98]。在反革命的大合唱中,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这是那周唯一的大屠杀,进行屠杀的刽子手,正是那些谴责虚构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的人。诺斯克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承认,有一千二百名平民遇害[99]。革命派认为,真正的遇害者数目应该在三千左右,其中有几百人未经审判就被枪杀了[100]。所谓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确有其事,不幸的是,却是反革命的屠杀——二十九名水兵在领工资时突然被捕,然后被枪杀了[101]。杀害他们的凶手是马洛[102]中尉,他把这些水兵从几百名囚犯中挑出来,“因为他们看上去很聪明”。莱因哈特上校命令他“有必要的话,就杀一百五十人”[103]。诺斯克写道:“如此可悲的事情,只可能在浸透了鲜血的气氛中才会发生[104]。”

    列奥·约吉希斯也加入了这些无名的遇害者的行列。三月十日,他被捕了,然后在“企图逃跑”时被一个派出所的负责人塔姆西克(Tamschik)巡警枪杀[105]。

<h3>最后一批抵抗的中心被摧毁</h3>

    当德国中部开始罢工时,鲁尔已经开始复工了。当德国中部的工人正在返回时工厂和矿山时,柏林的罢工开始了。当首都最后的战斗正在停息时,鲁尔又再次沸腾起来了。

    三月初,在竞选活动之后,退出了九人委员会的社民党人立即开始强烈地反对九人委员会,尤其是反对卡尔斯基。他们指责卡尔斯基,说他是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利益才来领导九人委员会的,说他破坏煤矿,还说他在国有化的原则刚刚获胜时就号召罢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卫队与自由军团正在准备向最顽强的工人中心进攻。在整个三月,矿山和冶金工业中的气氛不断高涨。矿工工会威胁要开除所有参加预期三月三十日在埃森召开的苏维埃会议的人。到会的一百九十五个矿山的四百七十五名代表决定:由于工会组织对一月运动的背叛,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德国矿工工会(只有八人反对这个决定)。他们一致同意于四月一日举行罢工,罢工的要求与柏林三月罢工的相同[106]。

    他们选出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九名中央委员里有五个独立社民党人(包括托伊贝尔)和四个共产党人[107]。总罢工将在整个四月里持续进行,并将以“遭到了血腥镇压”而载入史册,鲁道夫·科佩尔就是这么来描写它的[108]。四月七日晚上,社民党人塞费林被任命为鲁尔地区的国家专员[109]。九日,里希奇拉格在埃森逮捕了九人[110]。在矿工工会举行的一切集会当中,都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派,“社民党多数派”的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在四月一日,参加罢工的有十五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到了四月十五日,就增加到了三十万七千二百零五人。四月十五日,当新组成的地下罢工领导机关正在开会时,自由军团持枪闯入会场,枪杀了企图逃跑的代表,并逮捕了剩下的代表。

    在杜塞尔多夫有四十五人被杀,哈根、雷姆沙伊德、多特蒙德和波鸿的饥民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遭到了讨伐。受此影响,人们的抵抗开始减弱。四月二十日,罢工的人数只有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人,罢工运动慢慢地死去了[111]。五月初、胡根贝格、沃格勒、克虏伯与蒂森等重新恢复了对鲁尔的统治。

    在全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很快恢复了。四月六日,社民党政府在马格德堡逮捕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阿尔文·布兰德斯[112]及其两名同志。在曾在十一月革命期间领导过基尔水兵起义的阿泰尔特领导下,“保安团”(一支工人民兵)进行了回击,他们抓走了兰兹贝格部长和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将军,将他们扣为人质[113]。梅克尔将军的部队向该城进发,并于四月十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驱散了工人的示威游行,杀死了七人[114],救出了人质,解除了民兵的武装,并逮捕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115]。但在四月十二日,他们在当地留下了三个营,向布伦瑞克进发——布伦瑞克的苏维埃在独立社民党人塞普·奥尔特[116]的影响下,能召集起可靠的民兵,并刚刚开始了一场铁路工人罢工[117]。自由军团的步兵得到了艾尔哈特的海军旅的支援,他们于四月十七日发动了进攻,而布伦瑞克未经抵抗就沦陷了。主要的革命领袖都被逮捕了,但在一月起义后来到布伦瑞克避难的艾希霍恩和多伦巴赫则再次从自由军团手中逃走了[118]。

    萨克森的工人群众很快也发生了转变。四月十二日,伤残老兵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演变成了战斗。此前曾担任过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的诺伊林,现在是萨克森邦政府的军事部长,他拒绝与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代表团谈判。随后他遭到了私刑,被丢进了易北(Elbe)河[119]。诺斯克宣布戒严[120]。梅克尔将军把法乌佩尔中校和一千五百名士兵从马格德堡派到德累斯顿去,但法乌佩尔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便只包围了德累斯顿[121]。法乌佩尔的到来,促使莱比锡的领袖们加快了行动。在由库尔特·盖尔及其同志、工会活动家阿图尔·利贝拉什领导的“五人委员会”的有力领导下,他们做好了抵抗的准备,针对第一次进攻,他们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22]。据说有六万名武装民兵来保卫莱比锡,而且莱比锡的形势非常平静[123]。《红旗报》与德共(斯)中央也在莱比锡避难。五月十日晚上,“五人委员会”认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就解除了宵禁。第二天晚上,梅克尔的步兵突然攻入,占领了该城,当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后,自由军团残酷地摧毁了罢工。自由军团于五月十九日占领了爱森纳赫(Eisenach),并抓住了多伦巴赫,后来多伦巴赫也和约吉希斯一样在摩阿比特监狱遇害,就连杀害他们的凶手都是同一个狱卒[124]。随后他们占领了爱尔福特,领导那里的是由独立社民党人佩佐尔德(Petzold)领导的工人苏维埃[125]。

    但此时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巴伐利亚。库尔特·艾斯纳的遇害,开启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在他之后领导巴伐利亚政府的是社民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126]。四月七日,一个政党联盟宣布在慕尼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古怪的联盟里有独立社民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多数派社民党人施奈本霍斯特[127],他是霍夫曼政府的一位部长。至今还没有人能对这一奇怪的行动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肯定地排除这是一次挑衅的可能。此前已在欧根·列维涅的有力领导下重整旗鼓的慕尼黑共产党人[128]谴责它是“假面舞会”,是“冒牌的苏维埃共和国”,其前景只能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斗争,它将会给自由军团提供干涉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当反革命企图在四月十三日发动暴乱时,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承担起保卫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责任[129],当时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首府的工厂苏维埃里赢得了可靠的多数,但这一事实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前景的看法。由列维涅领导的一个执委会去着手组织无望的防御[130]。由诗人恩斯特·托勒尔[131]率领的巴伐利亚“红军”的一次胜利,导致了霍夫曼政府召唤自由军团进行干涉[132]。慕尼黑的革命派直到最后一刻仍因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他们曾企图通过暴动来结束彼此的分歧[133]。革命派同冯·奥芬[134]将军的部队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冯·奥芬的部队里显然也有艾尔哈特海军旅的人。自由军团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清除了最后一批抵抗的据点[135]。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136]下令处决十个保皇派阴谋家,并将几百个当地头面人物扣为人质,反革命便添油加醋,大肆造谣,说什么这些巴黎公社的传人[137]对人质进行了大屠杀,这些谣言在慕尼黑起到了“利希滕贝格大屠杀”在柏林所起到的作用。几百名巴伐利亚革命者未经审判就被杀害了,其中就有艾格尔霍菲尔和甘多尔菲尔[138]。兰道尔被活活打死。托勒尔与无政府主义诗人米萨姆[139]被判了重刑。列维涅被打成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枪杀[140]。在法庭上,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死刑?我们共产党人全都判了死刑,只不过死期不同而已[141]!”

    后来,大众传媒和右翼在宣传中都把慕尼黑革命写成了洪水猛兽,把这段时期写成群魔乱舞、暴徒四起的时期。慕尼黑,反动的大本营,成了纳粹主义的摇篮。

    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似乎标志着开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德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战后革命浪潮正在退去,这股浪潮没能冲出战败国的国界。在这段时期当中,人们曾幻想工人阶级能轻易夺取政权,现在这种幻想也随之而散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贝拉·库恩[142]和平地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一时间,欧洲革命似乎正在快速发展。奥地利各地都成立了工人苏维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页拒绝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企图以国民议会代替苏维埃[143]。共产党似乎正在大步前进,它在三月只有一万名党员,到了五月就已经有了五万名党员[144]。在斯洛伐克也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145]。然而正如伊冯·布尔戴(Yvon Bourdet)所写的那样:“……奥地利社民党人拒绝夺取政权,这就打断了社会革命的链条。假如他们当时能换一种做法的话,这三个工人共和国就有可能相互支援,毫无疑问,这会掀起一股无法阻挡的革命精神,这股精神将传遍整个欧洲[146]。”

    无论是奥地利共产党人还是匈牙利共产党人,都没能够理解这一事实。库恩·贝拉(俄国共产党人后来批评了他同匈牙利社民党人联合的做法)企图在奥地利强力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他派恩斯特·贝特尔海姆(Ernst Bettelheim)带着大笔金钱抵达维也纳,宣称贝特尔海姆是代表共产国际行动的。贝特尔海姆是一个满腔热情的新手,就像德国的极左派那种类型。五月二十六日,他说服了扩大了的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夺取政权的工作。由他主导的“革命士兵委员会”准备与六月十五日发动起义,之所以定在那一天,是因为根据停战协定,那天要大幅削减工人民兵[147]。然而奥地利社民党领袖察觉了他们的计划,便于六月十三日着手采取预防措施。时任外交部长的奥托·鲍威尔[148]说服协约国取消了关于部分解除民兵武装的条款,这项条款可能会使武装民兵因害怕失业而起义[149]。根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50]的提议,维也纳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在其中是少数派,仅有约十分之一的席位)谴责了原定的起义。同一天晚上,奥地利共产党的三人小组推翻了贝特尔海姆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起义计划[151]。库恩徒劳地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一切都已准备完毕”,问题在于“不是生就是死”[152]。奥地利共产党领袖决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取代原定的起义。但在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夜里,全奥地利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这使示威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动,十五日那天有二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153]。

    维也纳的失败毁灭了“布达佩斯公社”。库恩政府又遭到了无法克服的经济困难。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反对,以及得到了外国支援的反革命,这两点把它逼上了绝路。它面临着协约国军队的巨大压力(在匈牙利红军总司令部里有协约国的间谍)。八月一日,库恩政府向布达佩斯苏维埃辞职,它垮台了。几天后,罗马尼亚军队侵入了匈牙利首都,霍尔蒂[154]将军的政府成立了。白色恐怖开始了[155]。

    中欧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恢复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与俄国等国的革命未能在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尽管如此,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革命派仍在继续组织自己的队伍,执行着一战期间就已开始的任务。许多革命派认为,没有早点这么做,正是他们遭到如此血腥的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他最终于1919年1月29日逝世(《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9页)。

[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32页)特别指出,他死于1919年4月6日,是在做了盲肠手术后死的。

[3]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散见于全书各处。

[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5]对他的审判于1919年6月4日举行,他是6月6日就义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

[6]《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97页。

[7]艾贝哈特·柯尔布(1933年8月8日——),德国历史学家,1960年于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有多部研究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德国史的著作。——中译者注

[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9]同上,第315—316页。

[1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6页;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1]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11页。

[12]乌尔里希·罗格(Ulrich Rogg,1888—1938?),面包师,一战前加入社民党,后参加斯巴达克派,成为鲁尔地区的斯巴达克派组织者。1919年在杜伊斯堡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成为哈勒地区的德共干部。1925年去了俄国,返回德国时被捕并被判刑,后来退出政治活动。

[1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15页。

[1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59页;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54页。

[15]《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370—371页。

[16]同上,第184页、第198—199页、第202页、第484页。

[17]《前进报》,1919年2月5日。

原文为1月5日,经查证改为2月5日。——中译者注

[1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4—315页。

[19]奥托·里希奇拉格(Otto Lichtschlag,1885年7月17日——1961年3月17日),德国军官,一战结束时为上尉,1918年12月在鲁尔地区指挥一支自由军团,1919年镇压了鲁尔矿工罢工。二战期间曾任第82军作战参谋、第34军参谋长。——中译者注

[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5页。

[21]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213页。

[22]汉斯·施佩特曼(Hans Spethmann),《1923年至1925年的鲁尔斗争》(Der Ruhrkampf 1923 bis 1925),柏林,1933年,第149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

[2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3页;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13页;“九人委员会”发表的争取社会化的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6—58页。

[2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59页。

[2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7页。

[26]同上,第318页。

[27]海因里希·威廉·林贝茨(Heinrich Wilhelm Limbertz,1874年9月10日——1932年4月3日),曾当过矿工,后来加入社民党,担任过矿工工会报纸的编辑。卡普暴乱期间曾担任过埃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普鲁士议会议员、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28]参见他们的演讲的节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8页。

[29]该法令收录于里特尔与米勒,《德国革命1918—1919》,第188—190页。

[30]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8—79页。

[31]赫尔曼·艾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年11月29日——1971年9月27日),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指挥第二海军旅(2. Marine-Brigade),1919年先后镇压了德国西北港区的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参加卡普暴乱,失败后逃到国外,后又潜回德国,建立了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长刀之夜”后逃到奥地利,后返回纳粹德国。——中译者注

[3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41页。

[33]同上,第342页。

[34]《汉堡回声报》,1919年1月31日,转引自康福特,《革命中的汉堡》,第70页。

[35]同上,第70页。

[36]同上,第345—346页。

[37]奥斯卡·冯·瓦特尔(Oskar von Watter,1861年9月2日——1939年8月23日),德军中将,出身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先后任第10野战炮兵旅旅长、第54步兵师师长、第26预备军军长。1920年4月带领自由军团镇压了鲁尔起义。——中译者注

[3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0—322页。

[39]同上,第322—324页。

[40]弗里茨·巴德(Fritz Baade,1893年1月23日——1974年5月15日),一战期间从军,十一月革命后任埃森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1925年在哥廷根务农,1925年后在多个经济研究机构任职。纳粹上台后于1935年流亡土耳其。1949年至1953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4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6页。

[42]同上。

[43]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 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年至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被选入中央。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间接担任了中央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失败负责。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至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植物,1933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44]《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515—518页、第536页。

[45]格哈特·塞格尔(Gerhart Seger,1896年11月16日——1967年1月21日),出身于莱比锡的一个裁缝家庭,青年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一战期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1年任《自由报》编辑,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0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他因反对过《授权法》被关入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1934年逃到布拉格,同年10月流亡美国,以当记者和演讲为生。——中译者注

[46]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47]伯恩哈德·迪维尔(Bernhard Düwell,1891年4月29日——?),曾学过经商,1908年至1911年在柏林领导社民党青年组织,1914年至1918年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任蔡茨(Zeitz)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出席了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后因支持列维、反对三月行动而于1921年8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先后回到了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纳粹上台后他的生平不详,有人认为他流亡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Batavia),并死在那里。——中译者注

[48]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125页。

[49]伯恩哈德·科嫩(Bernhard Koenen,1889年2月17日——1964年4月30日),1906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1920年起任哈勒—梅泽堡地区的德共组织领导,1922年至1933年被选为萨克森议会议员。1933年2月12日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转入地下,同年7月流亡苏联。随后在国际红色救援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获释,1943年被选入德共中央。1946年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成立,1953年至1958年任民主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中译者注

[50]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36页。

[51]同上,第136—137页。

[52]同上,第86页,n.2。

[5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3页;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代表会》,第143页。

[5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0页。

[55]同上,第201页。

[56]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299页。

[5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页。

[58]同上,第226—227页。

[5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60]同上,第37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6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8—229页。

[62]《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402—403页。

[6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7页。

[64]《红旗报》,1919年2月2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181—182页。

[65]《红旗报》,1919年3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2页。

[6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04页。

[6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其中补充了一个细节:这次会议于下午3点结束,因为会址要用来开舞会。

[6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在各工厂中举行的选举是按照竞选名单进行的,而不是像十一月时那样按照“协议”和“平分”原则进行。

[6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59页。

[70]《红旗报》,1919年3月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6页。

[7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82—284页。

[72]同上,第285页。诺斯克已经于3月1日至2日夜里回来了(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1页)。

