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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h2>第十八章 卡普暴动</h2>

    共和制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对于大资本家、地主和将军们来说,共和制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是一种必要的恶,至少在工人恢复理智之前是这样。而对工人来说,他们整体上对共和制觉得非常失望。他们本来指望十一月革命能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平与自由,而在革命之后不到一年里,面包仍是昂贵的,自由仍是没有保证的,而和平是由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

   因此,由于战时及战后时期造成的种种痛苦,恩格斯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过的政治问题,如今以同样形式更尖锐地被提了出来。民族主义仍是有产阶级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现在对民族主义越发依赖。战争以失败告终,战胜国把和约强加给德国,这些事实可以让人把那些困扰着德国的恶疾归咎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斯巴达克派和其他革命派,正是这些人,给“光荣、伟大、悲壮的国军”在“背后捅了一刀”。

<h3>凡尔赛和约</h3>

    凡尔赛和约为这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协约国之间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必须保留德国,让德国成为抵挡布尔什维克主义(无论是以国内颠覆的形式,还是以来自苏维埃共和国的威胁的形式)的堡垒。在其他方面,协约国之间是彼此矛盾的。法国企图吞并鲁尔,并企图称霸欧洲,这同英美联盟相冲突——它们更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的、足以制约法国、不让法国称霸的德国。

    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泛德主义思潮,而德国宣称正在根除这些思潮。根据和约,德国丧失了全部的殖民地、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战前人口。德国只能保留一支十万人的职业化的陆军,这支军队不足以推翻外国政权,但却足以应付内战。莱茵兰地区和三个桥头堡(控制了这三个桥头堡,就等于给协约国敞开了通向德国的大门)要被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同时德国的南部和东部边境要保持要塞化。德国的海外资产与部分海军舰只要被没收。在协约国决定好赔款数目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和日用品的形式支付临时赔款。最后,为战争政策负责的人,以及主要“战犯”要被移交给协约国当局,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共产国际认为,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和平,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和约本身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分赃协议,在这点上德国共产党人也是同意共产国际的。这种和平给帝国主义提供了喘息之机,推迟了协约国各国的革命;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和平,他们的态度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是一样的——要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民族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强调指出凡尔赛和约中那些令他们厌恶的方面:法国企图吞并鲁尔、鼓励各种“分离”潮流以图谋肢解德国、耻辱的赔款,以及外国占领——特别是利用法军里的非洲部队(他们称其为“黑色耻辱”)来占领德国。他们疾呼“国耻”,痛骂德国的“殖民地化”,德国人被当成了“黑人”,他们表示,按照协约国的要求把战争领袖移交给协约国,是对德国的荣誉的莫大侮辱。

    这些情绪在德国各个阶层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并使许多政治家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谢德曼就是其中之一。就在国会就是否批准凡尔赛和约进行投票前,他辞职了,接任他的是他的同党鲍威尔。诺斯克主张签订和约,并拒绝了帕布斯特上尉提出的建立军事独裁、进行全民抵抗的建议[1]。

    至于军官团,从整体来看,它承认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也许曾希望能做出一些“保持荣誉”的姿态。按照军方指定的条件,格勒纳将军继续留任,这样军方就同意签订和约,但随后他跟兴登堡一样,为了团结而辞职了[2]。在冯·塞克特[3]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组建和平时期的陆军。

<h3>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h3>

    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德军军官对这种危险十分敏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他们把这一点通知了诺斯克[4],而诺斯克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但是,军队中对这个要求本来就有着强烈的不满与反感,而那些从一九一九年就在波罗的海沿海国家同红军作战的自由军团在协约国的强烈要求(协约国坚决要求这些部队必须撤回德国,确保他们由协约国部队来替换)下撤回德国后,这些情绪就更加剧烈了。以柏林卫戍司令冯·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一批军人越来越倾向于发动暴动,冯·吕特维茨自诩为兴登堡的继承人和军队光荣传统的守护者[5]。

    让军队感到焦虑的,不只有自由军团的命运这一个原因。凡尔赛和约规定必须削减军队的规模,这事关全体军人的利益。如果精锐部队被解散的话,整个军队体制的骨干力量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海军上校艾尔哈特指挥的一个海军旅驻守在柏林的门户多贝利茨(Doberitz)[6],这支部队就被拿来开刀了。冯·吕特维茨将军向艾尔哈特保证,他不会允许“让这支部队在这么一个混乱时期里解散”[7],他批评政府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威胁”时“表现软弱”,并公开谈到了政变。柏林警察长官阿伦斯(Arens)试图劝阻他,安排他同议会里的右翼领袖商谈[8]。

    右翼正在为争取解散国民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而进行宣传活动,但他们没有劝说冯·吕特维茨放弃他的鲁莽计划。冯·吕特维茨只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并认为如果他能预先扫除政客的话,选举就能更好地进行。所以他便开始为暴动进行阴谋活动,他身边的主要人物是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和一个叫沃尔夫冈·卡普[9]的文官,卡普是普鲁士的农业长官,他是容克和高级公务员的代表[10]。这个计划是很冒险的,时机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很难把握:当局对这个计划了若指掌,但在国家机关的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有他们的同谋[11]。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12],内阁开了会。他们分析了局势,并把做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十五日的会议上[13]。但就在同一天,诺斯克下令逮捕帕布斯特上尉等首要密谋分子[14]。冯·吕特维茨将军被迫退而采取守势,并撤回到多贝利茨军营里。被诺斯克委以守卫军营之任务的高级军官给他打去电话,通知他说,吕特维茨已经到了那里,并保证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15]。而就在同一天晚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

    暴动分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同时还要由专家组成内阁,并由一个将军来担任国防部长。三月十三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诺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未参加暴动的军方首脑开会,这些军方首脑回答他说,他们不会组织武装抵抗。各部部长在三点开会,最后决定撤出首都,只在首都留下两人[16],其中之一是副总理希菲尔[17]。天亮前,几乎整个政府和两百多名议员逃往德累斯顿,他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18]。

    那天早上,艾尔哈特的部下占领了柏林,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帝国国旗。卡普自任为总理,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报刊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为总司令。到了中午,他可以确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所有警察部队都参加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便逃往了斯图加特,他们认为那里的伯格曼(Bergmann)将军是靠得住的[19]。十三日晚上,政变似乎已经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因为到处都没有军队和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而且北部和东部当局也已经承认了新政府。

<h3>暴动是怎样被打垮的</h3>

    尽管政府临阵脱逃,但还是有人站出来组织了抵抗。当天早上,列金召集工会总委员会开会,该机关于十一点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20]。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起草并印刷了一份传单,在上面签上了社民党部长们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这些部长商量过)[21]。这份传单号召工人为了打倒反革命、保卫共和国,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22]。独立社民党人也号召工人“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抗军事独裁、反抗君主制复辟”而支持总罢工[23]。在讨论中,列金建议成立一个由所有工人组织参加的总罢工委员会,这个总罢工委员会要比工会总委员会本身更有威信。但会上未能达成一致。社民党多数派维尔斯等人要保卫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政府”,而独立社民党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可能去保卫艾伯特与诺斯克的政府[24]。

    就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个“中央罢工委员会”,其中一个以列金为首,参加的有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fA)、公务员协会和社民党,另一个则以柏林工会的领导人鲁施等人为首,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25]。德共(斯)参加了后者[26]。

    斗争的倡议是由列金提出的。三月十三日黎明时,他拒绝逃跑,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态度,并以自己作为工会机关首脑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力来支持总罢工。他以前一直反对总罢工的主意;他是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元老,几十年来都是阶级合作的化身——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转入“地下”,并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能帮助击败暴动的人接触。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表现得比共产党人更接近群众。由于保尔·列维缺席(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在倾向于极左主义的德共(斯)柏林支部领导人弗里斯兰德和布迪希的压力下,不顾雅可布·瓦尔赫尔那一派人的反对[27],德共(斯)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这篇呼吁书主要是由布隆斯基起草的,发表在三月十四日的《红旗报》上。这份呼吁书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目前没有必要去反对军事政变;真正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没有到来:

<blockquote>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应该去参加总罢工吗?就在昨天,工人阶级还被艾伯特和诺斯克的锁链束缚着,并被他们解除了武装。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无法活动。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明确说出这一点。工人阶级会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条件下,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而这种条件目前并不存在[28]。</blockquote>

    但德国工人并没有听从这份要他们陷入消极的呼吁。三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火车停驶了。到了晚上五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开动,水、煤气和电力全都被切断了。到处都有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早在前一天,工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响应了。在开姆尼茨,在由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工会和所有的工人政党。由于没有部队,它便主动成立了一支叫做“工人自卫队”(Arbeiterwehr)的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

    在莱比锡,各个政党之间开始了谈判,但共产党人拒绝在一份由其他组织起草的呼吁举行总罢工的文件上签字。在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夜里,警察和示威工人在多特蒙德发生了冲突,这是首次暴力冲突[29]。冯·瓦特尔将军命令部队向哈根进军,当地的工人正在武装自己;社民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联合号召举行总罢工[30]。在莱比锡,自由军团向工人的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战斗仍在继续[31]。在开姆尼茨,各工人组织决定立即征召三千人参加工人民兵[32]。在柏林,德共(斯)中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在十五日印成传单散发,但是它仍然落后于斗争的进展,它没有号召武装无产阶级:

<blockquote>进行总罢工!打倒军事独裁!一切权力归工人苏维埃!……共产党人将在苏维埃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工人们!不要上街!每天都要在工厂里集会!别中了白匪军的挑拨[33]!</blockquote>

    而事实是:到了十五日,卡普—吕特维茨政府被彻底瘫痪了。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路易·德·布鲁凯尔[34]写道:“现在总罢工以自己那可怕而无声的力量,牢牢掐住了他们[35]。”

    柏林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局连一张传单都印不成。而在鲁尔则正好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开始行动,而他们立刻遭到了大批武装工人的进攻[36]。同样的战斗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发生了。威廉港的水兵举行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37]将军和四百名军官。在开姆尼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工人选举工人工厂委员会的代表[38]。几小时后,七万五千名工人根据名单和比例代表制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了市工人苏维埃,苏维埃里有十个共产党人、九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独立社民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39]。布兰德勒是这个革命机关的三位主席之一,这个机关的权威和声望扩展到了整个工业区,派去镇压的军队不是被解除了武装,就是被消灭了,工人武装了起来[40]。他不无自豪地写道:

<blockquote>在开姆尼茨,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总罢工、将资产阶级缴械、武装工人和立即重新选举政治性的工人苏维埃等口号的政党。第一个致力于实现这些口号的也是我们党(因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力量)[41]。</blockquote>

     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共产党人的倡议似乎能建立起工人阶级抵抗暴动分子的坚固阵线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德共(斯)有一位活动家叫马克斯·赫尔茨[42],一九一九年他在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地区组织了失业者的暴力示威。面临着被捕的威胁,他转入地下,认识了党内反对派的积极分子。

    在穷困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Erzgebirge-Vogtland),这个被失业的阴云覆盖的地方,他组建了武装的战斗队,这是一种“城市游击队”,由武装的失业者或很年轻的青少年组成,他带着这些游击队袭击警察或雇主的代理人,并经常夺走工厂或银行的钱来充实自己部队的财政[43]。赫尔茨曾三次被捕又三次越狱,在这个饱受苦难的地区,他被当成了现代罗宾汉[44]。得知卡普暴动的消息后,他进攻普劳恩(Plauen)监狱,强行打开了牢房大门,并立即征召人手,建立游击队,给游击队命名为“赤卫队”,并开始袭扰国防军。他率部袭击落单的国防军部队,拿走商店里的商品和银行里的钱,并极大地改善了工人区的食品供应[45]。他的“积极行动”思想、他以游击活动代替群众行动的做法、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所激起的忧虑(甚至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担心起来),让布兰德勒和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很困扰,他们批评赫尔茨是冒险主义者,并谴责他的一些做法是挑拨行为[46]。

    在鲁尔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并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最后还成立了“鲁尔红军”,在哈根,独立社民党活动家、矿工施泰默尔(Stemmer)和五金工人约瑟夫·恩斯特倡议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几小时后,两千名武装的工人向韦特(Wetter)进军,去支援正在同自由军团战斗的当地工人[47]。

    三月十六日,整个德国似乎不是正在交战,就是正在为交战做准备,只有首都柏林例外,在那里军队似乎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鲁尔红军的工人向多特蒙德进军。自由军团和国防军控制着莱比锡市中心,同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部队交战。在科特布斯(Kottbus),布赫鲁克尔(Buchrucker)少校下令:任何持枪平民将被就地枪决。在什切青(Stettin),人们仿效开姆尼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军营里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人发生了交战[48]。

    在柏林,狱中的列维(他已经坐了几个星期的牢)给德共(斯)中央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批评中央的消极和缺乏主动性,批评中央看不到反政变斗争给革命派带来的机遇[49]。而且在柏林之外,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共产党领袖的反应都跟他一样。鲁尔的活动家号召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人苏维埃,并把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赶出苏维埃[50]。各地方组织对中央的十三日指示反应十分冷淡,并烧毁了中央的命令[51]。几乎所有的地方组织都没有理睬中央的指示,他们号召总罢工,并参加了总罢工的组织工作。但是,几个反对派小组(特别是汉堡的)采取了观望立场,他们的借口是不想跟“社民党叛徒”一起参加行动[52]。极左派当中,无论是柏林的,还是德累斯顿的吕勒小组[53],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德国许多地方的反对派活动家,比如来自汉堡的阿佩尔[54]和来自德累斯顿的卡尔·普拉特纳(Karl Plattner)[55],都去了鲁尔,在那里参加了工人的斗争。

    在柏林,陷入绝望的卡普同鲍威尔政府的代表、副总理希菲尔举行了谈判。出于共同的利益,卡普同意由格勒纳将军出面同艾伯特总统进行调停。但艾伯特并不着急[56]。正如贝努瓦—梅尚所写的那样,面对着总罢工的卡普实际上是在企图“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5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政府陷入了真空里。首都的面包和肉类供应都很短缺。卡普要求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提供一千万马克,但被拒绝了[58]。三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卡普下令“四点后,还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煽动者和工人将被就地枪决”[59]。此时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能引发内战的措施的,正是那些大老板;恩斯特·冯·波尔济希[60]亲自率代表团求见卡普,他坚持要求卡普放弃使用武力。“工人阶级现在是如此一致,要从几百万停工的工人当中把那些煽动者区分出来是不可能的[61]。”

    鲁尔工人在早上六点重新夺回了多特蒙德。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柏林的一个工兵团举行起义,该团的军官被士兵关押了起来。需要派这次暴动的急先锋——艾尔哈特海军旅——去解救他们[62]。如果暴动分子坚持这么做,内战将不可避免,而工人阶级很可能获胜——不仅战胜暴动分子,同时还会战胜政府,尤其是因为当不管参加政变还是中立的军队已不再可靠时,政府的根基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已日益变小。

    三月十七日,卡普发现大势已去,就溜了。政治感觉更加敏锐的一批军官向冯·吕特维茨将军施压,要他结束冒险,几小时后他也跑了,丢下副总理希菲尔,让希菲尔写一封信来帮他辩解。他的同谋也不肯出动部队了,并要求将指挥权转交给没有参加政变的将军。他们要求冯·塞克特出面接管军队[63]。这次暴动总共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小时,它完全是被工人群众(首先是依靠总罢工)打垮的。

    但这次暴动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当天,柏林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诺伊科伦发生了交火,工人在科特布斯的入口处筑起了街垒。在纽伦堡,国防军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了二十二人;这激起了真正的起义。在苏尔(Suhl),工人民兵攻占了一个国防军训练中心,并夺取了大批武器弹药。在多特蒙德,由社民党人控制的警察站在“红军”一边对抗自由军团[64]。总罢工仍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现在问题在于:卡普仓皇逃窜后,罢工就会停止吗?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停止罢工?或是反过来,被卡普暴动激起的革命浪潮会不会发展成为一场新内战[65]?在右派的一片恐惧声浪当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惊恐,哪些只是在散布歇斯底里情绪。

    此时除了开姆尼茨和鲁尔之外,德国确实没有遍布整个地区的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的网络,但到处都有由执行委员会(Vollzugsräte)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紧密的网络,这些委员会是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组成的。这些委员会进行了反抗暴动分子的斗争和组织防御的工作,发挥了革命中心的作用,这以一种实际的形式,在总罢工的过程当中,从整体上提出了政权的问题,以及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这个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政府[66]?

<h3>工人政府问题</h3>

    卡普暴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既没有成立工人苏维埃也没有成立工人民兵的地方,影响到了那些工人只满足于服从罢工的命令、而没有拿起武器的地方。对成百上千万的德国人来说,卡普暴动给他们留下的最深的教训是:社民党领导层公开破产了。诺斯克这个“将军们的社民党人”的工作一做完,立马就被踢开了,他已经彻底名声扫地,政治生命也完蛋了。

    另外,是工人用总罢工打败了暴动分子,这场总罢工没有通知社民党多数派政府就发动了(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是踢开政府发动的)。在这场斗争中,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从战争爆发前直到现在,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工会领导层的威望加强了;当诺斯克和艾伯特临阵脱逃时,是列金发出了总罢工的命令。从这点来说,人们期盼工会领袖负起政治责任。

    社民党党员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混乱。三月三十日,党主席奥托·维尔斯用这样的话提出了问题:“在同反动派进行的广泛斗争中,党已经陷入了混乱,我们怎样才能使党摆脱混乱呢[67]?”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甚至是地方组织,同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喊着口号,反对他们自己的党的全国领导层。比如说,在艾尔贝菲尔德,一个社民党领导甚至同独立社民党和德共(斯)的代表一起在一份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声明上签了字[68]。三月十八日的《前进报》表达出了几乎所有德国工人的心声:“必须重组政府。不是交给右派,而是交给左派。我们需要一个坚决地、全心全意地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动派作斗争、并明白如何向左边靠拢以赢得工人信任的政府[69]。”

    显然,在卡普逃跑前,资产阶级曾试图拼凑一个由国防军和执政党组成的阵线,来对抗正在重新觉醒的工人阶级。副总理希菲尔和冯·塞克特将军以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呼吁人们恢复冷静,全国团结起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70]。社民党内意见纷纭,彼此争斗不休。但独立社民党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党的右翼领导同社民党多数派的投降政策勾勾搭搭的地方[71]。在罢工当中,独立社民党的活动家们表达出了工人阶级的联合压力,并要求政府提供保证;这得到了党的报刊的广泛响应。但是党的机关和议会党团却倾向于恢复议会联盟。后者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宣称在政变头目逃跑后,“人民的罢工”再继续下去,就会威胁到“共和派阵线”的团结[72]。与此同时,希菲尔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希尔施一起签署了一份公报,要大家相信:警察和国防军一直在尽忠职守,没有参与政变阴谋[73]。为了恢复秩序,这“大赦”显然是必要的,而政府在三月十九日又宣布进入极端紧急状态[74]。

    总罢工拯救了政府。但这个政府会利用那些拒绝抵抗政变的将军们来对付工人吗?艾伯特和诺斯克还会继续在位吗?难道工人为之奋斗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保住艾伯特和诺斯克的官位吗?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们。

    工人掌握着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总罢工。列金很明白这一点。三月十七日,他邀请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派代表参加工会总委员会的会议[75]。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派希法亭和科嫩出席了会议,列金向他们建议: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工人政府”。他的理由是,现在,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跟工会作对,就休想统治整个德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工会已经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显然,无论是独立社民党的代表,还是铁路工人盖施克(他代表德共[斯]应邀出席会议),在不跟本党的决策机关商量之前,是不可能给出答复的,所以他们便回去向上级汇报了[76]。在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会议上,科嫩和希法亭发言支持列金的建议,并表示支持就成立工人政府的问题进行谈判。党主席与右翼领袖克里斯平抗议说,他不可能跟那些“屠杀工人”的凶手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也不可能同“工人阶级的叛徒”——比如工会总委员会委员——进行讨论。左翼领袖多伊米希也支持克里斯平,他说如果执委会参加此类谈判,那他就要辞职,甚至退党。科嫩与希法亭在自己的同志当中得不到多少人支持。左翼的另外两位领袖施特克尔和罗森菲尔德[77]对科嫩的观点表示很惊讶,他们担心得不到几百万罢工工人的理解,但只要求执委会不要草率地拒绝列金的建议。在投票表决时,克里斯平和多伊米希提出无条件拒绝列金的建议,他们的意见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78]。

    但列金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接近党机关的社民党人催促他立即结束罢工,因为政变已被击败,但他不顾这些人的施压,说服工会总委员会延长罢工,直到工人阶级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关于政府组成和政策的保证为止。工会领袖和政府代表开始进行艰苦的谈判。列金警告那些质疑他的人说,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惜动用武力阻止鲍威尔政府返回柏林,哪怕这会导致内战(他知道这么做很可能会导致内战)也在所不惜[79]。

    列金提出了一系列不容谈判的条件:诺斯克必须辞职,退出中央政府,普鲁士邦政府的两个部长海涅(Heine)和俄塞尔(Oeser)也必须辞职;政府的关键职位必须由工会代表担任;必须严惩暴动分子及其同谋,必须彻底整肃军队和警察。他重申,目前就有可能由各工会和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工人政府。

    通过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以及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人,工会领导层给社民党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危机震动了社民党机关的最高层——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独立社民党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多伊米希反对科嫩,所以独立社民党左翼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独立社民党的执委会派出的一个新代表团求见列金,告诉他独立社民党想继续讨论时,部分右翼(包括克里斯平在内)又回到了三月十七日晚上他们最初采取的立场上。但是多伊米希毫不让步,他表示自己绝不会同意让党支持任何“工人”政府,除非这个“工人”政府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苏维埃政权[80]。尽管他的一些控制了柏林工会的同志(这些人跟他同属左派)表示反对,他还是获胜了。左派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即列金建议的工人政府无非是改头换面的“诺斯克政权”,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阿兹政府的再版而已[81]。而对独立社民党右翼来说,它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参与建立这样一个政府是要冒风险的;它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批评,并且面临着分裂的威胁。而一旦分裂,那么独立社民党右翼就会变成脆弱的、给政府涂上一点“左翼”色彩的伪装而已。列金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建议。

    但是,列金还是要向政府提出复工的条件。经过漫长的谈判后,政府代表在十九日早上庄严承诺将实现列金提出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叫做“工会九条”,具体内容如下:

1、未来的政府要承认工会组织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重建过程中的作用。
2、解除叛乱分子及其同谋的武装,并立即严惩他们。
3、立即把所有反革命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并立即恢复所有因参加工会或政治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4、在民主的基础上,在与工会的协商与合作下改造国家。
5、彻底履行现有的社会立法,并采用新的、更进步的法律。
6、立即恢复执行为准备经济的社会化而施行的各项措施,召集社会化委员会,并立即对煤矿和钾矿实行社会化。
7、征收粮食以控制食品供应。
8、解散所有反革命武装组织。以工会组织为基础、与暴动期间保持忠诚的国防军和警察部队一起建立联合防卫组织。
9、解除诺斯克和海涅的职务[83]。

    在这一基础上,全德工联和自职联决定号召复工[84],大部分部长和议员也踏上了返回柏林的路程。但独立社民党和大柏林罢工委员会都没有同意复工,在名义上,要由罢工工人会议来做决定,这个会议大体上定于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召开。

    确实,罢工工人之间还远未达成一致。许多会议决定不接受工会总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认为政府虽然信誓旦旦,但工人却什么保证都没得到,批准这个决定就等于给政府一张空白支票[85]。更有甚者,当“政府”军进入柏林郊区时,同武装工人发生了几次暴力冲突,乃至交火,有一些人被捕[86]。

    一个信使出席了大柏林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他带来了鲁尔工人的求救信,那里的工人正遭受着国防军的镇压。德共(斯)的代表与许多独立社民党工人反对结束罢工。皮克和瓦尔赫尔认为,他们应该保护鲁尔工人,并把这场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直到鲁尔工人的安全得到确保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为止。随后,工人政府问题第一次被公开提了出来。多伊米希谴责了他所谓的列金的诡计及“政府的计划”,他认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独立社民党拉进议会游戏里,并为这个已经衰弱不堪的联合政府涂上一层“左翼”的伪装[87]。共产党人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他们说,自己只是在这个会上才得知了列金的建议,对此他们仅能以个人身份发言[88]。

    瓦尔赫尔强调指出,工会提出的工人政府将是一种“反对艾伯特和哈阿兹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它无需为了工人运动更进一步及得到胜利而正式宣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多伊米希所要求的正好相反),这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一个胜利。他转向工会代表说道:

<blockquote>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如果你们真的要武装工人、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如果你们真的要把所有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机关,这就意味着内战。那样的话,显然我们不仅要支持这个政府,我们还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过来说,假如你们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还在背后捅工人一刀的话,那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得到来自你们行列的人的支持)将毫不犹豫地、以我们能用的一切手段,进行最坚决的斗争[89]。</blockquote>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会议最终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德共[斯]代表的支持):要求罢工继续进行,直到工人从政府方面获得保证为止,特别是关于第八点——将工人编入“保卫共和国”部队的保证[90]。这个会议结束时,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开始了谈判。出于切身利益,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拼命地要离间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并结束总罢工。鲍威尔以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名义承诺尊重以下四项条件:把柏林的军队撤到施普雷河(Spree)一线;解除戒严状态;不对武装工人采取进攻性行动,特别是在鲁尔一带;把普鲁士的工人编入工会控制下的“防卫组织”[91]。

    停止总罢工的真正决定权掌握在独立社民党手中。共产党人本来是能加强独立社民党左翼的力量的,但共产党中央却陷入了全面危机的困境中。就在第四十二号通知(这份通知上的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它概述了党对于成立工人政府问题的新观点)刚下发给党员后[92],党中央(在二十一日晚上到二十二日早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就批评了参加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四个代表,因为他们同意按照工人参加“共和派”阵营的条件复工,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支持成立“工人政府”的伎俩。党中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份致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声明:

<blockquote>共产党中央表示:它在几点上不同意大柏林中央罢工委员会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传单中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武装工人、公务员和办公室职员,以编入可信任的共和派组织或军队的组织的要求。另外,它宣布不支持由各工会和独立社民党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93]。</blockquote>

    当天中午,这份声明被宣读给了中央罢工委员会,几小时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不顾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科嫩、罗森菲尔德和盖尔等人的反对,宣布对社民党新做出的让步表示满意[94]。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起草了一份根据政府新作出的妥协和许诺号召复工的声明,列金代表全德工联、奥夫豪伊塞尔[95]代表自职联、尤哈奇[96]代表社民党、克里斯平代表独立社民党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97]。柏林工会领导层支持多伊米希,宣布“暂停”(而非结束)罢工,并反对结束罢工,拒绝在这份声明上签字[98]。

    德共(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开了会。它谴责了所谓的投降行为,并号召工人为了解除自由军团、国防军和资产阶级准军事力量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释放因政治罪名坐牢的工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继续罢工[99]。但是工人已经开始复工了。而且共产党中央又推翻了自己前一天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皮克和瓦尔赫尔的立场[100]。它强调指出,卡普暴动象征着资产阶级同社民党的联盟已经瓦解,因此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应以“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直到资产阶级垮台的那一刻”为目标。它重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得到群众支持的共产党,并明确指出:

<blockquote>在斗争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社会民主党对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和工人当中的其他阶层仍有较大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这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尚不存在。为了让广大阶层的无产阶级群众接受共产主义教义,必需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拥有几乎是彻底的政治自由,能防止资产阶级行使起其专政[101]。</blockquote>

    从这一分析出发,德共(斯)中央得出了应当成立工人政府的结论:

<blockquote>德共认为,成立一个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成分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将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有力行动创造非常有利的环境。这有助于他们的成熟,要实现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专政,这是必需的。德共宣布,只要这个政府不破坏它对于确保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承诺,不阻碍工人阶级巩固其社会组织,德共就将继续自限于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当我们宣布本党将“继续自限于忠诚反对派的角色”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党不会准备进行革命政变,但将保留行动及相关思想的政治宣传的彻底自由[102]。</blockquote>

    这个声明具有重大意义。它能改变独立社民党党内的和整个左派的力量对比。但这个改变来得太晚了,特别因为它到了三月二十六日才广为人知,而此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二十二日早上,正当罢工结束后工人同军队初次发生对峙的消息传来后,各政党和各工会重新开始了谈判。领袖们再次分析了成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或工人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通讯》提出的[103])的可能性。独立社民党改变了他们在三月十七日的立场,不再要求以政府必须宣布支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先决条件[104]。

    就在同一天,马尔赞主持了大柏林工人苏维埃的会议。会上多伊米希为“暂停”罢工的主张辩护,而皮克则主张继续罢工。多伊米希重申他反对成立工人政府的主张。皮克反对多伊米希,并解释了德共(斯)的立场:

<blockquote>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尚未成熟,但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的形势却已经成熟了。作为革命的工人,我们热切渴望成立纯粹的工人政府……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拒绝了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它无法认识到,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结合成的有利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利益究竟何在……工人政府将会成立;除此之外没有通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道路[105]。</blockquote>

    这是一次混乱的辩论[106]。多伊米希提出的动议以较大多数获得通过。罢工正式结束了。但工人政府并没有成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克里斯平徒劳地强调指出,德共(斯)中央和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目前还谈不上成立“苏维埃专政”,而成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却是“完全可能的”[107]。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三月二十三日,独立社民党执委会批准了一份由八点要求组成的纲领——它提出这份纲领,意在作为成立工人政府所必需的共识——并于二十四日公布[108]。《前进报》在二十五日解释说,社民党多数派也希望成立工人政府,但只有当各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在国会内支持工人政府时,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这就只意味着让独立社民党参加联合政府。它得出结论,社民党将接受责任,“建立起一个名字不同、效果一样的政府”[109]。

    《前进报》(社民党的机关报》只不过是把目前的形势公开说了出来而已。罢工的结束极大地加强了社民党的地位,已经返回柏林的艾伯特开始就扩大联合政府进行讨论。列金否决了让商人库诺入阁的建议,并要求解除副总理希菲尔的职务。这破坏了计划,鲍威尔内阁辞职了[110]。议会制的游戏规则重新开始运作,三月二十六日,艾伯特提议任命列金为总理,并由列金来组阁。工会总委员会拒绝了艾伯特的建议。它认为,形势已经改变了,自己无力独自承担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遭受着媒体的猛烈攻击的时候——这些媒体已经重新出现了,每天都在狂暴地抨击工会领袖的“对立政府”的隐蔽的影响力[111]。

    现在就剩一点缝缝补补的工作了。同一天,艾伯特向他的同僚、社民党人赫尔曼·穆勒求助[112]。新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由穆勒任总理,民主党人盖斯勒[113]接替诺斯克执掌国防军。普鲁士邦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政府。多伊米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柏林工厂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只有根据工人群众的信任成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政府”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114],但他这话说得太晚了。时机已经错过了。

    德共(斯)中央的甘做“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只产生了一个结果:它在党内引发了一阵骚动。骚动爆发于当德共(斯)中央以十二票对八票否决了宣言,并作出如下表态之时:

<blockquote>德共党员有义务以各种革命手段,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因此,未来是否可能成立联合政府,这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比它更重要的是武装无产阶级和建立工人苏维埃[115]。</blockquote>

  而与此同时,正如鲁尔的事态所进一步揭示出来的那样,社民党人、独立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优柔寡断对改变现实中的力量对比毫无助益。

<h3>国防军的报复</h3>

    在卡普暴动的次日,鲁尔在武装斗争和组织工人政权的行动走在了前面。许多地方的工人苏维埃或行动委员会联合起来夺取了政权。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事领导机关,它一声令下就能召集十万武装工人。三月十八日,工人部队发动攻击,被打散的国防军部队后撤了,其中一支被杜塞尔多夫工人打退后,丢下了四千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大批火炮、迫击炮和弹药[116]。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鲁尔工人似乎成了这一带的主人,但他们远远地跑在其他地方的同志前面,这使他们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由于复工和成立工人政府的讨论被中断所形成的当前局势已经为其他地方的社民党人、独立社民党人、甚至还有共产党人所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来自鲁尔的代表威廉·迪维尔和格劳尔(Graul),分别于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向柏林罢工委员会介绍了鲁尔地区的情况及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危险。三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派威廉·皮克去了鲁尔[117]。政治分歧越发深刻。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是由社民党多数派、独立社民党和两个共产党人特里贝尔(Triebel)和哈彭蒂尔(Charpentier)成立的,但是党却拒绝承认,因为他们未经批准就同意开始谈判[118]。对哈根的行动委员会支持谈判的做法,共产党影响下的埃森的执委会的反应就是考虑如何阻挠哈根行动委员会。

    三月十八日,哈根的行动委员会号召没有武装的工人复工。三月二十日,它把自己对国防军的要求告知冯·瓦特尔将军(他在三月十六日之前一直在观望,以便同冯·吕特维茨保持距离):国防军必须缴械,并撤出整个工业区,要成立由各工人组织控制的民兵。与此同时,“公共秩序将由武装工人的部队来维持”[119]。鲍威尔通过电报回复说,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冯·瓦特尔和他的部队并没有支持政变[120]。在双方以“工会九条”为基础进行的谈判中,两个部长吉斯贝尔茨[121]和布劳恩赶来帮助国家专员塞费林[122]。

    三月二十三日,谈判在比勒菲尔德开始了,出席谈判的有主要城市的苏维埃代表、几个市长、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其中也有哈根的行动委员会的两个共产党委员会哈彭蒂尔和特里贝尔。一个小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声明,三月二十四日,所有的谈判参加者最后都批准了这份声明[123]。在这份声明中,政府方面的代表确认自己同意工会提出的九点纲领,在协议的条款得到实现时接受军事当局同工人代表之间的暂时的合作。约瑟夫·恩斯特受塞费林和冯·瓦特尔将军领导[124]。这份声明要求,在第一阶段,保留少数武装工人并受当地政府控制,这些工人应作为辅助警力;大部分武装工人应交出武器,并立即停止战斗[125]。

    比勒菲尔德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尊重。虽然如此,威廉·皮克(他到了埃森才知道代表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仍然坚持执行停战,这能使工人留住自己的武器,并稳固地组织民兵——这是政府对工人做出的临时的、勉强的让步[126]。但他没能说服埃森执委会的委员们,这些委员认为,既然谈判时自己没有发言权,那么自己也就没有义务受其约束。此外,在这个由德共[斯]控制,实际上受德共(斯)内的反对派影响的委员会里,来自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的委员属于左派,他们同强大的当地新“工人联合会”(在这些“工人联合会”里,真正有影响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起批判在比勒菲尔德协议上签字的“叛徒”,并号召继续斗争。当地出现了好几个相互竞争的革命权力机关,六七个“军事领导机关”,彼此互相攻讦[127]。

    三月二十四日,埃森执委会开了会,出席会议的有约瑟夫·恩斯特和一个来自“前线”城镇维塞尔(Wesel)的代表——当时维塞尔的工人正在攻打兵营。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一开始就谴责任何形式的停战,但也承认自己的弹药已经不够用了。埃森执委会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而此时哈根的行动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并重申了必须停止战斗的命令。这个决定没有产生效果[128]。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在埃森又开了一次会,出席的有鲁尔的七个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皮克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比勒菲尔德协议没有提供任何保障,他建议在此期间工人应该不交出武器,但他也警告说不要挑起战斗。会议选出了一个由十名独立社民党人、一个多数派社民党人和四个共产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皮克说道:“我们没能让前线的同志们相信停战较为有利[129]。”

    但就在两天以后,埃森的中央委员会根据总的形势,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要求同政府进行停火谈判[130]。第二天,三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在哈根开了会。皮克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大意是,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还不成熟,但应该为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重新组织和选举工人苏维埃而战[131]。会议的决定是,应该进行谈判,但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国防军发动进攻就重新进行总罢工[132]。二十八日,埃森中央委员会召集了第二次苏维埃会议,列维出席了这次会议,确认了这一立场[133]。但就在同一天,赫尔曼·穆勒通知埃森中央委员会,他要求解散所有非法的权力机关,并交出全部的武器,以此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134]。

    这几天里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埃森中央委员会未能在整个工业区施行足够的权力,不能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在维塞尔,兵营已被围攻了好几天[135],当地的“红军”领导人发出了炽烈的战斗号召,被埃森中央委员会斥为“冒险主义”[136]。在杜伊斯堡和米尔海姆,“工团主义”分子威胁一旦军队开进来,就要破坏工业设施并“摧毁设备”[137]。

    在杜伊斯堡成立了一个以极左派分子维尔德(Wild)为首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夺取银行资金和全部库存食品,并号召选出工人苏维埃,但只有“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才能参加选举[138]。不同派别的工人——停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破坏活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反对派成员戈特弗里德·卡鲁塞特(Gottfried Karruseit)发表了煽动性的声明[139],并在署名上冠以“红军总司令”的名号。皮克批评他是“疯狂的小资产阶级”。

    埃森中央委员会没有争取到比前几天的哈根行动委员会更好的对停战的保障条件。冯·瓦特尔将军利用了工人阵营当中的不合与内部分歧。他要求埃森的工人领袖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四门重炮、十门轻型火炮、两百挺机枪、十六门迫击炮、两万支步枪、四百箱炮弹、六百发迫击炮炮弹和十万发子弹。如果到期不交出来的话,他就当工人领袖拒绝缴械,破坏协议[140]。对这个挑衅性的最后通牒,埃森中央委员会以号召总罢工作为答复[141]。

    三月三十日,埃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在柏林出席会议,与会的有所有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的领袖,包括皮克和列维在内。他们一致决定向穆勒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比勒菲尔德协议得到尊重,并限制军方的行动,不使军方为害。包括列维在内的五个代表求见穆勒总理,要求他召回冯·瓦特尔将军[142]。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总理回答他们说,协议已被单方面撕毁,他还以各种盗窃行为、银行资金被夺走和存在进行破坏的威胁作为“恢复秩序”的借口[143]。

    皮克回到埃森后,他发现形势一片混乱。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经去明斯特跟塞费林谈判去了,路上他们几乎都被军队逮捕了[144]。尽管如此,四月一日还是在埃森举行了一次工业区苏维埃全体会议,来自九十四个苏维埃的二百五十九名代表出席了会议[145]。皮克、独立社民党人俄丁豪斯[146]和一个来自米尔海姆的代表尼克尔(Nickel)就柏林的事态做了报告,这次会议就停战条件通过了一个立场。它发表呼吁书,号召保卫和发展工人苏维埃的网络[147]。

    四月三日,冯·瓦特尔的部队开始进攻。他们仅遭到了零星的抵抗,因为各地的工人领袖陷入了混乱和不合之中,致使他们无法彼此协调组织防御[148]。而当军队重新占领矿山时,士兵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就连塞费林本人也被激怒了[149]。很快军事法庭就以犯罪或行为不法的罪名——其实是征用或战斗措施——给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判了重刑。就在卡普暴动被总罢工粉碎后的一个月,暴动分子的同谋就在鲁尔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50]。

    一九二〇年三月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防军恢复了秩序,工人运动的内部危机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德共(斯)中央的踌躇不决、推脱逃避和朝令夕改使德共(斯)未能获取它本有望获得的成果。但是它曾试图加深那再次席卷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

    三月二十六日,在工厂苏维埃全会上,列维向支持社民党、或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以及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发表了演讲:

<blockquote>卡普和吕特维茨发动的政变,给艾伯特—鲍威尔政权造成的危险,要远远大过斯巴达克派曾造成的危险,但他们(艾伯特—鲍威尔政权)并不敢号召以武装斗争来对抗他们(卡普和吕特维茨)。但人民仍然要求用手中的武器同他们作战。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应该对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国的各种力量发出新的呼吁。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呼吁,并把武器交到他们手中。这完全有可能。(有人反对)对,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不可能!”)是可能的,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有可能在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以工人自己的队伍为基础组建军队一样,所以政府也是有可能武装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但政府并不想这么做,因为它知道,一旦它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打败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那就等于同时把利器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它能够达成自己的最终目标,而工人就会说:“我们准备好了保卫共和国,我们准备走上防线,但不是为了帮艾伯特和鲍威尔夺回权位!”我告诉你们,艾伯特—鲍威尔政府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个政府只会那老一套的把戏,就在它从柏林逃往德累斯顿之前,它还想同军队谈判妥协的方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谈什么“新的危险”,那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从第一天开始,威胁着我们的,就只有旧的危险,这种危险现在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各方力量势均力敌,很快就将见分晓,到时我们就能知道是哪一方能把握住形势,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形势[151]!</blockquote>

<h3>德共(斯)极左派的分裂</h3>

    这一时期造成的最初后果之一,对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暴动本身的影响,并没有德共(斯)在这段时期之中和之后的政策造成的影响大。这个后果,就是反对派决定建立另一个共产党。党中央在暴动初期的消极逃避,布兰德勒在他的开姆尼茨城堡实行的团结和守势策略[152],党中央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与反复变卦,中央领导人对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支持,以及他们对鲁尔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这一切都使极左派活动家重新活跃起来,给了极左派新的希望,并且似乎证实了他们对党中央的政治活动所下的“机会主义”的判断。在此之前,反对派一直在分崩离析,但它现在又起死回生了。

    四月四日至五日,根据一些柏林活动家,特别是卡尔·施罗德的倡议(他征求了赫尔曼·戈尔特的意见),德国共产党的反对派在柏林开了会。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出席的有十一个来自柏林的代表,和二十四个来自外地的代表,分别代表勃兰登堡、北部、西北、图林根、西萨克森、东萨克森和艾尔贝菲尔德—巴门等地的地方组织,会议由三个主要的反对派小组(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活动家主持。这些代表们宣称代表着三万八千名党员,可能超过了德共(斯)党员人数的一半[153]。会议不顾费姆费尔特和奥托·吕勒的反对[154],宣告成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KAPD)。它自命为共产国际成员,同时又把在资产阶级议会和改良主义工会内积极开展工作斥为“机会主义”,并宣称“列维中央”已经背叛了党[155]。

    在这个新党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它宣称自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它把共产党定义为“无产阶级的大脑和武器”,并认为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共产党的任务,“哪怕是要遭到广大群众的肤浅的、显著的反对”。在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基本自卫武器的西欧,它自命为共产党的楷模。为了替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准备,它建议成立并发展“革命工厂委员会”和“工厂联合会”。在向德国工人群众发出的呼吁中,它强调指出:

<blockquote>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一个传统的党。它是一个没有领袖的党。它的基本工作包括支持无产阶级从每一个领导层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无产阶级从所有领导的背信弃义的、反革命的政策下解放出来,才是最正宗的解放道路[156]。</blockquote>

    共工党成立后的第十天,德共(斯)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会上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到新党。共产党领袖显然没把这个新组织放在眼里——这个新党是以潘涅库克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它的队伍里既有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这样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派,又有吕勒和费姆费尔特这样的人,而且反对派当中的精华,以贝克为首的不莱梅共产党人都拒绝参加新党,说明这个新党微不足道。共产党领袖正望着另外的方向。

    大选于六月六日举行。卡普暴动之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剧变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大选结果中体现了出来。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五百万张选票,而各工人政党一共赢得了一千一百万张。双方的极端派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中央党失去了二百五十万张选票,民主党失去了三百三十万张,而公开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和民族自由党都增加了一百万张选票。而在另一边,社民党损失得最惨。一九一九年一月大选中,社民党得了一千一百九十万张选票,有一百六十五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而这次才得了六百万张选票,仅有一百〇二人当选为议员。独立社民党实现了大跃进:上次大选他们只得了二百三十万票,只有二十二人当选为议员,而这次得了五百多万票,有八十四人当选议员,几乎赶上了社民党多数派,在所有的工业中心更是远远超过了社民党多数派。共产党是第一次参加大选,它的收获不多也不少:五十八万九千票,四人当选议员,其中包括蔡特金和列维。

    工人阶级选民首次发生了改变。投票结果显示工人群众正在急剧远离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主要还是走向独立社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对于德共(斯)的领袖们来说,比起极左的共工党的成立,是一个远为重大的教训。

[1]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0页。

[2]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60页;瓦·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Im Kampf gegen die November revolution),柏林,1934年,第86页。

[3]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Hans"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岁入伍,1897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先后任德军第8军参谋长、第11集团军参谋长、奥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战后出任部队局(Truppenamt)局长,领导了国防军的重建。1926年因擅自允许前德国皇帝的孙子参加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930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希特勒。1933年至1935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935年返回德国。——中译者注

[4]惠勒—贝内特,《权力的报应》,第71—72页。

[5]请参阅上书第61—62页上对冯·吕特维茨的描写。

[6]诺斯克,《从基尔到柏林》,第203页。

[7]沃尔克曼,《德国革命》,第273页。

[8]约翰内斯·艾尔格尔(Johannes Erger),《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Der Kapp-Lüttwitz Putsch. 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1919–1920),杜塞尔多夫,1967年,第117页。

[9]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中译者注

[10]卡普和吕特维茨是在1919年8月21日初次会面的(冯·吕特维茨,《在与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第97页)。

[11]警察总监恩斯特知道这一切。1920年3月11日,卡普曾跟政府方面的著名警察事务顾问多耶商谈过,当时多耶已被任命为负责内务的副国务秘书(同上,第133页)。

[12]英译本中此处为“八月十二日”,但这与史实不符,故改为三月十二日。——中译者注

[13]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3页。

[1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86页。

[15]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36页。

[16]同上,第140—143页,第149页。

[17]欧根·希菲尔(Eugen Schiffer,1860年2月14日——1954年9月5日),德国法学家,曾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和司法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8]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93页。

[19]同上,第97—98页。

[20]海因茨·约瑟夫·瓦莱因(Heinz Josef Varain),《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Freie Gewerkschaften, Sozialdemokratie und Staat. Die Politik der General-kommission
unter der Führung Carl Legiens [1890–1920]),杜塞尔多夫,1956年,第73页。

[21]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从魏玛到希特勒》(Vom Weimar bis Hitler),汉堡,1949年,第94页。

[22]这份传单的复印件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9页。

[23]同上,第468—469页。

[24]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3页;另外,根据维尔斯的说法(引用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6页),独立社民党人拒绝同社民党多数派联合行动,因为后者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25]其实只有后者自称是罢工的中央领导机关(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197页)。

[26]德共(斯)解释说,它批评独立社民党的罢工委员会,是因为这个罢工委员会没有号召立即成立工人苏维埃(《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到了3月17日,德共(斯)才派了4个代表(皮克、瓦尔赫尔、郎格和塔尔海默)参加了这个罢工委员会,他们只参加了4天就退出了。(瑙曼[Naumann]与沃伊格特兰德尔[Voigtländer],《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Zum Problem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69页,n.32)。

[2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55页;《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4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m 14 und 15 April),柏林,1920年,第43页。

[28]《红旗报》,1920年3月1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7—468页。

[2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5页。

[30]同上,第496页。

[31]同上,第489页。

[32]海·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Die Aktion gegen den Kapp-Putsch in Westsachsen),柏林,1920年,第7页。

[33]这份呼吁书以传单的形式在3月15日散发,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68页。

[34]路易·德·布鲁凯尔(Louis De Brouckère,1870年5月31日——1951年6月4日),比利时社会主义者,青年时期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因发表反军国主义的文章而被监禁半年。一战爆发后参军。1894年至1904年被选为布鲁塞尔市议员,1925年至1932年被选为参议员,1945年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中译者注

[35]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反革命》(La Contre-révolution en Allemagne),第46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0页。

[3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37]马格努斯·奥托·布里杰斯·冯·莱维佐夫(Magnus Otto Bridges von Levetzow,1871年1月8日——1939年5月13日),出身于普鲁士容克官僚家庭,1889年参加海军。1920年1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支持卡普政变,政变被粉碎后退役,1931年参加纳粹党,1932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1933年2月任柏林警察总监,1935年7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3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1页。

[38]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7—8页。

[39]同上,第21页。这些代表当中,有691名共产党人、603名社民党人、100名独立社民党人和95名民主党人。

[40]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1页)写道,这个工人苏维埃控制了该城周围一百公里内的范围,只有一间技术学校例外,但这间学校也被工人民兵包围着。

[41]同上,第1页。

[42]马克斯·赫尔茨(Max Hoelz,1889年10月14日——1933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5年移民英国,当过机械工人。1914年参军,负过重伤,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铁路上工作。1919年在福格特兰(Vogtland)进行组织失业者的工作,并实践了“直接行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活动,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把城市游击战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后脱党,参加共工党,1921年3月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后被捕,逃走,再次被捕,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后重新加入德共。1928年获大赦,此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929年去了莫斯科。后因船难事故遇难,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

[43]马·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Vom ‘Weissen Kreuz’ zur Roten Fahne: Jugend-Kampf und Zuchthauserlebnisse),柏林,1929年,第51—65页。

[44]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6页。

[45]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85—112页。

[46]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54—60页。

[4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6页。

[48]同上,第477—479页,第489页,第497页。

[49]请参阅第19章。

[50]埃森地区组织于3月13日出的传单,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94页。

[5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55页。

[52]《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81页。

[53]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5页。

[54]扬·阿佩尔(Jan Appel,1890年?月?日——1985年5月4日),18岁参加社民党,1911年参军,1914年参加一战,1917年退伍,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和德共(斯),在党内属于极左派,曾担任过汉堡地方组织的主席;1920年脱离德共(斯),参与成立了共工党。1921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1923年被捕,1925年获释后前往荷兰工作。他是左派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中译者注

[55]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收录有这两位斗士的小传,见第427页和第438页。

[56]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49—254页。

[57]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2页。

[58]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11页。

[59]同上,第205页。

[60]恩斯特·奥古斯特·保尔·冯·波尔济希(Ernst August Paul von Borsig,1869年9月13日——1933年1月6日),德国工业家,曾任德国雇主协会主席和德国国家工业协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曾资助自由军团,1922年起开始给纳粹党提供大笔资金。——中译者注

[6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05—206页。

[62]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03页。

[63]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65—266页,第277—278页。

[6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5页,第482页,第484页,第497页。

[65]沃尔夫电信社的一份公报(转引自埃尔文·科耐曼[Erwin Könnemann],《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Zum Problem der Bildung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3年,第904—921页)提到了一份广为流传的政府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已被半正式地接受了,名单上的人选有:由多伊米希任总理,保尔·列维任外交部长,库尔特·盖尔任内务部长。这份公报结尾写道:“毫无疑问,现在只剩下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66]穆伊贝格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10页;K·芬克(K.Finker),《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新的研究途径与研究发现》(Neue Wege und Erkenntnisse bei der Erforschung des Kampfes der deutschen Arbeiter gegen den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1年,第909—910页。

[67]《1920年3月30日至3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Sitzung des SPD-Parteiausschusses vom 30, und 31–3 1920),第4页,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68]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1页。

[69]《前进报》号外,1920年3月18日。

[70]同上。

[71]比如说,在莱比锡,独立社民党领导人里哈尔德·利平斯基于3月18日跟当地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这是货真价实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布兰德勒在《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48—49页上收录了这篇协议的全文,并附有他的评论。

[72]转引自艾尔格尔,《卡普—吕特维茨暴动:对1919年至1920年德国内政的影响》,第293页和《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3]《前进报》,1920年3月20日,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1页。

[75]W·科嫩(W.Koenen),《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Zur Frage der Möglichkeit einer Arbeiterregierung nach dem Kapp-Putsch),《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2期,1962年,第347页。

[76]同上,第348页。

[77]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累德堡、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 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中译者注

[78]科嫩,《论卡普暴动后成立工人政府的可能性问题》,第348页。

[79]这个消息来自工会领袖与鲍威尔政府代表的谈判记录,这份记录是财政部长休特古姆写的,转引自埃·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3页。

[80]《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81]《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82]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18页。

[83]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0页,n.19。

[84]同上,第910页。

[8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2页。

[86]特别是在亨宁斯多夫(Henningsdorf)(同上,第476页)。

[87]《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8页。

[88]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第918页,n.41)认为,盖施克(他是柏林领导层里的极左派分子,根据科嫩的说法,他出席了3月17日的会议)没有把列金的建议告诉中央。

[89]雅·瓦尔赫尔,《德共(斯)中央与卡普暴动》,《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6年,第406页。

[90]《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91]《社会民主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92]《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1期,1920年,第18页;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Die Lehren des Kapp Putsches),莱比锡,1920年,第30—32页。

[93]《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9页。

[94]瑙曼与沃伊格特兰德尔,《论卡普暴动后的工人政府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3年,第470页。

[95]齐格弗里德·奥夫豪伊塞尔(Siegfried Aufhäuser,1884年5月1日——1969年12月6日),出身于酿酒商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成立自职联,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任自职联主席,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1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51年返回德国,任德国雇员工会(Deutsche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主席。——中译者注

[96]玛丽·尤哈奇(Marie Juchacz,1879年3月15日——1956年1月28日),娘家姓戈尔克(Gohlke),社民党人,曾当过女仆、保姆、裁缝,1917年被艾伯特任命为负责党的妇女事务的书记,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97]《前进报》,1920年3月24日;《德国革命插图史》,第473页。

[98]《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99]同上。

[100]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03页),新的多数派由皮克、郎格、瓦尔赫尔、塔尔海默和列维组成。

[101]《红旗报》,1920年3月26日。

[102]同上,《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9页。

[103]《社会民主党通讯》(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第5期,1920年,第45页。

[104]弗兰茨·克吕格(Franz Krüger),《专政或人民统治》(Die Diktatur oder Volksherrschaft),第30页,转引自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1页;当时克吕格是社民党柏林地区组织主席。

[105]《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6]拉施和克劳泽(Krause)都发了言,两人的发言彼此互相反对,而这两人又都是代表德共(斯)发言的。皮克承认“存在着两个共产党”(同上)。

[107]这次会议的记录是根据休特古姆的笔记整理的,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278页。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克里斯平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让各资产阶级政党接受一个没有他们参加的政府,应该让基督教工会参加进来,间接代表资产阶级政党!

[108]《自由报》,1920年3月24日。

[109]《前进报》,1920年3月25日。

[110]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2页。

[111]瓦莱因,《自由工会、社会民主党与国家:卡尔·列金领导下的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890—1920)》,第179页。

[112]科耐曼,《论卡普暴动后的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6年,第915页。

[113]奥托·卡尔·盖斯勒(Otto Karl Gessler,1875年2月6日——1955年3月24日),曾任雷根斯堡(Regensburg)市长和纽伦堡市长,1919年参加德国民主党,卡普暴动结束后任国防部长,1928年辞职。1928年至1933年任德国战争公墓委员会(Volksbund Deutsche Kriegsgräberfürsorge)主席,纳粹上台后退出政界。后因涉嫌“七·二〇”政变被捕,被关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1950年至1952年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中译者注

[114]《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

[115]《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17]比起发表于《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5期上的那篇《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Die Stellung der KPD zum Abbruch der
bewaffneten Kämpfen im Rheinisch-Westfälischen Industriegebiet),我们更愿意引用列维档案库里的同名文章的手稿,因为档案库里那篇有公开发表时被删去的段落。手稿当中(f.1)指出迪维尔是于3月21日抵达柏林的,这是3月13日以后柏林和鲁尔第一次建立联系。

[118]《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

[11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这些要求的文稿收录于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116页。

[12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1]约翰内斯·吉斯贝尔茨(Johannes Giesberts,1864年2月3日——1938年8月7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参加基督教工人运动,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1912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任邮政部长。——中译者注

[122]卡·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1919/1920 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比勒菲尔德,1927年,第176页。这两个部长带来了一个消息:荷兰政府已决定停止给鲁尔地区提供食品,因为那里已经被革命派控制了。

[123]同上,第177页。

[12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25]这份协议全文收录于《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1—503页,塞费林的《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78—179页也收录有。

[126]《共产国际》(L'Internationale comuniste),第15期,第3364栏。

[127]《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0页。

[128]同上,第503页;《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29]《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在此期间,身在柏林的列维和多伊米希成功说服了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让他们去号召工会重新进行总罢工(《自由报》,1920年3月28日)。但这次的努力终归徒劳。

[13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03页。

[131]《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7。

[132]同上,f.8。

[133]同上,f.11。

[134]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6页。

[135]同上,第184页。

[136]《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0。

[137]在德共四大上,列维说这些人发出的威胁把矿工群众逼到了对立面,并破坏了工人的抵抗(《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1—22页)。

[138]《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9。

[139]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1—182页)收录了这些宣言,并引用了另外一篇宣称进行了两次处决的文章。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62页)也写到了同样的宣言,但没有提到塞费林,她把卡鲁塞特写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但共工党当时还没有成立。她的意思是说卡鲁塞特是德共(斯)反对派的成员。波克在书中没有提到他的作用。

[140]全文见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7页。

[141]同上,第187—188页。

[142]《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13。

[143]同上,f.14。

[144]同上,f.14。

[145]同上,f.16;这些代表里有36个社民党人、113个独立社民党人和109个共产党人。

[146]瓦尔特·俄丁豪斯(Walter Oettinghaus,1883年2月26日——1950年9月17日),1901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曾短暂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后曾任米尔斯佩(Milspe)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卡普暴动期间曾在鲁尔红军的政治领导机关工作。1922年重返社民党。1932年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因反对莫斯科审判案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党,1948年回国。——中译者注

[147]《德共在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区中止武装斗争中的立场》,f.20。

[148]我们当然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塞费林的记述,但他描写了一些有关这些分歧的例子。领导哈根行动委员会的独立社民党人约瑟夫·恩斯特曾前往米尔海姆,试图同当地工人领袖进行讨论,但却遭到了枪毙的威胁,侥幸才逃得一命。而在多特蒙德,布拉斯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致使由于共产党人麦因贝格(Meinberg)的干预才侥幸逃生(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184—186页)。鲁尔“红军”发出了号召,要求枪毙一切支持谈判的人(第198页)。

[149]塞费林,《1919—1920年在风暴中心》,第208页及其后。

[150]同上,第208页及其后。

[151]列维档案,P60/6。

[152]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52页)认为布兰德勒在党内名声很坏,是因为他要对暴动期间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消极无为”负责,这不过是极左派的一面之词罢了。我们先看看费舍犯的一个错误,她说布兰德勒在“暴动后”受审时以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其实是她搞错了,布兰德勒是在三月行动之后的1921年6月6日受审的,详情请参阅第25章。

[153]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28页。

[154]同上,第283页。费姆费尔特和吕勒并不是反对决裂,而是反对“党”的观念。

[155]《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KAPD),第3页。

[156]《致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Appeal to the German Proletariat),收录于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406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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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十九章 位于十字路口的共产党</h2>

    四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就在卡普暴动和打垮了暴动的总罢工发生后不久,德共(斯)在非法状态中召开了第四届代表大会。这种令人惊讶的形势,可以用整体局势的剧烈颠倒来解释,而德共(斯)对这种整体局势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成了德国乃至整个共产国际内激烈讨论的焦点。

<h3>一种普遍的批评</h3>

    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在暴动的最初时刻,德共(斯)中央于三月十三日下达了第一个命令,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去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要反抗暴动分子,这是错误的。就连库恩·贝拉(他死硬的极左主义使他缺乏分辨力)也在自己对三月事件的分析当中,将其归结成“民主的反革命”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对立。他解释说,前者为了击败后者,是能够诉诸于总罢工这样的“革命武器”,以及呼吁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的[1]。

    第一个出来指责党中央的,是列维本人。三月十三日的时候,他还在莱勒大街监狱服刑。在牢房里得知暴动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同志采取的立场之后,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2]。信中他毫不客气地表示,党中央三月十三日的声明是“犯罪”,是“在背后给德国无产阶级最伟大的行动捅了一刀”[3]:

<blockquote>我一想到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机会终于出现的时候,我就无法保持冷静。右派犯了个大错——可我们党不但没有像一九一八年那样,利用这种形势来让自己获得领导地位,反而却犯下了这般幼稚愚蠢的错误!……我真不知道,挨了这样的打击后,党还怎么能恢复过来[4]。</blockquote>

    列维写道,共产党人应该提出能够为整个工人阶级所接受和采用的三个基本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同暴动分子作斗争,直到他们无条件投降为止;立即逮捕暴动头目及其同谋。他写道:

<blockquote>德共(斯)可以用这三个口号来给罢工提供一个前景,罢工目前正缺乏这么一个前景。有了这三个口号,人民很快就会看出,共产党以下列分析为基础所提出的东西是正确的,这个分析就是:社民党不会参加,或至少是不能贯彻始终地参加这个行动。只有在这么做之后,群众才会看出是谁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谁该为他们的受挫负责。只有在这么做之后,当群众采用了我们的口号,当他们的“领袖”始终拒绝领导他们并背叛了他们的时候,事态的进程将把其他人带进苏维埃的领导层。苏维埃、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共和国、废除民主共和国……如此发展六个月之后,我们就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5]。</blockquote>

    没有人去怀疑这个匆忙而下的判决,就连三月十三日声明的作者们也没有这么做。共产国际的领袖认为三月十三日声明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6]共产国际领袖们坚持要求把列维的信全文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和之后时期的政策的大讨论。这封信的发表加强了列维的威信,并打击了德共(斯)中央里他的一些同事的威信。

    但是列维的立场还不够完备。它批评了错误——能及时地批评错误,正是他的功绩所在——但却没有解释错在何处。所以有些人就打算找出他们所谓的错误的“源头”何在。比如,库恩·贝拉就批评了拉狄克对于西欧国家的革命发展速度所作的分析,他认为,卡普暴动以及工人对其作出的反应,还有工人阶级的急速激进化,反驳了拉狄克的分析。他认为德共(斯)是按照一个长期的远景而工作的,当革命发展速度改变的时候,德共(斯)就措手不及了[7]。但拉狄克并不想充当替罪羊。列维的文章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后,他随即写了一批很长的批评文章[8],他认为德共(斯)中央在三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跟列维一样认为“共产党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浪潮中去,进一步深化推动斗争”[9]。

    拉狄克认为,必须弄清楚党为什么拒绝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中央内部,在于德国的领袖的内心,在于他们墨守成规的政治实践,在于他们无力理解客观形势的转变。他重新讨论起当极左派和盲动主义在一九一九年主宰着党时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党中央同他们所做的正当的斗争。但是,对盲动主义的反对已经变得系统化了,现在已经走过了头,成了一种消极无为、拒绝行动的思潮,他写道:“他们的反盲动主义已经滑向了某种消极主义;他们凭经验确信一个事实:一九一九年还不能在德国夺取政权,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即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总的来说也是不可能采取行动的,但在一年前这就是错误的了![10]”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视角出发,写道:

<blockquote>莫斯科不可能给德国共产党发出具体指示。我们坚持认为德共必须制订出符合自身情况的路线。莫斯科执委会在一九一九年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抵抗盲动主义者的那些人是对的,今天它同样清楚地理解到,目前反对盲动主义的教条主义宣传只不过是在给运动踩刹车[11]。</blockquote>

    德共(斯)四大对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并没有太在意。瓦尔赫尔批评了这个错误,并将其归咎于柏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在这点上,他提到了布迪希和弗里斯兰德对三月十三日宣言所应负的责任[12]。塔尔海默不承认自己有错,他也把错误全部推给柏林组织的错误倾向。他谈到了党中央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薄弱,强调指出党在柏林缺乏力量,在起草三月十三日宣言的过程中,中央只跟柏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商量过,他还承认,柏林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意见对三月十三日宣言起了决定性影响,但他又强调指出,对于三月十三日的错误,害怕再次犯“盲动主义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宣称:“我不赞成这些反对意见,但要一下子扫清它们是不可能的[13]。”而柏林地方组织领导人恩斯特·弗里斯兰德则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14],这也就默认了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传记作者对此以他的极左主义来解释:“这个孤立的极左分子,只能消极以对[15]”。

    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布兰德勒与开姆尼茨共产党人在反对暴动的斗争中采用的实际政策——几乎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16]。尽管布兰德勒在给自己的小册子写的序言里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必须把寻求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放在首位来考虑,并通过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来加深社民党内的危机,吸引左翼对工人团结的同情,但是四大(以及布兰德勒本人在四大上)却根本没提到这一点[17]。

<h3>半公开的辩论</h3>
   
    在对由列金所倡议的“工人政府”口号和德共(斯)中央在谈到未来可能成立的“纯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时发出的“忠诚反对派”声明进行讨论时,德共(斯)党内的矛盾——盲动主义的复苏,与反对盲动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潮流”——被这些讨论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出来。

    瓦尔赫尔和皮克都不隐瞒他们希望看到独立社民党参加这么一个政府的态度。几周以后,社民党及其共同执政的盟友中央党、民主党重建了联合政府,让他们更加后悔。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派,它认为可行之道是“(组建一个)工人政府同资产阶级执政联盟决裂,致力于武装工人,并着手进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严肃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达成最终目标所要走的路程,减小这一路上的痛苦,因为这样的工人政府将依赖于围绕着各个革命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18]。皮克和瓦尔赫尔,以及起草了“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那些同志的立场,正是建立在相同观点之上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过渡形式的政府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这种过渡政府既脱离了议会制形式,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

    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部都有许多领导人认为这些都是离经叛道。库恩写道,德共(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暴露出对民主有三种幻想,相信“纯工人政府”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这种政府最多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的产物,支持它就等于附和“反动的乌托邦”[19]。在德共(斯)四大上,一个又一个发言人重复了这种论调。奥伊勒特表示,这样的政府只可能是“反动的和反工人阶级的”[20]。埃德温·亨勒认为,支持“工人政府”只会“害了无产阶级”[21]。蔡特金认为,这样做会让独立社民党得到最好的借口来避免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22]。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他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不过是一九一八年的艾伯特—哈阿兹政府的翻版罢了。

    但是,当讨论在德国和国际的报刊专栏上继续进行时,更深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保尔·弗勒利希是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23],他认为,“在从联合政府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路上,要经过社会主义者政府这一阶段”这个假设,是“彻底反辩证法的”[24]。他补充写道,“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必须以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在议会框架内达成的妥协为基础,才可能成立[25]。恩斯特·麦尔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以较温和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这种假设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形式”,在他看来这是“非常不可能的”[26],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也批评了“忠诚反对派”声明——这不符合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27]。

    拉狄克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认为,在中央于三月十三日采取的立场,与“忠诚反对派”声明之间存在着联系。当党的领导人通过这个声明,并赞成列金提出的工人政府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历史性任务,表现得像“抽象的思想家”而不像“战士”[28]。尽管左派独立社民党人(他们正在逐步趋向共产主义)表示拒绝参加这种政府——这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健康反应,他们不想同右翼社民党人合作,即使在一个伪装成社会主义的政府里合作——德共(斯)中央却拼命引诱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想让他们接受这种妥协,这实际上等于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再次去欺骗无产阶级。

    在拉狄克看来,“忠诚反对派”的声明欺骗了群众,让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即有可能不用先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就成立一个革命政府。正当必须召唤工人阶级投入战斗、“披坚执锐”接掌这个本质上与跟它敌对的政府之际,这样的宣言被理解为宣布放弃革命暴力[29]。他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判决:部分中央委员虽然摆脱了社民党的“议会痴迷病”,却又得了“政府痴迷病”[30]。

    面临着这些指责,支持“忠诚反对派”声明的人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比如,皮克积极地为自己辩解时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党,并表示说自己的唯一的目的是揭露独立社民党——独立社民党是出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才拒绝参加工人政府的,并给艾伯特和克里斯平留下了可乘之机。他反复向代表大会解释说,在他看来,独立社民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革命运动的利益至上,这是一种懦夫行径。同时他表示,共产党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这种政府,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支持者[31]。布兰德勒向代表大会表示,这个宣言在发表时,起了阻碍群众运动的作用。他认为,在正在走向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工人政府不但可取,而且可能[32]。

    塔尔海默没有回避对他的批评,还发起了还击。他说这个宣言是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共产党人不应该以教条的方式来回答群众,而应该帮助群众增长经验。在群众看来,独立社民党仍然是“一张白纸”。经历过工人政府之后,将促使群众驱散幻想[33]。在答复弗勒利希时[34],他指责弗勒利希“又犯了幼稚病”,忘记了一九一九年、柏林一月起义和巴伐利亚革命的教训,忘记了当时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建设党——为了赢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革命党[35]。布隆斯基(即M·J·布劳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不过他写的技巧要差一些,他写道,独立社民党“不是共产党”,因此有义务接受列金的建议,说明其原则立场的实际后果[36]。他描述了一番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卡普暴动的相似之处,并表示,中央所受的来自左翼的批评,都是出于这么一种愿望,即“想要参加在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一些事件,但是又想在还没有必需的经验时就去这么做”[37]。

<h3>保尔·列维的立场</h3>

    表面看来,列维的立场比较轻描淡写。孤立地来看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对“忠诚反对派”的声明表达看法。在他看来,最早的错误——中央在三月十三日的逃避行动及其消极无为,使德共(斯)不能对事态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这些大错当中,独立社民党获得了力量和威信;既然如此,德共(斯)中央除了发表这个宣言之外便做不了什么了,当这个宣言向工人群众宣布时,工人已经复工了,对共产党人来说,这个宣言只不过在向他们解释自己错过了机会[38]。当列维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他便采取了最轻松的立场,因为这么一来,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就成了三月十三日号召工人消极无为的宣言所造成的后果,而他对三月十三日那个宣言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何况他还是第一个批评三月十三日宣言的人。

    但是,列维尽管小心翼翼,还是不能使自己免受抨击。在卡普暴动后的几周里,一场针对他的攻势慢慢浮现了出来。弗勒利希在讨论卡普事件的文章里,直接挑战了列维,他反对列维对斯巴达克派纲领里的词句做的解释,列维的解释大意是:共产党人不会提出夺取政权,“除非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已经明确表示出这么做的意愿”[39]。在结论中,弗勒利希(他这种做法会让人们想起共工党)点名批评了列维,还批评了那些他所谓的“党的高级官僚”[40]。拉狄克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有关的问题上公开批评了列维,在他对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态度所做的批评里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列维。显然在每个德国读者看来,列维是最明显的“反盲动主义派”的代表,而拉狄克认为这个派别已经滑入了“消极无为”。为了消除怀疑(毕竟列维不用为三月十三日的过失分担责任),拉狄克的批评以粗暴抨击他所谓的“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而结束[41]。

    拉狄克的文章含蓄地批驳了列维在致中央的信中所描绘的前景,并强调了“共产党人的可能主义”——跟盲动主义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形式之一就体现在描绘这样的前景,即企图在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程中间划分“阶段”,他认为这种前景最无可能性,并认为这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机会主义。德共(斯)可能会“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行中派主义政策”,这是一大危险。一切都表明他认为列维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这种政策的旗手[42]。

    在德共(斯)和共产国际内,两种斗争随之同时展开了。围绕着工人政府和“忠诚反对派”声明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理论性的辩论,辩论中,工人政府问题谈得少些,“忠诚反对派”声明的问题谈得多些,这些辩论可以说是缺乏整理的,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很肤浅的。在这种辩论当中,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者都要面对谨慎小心的辩护者,他们关心的是削弱对方的立场,驳斥修正主义的指控。与此同时,拉狄克及其支持者同列维及其在德共(斯)中央里的伙伴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斗争,这种斗争逐步公开化了。这些斗争中没有一个得到了迅速的解决。

    五月里,列宁写了《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本书的增补部分里,他对这场理论辩论进行了干预,打断了这场辩论。他有力地抨击了他视为错误的公式,比如“不受限制地享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不再成为资本专政”,或用“社会主义政府”来代替“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的说法。但他很快就撇开了算账和抽象讨论,断言“忠诚反对派”的声明是“基本上正确的”策略的产物,“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43]。几周后,列宁读了库恩发表在《共产主义》[44]上的对德共(斯)中央的批评文章后,他写道:“库·贝·同志……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后他又补充道:

<blockquote>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b>对这样的工人</b>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45]、米留可夫[46]、克伦斯基[47]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b>改变观点</b>。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blockquote>

<blockquote>我认为是不可以的[48]。</blockquote>

    列宁的裁决足以让这场半公开的辩论正式结束了。尽管“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可以被当做一种虽然正确、但却表达得不好的妥协立场来接受,事实却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对于应该如何解决工人政府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拿不出办法。

<h3>共产党向群众党发展</h3>

    这次讨论的所有参加者都同意一个基本观点,即必须在德国建设一个有能力直接干预阶级斗争、有能力通过提出自己的口号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承担领袖的任务——的共产党,不过他们之间对于这么做的时机还是有分歧。塔尔海默在反驳弗勒利希时,他提到了德共(斯)所面临的两个具体问题: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足够统一的党(这也就提出了同独立社民党的关系的问题);“如何把这个足够强大、足够革命的党的活动同党外的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4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问题还会被继续提出来。

    卡普暴动之后,所有共产党人立即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政治生活已经复苏,共产党的撤退阶段已经过去了,他们又有了成功争取工人阶级核心、接过他们所渴求的领袖地位的可能性。列维在四大上对这个问题比对前段时间的事件更重视。他竭力为这个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下了根的运动做出解释:

<blockquote>在过去十八个月里,无产阶级多少都与其旧领导层离心离德了,并多少都在明显地倾向共产主义。但是……工人阶级当中的这个运动却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即无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它已经不再站在社民党多数派一边,而是站在独立社民党或共产党一边……必须发生一些事情,能让无产阶级发觉自己的情绪已经改变了[50]。</blockquote>

    在这个时候,党必须进行干预。因此对党的需要就能同时产生出正确的分析,并维持稳固的纪律。列维认为独立社民党内存在着工人先锋队,它是推动独立社民党左翼领袖前进的关键因素:

<blockquote>我们必须彻底明白一点:正是独立社民党左翼提供了将要领导革命斗争的部队……我们必须把独立社民党的群众当成共产党人一般来对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跟我们是同血同心的。与他们发生冲突,也就等于间接地同无产阶级群众发生冲突,这是荒谬的[51]。</blockquote>

    在那几年,路特·费舍是列维的一个不妥协的对手,但她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她也就接受了列维的结论:

<blockquote>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在和吕特维茨、塞克特、瓦特尔、艾尔哈特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一九二〇年春天流行的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自由军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52]。</blockquote>

    共产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布尔什维克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但是共产党人仍需要批判许多在反对中派主义的多年斗争中所形成的偏见和习惯,需要打破许多禁忌,需要抛弃许多陈旧的公式。列维似乎是四大上唯一一个清楚地表达出这个目标的德国领袖,这个目标就是争取那些构成了独立社民党的核心及其左翼的推动力量的工人群众。恩斯特·麦尔并不否认独立社民党左派可以向共产主义前进,但他又表示,只有当共产党有能力“狠狠教训它”的时候,独立社民党左派才会这么做[53]。布兰德勒和来自汉堡的奥伊勒特都表示,在三月事件当中,他们没有发现独立社民党内有什么左翼,可是恩斯特·台尔曼[54]当时正是汉堡的无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55]。弗里斯兰德在发言中认为这个假定的左派“缺乏革命意志”[56]。大多数人的发言当中,都暴露出老斯巴达克派对独立社民党的“群众”抱有轻蔑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傲慢的态度,并伴之以天真的宗派主义。这种态度似乎与独立社民党工人的态度是相辅相成的。独立社民党的工人对德国共产党人并不太关心,工人不关心他们的争吵、他们的踌躇华尔兹、他们的小组织或其教条主义——在工人在柏林同暴动分子对峙时,正是这种教条主义使他们企图让工人消极无为。

[1]库恩·贝拉,《德国的事态》(Die Ereignisse in Deutschland),《共产主义》(Kommunismus),第11期,1920年,第316—323页;第12—13期,第345—51页;第14期,第403—411页;第15期,第438—444页。

[2]《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3]同上,第2143栏。

[4]同上,第2144栏。

[5]同上,第2145—2146栏。

[6]请参阅保尔·列维的《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Was ist das Verbrechen? Die Märzaktion oder die Kritik daran?),柏林,1921年,第32—32页上面的记录,对于这份记录从来无人质疑。

[7]库恩,《德国的事态》,第317页。

[8]卡·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Die KPD während der Kapptage: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共产国际》,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53—2162栏。

[9]同上,第2153栏。

[10]同上,第2154栏。

[11]同上,第2155—2156栏。

[12]《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3页。

[13]同上,第32—33页。

[14]同上,第45—46页。

[15]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5页。

[16]1960年在柏林出版的《工人的团结战胜了军国主义者》(Arbeitereinheit siegt über Militaristen)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布兰德勒的名字。

[17]布兰德勒,《西萨克森反对卡普暴动的行动》,第3—6页。

[18]布兰德勒在中央委员会里提出的一个决议体现了这种观点,请参阅《共产国际》(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第10期,第1643栏。

[19]库恩,《德国的事态》,第410页。

[20]《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页。

[21]同上,第45页。

[22]同上,第37页。

[23]保·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Die Kappiade und die Haltung der Partei),《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19—31页。

[24]同上,第28页。

[25]同上。

[26]《致执委会的公开信》(Offene Schreiben an der Exekutivkomitee),《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期,1920年7月30日,第2145—2148栏。

[27]同上,第2148栏。

[28]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第2158栏。

[29]同上,第2159栏。

[30]同上,第2160栏。

[31]《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7—40页。

[32]同上,第55页。

[33]同上,第33—34页。

[34]奥·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Ein Rückfall von Kinderkrankheit),《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5期,1920年7月24日,第7—19页。

[35]同上,第12—13页。

[36]M·J·布劳恩(即布隆斯基),《卡普暴动的教训》,第20页。

[37]同上,第23页。

[38]《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49页。

[39]弗勒利希,《卡普暴动与党的立场》,第27页。

[40]同上,第31页。

[41]拉狄克,《卡普暴动期间的德共:批判性的分析》,第2161栏。

“可能主义”是一种能主义——主张在资产阶级钦定的范围内搞“可能”见效的细小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想。——中译者注

[42]同上。

[43]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86页。

[44]《共产主义》(Kommunismus)是一份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中译者注

[45]李沃夫亲王,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6]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1905年革命中成立立宪民主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47]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28页。

[49]塔尔海默,《幼稚病又犯了》,第13页。

[50]《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3页。

[51]同上,第51页。

[52]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163页。

[53]《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2页。

[54]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55]《4月14日至15日的德国共产党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4页,第54页。

[56]同上,第46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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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章 莫斯科与德国革命派</h2>

    就在德共(斯)的领袖们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后、特别是成立大会上犯下的各种过错所造成的后果时,一九二〇年头几个月、特别是卡普—吕特维茨暴动造成的形势,暴露出了这个年轻的党的最严重的弱点——面对着急速改变的形势,它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从另一方面来看,秘密召开的四大上的辩论,显示出保尔·列维已经在中央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也凸显了德国革命派——左派独立社民党、德共(斯)、共工党——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过去的种种分歧以及尖锐的个人矛盾而产生的。但是才过了不到半年,独立社民党就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这为它同德共(斯)合并创造了条件。

<h3>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与德国</h3>

    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活动,本身就对这一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最终分析里,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及其左翼领袖不是向斯巴达克派靠拢,而是更单纯地“向莫斯科靠拢”,当时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是关乎其生死的问题。尼古拉·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撰文回忆了一九一七年起在欧洲兴起的革命斗争,及其令人失望的结果:

<blockquote>这揭示出,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拯救这个已经伤筋断骨、失血过多的世界的唯一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长久地维持胜利……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自己可以爬上这个火车头,成为它的无可替代的司机。但在资产阶级设下的重重包围里面,它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因为它要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在俄国提出来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工人阶级面前正立着一道城墙,要打破它,只能靠国际工人革命的进攻[1]。</blockquote>

    布哈林总结道,只能按如下分析来理解俄国人建设共产国际的努力:“它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个国际社会主义的阶级组织,并团结在其身边,它不只是在意愿中,而且在现实当中,能够成为一股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2]。”

    乍一看,形势对这个由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联合成立的国际是很不利的。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党的角色和性质,甚至在革命派要不要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决裂的问题上,列宁和卢森堡都是尖锐对立的。只是俄国革命才使这两个流派相互接近了。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尽管列宁对列维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了不莱梅的一些人,但他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争取到(不算拉狄克,因为他其实不算德国人)。使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领袖相互靠拢的,是俄国革命的吸引力,是布尔什维克在斗争当中赢得的威望,是对阶级敌人的同仇敌忾,换句话说,是客观形势,而不是彼此观点的吻合。

    我们应当承认,两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派出由德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而有所好转的,这个代表团里,拉狄克深受斯巴达克派领袖的猜疑,另外两人则是不熟悉德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而且当时不莱梅活动家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和斯巴达克主义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正是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试图系统总结的;而且克尼夫这样的最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家也选择了同德共(斯)的成立保持距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何况在斯巴达克同盟里还有一个少数派,它反对让新党用“共产党”这个名字,它的领导人还给自己派往莫斯科的代表下达了要坚决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指示,这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对第三国际的成立持保留态度,也暴露出了某种程度的反感,这是两党之间的困难、复杂的关系(至少是相互不信任)的一个征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悲剧般的死,为他们罩上了烈士的光环,这使布尔什维克难以批评他们的政治活动。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以及列宁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写的著作里,很少提到德国工人运动,这暴露出他们缺乏准确的信息和经常的政治联系,而这种环境对进行政治澄清是很不利的,而要在分析、前景与口号上达成一致,政治上的澄清又是一个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刚成立时,里面连一个德国活动家都没有。访问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德国人——在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前来访的爱德华·弗赫斯、出席了一大的埃贝莱因、在一大召开后的几个月里来访的恩斯特·麦尔——都没有停留多久。德共(斯)是共产国际的正式成员,但实际上它却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同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或曾参加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又在德国同德共(斯)建立了联系的那些活动家——比如拉狄克、布隆斯基和扎克斯—格拉德涅夫等人——自己同苏维埃共和国切断了一切联系。在一九一九年秋季以前,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认真的、经常的联系,到了一九一九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了一个代表到柏林,双方才开始建立起定期联系,这个代表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未弄清楚,据史书上记载,他叫“托马斯同志”[3]。化名“托马斯”的这个人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曾在俄国驻伯尔尼使团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驱逐出境。返回俄国后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传处工作;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然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行政秘书。在彼得格勒,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编辑工作,并以詹姆斯·戈登(James Gordon)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初,他被派往柏林去设立共产国际的西欧书记处。后来他简单地解释说:“必须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组织共产国际的活动。没有那些曾在地下工作中受过训练的老革命家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从莫斯科把他们派过去[4]。”

    共产国际的特使得到了充足的金钱和珍贵珠宝。经过一番惊险的旅途后,秋末他抵达了柏林,并立刻联系上了拉狄克[5]和德共(斯)中央。很快他就在汉堡和莱比锡开了几家出版社,其中一家出版德文的《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他还帮助筹办了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与小组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纲领,这个纲领与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的纲领非常相似。他与拉狄克合作成立了西欧局,这个机构是由德共党员或其联系人、拉狄克本人、塔尔海默、布隆斯基、明岑贝格和爱德华·弗赫斯组成的[6]。

    这个机构几乎不能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下属机关。同样由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布隆斯基在德国表示自己同党内最反极左主义的成分站在一边,西欧书记处对极左派采取了非常尖锐的立场,它一九一九年年底发表的文章显示出它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甚至远远落后于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因为它号召“成立”一个世界革命的国际[7]。

    俄国党对德国党的影响,局限于几个活动家的直接联系人,比如拉狄克在不莱梅的联系人,这些人是他从反对派那边争取过来、并带回到德共(斯)的[8]。在柏林,托马斯同几个得到俄国党信任的活动家进行联系,特别是恩斯特 ·罗伊特—弗里斯兰德[9],即使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同反对派在柏林的领导人(尤其是施罗德)仍有助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让德共(斯)中央同反对派和解的计划。公开讨论的双方相隔甚远,但列宁与塔尔海默仅是这一时期斯巴达克派与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困难,这种关系也就时断时续。就在卡普暴动发生后,共产国际起草了一篇很泛泛而谈的宣言,向总罢工的胜利与德国红军的诞生致敬[10]。德共(斯)的“忠诚反对派”宣言遭到了拉狄克、布哈林、库恩和蔡特金的批评,但最后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

    在列宁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并提出为了达成共识,把争论留到下一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建议后,初步的讨论很快就停息了。这次讨论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共产国际内的每一次大辩论中都重新出现过,每次大辩论都伴之以引用马克思甚至是列宁的话,援引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历史上的某个时候的政策做例子,没完没了地同一九一七年的各种事件做对比,这种做法成了讨论者所常用的武器。列宁本人开了这个先例。他认为在一九二〇年的关于极左主义的讨论当中,俄国经验是主要的优势,出于同样的理由,在关于建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讨论当中,俄国经验也是主要的优势。