[7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

[7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89页。、

[7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0页。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出版于3月4日,名字是《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新闻通讯》(Mitteilungsblatt des Vollzugsrats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Grossberlins)。

[76]赫尔福特(Herfurt)当时是德共柏林组织里的极左派领袖之一,后来参加了反对派,然后参加了极左的共工党,再后来参加了劳芬贝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后被揭露出是一个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自由报》,1921年3月25日)。

[7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1页。

[78]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3页。

[79]同上,第104页。

[8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5页)甚至说“有32个派出所遭到攻击”。

[8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4页)认为这些抢劫案是“可疑分子”干的,但又说这不太可能是“奸细”所为。《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82]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6页。

[8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3页。

[8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6页。

[85]《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292页。

[8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页。

[8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37——239页。

[8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2页上提到了这份传单;这份传单收录于诺斯克的《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苏联历史学家V·F·切利克(V.F.Chelike)认为,德共(斯)中央与保尔·列维在柏林三月运动中的态度,与慕尼黑的共产党人相似,后者被当成“盲动分子”。但与其他已知的文献相比,他引用的文献(Nachalo Martovskikh boev 1919 v Berline,《德国十一月革命》,第168—169页)缺乏说服力。我们应当记住(见上文第[76]号注释),共产党党团的代表、那个拒绝参加罢工委员会的极左派赫尔福特,其实是为国防军工作的奸细,这个事实似乎没有被那位苏联历史学家注意到。

[8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90]同上。

[91]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 Nothilfe,简称TN或TeNo),是由自由军团技术部门成立的一个专门破坏罢工的组织,于1919年9月30日正式成立,其作用是在罢工期间维持关键设施(煤气厂、水厂、发电厂、铁路、邮局等)的运转,其成员主要是陆军工程技术部门的人员。——中译者注

[92]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1页。

[9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02—303页。

[9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4页。

[95]同上,第365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1页。

[96]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0页)说这是“谣言”的源头,死亡人数被夸大了十倍。

[9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09页)仅仅引用了这句话的后半句。

[9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2页。

[99]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0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47页)估计受伤的平民大概有10000人。

[10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页。

[102]奥托·马洛(Otto Marloh,1893年8月1日——1964年3月20日),德国军官,曾参加一战,一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19年3月10日,他下令枪杀人民海军师的30名水兵(其中1人幸存),后因此受审,但最终无罪获释。1930年参加纳粹党,此后积极为纳粹党效力。二战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但因病未执行。——中译者注

[10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9—371页。在1871年也发生过这样的屠杀,跟这次惊人地相似:大批巴黎公社战士被加利费将军杀害了。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104]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10页。

[10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7页。

[106]同上,第29—31页、第327—329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43—344页。

[10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08]科佩尔,《一场革命的失败》,第243页。

[10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31页。

[110]同上,第332页。

[111]同上,第333页。

[112]阿尔文·布兰德斯(Alwin Brandes,1866年6月12日——1949年11月6日),出身于锁匠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1年至1918年被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马格德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起领导马格德堡地区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后随独立社民党一起回到社民党,并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罗伯特·迪斯曼逝世后成为德国五金工会领袖,纳粹上台后两次被捕。——中译者注

[11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78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3页。

[11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86—287页。

[11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0页。

[116]约瑟夫·“塞普”·奥尔特(Josef “Sepp” Oerter,1870年9月24日——1928年12月4日),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893年因“进行爆破阴谋”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13年重新加入社民党,并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布伦瑞克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独立社民党分裂时参加了右派。1922年被开除出独立社民党。后参加纳粹党,1925年后退出政界。192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中译者注

[11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94—295页。

[11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1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27—129页。

[11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82页;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4—145页。

[120]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45页。

[12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42页。

[122]莱比锡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发表的号召抵抗的呼吁书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3卷,第395—398页。

[123]柯尔布,《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工人苏维埃》,第300页。

[12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68页、第382—383页。

[125]艾伦·米切尔(Allan Mitchell),《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Revolution in Bavaria 1918-1919),普林斯顿,1965年,第305—307页。

[126]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年至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年至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跟前巴伐利亚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接任巴伐利亚总理。——中译者注

[127]恩斯特·施奈本霍斯特(Ernst 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20年至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议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中译者注

[128]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第309页。3月18日,由列维领导的德共(斯)中央写信给列维涅,告诉他要尽量避免给反革命提供军事干预的借口(同上,第308页)。列维涅于3月5日抵达慕尼黑,他整顿了当地党组织,以工厂小组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此前慕尼黑党组织在马克斯·列文的领导下,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维涅来到慕尼黑后,中止了这一合作(同上,第308页)。

马克斯·列文(Max 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6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至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年至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129]同上,第318—320页;汉斯·拜尔(Hans Beyer),《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Vo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zur Räterepublik in München)东柏林,1957年,第93—97页。

[130]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97—102页。

[131]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年12月1日——1939年5月22日),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4年志愿从军,后因伤退伍。1917年担任慕尼黑地区的独立社民党组织领导人。1919年领导巴伐利亚红军,1919年4月6日至12日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写了多部剧本,获释后参加了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5月22日因绝望和财政拮据而在纽约自杀。——中译者注

[132]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命恩斯特·托勒尔为红军指挥员,4月16日,红军在达豪击败了忠于霍夫曼政府的部队后,霍夫曼政府便向自由军团乞求帮助。——中译者注

[133]这里是指通过暴动来解决理论分歧,而不是指用暴力来清除异己。——中译者注

[134]恩斯特·冯·奥芬(Ernst von Oven,1859年2月3日——1945年5月21日),德国陆军中将,曾任第38步兵旅旅长、第21步兵师师长、第21军军长。一战后指挥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3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96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335—337页。

[136]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 Egelhofer,1896年4月13日——1919年5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参加了莱希皮奇的地下活动,被判处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水兵中间进行组织活动,1919年参加了德共(斯),当恩斯特·托勒尔辞去红军指挥员一职后由他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自由军团杀害。——中译者注

[137]在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刻,当巴黎工人正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大屠杀时,巴黎公社委员夏尔—泰奥菲尔·菲雷(Charles-Théophile Ferré)下令处决了包括巴黎大主教若尔日·达尔布瓦(Georges Darboy)在内的6名人质,以示报复,故此处特别提到“巴黎公社的传人”。——中译者注

[138]此处可能有误,因为现有资料显示,卡尔·甘多尔菲尔逝世于1932年。——中译者注

[139]艾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1878年4月6日——1934年7月10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犹太药剂师家庭,一战前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初曾支持战争,但后来又转向反战立场。1918年4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写了许多作品,1923年获大赦出狱。出狱后他写了不少辛辣讽刺纳粹党的作品。国会纵火案发生后被捕,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140]米切尔,《巴伐利亚革命1918—1919》,第330—331页;拜尔,《从十一月革命到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第136—138页。

[141]《行动》(Die Aktion),1919年,第485页。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收录于唐克莱德·多斯特(Tankred Dorst)与赫尔穆特·诺伊鲍尔(Helmut Neubauer),《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证言与注释》(Die Münchner Räterepublik.Zeugnisse und Kommenta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6年,第157—167页。

此句原文直译为:“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被判了缓刑的死人!”——中译者注

[142]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43]伊冯·布尔戴(Yvon Bourdet)为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Démocratie et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6年)所写的序言,第33—35页。

[144]吕西恩·罗拉(Lucien Laurat),《奥地利共产党》(Le Parti communiste autrichien),收录于雅克·弗莱蒙(Jacques Freymond)主编的《共产国际史稿》(Contributions a l'histoire du Comintern),日内瓦,1965年,第77页。

[145]同上。

[146]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2页。

[147]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7页。

[148]奥托·鲍威尔(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49]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

[150]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 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 von 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中译者注

[151]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

[152]奥·鲍威尔,《奥地利革命》(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第140—142页;恩·贝特尔海姆,《斗争》,1919年,第646—649页,转引自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国际的历史》(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第2卷,汉诺威,1963年,第162页。

[153]罗拉,《奥地利共产党》,第78—81页;布尔戴,《民主派与工人苏维埃》,第35页。这种被叫做“贝特尔海姆式的做法”,早在1920年10月就遭到了阿诺尔德·施特鲁塔恩(Arnold Struthahn)——即卡尔·拉狄克——的猛烈批评,拉狄克批评这种做法是“盲动主义”,是“半布朗基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见《从暴动企图中学到的教训》(Die Lehren eines Putschversuches),《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9期,1920年10月。

[154]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55]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30—133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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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四章 德国局势的稳定与世界革命</h2>

    正当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步枪与火焰喷射器的火光中结束时,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党就开始着手准备成立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存在为共产国际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1],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可是,传送文件、调动人员都需要时间,当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时,德国党的真正创建者已经遇害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律师爱德华·弗赫斯[2]前往莫斯科,把卢森堡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列宁[3]。几天后,列宁采取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正是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第一步[4]。但这条路并不是笔直的。卢森堡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即成立新国际是历史的必需,但她又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艾贝莱因的报告中说,就在德共(斯)成立大会召开前两天,她还表示她反对任何立即宣告成立新国际的做法:

<blockquote>得在西欧有了几个革命党的存在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的、有能力行动的国际才有可能存在……在只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的时候,成立国际只会削弱革命国际的理念[5]。</blockquote>

    卢森堡遇害后,这个观点得到了约吉希斯的维护,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布尔什维克党向德共(斯)发出邀请,请他们来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德共(斯)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答复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卢森堡的这个观点占了上风[6]。德共(斯)要求自己的代表们[7]投票反对成立新国际,(如果我们相信恩斯特·麦尔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的话[8])并指示他们:假如不顾德国党的反对,宣布成立新国际的话,就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最后,由于通讯困难,以及刚刚诞生的德共(斯)领导层肩负重任无暇分身,只有埃贝莱因一个人去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以马克斯·阿尔伯特[Max Albert]的化名)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并反对成立新国际——他的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9]。他告诉我们说:“俄国同志,特别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可夫斯基,竭力劝说我,希望能让我相信必须立即采取这一行动。最后列宁决定:如果德国党坚持反对成立新国际,那就推迟成立[10]。”

    显然,这个问题上的转机来自其他方面。奥地利共产党人施泰因哈特[11]在会议开始后才抵达莫斯科,他就中欧的革命起义做了一番热情的演说;拉可夫斯基充满激情的呼吁;也许还要加上约吉希斯遇害的消息;特别是会上的乐观情绪产生的压力,这些因素最终影响了埃贝莱因,使他说服了自己,没有投下那张关键的反对票[12]。共产国际成立了,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由季诺维也夫出任共产国际主席,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两件事蕴含的意义。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都这么认为:

<blockquote>今天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明天——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中心将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柏林、巴黎或伦敦。俄国工人怀着喜悦之情,在克里姆林宫墙里欢迎世界各国工人的代表,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欧某国的首都召开时,他们将以更大的喜悦之情欢送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在柏林或巴黎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甚至可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13]。</blockquote>

    布尔什维克党跟世界上大多数革命派一样,认为德国革命并没有在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被葬送掉,它将以全部的力量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等多久。

<h3>拉狄克对形势的认识</h3>

    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对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有直接体验,他亲身见证了这一阶段的一部分。当对他的监管放松后,三月十一日,他在牢房里给作家阿尔冯斯·帕凯特[14]写了一封信(当时帕凯特正准备动身前往苏俄)。信中他说自己反对一月起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夺取政权。”[15]——然后他着重指出,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群众本能地指引自己走上了组织工人苏维埃、走上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的道路。在没有进行强大的号召成立苏维埃的宣传活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最最值得注意的。拉狄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群众自己,而应该归咎于这种没有组织的情况——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群众不得不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战斗:“在德国,缺少一个大型的革命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领导机关,而不是一个像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有传统的政党[16]。”

    与俄国革命作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德国革命发展出的一系列特殊问题:

<blockquote>(在俄国革命中)我们不曾经历过像(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或今天这样的战斗,牺牲了那么多的鲜血和财富。那时我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我们掌握着群众。那时我们在群众当中有威信。我们掌握着群众。但德国共产党人没有掌握群众,正在进行的枪战和暴动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有群众组织,有工会,它们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或是从革命当中诞生的。德国的工会——它们是德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德国工人阶级组织天才的集中体现——它们诞生于一个政治上停滞、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这种组织的力量不是形成于革命的过程当中,而革命在它能给自己提供新的组织之前,胡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更糟糕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继承下来的组织却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并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所以革命才会具有这种野蛮的、无法控制的性质。另外还有一点:当时我们是沿着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道路走向政权的,军队站在我们一边。那时候(俄国)资产阶级不能像现在的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雇佣兵来打击我们。最后,德国资产阶级要比俄国资产阶级强大得多[17]。</blockquote>

    拉狄克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德国革命没有胜利的机会,而是说还要经过更加漫长、艰苦的斗争:“德国的内战,将比俄国内战更加激烈、破坏更大。你们这么熟悉我,应该能知道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多么悲伤[18]。”

    希望在于世界革命的前途,它将从各战胜国中不可避免地掀起的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力量:

<blockquote>谁也不知道协约国各国的事态发展会有多快。在这段时间里,德俄两国工人阶级将会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但却不是肩并肩地同协约国战斗(我在十月里曾以为会那样),因为协约国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战争了,而革命也不需要一次战争……强有力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一出现,各种无组织的力量的问题,将因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传统而得到解决。这个传统在当前却导致了如此迥异的后果……看着无数的鲜血正在毫无意义地、没完没了地流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这一前途才能使我摆脱这种压抑的心境[19]。</blockquote>

<h3>魏玛共和国</h3>

    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当诺斯克的自由军团四处出击的时候,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的成立,是十一月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百上千万德国工人——包括那些相信艾伯特和诺斯克会带来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工人——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十一月革命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在十九世纪里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革命。魏玛宪法并没有局限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根据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洛伊斯的说法,魏玛宪法“使国家神圣化,加强、巩固了国家”[20]。魏玛宪法规定德国是由多个邦(Länder)组成的单一制国家(邦的数量比第二帝国时期少),部分权力下放给邦政府,各邦的统治者自己管理本邦内部事务。中央政府负责国内外政策、财政、通讯、铁路和河运等方面的事务。

    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同样可以从政治生活的组织中看出来。魏玛宪法明确保障以下基本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与电话的隐私权、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少数派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以及普选权。

    立法权力由两个机关共同执掌。国家参议院(Reichsrat)由各邦政府提名的代表组成,而各邦政府又是由通过普选产生的各邦议会产生的。国家参议院的权力仅限于暂时性的否决[21]。国家经济委员会(Reichswirtschaftsrat)负责研究法律草案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它也可以提出法律草案;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的工会,以及雇主组织的代表平等地参加这个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看作是新的民主制度的社会性的证明。在立法过程中,国会(Reichstag)是最重要的机关。国会每四年选举一次,由普选产生,普选是按照一种重新分配的比利代表制来进行的,年满二十周岁的男女公民都可以参加普选。部长和总理对国会负责。

    总统的权力很大,他跟国会一样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由全体德国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理由总统任命,然后总统再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各部部长。他能颁布法律,在颁布法律之前,如果他要求、或十分之一的选民要求的话,可以要求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是外交使团、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的首脑。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了总统实行全面独裁的权力,并使他具有跟德国皇帝相差无几的地位。根据法律,总统可以宣布戒严、设立特别法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国家,和解散国会。总统制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先锋——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的最终守护者)而设立的。归根结底,魏玛宪法中一切关于民主权利的条纹,都要服从于第四十八条,这一条给了这个政权以足够力量,让它来破坏任何革命的尝试、甚至是在魏玛宪法框架内的任何令人担忧的民主进展。因此,诺斯克的自由军团的行动、对柏林三月罢工的镇压,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的独裁的建立,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而这部宪法却被它的维护者吹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