<h3>反对极左派的国际斗争</h3>

    重大讨论只能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极左思潮在德国表现得最有活力,并在各国共产党内首次引发了极左派的脱离,并促使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二〇年四月成立。但极左思潮远远地传播到了德国以外的地方。它影响了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荷兰共产党——“论坛”集团以前的领导人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和安东·潘涅库克都是这个流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们在这次国际讨论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一位英国极左派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11]激起了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一九一九年七月,她以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联盟(British Workers' Socialist Federation)的名义给列宁写信,希望列宁能支持她的组织——她的组织是反对一切议会活动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是很常见的。列宁老练地回复了她,并尽量避免无谓的争吵。列宁建议,先根据对选举及对共产党人是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暂时成立两个英国共产党,把革命派组织起来[12]。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发表了一份由季诺维也夫署名的通告,在国际内部开始了讨论[13]。

    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心地避免陷入聋子对话般的空谈,避免陷入关于原则的虚假辩论。它首先指出了讨论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内进行——即俄国革命已经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共产党人的“通行的与统一的纲领”实质上意味着“承认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共产党人要不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讨论出现纷争的原因,仅在于对议会主义的混乱认识——议会主义究竟是指赞成议会制的政治选择的表达,还是指革命派参加代议制机关,并将其作为宣传自己政策的讲坛的做法。对于参加选举的做法,不能绝对地认为它只具有一种意义,但在原则上不应该拒绝这么做。这篇通告宣称:“在这个次要问题上分裂是毫无根据的”[14]。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一个荷兰共产党人鲁特格尔斯[15]从莫斯科抵达阿姆斯特丹,他受命组建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下文称阿姆斯特丹局,为了相互区分,柏林的那个西欧书记处则简称柏林书记处——中译者注)[16]。他的任务同托马斯的完全一样,考虑到当时的通讯困难,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再说这也能确保更有效地获取西欧的材料(阿姆斯特丹局还负责同美国联络)[17]。但是,阿姆斯特丹局是由具有强烈极左倾向的荷兰共产党人主导的,它很快就同由德共(斯)主导的柏林书记处发生了严重冲突。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在鲁特格尔斯的组织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二十人,其中有荷兰党的代表、几个英国小组的代表、美国人路易斯·弗莱纳[18]和从莫斯科回来的米哈伊尔·鲍罗廷[19](这些代表得到了组织授权),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匈牙利的代表(这些代表没有得到组织授权)[20]。与会者当中没有德共(斯)或柏林书记处的代表,蔡特金说他们到了一月三十一日才接到关于这次会议的通知[21]。这次会议在举行四天后被迫中断,因为警方派了奸细混入会场,记下了讨论内容,外国代表被捕后被驱逐出境[22]。

    这次会议没有继续举行。蔡特金与保尔·弗勒利希、明岑贝格及一个瑞士代表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受到了荷兰警方的“欢迎”——他们对此早已一清二楚。蔡特金愤怒地向鲁特格尔斯等人抗议,说他们举行了一次准备得很差劲的“残余会议”[23]。德共(斯)之所以会不满,还有其他的理由。这次会议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同德共(斯)党内反对派的非常接近,而且这次会议还选出了一个三人小组,全都由荷兰人组成,这三人分别是:代表荷兰共产党的怀恩科普、著名的极左分子罗兰—霍尔斯特和鲁特格尔斯本人,而鲁特格尔斯刚刚同荷兰党内的极左派站到了一起[24]。

    因此,德国党得出了结论:这次会议企图把德国党驱逐出去,并企图绕开柏林书记处。他们强调指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没有得到德共(斯)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文件的副本[25]。不管怎么样,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什么重要成果,它基本上只通过了授权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SA)为美洲大陆组建一个下级办事处的决议,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里再进一步召开会议[26]。必须承认,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没有为澄清人们的思想混乱做出什么贡献。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于卡尔斯鲁厄召开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德共(斯)对阿姆斯特丹局的活动和倡议提出了抗议[27]。阿姆斯特丹局很快就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德共(斯)在卡普暴动期间的政策,并宣布自己同共工党站在一边[28]。四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停止了阿姆斯特丹局的任务:

<blockquote>我们相信,我们与荷兰同志之间的分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们不像第二国际那样,我们不会隐瞒自己的分歧,而且我们自己也不会容忍暧昧不清的公式。在一系列问题(工会、议会)上,荷兰局采纳了不同于执委会的立场。在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之前,它并没有把这些分歧告知执委会。因此,执委会宣布:阿姆斯特丹局的委任已经失效,并由执委会收回委任。荷兰局的职能转交西欧书记处[29]。</blockquote>

    但就在此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与这股明显存在于阿姆斯特丹局内部的思潮相仿的征兆。围绕着《共产主义》(Kommunismus)杂志,形成了一个这种思潮的中心;从一九二〇年初,《共产主义》杂志开始在维也纳出版,它是共产国际指导东南欧工作的机关刊物。奥地利共产党跟荷兰共产党一样,代表着本国工人阶级当中非常孤立的一个流派,党内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小宗派,在一九一九年,特别是在贝特尔海姆事件中,它们的所作所为将这一点明显地暴露了出来[30]。而且,奥地利共产党还受到一小批匈牙利流亡者的强烈影响,他们是匈牙利革命失败流亡到奥地利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教育人民委员卢卡奇·捷尔吉[31]。尽管在党内派系斗争中,卢卡奇猛烈反对库恩·贝拉[32],但当极左潮流出现在西欧时,出现在戈尔特与潘涅库克的著作中,体现于共工党和英国极左小组的立场中的时候,卢卡奇和库恩都支持极左潮流。

    卢卡奇提出了议会主义问题[33],他对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理解力量对比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议会手段来加强自身力量。但是当工人阶级全力进攻时,它有义务去创造自己的阶级机关,即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议会选举就会让人觉得抛弃了具体的革命前景,并为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34]。卢卡奇的文章含蓄地批评了在欧洲当前条件下参加选举的做法,这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对立的[35]。

    库恩则突出地体现出了同样的倾向[36]。他反对所谓的“工团主义的抵制”或“消极抵制”,支持“积极抵制”——他将其解释为“如果党正在参加选举,如果党的鼓动和积极性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选票,就要进行革命的鼓动”[37]。与此同时,意大利人阿马迪奥·波尔迪加[38]在他的报纸《苏维埃》(Il Soviet)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发展出了一套反对工会、反对议会制度的理论,这套理论成了意大利左派的基础[39]。在布鲁塞尔,以范·奥维斯特莱顿[40]为首成立了第一个比利时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也发展出了相同的观点[41]。

<h3>列宁反对极左主义</h3>

    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与阿姆斯特丹局公开发生冲突时,列宁正开始起草他那本论极左主义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随着这本小册子的发表,这次讨论被局限于德国,并以公开的、国际性的、思想观念的斗争的形式进行。列宁的意图是使正在成立的各国共产党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获益。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全世界革命经验的精华,是进攻和防御的艺术的浓缩。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他宣称:“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b>一切</b>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4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正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蓬勃发展,但它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列宁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所作的斗争,它了解得也极少[43]。

    极左派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党的必要性,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群众”同他们的“领袖”对立起来。列宁认为这会对革命运动构成真正的危险。由于阶级内部存在着“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这些“领袖们”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革命派有义务同这些“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斗争,并且把他们从群众当中驱逐出去[44]。但他们只有在认清形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 (而且必须) 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 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45]。

    极左派的一大理论支柱,来自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工会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反对革命,因此极左派号召革命派退出工会,并力图摧毁工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革命领袖要通过改良主义工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因此,革命派的责任就不是离开并摧毁工会,而恰恰相反,要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把领导权从改良主义领袖手中夺过来,让群众掌握工会的领导权。他写道:“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
众, 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46]。

    列宁认为,“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拒绝参加这场可以获胜、而且也应该获胜的斗争,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b>在他们中间</b>进行工作, 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 “左的”口号,<b>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b>”[47]。极左派欣然指责工人群众成了反革命:事实上他们“把<b>自己的愿望</b>,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做了客观现实。”“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48]。

    只要共产党人还没有强大到能解散议会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不能让大多数劳动人民相信议会是个骗局,他们就有义务留在议会里面工作,这正是为了揭露它,利用它来启发和教育被它愚弄欺骗的工人群众。列宁认为,德共(斯)在十一月革命后未能取得迅速发展,部分是因为它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犯了抵制国民议会选举、并让自己的党员退出改良主义工会的错误。他就此写道:

<blockquote>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
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 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b>善于</b>运用这个策略,来<b>提高</b>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b>总的</b>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49]。</blockquote>

    简而言之,列宁认为极左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它在西欧的发展不是偶然产生的:“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50]。”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西欧革命派的任务要更加艰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那种历史
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b>开始</b>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b>继续下去</b>, 把革命进行到底, 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51]。”

    西欧的共产党人应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52]的那句话:“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列宁写道:“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b>不至于</b>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b>如此昂贵的代价</b>”[53]。

    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频繁引用德国反对派的文章,并一再提及独立社民党(隶属于该党的战斗的工人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列宁专注于避免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主义成为妨碍所有战斗的工人团结在一个革命党里的障碍(这些战斗的工人,其中少数人分别参加了两个共产党——德共[斯]和共工党——而大多数人则参加了独立社民党)。

<h3>赫尔曼·戈尔特的答复</h3>

    戈尔特代表极左派,对列宁做了答复[54]。他对列宁发表这本小册子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会让那些已经加入或正准备参加第三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领袖巩固其在西方的立场。戈尔特争辩道,列宁错误地把俄国经验机械地照搬到西方,而西欧与东欧则有天渊之别。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广大贫农的支持,但西欧无产阶级却不能指望这一点,因为在西欧并没有广大的贫农。在社会当中,西欧无产阶级被彻底孤立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使革命胜利,就要求群众作出更大的努力,而对领袖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在革命斗争当中,西欧无产阶级的力量仅仅是以其质量为基础。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首先是“把整个群众和形形色色的个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来,让他们认识到……这一切全部取决于他们,通过这样的做法,一个一个地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革命战士[55]。”

    戈尔特认为,列宁完全不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当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或进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时,他是在培养种种幻想。戈尔特认为,几十年来,西欧工人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文化——尤其是关于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思想——依赖极深。戈尔特引用了潘涅库克的话,表示西欧资产阶级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工人被组织进了形形色色的工会里,他们受到了一种幻想的影响,即决定性的战斗可以通过选票来赢得,这使他们丧失了行动的能力。要让他们恢复行动能力,就必须彻底粉碎这种幻想,显然,这意味着要避免让他们去参加选举,以免陷入此类幻想,然后再把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行动的手段交给他们。对于改良主义工会,共产党人不仅必须离开它们,不在它们当中工作,以免加强它们的力量,还有义务去破坏它们,因为它们阻碍了工人的行动,阻碍了工人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共产党人自己应该提出建立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是按照“苏维埃”的原则建立的,它是革命的,因为“它是由工人自己来决定的”;“工人联合会”跟工会不同,它不是按照行业或产业成立的,而是按照工厂组建的。列宁号召西欧的共产党人去建立“群众党”,他大错特错了。这种“群众党”将不可避免地重蹈社会民主党的覆辙。在戈尔特看来,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努力去创造和教育出“纯粹而牢固的共产党人核心”[56]。

    卡普暴动后的几个月里,正当列宁同极左派进行公开辩论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正在同共工党的代表举行一系列的秘密谈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内部也发生了一连串内部斗争。在柏林,西欧局(即柏林书记处——中译者注)同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生了冲突,西欧局指责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有极左的、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倾向。明岑贝格(时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中译者注)则指责西欧局的人搞派别活动,并宣称西欧局拒绝把青年共产国际领导层的文件和信件传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然而,在六月里,尽管西欧局里的俄国党的代表阿布拉莫维奇—扎列斯基(Abramovich-Zaleski,化名“阿尔布雷希特”)试图进行调解,明岑贝格还是得到了西欧局的一致支持,对托马斯及其班子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判[57]。冲突就此爆发,直到一年后,明岑贝格被解职,青年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管辖,冲突才告结束[58]。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机关仍同德国的极左派保持接触,甚至在柏林也有接触,共产国际机关绕过了德共(斯)、甚至还可能绕过了西欧局同极左派接触,双方的中间人是菲利克斯·沃尔夫(他是西欧局成员和俄国党党员)和鲍罗廷(巴贝特·格洛斯认为他是西欧局同共工党的联络人[59])。

    此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底,共产国际和共工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始了谈判。共工党刚一成立,两名领导层成员阿佩尔和容格[60]就秘密前往苏俄,试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他们历经艰险,用了一个多月才抵达苏俄,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见到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对他们党在德国鼓吹的战略和策略表示了完全的、明确的反对。列宁甚至还给他们看了尚未付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手稿[61]。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公开信》(该信日期为一九二〇年六月二日)发到了德国。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这封信里批评了共工党的政策,说它是“抛弃了共产主义”,并宣布:“目前在德国提出的所有关于原则与策略的重大问题上,正确的不是共工党,而是德共(斯)。[62]”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面得到妥善解决,与此同时,它提议在德国建立一个临时组织局,让德共(斯)和共工党派出对等数量的代表来参加这个组织局,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担任组织局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这两个仍然保持独立的党为重新统一进行准备工作[63]。但是,这封公开信好几周都到不了德国。就在这段时间里,共工党得不到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就又派了两个代表去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这一举动,以及它选择的代表,使这个问题以新的形式提了出来。

<h3>关于一九一九年革命的辩论</h3>

    在卡普暴动之后、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也进行了关于一九一九年的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辩论。一九一九年底,就在卡普暴动发生前,这次争论就已经开始了,在这次争论当中,拉狄克和他的伙伴弗勒利希反对列维。拉狄克获释后,立刻向列维开火,他把一九一九年秋天跟列维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记录公之于众[64]。他跟列宁一样,也认为库恩及其匈牙利同志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甚至是拒绝——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在成员、传统和实践方面同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以及他们的妥协精神——不光是同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妥协,主要是同类似德国独立社民党那样的中派分子妥协。拉狄克把匈牙利的情况同德国做了一番对比,他努力地试图描绘出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的政治活动的中派主义性质,这些左派领袖,比如里哈尔德·穆勒和多伊米希的特点是在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在一月和三月里,他们倾向于拉狄克所谓的“盲动主义—布朗基主义”,而在这两个月之间则又倾向于所谓的“蒲鲁东主义”的机会主义。这种摇摆不定正是中派主义的特征,在革命时期,它使这些人对革命的领导层构成了主要危险。拉狄克认为,匈牙利革命与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只能归结于共产党人同这些中派分子——巴伐利亚的独立社民党人和匈牙利的左派社会民主当人——进行了妥协,这些中派分子成功地让革命领袖彻底丧失了坚定的决心和明晰的头脑,并成功地让群众失去了领导层。

    弗勒利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保尔·维尔纳(Paul Werner)的化名发表了一本论巴伐利亚革命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把巴伐利亚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独立社民党人的背叛”[65]。一九二〇年一月,拉狄克为匈牙利共产党人桑托·贝拉[66]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他又谈起了匈牙利问题[67]。他尖锐地批评了被德国共产党人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大意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仅仅是在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它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首脑妥协的产物,它的诞生,是独立于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行动的。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列维及其同志,批评他们断章取义,滥用德共(斯)纲领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德共(斯)不准备夺取政权,这只是因为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已经走完了他们的路程,并一头撞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了[68]。拉狄克断言,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柏林,这段话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它拔高到革命行动的总原则的高度。他写道:“在资产阶级政权崩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也会简单地随之破裂,这种观点同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是不一致的,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69]。”他认为,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同匈牙利共产党人一样,不能逃避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义务,哪怕是在国际形势注定慕尼黑与布达佩斯的革命必然会很快失败的情况下:“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战斗,哪里有工人阶级在斗争,我们就要出现在哪里,无论我们会胜利还是失败[70]。”

    拉狄克嘲讽了那些被他叫做“政治辩论家”的人,他讽刺这些人,说他们只有在“历史条件确保他们能获胜”的时候才会去战斗[71]。在他看来,当社会民主党建议同匈牙利共产党合并时,匈牙利共产党不应该无视他们的建议,因为自从社会民主党宣称自己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刻开始,无产阶级就深切渴望两党统一,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同共产党合并的建议时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但当共产党同意合并时,他们同时也应该与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胜的种种幻想做斗争。必须接受统一,但同时也得把绞刑架立起来!这是他从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得出的教训;不能仅仅满足于纲领,还应该像革命者一样去行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从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并激励他们继续斗争。

    列维遭到了拉狄克的直接攻击后,接受了拉狄克的挑战。列维跟卢森堡一样,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他表示:

<blockquote>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资产阶级那边的负面因素,而是无产阶级这边的正面因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键征兆来自于无产阶级自身,并由它所到达的革命发展阶段表达出来[72]。</blockquote>

    与拉狄克的观点相反,资产阶级的混乱、涣散的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明晰、有组织的程度,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德国为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里,人们曾对“团结”抱有“极大的幻想”,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一时陷入虚弱和混乱状态的时候,无产阶级并不会随之变得明确和坚定,相反,会陷入同样的虚弱和混乱之中[73]。”列维试图进一步发展卢森堡的思想,他写道:

<blockquote>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的夜晚和无产阶级的白天之间,有一个黎明阶段……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会衰弱到只能勉勉强强抓住政权的程度,此时我们共产党人就要面临着一个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苏维埃里。我认为,从组织无产阶级的过程进展到了什么水平,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必须夺取政权(当然,这个过程不会精确地按照“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日程表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肯定会有一连串的高潮和低潮,有示威游行,有干涉,有斗争,等等)。我想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要表达的[74]。</blockquote>

    因此,列维认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时,他们就渴望夺取政权,还真的把政权夺过来了;当时的匈牙利工人阶级就像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工人阶级一样,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被可悲的幻想蒙蔽着,仍对“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团结”抱有幻想。列维并不反对根据阶级实施恐怖的必要性,但他强烈反对拉狄克的必须“把绞刑架立起来”[75]的观点:

<blockquote>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在团结和凝聚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提出立起绞刑架,把这当成是一种促进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巩固的基本手段——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的明确而直率的意志”,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目的和斗争手段的自觉认同”,而是以处决和绞刑为基础——在我看来,这是最最糟糕的手段,对这种做法,我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来批评。我只知道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标志是镰刀锤子,我可没听说过有谁给它加上了绞刑架。我认为,之所以没有给它加上绞刑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胆怯,而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据以成立的各种条件当中,并不包含有拉狄克同志给匈牙利提出的那些东西。要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凝聚起来,用玫瑰花环肯定是不行的,但绝不能用刽子手的绞索[76]。</blockquote>

    列维补充说道,巴伐利亚共产党人犯了另一类错误。尽管列维涅重组和整顿了巴伐利亚的共产党组织,但这实际上并没有让他们摆脱“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的圈套。巴伐利亚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多数派社民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之间的协定而产生的,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拒绝支持这个“怪物”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慕尼黑工人想要把政权夺过来,共产党人也就夺过了政权,这是因为他们跟拉狄克一样,都认为自己有义务跟工人群众站在一起,即使群众是错的。列维认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在于在任何时刻同群众保持团结,而在于在革命时期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的活动。共产党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拥有革命的目标、高于一切的目标,他们有责任去领导工人群众争取胜利:

<blockquote>跟在群众后面一再高喊口号,而不去考虑革命的广大背景,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法,而是“独立社民党人的”做法。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总是无条件地采纳跟群众相同的立场,如果我们总是在任何时刻都为可能成为群众的目标的东西而斗争,我们就不仅会丧失自主决定的政治权利,还会抛弃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就不再是群众的头脑,而成了群众的尾巴[77]。”

    列维以俄国革命为例,反驳了拉狄克。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件期间也持这样的立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不顾暂时的不受欢迎,毫不犹豫地在彼得格勒站出来反对群众的主流意见,捍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他引用了列宁的话:

<blockquote>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78];……从这个观点出发,绝不能撤退,相反,要牢牢地坚持革命,要提出可以让他们避免当前的或可预见的失败的策略性口号[79]。</blockquote>

    显然,在列维的结论中,有着令人失望的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留下的印记,因为失败的教训使他不喜欢这些,他写道:

<blockquote>自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和三月的柏林武装斗争之后,自从慕尼黑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我就不再相信失败能带来什么奇迹般的效力了。我认为,如果我们遭到一次像匈牙利那样惨重的失败的话,我们是不能像拉狄克那样轻易地度过这种失败的。……我担心的是——正如现实中那样——当一个国家发生了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之后,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展示出拉狄克所谓的“坚定而强烈的意志”。我认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跟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对世界革命是有损而无利的,我不能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要作为共产党领导层那样去领导行动,而不管它造成的后果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更不愿意去说,如果我们不能激发胜利的话,那就不能以“即使失败仍是值得的”为借口,去主动招致失败[80]。</blockquote>

    关于巴伐利亚革命与匈牙利革命的讨论绝不是学究式的辩论,尤其是在德国。列维在反驳拉狄克的观点时,他所反对的其实他在党内最讨厌的东西——盲动主义,至少也是内战中的军事形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拉狄克的支持恐怖手段的观点当中体现出了这种思潮。斯巴达克派更倾向于把这种思潮叫做“布朗基主义”,它诱使党以自己来代替无产阶级,是战后年代的极左幻想。拉狄克与弗勒利希等人则从列维对盲动主义的敌意当中,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守株待兔,坐等局势变化,在形势变化前仅仅专注于宣传活动,这是一种精妙的机会主义,它在事实上放弃了革命行动,并总是以说服和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借口来拖延革命行动,以等待更有利的综合形势出现。此时双方还没有根本性的分歧,但确实有发展到根本分歧的危险。

    与此同时,主要的问题仍是如何建设共产党,如何把抛弃了诺斯克、艾伯特与谢德曼的党、并构成了独立社民党(在柏林和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这个中派主义党在当时构成了把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的主要障碍)的基础的几十万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

<h3>共产国际与独立社民党</h3>

    如何把那些追随独立社民党领袖的群众争取过来,这个问题给列宁提供了一个事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他通过这个事例,阐述了进行妥协的必要性。针对那些要求建立“小而稳固、坚定的核心”的人,他写道,德国最近的事态证实了他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即“<b>革命的</b>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b>最相近</b>[81]。”他不仅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巴达克同盟——即德共(斯)的前身——之间的延续性,还从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群众党的内部演化过程中找到了证据,他写道:

<blockquote>现在一九二〇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82]。</blockquote>

    但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对独立社民党左翼的态度可没有如此赞赏。在写给伯尔尼会议的一篇文章里,列宁猛烈抨击了它的发言人多伊米希,他指责后者“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他说多伊米希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还说多伊米希等人是“胆小的市侩”和“反动的抱怨者”[83]。在独立社民党召开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前,拉狄克对独立社民党的态度似乎也受到了同样的不信任的影响。

    独立社民党左派在一九一九年里的发展、该党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以及它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第三国际的决定,这些因素影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它的态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对该党的中派和右翼领袖的基本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关注于让追随独立社民党的大部分工人群众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主意,这个因素对该党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拉狄克在返回俄国前夕,同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前景的正式讨论[84]。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克里斯平以独立社民党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德国或奥地利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这也是他写给反对第二国际的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信里提出过的建议[85]。这一举措显示出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为了避免独自面对俄国人,什么都能做。

    共产国际的不同组织对此所作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它缺少某种一致性。设在柏林的西欧书记处是最早做出答复的,它的回答是草率的,简直就当莱比锡代表大会没改变什么一样。它告知独立社民党,它们还没有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并拒绝同任何还让“社会爱国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政党进行讨论。它宣布只能设想同独立社民党进行公开的谈判,在谈判中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政治斗争[86]。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做了答复,在复信上签名的是季诺维也夫,这个答复的态度要积极得多[87],但仍对独立社民党的领导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他们“继续在诺斯克之流的公开背叛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之间摇摆不定”。季诺维也夫对独立社民党提出了许多批评,包括在群众当中散布对议会制度的幻想、大肆渲染苏俄的恐怖来恐吓德国工人阶级,让他们转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忽视反军国主义斗争、仅仅在口头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跟西欧书记处一样指责独立社民党的领袖,说他们仍同(第二国际的)各个社会民主党保持关系、拒绝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仍然让考茨基之流留在自己队伍里、公开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一边同共产国际和各个中派主义政党进行谈判,一边又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88]。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觉悟的德国工人”发出呼吁,要他们“在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讨论这个答复,并要求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做出“明确而准确的回答”,这个呼吁显然是要进行党派斗争、(从外面)推进分裂独立社民党的活动的威胁。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把话说绝,还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在莫斯科接见所有宣称自己已坚决同第二国际决裂的任何政党的代表。在下面这段话里,它甚至还暗示了可能做出的妥协的范围:

<blockquote>必须把每一种独特的特点都考虑到,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完全清楚的,因为革命的发展过程的性质是复杂而特殊的。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考虑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提高深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为根据来改善和深化第三国际的纲领,以此来加强第三国际[89]。</blockquote>

    然而,在这场捉迷藏游戏里,双方有几个月的时间陷入了僵局,其间独立社民党宣称它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那封信的答复,在原则上决定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之后,它也没有找到能与西欧书记处会面的地址(它认为要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谈判就必须经过西欧书记处这个中间人)[90]。就在谈判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卡普暴动、工人以激烈斗争回击暴动、国防军的报复、大选以及四月初共工党的成立[91]。这让共产党的谈判者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他们最终为改善德共(斯)和独立社民党的关系消除了障碍[92]。

    接着,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初,鲍罗廷出现在了独立社民党的中央办公室里。他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派而来,带着西欧书记处的介绍信和季诺维也夫写于二月五日的那封信[93]。独立社民党的领导人对这封信姗姗来迟表示惊讶,但他们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发表了这封信,而且还不是发表在他们所有的出版物上面[94],可是德共(斯)早在四月二十三日发表了这封信。克里斯平接见了鲍罗廷,但他们的谈话仅限于讨论由前者提出的问题,克里斯平坚持说自己对本党同志非常信任,并再次建议待大选结束后派出代表团,在莫斯科直接进行谈判[95]。共产党的报刊现在公开发动了攻势,力促独立社民党参加第三国际[96]。独立社民党左翼采取了坚决而激进的立场,威廉·赫尔佐格在《论坛》(Forum)上面写了一篇社论,标题为《从莱比锡到莫斯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明确![97]”另外,鲍罗廷还答应让赫尔佐格访问莫斯科,为此赫尔佐格遭到了《自由报》的抨击[98]。四月三十日,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99]来到德国,继续同独立社民党进行个人接触,他应邀出席了五月七日的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会议。他完全否认了共产国际要求独立社民党必须开除右翼党员、否则不与独立社民党进行参加国际的讨论的说法,也完全否认了以同德共(斯)合并为参加国际的前提的说法(克里斯平正是这么建议的)[100]。

    现在事情开始加速进行了。这一系列背后的压力,以及对谈判的渴望,促使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党的报刊和党员,给独立社民党的活动家公开施加压力。拉狄克以共产国际书记的身份给独立社民党写信,对该党领袖保持沉默表示惊讶,他们没有对二月五日的信做出答复[101]。对于独立社民党的领袖既不发表这封信,也不作答的做法,他提出了抗议[102],并再次建议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直接谈判,他认为这能测试出独立社民党领袖有多少诚意[103]。独立社民党执委会以电报回复说他们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六月九日,西欧书记处把共产国际第二届世界代表大会的日程表转告给了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共产国际邀请独立社民党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独立社民党执委会则在六月十一日和十九日的会议上选出了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04]。

    共产国际与独立社民党之间的关系就快破裂了,就在六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封信,在上面签名的不但有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还有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袖[105],信中再次指控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正在破坏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独立社民党党员的,它宣称:“他们的态度,表明了当我们指出你们只有绕过你们自己的领袖,才有可能加入共产国际时,我们是何等的正确[106]。”这封信直接向独立社民党党员和地方、地区组织发出呼吁,鼓励他们直接选出将前往莫斯科参加谈判的代表,这封信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做出决定,独立社民党要想参加共产国际,就必须先发生分裂,而这是吸引该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可能性最低、代价最大的途径。而与之相反的是,独立社民党提名了四个正式代表——其中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是代表右派的,而施特克尔和多伊米希则是代表左派的,这又使谈判充满了各种可能。但是,德共(斯)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德共(斯)中央委员会于六月十七日举行表决,决定对独立社民党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独立社民党接受了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就要把右翼领袖开除,以此证明其革命诚意[107]。同时,德共(斯)表示,它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德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108]”

    在共工党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其中,西欧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立场是相互抵触的。前者于四月十八日强烈谴责了共工党,指责它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有联系,并在三月事件期间同卡普暴动的某些特务勾结——三月事件期间他们采取了冒险主义行动,并鼓吹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109]。西欧书记处对共工党自称第三国际成员提出了抗议,称只要共工党继续对已经是第三国际成员的政党进行粗暴的攻击,就要继续反对它所谓的成员资格[110]。这表示它彻底拒绝接受共工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六月三日发表的公告中,给共工党回到共产主义运动、参加共产国际留下了一扇门[111]。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七月二日给共工党党员写了一封公开信[112],提醒该党内的“革命工人”,说德共(斯)党内的分裂是不必要的,如果共工党真的想要重新统一,那么还是有可能统一的。但它要求共工党拿出能证明其诚意的证据,最起码要开除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以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三月期间他们同军方的勾结已经造成了危害[113];还要开除奥托·吕勒,他已经成了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公开敌人[114]。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了国际的立场:支持参加选举,支持参加工会中的战斗行动,并宣称其在原则上赞同德共(斯)——它再次强调德共(斯)是第三国际的唯一一个德国成员党。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宣称它“完全不同意”德共(斯)领导层为其“忠诚反对派”宣言所做的辩解,并承认“斯巴达克派中央在同反对派斗争时,并没有一直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耐心”[115]。最后,它为重新统一提出了具体建议:由两党组织一个书记处,其中两党的代表人数相等,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来主持该书记处,并由共工党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二大[116]。

    因此,共产国际二大就负有促使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重新统一、并通过让独立社民党的全部(至少是部分)党员参加共产国际的办法,在德国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任务。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所有证据都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要的是完全的统一,要让共工党的革命斗志来纠正独立社民党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德共(斯)领导层的消极倾向。

[1]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阶级斗争与俄国革命》(La Lutte des classes et la révolution russe),《共产主义评论》(Revue communiste),第11期,1921年1月,第385—386页。

[2]同上,第386页。

[3]他很可能是雅可布·莱希(Jakob Reich),爱·哈·卡尔在书里错误地把他当成了“一个巴伐利亚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35页)。请参阅他提供给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及他自己的活动的记录,这份记录收录于雅·弗莱芒的《共产国际史稿》第1—28页,这份记录有一个英译本叫《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The First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署名雅可布·莱希,刊载于《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第5卷,第2期,1994年春季,第2—36页。勒纳认为托马斯的真名是鲁宾斯坦(Rubinstein)(沃伦·勒纳[Warren Lerner],《卡尔·拉狄克:最后一个国际主义者》[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斯坦福,1970年,第196页)。

《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英译本全文可在以下地址阅读: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 ... vol5/no2/reich.html    ——中译者注

[4]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2页。

[5]同上。“托马斯”写道,当时拉狄克已获释,但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页)指出,当他们建立联系时,自己还在坐牢。

[6]莱希,《共产国际的最初时期》,第15页。

[7]《共产国际》(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ional),第7—8期,1919年11月—12月,第1099—1102行。

[8]共工党成立后没几天,德共(斯)就召开了四大,卡尔·贝克出席了四大,同自己的过去划清了界限。

[9]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31页。

[10]《真理报》,1920年3月25日。

[11]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1882年5月5日——1960年9月27日),她是英国女权运动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女儿,1906年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1914年退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成立了东伦敦妇女参政权联合会(East London Federation of Suffragettes),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逐步转向共产主义,1920年6月成立了共产党(第三国际英国支部)(Communist Party[Britisch Section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后来该党与共产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合并,1921年9月她被开除出英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2]弗·伊·列宁,《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58页。

[13]《议会主义与争取成立苏维埃的斗争》(Der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Kampf für die Sowjet),《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Manifest, Richtlinien, Beschlüsse des ersten Kongresses. Aufrufe und Offene Schreiben des Exekutivkomitees bis zum Zweiten Kongress),汉堡,1920年,第139—146页。

[14]同上,第146页。

[15]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 Justinus 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 Propaganda 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 Party of 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中译者注

[16]《灯塔》,第8期,1920年4月1日,第387页;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3页。

[17]《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8—79页。

[18]路易斯·C·弗莱纳(Louis C.Fraina,1892年10月7日——1953年9月15日),本名路易吉·卡尔洛·弗莱纳(Luigi Carlo Fraina),出生于意大利,幼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很快退党,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该党的中文译名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党),1914年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革命后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倒向反共阵营。——中译者注

[19]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20]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4页。

[21]《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2]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5页。

[23]《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1页。

[24]休尔斯,《共产国际的成立》,第156页。

[25]《1920年2月25至26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三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26]同上,第82页。

[27]同上,第84—85页。

[28]《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29]《灯塔》,1920年5月—6月号,第484页—485页。

[30]详见第18章。

[31]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 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中译者注

[32]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5页。

[33]捷·卢卡奇,《议会主义问题》(Die parlamentarische Frage),《共产主义》,第6期,1920年3月1日,第161—172页。英文版收录于《1919年至1929年的政治著作》(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伦敦,1972年,第53—63页。

[34]同上,第164—169页。

[35]卢卡奇批评的观点,正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之辩护的观点,尽管当时他还没读过列宁的这篇文章。列宁写道:“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弗·伊·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28页)。

[36]《执行》(Die Durchführung),《共产主义》,第18期,1920年5月8日,第549—555页。

[37]同上,第552页。

[38]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9]请参阅波尔迪加于1919年11月10日、1920年1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信,刊载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刊》(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第27期,1966年,第183—188页。

[40]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 Van 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ij van België),1929年退党,后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绘画。——中译者注

[41]《灯塔》,1920年3月1日,第334页—335页。

[42]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页。

[43]同上,第12页。

[44]同上,第22—23页。

[45]同上,第30页。

[46]同上,第32—33页。

[47]同上,第33页,第34页。

[48]同上,第38页,第43页。

[49]同上,第54页。

[50]同上,第43页。

[51]同上。第43页。

[52]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24日——1889年10月29日),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宁称赞他是“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同上,第51页)。——中译者注

[53]同上,第51页。上述各段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4]赫·戈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对列宁的小册子〈激进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的答复》(Offe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Eine Antwort auf Lenins Broschüre:Der Radikalismus, eine Kinder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柏林,1920年。我们这里采用的译文是1920年的法语译文《答复列宁》(Réponse à Lénine),重印于巴黎,1970年,可将其同收录于安·潘涅库克与赫·戈尔特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策略》(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法兰克福,1969年)一书中的德文版进行对比。(英文版中采用的是英译文,《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伦敦,1989年——英译者注)

中文版系根据英译文翻译。——中译者注

[55]《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英文版),第10页。

[56]同上,第14页,第19页,第38页。

[57]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107—108页。

[58]同上,第177页。

[59]同上,第116页。

[60]弗兰茨·容格(Franz Jung,1888年11月26日——1963年1月21日),曾受过高等教育,曾参加过表现主义文学运动。1914年参军,后来开了小差。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属于左翼。1920年成立共工党,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组织了共工党的作战小组,在三月行动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警方追捕,流亡苏联。1923年返回德国,为许多杂志写稿,后流亡美国,1945年返回德国。

[61]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3页。

[62]简·德格拉斯(Jane Degras),《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第1卷,伦敦,1956年,第128页。

[63]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64]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

[65]保尔·维尔纳(即保尔·弗勒利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评》(Die Bayrische Räterepublik. Tatsachen und Kritik),彼得格勒,1920年。

[66]桑托·贝拉(Szántó Béla,1881年2月1日——1951年6月1日),1904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67]贝·桑托,《匈牙利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Klassenkämpfe und Diktatur der Proletariats in Ungarn),维也纳,1920年。

[68]德共(斯)纲领中确实有这么一段意思相近的话,但表达方式大相径庭:

“斯巴达克同盟也将拒绝在谢德曼—艾伯特之流身败名裂和独立派与他们的合作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取得政权。”(《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6页)——中译者注

[69]卡·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第57页。

[70]同上,第58页。

[71]同上。

[72]保·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Die Lehre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国际》,第24期,1920年6月24日,第35页。

[73]同上。

[74]同上,第36页。

[75]拉狄克,《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59页。

[76]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77]同上,第39页。

[78]弗·伊·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85页。

[79]列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第37页。

“从这个观点出发……策略性口号”这句话,在列宁的原文中没有找到,估计是列维在引用了列宁的话后做的阐述。——中译者注

[80]同上,第40页。

[81]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页。

[82]同上。

[83]弗·伊·列宁,《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82页,第383页。

[84]消息来自《自由报》,1920年6月25日。

[85]该信全文刊登于《自由报》,1920年1月2日。

[86]《斯巴达克》(Spartakus),1920年1月5日—6日。

[87]《红旗报》,1920年4月23日,26日,27日,28日。

[88]早在1919年12月20日的《自由报》上面,多伊米希就已经强调指出,自己的党的报纸对莱比锡代表大会充满敌意,对这次大会做了虚假的、恶意的、不完整的报道。

[89]《红旗报》,1920年4月28日。

[90]《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1]请参阅第18章。

[92]独立社民党右翼要宣布“当前局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左派认为它在共产党当中最凶猛的敌人已经被赶走了。

[93]《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94]同上。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的借口是要举行选举活动和“缺乏纸张”。

[95]关于这些讨论的速记记录刊登于1920年6月26日的《自由报》。

[96]鲍罗廷带来的这些文件被德共(斯)的报刊发表后,独立社民党因压下它们不给发表而受到了指责。

[97]《论坛》,第7期,1920年4月,第481—484页,这是他为季诺维也夫写于2月5日的那封信写的序言。

[98]赫尔佐格于1920年5月至8月期间一直留在苏联。《自由报》对他的批评文章,与鲍罗廷、拉狄克及他自己之间的通信,一起收录于《计时工的愤怒》(Die Wut des Hilfergendinges),《论坛》,第11期,1920年4月,第866—870页。

[99]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100]《自由报》,1920年6月26日。

[101]《红旗报》,1920年6月12日。

[102]后来发表在1920年7月11日的《自由报》上。

[103]请参阅1920年5月31日的《自由报》。

[104]《自由报》,1920年6月27日。

[105]这篇文章没有具体日期,收录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政策与决议:执委会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与公开信》第322—325页,标题为《致独立社民党各邦组织和各地区组织,致独立社民党的工人党员们》(An alle Orts- und Landesorganisationen der USPD, an alle Arbeiter, die Mitglieder der USPD sind)。

[106]同上,第324页。

[107]《红旗报》,1920年6月24日。

[108]同上。

[109]他们一开始就明确指向汉堡的极左派,特别是沃尔夫海姆,因为他跟冯·莱托夫—佛贝克(von Lettow-Vorbeck)将军手下的一些军官有联系——根据布兰德勒对奥·恩·许德科夫所作的声明,沃尔夫海姆甚至是将军的秘书——还有劳芬贝格,据说在卡普暴动发生前不久,他跟沃尔夫海姆一起会见了莱文特洛夫(Reventlow)(奥托—恩斯特·许德科夫[Otto-Ernst Schüddekopf],《来自右翼的左翼人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ären Min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斯图加特,1960年,第435页)。共工党的其他领导人当中,被指控有同样联系的人是柏林工人弗里茨·拉施(Fritz Rasch),1920年6月10日的《自由报》上发表了卡普的一个同伙的信,信中写到了他与“卡普分子”的谈话(冯·维姆伯格[von Weimburg]的信,1920年3月14日),表示冯·法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并不反对同拉施先生会谈”。拉施否认了这一指控(该消息来自《共产主义工人报》,由1920年6月16日的《红旗报》引用了这条消息)。

[110]《红旗报》,1920年4月22日。

[111]《红旗报》,1920年6月15日。

[112]《红旗报》,1920年7月13日、14日、16日、17日、20日与21日。

[113]《红旗报》,1920年7月17日。

[114]《红旗报》,1920年7月20日。从五月底,奥托·吕勒就一直留在俄国(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115]《红旗报》,1920年7月21日。

[116]同上。梅尔格斯已经得到了共工党的委托,与吕勒一起动身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定于七月十九日开始的谈判(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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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一章  一九二〇年的伟大期盼</h2>

    在共产国际一大上,来自俄国之外的代表仅仅是有限地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没获得本党的授权。但在二大上,外国代表则潮水般地涌了进来。几个月来,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里,支持参加第三国际的倾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挪威党和意大利党已经决定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众性政党,比如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正在敲共产国际的大门,它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就连一些工团主义组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和西班牙的全劳联[1]。在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的几个月里,军事形势对苏维埃共和国有利,这一政治形势与其也是相符的。

    一九二〇年四月底,毕苏茨基[2]元帅的波兰政府入侵了苏维埃俄国,而弗兰格尔[3]男爵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在俄国西南部重新发动了内战。起初,苏俄政府曾担心协约国会发动总攻来支援波兰的入侵,拉狄克向德共(斯)中央发出警告,称波兰的入侵会带来全新的、不祥的前景。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用一切手段保卫苏维埃俄国免遭“白色波兰”的入侵。但战局在七月里发生了惊人的逆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4]率领红军击退了波军,发起了反攻,并向华沙挺进。

<h3>一次乐观的大会</h3>

    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的共产国际二大开幕式上,季诺维也夫庄严宣布:“同志们!今天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已载入史册。你们要记住这一天!要知道,这是对你们历尽艰难困苦、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嘉奖。你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讲述今天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你们要把这一庄严的时刻牢记在心中![5]”他后来回忆道:

<blockquote>会议厅里挂着一张巨大的地图,上面每天都要标出我们的军队行进到了哪里。每天早上,与会代表们都会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张地图。这是某种象征:国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们心中雀跃不已,紧张地关注着我们军队的每一步进展,他们所有人都完全明白,如果我军能完成预定任务,就能极大地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前进[6]。</blockquote>

    在这一点上,俄国和外国代表是一致的。在就苏波战争问题起草告世界各国无产者书(该宣言由保尔·列维起草)时,独立社民党的四名代表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在讨论中宣称:“红军走过的每一公里路程,都是对德国革命的促进,促使它前进一步[7]。”俄国代表考虑了他们所认为的最新的事态,在最后关头对草案文本做了修正。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写于七月四日的关于大会任务的提纲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8]。”这句话在最后提交大会的草案里被改成了:“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现在是加速革命的到来,但不是在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之前,就通过人为手段去激发革命[9]。”

    所以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共产党人证明着:迄今为止仍被困在战败国内的战后革命浪潮,正在向战胜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涌去。从这个观点出发,建设真正的共产党就变得愈加急切了。革命即将到来,它急需组织、工具和领导层。列宁写道:

<blockquote>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blockquote>

<blockquote>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10]。</blockquote>

    对于中派主义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请求,必须十二万分地谨慎。如果无条件地接纳它们,那就等于支持那些仍然控制着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领袖不抱任何期望,他们只会“积极破坏革命”,匈牙利和德国的经验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而时间很紧迫,要想通过党内政治斗争去赶走他们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必须采取一些事先的防范措施,阻止他们把种种问题带进共产国际里去,正如季诺维也夫说的那样:“……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11]。”

    出于这种担心,以及出于集中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作为在政治上纯洁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手段的需要,俄国共产党人向大会提出了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遵守的十九项条件[12]。这些条件适用于已经加入国际的党和正在申请加入国际的党,无论它们是独立社民党那样的中派主义党(党内仍有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还是共工党那样的极左主义党。这些条件经大会修改后,成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它体现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心目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

    共产党人的首要义务,是要让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要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共产党人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13]。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b>撤销</b>(草案里用了黑体字)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组织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必要时用普通工人来代替他们。共产党人不能画地为牢,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法律的界限之内:

<blockquote>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b>各个地方</b>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14]。</blockquote>

    与此相关的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活动多半是非法的,但拒绝进行这些活动,就不配当共产国际的成员[15]。共产党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直接向在农村的劳动人民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通过同农村保持联系的工人来进行[16]。

    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同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者的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共产党人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建议、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17]。”所有党都要“完全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决裂,尤其是要同臭名昭著的改良主义分子——如意大利的屠拉梯[18]之流——划清界限。同时,各国共产党必须反击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行径,并“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19]。”

    第九条回到了在反对极左派的论战中所发展起来的论题上。第九条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在工会中建立支部,开展工作,这些工会中的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这些支部(后来叫做“党团”[fraction])“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并且还要“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各国共产党必须力争让各国工会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决裂,并“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20]。

    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们用作进行革命鼓动的讲坛,但必须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保证其议会党团的可靠性,使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党的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21]。

    在组织问题上,各国共产党都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第十三条规定:

<blockquote>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22]。</blockquote>

    此外,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定期清党来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于能开展合法活动的党来说,定期清党就意味着要有步骤有组织地清除不可靠的党员[23]。

    第十五条规定各国共产党有义务“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24]。

    最后四条对已经或准备参加共产国际的党提出了详细的当前要求。各党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修改自己以前的纲领,修改后的纲领必须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各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凡是愿意参加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将党名改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这样才能同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最后,在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各党都要召开代表大会,确认其接受这些条件[25]。

    这些条件本已很严格,共产国际二大上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补充。这些条件适用于所有起源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中派主义政党的党,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参加了共产国际,也适用于那些以前曾分裂出去、现在又想参加或留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对此很清楚)。托洛茨基宣称:

<blockquote>在这个资产阶级正在衰朽和死亡的时代里,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和工会形成了一台庞大、有力而复杂的机器,它们用这台机器来为资产阶级效力,要不是这台机器把它们(共产党)和群众隔开,把革命群众与革命群众的先锋队隔开的话,各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夺取政权……从今往后,从本次代表大会开始,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将以十倍的速度进行。纲领对纲领;策略对策略;手段对手段[26]。</blockquote>

    当然,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低估工人运动中的任何分裂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但是,共产党人相信世界正处于“剧烈内战”的时期,夺取政权(至少是在最先进国家里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临近了,他们没有经过真正的初步讨论,就决定接受这些条件。

<h3>共工党与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h3>

    共产国际提出加入条件后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共工党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五月底,共工党得不到来自阿佩尔和容格的消息,也得不到莫斯科谈判的消息,就派奥托·吕勒为代表去秘密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然后奥古斯特·梅尔格斯也在七月初随吕勒参加了二大[27]。

    吕勒的政治立场的变化,正在使他远离共产主义。从一开始他就在原则上反对以“党”的形式成立共工党,对于正处于战时共产主义专政下的俄国,他也是很看不顺眼的。他被自己眼中的“极端集中”实践所震惊,对俄国党希望把这套体制运用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自身的看法,他觉得既荒谬又可怕。梅尔格斯和吕勒尖锐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认为这些条件既是机会主义的又是集权的。他们认为,这些条件正是德共(斯)中央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观点的翻版,不过修改了一点而已,而正是这些观点分裂了党。吕勒说道:“他们现在做了点改动,在理论层面上软化了一点,而在集中和独裁的层面上又大大加强了[28]。”

    针对他们两人的反对意见,拉狄克认为,共产国际二大肯定会通过这些条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也同意拉狄克的看法,然后吕勒和梅尔格斯就离开莫斯科回德国去了[29]。这一挫折并不符合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们的期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个正在同中派及右派进行激烈讨论的关头,有极左派出席大会是很重要的。吕勒和梅尔格斯退出大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刻开会,决定向他们提出一个安抚性的提议:他们虽然不能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但可以以顾问资格与会。共工党的这两位代表在离开苏俄国境之前接到了这个提议,但他们回绝了,然后继续上路[30]。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这算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德共(斯)代表团得知共工党也受邀参加共产国际二大时,他们决定:如果梅尔格斯和吕勒,或其他任何共工党代表参加大会(即使只是以顾问资格出席),自己就要退出大会[31]!

<h3>独立社民党与加入条件</h3>

    在关于加入条件的冲突中,独立社民党代表团表现得很活跃。俄国党得到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支持,竭力劝说——必要的话,甚至强迫——独立社民党,力图使独立社民党在本党代表大会上就该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能获得通过。代表独立社民党右翼和机关的迪特曼与克里斯平认为,尽管党的整个出版机关和绝大部分机关都反对参加共产国际,但党内左翼发展迅速,这意味着,在这个召开于世界革命之都的国际共产主义大会上,他们在谈判中处于一种困难的立场。

    迪特曼说道,他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条件,但他又提出了一堆反对意见。第一点是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所宣称的目标的:

<blockquote>如果本党按照目前的条文接受了这些条件的话,就会丧失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必须利用合法手段来把工人群众召集起来……我们知道光靠总罢工是不足以夺取政权的,还需要武装起义。但如果本党在党纲里公开这么说的话,本党马上就当不成合法政党了[32]。</blockquote>

    拉狄克在发言中说道,独立社民党的领导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枪决,迪特曼对此表示反对,并继续说道:

<blockquote>我们认为,必须尽量利用合法手段。我们有五十多家日报。这些报刊是革命宣传与行动的手段,我们必须维持它们,如果我们失去合法地位,这些报刊就会全部丢掉……共产党人从自身经验出发,应该知道非法政党要开展宣传工作有多么困难[33]。</blockquote>

    他还对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集中化”提出了反对意见:

<blockquote>在旧的社会民主党里,我一直支持强力的集中化。可是官僚化的社会民主党给许多革命工人留下的印象,使他们疏远了集中化。这是对官僚化的旧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可理解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党内出现了反对集中化的倾向。比如说,哥达代表大会拒绝由中央机关来控制党的报刊。这种心理状态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得到克服[34]。</blockquote>

    克里斯平宣称,他在四个基本点上同意这些条件:共产国际的组织应是集中的;党的集中化(独立社民党应该贯彻这一条),在党代会批准莱比锡代表大会决议之后,按照莫斯科的“二十一条”精神起草党纲;他宣称:

<blockquote>我们生活在夺取政权的时期,我们的运动必须保留合法性质。群众不会理解非法政党。我们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我们不会忽视在彻底的非法状态下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利用一切手段去斗争,但我们不能公开地、正式地这么说[35]。</blockquote>

    独立社民党代表团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猛烈攻击。季诺维也夫问他们,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只要自己不宣称赞成非法工作,就能保护自己免遭镇压吗?拉狄克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以革命为目的的党,都要在军队中间开展宣传工作,而这就需要有一个非法机关。恩斯特·麦尔对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关于他们赞同二十一条的声明表示怀疑,并要求他们做出进一步保证。季诺维也夫着重指出,推广革命思想,要比经营五十家日报重要得多,他还要求独立社民党的领袖们考虑同希法亭决裂。

    瑞士代表昂贝尔—德洛[36]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他指出这个事实:所有中派主义政党内的各种势力仍然跟第二国际藕断丝连。他指责中派分子里的右翼企图从内部腐蚀第三国际,并得出结论说要把机会主义势力拒之门外。克里斯平口气软了一些,但没有让步,他对未来做了一些暗示:“本党一直在向左转。它已经摆脱了右翼。伯恩施坦已经辞职。考茨基已经没有影响力,在党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没有人认为能靠考茨基和施特勒贝尔把右翼组织起来。他们势单力孤,成不了气候[37]。”迪特曼与克里斯平对共产党人视为根本的这些原则的抵抗,导致专项委员会陷入了僵局。在第七条里,继考茨基和希法亭之后,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38]也有幸荣获“著名改良主义者”的称号。根据列宁本人的建议,加入条件里增加了一条,即各党的报刊必须出版共产国际的文件,任何要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在共产国际二大闭目后四个月内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承认这些条件。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关于加入条件的讨论继续进行。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强调指出:共产国际还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它必须成为一个战斗组织,这就意味着要同考茨基提出的前景和思想彻底决裂[40]。拉狄克对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起独立社民党的政策做了批评[41]。麦尔在发言中,主要针对莱比锡代表大会之后独立社民党领导层的活动与立场发表了看法,并表示自己不相信独立社民党所有领导人的一切表态;一个革命党要在实践当中证明自己,而独立社民党如果不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它就无力进行革命实践。

    这位德共(斯)代表还明确表示,为了在独立社民党内发起必要的决裂,他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向独立社民党的工人群众发出呼吁[42]。在二十九日晚上的会议快结束时,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做了发言。克里斯平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他的党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他又说道,共产国际的驱逐机会主义分子及改良主义分子的政策会导致分裂,而分裂总是痛苦的。对于俄国党,他只批评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他表示在西方国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当中,恐怖是一种并非必要的次要特征[43]。迪特曼猛烈地反驳了拉狄克,并为独立社民党领导层辩护,宣称它一直同德国工人群众站在一起[44]。

    在七月三十日的会议上,拉可夫斯基对迪特曼为独立社民党同艾伯特政府合作所作的辩护进行了反驳。他表示:“可惜,在这里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同志为代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仍旧缅怀过去,他们在过去两三年内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45]。”

    列宁对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思路做了简短而切中要害的批评,并尽力指出他们的发言彻头彻尾地反映出了考茨基的思想[46]。保尔·列维引用了克里斯平和迪特曼所用的词句,以阐述他自己关于党和群众之关系的看法。他强调指出,独立社民党寻求“和群众在一起”,却在党的作用方面犯下“根本错误”
,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即成为群众的革命领导层[47]。多伊米希表示很遗憾,前一天的辩论让他觉得共产国际仍不过是由各种宗派组成的。他反驳了拉狄克对独立社民党的歪曲,提醒人们独立社民党始终是由尖锐对立的两翼组成的,他还强调在过去的问题上,应受指责的是共产党。谈到德共(斯)时,他说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来了一些“不该来”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宣布自己毫无保留地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回国后他一定会在党内为之辩护[48]。

    最后,施特克尔对前一天会上麦尔公开主张独立社民党分裂表示大为惊讶。他也强调指出独立社民党在关键要点上是赞同共产国际的,并提醒代表大会注意,德共(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德国宣扬目前共工党(现在已经脱离了德共[斯])的主张。他支持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发言的最后,他呼吁:革命派的队伍应该团结一致,准备迎接在几个月以后就可能发生的战斗[49]。

    加入共产国际的十九项条件在其中两项合并后,变成了十八项;在补充了几项之后,变成了二十一条。这几项条件是昂贝尔—德洛和波尔迪加提出的。他们声明,要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批准加入共产国际,并且还要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中,必须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就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在代表大会闭幕后,任何反对二十一条的人都要被开除[50]。

<h3>幕后的争执?</h3>

    自此之后,独立社民党在面临这些问题就已不再有模棱两可的余地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代价,就包括开除希法亭、考茨基等右派,这就等于要分裂独立社民党,因为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反对这么做。而且季诺维也夫已经在最后几次会议上,当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四位独立社民党代表的面,明明白白地把这一点告诉了他们[51]。

    在这个问题上,列维在专项委员会的讨论当中有所保留。他赞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与共产国际二大的绝大多数代表一起投票赞成这些条件。但他私下里表示,他认为应当尽量避免采取压制性的组织手段。围绕着是否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发生了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是无情的斗争。从共产党人的利益出发,它应该像政治斗争一样清晰地出现。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里面加上关于组织的条款,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危险:斗争被引到“组织问题上去,从而给工会头头们获得可乘之机,让他们借这些问题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对政治问题闭口不谈”。因此他建议把关于章程和组织的问题当做次要问题来解决,先集中精力“把达成政治方面的要求当做头等大事来抓[52]。”

    列维担心的是,希法亭等人在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帮助下,可能会把关键的政治问题隐藏在组织问题之后,利用共产国际的组织方面的限制来组织大量革命工人参加德共(斯)。对于欧洲的革命前景,列维似乎没有大多数共产国际二大代表那么乐观。他坚持认为,参加共产国际的各个政党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讨论来清党,但这个问题算不上迫在眉睫,因为革命并非指日可待。在专项委员会里,他支持列宁最初提出的条文,反对后来拿出的草案[53]。在讨论红军挺进时德国工人揭竿而起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时,他表示出悲观的审慎,这点让列宁和几乎全体与会代表都觉得扫兴[54]。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列维和俄国党的领袖(主要是季诺维也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共产国际二大开幕时,围绕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共工党代表参加讨论的决定,爆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这场危机就是这种紧张关系的体现。俄国代表认为,再过不久,共产国际的行列里就会再次需要共工党的革命战士,便希望“促使”德共(斯)提出这个提案。当共工党代表抵达时,德共(斯)代表求见俄国党政治局,希望能劝说俄国党撤回这个决议,但没有成功,他们便扬言,如果允许共工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话,就退出大会[55]。拉狄克也支持德共(斯),这种立场违反了俄国党的纪律,导致他被免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职务(他从德国回国后就担任了这个职务)[56]。当共工党代表吕勒和梅尔格斯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后,这次冲突就迅速平息了。但总的来说,德国代表团的态度及其发言人列维的讲话精神遭到了严厉批评,批评他们的既有布哈林(他争取到了其余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来反对德国党),也有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7](几年后他批评德共代表团想搞“最后一分钟的伎俩”[58]。

    俄国代表(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友好的证据,他们认为这表现出德国代表仍然对过去的争执念念不忘,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以前遭遇的委屈纠缠不休。他们从德共(斯)党内和拉狄克那里听到一些批评,说德共(斯)中央“与群众缺乏联系”和“过分的反盲动主义”,从而导致德共(斯)中央采取被动观望立场,他们便利用这些批评,(至少在私下场合)对德共(斯)代表团尽情攻击[59]。列维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不得不提醒这些给他扣“右派”帽子的人——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德共(斯)领导层中间第一个站出来批评德共(斯)中央的消极无为的人[60]。但列维似乎对这些攻击感到很难受,他曾向自己的亲信诉苦,说自己开始怀疑,既然在共产国际内没有任何人能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相抗衡,那么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反对成立共产国际,到底对不对呢[61]?但是这些不和没有在会议上暴露出来。列维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麦尔的副手,麦尔被共产国际二大选入执委会,并留在莫斯科,在“小委员会”里工作。

    共产国际二大上的另外一项决议,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罗斯默的说法,从拉狄克的一个报告来看(拉狄克在工会问题上向来以无能著称)[62],工会问题“被讨论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却是“最得不到充分重视、成果最少的问题”[63]。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反对这个决议,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它还是通过了。这个决议重申了先前共产国际所采纳的路线,并被吸收进了“二十一条”里。虽然共产国际二大没有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但它决定成立一个由洛佐夫斯基[64]任主席的临时国际委员会,号召并筹备召开一次“红色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准备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开展斗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莱特·卡尔[65]认为这是“决定命运的决议”[66],它是在混乱中通过的,社会民主党在分裂工会以进行最后一搏时,常常用这个决定做借口,把责任推卸给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决议通过后,共产党人就转投赤色工会国际去了)。

<h3>争取独立社民党大多数党员的斗争</h3>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共产国际领袖对德国事态的考虑和“二十一条”(这些条款是为了赶走独立社民党右派而设的)展开的。在二大闭幕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便投入了一系列把支持社会民主党和中派主义党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的斗争——这是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的关键步骤。共产国际执委会动用了全部的力量和威望,来争取独立社民党的大多数党员——独立社民党有八十多万党员、有着广泛的组织体系、有五十四家日报,最重要的是,它拥有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德国,具有国际意义,它几乎只能通过独立社民党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本身是俄国党和俄国革命的产物)之间的外交谈判来解决。斯巴达克同盟的后继者——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在这个问题上被挤到了二线;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活动家们看重的是德国独立社民党的作用。整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直接取决于莫斯科。

    独立社民党代表团回国后分裂了。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表示完全支持接受“二十一条”,这就意味着要尽快同德共(斯)合并。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则号召党的活动家们拒绝“二十一条”,拒绝“集中制”和“莫斯科的独裁”。党代会筹备会议显示出独立社民党已经分裂成了两股力量相当的势力[67]。独立社民党的整个机关、整个出版机构、全体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工会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几乎都反对接受“二十一条”。但支持莫斯科的潮流一天比一天强大。德共(斯)对这个潮流的直接支持使其能有效还击右派,让独立社民党的领导层之间以及机关之间产生了对立[68]。右派很清楚,时机对共产国际的支持者有利,所以他们想法设法去中止讨论,在这场讨论当中他们被迫居于守势。这次大会将在五周内召开,最后开幕日期提前了八天,从原定的十月二十日提前到十二日[69]。
     
    九月二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致独立社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分析了共产国际同独立社民党之间的谈判的得失。信中解释说,全世界的中派主义政党都正在分化之中,共产国际有义务加快、深化这个过程,这是为了让这些党内的战斗的工人群众挣脱改良主义领袖的桎梏:

<blockquote>我们不能放所有想参加共产国际的人进来。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国际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共产国际变成已经破产了的第二国际那样。我们的大门向每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敞开。但是,当那些来自希法亭和克里斯平之流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及机会主义者的阵营的组织也想参加共产国际时,我们在开门前必须三思而行[70]。</blockquote>

    共产国际执委会重申:必须建立强大而集中的共产党,这样才能领导无产阶级赢得内战的胜利。它还说道:

<blockquote>集中制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层面上。共产国际将是各个组织的集中的联合会,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局面,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会对整个工人运动、对其他国家的阶级斗争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关键问题都要在国际层面上来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它要成为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国际总参谋部。我们不能让共产国际变成区区一个联络机构……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决裂是每个革命者的神圣职责[71]。</blockquote>

    信中得出结论:当前情势要求决裂,“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变得坚强、团结而果断的话”。

    在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里,独立社民党的两个派别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左派独立社民党人的主要是共产党报刊,因为左派独立社民党自己只控制着少数几家报纸。它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评论》(Kommunistische Rundschau)到十月一日才开始出版。领导左派斗争的是列维、多伊米希、施特科尔、库尔特·盖尔和威廉·科嫩。而领导右派抵抗的核心是五金工会领袖罗伯特·迪斯曼(他本人曾是左派的支持者)[72]、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迪斯曼把工会干部组织起来,通过党来反对莫斯科“分裂者”,他说这些“分裂者”企图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分裂工会和党。

    左右两派都已经下定了决心,正如蔡特金所说的,“支持或反对莫斯科”[73]。就工人运动中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人们以最大的热情进行着激辩。在右派看来,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独立”、“自决”和“言论自由”,而另一种是“莫斯科教皇的独裁”、“殖民地化”甚至是“亚洲人的野蛮”。在左派看来,要么选择“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要么选择“集中的革命组织”、“纪律”和“阶级意识”。右派将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归咎于官僚集中制和机关独大。左派与共产党人则反驳说,社民党多数派的破产是由于他们的机会主义,是因为他们的远景是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这让他们把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将宝贵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武器用来给背叛工人阶级服务。右派翻出老账,提醒人们注意共产党人在一九一九年的多次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左派以牙还牙,追究起累德堡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起义中的责任来[74]。

    这场斗争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国际性的。对阵双方都尽可能地向各国求援。到了最后,双方的领军人物已经不全是德国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他们已经到了德国)和布哈林(他最后没有去德国)为自己在德国的代表[75]。右派得到了老孟什维克分子尤里·马尔托夫[76]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支持;马尔托夫曾是列宁的战友,后来成了他的对手,最近刚被放逐出俄国;支持右派的法国社会党人里,既有社会沙文主义者萨洛蒙·格伦巴赫[77],也有中派分子让·龙格[78],他是马克思的外孙。

    党代会代表的选举在一片紧张气氛中举行,在许多重要的地方,双方得票非常接近。在柏林,支持“二十一条”的代表以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一票对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票险胜,左派赢得了十二个代表席位,而右派赢得了十一个。左派代表名单上的前几名是革命工长组织的老成员海因里希·马尔赞、保尔·埃克尔特和保尔·肖尔策[79]。甚至早在党代会举行前,几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就已经分裂了。比如,符腾堡组织的左派支持者在波特赫尔领导下,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80]。在下莱茵兰,克里斯平的支持者在大会上处于少数,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宣称大会是“非法的”和“不合党章的”[81]。

    当季诺维也夫走下爱沙尼亚汽船“瓦萨”号(Wasa),登上什切青(Stettin)的岸边时,库尔特·盖尔已经可以自豪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掌握了大多数”了[82]。但这不过是个微弱多数,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左派估计自己只不过比右派多了五万票[83]。

<h3>一九二〇年十月的哈勒代表大会</h3>

    十月十二日,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在哈勒召开,由于前几周进行的争夺代表席位的斗争,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当季诺维也夫进入大会会场时,他注意到“会场里有两个党”[84]。这番景象令人惊讶,而这种局面又为左右两派所公认,它们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大会主席团是按照对等原则组成的,所以在大会期间,它有两个主席——代表右派的迪特曼和代表左派的奥托·布拉斯。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向季诺维也夫解释说,它们同意在代表大会的一切机构中实行对等制,包括主席团和监察委员会(Mandates Commission),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右派会在进行关键问题的讨论之前,就分裂出去,然后又反咬一口,指责莫斯科的支持者搞“独裁手段”[85]。讨论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有时还会被粗暴地打断。但大多数情况下,代表们热情地投入讨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派,他们都知道,自己正经历在一个对工人运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大会首先由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四位代表发言,克里斯平、多伊米希、迪特曼和施特科尔依次做了报告。但这不过是遭遇战,真正的战斗是从季诺维也夫登上讲台那一刻开始的。他用德语讲了四个多小时,起初他有些吃力,还有些担忧,但他随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威信,为自己光辉的生涯又添上了一笔,这是他最辉煌的雄辩的胜利。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宣称,自己在五个问题上不赞同布尔什维克党,季诺维也夫就针对这五个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五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东方的民族政策、工会问题、恐怖政策和苏维埃的作用。

    在农业问题上,他宣称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唯一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分地的口号,这暴露出了他们视野的狭隘,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了他们无力把握革命的世界性质。这是因为,没有东方和远东的民族革命及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印度和中国农民的武装起义,就没有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机会主义者否认殖民地问题时,他们就跟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事实上支持了帝国主义。他们对“红色恐怖”和党的“独裁”的诽谤,也是出于同一种基本立场,因为他们绝不肯下同样大的力气来保卫俄国无产阶级免遭各国政府发动的“白色恐怖”之害,支持这些政府的正是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兄弟们。第二国际破产后,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里还保留着一个堡垒,那就是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它现在已经成了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主要敌人。

    季诺维也夫说道,分歧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国际提出的“二十一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决裂过程,这不是因为你们喜欢十八条而不喜欢二十一条,而是因为在世界革命、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我们不能同意你们[86]。”他说道,这次党代会让他想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召开的几次党代会,在这几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问题在于是选择世界共产主义还是改良主义。站在希法亭一边的全都是改良主义派的领袖——考茨基和迪特曼(他们曾同艾伯特合作过)、格伦巴赫(法国沙文主义者)、尤里·马尔托夫,当然还有“英国的孟什维克分子亨德森[87]与麦克唐纳[88]”。季诺维也夫说道,他们这些政策都是出于害怕革命,尽管他们用“混乱”、“饥荒”和一切他们认为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当克里斯平就共产国际二大做报告时,他说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形势,就跟马克思及其同志在一八四九年的形势一样,季诺维也夫说:“就好像世界革命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来临一样[89]。”

    季诺维也夫说,右派的观点是建立在和平发展的远景之上的,而这种远景早就过时了。右派不相信世界革命。它们嘲笑革命派的“狂热”、“天真”和“幻想”:“谁能怀疑,没有了他们所谓的群众的‘狂热’,工人阶级的解放就不过是虚无缥缈之事[90]?”

    真理在另外一边。共产国际主席宣称:“我们现在是在一八四七年!”在巴尔干和英国,革命正在敲门,但在德国它敲得更急。整个西欧的客观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唯一一道防线是工人贵族,以及被他们把持的工会和被他们控制的政治领袖,正是这些人从内部瘫痪了工人阶级。为了赢得明天的胜利,必须在今天就把这些“资产阶级的矛头”消灭掉。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接受了“二十一条”,德国无产阶级就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对代表大会产生了强烈影响,现在反驳他的任务落在了希法亭身上,这可是个艰难的任务。希法亭是个机敏的理论家,是考茨基的追随者,但却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众领袖,在季诺维也夫的猛烈攻势面前,他被迫采取守势。他抬出卢森堡,大段引用了她在一九〇四年同列宁辩论时说过的话,利用她的威信来抵挡集中制的国际和集中制的党的思想。为了给独立社民党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政策辩护,他拿出“现实主义”做借口,甚至还抬出了列宁的话“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91]”。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提倡的政策是“孤注一掷的赌博,靠它们是不可能建立起党的”[92]。认为反对“二十一条”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正在涨潮,这是不对的。他宣称:

<blockquote>现在西欧有许多流派是趋向革命的,我们有义务去进一步指导、领导它们。可是,同志们,革命的发展过程不能由外面来决定。它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中各阶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以为喊几句口号、利用外界推力就能加快它的发展的想法,是空想[93]。</blockquote>

    在发言的最后,他批评了共产党的决裂政策,认为这会给工人运动带来灭顶之灾,还批评集中制的国际是一种危险的空想。

    两派主将发言后,交锋开始了。马尔托夫的讲话充满了激情,正如这位孟什维克老战士说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手段——尽管是可疑而暧昧的——来保住自己的权位”[94],还说布尔什维克只想把国际变成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工具,但他本人太“俄国”了,无法说服大会的代表们。洛佐夫斯基的发言全是冲着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贼领袖”们去的,并因此招来了迪斯曼及其朋友的愤怒抗议。在那些虽然已经基本上同意共产党人的意见,但一时还无法摆脱对工会的统一原则的依赖的人听来,这不免让他们有些担心。最后,代表大会就是否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举行表决,结果以二百三十七票对一百五十六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和接受“二十一条”。同德国共产党合并的谈判随即开始。

    右翼领袖立即决定分裂。他们声称代表大会无权决定解散党,并决定继续召开代表大会[95]。然而,对于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季诺维也夫本人来说,这次胜利是稍纵即逝的。他被驱逐出德国,在德国只呆了十二天[96],他就这次出访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高兴地写道:

<blockquote>我们可以——也必须——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欧洲第一个让自己走出了空前的危机,并紧密团结了起来。过去的教育获胜了。德国最优秀的革命派的工作没有白费。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已经在德国诞生了。这将引出一系列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事件[97]。</blockquote>

    共产国际主席强调指出,工人占德国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他们的组织水平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高。到现在,群众还缺少一个革命组织,对自己的利益没有清楚的认识。原因就出在“工人贵族”身上[98],这些工会干部有十几万之多,他们是“德国资本的最好的白卫军”[99]。要发动革命斗争,就必须赶走他们:“决裂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得说:‘迟到总比不来好!’”[100]。独立社民党的分裂为恢复革命的团结开辟了道路。拥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党员的共产党会去找“工人贵族”的反动领袖们算账[101]。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

<h3>统一共产党的成立</h3>

    德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几周后,它更改了党名,删去了“斯巴达克同盟”(这个名字被放进了历史),并加上了“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的后缀。列维在《红旗报》上欢呼“独立社民党的结束”,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要的事情。一战期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即“革命的首要成分”切断了自己同老党的联系,带走了和平主义的、保守的领导层的一部分,这部分领导层认为“一切的一切”都在于回到爱尔福特纲领,将它作为团结全体社会主义的根基:“在哈勒,爱尔福特纲领,跟它的形式民主、它的‘当前要求’、它的将革命视为遥不可及的远景、它的‘疲劳战略’、它的改良主义一起,被最终埋葬了。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就让它安息吧[102]!”

    独立社民党的少数派依然追随这个领导层,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机关、报刊、议员,当然还有资金,还有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未来。至于左派,它已经走向了共产主义,是时候让一九一九年分道扬镳的革命战士们重新团结起来了。列维写道:“《前进报》欢呼‘独立社民党完了!’是的,独立社民党已经死了,跟爱尔福特纲领一起死了。但现在有了共产主义[103]。”

    十月二十三日,德共(斯)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独立社民党的革命多数派同右翼少数派决裂,并宣布支持让这两个德国革命组织尽快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104]。十月二十四日,独立社民党左派在哈勒选出了领导层,该领导层向全体党员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谴责了右派蓄意分裂党、企图破坏无产阶级阵线的“罪行”,并声称:“我们就是党!”声明中继续说道:“具有觉悟的、革命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建设强大的共产国际支部的道路已经开辟了,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105]”十月二十七日,“独立社民党(左派)机关报”《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的第一期面世了。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仍希望把德国的所有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把忠于哈勒代表大会决议的独立社民党,同德共(斯)及共工党合并。在写给这三个组织的信中,它写道:

<blockquote>实际上,现在全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已是如此强大,如果工人阶级已经为履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话,在赢得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道路上就不会有多少困难。目前工人阶级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理论指导、对自身目标的认识、以及对革命道路的确切理解[106]。</blockquote>

    要想让德国工人阶级获得正确的认识,其主要障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那十万个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全职干部。哈勒代表大会让工人运动摆脱了这个阶层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07]。”

    哈勒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其许诺,给共工党的活动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从共工党的政治声明中可以看出来。从上文中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至四日,共工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大会议程上,开除沃尔夫海姆、劳芬贝格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以解决共工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要求赫然在列[108]。吕勒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充满了敌意,他强烈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并猛烈批判俄国式的“党的独裁”以及“‘领袖们的’国际”,而他现在也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公开赞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派别,反对原先由他和费姆费尔特领导的派别。由卡尔·施罗德和柏林小组领导的多数派批评了梅尔格斯和吕勒拒绝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行为,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在十一月初又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几次讨论,由此共工党多数派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它按照共产国际在七月提出的要求,以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开除了吕勒。它决定向莫斯科派出可靠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代表着新的多数派和新的路线,并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谈判。施罗德、戈尔特和拉施前往莫斯科[109],为弥补左翼力量之间的裂痕带来了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德共的合并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周。当然,不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期望的那种形式进行的。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左右两派随即爆发了法律斗争,独立社民党机关(也就是右翼)成功控制了党的重要物质资源——资金、房产和报刊。十二月召开的合并大会提供的数据表明,在独立社民党分裂时,它有八十万党员[110],其中大约四十万参加了统一共产党[111]。剩下的党员群龙无首,他们以个人和小组的形式,回到了社民党多数派,或是投向克里斯平那边,参加了以他为核心的残余的独立社民党,然后,党的机关对于残余的这部分独立社民党来说,就变得头重脚轻了,靠剩余的这批党员撑不起机关[112]。还有大概十万人由于幻灭,或是被激烈的冲突吓坏了,决定放弃一切政治活动。

    从十一月的一系列筹备会议开始,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合并过程逐步进行,最终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完成。革命力量的分歧与不和曾经导致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现在革命力量终于能统一在一个党里面了。统一代表大会纠正了一九一七年的哥达代表大会,并弥合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斯巴达克派和革命工长组织讨论时产生的裂痕。当德共(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时,条件是很不利的,因此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现在这些不良影响终于能得到克服了。

    在新成立的统一共产党内,有战前的激进派老战士,卢森堡的忠诚支持者的核心人物,也有始终是社民党左翼分子的人,比如多伊米希、盖尔、霍夫曼和艾希霍恩,列宁对这些人的评价是:他们是联系党和对他们信任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活的环节”[113]。跟着他们的是战斗的工人、工人阶级的组织干部、战争期间柏林历次重大群众罢工的领袖、工人苏维埃的组织者、战争和革命期间柏林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比如里哈尔德·穆勒、以及维格曼、埃克尔特、肖尔策、马尔赞和保尔·诺伊曼这样的人,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了“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他们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114]。

    新生的统一共产党把这些人同斯巴达克派老战士、同一九一七年一来领导德国各地革命斗争的活动家们统一起来了。这些人当中,有埃里希·沃伦贝格[115],他是巴伐利亚红军的幸存者之一;有来自曼海姆的印刷工雷梅勒;有来自哈勒的伯恩哈德·科嫩和威廉·科嫩两兄弟;有萨克森印刷工波特赫尔,来自蔡茨的迪维尔;有汉堡码头工人恩斯特·台尔曼、雷姆沙伊德的五金工人奥托·布拉斯、曾在一九一九年担任过莱比锡工人苏维埃主席的盖尔。

    路特·费舍写道:统一代表大会是“含糊暧昧”的气氛中召开的[116]。在她看来,在追随独立社民党左派的工人群众眼里,斯巴达克派的理论家是为了参加第三国际而不得不接受的累赘,而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派的知识分子很乐意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接收他们一直想获得的这笔人力资源,但这些人又很不对他们的胃口。她所描绘的这番景象过于简单化,不太可能是真的。建筑工人布兰德勒与他的哲学家朋友塔尔海默一样可以代表斯巴达克派。大学讲师卡尔·柯尔施或古代史专家阿图尔·罗森贝格也不过是独立社民党的典型产物,就跟朴实无华、绰号“台迪”(Teddy)的台尔曼一样——台尔曼那充满激情的演说有时会招来笑声。问题在于要把这两个此前一直分开斗争的两个组织,在共同的斗争当中迅速合并起来。所有政党在建设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比把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人合并起来时出现的问题更严重。

    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两党联合组成的中央[117],设置了一个书记处来辅助中央工作,并选出了两位主席,一位是前独立社民党人多伊米希,另一位是列维(独立社民党坚持由他出任该职)[118]。列维曾要求成为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间的联系人,在把独立社民党的革命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一边的斗争当中,他又是斗争的佼佼者,于是他便成了这次统一的真正象征,自然也被人们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尽管他曾明确表示想退居二线,他仍然理解人们对他寄予了何等深切的期望,并接受了这一任命[119]。

[1]全称“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1910年成立于巴塞罗那,它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2]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中译者注

[3]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的白军总司令,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中译者注

[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1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6]转引自爱·哈·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88页。

[7]《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8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8]弗·伊·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83页。

[9]《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51—752页。在后来召开的德共代表大会上,麦尔特别指出,这个改动是必要的,因为“红军进逼华沙,产生了革命危机形势”(《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en 5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3 November in Berlin],柏林,1921年,第118页)。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提纲》一文里,列宁的这句话并没有改动,所以这里根据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10]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

[1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10页。此处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9—203页。

[13]同上,第199页。此处与英文版略有出入。

[14]同上,第200页。

[15]此句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同上)——中译者注

[16]此句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句子是: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b>工人</b>共产党员去进行。”(同上)——中译者注

[17]同上。

[18]菲利波·屠拉梯(Fillippo 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19]弗·伊·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1页。

[20]同上。但从“在工会内,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这句话开始,说的其实是第十条的内容。——中译者注

[21]此段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同上,第201—202页)——中译者注

[22]同上,第202页。

[23]此段系根据英译本翻译,《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是: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同上)——中译者注

[24]同上。

[25]《列宁全集》中文版里的相应段落为: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 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 。 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
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
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
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同上,第202—203页)——中译者注

[26]摘自1920年8月7日的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代表、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工会及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10页)。

[27]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4—255页。

[28]同上,第255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9页,第36页。

[32]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儒勒·昂贝尔—德洛(Jules Humbert-Droz,1891年9月23日——1971年10月16日),瑞士共产党人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共产国际书记。——中译者注

[37]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38]朱塞佩·艾马努埃莱·莫迪利扬尼(Giuseppe Emanuele Modigliani,1872年10月28日——1947年10月5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犹太资本家家庭,大学期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支持改良主义派。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流亡国外。他是著名画家阿马迪奥·莫迪利扬尼(Amadeo Modigliani)的哥哥。——中译者注

[39]关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问题的专项委员会于7月25日举行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9月2日。

[40]季诺维也夫在7月29日上午的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05—308页。

[41]拉狄克在7月29日上午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23—328页。

[42]麦尔在7月29日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56—360页。

[43]克里斯平在7月29日晚上的发言,《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10—320页。

收录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71—381页的克里斯平的发言与英文版大致相同,但在关于恐怖和暴力问题上的表述却是矛盾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78页上面的相应段落是:

“下面谈谈恐怖手段和暴力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在使用暴力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下回出现这种情况:不该杀的人给错杀了。只要认真调查一下,就会弄清楚,被杀的人当中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辜。可是现在,在我们尚未掌握政权以前,我们要声明:我们应当把恐怖手段当做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我们应当建立应给i掺杂敌人胆战心惊的国家;至于说我们不能放弃暴力,那是另外一码事。现状迫使我们把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来实行。”

由于英文版与中文版相互矛盾,此处暂且按照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4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81—389页。

[45]同上,第394页。

[4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35—241页。

[47]列维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12—421页。

[48]多伊米希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24—430页。

[49]施特克尔在7月30日的发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431—435页。

[50]《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42—745页。波尔迪加在此事中的作用值得注意,他可是共产国际内极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

[51]8月10日的讨论汇编,《红旗报》,1920年10月10日。

[52]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的报告,列维档案,P55/7,第8页。

[53]《红旗报》,1922年1月22日。

[54]玛加丽特·布贝尔—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从波茨坦到莫斯科:错误道路上的站点》(Von Pot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es),斯图加特,1958年,第81页。

[55]《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28页,第125页。

[56]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列宁的莫斯科》(Lenin's Moscow),伦敦,1987年,第93页。

[57]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1964),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58]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95页。

[59]《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8页。

[60]同上,第35页。

[61]W·赫尔佐格(W.Herzog),《俄国日记》(Journal de Russie),《论坛》,第5期,1921年4月,第278页;布兰德勒和盖尔的发言,收录于里哈尔德·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圣安东尼论文[St Anthony's Papers],第9期,第44页)。

[62]《1920年7月23日至8月7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82页。

该报告中文版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14—529页。——中译者注

[63]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85页。

[64]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年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至1937年间任赤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后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狱,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5]爱德华·哈莱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年6月28日——1982年11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记者、国际关系专家,以研究苏联历史著名。——中译者注

[66]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07页。

[67]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柏林,1921年,第222页,但他又写道:占压倒多数的党员是要宣布拒绝接受“二十一条”的。

[68]右派拼命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它们说“新共产党人”是党的叛徒和德共(斯)的代理人。在9月6日的全国会议上,迪特曼愤怒地告诉众人:他在国会里惊讶地发现,列维、盖尔和威廉·科嫩居然聚在一起开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会议记录》[USPD Protokoll der Reichskonferenz],1920年,第176页)。

[69]《自由报》,1920年9月17日。左派对此投了反对派,并发表了一篇抗议声明,这篇声明由德共(斯)发表在9月21日的《红旗报》上,这篇声明被当成是“背叛”的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这个抗议声明(《红旗报》,1920年9月30日)。

[70]《红旗报》,1920年10月12日。

[71]《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

[72]在工会内,在是否赞成莫斯科的问题上,左翼核心分裂了。奥托·托斯特、施利斯泰特(Schliestedt)、乌里希(Urich)和齐斯卡(Ziska)同迪斯曼一起反对莫斯科,脱离了德共(斯)的保尔·郎格不久也站在了他们一边。而奥斯卡·鲁施、尼德基希纳、格里列维奇、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诺伊曼和波特赫尔等人支持莫斯科。左派丧失了工会内的重要阵地,如柏林工会的地方委员会,以及里哈尔德·穆勒在《五金工人报》(Metallarbeiter-Zeitung)编辑部里的职位(他在七月被免去了《五金工人报》编辑的职务)。

[73]克·蔡特金,《通往莫斯科之路》(Der Weg nach Moskau),《红旗报》,1920年10月3日。

[74]《格奥尔格·累德堡,革命与其他人》(Georg Ledebour, die Revolution und die anderen),《红旗报》,1920年9月5日,这篇文章与累德堡的答复(《自由报》,1920年9月25日上午版)提供了一些关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事件的有意思的细节。

[75]季诺维也夫的信,日期为9月30日,《红旗报》,1920年10月2日。

[76]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77]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 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中译者注

[78]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79]《自由报》,1920年10月5日,上午版。

[80]《自由报》,1920年10月6日。

[81]《自由报》,1920年10月12日。

[82]格·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Zwölf Tage in Deutschland),汉堡,1921年,第5页。

[83]同上,第11页。

[84]同上,第13页。

[85]同上。

[86]《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ss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 Oktober 1920),柏林,1920年,第156页。

[87]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 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中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中译者注

[88]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89]《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147—148页。

[90]同上,第148页。

[91]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1页。

但在中文版《列宁全集》里面只找到后半句“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前半句“共和制要比君主制好”则找不到出处。——中译者注

[92]《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10月12日至17日)》,第184页。

[93]同上,第188页。

[94]同上,第213页。

[95]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226—229页)对这次争论做了简介,还附有由克里斯平提出、并获得一致通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致德国无产阶级宣言》的全文。

[96]10月21日,出席独立社民党非常党代会的共产国际代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中译者注

[97]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第57页。

[98]同上,第82页。

[99]同上,第87页。

[100]同上,第84页。

[101]同上,第86页。

[102]《红旗报》,1920年10月19日。

[103]同上。

[104]《红旗报》,1920年10月24日。

[105]同上。

[106]《红旗报》,1920年10月25日。

[107]同上。

[108]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80页。

[109]同上,第256—257页。

[110]《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Jahrbuch für Politik-Wirtschaft Arbeiterbewegung, 1922–23),汉堡,1923年,皮克提供的党员数字是893000人,其中有135000名女党员。