<h3>联合政府</h3>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社民党多数派发挥的作用,表明他们将成为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宣称自己将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其实,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的选举当中,社民党赢得了三千万张选票中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张,仅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席位。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局势当中,他们的右翼伙伴肯定不会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决定继续“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要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议会联盟。此外,资产阶级政党也抛出了橄榄枝,因为艾伯特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中,赢得了三百二十八张票中的二百七十七张,当选为总统。继他之后出任总理的先是谢德曼,然后是他们的党内同志古斯塔夫·鲍威尔[22]。在政府里,社民党的部长们处于少数,但在这几任总理任内,诺斯克一直掌握着关键的国防部长一职。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都参加了。在极右翼,有德国民族人民党,它的领袖是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菲利希和克虏伯集团的管理人胡根贝格,它能调动大笔金钱,使唤强大的新闻媒体。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方面,德国人民党表现得跟它一样,但人民党又做出渴望同协约国发展良好商业关系的姿态。人民党的首脑是另外一批工业巨头,比如胡戈·施蒂内斯,他的康拜因已经把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银行家里塞尔[23],他是汉莎同盟主席;银行家库诺[24],他在巴林[25]自杀之后接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一职;最重要的是施特莱斯曼,他曾担任过萨克森工业家协会秘书长。他们也能在情报和宣传工作上调动大量资源。

    在议会中,支持谢德曼与鲍威尔政府的多数派,首先是德国民主党,这个党得到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尽管它的领袖不是梅尔希奥尔[26]和多恩贝格(Dornberg)那样的银行家和商人,就是电气工业两大强权的代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27]。其次是已经改名为基督教人民党的中央党,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党,它开始鼓吹阶级合作,为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共同体”摇旗呐喊,它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天主教工会内扮演的角色来这么做的。它在科隆出版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与《人民新闻》(Völkische Zeitung),这两种报纸的读者遍布各个社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它的领袖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约瑟夫·维特[28]和费伦巴赫[29]都是中产阶级出身。

    这个新联盟面对着许多严重困难。由于战时的封锁,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一战期间,德国的经济体系已经绷紧到了极致,结果绷断了。停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工业再也不能靠军事订单来维持了,与此同时,大批复员军人又加入了失业大军。设备资产已经损耗殆尽。资本开始离开德国,同时沉重的国家财政负担也变得难以承担。工业集中到了疯狂的程度——战争期间,蒂森家族和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增加了四倍。施蒂内斯的财产从三千万马克增加到了十亿马克。大资本的“大王”们是德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向议会联盟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称臣。急剧的通货膨胀,很快就破坏了十一月革命之后实行的各项社会措施,激增的失业使之彻底成为一纸空文。德国人民群众正在为战争支付高昂的代价。革命仍然留在议事日程上,尽管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条路将有多么艰难困苦。

<h3>革命只得推迟</h3>

    布尔什维克也认为德国革命只得推迟。一九一九年,他们继续支持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声明:

<blockquote>我们并不只是贫弱和落后的人民,而是——这倒不是由于有特殊的贡献或历史注定,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的凑合——光荣地举起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人民。</blockquote>

<blockquote>同志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屡次直率地说,这面旗帜现在握在一双软弱无力的手中,如果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不来援助,这个最落后国家的工人是保持不住这面旗帜的。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有缺点的,不充分的,但是这对西欧的先进工人将是一种启示,他们会说:“俄国人开始做了应该开始做的事,可是做得还不怎么好[30]。 ”</blockquote>

    拿列宁的这个观点,来同保尔·列维在一九一九年对其做的分析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保尔·列维指出,尽管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是消极的,但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已深度激进化,他还特别指出了那些促进世界革命发展的条件:“是客观环境驱使德国无产阶级以铁一般的决心投身革命,尽管他们准备得很差,并且只有微弱的革命倾向[31]。”他分析了一番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中的得失,并解释说:

<blockquote>世界革命的命运将在德国决定,这不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拥有一些假想的先进性,而是因为十一月九日革命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因其组织才能、力量及野蛮性,仍然跟以前一样危险,……也因为它穿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件迷惑人的新外衣后而变得更加危险……还因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对世界革命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德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是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的战场[32]。</blockquote>

     但是,托洛茨基在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试图解释(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称作的)德国革命的“延迟”。他拒绝拿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类比,并强调指出:造成德国革命第一波浪潮被推迟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作用:

<blockquote>历史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它辩证的矛盾之一:正是由于德国工人阶级在上一个历史时期里把它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自给自足的组织建设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它转向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时,在组织上却表现得极端无助[33]。</blockquote>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样,都认为德国革命的特殊性,可以用缺少一个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这个理由来解释:

<blockquote>它(即德国工人阶级)不仅被迫为夺取政权而战,还被迫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创造自己的组织、训练未来的领袖。在革命时期的环境当中,这个教育工作确实是要以急切的节奏来进行的,然而完成这个工作还是需要时间的。在缺乏一个有着为劳动群众广为接受的战斗的领导层的、集中的革命党,缺乏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中心和地区经过行动的考验和经验之检验的、起领导作用的战斗的核心与领袖的时候,这个在街头突然爆发出来的运动,必然带有间歇、混沌和缓慢前行的特征。目前,这些突发的罢工、起义和战斗展示出了唯一一种能公开动员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让德国无产阶级挣脱旧党束缚的可行形式;与此同时,在当前条件下,它们也展示出了唯一一种教育新领袖、建设新党的手段[34]。</blockquote>

    他强调,党不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的重大收获、无产阶级的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依然存在。新党将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成立:“德国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他们的组织习惯与能力都是最高最好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领袖……正在觉醒,并且正在向他们的最高水平上升[35]。”

    将在未来胜利的革命,它的主力部队是大批的先进工人,这些先进工人会被独立社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争取过去,至于独立社民党,托洛茨基写道:

<blockquote>如果说考茨基—哈阿兹的独立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在执政党的普通党员当中散播优柔寡断的情绪、以及为执政党中陷入恐惧、绝望或愤怒的各种成分提供避难所的话,那么反过来,作为其影响之一,这一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我们的斯巴达克派战友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英勇的角色)将从独立社民党的左翼引发无法阻挡的爆炸,独立社民党最优秀、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成分正在被共产主义运动吸引过去[36]。</blockquote>

    完成了这个争取过程,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这场顽强的、毫不减弱的、不断爆发的、缓慢前进的革命正确实地向那个关键时刻逼近,到了那一刻,它的全部经过训练的力量都被发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它就能向阶级敌人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37]。”

<h3>工人阶级中的深层运动</h3>

    一月十九日大选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素材,从中我们可以估量德国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当中的意见变化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让我们吃惊的第一件事,是极左派对大选的抵制(德共[斯]成立大会支持这种做法)遭到了全面失败。参加投票的有差不多三千六百万人,大约是参加了一九一二年大选的三分之二。这三千六百万人里,有大概三分之二是第一次投票。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的选民是妇女。在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大约百分之八十三参加了大选,投票率之高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38]。

    第二件惊人的事,是艾伯特的支持者在大选之前、也就是他们在进行号召召开立宪会议的活动期间作出的预测,被事实驳倒了。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总共只拿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万张票,少于资产阶级政党总共拿到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张。当然,这次大选是在“社会主义者”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进行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政府都是让人失望的。但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获胜的真正理由,正是那些反对召开立宪会议的人早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就已经揭示过了。从一九零八年开始,资本家的大企业就开始在大选中投入大笔金钱。光是四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和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就给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高达三千万马克的竞选资金。另外,大选是在当局宣布戒严、加紧镇压的气氛中进行的。诺斯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副富有深意的景象:在星期天那天,诺伊科伦的工人区在投票时,广场上架着机枪,街道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39]。

    说到底,在那种环境下,跟战前的大选相比,一月十九日的投票结果仍然显示出了强烈的左倾倾向。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共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的选票,而在统一的社民党成绩最好的一九一二年大选中,社民党也才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选票。如果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来对比的话,结果就更有意思了。

    雅·萨·德拉布金对大选统计数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首先,跟一九一二年大选相比,社民党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社民党在东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五十点一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在这里只得了百分之十四点八;在西普鲁士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二,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九点七;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而一九一二年只得了百分之二十四。其次,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里,艾伯特的党损失惨重。在哈勒—梅塞堡(Halle-Merseburg),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大选中赢得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的选票,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它只得了百分之十六点三,独立社民党则在这里赢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在莱比锡,社民党曾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而独立社民党则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在杜塞尔多夫,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赢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图林根,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得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选票,在一九一九年则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这些工业地区,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的票数加起来超过了过半多数,但大多数时候,独立社民党在工人中获得票数要比社民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选举结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柏林,社民党在一九一二年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三的选票,但在一九一九年只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而独立社民党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在维丁(Wedding)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的工人区,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实际上得到了同样多的票数。德拉布金强调了社民党得票的两方面变化——它在农业地区得票增加,在工业地区则因独立社民党的有力竞争而减少了。他的结论是:在一九一九年投了社民党的票的小资产阶级要比一九一二年多[40]。

    即使这个结论可能有充分根据,但仍有部分工人阶级继续支持艾伯特的党,特别是在小城镇。在大型工业中心,独立社民党开始赢得当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并攻入了他们的对手的最坚固的一些阵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当然其特点是不确定的稳定化),共产党正处于地下,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显然无法同另外两个工人政党竞争。

[1]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2]爱德华·弗赫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3日),出身于店员家庭,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多次入狱。一战爆发后反对社民党支持战争的政策。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8年参与建立德共(斯)。1928退出德共,1929年参加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R·斯托利亚诺娃(R.Stolyranova),《举行共产国际一大的号召》(Der Aufruf Zum 1 Kongress der KI),《历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wissenschaft),第11期,1968年,第1397页。这封信上的日期为1918年12月20日,发表于1919年2月2日的《真理报》。

[4]弗·伊·列宁,《致格·瓦·契切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38—441页。

[5]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Spartakus und die III Internationale),《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6]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Der Deutsche Kommunismus.Dokumente),科隆,1963年,第198页,n.54。

[7]根据传统的说法,德共(斯)派了两名代表:埃贝莱因和列维涅。据列维涅的遗孀所述,列维涅是去了莫斯科,但不是作为德共(斯)的代表去的,而是作为罗斯塔通讯社的代表去的(赫·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0页)。

[8]《1920年11月1日至3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5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1920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27页。

[9]《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Der I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in Moskau vom 2 bis 19 März 1919),汉堡,1921年,第76页。

[10]胡·埃贝莱因,《斯巴达克与第三国际》,《国际通讯》,第28期,1924年2月29日,第307页。

[11]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当过印刷工人,1891年参加奥地利社民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45年至1949年被选为维也纳市议员,1945年至1946年任维也纳副市长。——中译者注

[12]《共产国际一大,1919年3月2日至19日于莫斯科进行的会议记录》,第134页。

[13]《消息报》(Izvestia),1919年5月1日。

[14]阿尔冯斯·帕凯特(Alfons Paquet,1881年1月26日——1944年2月8日),德国作家、诗人,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5]这封信的全文收录于阿·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Der Geist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莱比锡,1919年)的序言部分,第vii页。

[16]同上,第viii页。

[17]同上,第vii—第ix页。

[18]同上,第ix页。

[19]同上,第x-xi页。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诺斯克正在血腥镇压进行三月罢工的柏林无产阶级。

[20]转引自皮埃尔·贝奈尔(Pierre Benaerts),《统一的德国,1806—1938》(L' unité allemande 1806-1938),第158页。

[21]根据魏玛宪法,国家参议院有权否决国会的法案,但国会在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也可以驳回国家参议院的否决。——中译者注

[22]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曾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后来在法律事务所工作,1908年至1918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191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9年2月任劳动部长,6月谢德曼辞职后接任总理一职,1920年3月卡普暴乱失败后辞职。——中译者注

[23]雅科布·里塞尔(Jakob Riesser,1853年11月17日——1932年5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1903年起被选为民族自由党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德国人民党。1916年至191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8年任国会副议长。——中译者注

[24]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为德国军队提供食品的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线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1922年至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中译者注

[25]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年8月15日——1918年11月9日),德国犹太商人,1886年受雇于汉堡—美洲航线公司,1899年出任总经理。德国投降后自杀身亡。——中译者注

[26]卡尔·梅尔希奥尔(Carl Melchior,1871年10月31日——1933年12月30日),德国银行家,原为律师,1900年任大型私人投资银行M. M. Warburg & Co.的法律顾问。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任德国政府的财经顾问。1926年任德国驻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的代表,1930年任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董事。1933年因心脏病逝世。——中译者注

[27]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年9月5日——1941年9月9日),1899年进入西门子公司工作,1901年至1908年任英国分公司经理,1908年至1912年任西门子公司海外活动负责人。1920年至1924年被选为德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4年任德国国营铁路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管理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28]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乱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29]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中译者注

[30]弗·伊·列宁,《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1页。

[31]《革命在德国的进展》(La march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2期,1920年4月2日,第142页。

[32]同上。

[33]列·达·托洛茨基,《缓慢前进的革命》(A Creeping Revolutio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卷,伦敦,1973年,第69页。