[111]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特别指出:1920年12月两党合并时,德共中央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当中,存在着夸大党员数量的倾向,将党员数量估计为50万人左右。根据拉狄克自己的看法,党员数量不超过35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Protokoll
des III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22 Juni bis 12 Juli 1921}],汉堡,1921年,第457页)。皮克认为真正参加统一共产党的独立社民党党员不超过30万(《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7页)。

[112]1922年,独立社民党领袖声称自己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夸大的(《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3页)。无论如何,曾经拥有近百万党员之众的独立社民党,在失去了2/3乃至3/4的党员及党费后,已经无力继续供养自己的全职干部队伍、无力继续经营报刊和学校了。

[113]克·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42页。

[114]同上,第36页。

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列宁的原话是:

“像马尔赞和他的同志们这样一些德国无产者,真是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呵!我敢打赌,无论在什么辩论会上,他们都不会哑口无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适合做突击队。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正是由他们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是担负起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全部工作中弹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像这样的分子,我们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他们使我们和群众发生联系。”

[115]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1892年8月15日——1973年11月6日),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医学。1914年自愿参军,曾5次负伤,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指挥柯尼斯堡的革命水兵部队。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中担任指挥员。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1923年抵达鲁尔,当年夏天在领导德共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1923年秋季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短暂返回德国,1928年再次回到苏联,在多处教育机构任教。1930年大赦后返回德国,1931年在地下领导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后再次被捕。1933年因批评德共领导,与菲利克斯·沃尔夫一起被开除。1934年流亡法国,同多个反纳粹抵抗组织合作过。1940年被捕,后脱逃至摩洛哥,1941年又被维希法国当局逮捕,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获释。战后为多家刊物当过记者。——中译者注

[11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6页。

[117]被选入统一共产党中央的独立社民党人是:多伊米希、布拉斯、盖贝尔、盖尔、霍夫曼、科嫩、雷梅勒和施特克尔;被选入中央的斯巴达克派是:列维、布兰德勒、赫克特、皮克与蔡特金。

[118]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拉狄克说道:独立社民党以最后通牒(“最终要求”[ultimative Forderung])的形式,要求列维出任主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第550页)。

[119]尽管拉狄克对列维颇有怨言,但这里又是他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在哈勒代表大会召开前,他写信给德共(斯)中央,提倡同列维一起开展“亲善”工作。季诺维也夫参加完哈勒代表大会回国后,坚持让列维留在领导岗位上,因为独立社民党左翼信任他。列维想在法兰克福退下来,他老是对塔尔海默和拉狄克说:“你们不能带着狗去打猎,又老是把狗抱在怀里。”塔尔海默和拉狄克好说歹说,总算是劝他打消了退居二线的念头(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4—105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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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二章 保尔·列维与德国式的共产主义概念</h2>

    随着哈勒代表大会的闭幕,在共产国际成立后,在欧洲最先进、一直被革命派认为是世界革命的轴心的国家里,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是共产国际的胜利吗?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威望是核心因素之一;这是保尔·列维个人的胜利吗?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是靠自己一人之力,劝导不情不愿的德共(斯)和疑虑重重的共产国际,把这场政治斗争进行到底,而这场斗争又是他首先预见并力争实现的。对这个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但是,在这一阶段,有必要回顾一下这第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的产生,因为它是从保尔·列维的构想当中诞生的。

<h3>世界革命的构想</h3>

    共产党的建设,与俄国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紧要关系,在德国体现得最为清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列维宣称:“这不是德国的事情,在世界革命中不再有什么‘德国的事情’了。属于被压迫者的、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的共产国际,它第一个重要的成员党按照它的原则成立了,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过程[1]。”

    列维说,在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是不均衡的,也不是与之同步的。所以,美国虽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先进的国家,但从工人组织的角度来看,它仍处于最原始的阶段,即争取成立单一的工人组织——统一的大工会[2]的时期,“统一的大工会”这种思想跟宪章运动一样,在一个世纪前,工人阶级的发展处于黎明期的时候,在英国失败了。同样,德国工人阶级也目睹了两代活动家为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组织付出的心血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付诸东流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沙皇的铁蹄下诞生,并组织起来,它数量很少,集中在被农村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孤岛般的城市里面,但它第一个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提出了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德国革命的挫折,可以用这样的环境来解释:“西欧的共产主义力量想要发展的话,最大的障碍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组织自己,到现在为止,每个革命运动都在这道城墙前撞得头破血流[3]。”因此,应当彻底理解这一点:与布尔什维克党长期以来的看法相反,德国革命不能、也不必遵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模式:

<blockquote>从表面来看,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一月间发展神速,而西欧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说“从表面来看”,是因为我们往往会忘记,俄国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学习革命了,在十年有组织有步骤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运用了在一九〇五年、〇六年和〇七年学到的经验教训,从中受益匪浅。而德国和西欧的革命是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爆发的,只能在革命过程当中组建共产党,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缺点、不足以及种种临时凑合的办法,都会是俄国的两倍、三倍之多——正是由于这些事实,德国和西欧革命的路程,就不可能像俄国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的七个月里,以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今的路程一样清楚而笔直[4]。</blockquote>

    只要承认这一点,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需要在德国建立共产党。列维认为这不仅是德国革命的问题,而是世界革命在德国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阶级斗争,其对立双方及其目标都与德国相同。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国主义对整个世界革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欧洲无产阶级将从德国这个战场投入决战。因此德共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对世界革命具有特殊意义。从它身上、从它的经验教训当中,通过对它的批评,共产国际的各国成员党都能学到一些与俄国模式无关、但与他们目前的具体任务有关的东西。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组织稳固的党的帮助下,在落后国家开始革命,而是要把革命扩展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共产党组织仍有待建设的国家:“我们现在经历的不仅是德国革命,还是世界革命,当我们有可能行动时,我们绝不能忽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反动——不仅是这里的反动,而是对世界革命的反动[5]。”

<h3>争取无产阶级</h3>

    布尔什维克的优势在于,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间,他们把大多数俄国无产者争取到了共产主义一边。而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的德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崩溃。列维坚持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是夺取政权的首要前提,他就这一观点与拉狄克和极左的共工党同时进行论战。共产党人的目标,是通过“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苏维埃”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获胜的秘诀在于赢得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工人的支持。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的胜利是正面的榜样。下文是列维在德共(斯)二大上提出的意见:

<blockquote>在夺取政权之前,最最重要的是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和成立新的苏维埃。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我们不能靠发布几道命令,或是公布几条选举规则就能建立或维持苏维埃。苏维埃之所以能存在,全是靠了革命的意志和群众的行动,就像议会是为资产阶级效力的一样,苏维埃是为无产阶级效力的,它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表达出了夺取政权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工人苏维埃才被历史赋予了引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作用。苏维埃中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应该组织成党团,通过合适的口号,深化巩固苏维埃,使其能符合自己的革命任务的需要,并争夺苏维埃及工人阶级群众的领导权[6]。</blockquote>

    德国革命的教训——共产党人拒绝和社民党多数派一起参加苏维埃、企图从苏维埃之外迫使做出决议,以及一九一九年头几个月里出现的“盲动主义”倾向——从反面证明了胜利了的俄国革命的正确经验。只有通过革命党的工作,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

    一九二〇年的列维和德国共产党人相信,以前列宁同卢森堡就党的问题进行的论争,最终会被历史解决。他写道:

<blockquote>就在这里,我们要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政党这个老问题。我不想隐瞒什么。我们再次碰上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旧分歧:“如何建设(用当时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历史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列宁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极其严格的选拔来组建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在非法时期,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简单的一个一个地增加共产党人的机械过程,组建了一个优秀的党,同志们,如果我们以前经历过十年的非法时期,我们也许也会走这条路[7]。</blockquote>

    出于同样的理由,德国共产党人全都相信,历史也会同样解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就组织问题和决裂的必要性所进行的争论:

<blockquote>共产主义者没有在战前及早成立共产党,没有在一九〇三年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组成一个小宗派,也没有组成集团,即使只能组成一个小集团,至少也能清楚地表态,对此,德国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的[8]。</blockquote>

    但他拒绝从这些评论中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决裂不应被拔高到原则的高度:

<blockquote>在和平时期,群众的转变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在革命时期却恰好相反,群众会沿着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对于那些反对“只要还有可能公开表达意见,并不受阻碍地进行宣传鼓动,就继续留在大党里”的做法的激进派或共产主义集团来说,这是有利的[9]。</blockquote>

    一九一四年的灾难震动了列维,他没有忽视这种观点,即认为到了最后,党不过是决定阶级冲突的历史性工具:“共产党人的问题不是要成为最大的政党,而是要拥有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从这个意义来看,党什么都不是,革命和无产阶级才是一切[10]。”

    列维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观点与组成了他的新党的活动家们相反。对他们来说,党就是一切,因为党是发挥他们才干的手段,是不可替代的、能带给他们胜利的工具。

    一九一八年以后,俄国的榜样让“工人苏维埃”这个词和通过武装起义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药方具有了魔法般的吸引力,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德国工人想要一些由自己指挥的力量,这些力量应该比无力的一九一八年的工人苏维埃更有效。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生活条件能发生重大改变,在他们看来,除非重拾德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传统——组织(换种说法就是计划),否则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季诺维也夫对他们写道:

<blockquote>我们有一条出路,一个希望。我们正在走向彻底废除货币。我们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工资。我们正在城市之间试行免费载人交通。我们有免费的学校、免费的食物中心,尽管我们现在还很穷,我们还是能提供免费公寓和免费照明。我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非常缓慢地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坚持斗争,但我们毕竟有一条出路,一个远景和一个计划[11]。</blockquote>

    这些浅显的话,是说给那些与斯巴达克派一起组成了统一共产党的独立社民党工人的。事实上,在数年的失望、发现了“自发性”和缺乏组织只会导致失败、并认识到把希望寄托在选举上面是没用的之后,这也是他们唯一想听的话。在这种有利的环境当中,社会民主党给工人留下的组织方面的传统仍在延续,这便造成了一种氛围,让工人认为,建设一个拥有强大的机关、有凝聚力、有纪律、有效率、并能组织和集中工人的力量的党,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两党合并后改称德国统一共产党,它有数十万党员,它的领袖认为至少有五十万。它有三十三家报刊,有自己的通信社,并组织了一系列学校。它能调动可观的物质资源,动用“好心人”的人力,并享有威望,它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它拥有老社民党的四分之一选民。它认为自己已经很强大,并希望变得更加强大。
   
    两党合并后迅速建立起了党的体制,这种体制把传统的、“过去的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党强烈要求的“过去”的传统——与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方法结合了起来[12]。它的全部实践都是围绕着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力这个中心而进行的。党中央下设的首批专门机构之一,就是专门在工会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工会工作部(Gewerkschaftsableitung)由共产主义五金工人,也就是以前的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来领导,它专门负责“争取工会”[13]。另一个部门是负责在农村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忽视。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了“专家”,重建了地下机关(有时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特别是负责军事工作的M机关和负责情报工作的N机关[14]。大批活动家成了全职干部,在党的刊物及产业(印刷厂和出版社)里工作,或是在书记处、甚至是秘密机关里工作。对于他们,对于其他党员来说,党就是一切,因为党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机关就是它的神经中枢。

<h3>统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h3>

    正如列维所强调指出的,统一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呵护下诞生的。对他来说,共产国际只是到了一九二〇年才真正开始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只是国际无产阶级表示自己同俄国革命及苏维埃俄国团结一致的表态。直到一九二〇年的二大,共产国际才制订了章程,把自己建设为——用他的话来说——“众党之党,即把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团结凝聚在一起的党”[15]。共产国际的成立与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统一,都是在苏维埃俄国的领袖的指导策划下实现的,一九一八年的卢森堡曾对此表示不安,但统一共产党的领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把历史看做一个辩证的过程;从那以后,世界各国无产者可以通过共产国际这个中介,来吸收俄国革命之后各国共产党的经验,这样一来,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党,在同质性方面就能达到足以维持国际组织的程度了。列维说道:

<blockquote>我们相信,无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德国人都不是被上天选中的人。我们认为自己在德国的经验将被西欧各党分享。已经在德国发生过的冲突,将会同样地在法国、英国和所有的地方重演。我们交了学费换来的经验教训,也许能让他们少走弯路[16]。</blockquote>

    同样地,就在共产国际二大之后,列维心安理得地公开批评了执委会的某些意见,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意见是由俄国党的领袖提出和鼓吹的。在二大上,德国代表强烈反对由俄国代表提出、并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意见,即让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以特邀嘉宾和“同情者”组织的资格出席大会。列维说道:

<blockquote>从亲身经验出发,我们反对让那些严格来说算不上共产主义者的分子参加共产国际……根据这个思想,我们说过,俄国人的让步,会导致共产主义的明确、一致的界限及其清楚的思想被弄得模糊暧昧,对此我们绝不会允许,不管是什么样的让步[17]。</blockquote>

    另外,他还承认,俄国执政党在共产国际内有着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分量,这可能会对共产国际构成危险。他宣称:

<blockquote>俄国同志既是国家政权,又是一个群众组织。作为国家政权,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去实行一些跟资产阶级有关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他们作为党的时候绝不会去做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理论上考虑到这种危险:现在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党,或超越政党之上的联合组织,它仅受共产主义立场的影响,但假如共产国际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过于密切的话,共产国际就有可能卷入与资产阶级势力的外交博弈,这是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而不是作为一个党,所必须考虑的……这是一种理论上设想出来的危险,但我无法想象它会变成现实。我也不觉得它会变成现实,这是因为,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与作为一个政权的苏维埃共和国,双方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明显一致,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18]。</blockquote>

    另外,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就某些问题得出的结论,让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列维——感到满意。这些问题是他们曾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左派讨论——先是内部讨论,接着是外部——的中心问题。二大批评了主要由奥地利共产党鼓吹的抵制议会选举的做法。二大宣布,共产主义者必须在改良主义工会内斗争,同机会主义领袖争夺工人群众的信任。在德国共产党领袖看来,这是对他们过去立场的支持,而这种立场有时会遭到共产国际领导集体的尖锐批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列维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统一大会的发言上面,为什么有时听起来会很快乐。在纲领方面,共产国际是按照过去两年中提倡的共产主义思想成立的。在组织方面,统一共产党已经成为了群众党,可以开始把德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了。

    然而,德国党领导层,特别是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他反映了俄国党的经验和目标)对德国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法,与列维大相径庭。三年的革命与内战的经历,在季诺维也夫身上留下了印记。他在《共产主义评论》第一期上写道:

<blockquote>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必须理解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专政只能通过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才能实现……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共产党,而是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有着铁的纪律和军事组织的共产党[19]。</blockquote>

    列维的思想,更多地基于德国工人阶级的传统,他的思想与季诺维也夫的必然会发生冲突。

[1]《独立社民党(左派)与德共谈判记录(1920年12月)》(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USPD (Linke) und der KPD [December 1920]),柏林,1921年,第38页。

[2]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统一的大工会》(One Big Union),号召把所有的工资劳动者不分职业、行业、性别、种族,组织进统一的大工会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此后,“统一的大工会”思想为世界产业工会采纳,并为之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世界产业工会至今仍坚持这个思想。——中译者注

[3]列维档案,P64/3,第14页。

[4]《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1页。

[5]Der Kehrseite,《国际》,第9—10期,1919年4月4日,第13页。

[6]《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4页。

[7]《德共与共产国际内部危机的开始》,1921年2月24日,列维档案,P64/3,第20页。

[8]《共产党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s KP),《国际》,第26期,1920年12月1日,第41页。

[9]列维档案,P124/8,第3页。

[10]《清党》(Reinigung),《国际》,第15—16期,1919年11月1日,第283页。

[11]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第74页。但应注意,他当时表达的,更多是俄国工人的渴望,而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

[12]详情请参阅第28章。

[13]里哈尔德·穆勒担任了工会工作部的领导。与他一切领导工会工作部的还有当时经验最丰富的工人阶级活动家,比如建筑工人布兰德勒和赫克特,和五金工人马尔赞、弗里茨·沃尔夫(Fritz Wolff)、瓦尔赫尔和埃克尔特(穆伊贝格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41页)。

[1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07页)还提到了负责打入敌对组织的潜伏团(Z队)和进行破坏与锄奸行动的恐怖团(T队),对此我们只有一些来历可疑的信息。

M表示“军事”(Militär)、N表示“情报”(Nachrichten)、Z表示“潜伏破坏”(Zersetzung)、T表示“恐怖”(Terror)。——中译者注

[15]列维档案,P124/8,第1—2页。

[16]同上,第3页。

[17]同上。

[18]同上,第12—13页。

[19]《共产主义评论》,第1期,1920年10月1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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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统一共产党的初期活动</h2>

   
    就在一九二〇年,俄国内战结束了,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德国成立了。但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二一年是喀良施塔德(Kronstadt)叛乱之年,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发生严重的内部危机之年,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年。当内战终于在一九二〇年秋天结束后,俄国共产党人随之在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争论,这正好体现出了人们在目睹了内战导致的凋敝败落后产生的混乱。他们只盯着自己的问题,却无法立即理解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人被苦难逼得无路可走、只得拼死进攻,并且相信政权已经伸手可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稳住了阵脚,挺过了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找到了延续自身的新资源和新能力。

    各国共产党人以零零碎碎的方式认识并接受了新形势,并引发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现实驱散了布哈林所谓的“孩子的幻想”[1],而有的人以悲剧性的、幼稚的方式来反抗这种现实。在共产党人中间,既有领袖,也有基层党员,企图迫使工人群众去斗争。急躁的他们拒绝承认这些方法已经不再有效,以为靠念咒施法就能产生奇迹,以为只要有着渴望革命发生的热切期盼就足够了……

<h3>一九二〇年的具体期望</h3>

    一九二一年初,在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闭幕式上,拉狄克对一九二〇年提出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做了总结,并对去年夏天的巨大期望做了描述:

<blockquote>苏波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西欧的革命运动已经成熟,在德国国内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事态,所以向西方进军的目的不是用刺刀来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仅仅是摧毁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执委会的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它对德国具体形势的评估。执委会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形势已经成熟。它认为只要我们攻克了华沙,那就没必要进一步打进德国了[2]。</blockquote>

    但是,“德国模式”不是唯一提出来的模式。拉狄克明确说道:

<blockquote>在执委会里有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的东南倾向,他们坚持认为,在东加利西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地,农业形势产生了爆炸性的发展,因此不仅要在德国,还要在这些国家一起尝试进行突破,他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德拉瓦河与萨瓦河[3]上取得立足点,就能加快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进程,并能为意大利革命创造必要的农业腹地。无论是对于意大利革命还是德国革命,创造一块农业腹地都是至关重要的[4]。</blockquote>

    然而,大多数党员,当然还有党的干部,他们并没有关注这些细节,他们只相信即将到来的西欧革命的胜利。

<h3>客观形势在一九二〇年的转变</h3>

   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国际认识到已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取政权,便改换了新方针。然而这一步却是马后炮,因为影响了这个举措的局势早在前一年便已出现。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对波兰发动的夏季攻势,最终却化为黄粱一梦。大多数共产党人把他闪电般的反攻当成是对资本主义发动的致命一击和号召起义的信号。在一篇引起广泛回应的、号召采取“革命进攻政策”的文章里,布哈林提出:布尔什维克既能够、也应该用刺刀来输出革命[5]。一批老资格的波兰共产党人以为当“解放者”来临时,波兰工人会群起响应揭竿而起,便成立了“临时政府”,等着波兰工人拥立自己。

    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们也怀着这种希望。由于列维继续怀疑当布琼尼[6]的骑兵抵达德国东部边境时,德国工人群起响应的可能性,所以代表们对他满腹猜疑。军事行动给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披上了新的衣服,带来了大量的许诺;让·布雷科[7]写道,五月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被被认为标志着“法国无产阶级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法国无产阶级走向国际革命行动的第一步”[8]。而且革命运动似乎已经扩散到了远远超出老欧洲疆界的地方,它周围与内部的种种矛盾,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转化。九月一日,第一届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Baku)召开。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库恩就反帝世界革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印度、中国、土耳其、伊朗与库尔德代表的热烈欢呼。第三国际已经扩展到了中东和远东。

    正当季诺维也夫被迫中断他胜利的德国之行时,事态似乎正在加速发展。九月初,在以安东尼奥·葛兰西[9]为首、围绕着《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的一群都灵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工场的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即将爆发,国家当局决定保护社会民主党的旧领袖,不让共产主义者从他们手中夺过党的控制权。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的多数派在近期内也很有可能紧随其后参加国际,这两件事似乎体现出世界各国工人群众正在倾向第三国际,倾向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这股革命的涨潮是无法阻挡的。

    然而,一九二〇年里得不偿失的事实,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些波兰共产党人曾反对进军华沙,并对武力输出革命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结果是他们对了,而列宁错了。波兰工人和贫农不但没有举行起义,反而还站在本国的将军和地主一边,跟协约国的顾问一起,为自己的“独立”而同红军作战。红军先前一路高歌猛进,后来却一路败退,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10]。反对干涉波兰的英国行动委员会[11],曾被列宁誉为伦敦苏维埃,在苏波战争结束后没有坚持多久就解散了。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不过是这个浪潮的的浪尖而已。意大利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拒绝参加战斗。工人变得顾虑重重,心灰意懒,开始撤退了,就在这时,法西斯主义在慌不择路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开始取得了进展。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遭到了武力镇压。

    列宁在十二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俄国“慢得多”[12]。但季诺维也夫告诉意大利社会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已迫在眉睫[13]。也许他相信共产国际各党的革命胜利,能使俄国避免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曾在俄国党政治局内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也只是很勉强才接受了这个政策[14]。

    当然,季诺维也夫利用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在他周围,有共产国际的机关,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有匈牙利革命的幸存者,有流亡到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人,也有虽然缺乏经验却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的全权代表,这些人仍然相信,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他们认为各国共产党仍只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必须把它们转变为革命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号召各国共产党加紧行动,让即将来临的革命涨潮早日到来。

<h3>列维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紧张关系</h3>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维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这两个问题上,都有所保留,这体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不同看法。从这点来看,毫无疑问他是对的,而列宁是错的。但不应用这一点来助长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俄国委员对他的不信任。在德共代表大会上,麦尔明确指出:俄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觉得德国党的“保留”态度,体现了他们对俄国领袖的真实的不信任心理。他们担心——肯定是由于拉狄克——列维和德共中央对暴动的反对,可能会发展成反对并抵制一切行动。所以他们才更加急切地想让德共与共工党合并,因为他们认为,应该把极左组织当中存在的“强大的革命热情”拿出来,用“一点革命火焰”来给德国党的“稳妥而正确的路线”加把劲[15]。
   
    列维的反对者希望在共工党问题上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九二〇年九月,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6],一个俄裔青年知识分子,企图在统一共产党的柏林组织内重建“左翼”倾向,为此他在《共产主义》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统一德国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并明确批判了列维的立场[17]。几周后,匈牙利人卢卡奇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指出,共产党人与独立社民党合并,却把共工党排斥在外,这样会给德国革命造成隐患。他宣称“群众的革命组织只有在革命过程本身当中才可能存在”,并向新生的统一共产党的领袖提出质疑,质问他们是否真的想对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18]。当这些人公开抨击列维时,拉狄克也在努力争取库尔特·盖尔和威廉·赫尔佐格等左翼社民党人,企图让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当中支持他反对列维的斗争——他把列维叫做“机会主义者”和“右翼共产党人”[19]。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党因没有扩大加深柏林电力工人罢工而遭到了严厉批评[20]——领导这次罢工的正是德共党员威廉·许尔特[21]。

    在共产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合并前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一次严重冲突。拉狄克指责列维,说他“除了教育共产党人之外,什么都不想干,直到党的超级睿智的脑袋上面长满了白发为止”[22]。汉堡代表胡戈·乌尔班斯[23]提出了严厉批评议会党团的活动的提案,这个提案的最终目标是列维[24]。提案被驳回了,然而,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列维起草了一个宣言草案,并得到了德共临时中央的认可,但在最后一刻,这个宣言不知为什么被撤了下来[25],换成了拉狄克的一个文件。它特别提到:

<blockquote>一个仅有十来万拥护者的党,主要靠宣传来发展党员,而一个组织起了几十万党员、并拥有几百万拥护者的党,就必须主要靠行动来发展党员。德国统一共产党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按事态的允许和要求,单独行动了[26]。</blockquote>

    在论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中,列维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了阐述:

<blockquote>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所有阶级所肩负的最重大的任务。它不可能是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或一个孤立的党的任务,而只能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任务。共产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不仅要尽可能明确地领导和组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必须注意到自己仅仅构成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及其全部机关(现在它的机关还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合部),全心全意地争取过来[27]。</blockquote>

    这些间接的、谨慎的争论,很快就会变成公开的危机。

<h3>共产国际同意以“同情党”的资格接纳共工党</h3>

    哈勒代表大会闭幕后,当季诺维也夫与共工党柏林组织领导人讨论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的这个极左政党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到了一个更友好的水平。某些共工党员,比如戈尔特,认为有可能参加共产国际,并认为这样就能让共工党在共产国际内组成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来反对占主流的“革命机会主义”倾向[28]。十一月,共工党派施罗德、拉施和戈尔特为代表,秘密前往俄国,他们的目的,是争取让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这样就能让共工党获得物质援助、建立国际联系,而同时又不用承担修改党纲的义务[29]。

    共工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并两次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为此举行的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四日,戈尔特提出了共工党的报告[30],而托洛茨基则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共产国际的反报告,这是一份真正的起诉书。托洛茨基在报告中说道,极左派的态度不仅是“幼稚的”,而且还是“偏狭的”、“唯心的”和“悲观的”,这体现出了他们的无力,尤其是荷兰共产党人的无力——多年来他们已经沦为一个小宗派。总的来说,极左派,特别是戈尔特,把无产阶级中的少数派——即工人贵族和官僚,尤其是工会中的——同被机关困住的几百万群众混为一谈,他们声称这些群众已经“资产阶级化”,可他们其实是在拒绝解救这些群众。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如何“打破硬壳”。假如西方工人阶级真的已经资产阶级化,这就意味着革命派的希望的破灭。戈尔特跟潘涅库克一样,在思维上陷入了伯恩施坦的窠臼;他们只盯着先进国家,却没有考虑到世界形势。像他那样宣称英国无产阶级已经“孤立”,就是忽略了世界革命拥有双重性质:在西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在东方则具有农民革命及民族革命的性质。在一国之内获胜的革命,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只有正在讨论的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在报告结尾,托洛茨基针对戈尔特再次重申:必须根据全球性的分析,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吸收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党的经验[31]。

    在这次讨论的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投票表决,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允许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以拥有咨询性质的投票权的“同情党”的资格暂时参加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在会议闭幕时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只有两种符合逻辑的办法。从长远来看,一国不容两党。要么共工党真正地把自己融入德国共产党,要么就要停止它的成员资格,即使只是同情党资格[32]。”

    接纳共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开启了争取共工党中的“最优秀分子”的前景。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出共工党在议会和工会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并表示共工党应该在统一共产党成立时与其合并[33]。一九二一年二月,共工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以“同情党”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尽管如此,共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会议上,仍然号召“同国际内的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不过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的重要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与统一共产党组成“共同工作的集体”[34]。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就此事向统一共产党进行解释的电文中,保证将向德国工人阶级公开通知其接纳共工党参加的理由,统一共产党还是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35]。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对此进行抗议,列维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不可容忍的局面》的文章[36],文中他探讨了共工党在工会问题上的态度。他宣称:

<blockquote>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共工党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制造的这种局面都是不可忍受的,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灾难……我们支持严格的国际纪律,并支持执委会享有共产国际章程赋予它的全部权利。但共产国际章程中并没有哪一条强迫我们必须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每一个决定,都当做天才的创见来接受,我们还要公开宣布:执委会关于共工党的决定非但不是天才的创见,反而恰恰相反[37]。</blockquote>

    拉狄克对此做了尖刻的答复,并含沙射影地暗示列维反复无常:“这是老式的社会民主党对尚未具有十分鲜明的革命性的劳动人民的恶意,其根源可深着呢”[38]。

    于是,列维试图把争论转移到他所谓的“策略问题”上。他集中论述了这么一个事实:共产党与独立社民党合并后,已经可以从宣传转向行动了,但在德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个过程来完成这种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还得在俄国革命所未曾经历过的形势中进行。统一共产党确实是群众党,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它在没有无产阶级中的其他阶层的参与的情况下,完全掌握德国革命的命运”。因此,党必须去争取群众,而要争取群众,不能光靠宣传,还要靠各种行动,要在行动当中让群众“通过参加斗争,掌握自己的利益”,以此来领导群众,这样才能争取到群众。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正是在苏维埃中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没有苏维埃,德国共产党人就应该通过工会(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都参加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作来做到这一点:“以较少的耐心和体谅来对待今天仍然站在我们右边的无产阶级群众,而以较多的耐心和体谅来对待我们阶级当中自认为站在我们左边的无产阶级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39]。”

    列维认为,统一共产党的关键任务,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吸引群众参加联合行动,同时又不能把站在党的右边的无产阶级群众给吓跑,尤其是不能让盟友当中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分子把他们给吓走,因为党还想在这些群众当中发展党员。

<h3>《公开信》</h3>

    在列维提出的政策指导下,统一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发出了第一个重要倡议[40]。通过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的共产党员梅尔赫尔[41]的努力,党在五金工会和当地工会联合会当中赢得了牢固的阵地。当地共产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非共产党工人当中产生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渴望。他们通过自己领导的工会机关,向五金工会的全国领导机关,即德国五金工会(DMV)以及全德工联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立即进行联合斗争,争取切实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为此召开了一次大会,梅尔赫尔和右派独立社民党人罗伯特·迪斯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梅尔赫尔及其同志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次大会以斯图加特五金工会的两万六千名会员的名义,要求按照五项基本要求组织联合斗争,这五个基本要求是:

*降低食品价格。
*公开资本家的账簿,并提高失业者的补助。
*降低工资所得税的税率,提高对富人征税的税率。
*由工人来监督原材料及食品的供应与分配。
*解除反革命团伙的武装,并武装工人[42]。

    德共中央赞成这个倡议,并发表了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号召书[43]。而且,它还鼓励各地、各工厂的工人组织大会,在会上仿效斯图加特五金工人,提出共同的要求,并决定用何种手段来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

    新的策略正在形成。从一九一九年起,列维、布兰德勒、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的文章当中,就已出现过这种策略的雏形。拉狄克认为,党应该接过斯图加特五金工人的倡议,把它进一步发展下去[44]。列维马上就被说服了,但党中央却显得十分不情愿[45]。但是,当中央询问各地方组织的书记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赞同这个提议[46],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德共中央终于同意,向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政党及工会发表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德国统一共产党建议各方达成协议,并按照协议组织联合行动。《公开信》于一月八日发表,信中提出保卫工人的生活水平、组建反右翼的武装自卫组织、争取释放被当做政治犯关押的工人、并同苏维埃俄国恢复贸易关系。信中说道:

<blockquote>当我们提出这些要求,以此作为行动的基础时,我们一刻也不想向自己和群众隐瞒这一点:我们列出的这些要求无法结束他们的贫困。德国统一共产党绝不会有片刻放弃在群众当中宣传为建立专政——这是唯一的得救之道——而斗争,绝不放过每一个有利的时机呼吁群众、领导群众为争取建立专政而斗争,德国统一共产党已准备好与各工人政党共同行动,以争取实现上述要求。

我们并不打算隐瞒,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其他政党,并使我们反对他们。相反,我们还要宣布,我们希望收到这封信的这些组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赞同我们提议的行动,还要为实现我们列出的这些要求而采取实际行动。我们要问他们:“你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与我们一起,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参加最无情的战斗的准备?”这个问题是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的,我们希望能得到同样明明白白而毫不含糊的答复。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之前,我们会等待你们的答复。

如果收到这封信的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开始斗争,那么,德国统一共产党将独自开展斗争,它相信群众会追随自己。从今天开始,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国内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及其周围的群众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公开集会上表态,表示自己愿意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和反动,与大家一起保卫自己,一起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47]。</blockquote>

    无论这封信是由列维单独起草的,还是列维在拉狄克的帮助下起草的,或者是由拉狄克独自起草的,或者是在列维的帮助下由拉狄克起草的,它都体现出了列维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捍卫的政治路线。拉狄克在《国际》上,用保尔·布雷默(Paul Bremer)的笔名发表了题为《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文章,文中他热情而自信地为这条路线辩护[48]。他通过对总体政治形势的分析,来为之辩护:

<blockquote>社民党工人对民主充满了幻想。他们仍然希望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改善自己的处境,并认为共产党在蓄意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说:要是共产党不分裂工人阶级,要是无产阶级仍然保持统一的话,就会在国会内拥有多数席位,那样一切就会变好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依靠德国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运动,至少在群众没有被外界事态激发起来的时候不行。一千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他们盯着自己的领袖,等着口号……共产党人的战略,必须是让广大的劳动人民相信:工会官僚及社民党不仅拒绝为实现工人专政而斗争,甚至不肯为满足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日常需求而斗争[49]。</blockquote>

    各政党、各工会拒绝对此做出答复,甚至不肯收下这封呼吁信。但不管西方历史学家会怎么说,它还是在工人群众和工会官僚当中激起了有力的回响。全德工联执委会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企图利用派别斗争和反工会的举动来“破坏工会”[50]。它还威胁要把赞同《公开信》的地方组织开除出去[51]。建筑工会的领袖把赫克特、布兰德勒和在哈勒另建分立工会[52]的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巴赫曼[53]统统开除出会[54]。德共中央对此发表了《告全德无产者书》[55],号召工人召开民主集会,让他们的领导人接受他们的要求,并宣告他们愿意通过全面斗争来争取实现这些要求。这样的集会在各处召开了,在会上,无论是否参加了政党的工人,无论是社民党党员还是右派独立社民党的党员,都赞同共产党的提议。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什切青的伏尔甘(Vulkan)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召开了代表会议[56],一月十七日,柏林西门子公司的生产工人及白领职员在布施马戏场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十九日,慕尼黑铁路工人举行代表会议,二十日,丹泽、莱比锡、哈勒与埃森的五金工人与莱比锡、施维林(Schwerin)、勃兰登堡和柏林的铁路工人举行的代表会议,马具工人和地毯编织工人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多斯特菲尔德(Dorstfeld)的矿工大会,以及耶拿的工人大会,这些集会全都完全赞同《公开信》,并号召为实现这些要求进行斗争[57]。当时举行的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体现出了共产党人得到的回应有多强烈,并解释了工会领袖为什么要用官僚手段来反对它的原因。

    在柏林木工工会的选举中,共产党人赢得了六千五百八十六票,而独立社民党得了五千七百八十三票,社民党多数派只得了五百票。在五金工会埃森分会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得了六千零一十九票,其他候选人总共才得了三千九百四十票[58]。二月二十六日,德国各工会向政府提出了由十项要求组成的同失业斗争的纲领[59],并警告政府,工会可能会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重要部门可能会投入行动,这表明共产党和《公开信》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公开信》在共产主义内部遭到了多方攻击。共工党认为它是“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只能制造幻想[60]。在柏林,围绕着青年知识分子费舍[61]、马斯洛夫[62]和弗里斯兰德,形成了一个新左派,他们对《公开信》大加嘲讽,并在《共产主义》上面对其大加挞伐[63]。

    《公开信》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尖锐抨击。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尽管有拉狄克反对,他们还是成功地让共产国际执委会里的“小委员会”对《公开信》进行了谴责。列宁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了干预,修改了这个草率的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这个问题将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留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阶段来讨论[64]。

    从此,在德国问题上,德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分歧,就沿着两种不同的轴线发展了。一方面,俄国人,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对列维的疑虑越来越大,同时拉狄克似乎一心破坏列维在党内的威信。另一方面,德共中央似乎在当时的一系列重大策略问题上赞同拉狄克的看法,并从根本上反对季诺维也夫。

    看来,共产党人的策略,是否要以无产阶级联合阵线为核心,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要开始了,此时,列维和拉狄克发现,两人置身于同一阵营,并一同遭受攻击。但在《公开信》发表后的几周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列维和拉狄克分别站到了针锋相对的两个营垒里。

[1]《布尔什维克》(Bolchevik),1924年4月,第2期,第1页。

[2]这段话摘录自列维档案P50/a5中的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28日会议记录,收录于米洛拉德·德拉奇科维奇(Milorad Drachkovitch)与布兰科·拉季奇(Branko Lazitch)合著的《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Essays,Recollections, Documents,斯坦福,1966年)第285页。其实拉狄克本人是反对他这里讲的这种观点的。

[3]德拉瓦河(Drava)与萨瓦河(Sava)都是东南欧的河流,德拉瓦河起源于奥地利南部,流经南斯拉夫注入多瑙河,全长724公里;萨瓦河发源于南斯拉夫西北部,向东流经933公里后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注入多瑙河。——中译者注

[4]《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86页。

[5]《论进攻策略》(Über die Offensivtaktik),《共产国际》(德文版),第15期,1920年,第67—71页。

[6]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红军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中译者注

[7]让·布雷科(Jean Brécot),即加斯东·蒙穆索(Gaston 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工会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8]《共产主义评论》,第6期,1920年8月,第504—505页。让·布雷科是加斯东·蒙穆索的化名。

[9]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翁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10]1920年6月中旬,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入侵的波兰白军,并越过边境向华沙挺进,8月初,红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8月14日,红军距离华沙仅仅15公里,眼看攻克华沙已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8月16日,毕苏斯基发动反攻,红军大败,不得不节节后撤,10月12日,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签订停战协议。战后,波兰资产阶级政府残忍杀害了大批红军战俘。——中译者注

[11]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阻止英国参加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创建的群众组织。1920年8月初,英国外交大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向苏维埃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波兰,否则将出兵干涉。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广大英国工人的抗议。他们纷纷成立工人的战斗中心——行动委员会;各地的行动委员会总数达350个,其中一部分是共产党人主持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工党和工联领袖们被迫参加了这一运动。8月9日,在伦敦召开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系会议,由这3个组织各出5名代表组成了中央行动委员会。8月13日,中央行动委员会召开了全英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求给予苏维埃俄国以外交承认,同它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并授权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反战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举行总罢工。英国工人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公开参加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打算。行动委员会于1921年初停止活动。

    关于英国行动委员会,列宁写道:“英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它们说对了。它不叫苏维埃,但是实质上就是苏维埃。”(《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20页)——中译者注

[12]弗·伊·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2页。

[13]罗伯特·帕里斯(Robert Paris),《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史》(Histoire du fascisme en Italie),第1卷,巴黎,1962年,第202页。

[14]请参阅爱·哈·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337—338页上的详细讨论。

[15]《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页。

[16]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 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并入选德共中央。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和他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所有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人成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中译者注

[17]阿·马斯洛夫,《德国的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在当前危机中的政策》(Die Proletarische Parteien Deutschlands und ihre Politik in der
gegenwärtige Krise),《共产主义》,第36—37期,第1298—1317页。

[18]卢卡奇·捷,《德共代表大会》(Der Parteitag der KPD),《共产主义》,第44期,第1562—1564页。

[19]威·赫尔佐格,《俄国日记》,《论坛》,第5期,1921年4月7日,第275页,第278页;库·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背景》(Zur Vorgeschichte des III Weltkongresses),《苏维埃》(Sowjet),第8—9期,1921年8月,第241页。在德共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统一代表大会闭幕后,盖尔立刻以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入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

[20]盖尔,《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背景》。1920年11月7日,柏林电气工人以1800票对60票决定发罢工,11月12日,在被操纵的表决中,以704票对600票决定结束罢工。这次罢工实际上在首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并遭到了媒体和政府的极其狂暴的攻击。工贼组织“技术应变组织”对罢工进行干预,导致了大量冲突。最后,这次罢工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以及解雇和镇压的威胁下失败。极左分子批评德共中央没有号召总罢工,而德共中央则认为号召总罢工是冒险主义行为(保·列维,《电气工人罢工的教训》(Die Lehren des Elektrizitätsstreiks),《红旗》,1920年11月12日。路特·费舍写道(《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147页,第148页),许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谨慎细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扬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1920年11月12日的《红旗报》刊登了柏林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讨论报告,其中许尔特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采取破坏手段,但他也坚决要求利用工人的暴力来反对“工贼”的暴力。许尔特的工会的上级机关开除了他(《红旗报》,1920年12月7日)。


[21]威廉·许尔特(Wilhelm Sült,1888年?月?日——1921年4月2日),德国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1921年3月底领导了柏林电气工人罢工,3月30日被捕,两天后遇害。——中译者注

[22]《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1页。

[23]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区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

[24]《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于柏林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07页。

[25]恩·弗里斯兰德,《我们党的危机》(Zur Krise unserer Partei),柏林,1921年,第21页。

[26]《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统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Vereinigungsparteitags der USPD [Linke] und der
KPD [Spartakusbund]),柏林,1921年,第232页。

[27]保·列维,《统一代表大会》(Der Vereinigungsparteitag),《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28]赫·戈尔特,《共工党与第三国际》(Die KAPD und die 3 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工人报》,第162期,1920年,转引自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7页。

[29]同上。

[30]共工党似乎没有出版这个报告(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页,n.37)。根据托洛茨基的答复来看,这个报告基本上是按照潘涅库克在《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中提出的分析来写的。出席了这次会议的罗斯默在《列宁的莫斯科》第113—114页叙述了这次会议。

[31]托洛茨基的反报告的全文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初期》(Piat’let Kominterna),英文版为《共工党的政策》(The Policy of the KAPD),收录于《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174—189页。

[3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186页。

共工党是在1920年11月28日被接纳参加共产国际的;而这是季诺维也夫在1921年7月12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做的报告。——中译者注

[33]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0年11月28日的决议,刊载于《共产国际》(Ko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第15期,1920年12月,第3368栏;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206页。

[34]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8—259页。

[35]1921年2月2日,列维告诉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份文件仍未寄达(列维档案,P64/3,f.11)。

[36]《不可容忍的局面》(Eine unhaltbare Situation),《红旗报》,1920年12月24日。

[37]同上。

[38]《红旗报》,1920年12月29日。

[39]保·列维,《策略问题》(Taktische Fragen),《红旗报》,1921年1月4日。

[40]罗伯特·迪斯曼对此表示怀疑,他在1921年1月26日的《自由报》上撰文指出,这个主意是由共产党人奥斯卡·鲁施在柏林向梅尔赫尔提出的。

[41]埃里希·梅尔赫尔(Erich Melcher,1892年1月27日——194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精密器械制造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参军,1917年因伤退伍后在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工厂工作,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波布林根(Böbling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建立了德共(斯)的符腾堡组织,1919年担任了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1921年1月发表了《公开信》,同年5月被开除出工会。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担任德共中央工会部五金分部领导人。1923年春天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负责工会问题的书记。在1923年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领导“安全”部门。后被当成右派分子免职,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7月潜回德国时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926年8月获特赦出狱后在东萨克森的党组织领导层工作,1928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随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的成立,1932年春天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至1936年年底入狱,1937年8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那里的德共秘密领导小组当成“党的敌人”。1944年7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失踪。1951年10月1日被宣告死亡。——中译者注

[42]据《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第99页)记载,具体要求是:取缔高利贷和降低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着手充分生产和由企业主按照在业工人的工资发放失业者救济金,停止从工资中扣税金,征收财产税和没收大财产,由企业委员会、工会和合作社来监督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和食品分配,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和在工会的监督下武装工人。——中译者注

[43]《红旗报》,1920年12月2日与12月10日。

[44]他在1921年2月28日向党中央宣称:“我当时要是在莫斯科的话,我脑子里压根就不会冒出这个念头。”(列维档案,P50/a5,转引自德拉奇科维奇与拉季奇,《共产国际:历史文献、评论、回忆录、文档》,第292页),他在《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提到,这个提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党中央做出的。

[45]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4页)指出,反对意见来自“部分曾是左派独立社民党人的同志”。

[46]同上。

[47]《红旗报》,1921年1月8日。

[48]《国际》,第1期,第1—4页;第2期,第10—16页,1921年。

[49]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21—23页。

[50]《通讯集》(Correspondenzblatt),第8期,1921年2月19日,第110页。

[51]《红旗报》,1921年2月16日。

[52]维尔纳·拉塞(Werner Rasse),《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1919–1923),柏林,1967年,第90页。

[53]奥托·卡尔·巴赫曼(Otto Karl Bachmann,1877年2月18日——1954年1月18日),建筑工人,1897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担任布雷斯劳建筑工人工会的全职干部,1911年至1916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第二书记,在党内属于左派,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参加了德共(斯)的创立。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1年任开姆尼茨建筑工人工会主席。被开除出建筑工会后担任“红色工会”书记,在德共中央工会部负责建筑工人方面的工作。1923年9月起担任被开除出全德工联的石匠工会主席。1927年当选为德国第一个共产党市长,即奥尔斯尼茨(Ölsnitz)市长。1929年因反对台尔曼的极左路线、支持布兰德勒,被开除出党。此后加入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曾被监禁,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解放后,重新参加德共,后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54]《红旗报》,1921年1月19日。

[55]《红旗报》,1921年1月21日。

[56]《红旗报》,1921年1月15日。

[57]见当时的各期《红旗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89页;弗里茨·克尼特尔(Fritz Knittel),《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Die mitteldeutsche Märzkämpfe im Jahre 1921, ihre Bedeutung und ihre Lehren),《团结》(Einheit),第3期,1956年,第17页。

[58]《印版》,第75期,1921年2月15日。

[59]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91页。

[60]《共产主义工人报》,第61期,转载自《自由报》,1921年1月15日。

[61]爱尔芙丽德·弗里斯兰德带着右翼分子的名声离开了维也纳。托曼(Tomann)警告拉狄克,说她是“奥地利的马尔托夫”(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6页)。显然她是在马斯洛夫的影响下成为极左分子的。她与克拉拉·蔡特金相互看不顺眼,两人关系一直非常紧张,蔡特金谈到她的改变立场时,说过“她的政治立场随着她的性生活的变动而转变”(转引自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8页)。在这段时期,她开始使用路特·费舍这个源自她母亲的女仆的名字的化名。通过同一个叫戈尔克(Golke)的活动家在柏林结婚,她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德国国籍(出处同上)。

[62]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是伊萨克·切列明斯基(Isaac Chereminsky)的党内化名。他在26岁以前从未参加过工人运动。1919年他认识了列维和费舍,被他们争取到了共产主义运动一边。

[63]维拉·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1921年1月27日的德共中央会议记录,在其著作《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60页,n.7)中,提到了德共左翼对《公开信》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

[64]库尔特·盖尔代表统一共产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德共中央做到的报告,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 Reisberg),《列宁主义关于联合行动的政策及其在德国的开端》(Die Leninsche Politik der Aktionseinheit und ihre Anfänge in Deutschlan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3年,第62页。盖尔提到了“小委员会”在1921年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列宁为反对该立场所作的干预,见《苏维埃》,第8—9期,1921年8月,第242页,这一事件十分出名,涉及此事的主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和五大上都一再重提此事。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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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五章 三月行动</h2>

    从保尔·列维辞去统一共产党主席一职,到他被开除出党,中间仅仅隔了几周。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几周至关重要,其中不少细节至今仍不明朗。拉狄克回到莫斯科后,他就不再妥协,并给《共产国际》(德文版)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企图让讨论得出一个结果,也就是它所谓的让党“活跃起来”[1]。拉狄克声称,在意大利党的问题上,列维唯一做的就是针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喊出了吓人的“机械的分裂”,这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德国党领导层的消极,而对列维进行了个人批评。拉狄克认为,统一共产党的旧领导层“从一九一九年的惊慌失措下的防御,到一九二〇年的猛烈进攻(独立社民党工人群众的激进化使这个进攻成为可能)之中,都暴露出它自己是无力行动的”[2]。统一共产党显然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证据就是在这个唯有行动才能凸显问题的时刻,它却没有行动,而仅仅自限于讨论[3]。拉狄克此文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想要“激励”统一共产党,让它走出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此需要进行反对列维的斗争,拉狄克还批评了布兰德勒、施特克尔和塔尔海默的“调和”态度。

    三月十四日,拉狄克给中央局委员布兰德勒、弗勒利希、恩斯特·麦尔和波特赫尔,以及塔尔海默和菲利克斯·沃尔夫发出密信[4],信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blockquote>列维正企图按照“要么选择群众党,要么选择宗派”的口号建立派别组织。正当我们可以通过实行自己的政策,把新的群众吸引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正在通过贯彻这条路线,企图以灾难性的方式分裂党,这就是他的阴谋诡计。这里没有人想在德国搞什么机械的分裂,没有人想搞任何形式的分裂。我们的任务是给党内反对派指明方向,并让左翼成为领导力量。列维很快就会离开,但我们必须尽力阻止多伊米希和蔡特金跟他一起走……</blockquote>

<blockquote>一切都取决于世界政治形势。如果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加深的话,如果与波兰开战的话,我们就要出来讲话。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你们才必须尽力对全党进行动员。一个人是无法开展行动的,哪怕只是扣一下左轮手枪的扳机。在要求行动的持久压力下,你们现在如果什么都不做、不去告诉群众,他们必须投入行动的话,你们就会再次错过大好时机。目前的政治决定,会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性,此时应该少想一点“激进”的公式,多想想行动,去把群众鼓动起来。一旦开战,就不要想什么和平,或是简单的抗议,而要想到拿起武器[5]。</blockquote>

<h3>库恩·贝拉的使命</h3>

    我们不知道库恩抵达柏林的具体日期,但应该是在二月底或三月初。这位新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在一战前曾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一九一七年被俘后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秘密返回匈牙利后,他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被捕后不久获释,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并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6]。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他成功逃脱,在莫斯科避难,并在红军的政治部门工作。由于他违背诺言,处决了弗兰格尔白军的战俘,曾招致强烈批评。列宁起初曾说要枪毙他,但最后只是把他下放到土尔克斯坦(Turkestan)了事。库恩这个人十分勇敢,但才干平庸。列宁对库恩的评价很低,他从不掩饰这一点,对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库恩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他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库恩随后采取了极左主义立场,并且不放过一个机会,在《共产主义》(德文版)上痛斥机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匈牙利流亡者中间,库恩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主要指责他利用派系手段,而且从不吝于对别人使用胁迫或腐化手段[7]。尽管如此,他仍是个重要人物,在共产国际二大以前就已经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二大以后又成了“小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工作使人们以为他是季诺维也夫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与库恩同时抵达柏林的还有两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约瑟夫·波加尼[8]和萨穆埃尔·海菲兹[9]。约瑟夫·波加尼也是匈牙利人,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主席;萨穆埃尔·海菲日是波兰犹太人,来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0]。当时他也使用“古拉尔斯基”这个姓,在德国使用“奥古斯特·克莱纳”这个化名[11]。

    也许我们得等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档案库完全开放的时候,才能知道库恩这次出使德国的具体情况,并找出他是否还承担着秘密使命的答案。目前能查阅的文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12]。不过,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当库尔特·盖尔代表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时,宣称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提到过这次使命。多年以后,他指出这次使命从未成为会议议题,在莫斯科甚至都没有人提到过这次使命,至少当他在场的时候没人提过[13]。

    我们只能通过拉狄克的信来猜测,统一共产党的党内危机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关心的问题之一。欧洲形势陡然剧变——协约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除德国的“民卫军”(civic guards)的武装;协约国盟军占领区的扩大;上西里西亚的全民公决[14];以及波兰的战争准备——一连串的事件令局势紧张起来。有人认为,库恩这次出使,与转移人们对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注意力有关,对此我们必须否认,因为这次暴动是在他出发后才发生的[15]。根据目前能找到的信息,可能性最大的解释是:库恩坚信自己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和批准,才主动这么做的。其实,季诺维也夫身边的人曾坦白地说过,即使他们不能胜利,国际无产阶级发动的重大斗争,也可以让俄国免于向新经济政策求助[16]。

<h3>“强行推动革命发展”</h3>

    库恩一到德国,马上就个别地同德共领袖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他提出了深受莫斯科正流行的“革命进攻论”影响的观点,他这些观点同拉狄克信中概述的模式十分接近。库恩还认为,国际危机不可能不让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共产党不能再保持被动的、甚至是期待的态度。他教育德共领袖说,德国党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来改变力量对比,因此,德国党的责任就是打破阶级斗争的天平的平衡状态。德国党必须主动出击,通过抵抗行动来树立榜样,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把暂时沉寂下来的工人阶级激发起来,“强行推动革命发展”。但是,他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托马斯描述了化名“斯帕尼奥尔”(Spanior)的库恩的来访及其初期活动,并详细描写了库恩同两位波兰共产党人瓦尔斯基与瓦平斯基[17]之间的激烈争吵[18]。三月十日,蔡特金会见了库恩,库恩对她所说的话,让她警觉了起来。她向列维发出警告,随后拒绝同库恩再次会面,除非另有证人在场。在三月十四日,列维才得知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要提出的计划[19]。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会议[20]。库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他就不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了;与会者全都同意有必要“发动群众”,会上洋溢着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很快到来,只有马尔赞不这么乐观[21]。布兰德勒按照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分析,在会上做了发言,他宣称:

<blockquote>如果革命不能让事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英国和美国很快就会开展……三月二十日,制裁就要进一步加强。而且就在同一天,西里西亚也要进行全民公爵,这极有可能导致波兰、德国两国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高达九成[22]。</blockquote>

    布兰德勒的讲话得到了弗勒利希的热烈支持[23],在国际局势极度紧张的时刻,弗勒利希的“行动哲学”使他宣称:

<blockquote>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尽量(让协约国与德国之间)产生裂痕,有必要的话,还要用挑衅手段……德共中央现在提出的,是同过去彻底决裂。以前,我们的策略,主要就是听凭事态自然发展,当出现情况时,我们得在事变过程中进行决策。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决定党和革命的命运[24]。</blockquote>

    然而,中央委员会似乎并没有决定发起直接行动的日期。布兰德勒后来写道:

<blockquote>中央委员会决定,如果上西里西亚的公决引发武装冲突的话,就要号召群众发起斗争,反对毫无意义的冒险。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要求,德国政府要么是消极抵抗,要么是消极接受,因此遭到了制裁,这些制裁会导致更多的工厂停业、产量滑坡,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央委员会决定:一旦失业和下岗工人在贫困交加之下走上街头,中央委员会将竭尽全力去组织斗争,全心全意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并把群众发动起来[25]。</blockquote>

    中央委员会经过投票决定,在原则上不再反对局部罢工,并进一步决定,要去帮助农业工人深入开展争取更高工资的斗争。它认为某个范围内的局部胜利,就算是特例,都能恢复群众的信心,并“让他们的进攻精神觉醒”。通过“打倒费伦巴赫政府!同苏维埃俄国结盟!”之类的口号,可以有效地让罢工运动政治化,并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中央委员会最后决定,如果政府利用警察或国防军来干预党预期会发生的群众罢工的话,党就必须组织武装抵抗[26]。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是能指望得到立即贯彻执行的。再过一周就是复活节假期了,所有的工厂在三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间都要关门。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为复活节之后一周的行动做好准备[27]。可是,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前,从德国中部传来的消息打乱了最初的计划。普鲁士邦萨克森省省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28]刚刚发表声明,宣称他准备派警察占领几个工业区,包括曼斯菲尔德—艾斯莱本(Mansefeld-Eisleben)矿区,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整顿”当地局势[29]。当地商人抱怨窃案频发,警察有时会与“哄抢者”发生真正的交战。官方解释说,赫尔辛的措施是为了阻止包括盗窃、怠工以及袭击工厂保安人员在内的各类犯罪进一步增长。然而,赫尔辛的真正目的显然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自从卡普暴动之后工人一直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同时摧毁共产党的坚固阵地。尽管这个消息打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措手不及,但它又以某种方式让中央委员会获得了解脱。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布兰德勒当时正在犹豫该不该“诱使敌人主动出击”[30],而赫尔辛的行动就等于解决了这个道义问题。极左派抓住了这个机会——拉狄克告诉我们:以骑兵中尉身份出现的弗勒利希声称:“如今,我们要同党的传统决裂。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持观望态度,可是现在,我们要掌握主动权来加速革命的进程。[31]”哈勒和曼斯菲尔德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接到了命令,要他们在警察占领工厂时立刻号召发动总罢工,并马上着手准备武装抵抗[32]。德国党的领袖们不再用国际形势、而是以赫尔辛对工人阶级发动进攻为由,来为自己转入总进攻辩解。

    库恩所拟定的前景似乎正在变成现实。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劝说布兰德勒起草一个声明,发表在次日(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上,号召工人拿起武器,理由是巴伐利亚政府拒绝将反革命组织“埃舍利希组织”缴械解散[33]。三月二十一日之前这份声明在党中央机关报上连续刊登了几次。它与中央委员会号召抵抗赫尔辛的声明并没有太明显的联系[34]。而且,警察部队在三月十九日之前并没有侵入矿区。三月二十日,《红旗报》号召德国工人支援德国中部的阶级兄弟。这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告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工人书》[35],这无疑是向非共产党的工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斗争中选边站。

    然而,响应号召的人寥寥无几。三月十八日,中央局将哈勒—梅泽堡区的行动的领导权交给了两位地方全职干部——莱姆克和波维茨基[36]。十九日,区党委在弗雷德·奥尔斯纳[37]领导下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想办法把局势“朝革命的方向推动”[38]。三月二十日,赫尔辛的部队继续推进,共产党的领袖们则继续试图唤起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39]。二十一日,被警察占领的地方开始出现罢工,但统一共产党哈勒区书记处还在举棋不定,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发动全区总罢工[40]。但是到了三月二十二日早上,罢工还仅仅是局部性的。现实并没有按照库恩及其支持者的期望发展。

<h3>武装冲突</h3>

    就在那一天,一切都改变了。首先,埃贝莱因来到了哈勒,向当地领导人解释说,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德国中部发动起义,这将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为了让工人群众摆脱消极状态,可以不择手段,他甚至建议,对统一共产党或其他工人组织发动几次假进攻,或是绑架一些著名的领袖,然后再把这些推到警察和反动派头上,这样就能激起群众的怒火。在炸毁塞森(Seesen)一家兵工厂的企图失败后,这些计划就全都告吹了[41]。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马克斯·赫尔茨抵达哈勒,从此一切都改变了[42]。一九二〇年三月卡普暴动期间,这位英雄曾组织武装斗争,奋起反击反动派,后来他同布兰德勒闹翻,因“冒险主义”被开除出统一共产党,他转入了地下,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征收”行动,这些“征收”行动是由卡尔·普莱特纳等人领导的战斗队进行的,目的是给共工党及其行动(合法的和非法的)筹集经费[43]。就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事件发生前不久,赫尔茨卷入了一桩可疑的案件——三月十三日,有人企图炸毁柏林的胜利纪念柱[44],这件事提供了一个借口,让时任普鲁士内务部长的塞费林借此获得了额外的权力,同样得到了额外权力的还有赫尔辛[45]。赫尔茨似乎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参加共工党的,但哪个党的党纪他都不想遵守,他对统一共产党那些他所谓的“政客”嗤之以鼻,这些人当中他最讨厌的就是布兰德勒。他对哈勒一带很熟悉,来到哈勒后,他出席了罢工工人的集会,并开始召集罢工工人,组织战斗队[46]。

    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赫尔茨在艾斯莱本成功组建了他的第一支队伍,他用从几个警察那里缴获的枪武装了这支队伍。当天夜里,他成功袭击了一个军械库,缴获的武器足以武装所有想投奔他的志愿者。在四十八小时里,他的队伍就在矿区掀起了武装行动,对军队和警察发动了城市游击战,夺取了银行、关闭了商店,没收了商人的财产。曼斯菲尔德的共产党报纸主编约瑟夫·施耐德(Josef Schneider)也参加了他的队伍,但统一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员总体上对他的行动并不太热衷[47]。他们对卡尔·普莱特纳也是这种态度,普莱特纳也去了那里,他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像赫尔茨那么引人注目,但也许比赫尔茨更为重要[48]。共工党正好相反,他们将赫尔茨的事迹归功于自己,共工党的党员也把赫尔茨视为直接进行革命行动的英雄,对他大加赞扬[49]。

    库恩虽然在柏林为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安排好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这并不能阻止当地的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相互争斗。正当埃贝莱因试图发动他的部队时,共工党从柏林派去了两个人——容格和弗里茨·拉施,他们也是去哈勒发动群众的[50]。共工党在那里很有影响力,当地的产业无产阶级还不太发达,仍受农村影响的无产者占大多数。近一年来,他们的主要领袖之一彼得·乌蔡尔曼[51]一直在洛伊纳的工厂当中积极活动,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力的工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报纸[52]。三月二十一日,这家大工厂(拥有一万二千名劳动力)的工人选出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乌蔡尔曼担任主席,他在担任主席时用的是“肯平”这个化名[53]。三月二十三日,工厂发动了罢工,罢工委员会当中,肯平的支持者和统一共产党领导人伯恩哈德·科嫩的支持者各占一半,而科嫩还指责他的对手“蓄意挑衅”[54]。问题就这么提出来了。要不要组织保安部队?工厂里大约有两千名武装工人,他们应该向整个地区发动进攻,还是仅仅守住这个无产阶级的要塞?共工党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在战斗队中的朋友向洛伊纳的工人提出了极端冒险主义的建议,洛伊纳的工人被他们吓坏了,最后决定留守在工厂里,就这样,洛伊那的工人同当地罢工领袖的联系中断了,他们一枪没放,守在这个孤立的、结果毫无意义的城堡里面[55]。

    在德国其他地方,统一共产党和共工党的活动家都在加倍努力,试图发动工人群众,向德国中部的资产阶级攻势发起广泛的抗议声浪[56]。在柏林,他们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在示威中他们的发言人呼吁立即举行总罢工,但参加会议的人少得可怜。三月二十三日,恩斯特·台尔曼在汉堡组织失业工人发动示威,占领了码头,并选出了行动委员会[57]。三月二十四日早上,政府在汉堡和普鲁士邦萨克森省实施戒严,并授予赫尔辛(当时他已被任命为国家专员)恢复秩序的特殊权力。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复活节放假、工厂关门的前一天,做出了答复,号召举行总罢工[58]。

    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两党的领导层都对工人群众的斗志心存疑虑。弗里斯兰德说,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战斗,必要的话,甚至要孤军奋战[59]。马尔赞则反驳说,在这种情况下,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只会把自己同群众完全隔绝开来。上千人的工厂里的共产党组织至多只有五十人,如果强行罢工,只会招致工友的疏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工友本来是会像以前那样坚定追随共产党人的[60]。马尔赞没有辩过弗里斯兰德,便放弃了,接受了在鲁尔组织总罢工的任务[61]。

    三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四,那一天,共产党动用了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试图发动总罢工。一批批的积极分子试图突然占领工厂,阻止他们所谓的“工贼”、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非共产党工人上工。在其他地方,一队队的失业工人同正在上班路上或已经进厂的工人发生了冲突[62]。在柏林的几家大工厂,在鲁尔和汉堡,都发生了冲突,汉堡的失业工人与码头工人还占领了码头,但在遭到实弹射击后被驱散了[63]。取得的成果少得可怜。关于参加罢工的人数,悲观的估计是二十万人[64],乐观的估计是五十万人[65]。有些失败是极其令人失望而且极其苦涩的,比如威廉·许尔特的失败,他没能把在发电厂工作的同志们争取过来[66]。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在卢斯特公园(Lustgarten)联合组织了一次游行,参加的人数还不到四千人[67],可就在几周以前,统一共产党在选举当中还赢得了二十万张选票。在柏林,罢工实际上根本没有发动起来[68]。

    军队和警方立即向曼斯菲尔德地区增派了援军。三月二十八日,洛伊纳工厂遭到炮击,占领了洛伊纳工厂的工人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投降了[69]。赫尔茨把自己的队伍化整为零,准备做最后一搏。鲁尔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违背中央局的命令,发出了复工的信号[70]。三月三十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尔地区的代表弗兰肯(Franken)坚持要求立即发出复工的命令。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施特克尔和赫克特同意弗兰肯的意见,但埃贝莱因坚持认为,必须“坚守”下去,他的意见获得了胜利[71]。直到四月一日,局势早已变得毫无希望之时,中央局才下令停止罢工[72]。就在前一天,已经被捕的许尔特在警察局里“企图逃跑”时被枪杀[73]。四月六日,柏林无产阶级群众为他送葬,这是这段时期当中唯一的一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曾积极活动,促成了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为打垮政变立下了大功,在他死后,又把大批同志凝聚起来,而正是这些同志,在他的党号召罢工时,第一次没有追随他[74]。

    三月三十日,《真理报》刊登了题为《德国革命》的文章,向正在进攻的德国工人致敬,文中写道:“(德国工人)喊着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口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帮助了苏维埃共和国”。文中对“罢工与武装起义的结合”表示欢迎,认为这“形成了无产阶级已知的最高级的斗争形式”,并对“在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共产党率领下,德国无产阶级破天荒地站了起来,奋起斗争”[75]。几天以后,斯捷科洛夫[76]就在《消息报》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共产党人是否要为轻率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并因此招致惨败而负责[77]?三月行动结束了,而争论才刚刚开始。

[1]《统一共产党的危机》(Die Krise in der VKPD),《共产国际》(德文版),第3期,1921年3月1日,第71—79页。

[2]同上,第72页。

[3]拉狄克这是在表明自己同拉科西的个人意见无关(同上,第76页)。

[4]同上,第79页。

[5]列维档案,P55/3:《苏维埃(我们的道路)》(Sowjet[Unser Weg]),第2/1期,1921年8月,第284—289页。

[6]这里的时间顺序交待得不太清楚,其实库恩·贝拉是在1919年2月21日被捕的,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并宣告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日库恩·贝拉获释,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7]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

[8]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 Pogány,1886年11月8日——1937年7月29日),本名约瑟夫·施瓦茨(József Schwartz),匈牙利犹太人,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以“约翰·佩帕尔”(John Pepper)的化名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9]萨穆埃尔·海菲日(Samuel Haifiz,1885—1960),又名奥古斯特·克莱纳(August Kleine),或古拉尔斯基(Guralski),波兰犹太人,大学时期参加犹太社会主义运动“锡安工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抵达俄国,活跃于孟什维克之中,1918年底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大清洗中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中译者注

[10]“锡安工人”(Poale Zion,有时也写成Poalei Tziyon或Poaley Syjon),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01年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后,部分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成立了“锡安工人”,1907年 8月,“锡安工人”在海牙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此后于1909、1911、1919、1920年召开了世界大会。早期的“锡安工人”工人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又坚持犹太民族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发生分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加入了第二国际,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同情十月革命,试图参加共产国际,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11]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174—175页)只提到了库恩。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08页)只提到了库恩和古拉尔斯基。其他作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35页;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51页;弗莱希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提到了这三个人。格洛斯(《维利·明岑贝格》,第118页)详细地描写了波加尼的特殊任务,据她所述,维利·明岑贝格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当中,一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阳奉阴违,波加尼去柏林的任务就是结束他的反抗。

[12]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69页)提到了1921年2月22日至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库恩和古拉尔斯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还提到了库尔特·盖尔后来做的那个报告。

[13]出自对库尔特·盖尔的访谈,摘自里·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57页,n.117。

[14]一战结束前,上西里西亚属于德国领土,但居民以波兰裔为主。德国投降后,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公民将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归属德国还是波兰,在举行公决前,德裔和波兰裔居民不断发生武装冲突,波兰裔居民曾于1919年8月和1920年8月举行起义。在1921年3月20日的公决中,当地207万3千余名居民中,有118万6千余人参加投票,71万7千余人要求并入德国,48万3千余人要求加入波兰。这次公决造成德波关系极度紧张,两国一度濒临开战。——中译者注

[15]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弗莱赫特海姆为主(《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

[16]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3页。

[17]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1868—1937),原姓瓦尔沙夫斯基(Warszawski),是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的朋友,波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帕维乌·瓦平斯基(Paweł Łapiński,1879—1937),原姓莱文松(Levinson),是波兰社会党的老党员,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领袖之一,1914年至1917年间是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者,与马尔托夫关系密切。波兰社会党“左派”与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他成为波兰共产党领袖之一。后来他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在大清洗中遇害,后平反。——中译者注

[18]弗莱蒙,《共产国际史稿》,第25页。

托马斯的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可在线阅读的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 ... vol5/no2/reich.html   ——中译者注

[19]关于这两次讨论,仅在列维自己于五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到过(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8页)。

[20]这次会议的报告收录于IML/ZPA 2/4,穆伊贝戈维奇查阅了这些档案,她认为档案库里的这份报告,与已知的文件来源相比,基本上没有增加什么。下文引用的几段话,是列维从这份报告里摘录的,他有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2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3页。

[22]转引自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Unser Weg: Wider den Putschismus),柏林,1921年,在列维档案P83/9当中,这段引文(第23页)上面还写有手迹“布兰德勒”。

[2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5页、第553页。

[24]列维档案,P83/9,第24页,上有手迹“弗勒利希”。

[25]海·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War die Märzaktion ein Bakunisten-Putsch?),柏林—莱比锡,1921年,第20页。

[26]同上,第12—20页。

[27]《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revolutionären Offensive),莱比锡—柏林,1921年,第28页;《1919年10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1页;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第16—17页。

[28]弗里德里希·奥托·赫尔辛(Friedrich Otto Hörsing,1874年7月18日——1937年8月16日),出身于东普鲁士的梅默尔(Memel),年轻时当过铁匠。1894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担任上西里西亚地区的五金工会执行书记,1906年至1914年任社民党奥佩尔恩(Opeln)区委书记,一战期间参军,后被俘,战争结束后回国,担任了上西里西亚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至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33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7年任萨克森省省长。——中译者注

[29]《红旗报》,1921年3月17日。

[3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28页。

[31]同上。

[32]《三月斗争的启示》(Die Enthüllungen zu den Märzkämpfen),哈勒,1922年,第7页。

[33]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第61页,后面附有布兰德勒的解释。埃舍利希组织是一个在自由军团之外发展起来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

[34]关于这一点请参阅B·迪维尔(B.Düwell)的《纪律与原则》(Disziplin und Grundsätze)一文,刊载于《苏维埃》(Sowjet),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17—21页。

[35]《红旗报》,1921年3月20日。

[36]《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7页。

[37]弗雷德·奥尔斯纳(Fred Oelssner,1903年2月27日——1977年11月7日),中学时即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共,二十年代初期曾为多家工人报刊当过编辑,1926年至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在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和中央党校任职。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担任威廉·皮克的私人秘书。1935年前往苏联,1945年回国,1947年入选统一社会党中央,1949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1950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中译者注

[38]《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0页。

[39]《三月斗争的启示》,第19页。

[40]《红旗报》,1921年3月22日;《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第137页。

[41]《前进报》,1921年11月25日、26日;《三月斗争的启示》,第8页、第16页。

[42]请参阅S·伊特尔斯哈根(S.Ittershagen)的《论马克斯·赫尔茨在德国中部工人斗争中发挥的作用》(Zur Rolle von Max Hoelz in den Kämpfen der mitteldeutschen Arbeiterschaft)一文,收录于《三月斗争》(Die Märzkampfe),柏林,1956年,第105—111页,以及赫尔茨自传中的相应章节。

[43]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42页;关于普莱特纳的“征收”行动,请参阅波克的《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29—330页。

[44]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是柏林的一件纪念性建筑物,由海因里希·施特拉克(Heinrich Strack)设计,原本是为了纪念普鲁士在1864年的普鲁士—丹麦战争中战胜丹麦而建造的,后来成了德国统一战争的象征。——中译者注

[45]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38页。这个事件有可能是警方策划的。

[46]同上,第143页。另外还可以参阅一篇对赫尔茨非常敌视的文章,《赫尔茨帮及其罪行!》,《自由报》,1921年4月8日。

[47]莱姆克和波维茨基除外,他们实际上是为赫尔茨工作的。

[48]这是波克的意见,请参阅《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2页。普莱特纳主要在哈勒和比特菲尔德(Bitterfeld)一带活动。

[49]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97页,这里引用了刊登在1921年第179期《共产主义工人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赫尔茨的精神觉醒了!》(Der Geist von Hölz ist wach!)。

[50]弗兰茨·容格,《向下之路》(Der Weg nach unten),柏林,1961,第202页。

[51]彼得·乌蔡尔曼(Peter Utzelmann,1894—1972),又名肯平(Kempin),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5年参加海军,1918年参加人民海军师,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属于极左派。后协助成立共工党,三月行动期间领导洛伊纳的罢工。1921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923年获特赦后退出共工党。1928年参加社民党,以此为掩护参加德共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活动,1932年因被发觉参加红色阵线而被开除出社民党,纳粹统治时期曾被捕,二战后曾在民主德国担任要职,1950年移居西德。

[5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3页。

[53]《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30页。

[54]同上,第82页。按照1921年4月5日的《自由报》(晚间版)的说法,哈勒的共产党人把肯平当成奸细,但德共中央局却保证肯平并不是奸细。

[55]《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80—82页。

[56]弗里斯兰德曾在四月七日抱怨说,共工党一味蛮干,不停地企图通过恐怖行动和破坏发起“挑衅”,导致了不小的麻烦(列维档案,P83/9,第14页)。

[57]《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57页。

[58]同上,第138—141页;《红旗报》,1921年3月24日。

[5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553页。

[60]同上,第553—554页。

[61]同上,第556页。

这里讲的是在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的争论,以下转引自马尔赞在共产国际三大第12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上的发言(引用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2页):

<blockquote>弗里斯兰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与区代表联席会议上说,即便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同志们!我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诚然,在3月17日的联席会议上,限于时间而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但是我仍然利用我的有限的发言时间,说明了不能把布兰德勒的讲话理解为预先就赞同拟议中的行动。接着,我驳斥了弗里斯兰同志,我说:只有共产党员参加,是搞不成总罢工的,也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凡是了解工厂真实情况的人都知道,一个千八百人的工厂只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共产党员离开工厂,只会疏远群众,这实在是一种不智之举。情况就是这样。</blockquote> ——中译者注

[62]《自由报》,1921年3月22日,这期报纸上登出了德共汉堡党组织的传单中的一句话,这份传单是要求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的最后通牒:“失业工人将占领工厂。只要有可能,工人就会拿起武器,一有机会就会解除埃舍利希组织的武装。”

[63]《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58—59页。

[6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第251页。

[65]这个数字来自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

[66]《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67]按照《自由报》(1921年3月27日)的说法,“只有区区几百人”。这次示威游行的导火索之一是弗里斯兰德的被捕,在游行前他获释了,这肯定是导致游行失败的原因之一。

[68]弗里斯兰德在4月7日承认了这一点(列维档案,P83/9,第14页)。

[69]《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第102页。

[70]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第162页。

[7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2页,诺伊曼的发言。诺伊曼并没有点出埃贝莱因的名字,但塔尔海默在答复诺伊曼的发言(同上,第552页)中否认了中央委员会遭到了埃贝莱因的“恐吓”的说法。

[72]《红旗报》,1921年4月4日。

[73]《红旗报》,1921年4月1日。许尔特于3月30日被捕,31日在警察局提审时有人从背后朝他开枪,4月1日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74]《自由报》,1921年4月7日;《红旗报》,1921年4月7日。

[75]《真理报》,1921年3月30日。

[76]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捷科洛夫(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年8月27日——1941年9月15日),俄国革命家、记者与历史学家,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担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消息报》编辑,他曾撰写过巴枯宁与赫尔岑的传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死于狱中,后平反。——中译者注

[77]《消息报》,1921年4月4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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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六章 三月行动失败导致的后果</h2>

    三月行动失败后,在短短几天里,就暴露出了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给党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他们甚至无力带领自己的党员投入行动。一些党员公开批评罢工。一些党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党,一些人则是悄悄地溜走了。几星期的工夫,党就失去了二十万党员[1]。此外,党还遭到了镇压;党的报刊不是被查封就是被停刊,党员遭到逮捕,一些被捕的党员只被关了几个小时或几天,可是大部分人都坐了好几个月的牢。军事法庭满怀着恨意,大肆审判共产党员;仅在六月初,就有四百名在三月行动期间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和参加了武装斗争的战士被判刑,他们总共被判处了一千五百年苦役、五百至八百年的徒刑,八人被判处终生监禁,四人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许多人仍在等候审判[2]。党主席布兰德勒因叛国罪被判处五年徒刑[3]。

    上万名参加了罢工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并被老板们列入了黑名单。此外,在许多工厂和城镇,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又被当局的行动和工人的消沉所破坏了[4]。

    这次失败究竟该由谁来负责,至今仍不清楚。许多活动家都知道,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的会议上,只决定要在曼斯菲尔德地区对赫尔辛的进犯发动可行的反击。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还在照本宣科,认为三月行动不过是一次纯粹的自卫行动,是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为了对付政府的挑衅而发动的[5]。这确实是当时提出的第一种说法,至少是在失败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提出来的。四月七日,弗里斯兰德在柏林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党有义务对赫尔辛的进犯做出反应,但德国中部爆发的冲突,是与中央局的意图甚至指示相悖的:

<blockquote>身处柏林的我们也认为,武装起义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运动的产物,只有当总罢工真正变为群众运动时,总罢工才有可能转为武装斗争,但我们首先得让工人阶级同老板们发生冲突[6]。</blockquote>

    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会造成惨痛的失败?三月行动刚一失败,弗里斯兰德,这位中央局的发言人就将其归咎于曼斯菲尔德共产党人的“错误”、《红旗报》上面的一些不当的表述和错误的公式,以及共工党的行动所造成的混乱(在三月行动期间,共工党确实利用了恐怖活动和挑衅行动,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激起总罢工)。他告诉积极分子们:“我认为,这次失败要怪工人群众,他们不懂局势,该回击时没回击[7]。”

<h3>列维的反击</h3>

    列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弗里斯兰德并不相同。三月行动最关键的那几天里,他不在德国。三月行动即将开始之前,他与库恩·贝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他说,他以为复活节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就去了意大利。他是在维也纳得知三月行动的消息的,并因此得以体会到,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志退出中央局之后的这次转变,造成了何等的灾难。蔡特金是这样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描述列维的第一反应的:

<blockquote>不幸的“三月发动”使他从心底里感到震惊。他坚决相信,那次发动把党的生命轻率地作了孤注一掷,破坏了罗莎、卡尔、利奥和其他许多人为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他一想到党的毁灭就痛苦得哭起来,的确哭起来。他认为只有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的条件下,才能够挽救党[8]。</blockquote>

    他立即回国,发现库恩的理论已经付诸实践,在“推动”党发动进攻的借口下,新的领导机关已经使党陷入了灾难之中。他第一个反应是在三月二十七日给列宁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列宁,他十分庆幸正在领导党的人不是他自己,并向列宁保证,他目前的态度,与现在是其他人领导着党这一事实无关:“可是,目前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我十分肯定——最多只需要半年时间,就会彻底毁灭党。这种局面,以及我所认为的局势的严重性,使我给您写了这封信[9]。”接着他向列宁讲述了库恩·贝拉来到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位同志”[10],并向列宁汇报了库恩、蔡特金和他自己之间进行的讨论:

<blockquote>这位同志解释说:俄国发现自己的情况十分艰难。只有在西欧发起运动,并在此基础上,让德国党立即投入行动,才能解救俄国。德国统一共产党目前拥有五十万党员,可以发动一百五十万无产者去打倒政府。因此,他主张打出“打倒政府!”的口号,去立即发动斗争[11]。</blockquote>

    然后他告诉列宁,三月事件是如何发展的,他坚持认为,已经发生了的三月行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局部行动,而是“党的私营事业”,它导致的后果,是让那些被动员起来的共产党员与其他工人发生了对立,加强了工人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威信。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向列宁的权威求助:

<blockquote>我认为,当前形势万分危急,党的现状不仅是艰难的,更是危在旦夕的,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具体情况,但我个人还是要向您请求,希望您能亲自研究一下事态,考虑一下如何挽回局面。

我个人完全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我已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谈过了,我向他解释了我的看法,即我不会阻挠这次行动,因为近来的事情让我深深地明白,我说的话,都可能会被听见的人加以利用,他们会给我扣上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另外,我上次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后,我就没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发表过任何意见,我只是在等待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我也许会写一本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会做,我既不会批评德国党的新领导层,也不会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

我不会让正在领导党的同志们觉得我在给他们使绊子。但对德国党来说,这几周也许会是非常关键的几周,我不能对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因此,我请求您,就算您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也好,我希望您能进行必要的调查[12]。</blockquote>

    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列维在四月二日到三日间起草了他的小册子,并把这本小册子交给蔡特金过目,蔡特金的意见是“非常棒”[13],列维曾两次试图让中央委员会对此表态,但中央委员会拒绝听取他的意见[14]。四月七日,在柏林干部会议上,他做了他此前曾向列宁保证过不会做的事情,首次批评了中央局的政策,而这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制定的[15]。

    列维认为,对三月行动的任何评价,不仅事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更与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相关:“从共产主义的立场来看,完全不能容许这样的行动[16]。”在关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的争论中曾出现过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又重新出现了,它们的全部具体逻辑和含义,仍跟上次争论一样。列维的立场遭到了中央局的拒绝,他的立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行动不能只让共产党自己来进行,只能由无产阶级来进行”,而另一方的观点不幸获胜了,他们认为“共产党可以只靠自己的力量开展行动[17]”。正是这种观点,促使弗勒利希和布兰德勒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干预,同样受这种观点影响的还有拉狄克,在中央局发出的一份呼吁中(发表于三月十八日的《红旗报》),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呼吁简直就是在号召武装斗争:“每个工人都必须反抗法律,并尽力去寻找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18]。”

    列维强调指出,目前在德国中部还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只是当日复一日地这样呼吁之后,那里才有了一点战斗:“我告诉你们,在曼斯菲尔德发生的事情,是在柏林进行的冒险所造成的必然后果[19]。”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名句(“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同三月二十日的《红旗报》社论标题所体现出的巴枯宁言论做了对比,并批评了党的领导层,批评他们采纳了这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仅仅因为党是“由具有献身精神和最高的牺牲精神的党员,和极端坚决的领袖所组成的组织”,所以就可以去“制造出”革命。他把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使是最强大的党,也不可能抛开其他无产者去制造革命”)做了对比[20]。弗里斯兰德刚刚承认,他们派了失业工人去袭击工厂,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德国党的领袖们已经抛弃了斯巴达克派的传统,也同样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同无产阶级中的少数派一起去对付多数派……现在有一种致命的观点,比这种还要过分,居然认为我们也可以组织罢工去对付无产阶级的多数派[21]。”

    这种愚蠢的政策导致了失败,它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会招来多么沉重的镇压,也不在于会进一步招致资产阶级的仇恨,而在于这一事实:从此,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和共产党人之间,会竖起一道“不信任之墙”[22]。这种后果,对于共产党采取行动、增强自身影响力来说,是危害最大的,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大利法西斯对工人组织发起的进攻、英国政府动用军队进攻罢工的矿工,都是资产阶级反攻的例证,说明了世界各地的反革命都在猖獗行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绝不能等闲视之。

<h3>《我们的道路》</h3>

    四月六日至七日,中央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蔡特金在会上要求中央委员会听取列维的意见,却遭到了拒绝,然后她提出了一个批评中央局的动议,并要求召开非常党代会。这个动议以六票赞成、三票弃权、四十三票反对被驳回[23]。中央委员会随后以二十六票赞成、四票反对通过了另一项动议,这项动议以进攻策略是必要的为由,认为三月行动是正确的,并将三月行动的失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工人阶级的“消极”。这个动议以号召加强纪律而结尾:“中央委员会赞同中央局提出的政治立场和策略意见,尖锐地批评某些同志在三月行动期间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消极或积极的抵触,并要求中央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组织转入战争轨道[24]。”第一个挨整的是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斯·西菲尔斯,他因不服从纪律被同时开除出了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挨整的人。

    四月十二日,列维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在报刊上发表了[25]。这本小册子对三月行动、以及推动了三月行动的那种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阐述了列维关于先进国家中的革命与共产党的作用的观点。

    列维认为,革命的进展速度,是德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他考虑了当前的客观条件,并特别强调了共产国际的存在,提出对主观条件进行检讨。他简短地指出,德国资产阶级目前已经摆脱了战后危机,并充分地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发起反攻。在阶级斗争当中,工人阶级的立场至关重要。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成立更是这一点的明证,但这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政党,却没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了夺取政权去赢得群众的支持。

    从这个观点出发,列维继续写道,党不应该高估自己的成功。党不仅没能触动中产阶级,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背后,而且党现在争取到的无产者,也仅占无产阶级的少数。列维虽然既不迷信选举,也完全拒绝老社民党那套必须先拿到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再开始夺取政权的说辞,但他还是认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选举结果是一种出色的“温度计”,可以通过它来观察群众的“温度”。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觉悟高到会投工人政党的票的工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投了共产党的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五十万党员,代表了被组织进工会的工人群众的十六分之一。因此,共产党距离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很远的距离。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批驳任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企图了。但是,必须通过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才能继续前进。列宁在他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维持政权吗?》里写道:

<blockquote>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b>不</b>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26]。</blockquote>

    在一九二一年的德国,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在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他们控制了至少一半的陆军,而德国共产党人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影响力为零。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业中心的苏维埃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德国共产党人只能在德国中部一个地方做到影响大部分无产者,就算如此,它的影响力还在不断衰退。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面前,共产党人的责任当然应该是努力创造革命形势,这样才能加快步伐,争取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blockquote>我们始终捍卫这种观点:一个政党可以通过<b>明晰、果断的参与、活泼而大胆的宣传鼓动</b>,通过它在群众中赢得的知识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力,来创造出冲突形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b>政治</b>手段来创造出冲突形势,而一个共产党更是必须这么做[27]。</blockquote>

    而现在,这种方法、这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这些思想,几个月来一直在遭到攻击,而攻击它们的人,正是那些宣称要“与过去决裂”、把那段消极被动、进行纯粹的宣传活动的日子抛在脑后的那些人。列维写道,三月行动揭示出了他们那些新思想的含义:“新思想就意味着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过去决裂,它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非政治手段、通过警察手段、通过挑衅,也可以创造出冲突形势[28]。”

    列维引用了三月十七日至十八日的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他隐去了发言者的名字),并引用了《红旗报》的文章,揭示了进攻理论是如何导致了发动失业工人去对付在业工人的,如何导致了共产党员在身居工厂中的少数的情况下,仍然被迫发动罢工的,结果共产党员丢了工作、被迫与工友们隔绝开来,浪费了他们以前赢得的影响力,把工厂拱手让给了工会官僚。对于这次撼动了党的危机,没有别的方法能解释。不能用鲁登道夫领导帝国陆军的方式,去领导一个群众党。激进工人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有着同样的感受,在生活与斗争中同其他工人紧密相连,谁要是考虑不到这些因素,就不配领导激进工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史上最大的巴枯宁式暴动”[29]。

    但是,要为这种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策负责的,并不只有德国党中央局。列维不点名批评了库恩,认为他是三月行动的始作俑者:

<blockquote>这次行动不是德国党要发动的。我们不知道谁该为此负责。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越权之后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事后发现执委会代表并被授予处理某事的全部权力……所以,一定有谁给中央局施加了压力,要它马上、立即、不计任何代价发起行动[30]。</blockquote>

    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只是因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惨败会影响共产国际,也是因为即使不深究细节的话,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要承担部分责任[31]。”列维详述了各种阻碍同莫斯科联系的物质困难;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西欧的联系已被切断。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国际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信得过的人”派往各国党,指导它们的工作。这些“信得过的人”不能从最优秀的人中间、从俄国党的干部当中挑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太重要了,不能离开俄国。能够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各国党的人,往往是来自中欧的流亡者,这些人顶多也只有二流水平。列维给库恩起了个外号叫“土尔克斯坦人”,这个影射经常被人误会,不过这个外号是因为列宁曾把库恩下放到土尔克斯坦而起的[32]。只是为了让库恩·贝拉戴罪立功,才把这位匈牙利党的领袖派往德国的。列维回顾道,就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闭幕后,拉科西就在柏林说过,必须要在所有的大规模的共产党内进一步发动分裂。列维指出,拉狄克在一篇还没发表的文章里否认了这一切,并宣称拉科西的发言“仅代表他个人”。列维评论道:

<blockquote>有人正在这里玩弄儿戏。把缺乏责任感、其行为可以根据需要事后加以批准或否认的人派到国外的做法,确实很方便,但就算这种做法被党内奉为老传统,它对第三国际仍然是极为危险的[33]。</blockquote>

    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于各国党所持的态度,阻碍了政治上必要的集中:

<blockquote>他们从来不与该国党的领导集体一起工作,而总是躲在领导集体背后,很多时候还反对这些领导。莫斯科只听他们的意见,却不听其他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志之间,以及各国成员党的同志之间在共同工作中的信赖关系,不可能不被这种体制所损害。作为政治领袖,这些同志(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基本上是无用的,此外,他们对于这些问题也十分不了解。这会导致悲惨的局面。没有来自中央的政治领导。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做的,就只是发表一些呼吁(这些呼吁送到我们这里时已经为时过晚),开除一些人(这些开除的命令又来得过早了)。就共产国际而言,这样的政治领导只会导致毁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做法与契卡无异,在俄国国境后面老远的地方发号施令——这种局面是难以容忍的。要求做出改变,避免不称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控制各国党的领导权的情况再次发生;要求获得政治领导权,并对“党警察”的做法提出抗议,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要获得独立[34]。</blockquote>

    尽管列维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存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进行质疑。他得出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相信纠正这些错误,就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捍卫那些列宁和托洛茨基长年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捍卫的思想。

<h3>剧烈的反应</h3>

    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打算妥协。四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针对列维、蔡特金、多伊米希等人辞去中央局委员一事发表了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其定性为“开小差”,并宣称“列维同志及其集团脱离德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原因,并不在于意大利问题,而是在德国政策和国际政策上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35]。”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表示,希望列维的行为能“让那些曾站在他一边的同志们”擦亮眼睛。四月六日,党中央委员会首次就三月行动表态,称赞三月行动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后“德国无产阶级首次有组织的进攻”,并将其失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难以置信的背叛”,以及独立社民党拒绝同共产党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对德国共产党人说道:“共产国际要告诉你们:‘你们做得对。工人阶级永远不可能仅靠一击就能赢得胜利。你们已经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做好迎接新的斗争的准备。[36]’”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鼓励下,德国党中央局于四月十五日经过表决,将列维开除出党,并要求他放弃国会议员的职务。《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粗暴的声明,历数了列维的罪状[37]。他在四月三日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对党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污蔑和抨击。他在印发这本小册子前拒绝将其成交给党的领导集体审阅,当战斗仍在继续、党的活动家正在遭受沉重镇压的时候,发表了这本小册子。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是在四月七日至八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遭到了正式批判的。三月间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层号召发动的任何一个行动,并在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局强调指出,列维是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出党的,并宣称中央局并不怀疑人们具有“在行动前和行动后”进行批评的权利:“对党来说,以斗争为根据的批评,以及斗争中的完全团结,都是极端必要的,它们也是革命的义务。然而,保尔·列维的批评不是出于党和斗争的立场而进行的,而是在公然支持敌人[38]。”

    中央局内部对于开除保尔·列维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恩斯特·麦尔在《红旗报》上谴责“列维走向独立社民党之路”[39],马斯洛夫把列维叫做“德国的塞拉蒂”[40]。塔尔海默却回顾了列维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在艰难时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blockquote>有了列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不再是它过去的碎片。党失去了一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领袖。被党抛弃的这位领袖,没能把自己的一切都与党融合在一起;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的整个人格不可逆转地投入他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也就是说,要与党融为一体。他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人格。而列维没能做到这一点[41]。</blockquote>

    列维立刻就中央局决议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四月十六日,党的八位著名领导人宣称与列维团结一致,并担保列维说的是真相,这八人是:多伊米希、蔡特金、奥托·布拉斯、阿道夫·霍夫曼、库尔特·盖尔、保尔·诺伊曼、海因里希·马尔赞和保尔·埃克尔特,其中,多伊米希、蔡特金、布拉斯和霍夫曼已经在二月同列维一起辞去了中央局委员的职务;盖尔是德国党驻莫斯科的代表;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是工会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前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人[42]。德国党的领导层显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接受开除列维,也不肯接受开除列维的理由。党的危机已经公开暴露。

    列维和蔡特金在三月底给列宁写了几封信,列宁在四月十六日写完了回信[43]。关于这个正在撼动德国党、并将撼动共产国际的重大问题,列宁写道:

<blockquote>至于不久前德国发生的罢工运动和起事的消息,我根本没有看到。我乐于相信,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所维护的立即行动“以便支援俄国人”的策略是愚蠢的策略,过左的策略,因为这个代表往往过左。依我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应该让步,而应该抗议,并立即正式把问题向执行局全会提出[44]。</blockquote>

    列宁当时还不知道,列维已经发表了那本小册子,但列维的这个打算让他很担忧,他批评了这两位德国党的领袖退出中央局的做法:

<blockquote>而退出中央委员会呢[45]!!??这怎么说也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我们容忍这样的做法,即中央委员会的负责成员处于少数时就退出中央委员会,那么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正常发展和壮大。不要退出,最好是和执行委员会共同就争论的问题进行几次讨论。现在莱维同志想写本小册子,也就是想加深矛盾!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相信,这是个大错误。

为什么不等一等呢?6月1日将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不<b>在代表大会前</b>在这里非正式地讨论一下呢?即不要公开辩论,不要退出,不要写有关分歧的小册子。我们经过考验的力量十分少,所以我对同志们声明退出等举动确实感到不安。凡是做得到的和某些做不到的事都必须去做,但无论如何要避免退出和激化矛盾[46]。</blockquote>

    这些劝告来得太迟了。列维已经发表了小册子,而德国党中央局已经把列维开除出党了。

<h3>《错在哪里?》</h3>

    列维得到许可,可以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亲自为自己伸冤,他借此机会,再次进行抨击。他再次批判了三月行动,指出库恩(他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库恩)应该为“进攻”斗争的思想和采用挑衅的方法而负责。继他在四月七日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中的言论之后,他在这方面又补上了对中央局的辛辣讽刺,嘲讽了中央局的回避、在面临自身责任时的撤退:

<blockquote>中央局说:“我并不想这么做。”(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并不想这么做。”(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说:“我们并不想这么做。”结果在最后的总结里,“想这么做”的倒成了工人群众,提出这个观点,并按照这个观点,认为必须强行发动革命,并从“防御”转入“进攻”的,倒成了工人群众了[47]。</blockquote>

    在剩下的发言中,列维谴责了那些指责他的人的糟糕信仰,批评了他们借以攻击他的那种正式的、机械的纪律观念,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期历史对他的分析加以佐证。他说道,那些人批评他的借口之一,是他公开发表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记录。他回答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也是这样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公开辩论的。那些人指责他表现出了失败主义情绪,对党的现状进行了片面的描写,并对党下了灾难性的判决。对此,他援引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的态度——而这并没有导致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blockquote>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分析形势时曾宣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举动将会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暴动,我绝不认为,我对形势的分析,会跟季诺维也夫的分析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党的义务,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参加任何对党来说重要性不下于十月革命之于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季诺维也夫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后来才有资格去指责别人是“孟什维克”或“不守纪律”[48]。</blockquote>

    列维提醒党的领袖们,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是如何将他对中央局的严厉批判局限于内部讨论的范围的,而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是如何不顾他的愿望、不顾当时正在遭受抨击的德国党的领导人的个人保留的:

<blockquote>当时在《共产国际》上发表那封信,是与我的愿望相悖的。当我在彼得堡听说那封信已被发表之后,我立即表示反对,并说那封信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当时,是季诺维也夫说,德国党在卡普暴动期间犯下了极其愚蠢的错误,而当一个党犯下了如此大错时,就不能在私下里批评这些蠢行了[49]。</blockquote>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在街头发动了战斗,尽管卢森堡反对这种做法,但她并没有对街头的战斗推卸责任,有人拿卢森堡这种态度,同列维的态度做了对比,对此,列维解释说:

<blockquote>……(卢森堡的态度是)出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错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一小批拼命想丢掉并没有犯错的群众的领导。(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规模庞大、力量强大,而且是自发的,当时在柏林蒂尔加腾参加集会的工人,要比(一九二一年三月)整个德国参加行动的工人还要多[50]。</blockquote>

    接下来他对曾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副手、现在成了他的批评者的威廉·皮克说道:“皮克同志,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罗莎·卢森堡同志曾想过,她对李卜克内西的举动批评得如此严厉,以后甚至都不可能跟他共事了。她再也不能写什么了……死神夺去了她的笔[51]。”因此,列维认为,自己发表那本小册子并没有破坏党纪,反而是在按照革命行动的最高原则行事。何况,他的反对者做的事跟他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不让他享有的权利,正是他们以前曾当着他的面所主张的权利:“我没记错的话,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今年三月六日[52]召开的。大概是在三月十五日,我们就拿到了有关欧洲的报告,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声称:‘我们已经加入了反对列维的斗争[53]。’”

    列维抨击皮克的根据是皮克似乎故意弄混了那本小册子写作的日期和发表的日期。他声称,那本小册子是在四月三日至四日起草的,直到四月八日才付印,在发表之前,中央委员会再次宣称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拒绝他出席会议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与此同时又剥夺了他的一切合法手段,不让他在全党面前就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提醒他们,自从三月行动结束后,他的支持者立刻遭到了各种惩罚,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央局企图对党进行清洗,列维还宣称他并不打算跳进已经为他布下的陷阱:“如果你们想搞清洗,我可不会让自己被你们利用有关组织问题的条文来开除我[54]。”

    从这一点来看,列维在三月行动后公开发表了自己看法,却被党的领导人指责为“在背后捅了党一刀”,这是非常荒谬的。他如果保持沉默,那才是犯罪:“当党处在危险之中,便有义务讲出来……这不是在背后捅刀;当党发现自己还十分不完善的时候,把真相讲出来,是最高的义务。我不希望党重蹈覆辙,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希望在座的有人能像采取跟我一样的行动[55]。”

    列维强烈要求党采用他已经用过的补救方法,也就是公开地、大声地声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相信这是同邪恶斗争的唯一一种恰当方法:

<blockquote>皮克同志的确说过:“但最糟糕的,是列维散布了对中央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不信任。”是的,我确实这么做过,我承认我犯下了叛党罪。我甚至还可以补上一条罪名:在我的小册子里,我故意做得更加过分,我想做的不仅是散布不信任……党已经出轨了,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除了外科手术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一举阻止新的疾病发作,简单来说,就是要像他们说的那样,采用医学手段。这种手段不是要散布对中央局的不信任,而是要无情地揭露和惩罚党迄今为止犯下的全部政治罪过、背弃原则的全部行径。这是为了切除病灶,我愿意承认,这都是我干的,我是故意这么做的[56]。</blockquote>

    某些共产党人真诚地认为,对党的领导层或共产国际的这些批评,就算是正确的,也应该仅在党的队伍当中、在共产党人中间进行。他们错了:

<blockquote>以为共产党人可以在自己人中间讨论自己的错误,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与他们的优点一起,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既不能够、也不应该只让群众记得其中一面,而忘掉另一面。如果共产党人犯了错误,他们不是为了对抗党才犯错的,即使这些错误会导致的党的毁灭。如果这是无产阶级学习经验的唯一方法,那就必须这么做,因为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为党服务[57]。</blockquote>

    列维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才尽量让自己对三月“罪过”的抨击公开化,这个“罪过”是如此的惨痛,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仅要让党内的人,而且也要让党外的人都来学习这些教训。通过这种做法,他间接回答了列宁在四月十六日的信中提出的提议:

<blockquote>我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想把这些有关实践中的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留到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再做出最终决定,这些问题根本不像执委会说的那样是新问题。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执委会认为,既然德国党是自己犯下这些错误的,那么它最后也可以对这些错误做出处罚……然而,从原则上来说,包括把对党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拿到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上去讨论,或是拿到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讨论的这套做法——我得重申一遍,这套做法是与激发了整个三月行动的那套根本思想完全一致的——你会在小圈子里犯下蠢事,所以你也能在小圈子里纠正它们。如果我们能从三月行动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有在群众可以最广泛、最自由地了解和讨论这些错误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58]。</blockquote>

    这就是列维与德国极左派——恐怕不仅是与德国极左派,而且还是与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分歧,尽管列维并没有冒险去就此做出判决。其实,这与西欧共产党身处的社会背景,与布尔什维克党身处的俄国大不一样有关:

<blockquote>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俄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形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天生敌人——资产阶级十分薄弱,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是农业封建制度。西欧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西欧的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充分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民主。在民主制度下,或者说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群众的组织应该采用异于在农业封建国家、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形式。

因此,西欧的组织形式只能是公开的群众党,这些<b>公开的群众党</b>与其余所有无产阶级群众在心理上紧密相连,要推动它们去行动,就不能仅靠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只能通过党置身其中的看不见的潮流。它们不是因为接到了命令才行动;而是与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它们后来必将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顾问。它们依靠群众,群众也同样依靠它们,所以,同志们,(我以后还会谈到这一点,)三月行动失败后,中央局企图把遇到的一切问题限定在几个委员会里加以处理的做法——这完全不是革命的做法——是致命的错误[59]。</blockquote>

    不能理解这种差异,继续尝试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按照俄国模式建设共产党的话,就会导致无法建成群众性的共产党,更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永远无法得到弥合,而工人运动的分裂的源头,又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现有的社会分化:

<blockquote>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带来这样的致命危险,即工人阶级可能会分裂成两个阶层——有组织工人和无组织工人,共产党组织和非共产党组织,双方不仅作为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对抗,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实体,每个组织都只吸收了无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一,这样的话共产党就不再成其为共产党,不再是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再是由最先进的无产者组成、领导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却变成了按照社会差异而分化出来的部分无产者的政党[60]。</blockquote>

<h3>反列维阵营中的分歧</h3>

    几年以后,在面对纳粹主义时,德国工人运动分裂成了失业的共产党人和在业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列维机智地预见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列维从拉狄克的文章和中央局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了这种危险。此时在他看来,共产国际几乎不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而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权威著作,并不只是出于辩论的策略,而且他确实有一些理由,可以认为这两位俄国党的领袖会是最可靠的“列维派”[61],也是最难被开除的!

    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还是以三十八票对七票批准了开除列维的决定,严厉批评了包括多伊米希和蔡特金在内的八位领导人(他们曾说过列维对中央局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62]),继西菲尔斯之后又免去了维格曼的中央局委员职务,接受了盖尔的辞呈(他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支持列维),并任命瓦尔赫尔和埃贝莱因(两位前斯巴达克派)和埃米尔·赫莱因[63](前左派独立社民党人)接替他们[64]。

    就在刚刚把列维开除出党的多数派当中,也发生了分歧。柏林的“新”左派自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就以其高调的抨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在又精神抖擞地重新出现了。马斯洛夫要求改组共产国际的机关,他认为接下来还应该撤销西欧局[65]。弗里斯兰德则表现得更加“极左”,他向中央委员会宣称:

<blockquote>我很遗憾,列维仅仅是因为“破坏党纪”而被开除出党的。我们对世界的展望与他的截然不同。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阻止我们把自己同群众隔绝开来。当我们面临着真正的革命任务时,我们就有义务去把它进行到底[66]。</blockquote>

    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党代会在几天后召开,这次会议显示出统一共产党内的左派力量取得了增长。此时它是党内的主导派别,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内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费舍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篇报告里她抨击了“共产国际内的机会主义”。她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的发言,以及对“口头行动”的倚靠(统一共产党“在《公开信》时期”越来越多使用了这种行动),都当成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最终决议。决议中指出:“自一九一九年以后,德国共产党人的三月行动,是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与这种政策决裂而迈出的第一步[67]。”

    罗森贝格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必须更加集中化,并“应尽快、尽可能彻底地”与共工党合并,他还强调指出,由于“右派”已经离开了统一共产党,所以统一共产党与共工党的合并就更容易了。他建议两党领导人应立即组成一个人数均等的行动委员会,以便筹备合并事务。费舍和盖施克也提出了号召“将工会政治化”的动议。罗森贝格的动议,与费舍和盖施克的动议,都以两百多票赞成、十几票反对获得了地区党代会的通过[68]。

    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共工党的领袖选择了抨击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就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出现了一本以统一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为论题的小册子,题为《列维博士的道路:统一共产党之路》,作者很可能是戈尔特。这本小册子把列维和他在中央局中的反对者等量齐观。戈尔特强调指出,统一共产党在三月行动中的态度,仅仅是它过去的机会主义立场的延续。就算三月行动不是一场盲动,那还只能说明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它在短短几天里就从最迟钝的机会主义跳到了武装起义)的立场是盲动主义[69]。共工党报刊宣称,不再考虑与统一共产党合并;五月中旬,一个由阿佩尔、施瓦布[70]和麦尔组成的强大的代表团被派往了莫斯科,与先前抵达莫斯科的莱亨巴赫[71]汇合[72]。

    现在只能依靠共产国际三大上的讨论才能给共产党人的政策一个明确的解释了,早在三月行动开始前几个月,这些讨论就已经开始了。德国党的领袖不得不为这次讨论做好准备,以便为三月行动的理论基础和进攻策略的功绩辩护。

[1]请参阅第32章。1921年三月初,德国统一共产党拥有35万党员,可是在1921年八月,只有15万党员缴纳了党费,这是在1922年披露出来的。

[2]《红旗报》,1921年6月9日。这六周以来,德共机关一直在定期发表“负债表”,根据克尼特尔的《1921年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的重要意义及经验教训》(《团结》,1956年,第3期,第251—262页)所述,被判刑的人刑期累计达2500年。

[3]《红旗报》,1921年6月7日。另外请参阅《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叛国罪审判》(Der Hochverratprozess gegen Heinrich Brandler
vor dem ausserordentlichen Gericht am 6 Juni 1921 in Berlin)。路特·费舍在书中(《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52页)虽然正确记述了布兰德勒受审的日期,却错把其原因归结于卡普暴动。她说布兰德勒在受审时以法律术语而不是以政治词句为自己辩护,其实布兰德勒在受审时告诉法官,他愿意为中央局做出的一切决定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坚决否认党曾企图发动暴动。这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立场。他在法庭上曾说过,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可以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为此他遭到了左派的批评。布兰德勒在6月17日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苏维埃(德语版)》,第6期,1921年,第172—4页),信中他为自己的立场做了辩解,说这是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镇压,并保护积极分子。他一再坚持说,他的律师韦恩贝格(Weinberg)曾向他保证,中央局同意他采取这种立场为自己辩护,这是皮克和塔尔海默亲口告诉韦恩贝格的。穆伊贝戈维奇在书中(《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80页)摘录了1921年7月15日中央局会议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局决定不对布兰德勒的这种做法表态,但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布兰德勒。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三月联盟破裂的第一个征兆。

[4]海·马尔赞,《三月行动与我们的工会工作》(Die Märzaktion und unsere Gewerkschaftsarbeit),《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2期,1921年3月15日,第35—38页。

[5]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于《三月斗争》。

[6]《4月7日于哈森克莱德小会堂举行的统一共产党干部会议》(Funktionärsitzung der VKP am 7 april in Kleiens Festsälen, Hasenkleide),列维档案,P83/9,f11。

[7]同上,第17页。

[8]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2页。

[9]列维档案,P55/4,《在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

[10]列维,《在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7页,n.1。不幸的是,贝拉特在脚注中把这个人当成了……拉科西!

[11]列维,《在斯巴达克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38页。

[12]同上,第43—44页。

[13]贝拉特,《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第49页。

[14]同上,列维档案,P113/6。

[15]这次讨论的记录收录于列维档案,P83/9。

[16]同上,f22。

[17]同上,f22。

[18]《红旗报》,1921年3月18日。

[19]列维档案,P83/9,f26。

[20]同上,f30。

[21]同上,f33。

[22]同上,f35。

[23]由蔡特金提出的这个动议发表在《红旗报》,1921年4月30日;以及《我们的道路(苏维埃)》,第1期,1921年5月1日,第4—10页。

[24]《红旗报》,1921年4月9日。

[25]根据拉狄克的说法(《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08页),这本小册子是4月3日付印的,而根据列维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说法(《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31页),它是在4月8日付印的,在此之前,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再拒绝同他见面。

[26]弗·伊·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28页。

[27]保·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柏林,1921年,第33页。

[28]同上,第33页。

[29]同上,第39页。

[30]同上,第51页。

[31]同上,第29页。

[32]在1920年年底,红军击败了由弗兰格尔男爵率领的克里米亚白军之后,库恩·贝拉在接受白军投降时曾许诺会释放白军战俘,但后来又擅自下令处决了几千名战俘,列宁闻讯十分愤怒,曾考虑过处决库恩,但后来改为将库恩下放至土尔克斯坦。——中译者注

[33]列维,《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第51页。

[34]同上,第55页。

[35]《红旗报》,1921年4月14日。

[36]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卷,第217—218页。

[37]《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38]同上。

[39]《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

[40]《红旗报》,1921年4月15日(晚间版)。

[41]《至高的法则》(Das Oberste Gesetz),《红旗报》,1921年4月16日。

[42]《红旗报》,1921年4月17日。后三人(诺伊曼、马尔赞和埃克尔特)被指控破坏罢工,但党主席布兰德勒与施特克尔向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洗清了他们的嫌疑(列维档案,P83/9,f17)。

[43]列维档案,P55/10,P63/3;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5—256页。

[44]同上。

[45]实际上蔡特金和列维退出的是中央局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中译者注

[46]弗·伊·列宁,《致克拉拉·蔡特金和保尔·莱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5—256页。

[47]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17页。

[48]同上,第35页。

[49]同上,第32页。

[50]同上,第33页。

[51]同上。

[52]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3月8日—16日举行的。——中译者注

[53]列维,《错在哪里?是三月行动,还是对它的批判?》,第43页。

[54]同上,第44页。

[55]同上,第8页。

[56]同上,第31页。

[57]同上,第44页。

[58]同上,第28—29页。

[59]同上,第20—21页。

[60]同上,第21页。

[61]列维的支持者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62]《红旗报》,1921年5月6日。中央委员会是在5月3日至日召开会议的。

[63]埃米尔·赫莱因(Emil Höllein,1880年2月8日——1929年8月1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5岁时与父母移民比利时,1895年父母去世后返回德国,当过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社民党,担任耶拿的独立社民党报纸主编,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局。1923年曾负责德共与法国共产党的联系,起义失败后被捕,后获释,此后因重病长期担任次要职务。——中译者注

[64]《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1年8月22日至26日于耶拿》(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2 [7]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abgehalten in Jena vom 22 bis 26 August 1921),柏林,1922年,第63—64页。

[65]《红旗报》,1921年5月10日。

[66]同上。

[67]《红旗报》,1921年5月13日。

[68]《红旗报》,1921年5月15日。

[69]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305—306页。

[70]亚历山大·施瓦布(Alexander Schwab,1887年7月5日——1943年11月12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派,1920参与成立共工党,1922年退出共工党。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36年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71]伯恩哈德·莱亨巴赫(Bernhard Reichenbach,1888年12月12日——1975年2月19日),出身于富裕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过社会主义学生组织领导人。1915年至1917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共工党,1921年曾代表共工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共工党分裂参加了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参加社民党,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5年流亡英国,以后一直担任记者。——中译者注

[7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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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妥协</h2>

    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袖们并不想去莫斯科忏悔。柏林左派自以为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撑腰,变得更加大胆了,刚把列维赶走的那个多数派其实并不都是一条心,柏林左派想便开始大鸣大放,想当上这个多数派的理论家和领导力量。三月行动刚结束的时候,马斯洛夫就宣称:

<blockquote>对于三月行动赖以发动的那些原则,其实并没有多少可说的。简单来说,形势是这样的:我们党处于守势,并正在偏离共产党的路线。成了一个像社会民主党那样自甘于守势的党。要成其为共产党,就必须进攻。否则它就得宣称:“我们反对一切进攻!”可要是说“我们反对这个或那个行动”,那就是在扯谎[1]。</blockquote>

    几天后他在《国际》(Die Internationale)上撰文指出:“有人质问我们,三月行动究竟体现出了哪些新因素。我们应该这样回答:正是那些被敌人拿来对付我们的东西,即党不问结果就投入了战斗[2]。”费舍按照同样的精神宣称:“坐拥五十万党员却不去战斗的党只会变成一潭死水,而党确实已经变成那样子了[3]。”而阿图尔·罗森贝格则在柏林的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将其归结为这样一个哲学观念:“成则为起义,败则为盲动[4]。”

    中央局被一系列事变压垮了,它急于为自己辩解,要为自己的政策做出事后补救的(posteriori)解释,便在几天后采用了左派提出的这套哲学。

<h3>统一共产党的提纲</h3>

    四月八日,为了总结三月行动的经验教训,中央局通过了由塔尔海默起草的提纲[5]。这个提纲宣称,德国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已深陷危机,便在两条战线上发起行动:强化“白色”反革命,巩固其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以求牺牲无产阶级,同协约国达成妥协。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必须主动进攻,不能在消极被动中被打残。在前几年里,德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被危机所动摇,但在这些危机期间,统一共产党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没能走出宣传阶段。成为群众党后,它便有义务去这么做,并号召无产阶级投入行动,即使要冒仅有部分工人阶级追随它的风险。三月行动是在赫尔辛向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发动进犯后开始的。一边是反革命赫尔辛,另一边是工人群众,该选谁不言而喻。统一共产党站在了工人一边,而其他工人政党则投靠了反革命。统一共产党当然没能把所有德国工人都发动起来投入战斗,德国工人当中某些阶层冥顽不化,拒绝行动,现在他们又来指责党搞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了。无论如何,中央局还是要宣称:

<blockquote>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时期,这样的行动尽管会导致暂时的失败,却是未来的胜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对于革命党来说,争取群众、发动革命斗争、赢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群众的觉悟能够理解客观政治形势[6]。</blockquote>

    三月行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在实践中发起了进攻,仅这一点,就能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中央局认为三月行动的结果是积极的。阶级斗争得到了加强。消极被动的局面和国内和平被打破了。“暴露了独立社民党、社民党及工会官僚的反革命面目。”三月行动唤醒了迟钝麻木的劳动人民。它在国际上激起的回响,有助于“让各国的孟什维克暴露出来”。三月行动向各国工人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战线”,以及“活生生的德国革命”。分析了党在组织方面的不足后,提纲宣称:

<blockquote>在这第一次尝试中,统一共产党暴露出了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弱点,党必须摆脱这些弱点。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就必须坚持革命进攻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坚定不移地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7]。</blockquote>

    随后出版了一本题为《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Tak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revolutionären Offensive)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关于革命进攻的重要文献,它是这套新理论的宣言书[8]。中央局的代表自信地为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做了准备,他们相信,俄国人会怀着十二万分的敬意,迎接他们这些英勇无畏、富有远见的革命家。

    然而,拉狄克却对三月行动的执行感到十分不满。四月一日,他致信德国党的领袖,信中写道:

<blockquote>我担心的是,你们的行动恐怕早了几个星期,不等到德国和波兰的冲突爆发的时候(就动手),恐怕是个错误……列维肯定会到处向人控诉“盲动”;他已经发明了一个公式,‘要么选择宗派,要么选择群众党’[9]。</blockquote>

    四月七日,拉狄克在刚写的信中写道:“<b>老头子</b>对于人们能再次团结起来仍然抱有希望”,“执委会同样打算暂时不公开宣称反对右派的立场,除非右派自我暴露”[10],并补充道,他自己则决定要公开斗争。塔尔海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描绘了一副乐观的图景,拼命地想驱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犹豫与怀疑:“三月行动对党来说,就如亮剑一般。我们吓坏或震慑了所有的堕落分子。其他人则遭到了孤立。当然,免不了会有几个人跑到保尔·列维那边去……党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11]”。

    不管怎么说,列维的表态显然都会被许多活动家当成是对党的攻击。列宁对蔡特金说:“他恶毒地糟蹋了党[12]。”想找列维算账的人、想攻击他的人,都利用了他对党的攻击。至少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清楚这一点的。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了一份郑重的声明,在声明上签的当然是最著名的名字——季诺维也夫,还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有布哈林、拉狄克、罗斯默……还有库恩。声明特别指出:

<blockquote>关于保尔·列维那本著名小册子,执委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所有委员谈到这本小册子时,都怀着炽烈的义愤。总意见是——保尔·列维是叛徒。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小委员会和整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宣布:“所谓三月行动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其代表挑唆而起的说法,纯属无耻谎言。需要这种谎言的是德国反革命,而列维站到了反革命一边[13]”。</blockquote>

    与此同时,这个声明理所当然地向三月行动致敬,称其为“光荣的三月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宣布说,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必须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进行讨论[1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列维事件”的决议,其调子与这个声明的略有不同:

<blockquote>共产国际执委会阅读了保尔·列维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后,批准了将保尔·列维开除出德国统一共产党、并随之将其开除出第三国际的决议。即使保尔·列维对三月进攻的看法有十分之九是正确的,他仍要为被开除出党负责,因为他空前地破坏了党纪,在当前形势下,他的行为是在党的背后捅了一刀[15]。</blockquote>

    列维可以因为违反党纪而被开除,但政治问题仍悬而未决,只能留到共产国际三大去解决。此时,这个问题成了所有共产党领袖关注的焦点。五月十日,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有某种转变正在准备发生,共产国际将不会赞成进攻理论。拉狄克在文章开头先声讨了列维所谓的德共中央局组织暴动的说法,德国中部的工人群众是在遭到赫尔辛的部队进攻后自发起来斗争的。德共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十七日只打算以“反击政府的挑衅”为目标:“口口声声盲动主义,只不过是拿来掩盖自己完全拒绝接受共产主义的进攻策略、甚至是积极防御的借口。”从这一点出发,他还是对德国党的领袖进行了一些批判。他指责德国党的领袖,说他们过快、过急地从列维和多伊米希的宣传时期,转入了积极斗争的时期。他说,他们并没有“牢牢把握住工人”,并在谁也不知道罢工是不是最好的回应的时候,就“在运动的性质尚未明朗时就允许工人行动”,而且他们说的是“进攻”,可中央局所领导的行动更像是“进攻性的防御”[16]。

<h3>俄国共产党内的各种立场</h3>

    拉狄克的改变立场,以及从三月初开始的演变(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可以用莫斯科的举棋不定来解释。三月行动发生时,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着史上最艰难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没人注意到三月行动,就连列宁这样的领袖也是如此,它被淹没在一大堆日常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当中。列宁可能是看了列维在三月二十七日写的那封信后,才初次注意到三月行动。然后,三月行动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得以进行他在统一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最重要的干预,以及他在共产国际中经历过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确实是对欧洲立刻爆发革命的前景感到最乐观的人之一,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当列宁和列维参加负责制定当时的党的任务的委员会时,两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可是,没过多久,俄波战争就在波兰没有爆发革命起义的情况下结束了,列宁不像拉狄克、托洛茨基和波兰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一直期盼着波兰爆发革命,他的前景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浪潮开始退潮。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的讲话中出现了一些更微妙的评估。他承认欧洲革命的进展要比俄国革命的更迟缓,最重要的是,指望欧洲革命能加快进展,是不合理的。他对共产国际的事务进行了一些干预,但我们都知道,他向季诺维也夫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国际的“小委员会”在二月二十一日曾批评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是机会主义,即将扩大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不能跟着这么做,必须就此事进行讨论。

    当时,列宁的政治活动完全集中于苏维埃俄国的国内问题。一九二一年,正当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喀良施塔德叛乱爆发了。我们可以确信,他更关注这些事件,对在德国发生的冒险并不太关心,虽然两者爆发的日期只差几天。不过,这两个问题无疑是彼此相联系的,至少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比如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共产国际内部那些支持“进攻”战略的人,是真诚地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打破布尔什维克遭受的孤立(正是这种孤立迫使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战略性撤退,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必要的话,甚至要强行加快革命发展的速度。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之前,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遗憾的是我们对此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布哈林曾为这样的观点辩护,即为了刺激欧洲革命的爆发,必须“激励”群众[17]。

    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有托洛茨基的证词,摘录自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blockquote>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

……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谈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18]。</blockquote>

    俄国党的领袖们最后达成了妥协,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俄国党的代表团将既反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也反对德国党的亲列维反对派(蔡特金、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他们是列宁亲自邀请出席大会的[19])。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料的发展。塔尔海默亲自起草的提纲已经被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以二十六票对十四票通过,他带着这份提纲第一个抵达了莫斯科。他们特别指出:“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斗争中单独领导群众,不是局部、而是整个德国的群众[20]。”德国党只犯了一个应该批评的错误,那就是它等得过久了。三月行动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经验:“如果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信革命进攻的理论,这是三月行动的基础,并且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21]。”

    然而,在三月行动造成的后果面前,该为这次行动负责的那批人已经开始分化了。正如阿诺德·莱斯贝格曾着重指出的,布兰德勒在以中央局主席的身份为三月行动承担责任后,很快就开始反思起了三月行动所造成的问题,并企图回到《公开信》的政策上去(库恩的到来粗暴地中断了这个政策)。在因三月行动入狱后,他开始反省最近的事件的历史教训[22]。六月十七日,他给中央局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前夕写的一本著名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3],并要求同志们仔细复习一下这本小册子,好好反省一番。他建议采用能够立即发动非共产党的工人群众的具体口号,包括“在工会监督下强制重组工业、将各家银行集中化、由现有的国家和工厂委员会对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监督”等口号,他还得出结论:“我们应该结束纯粹的鼓动。我们不应害怕变得不那么激进[24]。”

    当塔尔海默抵达莫斯科时,他意识到正在后撤的肯定不只布兰德勒一个人。他肯定明白俄国党绝不会赞成他的提纲[25]。因此他放弃了在柏林时准备的策略,在得到库恩的同意后,他决定向俄国代表团的草案提出修正案(这个草案是由拉狄克起草的)。这个新策略一开始获得了成功。拉狄克在自己的草案中,加进了明显带有进攻理论的印记的分析,甚至还加进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的展望,并强烈谴责了“右派”与“机会主义者”[26]。

    六月十日,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激烈地批评了他:“事情的实质在于,<b>在政治上</b>莱维许多方面<b>是正确的</b>……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列宁认为,拉狄克接受的修正案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 ”,也是“拉狄克<b>易受别人影响</b>的典型表现”。草案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拉狄克还往里面掺水:“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刻也没有犹豫,给季诺维也夫写道:

<blockquote>……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b>工人阶级的大多数</b>,首先是在<u><b>旧工会内部</b></u>。……

……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b>开除</b>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加入共产国际, 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 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27]。</blockquote>

    至于三月行动本身,列宁依据列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得出了一些结论;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荒谬的,既然政府进行挑衅,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但不应把单纯的防御行动说成是暴动。列维把三月行动说成是暴动,他就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因此应该给他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就考虑重新吸收他入党。但与此同时,必须一劳永逸地扫清进攻理论的疯狂。

<h3>左右为难</h3>

    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转变发生得非常快。一九二一年五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提交了论共产国际三大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与列宁所捍卫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差距。拉狄克似乎是按照一九二〇年夏天描绘的前景来进行分析的。实际上,他认为同时在几个共产党内爆发的危机,根子在于“他们觉得世界革命正在退潮”,在塞拉蒂和列维的分析当中,就隐藏着这种感觉。拉狄克认为并没有退潮:“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世界革命正在退潮,那我们就必须马上在日程表上删去‘为立即夺取政权而斗争’。[28]”

    针对列维提出的观点,拉狄克反驳道,一九二〇年的俄共(布)党代会并不表示革命运动的退潮,反倒是重大的促进:“当我们于华沙受挫后,许多外国资本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把革命一笔勾销了。但正是在这个时候,等待已久的危机爆发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是准备期。三月行动是纯防御性的,但它是行动,所以它是积极的:“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是失败,都意味着进展。”它最积极的成果,其实是暴露出了“右派”——列维及其同伙——正在破坏党的行动:“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恢复了对德国党的信任……这证明了德国党要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好[29]。”

    他在做出这番惊人的结论的同时,还痛斥了正在德国猖獗的“白色恐怖”,把列维在当前形势下公开批评三月行动的做法谴责为犯罪:“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与发展……欧洲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变[30]。”这与托洛茨基与瓦尔加[31]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论国际形势的提纲大相径庭;托洛茨基与瓦尔加的提纲,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授权,按照列宁的立场而起草的,列宁成功地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接受了这个立场。这个提纲在开头认为,一九二〇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并体现出了战争期间的虚假繁荣所带来的反弹。但关键事实是,工人群众的反抗被打退了,这阻止了危机向革命发展。这个提纲回顾了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革命大潮的几个阶段: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革命、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一九二〇年德国工人反抗卡普暴动的总罢工、意大利北部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罢工。这个提纲得出结论:“可是,这股强大的浪潮并没能成功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甚至连欧洲资本主义也没能推翻。在共产国际二大与三大之间的这一年里,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起义和斗争以局部失败而告终[32]。”因此,共产国际必须做出判断,世界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得到了巩固,并决定是否应该依照新形势采取新策略。提纲得出了明确结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公开革命斗争,其节奏正在减缓,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33]。”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发言当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今天,我们才看到,才意识到,我们同终极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夺取政权,实现世界革命,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时,在一九一九年,我们认为,这是只消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而今,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也许要若干年才能解决的问题[34]。”

    列宁在初步讨论中进行了干预,然后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进行了精确的推论。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两位最有名望的领袖,从共产国际三大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全部威信投入了讨论。为了击败极左派和新左派的联盟,他们的干预无疑是必要的。

<h3>共产国际三大的进程</h3>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目的是简单的。既要维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又要确保它们能进行剧烈的政治转向。具体来说,他们准备一方面批准开除保尔·列维,但仅仅是因为“违反党纪”而开除的,这是为了避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应对三月行动负责一事公开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准备称赞三月行动是“进了一步”,同时批判进攻理论,并
试图阻止让进攻理论复活的企图。

    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并非易事,这需要谨慎的筹划和操作。共产国际三大即将召开之际,都还不能确定列宁和托洛茨基能否争取到大部分代表,让代表们赞成他们的观点。库恩返回莫斯科后,他拼命地争取外国代表,希望能让他们赞同进攻理论。罗斯默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库恩到处拜访代表,同他们谈话,向他们提建议,打听消息,把比利时代表和卢森堡代表争取了过去,并同已经站在他那一边的意大利代表达成了一致[35]。

    与此同时,列宁镇定地等待着多达三十三人的德国代表团[36]。德国党的领袖当中,只有麦尔、施特克尔和布兰德勒没来;前两人正在柏林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布兰德勒正在坐牢。蔡特金是作为共产主义妇女联盟(League of Communist Women)的代表出席大会的,她是德国党反对派的半官方发言人。列宁坚持要求德国党反对派的另外三位领袖——保尔·诺伊曼、马尔赞和弗兰肯——前往莫斯科出席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列维的朋友为了莫斯科的讨论,做了精心准备,他们收集了大量文件,包括报纸、传单、会议记录和活动家的现场发言。但他们抵达莫斯科时却两手空空,因为这些文件都放在蔡特金的行李里面,可在离开德国国境时,这些行李都被普鲁士警察依照塞费林的命令没收了[37]。

    这件事让德国党代表团(他们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多数派)的任务变得轻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调子。赫克特与拉科西一起得到了列宁的接见,回来时“蔫头蔫脑的”。列宁批评他们俩在政治上犯下了愚蠢的错误[38]。在列宁的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即席讨论。列宁即激烈又讽刺地质问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他们怎么会认为,工人能在镇压与失业的重压下“学会东西”。科嫩尖锐地反驳道:“他们的肚子给头部送去了革命能量”。然后,除了对德国党的各种批评之外,列宁又挖苦道:“没错,按照你们的想法,光靠肚子供给大脑的能量,就能产生出一切[39]。”

    在后来的会议上,列宁进一步动摇了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

<blockquote>挑衅已经大白于天下。你们没有为了防御性的目的而发动工人群众,以便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并以此证明你们是正确的,反而发明了所谓的“进攻理论”,这是荒谬的理论,它让警察和所有反动派获得了借口,把你们说成是主动进攻的一方,好让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守护者[40]。<blockquote>

    列宁猛烈地批评了库恩,不断地拿他所谓的“库恩派”来嘲弄库恩,并嘲讽了他所谓的进攻论者在“理论上、历史上与文学上的肤浅”,他对这些人下了一个简短的结论:“这可以算是一种理论吗?这是一种幻想,这是浪漫主义的感情,不外是浪漫主义的感情而已[41]。”赫克特诉说了德国党多数派是何等的混乱和委屈,但列宁毫不在意,当着其他代表团的面嘲笑他们,让他们无助地沦为笑柄。按照弗勒利希的说法,他曾抱怨过列宁太“刻毒”,他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42]。列宁的尺度拿捏得很好,他既需要打败进攻论的支持者,同时又尽量避免让他们觉得太委屈。列宁在与蔡特金谈话时(托洛茨基也在场),向蔡特金解释说,如果代表大会能给进攻论“以致命的打击”,那他同时就会给进攻论的拥护者“一些安慰”[43]——这意味着蔡特金和她的朋友将会对妥协感到满意。

    这样的妥协,是以维持对列维做出的惩罚为前提的,列宁向蔡特金解释了必须这么做的原因:

<blockquote>他不仅十分片面地、夸大其词地甚至恶毒地批评了党,并且丝毫没有指出可以使党确定方向的东西。他为自己被怀疑缺少与党团结一致的精神找借口。就是这种情况成了许多普通的同志对他感到愤慨的原因。这就使他们对于李维的批评意见中的许多正确的地方置若罔闻[44]。</blockquote>

    列维自己糟蹋了说服党的机会:

<blockquote>因此产生了一种情绪(它也感染给其他支部的同志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关于小册子的争论,更确切地说,关于保罗·李维个人的争论,成为这一论战的唯一的题目,而不是关于“进攻论者”和“左派”的错误的理论和不好的实践问题了。他们得感谢李维,因为他们暂时便宜地脱了身,太便宜了。保罗·李维是他自己的死对头[45]。</blockquote>

    辩论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在关上了门的列宁办公室里,或是在漫长的专项委员会会议上得出来的,尽管如此,在整个大会议程中还是不可能不谈到它们,所以便有可能会在会议进行中引发冲突的危险,尽管采用这样的议程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出于这个原因,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论共产国际的活动的报告中,并没有同样地提到三月行动。他跟库恩的关系,以及他对进攻论拥护者的庇护,使他被认为过于偏向进攻论者,因此,他不得不向代表大会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如何就三月行动做出结论的:

<blockquote>我们完全同意布兰德勒同志在他的小册子里所说的:“那不是进攻,只不过是一场防御战。”敌人搞了突然袭击。……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暴露了不少组织上的弱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没有掩饰这些错误。

问题在于我们是<b>把这次斗争看做前进了一步,看做德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还是看作“暴乱”?</b>执行委员会认为,<b>三月发动不是“暴乱”</b>。把有50万工人参加斗争的事件说成“暴乱”是可笑的。……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没有掩盖什么,没有实行秘密政策,没有搞秘密外交,但我们认为,德国党上上下下不必为这一斗争感到羞愧,而是恰恰相反[46]。</blockquote>

    季诺维也夫收到了列维就自己被开除出党而写的长篇申诉信,但他既没有看申诉信,也没有在共产国际三大上面提到这封信,除了这段对保尔·列维提出的论点的非常简短的答复之外,这位共产国际主席没有对三月行动发表一个字的评论[47]。反而在就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进行的讨论结束的时候,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一个总决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过去一年里进行的处罚措施表示赞成。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列维问题,而不进行彻底的讨论,在德国党少数派中引起愤怒的抗议,蔡特金在发言中抨击了这种程序:

<blockquote>关于列维的问题,首先不仅仅是一个纪律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凡是注意总的政治形势的人,都能正确评价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只有同共产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同三月发动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列维事件在这里却被看成违反党纪的问题。……如果列维因批评三月发动和已经造成的错误而受到严厉惩罚,那么造成这些错误的人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呢?盲动主义错误在于中央委员会,不在于斗争的群众参加了这次发动。……盲动主义存在于中央委员们的头脑里,他们率领群众进行盲动主义的斗争,发出互相矛盾的命令,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48]。</blockquote>

    拉狄克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谈到了三月行动问题[49]。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既想避免对过去进行责备,又想不惜一切代价为未来做出澄清。他严厉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批评他们被赫尔辛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没有与曼斯菲尔德的矿工一起组织起有效的团结行动,反而采取了逃避的做法,使自己落入了根本无法取胜的境地。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号召总罢工,让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不能改正其早先犯下的错误,反而只能暴露出党的弱点。最后,更加恶劣的是,中央局不但没有认真反省其犯下的错误,反而抓住进攻论,不计代价地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拉狄克把自己在讽刺方面的全部才智都用在了对付德国党的领袖们身上,但是,他还是像季诺维也夫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样,把三月行动叫做暴动是错误的,三月行动还是“进了一步”[50]。

    尽管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确实在竭力避免在讨论中触及那些令人不快的和不想谈起的问题,要想完全不谈到是不可能的。在拉狄克做完这个报告后,德国代表在讨论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在互揭家丑,其中弗里斯兰德、赫克特和台尔曼表现得最为激烈。拉狄克和蔡特金相互指责彼此,两人都说对方过去曾撰文支持进攻论,现在又以同样狠的劲头来批判进攻论了[51]。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中央局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人谈到。库恩没有发言,只是在讨论代表大会议程时,他才插了一句,苦涩地提醒大家他也是“所谓的左派”之一[52]。于是,又是蔡特金把不能说的东西说了出来。她转而批评拉狄克:“在座的同志中……的态度、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往往是反复无常的[53]。”就这样,她提出了那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她认为“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问题,并明显影射了库恩,不过没有点他的名字:

<blockquote>但是有一点毕竟是肯定无疑的:在讨论三月发动时我们必将证明,对于三月发动之所以如此发生,以及对于错误的政治体罚导致了错误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驻外代表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没有人比拉狄克同志更清楚这一点了[54]。</blockquote>

    拉狄克被将了一军,他当即抗议说他当时不在德国。但这帮不了他,因为蔡特金反驳他:“几天以前,您当着证人的面说,您一了解全部情况立即对执行委员会驻外代表说,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不想使用非议会用语)至少是不明智的[55]。”

    蔡特金还为列维辩解。她承认列维违反了党纪,但又提醒人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列维[56]。这样举例肯定会让被提到的人感到不快,但这是为了让代表大会注意到,在十月起义的前夕,那个人曾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他现在成了共产国际主席,并把自己打扮成了保护党纪不受列维破坏的守护者!

    当德国党多数派的代表发表声明,宣称他们赞成已经提交的提纲,但又要加入一些修正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得到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代表的支持)时,政治斗争进一步白热化了。这显然是为了在这些问题上面搞妥协。他们为自己的意见辩解说,托洛茨基的报告对提纲做出了“右派的阐述”,他们要纠正这一点[57]。波兰代表米哈拉克(Michalak)差点就把对于这些讨论的全部看法全盘托出——他在发言中承认:“许多同志认定,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采取了右倾方针[58]。”

    赫克特抨击了列宁,并极力为三月行动辩护[59]。台尔曼也以同样的精神抨击了托洛茨基[60]。意大利代表特拉奇尼则直接宣称,党的规模小,这并不是阻碍它成功领导革命的原因,他还援引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例[61]。

    此时,列宁针对共产国际的“左”派和共工党代表团,发起了反击。共工党代表团规模不小,他们来参加大会,明显是要成立一个国际派别。他们系统地参加了议程上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并在每次投票表决时都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他们联系了大批代表,并向他们散发自己的传单,主要是简介共工党党史的[62]。他们一再坚持自己的反议会主义和反对在工会内部开展富有战斗型的工作的观点,并对共产国际及其下属各党的“超级集中制”提出批评。就在特拉奇尼发言之前,阿佩尔就发言反对拉狄克的报告,并对统一共产党的《公开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公开信》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63]。列宁答复了特拉奇尼,说修正案“既没有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论据”。在对共工党的抨击进行答复时,列宁说道:

<blockquote>我在私下里也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可耻。经过这样久的讨论, 代表大会上还有人说《公开信》是机会主义的,真是可耻之极!……我们的提纲里是这样说的:《公开信》是堪称楷模的政治行动。这是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坚持的。说它堪称楷模,是因为它是采取切实办法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第一个行动。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无产者都已经组织起来了,谁不懂得我们应当在那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谁就会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谁在三年的大革命中还没有学会这个事,那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64]。</blockquote>

    然后他答复了特拉奇尼,并通过特拉奇尼,对所有援引布尔什维克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分析的极左派说道:

<blockquote>特拉奇尼同志对俄国革命并不很了解。过去我们在俄国的确是一个小党,但是,全国大多数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我们一边。 ( 喊声: “对! ” ) 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吗? 俄国军队当时至少有1000万人,几乎有一半在我们一边。……既然特拉奇尼同志的观点还有三个代表团赞同,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内部还有点乱。因此,我们必须说: “不能这样下去了! 应该作坚决的斗争!要不共产国际就完了。 [65]”</blockquote>

    托洛茨基也同样反对被驳回的那些修正案:

<blockquote>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至今,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似乎要不惜任何代价为它辩护,而不是抱分析和研究的态度……我们的职责是,明确地、毫不含糊的告诉德国工人:我们认为,<b>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b>……你虽然摆脱了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向前迈进,但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以外,还存在阶级[66]。</blockquote>

    托洛茨基按照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同列宁达成的协议,宣称他不会再对“左的方针”做出让步,提纲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他不会允许自己超出这个限度:“现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许多同志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也是台尔曼同志极力维护的那种倾向的最大让步[67]。”

    他威胁说,就算他和列宁处于少数,也要斗争到底,这彻底打败了抨击他们的那些人。所有涉及三月行动的动议都得到了一致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可以认为他们既挽救了共产国际,又弥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造成的一些伤害。托洛茨基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中解释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blockquote>作为革命战士,我们相信——客观事实也让我们确信——我们作为工人阶级,作为共产国际,不仅要拯救我们的文明,不仅要拯救几百代人经过几十个世纪的劳作生产出来的结果,还要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然而,从纯理论的立场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资产阶级可能会以自己的国家机关和累积下来的全部经验为武器,继续与革命斗争,直至最后彻底耗尽现代文明的最后一点生命力,让现代的人类落入漫长的衰退崩溃的境地[68]。</blockquote>

    共产国际三大号召各国共产党转向群众,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这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下一次危机爆发的时候,确保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这是用社会主义来战胜野蛮的必要条件。

    然而,我们恐怕会问:赤色工会国际(它的首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三日召开)的成立,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这个新的形势分析相符合的?赤色工会国际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提案而成立的,它的目的——按照它的创立者之一罗斯默的话来说就是——“依照参加国际的原则,把那些已经整个地站在国际一边的工会组织,同那些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建立起来的反对派,团结进同一个国际里面[69]。”

    伴随着粉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主导权的愿望而生的,是建设另外一个由革命的领导层领导的工会联合会。然而,这样的行动所需要的精妙的策略,也许是太复杂了,共产国际所有的狂热分子很容易就能明白其用意,并加以利用。按照罗斯默的说法,赤色工会国际的成立大会筹备得并不好,发生了不少次艰难的争论,时间拖得很长,而这些争论几乎全都是围绕着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发生的。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共产党与工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是“非常值得的”,这个决议结果成了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武器,被他们用来攻击革命的少数派,指责革命的少数派“是按照党的命令工作的”。赤色工会国际的这个决议是符合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的两条的,虽然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但这一事实却给了改良主义者口实,他们借此攻击“列宁主义”,说“列宁主义”是坚决反对工会独立的思想的,而在许多先进国家里,工人群众,包括他们当中的革命派,都是坚决支持工会独立的原则的。

<h3>党陷入了分裂</h3>

    共产国际三大就德国统一共产党做出了特别决议。在正式会程之外,又安排了另外的会议,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德国党的两个派别的代表签署了“和平条约”,这个条约体现了这样的愿望,即双方都要保持克制,避免派别冲突,以免造成党的瓦解。

    共产国际三大上德国代表之间的争执,表明三月行动已经造成了党内的严重分歧,更不用说它所引起的双方之间的敌意(甚至是个人仇怨)有多深了,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已经成了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保尔·诺伊曼在大会上念了塔尔海默发给留在柏林的中央局委员的信,塔尔海默在信中要求“千方百计”阻止少数派的支持者奥托·布拉斯和安娜·盖尔[70]动身前往莫斯科,这是为了“消除我们拥有力量的任何表面现象”[71]。塔尔海默辩解时显得很慌张,而诺伊曼是怎么拿到这封不是发给他的电报的,这点好像没有人发问[72]。诺伊曼还指斥科嫩:此前季诺维也夫曾说要往德国发电报,请布拉斯和盖尔到莫斯科来,科嫩也同意了,但现在科嫩却又矢口否认,自称对这封电报毫不知情[73]。

    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诺伊曼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而不是一个有名的提纲专家。在柏林这样的专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74]。”马尔赞在发言中说到自己和诺伊曼是德国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着五金工会的革命少数派时,有人挖苦地插了一句:“这很说明问题!”[75]。拉狄克在马尔赞发言时打断了他,问他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哪里。马尔赞回答说,那时他在行动委员会,然后被捕坐牢,接着又逃了出来[76]。拉狄克指责列维在危险的时候“回到地上”。赫克特指责蔡特金在一九一九年初“抛弃”了斯巴达克同盟[77]。在休会时,他们私下说,马尔赞和诺伊曼破坏了在柏林在举行的同情曼斯菲尔德罢工工人的罢工[78],而且伯恩哈德·迪维尔和里哈尔德·穆勒也积极反对这次罢工[79]。马尔赞对这些指责做了答复,他讲述了自己和诺伊曼在三月行动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得到了他的政治对手弗里斯兰德的确认[80]。蔡特金针对赫克特的指责发表了一个声明,解释了在共产党刚成立时她与党的关系,她当时是按照由约吉希斯领导的中央局的决定,暂时不参加共产党的[81]。她还提醒拉狄克这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专家,别忘了在“利希滕贝格事件”之后,自由军团曾悬赏两万马克买列维的脑袋[82]。里哈尔德·穆勒在大会的报纸上面撰文,愤怒地反驳了关于他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谣言[83]。马尔赞把那些知识分子斥为“耍笔杆子的工贼”[84],痛斥布兰德勒、弗勒利希和弗里斯兰德是患了“疑心病”的“吵毛求疵者”[85]。拉狄克挖苦潘涅库克,说他只是从天文台上观察天空,而根本不去观察那群贫苦的、造孽的人[86]。赫克特和拉科西在提到列维时,都称他为“列维博士先生”。双方都说了不少很过火的话,这表明了双方的仇怨有多深,从那时起,这种仇怨就给双方之间划下了鸿沟。

<h3>列宁与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h3>

    列宁仍然希望维持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团结。在整个大会期间,他尽力让人们冷静下来,四处奔走调停,劝那些火气上头的人们消消气。他曾坦率地对蔡特金说:“您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们俄国人应该稍为学会去了解西欧人的心理,不要把硬的扫帚立刻就戳到人家的面孔上。这话曾引起了我的注意[87]。”

    赫克特对蔡特金进行了粗暴攻击后,列宁成功说服了他:正因为他攻击了蔡特金,所以他应该在第二天,也就是蔡特金六十四岁生日这一天,和其他人一起向蔡特金致贺词,表达共产国际的祝贺[88]。至于列维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持十分谨慎的保留态度,并没有把话说绝。但他自有安排。他曾对蔡特金说过:

<blockquote>您也知道,我对保尔·列维这个人,还有他的才干,评价是何等之高……在遭受着最艰苦的迫害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的真诚,他是勇敢、聪明而无私的。我以前认为他是和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虽然我也觉察出他对工人的态度上有些矜持,好像有点希望“保持距离”的神气。自从他的小册子发表以后,我就对他的打算起了怀疑。我怕他在个性上有着强烈的孤芳自赏的倾向。有些自负文才[89]。</blockquote>

    蔡特金为列维辩解,说列维这么做都是出于一番好意。列宁回答说:

<blockquote>关于这一点,我不愿跟您争论……可是您要知道:在政治上有意义的,不是意图而是效果。……大会将指责保罗·李维,并且要严厉地对待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李维将受到谴责,只不过是为了破坏纪律,而不是为了他所抱有的基本政治观点。不过,在承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时候,怎能同时又有谴责的可能!由此可见,让保罗·李维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的道路是敞开着的。……他的政治命运操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必须作为一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暂时脱离政治生活。……在他较深入地研究以后,他是会带着坚定的原则,作为一个优秀的、原则性较强的党的领袖而回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不应该失掉李维,这是为了他本人,也是为了事业。我们没有过多的有才能的人,必须珍视现有的有才能的人。……倘使李维服从纪律,行为正确——譬如他可以不署名地在党报上写文章,可以出版一些好的小册子等等,——那末隔了三、四个月,我就好用公开信来要求恢复他的地位了[90]。</blockquote>

    对于这个主要问题,列宁认为它是“学会如何争取群众”的问题。他反复对蔡特金说:“我们并不是命令用锁链去鞭挞大海的克赛尔克斯王[91]。”有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经历,共产党人不能再相信胜利是能迅速而又轻易地赢得的了:

<blockquote>因此,代表大会必须彻底清除“左派”的一些幻想,即:认为仿佛世界革命正在以其最初的飞快速度不断前进,我们正处在第二次革命浪潮的浪头上,而保证我们的旗帜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完全依党的意志和党的积极性为转移的。不消说,在纸面上以及在代表大会的会场中,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影响的真空里,是容易“制造”革命并宣布为“一个政党的光荣行动”的,只不过是没有群众参加罢了。可是,归根到底,这甚至不是革命的观点,而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92]。</blockquote>

    列宁向蔡特金进言,他认为统一共产党的结构必须考虑到把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团结起来:

<blockquote>对于那些还缺乏深刻的理论修养和很多实际经验的年轻同志,您必须要求严格,同时也必须很耐心地对待他们。……由您去把那些已对工人运动有过劳绩的老同志团结在我们旗帜的周围,那是特别重要的。……您对他们也得有耐心,即使有时候他们不能很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要贸然宣称“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遭到严重威胁。……克拉拉,要经常想到群众,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完成革命,像我们已经完成的那样:和群众在一起,并且通过群众[93]。</blockquote>

    在和蔡特金告别时,列宁总结道:

<blockquote>学习,学习,再学习!行动,行动,再行动!要有准备,十分妥善的准备,以便完全有意识地、不遗余力地利用最近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需要党的不倦的鼓动和宣传,然后是党的行动。可是必须是头脑完全清醒的党的行动,不能糊里糊涂地认为党的行动仿佛就可以代替群众的发动。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可以对自己说“准备好了,前进”之前,应该在群众中做多少工作啊!因此——要走向群众!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94]。</blockquote>

    读到这几行字时,我们不难看出,在列宁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甚至在列宁和他的亲密合作者,比如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之间,隔着一道何等宽广的鸿沟。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要采取这样的行事方法,在那些年里,他懂得了必须考虑到自己周围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知道,他教育出来的俄国党的干部们,好歹都经历了几十年不断的斗争,而那些成长于西欧发达国家,在自己的第一次斗争中刚刚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久,就担任了年幼的共产党领袖的人,在经验上和政治修养上,与俄国党的干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科嫩就组织委员会发表通报后,共产国际三大经过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各国共产党的体制和活动做了详细的规定[95]。一年后,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说道:

<blockquote>决议写的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96]。</blockquote>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干预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成立至今只取得了很少的成果,而且后来再也没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对于这一挫折,任何历史学家或苏联问题专家,都不能比一九二二年的列宁解释得更好了。在一九二一年,列宁保护了德国共产党人,使他们免受自己犯下的错误、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所犯下的错误之害,而他在一九二二年做出的分析,预示了德国共产党人在他去世后将要遭遇到的各种困难。

[1]列维档案,P83/9,第二部分,f17。

[2]阿·马斯洛夫,《关于第三次世界大会的问题》(Probleme des III Weltkongresses),《国际》,第7期,1921年,第142页。

[3]路·费舍,《三月行动是贝特尔海姆式的蛮干吗?》(War die Märzaktion eine Bettelheimerei?),《国际》,第6期,1921年,第470页。

[4]列维档案,P83/9,第27页。

[5]《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6]《三月行动论纲》(Leitsätze über die Märzaktion),《国际》,第4期,1921年4月,第126页。

[7]同上。

[8]《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

[9]拉狄克致中央局的信,1921年4月1日,列维档案,P56/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49—252页。

[10]1921年4月7日的信,列维档案,P55/2;《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2—255页。

[11]塔尔海默致拉狄克的信,列维档案,P55/1;《苏维埃(我们的道路)》,第8—9期,1921年8月3日,第255—257页。

[12]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2页。

[13]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卷,第219页。

[14]同上,第219—220页。

[15]《红旗报》,1921年5月4日。

[16]《共产主义公报》(bulletin communiste),第24期,1921年6月9日,第398—400页。

[17]列·达·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北京,1965年,第74—76页。

[18]《斯大林伪造历史》,收录于《俄国局势真相》,刘珙译,三联书店,北京,1963年,第139—140页。

也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710/09.htm

[19]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67页。

[20]《红旗报》,1921年4月10日。

[21]同上。

[22]布兰德勒,《三月行动是巴枯宁式的暴动吗?》。莱斯贝格指出,布兰德勒引用了一条1921年提出的与俄国结盟的口号:“我们要推翻政府,并至少要成立工人政府。”(阿·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问题的起源》[Zur Genesis der Losung
Arbeiterregierungs in Deutschland, Das Jahr 1921],《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27页)。

[23]弗·伊·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81—225页。——中译者注

也可直接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nin-19170910-14.htm

[24]布兰德勒的这封信发表在《苏维埃(德语版)》,第6期,1921年,第172—174页。莱斯贝格(《论1921年德国工人政府问题的起源》,第1028页)指出,布兰德勒提出的是“工人政府的经济纲领”。

[25]阿·莱斯贝格,《一封新发现的列宁就共产国际的策略而写的信》(Ein neuer Brief VI Lenins über die Taktik der K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5年,第687页。

[26]同上。

[27]弗·伊·列宁,《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页。

[28]《共产主义公报》,第28期,1921年7月7日,第464页。

[29]同上,第465—466页。

[30]同上,第468页。

[31]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中译者注、

[32]《共产主义公报》,第29期,1921年7月14日,第480页;列·达·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The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intern),《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291页。

[33]同上,第312页。

[34]列·达·托洛茨基,《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86页。

可在下列地址直接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trotsky-1921b.htm

[35]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46页。

[36]由于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也在同时举行,所以德国代表的人数非常多。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284页,n.54)估计当时在莫斯科大概有六十名德国代表。

[3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12页)认为,没收这些行李“无疑”是得到了蔡特金的“默许”的。这个指责非常严厉,但却没有根据。尽管如此,蔡特金还是犯了错误,她不该冒险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一般来说,这些文件都是通过机关来传递的。在1921年11月30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她为自己辩解说,她担心如果不亲眼盯着,这些文件就会到不了莫斯科,并补充说道,她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几封信和电报不是从来没寄到,就是过了很久才寄到。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15页)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没有提到任何对蔡特金的说法的反驳,很可能是因为无法辩驳。

[38]弗·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Mes rencontres avec Lénine), Lénine tel qu’il fut,第2卷,莫斯科,1959年,第804页。、

[39]同上。

[40]同上。

[41]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5—26页。

[42]赫克特,《我与列宁的会面》,第805页。瓦西里·科拉洛夫(Васил Коларов)曾提到过,在6月17日的执委会会议上,列宁与库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瓦·科拉洛夫,《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的列宁》[V.I. Lenin na III Kongresse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ionala],《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第2期,1960年,第189—91页)。

[43]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7页。蔡特金这本回忆录是在托洛茨基及反对派失败后的1924年出版的,所以在这些讨论中没有提及托洛茨基在场。然而,蔡特金当时给列维写了信,信中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场(列维档案,P113/18)。至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她当时的描述是可信的。

[44]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45]同上,第3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保罗·李维”在本书中译作“保尔·列维”。——中译者注

[4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16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黑体字是按照英译文加上的,其中的“中央委员会”指德国党中央局,“执行委员会”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三月发动”在本书中译作“三月行动”。——中译者注

[47]列维档案,P7/1。

[4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69—272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央委员”是指德国党中央局委员。——中译者注

[49]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01—448页。

[50]同上,第436页。

[51]拉狄克指责蔡特金的话见上书第431页,蔡特金指责拉狄克的话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55—556页。

[5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01页。

[5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56页。

[54]同上,第27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5]同上。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6]同上,第267页、第272页。

[5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671页。

[5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82页。

[5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487—502页。

[60]同上,第585—588页。

[6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66页。

[6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259—260页。

[63]《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49—460页。他对《公开信》的攻击详见第455页。他发言时用的是“赫姆佩尔”(Hempel)这个化名。

[64]弗·伊·列宁,《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9页。

[65]同上,第30页。

[6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93页、第596页、第600页。

[67]同上,第589页。

[68]列·达·托洛茨基,《关于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收支表”的报告》(Report o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1卷,第351—352页。

[69]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55页。

[70]安娜·盖尔(Anna Geyer,1893年3月13日——1973年3月2日),娘家姓艾尔贝特(Elbert),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后与库尔特·盖尔结婚,1919年当选莱比锡市议会议员和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翼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因支持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共产社、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40页。

[72]同上,第551—552页。

[73]同上,第540页。

[74]同上,第543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75]同上,第510页。

[76]同上,第514页。

[77]同上,第500页。

[78]二十五年后,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9页)说道:“列维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保尔·马耳粲和保尔·诺伊曼——曾经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维和这些工贼立即开除。”而事实是这样的:在4月7日的会议上,党主席布兰德勒已经向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些谣言,认为这些谣言是对马尔赞、诺伊曼和埃克尔特的恶毒诽谤,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遵守纪律的革命者(列维档案,P83/9,第19页)。

“马耳粲”在本书中译作“马尔赞”。——中译者注

[79]在同一篇发言中,布兰德勒搁置了关于弗里茨·沃尔夫和里哈尔德·穆勒的态度的问题,弗里茨·沃尔夫后来被开除出党。

[8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4—515页。

[81]同上,第618—619页。

[8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270页。

[83]《莫斯科》(Moscou),1921年6月30日。

[8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555页。

[85]《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516页。

[86]《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卷,第410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87]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2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8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683—687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称那天是蔡特金65岁生日,其实蔡特金出生于1857年7月5日,1921年7月5日应该是她的64岁生日。——中译者注

[89]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在中文版《回忆列宁》中,并没有“您也知道……而无私的”这句话,这是本书译者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90]同上,第32—34页。请参阅列宁在1921年6月10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16页)。

[91]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0页。

克赛尔克斯一世(Xerxes I,约前519—前465),又译薛西斯、泽克西斯、克谢尔克谢斯等,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据传说,在前480年的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期间,他曾下令在达达尼尔海峡上建造浮桥,但浮桥却被海浪冲毁,他一怒之下,下令处大海以三百鞭刑。然后以三百只船用铁链锁住,重新造了一座浮桥,让波斯大军渡过了海峡。——中译者注

[92]同上,第40页。

[93]同上,第41—42页。

[94]同上,第30—31页。

但应注意的是,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文版中列宁认为革命浪潮是“最近即将到来的”,但在英译文中,列宁说的却是“下一波革命浪潮”(the next revolutionary wave),也就是说,在英译文中,列宁并不认为新一波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请读者注意这个细微但却关键的差异。——中译者注

[95]即《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具体内容请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II卷,第1017—1051页。——中译者注

[96]弗·伊·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6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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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二十九章 新的开始</h2>

    德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能够从严重的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克服党内的种种分歧,重新团结起自己的队伍,夺回失去的阵地。它能完成这个任务,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和支持是离不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后,列宁尽力说服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争取群众”的政策,尽管双方(一方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另一方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存在种种分歧,但这个政策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开始了。

<h3>统一战线:“老目标,新方法”</h3>

    一九二一年一月,德国统一共产党向德国工人运动发表了《公开信》,在共产国际内部开启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讨论。列宁促使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发扬这个政策的决议,但三月行动却打断了这个政策的实施,列宁使出浑身解数才打败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不给他们半点提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完备政策的机会。

    德共内部的进攻论支持者并没有公开反对《公开信》中提出的策略,这点倒是挺奇怪的。公开批评这一策略的是共工党。三月行动及其主导思想,是与这一策略完全背道而驰的,对此列维已经揭示过了。不论如何,拉狄克曾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但是当国际局势得到缓和、三月行动的废墟得到清理之后,他就回到了他曾启发过的那条路线上,在对这条路线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所起的作用一点不比列维小。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客观形势让斯图加特五金工人采纳了《公开信》所提出的路线,从那以后,那种客观形势最终也在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相同的成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这次大会让共产党人看到了显著的迹象。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埃多·菲蒙[1]成功地让那些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矿工工会与五金工会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的议题是反战斗争。讨论结束后,大会发出号召,要求进行裁军、要求发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要求通过斗争阻止资产阶级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工资、破坏工人在政治、组织方面取得的成果的企图。大会采纳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已经提出过的思想,即以罢工来回答各国政府的宣战,且有关工会相信自己能以此来彻底阻止战争。阿姆斯特丹大会还向“妻子们和母亲们”发出呼吁,请求她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动员起来反对战争[2]。

    共产党的领袖认为,这次大会反映出了工人的焦虑之深。这次大会闭幕后的几周里,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以及近期的事态进展得出了结论,并制定了一条符合《公开信》的所有要点的路线。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交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报告[3]。一九二二年二月和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重申并深化了这条新路线[4]。

    问题在于从战后革命浪潮的失败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缺少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的革命党。但这些年来,共产国际一直指望社会民主党会丧失其影响力,以及工人阶级能拥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但这两者实际上都没有发生。社会民主党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而工人群众的斗志已经没那么高了。因此,资产阶级又夺回了主动权。为了扭转力量的对比,共产党人必须耐心地通过各种手段去接近群众,这样才能让群众恢复斗志,加强信心。这些手段确实存在,工人阶级中刚刚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生力军,把他们的失败全部归咎于工人阶级的分裂,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些手段是确实存在的。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题为《老目标,新方法》的文章,着重指出了这种感觉:“可以说,工人们觉得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在于其人数众多[5]。”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以及他所谓的“失败的斗争带来的负担”,使他按照这一事实,即“被压迫阶级自然会产生倾向团结的愿望”,提出了关于团结的问题[6]。

    在这种形势下,各工人组织的团结会是一个有利因素。在一九一四年,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在面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时,必须同他们决裂。这次分裂开启了“组织分化”的道路;各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拯救社会主义的荣誉以及保卫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利益的唯一方法”[7]。但是社会民主党利用了共产党主动发起决裂这一事实(就好像主动分裂是共产党的义务似的),把共产党斥为“分裂分子”,反思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问题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认为,在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以及建设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blockquote>在我们同孟什维克主义斗争的十五年里,经常发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围绕着“团结”口号激烈斗争的情况,这些斗争在很多方面都能让我们想到目前正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发生的斗争。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诞生到其胜利的大约十五年里(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系统的斗争。但就是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经常与孟什维克达成协议。我们与他们是在一九〇五年春天正式决裂的,实际上我们跟他们从一九〇三年就开始决裂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正式分裂再次得到了确认。但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还有在一九一〇年,这种完全的、正式的分裂局面曾一度为团结和半团结状态所取代,这不仅是出于斗争的形势所迫,也是出于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所致……觉醒起来并参加了政治活动的工人群众坚持要求我们重新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如果能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重新团结在一个党里面,就能进一步加强他们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作斗争的力量,[8]。</blockquote>

    共产国际主席就此停止了对两者相似性的分析。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下属各党在组织上是不可能重新统一起来的,因为“世界大战已经给工人运动的新旧两个发展阶段划出了明显分界线”。但共产党人不能仅仅“保护自己的组织”并维持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立性,还应该“真诚地与非共产党群众一起前进”,以便把他们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新阶层,应该通过他们自身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的话语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只有当共产党人能成功组织起所有工人共同参加的联合斗争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9]。

    这就是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出的呼吁中的政治前景[10]。共产国际在呼吁中重申了自己的原则,即除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类别无出路,并再次主张各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组织独立以及彻底的批评自由。但呼吁书中还宣称:“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衷心希望与其他所有无产者一道平等地前进,即使是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一边的无产者[11]。”

    拉狄克是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之一,他成了统一战线最积极的宣传员,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各党都同样热心地为统一战线做宣传。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明确通过的路线,正是工人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充分吸取了过去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果。资产阶级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其领导阶层没能立即适应全新而陌生的形势,陷入了组织涣散、不知所措的境地。然而他们依然保住了统治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领袖的帮助,正是这些领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觉悟低下和缺乏领导,而工人阶级拥有明确的思想、高昂的觉悟和坚定的领导,正是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获胜的原因。所以,共产国际才有义务去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组织分裂,把革命的少数派从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当中拉出来。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来源于工人阶级的群众,以及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只有通过教育干部,才能把没有组织的群众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在这一时期,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国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战后第一波革命浪潮的失败,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拿出一套战略,可以让工人阶级(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抵挡世界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在组织与政治方面赢得的成果发动的进攻,并找出摆脱经济危机的道路。共产国际之所以转变策略,其原因就在于此:

<blockquote>今天的工人阶级,在应该选择民主还是专政、以及为了实现其终极目标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因而被分裂了,但是在是否应该放弃嘴里的面包或头上的天花板的问题上,他们又能团结起来。

就这个问题,可以一点一点地构建起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些无产者曾漠然坐视资本主义重建其统治,曾希望资本主义的巩固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现在看到贫困的浪潮正逐渐加剧,他们想抵抗贫困的侵袭。他们仍抱有这样的幻想,希望能把这种防御性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他们还希望不通过革命的方式就能进行这样的斗争。但他们想保住孩子的牛奶。他们想保住八小时工作制。他们不想让自己的鲜血变成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中反复发生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能慢慢建立起来。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党——共产国际,不能对此视而不见[12]。</blockquote>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俄共(布)莫斯科代表大会上,拉狄克竭力向与会代表解释,各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通过统一战线政策来“争取群众”:

<blockquote>共产国际是群众的先锋队。它作为无产阶级当中的少数派,为自己的纲领和理想而奋斗。但只有赢得了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仅仅宣传自己的理想,是无法争取到大多数的。只有当它学会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时,它的理想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13]。</blockquote>

    他强调说,这绝不意味着要后撤,或降低革命斗争的水平:

<blockquote>共产党人参加工人阶级反对贫困的斗争,并不意味着要从革命斗争的高峰堕落到机会主义的深渊里去;正确来说,这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引导无产者,把他们领上革命斗争的高峰[14]。</blockquote>

    西欧国家的群众都被组织进了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会里,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或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如何即反对这些改良主义的领袖,又能把追随这些改良主义领袖的群众争取过来,就成了共产党人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拉狄克对此做出了回答:

<blockquote>从长远来看,革命的道路必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工人官僚反对这条道路。战胜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国际无产阶级获胜的必要前提之一,这点没错。但要怎样才能赢得这一胜利,并没有人指出[15]。</blockquote>

    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blockquote>怎样才能最容易地接近大量的非共产党工人?我们要是自满于在宣传中痛骂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同时又避免跟他们进行任何接触,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接近工人吗?这显然是最不可能的方法。这等于不去发动群众斗争。这等于说我们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当中那些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的阶层的支持而行动。这等于说我们号召群众去斗争,可要是他们在斗争中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坚定的话,我们就退出来,站在一边批评他们。这样的话,群众就会把我们当成在斗争中搞分裂的人,把我们当成站在一边空谈理论,却不能理解团结所有力量去抵挡资本主义进攻的必要性的人。如果我们在试图说服那些仍然留在旧组织里的工人群众时,能够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解他们的全部幻想,理解他们的全部犹豫,理解他们对旧领袖和旧思想的忠诚,那么情况就会大为不同[16]。</blockquote>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贯彻执行此前在工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并反对分裂工会的政策,这种分裂政策要比那种企图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调和起来的政策一样危险;而且还要通过团结的协定,努力克服各党派的分裂造成的后果。统一战线政策如果能在工会运动内部赢得越来越多的重要部分的支持,就能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逼入绝境,这样的话,为了避免公开同基层成员的热切渴望唱反调,并且不让自己卷入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一切的斗争之中,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不得不利用欺骗的手段:

<blockquote>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经历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左右摇摆之后,他们对这些领袖的政策就会看得更加透彻,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他们的斗争的指路明灯。为了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提出进行共同斗争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倒退。正好相反,这是为了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让共产主义运动能够继续前进而做的准备[17]。

    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人打出的统一战线口号,只不过是个诡计,拉狄克对此答复道:假如这些人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只要接受共产党人的提议,参加共同斗争,就能挫败这个诡计了。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的联席会议即将在柏林召开,这个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方都能公开宣传自己的意见。

<h3>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h3>

    共产党人认为,在各政党和各工会的领袖之间举行的高层会谈,是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对于政党来说必需的东西,对于国际总指挥部来说也一样紧要。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都在各自的党代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隶属于维也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俗称的“第二半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拉狄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写了一封有这个意向的信[18]。然后,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个决议中,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它愿意在柏林、维也纳或西欧其他大城市举办公开的大会,在会上讨论与其他国际一起进行联合行动的问题。同时,德共中央局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询问:是否应该立即向其他国际发出进行联合行动的提议[19]。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回复中表示同意以下方案:全世界资本家正企图重建资本主义体制,在热那亚会议[20]期间,应该举办全世界工人的大会,以此作为工人对资本家的回击[21]。

    第二国际没有拒绝共产国际的提议,但它指出,西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应该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就修补双方关系进行商讨,它认为这是更紧要的问题。第二半国际则出来表示愿意主办这两个会议。第二半国际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个声明[22],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恶化、失业人数的上升、老板的反攻、以及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广泛要求表示关切,并建议两大主要国际的领导人一起开会,讨论包括经济形势和工人斗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提议,但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拒绝了,它不想同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德共把这次会议当做是统一战线运动的中心任务[23]。

    四月二日早上,举办三个国际的会议的任务在柏林开始了[24]。一些代表曾参加过同一个党、同一个国际,而这是他们在一九一四年以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开会。会议桌是一张丁字形的桌子,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坐在横杠一边,中间是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身边坐着克里斯平、法国代表布拉克—德斯鲁索[25],以及来自俄国的三位孟什维克代表尤里·马尔托夫、费奥多尔·唐恩[26]和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27]。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则隔着竖杠各占一边,相对而坐[28]。一边坐着比利时社会党人、曾当过比利时国王的大臣的王德威尔得[29],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代表、曾担任过克伦斯基政府部长的策列铁里[30],代表英国工党的詹姆斯·拉姆塞·麦克唐纳,代表德国社民党多数派的奥托·威尔斯。满头白发的蔡特金坐在另一边的中央,身边坐着布哈林、拉狄克,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南斯拉夫人武约维奇(Vuyovic),以及代表赤色工会国际的法国人罗斯默。塞拉蒂是代表他自己的党——意大利社会党出席会议的,这个党是应邀出席会议的所有政党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任何国际的党,它的投票仅具有咨询性质[31]。

    这些人达成共识、并致力于联合行动了吗?在那些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抱有厚望的人看来,他们能同坐一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承诺。阿德勒致开幕词后,蔡特金随即宣读了共产国际的宣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32]。这次会议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含糊暧昧。没有一个人想恢复组织上的统一,因为这毫无意义。共产党人认为,同资产阶级勾结的那些人,应该对工人运动的分裂承担全部责任。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去,否则是不可能恢复组织上的统一的。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出席了这次会议,因为它希望这次会议能有助于协调未来的工人斗争。所以应该扩大邀请出席这次会议的范围,不仅要邀请两个工会国际,还应该邀请没有参加这两个工会国际的工会,和那些受无政府主义领导的工会参加。目前资本家正在热那亚开会,企图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应该迅速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让世人听见劳动人民的心声,并以他们的名义向资本家斗争。蔡特金要求会议将下列事项列入议程:着手准备反战斗争、为正在挨饿的苏维埃俄国组织救济、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并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地区。

    王德威尔得大臣阁下——一位共产党旁听者用这个称呼来讽刺他[33]——摆着公诉人的架子出场了[34]。对于他的第二国际来说,“今天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建议召开的会议是否有任何价值[35]。”社会党人提出了诚意的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人都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并拒绝支持此类行动。在他们考虑采取联合行动之前,他们提出,既然共产党人突然又对团结产生了渴望,跑来出席这个会议,那么共产党人就得拿出诚意来,保证不再采取某些危害团结的行为。共产国际必须停止攻击社民党的领袖,停止挖社民党的墙角,停止主要是工会当中的派别活动。共产国际还必须保证,正在俄国执政的共产党务必恢复所有被取缔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并公开宣称自己同意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俄国社民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首先是刚刚被判刑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只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第二国际才会恢复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并愿意毫无保留地同共产党人进行讨论。但他们拒绝把凡尔赛和约列入议程,因为他们认为,德国极右势力将凡尔赛和约斥为外国强加的产物,这么做就等于帮了极右势力的忙。

    拉狄克——在旁听者笔下,他“身材瘦削,表情冷峻,面色灰白,手势激烈,发言令台下鸦雀无声”[36]对王德威尔得做了答复,他回顾了“自己记得的”那些事情,希望这些能让王德威尔得再也说不出“信任”这个词——他首先回顾了王德威尔得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前和之后的发言,呼吁与会者不要忘记,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就是被社民党政府杀害的,而且英国工党也是杀害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帮凶[37]。他继续说道,共产党人来这里,不是来算老账的,而是作为活动家来推动共同行动的:

<blockquote>我们和你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致斗争,这个斗争将决定,这究竟是像你们所说的为共产国际谋利益的一种手腕,还是工人阶级汇合的一股巨流。你们的行为将决定,我们的行动有何意义。如果你们和我们、和各国无产阶级一同斗争(不是为专政而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信任你们),为面包而斗争,为反对继续破坏全世界而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便会团结得更紧密,而我们也不会再根据过去的恶行、而会根据新的事实来评论你们。当这些事实尚未具备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地进行这些谈判和共同行动,但抱着极不信任的心理,并确信你们在这个斗争中会再三再四地落伍[38]。</blockquote>

    拉狄克认为,王德威尔得提出的种种条件,实际就是要挑起论战,破坏联合行动。他继续说道:“如果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接近起来,将会产生一定的要求,但这是不必预先规定的。这些要求将从共同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因此我们赞成共同的斗争[39]。”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争论与探讨中,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因此,在拉狄克的一再坚持下,尽管布哈林和罗斯默对此表示保留[40],但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提案:向格鲁吉亚派出一个国际调查团,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保证不会对正在受审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判处死刑,而且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监督下,社会革命党领袖可以自由挑选律师为自己辩护。作为回报,社会民主党要答应组织一个由九名委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即“九人委员会”[41],负责筹办以后的会议。三方最后达成一致,原则上同意召开共同的代表会议,即使这次会议不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并号召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尽可能举行群众性的示威”,万一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示威的话,就改在五一节示威。示威的口号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反对失业、争取进行联合行动、保卫俄国革命、支援正在挨饿的俄国、“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42]。

    共产国际与俄国共产党打算信守代表团在柏林做出的承诺。但列宁认为,代表团做了过多的让步。四月三日,列宁口授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布哈林、拉狄克等人表示了不满,因为他们同意不对那些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却没有赢得对方做出相应的让步,甚至没能换得对方的任何让步[43]。而且王德威尔得和特奥多尔·李卜克内希[44]还要来莫斯科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而他们在审判起义工人时根本不允许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为工人辩护。

    “九人委员会”仅仅存在了极短的时间。第二国际各党拒绝走上这条会导致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批准了柏林协议,并命令代表团提出筹办两个工会国际的联席会议的建议[45]。德国共产党遵照柏林协议的精神,发起了宣传鼓动,号召于四月二十日举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号召三个政党的党员举行联合集会。社民党拒绝参加。但在四月二十日,在柏林有十五万人参加了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组织的联合示威游行[46]。在杜塞尔多夫等地,当地社民党领导人不顾禁令,同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47]。

    就在四月二十日这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觉悟的劳动者”发出呼吁,号召进行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斗争,号召组织筹办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委员会[48]。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向第二国际各党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一起来谴责德国政府对出席柏林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在德国政府的镇压下,拉狄克被驱逐出境,而代表团秘书菲利克斯·沃尔夫被捕[49]。五月二十九日,“九人委员会”在杜塞尔多夫开会,此时社民党已经决定,不再支持任何新的倡议。“九人委员会”里的三位共产党代表随即向其余六人提出了真正的最后通牒:要么召开国际会议,要么就撤销“九人委员会”[50]。由于社民党的不断反对,他们撤回了这个建议。“九人委员会”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尽管如此,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还是帮助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让它们走得更近了。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当时它已经改叫这个名字有一段时间了)合并,随后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也在一九二三年合并了。在德国,这次会议使劳动群众充分而迅速地了解了统一战线的实践,并鼓励了共产党、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多数派的基层党员之间的联合行动。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社民党合并后,社民党内重新出现了左翼倾向,这个流派总的来说,是赞同与共产党进行联合行动的[51]。

[1]埃多·菲蒙(Edo Fimmen),全名爱德华·卡尔·菲蒙(Eduard Carl Fimmen,1881年6月18日——1942年12月14日),荷兰工会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任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总书记,1919年至1942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总书记。——中译者注

[2]《共产主义公报》,第5期,1922年2月5日,第90—91页。

[3]这个报告及提纲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2期,1922年1月12日,第26—33页。

[4]共产国际执委会于2月27日和3月4日通过的两个决议,刊载于《共产主义公报》,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35页。

[5]格·季诺维也夫,《老目标,新方法》(Ancien but, voies nouvelles),《共产主义公报》,第6期,1922年2月7日,第109页。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同上,第112页。

[10]《共产主义公报》,第3期,1922年1月19日,第46—48页。

[11]同上,第48页。

[12]卡·拉狄克,《日内瓦,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Genua, die Einheitsfront des Proletariats und die KI),汉堡,1922年,1922年3月9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大会上的讲话,第69—70页。

[13]同上,第70页。

[14]同上。

[15]同上,第71页。

[16]同上,第71—72页。

[17]同上,第76页。

[18]《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也纳),1922年2月1日,转引自阿诺德·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Lenin, die KPD und die Konferenz der drei International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2期,1963年,第251页。

[19]《红旗报》,1921年12月23日。

[20]指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重建自身统治秩序的国际会议。——中译者注

[21]1922年1月16日德共中央局会议记录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1页。

[22]《自由报》,1922年1月17日。

[23]1922年3月24日政治局会议节选,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56页。

[24]《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北京编译社译,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5月,北京,第1页。

[25]亚历山大—玛丽·布拉克—德斯鲁索(Alexandre-Marie Bracke-Desrousseaux,1861年9月29日——1955年12月25日),法国教师、社会党活动家,曾参加法国工人党,后随法国工人党并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6]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7]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中译者注

[28]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79页。

[29]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30]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1]《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页。

[32]同上,第8—13页,该宣言是由拉狄克起草的。

[33]R·阿尔贝(R.Albert),《会议印象》(Impressions de séance),《共产主义公报》(法语版),第18期,1922年4月29日,第342页。

[34]《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14—22页。

[35]同上,第17页。

[36]阿尔贝,《会议印象》,第343页。

[37]1918年4月13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巴库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巴库公社,参加巴库公社的还有部分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的简称)和孟什维克。1918年夏天,土耳其军队入侵外高加索,围困了巴库。英军也趁机开进外高加索。在7月25日的巴库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右派社会革命党、右派达什纳克和孟什维克以259票对236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邀请英军解围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达什纳克组成的联合党团随即宣布辞职。次日,以斯捷潘·邵武勉(Степан Шаумян)为首的巴库苏维埃左派委员被捕。9月14日,土耳其军队攻破巴库,巴库公社被颠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率红军趁乱救出了被捕的巴库委员,乘船前往克拉斯诺沃茨克(现土库曼巴希),但上岸后却不幸落入亲英军阀之手,在英军的唆使下,9月20日夜里,除米高扬之外,其余26名巴库委员全部惨遭亲英军阀杀害。——中译者注

[38]《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26—2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39]同上,第3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40]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181页。

[41]这次会议闭幕后,三个国际的执委会指定以下九人为该委员会委员: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布拉克(Bracke)、克里斯平、王德威尔得、维尔斯、麦克唐纳、蔡特金、拉狄克与弗洛萨尔(Frossard)。

[42]《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柏林会议记录》,第73—74页。

[43]弗·伊·列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5—139页。

[44]特奥多尔·李卜克内希(Theodor Liebknecht,1870年4月19日——1948年1月6日),威廉·李卜克内希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希的哥哥,曾在柏林当过律师,参加过独立社民党,反对独立社民党与德共(斯)合并,但也反对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独立社民党左派与德共(斯)合并、右派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后,他和累德堡领导独立社民党的残余部分,1931年与社工党合并。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45]《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s Präsidiums und der Exekutive der KI für die Zeit vom 6 März bis 11 Juni 1922),汉堡,1922年,第22—23页。

[46]《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47]《国际新闻通讯》,第52期,1922年4月,第418页。

[48]1922年3月6日至1922年6月1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第26页。

[49]克拉拉·蔡特金致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信,1922年5月8日,《国际通讯》(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第36期,1922年5月10日,第274页。

[50]莱斯贝格,《列宁、德国共产党与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第263页。

[51]在那个时期,返回社民党的独立社民党人中间,有不少曾是共产党领袖,包括保尔·朗格、保尔·列维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库尔特·盖尔、迪维尔、奥托·布拉斯、马尔赞、诺伊曼等人。针对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的构想,列维曾经提出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大联盟的构想,按照他的构思,这个联盟应该囊括德国共产党的所有非极左派别和全体的独立社民党人。但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孤立,在这种形势下,他自己既没有力量、当然也没有意愿去维持“独立社民党人的核心”。格奥尔格·累德堡倒是这么做了,但他仅仅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果。从那时起,列维尽管一直固执地反对“分裂”,并十分小心“不要把自己同群众割裂开来”,但他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他的激励与鼓舞下,社民党内形成了“新左派”。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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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章 拉巴洛转折</h2>

    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几天,当热那亚会议正在进行时,会议的前景已经可以从唇枪舌剑中窥见大半,此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事件。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是一战后各方势力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影响了德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派在这个时节来了这一手,是因为它正面临着协约国的威胁,只能通过同苏维埃俄国结盟,获得有限的支持。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从一战结束后,德国文武高官内部的“西方派”和“东方派”早就争得不可开交了(两派争执的核心,就是德国应该向协约国还是苏维埃俄国靠拢)。当时德共正在开展加强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系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保卫俄国革命、同凡尔赛和约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拉巴洛条约这个外交上的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正好与德共的政策不谋而合。但与此同时,德共也在全盘反对社民党的“西方”政策,这个政策企图通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因此,“拉巴洛政策”又给工人政党之间的分裂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十分强烈的理由——并且也成了德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障碍。

    由于拉狄克本人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当时,他既是苏俄的外交人员,又是莫斯科政府的官方发言人,同时又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担任着德共的“导师”。他在柏林同马尔赞谈判、在日内瓦同德国外交部东欧司司长谈判、在拉巴洛与拉特瑙本人谈判,而又在莫斯科对德国共产党提出建议、进行指导,甚至还能影响德共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他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这两种身份搞混的,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双重角色,影响了人们(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一系列事件的解释。

<h3>德俄问题</h3>

    在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里,提到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时,人们总是把这个问题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认为,世界革命马上就要到来了。列宁派越飞出使德国时,他认为越飞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帮助德国革命派发动革命,托洛茨基在刚出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时,他也同样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鼓动革命。

    那些曾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武力反抗当地苏维埃政权的自由军团的“极端分子”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革命俄国是头号外敌,而斯巴达克同盟则是头号内敌。协约国也是这么想的——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来说,这有直接的好处。当时,《泰晤士报》曾写道:

<blockquote>停战时,盟国企图利用(德国)占领军抵挡布尔什维克,来保护西欧,盟国没有下令(德国占领军)立刻撤军,因为当地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挡布尔什维克的进犯[1]。</blockquote>

    然而,第一波德国革命的失败,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强行缔结,很快就使这个问题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让我们看出这一点,那就是拉狄克在狱中会见的访客的性质和数量。拉狄克的牢房成了“外交沙龙”。他的访客中,有莱布尼茨(Reibnitz)将军、辛策将军、马克斯·鲍尔(Max Bauer)上校这样的军人,有瓦尔特·拉特瑙和菲利克斯·多伊奇[2]这样的工业家,还有马克西米利安·哈登[3]与奥托·赫奇[4]这样的知识分子[5]。这些访客全都不同程度地迷上了拉狄克,但与其说是拉狄克的个人魅力使他们着迷,倒不如说是他代表的那个国家的实力,令这些人着迷。苏俄固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它的实力也体现在宽广的国土、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原料等方面,作为投资领域,它也极具潜力,它甚至还能成为兵工厂或训练场,好让德国规避凡尔赛和约中的限制军备的条款。德国和苏俄都反对“强加的”凡尔赛和约,在这个意义上,两国的利益恰好可以互补,正是这一事实吸引了他们。

    每个像拉狄克一样认为,世界革命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些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俄国虽然挺了过来,但它也被孤立了,这两者同样重要。在不妨碍世界革命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充分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当资本主义世界躲过了战后的灭顶之灾、革命不得不推迟的时候,这种外交博弈就又恢复了原有的吸引力。拉狄克很快就相信了这一点,当他还在狱中时,就在写给德国共产党人的信中写道:

<blockquote>苏维埃俄国、以及其他工人阶级可能获胜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于:只要世界革命还在蹒跚不前,就可能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妥协……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和平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6]。</blockquote>

    一个月后,他获得了缓刑,离开了监狱,在缓刑期间,他写道:

<blockquote>德国战败了,尽管如此,它依然具有强大的技术装备和无穷的技术潜力……在德国,由于外交关系遭到破坏、经济陷于崩溃,有成千上万的工程人员正在失业挨饿。他们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为重建俄国的国民经济效力[7]。</blockquote>

    拉狄克的这个观点,与一个人不谋而合,而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冯·塞克特将军。一九二〇年一月,塞克特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策的长远目的,应该是在将来同大俄罗斯达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协议,就此而言,我们起码应该做到不去刺激俄国反对我们[8]。”

    此时,德国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一九二〇年春天,列宁明明白白地批评了企图在德俄之间建立互惠关系的政策:

<blockquote>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b>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b>。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9]。</blockquote>

<h3>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转折</h3>

    艾·哈·卡尔曾指出,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列宁在讨论德国时,第一次使用了不同于讨论世界革命时的词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确强调指出:苏维埃俄国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分歧:

<blockquote>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它的唯一的自救办法,自然只有同苏维埃俄国联合,所以它就把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却促使它违心地同苏维埃俄国和好[10]。</blockquote>

    德国外交部长西蒙斯博士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做出了答复:“既然共产主义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德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不与苏维埃政府建立关系了[11]。”

    一九二一年五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在新经济政策与租让政策的框架之内,成立了几家公司,这些公司里有德国的工程人员和德国资本。一九二一年夏天,德国政府做了大量努力,帮助苏俄政府同饥荒斗争。双方最终开展了秘密谈判,讨论了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兵工厂、以便绕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的问题[12]。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正当热那亚会议进行的时候,德国和俄国代表团偷偷“开溜”,把这个过程推到了尽头。他们溜出会场,在拉巴洛碰了面,并签署了条约,打破了协约国组织“联盟”、一起利用俄国做出的让步的美梦。根据拉巴洛条约,双方互相免除了债务,苏俄政府不再向德国政府追讨“赔款”,同时也不用因为将德国资产国有化而向德国政府交纳“补偿金”。双方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德国成了苏俄对外贸易的“最惠国”(条件之优惠仅次于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国)。最后,拉巴洛条约期盼两国政府能够通力合作,“以双边互惠的精神,满足两国的经济需求”[13]。

<h3>党与国际对拉巴洛条约的反应</h3>

    在前几年里,无论是在国会还是群众集会上,共产党发言人都鼓吹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互惠关系。尽管如此,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居然会同苏俄政府签订这样的条约。社民党也马上跳出来强调同苏俄结盟带来的危险。克里斯平代表独立社民党,发言批评布尔什维克与“大工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的政府”签订的这个条约,并批判了苏俄政府的“亲资本主义”政策[14]。

    《红旗报》的编辑们则显露出他们相当困窘。在最早的关于拉巴洛条约的评论中,他们强调指出这代表着协约国的失败[15]。第二天,在卢斯特公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皮克宣称:德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签署拉巴洛条约,“不是出于友善,而是迫于严酷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是协约国的打击逼得它签订条约的”[16]。接下来几周里,共产党对拉巴洛条约一言不发,只有保尔·弗勒利希(他是共产党发言人)在国会辩论中,对拉巴洛条约轻描淡写讲了几句,他还强调指出,俄国革命者同资产阶级国家签订这样的条约,都是形势所迫,而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应该对造成这样的形势负责[17]。

    俄国领导人则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道,不能认为拉巴洛条约就是俄德结盟对抗其他欧洲国家的盟约:

<blockquote>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一样,由于它们与协约国各国有着同样的根本矛盾,所以被排斥于协约国的私有制体系之外。这就是说,不能把拉巴洛条约当成是为了应对其他国家的压力而组建的攻守同盟。拉巴洛条约只是恢复了国与国之间最基本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俄国现在准备按照拉巴洛条约的精神,同任何其他国家签订条约[18]。</blockquote>

    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九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声明,认为拉巴洛条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提醒人们注意“德国的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政府不会长久”,而“工人阶级将继续存在下去”。人类的命运不会被这样的条约所决定:

<blockquote>从这个意义来说,决定未来几年人类命运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成果。德国无产阶级如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就会使全欧洲的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当德国无产阶级清除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本国的影响时,人类历史就会开启新的篇章[19]。</blockquote>

<h3>拉巴洛条约阻碍了革命吗?</h3>

    一些人,比如历史学家莱昂内尔·科辰[20]认为[21],由于拉巴洛条约对共产党领导人造成的影响,所以它一定是阻碍了革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安格莱斯[22]强调指出,按照据说是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来看,“不仅预示了他在第二年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而且还把拉巴洛条约解释为苏俄与德国的盟约——双方都想“修改”凡尔赛和约,并反对协约国[23]。其实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并没有这个意思[24],就算暂且不考虑这一点,他被人引用的那段话(大意为:只要“存在着能与协约国霸权相抗衡的德国”,那么俄国就能支撑下去[25]),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其实这些历史学家的论据都来自路特·费舍,她认为拉巴洛政策表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退步”,因此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这些转变了的政策方针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瓦尔加提出的理论处于核心地位,这套理论认为,由于凡尔赛和约强加的赔款体系,德国正在变成协约国的“工业殖民地”。她无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情形——德国工人阶级正承受着双重重担,一重是德国的资产主义积累,另一重是赔款:

<blockquote>大体说来,所以编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约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受苦的牺牲者[26]。</blockquote>

    而实际情况是: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之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下,德共竭尽全力推行着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政策在当时所采取的形式,是劳动群众反对饥饿与反动的斗争。除了拉狄克本人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统一战线政策是俄国政府出于“权力博弈”的当务之急而下令实施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断言:瓦尔加对德国的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导致了“列宁对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27]。

[1]《德国的波罗的海计划》(German Baltic Schemes),《泰晤士报》(The Times),1919年10月27日。

[2]菲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1858年5月16日——1928年5月19日),德国工业家,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之一。——中译者注

[3]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1861年10月20日——1927年10月30日),德国著名记者、报社编辑,自1892年起主办《未来》(Die Zukunft)杂志。——中译者注

[4]奥托·赫奇(Otto Hoetzsch,1876年2月14日——1946年8月27日),德国学者、政治家。1918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1924、1928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曾协助签订拉巴洛条约。——中译者注

[5]拉狄克,《十一月——我回忆中的短短一页》,第158—162页。

[6]拉狄克,《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术:致德共十月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第9—12页。

[7]阿·施特鲁塔恩(卡尔·拉狄克在发表此文时用的笔名),《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政策》(Die Auswärtige Politik Sowjet-Russlands),柏林,1919年,第37—39页、第44页。

[8]弗里德里希·冯·拉贝瑙(Friedrich von Rabenau),《塞克特的生平》(Seeckt-Aus seinem Leben),莱比锡,1938—1940年,第252页。

[9]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56页。

[10]弗·伊·列宁,《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7—108页。

[11]《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46卷,第1994页。

[12]莱昂内尔·科辰(Lionel Kochan),《俄国与魏玛共和国》(Russia and The Weimar Republic),剑桥,1950年,第41—45页。

[13]同上,第52—53页。

[14]《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16—7717页。

[15]《红旗报》,1922年4月18日。

[16]《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17]《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5卷,第7738—7740页。

[18]《消息报》,1922年5月18日。

[19]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1卷,第347页。

[20]莱昂内尔·爱德蒙·科辰(Lionel Edmond Kochan,1922年8月20日——2005年9月25日),英国历史学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犹太民族史和苏联史。——中译者注

[21]在他的《俄国与魏玛共和国》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拉巴洛VS革命?》。

[22]维尔纳·托马斯·安格莱斯(Werner Thomas Angress,1920年6月27日——2010年7月5日),美国历史学家,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3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离德国,1939年移民美国,主要研究德国史。——中译者注

[23]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8—239页。

[24]安格莱斯自己在书中指出了这一点,见上书第239页,n.36。

[25]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55—56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39页。

[2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2页。

[27]同上,第233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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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一章 争取建立反对贫穷和反动的统一战线</h2>

    在三个国际进行的讨论中,社民党是最顽固地拒绝接受联合行动的,而德共则是最坚决地寻求达成协议的。中欧各国社民党领袖决定继续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抵挡“颠覆”与“冒险”所必需的防波堤。共产党领袖们思索再三,认为只有深入贯彻一九二一年一月《公开信》的政策,有步骤有系统地发动争取联合行动的运动,才能够打破自身的孤立,然后才能够促进左翼力量在社民党内重生,这是建设工人统一战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共产党活动家坚定地走向了改良主义工会,在里面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性罢工的复苏,他们的努力受到了成效。总的说来,一九二二年的总趋势是工厂代表会运动的复兴,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真正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

<h3>统一战线的机关的发展</h3>

    工厂代表会最早出现在十一月革命及其余波之中。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它们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鲁尔和德国中部,那里的工厂代表会领导了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大罢工。

    一九一九年初,工人代表会的“苏维埃”运动惨遭镇压,然后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人代表会运动开始退潮,而工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要求,这使得工人代表会变成了工人运动中左右翼互斗的竞技场。魏玛宪法第六十五条[1]和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通过的法案[2]企图通过“共同决定权”(Mitbestimmungsrecht),把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雇主组织的附庸,然后再把广大的工人阶级吸纳进资本主义体制里面。工人组织有权过问企业在劳动环境、雇佣和解雇方面的管理和总体方针[3],此外,它们还构成了国家经济会议中的“工人部门”的选举基础。在获得合法地位后的头几年里,工厂代表会虽然能通过选举得到承认,但它们仅仅是官方的工会体制的复制品。

    尽管如此,工厂代表会毕竟还是由企业的全体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它们的组织形式是以“产业”为基础的——而工会的组织则以“行业”为基础——这意味着革命派可以充分利用工厂代表会。多伊米希据此提出了“代表会制度”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每个企业都要成立工厂代表会,工厂代表会应该成为企业的第二经济权力,同老板的权力相抗衡,工厂代表会层层叠加起来,最终就能产生出国家政权[4]。只有企业里的工资劳动者,才能入选本企业的工厂代表会,左派独立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认为,在纯政治层面上,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它自动排除了工会的全职干部,而且它还能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只有对基层群众的压力十分敏感的代表,才能当选为工厂代表会的委员。

    德国共产党人遵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并根据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工厂代表会的决议,将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乃至有关工厂委员会的一切斗争作为自己的工厂工作的核心任务[5]。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在即将与独立社民党合并的时候,德共召开了一次党代会,在这次会上,布兰德勒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代表们听取并讨论了报告。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工厂代表会必须是工人监督生产、仓储、记账和记录的工具,这有助于工人理解为什么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工人做好准备,迎接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因此,工厂代表会必须摆脱工会官僚的桎梏,并成为工人统一战线的真正机关。只有通过工人斗争去争取真正的监督生产、只有斗争去粉碎老板企图利用失业工人对付在业工人的阴谋,才能实现这一转变。各个工厂代表会结成联盟,并集中起来,工人就能在代表会的框架内,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这样他们就能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提议,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向夺取政权的斗争[6]。

    共产党人在两条战线上开展了斗争。他们一边要同工会官僚斗争,这些官僚把自己的干部塞进了工厂代表会的候选人名单中,企图通过选举控制工厂代表会;另一边他们又要同“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斗争,这些人想把工厂委员会变成工会的竞争者。从一九一九年起,共产党人就特别注意按照革命的前景来组织工厂委员会,并通过工厂委员会深化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使经济斗争政治化。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处组织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为此遭到了工厂委员会的“正统”组织的极大阻力,这些“正统”的工厂委员会其实都是工会的支部和“经济会议”的基层选举机关,“经济会议”设在柏林,主席是曾担任过“人民全权代表”的埃米尔·巴特。

    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样的方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打破单一工厂内老板主宰一切的权力体制,并激励工厂代表会的委员及其选民去思考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监督与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二二年秋天,共产党人在几千个工厂代表会内赢得了充分的影响力,这足以使他们在当年十一月召开工厂代表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政治上主导了这次大会[7]。

    共产党人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还努力把工人阶级围绕着工人阶级自己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组织起来,这激励了他们去成立各种各样的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uss),并深入开展监督委员会的活动,这些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管物价,并与投机倒把作斗争。这些机关往往是根据工厂代表会的倡议成立的,而且通常都是由专门的工人集会选举产生的。它们的目的是把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家庭主妇——发动起来,使其成为消费者。它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有时还搞游街示众。它们与工厂代表会(代表着作为生产者的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频繁交流信息,并相互支援。它们还试图组织反对过高的生活成本的斗争。通过这些监督委员会,德共掌握了趁手的工具,这些工具也许影响力不如工会,但在一九二二年年底,当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断恶化,激起工人不断反抗时,它们却使德共获得了参与日常斗争的能力。

    德共也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当中开展了工作。工会组织给失业工人提供了保险和救济,但随着危机的加深、物价的飞涨,这些援助的意义日益减少。毕竟工会无法向失业工人指明斗争的出路。共产党人利用自己在工厂代表会中的地位,不断宣传资本主义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的道理。失业工人通常会参加与工厂代表会平行的失业工人组织,或参加当地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同工厂代表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也许是因为失业工人总体上要比在业工人更倾向于思索政治,并对经济形势(他们认为这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更有切身体会的缘故,共产党在他们身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效,党在他们当中的影响不断增长。党在失业工人当中培养了干部,一九二二年年底,他们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著名的社民党活动家埃德加·安德烈[8]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组织了汉堡的失业工人委员会[9]。

<h3>工潮中的统一战线</h3>

    由于协约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必须平衡国家预算,使其具备清偿债务和支付赔款的能力,德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严酷的财政措施,推行无情的经济政策。最先遭到波及的是铁路工人,他们有两万人被解雇,剩下的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10]。一个独立的铁路雇员联合会(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11])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它下令罢工,抗议政府的计划。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共和国总统发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铁路工人属于国家公务员,没有罢工的权利,谁胆敢违反该法令,一律严惩不贷[12]。这次斗争原本只是铁路工人的自卫行动,但从该法令颁布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此时的问题,是国家公务员是否有权罢工的问题,更深入地讲,是总的罢工权的问题。德共立刻向所有工人政党和所有工会发出建议,组织联合行动,保卫罢工的权利,在提案当中,德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13]。

    然而,二月四日,“正统”的工会联合会——全德工联、白领职员工会的中央组织——自职联,以及隶属于这两个工会的各铁路工会却一齐谴责这个独立工会的倡议,并要求罢工工人复工[14]。其实从二月二日起,大多数铁路工人,包括蓝领白领在内,都已经举行了罢工,在基层工人的压力下,地方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服从了工人的要求,领导了罢工运动。响应社民党工会发出的号召的人寥寥无几。罢工继续进行,而支持它的只有德共[15];德共号召举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会议和群众集会支持罢工,并发动党员为罢工工人募集资金。首倡罢工的这个工会按照德共的建议,致信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两个“正统”的工会联合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政府在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驳回了铁路工人的合法要求,在法律框架内,罢工工人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话,各工会和各工人政党是否准备成立一个以满足工人群众的基本需求为己任的“工人政府”?由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该工会只好在二月七日宣布复工,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老板们对解雇许下的空口承诺。

    共产党报刊发表了长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分析了铁路工人罢工,该文认为,这次罢工不但暴露出了改良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拒绝去认真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而且还证明了这一点:在斗争中,如果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斗争,并且不能把斗争扩大到整个阶级的话,这样的斗争注定要失败[16]。

    政府和老板继续在其他领域发动进攻,工人对此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最早的斗争发生在五金业,老板们企图把每周工作时间从四十六小时延长到四十八小时。三月十七日,慕尼黑五金工人停工。纽伦堡、斯图加特、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五金工人群起响应。三月二十二日,大约十五万名五金工人参加了罢工[17]。五金工会(它是五金工人的工会,是全德工联的下属工会)这次支持了罢工工人,但它既没有为罢工工人的要求承担责任,也没有把罢工发展到全国。老板们决定全力反击——他们用技术应变组织的工贼来顶替罢工工人工作,并威胁说要解雇罢工工人。德共强调指出,五金工人的防御性罢工事关全体工人阶级,并号召其他行业的工人阶级都去参加罢工[18]。德共组织了与罢工工人团结的示威游行,还进行了募捐,它募集来的资金使罢工得以持续下去,而工会官僚却抛弃了罢工工人,任他们听天由命[19]。

    工会的基层会员坚决要求罢工,工会领袖不得不夹起尾巴,尽量避免做出任何看起来像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罢工工人可以就仲裁中出现的每一个解决方案投票表决,一连几周,他们都以绝对优势驳回了所有解决方案。在斯图加特区,解决方案在秘密投票中以一千八百九十二票赞成、四万〇六百五十四票反对被驳回[20]。斗争的艰巨,使其他行业的罢工工人态度更加坚定。四月中旬,图林根与哈勒—梅泽堡的农业工人罢工了一周[21]。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闭幕后举行的示威游行,显示了工人的战斗性。四月二十日,十五万工人响应德共与独立社民党的号召,在卢斯特公园参加了示威游行[22]。社民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无视中央的禁令,参加了示威游行。此时爆发的柏林市政工人罢工,使形势紧张到了极点。五月二日,警察向市政厅前的示威群众开火,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德共呼吁其他工人组织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以示抗议,但遭到了拒绝[23]。

    在坚持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五金工人的罢工以老板对工人做出了一些让步而告终,考虑到这次罢工运动遭到了孤立,这是他们唯一能赢得的成果。每周工作时间还是要延长两小时,但这两小时按加班算,要多给加班费[24]。在从一九二二年年初开始的一系列罢工中,德共都积极参加了,但在老板和官府的进攻面前,它还是没能组织起全德工人阶级的总抵抗。但它还是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力。德共在几个重要的工人组织当中赢得了多数工人的支持,在柏林铁路工人当中,盖施克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柏林的建筑工人当中,凯泽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在杜塞尔多夫、在斯图加特的五金工人当中,德共都赢得了多数人支持[25]。德共以二十九票对十八票赢得了爱尔福特工会委员会的领导权[26]。这些胜利都是经过一番苦战才赢得的。在五月初召开的建筑工人大会上,工会领袖剥夺了柏林和莱比锡代表的出席资格,因为这些代表是德共党员。共产党人拒绝屈服,认为这违反工会的民主原则。赫克特率领来自莱比锡的两千多名建筑工人,冲进了会场,举行抗议,并试图让大会撤回这个决定。工会领袖只好改在阿尔滕堡(Altenburg)开会,那里的共产党势单力孤,组织不起街头示威[27],这样工会领袖才能“秩序井然”地开会。但是,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全德工联在莱比锡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大会时,共产党的提案却在代表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而这些代表基本上是支持社民党多数派的。大会以三百四十五票赞成、三百二十七票反对通过了谴责“阶级合作”政策的决议[28]。大会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把全德工联改造成产业工会的决议,这将导致改良主义官僚的的根基——行业工会的瓦解[29]。

<h3>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h3>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执政官组织”暗杀,这是一个主要由前军官组成的极右恐怖组织。拉特瑙曾任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总裁,在国会中,他是加工业(processing industry)资本的代言人——当时加工业资本往往反对重工业资本,在拉巴洛与苏俄签署条约的也是他。共产党认为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阶级敌人。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下手,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也是为了恐吓其他赞成国内和平、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资产阶级势力。拉特瑙遇刺前,已经有几百人遭到了暗杀,就在前几天,谢德曼于六月四日遇刺,台尔曼于六月十八日遇刺[30]。在这次案件中,就像许多同类案件一样,军队和警察都是凶手的同谋;在案发前后,凶手都获得了包庇;民族主义者狂欢胜利;这一切不仅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愤慨,而且也激起了所有赞成民主的人的愤慨。约瑟夫·维特总理在国会中说道:“敌人在右边[31]。”人们普遍担心这次暗杀会成为下一次暴动的序曲。国防军、警察与司法制度成了众矢之的,它们都是从帝制时期继承下来的。人们重新提出了曾在卡普暴动之后被提出来的各项要求,由于卡普暴动之后的新一届政府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人们的情绪也就更加激愤了。凶手的同伙之一恩斯特·冯·萨洛蒙[32]曾记载道:“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人群,人们心中惶然,个个惴惴不安,只要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引爆人们心中的激情[33]。”

    德共抓住了形势给予的这个机会,这次它试图通过提出政治口号来实践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拉特瑙遇刺的消息传出后,仅过了两小时,德共中央局就致信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建议三党召开会议,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并提出了十一条口号:

·禁止一切民族主义分子集会;
·解散所有民族主义和保皇派组织;
·开除国防军和警察中的保皇派军官和警官,并开除高级文官和法官中著名的民族主义者;
·勒令国防部长盖斯勒辞职,勒令冯·塞克特将军退役;
·逮捕鲁登道夫、埃舍利希[34]及埃舍利希组织的其他领导人;
·大赦“一切革命工人”;
·禁止一切鼓吹暗杀、鼓吹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的保皇派报刊出版;
·成立由工人、职员和参加工会的公务员组成的特别法庭,负责审判与杜绝一切由保皇派和工人之敌挑起的重大罪行;
·坚决贯彻比勒菲尔德协议,特别是关于成立工人自卫组织的第八点;
·撤销六月二十四日的实行紧急状态法令,并通过一项符合上述九条精神的法令,这条法令必须是专门针对保皇派分子的,并且不能由各邦的中央政府来执行这条法令;
·各工厂立即召开集会,选出工厂代表会,各工厂代表会要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一个由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上述措施的执行。

    德共还进一步向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建议,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举行全国总罢工,直到这些要求得到完全满足为止[35]。

    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社民党领袖担心,万一德共与独立社民党联手,自己就会被抛开,于是便立即同意开会,当天午夜,会议召开了[36]。出席会议的几个组织是德共、独立社民党、社民党、自职联和柏林工会总委员会[37]。他们号召于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五日,举行街头示威游行,这是一系列联合行动的第一步,后续的行动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商定。就在同一天,在以瓦尔赫尔为首的共产党发言人的激烈要求下,正在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联代表大会也决定参加“保卫共和国”的统一战线,并提出了在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举行十二小时总罢工、示威游行和集会的口号[38]。六月二十五日,这三个工人政党首次共商要事,与会的还有全德工联的代表,会后在卢斯特公园组织了盛大的示威游行[39]。虽然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工会的领袖马上就拒绝了德共的一些建议(包括号召举行无限期总罢工、成立监督委员会和成立工人政府的前景),但德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向着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迈出的重要一步[40]。

    在全德工联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工会领导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改良主义者莱帕特[41]甚至说,他的组织已经做好了使用激烈的议会外手段的准备,并赞成共产党的行动思想[42]。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者坚持要求各个组织都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43]。为了规避这条限制,共产党人提出,他们把各方一致同意的各项要求,当做是必须用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最低要求[44],其他组织接受了这个辩解。

    当天晚上,五个组织的代表求见维特总理。维特拒绝修改法令,因为法令已经在国会宣读过了,但他同意根据工人的要求来扩展这条法令[45]。六月二十六日,在国会开会前,五个组织的代表再次开会,提出了下列要求:成立由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其中只能有一人是职业法官;取缔与解散一切保皇派和反共和制组织;禁止保皇派报刊、禁止使用保皇派的旗帜和标志;任何以行动、言语和文字对共和国旗帜和标志的攻击都要受到严惩;军人和警察在不执勤时不得携带武器;退役军官不能穿着制服;要对警察和法官进行严厉的整肃[46]。至于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大赦的要求,他们同意日后再议[47]。

    在这次会议上,社民党与德共的代表发生了首次冲突。社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给出书面保证,绝不“通过行动、言语或文字”攻击民主共和国;并不得批评其他组织,还要收回所有侮辱社民党的传单。共产党代表拒绝了这些要求,社民党代表便提出要退席,但在工会代表的坚持下,社民党代表最后还是留下来了[48]。就在原定于二十七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发生前的几小时,德共、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全德工联、自职联签署了“柏林协定”。该协定重申了曾向维特总理提出过的那些要求。全德工联和自职联批准了协定,只有共产党还有一些保留意见[49]。这些保留意见是:

·实行大赦;
·取缔一切保皇派组织、禁止保皇派集会游行、禁止使用保皇派的标志和旗帜;
·解散一切反对共和国的武装组织;
·对国家机关和国防军实行清洗[50]。

    在所有工人组织的一致号召下,各大城市共有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六月二十七日的示威游行[51]。在冯·萨洛蒙眼中,他们是这样的:“这些乌合之众汇聚在飘扬的旗帜下,形成了一度紧密的人墙,在街道上行进着。他们的脚步声如雷霆一般震撼了各个城市,他们的怒吼令空气为之颤抖。[52]”

    德共与社民党展开了竞争,德共想迫使其他组织投入行动,利用群众的情绪与冲劲去建立它所谓的统一战线机关;而社民党则打算一方面劝说人民党议员投票赞成《保卫共和国法》,以此巩固自己国会内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则把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在共产党的倡议下,萨克森、图林根、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与德国中部等地有许多地方不顾社民党全国委员会与工会的正式决定,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53]。

    在茨维考(Zwickau),各工会与各工人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依靠着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工人保安队”,这个行动委员会行使了真正的政权[54]。在图林根,五个工人组织的当地领导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监督委员会[55]。然而,在号召于七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游行的呼吁书中,社民党却企图加入一条警告,提醒人们当心那些“不负责任的”演说者与“奸细”的讲话。德共代表拒绝在这篇呼吁书上签字,于是这个呼吁书就在只有其他四个组织签字的情况下发表了[56]。德共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发表了一篇支持联合示威游行的特别声明,但工会的报纸却拒绝发表这篇声明[57]。与此同时,德共努力重开谈判,至少是通过参加行动来克服分歧。为此,德共提出了新的建议:为贯彻执行柏林协定而举行总罢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各工人政党应参加选举,并把在国会内为工人政党赢得多数席位、组建工人政府作为目标[58]。许多工会的支部和工厂代表会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社民党正在国会内同人民党就《保卫共和国法》进行谈判,人民党拒绝对一九二一年三月后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实行大赦,社民党便拒绝了共产党的建议[59]。

    德共随即公开谴责社民党破坏柏林协定,并开始发表各工人组织之间的谈判记录[60]。七月四日,全德工联要求德共遵守德共自己曾参与起草的各项要求[61]。德共中央局反驳说,它与其他各方的分歧主要源自这个事实:社民党正在向国会内的右翼盟友作出让步,并强调指出:如果五个工人组织号召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工人政党就有可能在国会内赢得多数,就有可能成立工人政府,这么一来,就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巩固统一战线[62]。就在同一天,另外四个工人组织自己开了会,没有邀请德共出席,并通知德共说,从今往后,“德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联合行动之外”[63]。

    德共对此发表了题为《不惜一切成立统一战线!》的声明,号召组建联合监督委员会,并建立组织,为贯彻实行柏林协定而斗争[64]。在埃森、杜塞尔多夫和莱尼肯多夫(Reinickendorf),都在事实上成立了新委员会[65],但总的形势对改良主义领袖有利,他们不再担心会被形势抛在身后,便一门心思钻进了议会里,企图通过议会来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在国会内的讨论过程中,经过一个又一个让步、一个又一个修正案,《保卫共和国法》最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警察和法庭。德共谴责了这个法案的阶级性质,并指出这个法案其实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66]。在七月十八日的表决中,共产党议员与极右派议员都对这项法案投了反对票,而社民党、独立社民党的议员则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投了赞成票。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多数派达成了“在议会内联合行动”的协议,为日后的合并铺平了道路。独立社民党以“保卫共和国”为借口,放弃了它此前做出的拒绝参加任何联合政府的正式承诺,此举加快了它与社民党多数派重新合并的进程。德共遭到了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孤立,它们竭尽全力利用了工人群众对团结的渴望,并转移了工人群众的注意力,把破坏团结的帽子扣在了德共头上。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它在德共和第三国际内部激起了强烈反应。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德共中央局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最后下令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建议转告德国党,并向德国党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德国党就这些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答复,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问题并不了解,因此拒绝发出“正式指示”。这封信写于七月十八日[67],其中写道:

<blockquote>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红旗》中所表明的最初的策略,似乎太没有力量。在你们那样的处境,不应该高叫共和国!共和国!你们应该从第一分钟起就向群众明确指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对共和国并不像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那样关心。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应该向他们指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保障,而且恰恰相反,在当前形势下,是压迫工人群众的最好形式。我们不应该跟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吹一个喇叭,统一战线绝不应该排除我们宣传鼓动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永远不许。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blockquote>

<blockquote>我们准备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判,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去谈判,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它一向保持自己的面貌,在群众面前原原本本地表示党的主张[68]。</blockquote>

    季诺维也夫建议,既然其他工人组织都拒绝行动,那么德国党就应该主动行动,号召工人进行至少二十四小时的罢工[69]。

    马斯洛夫、费舍等德国党左派领袖大体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他们批评德共领袖想在各党领袖之间达成协议,结果导致了党被群众孤立,又遭到了社民党的背叛。七月二十二日,德共中央局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结果造成了一场危机。克莱纳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与德国党的领袖一起出席了会议,他强烈批评了党的政策,宣称德共中央局拒绝承认错误,会导致党内爆发极其严重的危机。他说道,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支持从左边批评中央局的马斯洛夫与费舍的。恩斯特·麦尔认为,克莱纳的做法其实就是“胁迫”,但德共中央局还是屈服了,只有瓦尔赫尔与赫克特(他们两人是德共在工会内的高级干部)还站在麦尔一边。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克莱纳再次批评了中央局,但麦尔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并赢得了胜利。在表决中,仅有包括马斯洛夫在内的五位左派反对麦尔的提案,但有十几个人(包括克莱纳在内)只赞成麦尔的提案中有关党的下一步任务的部分,而对其余部分投了弃权票[70]。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德共中央局依然可以施加影响,但他也会遭到反抗。最重要的是它揭示出了,季诺维也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左派与德共左派的长期同盟,是怎样不断地引发严重危机的,而德共领袖为了避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总是委曲求全,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认错,更加剧了这种情形[71]。拉特瑙遇刺后进行的运动收效甚微,使党内左派的吸引力大增,并加深了许多活动家的疑虑,他们怀疑中央局又一次陷入消极被动了。声名狼藉的“进攻理论”又在党内死灰复燃了。根据雷梅勒所述,中央局收到了大量的决议,要求号召总罢工或袭击警察局[72]。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十月十五日,柏林—勃兰登堡区党组织人马,袭击了正在布施马戏场开会的极右分子。警察进行了粗暴干预,打伤了五十名共产党人,打死一人。十月十六日,警察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先后逮捕了五十人,其中包括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与菲弗尔。

    报界宣称被捕的活动家将被指控犯有“破坏国内和平”的罪名,有可能会被判处十五年苦役[73]。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批评了德国党中央局,但它这次并没有站在德国党的左派一边[74]。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批评了柏林组织,说它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并不光彩[75]。

    这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在工厂和街头不断弥漫的幻灭情绪才是真正的失败,从这种幻灭情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些已经做好行动准备的少数工人是如何的气愤难当。社民党再次暴露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且为了阻止阶级大战的发生,它会坚决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有了社民党的保证,再加上春季与夏季的经济罢工的失败,要求对工人采取“强硬手段”的人又嚣张起来了,他们可以对工人发动反击了。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胡戈·施蒂内斯再次提出要求:为了支付赔款、拯救德国经济,必须延长劳动时间:“仗打输了,你们就别想缩短两小时工作时间了。这是办不到的。你们必须工作、工作、再工作……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里面,最起码五年里不能罢工,谁敢罢工就得受重罚[76]。”

    新政府成立了。曾任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董事长的库诺担任了总理。一九二〇年三月,列金曾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库诺从内阁中辞职。而现在新内阁里一个社民党部长都没有了。新政府明显是右倾的,它接受了社民党的支持,同时又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算没有社民党的支持,它也支撑得下去。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胜利的,促使德国资本家重新把目光转向了各种极右组织,在这些组织当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正在慢慢崛起[77]。

    为了打破自身的孤立处境,德共拼命地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成立与巩固各种“统一战线机关”、监督委员会,特别是工厂代表会,并赢得了可观的成功。在使这些委员会重新活动的运动结尾时,德共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成功召开了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全国大多数工厂代表会并未派代表出席大会,但出席大会的工厂代表会当中,有一些代表了德国最有战斗性的企业。十一月二十二日,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它基本上采纳了德共提出的“过渡”要求;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常务委员会,由柏林共产党人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78]。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它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在大会召开后,巴登苯胺公司立刻解雇了路德维希港工厂的三位代表。其中之一是在普法尔茨(Pfalz)具有很高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克斯·弗伦蔡尔(Max Frenzel)[79]。工人对此反应强烈,在没有得到工会的正式领导下,就发动了一场异常强大的抗议罢工。工厂对此采取了闭厂(lock-out),然后按照新的工作条件重新雇佣了工人,引入了计件工资制和无偿加班。工会拒绝领导罢工,整个德国只有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支援这次罢工。尽管如此,罢工还是坚持了一个半月,但罢工工人最后已经精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复工。马克斯·弗伦蔡尔等三人被解雇后,又有两千多名罢工工人相继被解雇[80]。

    随着经济危机日益恶化,老板的攻势与日俱增。通货加速膨胀,物价一路攀升。就在十一月里,肉类、蛋类和人造黄油的价格就翻了一番,而奶油和面包的价格则翻了两番。一位不可多得的编年史作者记录下了这一整年里德国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他以“R·阿尔贝”(R.Albert)为笔名[81],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的社会》的文章,其中写道:

<blockquote>三千五百万工人群众正在不安地等待着冬天,这位穷人杀手的到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平均生活成本就已经增加了两倍还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涨了五倍。从十月一日起,房租已经涨了五倍,邮费涨了三四倍,铁路和有轨电车已经停运……现在他们又说面包的价格已经涨了四倍多。</blockquote>

    他描写了一九二二年年底的德国奇观。在诺伊克伦和摩阿比特工人阶级街区,“年轻人面如土色,一看就能发现他们正受着饥饿与肺结核的折磨……一边是残疾人、乞丐和妓女……而另一边是富人在大吃大喝[82]。”

    德国曾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可现在它正在倒退回野蛮时代,它有最先进的机器和最现代的科技,可贫困正在四处肆虐。而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相信自己有办法改变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它是一切受苦人的希望,这个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一个战斗的党。

[1]但魏玛宪法第65条并无相关内容,该条全文如下:

第六十五条 联邦参政会及其各委员会之主席,由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主任。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有列席联邦参政会会议之权。如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有出席之义务,且在会议之中,得要求临时发言。

疑为“第165条”之误,该条全文如下:

第一百六十五条 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
劳动者,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利益起见,得在企业工会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有法律上之代表。
区工会联邦工会,为履行其全部之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起见,得与企业家代表及其余有关系之人民各界代表集会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之组织,应使全国之重要职业团体,视其经济上、社会上之重要关系,派选代表出席。
关系重大之社会或经济法律草案,应由联邦政府于未提出议会前,提交联邦经济会议审核之。联邦经济会议亦有自行提议此项法律之权。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经济会议得说明其立场,提出于联邦国会。联邦经济会议得派会员一人,代表出席联邦国会。
劳动会议及经济会议,在该管辖范围内,有监督及管理之权。
关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之组织及任务,及其对于他项自治团体之关系,专由联邦规定之。 ——中译者注

[2]即《企业代表会法》(Betriebsrätegesetz),该法案实际实际颁布于1920年2月4日。关于该法案出台的前后经过,请参阅孟钟捷的《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中译者注

[3]罗贝尔·格茨—日雷(Robert Goetz-Girey),《一战后的德国工会》(Les Syndicats allemands après la guerre),第107—119页。

[4]恩·多伊米希,《代表会制度》(Das Rätesystem),柏林,1919年。这是他在1919年3月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5]《共产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The First Four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56—57页。

[6]《红旗报》,1920年11月4日。

[7]P·马斯洛夫斯基(P.Maslowski),《工厂代表会的复兴》(La Résurrection des conseils de fabrique),《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法语版),第74期,1922年9月30日,第508页;汉斯·约阿希姆·克鲁什(Hans Joachim Krusch),《1922/1923年的革命代表会运动》(Zur Bewegung der revolutionären Betriebsräte in den Jahren 1922/1923),《科学期刊》,第2期,1963年,第260页。

[8]埃德加·约瑟夫·安德烈(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

[9]《共产国际》(法语版),第10—11期,1936年10月至11月,第1342页。

[10]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6页。

[11]该组织全称“德国铁路干部职工全国联合会”(Reichsgewerkschaft Deutscher Eisenbahnbeamter und Angestellter),出处同上。

[12]同上。

[13]《红旗报》,1922年2月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东柏林,1967年,第28—29页。

[14]《前进报》,1922年2月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31页。

[15]请参阅刊登于1922年2月5日的《红旗报》的告全体工人书;《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1—33页。

[1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法语版),第10期,1922年2月7日,第73—76页,关于德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特刊;2月11日的德共中央局通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3—36页。根据穆伊贝戈维奇的说法(《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21页),德共中央局1922年2月6日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在工人阶级当中宣传总罢工的必要性。

[17]《红旗报》,1922年3月18日、20日、21日、22日;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页。

[18]《红旗报》,1922年4月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3—45页。

[19]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7—108页。

[20]《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1]《红旗报》,1922年4月7日、15日。

[22]《红旗报》,1922年4月21日。

[23]《红旗报》,1922年5月3日。

[24]《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法语版),第44期,1922年1月7日。

[25]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109页。

[26]同上。

[27]《共产党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werkschafter),第20期,1922年5月20日,第191—192页。

[28]《德国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II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柏林,1922年,第517—519页。

[29]同上,第554—555页。这个决议是由迪斯曼提出的。尽管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45页)认为共产党人赢得了30%至40%的票数,但他们在大会上只有90名代表。

[30]阿·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Lenin und die Aktionseinheit in Deutschland),东柏林,1964年,第157页。

[31]《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I Wahlperiode, 1920),第346卷,第8058页。

[32]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1902年9月25日——1972年8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入读少年军校,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20年参加过卡普暴动,后参加“执政官组织”,在拉特瑙谋杀案中曾为凶手提供汽车。——中译者注

[33]恩·冯·萨洛蒙,《被流放者》(Les Réprouvés),第290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6—227页。

[34]格奥尔格·埃舍利希(Georg Escherich,1870年1月4日——1941年8月26日),原为巴伐利亚一林务官,1919年在巴伐利亚组织反共军事组织“民卫军”(Einwohnerwehr),1920年组织恐怖组织“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1921年埃舍利希组织被协约国解散缴械后逃离德国,1928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右翼运动。——中译者注

[35]阿·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Um die Einheitsfront nach dem Rathenaumor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5—6期,1963年,第997页。

[36]同上,f.70。

[37]全德工联的全体领袖正在莱比锡出席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来不及赶回。

[38]《前进报》,1922年6月25日。

[39]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8页。

[40]同上,第999页。

[41]特奥多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1867年5月17日——1947年3月23日),出身于制衣工人家庭,1887年参加社民党的工会运动,1908年任斯图加特木工协会主席。1919年曾任符腾堡邦政府的劳动部长,1920年至1921年当选符腾堡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全德工联主席,1922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42]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999页。

[43]同上。

[44]同上。

[45]同上,第1000页。

[46]《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Ist eine Einheitsfront mit den Kommunisten möglich?),全德工联刊物,柏林,1922年,第4页。

[47]这是莱斯贝格的说法(《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0页),文中并没有给出出处。

[48]同上,第1001页。

[49]同上,f.25。

[50]《红旗报》,1922年6月2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03—105页。

[5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03—105页。

[52]冯·萨洛蒙,《被流放者》,第291页,转引自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1卷,第227页。

[53]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n.37。

[54]G·朗格(G.Lange),《茨维考工人在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的反德国军国主义的抗议》(Die Protestationen der Zwickauer Arbeiter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aus Anlass des Mordes an Walter Rathenau),《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2年,第961页。

[55]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5页,n.37。

[56]《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2页。

[57]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4页。

[58]《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4页。

[59]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3页。

[60]《红旗报》,1922年7月6日。

[61]《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13页。

[62]《红旗报》,1922年7月8日。

[63]《可能与共产党一起组织统一战线吗?》,第20页。

[64]《红旗报》,1922年7月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11—114页。

[65]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6]根据这项法案,《红旗报》从8月10日起被禁止出版达三周之久(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7页)。

[67]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季诺维也夫引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当时他说这封信是6月18日写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45页,n.52)认为这封信写于6月28日,但根据后来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恩斯特·麦尔写给妻子的信,以及麦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收录于H·韦伯[H.Weber],《德共与共产国际》[KPD und Komintern],《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第2期,1968年,第185—188页)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德共与共产国际》在引用季诺维也夫这封信时,指出这封信写于7月18日,对此没人能提出有力的质疑。

[68]《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8—259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9]恩斯特·麦尔致妻子罗莎·列维涅·麦尔(Rosa Leviné Meyer)的信,日期为1922年7月24日,出自罗莎·列维涅·麦尔的私人档案,发表于H·韦伯的《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第186页。

[70]麦尔在信中(见注释[69])记载了这两次会议的细节。这比发表在1922年7月27日的《红旗报》上的报道更为准确,《红旗报》的报道说这个提案在表决中是一致通过的。

[71]据麦尔所述,在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皮克做了大意如此的“严正声明”。中央局委员当中,只有保尔·波特赫尔没有改变立场,只有他依然坚守前一天的立场。

[72]莱斯贝格,《拉特瑙被暗杀后的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第1009页。

[7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法语版),第79期,1922年10月18日,第608页。

[74]根据麦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建议至少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但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这一点可以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得到证明。通过共产国际四大期间麦尔与季诺维也夫的通信来看,这确实只是季诺维也夫的个人意见。拉狄克则说过,“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翻过的错误都大。”(《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要到十一月,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前的讨论中,才从季诺维也夫口中得知他在7月18日写了这么一封信。

[75]《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60—261页。

[76]《红旗报》,1922年11月11日。《红旗报》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已经在前一天刊登在《前进报》和《柏林日报》上了,发言稿是施蒂内斯私下传给它们的。《十字日报》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抗议《前进报》对这个发言的解读——《前进报》的解读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施蒂内斯的发言是反对稳定马克的。施蒂内斯的发言稿全文发表于11月11日的《德意志汇报》上。其实,施蒂内斯为了稳定马克而提出的“条件”,尤其是在未来10年至15年里采用10小时工作日的条件,早就广为人知了(格奥尔格·哈尔加滕[Georg Hallgarten],《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14—15页与第70—71页,n.25)。

[77]康拉德·海顿(Konrad Heiden),《阿道夫·希特勒传》(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苏黎世,1937年,第251页。

[78]该纲领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194—198页。出席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856人,其中有657人是共产党员(《红旗报》,1922年11月27日)。

[79]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5页。

[80]关于这次罢工的消息,可以参阅《红旗报》,它当时每天都坚持报道有关这次罢工的消息,此外还可参阅《国际新闻通讯》的德语版与法语版,法语版上有几篇R·阿尔贝(R.Albert)写的文章值得一读:《普法尔茨的产业斗争》(La Bataille industrielle du Palatinat),第97期,1922年12月19日,第738页;《普法尔茨的各种力量》(Les forces en présence dans le Palatinat),第98期,1922年12月20日,第746—747页;《失败》(Vaincus),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5页。

[81]这些文章很可能出自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的手笔,他的众多笔名中有一个就叫阿尔贝。当时他正在柏林担任《国际新闻通讯》的编辑,他在法语版上发表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之相比,这些文章的德语译文要逊色得多。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82]《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2期,1922年9月23日,第561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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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二章 “群众性的共产党”</h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社民党与工会的态度,并不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但却会让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变得消极起来,最后对资本主义秩序俯首帖耳。意大利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大资本抓住了时局给予的机遇,利用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小分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一九二二年年底,布兰德勒从莫斯科返回德国,此前一年他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回国后他向德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德共在过去一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他强调指出:党还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非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想法”,必须坚决摈弃所谓的“不妥协”的做法,“不妥协”实际上就是“无力从工人当中直接吸取经验教训”[1]。

<h3>德共的成分</h3>

    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无论是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情况相比,还是与一九二一年三月行动后的几个月的情况相比,德共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九二一年夏季,德共的正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根据一年之后公布的数字,当时定期缴纳党费的党员数量仅有十五万七千一百六十八人[2],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低,而在一九二〇年年底的哈勒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独立社民党有八十九万三千名党员,德共(斯)则有七万八千七百一十五名党员[3],与之相比,一九二一年夏季的德共党员数量实在是少得可怜。有关统一共产党成立时的党员数量,通常认为是四十五万人,就算我们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乐观[4],我们还是得承认,三月行动导致了党员人数的锐减。赫尔曼·韦伯[5]列出了一些表格,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从一九二一年初到一九二二年中期,哈勒—梅泽堡区的党员人数从六万六千人减少到了两万三千人,在下莱茵兰的杜塞尔多夫一带,党员人数从五万两千人减少到了一万六千人,图林根的党员人数从两万三千人减少到了一万人,在西北地区的不莱梅一带,党员人数从一万七千人减少到了四千人[6]。

    到了一九二二年年底,情况已经得到了好转。波特赫尔根据上缴党费的数目,估算出党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时有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其中有两万六千七百一十名女党员[7]。皮克给出的数字表明,党在十月时有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六十三名党员[8]。韦伯研究了统计数据后,认为一九二二年第三季度的党员人数为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人[9]。根据上缴党费算出来的党员人数,要比各地方党组织在十月份上报汇总的数量少,后者为三十二万八千〇一十七人[10]。按照这种算法,党在一九二一年宣称拥有三十五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名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11]。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后,德共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正式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和整个一九二二年里,德共又发展了(或者说又拉回了)十万名党员。

    在德国的不同地区,党的影响力是很不均匀的。比方说在巴伐利亚,它只有大约六千名党员,尽管它自称有八千人,而且它一直没能从一九一九年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12]。而在另一方面,它自称在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有约五万名党员[13],在柏林—勃兰登堡区有近三万名党员,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有近两万名党员,在哈勒区与瓦塞尔坎特有两万三千名党员[14],这些地方的总人口中党员的比例都很高,但在工人阶级人口当中比例更高。这些数字意味着共产党员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哈勒为1:46、在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为1:55、在瓦塞尔坎特为1:138、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144[15]。而党员与当地工人阶级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在哈勒为1:30、在埃尔茨山脉为1:45、在瓦塞尔坎特为1:50、在柏林—勃兰登堡为1:60[16]。党在各地的发展情况如此不平衡,其原因与其说是政治形势起伏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党的整个历史所致。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是德共的一个坚固据点,开姆尼茨就在这一带,这是因为布兰德勒和赫克特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有利支持,并且能在一九一九年把几乎所有的独立社民党工人都争取了过来。同样的是,在德国中部和瓦塞尔坎特,德共在一九二〇年把左派独立社民党的大部队争取了过来,组成了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组织。

    由于缺乏当时的统计数据,对于党员的社会成分、年龄和性别只能大致估算。但在可以入手的资料当中,有关这些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是一致的。当时,德共始终是一个工人的党,尤其是青年工人的党。党员有至少百分之九十是工人阶级,许多作者都同意这一点[17]。斯巴达克同盟与旧的德共(斯)从来没能争取到大量的产业工人阶级(少数地方组织例外),但在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后,几十万党员涌进了统一后的党。在党的各种会议上,与会代表与干部的工人阶级性质,令当时的观察者们为之惊讶[18]。许多党员是技术工人,这一点在五金业更为突出,当时的德共还不像十年后一样,是一个非技术工人与体力雇工的党[19]。女党员的数量比较少,仅占全体党员的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20]。

    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在战争末期与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属于俄国革命与十一月革命的那一代人,而领导他们的则是上一代人[21]。拉狄克就此写道:

<blockquote>属于德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是被由一战引发的革命吸引而投身政治的。独立社民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不是靠吸收社民党的党员,而是靠吸收新的无产阶级力量。斯巴达克派的几十万人当中,战前的激进派为数极少,他们构成了党的突击队;而大多数人是被革命的雷声惊醒后才投身政治的[22]。</blockquote>

    在涉及干部与领袖的时候,这段话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纠正。担任领导岗位的是经验最丰富(因此年龄也最老)的活动家。几个面积较大的地区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年龄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23]。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当中,只有少数人年龄超过四十岁,比如西里西亚地委的政治部主任奥尔斯纳[24]当时就是四十三岁,中莱茵兰地委的政治部主任、左派的一位领导人艾普斯坦[25]当时四十五岁,南方局的组织部主任雅可布·施勒尔当时四十四岁[26]。其他大都是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工人,比如建筑工人西维尔特[27],在一九二〇年他领导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的时候,他才三十三岁,铁匠莱斯曼(Reissmann)和家具木匠格鲁贝[28]在担任区委领导时分别只有三十六岁和三十岁。这三人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参加了工会或社民党,在一战爆发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七年的斗争经验了[29]。

    到了一九二二年,出现了更年轻的地委领导人。符腾堡地委的政治书记汉斯·蒂泰尔当时才二十八岁,负责普法尔茨地委的汉斯·韦伯[30]战前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他当上地委书记时才二十七岁。曾与莱希皮奇和科比斯(他们俩因参加水兵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一七年遇害)一起战斗的维利·萨赫泽在担任哈勒—梅塞堡地委书记时才二十六岁,萨克森的沃尔克[31]才二十六岁,曾参加过水兵起义的沃尔韦伯[32]才二十四岁。比他们更年轻的人就很少了,但也不是没有。豪森[33]担任劳西茨(Lausitz)地区党组织书记时年仅二十二岁,杜塞尔多夫的党组织领导人弗格尔(Fugger)才二十五岁,而共产党在路德维希港的代言人赫伯特·穆勒[34]才二十二岁[35]。

    一九二三年一月选出的中央局有二十人,四个月后又扩大为二十四人[36]。其中十四人是体力工人、五金工人、建筑工人、印刷工人,三人是办公室职员或绘图员,只有七人是记者或任职时间超过五年的党务工作者——即便如此,这也已经比地委和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中的记者和党务工作者的比例要高了。此外,这些非工人的领导人,代表着不同的几代人。年龄最大的克拉拉·蔡特金六十六岁;她是联系着英雄时代的社民党的纽带。除了她之外,年过不惑之年的就只有四十七岁的皮克、四十三岁的雷梅勒、四十二岁的布兰德勒和四十一岁的盖施克。后三人当中,当全职干部时间最久的也只有三年。有四位中央局委员的年龄小于三十岁:卡尔·贝克与瓦尔特·乌布利希[37]是二十九岁,路特·费舍与汉斯·菲弗尔是二十八岁。其他人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一九二二年,德共开始恢复元气,大量非常年轻的干部开始涌现,尤其是在地下工作与报刊工作中。一些重要岗位交给了非常年轻的人。军事机关的训练任务交给了一九〇〇年出生的奥托·布劳恩[38],而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奇本贝格尔[39]也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同样的还有海因茨·诺伊曼[40],他十八岁入党,第二年就进入了《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二十一岁就当上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委书记,并定期为《国际新闻通讯》撰稿,他在狱中学会了俄语,因此他还在地下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肖雷姆[41]二十六岁就当上了《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七岁时担任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组织部主任。埃里希·豪森十八岁时当了电气安装工,同年参加德共(斯),二十一岁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二十二岁时当上了劳西茨地委书记[42]。

    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党报的领导人是非常年轻的。在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个党报的主编超过四十岁。海因里希·许斯金德[43]二十八岁时,已经当了两年《红旗报》主编。阿道夫·恩德[44]当上爱尔福特的《红色回声报》(Rote Echo)主编时才二十四岁,《东方回声报》(Echo des Ostens)的主编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n)与《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timme)的主编伯恩哈德·莫伊涅(Bernhard Meune)都只有二十二岁[45]。

    中央局是德共真正的领导机关,它的委员们年纪自然要大一些,但也很年轻,在这方面能与它相比的也就只有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46]或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47]。不过,他们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德国工人运动及其革命派的历史传统。大多数中央局委员都有过在社民党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多年工作的经验。他们几乎全都在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参加激进运动的。二十四名中央局委员当中有二十二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另外两人——路特·费舍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分别参加了奥地利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

    参加过战前的社会民主党的“老革命”当中,有十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派,有五人在一战期间参加了不莱梅和汉堡的革命派小组。只参加过青年运动的仅有一人,有九人来自左派独立社民党。我们还会发现,在中央局之外,中央委员会、区党委、书记处当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属于左派,都是随着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参加激进运动时年龄稍大了一些: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和卡尔·科尔施都是在一战结束时参加独立社民党的,当时他们分别是二十六岁、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和三十三岁[48]。他们代表了德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厌恶战争,参加了有组织工人的阵营。但他们并没有构成党的心脏。

<h3>德共的组织结构</h3>

    德共与布尔什维克党一样,要求党员作出大量的牺牲,首先是较高的党费:在一九一九年,女党员和青年党员最少要缴纳十五芬尼,其他党员要缴纳三十芬尼。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党费提高到了四马克,而到了九月就涨到了十五马克。共产党工人上缴的党费,相当于他每工作一周,就要把一小时的劳动所得献给党[49],这几乎是社民党或独立社民党的党费的三倍。党费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还会随着党员的收入增加而迅速增加。我们还得算上由各种中层组织制定的捐款,还有各项特殊党费,这些特殊党费都是在政治运动期间征收的,原则上由党员自愿缴纳。

    我们可以认为,党对党员提出的各种财政上的要求,正是党之所以巩固的原因之一,它赶跑了那些浅尝辄止和朝三暮四的人,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当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时,它也给发展党员造成了困难。费舍就提到过这种情况:在那几年里,上缴党费的党员数量总是比实际党员数量要少,因为经常有人拖欠党费。

    在组织与党内运作方面,德共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第一个把新老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党。它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但摈弃了社民党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实行的按照选区设立基层组织的做法。在一九二〇年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树立起了一套组织原则,建设了比德共(斯)或独立社民党更为紧密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不是按照选区设立,而是按照经济体设立。党的基本单位叫地方党组(Ortsgruppe),地方党组大体上与工厂党组(Betriebsfraktionen)是一致的[50]。一九二一年的三月行动暴露出了党的不少弱点,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党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对自己的组织进行了重大调整。每个大城镇的地方党组下设区支部,区支部下设分支部,分支部再分为若干个“十人队”(Zehnergruppen),每队有十到二十人。特别需要注意是,在工厂中,党代表((Vertrauensmann)或工厂党委(Fabrikausschuss)是由负责领导工厂党组的工作的党员选举产生的。因此,每个党员都同时隶属于两种基层组织——“十人队”与工厂党组[51]。

    基层组织的领导人通过两类选举产生。区支部领导人由工厂党代表选举产生,地方党组执行委员会一半的委员也是由工厂代表会选举出来的,另一半则是由当地积极分子(包括各种“十人队”的所有党员)的全体大会选举产生。这样产生出来的地方党组的执委会要接受各方面的审议,执委会的人选也要考虑到工厂党组、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妇女组织、合作社等)中的党组的表决结果[52]。尽管党组中的积极党员身负双重委托,但一九二二年的党领导层依然认为工厂中的工作还是组织得不够充分,并实行了多种措施,试图以工厂中的基层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整个党组织。一九二三年初,中央局成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系统地组织工厂工作,由瓦尔特·乌布利希负责该部门[53]。

    几个地方党组组成区委员会(Unterbezirk),几个区委会再组成地区委员会(Bezirk),党在一九二二年有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54]。为了克服地委众多、工作不够集中的缺点,党还设立了地方局(Oberbezirk),统辖若干地委[55]。各级干部,无论是特定情况下当选的,还是在某一段时间内负责工作的,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当选出他们的机关(无论是委员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党代会)要求召回他们时,他们都必须服从。

    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党上下都要开展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讨论中,各种不同的流派都要相互交锋,并同时提出自己的纲领与候选人。他们享有非常广泛的自由,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算他们在某个地方党组里面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也可以在地方党组的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56]。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chuss)负责领导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的。一些中央委员会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出,他们必须住在党的领导机关常驻地,中央局就是由他们组成的。其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则是先由各地委提名、然后再经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这些中央委员会委员既要代表整个党,同时又要代表提名自己的地委。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仍然保留了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原则中的一些联邦制的特色。党的工作人员和代表,无论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密切依靠选出他们的单位,这些单位有权召回他们;除了中央委员会之外,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执行部门占据多数席位[57]。全职干部和党员在会上热烈讨论重大政治问题的做法,是党的特色,这与斯巴达克派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在一九二〇年,中央局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想通过建立更合理的组织(首先是一个真正专业的机关),进一步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它仿效俄国党最近的做法,把自己分成了两个工作部门——政治局(Polbüro)与组织局(Orgbüro),为了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保持协调一致,政治局派一人参加组织局,组织局也派一人参加政治局[58]。在一九二二年,负责领导政治局的是恩斯特·麦尔,负责领导组织局的是威廉·皮克[59]。他们每周开三次会[60]。中央局以各种专职部门(Abteilungen)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技术机关,并把最优秀的活动家派去这些部门,比如领导妇女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玛尔塔·阿伦泽,领导少年儿童政治工作部门的就是埃德温·亨勒[61];负责地方政府事务部门的是伊万·卡茨[62],负责合作社部门的是卡尔·比特尔[63],负责农村工作部门的是海因里希·劳[64]。其他机关虽然不叫“部门”,但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教育机关由老革命赫尔曼·敦克尔负责;党的出版机关(它的后继者就是著名的宣传鼓动部)由亚历山大(又名爱德华·路德维希[65])负责;法律事务处则以菲利克斯·哈勒[66]博士为首[67]。

    当时最重要的部门是工会工作部(Gewerkschaftsabteilung)。针对工会工作的每个领域,工会工作部都设有相应的处室,由各个领域最有经验的工人来领导。他们证明了自己能胜任群众的领袖,现在他们变成了专家。工会工作部起初由里哈尔德·穆勒、马尔赞与诺伊曼领导,后来由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奥古斯特·恩德勒[68]领导。来自斯图加特的梅尔赫尔领导五金工人处,来自开姆尼茨的巴赫曼负责建筑工人处[69]。各个处按照中央局的指示,以工会工作部的名义向各自负责的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下达指令[70]。

    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局建立起了一个由脱产的专职工作者组成的机关。德共在一九二一年有二百二十三名全职干部,其中九十六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二十七人是“技术”干部;在一九二二年有二百三十名全职干部,其中五十三人是“政治”干部,一百七十七人是“技术”干部[71]。组成这个机关的人,其出身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些人是年纪较大、经验较多的活动家,他们负责政治事务,而那些不太出名、年纪较轻、头脑灵活或勤劳能干的人,则主要负责技术性事务,不过这些事务往往也兼具政治意义。恩德勒、亨勒、梅尔赫尔与巴赫曼等人都是有着至少十年政治斗争与产业斗争的经验的老革命,但从这时开始,我们必须关注他们身边那些名气不大的全职技术人员在机关走廊上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人有列奥·弗利格[72],他曾担任过青年团领导[73];有凯特·波尔[74],她和弗利格斗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秘书[75];有弗里茨·海尔曼[76],他是中央局秘书,也曾当过青年团领导[77];这里还要再提到海因茨·诺伊曼一回,他既要参加报刊的编辑工作,同时还要负责秘密机关的工作[78]。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叶莲娜·斯塔索娃从一九二一年起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她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化名“莉季亚·利普尼茨卡亚”(Lydia Lipnitskaya)来到德国,通过政策婚姻取得了德国国籍,改名为“莉季亚·威廉”(Lydia Wilhelm),又化名“赫尔塔”(Herta)在中央组织局工作[79]。斯巴达克派时期的“巡回宣传员”(Wanderredner)传统,在这个时期结束了。“巡回宣传员”与新的“特派员”制度结合了起来,中央局根据需要,把特派员派到各个地委去,担任自己的代表[80]。

<h3>一个正在形成的传统</h3>

    老社民党创造了一个“党社会”,它有自己的仪式、节日、历法,甚至还有自己的圣歌,而新生的共产党必须面对老社民党的“党社会”。它不能让自己显得像个缺乏传统的党,为了给自己营造出一种氛围,提高自己的威信,为自己塑造出一种思考习惯与感觉方式,它必须要有一个能做到这些事情的机关。德共(斯)与左派独立社民党一合并,就在保尔·列维的一再坚持下,朝这个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

    德共有自己的典礼。每年它都要组织大型示威游行,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遇害,他们俩现在被合称为“卡尔与罗莎”。示威者高举着他们“烈士”的巨幅画像——由凯特·柯尔维茨[81]创作的著名画像,画面上是就义时的李卜克内西,头上裹着染血的绷带——当领头人呼喊口号后,他们便连呼三声“Hoch”(“起来!”)或“Nieder”(“打倒!”),然后合唱《烈士之歌》。五一节、重大的“国际日”、三月的妇女节和九月的青年节都是需要精心准备与表演的节日。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周”。共产党模仿和延续了许多社民党的传统,比如党员彼此称呼“同志”(Genosse)的做法,在两党都很流行。

    革命歌曲,无论是哀歌、进行曲还是战歌,都在这种传统中有着重要地位,同样重要的还有合唱团与剧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歌曲,由群众创作的革命歌曲,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特色,这个特色被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德共从中获益良多。游行和集会都以歌曲开始,又以歌曲结束,游行与集会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有高水平的合唱团在引导和支持群众的歌声,这些合唱团是由党员和同情者组成的,他们其实就是一支支宣传鼓动队[82]。

    共青团在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二年年底,共青团有三万名年龄在十四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团员,他们以地方团组为基础组织,从十一月起,在有条件的工厂里也会组建工厂团组;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领导机关、自己的地区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83]。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企图成为一个青年人的组织、一个群众组织,并为青年工人组织了大量的娱乐活动——体育、歌唱、表演、乡村旅行、歌咏与合唱团等。它还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集会和游行,试图把青年工人与失业工人团结起来,把他们培养成战士和党的干部。共青团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观,曼弗雷德·乌雷曼对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共青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做了这样的描绘:

<blockquote>全德各地的男女青年工人在开姆尼茨的大理石宫殿汇聚一堂,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他们展现出了青年人身上燃烧的激情。在装饰华美的大厅里,这个工业城市的工人以嘹亮的战歌和招展的红旗,迎接了远道而来的与会代表。开姆尼茨共青团组织的合唱团演唱了《阿伊达》[84]中的凯旋进行曲、《罗伯斯庇尔序曲》[85]、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和红军战士誓言后,全场齐唱《国际歌》……与会代表们高唱《赤卫队进行曲》,迎接了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86]。</blockquote>

    共青团既是党的小学,又是党的中学。它招收青少年,有时甚至还会招收儿童,在它的行列当中,青年人开始练习自己的领导能力。年满十六岁的工人或中学生即可加入共青团,有时只要年满十五岁就能加入了,比如阿尔伯特·诺登[87]就是十五岁入团的。负责领导地方团组或地区团委的是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建筑工人弗里茨·格洛塞[88]在担任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团委书记时年仅十七岁。五金工人黑比希[89]担任法兰克福共青团组织干部时年仅十八岁。中学生弗兰茨·罗特尔(Franz Rotter,又叫克劳泽[Krause])担任巴登地委书记时才十七岁[90]。

    这个体制使党能发掘出年轻的人才。有能力的青年工人可以在共青团中迅速上升,在担任领导职务时接受领导能力的培训,而这是“成年人”的组织所不能很快提供的。青年工具技工安东·塞夫科夫[91]十七岁参加共青团,十九岁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机关,二十一岁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二年,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几乎全都换上了新人。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接受过维利·明岑贝格的教育的一代人——当时他们是二十至三十岁)——进入了党的队伍,担任起了重要职务。海尔曼、奥托·昂格[92]与列奥·弗利格就属于这一批人。新一代人接手了共青团的全国领导机关。弗里茨·盖布勒[93]担任了共青团主席,一九二三年五月调职,当时他才二十六岁;他的后任海因茨·皮茨(Heinz Pütz)才二十五岁。康拉德·布伦克勒[94]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共青团书记。一位左派成员赫尔曼·雅科布斯(Hermann Jakobs)在一九二二年担任了《青年近卫军》(Die Junge Garde)编辑,当时他才二十一岁[95]。共青团的人数要比党员少很多,但它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h3>党的影响力</h3>

    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可不好估计。选举中的投票数量只能让我们得知党员与投共产党的票的选民的比例,在某些地区,这个比例为1:2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1:40。但要弄清楚党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就要了解投票的数量、共产党在工厂代表会的选举与各级工会的选举中的得票率。

    报刊是党用来树立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报刊的印量可以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但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却在这方面造成了很多困难。一九二二年,《红旗报》的订户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它的印量翻了一番,但与此同时,它却出现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赤字[96]。党总共掌管着三十八家日报(其中十七家是某种报纸的地方版),共有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二十六名订户[97]。这些报纸全都是由党的中央通讯社供稿的,它们都会发表同样的社论,使用同样的投递路线。党的理论期刊《国际》(Die Internationale)仅有三千名订户。针对工会党团发行的《共产主义工会活动家》(Der Kommunistische Gerwerkschafter)印量为三万八千份,针对妇女发行的周刊《共产主义妇女》(Die Kommunistin)印量为二万九千份,针对农民的报纸《铁犁》(Der Pflug)印量为五千份(该报于一九二二年停刊),研讨市政事务的刊物《公社》(Kommune)印量为四千五百份。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少年无产者》(Das proletarische Kind)与为青少年创办的杂志《青年同志》(Der Junge Genosse)的印量总共是三万份,《青年同志》与《青年近卫军》的读者群体并不一样,后者是共青团的鼓动刊物[98]。

    党的影响力也源自它在各级议会选举中当选的议员。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他拒绝放弃自己的国会议员席位,随他而去的十二名共产党国会议员也拒绝放弃席位,结果德共现在仅剩下了十四位国会议员。但德共的国会议员大多是在德共(斯)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合并以前,依靠独立社民党的选票当选的,原则上他们代表的是独立社民党[99]。德共在各邦议会中有六十六名邦议员,在四百二十个市镇中有一万〇一十四名市议员。德共在八十个市镇的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镇的议会中是最大党[100]。当选的各级议员都要严格服从严厉的党团纪律,这种纪律是符合纯粹的社民党传统的。议员既要在各级议会内通过发言来进行宣传鼓动,同时还要尽量劝说那些愿意听他们发言的工人,争取他们支持党。

    德共在工会中的力量不断增长。它在那些尚未参加全德工联的工会中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比如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Union der Hand- und Kopfarbeiter),在一九一九年的鲁尔工潮中,德国自由工人联盟(Frei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诞生了,一九二一年九月,自由工人联盟盖尔森基兴分会与一个较小的工会——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合会合并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在一九二二年,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有大约八万名会员,主要集中在鲁尔和上西里西亚,并试图同全德工联进行联合行动。尽管这个工会受到了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它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基本上遵循了党的路线[101]。一九二二年它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轮船木匠工会把同德共与共产国际保持有机的联系写进了自己的章程[102]。在各港口和码头成立的海员工会也是一个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的“红色”工会,它由共产党员瓦尔特[103]领导[104]。除了这些组织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部分工人是同他们的领袖一起被开除出“自由”联合会的,这些工人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追随着巴赫曼、布兰德勒与赫克特的六千名萨克森建筑工人[105]。

    更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取得的进展。尽管改良主义工会在选举中实行了一整套办法,尽量让亲社民党多数派的代表当选,但共产党人还是组织起了相当多的革命少数派,通过这些派别的活动,共产党在所有工会的代表大会上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一九二二年的全德工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有九十名代表是共产党人,其中又有四十八人是五金工人[106]。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围绕着《公开信》而开展的活动,以及三月行动之后,共产党开除了一大批人,但它在各大工会中依然有着很强的力量[107]。铁路工会代表大会的二百一十六名代表中,有四十六人是共产党员;运输工会代表大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三十五人是共产党员;地方政府公务员工会的三百〇五名代表中有四十一人是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此[108]。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委员会中占绝对多数,其中有些是工人阶级的重要中心,比如雷姆沙伊德、索林根和哈瑙等地[109]。在工会中担任工厂及工厂以上的干部职务的共产党人有四百人,他们控制了九百九十七个工会组织[110],包括五金工会的斯图加特、哈瑙和弗里德里希港分会[111]。

    共产党人在人数上明显居于少数,但他们对改良主义领袖发起了挑战,成了工会的政治领导的候补。他们的活动富有战斗性,并不局限于体力劳动者的范围。他们也在教师当中开展工作,有些人在正式的工会里工作,也有些人按照当地的情况,在某个独立工会的分会中工作。他们把小学和中学教师发展成了党员,甚至还招募到了大学讲师[112]——最出名的是哲学家卡尔·柯尔施与古代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113]——他们对大学助教、讲师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并从中发展了一些人担任党的全职干部,当过兵的里哈尔德·佐尔格[114]就是这些人之一[115]。付出极大的努力后,他们终于成功地在大学生圈子当中开展了政治工作,并建立起了支部——共产主义大学生党团(Kommunistische Studenten Fraktion,简称Kostufra),大学生党团也为共青团和德共提供了不少干部[116]。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全体会议也经常召开。一九二一年起,为了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中央举办了两次培训班,一次开了三个月,另一次开了一个月。学员共有七十四人,都是由各地委推荐入学的。此外还有七个“积极分子班”,并有四位流动讲师为十六个地委组织模拟课程,这些地委条件不足,无法给自己提供讲师[117]。一九二三年,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耶拿举办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中央委员会选派的三十二名久经考验的学员,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十四名活动家[118]。

    我们对德共的影响力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中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除了党员之外,很少有人读党报。这种现象在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特别显著,党在当地有五万二千名党员和九家日报,而这九家党报的总发行量不超过六万四千份[119]。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这个缺点。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党定期散发“中央”的传单,但由于这些传单是免费发放的非卖品,所以很难衡量人们对它们作何反应。一九二二年全年共发行了十三种与党的活动相关的传单,印量分两类:一类一百四十万,另一类四百万。一九二二年九月,由于纸价飞涨,党不得不减少印量,将两类印量下调至五十万和一百四十万[120]。散发出去的每一张传单并不一定都会被人们认真阅读,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觉得这些数字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确实应该承认,共产党的书面宣传仅能对德国工人的很少一部分产生影响。传单和报刊与其说是进行鼓动和一般宣传的工具,不如说是用来组织党员和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同情者的手段。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党员的教育与培训。一年当中接受过党中央培训班教育的党员人数少得不像话——二十五万党员中仅有区区七十四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产党员理应对党的理论感兴趣,可是党的理论刊物却乏人问津,仅有百分之一的党员订阅了理论刊物。当然,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占有绝对优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也证明了某些时候党的领袖吞吞吐吐地承认的一种情况:只有极少数接受过政治教育的干部才能理解和参加理论水平较高的争论,绝大多数党员对理论讨论兴趣缺缺,在党内辩论中,他们只是简单地追随那些在日常斗争中组织和领导他们的当地“首长”的意见[121]。

    尽管如此,德共仍是世界第二大共产党,党员人数仅次于俄共(布),但它的党员在工人阶级当中却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个与外界界限分明而又活动积极的少数派,似乎只有在他们有能力组织或领导工会斗争的地方,他们才能对参加了政治组织的工人施加广泛的影响力。这样的做法是很依赖个人的;在日常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党的影响力才能为人所知,这要比到处宣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效果要显著得多;布尔什维克的例子,表明这需要培养大量的工人阶级干部。从这个观点来看,统一战线策略是一个进步因素,它甚至代表了一种质变,能让共产党活动家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骨干,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会对各种事件都能提出聪明的看法的观察家,或是看似对其他政治潮流都能评论得头头是道的批评家。

    残余的独立社民党回归了“老党”社民党[122],这在许多方面都对德共是不利的,但只要独立社民党人惯于同共产党合作,并且不会系统地反对共产党的话,那对共产党来说还是有利的。在重新统一后的社民党内,独立社民党人是与社民党工人群众相连的纽带。他们还能帮助推动成立统一战线,只有通过在德共党外的组织干部的工作,才有可能迈出走向统一战线的头几步。其实,只有在社民党内存在一个认真的左翼,共产党新近提出的中心口号“工人政府”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123]。

[1]摘自布兰德勒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12月13日—14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9期,1922年12月23日,第753页。


[2]《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3]《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第642—647页。

[4]《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5]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1928年8月23日——),德国历史学家,1945年参加德共,1947年至1949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党校就读,后来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西德地区的刊物主编,1951年被昂纳克免职,1955年参加社民党。主要研究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译者注

[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8—394页。

[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71页。

[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62。

[1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3页。

[11]同上,第624页。

[12]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83页和第390页上给出的党员人数是:北巴伐利亚有4500人,南巴伐利亚有2369人。另请参阅《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1期,1923年5月23日,第401页。

[13]其中包括下莱茵兰的16389人、中莱茵兰的4431人、鲁尔的18523人(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72、374、380页)。