[34]同上,第70页。

[35]同上,第71页。

[36]同上。

[37]同上。

[38]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3页。

[39]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75页。

[40]德拉布金,《德国十一月革命》,第546—547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8-10 00:46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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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五章 一九一九年一月以后的共产党</h2>
    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的失败对德共(斯)造成了沉重打击。几个月来,德共(斯)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各种斗争中冲杀在最前面,但他们彼此之间却缺乏协调,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况。尽管德共(斯)已经宣告成立,但工人阶级却并没有一个革命党,只有一些分散的小组,在一月里选出的德共(斯)领导层没有能成功地把这些小组统一起来。
<h3>保尔·列维</h3>
    三月初,德共(斯)中央重建了。保尔·列维接过了一月起义中最杰出的死难者留下的担子,尽管他在这一运动中算是后辈,但却没有任何人对他表示出一点反对。出身于赫希根(Hechigen)的一个银行家家庭的他,在一九一九年时正好三十六岁,比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者要小一辈。战前他在法兰克福当律师,参加了社民党,并被选为市议员。但他成为政治活动家,却是从一九一三年九月他遇见罗莎·卢森堡,并在卢森堡因在波肯海姆做的演说受审时为她辩护开始的[1]。卢森堡把他介绍进了批判“神圣的联合”的革命派小组。应征入伍后,他是最早响应这个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晚上组成的小组的人之一,并在军中遭到了虐待[2]。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当他还在服兵役的时候,他就出席了于皮克在柏林的公寓里召开的那次会议(他是十二位代表之一)[3]。一九一六年年底退役后,他去了瑞士,在那里受到了流亡国外的国际派小组的欢迎,这表示他被承认为德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不但敌视社会沙文主义者,也敌视中派分子,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对他的注意[4]。列宁在信中批评了他的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后来被叫做极左倾向)[5],几年以后,当列维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后,列宁写道:“我是在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列维的。那时列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6]。”
    确实是拉狄克把列维介绍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与吉尔波[7]、索科利尼科夫[8]一起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出版了著名杂志《新国际》(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9]。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他以“保尔·哈特施泰因”的化名,由季诺维也夫介绍,在奥尔滕(Olten)会议上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10]。对于拉狄克这个被德国工人运动所放逐的人来说,列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联络人;对于一直在试图同德国建立联系的列宁来说,列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一九一七年的各种讨论中,列维证明了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因为他在《工人政治》上发表文章,号召同中派分子决裂[11]。当列宁离开瑞士返回俄国时,他在国际主义者的声明上签字,后来他也回到德国,当上了《斯巴达克通信》编辑,成为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
    十一月革命后,他入选了斯巴达克同盟中央,担任《红旗报》编辑,他是斯巴达克派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当拉狄克来到德国时,列维欢迎了他——他与列维曾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12];列维还帮助这位布尔什维克代表恢复了同斯巴达克派领袖之间的关系[13]。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列维发现自己被授予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就国民议会问题作报告,这使他成了极左派的好靶子,他们说他看上了议员的位子。一月里,他同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并尽力说服中央,让中央强烈批判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冒险策略[14]。他跟皮克、艾贝莱因和约吉希斯一样也被捕了,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之后几小时,他又跟他们一起获释了,当他刚开始受审时,他就知道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15]。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约吉希斯力主对这两人的遇害进行调查,当约吉希斯也遇害后,就只有列维一人可以接替约吉希斯了。在子虚乌有的“利希滕贝格大屠杀”之后的第二天,自由军团悬赏两万马克买他的人头[16]。
    在党内,列维因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常遭诟病:他有为他开门的管家[17];他的高雅品味;他收藏中国珠宝[18];他酷爱古埃及学;他阅读古籍的原文珍版,并在演讲中凭记忆加以引述;他喜欢引证从格拉古兄弟[19]到喀提林[20]的古罗马历史,后来又加上了“风流成性”[21]、具有某些知识分子的偏见,举止傲慢、敏感、与人交往时缺乏热情等。尽管如此,在这个小党的危急关头,他表现出了良好的品质——智慧、文化、道义勇气以及责任感。他肩负着地下工作的沉重担子,但他做得比其他人都好。他的威信、以及他的活动使他走上了指挥岗位。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他掌握了党的领导权[22]。
    列维是那些把一月行动视为大错的人之一。那篇出于爱党主义、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累德堡一人的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
<blockquote>累德堡想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乎所有条件欠缺的复杂情况下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部分支持谢德曼,部分支持哈阿兹,部分支持——累德堡。在这种情况下,给革命行动规定一个(我们认为无疑)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这只能称之为“盲动主义”[23]。</blockquote>
    柏林的血腥一周后,德共(斯)中央在莱比锡避难,他他在那里给列宁写了信,签署的是他在瑞士时用的假名保尔·哈特施泰因,此时他刚刚接过这个地下政党的领导权[24]。他描述了当前局势,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无力,反革命绞杀革命运动的冷酷决心,尤其着重于革命运动给自己制造的险境:
<blockquote>在一切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力让自己的人保持克制,这样就不会给政府任何机会来进行下一次屠杀……在德国有一股工团主义潮流……约束自己人,让他们避免犯下这类蠢事,常常是很困难的。毕竟我们的组织里有些人热衷于发动政变[25]。</blockquote>
    在信中,他向列宁报告了独立社民党在最近几个月里取得的进展,并向列宁提供了独立社民党领袖同艾伯特勾结的具体细节,他似乎担心俄国人会中独立社民党的计——独立社民党公开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他还急切地表示,希望布尔什维克能猛烈批判考茨基及独立社民党的政策。两天以前,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布达佩斯成立的消息传来后,他将其同柏林起义做了含蓄的对比,在这一对比中,他表示很担心:
<blockquote>新的匈牙利革命用苏维埃共和国取代了资产阶级民主,但这场革命并不是匈牙利无产阶级击败匈牙利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直接战果。它并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激战、打倒了资产阶级的结果。它仅仅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崩溃的结果。对此没有别的解释。匈牙利资产阶级在耻辱与堕落中垮台了,于是无产阶级接管了一切[26]。</blockquote>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宣布接受苏维埃专政,并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共产党合并,但在列维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blockquote>在我们的革命刚开始时,我们也曾有过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联合。那些恶棍背叛了匈牙利无产阶级,就像艾伯特和谢德曼背叛了德国无产阶级一样,而这些恶棍现在对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得很热情。这个危险将会继续威胁着匈牙利革命,为了我们的匈牙利兄弟的利益,以及德国的革命运动的利益,我们必须批判它[27]。</blockquote>
    慕尼黑的共产党人在列维涅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核心完全由他们组成,这违反了中央给他们的指示,列维不同意他们的决定。在写给瑞士共产党人的信中,列维写道:
<blockquote>我们认为,我们在慕尼黑的同志们犯了双重错误。他们一开始没有认真对待这个讽刺画般的苏维埃共和国,却又让自己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然后他们又让这种防御行动变成了进攻行动,而这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他们不满足于阻止右翼的暴动,而要继续走上苏维埃专政的道路,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28]。</blockquote>
    他很快就对得失做了分析:
<blockquote>如果认为光靠无产阶级的几支突击队就能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柏林和莱比锡,在哈勒和爱尔福特,在不莱梅和慕尼黑,都暴露出存在盲动主义问题,并表明只有全体城乡的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29]。</blockquote>
    他关于党的经验,使他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德共(斯)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成立时,当时的环境对它的发展非常不利。从那时起,斯巴达克派就同几十万参加了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相隔绝了[30]。斯巴达克派从那以后与冒险主义分子、极左分子、“盲动分子”共同行动,列维对此负有责任,这些人因其欠缺经验、不负责任及没有耐心,导致了1919年的失败和党的悲惨状况。而党的非法状态阻碍了它赢赢得真正的工人先锋队的地位。他很快就开始研究如何纠正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的错误,如何清除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以及重建与工人的联系。
<h3>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3>
    在这个年幼的党里,列维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幸存下来的德共(斯)中央委员都支持他,可能只有保尔·弗勒利希除外,但他也支持中央,反对极左冒险分子[31]。列维得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全面支持;后者按照她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的约定,于三月出席了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目的是同该党决裂,并参加德共(斯)[32]。他似乎还得到了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开姆尼茨组织的无保留的支持。一月的时候,在开姆尼茨这个萨克森的工人阶级城市里,当地独立社民党的党员在本地领袖弗里茨·赫克特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派成员)的推动下举行表决,以一千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了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决裂、参加共产党的决定。
    三月的时候,当独立社民党开始重建开姆尼茨的党组织时,这个城市的共产党员已经超过了一万人[33]。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组织跟其他中心城市的不同,不是由一些积极分子组成的少数派组织,而是一个在工人阶级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党(当时它已具备了一切条件),它的基础在建筑工会当中尤其深厚。当地共产党机关报《战士报》(Der Kämpfer)发表文章,反对所谓的“冒险行为”,并主张尽快采取工人统一行动的政策。在七月的一篇文章上,它强调指出:
<blockquote>暴动,骚乱和起义无济于事。相反,它们只会帮反革命的忙。工人阶级目前仍无力进行太多的政治行动,应该认清目标,团结一致地工作,让工人阶级重整旗鼓,这才是应该走的路,当然这条路很难走,但却是唯一的道路[34]。</blockquote>
    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领袖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建筑工人,当年三十八岁,是社民党老党员,长期参加工会运动。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只有他一个人有在工人苏维埃内开展群众性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活动的经验。他公开反对党内的极左派,坚持斯巴达克派的通过斗争来团结工人阶级的传统,赞成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他在《共产主义新闻》(Kommunistische Zeitfragen)上撰文指出,工人苏维埃既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手段,又是达成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手段:
<blockquote>工人阶级的团结,首先是成功夺取政权带来的成果。团结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实现无产阶级团结——就这个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一个任务。社会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此。成立苏维埃能够成为实现这一团结的手段。任何组织、政党、工会或消费者合作社都不能团结起整个阶级。这些组织在当今确实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和非凡的历史作用。但它们都不能胜任为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因为它们都只能团结起阶级的一部分。而苏维埃就不一样了。只要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都能有苏维埃组织。通过组织苏维埃,每个被剥削的工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并走上他整个运动中的岗位[35]。</blockquote>
    这个关键问题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理论的基础,理解了这个关键问题,就会同意革命正在退潮的判断。八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德共(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极左派与列维的支持者进行了第一次交锋[36]。维利·明岑贝格自从获释后,就一直在同他所谓的“党官僚”斗争,他发展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党应该在各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内开展活动。他彻底批判“议会主义”,他所谓的“议会主义”就是指参加选举和议会。列维针对明岑贝格做了答复,他的回答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对力量对比的看法完全不同:
<blockquote>看起来,革命已经停滞了,所以有人会说革命已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处在一个时期的末尾,它始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并导向正被击败的革命……我们已进入革命正落败的时期,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能指望看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7]。</blockquote>
<h3>拉狄克</h3>
    也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监狱放松了对拉狄克的监管,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列维同他定期联系。这两人多年来早已熟悉对方。他们对一月起义的看法相同,也同样反对极左主义。拉狄克站在列维一边,这对列维非常有用,因为拉狄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既能给他提供建议,也能提供道义支持。在返回德国后的几个月里,拉狄克已能领会德国革命派所面临的任务之重大。他曾告诉过阿尔冯斯·帕凯特,跟德国共产党人的道路相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简直就像撒满玫瑰之路[38]。他不指望胜利会迅速到来:“世界革命是一个很慢的进程,我们可以预见到不会只有一次失败。我并不怀疑,在最终胜利之前,各国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多次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接着又一再看到它失败[39]。”
    拉狄克和列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写了很多的信。拉狄克坚持强调工会内的工作的重要性——数以百万记的劳动人民参加了工会,而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却彻底地抛弃了工会。他认为党应该认识到成立大会上的多数派所犯下的这个错误,这是至关重要的。列维承认拉狄克的看法是有理有据的,他也同意应呼吁积极分子不要离开工会,但他仍然拒绝通过提出“大家都到工会里去!”[40]的口号,去敦促那些已经离开工会的人返回工会,或去劝说那些拒绝参加工会的人加入工会。
    在关于巴伐利亚经验的讨论中,列维和拉狄克也产生了分歧。列维拒绝赞成列维涅的做法——列维涅明知这场斗争会失败,却还是让党投入了斗争。拉狄克则认为,列维涅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当工人群众正在同阶级敌人战斗时,共产党人必须必须始终与工人共进退。最后列维想交出党的领导权。他说,组织内的极左派对他的不信任和敌意造成的压力太大了,要完成任务对他来说力所不及。拉狄克试图说服列维留在岗位上。他甚至对列维说,放弃领导职务就等于临阵脱逃,在革命过程中,一个领袖这么做是应该被枪毙的。列维被他说服了[41]。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拉狄克在莱勒大街(Lehrerstrasse)的监狱牢房里写完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这些讨论而写的,它的完成,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本小册子叫《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它是把使俄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那些分析应用于西欧的第一次尝试。此时被囚的拉狄克先做了一番回顾,世界革命这一前途,并非根据共产党人对它的渴望,而是取决于帝国主义客观矛盾的不断增长,而是取决于帝国主义客观矛盾的不断增长,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资产阶级同样面临着各种它无法克服的矛盾,这迫使它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自己帮助群众驱散了对民主的幻想,并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结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专政[42]。
    从这个分析中,他得出结论:各国共产党不应从速战速决的前提出发来制定战术与战略,恰恰相反,应从长期苦战的前提来制定,在这种长期战争中,进攻与防御是交替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党不能忽视可支配的任何一种武器。速速射的幻想,是因为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经验而产生的,尽管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都发生在同样的历史框架内,但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俄国农民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西欧任何一国的农民,其同质性都比俄国农民低。而且俄国资产阶级很年轻,软弱,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它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才第一次执掌政权。但西欧资产阶级早已成熟,拥有以集中的经济为基础的良好组织,有几十年丰富的统治经验,最后它还从俄国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俄国无产阶级拿起武器进行了革命,但西欧无产阶级已经在复员过程中交出了武器,同时资产阶级又组织了自己的别动队,西欧的工人不得不赤手空拳地发动第一波进攻。最后,在发达国家里,认为资本主义有能力克服危机的幻想仍很强大,特别是在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阶层里;尽管从长远来说这一阶层只能与无产阶级结合为一体,但无产阶级的下一波大规模斗争将含有改良主义性质,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转变群众观念的过程将会是漫长的[43]。
    从这一分析中,他提出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割裂开来讨论,否则就会堕入“工团主义”或“盲动主义”,这两者都同样危险。每个局部斗争都应该在这两方面发动,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动员起来,充满了革命斗志,从资产阶级少数派手中夺过各种机关的权力”的时候,才能最终决定斗争的结局[44]。
    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要想获胜(或是以最小的代价获胜),必须先得有共产党,这样的党必须能够分析那些——关系到斗争的最后结果及目标的——斗争的各阶段。“工团主义者”拿群众自己会领导自己的斗争这种话来自欺欺人,要知道群众是会领导斗争,但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按照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口号来斗争的。只有共产党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提出明确的口号:“共产党是一个在斗争的间歇时期自由讨论的党,在斗争高潮时它是领导层,而非空谈俱乐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但它不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只能去说服群众接受它的领导[45]。”
    除了俄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还太幼稚,还不足以完全理解它们的任务。它们的任务首先是估计自身的力量,清点一下自己有多少进行干预的手段。在德国,共产党人先是注意到了群众性的工会的存在,超过六百万的工人参加了这些工会,而它们被反革命分子领导着[46];然后观察了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的力量,这两个党的力量合起来,要远远强于非法的共产党(当时只有大约八万名党员)。
    拉狄克以对真实的力量对比的分析为基础,批驳了极左分子,绝大多数工人尚未被共产党人组织起来,而极左分子对争取这些工人——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漠不关心:
<blockquote>有一种幼稚的观念认为,在弱小的各国共产党与反革命之间,有一片空白地带,我们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着手建立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组织——这种观念与共产主义的方法毫不相干。这种观念产生于幼稚的共产主义者的宗派主义[47]。</blockquote>
    各国共产党应该避免像宗教教派那样行事。在参加一切局部斗争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能够组成自己的组织、提出自己的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一般来说,他们一开始都是从纯宣传性的组织发展起来的,必须抵御各种因幼稚而产生的诱惑,盲动主义就是这些诱惑之一,它在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想执行最终的任务。他们还要避免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会使他们抵制选举,最终使他们凭借极少数人的感觉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在与列维的谈话中,我们肯定得到了共鸣),正在同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还必须避免落入其反面——即极端的消极之中。无论任何时候,共产党人都有义务推动群众参加运动[48]。
    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德共(斯)中央:
<blockquote>当诺斯克动用他的白匪军进攻慕尼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太虚弱,无力发动一场支持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目标的总起义,无法保障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但是,假如各个革命政党在斗争当中,能够通过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等方式,在运动的中心同慕尼黑团结起来的话,也许能迫使政府放弃血腥镇压……共产党不是一个坐等未来发生剧变的党,而是一个加强无产阶级的行动,并使其激进化的党[49]。</blockquote>
    根据这一基本原则,他批判了为极左派所赞赏的“离开工会”的口号。离开工会,意味着把共产党人同群众隔绝开来,孤立了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宗派,自己剥夺了自己在行动中把那些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却想要保卫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工人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分裂工人阶级的尝试,都是与共产主义的利益相悖的。拉狄克写道,必须“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要坚持工厂苏维埃的中心作用,坚持“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教育群众、让他们为执掌政权做好准备[50]。
    最后,拉狄克针对一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在第二年,这个问题使德共(斯)党内在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摇摆不定的那些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中派主义党,在德国就是指独立社民党)采取什么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爆发了激烈斗争。拉狄克的看法是这样的:
<blockquote>我们认为,帮助左翼力量把右翼领导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里赶出去,并通过这种方法,来把无产阶级的两支队伍合并成为大规模的共产党,这要比推动左翼力量同中派分子决裂重要得多。如果共产党能战胜自己队伍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分,并采取<b>稳固的、积极的政治方针</b>,如果在种种政治活动当中,共产党都能迫使独立社民党做出选择:要么参加为满足革命工人群众的明显需求而斗争的活动,要么就会失去影响力,这样的话,独立社民党内的工人群众,以及它本身,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同共产党结盟。在这么一种联盟里,独立社民党的右翼领导是干不久的的,他们将被迫离开独立社民党,或是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但是……只有当德共(斯)为扫清思想混乱而斗争、并成为一个在思想上为德国工人运动重整旗鼓的转折点之后,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德共(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策略就不能得到运用——它将无法鼓动其他政党发生分裂,自己反而会分崩瓦解[51]。</blockquote>
    被关在莱勒大街(Lehrerstrasse)的这位囚徒在小册子末尾,以向独立社民党的“左派”活动家发表演说的口气,呼吁加强巩固共产国际,“旧国际里的一切革命流派要在汇聚在共产国际里”,并呼吁保卫俄国革命:“约瑟夫·张伯伦[52]力劝英帝国主义者要‘放眼各大洲!’,而共产国际则要求‘放眼各大洲、胸怀诸世纪!’[53]。”
    随着列宁论“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的发表,国际范围内围绕这篇文章进行的讨论达到了顶点。在德国,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其实,尽管已经从莫斯科回来的布隆斯基在“革命的第一波浪潮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力量”、以及必须“组织好群众,准备迎接下一波浪潮”[54]这两点上同意拉狄克的看法,在莫斯科的布哈林却不同意,他还认为,在德国,依然可以通过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并发动起义的方法来夺取政权[55]。当时有这种看法的确实不只他一个。实际上,欧洲各国共产党人里,有许多人从一九一九年的失败当中得出了与列维和拉狄克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德国,这些人首先就在德共(斯)党内。
<h3>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h3>
    种种孤立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随着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即使是最狂热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信念了。极左派用“群众的战斗性”来给自己的革命急躁症作借口,但群众的战斗性却正在消失。批判社民党领导的叛卖,很快就显示出是不足以重新鼓舞劳动群众、让群众恢复对行动的渴望的。极左派曾相信政权已经伸手可得,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捷径和灵药,企图靠这些捷径和灵药来克服群众的冷漠,或是不顾群众的冷漠而发动革命。
    德共(斯)的绝大多数活动家都属于极左派,也就是在成立大会上获胜了的那个流派。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仅仅是让他们更加坚定,更加仇恨机会主义者、社民党多数派和工会的领导。这个流派不光是通过国际共产集团的领导(比如曾当过萨克森议员的奥托·吕勒、不莱梅的卡尔·贝克、汉堡的弗里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在这个流派里,还有维利·明岑贝格(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在瑞士的时候,在列宁的影响下完成的),老斯巴达克派成员——布伦瑞克的梅尔格斯,柏林共产主义者组织的领导文德尔与卡尔·施罗德等人。他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急躁、同样的愤怒,并在不知所措之中寻找新的行动手段。他们全都彻底拒绝“妥协”,比如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他们支持以抵制选举作为阶级武器,并支持以抵制选举来进行宣传,让群众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56]。他们全都认为工会里都是一帮改良主义者和阶级合作主义者[57],并认为工会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是为误导劳动群众的自发斗争而服务的,已经成了阻碍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阻碍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因此革命派必须进行摧毁工会的斗争。他们全都把“群众”同“领导”对立起来,把“自发”行动同“组织”对立起来,认为组织不可避免地,都是“官僚化”的。他们利用了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组织上的联邦形式,并利用了非法状态,来维护地方小组的自治、“基层”活动家的独立与自发政治活动,并向德共(斯)中央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58]。
    沃尔夫海姆曾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波克认为这是一个“工联主义”组织,他喜欢用“工联主义”这个词,而不是一般常用的“工团主义”[59];在沃尔夫海姆的影响下,这个流派在汉堡发展了起来。这个流派的中心思想是:应当打破党和工会之间的藩篱,消除各组织与工人之间的分裂状态,“工人联合会”应该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应该行使经济和政治职能,工人联合会的基础应该是工厂,它最高级的实体应该是产业工人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二月,汉堡共产党人的报纸《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宣称支持这样的“革命工厂组织”。支持这种思想而发起的运动,伴随着对传统工会的系统批判、支持分裂传统工会(以促成这种“联合会”诞生)的尝试。沃尔夫海姆在理论上为这种政策做了辩解:传统的工会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并在经济要求的基础上把阶级集结了起来,但从现在开始,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时期,它们就成了绊脚石,必须把它们从革命的道路上搬走。汉堡的共产党人提出解散传统的工会,把它们的基金平分给失业者。八月,德共(斯)汉堡地区组织宣布党员不能同时是传统工会的会员[60]。
    极左派认为,传统的两种组织形式都已经随着机会主义者一起垮台了。无产阶级现在分属于各个改良主义政党、各个合作主义的工会,到处都屈从于“领导”的权威,从现在起,任务应该是去克服目前无产阶级之间彼此分隔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基层”、在工作场所、在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联合会”里把工人集结起来的方法;这样,工会与政治活动之间的所有界限都会被消除,它唯一的基本纲领就是接受以工人苏维埃专政作为唯一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思想。
    不莱梅的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代言人是卡尔·贝克[61],以及在柏林的卡尔·施罗德与文德尔)并没有怀疑共产党的必要性。但他们确实认为有必要建立、支持与扩大“工人联合会”。在十月七日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大会上,以拉施(Rasch)为发言人的德共(斯)党团呼吁独立社民党人以建立革命工厂组织的前景来对抗传统工会的“革命化”,并宣布假如他们的意见不被接受的话,就退出大会。柏林共产党人大谈官方工会的“叛卖”,以及极左派的“工团主义”组织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 Arbeiter-Union)的“成功”[62]。在他们的坚定决心面前,左派独立社民党人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诺伊曼和多伊米希在会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无功而返。
    其实,当许多共产党人批判他们心目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并在一年的惨败之后拼命地企图强求取胜时,他们不过是重新走上了那些非常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流派的老路而已,而在工人运动中,这些流派早就被马克思主义击败了,但在失败及无力应对工人官僚的压力之下,它们又复活了——尽管是借助于他们自以为“新的”口号,“新的”实践。列维认为,这些理论“倒退回了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63]。
    列维相信这些危害正不断扩散,他首先试图恢复对这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的控制。这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会议的目标,在这次会议上组织按照地理区域分成了二十二个地区组织,每个地区组织都由一位书记领导,书记的任务是“把所有共产主义分子团结在一起”(而这些分子大多数仍然分散在独立社民党的队伍里),“改善同志之间的组织联系”和“组织各地的小组”[64]。
    但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会议上的讨论使列维认为自己必须使用更激烈的手段[65]。他认为自己已经无力迫使极左分子接受中央的权威、服从纪律,所以他便下了分裂的决心。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让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这首先意味着要纠正成立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关键是要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由他领导的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有多小。他决心利用自己的中央领导的职务之后,他便进一步决定,为了消除党的“混乱”,必要的话不惜开除大部分党员。这就是他在安排德共(斯)第二届代表大会时的主旨,这届代表大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在海德尔堡近郊召开,在会期中,每天开会的地点和掩护形式都不一样。
    鉴于一九一九年初及成立大会上的经验,列维先是努力改变地方组织选派代表的办法——在成立大会上,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几个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比如开姆尼茨组织,都是支持列维的)得到的代表席位太少,因为人数多于二百五十人的地方组织最多也只能有三名代表[66]。他认真对待作为“中心”的领导角色,他的举动实际上要比成立大会上更具集权特征[67]。他以这种方式解散了红色士兵同盟,当时红色士兵同盟已经变成了极左派和最极端的冒险主义分子的藏身之处,变成了党内和党的边缘的真正的“红卫兵”(red guard)[68]。这个措施实行时并未立刻遭到反对,而是被当做困难的非法条件下的非常措施而被采用了,但是,反对者很快就批评它是列维向诺斯克政府示好的举动,以及走向投降的第一步。
<h3>海德尔堡代表大会</h3>
    大会一召开,列维就发起了进攻。他的发言包括了对共产主义原则的简要总结,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对汉堡共产党人(他把这些人叫做“工团主义者”)的纲领的抨击。德共(斯)中央建议,先讨论党的活动应该根据哪些原则进行,把这些原则定下来之后,再根据中央就议会主义问题和工会问题提出的提纲,在讨论中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原则提纲强调指出,革命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有起有落,有涨潮又有退潮的过程”,是一个“尚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或力量的”阶级的拼死斗争的结果[69]。共产党人的任务正是要去帮助工人阶级提高阶级意识,并有义务使用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包括参加选举,特别是还包括参加传统工会内的富有战斗性的行动。这份提纲批评“工人联合会”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其支持者以为“群众运动可以被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鼓动起来,因此革命就是一个组织形式的问题”[70]。
    第一次讨论揭示出了德共(斯)中央的策略;它促使反对派产生了分歧。在议会主义问题和传统工会问题上,他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但在更加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共产党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分歧。出于这个原因,沃尔夫海姆试图通过改变议事日程来扭转局势,使之有利于己,也就是先讨论议会主义和传统工会问题,然后再讨论原则问题。列维举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来为现行的议事日程辩护:对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致,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其他问题才能得到明确的解决。大会以二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通过了中央提出的议事日程[71]。大会随后以二十三票赞成、十八票反对通过了允许中央委员有投票权的决议[72]。
    极左派犹豫不决了。过去的习惯、以及残酷镇压造成的组织混乱,使他们低估了中央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这个中央是由成立大选选出的,组成中央的那些活动家现在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在党内都只是少数派。显然,中央倾向于开除那些最坚决的反对派。劳芬贝格表示,这场讨论已经不是政治讨论了;他宣称列维已经抡起了工团主义这根大棒来打人,目的只是为了挑起分裂,列维需要分裂党,这样列维才能讨好左派独立社民党人,重拾议会主义政策。他表示假如党的活动家们看过了列维提出的提纲的话,那它根本不会被采纳。沃尔夫海姆跟着控诉中央根本没打算同汉堡组织进行讨论。他说汉堡组织只收到过关于金钱方面的批评,他只是到了现在才发现中央和汉堡组织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其实,这些发言人的立场显示出了列维所准备的打击有多么成功。其他代表当中,施奈尔巴赫表示,党发现自己又要面对“马克思还是巴枯宁”的旧争论了[73]。
    明岑贝格是那些反对参加选举,并批评所谓的中央“过于注重宣传活动”的人之一,但他并不把反议会主义当成原则问题。他特别反对汉堡组织提倡的党的“联邦制”思想:“德国各地的孤立斗争的联邦制性质,明显地揭示出了联邦制的危害[74]。”
    这份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随后被提交表决,并获得通过。对以消极抵抗和怠工作为活动形式进行批评的动议以二十五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列维提议,大会有必要明确认识并一致同意开除反对这份原则提纲的人,他的提议以二十一票赞成、二十票反对获得通过。最后,整个提纲以三十一票赞成、十八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派的代表劳芬贝格、沃尔夫海姆、吕勒、施罗德、文德尔、贝克等人没有回来参加大会。当天晚上,经过讨论之后,反对派驳回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提出的立即建立新党的提案。尽管如此,通向分裂的道路还是打开了[75]。
    列维还需要战胜由明岑贝格与格奥尔格·舒曼领导的“缓冲”集团。尽管他们接受了这份关于原则和策略的提纲,并表示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思想,他们仍继续反对参加选举。但代表们明确接受了列维提出的这份提纲,并接受了参加选举的原则。这份提纲在传统工会问题上,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在传统工会内积极工作,以将工人群众从工会官僚(他们已经构成了发展革命觉悟的主要障碍)身边争取过来。只要还能在传统工会里争取到革命战士,共产党人就有义务留在传统工会里[76]。
    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最有害的决议得到了纠正,就此列维在让德共(斯)回到正轨的斗争当中,赢了第一回合。在一篇致全体党员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他解释了这一点[77]。
<h3>拉狄克与列宁反对分裂</h3>
    拉狄克在狱中给第二届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示同意列维提纲的每一个基本点,无论如何,这份提纲都表达出了他与列维进行的讨论的内容。他指出,在他认为是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教训当中,参加选举、参加传统工会内的富有战斗性的行动,与党的集中化差不多同等重要[78]。但当他在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获悉列维打算开除所有反对他的原则提纲的人,倒是大吃了一惊。这个消息是布隆斯基写信托爱尔芙丽德·弗里德兰德(一九一九年八月,她从奥地利流亡到德国[79])带给牢里的拉狄克的。拉狄克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布隆斯基的信使带给列维,试图劝说列维不要急于分裂。列维没有考虑他的意见[80]。
    拉狄克写道(尽管已经太晚了),海德尔堡提纲包含了一些“机会主义公式”,但他最关注的当然是正在准备之中的分裂将以什么形式进行,因为他在不莱梅的老同志和支持者当中有许多人(以卡尔·贝克为首),甚至还有正在汉堡以弗里茨·施图姆(Fritz Sturm)的化名开展政治活动的俄国共产党人扎克斯—格拉德涅夫[81],都属于在海德尔堡大会上居少数地位的反对派,他们支持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反对德共(斯)。拉狄克写道,为了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组织反对劳芬贝格及其集团的斗争、并留住那些他所珍视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因为这些人至少部份地是他教育出来的),他正在重新同他们联络[82]。
    布尔什维克不会认识不到海德尔堡提纲是与他们自己的政策一致的。他们也不会拒绝无保留地支持列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尖锐地批评了党的分裂。列宁通过无线电得知这个消息后,于十月二十八日[83]写信给德共(斯)中央,告诉他们说,他们所面对的极左反对派不过是年轻与缺乏经验的表现,与极左反对派进行公开的讨论,要比在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之前就开除反对派要可取。列宁不知道第二届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召开的,在正式问题上他表现得极其审慎,但他明确表示:“如果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就应该尽量不要使分裂扩大,请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调解, 让‘左派’在提纲和小册子中表述他们的分歧意见[84]。”
    列宁宣布自己在根本问题上同意德共(斯)中央,同时恳求德国领导层要不遗余力地恢复德共的统一。他的立场与拉狄克的完全一致,尽管两人并没有互通声气。但列维执意要决裂。
[1]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2—15页。
[2]他被分到弗斯盖斯(Vosges)的一个地方部队,并为反对该部队的“纪律”规定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斗争。
[3]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
[4]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6页。
[5]弗·伊·列宁,《致伊·费·阿尔曼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90页。
[6]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9页。
[7]昂利·吉尔波(Henry Guilbeaux,1885—1938),法国社会主义者,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出版了《明日》杂志,后参加共产党,曾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中译者注
[8]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成为俄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9]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08页;奥尔加·赫斯·甘金(Olga Hess Gankin)与哈里·H·费舍尔(Harry H.Fisher),《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0年,第565页。第一期《新国际》上刊载有洛里欧(Loriot)写的社论《向第三国际前进》(Toward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新国际》,第1期,1917年5月1日)。
[10]吉尔波,《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第127页;关于他的出席,请参阅收录于甘金与费舍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第538页上的明岑贝格的陈述。
[11]请参阅第五章。
[12]根据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19页)引用的一封私人信件,列维和拉狄克在瑞士时是住在一起的,当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当时刚开始学俄语的列维听见拉狄克对自己的妻子说:“俄国爆发革命了!”
[13]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32——133页,上面说列维把他介绍给了每一个人。
[14]请参阅第九章。
[15]保·列维,《回忆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Rosa Luxemburg und Karl Liebknecht zum Gedächtnis),《阶级斗争》(Die Klassenkampf),第2期,1919年1月15日,第33页。
[16]《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第296页。
[17]伊普希隆(Ypsilon),(Du Comintern au Stalintern),第44页。
[18]卡·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Soll die 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eine Massenpartei der revolutionären Aktion oder zentristische Partei des Wartens sein?),第2版,汉堡,1921年,第103页。
[19]格拉古兄弟,指提贝里乌斯·塞姆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约前163年—前133年)和盖尤斯·塞姆普洛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前154年—前121年)两兄弟,两人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都曾当选过保民官,在任期内都进行过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保守势力,而先后于任上被杀。——中译者注
[20]卢休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约前108年—前62年),古罗马政治家,前68年曾任裁判官,前67年任阿非利加行省巡抚,前63年企图刺杀执政官西塞罗(Cicero)并发动政变,次年兵败被杀。——中译者注
[21]赫尔穆特·格鲁贝尔(Helmut Gruber)写道,在列维的葬礼上“许多穿着毛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当中,不止一个有资格穿上寡妇的丧服”,并指出“列维是一个侦探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但他的性生活有损于他的声誉”(赫·格鲁贝尔,《保尔·列维与共产国际》[Paul Levi and the Comintern],《概览》,第53期,1964年10月,第70页)。
[22]1921年列维退出德共后,拉狄克企图贬低他的活动。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一书中(第101—102页),他写道,列维之所以能担任德共(斯)中央的领袖,是因为约吉希斯是外国人,需要列维来给他做掩护;也是因为在三月以后,塔尔海默虽然是个“公认的知识分子”,但却缺乏演说才能。尽管如此,拉狄克还是承认,在约吉希斯死后,列维“担负起了领导责任”,不得不说服他继续担负下去。
[23]《红旗报》,1920年1月15日、9月5日。
[24]保·列维,《在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ischen Spartakus und Sozialdemokrati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9—22页。
[25]同上,第20页。
[26]《自由报》(哈瑙),1919年3月24日,由列维转引自《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2页。
[27]同上,第33页。
[28]《灯塔》(Le Phare),第1期,1919年9月1日,第29—30页。
[29]《清理》(Reinigung),《国际》,第15/16期,1919年11月1日,第283页。
[30]比如说,在柏林工人苏维埃内,所有的独立社民党代表都是来自革命工长组织的左翼分子,他们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攻击和冒犯。一份署名“马尔科夫斯基”、于1919年9月提交给布哈林的报告里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落到了警方手里,并被重印在1919年10月25日的《自由报》上的《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里。这篇文章的署名者显然就是第四章里提到过的马尔科夫斯基夫人。
[31]根据1919年11月20日的《自由报》所述,保尔·弗勒利希在九月出版了一本叫《工团主义的混乱》(The Syndicalst Disorder)的小册子。
[32]《共产国际三大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668页。
[33]瓦尔特·贝托尔德(Walter Berthold),《1919年8月开姆尼茨工人反对军国主义反革命的斗争》(Die Kämpfe der Chemnitzer Arbeiter gegen die militarische Konterrevolution im August 1919),BzG,1962年,第1期,第127—138页。
[34]《战士报》,1919年7月5日。
[35]《共产主义新闻》(开姆尼茨),第1期,未注明日期(实为1919年),转引自卡尔·赫尔曼·蒂亚登(Karl Hermann Tjaden),《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K.P.D.-Opposition" (K.P.O.) . Eine organisations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r "Rechts"-Opposition im deutschen Kommunismus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麦森海姆(Maisenheim)/格雷恩(Glain),1964年,第6页。
[36]来自列维档案中的记录,P55/9。
[37]同上,重印于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32页;格洛斯在《维利·明岑贝格》第100—101页也引用了这段话。
[38]帕凯特,《俄国革命的精神》,第viii页。
[39]卡·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Zur Taktik des Kommunismus: Ein Schreiben an den Oktober-Parteitag der K.P.D),柏林,1919年,第5页。
[40]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2页。
[41]同上,第101—103页。
[42]卡·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Die Entwicklung der Weltrevolution und die Taktik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im Kampf um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柏林,1919年,第5—10页,第12页。
[43]同上,第15—18页。
[44]同上,第20页。
[45]同上,第22页。
[46]同上,第23页。
[47]同上,第25页。
[48]同上,第28—30页。
[49]同上,第30—31页。1921年,拉狄克在批判列维的著名小册子《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里再次使用了“坐等的党”这个公式。
[50]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32—37页、第45—49页。
[51]同上,第56页。
[52]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年7月8日——1914年7月2日),英国政治家,著名的帝国主义鼓吹者,曾任外贸大臣和殖民大臣。——中译者注
[53]拉狄克,《世界革命的进展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第64页、第66页。
[54]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
[55]同上,第162页。在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过程中,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至少在1921年以前,他一直支持极左派的立场。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右翼”的旗手。
[56]独立社民党的机关报《自由报》在1919年9月11日发表了德共(斯)柏林党员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指出这份决议表达了德共(斯)的真实观点,其实它是与德共(斯)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57]阶级合作主义者,指鼓吹“劳资合作,共同发财”的人。——中译者注
[58]《德共(斯)中央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Report of the Zentrale to the Executiv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Question of Organisation),引用自维拉·穆伊贝格维奇(Véra Mujbegovic),《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Komunisticka Partija Nemake v Periodu Posleratne Krize 1918—1923),贝尔格莱德,1968年,第166—167页。报告强调指出,即使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间,对于组织也缺乏兴趣:“在1919年7月,党在德国有十万名追随者,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基本上,是工人对诺斯克政权的普遍敌意,使他们转向我们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巩固党的。由于得不到工资,党的各个部门无法运转。我们党目前处于非法状态,但这个借口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在德国工人当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政府支持不了几周或几个月,在目前局势与工人苏维埃专政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正是由于对当前局势有了这样的错误理解,我们的同志才会认为在组织里加强工作是没有用的。这种对组织工作的厌恶是可以消除的,但只能慢慢地消除。”
[59]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成员。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沃尔夫海姆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流派的主要观点,与世界产业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思想很相似。——中译者注
[60]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24—130页。
[61]同上,第130页。
[62]这次讨论的记录发表于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在革命派是否应该在传统工会里工作的问题上,多伊米希诉诸于拉狄克的威信,共产党人却这样回答他:“拉狄克对德国国情一窍不通!”一个叫佩特斯的共产党人恳求他的同志们不要退出大会,这样会显得“不负责任”。几天后,德共(斯)中央发表声明,正式宣称柏林共产党人的行为及政治立场与中央无关(《自由报》,1919年10月13日)。
[63]列维档案,P24/8,f8。
[64]《德共(斯)中央就组织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引用自穆伊贝格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165页。
[65]列维档案,P55/9。
[66]请参阅1919年春天起草的章程草案,收录于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该书收录的章程草案是根据保尔·列维档案第304—309页上的文件编写的。
[67]《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3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m 25 und 26 Februar, 1920),柏林,1920年,第41页;《红旗报》,1921年12月28日;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39页,这些资料都几次提到过列维在1919年3月和8月之间采取的集中化“措施”或“政策”,但又没有提供具体事例。
[68]后来,战斗组里的这些共产党人先是变成了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随后又变成了共工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19——420页)。
[69]《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2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 vom 20 bis 24 Oktober, 1919),柏林,1919年,第61页。
[70]同上,第30页。
[71]同上。这个决定事先确保了列维的提纲能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它是在列维递交报告之后发表的,所以代表们显然很清楚,当他们通过这个决定时,要冒什么样的风险。
[72]《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页。
[73]同上,第33—38页。
[74]同上,第44页。
[75]同上,第42页、第44页、第60—62页。
[76]同上,第48页、第51页、第62—67页。
[77]列维档案,P19/2。
[78]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柏林,1919年。
[79]爱尔芙丽德·艾斯勒同保尔·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结了婚,她是奥地利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领导之一,并参与创建了奥地利共产党。1919年7月,她被开除出奥地利共产党的领导层,并在柏林定居,此后,她以路特·费舍的名字(这个名字借自她的母亲)而活跃。
[80]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7页。
[81]萨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克斯(Самуил Маркович Закс,1884年8月24日——1937年3月8日),笔名格拉德涅夫(Гладнев),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家庭,少年时期即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之后在德国参加地下活动, 1919年来到汉堡。曾参加国际共产集团,后加入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但后来未参加共工党。1920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定居列宁格勒,担任《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82]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页。
[83]原文为10月18日,经查证改为10月28日。——中译者注
[84]弗·伊·列宁,《就分裂问题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47—248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9-16 11:41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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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六章 极左反对派与分裂</h2>