[14]具体数字分别是29273人、19432人、23263人与23263人,最后两个数字居然一样,确实有点奇怪(同上,第369—374页)。

[15]同上,第369—371页。

[16]这些比例是根据韦伯的数据算出来的。

[17]季诺维也夫说过:“大约99%(的德共党员)是工人。”(《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3页)。

[18]罗贝尔·卢松(Robert Louzon)在1923年4月28日的《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写道:“ 不久前我在埃森出席了一个共产党党代表(法语原文为hommes de confiance,意思为“党信得过的人”,可能就是前文提到过的Vertrauensmänner。——中译者注)的会议。有大约一百人出席了会议,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几小时前刚离开工厂的。而在法国,即使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支部书记与司库们的会议也从未表现出如此的工人阶级性质。”

[19]韦伯对1924年的党做了一番研究后,得出了下面这个统计表,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比例在干部当中最高(《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技术工人:                     49%
非技术工人:                   11%
办公室职员:                   10%
农民与日工(day labourer):  5.5%
知识分子:                    9.5%
教师:                          4%
全职干部与记者:                4%
技术员:                      1.5%
家庭主妇:                    3.5%

韦伯还提供了120位干部的家庭出身,据此可得下表:

工人子弟:      48%
办公室职员子弟:15%
农民子弟:      12%
工匠子弟:     8.5%
知识分子子弟: 4.5%
资产阶级子弟:  10%
其他:           2%

[20]但是,由于卢森堡过去所发挥的作用、费舍当时所发挥的作用还有蔡特金所享受的特殊地位,让人以为与其他共产党相比,德共是一个女性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党。其实,尽管有一些女性(萝茜·沃尔夫施泰因、伊姆加德·拉施、玛尔塔·阿伦泽)在中央机关工作,但在1923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仅有一位妇女,她就是担任地委政治书记的爱尔娜·哈尔贝。

伊姆加德·拉施(Imgard Rasch,1895年4月28日——1985年9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8年11月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同年年底参与了德共(斯)的成立,1919年开始在德共(斯)机关工作,1929年被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一起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4年11月随社工党一起参加社民党。——中译者注

爱尔娜·哈尔贝(Erna Halbe,1892年6月30日——1983年5月18日),本名爱尔娜·露易丝·玛格丽塔·郎(Erna Louise Margaretha Lang),娘家姓德穆特(Demuth),1910年起开始参加社民党的政治活动,1918年十一月革命中当选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汉堡建立了德共(斯)的组织,1922年担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的政治书记,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一起参加了社工党,1934年流亡国外,1950年返回西德后参加了社民党。——中译者注

[21]韦伯对252位干部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24年,较早参加政治活动的人,要比其余大多数人担任着更为重要的职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43页):

参加工人运动的时间:

1900年以前:                     8%
1900—1905年:                   9%
1906—1916年:                  44%
共计:                          61%

1917—1920年间参加过独立社民党: 21%
参加过德共(斯):               15%
1920年以后:                     2%
共计:                           39%

总共有62%的干部是随着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统一共产党的,而33%的干部来自德共(斯)。来自德共(斯)的33%的干部当中,有16%是在一战期间由斯巴达克派组织起来的,5%是由左翼激进派组织起来的。12%是在德共(斯)成立时或成立后参加德共(斯)的。

[22]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群众行动的革命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第15—16页。

[23]这方面的例子有恩斯特·麦尔、施特克尔、达雷姆、菲利克斯·施密特、卡尔·舒尔茨等人(他们在1922年时年龄分别为35岁、31岁、30岁、37岁、38岁——中译者注)。

[24]阿尔弗雷德·弗兰茨·奥尔斯纳(Alfred Franz Oelßner,1879年8月30日——1962年6月13日),出身于装订工家庭,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苏维埃运动。1919年至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0年年底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德共。后曾任哈勒—梅塞堡党组织书记、西里西亚地委书记。1924年被判处五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纳粹上台后曾短暂被捕,后暂时脱离政治。战后重新参加德共,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要职,1954年退休。他是弗雷德·奥尔斯纳的父亲。——中译者注

[25]欧根·艾普斯坦(Eugen Eppstein,1878年6月25日——1943年3月?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在鲁尔地区组织了斯巴达克派组织,1918年参加德共,1920年起担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因坚决支持费舍—马斯洛夫左翼集团,被达雷姆接替,1923年2月再次当选,被中央局解职。1923年10月再次当选。1924年任西北地委书记。后参加左翼反对派,1928年退党,参加了列宁同盟。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盖世太保逮捕,1943年3月4日被运往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后下落不明,很可能被运到马伊达内克后即遭杀害。

[2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39页、第277页。

[27]罗伯特·西维尔特(Robert Siewert,1887年12月30日——1973年11月2日),出身于木工家庭,当过建筑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工作期间认识了列宁与布兰德勒。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其间秘密为斯巴达克派工作,回国后参加了德共(斯)。1921年和1923年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因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在《工人政治》编辑部工作。纳粹上台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重新参加了德共。二战后在民主德国曾担任过一些职务,1950年在对前德共(反对派)成员的镇压中被解职,1951年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在非斯大林化时期获平反。——中译者注

[28]恩斯特·格鲁贝(Ernst Grube,1890年1月22日——1945年4月17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7年、1929年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普鲁士邦议员和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出狱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29]汉·约·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Um die Einheitsfront und eine Arbeiterregierung.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东柏林,1963年,第88—92页。

[30]汉斯·韦伯(Hans 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1913年参加青年工人运动,1914年反对社民党的支持战争的政策,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1]卡尔·沃尔克(Karl Volk,1896年4月1日——1961年3月?日),又名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Volk)或罗伯特·林特尔(Robert Rintel),出身于加利西亚的若夫克瓦(Жовква,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21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年底前往德国,担任德共的全职干部,1923年至24年任下萨克森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1924年返回德国。原先属于左翼,后参加“调和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8年脱党,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1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2]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 Wollweber,1898年10月29日——1967年5月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1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黑森—卡塞尔地委书记。1924年被捕,1926年获释,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领导地下党组织,1940年前往瑞典工作,被瑞典政府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44年被驱逐到苏联。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3年2月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迫辞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1958年被指控犯有反党罪行,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67年于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33]埃里希·豪森(Erich Hausen,1900年2月5日——1973年12月1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随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劳西茨区党组织书记。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获大赦。在党内属于右翼,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4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1941年流亡美国,197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逝世。——中译者注

[34]赫伯特·穆勒(Herbert Müller,1900年9月13日——1994年11月24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担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9年当选为路德维希港市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国际纵队工作。1938年返回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后曾一度德共在西方占领区的党组织,1949年参加社民党。——中译者注

[35]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8页、第154页、第267页、第324页、第332页、第337页、第348页。

[36]1923年1月28日—2月1日,德国共产党在莱比锡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局共有二十人:卡尔·贝克、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胡戈·埃贝莱因、阿图尔·埃维特、保尔·弗勒利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埃德温·亨勒、奥古斯特·克莱涅、威廉·科嫩、鲁道夫·林道、汉斯·菲弗尔、威廉·皮克、赫尔曼·雷梅勒、菲利克斯·施密特、格奥尔格·舒曼、瓦尔特·施特克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瓦尔特·乌布利希、雅可布·瓦尔赫尔与克拉拉·蔡特金。在5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有四人被选入中央局:路特·费舍、奥托·盖施克、阿图尔·柯尼希与恩斯特·台尔曼。(《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写,孙魁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卷,第143页、第147页)——中译者注

[37]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希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中译者注

[38]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中文名李德,又名华夫。生于慕尼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曾就读于师范学院,1917年应征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22、1926年两次被捕,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32年,里哈尔德·佐尔格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请求共产国际派遣两位交通员携重金前往上海,其中之一就是布劳恩。完成送款任务后,布劳恩继续留在上海,并认识了博古。1933年,布劳恩应博古的邀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他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一定责任。1934年至1936年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1939年返回苏联,先后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从事教学与翻译工作。——中译者注

[39]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1989年1月15日——1937年10月3日),当过银行职员,也曾为多家外国报纸当过通信员。一战期间曾当过军官,多次负伤。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担任党的地下军事机关领导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堡起义失败流亡莫斯科,1924年返回德国参加地下工作,组织德共的军事机关。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活动。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40]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1902年7月6日——1937年11月26日),曾译“牛曼”。出身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曾坐牢半年,其间学会了俄语。1922年认识了斯大林,此后直到1932年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M机关与Z队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后担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维萨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一同组织了广州起义。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在维托夫(Wittof)事件中是少数支持台尔曼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41]维尔纳·肖雷姆(Werner 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工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的组织部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极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纳粹上台后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42]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4—155页、第181—182页、第233页、第285—286页。

[43]海因里希·许斯金德(Heinrich Süßkind,1895年10月30日——1937年10月3日),曾用化名“海因里希”和“库尔特”,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教士家庭,曾在维也纳求学,1918年进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学习历史,同时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因被德国政府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转入地下。后来开始为《红旗报》工作,1921年12月担任《红旗报》总编,入选中央局。后被驱逐出境,1922年和1923年留在俄国,1923年春返回德国,重新担任《红旗报》总编,6月时被塔尔海默接任。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先后参加左派和台尔曼派,1928年时是调和派,做了“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流亡苏联,1936年被捕,1937年含冤遇害。——中译者注

[44]阿道夫·恩德(Adolf Ende,1899年4月6日——1951年1月15日),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5年返回德国,在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刊物工作,1951年蒙冤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45]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08页、第167页、第218页、第314页。

[46]“山岳派”(Montagnard)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激进派集团,因该派议员在开会时坐在较高的座位上而得名。山岳派的基本盘是小资产阶级与无套裤汉,并与雅各宾派关系密切。吉伦特派被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群众起义推翻后,山岳派支配了国民公会,并在救国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而在1793∼1794年间,该委员会实际上统治了法国。——中译者注

[47]皮·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Le Parti Bolchevique),巴黎,1963年,第90页。

[48]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92页、第213页、第262页、第329页。

[49]1922年5月15日—16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红旗报》,1922年5月17日。

[50]海·布兰德勒,《党的组织》(Die Organisation der Partei),《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国际》,第26期,1920年12月1日,第33—37页。

[51]中央局关于组织问题的通知,《红旗报》,1921年6月1日。

[52]同上。

[53]《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7/2卷,第2部,第329—330页。

[54]这二十七个地区委员会是:柏林—勃兰登堡、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但泽(East Prussia-Danzig)、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东萨克森、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西萨克森、哈勒—梅泽堡、马格德堡—安哈尔特(Magdeburg-Anhalt)、图林根、下萨克森、梅克伦堡、瓦塞尔坎特、西北、东威斯特伐利亚、西威斯特伐利亚、下莱茵兰、中莱茵兰、黑森—卡塞尔、黑森—法兰克福、普法尔茨、巴登、符腾堡、北巴伐利亚与南巴伐利亚。

[55]《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56]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弗里斯兰德于1922年1月进行的“巡回演讲”。

[57]《红旗报》,1920年12月4日。

[58]同上。

[59]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69页。

[60]同上,第306页,n.8。

[6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奇怪的是,费舍的说法是“另一个由埃德文·赫恩累(即‘埃德温·亨勒’——中译者注)领导的新部,负责专门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查阅法语版《1917—1923年德国革命》,也是说亨勒当时负责在少年儿童中的政治工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出入,原因不得而知。——中译者注

[62]伊万·卡茨(Iwan Katz,1889年2月1日——1956年9月20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当过一年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负责领导中央局地方事务工作部,支持左派。192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5年组织了极左反对派,1926年1月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后获释,1940年再次被捕,后越狱,1944年被捕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释。战后重新参加了德共与统一社会党,1948年退出统一社会党。1950年曾参加过一个“铁托派”政党——德国独立工党(Unabhängig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56年在意大利提奇诺(Ticino)病逝。

[63]卡尔·比特尔(Karl Bittel,1892年6月22日——1969年4月18日),出身于银行职员家庭。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卡尔斯鲁厄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担任合作社部门领导。1923年至1927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返回德国,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在民主德国任教。——中译者注

[64]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劳(Heinrich Gottlob Rau,1899年4月2日——1961年3月2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1919年至1920年领导斯图加特党组织。1920年担任中央局农村工作部门领导。担任过《铁犁》(Der Pflug)编辑。在1932年以前一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7年担任国际纵队第11旅政委,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撤往法国后被法国政府拘留,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转交给盖世太保,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二战后曾任民主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等职。

[65]爱德华·路德维希·亚历山大(Eduard Ludwig Alexander,1881年3月14日——1945年3月1日),律师,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1922年领导德共中央局出版机关,负责编辑《红旗报》的经济版。1929年因参加“调和派”被解职,1944年8月被捕,1945年在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遇害。

[66]菲利克斯·哈勒(Felix Halle,1884年5月1日——1937年12月8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担任大学法律教授,同年应蔡特金与多伊米希的邀请,前往苏俄执教。1920年年底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至1926年领导德共的法律事务处。1928年至1930年曾任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法官。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7]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9页、第76页、第100页、第150页、第178页、第253页。

[68]奥古斯特·恩德勒(August Enderle,1887年8月5日——1959年11月2日),机械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与五金工会。1910年担任全职干部。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在五金工会内组织共产党党团,曾出席过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至1923年留在莫斯科,曾向托洛茨基介绍了俄国局势。1928年被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3年流亡瑞典,1945年返回德国后参加了社民党,逝世前一直在工会报刊工作。

[69]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64页、第217页。

[7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05页。

[71]《1921—1922年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921–1922),德共中央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06页,n.8。

[72]列奥·弗利格(Leo Flieg,1893年11月8日——1939年3月15日),本名列奥波尔德(Leopold),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工人家庭,当过贸易公司职员,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在总参谋部当过秘书,后参加斯巴达克派,曾当过约吉希斯的秘书,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成立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Freien Sozialistischen Jugend Deutschlands),并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至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2担任德共中央组织局秘书,1923年起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柏林的联络人,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7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3月被捕,1939年3月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7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21页。

[74]凯特·波尔(Käthe Pohl,1892—1938?),又名卡塔琳娜·拉宾诺维奇(Katarina Rabinovich),原名莉季亚(Lydia),出生于圣彼得堡,与古拉尔斯基一起,用化名在德国活动。1921年曾任德共政治局秘书,与《国际新闻通讯》合作,1923年在鲁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4年支持中派。后来消息不明。

[75]凯特·波尔是奥古斯特·克莱涅的伙伴。韦伯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当代史季刊》,第2期,1968年4月,第185页,n.19)中认为她名叫卡塔琳娜(Katarina),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83页又把她的名字写成莉季亚(Lydia)。

[76]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尔曼(Friedrich Wilhelm Heilmann,1892年3月1日——1963年6月30日),1910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派,参与成立德共(斯),曾任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1922年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1929年至1932年当选为图林根邦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返回德国,在民主德国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77]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57页。

[78]同上,第233页。

[79]勃兰特与洛文塔尔,《恩斯特·罗伊特:为自由而战的一生》,第187页;赫·斯塔索娃,《回忆》(Erinnerungen),《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1期,1969年,第752页。

[80]《红旗报》,1921年6月2日。

[81]凯特·柯尔维茨(Käthe Kollwitz,1867年7月8日——1945年4月22日),又译“凯绥·珂勒惠支”,娘家姓施密特,版画家、雕塑家,曾创作了大量反映劳动与斗争的作品。——中译者注

[82]在共产党的曲目当中,除了各种国际性的歌曲(比如《国际歌》、《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Im Kerker zu Tode gemartert]、《游击队之歌》[Le Chant des Partisans]和《华沙曲》[Warszawianka]——据传《华沙曲》的德语版是卢森堡创作的)之外,还有各种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歌曲,其中有些歌曲也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曲,比如早已名声在外的《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Brüder, zur Sonne,zur Freiheit!),这首歌被译成了法语,取名为《齐步前进,同志们!》(Marchons au pas,camarades!),不过还有一些用老调子填上新词的歌曲,老调子通常来自民歌或军队歌曲,新词则是依照革命斗争的当前阶段而创作的。《一月的一个午夜》(Im Januar um Mitternacht)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的曲调,它描写的是1919年1月围绕《前进报》而开展的斗争;《比克森施泰因之歌》(Büxensteinlied)用了同一首歌的曲调,讲的是围绕着印刷厂的斗争;《起来,去战斗》(Auf, auf zum Kampf)借用了一首在士兵当中的流行歌曲的曲调,讲述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遇害的故事。1920年的鲁尔红军让《很久很久以前》(Schon seit langen, langen Jahren)流行了起来,这首歌并未公开发表,词曲作者均无从查证;同样受鲁尔红军欢迎的歌曲还有《红军》(Die Rote Arme》,它借用了俄国内战时期的一首名曲的曲调,后来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歌曲《我们是维也纳工人》(Wir sind die Arbeiter von Wien)也借用了它的曲调。1921年3月的洛伊纳斗争,是《我们牺牲在洛伊纳》(Bei Leuna sind wir gefallen)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它借用了一首1919年的巴伐利亚流行歌曲的曲调。英格·拉梅尔(Inge Lammel)在《工人歌曲的作用及其重要性》(Zur Rolle und Bedeuting des Arbeiterliedes,《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3期,1962你,第726—742页)中列出了1922年至1923年间德共最著名的两首歌曲,一首叫《来了一支赤卫队》(Es zog ein Rotgardist hinaus),一首叫《来吧,小鼓手》(Auf, junger Tambour, schlage ein),其中一首源自1920年鲁尔的反卡普暴动斗争,一首源自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1923年出了一首歌叫 《这就是赤卫队》(Das ist die Rote Garde),这首歌本是1919年米兰罢工工人的歌曲,经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 Kurella)改编后,成了“无产阶级百人团”的团歌。同年还出了借用了一首士兵歌曲曲调的《各行各业都在挨饿》(Hunger in allen Gassen),以及《赤卫队号召我们》(Die Rote Garde nennt man uns),后者借用了一首1900年前后在工人当中十分流行的老歌的曲调(详情请参阅《斗争中诞生的歌曲》[Das Lied im Kampf geboren]系列中的第8本《红色战士同盟之歌》[Lieder des Rotenkämpferbundes])。

《在狱中受尽折磨而牺牲》改编自俄国革命歌曲《英勇牺牲》(Замучен тяжелой неволей,请勿同《你们已经英勇牺牲》[Вы жертвою пали ]混淆),德语歌词由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创作;

《游击队之歌》是二战期间的法国游击队歌曲,虽然曲调来自一首布尔什维克革命歌曲,但无从查证,疑为《越过高山,跨过平原》之误——《越过高山,跨过平原》(По долинам и по взгорьям)的法语版题为《阿穆尔河游击队之歌》(Chant des partisans de l'Amour);

《兄弟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前进!》改编自俄国革命歌曲《同志们,勇敢地前进》(Смело, товарищи, в ногу),德语版歌词由恩斯特·布什创作;

《红军》与《我们是维也纳工人》借用的是俄国内战时期的名曲《红军最强大》(Белая армия,чёрный барон)的曲调,《红军最强大》的词曲作者分别为巴·格利戈利耶夫(П.Григорьев)与萨·波克拉斯(С.Покрасс)。——中译者注


[83]曼弗雷德·乌雷曼(Manfred Uhlemann),《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Arbeiterjugend gegen Cuno und Poincaré. Das Jahr 1923),东柏林,1960年,第39页。

[84]《阿伊达》(Aïda)是由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作曲、安东尼奥·吉斯兰佐尼(Antonio Ghislanzoni)编剧的四幕歌剧,1871年12月首演。——中译者注

[85]《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序曲》(Ouverture to Maximilian Robespierre)是亨利·利托尔夫(Henry Litolff)创作的交响乐《恐怖时期的最后一天》(Le Dernier Jour de la Terreur,后改名《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序曲。——中译者注

[86]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67—68页。

[87]阿尔伯特·诺登(Albert Norden,1904年12月4日——1982年5月30日),1919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20年参加德共(斯),自1923年起在德共的多家刊物当过编辑,1931年至1933年担任《红旗报》编辑,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6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55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8年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88]弗里茨·格洛塞(Fritz Grosse,1904年2月5日——1957年12月12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20年前往俄国,参加红军,同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了共青团与德共。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西格玛—霍亨施泰因(Siegmar-Hohenstein)区委书记,1923年至1924年任共青团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书记,1925年至1932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1930年至1932年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2年10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主席,1932年至1933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4年潜回国内领导地下工作,同年8月被捕,1945年获释后曾在统一社会党内担任过一些要职。——中译者注

[89]瓦尔特·黑比希(Walter Häbich,1904年10月15日——1934年7月1日),出身于斯图加特一个机械工人家庭,自幼丧父。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3年11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三年监禁,1925年8月获大赦,出狱后曾在共青团和德共担任干部,1928年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8年至1929年曾任共青团主席。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3年9月23日被捕,1934年7月1日在达豪集中营就义。——中译者注

[90]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4页、第147页、第194页、第236页。

[91]安东·艾米尔·赫尔曼·塞夫科夫(Anton Emil Hermann Saefkow,1903年7月22日——1944年9月18日),1920年参加共青团,1929年至1932年领导鲁尔地区的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捕,同年9月18日就义。——中译者注

[92]奥托·昂格(Otto Unger,1893年5月9日—1938年3月19日),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0年12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德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1926年回国后曾担任瓦塞尔坎特区委组织部主任,参加了调和派。1933年年初被捕,同年10月获释,1934年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93]弗里茨·盖布勒(Fritz Gäbler,1897年1月12日——1974年3月26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战争期间参加地下反战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主席,1924年至1929年曾任多家党报的编辑,1931年当选为图林根邦议会议员,并任东图林根党组织的书记。1933年2月被捕,1934年9月获释后转入地下,1935年再次被捕,1945年解放后曾在民主德国政府和统一社会党机关中担任过一些职务。——中译者注

[94]康拉德·布伦克勒(Conrad Blenkle,1901年12月28日——1943年1月20日),1919年参加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3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24年任共青团主席,同年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5年10月当选为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41年在丹麦组织地下活动时被捕,1943年1月20日就义。——中译者注

[95]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78页、第121页、第130页、第157页、第171页、第250页、第267页、第329页。

[96]每月订阅费月(按月订阅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订阅方式)从一年10马克上涨到了一年300马克(《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7]同上。在《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年鉴(1922—1923)》中,皮克给出的数字是:共有33家报纸,395000个订户。党的主要报纸有《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埃森的《鲁尔回声》(Ruhr-Echo),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开姆尼茨的《战士》(Der Kämpfer)、苏尔的《民意》(Volkswille)、科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Sozialistische Republik)、雷姆沙伊德的《贝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stimme)和形形色色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等。

[9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99]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页。

但费舍书中的说法是“在议会内,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脱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议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中译者注

[10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

[101]拉塞,《德国工人运动史1919—1923》,第22页,n.34。

[102]同上,第98页。

[103]阿尔伯特·保尔·古斯塔夫·瓦尔特(Albert Paul Gustav Walter,1885年9月22日——1980年2月14日),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当选为德国海员联合会(Deutschen Seemannsbundes)主席,同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汉堡市议员,1928年担任国际海员与码头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e der Seeleute und Hafenarbeiter)总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变节投靠纳粹,曾为纳粹做过宣传工作。1948年参加了保守的德意志党(Deutsche Partei),1949年至1957年当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0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6页。

[105]致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23期,1922年10月11日,第2页。

[106]同上。

[107]赫克特写道:“1921年,共产党员即使只参加了一个‘支部’,都会被开除出工会。而今年德国工会代表大会即使不是在法理上,也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党团。”(《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5期,1922年10月4日)。

[108]同上。

[109]某些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工会中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个人很受欢迎,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当地形势所致。卡尔·雷拜因在当选为当地五金工会书记之前,就已经参加了斯巴达克派。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直到1933年为止,在1929年至1933年,他退出了共产党,重新参加了社民党,但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职位。后来他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都尊称他为“城市之父”,他一直连任该市市长,直到去世。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加尔姆在奥芬巴赫也享有同样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位老资格的社民党活动家,他是当地皮革工人的代言人。

海因里希·加尔姆(Heinrich Galm,1895年10月23日——1984年10月30日),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奥芬巴赫地方党组主席,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黑森邦议员,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初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参加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监禁。1954年参加社民党,1956年至1968年当选为荣誉市议员。——中译者注

[110]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0—261页。

[11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54页、第295页。

[112]1924年,奥斯伦德(Ausländer)担任了教师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领导人(同上,第64页)。

弗里茨·奥斯伦德(Fritz Ausländer,1885年11月24日——1943年5月2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战前参加社民党,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关系密切。一战期间参加国际派,参与创立德共(斯),主要在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纳粹上台后曾多次被捕,1943年自杀。——中译者注

[113]同上,第192页、第269页。

[114]里哈尔德·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出身于巴库的一个德国工程师家庭,3岁时随全家返回德国,1914年志愿参军,曾三次负伤。1918年1月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8月在汉堡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曾在亚琛和法兰克福担任教职,并参加了德共的地下军事机关。1924年出席德共七大,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同年前往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随后进入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0年至1932年被派往中国组织情报工作。1932年年底返回苏联,1933年前往德国,打入纳粹党,同年9月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 Zeitung)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组织“拉姆塞”小组,负责对日情报工作。驻日期间获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苏德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1年10月,“拉姆塞”小组被日本特高课破坏,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虽然受尽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11月7日与战友尾崎秀实一起在东京巢鸭监狱英勇就义。1964年11月5日被苏联政府追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中译者注

[115]尼科尔·沙特尔(Nicole Chatel)与阿兰·盖郎(Alain Guérin),《佐尔格同志》(Camarade Sorge),巴黎,1965年,第10页。

[11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71页、第194页、第233页。

[11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1期,1922年10月25日,第624页。莱比锡代表大会经过投票决定,各级党组织都要举办夜校(《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429页)。

[118]格·舒曼,《耶拿共产党培训班》(L’École communiste de Iéna),《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1页。为期两个月的这次培训班有很多课程。经济方面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价值理论、剩余价值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经济形势(战争、危机、社会变革与改良主义者的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历史方面有二十世纪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斗争史、1800年至1914年的工人运动史、德共的成立、共产国际、俄国革命运动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政治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其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夺取政权、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是题为“共产党人的实践”的课程,包括“专业化”、党的组织、工厂委员会与监督委员会、合作社、国会、邦议会、市镇议会、报刊、青年运动等等。学员每周要上30小时的课,每天早上4小时,然后还要分成小组,进行12小时的实践演练。后来由于爆发反库诺政府的罢工,学员们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这次培训班不得不提前中止。

[119]施特克尔,上引著作,第347页。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5月16日的会议上,曾讨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问题(《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120]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6—257页,但费舍的说法是“传单的印额分大小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中译者注

[121]这是党的一个特点,党内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明确地盘;每个地委,无一例外,都把自己同自己的领袖绑在一起。

[122]在1922年9月20日至23日于格腊举行的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上,192名代表中有185人赞成与社民党合并,两党随即于9月24日在纽伦堡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1924年删去了党名中的“统一”两字)。但以累德堡为首的7名代表拒绝同社民党合并,并宣布独立社民党继续存在。不过这个小派别并没有多少影响力,最后于1931年同社工党合并。——中译者注

[123]社民党的这个左翼主要是在萨克森发展起来的。它在茨维考区拥有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主要领导人是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和纺织工人的老领导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95—97页)。六十年代的东德历史学家认为社民党左翼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以蔡格纳、格劳佩和塞德维茨等人为首的“萨克森”左派;以列维和迪斯曼为首的左派;他们认为后者是“假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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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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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三章 工人政府</h2>

    各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一起同资本主义斗争,并建立工人政府——这个号召蕴含着一个思想:可以通过工人政府开创解决政权问题的前景。共产党人知道,尽管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最终目标,但工人政府的口号才是统一战线战略的核心,而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让广大群众接受共产党人的纲领。

    在德国,这个问题是以议会多数派的形式提出来的,这给共产党人的国家理论出了个大难题,而且共产党人传统上又是敌视议会活动的,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几个邦议会里,共产党、独立社民党与社民党的席位加起来,离绝对多数并不远;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三党的席位加起来超过半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共产党要同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合作,它就得把工人统一战线纲领中的要求写入自己的纲领,如果能成立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没有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的话,共产党也不能不支持或不参加这样的政府。列金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后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就被置之不理了,但当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一年实行转折后,它现在又重新出现了。


<h3>纲领草案</h3>

    德共中央局认为,党需要总结过去几年的斗争经验,从中得出一个新纲领,取代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斯巴达克同盟的纲领。为此成立了由布兰德勒、威廉·科嫩、路德维希、蔡特金与塔尔海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纲领[1]。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审议了草案,并以二十四票赞成、二十三票反对获得通过,左派认为这个草案是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投了反对派。党的领袖随后同意将这个草案提交共产国际讨论[2]。

    这个草案宣称,革命与夺取政权已近在眼前:“共产主义不再是预言,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它是现实,它是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它的统治已经开始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就必须以俄国的经验作为指导。十月革命的“所有阶段”都是“政治战略的宝库,是革命能量取之不竭的来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宝贵财富[3]。”

    草案作者认为,当资本主义从前垄断时期发展到当前的帝国主义阶段时,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就停止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就是它指出了社会主义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道路,而它正遭受着野蛮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组成了革命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被剥削者进行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统治。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这是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仅是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来。共产党人要为争取群众而斗争,不能忽视任何一种能接近群众的手段:

<blockquote>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议会、市镇议会和行政机关。它必须想方设法把无产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和合作社)争取过来,把它们从点滴的改良的支持者,改造成为能够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4]。</blockquote>

    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推动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德国建立一个“由苏维埃联合而成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一月起义失败后,形势不允许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提上日程,在这么一个时期当中,共产党人有义务去改变现存的社会力量对比,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创造条件。这就是纲领草案的目的,这个草案采纳了布兰德勒喜欢的一个主意,叫做“过渡口号”,共产党人应该精心制定和推广各种过渡口号,结合广大群众的实际情况,“将这些过渡口号作为一切局部斗争与局部目标的出发点”,“以此来提高群众的觉悟”[5]。纲领草案着重指出:

<blockquote>当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运动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时,他们对资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勾结的工人领袖越来越不满,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准备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此时,工人政府的口号就能成为恰当的手段,通过它可以使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把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运动的水平,使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6]。</blockquote>

    在纲领草案中,除了对工人政府口号的政治解释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过渡要求,这些要求给群众提供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之前,群众应当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贯彻实行这些措施,另外,这些过渡要求也有可能成为工人政府纲领的一部分: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国家要在每个企业当中占多数股份;在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的监督下,对工业实行合作化或托拉斯化;废除一切银行、技术与商业秘密;对粮食实行国家专卖,并在工人的监督下进行口粮分配;在工人监督下,由国家垄断外贸与银行业(这一条主要由银行员工执行)[7]。

    这些措施形成了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它们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它们可能会猛烈促使群众激进化,把群众发动起来,与此同时,它们会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资产阶级有可能会主动发动内战。纲领草案宣称:“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政府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克服自身的矛盾性质,有效地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将国家政权交给工人苏维埃[8]。”

<h3>是深化还是修正?</h3>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就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前不久,德共的领袖们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封信,信中尖锐地向他们提出了工人政府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具体回答。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全德工联提出了按照金马克价格进行征收的要求,德共应该围绕这个要求,大力组织运动,因为这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能把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一个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人政府,可能会把这条要求写进自己的纲领里,所以德共应该把这条要求加进自己对工人政府的展望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如果政府着手解除反革命武装组织的武装,并在工会的监督下重组国防军的话,那么德共就应该做好准备,支持这样一个政府[9]。

    德共的领导层(不仅仅是其左翼)对这个问题依然拿不定主意[10]。没过多久,由于维特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政府危机[11],这将这个问题以具体的形式提了出来。社民党企图成立一个“大联合政府”。资产阶级中派政党企图成立一个扩大的、右倾的联合政府。德共中央局向德国工人发表声明,认为工人政党绝不应该(即使是间接地)帮助重工业和银行业的代言人参加政府。同时,中央局还提出了一个斗争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下列要求: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12];保卫八小时工作日、保卫罢工与参加工会的权利;成立工人自卫组织;把所有保皇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国家行政机关、警察、军队和法院。

    中央局解释说,通过议会内的勾结而产生出来的政府,永远不会把这个纲领付诸实现,只有“以议会外的可靠的无产阶级力量为基础的政府”,才能实现这个纲领[13]。社民党多数派与独立社民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们想反将共产党一军,便向共产党提出:共产党是否准备参加“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共产党给了否定的回答,社民党多数派和独立社民党便立即中断了讨论[14]。

    不过,共产党领袖承认了自己立场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号召其他工人组织成立一个政府,但他们自己又不愿参加这个政府。《红旗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解释说:共产党现在还只愿意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忠诚反对派”,但如果“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认真地参加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话,那共产党也准备改变自己的态度[15]。

    中央局同意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工人政府问题的提纲,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党报上发表了这个提纲[16]。这个提纲,给党应该如何对待工人政府口号的问题,定下了基调;它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就无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提纲暴露出了过去和现在一直困扰着党的一切矛盾:一方面,党以前曾经批评过“忠诚反对派”宣言,并认为同社民党右翼领袖搞妥协可能会导致危险;而另一方面,从工人组织统一战线的战略出发,就会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号召各工人组织组成工人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要求而斗争;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

    提纲的词句是经过仔细斟酌的,但字里行间仍然暴露出了这些矛盾,比方说,它宣称工人政府可以“构成资产阶级用以抵抗无产阶级群众的堡垒”,但又宣称工人政府能够结束垄断资本家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政权尚未提上日程的情况下,能成立工人政府,对工人来说也算是前进了一步。提纲给出了谨慎的结论:共产党不反对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而且还会协助成立一个部分依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各邦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

<blockquote>在选举中,在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的政府、联合政府和依靠共产党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当中,共产党将会支持选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他们必须支持它的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措施[17]。</blockquote>

    但这个提纲又明确排除了共产党参加这样的政府的可能,它指出“(假如成立了“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共产党人仍不会参加政府,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并通过自己的批评推动政府前进”[18]。

    德共这次的转变,仍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拉狄克给《红旗报》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大致设想了在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运动。号召建立工人政府,是“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的唯一可行办法”。共产党人应该制定出“过渡纲领”,让群众通过保卫眼前利益的斗争,逐步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出于这样的观点,成立工人政府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拉狄克看来,这是“将《公开信》的策略具体运用于新形势”,也是“对共产国际三大提出的‘走向群众!’的口号的具体运用”[19]。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拉狄克致信德共中央局,批评了提纲的思想,认为它“过于简单”。现状已经十分清楚,在当前形势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必须承认,工人政府就是最有效的过渡方式,它是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共产党人鼓吹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口号,与他们的最终目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完全不矛盾的。相反,成立工人政府,是实现苏维埃共和国、为之进行准备的最好手段。共产党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全部影响力,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因此,党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成立工人政府,就要忠诚地支持它。拉狄克甚至还反对德共中央局的提纲中的不参加工人政府的思想,他写道:

<blockquote>共产党可以参加任何愿意向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政府……党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这样的政府。当然,党本身是以苏维埃政府为其根本立场的,但这并没有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通往苏维埃政府的道路……所以共产党应该根据特定的具体情况来参加这样的政府[20]。</blockquote>

    他建议,德共要拿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不能“百分之九十地拒绝”,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应,而不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老原则和老想法”,要向前迈出新的一步:“除非群众看见<b>我们想要通过目前可行的方法来改变事态</b>,也就是说,不是去宣传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要把群众相信在当前形势下可行的方法给实现和深化;否则,这是不可能办到的[21]。”

    拉狄克声明,这封信是以他个人名义写的,因为季诺维也夫不在,他没法征求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不过他已经当着皮克、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面,同列宁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列宁同意他的看法,但由于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听不到反方的意见,所以列宁还有些保留[22]。

    最后,中央局采纳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为之辩护[23],围绕着拉狄克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派的主力是费舍。对于要求开展实现经济要求的运动的主张,她予以激烈抨击,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必须发动一场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政府”的争执运动,她认为“社会主义政府”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因为我们今天不能说出‘苏维埃共和国’,就连‘政治苏维埃’也不能说,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工人政府’的形式,来掩饰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口号,而‘工人政府’和‘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就是一回事[24]。”

    中央局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详细阐述了工人政府的口号,这个提议以三十一票赞成、十五票反对获得通过。提案强调指出,必须支持这样一个政府,但没有提到是否有可能参加它[25]。其实,德共已经做出了转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八日的中央局二号通知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口号,日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都是按照这个通知的精神来提出这个口号的:

<blockquote>统一战线的推动力的政治出路必然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它将取代联合政府……德共必须告诉工人:它愿意发出号召,通过议会内外的一切手段,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只要这个政府保证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保证做到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逮捕卡普分子、释放狱中的革命工人等事项,那么德共也愿意参加这样的政府[26]。</blockquote>

    就在同一天,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采纳了这个口号。工厂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也采纳了它,各地的共产党活动家都为它辩护,认为它是关键的实际要求,是统一战线战略在政府层面上的体现,意义相当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要求各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决裂的号召。

<h3>关于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问题</h3>

    不过,共产党慎重地强调指出,工人政府必须以议会外的工人阶级为基础,而不能单纯依赖议会内的联盟。这就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当某个邦议会内的几个工人政党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时,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工人政府应该是为工人苏维埃开辟道路的,可如果在工人苏维埃缺席的情况下,以民主选举的结果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那么共产党人是不是必须拒绝把这样的政府称作“工人政府”呢?共产党人该不该支持这样的政府?假如共产党人拒绝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府,结果导致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或者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的话,共产党人该如何向工人、特别是想要社会主义政府的那些工人解释?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个问题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了。

    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就出现了“工人”政党占多数席位的局面:邦议会中有四十九名“工人”议员,其中社民党多数派二十七人、独立社民党十三人、共产党九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共有四十七名议员[27]。当时社民党左派曾建议,三个工人政党一起组建联合政府,但共产党拒绝了,它说,自一九一八年起的经验表明“工人政府本来应该是工人的政府,但它却只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28]。与此同时,共产党关心的是如何对资产阶级政党重返萨克森邦政府一事撇清责任,它命令自己的议员投票支持社民党人出任总理[29]。当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宣称将拒绝实行共产党要求的措施时,形势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30],到头来德共居然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把票投给了统一战线纲领的反对者。

    一九二一年六月,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当萨克森邦的社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些让德共无法接受的经济措施时,德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想让社民党政府不垮台,共产党就得对这些措施投赞成票;要是共产党投了反对票,政府就要垮台,换上来一个更加反动的政府[31]。中央局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分歧,雅可布·瓦尔赫尔赞成“有条件的支持”,而恩斯特·麦尔则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无法做出决定[32]。最后,萨克森邦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只好放弃支持社民党政府,这个问题才算了结[33]。

    一九二一年九月,在图林根邦议会选举中,三个工人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同样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德共政治局决定,共产党议员应该投票支持社民党人或独立社民党人出任总理,并支持任何执行“连贯的工人阶级政策”的工人政府[34]。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也都表示同意。但是,图林根党组织的领导人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拒绝支持社民党的政策,也拒绝帮助社民党上台组阁,中央不得不竭力劝说他们[35]。德共左派尖锐抨击中央的这些政策,认为这是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向新修正主义堕落的第一步。中央局与中央领导机关的大部分人的观点走得更远,正如W·蒂尔(W. Tür)所描写的:“工人政府是完全有可能在德国实现的。目前,几个工人政党确实不占多数;尽管如此,它们可以依靠群众的支持实行统治,并解散议会,再举行新的大选,这样它们肯定能占有多数席位[36]。”

    一九二二年的萨克森邦议会选举,迫使共产党必须采取明确的原则立场。邦议会的九十六个席位当中,资产阶级政党占四十六席——德国民族人民党十九席、德国人民党十九席、德国民主党八席。社民党赢得了约一百万张选票,占四十席,德共赢得了二十六万八千张选票,占十席[37]。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席位在邦议会里占了过半多数。在由埃里希·蔡格纳[38]博士与工会活动家格奥尔格·格劳佩[39]率领的左派的强大压力下,社民党向共产党发出询问:是否愿意同社民党一起组织他们纲领里鼓吹的工人政府[40]?

    在共产国际四大的会场内外,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一家新闻社报道说萨克森邦已经重组了政府,布兰德勒已经参加了新政府。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代表团开会讨论这件事情,塔尔海默宣称布兰德勒做出了正确而不可避免的决定。左派对此提出了抗议。过了四十八小时,人们才知道,原来布兰德勒只是去讨论共产党在可见的未来是否能参加萨克森邦政府的。于是讨论重新开始。这次人们得知,社民党顽固地拒绝接受共产党纲领中的两个条件——武装工人与召开萨克森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大会。塔尔海默与麦尔建议,共产党应该放弃坚持这两项条件,参加政府。乌布利希宣称,“武装工人”的口号在萨克森并没有意义,因为每个工人都有一支步枪。德国代表团宣布,支持删去这两项条件,并成立共产党—社民党联合政府,四位左派代表对此投了反对票[41]。就在这时,俄国党进行了干预。他们不赞成塔尔海默与德国代表团多数派的意见,争执了整整一晚上。列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步。必须坚持那两项条件。共产党必须坚持要求社民党完全接受它的条件,否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德国代表团在压力下屈服了[42]。

    德国党的领导层——德共最重要的二十位干部[43],按照俄国党在莫斯科做出的决定,采取了行动。他们原则上同意参加政府,但提出了下列纲领性条件:

·向无产群众提供廉价食物;
·征收无人居住的或已被占据的住房,提供给住房条件困难的工人家庭;
·将每日工作时间减少为八小时;
·要求十八岁至五十八岁的人参加义务劳动;
·大赦政治犯,但不包括反革命分子;
·解散工贼组织;
·建立工人自卫组织;
·向反动派作斗争,首先要对行政机关进行清洗;
·保证在邦议会中投票支持萨克森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成立全国性的工人政府的运动。

    德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并宣称一旦接受这些条件,他们就会参加政府。他们特别指出,这些条件当中,有八条是全德工联在萨克森的下属工会早已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除了倒数第二条外,社民党接受了全部条件[44]。如果接受了这一条,成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就等于承认了工厂代表会拥有立法权力,这会使工人政府染上“苏维埃的色彩”,并与魏玛宪法发生冲突。共产党坚持不退让,双方陷入了僵局。社民党单独成立了少数派政府,由布克[45]担任总理,里哈尔德·利平斯基任内务部长。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埃里希·蔡格纳博士担任司法部长。布克内阁提出的政纲比较温和,争取到了一些中派议员,他们投了弃权票,使布克内阁免于垮台。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远景,看来一时无法实现了。

<h3>是政治幻想小说吗?</h3>

    叶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在关键的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间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于一九二二年底在莫斯科出了一本书,题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这本书以在一九七〇年回顾过去的形式,科学而通俗地解释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与所需条件,并试图把新经济政策纳入世界革命的远景,它的最后一章讲的就是德国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首先出现了一个阶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人阶级自发开展了要求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提出了将铁路、矿山和其他重要经济部门国有化的口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虚构了一位工人教授米纳耶夫,他是书中的历史讲座的主讲人(本书开头引用过他的话),他叙述了德国革命的开端:

<blockquote>在奥地利和德国,尽管资产阶级在议会内仍占多数,但工人政府还是成立了,这个转变过程在德国是通过无产阶级与正在抬头的反动派的斗争而完成的。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双重政权,一个是工人组织的政权,另一个是国会的纯形式上的政权。在一个生活成本高涨、危机频发的时期,工人阶级在示威游行和总罢工中频频同警察与反动派爆发冲突,显示出他们已经极度骚动不安,整个德国资本主义体系看来都已被彻底动摇,国会内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便投票支持成立一个工人政府,在工人政府成立后还对它投了信任票。这个政府中的头面人物当然是谢德曼派,但没过多久,它在事实上就已不再向国会负责,而是向社民党与工会中心负责[46]。</blockquote>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并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官僚领导层,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用来抵挡尚未到来的真正的工人政权的最后一道壕沟”[47]。资产阶级希望能用它顶一阵子,同时另作打算,准备依靠坚定的法西斯突击队发动反攻。此外,它还指望工人阶级很快就会对工人政府感到幻灭:

<blockquote>掌权的工人政党根本无法给工人阶级的处境带来丝毫改善,他们准备拿自己和工人政府的整个信念来搞妥协,然后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掌政权的时机就会来到……[48]</blockquote>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群众对改良主义派的幻想破灭了,却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最不想看到的后果:

<blockquote>掌权的改良主义者确实很快就在工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搞起了妥协……没过多久,就连曾追随谢德曼派的群众,都开始骂起自己的领袖了,骂他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想干,不想打击资产阶级,不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群众迅速脱离了改良主义阵营,加入了共产党人的阵营[49]。</blockquote>

    掌权的工人政府拒绝同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也公然同它对抗。经济危机日益恶化,阶级斗争有增无减,群众日益左倾,要求他们的领导人采取积极的行动。工人政府上台后,暴露出了它的软弱无力,由此导致的主要后果,是社民党群众当中发生了危机。我们的主讲人分析道:

<blockquote>在改良主义派及其基层群众当中,出现了三种倾向。第一种要破坏反资本主义斗争、阻止工人采取决定性行动;第二种要对富有阶级直接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同生产与分配的无序状态作斗争。但这批人却希望能“劝说”富人不战而退。最后是第三种倾向,他们对改良主义彻底失望,并迅速同共产党人结合。前两类人基本上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以及改良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而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大多数基层群众都属于第三类。工会与工人代表会的选举结果,一再表明工人群众正在左倾[50]。</blockquote>

    其实,就在工人政府上台后,工人代表会就已经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了,但它们仍然被“多数派”改良主义者牢牢控制着。斗争的焦点现在转到了把改良主义派赶出工人运动。每当共产党人在一个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他们就会果断行动,解散市政当局,调整当地房租与物价,并实行劳务制。各地方苏维埃、然后很快就是各地区苏维埃先后实行了这一整套措施,逼得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力量对决,并发动内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先是各大城市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然后扩展到了德国农村,一个庄园又一个庄园、一个宅院又一个宅院被攻克。但德国内战也引发了法国与波兰的干涉,并引爆了欧洲大战。这是一场内战,因为欧洲各国的工人都站了出来,阻止本国统治者对德国工人的绞杀[51]。

    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是何等地期望自己的前景能够在六七年里,在“二十年代末”实现[52],并按照他们的期望设想了发展过程,为此他们已经制定了工人政府等口号。可是,对于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他们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些人显得过分悲观,甚至染上了“机会主义”——当时的左派随随便便就批评俄国党是“机会主义”。

<h3>关于发展速度的问题</h3>

    欧洲革命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这是左派与共产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顾问争论的焦点。一九二二年底,托洛茨基在同奥地利人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论战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大胆的预测。他写道,只看国内因素的话,一个乐观的观察者看见了德国经济的混乱与德共取得的进展,就会觉得斗争的关键时刻很快就要到来,或许不到一年就会来了。不过,他预计会有一些延迟:“但是,来自西方的军事占领的威胁,会阻止德国革命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法国共产党显示出自己能够而且愿意阻止这种危险[53]。”

    这并不是说,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政府垮台以前,德国革命就不可能爆发,而是对弗里德兰德提出的革命在德国已迫在眉睫的观点的反驳:“所以说,认为在法国由于内外交困而陷入议会政府危机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一样能胜利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54]。”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人应该提防“革命激进主义”和“极左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它们不过是“悲观主义与缺乏信心”的掩饰:

<blockquote>对我们而言,资产阶级不是掉进深渊的一块石头,而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它会斗争,会使计策,时而从右翼出击,时而从左翼出击。只有当我们在政治上掌握了资产阶级社会的<b>全部</b>方法与手段,从而每次都能对它做出毫无犹豫或迟疑的反应时,我们才能更加接近那个时刻,到了那个时刻,我们就能用自信的一击,确确实实地把资产阶级打入深渊[55]。</blockquote>

    从这次讨论可以看出,这几年的经历让托洛茨基和俄国党的领袖变得焦急了,但其中也表达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似乎无产阶级自己已经有办法去避免过早的交战。在同一期《布尔什维克》上,拉狄克也发表了文章,对急躁情绪的征兆提出了警告——由于物质形势越发艰难,在艰苦环境的打击下,德国无产阶级与德共中间出现了急躁情绪。他写道,共产党人不能因为这些情况就丧失了对阶段的认识,在这个阶段,他们必须用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不能跳过这个阶段:“共产党不能忘记,他们现在还不能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它的当前任务是去把大多数德国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着眼于未来的进攻,去夺取新的阵地……它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和消极被动[56]。”

    几天后,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打乱了两党的计划。

[1]《红旗报》,1922年10月20日。

[2]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8页。

[3]《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1922年10月7日,第1297页、第1307页。

[4]同上,第1305页。

[5]同上,第1306—1307页。

[6]同上,第1307页。

[7]同上。

[8]同上。

[9]转引自阿·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5年,第1031页。

[10]莱斯贝格(同上,第1034页)提到,麦尔担心德共会再次变成“忠诚反对派”。

[11]由于未能就赔款问题同协约国达成协议,第二次维特内阁于1922年11月15日宣布辞职。当时这届内阁由4名中央党人、4名社民党人、1名民主党人、1名巴伐利亚农民联盟成员和1名无党派人士组成。——中译者注

[12]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Erfassung der Sachwerte)意味着要把全国的土地、建筑物、厂房等不会受通货膨胀影响而贬值的产业移交给国家,让政府获得平衡财政、支付国际债务的手段。——英译者注

[13]《红旗报》,1921年10月25日。

[14]出自恩斯特·麦尔在11月16日—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做的报告,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09页。

[15]《红旗报》,1921年10月26日。

[16]《红旗报》,1921年11月12日。

[17]同上。

[18]同上。

[19]《红旗报》,1921年11月16日。

[20]转引自莱斯贝格,《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115页。

[21]同上,第116页。

[22]同上。

[23]同上,第117页。

[24]同上,第118页。

[25]《红旗报》,1921年11月22日。

[26]转引自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第1038页。

[27]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65页。

[28]转引自《国际》,第21期,1922年,第472页。

[29]《红旗报》,1920年12月9日、10日。

[30]莱斯贝格,《Zur Genesis der Lösung Arbeiterregierung》,第1031页。

[31]同上,第1032页。

[32]转引自同上,第1032页。

[33]同上,第1033页。

[34]转引自同上。

[35]转引自同上。

[3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37]莱蒙德·瓦格纳(Raimund Wagner),《德共八大后的在萨克森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proletarische Einheitsfront und Arbeiterregierung in Sachsen
unmittelbar nach dem VIII. Parteitag der 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0页。

[38]埃里希·里哈尔德·莫里茨·蔡格纳(Erich Richard Moritz Zeigner,1886年2月17日——1949年4月5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律,1913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担任检察官,1919年参加社民党,担任莱比锡地方法院法官。1921年8月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主张同德共结盟。1923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总理,同年10月接受两名共产党人入阁。因谴责国防军占领萨克森邦的行动,被艾伯特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强行解职并下狱,1925年获赦出狱后继续担任法官。纳粹上台后失业,曾在书店工作,1944年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后担任莱比锡的社民党组织领导,1946年4月参加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当选为莱比锡市长,1949年在莱比锡逝世。——中译者注

[39]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1875年10月24日——1959年5月26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担任茨维考纺织工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茨维考市议员,1923年4月至10月任萨克森邦劳工部长,1919年至193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4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1]《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Die Lehren der deutschen Ereignisse. Das Präsidium des Exekutiv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zur deutschen Frage 1924),汉堡,1924年,第50页。

[42]同上,第64—65页。

[43]季诺维也夫(同上,第64页)所说的二十位领导人,是指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有威信的代表’(die autoritative Vertretung)。

[44]《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6页。

[45]约翰·威廉·布克(Johann Wilhelm Buck,1869年11月12日——1945年12月2日),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08年至1917年当选为德累斯顿市议员,1913年至1924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20年5月至1923年3月任萨克森邦总理,1926年5月退出社民党,组建“老社会民主党”(Al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并任该党主席。——中译者注

[46]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伦敦,1973年,第107页。

可在下列网址阅读全文(——中译者注):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 ... mnep/lecture12.html  

[47]同上,第108页。

[48]同上。

[49]同上。

[50]同上,第110页。

[51]同上。

[52]同上,第107页。

[53]《明天》(Demain),托洛茨基与弗里德兰德的通信,《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6期,1922年12月13日,第735页;列·达·托洛茨基,《政治前景》(Political Perspectives),《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伦敦,1974年,第300—301页。

[54]同上,第301页。

[55]同上,第303页。

[5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4期,1922年12月6日,第715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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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四章 策略的发展</h2>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它似乎第一次能够就前三年出现的各种分歧达成一致。自从共产国际三大闭幕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六个月,发生了大量的事件,也从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可以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取得的重大进展看出来,但也可以从共产国际内部各种流派之间的尖锐斗争看出来。另外,一切都让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再次站在了阶级大战的门槛上。

    拉狄克为各国代表起草了一些初步的意见[1]。他强调了纲领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随后要上报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的经历表明,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在总体战略上,共产党人都不能局限于对当前时期的一般分析:

<blockquote>世界层面上的社会革命时期,很可能会长达几十年,这段时间如此漫长,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大致的远景。它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只是纯经验式的……这些问题当中,最根本的是<b>世界革命的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质</b>的问题,也就是要弄明白我们是否必须提出各种过渡要求的问题,这些过渡要求虽然不像斯巴达克派的纲领那样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但却会引导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只有当这些斗争得到了充分的深化与扩大后,才会推动他们把专政当做目标[2]。</blockquote>

    拉狄克指出,以往的经验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首先,共产党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能否提出一些过渡要求,而这些过渡要求是与共产党人一旦上台之后会做的事情不相符的;其次,在现有的反对垄断资本家的各种倾向当中,以及工人反对削减工资的斗争中,出现了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要求,共产党人该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最后,<b>经济方面的</b>一般的过渡要求有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监督工业,那么,除此之外,以什么样的形式提出相应的<b>政治方面的</b>过渡要求,比如建立工人政府,才是正确的呢?

    拉狄克批评了当前共产国际内部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布哈林在四大上为其做了辩解),它们都把这些问题贬低为对策略的讨论:

<blockquote>我们不接受这种阐述。把策略问题与纲领问题截然分开,迄今都是机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机会主义十分乐于保护纲领的“纯洁性”,只是为了容许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龌龊之事,并通过这种方法,把纲领变得脱离实际、软弱无力[3]。</blockquote>

    因此,他向代表大会提出,共产国际当前正处于世界革命的第二波浪潮与第三波浪潮之间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总体形势的特殊性质,要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据此建议起草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要制定出这样的口号,帮助发动工人群众,推动他们投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blockquote>世界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它的发展速度是快是慢,我们都需要一个过渡纲领。这个纲领的任务包括规定某个党的工作范围,让它与其他政党的工作范围规定出明显的界限。我们与其他工人政党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提出了建立专政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且还在于我们提出了过渡要求。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各种要求,不但是指望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实现的,而是还是用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有鉴于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工人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的斗争[4]。</blockquote>

    俄国代表团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支持了拉狄克的观点,反对布哈林的观点[5];共产国际四大有关策略问题、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决议,是由拉狄克牵头起草的,这两个事实会给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事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拉狄克的相同。大家确实都接受了世界革命已在德国提上日程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再次强调:“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6]。”

<h3>共产国际四大上的争论</h3>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世界革命的过程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拉狄克在发言(题为《资本的进攻》)中解释道:

<blockquote>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是,<b>虽然世界资本的危机没有克服,虽然政权问题客观上一直仍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已失去对他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夺取政权的信心</b>。他们被迫转入了自卫。……<b>作为目前紧急任务的夺取政权就不在日程之上了</b>。无产阶级的撤退还没有结束[7]。</blockquote>

    正像前几次代表大会一样,策略问题仍是共产国际四大的主要焦点之一。就在四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与各个专项委员会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预先讨论。德国党左派的一些论点,特别是有关工人政府口号的解释,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拉狄克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激烈地反对拉狄克。他们之间的分歧,要到以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8]。

    没有人怀疑德共的领袖是统一战线政策最热烈的拥护者。麦尔在发言中坚持认为,为了替统一战线做好准备并实现它,必须要在各工人组织的上层人物之间达成一致。他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三个国际的柏林联席会议,没有各政党的领袖之间的谈判,就不可能创造出有利于德共的环境,德共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他反对所谓工人政府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的观点(这是季诺维也夫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共产国际五大的辩论过程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道:“它(工人政府)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9]。”

    代表德共左派发言的费舍反驳道,统一战线策略只会加深德国工人运动对“工人团结”的幻想——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在过去两年里,这个策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驱使独立社民党同社民党多数派重新统一。她批评了德共在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中的做法,认为这是隐藏了自己的旗帜、抛弃了自己的革命路线。她认为德共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危险,即出于“西方化”的渴望,而再次堕入机会主义和议会主义[10]。

    拉狄克对费舍的发言做了答复,他始终坚持自己在同王德威尔得争论时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解释,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保卫“小块面包”的斗争的提纲,他为其正确性进行了辩护:“我们知道,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时候再开始[11]。”

    谈到工人政府的口号时,拉狄克也批评了季诺维也夫的解释——他把工人政府当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他坚持认为,工人政府绝不会是“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他说道:“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12]。”他批评了拒绝议会活动的教条主义。他断言,工人政府既可以通过议会外的工人群众的斗争而产生,同样也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后几个工人政党之间的议会联合而产生。不管哪种情况,其关键因素都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对这个政府施加的影响,这得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工人政府口号的出发点是西欧的斗争经验。它考虑到了西欧和俄国之间的差异——在俄国,大多数工人直接倒向了共产主义,而西欧的工人却对各种党派依恋不舍。但是,工人政府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正如拉狄克以他特用的幽默感所解释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殷,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13]。”

    因此,拉狄克在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言时,既反对那些要求“孤注一掷”、不肯做出半点妥协的人——他们认为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也反对那些想临阵脱逃、并以工人政府为“降落伞”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发言结尾是对着左派说的:

<blockquote>统一战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 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14]。</blockquote>

<h3>最终的决议</h3>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提纲,共产国际四大批准了这个提纲。采用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在广大工人群众在为捍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共产主义先锋队要走在前面”:

<blockquote>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建议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切身利益,而同属于其他政党或组织的所有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一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为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是革命教育的源泉,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会使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共产主义的意义[15]。</blockquote>

    具体来说,共产党人不但应该果断地“同叛徒领袖们进行谈判”,还要对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说成是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的说法,予以坚决的驳斥,而且统一战线的策略也绝不意味追求“竞选联合”。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能成功,将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这个政策要想成功,其前提是“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充分的行动自由”[16]。

    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当中,有一节是专门讨论工人政府口号的。工人政府是一般宣传的口号,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工人政府<b>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b>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合,而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实现“所有工人的统一战线,主张一切工人政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将其推翻[17]。

    因此,工人政府将在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产生。它的最低纲领是很简单的:“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富人肩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18]。”即使工人政府是在议会框架内的有利形势下产生的,它也绝不是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手段、绝不是避免内战的良药:

<blockquote>只有当工人政府是从群众自身的斗争中诞生,并由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群众所建立的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为后盾,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工人政府。但是,即使那种在议会活动中产生的工人政府,也就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b>可能提供</b>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的机会。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使这个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政府存在下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只要无产阶级想建立这种工人政府,从一开始就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对团结无产阶级和发动革命斗争是适合的[19]。</blockquote>

    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表示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同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1、只有在共产国际同意之后才能参加工人政府;2、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3、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4、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独立性[20]。

    决议提醒共产党人注意:就像任何正确的口号或策略一样,工人政府口号也包含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共产党必须看到:“任何资产者的政府同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即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21]。”其实,工人政府有多种可能。有“<b>自由党</b>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在一九一八—一九年的德国,存在过“<b>社会民主党的</b>工人政府”。它们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而是“徒有其表的资产阶级与反革命工人领袖的联合政府”:

<blockquote>在关键时期,力量已大大衰退了的资产阶级会容忍这些的“工人政府”,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隐瞒政权的真正阶级性质,抑或是在堕落了的工人领袖的帮助下,打乱无产阶级的革命攻势,给自己争取时间。共产党人绝不能参加这样的政府。相反,他们还必须无情地向群众揭露这些假“工人政府”的真正性质。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而这些假工人政府客观上也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22]。</blockquote>

    共产国际四大指出了另外三种工人政府:工人与贫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最后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在前两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携手并进,“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时”,共产党人甚至还准备支持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同样要向工人公开讲清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23]。”

    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共产党人可能参加的这几种工人政府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工农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不是达到这种专政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它们在什么东西地方出现,都是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起点。只有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真正的工人政府(第五种类型),才是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24]。”

<h3>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h3>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日,德共在莱比锡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继续对曾在共产国际四大上讨论过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柯拉洛夫[25]与拉狄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了这次大会,拉狄克刚从挪威返回不久,此前几个月里挪威工党一直在闹分裂,他去挪威就是为了劝阻挪威人,避免发生分裂的[26]。莱比锡代表大会必须对共产国际的决议表态,德共左派在会上反对布兰德勒与麦尔的报告,并提出了反报告。

    麦尔在报告中为统一战线策略及中央局对该策略的运用做了辩解,但他也承认,在拉特瑙遇刺后的运动中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他着重指出,在党的领袖之间开展的讨论,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在社民党的基层工人中间引发了反响[27]。布兰德勒就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做了报告[28]。他首先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法西斯主义在各地、特别是巴伐利亚取得的进展,以及它会对工人运动构成的致命威胁。他说,通过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党可以担当起领导反法西斯的战斗的重任:

<blockquote>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公式。它确确实实就是用于斗争的策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把握每一个机会去为减轻贫困而斗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发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斗争……我们非常清楚,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时期,光靠争取提高工资、降低房租与物价的斗争,哪怕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也是不足以保证无产阶级的生存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了克服日常生活的困难、争得合适的成果而斗争……这是为了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斗志和战斗力,并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29]。</blockquote>
   
    他继续说道,当社民党领袖在群众的压力,最终决定不再担任资产阶级的左翼,而是成为“工人的右翼”时,共产党人应该做好准备[30]。

    除非工人阶级能团结为一支坚强的大军,否则最后的斗争是不会成功的。布兰德勒对左派的支持者提出了质疑,他对他们说,他相信人们对党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只是在实际运用上才有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对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包含的机会主义危险的估计上。为此,他着重强调,对具体问题应该“具体解决”,再讨论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党必须结束讨论了。

    费舍再次抨击了中央局,她认为中央局的做法是消极无为、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她用了很多精力来说明,布兰德勒对工人政府口号的解释,只不过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而已[31]。在一次发言的末尾,她说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随你们叫骂去吧,我们要继续斗争[32]。”

    马斯洛夫对布兰德勒的攻击没有费舍那么激烈,但却更加深刻,他对工人政府的批评尤其尖锐。他认为,中央局关于工人政府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议会主义,它对上层人物之间能达成一致的愿望,暴露出它对社民党的领袖存在着严重的幻想。他批评中央局忽视了工厂代表会运动的重要性,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通过发动基层群众来迫使上层达成一致的观点:

<blockquote>工人政府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一些呆板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些具体的情况:群众运动是否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工人进行斗争的能力是否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工人代表会与监督委员会)斗志如何、是否需要武装工人阶级……以及是否需要结束防守阶段,并转入进攻[33]。</blockquote>

    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谁要是拒绝承认这是原则分歧,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左派强烈反对工人政府口号,他们宣称,在中央局看来,工人政府就是同社民党领袖结盟,哪怕是临时的也好;但在左派看来,社民党的领袖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使他们会参加工人政府,他们也会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认为社民党天生就是跟反革命勾结的,布兰德勒想把社民党从资产阶级那边拉出来,把社民党变成工人政党阵营的右翼,到头来他只会被社民党利用和戏耍。而且,左派仍然死抱着原先的极左进攻论不放,对于防御性的口号,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左派拒绝接受关于过渡口号的思想,只愿意接受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厂代表会或监督委员会等要求,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引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得到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作为后盾,工人政府才有可能成立,因此,工人政府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左派提交代表大会表决的提纲的主要内容[34],但代表大会驳回了左派的提纲;布兰德勒代表中央局提出的提纲,以一百一十八票赞成、五十九票反对,被代表大会通过了[35]。

<h3>布兰德勒的提纲</h3>

    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与工人政府的提纲,这个提纲,是把共产国际四大批准的提纲运用于德国的一个尝试。提纲首先指出,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反对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先是把革命的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党,然后把参加了工会与改良主义政党的工人争取过来。但是,共产党“是群众的党与群众的先锋队”,“它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目标——夺取政权”,为此,它必须通过自己组织或参加的行动,通过在各种工人组织中进行的日常工作,来赢得群众的信任。

    组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就是社民党的改良主义领袖的露骨敌意。他们通过推行阶级合作的政策,不断地企图组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攻势交锋。在组织反资产阶级的具体斗争中,共产党人可以赢得劳动人民的信任,并揭露改良主义领袖:“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用来揭露改良主义派的谋略。相反,揭露改良主义派,是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紧密的战斗力量的方法[36]。”

    共产党人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成立统一战线为目标,做好邀请其他工人组织参加联合斗争的准备:

<blockquote>以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可以只靠向群众发出斗争的号召(仅仅是“自下而上”的)就能成立,或是仅靠各党执委会之间的谈判(“自上而下”)就能成立的想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和停滞的看法。统一战线的成立发展,主要得通过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进程、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斗争意愿[37]。</blockquote>

    因此,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既要通过争取现有的工人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与合作社等),又要通过建设能把阶级团结起来的新组织(比如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和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等):“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的、以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会出现在争取群众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斗争的结束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38]。”

    这个提纲还提醒德共注意前几个月里暴露出来的两种“偏差”。“右”的偏差表现为在联合行动中对改良主义派做出过度的让步、不敢公开表达共产党人自己的立场,尤其是不敢在改良主义工会中领导斗争的倾向。“左”的偏差表现于在实践中应用党的路线的方法。它的特点是强调“从下而上”地建设统一战线;宣称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有在夺取政权前夕才是合适的口号;否认提高群众觉悟的过渡口号的必要性;以及笼统地把德共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成是把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运用于德国导致的后果。“左”的偏差用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消极,并在党内制造了“极左”情绪,对中央领导、整个集中制与党纪怀有敌意与不信任。

    提纲进一步指出,号召成立工人政府,是唯一能把共产党人的政策统一起来的口号:

<blockquote>只有在广大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改良主义领袖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愿做出让步后,工人政府才会出现。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由于无力克服经济危机,而被工人阶级的斗争打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工人政府才会出现。</blockquote>

<blockquote>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通过议会手段和平地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它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首先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的各种手段)的框架内,以各种无产阶级的组织与群众运动为后盾,推行工人阶级的政策的一种尝试,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要自觉地突破民主的框架,摧毁民主政权的机关,用无产阶级的机关全面取而代之[39]。</blockquote>

    这个提纲依照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在谈到有关以工人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为基础而成立的工人政府的假设时,做了如下表述:

<blockquote>工人政府既不是“简化的革命”也不是“专政的代替品”,它们只会软化资产阶级的抵抗,从而让改良主义派获益。工人政府是一段斗争时期,无产阶级向寸步不让的资产阶级发起猛烈斗争的时期……共产党宣称,与联合政府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相反,工人政府是唯一能在当前的关键时期支持无产阶级斗争的政府,是唯一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府[40]。</blockquote>

    工人政府的命运最终要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取决于他们能不能把工人争取到共产主义阵营,让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blockquote>在工人政府成立前,以及工人政府掌权的时期,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及其政治机关发起最坚决的斗争,去克服工人政府的动摇、疏忽与错误,使工人摆脱对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41]。</blockquote>

    这个提纲拥护共产党议员应在恰当的时机参加工人政府的观点:

<blockquote>参加工人政府,并不意味着共产党要做出任何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的妥协、任何交易或谋略,而是要让无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旦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明确表示愿意同资产阶级决裂、并为了目前的要求与共产党人一起参加斗争,共产党人就会与他们一同斗争[42]。</blockquote>

    在参加工人政府的必要前提当中,最重要的是承认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具有立法权力,与武装无产阶级:

<blockquote>共产党参加工人政府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改良主义领袖的保证,而是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适当的阶级机关的存在、改良主义官僚进行抵抗的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为了群众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领导群众的能力[43]。</blockquote>

    这个提纲强调指出,就像无产阶级参加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体制一样,工人政府仅仅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有的统治权的斗争”的一个阶段:“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人政府并不是必要的、而是可能的步骤之一[44]。”

    提纲结尾谈到了德国各地的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提纲回顾了这个问题的历史,以及各邦议会中在共产党的投票支持下成立的社民党政府,并宣称:

<blockquote>只有在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当群众的压力之大,迫使某些社民党领导人决定同那些号召采取无产阶级政策的人结盟时,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才会成立。地方性的工人政府,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机关、由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这种工人政府的政治基础不是资产阶级议会,而是议会外的阶级机关。德共参加这样的地方政府,是为了给全国性的斗争创造基础。各地方的工人政府彼此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联系,必须结成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红色联盟(这种资产阶级可能是由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代表组成,也可能是资产阶级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45]。</blockquote>

<h3>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后续影响</h3>

    布兰德勒的提纲,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专项委员会里,也有人对其持保留态度,在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这些都在党内引发了紧张情绪。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共产国际的某些领袖似乎受到了费舍的看法的影响,并对共产国际四大的提纲在德国的发展方式感到不快。比方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刊登了埃德温·亨勒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他是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意布兰德勒的立场,认为布兰德勒的立场是机会主义的,对其做了很多修改[46]。

    对于这个问题,亨勒采用了费舍曾用过的手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与社民党党员及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打交道的时候,工人政府的口号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所有共产党人,无论左派右派,都以分裂社民党、把社民党的基层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边为目标。但是,在革命斗争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到革命斗争结束时才能实现。工人政府会引发这样的斗争。亨勒强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共产党首先必须“真诚地对待社民党,这是因为社民党在群众面前表现得很真诚,为了让群众自己有朝一日揭露他们,共产党就必须以诚待人”。这是对上层领导之间的谈判做的辩解。

    此外,亨勒还试图说明,工人政府的主要任务,远不是将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而是要突破它,因为这会促使“工人代表会与工人自卫军的成立、组织与系统的集中化,并解散军队、警察与资产阶级的司法与行政机关”[47]。他提出了一个更为辩证的公式——对左派而言比布兰德勒的提纲更能接受——即工人政府是位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工人政府已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着革命的辩证发展:它是为了消灭自己而存在的[48]。”这是对布兰德勒的立场进行弥合的勇敢尝试,但还不足以克服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当德共必须运用这个策略的时候,分歧爆发了。在萨克森邦议会中不占多数的布克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保尔·波特赫尔声明,萨克森共产党人已经决定帮助成立工人政府,并且不会做出任何能让社民党作为借口、再次同资产阶级结盟的事情。费舍立即批驳了他的观点,认为这里面丝毫没有提到群众行动,就是抬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它的出发点完全就是机会主义与议会主义[49]。

    莱比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提出了谨慎的公式,但这并不能掩饰分歧的存在。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确实着迷于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的必要性,他们想把这些工人原原本本地争取过来,考虑到这些工人的幻想,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工人能够接受的过渡口号,而这些工人一开始对工人政府的印象,仅仅停留于现存体制内同社民党结成议会联盟——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可能。费舍和马斯洛夫一方也同样使用着“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词语,但在使用前者时,他们指的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在使用后者时,他们是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另外一个名字来使用的。他们政策的这一方面,是所有极左派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所一直坚持的战略的一部分,德共在某些情况也曾采用过这种战略——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战略就是无论任何情况都要发动革命进攻,并拒绝接受一切过渡口号。这是一条通向孤立与失败的道路。

    因此,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让这两个流派彼此合作——这是克服两者之间的分歧的唯一手段——但还是徒劳无功[50]。这可以从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许多事看出来。就在莱比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费舍对中央局的抨击的基调,她对中央局“消极被动、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51]的批判,引起了以大会主席施托尔岑堡(Albert Stolzenburg)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克莱涅为首的众人的强烈反应[52]。在大会的第三天,她要求发表个人声明,并借此机会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发表了原则声明。施托尔岑堡宣布停止她发言的权利。马斯洛夫便向代表大会提起上诉,要求撤换主席。

    皮克发言劝解了双方,他说双方都有误会,应该冷静一下[53],这阵骚动才算平息下来,大会总算回到了原定的议程。在大会闭幕前,要开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局,这时又出事了。即将卸任的中央局建议将中央局的人数从十四人增加到二十一人,并提交了二十一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左派无一人上榜,但中央局也对左派做出了重大让步,没把从大会一开始就成了左派的靶子的麦尔列入名单。麦尔提出抗议,他说在大会上并没有哪个地委公开声明对他“有所保留”,那么不把他列入名单就是“前所未有之事”[54]。左派赢得了全党三分之一的委任投票,它要求在中央局中获得与其力量相称的席位。它声称柏林—勃兰登堡、瓦塞尔坎特与中莱茵兰的代表将不参加中央局的选举。在深夜举行的会议上,拉狄克在得到柯拉洛夫的支持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权威为后盾,说服了布兰德勒,让他把左派党员列入中央局的名单[55]。

    布兰德勒理所当然地反对新的二十一人名单,不过,这份名单其实已经包括了三名左派活动家——埃维特[56]、林道与菲弗尔。但这样的让步并不能让左派满足。他们认为林道太温和,而埃维特又是拉狄克的人[57]。九个地委支持中央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柏林、瓦塞尔坎特、黑森—法兰克福与中莱茵兰几个地委提出了另外一张名单,包括左派的四位领袖——费舍本人、盖施克、柯尼希[58]与卡茨[59]。最后,东普鲁士地委只提名了麦尔一个人[60]。中央局的人选名单最后得到了比较让人满意的多数票,全体获得通过[61]。

    尽管没人提起选举主席,新当选的中央局还是有了一位领袖。德国党的新首脑是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他是一位四十二岁的建筑工人,有较长的社民党党龄,也是老斯巴达克派的核心当中极少数既是工会领导人又是“群众”活动家的人之一,他是开姆尼茨党组织的创建人,一位优秀的组织者。在列维辞职后,他就担任过统一共产党主席。在任上,他发动了三月行动,并导致他被捕判刑。获释后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月。

    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一次工作事故让他变得有点驼背,他说话带有浓重的萨克森口音,长着一张宽宽的脸,脸上总是带着平静的表情,他为人严肃,办起事来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与其说他是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是实干家,办事牢靠,性格冷静。简单来说,他是一个工人领袖,他代表了德国工人运动的许多方面,代表了社民党的传统中最好的那些方面。他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任,尽管他对“柏林人”(他返回德国后就批判过“柏林人”)的仇怨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不放心[62]。他身边有跟他经历相似的党员、工会活动家、群众领袖,比如赫克特、波特赫尔、瓦尔赫尔、科嫩、雷梅勒与施特克尔等人,当然还有蔡特金。他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跟他大不相同,是一个理论家,甚至是一个知识分子,过去的经历是这个人变成了他的第二个自我,这个人就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他还有一个刚升上来不久的组织者,这个人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作家,但很有本事,这个人就是当过木工的乌布利希。还有古拉尔斯基,(正如某些人振振有词地断言的那样)他是季诺维也夫的代理人,他以奥古斯特·克莱涅的化名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他们背后撑腰的是拉狄克,他的工作是密切关注德国或莫斯科的事态。至少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开始,他就一直在提携布兰德勒,并与布兰德勒一起筹备了莱比锡代表大会。

    新的领导层看起来似乎十分稳固,在其他时候也许是这样,但它刚上台不久,一场风暴就彻底撼动了德国。

[1]这些意见起初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后来还是以《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La Question du programme de l’IC)为题发表在《共产主义公报》,第14期,1923年4月5日,第126—128页。

[2]同上,第126页。

[3]同上,第127页。

[4]同上,第128页。

[5]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签字的声明,这个声明请求推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做决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第542页。

[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3—54页。但布鲁埃这里搞错了,这句话不是出自季诺维也夫的开幕词,而是他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中译者注

[7]同上,第400—40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文版并无“无产阶级的撤退还没有结束”这句话,是根据英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8]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五大上的辩论中。

[9]《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99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0]同上,第107页,此处按照汉语的句式对引文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1]同上,第131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2]同上,第133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3]同上,第13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4]同上,第135页。

[15]同上,第1304页。

[16]同上,此处引文按照英文版的句式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17]同上,第1306页。

[18]同上。

[19]同上,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0]同上,第1306—13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1]同上,第1307页。

[2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第1017页。

这段话当中,除了“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之外,其他均不见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收录的《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307—1308页,但该文中并无“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确保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句话,是按照英译文译出的。——中译者注

[2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308页。

[25]瓦西里·彼得洛夫·柯拉洛夫(Васил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 。——中译者注

[26]在1月5日至6日的挪威工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拉狄克进行了干预,把挪威工党的“自治权”纳入了党章,对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感到不满的少数派才勉强接受了(哈尔瓦德·曼泰·郎格[Halvard Manthey Lange]与麦尔[Meyer],《挪威工党史》[Det norske arbeiderpartis historie],第2卷,第320页及其后)。

[27]《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197—219页。

[28]同上,第314—333页。

[29]同上,第318页。

[30]同上,第328页。

[31]同上,第238—240页。

[32]同上,第287页。

[33]同上,第345页。

[34]同上,第142—150页。

[35]同上,第375页。

[36]同上,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247页。

[37]《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247—248页。

[38]同上,第248页。

[39]同上,第25页。

[40]同上,第252—253页。

[41]同上,第253页。

[42]同上。

[43]同上。

[44]同上。

[45]同上,第254—255页。

[46]埃德温·亨勒,《Die Taktik der Einheitsfront aus dem Parteitag der KPD》,《国际》,第6期,1923年3月15日,第179—185页。

[47]同上,第183页。

[48]同上,第285页。

[49]《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268页及其后。

[50]布兰德勒在1922年10月12日给恩斯特·麦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柏林那帮人的“下流的派别斗争伎俩”,并建议停止费舍的党内职务(转引自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5页,注释88)。最后没有对费舍进行任何处理。

[51]《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240页。

[52]同上,第247页。

[53]同上,第299页。

[5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6页。

[55]费舍一直坚定地反对拉狄克,她斩钉截铁地断言拉狄克企图把左派领袖彻底排除掉。对于拉狄克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建议,以及拉狄克寻求和解的做法,她解释为拉狄克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拉狄克在1926年12月给蔡特金写了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在他看来,“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和朔累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他们体现了“革命急躁情绪”。关于这个问题,拉狄克是这么解释的:“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没有希望的少数派时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们阶级的希望。”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时,他说道:“所以,在来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议一定要把路特·费舍容纳进中央委员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希望中央委员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纯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说,他们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A Letter by Karl Radek to Clara Zetkin],《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费舍在自己的书里也引用了这封信(《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她一直想证明,拉狄克耍阴谋想搞掉左派,但就是她引用的这封信让这个观点不攻自破;其实拉狄克当时采取的立场,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相悖的,想把左派(首先是路特·费舍)全部排除掉的其实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企图挑起分裂。请参阅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75页及其后;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台尔曼》(Thaelmann),莱比锡,1932年,第42页;爱·哈·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伦敦,1954年,第158—159页。最后,我们应当注意,费舍以前就曾对自己说了谎——1924年1月,她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最后一分钟进行的干预,成功避免了分裂。”(《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1页。)

“朔累姆”在本书中译作“肖雷姆”。——中译者注

[56]阿图尔·埃维特(Arthur Ewert,1890年11月30日——1959年7月3日),出身于小农家庭,当过制鞍工人。1908年参加工会运动,同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前前往加拿大,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判刑一年。1920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担任黑森地委书记。倾向于同左派合作,但被左派认为是“温和派”。1923年1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4月与菲弗尔、海因茨·诺伊曼一起批判左派。1923年担任西方局军事首脑。1925年参加中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28年转入地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侨居莫斯科。后来与调和派一起被清除,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9年至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随后被派往巴西。1935年被巴西警察逮捕,因遭受严刑拷打而精神失常,但仍被判处13年监禁。1947年被遣返回德国,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无法康复。但在1956年仍被谴责为“外国代理人”,但在他去世前,在精神病院内恢复了名誉。

[57]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268页)写道,中央局提出的修改后的名单包括了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这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四人当中,她只给出了埃维特的名字。

[58]阿图尔·柯尼希(Artur König,1884年4月18日——1945年?月?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9月参加斯巴达克派,参与成立德共(斯),领导埃森党组织,在1920年的鲁尔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担任多特蒙德区委书记,1923年担任西方局组织部主任,同年5月作为左派的领导被补选入中央局。1924年担任中央局司库,1925年后与左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消息不明。

[59]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67页)提到,拉狄克“运用手段”阻止了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当选,但她没有给出具体细节,其实并没有人提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她对自己的当选不置一词。

[60]费舍(同上,第250页)断言,由于麦尔拒绝在德共内部帮助组织一个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紧密的派别组织,所以拉狄克便要求将麦尔排除出名单。在说这话的时候,她倒忘了自己对麦尔的抨击了。

[61]费舍(同上,第267页)断言,左派在中央局的选举弃了权,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最多只有16名代表弃权,而赞成左派、反对布兰德勒的提纲的则有59人。值得注意的是,得票最多的人是林道(195票)和菲弗尔(192票);左派的支持者和中央局的支持者都投了他们的票。然后是蔡特金、埃贝莱因、弗勒利希和亨勒,接着是得了166票的布兰德勒,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有三十多名左派参加了投票。当选者当中得票最少的是乌布利希(117票)和卡尔·贝克(107票)(《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382页)。

[62]请参阅注释[50]。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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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五章 占领鲁尔</h2>

    对于战后德国而言,一九二三年是“<b>恐怖之年</b>”(annus terribilis)。一战的后果,导致了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史无前例的危机。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决定占领鲁尔,前两年的经济困难一下子转变成了惊人的社会与政治动乱。

<h3>列强与赔款问题</h3>

    凡尔赛和约第二百三十一条要求德国支付赔款。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彼此争夺的一块骨头。自一九一九年起,英国、美国和法国就在赔款委员会当中争吵不休。协约国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官则竭力拖延赔款,企图扭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利局面。

    一九二〇年七月的斯帕会议决定了德国应该支付给协约国各国的赔款份额,并规定了征收欠款的方法。一九二一年的巴黎会议决定德国的赔款分四十二年支付,每年缴付固定数额的现金,其余的则从德国的出口收入中按比例扣除。第一次伦敦会议决定,由于德国欠缴二千万金马克赔款,作为制裁,必须占领杜塞尔多夫与杜伊斯堡。一九二一年五月的第二次伦敦会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包括了对被破坏的财产的赔偿),每年缴付二十亿金马克与德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二年七月,德国政府请求推迟缴付,法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普恩加莱[1]政府不顾其他协约国的反对和全欧洲舆论的愤怒,以“确保生产安全”为借口,命令德古特[2]将军率军占领了鲁尔。

    协约国各国之间的分歧,与形形色色的和平观念和政治道义观念无关,与德国的未来前景也毫不相干。法国工业家想要占领鲁尔,用它来补偿法国北方被摧毁的工业,并给已经划归法国的洛林(Lorraine)提供燃料。德国工业已经失去了上西里西亚的四分之三的煤矿,但还要向法国提供大量的煤作为赔款。

    德国赔偿给法国的煤占了对法出口的一半,这对英国煤矿业构成了威胁。法国钢铁制造商急需鲁尔的冶金焦炭。德国重工业严重缺少原矿,失去了洛林地区的储备,更是让这方面的短缺情况雪上加霜。如果法国与德国的重工业携手合作,组成法德托拉斯的话,英国就会被赶出欧洲市场,它的冶金工业就会丧失重要的产品市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方势力都在活动,代表这些势力的是两家法国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和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还有比利时的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在这个影响深远的计划中,雷蒙·普恩加莱是幕后运筹帷幄者,在资产阶级的所有机关当中,都有他的支持者,他可以依靠他们。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德国法占区当局、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蒂拉尔[3]与普法尔茨占领军司令德·梅茨(Adalbert François Alexandre de Metz)将军就一直在挑动莱茵兰的分离主义倾向。由于他们并不能真的做到“殖民”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说他们正在这么做——他们便在巴黎策划肢解德国。在莱茵河成立一个包括鲁尔的国家,将会有助于法国对欧洲的统治,并能构成法德联合的基础,这样一来,法德就能主宰欧洲市场了。

    美国打着必须“拯救德国”的旗号,坚决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试图劝说法国政府同意减少赔款,并放弃肢解德国的打算。美国资本家宣称愿意给德国提供恢复经济与支付赔款所必需的资本。正如叶夫盖尼·瓦尔加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即使在正常状态下都缺少工业劳动力的国家……唯一一个能给德国提供原料,让德国工业无产阶级继续工作的国家[4]。”英国坚决地同美国站在一起,仅靠美国一国的压力就能避免英国最害怕的灾难发生。正如瓦尔加所写的:“在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大陆体系时,英美的世界市场体系日益紧密起来[5]。”

    一九二二年底,普恩加莱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建议稳定马克(马克的不断贬值正是德国用来减轻负担的手段之一),并采取措施平衡预算,制止资本外流和囤积外汇。因此,设在柏林的赔款支付监督委员会在事实上管理起了德国的财政,它有权“否决它认为不必要的支出,并推行任何它认为有可能实现的增税方案”。这样一来,德国就受到了极其严厉的监管,就连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土耳其都没有被监管得这么厉害。而且法国政府还拒绝把偿还赔款的宽限期延长到两年以上,更不允许拖欠占领军的维持费用和推迟交付用于抵还赔款的实物。法国政府要求在埃森设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负责监管煤矿生产和交付实物,以此作为抵押,还要求以外汇存款作为抵押物,还要获得征收货物的权力。

<h3>“消极抵抗”</h3>

    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的第二天,库诺政府宣布抵抗外国入侵。艾伯特总统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发表了号召抵抗入侵的讲话。十三日,国会以二百八十四票赞成、十二票反对,通过了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6]。德国人不得与占领当局合作,并停止交付一切赔款。随着占领进一步深入,冲突愈加频繁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鸿有人开了枪,铁路工人和矿工举行了零星的罢工。占领当局宣布要采取严厉措施粉碎抵抗。一月十九日,多特蒙德市长被占领军逮捕,一月二十七日,弗里茨·蒂森的儿子被捕。德国政府号召工人采取“爱国的罢工行动”,并对那些同意为占领军工作的工人发出威胁,声称要把他们打成“卖国贼”。一月二十七日,法国军方宣布,军队已接管了被罢工所瘫痪的鲁尔铁路,把一千四百名德国铁路工作人员驱逐出鲁尔,并向法国和比利时国内的铁路工人发出大规模号召,要求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工人前往鲁尔,顶替被驱逐的德国工人[7]。一月二十九日,占领当局宣布实行戒严,并将占领区扩大到荷兰边境[8]。

    自二月初开始,冲突变得更为暴力。库诺政府号召进行消极抵抗的决议、大众传媒上的民族主义宣传与占领军的横征暴敛,都在给冲突火上浇油。这一切使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大受鼓舞。库诺得到了大工业家的支持,他必须让国防军首脑放手行动,而这些首脑同各种民族主义团伙的头目之间的勾结已是路人皆知的了。鲁登道夫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9]。民族主义狂热病再次席卷全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准军事组织和前自由军团的志愿者纷纷云集鲁尔。国防军的将领在政府的同意下协调着各地志愿者的行动。一月三十日,库诺总理与冯·塞克特将军会面讨论了武装与动员等事项,并就各自与埃舍利希组织的关系达成了一致[10]。

    第二天,将军会见了一个叫杨克(Jahnke)的臭名昭著的冒险家,他向将军提出了破坏铁路的建议。将军又与施蒂内斯会面,讨论了资助这些新行动的问题。大概就是在这时候,施蒂尔普纳格尔(Stülpnagel)中校受命潜入占领区,负责指挥破坏行动。他对自己的任务简述如下:“就是把消极抵抗转变为积极抵抗——来一次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1]——就能通过国家尽快地组织起积极抵抗[12]。”

    二月十三日,冯·塞克特将军同鲁尔工业家代表、国家银行行长举行了商谈。他们表示,愿意马上提供三亿马克,通过墨索里尼的代理人,购买储存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火。十五日,冯·塞克特会见了埃舍利希组织的领导人。十七日,冯·塞克特在与施蒂内斯康拜因的经历和冯·勒文施泰因(von Löwenstein)矿山的老板讨论时,他们决定去找鲁登道夫。二十日,在施蒂内斯的总经理家中,冯·塞克特会见了鲁登道夫,就国防军同极右分子合作的条件进行了磋商[13]。

    这些频繁的政治活动,让暴力冲突在鲁尔重新抬头。铁路被倾覆,输电线与电话线被切断;越来越多的破坏行动频繁地让工业和运输陷入瘫痪。每次冲突发生后,占领军都逮捕了许多人,民族主义者利用这点大做文章,他们企图挑动全德人民参加到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去,而这场斗争自然要由他们来控制。

    法国和比利时的行动,促成了德国国内的“神圣的联合”,社民党一头扎进了这个“神圣的联合”中去。赫尔曼·穆勒以议会党团的名义,宣布社民党支持消极抵抗的政策[14],但是,许多社民党议员却对此表示保留意见,甚至到了投票表决时还是如此[15]。

    德共认为这又是一次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表决,他们不愿再次向资本家屈服。德共在鲁尔号召工人在两条战线上斗争,既要同占领军斗争,也要同正在欺骗他们的本国资产阶级斗争。共产党在宣传中指责了欺骗德国工人为了“施蒂内斯的百分之五十股份”而去遭受杀戮的伎俩[16]。

    拉狄克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就在宣布进行消极抵抗后的几周里,巴登苯胺公司就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出售生产炸药的秘方与在法国设立炸药工厂的协议[17]。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劝阻德国工人阶级——首先是鲁尔工人——不要中了民族主义的圈套。

    为了争夺鲁尔工人,占领区的合法德国当局跟占领当局争得头破血流。共产党活动家凯特·波尔[18]就它们之间的冲突写道:

<blockquote>无论是对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对法国将军而言,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拉拢鲁尔无产阶级,双方都不惜下了血本。法国将军特意利用了德国工人阶级对本国老板的仇恨……法国将军在每一个场合都一再强调,法军开进鲁尔是同资产阶级作战的,而不是同工人为敌……大批法国特务潜入鲁尔,按照这个意思进行鼓动。而德国一方也做了同样的努力。当法军逮捕工厂经理后,他们(德国政府的人)就会在厂里成立由工人组成的“解放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往里面塞一个共产党工人……
比“解放委员会”更时髦的是搞抗议罢工。每当某个经理、市长或官吏被驱逐的时候,他们都会许诺支付工人的误工费,让工人去搞罢工[19]。</blockquote>

    可是没过多久,“消极抵抗”就走向了德国政府和军方首脑不想看见的方向。尽管受着种种威胁,贫困的压力始终是对工人具有关键影响的因素。他们发现,每当他们站出来,跟老板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蒂森康拜因的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同意跟老板们一起投票赞成一项提案,要求释放小弗里茨·蒂森,然后他就被工厂代表会召回了[20]。尽管工业家被占领当局的一些激烈行为整得十分谨慎,但他们还是死死盯着哪怕是眼前那一点物质利益不放。尽管共产党人(许多情况下还有工会和工厂代表会)一再要求把煤分给工人家庭,但工人却一点煤都得不到。煤始终被存在矿上,等着货车来运给占领军,而老板们在这时候最多也就是声嘶力竭地骂两声而已。工业家的“消极抵抗”越来越像一场装腔作势的哑剧。

    工人区的境况一天比一天悲惨。高昂的物价、日益严重的失业与贫困,激起了一次又一次愤怒的骚乱和街头示威,然后占领军又赶来驱散人群。在布尔—雷克林豪森(Buer-Recklinghausen),占领军甚至动用了坦克来镇压工人游行。三月三十一日,协约国的工程师委员会抵达了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五万三千名克虏伯工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停止了工作,然后他们又听说,法军正在征用原本用来给他们运送食物的货车,他们当即向占领军发起示威游行;结果数人被杀,四十二人受伤[21]。

    几天以后,当古斯塔夫·克虏伯[22]本人被捕时,工人几乎没有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他们经常被各种挑衅行为激起自发的反应,而这些自发的反应又往往会遭到两面夹击。四月十三日,一群工人攻占了米尔海姆的市政厅;在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下,他们任命了一个工人代表会,监督食品的分发,并组建了工人民兵[23]。占领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工人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他们,但他们授权德国警察进入米尔海姆恢复秩序。四月二十一日,经过一番激战,警察重新占领了米尔海姆市政厅,战斗中有六人死亡,七十人受伤[24]。

    来自军队和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的袭击与破坏行动,他们企图挑起占领军的大肆报复,这样就能激起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站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下。一支突击队炸毁了埃森附近的一座桥梁。一个曾参加自由军团的人,很快就成了德国民族主义事业的祭品。列奥·施拉格特[25]被指控炸毁了杜塞尔多夫附近的铁路,他被法国当局逮捕后,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并执行了枪决。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战斗正在波鸿进行。波尔写道:

<blockquote>德国工人必须发起反占领的斗争,这让反抗德国资本家的斗争变得相当艰难。这让那些土匪、德国资本家,都变成了为了祖国的事业而受迫害的民族英雄。只有当德国无产阶级能够依靠法国工人阶级积极而坚决的帮助时,德国无产阶级才能同时向德国资本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发起战斗[26]。</blockquote>

    这显然是季诺维也夫的意见。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告诉他们“在某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上”[27]。一月初,卢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28]辞职后,法国党摆脱了它最右的派别,并试图发动反占领的宣传活动,谴责普恩加莱的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法德工人团结,并组织了反军国主义宣传,推动德国工人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善活动。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多少成效。一月,马塞尔·加香[29]、皮埃尔·塞马尔[30]、加斯东·蒙穆索和其他数人在埃森参加会议后被捕[31]。不久,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加布里埃尔·佩里[32]也被捕了[33]。另一队鼓动员在法国共青团领导人昂利·洛泽雷[34]领导下,秘密进入了鲁尔[35],但他们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尽管从三月的法兰克福会议开始,共产国际费了很大力气在欧洲组织反占领运动,但却收效甚微。事实上,鲁尔工人被彻底地同法国无产阶级隔绝开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国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给德共党内新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基础。

<h3>两线作战的困难</h3>

    鲁尔形势的爆炸性发展,突显了德共内部的分歧。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左派要求讨论占领鲁尔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但布兰德勒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层,没有将其列入议程。一月十三日,共产党议会党团拒绝给库诺政府投信任票。共产党议会党团发言人保尔·弗勒利希抨击道“库诺与普恩加莱是一对双生兄弟”,并同时谴责了占领鲁尔和“消极抵抗”政策:“现在是战争,而卡尔·李卜克内西教会了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执行战争政策。他号召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不要国内和平,而要国内战争[36]!”