    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日子,似乎对列维和德共(斯)中央不利。拉狄克严厉批评了分裂党的主意,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则暗示着他们对党的分裂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而且大部分党员显然仍忠于极左主义的拥护者。其实,当反对派抨击中央对他们实行的“官僚”措施、批判中央把所有反对者开除出党的决定时,他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有人指控列维,说他想同独立社民党结成竞选联盟,而驱逐极左分子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由于这次党内危机时发生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便给这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

<h3>四分五裂的党</h3>

    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几个最大的地方组织在斗争中都支持反对派,只有开姆尼茨组织例外。这几个地方组织牢牢地被反对派控制着,并拒绝接受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比如说,在埃森,二千名党员里只有四十三人支持中央的提纲[1]。在反对派的据点汉堡、不莱梅、柏林与德累斯顿,中央主动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党员接受代表大会的决定,并劝说他们不要听命于当地的同志。这种做法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实际上,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2]。

    根据路特·费舍的说法,在柏林—勃兰登堡区,当地组织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前号称有一万二千名党员,但是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尔堡回来做报告时,来听他报告的只有三十六人[3]。在一九二零年一月四日的柏林地方组织会议上,柏林地方组织最终分裂了,在这次会上,地方组织领导号召会议拒绝接受中央的决定[4]。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后,在一九二零年三月,由中央控制的柏林地方组织仅有八百名党员[5]。尽管如此,一九二零年一月四日至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执行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把所有开会拒绝接受海德尔堡提纲、拒绝同意开除所有反对派代表的地方组织整个儿地开除了。从一九二零年二月起,北方、东北、西萨克森与柏林—勃兰登堡的地方都被开除了。其他地方组织,比如图林根与艾尔贝菲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等地的组织,也正处于被开除的进程之中[6]。虽然如此,依然忠于中央的党员(在“党”与“反对派”的交锋中,并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并不是素质最高的。在一九二零年二月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上,刚从鲁尔回来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毫不迟疑地指出:

<blockquote>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党……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我们的情况比一无所有还糟糕……在那里迅速建立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以及我们党的声誉……结果,在劳动人民当中,我们的人已经毫无威望可言[7]。</blockquote>

    在讨论中,埃贝莱因对布兰德勒的这个判断表示了怀疑,但他也揭示出了这样的情况:在汉堡、不莱梅、汉诺威、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没有一个组织是受中央控制的,许多地方小组已经同中央断绝了一切关系[8]。实际上,除了斯图加特(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之后,当地的党员从四千六百人增加到了五千三百人[9])和开姆尼茨(当地党员从一万四千人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人[10])这两个地方之外,在其他地方,德共(斯)目前只能以很小的地方小组的形式存在。

<h3>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h3>

    但是,反对派内部的变化却帮助了德共(斯)中央,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采取了令人吃惊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以及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他们的立场一直是列维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九一八年十月起,汉堡的这两位地方领导就在他们的地方组织里发展出了一套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革命必须转变为一场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反抗帝国主义协约国的人民革命战争。一九一九年五月,当德国政府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时,他们怀着十足的敌意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向世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11]。但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准备召开的时候,他们没有坚持这种观点,而是抗拒参加选举、抗拒在传统工会里工作,支持建立他们的“新工人联合会”,并反对党的集中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列维抨击他们是“工团主义者”,但列维并没有说他们支持革命战争。

    但是,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刚一结束,汉堡党组织的党员就试图把反对派召集到自己身边,并试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新提出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汉堡党组织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向各反对派组织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起来:

<blockquote>德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如果你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的领袖的专政;如果你们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应自上而下地听命于一小撮领袖,而应当出自群众自己的意愿、并且通过将革命群众——在组织层面上——集结在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当中来准备它,那么,欢迎你们同汉堡党组织联系[12]。</blockquote>

    十一月三日,汉堡地方组织以《共产主义工人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了由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共产党人致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篇呼吁书》[13]。在这篇文章里,他们为这么一种观点进行了辩护:德意志民族是“无产阶级化”的,为了进行一场反抗协约国的革命战争,必须同俄国革命结成民族—无产阶级联盟。在他们的第二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14]里,他们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辩解(为了保卫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伴之以对保尔·列维的猛烈攻击。他们甚至连反犹主义都用上了,他们称列维是“德国革命的犹大[15]”,指控他在一九一八年通过失败主义宣传来“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16]。

    即使是在反对派内部,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也遭到了批评,反对派的带头人当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文德尔支持他们。共产国际与德共(斯)的领导都猛烈地抨击他们[17]。但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仍继续参加反对派组织,在一九一九年年底至一九二零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是反对派组织里最出名的人物。

<h3>潘涅库克在理论解释方面所作的尝试</h3>

    正当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开始糟践起他们作为德国极左反对派的代言人的名声的时候,德国极左派得到了荷兰共产主义者赫尔曼·哥尔特与安东·潘涅库克的支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月底,哥尔特来到柏林,与极左分子一起工作。他对卡尔·施罗德影响特别深,他使自己成了“革命工厂组织”的理论家,在一九二零年二月间传播“工人总联合会”(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各种“工团主义”的“工人联合会”的首次尝试)思想的那些人当中,很可能就有他[18]。

    潘涅库克与哥尔特几乎同时回到德国。他重新回到了不莱梅和柏林的那批老同志的圈子里,并为国际共产集团的报纸工作,然后在德共(斯)党内的极左派地方组织内工作[19]。海德尔堡代表大会闭幕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在理论上阐述德共(斯)中央与极左派的分歧。于是他以K·霍纳(K.Horner)为笔名发表了题为《策略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The Differences on Tactics and Organisation)的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20]。大部分极左派分子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急躁,以潘涅库克的分析为旗集结起来,在一场主要针对拉狄克的论战中,批判起了德共(斯)中央、第三国际的领导以及俄国党的机会主义。

    潘涅库克从德国革命的头几个月里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的极左派的看法相反。在他看来,德国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各种力量的性质必然使西欧革命变成了一个缓慢艰巨的进程”[21]。他认为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停滞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法兰克福会议上,列维也是这么宣称的),他写道:

<blockquote>然后会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试图通过语言和行动使人民的思想得以清醒和彻底改变,为此,它会力图提出新的原则,与已被接受的旧思想形成尽可能尖锐的对照。另一种则试图把仍在观望的群众吸引到实际活动中来,因此,它强调共识而非分歧,尽可能回避一切有碍于此的东西。前者力争在群众中造成清晰而快速的分化,后者力争统一。前者可能被称为激进派,后者则称为机会主义。在当前的西欧,一方面,革命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苏俄[22]对极力颠覆它的协约国政府进行着坚决的抵抗,这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会有大批现在仍犹豫不决的工人团体加入第三国际;果真如此的话,机会主义无疑将会成为共产国际内的一股强大力量[23]。</blockquote>

    潘涅库克认为,新的机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党,无论它规模是大是小,都能自己发动一场革命:

<blockquote>革命无法由一个激进小党制造出来,同样无法由一个大型的群众党或不同党派的联盟制造出来。革命是自发地在群众当中爆发出来的。……第三国际内的机会主义不会严格强调那些使共产主义迥异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原则(苏维埃制度与专政),而是会尽量依赖承袭自第二国际的形式与斗争。俄国革命以苏维埃制度取代了议会机关,以工厂为基础组织了工会运动,这在西欧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推动了人们去追随它的榜样。德国共产党抵制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并为或快或慢地在组织上同(传统)工会决裂而斗争。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当革命的势头减缓、停滞的时候,德共(斯)中央委员会采用了一套不同的策略,这套策略等于是选择了议会主义,支持旧工会,反对产业联合会[24]。</blockquote>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战胜了革命,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隐蔽的权力”继续统治着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群众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统治,所以在资产阶级的霸权崩溃之后,他们又亲手恢复了它[25]。

    德国革命这个范例,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在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高度的文化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会遇到的问题:

<blockquote>从德国的事例当中,可以看出:旧的惯性思维与政纲要求——比如通过议会领袖和社会党人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有强大的影响;无产阶级缺乏独立的阶级意识……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那些在我们的观点中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各种具体力量,确实在起作用——这与“民主”之类的抽象口号相反;但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首先还是无产阶级对党、对组织,对几十年来一直象征着他们的斗争的领袖、他们的革命目标、他们的理想主义的信任[26]。</blockquote>

    潘涅库克批驳了所谓“积极的少数派”的观点,并反对政权是革命派伸手可得之物的幻想。他认为问题在于:要在无产阶级内部,为无产阶级长久执政而发展基础。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任务,随着在革命在相关的先进国家内的进展,这个任务将迫使革命派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观点:

<blockquote>在新的国家里,群众尚未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臭气给毒化;工业化进程的开始,让群众的意识从沉睡中觉醒,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开始觉醒;为了更新传统的生产方式,原料能被传承自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科技所使用;压迫引起了在斗争中孕育出来的质量的发展,但又没有过于强大的资产阶级来阻挡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在这样的国家里,将会产生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27]。</blockquote>

    这是一个初步分析,它对短期内的分析是悲观的,但在长期上却是乐观的。这个看法,与极左派的思想(一直到那时候,潘涅库克一直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的唯一共同点,似乎是反对成立承认“领导”的作用的政党、反对成立承认在资产阶级议会及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革命工作的可能性的政党。潘涅库克的看法,与劳芬贝格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做的预测完全相反——后者对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做了评价,并指责德共(斯)中央“对群众缺少信心”,因为德共(斯)中央拒绝按照在当年冬季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来行动[28]。

    但是,在反对派当中,这并不是原则性的矛盾——反对派要对以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如何看待俄国革命与各国共产党,更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如何看待对德共(斯)、以及要不要参加第三国际。

<h3>反对派的内部危机</h3>

    在反对派内部,有一种倾向正在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可以叫做“调和派”,它部分是在潘涅库克的影响下、部分是出于对民族主义纲领的反对而发展起来的,它很可能也受到了拉狄克的影响(当时拉狄克正在全力争取他在不莱梅的老同志)。汉堡党组织的领导刚发出呼吁,不莱梅党组织的负责人就立刻表示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他们明确批判了汉堡组织的领导,并为整个反对派设立了一个新闻局[29]。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个局(它有不莱梅共产党反对派组织的八千名成员做它的坚实后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是一个避免分裂的理智尝试。这份呼吁书号召于一九二零年一月底举行一次党的会议,会上要有党的全体组织出席,而不问它们对海德尔堡提纲的态度如何。在这次会议上,应该继续进行开始于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但后来又在不成熟的时候中断了的讨论,还应该代表中央保证放弃任何进行分裂、开除或相似措施的想法[30]。

    一九二零年二月,当“工人总联合会”(AAU)成立时,卡尔·贝克提出了不莱梅共产党人中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通过这种方式成立的“联合会”可以取代共产党,他还强调指出,这种“联合会”只能视作产业工会的一种更民主的形式[31]。