    二月二十三日,《红旗报》发表了中央局社论,支持这个路线。《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报头:“在鲁尔河同施普雷河,打倒库诺与普恩加莱!”鲁尔战争被当成是资产阶级之间“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脊背上”进行的冲突[37]。

    然而,这个政策实际运用起来,却遇到了极大困难,要在鲁尔打倒普恩加莱,就不可能不卷入“消极的”或“积极的”抵抗,而要打倒库诺,就不可能不卷入某些工团主义势力的游戏,他们利用法国占领鲁尔所提供的机会,玩弄起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就在埃森大屠杀的第二天,《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工人在埃森遭到屠杀。克虏伯工人成了法国军国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挑唆的牺牲品》[38]。三月十一日,埃森召开了工厂代表会会议,会上代表中央局发言的卡尔·贝克坚持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占领鲁尔和凡尔赛和约的斗争,特别是要在占领军当中开展革命宣传。他一再重复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武装工人、建立工人政府、成立各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监督委员会、工厂代表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口号[39]。在试图协调反占领的国际行动的法兰克福国际会议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议题[40]。看起来所有共产党人似乎都同意这些口号。

    但是,被认为是中央局的理论头脑的塔尔海默发表了一篇文章,马上就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激起了抗议的怒潮[41]。他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一致,但它们却发挥了不一样的作用。他说德国资产阶级在抵抗时“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意志,客观上发挥了革命的作用”,就像俾斯麦在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统一德国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而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是这么的。

    塔尔海默强调指出,在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并不是、也不能是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法国在鲁尔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因此,目前共产党人的目标,恰巧与德国资产阶级的目标不谋而合(尽管程度有限),只有当德国资产阶级向法国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他所期望的)之后,共产党人与德国资产阶级才会分道扬镳。然后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击败本国资产阶级,然后才能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赢得胜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诺伊拉特(Neurath)与索梅尔(Sommer)强烈反对这个分析,他们认为这回导致共产党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即使只是暂时的,他们谴责说,这种分析中透着一九一四年的社会爱国主义的霉味。德国党左派的观点与他们相同[42]。

    塔尔海默的文章,是否表达了中央局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明确而自觉的路线?费舍声称这是受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受拉狄克指使的[43],这是真的吗?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失败,原因在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苏维埃俄国与德国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联盟。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

<blockquote>无产阶级国家可否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战略适宜性出发,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这里贷款和军事联盟没有原则的区别。我敢说,我们已如此强大,可以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果采取这种国际形式,即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的形式,该国的同志们的义务是帮助这个联盟取得胜利。如果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该国的资产阶级自己被打败了,那将会出现另外的问题(笑声),对此我没有义务去说明,但是你们是很容易理解的[44]。</blockquote>

    这个论点,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在另一种情况下重新出现了,但费舍及其门徒对它的评价并不正确,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后来抛弃了用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但与这个论点毫不相关,这个论点与这种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它过多地使用了布哈林的话——而他这番话,又是在就共产国际的纲领作报告时说的,这个纲领,是俄国党、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原则立场的信条——何况这个报告还没得到大会接受。斯杰克洛夫[45]在《消息报》上对这些文章做了答复,科辰转引了这个答复:

<blockquote>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府,俄国的劳动群众当然没有特别的同情,对于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更不同情。然而,苏维埃俄国,<b>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b>,不能容许法国与其走狗——首先是波兰——联合起来征服和肢解德国……目前,波兰对德国的进攻,就等于直接进攻苏维埃俄国[46]。</blockquote>

    这是向白匪波兰发出的警告,不能当成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无条件支持”[47]。不过,这篇社论的作者还是谨慎地指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需求,同劳动群众的同情之间的区别。这也证明了俄国领袖此时并没有把苏维埃俄国的盟友与世界无产阶级的盟友混为一谈[48]。

    塔尔海默写那篇文章时,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事先想到要寻找一条在某种情况下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路线,对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来说,保卫苏维埃俄国都是一个普通的任务。但我们更愿意认为,当面临着席卷鲁尔的民族主义狂热时,为了给党指明方向,塔尔海默想要给正在影响着工人(包括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民族主义浪潮,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解释。当然,他也想强调革命在德国发展的缓慢,以及极左派的政策的危险性——这些极左派一直想找到促成革命危机的捷径。

[1]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年8月20日——1934年10月15日),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3年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年至1924年与1926年至1929年再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让·玛丽·约瑟夫·德古特(Jean Marie Joseph Degoutte,1866年4月18日——1938年10月31日),法国陆军少将,曾参加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战争,一战期间指挥法军摩洛哥部队,1919年被任命为驻鲁尔法军司令,1925年法军撤离鲁尔后改任阿尔卑斯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3]保尔·蒂拉尔(Paul Tirard,1879年6月2日——1945年12月23日),法国官吏,1903年起担任公务员,曾在殖民地事务部、司法部与法属摩洛哥任职,1919年至1930年任协约国驻莱茵兰高级专员公署主席。——中译者注

[4]《1922年10月至12月的形势——英法的赔款计划——简述》(La situation en octobre-décembre 1922 – Les Plans de réparations français et anglais – Données principales),《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1期,1923年2月7日,第67页。

[5]同上。

[6]《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357卷,第9422页。

[7]巴迪亚,《当代德国史》,第1卷,第189页。

[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82页。

[9]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29页。

[10]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页。

[11]圣巴托罗缪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法国宗教战争期间,1572年8月24日,即圣巴托罗缪日的晚上,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进行了大屠杀,掀起了全国性的暴行胡格诺派的暴行。——中译者注

[12]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22—24页。

[13]同上,第25—26页。

[14]《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357卷,第9424—9428页。

[15]根据君特·霍尔昌斯基(Günther Hortschansky)所述,这个提案在议会党团的表决中,仅以60票赞成、55票反对而获得通过(《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Der nationale Verrat der deutschen Monopolherren während des Ruhrkampfes 1923],柏林,1960年,第119页)。据施特克尔所述,有67名议员赞成消极抵抗,65人在表决前退场,14人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期,1923年1月19日,第20页)。

[16]保尔·弗勒利希的文章《60%或4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1—52页)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论点。施蒂内斯向经济委员会宣称:“法国工业家卢绍尔(Loucheur)想跟我们组个托拉斯,法国合伙人占60%的股份,我们占40%,我们可不干。”(《莱因—威斯特伐利亚日报[Rheinisch Westfälische Zeitung],1933年1月20日)。

[17]《德国化学工业的爱国主义》(Le Patriotisme de l’industrie chimique allemande),《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8期,1923年3月2日,第122页。

[18]凯特·波尔是卡塔琳娜或莉季亚·拉宾诺维奇的化名,她是古拉尔斯基(克莱涅)的伙伴。请参阅第28章,注释63。

[19]凯·波尔,《占领鲁尔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L’Occupation de la Ruhr et la lutte du prolétariat allemand),《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8—159页。

[2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期,1923年1月30日,第52页。

[21]《红旗报》,1923年4月1日。该报特别指出,死者当中有一位叫约瑟夫·詹德尔(Josef Zander)的共产党员,他试图避免发生冲突,但没有成功。

[22]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1870年8月7日——1950年1月16日),从1909年起至1941年任克虏伯集团董事长。——中译者注

[23]费舍,《斯大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298页。

[24]《红旗报》,1923年4月22日。

[25]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1894年8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曾参加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少尉。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卡普暴动。鲁尔被占领后,施拉格特带领一个民族主义小组潜入鲁尔进行了多次破坏活动,1923年4月8日,施拉格特被法军逮捕,5月7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26日被枪决。他死后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偶像。——中译者注

[26]《共产主义公报》,第10期,1923年3月8日,第159页。

[27]季诺维也夫的来信,1923年2月2日,转引自儒·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L’Oeil de Moscou à Paris),1964年,第187页。

[28]卢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9]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为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30]皮埃尔·塞马尔(Pierre Semard,1887年2月15日——1942年3月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8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39年10月被捕,1942年被移交给纳粹德国,3月7日遇害。——中译者注

[31]《人道报》,1923年1月21日。

[32]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领导。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捕,同年12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33]《人道报》,1923年3月23日。

[34]昂利·洛泽雷(Henri Lozeray,1898年5月17日——1952年7月13日),曾任法国共青团领导,1936年至1940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45年至1950年当选为谢尔(Cher)省议员。——中译者注

[35]热拉尔·瓦尔特(Gérard Walter),《法国共产党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巴黎,1948年,第137页;海因茨·科勒(Heinz Köller),《塞纳、鲁尔与施普雷的团结斗争》(Kampfbündnis an der Seine, Ruhr und Spree),柏林,1963年,第180页。

[36]《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57卷,第9429页。

[3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4页)写道,就在使用这个报头的《红旗报》出版后的第二天,拉狄克撵走了两个对此负责的记者,其中之一是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即路特·费舍的弟弟——中译者注)。并把报头改成了:“在施普雷河反对库诺,在鲁尔河打倒普恩加莱!”不过我们在任何一期《红旗报》上都没有找到这个报头。费舍还说这个报头印成了押韵的两行:“反对库诺,打倒普恩加莱!/在鲁尔河与施普雷河”,但事实并非如此。埃里希·沃伦贝格在接受比绍(Buchot)采访时,在谈到1923年的事件时,也提到了这么一件事,但他把拉狄克换成了台尔曼,还说台尔曼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可台尔曼其实要到三个月后才入选中央局。

[38]《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39]《红旗报》,1923年3月13日。

[40]《红旗报》,1923年3月18日、20日、21日。

[41]奥·塔尔海默,《关于鲁尔战争的若干策略问题》(Einige taktische Fragen des Ruhrkrieges),《国际》,第4期,1923年2月15日,第907—1002页;《共产国际》(德语版),第26期,1923年。

[42]A·诺伊拉特(A.Neurath),《一个可疑的论点》(Eine verdächtige Argumentation);索梅尔(Sommer),《鲁尔战争与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Der Ruhrkrieg und die Aufgaben des deutschen Proletariats),《国际》,第2期,1923年3月1日,第110—113页,第209页及其后。这两篇文章与塔尔海默那篇文章被一起转载到了《共产国际》(俄语版),第25期,1923年6月7日,第6857—6888栏,同一期《共产国际(俄语版)上还刊登了塔尔海默的答复《再论我们在鲁尔战争中的策略》(Noch einmal zu unserer Taktik im Ruhrkrieg),这个答复以法语、英语和德语发表在扩大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1号公报上(6月8日,第1—2页)。诺伊拉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索梅尔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他的真实身份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一位党员,约瑟夫·文特尼茨(Joseph Winternitz)博士,又名“伦茨”(Lenz),他刚刚移居德国,成了左派的理论家(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44页)。

[43]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3页。

[4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31页。费舍在她的书里也引用了这一段(《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1页),但她没有引用“如果……很容易理解的”这句话。

[45]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杰克洛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年8月27日——1941年9月15日),原名奥夫谢伊·莫伊谢耶维奇·纳哈姆奇斯(Овш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Нахамкис),189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回国,1917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917年至1925年任《消息报》编辑,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46]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8页。

[47]同上,第67页。

[48]这是费舍的分析,同意她的看法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犯下了年代上的错误。斯大林时期初期才出现的那些苏联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被他们挪到了这一时期。费舍和科辰为了支持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就必须求助于引用布哈林的另一段话,这是他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在左翼反对派面前为“一国社会主义”思想辩护时说的:“当已被战败和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战胜者协约国帝国主义所蹂躏的问题。”(转引自科辰,《俄国与魏玛共和国》,第67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2页,费舍引用时所加的脚注并不正确。)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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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六章 德共的党内危机</h2>

    鲁尔被占领了,当地工人阶级被同外地隔绝起来,这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引发了德共的新一轮党内危机。几周以来,过去的争吵又再次出现了。

<h3>统一战线在萨克森的成功</h3>

    一月十日,萨克森的社民党政府垮台,这给德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借机发起大张旗鼓的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宣传运动。萨克森社民党的领袖最多也只想与邦议会里的民主党议会党团建立议会联盟,但部分左派主张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这样的左派联合政府就能在邦议会里占据过半多数。共产党系统地在各个城镇与工厂组织了工人集会。在这些会上,人们充分地交换了对政府问题的看法,共产党人的立即在萨克森成立工人联合政府的要求,经常能赢得包括非共产党人在内的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经常出席社民党的集会,并介绍自己的主张。他们每次都获得了可观的票数[1]。

    在社民党左派的压力下,萨克森社民党执委会勉强同意在三月四日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就在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德共在《红旗报》上向萨克森社民党提出了一个“工人纲领”。这个纲领主要包括无偿没收前王室财产、武装工人、对司法、警察和行政机关进行清洗、对反革命组织采取严厉措施、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扩大加强代表会的权利、没收闲置的工厂、强制贷款、由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来监督物价等要求[2]。在非常代表大会上,尽管右派领袖得到了迪特曼的支持,但左派还是赢得了胜利,非常代表大会以九十三票对三十二票通过决议,拒绝与德国民主党结盟,并授权成立一个以格奥尔格·格劳佩为首的“九人委员会”,同德共进行谈判[3]。

    共产党随即再次提出了他们以前曾向旧的社民党领导层提出过的那些建议:武装工人、通过工厂代表会对工业实施全面监督、解散邦议会、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社民党左派没有接受,他们跟自己的前任一样,不愿做出更多的让步,由政府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萨克森向着“苏维埃化”迈出了一步[4]。共产党不想把事情做绝;于是共产党便收回了解散邦议会和召开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要求,并宣布:他们愿意在邦议会中支持社民党的一党政府,但这个政府不能让右翼领袖布克参加,并且还要着手允许成立工人自卫组织、成立咨询性的“工人议会”,由其来代表工厂代表会,并大赦政治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九日,萨克森社民党扩大会议接受了这些要求,就在同一天,尽管遭到了莱比锡代表的反对,共产党也接受了这些要求[5]。三月二十一日,萨克森邦成立了新政府,由埃里希·蔡格纳任总理、利布曼[6]任内务部长、格劳佩任劳工部长;邦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对新政府投了赞成票,这样它就在邦议会中得到了多数支持[7]。波特赫尔代表萨克森共产党人对这个政府表示了欢迎,他认为这是走向成立工人政府和武装工人的一步。资产阶级议员随即退场抗议他们所谓的蔡格纳政府的“布尔什维克纲领”[8],德国各大报纸也立刻对蔡格纳政府发起口诛笔伐的风暴。

    三月二十二日,德共政治局批准了萨克森党组织的决议,并决定开展全国性的宣传运动,把正在萨克森发生的事情昭告天下[9]。然而,在三月三十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委的声明,这个声明批判萨克森组织的政策是“机会主义”,同一期《红旗报》还刊登了萨克森党组织领导层的答复[10]。

<h3>濒临分裂</h3>

    德共左派认为,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意见的转变,只是一个次要事件,因为他们认为社民党左翼跟右翼都是叛徒。但对德共领袖,还有拉狄克而言,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路线的正确性。拉狄克为此给英语读者写了一篇文章:

<blockquote>社会民主党今天仍是德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人会对此觉得不满意、不舒服,但不管人们对它是什么态度,这就是现实。有人会跟着列维走……有人会拿起武器,跟这些叛徒斗,然后遭到失败,就像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共产党一样。也有人会日复一日地教育无产阶级,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来同这个可耻的事实斗争[11]。</blockquote>

    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马上就被带到了德国最紧张的地区——鲁尔。在莱比锡代表大会闭幕后,费舍就去了鲁尔,专心组织当地的左翼倾向,经过她的努力,当地的左翼变得愈加强大了,甚至还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破坏了党纪。她认为,当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消极抵抗”的伎俩时,党的任务应该是推动工人前进,促使工人占领工厂与矿山,并夺取政权。她依靠着工人运动中强大的工团主义传统,以及党内外的极左流派,试图复活鲁尔工人共和国的思想,三年前,这个思想曾经激励了工人同卡普暴动作斗争。

    按照费舍的看法,“一个莱茵—鲁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军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12]。”这个前景,对支持“工人联合会”的极左派而言极有诱惑力,并在矿工当中得到了响应,如果费舍的话可信,那么,连党的领导人当中都有人赞同,鼓吹这个前景的人主要有约瑟夫·艾普斯坦,他是鲁尔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莱茵兰地委书记[13]。但是,中央局的支持者在施托尔岑堡和瓦尔特·施特克尔的带领下,坚决反对这个思想;施托尔岑堡是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委领导人,施特克尔当时是占领区地方局负责人,他还得到了埃森五金工人的支持。

    在整个鲁尔地区,这两派的支持者之间斗得不可开交,这是多数派仅占微弱多数,而且形势十分艰难。在埃森召开的北莱茵—威斯特法利亚地方组织代表大会上,两派首次公开交锋。费舍与恩斯特·台尔曼[14]都是外地人,当地党员并不熟悉他们,但支持左派的那些地方党组不顾施托尔岑堡的反对,将他们选作代表,让他们出席了大会。代表大会撤销了他们的代表资格,但同意让他们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允许他们分别代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与汉堡—瓦塞尔坎特地委发言。费舍抓住这个机会,以前所未有的粗暴语气,抨击中央局的“机会主义”方针。她指责中央局只想同社民党达成协议,争取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就是证据。对于鲁尔,她提出了一个当前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夺取工厂、由工人监督生产、在占领区成立工人民兵等要求。她坚持认为,目前,打倒库诺政府的号召就是对直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表达,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准备手段。她痛斥布兰德勒的支持者是“民主之友”——在当时的德共,这是很严厉的指责——并放出狠话,说她已经做好了发动分裂的准备,她甚至宣称:“总有一天,同志们会跟着我们,把那些支持民主、眼睛盯着魏玛宪法不放的人统统赶走[15]。”

    费舍的老对手蔡特金站了出来,她支持施特克尔和施托尔岑堡,反对费舍。她批评了左派,说左派的分析根本不符合德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假如左派的路线付诸实施,就等于倒退到了盲动主义的冒险,这会导致鲁尔无产阶级过早发起进攻,最后会陷入孤立而失败。她还警告说,占领军的特务正在试图同当地的活动家与领导人建立联系,如果按照左派号召的去做,就有可能中了占领军的计。最后,中央局的支持者以六十八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而险胜[16]。

    党再次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在鲁尔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反对派拥有相当强的力量,而且他们意志非常坚定;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在鲁尔的行动,以及费舍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一切都显示出危机已经极其严重,眼看就将爆发。中央局陷入了不安之中[17];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中央局发出了言辞温和但态度明确的警告,它的题目是:“必须停止!”它指出,早在埃森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对派的一系列行为,都在危害党的团结。中央局不想压制讨论,但无论用什么理由、什么特殊情况来为分裂辩解,它都会坚决挫败一切挑唆分裂的企图[18]。次日,中央局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刊登了费舍的一篇文章,同时还刊登了布兰德勒的答复[19]。

    布兰德勒在同一天出席了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并发出了严肃的警告:

<blockquote>中央局将再次尝试同反对派达成一致。我们希望绝大多数支持反对派的同志会真诚地寻求拯救党的方法,回到我们当中。可是……我们不能容忍已经发生在地委代表大会上的事情一再发生。在行动中反对党的实际口号,将其换成已被我们否决的其他口号,这种事情我们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会毁了革命斗争的纪律。无论谁敢违反,谁就是党的敌人,对其必将严惩[20]。</blockquote>

    左派的领导人当中,至少有几个人听进了布兰德勒这番警告。艾普斯坦被中央局撤职,换上了比较温和的左派彼得·马斯洛夫斯基[21]。四月十日,四名左派干将——阿图尔·埃维特(中央局委员)、汉斯·菲弗尔(中央局委员兼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格哈特·艾斯勒[22](路特·费舍的弟弟,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地委领导干部)与海因茨·诺伊曼——宣布同反对派的领袖断绝关系,批判了费舍与马斯洛夫的提纲的本质,并主张党的“集中”[23]。诺伊曼是《红旗报》和《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编辑部成员,也是秘密机关成员,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会说俄语。在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执委会中,这个“中派”的支持者赢得了十票,而左派的极端分子则赢得了二十四票[24]。四月二十二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邀请中央局和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前往莫斯科,与俄共(布)的领袖一起开会[25]。

<h3>新的莫斯科妥协</h3>

    三月九日,列宁第三次中风。共产国际执委会试图在五月初的莫斯科讨论中解决这次危机。中央局的代表是布兰德勒与波特赫尔,左翼少数派的代表是马斯洛夫、费舍、台尔曼与格哈特·艾斯勒[26]。俄共(布)的代表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拉狄克[27]。我们不清楚这次讨论的具体内容[28]。它得出了一个冗长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着重宣布:“分歧源自德国革命的进展缓慢,以及各种客观困难,这些困难同时引发了各种左的和右的偏向[29]。”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中一些公式犯了“右倾”错误,比如利用社民党工人的“幻想、偏见和需要”,或是“资产阶级国家中可以利用的权力工具”可能用于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些错误解释了“健康的无产阶级力量对其感到不满……便倾向了极左主义”。但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说道,尽管如此,中央局同极左倾向的斗争是正确的,比如在鲁尔,极左倾向可能会导致“孤立的斗争……党可能会遭受重大失败”,又比如在萨克森,极左倾向可能会把党与“正在走向我们的广大工人”隔绝开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说道:“只有当中央局通过斗争,清除了导致左派对革命产生怀疑的右派势力时,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才能成功[30]。”

    在未占领区尚无任何革命运动、或法国占领军中仍未出现任何瓦解的迹象时,就在鲁尔采取占领工厂的行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既认可了党对蔡格纳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但又对党未能把在萨克森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同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成功结合起来表示遗憾。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接受了德国资产阶级同凡尔赛和约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有利于瓦解资本主义欧洲的观点,但它又提醒人们,资产阶级仍在向无产阶级发动阶级斗争,德国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打败协约国。德共的任务应该是向那些被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人耐心解释:“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31]。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这个决议,为了进一步保障这个政治协议得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在《红旗报》的半月特刊上进行公开讨论;左派领袖停止在那些他们没有影响力的地方进行宣传[32];右派领袖要在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建议,让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没有被选入中央局的左派领袖补选进中央局。

<h3>党的团结在愈加紧张的局势中得到了恢复</h3>

    中央局和左派好不容易达成了妥协,而国际形势在五月里的紧张,有助于加强妥协。五月二日,福煦[33]元帅对波兰进行了正式访问,并检阅了军队。五月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34]侯爵就所谓的苏联在波斯、阿富汗与印度的活动,向苏联发出了最后通牒。五月十日,一个白俄在瑞士暗杀了苏联外交人员沃罗夫斯基。苏联国内也是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季诺维也夫写道,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死硬分子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鲁尔事件、寇松的最后通牒、沃罗夫斯基的遇害以及福煦元帅耀武扬威的访问,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35]。”

    五月十三日,德共在柏林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暗杀沃罗夫斯基和进攻俄国的计划,有十万人参加[36]。五月十六日,十五万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火炬游行,为即将被送回莫斯科安葬的沃罗夫斯基的遗体送行,维克托·塞尔日[37]后来写道:“这次游行标志着革命动员时期的开始”[38]。全体中央局委员与李可夫[39]、苏联大使克列斯京斯基[40]都参加了火炬游行。拉狄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呼吁德国劳动人民保卫俄国革命[41]。五月十六日与十七日,中央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布兰德勒在会上发言,着重指出了国际形势的压力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危险,然后会议就只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为了贯彻莫斯科协议,费舍、盖施克、台尔曼与柯尼希被补选入中央局[42]。看来,双方已经按照拉狄克在会议次日提出的公式,达成了一致,拉狄克写道:“我们目前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决心进行革命——尚不存在[43]。”

    但就在第二天,鲁尔的局势又发生了剧变。弗兰茨·达雷姆写道:“饥饿迫使狼走出森林,迫使矿工走出矿山,迫使车工走出工厂[44]。”施蒂内斯的代理人大量购买外汇,导致价格暴涨,马克的行情一落千丈。工人不顾工会的阻挠,自发进行了罢工,德共在控制罢工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自发罢工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到了五月二十六日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但它缺乏足够的威信,无法制止时不时在街头爆发的骚乱。最后,中央局在五月二十九日与中央罢工委员会一起在埃森召开会议,同意按照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三的工资的条件复工。左派也同意这个决定,工人迅速复工了[45]。

    此时,共产党人对需要通过谨慎的方法来解决德国革命的问题,似乎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觉得革命形势已迫在眉睫的,还有其他人。五月二十六日,就在盖尔森基兴爆发首次冲突后,吕特贝克(Lütterbeck)博士,一位德国高官,杜塞尔多夫州长(Regierungspräsident)的副手,给法国将军邓文(Denvignes)写了信,请求允许德国警察进入占领区恢复秩序:

<blockquote>像盖尔森基兴这样的事件只会对敌视国家的势力有利。还会有新的麻烦发生,而秩序——文化与生产必不可少的基础——正遭受着被长期破坏的威胁……工业区对我们而言太复杂了,我们不敢冒险,让一座城市里的火星变成一场大火……莱茵河或德国国境都阻止不了这场大火。这是威胁着全世界的危险。假如法国最高统帅部继续坐视暴动扩散,就会让人觉得法国希望德国政府垮台……不惜把鲁尔交给暴民,让他们发动一场威胁整个欧洲文明的暴乱。这种把戏也会危及法国自身。占领军并不完全是由冷冰冰的物资、步枪、机枪与坦克组成的。使用这些武器的是有眼睛有耳朵的士兵。他们会铤而走险,从鲁尔把危险的种子带回法国本土,让它们生根发芽。</blockquote>

<blockquote>面临着这些危险,我冒昧地指出,假如法国最高统帅部放纵无政府状态不管的话,它就要为此承担重大的责任。假如它自己不肯动手,那它至少有义务让德国当局接手,让德国当局来完成自己的职责……我冒昧地提醒一下,在巴黎公社那时候,德国司令部可是竭尽了全力,为法国当局的镇压行动提供便利的[46]。</blockquote>



[1]莱蒙德·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proletarische Einheitsfront und Arbeiterregierung in Sachsen unmittelbar nach dem VIII Parteitag der KDP),《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4期,1963年,第651页。

[2]《红旗报》,1923年3月2日。

[3]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3—654页。

[4]同上,第655页。

[5]同上。

[6]赫尔曼·利布曼(Hermann Liebmann,1882年8月18日——1935年9月6日),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9年至191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记者,1913年至1933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莱比锡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8年至1923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19年至1933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员。1922年随独立社民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上台后被捕入狱,因在狱中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即逝世。——中译者注

[7]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357页。

[8]请参阅蔡格纳的原则声明,《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Verhandlungen des Sächsischen Landtages 1923),第717—720页。

[9]转引自瓦格纳,《德共八大后的争取在萨克森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联合政府的斗争》,第657页。

[10]《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1]卡·拉狄克,《革命的严峻考验》(The Crucible of Revolution),《共产主义评论》(Communist Review),第3卷,第11期,1923年3月,第533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05页。

[1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95页。

[13]早在1914年以前,艾普斯坦就是鲁尔的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曾于1919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定居科隆,1921年,他当选为中莱茵兰地委书记,取代了列维的同伴达雷姆,然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组织才干,把中莱茵兰建设成了左派的坚固堡垒。他身边有一支能干的队伍:彼得·米费斯(Peter Mieves,但此人后来被揭露出是警方的奸细)、教师凯尔夫(Kerff)、威廉·弗洛林(Wilhelm Florin)。在莱茵兰的其他地方,在多特蒙德党组织领导阿图尔·柯尼希、比勒菲尔德的克特尔(Kötter)、鲁尔工厂代表会委员会书记汉斯·科尔维茨(Hans Kollwitz)等人的率领下,左派也拥有强大的力量。

[14]台尔曼是纯正的无产者,他比谁都更能代表汉堡左派。但汉堡左派的真正领袖是乌尔班斯,在1923年,乌尔班斯是《汉堡人民报》的编辑菲利普·邓格尔的左右手。

菲利普·邓格尔(Philipp Dengel,1888年12月15日——1948年3月28日),出身于酿酒师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被提升为中尉。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2年担任《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辑,并进入中莱茵兰地委工作。1923年任《汉堡人民报》编辑,并参加了汉堡起义。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7年返回德国,次年逝世。——中译者注

[15]《红旗报》,1923年3月29日。

[16]同上。

[17]请参阅在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有关费舍的态度的讨论,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97页,注释82。

[18]《红旗报》,1923年3月30日。

[19]《红旗报》,1923年3月31日。

[20]《红旗报》,1923年4月1日。

[21]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1页。

[22]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1897年2月20日——1968年3月21日),出生于莱比锡,1901年随家人移居维也纳,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8年11月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1年移居柏林,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9年间参加调和派,1929年至1936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8月在巴黎被捕,1941年越狱后逃往美国,1947年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返回民主德国,在宣传机关工作,1956年至1962年任民主德国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23]《论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Zur Lage und zu den Aufgaben der Partei),《国际》,第10期,1923年5月15日,第228—234页。这篇文章之所以发表在中央理论刊物上面,是因为《红旗报》在1923年4月8日至21日之间被禁止发行。

[2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8页。

[25]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62页指出,这封信是在《关于我们与反对派的分歧的材料》(Material zu den Differenzen mit der Opposition)中找到的,这本书我们无法查阅。

[26]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没有提到她弟弟。但1923年5月13日的《红旗报》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9页上的一个注释也提到了格哈特·艾斯勒是代表之一,这不太可能是偶然的疏忽,也许是因为费舍认为她弟弟“背叛”了左派。

[2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0页。

[28]这次讨论的记录并没有公开,只有费舍对此做了简述,她的简述似乎是可信的。

[29]《关于德共党内分歧的决议》(Resolution zu den Differenzen in der KPD),《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2页。

[30]同上,第303—304页。

[31]同上,第304—307页。虽然决议中的这段话可以当成是费舍所谓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的基础,但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01页)却写道:“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一次又没有被提及”。

[32]《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8页。在1923年初,左派似乎真的动摇了右派的一些坚固据点。中央局把特派员派去陷入争论的各个地委,表明了它的焦虑:汉斯·蒂泰尔就是因此被调离符腾堡,到图林根上任的,他在图林根被选为政治书记(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34页)。

[33]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元帅,曾参加普法战争,一战开始时任法国陆军第10军军长,1915年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1917年担任协约国总司令。——中译者注

[34]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30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35]《真理报》,1923年5月16日。

[36]应该提醒一下,当时在柏林有大约30000名共产党人。

[37]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38]维·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1967年,第168页。

[39]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40]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41]《红旗报》,1923年5月17日。

[42]同上。

[43]《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79页)从莫斯科的IML收集德共在1923年至1924年的档案材料中,引用了鲁尔的一位左派领袖昂格的发言,他批评了中央局的机会主义。

[44]《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4页。

[45]《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IX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abgehalten in Frankfurt a. M. vom 7 bis 10 April 1924),柏林,1924年,第11页。

[46]《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4期,1923年6月1日,第825—826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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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七章 前所未有的前革命形势</h2>

    由占领鲁尔而导致的德国危机,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所曾经历过的最深刻的危机。在一个以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为根基的国家里,贫困变成了普遍现象。几乎全部劳动人口都陷入了绝对贫困状态,小资产阶级也被毁灭了。一切特权都被废除了,只有资本和生产手段的占有者仍然享有特权。投机掮客、腐败政客、窑姐龟公倒是大发横财。随着一切社会保障手段的完蛋,一切民主思想也全完蛋了。一切所谓的道德观都成了笑柄。简而言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所导致的恐怖景象,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取得了璀璨辉煌的成就,如今一切都倒了个个儿。

<h3>失控的通货膨胀</h3>

    一九二三年危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货膨胀。这并不是新现象。早在一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就马上出现了,在一九一九年,它曾一度得到控制。但从一九二一年起,让马克贬值就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战略。他们又捡起了以前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财政危机完全是由于出口不足造成的,让马克再次贬值,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出口,刺激生产,并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大工业家建议,由他们来代替国家,为货币提供信用,以此来恢复正常的经济形势,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国家为此提供担保。但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存在时,没有一个政府能提供这样的担保。资产阶级的部长们一再劝诱社民党部长接受胡根贝格与施蒂内斯的建议,但都被社民党部长挡回去了。

    大概是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开始,德国的工业巨头们决定,要让整个形势好转,必须先让它恶化;失控的通货膨胀,能够让德国的债务一扫而空,使国家向他们屈服,耗光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样一来,最后主宰局势的就只剩下他们了。整个一九二二年,马克都在稳步贬值,鲁尔被占领后,马克就一落千丈了。然而,要准确地找出谁该为马克的崩溃负责、谁应该对此负多少责任,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不断扩散的恐慌,还有各项相应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美元能兑换一千马克;到了四月能换二千马克;到了十一月能换六千马克。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一美元能换八千马车,一月十日能换一万马克,到了十五日,就能换五万六千马克了[1]。从那一天起,马克就开始了疯狂的贬值,中间有几次暂停,有几次下跌的速度放慢了一点,但总体是以极快的速度在下跌的。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一美元能兑换九万六千马克,到了七月十日能兑换二十万马克[2]。七月二十三日,一美元能兑换四十万马克,到了二十八日就能兑换一百万马克[3]。到了八月七日,美元对马克的汇率跌破了一比二百万;八月九日已达一比六百五十万[4];九月五日跌破一比二千万;九月六日达到了一比四千六百万;九月七日已达一比六千万[5]。

    到了九月二十日,一美元已可兑换三亿二千五百万马克[6]。短短一年,马克就只值原来的十六万二千五百分之一了!照这个贬值程度,数字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市面上有十六亿五千四百万马克在流通。到了八月十五日,仅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就达到了一百一十六万四千〇二十五亿四千八百〇五万七千(116,402,548,057,000)马克[7]。印刷厂日夜不停连转轴,就连私人印刷厂也先被找去印刷面额为一百万马克、二百万马克、五百万马克和一千万马克的纸币[8],然后又印起了面额五千万马克和一亿马克的纸币[9]。

    物价以同样的速度上涨。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一个鸡蛋卖三百马克;五日的价格是四百二十马克[10];十日的价格是三千四百马克;十一日是四千四百马克[11];二十七日食七千马克;到了八月五日已经涨到了一万二千马克[12];八月八日涨到了三万马克[13]。商店先是每天涨一次价,然后是每小时涨一次。大商店还专门雇人在价格表上加〇,他们甚至还常常赶不上实际价格的上涨。其实,只有以黄金或外汇(主要是美元)进行的交易才真正有效。马克纸币实际上已经无人使用,只有在支付工资的时候,才会按照固定比率增加一点数值发给工人。

<h3>危机对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影响</h3>

    整个经济机器一点点地、无法避免地失灵了。国家银行不再发放信贷,除非有价值稳定的实物作担保,但它仍在接受已经沦为废纸的纸币作为支付手段,而投机商手上最不缺的就是纸币,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利率变成了天文数字,二十四小时贷款的利率高达百分之百,一月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四百,一年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五千。要是有谁敢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超过二十四小时,别人准会以为他疯了。其实,拥有资本的人,谁也不希望拥有任何形式的马克纸币,当然债务例外。农民拒绝出售庄稼。商店空空如也,市场空无一人。危机造成了一种真正的国内封锁。城镇居民组织了征粮队,到乡下去袭击农场,抢劫庄稼。

    凝聚了大量财富与成就的实际资产、房地产、各种货物与珍稀品,越快脱手,就能赚得越多。这些东西有时能用看起来大得吓人、实际却少得可笑的价钱买下。不识货的人是没有机会弄到它们的。谁要是拥有一点无法分割的财产,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但谁要是有足够的钱,就一定能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钱。大商人、工业家与大庄园主忙得不可开交,拼命买进一切能买的东西。据说施蒂内斯买下了横跨各行各业的一千三百家企业,他自己都承认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多少笔交易。出口业赚取了难以置信的暴利。一方面,极低的租金与工资、实际债务的贬值,使出口业能够把价格降低到无人能比的程度,而另一方面,他们拿到的是外汇。大公司可以把资本以外币的形势储存在国外。他们在瑞士、荷兰与南非设立企业,隐瞒自己的收入,并通过成立无记名的中介公司来逃避禁止资本外流的法律。简单来说,大资本家赚到手的是美元或黄金,而用来支付债务的则是纸——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正好相反,他们完全被掏空了。凡是领年金者、领养老金者,还有退休者或固定进款的持有者,他们一天比一天贫困。一九二三年七月,一个领养老金的人平均能领到一万〇八百马克,假如他敢在领钱的那天就花光这笔钱的话,那么这够他坐两趟有轨电车[14]。公寓楼的房东们发现,他们收上来的房租跟废纸没什么两样。既然什么都没了,他们就只能卖掉了。于是一队队经纪商就带着几千克的马克纸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走了他们选上的公寓楼。办公室的白领职员是按月领工资的,领养老金者所遭遇到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的工资是按照物价上涨同比增长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按照上个月的物价上涨指数来提升工资,结果他们这一年的工资贬值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

    工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按周领工资的。“上涨”与“调整”之间的差距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尽管如此,有时还是很严重的。一个在一九二二年底能拿三千马克的五金工人,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能拿五十万马克,到了七月能拿四百万马克[15]。如果我们把马克换算成美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短短半年里,他的实际工资先从三十美元跌到了二十五美元,然后又跌到了十四美元。根据官方的数字,当时的工资是一九一四年的三千三百倍,而物价折上涨了一万二千倍。因此,工人的购买力在理论上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16]。一九二三年八月初,工资比一九一四年高了八万七千倍,而物价则上涨了二十八万六千倍[17]。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商店经常是空无一物。

    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这一个星期里,一个有两个小孩的工人家庭的生活成本为每周五百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一十二马克。这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收入,而且还是按照上周的价格来算的……[18]。到了十月,一个矿工要工作一小时才能买得起一个鸡蛋,要工作两周才能买得起一双靴子[19]。失业情况在一九二三年头几个月还不算太严重,但后来就每况愈下了:五金业的完全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点〇六,纺织业的是百分之四点五三,印刷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九,成衣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六;这些行业的不完全失业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六点五八、百分之三十六点一九、百分之三十二点〇九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八[20]。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不断增长[21]。夜间旅社不堪重负。抢劫案的数量翻了几番。自杀事件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22]。大部分大都市里,由于缺乏顾客,公共交通已经停业。柏林的全部公共澡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停业[23]。德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无产者化或半无产者化了。被无产者化的没有被半无产者化的那么多。

<h3>危机造成的政治后果</h3>

    通货膨胀抹平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了工人贵族,让收入最高的技术人员也过上了跟体力工人一样的生活。不分行业,不论技术高低,大家工资都一样了,大家都变得一样悲惨。几百万工会会员还在缴纳数以百万记的会费,但这些会费都变成了金库里的一堆堆废纸,工会全垮了。全职干部都落得跟流浪汉一般境地,工会的各种福利基金早都一钱不值了。一份报纸定价几千万马克,可用来印报纸的钱却要用黄金支付。由于缺钱,他们连代表大会都开不起了。报纸、杂志、公报一家家地消失了。《新时代》就是这样停刊的,在它的字里行间曾凝聚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整整一个时代[24]。

    社民党的传统工会业务全都停顿了。工会运动失去了力量,集体协议成了笑话。工人群众脱离了工会,他们离去时往往对工会满腹怨气,责骂工会的软弱消极,有时还痛骂工会也是造成这种惨状的同谋。工会与社民党的机关垮了,国家机关也一同瘫痪了:财产、秩序和法律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么一个深渊里,谁还会在乎什么议会机关、投票权和普选权?就连警察和军队也逃不脱危机的影响。整个世界正在完蛋。就在短短一年以前,人们在对德国社会进行分析时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基本要素,如今全都被破坏了。

    尽管社民党的机关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社民党却还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它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社民党的右翼分子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当成是比正在折磨着德国工人的贫困还要可怕的洪水猛兽,并绞尽脑汁来反对它,但在社民党内,出现了一个多少还有点迷茫的左派,面对右派的攻势,它正在组织反抗。带领这个左派的有来自不同世代的人,有埃里希·蔡格纳这样的“一九一八年的社民党人”,也有保尔·列维与迪斯曼这样的老社民党员。这个少数派召开了几次派别会议,并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公开登场了。比如,列维就宣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的问题是:究竟是选择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其他阶级的专政……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与共产党一起前进[25]。”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社民党内部产生了分歧。统一战线运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势头最为猛烈,在这两地领导运动的是一些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的工会干部,但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统一战线运动。共产党终于看见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征兆,工人开始大批大批地脱离社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六月指出:

<blockquote>当前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西欧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尽管在名义上仍隶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他们<b>基本上</b>已经不再支持社会民主党了。社民党工人现在心里已经倾向我们了:他们正在摆脱社民党,向我们走来[26]。</blockquote>

    就算有人(比如季诺维也夫)不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如今已经“细若游丝”[27],他也无法否认共产党正在取得进展的事实。阿图尔·罗森贝格写了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与历史的书,他这个人有点怀旧,对他以前的同志总是怀有诗意的幻想,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德国人从来没有像一九二三年夏天那样,如此盼望革命[28]。”

    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都把选举当做自己的政治体制之本,但当他们想到这场灾难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破坏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这场危机期间,有一场选举可以让我们判断共产党的影响力扩大了多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农业区的邦议会选举中,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得票数从一九二〇年的一万八千票下跌为一九二三年的一万一千票。社民党尽管已经同独立社民党右派合并,但它的得票数还是从二万三千票下跌到了一万二千八百票。在一九二〇年可能会被当做“极左”政党的独立社民党在那一年得了二千二百五十七票,而共产党是首次在这里参选,它在当地并没有基本盘,可它一下子就得了一万〇八百五十三票,大约相当于总票数的五分之一[29]。

    我们掌握的有关党员及党控制的各种组织的成员数量,也很能说明问题。共青团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有三万名团员,而它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个地方组织,团员人数超过七万[30]。它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吸引了数十万青年[31]。据说,以开姆尼茨为中心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有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名党员,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已经有了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七名党员,并新建立了九十二个地方党组[32]。柏林地委发展了八千名党员,哈勒党组织发展了五千名党员,鲁尔党组织发展了三千名党员,图林根党组织发展了二千名党员[33]。不莱梅的党员人数翻了一番[34],中莱茵兰党组织在九个月里发展了一千二百名党员[35]。

    在党员人数增长的同时,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九二三年春天,党坚定地走向工厂,并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使自己能在工厂中树立影响。中央局设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厂党组转变为工厂支部(Betriebszellen)。它有一份刊物叫《党务工作者》(Der Partei-arbeiter),专门登载有关这个任务的消息与指示。开姆尼茨党组织在九月八日至九日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在此基础上重组党的组织[36]。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共产党报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红旗报》在七月的印量达到六万份,超过了《前进报》[37],从六月起,《汉堡人民报》的印量也超过了三万五千份[38]。

    不过,能够更好地衡量党所取得的进展的,是党的机关与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小组数量,在六月是四千个,到了十月就已经增加到了六千个[39]。弗里茨·赫克特领导下的工会工作部已经无法有效协调工会小组的工作,便对组织方法进行了改革。党从七月起设立了“红色联盟”,地方上所有工会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红色联盟。这样的联盟在七月有一千一百个,到了十月就有了二千一百个,此时工会工作部已经同三千四百六十个市镇里的小组保持着联系[40]。在六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按照雅可布·瓦尔赫尔的估计,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影响着或直接领导着二百四十多万的工人[41]。根据赫克特的估计,党当时影响着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有组织工人,也就是二百五十万人[42]。

    建筑工会有五十五万一千名会员和七百四十九个缴纳会费的中心工会;共产党在这个工会中有五百二十五个小组,在六十五个地方工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六十五个地方工会共有六万七千二百名会员。改良主义派在二百三十个地方工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二百三十个地方工会共有三十三万一千名会员。瓦尔赫尔估计建筑工会的会员当中有大约二十六万人追随共产党,所以建筑工会中共产党和改良主义派的力量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在工会运动中,五金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派的重镇。根据瓦尔赫尔提供的数字,五金工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有一百六十万会员,并有七百五十个缴纳会费的中心工会,共产党在五金工会中有五百个小组,支持共产党的五金工人大约有七十二万人[43]。他估计大约有二十六个中心工会受共产党的影响,这二十六个中心工会共有五十万会员,力量与改良主义派相当。在几个重要城镇——斯图加特、哈勒、梅塞堡、耶拿、苏尔、索林根、雷姆沙伊德等——共产党争取到了这些地方的二十六万工会会员的大多数人支持。在七月进行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惊人的进展。德共支持的候选人在主要的工业中心都赢得了胜利,获得了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与绝大多数的票数。他们在柏林赢得了五万四千票,而社民党候选人只得了二万二千票[44];在哈勒,共产党得了二千票,社民党只得了五百票[45]。瓦尔赫尔并没有低估改良主义派对工会的掌控,但他还是在六月时宣称:“在争取工会组织这一方面,我们正在突飞猛进[46]。”

    改良主义工会不是瓦解就是陷入了消极,而在共产党的积极活动激励下,工厂代表会运动在一九二三年进展神速。工厂代表会十分灵活,它没有脱产的专职干部,而是由基层工人来领导的,比起工会机关的干部,这些基层工人要更接近老社民党的“党信得过的人”传统。它们吸引了工人阶级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并最终发挥了传统上由工会来担当的职能,此外它们还担当起了严格来说应该是政治方面的职能。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起,德共的各种活动就有部分是通过各级工厂代表会及其代表大会进行的。德共在二千个工厂代表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让德共引以为豪,这些工厂代表会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拥有一万二千名工人的洛伊纳工厂代表会,伯恩哈德·科嫩赢得了这一万二千人中的百分之六十的支持[47]。工厂代表会在八月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举行推翻库诺政府的罢工,它自称直接或间接代表了约二万个工厂代表会[48]。

    全国的工厂代表会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叫“十五人委员会”,由三十五岁的五金工人赫尔曼·格洛特担任主席。他曾参加过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斯巴达克派,曾多年担任失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并参加了党内的柏林左派。革命工厂代表会运动——也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倾向于采取同样的组织形式:每个基层的工厂代表会都由两个委员会组成,一个代表生产工人,一个代表管理层,前者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工厂代表会是按照产业与城市组织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德共是按照区和地区来组织工厂代表会的。一九二三年十月,季诺维也夫根据当时他掌握的有关德国的消息,写了这样的话:“在诸如分发食物、支付工资、分配燃料与武装工人等关键问题上,德国的工厂代表会已经参加了进去,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即将在我们眼前成熟,而工厂代表会正在成为革命的主要工具[49]。”

    同样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并在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的倡议下,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üsse)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生活必需的食品的价格与房租,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径。它们由包括女工和家庭主妇在内的工人组成[50],有时也会吸收小商人和工匠参加它们的活动[51]。各地监督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不断进行宣传鼓动,试图发动低薪工人——主要是妇女——去不间断地参加活动。

    不过,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倡议,是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Proletarische Hundertschaften)。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忘记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在拉特瑙遇刺后的活动中,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口号被再次提出,在鲁尔被占领后的运动中,这个口号开始得到落实。鲁尔地区的德国警察已被驱逐出境,而自由军团又在不断派人潜入鲁尔,所以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在鲁尔是十分必要的,然后全国也都需要建立工人自卫组织了。哈勒的《阶级斗争》率先在德国中部发出了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号召[52]。三月十一日,当地的工厂代表会召开了代表大会,将这个口号变成了现实。不过,其他地方可能早就已经成立了无产阶级百人团。三月九日,开姆尼茨的十个无产阶级百人团阻止了民族主义者的一次集会[53]。三月四日,四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在格腊(Gera)进行了游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南图林根的四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也在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举行了游行[54]。在短短几周里,这个运动就席卷了全国,五月一日,在传统的劳动节游行中,二万五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戴着红袖章的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工人民兵[55]。

    德共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百人团。党成立了一个由恩斯特·施耐勒[56]领导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成立与具体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成了党的军事委员会[57]。施耐勒不得不谨慎行事;普鲁士邦内务部长塞费林于五月十三日下令取缔了无产阶级百人团[58]和一个极右准军事组织[59],许多地方的内务部长也有样学样。结果,无产阶级百人团只有在图林根与萨克森才发展到了较大的规模,那里的左派社民党政府给它们提供了官方保护,甚至还给拨款。波特赫尔在六月中旬写道:

<blockquote>我们不是在玩打仗游戏。我们的百人团并没有军事目的……一旦遭到挑衅或反革命的恐怖袭击时,百人团必须立即作出反应……武装百人团的问题尚未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这个运动所展现出的力量与决心。否则就成了在无产阶级能有效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前,就企图武装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的基本条件在工厂中得到实现之前,百人团不能有军事目的[60]。</blockquote>

    共产党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转变为“统一战线的机关”,并试图把社民党工人或无党派的工会活动家吸收进来。这自然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有时候甚至还会遭到他们自己人的反对,按照波特赫尔的话来讲,这些人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变成“为夺取政权而武装起来的部队”。党在报刊与各级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德共反对成立“党的百人团”[61]。

<h3>民族主义的新爆发</h3>

    共产党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要衡量它的进展是困难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取得的进展则更加惊人。民族主义的特色,是它的新色彩,它的民粹性——说得更好点,应该是平民性。民族主义组织的核心仍跟一战结束时一样,是自由军团的打手、疯狂的冒险家、仇外分子、反犹分子、没有军装、武器与暴力就活不下去的嗜血野兽、陷入绝望与疯狂的人——他们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大战与漫长的军国主义洗脑所造就的悲哀产物。然而,从一九二三年起,民族主义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外貌。从希特勒与纳粹党粉墨登场开始,德国从突击队的时代,转入了煽动家与群众行动的时代。

    对他们来说,一九二三年的德国真是个理想的地方。他们可以向几百万无产者化的小资产者与正在受苦的工人指出,是谁把他们害得这么惨:是协约国的资本家,是外国人、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光荣而无敌的国军背后捅了一刀”的“十一月罪人”,是工会与工人政党的那些“政客”与“大祭司”,他们愚弄了劳动人民,并利用他们强大的组织,瘫痪了劳动人民,再把劳动人民手脚捆起来献给敌人。

    从危机一开始,库诺政府就成了一个好靶子;那里有议会制政府、民主、共和国,它是软弱无力而又分散的,总之一句话——背叛!被背叛了的德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民族”;德国的领导人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在一九一八年到处蛊惑人心、散播谣言,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的无耻叛卖,德国才会蒙受耻辱、轻蔑与践踏。要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统一的民族意志,要有“元首”(Führer)的独裁,要有德意志的意志、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要有军队的纪律、力量,要用暴力来净化与扫荡一切。

    一九二〇年,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叫“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小党,后来他在党名中加上了“民族社会主义”。这给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加上了适当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性质。一九二三年的危机给他提供了大好良机。现在至少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议会制或共和国政体,也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了。因此,他得到了用口号来阐述自己的策略的计划,并用他的宣传与活动的技巧来给这些口号增光。在战后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当中,希特勒吸引到了不少学生、失业者与小资产者。这个退伍士兵两年前曾是民族英雄[62],后来又曾让那些梦想着恢复往日繁华的资产阶级分子大为扫兴,而如今,他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最后的希望,唯一能在街头、学校、甚至是在工厂中抵挡共产主义的力量。

    在已经极度无产阶级化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国际正面交手了。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在一九二三年年底,民族社会主义让统治阶级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后他们还会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再次遭遇这样的困境,而那一次他们是在劫难逃了。

    纳粹党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有一万五千名党员,它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有六千名队员。一九二三年年初,在曾参加过自由军团的国防军军官罗姆[63]的努力下,冲锋队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的支持,与巴伐利亚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了盟约。一战期间的德国空军英雄赫尔曼·戈林上尉当上了冲锋队领导。南方的政府给冲锋队提供了支持和大量资金,使冲锋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五月一日,一万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了游行示威。九月一日,七万名冲锋队员在纽伦堡举行游行,并接受了希特勒与鲁登道夫的检阅。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胜利鼓舞了纳粹党,他们开始讨论“进军柏林”。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宣布:“十一月议会就快完蛋了!大厦正在倾覆!整个体制正在崩溃!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要么选择万字(swastika),要么选择苏联的红星;一边是共产国际的世界暴政,一边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纳粹党举行了一场又一场集会,一次又一次游行。各种极右组织拼凑了一个“斗争同盟”(Kampfbund),希特勒成了这个同盟的首领,他的党拥有五万名党员,还有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冲锋队。

    这并不是唯一一支准军事组织。早在一九二一年,经国防军的批准,依靠重工业巨头的资金,成立了一支“黑色国防军”(Schwarze Reichswehr),领导它的是曾参加埃舍利希恐怖组织的布赫鲁克尔[64]少校,黑色国防军的军官与士官主要来自勃兰登堡卫戍部队,它得到了大量的军火,并有不少志愿者前来接受短期训练,充当它的士兵。黑色国防军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它却又是一支半官方的军事组织,拥有二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 ,拥有专业部队和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直接继承了国防军的思想;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建立“军事独裁”而冲杀,把德国从“外国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h3>直面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人</h3>

    从一九二二年年底开始,共产党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总体进展感到焦虑,纳粹党的进展尤其让他们担忧。十二月初,卡尔·贝克第一个发出了警报。法西斯主义刚刚在意大利获胜,而它在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并不比在意大利小。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足够广阔的基础,大商人会做出巨大的努力,“让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中立”。但是,社民党导致的幻灭,让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陷入了消极被动的境地,因此,法西斯主义才会成为极其可怕的危险。只有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才能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65]。

    几周后,汉斯·蒂泰尔写了一篇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文章,指出它已经在德国南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它得到了一些大资本集团的赞助,并试图争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支持。它鼓吹泛德意志主义与反犹主义,并针对议会制、政党与工会的“大祭司”发起煽动与蛊惑。它在中产阶级当中发展了很多人,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准军事组织。蒂泰尔强调指出,纳粹党“意志坚定、财源充足,是一个军事化的政党,并能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情”[66],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组织他们反抗纳粹党。

    危机让纳粹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柏林和上西里西亚的工厂代表会中,都有纳粹党人当选。波特赫尔宣称:“法西斯主义正在工人阶级当中生根。”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武装力量已不足以对付这种新式的民族主义[67]。

    经济与社会危机日益严峻,制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正在竭力抵挡,企图避免沦为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了基础。共产党人必须尽快掌握这一点。三月二十五日,拉狄克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无力的德国》的文章,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忽视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进行斗争”,特别是忽视了以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被打垮了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名义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那些现在在革命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社会阶层,才会投靠了极右阵营[68]。就在德共两派在莫斯科达成新的妥协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马上就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德国共产党必须让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知识分子清楚地了解: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69]。”

    五月十七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共产党人尽量尝试把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拉离法西斯主义:

<blockquote>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陷入了迷惘与愤怒之中,我们必须走到正在受苦的他们中去,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除非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一起打倒资产阶级,否则他们既保卫不了自己,也保卫不了德国的未来。要战胜普恩加莱和卢绍尔,首先得战胜施蒂内斯与克虏伯[70]。</blockquote>

    五月底,德共对吕特贝克向法国占领当局发出的呼吁发表了看法。它向“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呼吁:

<blockquote>一个政府,居然敢以朝廷弄臣的犬儒态度,公然乞求法国将军允许他们屠杀自己的德国同胞,对这种政府,你们会怎么做?我们相信,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民群众当中,相当大一批人是真挚而诚恳的,但他们却被引入了歧途,没有认识到协约国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71]。</blockquote>

    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右派的回应,只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杂志《良知》(Gewissen)对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表扬了几句。尽管如此,这个呼吁意味着一种政策的宣布,这种政策必将引发剧烈的回响。

    在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超过了夺取德国政权的斗争,成了争论的焦点。在六月十二日发表的开幕词中,季诺维也夫只指出了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进展,欢迎德国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共同采取的行动,对于德国形势他只讲了一两分钟,重申必须把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号召,扩大为争取建立工农政府[72]。波特赫尔在发言中,只强调了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赢得的成功,以及他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的分裂”。他强调“工人政府可以从现有的民主体制中诞生”,并宣称共产党必须“主要依靠议会外的阶级组织而成立的工人政府——与社会民主党和各工会组成的革命联合政府的可能性”[73]。

    拉狄克没有理睬这些老问题,他特地强调了“民族问题”在德国的重要性:

<blockquote>一家纳粹杂志正激烈地反驳人们对共产党的普通误解;它说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正在变得越来越民族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一九二〇年,只有某些将军才倾向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今天,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想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德国。只有我们才能找出带领德国走出现状的道路。<b>把民族放在首位,意味着在德国,就像在殖民地一样,要采取革命行动</b>[74]。</blockquote>

    季诺维也夫也附和拉狄克,宣称《良知》上那篇文章是“最棒的表扬”,并证明了党“并没有从合作主义[75]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阶级性质”[76]。六月十五日,拉狄克在讨论过去半年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与德国革命正遭受着威胁……德国工人已经如此贫困,‘别中了挑拨’这句口号已经彻底失效,显然德国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战斗[77]。”由于德国无产阶级不得不同时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战斗,“形势十分困难”。这下子讨论开始变得坦率而激烈了。诺伊拉特批评了塔尔海默的文章,也就是那篇主张德国资产阶级在国际事务上可能会违背自己意愿、(至少是暂时地)发挥革命作用的著名文章[78]。诺伊拉特说道:“我们必须打倒德国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府……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如果我们同民族主义斗争,这些小资产阶级将无路可走[79]。”

    波特赫尔回答说,德共已经表现出,只有自己才是阶级的革命领导层,只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如果照着诺伊拉特建议的路线走,就会“使法西斯主义大受鼓舞”[80]。亨勒为拉狄克辩护说:“为了打倒库诺政府,党需要群众,必须照顾到群众的思想。”他鼓吹用“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来取代“死硬的国际主义”[81]。拉狄克在答复中强调了德国形势的独特性,“一个强大的工业民族的失败,会让它沦为殖民地”:

<blockquote>在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与技术员将发挥重大作用,如今他们正处于民族复仇主义与让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资本主义之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工人党,我们就必须找到一条能够接近这些群众的道路,要找到这条道路,我们就不能推脱自己的责任,而要指出<b>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拯救民族</b>[82]。</blockquote>

    在这些争论后,到了六月二十日,在讨论法西斯主义时,这条新路线才显出了它的全部面貌。蔡特金做了报告,她正生着病,不得不被人扶到讲台上。她指出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该如何分析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多少是一种白色恐怖的变体:“法西斯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的反击;它是对未能把起源于俄国的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无产阶级的惩罚[83]。”她认为法西斯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落,并且是资产阶级国家瓦解的征兆。它首先在退伍士兵和无产阶级化的中产阶级中发展力量。由于社会主义迟迟不能到来而导致的失望,以及对自己的阶级丧失了信心的工人,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看似革命的纲领,迎合群众朴素的感情,并有组织有步骤地使用暴力。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把法西斯主义当成是得到军方撑腰的恐怖主义运动,而没有弄清楚它的社会意义。

    蔡特金还说道,必须在军事层面上发起反法西斯斗争,但仅靠无产阶级百人团是不足以对付冲锋队的。共产党人要想一劳永逸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把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支持者争取过来,至少也得让他们保持中立,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法西斯主义的这部分支持者是对社民党感到幻灭的分子,他们想逃离贫困,共产党人要擦亮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到一个崭新而光明的前景。

    在对蔡特金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拉狄克发表了他那番有名的关于施拉格特的讲话:

<blockquote>在蔡特金同志谈到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终在我的脑中盘旋。尽管我们在政治上反对法西斯主义,我们还是要怀念他。德国民族主义的这位烈士的命运不应被遗忘,也不能仅仅轻描淡写地颂扬几句。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和德国人民。我们不是感情脆弱的浪漫主义者,看见尸体时不会忘记仇恨,我们也不是外交官,站在坟前时要说上几句死者为大的好话。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资格受到我们革命战士的真诚尊敬。……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中,谁要是想忠诚地为德国人民服务,却又不了解施拉格特的命运的意义的话,那他的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可以在墓碑上刻上:‘走入虚无的浪游者!’[84]”</blockquote>

    他介绍了列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并向法西斯分子提出:

<blockquote>谁要是想把德国人民变成投机掮客、钢铁大王与煤矿大王的奴隶,逼迫他们去为这些人冒险,就会遭到共产主义工人的抵抗。他们将以暴力回击暴力。我们将用一切手段,同那些错误地站在资本家的雇佣兵一边的人战斗。<b>但是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都不属于资本家阵营,而属于工人阵营</b>。我们希望找到一条通往这些群众的道路,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全力以赴,让施拉格特这样愿意为共同的事业而献身的人,<b>成为走向全人类美好未来的浪游者,而不是走入虚无</b>,这样他们慷慨洒下的鲜血,就不是为了钢铁和煤炭巨头的利润,而是为了伟大的德国劳动人民而流下的,而德国劳动人民是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大家庭的一员[85]。</blockquote>

<h3>“施拉格特路线”</h3>

    拉狄克的这番讲话,标志着德共开始执行所谓的“施拉格特路线”。拉狄克后来又写了几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了这条路线,在这些文章中,一个人恐怕得是高度近视——或怀着严重的偏见——才能找到一丝半点企图同纳粹主义勾结的想法[86]。比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一期《红旗报》上撰文写道:

<blockquote>法西斯暴动将是工人阶级与德国的大难,德国共产党人有义务同它斗争,有必要的话,还要拿起武器。但德国共产党人同时还有义务去劝说法西斯分子当中正在与贫困化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告诉他们共产主义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引导他们走向胜利道路的指路明星……以为我们可以只靠手中的武器就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种想法是可笑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只为了工人的小块面包而进行的斗争。它一直在试图成为大地上的受苦人的明亮的灯塔……社会民主党犯下的最大的罪过,就是破坏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摧毁了人民群众的力量[87]。</blockquote>

    共产党做了系统的工作,试图同纳粹分子,尤其是构成了纳粹主力的大学生进行讨论和公开辩论。他们在报刊上开展了论战或谈话。雷文特洛夫[88]伯爵在《卫国者》(Reichswart)上对拉狄克做了答复,然后弗勒利希又答复了雷文特洛夫。莫勒·范登布鲁克[89]随后在《良知》上撰文向拉狄克讨教,拉狄克也答复了他[90]。德共根据这些来往信件,加上雷文特洛夫和拉狄克后来写的文章,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并尽量把它系统地传播到纳粹党员及同情者手中[91]。共产党演说家在哥廷根、耶拿与柏林的大学里,就“施拉格特为什么会死”这个题目,向民族主义听众发表了演说,费舍在柏林宣称:“将要解放德国的巨人就在这里:它就是德国无产阶级,你们也是它的一分子,你们应该与它站在一起[92]。”八月二日,雷梅勒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十日,一位纳粹党演说家也向共产党听众发表了演说。雷梅勒对纳粹分子说:“他们告诉你们,共产主义会夺走你们的一切。可正在夺去你们的一切的正是资本主义![93]”这些交锋往往对共产党有利,八月十四日,纳粹党领袖决定停止论战[94]。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逐步向受到危机影响的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特别是军官与警察开展宣传工作。一九二三年三月,为了影响知识分子,德共成立了“国际工人救济会之友协会”,参加者中马克西米利安·哈登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名人赫然在列[95]。《红旗报》发表了题为《脑力无产者的贫困化》[96]与《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社论,指出了医生、律师、教师与公务员的困境:“没有了德国工人阶级,德国知识分子就要死亡。德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97]。”

    这些工作似乎没有取得较好的结果,德共的影响力很少能超出工人阶级。然而,这个新策略所隐含的危险却经常被人利用,反对它的社民党就经常利用了这种危险。有时候,共产党演说家为了取悦听众,会向听众做出危险的让步,虽然这些让步仅仅是口头上的,但社民党总是会利用施拉格特路线大做文章,痛斥这条路线意味着共产党与纳粹分子的合作。雷梅勒在八月十日向纳粹分子发表演说后,《前进报》对他大肆抨击,骂他居然对纳粹分子说,共产党愿意同社会民主党结盟,也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愿意同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结盟,但是,比起同社民党结盟,共产党更愿意同纳粹结盟[98]。

    《前进报》还指责费舍居然在柏林发表反犹言论[99],从此产生了一个至今仍栩栩如生的歪曲误解。在法国,一战期间曾因其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而臭名昭著的萨洛蒙·格伦巴赫在《人民报》(Le Populaire)发表文章,对此大加渲染,企图挑起法国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法国工人反对德国与法国共产党人。这场宣传攻势收到了一些效果,所以法国共产党在进行与德国工人团结的运动时,在工人阶级当中遭到了(至少是部分的)孤立。瑞士共产党人昂贝尔—德洛在通讯中记载了这一点[100],这对法国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法国党的一些党员对这个运动也表现得不够情愿[101]。

    然而,“施拉格特路线”还是得到了全党上下的接受,德共左右两派都没有对其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它符合了时代的需求,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虽然它执行起来时,有些时候走了样。当时,没有一个德国党的领袖不承认这一点,波特赫尔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blockquote>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我们党必须重新考虑一下对法西斯运动所应采取的立场。过去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军事组织的阶段,只考虑到用包括以无产阶级的暴力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在内的手段,来保卫工人阶级。组建自卫组织是共产党宣传的基础。显然,这是不足以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它是一种有着社会内涵的政治运动。我们还得在思想方面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我们首先要亮出自己的看法,举出自己的阻止民族灭亡和经济奴役的方法,然后指出法西斯主义扮演的角色是资本的工具[102]。</blockquote>

    一九二三年中期,共产党认为争取群众是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必要前提,而“施拉格特路线”是争取群众的唯一方法。布兰德勒发表了题为《通往深渊之路》的文章,简要阐述了德共在这个时候的政策与展望,并特别解释了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两个党的重镇在其中的地位:

<blockquote>德国经济与国家政权的崩溃,造成了独特的形势,正如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那样,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阻止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斗争机关的成立,但无产阶级又还不能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因为它在资产阶级的德国当中遭到了孤立……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是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变成政治斗争,这样他们就能像一九一九年那样打垮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有义务去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阴谋,当矿工和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的时候,或是遭到法西斯进攻的时候,共产党有义务去建立一个联合运动,提出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制定的要求[103]。</blockquote>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底,德国共产党人完全相信,由危机而造成的德国形势正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无产阶级内外的影响力,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支持这个观点。在六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扩大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把夺取德国政权作为当前任务。季诺维也夫宣称:“德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这并不是说革命将在一个月或一年内来临。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104]。”

[1]《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3期,1923年2月14日,第83页。

[2]《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各地确切的汇率为:在但泽为1:266000,在纽约为1:276000,只有在柏林为1:187000。

[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4]《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5]《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1期,1923年9月8日,第535页。

[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

[11]《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12]《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0页。

[1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4]同上。

[15]《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16]若尔日·卡斯泰郎(Georges Castellan),《魏玛德国》(L’Allemagne de Weimar),巴黎,1969年,第156页。

[1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1页。

[1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2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21]《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1923年柏林的无家可归者比1922年多了40000人。

[22]1923年6月,仅柏林就发生了2700起抢劫案和150起自杀事件(《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2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24]最后一期《新时代》发行于1923年8月23日。

[25]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0页。

[26]格·季诺维也夫,《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Un fait nouveau dans le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0期,1923年6月8日,第337页。季诺维也夫给出了一个例子,在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游行中,实际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共产党员的两三倍。

[27]同上,第338页。

[28]阿·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起源与历史》(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405页。

[29]同上,第40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30]《从三大到四大: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报告》(From Third to Fourth: a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YCI),第39页。

[31]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39页,第130页及其后。

[32]莱·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Zur Frage der Massenkämpfe in Sachsen im Frühjahr und Sommer
1923),《历史杂志》,第2期,1956年,第256页。韦伯给出的相应数字则比较多,分别为19432人与30584人,但这也体现出了同样迅猛的进展(《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73页)。

[33]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69—376页。

[34]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50页。

[35]《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36]《战士报》,1923年9月11日,转引自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第256页。

[3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4页。

[38]公共秩序国家专员的第92号报告,1923年6月,转引自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 Habedank),《1923年汉堡起义史》(Zur Geschichte des Hamburger Aufstandes 1923),柏林,1958年,第75页。

[39]同上,第69页。

[40]同上。

[4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Protokoll der Konferenz der Erweiterten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12–23 Juni 1923]),汉堡,1923年,第196页。

[42]《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358页。

[4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5页。

[44]《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97页。

[45]威廉·艾尔西尔(Wilhelm Ersil),《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Aktionseinheit stürzt Cuno. Zur Geschichte des Massenkampfes gegen die Cuno-Regierung 1923),东柏林,1961年,第149页。

[4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6页。

[47]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75页。

[48]同上,第245页。

[4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2页。

[50]请参阅第27章。

[51]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136页。

[52]《阶级斗争》,1923年2月28日。

[53]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 Gast),《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Die proletarischen Hundertschafter als Organe der Einheitsfront im Jahre 1923》,《历史杂志》,第3期,第447—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0日。

[54]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5日。

[55]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5页。

[56]恩斯特·施耐勒(Ernst Schneller,1890年11月8日——1944年10月11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战前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1916年被提拔为军官,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了士兵苏维埃。1920年参加社民党,卡普暴动后参加德共(斯)。1921年属于列维派。1923年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指挥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后来曾参加过中派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军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积极参加“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参加了台尔曼的领导层,但在维托夫事件后被免职。纳粹上台后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集中营。1944年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后遇害。——中译者注

[57]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3页。

[58]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8页。

[59]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84页。

[60]《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1]同上。

[62]1918年8月4日,希特勒上等兵由于作战英勇,获得了当时极少颁发给士兵的一级铁十字勋章。——中译者注

[63]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 Julius Günther 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64]布鲁诺·恩斯特·布赫鲁克尔(Bruno Ernst Buchrucker,1878年1月5日——1966年2月19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曾在总参谋部工作,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21年夏天受命组建反革命组织“黑色国防军”,1923年9月26日在屈斯特林掀起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中译者注

[65]贝克这篇文章起初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后来转载于《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95期,1922年12月9日,第720—721页。

[6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01期,1922年12月30日,第763页。

[6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8]《红旗报》,1923年3月25日。

[69]《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07页。

[70]《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22页。

[71]《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35页。

[7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35页。

[73]同上,第55页。

[74]同上,第66—67页。

[75]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社团主义”或“组合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鼓吹通过各阶级之间的合作来调和阶级矛盾,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台后,也建立了在法西斯国家的绝对统治下,企图调和劳资矛盾的合作主义体制。——中译者注

[7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77]同上,第127页。

[78]请参阅第33章。

[7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2页。

[80]同上,第134页。

[81]同上,第137页。

[82]同上,第147—148页。

[83]同上,第205页。

[84]同上,第240页。此处译文参考了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2页上的部分译文。《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一部小说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自由军团士兵,在反对斯巴达克同盟的斗争中被杀死。——中译者注

[8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44页。此处译文参考了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4页上的部分译文。——中译者注

[86]对拉狄克的文章做出这样的解释,其源头来自当时法国报刊上开展的宣传攻势。费舍的书(《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对这种解释推波助澜。

[87]《红旗报》,1923年7月27日。

[88]恩斯特·雷文特洛夫(Ernst Reventlow,1869年8月18日——1943年11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参加德国海军,晋升为海军少校,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1920年创办《卫国者》(Der Reichswart),在1923年曾与拉狄克有过解除。1924年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1927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中译者注

[89]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年4月23日——1925年5月30日),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作家,对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很大。1925年自杀。——中译者注

[90]详情请参阅雷文特洛夫,《与拉狄克在一起》(Mit Radek),《卫国者》,1923年6月30日;莫勒·范登布鲁克,《走入虚无的浪游者》(Der Wanderer ins Nichts)与《现实》(Wirklichkeit),《良知》,1923年7月30日;拉狄克,《对〈良知〉的答复》(Dem Gewissen zur Antwort),《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至18日;《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条件》(Die Voraussetzung des Bündnisses mit Sowjetrussland),《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91]卡·拉狄克、保·弗勒利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莫勒·范登布鲁克,《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Schlageter:Eine Auseinandersetzung),柏林,1923年。

[92]《红旗报》,1923年7月29日。

[93]转引自《共产主义公报》,第41期,1923年10月11日,第625页。

[94]《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1923年8月14日,转引自上书。

[9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6页。

[96]《红旗报》,1923年7月22日。

[97]《红旗报》,1923年7月26日。

[98]奥托·文采尔(Otto Wenzel),《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m Jahre 1923),柏林,1955年,第116页,注释21;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1页,注释66。

[99]1923年8月22日的《前进报》指责费舍,说她宣称“所有批判犹太资本的人”都是“阶级战士(Klassenkämpfer),虽然他们还没有自觉”,还说她大喊“是的!把犹太资本家都吊死在路灯上……但是……像施蒂内斯那样的大资本家呢……?”按照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18页)与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0页,注释62)的说法,费舍没有立即在《红旗报》上发表更正,但在一周后,她才在《红旗报》发表更正,指出《前进报》在一个次要之处歪曲了她的原话。二十多年后,她写道:“我说,只有在一切资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内,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赞成向犹太资本家作斗争”(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5页,注释①)。

[100]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4日、9月6日、9月20日、9月22日(《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1—199页)。

[101]在1923年9月29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昂贝尔—德洛写道:“比方说,莫纳特就认为,德国党走上了社会党在1914年走过的那条路”(同上,第198页)。罗斯默并没有质疑拉狄克的分析,而且他似乎是很赞成拉狄克的,但他在谈起施拉格特发言时也写道:“拉狄克的演说无疑是雄辩的,但这并没有减轻工人活动家的担子,这些活动家已经给自己的活动定下了经过仔细斟酌的方向。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眼睁睁看着纳粹党取得的进展而仍无动于衷的社民党领袖来说,这篇发言真是太重要了,他们很庆幸能抓到这个一个借口——看起来很完美的借口——他们能利用这个借口痛斥‘共产党与纳粹领袖的勾结’”(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224—225页)。

[102]《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103]同上,第359页。

[104]这段话是根据俄语速记报告第103页翻译过来的,卡尔在《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78页也引用了这句话。但这句话的德文版却有些差异:“德共是一个阶级政党,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必须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夜的革命党。也许还会有更长的时期,但对斗争的成果却是没有疑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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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八章 打倒库诺政府</h2>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首先在于知道如何正确分析具体形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要当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这点没人怀疑。但是,它还是显出了不少相互矛盾的特点。另外,以前的冒险失败留下的记忆,也严重影响了共产党领袖的判断。风险越高,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失败的危险也就显得更大,也就更有理由拖延行动——万一过早投入战斗,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h3>内战的流言不胫而走</h3>