    一九二零年二月月底,德共(斯)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卡尔斯鲁厄召开了。被不莱梅地方组织开除的一个小组对海德尔堡决议提出了修正案[32]。与此同时,不莱梅的共产党人尖锐地批评了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观点,并表示自己无意分裂。《共产主义工人报》负责人之一卡尔·奥伊勒特(Karl Eulert)在会上表示,该报编辑与许多汉堡的党员都是维护党的统一的[33]。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宣布“德共(斯)已经破产”,并同奥托·吕勒更加接近了,此时奥托·吕勒正通过工团主义滑向无政府主义。吕勒以“反极权的共产主义”为幌子,鼓吹联邦制、拒绝纪律、鼓吹对自发性(他认为这才“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他想以此来对抗纪律、集中制和组织(他认为这些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他宣布自己要为“没有领导、没有国家或人统治人的社会主义”而斗争[34]。

    面对着这种情况,德共(斯)中央在卡尔斯鲁厄代表大会坚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瓦尔赫尔担心开除反对派是没有用的,这样做只会推迟反对派中的健康力量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35],但代表大会仍然坚持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要不莱梅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同沃尔夫海姆与劳芬贝格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断绝关系,它就不会同不莱梅党组织进行辩论[36]。极左反对派似乎正在瓦解,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反对派去莫斯科进行直接讨论时,德共(斯)中央可以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反对派继续施压[37]。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的,只有对中央委员的共同敌意,以及一系列原则分歧(这些分歧,是以各种差异极大的分析为基础的)。看来,进行思想上的澄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做旧意味着要在反对派队伍里造成公开的分裂,这么一来,要组建一个新党,显然就更不可能了。

[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7页。

[2]同上,第226页。

[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47页。

[4]《自由报》,1920年1月6日。

[5]《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德共的拥护者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

[6]同上,第7页,第32页。

[7]同上,第16—17页。

[8]同上,第33—36页。

以上四条注释的来源,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这里讲的是1920年初的情况,而召开于1919年10月的二大会议记录里不可能有相应的记录(布兰德勒的发言明显是在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说的),所以实际的来源很有可能是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但目前因没有原文资料,无法查证,暂且存疑。——中译者注

[9]《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页。

[10]同上,第35页。

[1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5页。

[12]转引自上书,第225页。

[13]1919年,这篇文章以增刊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不是人民革命战争,就是反革命内战》(Revolutionärer Volksrieg oder Konterrevolutionärer Bürgerkrieg)。

[14]1920年,这本小册子以增刊的形式在汉堡发表,当时的标题叫《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Kommunismus gegen Spartakismus)。

[15]犹大(Judas)是犹太人,是圣经中出卖耶稣基督的叛徒,最初是耶稣选立的12名使徒之一,后来以30枚银币的代价将耶稣出卖。保尔·列维是犹太人,所以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才利用反犹主义来攻击他。——中译者注

[16]《共产主义反对斯巴达克主义》,第3—4页,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77页。

[17]主要参见卡·拉狄克与奥·塔尔海默,《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Gegen den Nationalbolschewismus),柏林,1920年。

[1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29页。

[19]同上,第436—437页。

[20]《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Weltrevolution und Kommunistische Taktik),《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28期—29期,1920年8月1日,第976—1018页;其纲要(法文版)摘录自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63—201页;完整版收录于D·A·斯马特(D.A.Smart),《潘涅库克与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伦敦,1978年。

[21]斯马特,《潘涅库克与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8页。

[22]原文直译为“苏联”,但苏联实际上直到1922年12月30日才成立,故改译为“苏俄”。——中译者注

[23]斯马特,《潘涅库克与哥尔特的马克思主义》,第99—99页。

[24]同上,第100—102页。

[25]同上,第103页。

[26]同上,第107页。

[27]同上,第137页。

[28]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46页。

[29]同上,第225页。

[30]同上,第226页。

[31]同上,第190页。

[32]同上,第226页;《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页。

[33]《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2—23页。

[34]转引自埃里希·艾斯纳(Erich Eisner),《反对披着马克思外衣的小市民:工人运动中反极权主义的“左派”》(Gegen die Bürger im Marxpelz. Die  anti-Autoritären ‘Link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8年,第23—24页。

[35]《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页。

[36]同上,第7页。

[37]参阅1920年2月7日的一封信(同上,第14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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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七章 中派主义问题</h2>

    自从一九一八年起,德国工人对社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德共(斯)吸引过去呢?即使是在他们明显倾向于俄国榜样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从分裂了德共(斯)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以及当这些讨论正在进行时,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这一情况得到解释。一九二零年,列维在莫斯科是这么解释的:

<blockquote>成千上万的群众抛弃了曾经无所不能的社民党,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在这个时期里依然是合法的;另一个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它是非法的,而且有时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革命群众的主要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1]。</blockquote>

    老一辈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及激进派,在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结果的影响下站到了革命一边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哈阿兹与迪特曼的党里面。从那时起,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个党。十一月革命爆发时,独立社民党有十万名党员,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就有了三十万党员。只有在开姆尼茨,在布兰德勒和赫克特的影响下,德共(斯)才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把几乎所有的独立社民党工人给吸收了过来[2]。

<h3>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新的机会</h3>

    在一九一九年,尽管党内争论不休,意见不一,领导人彼此之间冲突不断,独立社民党还是赢得了绝大多数先进工人的支持。特别重要的是,独立社民党在各工会内占有坚实的阵地,这促使它形成了一个核心,阶级合作论的反对者围绕着这个核心集结了起来。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各工会在纽伦堡召开第十届代表大会,两名独立社民党党员罗伯特·迪斯曼和里哈尔德·穆勒在发言中反对联合协商制度与阶级合作,并号召解除同雇主达成的协议,要求工会运动回到阶级斗争路线上去[3]。在大会对即将离职的现任领导层进行信任表决时,代表中有一百七十九人支持迪斯曼和里哈尔德·穆勒,四百四十五人反对;而在关于前景的辩论结束时的表决中,有一百八十一人支持他们,四百二十人反对[4]。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由同一批独立社民党活动家领导的反对派成功地让大会以一百九十四票赞成、一百二十九票反对通过了批评即将离任的现任领导层的政策的决议。他们还成功地把大部分人争取到了阶级斗争路线上来,这从所有的工会代表退出了同雇主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一事上立即得到了表现[5]。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迪斯曼和一个几乎全部由以前的柏林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组成的小组掌握了五金工会之后[6],整个工会运动就脱离了社民党多数派的改良主义政策,向独立社民党靠拢了。

    在柏林,社民党多数派失去了五金工会中的领导权。独立社民党党员奥斯卡·鲁施和奥托·托斯特取代了社民党多数派原先的位置,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控制了首都工会委员会[7]。印刷业工会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印刷工会的机关刊物《印版》(Graphischer Block)从九月起开始代表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发言。在哈勒,当地工会委员会从五月起就被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波维茨基(Bovitsky)控制了,他的同志莱姆克(Lemke)负责当地工会的书记处。这些人在工会里的地位,比如迪斯曼、里哈尔德·穆勒、鲁施、托斯特、尼德基希纳[8]、马尔赞和诺伊曼在五金工人中间的地位,波特赫尔[9]在印刷工人中间的地位,托伊贝尔在矿工中间的地位,都十分稳固,其原因是共产党人没有从左边向他们挑战[10]。

    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共产党人就在实际上从工会中消失了,其中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反对旧工会的——中译者注)信念而离开,但其他人则是被开除的。他们积极组织了许多“新工会”,比如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埃森成立的鲁尔矿工工会[11]。德共(斯)的活动家即使留在传统工会里,出于教条的洁癖,他们也往往避免承担责任。比方说,在五金工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塞普·米勒[12]被选入全国领导层,因为他是不莱梅五金工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但他拒绝就任,因为他不想“跟社民党叛徒同坐在一张桌子面前”[13]。

    独立社民党人在工会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给列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都是由于盲动主义分子(他刚刚开除了这些人的首领)的不负责任,才使德共(斯)在成立时将左翼独立社民党人的主要领袖拒之门外;工人群众之所以站到独立社民党一边[14],只是因为德共(斯)是非法的[15],德共(斯)的冒险主义阻止了工人群众站到自己这边来[16]。列维确信,能否在德国建设共产主义运动、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决于德共(斯)能否把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及其群众基础争取过来。他认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偏差”——战前没有形成革命派核心,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个最糟糕的时候成立,并被极左倾向切断了同先进工人的联系这个现实——应该通过这种方法来纠正[17]。

<h3>左派独立社民党的诞生</h3>

    可是,要在独立社民党里形成一个明确倾向共产主义、保证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制约德共(斯)的实践(共产党人对此是彻底反对的)的左翼流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独立社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18]召开后,克拉拉·蔡特金按照预定,脱离了独立社民党,加入了德共(斯)[19]。(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革命工长组织为首的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反对代表党领导层的哈阿兹,他们追随多伊米希和里哈尔德·穆勒,批判领导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这是因为在诺斯克的人制造出来的镇压环境当中,党的领导层提出的拥护立宪会议(当时立宪会议刚刚召开)的建议、和“社会主义者的重新统一”的前景(一个月之前,它还在公开为此摇旗呐喊[20]),是很不受欢迎的。但是独立社民党的左派仍然跟自己的领导层一样,处于混乱之中。多伊米希在一个反报告里,详细阐述了他所谓的“苏维埃制度”[21],他的“苏维埃制度”受俄国的苏维埃组织制度影响很深,他把“苏维埃制度”提出来,反对旧的议会制。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的“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分歧,但他强调指出,自己非常不赞同他自己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盲动策略”。他向代表们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注意在这么一个群众正在激进化的时期里,共产党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假如独立社民党不宣布赞成苏维埃,那么德共(斯)就会从中受益(指德共[斯]将抢走独立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中译者注)而壮大起来[22]。

    这届代表大会的最终决议是左右两派妥协的产物。正如欧根·普拉格所强调指出的[23],这份决议同时表达出了党内两种彼此冲突的流派的观点。这份决议提醒人们,党是以旧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而成立的。它解释说,根据近期的革命经验,它支持“苏维埃制度”,这种制度把企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取得了“在企业、市镇和国家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做了准备[24]。它宣称党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人民大多数的代表的专政”。为了实现党的目的,它会利用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手段,“包括利用议会手段”,但是它谴责“无计划的暴力行动”[25]。这份决议最后呼吁“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以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国际会议的精神重建工人国际”[26]。

    在独立社民党二大上,党的右翼明显占了便宜。根据左右两派达成的妥协,右翼继续控制着党的领导层,这种妥协既没有约束右翼,又能让右翼去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份最终决议是典型的中派主义政党之作,因为它让真正的分歧悬而未决。在党主席的竞选中,哈阿兹赢得了一百五十九票,多伊米希赢得了一百零四票;多伊米希拒绝同哈阿兹分担责任,并向代表大会提交了辞呈,代表大会让克里斯平接替了他[2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右派对左派不断增强的压力的抵抗、党的大部分报刊在维护“妥协”时的勉强、最后是同国外社会主义政党恢复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分歧。

    三月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事实上构成了独立社民党进行“重建”国际(这是考茨基所鼓吹)的工作的基础。这无非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各党对过去既往不咎(即各党不追究其他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的责任——中译者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的伯尔尼会议上,由哈阿兹和考茨基率领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团与大部分与会代表一起,支持一份含蓄地批判“专政”(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议[28]。在八月的卢塞恩(Lucerne)会议上,独立社民党代表团与少数派一起要求为共产主义者敞开大门,但是,尽管独立社民党的代表大会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但代表团仍继续谴责暴力手段[29]。这些会议未能及时建立起某种真正的国际机构,就连在是否需要这种机构的问题上都没能达成共识,因此破坏了“重建者”的努力。卢塞恩会议刚结束,考茨基就不得不承认,参加第三国际的主张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30]。

    如果独立社民党参加一个能容忍德国社会民主党——“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存在的国际,大批独立社民党党员是不会漠然接受的。另外,共产国际的成立(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包括左派领袖在内,都一致批评共产国际的成立,至少也是批评它在“不成熟的时候”成立)也对人产生了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享有十月革命的威望,对任何企图孤立俄国的举动,都会在独立社民党党员中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增强了左翼的力量,此时左翼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而行动了[31]。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产生。十一月革命以及革命后反动的几个月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必须有一条强硬的革命路线,有一个严肃的组织,必须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这个国际要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各国的党组成。现在,年轻一辈正在加入由多伊米希、里哈尔德·穆勒和阿道夫·霍夫曼等老一辈人组成的柏林核心(累德堡离开了这个核心,因为他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新人(包括威廉·科嫩、安东·格利列维奇、伯恩哈德·迪维尔、施特克尔、库尔特·盖尔、波特赫尔和雷梅勒等人)往往来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活跃于一战和十一月革命期间,都曾是苏维埃的组织者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前的社民党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们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他们看来,是否与德共(斯)合并(当时的德共[斯]仍陷于混乱的危机之中,而它本身的宗派主义又加深了自己的危机),是不值一提的问题[32],尽管他们极为重视应同共产国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至十日,独立社民党在耶拿开了一次会,会上提出了与国际有关的问题:党要不要参加以重建第二国际为目标的日内瓦会议?此时左派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具有影响力的报刊,比如由才华横溢的威廉·赫尔佐格[33]主编的《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或《哥达人民报》(Gothaer Volksblatt),都表示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同德共(斯)合并,哈勒和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的党员大会、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少数派(这些少数派十分坚决,而且他们的人数正在逐渐增加)的看法也一样[34]。从讨论的过程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的力量对比。代表党的领导层(也就是代表右翼)发言的是希法亭。他的发言与他过去的观点相反,他表示反对同社民党重新统一。他也反对参加正在重建的第二国际。但他同样反对参加第三国际,他认为第三国际的生命力不会比苏俄政权[35]更长久。人不应该搭上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假如某种奇迹发生了,共产国际能发展起来,那它会发现自己完全被俄国共产党人控制了。因此,他得出了一个象征着中派主义路线的结论:

<blockquote>党的领导层决定,为了同一切左派组织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以便同布尔什维克相互理解,党要同一切左派组织建立联系……时间将会对我们有利,建立一个足以成为革命工具的国际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36]。</blockquote>

他的如意算盘是:不理睬第三国际,与左派里的几个党一起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只有这么干,再跟布尔什维克打交道,才能在实践中把形势扭转到有利于独立社民党的局面。假如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采纳了希法亭的意见,那么独立社民党就会变成实现瑞士社会党在卢塞恩会议后提出的主意的主要工具;瑞士社会党的主意,其实就是在不痛不痒地批判一下社会沙文主义之后,再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基础上“重建”第二国际,这种中派主义的方案,跟后来在维也纳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共产党人反对它,称它为“第二半国际”——的做法是一样的。

    瓦尔特·施特克尔代表左派发言,他要求研究和讨论是否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世界工人阶级运动首先需要清晰明确。而希法亭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模棱两可,只不过是企图维护将来在互相包庇的基础上进行总调和的可能性。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年的瓦解,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为了“进行和领导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在明确的革命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已在莫斯科成立,不管它的成立是否为时过早,这已是事实。他还补充说道,保卫俄国革命,是目前革命派的第一要务:

<blockquote>我们有义务以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来支援自己的俄国兄弟和同志,尽管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策略中某些方面有意见。我们党有上百万党员,这么一个党加入(第三国际),对俄国人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援。而且,这种支援也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旦失败,将会在整个欧洲引发危险的反动狂潮[37]。</blockquote>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的耶拿会议上,和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左派取得了更大的进展[38]。许多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和组织会议都呼吁党参加第三国际,并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议会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个派别赢得了重大成果。首先,在党的行动纲领里,没有提到“争取大多数”的必要性。右翼一直拒绝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支持之前就夺取政权,他们一直以“争取大多数”来为拒绝夺权做借口。这份文件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都必须服从于最根本的行动手段——群众行动——的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文件中对苏俄政权有所保留,对红色恐怖进行了批判——在俄国,在内战的特殊情况下,红色恐怖是可以原谅的——是对右派做出的让步(右派一直在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的恐怖)[39]。