    六月初,鲁尔的形势稍微平静了一点,但由于经济危机不断恶化,马克不断贬值,物价不断飞涨,全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各处都爆发了工会不承认的野猫罢工,这些罢工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他们总是在吓唬工人说,鲁莽的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混乱的局势只会加强共产党的影响力。在这些罢工中,工厂代表会感觉到自己的威信正在加强。工厂代表会的全国行动委员会,即由赫尔曼·格洛特任主席的“十五人委员会”,逐渐有了另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样子,它对现有工会的领导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六月十六日,十五人委员会以各地工厂代表会的名义,向工人、公务员、职员与知识分子发出了庄严的呼吁。它指出这场灾难正在威胁着整个德国社会,并重申了工人阶级能够摧毁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共同斗争,只有阶级斗争能让你获得你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工人群众现在正激动不已,如今的工会企图阻挡这股洪流,这个重担便落在了工厂代表会肩上[1]。”十五人委员会要求各地的工厂代表会成立地方与地区组织,以便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给工人群众提供“目标和领导”。必须进一步开展成立物价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运动;在工厂代表会的支持下,它们将构成工人政府的基础,而只有工人政府才能提供一条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

    实际上,罢工与示威游行已是此起彼伏了。六月二日,包岑(Bautzen)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2],六月七日,德累斯顿与莱比锡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3]。就在同一天,上西里西亚的十万名矿工与五金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这个罢工委员会是经选举产生的[4],二十六名委员中有六名共产党人[5]。六月十一日,西里西亚的十万名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6],然后勃兰登堡的一万名日共也举行了罢工[7]。也是在六月十一日那天,埃姆登(Emden)、不莱梅、汉堡和吕贝克的商船水手在海员联合会的号召下举行了罢工;海员联合会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会员,接受共产党的领导[8]。

    柏林的五金工人采取了行动[9]。柏林市区与郊区有二十五万五金工人,其中有十五万三千人参加了工会,还有大量的工人分散在许多小企业里,这些小企业的工会组织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工人的压力迫使工会就是否举行罢工进行投票表决,结果绝大多数工人都赞成罢工。工会又搞了一次表决,这次连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也能参加,结果赞成罢工的比例甚至还高于上次。最后,工会向最大的六十家企业(共有九万名工人)发出了罢工的号召。老板们马上开始谈判,可到了七月十日,已经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许多工厂的工人甩开了工会领导层,自发参加了罢工。就在这一天,老板们签订了协议,同意将工资由六月最后一周的九千八百马克增加到七月第一周的一万二千马克。协议中还有一条规定:为了补偿生活成本的飞涨,必须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负责制定物价表;老板们要求对这一条守口如瓶,以免消息外泄。尽管如此,罢工的成果还是很明显的:工人涨了工资,从七月十日起,工人的工资比工会在七月三日提出的要求高出了百分之三十八,而当初老板还不肯答应呢[10]。

    建筑工会和首都的木工工会也举行了罢工。在全国各地,共产党在发动罢工与组织复工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不仅经常能在工会会议上赢得多数席位,而且在他们迫使工会领导召开的工人集会(全体工人都能参加)上,他们也常常能得到多数人支持。

    七月十二日,正当保卫工资的经济罢工风起云涌之际,《红旗报》发表了响亮的《告全体党员书》[11]。这篇呼吁书完全是由布兰德勒一个人起草的,在七月十一日的中央局会议上,尽管大家都对此感到很惊讶,不少人还有保留意见,但中央局还是接受了它。极右民族主义势力取得的进展,让布兰德勒十分担心,而关于一个会议的报告,又使他大为惊恐——在这个会议上,曾参加极左派、然后又抛弃了他们的沃尔夫海姆大肆宣扬“枪毙共产党”。布兰德勒希望全党提高警惕,留意到局势的严重性[12]。这个呼吁书宣称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库诺政府已频临垮台,总危机的时刻即将到来。法国与比利时正在怂恿莱茵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巴伐利亚眼看就要在极右翼政府的领导下脱离德国。国防军(至少是巴伐利亚的国防军)还有纳粹冲锋队以及黑色国防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在秋收后公然发动内战,进犯工人的萨克森与图林根——那里的左翼社民党政府支持开展工厂代表会运动,并容忍无产阶级百人团运动。法西斯分子的计划早就被军方首脑掌握得一清二楚,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的批准;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因为就是他们怂恿法西斯分子这么干的;就连社民党的领袖也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但他们却守口如瓶,自甘做法西斯分子的帮凶:“我们正在走向真正的战斗;我们必须彻底做好行动的准备!我们要沉着冷静,镇定自若,要用明确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和群众[13]。”没有人能猜到法西斯分子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blockquote>只有当我们共产党人能够率领社民党工人与无党派工人一起斗争时,我们才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反革命……我们党要提高各种组织的斗志,这样当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只有用红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才能挫败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如果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分子,向我们的无产阶级战士开枪的话,他们会发现我们已经做好了歼灭他们的准备。要是他们胆敢对罢工工人搞十个抽杀一个,革命工人就要对法西斯分子双倍奉还!……不管是谁,只要他真心愿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战斗,我们党就会与他并肩作战。前进!让我们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紧密的队伍!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精神,迎向战斗![14]</blockquote>

    同一期《红旗报》上刊登了中央局的决议,宣布七月二十九日为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日”,并将在那一天举行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党在大规模街头示威中的力量,将在那一天得到检验,然后党将以此来迎向政治进程,特别是争取让大部分工人支持共产主义。但是,这个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呼吁书仍然遭到了批评,批评它的人以右派干部居多。布兰德勒后来曾谈到当时有个流言:“布兰德勒疯了,他还想再搞一次暴动![15]”

<h3>反法西斯日事件</h3>

    组织游行示威的决定,肯定是符合中央局的决心的,它决心确保自己对运动的控制,但也要把运动统一和集中起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示威游行一定会加剧阶级对立。各大报刊马上就跳了出来,大骂共产党:这是宣战,是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内战的证据[16]。

    党的报刊虽然对此矢口否认,但它发表的要求提供警惕的号召,它始终坚持认为关键时刻一定会到来,必须发动群众,这些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而且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人在准备反法西斯日。只要看看号召筹备与组织地方性的示威游行的传单,就能发现:共产党已经争取到了许多工会与无党派人士参加它的计划。此外,凡是在共产党能劝服社民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大批的工人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甚至要走在共产党前面。

    七月二十三日,德共与社民党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发生了暴力事件。示威群众强行关闭了商店,阻止公交车运行,并强逼外表看起来像是资产阶级的路人举标语牌并喊口号[17]。汉诺威总督(Oberpräsident)古斯塔夫·诺斯克借此大做文章,下令取缔原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在汉诺威邦举行的示威游行[18]。中央政府也要求其他各邦照此办理。除了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所有的邦都禁止举行示威游行。普鲁士邦内务部长、社民党人塞费林取缔了原定于波茨坦举行的示威游行[19]。

    中央局内部又出现了过去的种种分歧。他们该不该接受禁令?是否要不顾禁令继续进行示威?如果这么做的话,那该如何避免过度的危险,如何避免过早投入战斗?布兰德勒倾向于折衷方案。德共当时确实能从支持它的群众当中,拉起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它还没有赢得任何一个重要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它必须尽量保持克制,以免中了政府的挑衅,简单来说,就是回避检验力量,但又不失面子。他建议继续使用现在的口号,并在没有禁止示威游行的萨克森、图林根与巴登举行示威,在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阻止示威游行的普鲁士萨克森、鲁尔和上西里西亚,也要举行示威游行。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要派持有武器的无产阶级百人团保护游行队伍[20]。费舍则认为,党要是屈服了,就不可能不丢面子,也不可能不失去工人的信任,她坚持要求在柏林举行示威游行[21]。

    听命于塞费林的柏林警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共产党在柏林无产阶级当中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社民党。布兰德勒认定柏林—勃兰登堡地委领导当中有极左分子,他特意强调,要是中了政府的圈套,柏林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就会在过早打响的战斗中遭到孤立,这种危险确实存在。布兰德勒在指出这一点后,又略带讽刺地说,只要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能保证示威群众会得到充分的武装保护,中央局就批准在柏林搞游行。布兰德勒的反驳惹火了费舍,她甚至大骂布兰德勒是“法西斯分子”和“冒险家”!布兰德勒退让了,他建议举行一次反对禁止游行的罢工,但这个建议被驳回了[22]。中央局陷入了深刻的混乱之中。资产阶级舆论继续痛斥“布尔什维克灾祸”与共产党企图借示威之机搞暴动,而大部分中央局委员都认为,要是同意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的话,就会落入敌人的圈套,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可是,向禁令屈服的决定实在太重大了,布兰德勒不敢在没有咨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做出这样的决定[23]。

    莫斯科的情况也很混乱。俄共(布)十二大刚刚闭幕。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出席的代表大会,列宁在二月六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然后又中了风,从三月九日起全身瘫痪。几个月来,政治局因为经济问题而多次发生冲突。必须对“剪刀差危机”进行补救;托洛茨基建议实行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但遭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反对他的是三驾马车——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担任总书记)组成的联盟。在俄共(布)十二大上,三驾马车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前者却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批评党内民主遭到压制、机关势力越来越大、领导干部的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布哈林与拉可夫斯基批评斯大林搞强行俄罗斯化的沙文主义政策。此外,斯大林在格鲁吉亚事件[24]上的所作所为,迫使列宁向托洛茨基提出建议,与托洛茨基联手对抗斯大林,在列宁最后一次中风前夕,他还向斯大林发起了斗争,致使他同斯大林断绝了个人关系。但由于列宁的缺席,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向他的对手下手,而他的对手却正在政治局里组织反对他的派别组织。

    布兰德勒的电报抵达莫斯科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内,都去度假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值班的只有库西宁[25]与拉狄克[26]。保加利亚共产党刚刚批评了德共在卡普暴动期间的错误,并宣布他们在斯坦波利斯基[27]的改良主义农民党政府与赞科夫[28]的武装政变之间保持中立[29]。拉狄克认为,德国党应该避免“强行发动斗争”,“不要因为害怕保加利亚发生过的事情在德国重演,而招致一九一七年七月那样的失败”[30]。不过他还是咨询了正在度假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托洛茨基由于缺乏信息而拒绝表态[31]。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认为必须拒绝禁令,并转告拉狄克:

<blockquote>只有遵循七月十二日的号召书中的路线,群众才会接受共产党的激励,才会在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集结到共产党身边。否则就会重蹈意大利与保加利亚的覆辙。德国共产党的党员当中,犹豫不决的人实在太多了[32]。</blockquote>

    斯大林的意见则完全相反。在写给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的信中,他宣称共产党应该暂时退却:

<blockquote>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1)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33]。</blockquote>

    既然意见不能统一,拉狄克便在二十六日致电布兰德勒:“共产国际主席团建议放弃七月二十九日的街头示威……我们担心,那样做就会中了圈套[34]。”

    中央局一致接受了这个立场。除了萨克森、图林根和符腾堡三处,其他地方原定于反法西斯日举行的街头示威游行都改为了室内集会[35]。尽管如此,参加的人还是非常多。在柏林举行了十七场集会,有二十万人参加[36],在开姆尼茨有五万至六万人参加,在莱比锡有三万人参加,在哥达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在德累斯顿有二万人参加,在整个符腾堡有十万人参加[37]。左派批判了他们所谓的投降行径。中央局庆贺自己打乱了反革命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大屠杀的计划。麦尔为这个决定辩解说:

<blockquote>如果共产党人真的像政府宣称的那样,要在二十九日发动内战的话,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但他们并不想在敌人选择的时候战斗……德国共产党在二十九日因地制宜地组织了示威活动,从而避免了让党员和工人同情者的生命遭到危险,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怀有革命急躁情绪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有害的退却;但我们党非常清楚:只有在党公开说出它要做什么、它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它才能在工人阶级中树立影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共产党是群众的党,它的策略,与那些反革命小集团的阴谋与暴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需要阴谋诡计……它会继续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38]。</blockquote>

<h3>八月初的形势</h3>

    七月末八月初的德国,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此时呼吁冷静下来做好准备,似乎很不合时宜。七月二十六日,《十字日报》写道:“我们无疑正处在另一次革命的前夕——看见了眼前这一切之后,谁还会弄错呢?[39]”次日的《日耳曼尼亚》指出:“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已经摇摇欲坠……不满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不管哪里的人心中都憋着怒火。气氛一触即发。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这是十一月九日的气氛[40]。”除了共产党的报刊,所有报刊都谈起了“十一月气氛”。

    七月二十九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在魏玛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保尔·列维、库尔特·罗森菲尔德、五金工会的领袖迪斯曼与柏林五金工人的领袖马克斯·乌里希。列维是会议的发起人。他在发言中谈到了“共产党的成功”与社民党“不可饶恕的过错”[41]。《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会议记录——这种“派别行为”证明了党机关的混乱——并转载了会议通过的决议,号召发起打倒库诺政府、反对社民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党的“大联合政府”的斗争[42]。这意味着预先堵死了通过议会解决正在到来的危机的路子,也意味着走上了成立工人政府的道路——列维早就决定要走这条路了。

    拉狄克在八月二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在面对德国资产阶级破产时的责任》的文章,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的路线。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正在经受第二次战败,它为了镇压群众起义与革命,不得不向协约国投降。当前局势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共产党正在取得惊人的进展。党“几乎把全国的工人积极分子的大多数人给争取了过来”,并“成功地赢得了许多地区、工厂与市镇的社民党人的大多数的支持”。其次,社民党正在衰落:“它已经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因素了。它不再是反革命的关键因素……它是一群失去了活力的群众。”再次,法西斯运动正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瓦解。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吗?一切似乎都在证明这一点,但拉狄克强调指出,必须避免宿命论,因为这个问题全都要看党的活动。他指出:“<b>德国资产阶级组织得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不一样。共产党也必须有不一样的组织</b>。”有些人认为必须按照俄国榜样的道路走,他坚决反对这种幻想:

<blockquote>布尔什维克可以靠七万党员夺取政权,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是一盘散沙。我们的德国党必须有至少一百万党员——而且很快就会有。我们的组织不能是一个竞选组织,而必须是一只握紧的拳头,把它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百人团——我们的突击队——的铁甲。德国共产党极有可能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就要投入行动。但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可能给自己争取最可能成功的时机。</blockquote>

    党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统一战线的机关,与左派社民党人一起建立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并通过这些组织宣传能够发动群众的过渡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与成立工农政府。与之同样重要的是认真考虑如何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为了使德国摆脱贫困,我们需要工程师、军官与会计。”

    这篇文章是七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起草的,拉狄克在文章结尾重申,进攻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blockquote>不要让敌人给我们造成局部的失败。准备不充分的进攻 ,会在最好的行动时机导致失败。要是敌人主动进攻,他就彻底失算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挫败敌人的进犯,再打败敌人。但不要过早投入战斗。这就是德国当前的局势。这就是共产党的义务。这些义务要求共产党人付出最大的努力,要求相信自己的力量、能量与热情,但也需要冷静、镇定与良好的战略方案。当德国同志能这么说的时候,时机就会到来:“勇敢、勇敢、再勇敢![43]”</blockquote>

    在八月五日至六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兰德勒提交了一个关于政治形势的提案,在这个提案中,他依照拉狄克的分析,阐述了相同的主题。他认为党的任务应该是准备“防御性的革命斗争”。党必须加倍努力,与各工会和社民党成立工人统一战线,这将使德国建立起工农政府。因此,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进行争取仍受社民党影响的工人的运动,并尽量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下层阶层,就算不能赢得他们的同情,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善意中立。

    费舍再次批评了对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机会主义”理解,并指责布兰德勒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胡戈·乌尔班斯尖锐批评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六月采用的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最后的表决中,费舍、乌尔班斯和七位左派投了弃权票[44]。布兰德勒在报告中说,弃权的这七人[45]其实不过是在向他个人表示不满。他引用了费舍的话:“自从莱比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反对派的愿望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十分有限[46]。”

    然而工人的情绪却越来越急不可耐,七月撤退之后引发的不满情绪,更是给它火上浇油。德共的领袖是否真的像爱·哈·卡尔认为的那样,“耗尽了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储备”?德共是否真的像他以为的那样,“没有为行动武装起来,或没有做好行动准备”[47]?还是说,就像拉狄克后来暗示的那样——共产党人只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的宣传工作,没有注意到他们身后正在涌起新的革命浪潮[48]?实际上,就在几天后,柏林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罢工浪潮,这创造了全新的政治形势,不仅共产党没有料到这种局面,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与社民党的领导层也都没有料到。

<h3>暴风雨的警告</h3>

    八月八日,国会举行了会议。库诺在发言中要求举行信任表决,并要求牺牲、节俭和工作,他的发言不时被共产党议员打断。他的发言刚一结束,社民党议员就要求暂时休会,次日再进行讨论,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德共议会党团发言人威廉·科嫩大喊:“我们听见全国各地都在高喊着一个口号:打倒库诺![49]”

    八月九日,国会继续进行讨论。没被允许进入会场的工人代表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社民党议员宣布他们将在信任表决中弃权。柏林的波尔济希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50]。在开姆尼茨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要求库诺政府下台[51]。一番争论后,国会于八月十日举行了信任表决,社民党投了弃权票,共产党投了反对票[52]。科嫩在讲台上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发动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踢开议会,成立工人革命政府”[53]。暴风雨就要来了。

    八月十一日黎明时分,罢工从柏林地铁的车间开始了[54]。几分钟后,印刷工人开始罢工,而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小组的倡议下,国家造币厂的八千名工人也开始了罢工[55]。印钞机停转了,几个小时不到,政府就无钱可发了。波尔济希、西门子等大企业也相继发生了罢工[56]。柏林十一家工厂的工人在决议中重申了共产党的要求:打倒库诺,成立工人政府。城市交通完全停止。煤气与电力全部切断。运输工人与电力工人的罢工激起了其他行业的罢工、集会与不断增长的鼓动。汉堡的码头发生了总罢工。克雷菲尔德(Crefeld)与亚琛的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警方进行了干预,造成人员死伤[57]。

    各家报纸的午间版均报道了国家银行用完了钞票、关门停业的消息。《前进报》呼吁工人保持冷静。《红旗报》发表了“十五人委员会”的声明:

<blockquote>在每个工厂进行消极抵抗!别再玩老把戏了!拒绝破产!赶走放高利贷的!至少给工人和平时期的工资!立刻给每个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发一千万马克,以补偿生活成本的高涨!给工作的人面包吃!占领食品供应站!由工会和工人组织分发食品!争取建立工农政府!工人们,库诺政府正在把你们拖进深渊,你们必须挣脱它!为了你们的生存,成立所有被剥削者的统一战线!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自卫组织![58]</blockquote>

    八月十日晚上,柏林工会委员会举行了特别会议。社民党、独立社民党与共产党的代表均应邀出席了会议[59]。奥托·维尔斯、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与赫尔茨[60]代表社民党,共产党的代表是费舍、盖施克与赫克特。问题在于工会是否应该支持自发罢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果得到了工会的同意与公开支持,罢工就能一举扫除库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有各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工人政府。这与列金在卡普暴动后提出的建议相同,但这次是在工人大举进攻的时候提出的。讨论是炽烈的。这些著名的工会活动家,几十年来一直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比如费舍提到的古斯塔夫·扎巴特(Gustav Sabath)[61]——都倾向于这个倡议,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同资产阶级、乃至工会运动的全部过去决裂。

    以维尔斯为首的社民党领袖则提出了相反的要求。罢工意味着无政府、冒险与混乱。政府刚刚向社民党代表团做出了郑重的承诺。它会行动起来的;各大企业已经保证会提供五千万金马克,用来购买食品,它们还保证提供两亿金马克,用来制止通货膨胀。国会刚刚表决通过了增加收入税和公司税。这一切都能保证经济形势会迅速得到好转,而罢工会毁了它。共产党代表针锋相对地提议,发动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以争取每小时〇点六金马克的最低工资、打倒库诺政府和成立工农政府为目标[62]。他们真的希望说服对方吗?我们只要读一下费舍的发言,就难免会对此产生怀疑:

<blockquote>我真希望工人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各位尊贵的工会委员先生们的发言。你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否则你们就不会满嘴废话了。运动正在外面进行着,它十分强大,问题只是要决定跟不跟你们一起来领导运动,或是甩开你们自己干,甚至干脆跟你们对着干[63]。</blockquote>

    维尔斯的意见与政府的许诺令工会领袖大为动摇,而共产党代表的这番表态又几乎不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让他们行动起来。最后他们决定拒绝共产党的建议。

    八月十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向全国各地方委员会发出通知,告诉它们柏林已经爆发了“由消极抵抗与罢工组成的强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它宣布各地代表将在次日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发动为期三天的罢工:

<blockquote>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它如何发动,取决于全国各地的运动……我们收到的消息表明,柏林目前的局势,也存在于全国各地。到处都发生了消极抵抗与罢工。应该有条理地把这些运动整合起来,由我们来领导它们……我们必须让全德工联的地方委员会来率领这些自发的运动。在运动尚未发生的地方,在运动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地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漫长的谈判上面,工厂代表会必须领导与组织运动。</blockquote>

    党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任何不测,特别是要做好被迫转入地下的准备。不过就目前而言,前景可能会是这样的:“库诺政府很可能会被罢工浪潮推翻,然后换上来一个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也许会参加这个联合政府,把运动给停下来[64]。”

    八月十一日是宪法节,是魏玛宪法的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在汉诺威、吕贝克和诺伊洛德(Neurode)发生了枪击事件。早上十点,挂着红旗的轿车或摩托车载着柏林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们,把他们带到了克列姆斯宴会厅与旁边不远的新世界(Neue Welt)音乐厅,他们是来参加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的。在与工会领导开完会后,“十五人委员会”连夜把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召来开会。警察没有干预。格洛特以十五人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65]。在短暂的讨论后,他的建议就被通过了,一起被通过的还有九个要求:

·库诺政府立即下台;
·成立工农政府;
·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征收食物,并进行公平的分发;
·立即正式承认工人监督委员会;
·撤销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
·立即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六十金芬尼;
·立即雇佣失业工人从事生产性工作;
·结束紧急状态,并撤销对游行示威的禁令;
·立即释放工人政治犯[66]。

    当天下午,德共把工厂代表会的号召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警察根据前一天通过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允许没收任何鼓吹破坏公共和平或暴力推翻现存政体的印刷品),没收了这些传单。社民党议会党团紧急召开会议,针对当前形势作出了几个决定,并企图纠正他们前一天犯的错误。社民党议会党团宣布不再信任库诺,但在维尔斯的一再坚持下,并考虑到了局势的重要性,它又宣称自己愿意参加大联合政府[67],这个联合政府将会致力于“让富人付出代价”,并把工人群众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库诺政府受了这致命的一击后,便辞职了。

    在罢工波及到的每一个工业大城市里,都发生了暴力冲突。格洛特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总罢工的指导方针:选举罢工委员会、组织监督委员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向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呼吁成立工人统一战线,以便准备成立工农政府,用无产阶级百人团去解除法西斯组织的武装,并向士兵和警察开展亲善宣传[68]。

    八月十二日,汉诺威、洛特豪森(Rotthausen)与盖尔森基兴的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三十人被杀。十三日,各地都发生了更多的示威游行和更严重的枪击事件。死亡人数为:威廉港六人、汉诺威二十人、格莱什(Greisz)十五人、亚琛十人、蔡茨二十人、耶拿三十人、布雷斯劳一人、克雷菲尔德四人、拉蒂波尔(Ratibor)四人。哈勒与莱比锡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强行征用了周围农村的牲畜,宰杀之后再把肉分给了工人[69]。

    罢工刚一开始,中央委员会就转入了地下,离开了柏林。只有弗里茨·赫克特一个人留在了首都,负责同“十五人委员会”联系,协调各地的行动[70]。自从自发罢工把库诺赶走以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小时,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各政党之间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艾伯特以总统的名义,授权民族人民党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组建新政府[71]。四名社民党人入阁:罗伯特·施密特[72]任副总理,希法亭任财政部长,索尔曼[73]任内务部长,拉德布鲁赫[74]任司法部长。新政府并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它打算同法国谈判,并改革公共财政,“让富人付出代价”,以此来稳定马克[75]。其实,就在短短几天里,资产阶级与国会里的资产阶级议员已经被工人的行动吓得不轻,他们不得不做出剧烈而关键的转变。库诺主张的急剧贬值的战略把统治阶级拖到了深渊边缘,它决定后撤了。社民党得到了对大企业采取财政措施、并对极右分子严加管束的承诺之后,便再次同意与资产阶级合作,拯救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施特莱斯曼盘算了一番,认为社民党的入阁至少能给他争取几周的时间,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同外国政府谈判鲁尔问题。

    身在莫斯科的俄国共产党也想到了这一点,至少拉狄克是这么写的。他认为,代表着中等资产阶级的施特莱斯曼会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外交困境,并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以此来改善国家财政。社民党之所以会参加大联合政府,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妄想的“中间道路”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眼前:采取财政措施结束马克的贬值,使物价回落,同法国谈判,对民族主义者采取措施,并削弱大工业家的影响。拉狄克认为新总理“是一个经验比库诺更丰富的政客”,他得出结论:危机仍然严重,但是,“尽管如此,施特莱斯曼先生也许代表着一个阶段,一个运动暂停下来……相对冷却的阶段”[76]。

    这也是德共中央局的看法。在长期的鼓动工作中,共产党一直都在宣传这样的观点:库诺的垮台是成立工人政府的开始。可现在库诺下台了,社民党却选择了参加大联合政府,背弃了同共产党的盟约,这样就不可能成立工人政府了。要让社民党的内部危机继续加深,还需要一些时间。阿尔贝写道:“现在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这给了大联合政府一点时间,让他们在对希法亭还抱有一丝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面前彻底把自己搞得名声扫地[77]。”

    工厂代表会全体会议发动的总罢工已于八月十三日结束。要不要继续罢工?行动委员会是这么打算的,在以格洛特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它号召“扩大”总罢工,并“对大联合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78]。布兰德勒后来说道,中央局也想试试这个主意,它曾建议将罢工延长一天。但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布兰德勒说道,工人认为,库诺现在已经辞职了,考虑到他的后任做出了种种承诺,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工人拒绝行动,就连左派的活动家在工人面前也碰壁了[79]。

    中央政治局对复工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波特赫尔、皮克与赫克特就反对结束罢工[80]。八月十四日早上的《红旗报》印出了这样的标题:《百万人还在街上,战斗还在继续!》[81]。但《红旗报》这天又出了一期特刊,要求一致而有序地结束罢工。它解释说,在社民党与工会领袖都反对的情况下,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可能会落得个手足相残的下场,所以必须尽量避免这种后果发生[82]。八月十五日的《红旗报》用了这样的标题:《斗争已被破坏!准备下一次斗争!》,下面用了一个小标题强调“这只是暂停,而不是结束”[83]。布兰德勒后来在为自己辩解时强调指出,在哈勒、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等党的重镇,罢工并没有发展到柏林的水平。萨克森工人在库诺政府垮台后已经参加了罢工,但他们并没有像柏林同志那样发动经济罢工,而是发动了政治罢工,这是武装起义的开始阶段,而柏林工人并没有达到这一阶段。工人的大军并不总是齐步前进的[84]。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中央局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费舍认为,布兰德勒根本不想发动总罢工,因为没有得到全德工联的批准[85]——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罢工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罢工。乌布利希把没有制定政治目标或没有号召成立工人政府归咎于“中央局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叛徒”[86]。可是库诺政府确实是被罢工打倒的,这也是罢工所宣称的目标之一,而成立工人政府的条件又确实没有成熟。虽然工厂代表会对复工并不太情愿,但就连左派也不怎么反对复工。费舍并不是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但她也在工厂代表面前为复工辩护[87],这可能是得到了马斯洛夫的批准[88]。其实当这次罢工结束时,柏林的罢工工人觉得他们已经赢得了第一个目标:打倒库诺政府。罢工渐渐平息下去了,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仍有零星的罢工在某地或某家工厂爆发。

    工人队伍当中出现了一定的疲倦情绪,他们的敌人立刻加以利用。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大约二百名罢工工人被捕,一万多人被解雇。塞费林发布禁令,禁止“十五人委员会”在普鲁士活动,并对“十五人委员会”采取法律手段,“十五人委员会”便到耶拿避难[89]。所有人都认为,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打倒了库诺的这次罢工,是这“非人的一年”中的主要事件。一些人得出结论:这次罢工让工人认识到,任何政策,只要社民党反对,他们就无法推行下去;他们还认为,这次罢工是战后的斗争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还有人认为:这次罢工迫使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同社民党结盟,这就为最后的阶段做好了铺垫,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使群众转向共产主义。

    德国资产阶级的首脑,德共与共产国际的领袖都有各自的分析和期望,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八月十日给库诺投了信任票的那些政党,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就不得不抛弃了库诺,“割肉止损”。五金业的老板们曾顽固地拒绝接受浮动工资制,后来却急急忙忙地同工会达成了实行浮动工资的协议。从打倒了库诺的罢工中,共产党领袖看到的迹象,表明形势要比他们的估测更为成熟。资产阶级忙不迭地做出了妥协,这样才能从国际上腾出手来,扫除革命的威胁。共产党人认为“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要求夺取政权,便匆忙开始了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

[1]《红旗报》,1923年6月17日。

[2]《红旗报》,1923年6月2日。

[3]《红旗报》,1923年6月7日。

[4]《红旗报》,1923年6月9日。

[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2页。

[6]《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7]《红旗报》,1923年6月24日。

[8]《红旗报》,1923年6月12日。

[9]《红旗报》,1923年7月8日。

[10]请参阅梅尔赫尔关于这次五金工人罢工的文章,《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6页。

[11]《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65—367页。

[12]这里是根据布兰德勒向文采尔与卡尔所发表的声明而写的,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58页,注释109里探讨了这件事。

[13]《红旗报》,1923年7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65页。

[14]《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65—367页。

[15]《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

[16]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记载了几篇发表于7月19日的《日耳曼尼亚》、7月12日的《德意志汇报》、7月14日的《梅泽堡日报》(Merseburger Tageblatt)的文章,它们都痛斥这是“比开进莱茵河与鲁尔的法军更可怕的危险”。

[17]《红旗报》,1923年7月24日。

[1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4页。

[19]波茨坦档案I,国家内务部,no.13,212,第52页,转引自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153页。

[20]《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1]同上,第55页。奇怪的是,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五行字跟“反法西斯日”有关,而且一个字都没提到她自己当时的立场(《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0页)。

[2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2页。

[23]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65—366页,注释131)讨论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用电报把自己的答复发给了德共中央局,那这封电报到底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就发出了,还是等开完会之后才发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24]十月革命后,格鲁吉亚成立了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独立政权。1921年2月至3月,在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大力推动下,红军出兵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后斯大林提出了将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遭到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人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了激烈冲突。列宁对此高度重视,在1922年年底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在这封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并批评了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主义错误,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提供材料。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12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求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但由于列宁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这些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中译者注

[25]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6]《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 du bolchevisme),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库西宁自1921年12月5日起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21年7月13日至1922年2月1日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之行政机关及主席团的活动》,第320页)。

[27]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中译者注

[28]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菲亚大学教授,1923年月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了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29]请参阅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90—200页。

[30]《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31]同上。托洛茨基从未质疑库西宁的主张。

[32]同上。

[33]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17页。这封信的俄语原文没有找到,但斯大林承认过这封信的存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注释1)。据费舍所述,这封信最早是由布兰德勒及其友人发表在1929年2月9日的《工人政治》上的(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7页)。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与《斯大林评传》中都说这封信写于1923年8月7日,这与卡尔所写的并不符合(《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注释1),显然卡尔在写书的时候只参考了《斯大林评传》的美国版。但这封信肯定提到了反法西斯日,因为它提到了“示威”(1969年的法语版翻译成“manifestation”[宣示],这是错误的,应该翻译为“démonstration”[示威]),因此它关于布兰德勒的“意图”的论断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不能把这封信当做是斯大林对拉狄克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而应该是在反法西斯日之后,为他在反法西斯日问题上的立场而向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做出的辩解。

[34]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7页。

[35]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36]《红旗报》,1923年7月30日。

[37]霍尔昌斯基,《1923年鲁尔斗争中德国垄断资本家背叛民族的行径》,第164页。

[38]中央局的声明,《红旗报》,1923年7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378—381页。此时党内各派之间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信中提到过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生在这时候——而不是在五月布兰德勒去莫斯科“弥补关系”的时候。拉狄克在谈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局选举时写道:“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费舍与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里宣布,问题再也不能弥缝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们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终于让步了。”(《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5页;此处引用的是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中译者注)。

[39]《十字日报》,1923年7月26日。

[40]《日耳曼尼亚》,1923年7月27日。

[41]《人民信使报》(Volksbote,蔡茨),1923年7月31日。

[42]《莱比锡人民报》,1923年8月2日。

[43]《红旗报》,1923年8月2日。

[44]《红旗报》,1923年8月8日。

[45]此处法文版与英文版均为“七人”,实际应为九人。——中译者注

[4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81页。

[47]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8页。

[4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4—15页。

[49]《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161卷,第11748—11749页、第11761页。

[50]《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51]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51页。

[52]《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161卷,第11779页。

[53]《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54]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2—243页。

[55]《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161卷,第11770页。

[56]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14页。

[57]同上。

[58]《红旗报》,1923年8月10日。

[59]《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342页;《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12—13页、第21页。

[60]保尔·赫尔茨(Paul Hertz,1888年6月23日——1961年10月23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早年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独立社民党,1922年随独立社民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5月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流亡者的活动。——中译者注

[6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1页。扎巴特在1919年至1922年间是独立社民党员。

[62]同上。

[63]《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64]中央政治局的第18号政治通知,转引自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328—329页。

[65]埃里希·洛赫勒(Erich Rochler)的回忆,收录于《在红旗下》,第212页;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45页。

[66]《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04—405页。

[67]《前进报》,1923年8月12日。

[68]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283页。

[6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70]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2—343页。

[71]古·施特莱斯曼,Vermächtnis,第1卷,柏林,1932年,第88页。

[72]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1864年5月15日——1943年9月16日),社民党政客,1893年至1902年任《前进报》编辑,1893年至1898年和1903年至1918年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到1930年间继续当选为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入阁。——中译者注

[73]弗里德里希·威廉·索尔曼(Friedrich Wilhelm Sollmann,1881年4月1日——1951年1月6日),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1年任《莱茵报》编辑,1920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十一月革命后任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并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后担任科隆大学客座教授,1951年在美国逝世。——中译者注

[74]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23日),法学家,一战前曾任大学法律教授,1919年参加社民党,1921年至1922年任维特内阁的司法部长,1922年至1923年在施特来斯曼内阁留任司法部长,1926年任海德尔堡大学教授,纳粹上台后免职,二战后继续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授法学。——中译者注

[75]《国会议事录,第1辑,1920年》,第361卷,第11840页及其后。

[76]《红旗报》,1923年8月27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8期,1923年8月29日。

[7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64页。

[78]《红旗报》(劳西茨),1923年8月14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06—407页。

[79]《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0—31页。

[80]中央政治局8月13日会议报告,克鲁什在《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297—298页的注释209中对这个报告做了概括。

[81]《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早间版)。

[82]《红旗报》,1923年8月14日(早间版)。

[83]《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07—409页。

[8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31页。1923年8月14日《阶级斗争》号召把已经取得的局部胜利发展为全面胜利,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打倒施特莱斯曼!”

[8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3页。

[86]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工人运动史》(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1卷,柏林,1933年,第126页。

[87]《红旗报》,1923年8月15日。

[88]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0页。

[89]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16—117页;《前进报》,1923年8月18日。塔尔海默后来认为:中央局未能立即组织反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923: Eine Verpasste Revolution?》,柏林,1931年,第24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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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三十九章 准备起义</h2>

    当反库诺的罢工爆发时,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在度假,这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规模如此巨大的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采用的折衷策略显然是不顶用了。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群众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而他们的领袖却还以为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能就这样不明朗下去。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共产国际的领袖从八月开始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拼命地想把从五月开始浪费掉的时间弥补上。

<h3>在莫斯科决定的转折</h3>

    整整用了一周的事件,俄共(布)才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德国革命。当季诺维也夫得到有关罢工和库诺政府垮台的第一个消息时,他正在高加索度假,他赶紧动笔起草题为《德国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八月十五日终于写完了:

<blockquote>危机正在成熟。关键的事件即将来临。德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历史都将翻开新的一章。德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迅速而坚定地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危机正在成熟。赌注是巨大的。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那个时机就要来临了[1]。</blockquote>

    反库诺罢工暴露出德共还不能做到准确把握群众的真实情绪。如果不尽快加以纠正,就会酿成大错。此前党由于担心过早投入战斗,一直在劝阻群众,因此党在局部运动中成了运动的制动器,这些做法必须停止:“在关键的战斗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火药不受潮……我们如果在关键的斗争时机到来之前,都不发动任何进攻的话,就是教条主义,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2]。”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费舍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她写道:季诺维也夫在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同布哈林、库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3]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讨论中起草了上面那个提纲[4]。库西宁和拉狄克读了这个提纲,就明白了“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5]。

    打倒库诺的罢工规模之大,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注意。他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边得不到想要的信息,便邀请担任德国驻红色工会国际的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到克里米亚去。他们会谈之后,瓦尔赫尔就回国了,显然是去为托洛茨基收集详细信息的[6]。与此同时,俄国的主要领袖纷纷中断了度假,前去讨论德国形势。

    八月二十三日,俄共(布)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自从列宁因病不能视事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第一次必须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作出决定。他们像以往一样认为,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前锋,而世界革命的命运现在又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并不会由自己来作出这样的决定,那是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关的责任,但共产国际是不会对他们作出的决定有异议的。由于事关重大,政治局特别允许皮亚塔科夫[7]与瞿鲁巴[8]两位专家列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库西宁与拉狄克,以及当时的德国党驻莫斯科代表埃德温·亨勒和雅可布·瓦尔赫尔[9]。这次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有多种材料都提及了它。唯一一份准确的证据是巴沙诺夫[10]的文章,里面并无不实之处,也从未有人提出过相反的观点[11]。

    据说拉狄克做了主要报告,他指出反库诺罢工表明德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保持谨慎(这是过去几周里他干预的中心思想),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肯定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拉狄克做完报告后,托洛茨基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他毫不怀疑直接夺取德国政权——德国的十月——的关键时机正在到来。只剩下短短几周时间来准备了,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季诺维也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他认为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几周,但他也赞同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看法,认为必须为起义做好准备。斯大林发言不多,而且显得有点怀疑。他认为在一九二四年春季以前都不应该期待德国革命的胜利,但他没有坚持这个观点。

    尽管意见并不一致,政治局还是认为德国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必要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负责准备工作,成员有拉狄克、、特工部门首脑之一约瑟夫·恩什利希特[12]、工会活动家瓦西里·施密特[13]与皮亚塔科夫[14],并立刻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特殊会议,邀请出席的除了德共的固定代表蔡特金与亨勒之外,还有党主席布兰德勒,以及包括费舍、马斯洛夫和台尔曼在内的左派代表[15]。

    德国代表很可能是在九月初抵达莫斯科的,他们刚到苏联首都,就发现德国的十月的临近,让气氛焕然一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16]。城里到处贴满了标语,要求年轻人向德国学习,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服务[17]。工厂、学校和大学每天都要开会,热烈地讨论德国工人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布哈林号召学生丢掉书本,拿起步枪时,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呼[18]。一家家工厂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为了帮助德国革命,俄国工人愿意放弃提高工资,甚至愿意接受降低工资[19]。红军部队纷纷表示,为了尽自己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义务,他们已经做好了驰援革命德国的准备,并向德国工人发出了许多大意如此的决议[20]。两个特别基金会成立了,一个是黄金基金会,它甚至请求妇女献出自己的结婚戒指[21];一个是谷物基金会,贸易人民委员部打算为它征集六千万普特[22]的“德国储备”,并储存在西部边境附近[23]。共青团热情地为这次革命斗争做准备;这将成为它这一代人的斗争[24]。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口号,并试图让人们理解:“德国的打桩机”与“苏联的面包”联合起来,就能征服全世界,创造一个有两亿人口的大国,谁也不可能对这样的国家发动战争[25]。世界革命的前景又重新复活了,它带来了一阵愉快的清风,把几个月来一直在毒化俄国党内的气氛,以及正在开始扎根的冷漠情绪一扫而空。拉狄克也让自己沉醉于这种抒情而乐观的气氛之中。一些人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当时情况的见证。一位红军指挥员亚历山大·巴尔明[26]听了拉狄克在军事学院发表的演讲:

<blockquote>拉狄克向挤满了整个会场的人群发表了演讲,听众觉得,他在等待与思考话题时完全沉浸于其中。他向我们辩证地介绍了正在斗争的两种德国人的经济、历史、心理与生活方式,其中之一是劳动人民,他们为了拯救民族和全世界的进步,正要迫使另外一方接受自己的统治。拉狄克的口才仍跟以往一样雄辩:他的口音还是那么微妙,但他的智慧和激情却主宰了一切[27]。</blockquote>

<h3>德国的转变</h3>

    这些感情在德国引发了回响。八月十六日的《红旗报》发表了一首诗,它的题目意味深长:《它正要到来》[28]。在塞费林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之后,八月十七日的《红旗报》抨击了社民党领袖:“我们接受社民党的挑战,他们将承担一切后果[29]。”八月十九日,《红旗报》发表了古谢夫[30]的《内战的教训》中的一章,标题为《让无产阶级做好准备!》[31]。八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发表了题为《为新的战斗做好准备》的文章,讨论了工人在夺取武器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32]。八月二十四日,《红旗报》发表了《告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工人群众书》,号召他们同社民党与独立社民党断绝关系,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加入到共产党一边来[33]。

    政府和警察再也不能容忍了。八月十六日,普鲁士邦政府取缔了柏林的工厂代表会全国委员会[34],随后符腾堡邦政府也禁止德共召开原定于二十二日举行的地区代表大会[35]。法国占领当局于二十四日取缔了鲁尔与占领区的五家共产党日报。二十六日,《红旗报》编辑部被无理占领。警察在同一天搜查了编辑部,并逮捕了五位工作人员。塞费林指责大柏林工厂代表会中央委员会是德共领导机关的幌子,取缔了它;《汉堡人民报》被停刊三天。警察在二十九日又搜查了《红旗报》编辑部,并又逮捕了两人。警方还发布了几份通缉令,费舍也名列通缉名单之中,但警方并没能找到她[36]。

    与此同时,俄共(布)政治局宣布了德国问题上的新方针,并于二十八日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为起义进行准备工作[37]。《红旗报》为莫斯科承认的新路线做了详尽的阐述。九月一日,德共中央局发表《告工人、职员与公务员书》,向他们提出了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中包括工人监督生产、按照实际价值进行征收、成立工人与贫农的政府等要求[38]。季诺维也夫在为国际青年节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向即将到来的斗争欢呼:“地球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击败两千万的无产者[39]。”

    九月二日,《红旗报》发表了拉狄克的《不许干涉德国!》,并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红色工会国际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采用了托洛茨基于八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建议。声明指出,由占领鲁尔而引发的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无产阶级在经济混乱中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社民党答应要向资产阶级征税,要让富人付出代价,大联合政府是靠着社民党的配合才成立的,可它刚上台就取缔了工厂代表会的中央机关。当资本家威胁关闭工厂,企图迫使工人就范时,这些组织是“唯一能够引导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并避免无意义的冲突的组织”:“他们要挑衅绝望的工人群众,迫使工人过早行动,并在工人做好战斗准备之前打败工人。”声明解释道:

<blockquote>德国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大量的迹象都可靠的话,那么革命已经在德国启程了。德国无产阶级将要面对的,不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而且当它遭到本国资产阶级进攻时,它还得承担一个风险:它的后方还有可能遭到协约国及其仆从国的资产阶级的进攻[40]。</blockquote>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通过集会、示威、罢工与针对士兵的宣传,来保卫德国工人阶级。几天后,洛佐夫斯基在德语版的红色工会国际刊物上写道:“革命正在叩响德国的大门,要求进门……我们不能规定德国革命会在哪一天到来,但如果我们根据现状来判断的话,大概还有几个月。”他在文章结尾对并不太遥远的未来做了一番展望:到那时候,世界革命将形成一个“从海参崴到莱茵河的地区阵营”[41]。

<h3>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讨论</h3>

    关于德国的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讨论,在莫斯科继续进行了几周[42]。经过各方努力,德共两派已经同意通力合作,帮助准备起义,两派的代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以及俄国党的主要领袖一起工作。库西宁和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布兰德勒、埃贝莱因、费舍、马斯洛夫、台尔曼、马克斯·黑塞[43]与格利列维奇[44]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对德国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设想了各种前景,并琢磨口号,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

    起初大家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当然,费舍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九月十二日,就在她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我,她再次批判了布兰德勒关于工人政府口号的思想是“机会主义”,还指责他“倒向改良主义”,企图同社民党妥协[45]。但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夺取政权,这也是正要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至于布兰德勒,他自己似乎已经确信夺取政权已经提上了日程表。库西宁后来写道,布兰德勒预计夺取政权将会“易如反掌”,库西宁甚至还说他“陷入了革命空想之中”[46]。他对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实现的任务”,夺取政权的世纪就要来了[47],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是以德国党的主席的身份发表这番讲话的。

    至于布兰德勒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费舍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她一会说布兰德勒把形势吹得天花乱坠[48],一会又说他其实是反对采取任何行动的[49],并且想找出不同的方案。其实布兰德勒并不怀疑革命的前景,但他认为大部分俄国的同志的估计“过于乐观”[50]。

    在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首先,是否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号召按照苏维埃的模式,来成立政治性的工人代表会?季诺维也夫认为,俄国党应该在起义前号召选出这样的代表会,因为只有它们能够构成新生的德国工人国家的基本单位[51]。然而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成功地申辩道:在起义前,工厂代表会就发挥了苏维埃的作用。后来托洛茨基是这样来给自己的决定辩解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经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的事实下,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52]。”而且,他还认为,成立苏维埃会让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而且还会成为政府的靶子,被政府利用来挑衅工人,使工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就过早投入战斗,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还认为,“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而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53]”,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然而,尽管他们在苏维埃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却在要不要给起义规定具体日期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德国党左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坚持要给起义规定一个具体日期,俄国党政治局最初也是这个意思。但布兰德勒反对这么做,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54]。

    托洛茨基在九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阐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首先谈起了最近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墨索里尼的政变、保加利亚的赞科夫政变以及西班牙的军官政变。这些反革命事件,都是在对它们有利的形势下,按照它们的领袖指定的日期发动的。他认为,“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否则就是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55]。”他描述了一个正在经历“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国家: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指的是什么,显而易见。他宣称:“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页不可能有别的任务[56]。”因此他建议把日期定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十一月七日,在他看来,定在这一天,既能留出适当的时间进行准备,又能利用十月革命所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巨大声望。但布兰德勒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他认为只有德国党的领导层,才能够就必须发动进攻的时机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他得到了拉狄克的支持,并获准由起义的领导者来选定起义日期
[57]。

    在讨论准备工作的会议上,一些个人分歧所引发的争论,也同样激烈。布兰德勒十分钦佩托洛茨基,尽管他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分歧,他还是对托洛茨基很友善,他还请求把这位俄国十月革命的组织者派到德国来,亲自领导这场关键的战斗。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他甚至还可能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毛遂自荐,因为只有共产国际主席才能担此重任[58]。

    没有人忘记,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退缩了,而托洛茨基却领导了起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无论是自己对手的成功,还是自己的领袖的失败,都是三驾马车所不敢冒的风险。因此他们在最后一刻几乎一致同意,只把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派往德国,去承担最高领导责任[59]。

    布兰德勒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费舍与马斯洛夫已经保证忠于中央局,他还是不信任他们。他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绝不能让中央局遭到削弱,他要求在这个关键时期,免去左派领袖在中央局和党组织中的职务,以避免他们用惯常的派别斗争来损害中央局。他建议模仿列宁在一九二一年的先例,把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布哈林与拉狄克的强烈抨击[60]。经过艰难的争论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妥协方案勉强得到了通过。马斯洛夫被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问题进行调查[61]。

    费舍被允许返回德国的岗位上,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还派了一个“监工”跟着她,这个人就是德国事务专项委员会委员、俄国人瓦西里·施密特,他专门负责监督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是否遵守纪律[62]。

    当布兰德勒返回柏林,就莫斯科讨论向中央局汇报时,他说自己非常满意。十月十二日的会议报告写道:“布兰德勒做了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总体讨论、与反对派的讨论以及同俄国同志的讨论的报告……并没有意见分歧,只在规定相应日期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63]。”

<h3>军事准备</h3>

    技术问题在莫斯科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让费舍很恼火[64]。但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肯退让,并以他身为一九一七年的胜利的组织者所带来的威望发表了意见。他在《真理报》上撰文回顾了十月起义的技术准备工作:

<blockquote>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照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blockquote>

<blockquote>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作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65]。</blockquote>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多的任务,这超出了德共的军事机关——M机关的能力范围。为了支援德国革命,红军派去了一位指挥员,他是爱沙尼亚人,曾当过工人,名叫洛泽[66],又叫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或戈列夫[67]。为了准备起义,他对已经改名为“政治—军事组织”(Militär-Politischen Organisation,MP)的军事机关进行了重组。他担任全国总司令(Reichsleiter),为了协助他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由数名中央局委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Militärrat),并由恩斯特·施耐勒任主席。全国被划分为六个地区性的政治—军事司令部,相当于军区。每个军区指挥员(MP-Oberleiter)身边都配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技术顾问,帮助他们工作。在军区指挥员下面是区指挥员与分区指挥员,他们领导作战分队(Kampfleitungen),负责组织和训练,以及在战斗中率领无产阶级百人团作战[68]。整个政治—军事组织听命于负责准备起义的政治机关——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skomitee,简称Revko或Revkom)[69],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奥古斯特·克莱涅,他在一九二一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到德国,并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

    俄国指挥员和技术人员被派往德国,担任预定中的起义的指挥员,他们的数量常常被夸大了。几乎所有的技术干部都是在一战期间接受过军官训练的德国人。这些人当中有威廉·蔡瑟,他在一九一八年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并领导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鲁尔斗争[70],还有化名“鲍曼”(Baumann)的阿尔伯特·施莱纳、汉斯·卡雷[71]、巴伐利亚红军的老战士埃里希·沃伦贝格、阿图尔·伊尔纳[72]、阿尔伯特·格洛姆拉特(Albert Gromulat)[73]、以及汉斯·奇本贝格尔等人,奇本贝格尔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预备役少尉,也是德共的秘密机关中最有才干、最勇敢的领导人之一。此外还有曾当过军官或士官的人,比如卡尔·弗兰克(Karl Frank)、克里斯蒂安·霍伊克[74]、化名“迪特里希”(Dietrich)的施特凡·海曼[75]、棱宁克(Lengnink)、梅克尔[76]、施特勒蔡尔[77]等人[78],还有曾在德国陆军中当过少校的汉斯·冯·亨蒂希[79][80]。

    他们中有些人也许在俄国上过军事学校,那里的课程讲的主要是俄国内战的问题,但他们的基本军事知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街头学会的。以前在M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并不能参加全部工作,并发现他们被调离了关键岗位。奥托·布利安[81]负责保卫工作,奥托·布劳恩负责训练军事干部[82]。来自M机关的专业人员被委派给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有安东·格利列维奇,他在一九一八年当过艾希霍恩的副手,并在莫斯科参加了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还有阿图尔·埃维特、奥托马尔·盖施克(他在军事机关中的化名是“埃斯拜尔”[Eisbär],,意为“北极熊”)和梅尔赫尔(化名“马丁”[Martin])[83]。最后,还有一批教官、专业人员和外国共产党人前来协助他们工作,这些人在俄国接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在红军中担任过干部,而且也是俄共党员。这批人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下了名字。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是已经参加了、就是正要被招募进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不过我们应该提一下施泰因(真名曼弗雷德·施特恩[84])[85]、“格奥尔格”(真名阿列克西斯·斯杰茨基[Alexis Stetski])[86]、担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沃亚·武约维奇[87]等人。还有一些人是红军军事情报总局(第四总局)的人,历史上只留下了他们的化名;这些人有瓦尔特·克里维茨基[88][89];阿尔弗雷德·克劳泽(Alfred Krauze)与路德维希(又名伊格纳斯·瑞斯[90]),负责保卫在德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91]。这些外国干部人数不到一百,他们原则上并不直接负责执行计划,而只是给德国的“政治—军事”机关的最高级领导人担任技术顾问。

    在起义的第一阶段,负责主要任务的是工人民兵,也就是从年初就开始耐心组建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布兰德勒估计,仅在萨克森就有五万至六万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92]。波特赫尔在一九二三年写道,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的人数,相当于其他地方的总人数的十倍[93]。而费舍则认为,无产阶级百人团只有在鲁尔地区才算强大[94]。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真实实力究竟有多大,很难估算,因为在德国大多数地方,它们要以别的名目来掩饰自己。普鲁士邦政府在五月十五日取缔了无产阶级百人团,这无疑阻碍了它们的发展,但它们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着,并以“服务性社团”或青年户外俱乐部的形式,成立了新的百人团,这些名目可以让它们进行操练、乡下行军,以及使用武器与技战术动作的训练。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 Gast)的著作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百人团[95]。

    一九二三年五月,全国有大约三百个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加斯特所述,到了十月的时候,百人团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八百个。总人数大约有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在萨克森;在可以合法组织百人团的萨克森与图林根,两地的百人团人数之和占了全国的一半[96]。五月一日,当无产阶级百人团尚未在普鲁士邦被取缔的时候,它们在柏林搞了一次游行,有二万五千人参加;同一天在德累斯顿也有一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组织了游行。九月九日,八千名百人团员在德累斯顿举行了游行,九月十六日,莱比锡的五千名百人团举行了游行。九月二十三日,在艾尔茨山脉的厄尔斯尼茨(Oelsnitz),八百名百人团员在乡下举行了游行,十月七日,又有两千名百人团员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了游行[97]。所有的百人团当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由共产党单独成立的。其余的五分之四则是通过德共与工会、社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成立的,与社民党一起成立百人团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图林根和萨克森。莱比锡的百人团团员中,百分之四十来自德共,百分之二十来自社民党,百分之四十来自工会[98]。

    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工人阶级生活中的结构设计的。它的基础单位是工厂或城市百人团,并尽量依照工地、车间或小企业的划分,设立小分队。两个六人组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每个百人团有三个中队,还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急救队。六人组、小队和中队的队长都是自己选举产生的。领导百人团的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团长,他是政治领导人;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当中(这些人往往当过军官或士官),还要通过选举选出一位技术顾问,协助团长工作。出于团结的考虑,民兵往往选举两大工人政党的党员当领导。萨克森的惯例是共产党人当团长,社民党人当技术顾问。从这个观点来看,加斯特特别指出茨维考—普劳恩(Zwickau-Plauen)是个例外:那里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司令部由七位领导人组成,其中社民党四人、共产党三人,社民党人马克斯·塞德维茨[99]负责领导当地的百人团[100]。尽管如此,无产阶级百人团总体上还是受德共的军事机关指挥的,在工作会议或军事集会上,担任主席的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比如图林根的特奥多尔·诺伊鲍尔[101]和萨克森的恩斯特·施耐勒[102]。

     从德共的立场来看,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建立起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确实是个成就。可是,与整个德国社会相比,与国防军、警察和极右武装组织的力量相比,它的力量仍显得非常薄弱。但共产党人决心依靠工人阶级的群众起义、国防军的瓦解与总罢工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来确保无产阶级百人团的胜利,有些人已经把无产阶级百人团看作是未来的德国红军的雏形。

    武器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组织局与中央局的幕后人物列奥·弗利格与共产国际特使之一、OMS[103]成员米洛夫—阿布拉莫夫[104]保持着联系。米洛夫—阿布拉莫夫有个好处就是他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用这个身份掩护他的行动。弗利格还同负责采购武器弹药的特别委员会WUMBA[105]保持着联系。大部分的军火采购是由尼古拉斯·法夫(Nicholas Pfaff)经手的[106],他的职业是教师,也是预备役军官,化名“温克勒(Winkler)博士”;为了购买这些军火,密谋者们显然花了大笔的美元[107]。采购工作的成果是难以评估的:各种说法差距很大,最少的认为弄到了六百支步枪,最多的认为搞到了五万支步枪。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每两个百人团战士可以分到一支步枪[108]。手枪似乎要比步枪多得多[109],但机枪和重武器就非常少了。为了补充武器的不足,他们储备了大量炸药,大多是晚上从采矿场偷来的。国防军的一些军火库或工厂遭到了奇袭,一些库存军火被夺走了,但大多数军火库和工厂都被做好了标记,等待起义时再夺取,到了起义那一天,首先夺取警察局的武器。活动家在萨克森建立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地下兵工厂[110]。还同国防军的军官、士官和士兵进行了接触,希望他们能在最后一刻把军火库转交给起义者。

<h3>全党活动家的总动员</h3>

    全党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从九月头几天开始,在共产国际支委会派来的几十位专家的帮助下,上千上万的活动家转入了地下。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队员离开了自己的工厂,著名的活动家改换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在所有大城市里,人们潜伏在改装成宿舍或地下指挥部的公寓里,有时一连待上好几天,他们在研究着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地图,研究部队的部署和通信联络。他们还按照命令,定期进行行动队或百人团的操练。

    这些活动家离开了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他们往往在思考、行动与举止等方面养成了纯密谋式的习惯。汉斯·菲弗尔曾发表过一段重要讲话,费舍凭借记忆引用了它:

<blockquote>同志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发动以前把我们消灭。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使自发性运动缓和起来。让我们遏制我们在工厂中的组织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险已经过去。然后——在他们麻痹下来,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们在一天晚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员,进攻国防军军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111]。</blockquote>

    菲弗尔的计划天真到了几乎是可笑的地步。但是,这可以用当时的紧张形势,以及活动家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来解释。经历过那几周的阿尔贝写道:

<blockquote>在每一个城市,他们都为战斗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参加行动的人都决心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了详尽周全的考虑。没有一个白天不曾进行艰苦的工作,没有一个晚上不曾执行特别任务。没有一个问题被忽略。我知道一些同志已经好几周都没能好好睡上一整晚了。我看见一张张由于疲劳过度而消瘦的脸庞。人们的眼中依然燃烧着炽烈的意志之火……德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全新而又完善的表率,为革命的准备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112]。</blockquote>

    我们还应该登出他对党的一次会议的回忆:

<blockquote>围在同一张桌子周围的,都是那些知道事情原委的人,在人民蒙受苦难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心中充满了期待,使他们每一天都能更加意志坚定,看见他们的面容,让我觉得很高兴……一个年轻而又拘谨的声音宣称:“我们已经有了整整好几个师!”武器确实不够,但我们会在兵营里找到武器。每个人都在心中盯着德国地图。“要拿下萨克森、图林根、汉堡和柏林……俄国!”,“拉狄克写过……”我注意到,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是最谨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用一套理由来思考、衡量困难,这有时候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一个朋友打断了我们的批评;他说:“我相信革命,因为我要革命,而我与要革命的人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位支部组织者。他没日没夜地工作[113]。</blockquote>

    沃亚·武约维奇曾向维克托·塞尔日透露过自己的乐观:“沃亚相信,我们会在那一天胜利:‘一切都会比俄国的更好……’[114]”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活动家系统地进行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们那种坚定的乐观主义情绪,在多年以后得到了费舍的承认:

<blockquote>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们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许多俄国同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内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115]。</blockquote>

<h3>九月的形势</h3>

    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在莫斯科开始,然后秘密地在德国各个工业中心开展,矛盾的是,正当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德国的危机却似乎平静下来了,至少也是缓和了。到了八月底,塔尔海默还在认为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

<blockquote>成立工农政府、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步的时机,将在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不仅想同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决裂,而且还愿意用一切手段为争取成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时候到来。而小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部分对工人阶级表现出友善中立的态度、且大资产阶级本身陷入分裂,也是必要的。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工厂代表会、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群众中享有说一不二的威信,这也是必要的……因此,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满足可以确保工人阶级获胜的条件。必要的准备时间会有多长,将由历史来决定[116]。</blockquote>

    按照这个分析,从政治方面的发展,是看不出起义的日子正在接近的。德国党中央局做出姿态,决心纠正在执行施拉格特路线中出现的明显偏差。沃亚·武约维奇告诉昂贝尔—德洛:“它决定调整这种策略,并把这些好斗的宣言变得和缓一些”[117]。然而,罢工结束、库诺垮台后,施特莱斯曼内阁一上来就明目张胆地要求包括工资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人做出牺牲。施特莱斯曼总理和财政部长、社民党人希法亭坚持要求削减所有人的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大量增加进口。资产阶级报刊大肆鼓噪,要求废除八小时工作日。被公认为施蒂内斯喉舌的《德意志汇报》在九月八日写道:“德国人民必须多工作至少两小时,劳动强度至少要恢复到战前水平[118]。”

    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的确仍在壮大。它的柏林地方代表大会宣布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已经破产,并要求回到阶级政治上,并经过表决通过了向蔡格纳发出贺信的决议[1119]。但它同时又暴露出无力阻止本党的领袖对共产党进行的镇压。在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发表联合声明的次日,内务部长、社民党人佐尔曼下令,一周内禁止《红旗报》和罗斯托克(Rostock)的《人民卫报》(Volkswacht)出版[120]。

    然而,德共的非法或半合法报刊却并没有投降。《红旗报》复刊后,继续发表火热的言论,并在九月十五日印出了大字标题:“打倒鲜血与饥饿的政权![121]”九月二十一日,《红旗报》号召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准备进行推翻施特莱斯曼、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总罢工[122]。九月二十三日的《红旗报》在头版发表了号召准备起义的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再告社民党工人)》[123]。次日,柏林警察局勒令《红旗报》停刊两周[124]。

    总的来说,德国的街头变得平静了。这几周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冲突发生在巴登,在勒拉赫(Lörrach)这个小城发生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了战斗[125]。巴登的共产党领导人号召在巴登举行总罢工,但中央局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武装斗争在一个次要地区过早引发,便否决了总罢工的号召[126]。巴登政府同意从勒拉赫及其周边地区撤回警察部队,于是当地局势便于九月二十五日恢复了平静。

    九月底,施特莱斯曼政府已经完成了稳定与平息局势的两个重要步骤。九月二十六日,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政府承认鲁尔被占领,并决定停止消极抵抗。由此开启了通往妥协的道路,而这正是华盛顿与伦敦所期盼的[127]。其次,马克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的暴跌后,从二十二日起稳定在了一亿马克换一美元的价位上[128]。

    此时,极右派的行动十分猖獗,眼看就要创造出全新的局面了。九月二十一日,胡戈·施蒂内斯通知美国大使:反共运动正在巴伐利亚不断壮大,并得到了所有右翼政党和中央党的大量温和派的支持。他明确告诉对方:这个运动得到了工业界的支持,它的任务是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战斗,并用武力粉碎一切总罢工的企图。他接着又说道,他希望能就此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再也不能成为在德国可行的政治模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立即废除“妨碍生产而又毫无用处”的法律与法令[129]。巴伐利亚的事件很快就让大使相信了施蒂内斯的话是正确的。

    九月二十六日,冯·卡尔[130]发动军事政变,自封为巴伐利亚邦总督,下令戒严[131]。当天晚上,艾伯特做出了反应,依照宪法第四十八条[132],在全国实行戒严,并将全权授予国防部长盖斯勒,他是民主党人,是冯·塞克特将军的文官替身。社民党部长都同意这个决定,因为“巴伐利亚发生了反动的危险”。社民党的报刊号召“保卫共和国”。但在二十七日,巴伐利亚国防军的司令冯·洛索夫[133]将军宣布服从冯·卡尔的命令。二十八日,冯·卡尔在巴伐利亚废除了在拉特瑙遇刺后迅速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134]。

    主动权似乎落入了极右派之手。从巴伐利亚到全国各地,从组织良好、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团伙——臭名昭著的艾尔哈特与罗斯巴赫[135]的自由军团,到从一月起就觉得时机正在到来的鲁登道夫,再到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到处都在耀武扬威、摩拳擦掌。罗斯巴赫刚刚从监禁他的堡垒中越狱。黑色国防军开始了行动,十月一日,布赫鲁克尔少校在屈斯特林(Küstrin)发动了暴动,这次暴动准备得很仓促,在发动之前就已经暴露了[136]。人们广泛地谈起“反布尔什维克的新十字军”将从慕尼黑出发,向柏林进军。

    在某些方面,当时的形势会让人回想起卡普暴动的时期:民族主义组织、工人武装与国防军形成了一个三角型,彼此相互对峙,谁也难以决定先开火。国防军现已合法地统治了国家,它宣布自己要“保卫共和国”,抵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敌人,而将军们早已决定避免“手足相残”,粉碎革命的威胁。工人阶级已被这悲惨的一年折磨得筋疲力尽,被民族主义团伙的威胁所迷惑,容忍了军事独裁体制的建立和戒严状态的实行,尽管过去的经验告诉它,这个体制到头来总是要对付工人阶级的。

    德共向德国工人阶级发表宣言,解释了这一切[137]。施特莱斯曼在国会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工资与八小时工作日发起了进攻。戒严表面上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纳粹分子与莱茵兰分离主义运动的活动而实行的,其实是为了摧毁工厂代表会,并趁革命运动仍在积蓄力量时对其进行打击。
   
    但是,主动权似乎已经从工人阶级手中落到了法西斯分子手上这一事实,并没有让共产党领袖灰心。他们甚至还希望这种威胁能激起工人的斗志。他们相信,当大联合政府的面具被剥下,暴露出它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庇护所的真相后,工人群众会像八月那样,跟着他们一起站出来。按照这个设想,这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首次由一个共产党精心准备的武装起义,到了九月底,细节都已在莫斯科制定下来,起义计划于数周后引发德国十月暴动,导向世界革命五年之后的第二阶段。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局向各地委书记传达了秘密通知,告诉他们,起义正确凿无疑地逼近:

<blockquote>必须立即在工厂和城镇组织由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德共、体育俱乐部、工厂代表会、工会与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组成的<b>行动委员会</b>。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同戒严和得到政府支持的盖斯勒与冯·卡尔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当前任务是在每个工厂与城镇准备总罢工……在准备总罢工的同时,各行动委员会必须制定发动工人群众、投入即将到来的战斗的计划[138]。</blockquote>

[1]转引自奥·库西宁,《一个关于德国事件的虚假声明》(Un Exposé fallacieux des événements d’Allemagne),《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178页。这篇提纲的全文从未发表过。就连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也只能部分引用。

[2]《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2期,1925年2月6日,第763—764页。

[3]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17日——1938年7月29日或10月30日),本名约瑟夫·阿伦诺维奇·塔尔西斯( Иосиф Орионович Таршис),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木匠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越狱后前往德国,1903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05年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并于同年返回返回俄国,积极参加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1908年获释后前往德国,1913年再次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1914年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先后在铁路工会、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工作,1920年春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并任国际联络部领导。1922年担任共产国际组织局委员,1923年担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46页。

[5]《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18页。

[6]有关这次会面的信息来自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他是根据恩德勒1952年提供的消息而写的。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2页,注释38)强调指出这些记录中的不实和夸张之处,比如托洛茨基许诺派红军进军德国云云。但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瓦尔赫尔与恩德勒在那一天出现在克里米亚,我个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次会面确实发生过。

[7]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达可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中译者注

[8]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9]鲍·巴沙诺夫在《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巴黎,1930年,第190页)一书中给出了皮亚塔科夫、瞿鲁巴和拉狄克出席会议的证据,皮亚塔科夫和瞿鲁巴是作为德国事务的专家而出席的,前者被认为是军事专家。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49页提供了证明库西宁、瓦尔赫尔与亨勒出席会议的证据。

[10]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沙诺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1982),1919年参加共产党。1923年8月担任斯大林的助理,兼任政治局秘书。1928年叛逃国外,沦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1]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0—198页。最近的共产国际官方历史仍对这次会议缄口不言。

[12]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14]巴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195—19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79页,两位作者的消息来源都是埃里希·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5页)则是参考了前面两位作者的著作。而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给出了拉狄克和施密特的名字,但却把恩什利希特与皮亚塔科夫换成了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Skoblevsky),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这两人其实是在德国工作的。考虑到这个专项委员会即使到了十月最后几天里仍在俄国工作,而当时古拉尓斯基—克莱涅与斯柯布列夫斯基已经在德国工作了好几周,那么前一份名单应该才是正确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raine)只给出了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的名字(鲍·苏瓦林,《斯大林》[Staline],巴黎,1935年,第316页)。皮亚塔科夫参加了这个专项委员会,这是确凿无疑的,这可以从拉狄克在起义失败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的声明中得到确认(《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及其后)。

[15]之所以邀请左派代表到莫斯科,与布兰德勒和俄国领袖一起讨论,可以用共产国际决心促进德国党两派通力合作来解释。拉狄克在1926年12月写给蔡特金的一封信中对此作了解释:“我设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领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本人对他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较亲密。一个没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险,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耳歇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则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险。”(《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6页;此处引用的是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瓦耳歇尔”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则认为,这个安排表面上是要让左派领袖来参加有关准备工作的讨论,实际上是拉狄克为了把她和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而搞的诡计。其实,有重要的职责要交给她那一派当中,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又参加了起义的领导的那些重要活动家。台尔曼与柏林地委的两位工人领袖格利列维奇和马克斯·黑塞都参加了全部的讨论。十月的时候,黑塞甚至还被派去萨克森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拉狄克确实正在试图做到一方面避免分裂、另一方面又在左派同志当中把费舍和马斯洛夫孤立起来(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这么做)。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因为按照费舍的说法,台尔曼从德国回来以后却态度大变,对于会议决定的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而且柏林只有很少几个重要活动家不相信莫斯科采用的计划会行之有效(《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1页)。

[16]据费舍所述(《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发现莫斯科街头贴满了有关德国的标语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一切证据都表明布兰德勒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先到达莫斯科,随后左派领袖才赶到。据穆贝戈维奇所述(《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98页),中央局是在9月12日做出了派费舍与马斯洛夫去莫斯科的决定的。

[17]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4页。

[18]别谢多夫斯基(Bessedovsky),《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19]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与第五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活动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Exekutive der KI vom IV bis V Weltkongress),1924年,第8页。

[20]请参阅库尔斯克轻步兵团致德国共青团的决议,发表于《青年近卫军》,1923年10月7日。

[21]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92页。

[22]普特(пуд)是俄国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40俄磅,约等于16.38千克。——中译者注

[23]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揭露的真相》,第62页,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4]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2页。

[25]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97页。

[26]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мин,1899年8月16日——1987年12月25日),内战期间参加红军,22岁时即担任旅长。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进入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7年叛逃国外,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2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4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至1964年在美国之音俄语部工作。——中译者注

[27]亚·巴尔明,《为苏联服役二十年》(Vingt ans au service de l’URSS),巴黎,1939年,第217页。

[28]《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

[29]《红旗报》,1923年8月17日。

[30]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1874年1月1日——1933年6月10日),本名雅科夫·达维多维奇·德拉布金(Яков Давидович Драбкин),出身于梁赞一个教师家庭,1896年考入彼得堡技术大学,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曾任彼得堡党委书记。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18年9月至12月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至1919年6月任东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任莫斯科城防司令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本部军事委员。,1919年6月至12月、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至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军事反对派”。1923年至1925年先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苏联工农监察院委员,1925年至1926年任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局长。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书记处书记,1929年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译者注

[31]《红旗报》,1923年8月19日。

[32]《红旗报》,1923年8月21日。

[33]《红旗报》,1923年8月24日。

[34]《前进报》,1923年8月17日。

[3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8—409页。

[36]同上,第409页。

[37]《共产国际简史》(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urzer historischer Abriss),东柏林,1970年,第235页。

[38]《红旗报》,1923年9月1日。

[39]同上。

[40]《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41]《红色工会国际》(Die 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第9期,1923年9月,第785—789页。

[42]《共产国际简史》(第236—238页)特别指出,讨论是从9月21日开始,到10月4日才结束。但是塔尔海默(《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1页)指出布兰德勒8月底就到莫斯科了。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塔尔海默解释说:“因为大部分俄国同志都不在。”

[43]马克斯·黑塞(Max Hesse,1895年2月21日——1964年6月7日),出身于五金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威廉·黑塞(Wilhelm Hesse)是柏林五金工会创始人之一。当过机械工人。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门子公司工作。1914年应征入伍,曾三次负伤。1916年退役后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因参加罢工,再次被征召入伍,因开小差被判处监禁流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施潘道工人苏维埃委员。参加了德共(斯)的成立。1919年3月至9月被捕入狱。1920年至1923年担任洛伦茨(Lorenz)工人代表会主席和统一共产党夏洛腾堡党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党内的左派,并参加了1923年9月的莫斯科讨论,然后被派往萨克森。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被开除。后参与成立列宁同盟。1929年返回社民党,担任社民党夏洛腾堡组织主席。1933年被捕,越狱后逃往荷兰,1941年再次被捕,1944年越狱,1947年返回德国,1964年在汉堡逝世。——中译者注

[44]通过《共产国际简史》(第237—238页)可以确认埃贝莱因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而黑塞与格利列维奇是自己承认参加了准备工作的,并且可以通过第三方提供的证据得到证实,请参阅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45页、第160页。

[45]1923年9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摘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98页,注释85。

[46]《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0页。

[47]《劳动报》(Труд),1923年9月22日,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05页。

[48]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5页。

[49]同上,第358—359页。

[50]布兰德勒致托洛茨基的信,1924年1月,列·达·托洛茨基,《论革命》(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63年,第196页。

[51]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82—183页;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但托洛茨基只说了“在八月到九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没有具体指出是谁提议的。——中译者注

《十月的教训》全文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index.htm

[52]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594页。

[53]同上,第594页、第595页。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勒、拉狄克、托洛茨基与德国党左派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汉堡,1925年,第139页)。

[5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5]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第403页、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全文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e-trotsky-1923a.htm

[56]同上,第404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7]《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58]这是布兰德勒自己说的。请参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周任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3页。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注释65)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可信的。

[59]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03页。根据布兰德勒在1962年10月写给韦伯与卡·赫·蒂亚登的信中的说法,最终决策权掌握在由布兰德勒、台尔曼和皮亚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手上。

[60]季诺维也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发言,1924年1月11日,《国际》(德语版),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44页。《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一书中并没有收录相应的段落。其中提到了对费舍的攻击,参见《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第11期,1925年1月30日,第761页。

[6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页;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德共与共产国际内部有些人指控马斯洛夫同警察勾结。1922年2月,马斯洛夫在柏林被捕后,曾供认自己是俄国政府的代理人,深受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信任。考虑到当时的俄国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供认似乎能让他尽早出狱。但他还是因为使用假证件而判处监禁八个月(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14页)。这件事在9月被提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

[62]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6页。

[63]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96页,注释80。

[6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1页。

[65]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出自《托洛茨基言论》,第407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66]沃尔德马尔·洛泽(Woldemar Rose,1897年3月11日——1939年1月20日),化名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коблевский),也曾用过“戈列夫”(Горев)这个化名。出身于里加一个德裔工人家庭。一战期间参加了俄军中的拉脱维亚步兵团,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先后担任旅长、师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1923年潜入德国,协助德共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4年3月被德国警察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1927年被苏联政府用德国间谍交换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红军中工作。1938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67]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17页,注释97)记载了有关斯柯布列夫斯基抵达德国的时间的几种说法:有的认为他在1922年9月就到了德国,也有人他是1923年1月抵达德国的,还有人认为他是1923年9月才到德国的。

[68]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94页及其后;赫尔曼·韦伯在《从罗莎·卢森堡到瓦尔特·乌布利希》(Von Rosa Luxemburg zu Walter Ulbricht, 汉诺威,1961年,第28—29页)里收录了沃伦贝格提供的情况。

[69]俄国作者,特别是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4页)用Revkom来称呼地方机关,并用“Kopf”(首脑)来指代全国领导机关。

[70]他以“戈麦斯(Gomez)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71]汉斯·卡雷(Hans 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后以“辛德勒(Schindler)少校”的化名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72]里哈尔德·施塔尔曼(Richard Stahlmanna,1891年10月15日——1974年12月25日),本名阿图尔·伊尔纳(Artur Illner),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3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流亡苏联。后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二战期间在瑞典领导地下抵抗运动。二战后在民主德国情报部门工作,1960年退役。——中译者注

[73]他在西班牙的化名是“汉斯上校”。

[74]克里斯蒂安·霍伊克(Christian Heuck,1892年3月18日——1934年2月23日),1919年参加德共(斯),1919年至1924年当选为维塞尔布伦(Wesselburen)市议员,1922年至1933年当选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邦议员,1930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遇害。——中译者注

[75]施特凡·海曼(Stefan Heymann,1896年3月14日——1967年2月3日),出身于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多次负伤,并被晋升为预备役少尉。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共(斯),在军事机关工作。1924年被判处监禁三年半,1926年获特赦出狱。参加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红色救济会与国际工人救济会的工作。纳粹上台后被捕,被辗转关押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等集中营。1945年解放后曾任民主德国驻波兰和匈牙利大使。——中译者注

[76]保尔·梅克尔(Paul Merker,1894年2月1日——1969年5月13日),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至1924年任西萨克森地委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7年至1930年、1934年至1945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初潜入德国,进行地下工作。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后曾被批判和监禁,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77]马克斯·施特勒蔡尔(Max Strötzel,1885年7月25日——1945年1月?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至1927年担任西萨克森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1月在苏联逝世。——中译者注

[78]上面这些名字都能在韦伯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里找到。

[79]汉斯·冯·亨蒂希(Hans von Hentig,1887年6月9日——1974年7月6日),犯罪心理学家。一战期间曾在西线和巴尔干作战。战后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1923年曾协助德共组织起义。1925年流亡苏联。1935年流亡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此后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爱荷华大学、堪萨斯城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波恩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0]沃伦贝格称他为“冯·亨”。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写道:“作为图林吉亚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组织者,他被授予购买武器的重任。”奥·恩·许德科夫的《来自右翼的左翼人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革命少数派与共产主义运动》一书提供了不少有关这个奇特的人的信息,特别是在160页上描写了他在1923年发挥的作用。

[81]奥托·布利安(Otto Bulian,1886年—1938),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参加社民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自1923年在地下的政治—军事机关工作,参加了1923年的战斗。1925年被判处二年半监禁。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82]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86页、第89页。

[83]同上,第114页、第134页、第145页、第217页。

[84]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1896—1954),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 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 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 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 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54年病逝于流放地。——中译者注

[85]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注释2)认为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而不是人们以前以为的拉扎尔。沃伦贝格指出他用了施泰因这个化名。施特恩以“克雷贝尔将军”的化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

[8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114页。

[87]沃伊斯拉夫·沃亚·武约维奇(Vojislav Voja Vujović,1897年1月15日——1936年11月3日),出身于南斯拉夫波扎雷瓦茨(Požarevac)的一个铁匠家庭。1912年参加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Srpske socijaldemokratske partije)。1919年参与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并担任第一书记。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西伯利亚,1930年重新入党,大清洗中再次被捕,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中译者注

[88]瓦尔特·盖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里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进行过接触。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89]参考他的作品时应谨慎小心。请参阅瓦·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纽约,1939年。

[90]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瑞斯(Игнатий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Рейсс,1899年?月?日——1937年9月4日),本名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Натан Маркович Порецкий),曾用化名伊格纳斯·瑞斯(Ignace Reiss)、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克(ludwik)、汉斯·艾贝哈特(Hans Eberhardt)、施特夫·布兰特(Steff Brandt)等。1919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开始为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先后在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7月逃亡国外,并致信斯大林,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宣布参加第四国际,但他同时又保证不会出卖任何苏联特工。9月6日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被暗杀。——中译者注

[91]关于路德维希与阿尔弗雷德·克劳泽的情况,请参阅伊丽莎白·波列茨基(Elisabeth Poretski,伊格纳斯·瑞斯的妻子)的《我们。一个苏联间谍(伊格纳斯·瑞斯)的生与死》(Les nôtres. Vie and mort d’un agent soviétique [Ignace Reiss],巴黎,1969年)。根据当时陪同路德维希的作者所述,路德维希在德累斯顿陪同皮亚塔科夫,皮亚塔科夫用的是军事情报总局准备的假护照,那份假护照与路德维希的完全一样。

[9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页。

[9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3页。

[9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35页。

[95]赫尔穆特·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历史杂志》,第3期,1956年,第439—465页。

[96]同上,第452—453页;《十月》(Oktober),第4期,1931年,第21—22页。

[97]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3页。

[98]同上,第454页。

[99]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1892年2月19日——1987年2月8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8年至1920年担任哈勒的《人民报》编辑,1920年至1931年任《萨克森人民报》(Sächsischen Volksblatt)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派,1931年脱离社民党,成立了社工党,与库尔特·罗森菲尔德共同担任党主席。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5年回国,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47年任萨克森邦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在1951年至1952年的对社工党员的批判中被迫做了自我批评,1955年平反,1987年在德累斯顿逝世。——中译者注

[100]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5页。

[101]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 Neubauer,1890年12月12日——1945年2月5日),出身于一个民族主义公务员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当过教师。1913年获得学位,曾参加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14年志愿参军,1915年晋升为少尉,1917年因中了毒气而退役。曾参加“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191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此后思想急剧左倾,1919年夏末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参加了图林根邦的弗勒利希政府。1923年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积极参加党内左派的活动,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擅长外交,多次访问莫斯科。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遇害。

[102]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第453页。

[103]OMS是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的缩写,即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

[104]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米洛夫—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 Абрамов-Миров,1895年10月19日——1937年11月25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921年起以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1926年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8年平反。——中译者注

[105]WUMBA为Waffen und Munitions-beschaffungsamt的缩写,意为“武器弹药采购处”。

[106]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244页。他还给出了其他军火采购员的名字:克里斯蒂安·霍伊克与保尔·格麦纳(Paul Gmeiner)(同上,第134页、第161页)。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57页)也提到了冯·亨蒂希在图林根负责采购武器。

[107]同上,第363页。

[108]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250页)认为弄到了250支步枪,而弗莱希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93页,注释1)认为有11000支。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投靠了纳粹的瓦尔特·佐伊切尔(Walter Zeutschel)认为党在全国囤积了50000支步枪(瓦·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德国契卡”工作》[ Im Dienst der Kommunistischen Terror-Organisation Tscheka in Deutschland],柏林,1931年,第92页);而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则声称在他在萨克森仅有800支步枪(《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页)。布兰德勒后来告诉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395页),在汉堡起义开始时仅有395支步枪。

[109]佐伊切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德国契卡”工作》,第23页)写道,汉堡的起义者拥有80支步枪和两倍数量的手枪。

[110]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

[11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0页。

[112]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Au seuil d’une révolution),《明确》(Clarté),1924年2月15日,第97页。

[113]R·阿尔贝,《革命的临界点》,《明确》,1924年2月1日,第63页。

[114]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0页。

[115]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9—370页。

[11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69期,1923年8月31日,第619页。

[117]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9月20日,信中提到了武约维奇在九月初造访巴黎的事情,引用自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5页。

[118]《德意志汇报》,1923年9月8日。

[119]《前进报》,1923年9月25日。

[120]《红旗报》,1923年9月4日。

[121]《红旗报》,1923年9月15日。

[122]《红旗报》,1923年9月21日。

[123]《红旗报》,1923年9月23日。

[124]《红旗报》,1923年9月24日。

[12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88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45—47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03—205页。

[126]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26页;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216页。

[127]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98页、第100—128页。

[12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129]哈尔加滕,《希特勒、国防军与工业》,第64页。

[130]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1862年11月29日——1934年6月30日),德国律师,保皇派分子,参加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1917年任上巴伐利亚省省长,十一月爆发后被免职,但不久又复职。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民党政权,自任巴伐利亚邦总理。1921年9月1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辞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职务。1923年9月24日再次发动政变,自任“邦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4年2月被迫辞职,此后担任巴伐利亚民事法庭庭长,退出政界。1934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31]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页。

[132]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

第四十八条 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
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其详细,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

按照第48条,总统可以下令戒严,此时实际上等于中止了宪法的效力。——中译者注


[133]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中译者注

[134]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95—296页。

[135]格哈德·罗斯巴赫(Gerhard Roßbach,1893年2月28日——1967年8月30日),德国军官,十一月革命后参加自由军团,1919年曾组织“罗斯巴赫突击队”(Sturmabteilung Roßbach)在波罗的海沿岸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并在全国各地组织极右恐怖组织。后参加纳粹党,并参加了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36]贝努瓦—梅尚,《德国陆军史》,第2卷,第270—278页。

[137]《德国共产党告劳动人民书》(Le KPD au peuple travailleur),《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56期,增刊,1923年9月29日。

[138]转引自莱蒙德·瓦格纳,《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地区在1923年秋季的革命运动》(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Bezirken Hessen-Frankfurt und Baden im Herbst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5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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