    在参加哪个国际的问题上,辩论的结果并不太明确。莱比锡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了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决议[40],但又以一百七十票对一百一十一票否决了施特克尔提出的参加第三国际的动议[41]。最后,代表大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再次通过了一个介于施特克尔和希法亭的立场之间的妥协方案[42]。在公开表示党在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同意共产国际之后,它号召建设一个有能力行动、能把“其他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包括已经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政党)团结起来的革命的国际。假如它们反应冷淡的话,独立社民党就不得不独自就是否参加“莫斯科国际”进行讨论[43]。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拉狄克再次进行干预,他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德国共产党人,这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44]。在他看来,莱比锡代表大会是独立社民党内的“工人群众对机会主义领导的胜利”[45],但这一胜利还要加以巩固。只有当独立社民党转变为一个战斗的党之后,它才能在(第三)国际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在形式上参加国际;而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德共(斯)的一臂之力。一九二零年二月,拉狄克解释道:“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共产党解决了自己的危机,它才能去帮助独立社民党工人克服他们党的危机,并由此为德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重新统一奠定基础[46]。”因此共产党报刊上面的许多评论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文章往往在对待独立社民党的态度上,简直就当莱比锡代表大会没有召开一样,仿佛独立社民党仍然遵循着它在1919年所持的立场。一些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提出决裂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了永恒原则的地步,可是,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不能在革命的基础上集聚力量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获胜。这是在德国唯一被提上日程的任务,虽然它的具体形式还未确定。在拉狄克看来,共产党人的与基本目标相关的策略,目前取决于对两个事实的认识:“首先,独立社民党的群众是共产主义者,其次,在他们的领导层里,存在着一个真心要走革命道路的左翼[47]。”

    尽管在德共(斯)党员中有所保留,但党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的问题,还是开始以独立社民党是否可能参加第三国际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种前景,对独立社民党的右翼构成了致命威胁,而且右翼还刚刚失去了他们最有影响力的领袖胡戈·哈阿兹——他在国会台阶上被极右分子暗杀了[48]。独立社民党的领袖迪特曼、克里斯平和希法亭陷入了困境:既不可能同“诺斯克派的社民党”合并(尽管他们其实跟社民党有着基本一样的改良主义信念,但他们又谴责社民党的野蛮手段),走莫斯科道路的话,他们又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他们被迫采取守势。他们挥舞起“分裂党”以及斯巴达克派“冒险份子”的大棒来吓人,他们指责盖尔和施特克尔同列维密切合作,成了德共(斯)的代理人,并在党内组织亲共派别[49]。他们竭力让自己的支持者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即反对列金的那些活动家——相信,“参加莫斯科国际”会让他们像斯巴达克派那样走上分裂工会的道路,并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毁灭。从这点来看,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做法,给他们提供了很有用的借口——尽管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已经批判了这些人的做法[50]。

    许多独立社民党党员,甚至是左派党员与支持参加共产国际的党员,都不想分裂党,因为这会削弱党。他们认为,伯恩施坦之流已经趋向了社民党多数派,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有几个右翼分子被赶出了领导层,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就会把考茨基及其支持者赶走(不论是不是被公开地),而不用正式开除他们——一般情况下,这么做会导致党员大量流失。他们也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上的集中制原则表示了保留态度。对于一切关于官僚机关对党实行专政的危险、乃至保持工会独立于党的必要性的争论,他们都非常敏感(这符合德国的激进传统)。尽管列维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于共产党领袖和左派独立社民党领袖之间的、个人的和政治上的严重敌意,仍旧使他们不和。。左派独立社民党领袖认为,事态的发展,使自己成了一个群众党,而德共(斯)仍是一个小宗派,这证明了在一九一八年的分裂中,自己是正确的[51]。

<h3>与列宁的讨论开始了</h3>

    在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零年初,在列宁同德国共产党人进行的政治辩论中,这些问题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处理的(这次辩论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辩论双方也相距甚远,但辩论仍是公开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列宁写了《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辩论,他认为这些问题对德国革命运动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特别谈到了德共(斯)的分裂,以及德共(斯)应该同独立社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

    他表示柏林的《红旗报》——德共(斯)中央的报纸——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并抨击了那些对共产党人中的分裂幸灾乐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他认为,在迅速发展和疯狂迫害的背景下,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只不过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blockquote>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 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 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 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52]。</blockquote>

    他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党过去曾发生过的分歧,并尽力说服全体德国共产党人:分裂不是必须的,中央是正确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blockquote>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 (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 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 “工厂委员会” , 到一切有工人、 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53]。</blockquote>

    列宁把共产党人的原则上的统一,同独立社民党的人为的统一做了对比,他特别抨击了独立社民党的左翼:

<blockquote>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 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 (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 畏首畏尾, 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 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54]。</blockquote>

    德共(斯)的领袖们觉得列宁的立场让他们很为难。一方面,列宁再次批判了他们开除党内极左派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列宁又抨击了他们想要争取的独立社民党的左翼。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克里斯平反复引用列宁的分析来给自己辩护。后来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出了一本小册子,收录有列宁的这篇《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的通告,并在这本小册子里尽力做了答复[55]。

    塔尔海默开篇就写道,不能把列宁的信当做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终审裁决,毕竟列宁自己也承认,他只能从德国得到很有限的消息,而且这封信是在莱比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写的,而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他阐述了德共(斯)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态度:

<blockquote>他们同群众一起误入了歧途。他们是和群众一道成长起来的,他们将继续和群众一道成长,他们会跟群众一起犯很多错误。对他们的错误与弱点,我们的态度仍和过去一样:要予以诚恳、直率的批评。但我们并不想在道德和智力水平上,把他们混同于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叛徒,以及那些来自德国工人运动的纯议会主义的停滞时期的老古董们[56]。</blockquote>

    接着,他告知列宁,德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独立社民党左派的领袖(比如多伊米希、科嫩和施特克尔等人)同右派领袖(比如考茨基、希法亭和克里斯平等人)混为一谈。然后他就左派的分裂进行了讨论。他说,德国共产党人也认为纯策略性的问题不应该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从这点来看,德国党在成立大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多数代表做出的极左的决定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统一。虽然如此,他仍宣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使党分裂的关键并不是策略问题:

<blockquote>实际上,这些策略问题,尤其是在汉堡组织当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致使他们走上了否认党的基础的立场。把党变成一个宣传性的社团,然后又准备把它打散,让它分散成多个工厂组织,这样做会让在这一年里好不容易有了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党,重新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切会导致党的毁灭。许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个危险。党中央有义务在未铸成大错之前,以最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57]。</blockquote>

    对于列宁的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德国党的后撤或倒退的看法,塔尔海默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它具有重大意义,这不光是从德国革命的角度来说的。通过这一行动,德国党可以向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显示他们将会遭遇到的种种策略问题[58]。”他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承认列宁这位权威的论点——俄国榜样的普适性:“德国的历史环境更接近西方国家,而不是俄国。因此,在策略问题这方面,作为西方人,我们的经验将有特殊的意义[59]。”

    俄国和德国的情况不一样,在这两国建设共产党的方法也不一样,同极左派决裂,并希望把独立社民党左派争取过来,便体现了这种差异。

    拉狄克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德国革命的失败,他初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发展了塔尔海默对极左派的批判:

<blockquote>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之前,共产党是不可能获胜的。但它可以发动无产阶级去进行一些重大的行动,比如说,但它可以针对工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发动起重大的无产阶级行动,诸如示威和群众罢工,假如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准备好采取局部行动——尽管还不认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60]。</blockquote>

    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认识到了在斗争当中,工人的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他一直在同极左急躁症作斗争,并一直在寻找一条可以避免陷入孤注一掷的窘境的革命道路。在德国,极左活动的账单上负债累累。这促使他去寻找既与工人当前的思想觉悟水平相符、又能让他们通过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来进行学习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能在行动中逐渐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这边来的口号。他向第一届工厂苏维埃代表大会阐述了这些口号的必要性(这些口号后来被称作“过渡口号”):

<blockquote>我们无法跟如我们所愿的人一起干革命。我们必须——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与现有的人一起干革命。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人开始改变自己……问题在于……给他们定下与他们当前的能力相符的具体任务。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定好各阶段的目标。理解何谓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目前根本无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加接近这个目标呢?[61]”</blockquote>

    要执行这条路线,德共(斯)不用倒向极左派,不用支持他们“为了荣誉”而做的那些事情,也不用把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同领导他们的那些官僚(比如克里斯平)混淆起来。如果德共(斯)想接近那些仍被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蒙蔽的群众,如果它想在工会会员群众当中取得进展,并争取到独立社民党的左翼的话,它首先应该明确地同极左派划清界限。所以塔尔海默才拒绝了列宁提出的德共(斯)应该缝合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的建议。塔尔海默认为这次分裂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他同时又勉强地承认,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里面,是应该给策略分歧留有余地的,而德共(斯)也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过,他还指出,德共(斯)走向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显然要比布尔什维克走过的路要更加漫长、更加痛苦、更加艰险,他坦率地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他强调指出:

<blockquote>已团结起来的两党以及两条道路的经验,已表明对西方国家工人政党的积极发展是有价值的。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仍要一起解决大量的策略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问题[62]。</blockquote>

    就这样,俄国和德国共产党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如何把群众争取到革命的政治活动一边来的问题,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远距离的讨论。但是,德国阶级斗争的进程很快就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事关共产党人同组织在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里的工人的关系,也事关德国共产党人同俄国共产党人的关系。

[1]列维档案,P124/8,第2页。

[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88页。

[3]《1919年6月至7月纽伦堡德国工会第10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10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Nürnberg
Juni-Juli 1919),柏林,1919年;迪斯曼的发言见第327—342页,里哈尔德·穆勒的发言见第434—452页。

[4]同上,第404—502页。

[5]《1919年斯图加特德国五金工会第14届代表大会》(Die Vierzehnte ordentlich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Deutschen Metallarbeiterverbandes in Stuttgart 1919),斯图加特,1919年,第19页,第182页。

[6]在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又彻底抛弃旧工会的人当中,我们只能举出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保尔·维尔,他是“新工会”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最后于1924年被开除出党(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185页,第187页)。

[7]《自由报》,1919年10月19日;弗里茨·奥佩尔(Fritz Opel),《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期间的德国五金工会》( Der deutsche Metallarbeiterverband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der Revolu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8年,第85页。

[8]米歇尔·尼德基希纳(Michael Niederkirchner,1882年9月5日——1949年8月19日),出身于匈牙利一个石匠家庭,当过水管工,1903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5年在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起任水管工会书记。支持列维,在1921年反对批判共产社。在1923年是德共右派的主要人物。1927年、1929年曾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33年被捕,后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1945年返回德国,曾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

[9]保尔·波特赫尔(Paul 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社民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卡普暴乱期间曾被暴乱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区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返回东德后被捕,被押往苏联,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根据赫尔曼·韦伯的说法,波特赫尔从1927年起就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为此曾被瑞士政府逮捕。

[10]我们应该注意到,弗里茨·文古特是个例外。他也来自革命工长组织,并参加了德共(斯)。1919年7月起他负责五金工会的机关(韦伯,《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第335页)。

[1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29页。

[12]约瑟夫·“塞普”·米勒(Josef "Sepp" Miller,1883年8月27日——1964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年底参加德共(斯)。曾担任过不莱梅五金工会的领导。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6年返回东德,在统一社会党机关工作。——中译者注

[13]《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10页。

[14]根据迪特曼的说法(《自由报》,1919年12月2日),1919年3月时独立社民党有30万党员,到了12月就已经增加到了75万。

[15]列维档案,P124/8,第2页。

[16]主要根据1919年10月8日的《自由报》上面的说法,在柏林苏维埃全体大会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会工作的立场、反对德共(斯)党员的,正是像马尔赞、埃克尔特、诺伊曼和多伊米希这样的人。

[17]列维档案,P124/8,第2—3页。

[18]英译本里,此处直译为“德共(斯)第二届代表大会”,但德共(斯)二大实际举行于1919年10月,经核对法文版并在其他资料中查证后,中译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其实是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柏林召开的独立社民党非常代表大会,故改译为“独立社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中译者注

[19]克·蔡特金,《演说与著作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第2卷,东柏林,1957—1960年,第xiii页。

[20]主要参见鲁·希法亭的《无产阶级的统一》(Die Einigung des Proletariats),《自由报》,1919年2月9日。

[21]这篇报告以及他的答复收录于恩·多伊米希,《苏维埃制度》(Das Rätesystem),柏林,1919年,第37页。

[22]同上,第15页。

[23]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94页。

[24]转引自上书,第193页。

[25]同上。

[26]同上,第194页。

这份决议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1919 年柏林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中译文(此处部分引文即参考了这个中译本)请参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htm  ——中译者注

[27]同上,第195页。

[28]尤·布劳恩塔尔,《国际的历史》,第2卷,第168—173页。

    1919年2月3日至10日,原第二国际的几个支部试图重建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出席,但没有完成重建第二国际的人物,只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中译者注

[29]同上,第174—176页;詹姆斯·W·休尔斯(James W. Hulse),《共产国际的成立》(The Forming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斯坦福,1964年,第96页。

    1919年8月,参加了伯尔尼会议的几个党在卢塞恩继续召开代表会议,试图继续推动重建第二国际的工作。——中译者注

[30]《自由报》,1919年8月20日。

[3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2页)指出,这个组织是从1919年头几个月就开始存在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62页)说,1919年底,在他前往俄国之前,他曾与多伊米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多伊米希告诉他,自己赞成分裂党。

[32]1920年初,库尔特·盖尔还写道:“独立社民党左派没必要同其他党合并。独立社民党就是德国的群众性的革命党。”(《党代会之后》[Nach dem Parteitag],《论坛》[Das Forum],第4期,1920年1月4日,第268页。)

[33]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 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曾参加独立社民党和统一共产党,后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霍斯特·瑙曼(Horst Normann),《共产国际成立45周年文件集》(Dokumente zum 45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9期,1964年,第285—297页。

[35]英译本中,此处为Soviet Union,直译为“苏联”,但当时苏联并未,经查对法文版后,发现法文版中此处为le régime soviétique,即“苏维埃政权”,故改译为“苏俄政权”。——中译者注

[36]《自由报》,1919年11月11日。

[37]同上;施特克尔,《无产阶级国际》(Die proletarische Internationale),第23页。

[38]在取得领导权之前,安东·格利列维奇已经当了几个月的独立社民党柏林党组织副主席(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

[39]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9—211页。

    此文件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1919 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其完整的中译文请参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econd-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2Interational-1919-2.htm       ——中译者注

[40]《191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莱比锡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ss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Leipzig, 30 November to 6 December 1919),柏林,未注明具体出版日期,第399页。

[41]同上,第39—40页;投票结果登在第399页。在这个动议上签字的还有布拉斯、科嫩、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和托妮·森德尔(Toni Sender)。

[42]同上,第399页。

[43]同上,第534—535页。这个动议产生自希法亭和累德堡之间的妥协。

[44]阿·施特鲁塔恩(即卡尔·拉狄克),《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Unabhängige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9—20期,1920年2月2日,第22—32页。

[45]同上,第25页。

[46]同上,第32页。

[47]同上。

[48]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5—206页。他于10月8日遇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死于11月7日(《自由报》,1919年10月8日和11月8日)。

[49]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8页,这里甚至还提到了“独立社民党内的共产党小组”。

[50]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这篇关于独立社民党党内形势、伴之以对盖尔和施特克尔的猛烈攻击的报告,只可能出自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之手(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07—208页)。

[51]在1920年夏天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多伊米希进一步展开了这些争论(《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Der Zweite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vom 19 Juli in Petrograd und vom 23 Juli bis 7 August 1920 in Moskau],汉堡,1921年,第271页)。

[52]弗·伊·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6—207页。

[53]同上,第212—213页。

[54]同上,第205页。

以上三段引文同英译本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5]奥·塔尔海默,《革命之路》(Der Weg der Revolution),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引用并总结了克里斯平的发言,还对其做了答复。柏林的左派分子广泛宣传了列宁对独立社民党左派的抨击,请参阅克鲁格(Kruger)在一次柏林苏维埃大会上的发言(《自由报》,1919年12月20日)。

[56]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18页。

[57]同上,第19页。

[58]同上。

[59]同上。

[60]卡·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und die Aufgaben der KP),《共产主义苏维埃通讯》(Kommunistische Räte-Korrespondenz),第21—22号,1919年11月20日。

[61]转引自蒂亚登,《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体制与作用,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学研究》,第10页。

[62]]塔尔海默,《革命之路》,第20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1-12-18 05:34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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