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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

<h2>第四十一章 德国的十月</h2>

    九月底,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离开了莫斯科,返回德国去领导战斗了。目送他离去的路特·费舍留下了这样的描写:

<blockquote>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见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门——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们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没有熨过的便服,风度翩翩的托洛茨基传的是一套合身的红军军装。在谈过最后几句话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颊。由于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覆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领袖祝福[1]。</blockquote>

<h3>等待的时间</h3>

    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德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事件。大联合政府陷入了危机,人民党拒绝对巴伐利亚采取任何措施,而社民党拒绝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任何正式的进攻。尽管如此,右派仍然一致要求希法亭辞职,内阁重组后,希法亭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商人卢特[2]接任。但社民党得到了不会改动八小时工作日的保证。冯·塞克特将军逮捕了黑色国防军的士兵,他们企图再发动一次卡普暴动,并威胁要引爆炸药。

    为什么人民对此默不作声呢?也许是因为害怕巴伐利亚的不祥的噪音。九月初,柏林有十一万人失业;十月底有十六万人失业,几周后达到了二十万——而全国失业人口达到了两百多万人[3]。在十月八日至十四日这一周里,柏林一个五金工人可以挣到六十五亿马克——相当于两到三美元——勉强相当于去年这个时候的十分之一。十月十六日,一个鸡蛋就卖一亿一千万马克,相当于一个矿工一小时的工资[4]。工人在八月通过斗争赢得了浮动工资制,减缓了工资的购买力在九月的下跌势头,但是,从计算出浮动指数,再到公布指数之间间隔太长,让这个制度失去了全部意义。十月十一日,就连《前进报》都抨击了工会在这个“贫穷与绝望的浪潮”正在“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上涨的时候却无所作为[5]。同一天,柏林成立了一个工会行动委员会[6]。然而,共产党人并不奢望工会领袖能有多少行动的意愿。恩德勒写道:“无论工会领袖会不会在斗争中跟着群众走,事情都将取决于群众的斗志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7]。”

    一个叫冯·凯涅(von Kaehne)的地主被指控谋杀了一名在他的土地上征集木头的工人,波茨坦的一家法院宣判冯·凯涅无罪。被告人扬言他“不在乎向暴民开枪”[8]。饥饿席卷了城市。共产国际的期刊是这样描写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形势的:

<blockquote>早上的街道一片阴沉。牛奶店门前挤满了贫苦而不幸的妇女。她们聚在那里,坐在自己带来的椅子或折叠椅上,一些女人在缝缝补补……寒冷的湿气浸透了穷人的旧衣服。她们在那里等了好几天,就为了能买到一点人造黄油。站在妇女前面的自然是穿着绿警服的警察,他们板着脸,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一辆满载土豆的货车开过来了。人们从街道两旁一拥而上,几个小孩爬上车厢,抱起一捆捆宝贵的蔬菜丢到街上,马上被一抢而空。司机踩下油门。警察徒劳地叫骂着。我看见一位穿着体面的绅士,也许是个小职员,镇定地捡起了几个土豆塞进兜里。我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驼背老妇,拼命地跑过来,想给自己也抢到一份……街道饿慌了。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绝望、愤怒与仇恨的神色……一个目睹过这种哄抢行为的人告诉了我这些情况。这些饥民的秩序精神令他惊讶。饥民们在哄抢时仍是井然有序的,他们没有打砸,也没有不必要的推搡。他们没有拿走奢侈品,只拿走了面包、脂肪和鞋子。濒于饿死的人们,回复到了最原始的求生意识,拿走了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只有警察的干涉才会使<b>征收</b>变成骚乱[9]。</blockquote>

    共产党人皱紧了眉头,沉默地等待着。阿尔贝写道:

<blockquote>Losschlagen……这个词的意思是先把锤子或棍子往后摆,再狠狠地砸出去,也就是开始进攻。站在街垒这边的人,个个嘴上都挂着这个词……在图林根,在半秘密的集会上,共产党人讲话后,他不认识的工人都会上来围住他。一个铁路工人直接问他:“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动手?还要等多久?”</blockquote>

<blockquote>十月是寒冷的,在工人区阴暗的街道上,人们冒着蒙蒙秋雨,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衬衫也没有雨衣的司机、家庭主妇、失业工人都在争论着。他们怀着满腹怨气聚集在黯淡的十字路口,而在灯火通明的远处,警察正守护着公共财产;我经常能听见他们一再谈到俄国……在我的想象中,在这片穷人组成的黑色天幕中,至少升起了一颗星星……十月的第一阵寒风伴着大雾与细雨来临了。房间里既没有炉火也没有面包。穿着绿衣服的警察守着商店,被从早到晚等在那里的绝望的妇女包围着;突然间,背着短卡宾枪的警察冲到街道两旁;一辆辆卡车疾驰而来,只见车上耸立着一支支步枪,顶顶军帽的帽徽在闪着光;在每一扇门后边,人们脸色阴沉,而每个令人不安的晚上,报上都会写道:“波伊腾(Beuthen)死亡七人……佐劳死亡十二人、杜塞尔多夫死亡十五人、科隆死亡六人……”警察心惊胆战,他们也饿着肚子。不过,警察的职责可不是分发面包[10]。</blockquote>

<h3>执行计划</h3>

    九月底,共产党领袖在莫斯科决定,德共应派代表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占领关键职位。对他们采取的这个计划,拉狄克概括道:

<blockquote>无产阶级正在萨克森主动行动,首先要保卫这个我们已经参加进去的工人政府。在萨克森,它要利用政权来武装自己,并在德国中部的这个无产阶级小省份,建立起一道围墙,把巴伐利亚和反革命和北方的法西斯分子隔开。与此同时,党正在全国各地拼命发动群众[11]。</blockquote>

    这个计划已经讨论了好几周。布兰德勒坚决反对它。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确实富有善意,但他们却是靠不住的。当年夏天,无产阶级百人团与社民党人利布曼手下的警察多次发生冲突。九月里有几十位工人就是这样死于莱比锡警察之手。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建议,只要蔡格纳政府不肯承认工厂代表会的政治地位,德共就不能参加蔡格纳政府,而且德共也确实按照这个建议,多次拒绝了参加蔡格纳政府。现在才参加萨克森政府实在太仓促了,德共拿不出理由来说明自己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无法向党的活动家与同情者交待。这样一个行动方针需要耐心的解释,并且必须发起一场运动,让经过斗争团结起来的群众积极参加,才能得以实现,而不能靠上层人物的谈判得出的决定来实现[12]。

    但是,看来没有人赞同布兰德勒的意见。身处莫斯科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果共产党人再不马上号召萨克森群众群起抵抗,并就此引发全国总起义的话,他们就会把主动权拱手交给萨克森的国防军司令穆勒[13]将军,此时穆勒将军掌握着萨克森的全部行政权力,而社民党左派光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抵挡穆勒的。在穆勒进攻前,萨克森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牢固基地。布兰德勒估计可以在一周之内武装五万到六万工人,组成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现在是把他们武装起来的时候了[14]。

    这个决定最后下达时,布兰德勒已经登上了回国的归途。十月一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致电德共中央局:

<blockquote>我们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到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占领一切有用的据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须把我们加入萨克森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如果蔡格纳集团愿意有效地保卫萨克森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们必须加入政府。必须立即武装五六万明工人。不用理睬缪勒将军。在图林吉亚也应该采取同样态度[15]。</blockquote>

    共产党立即与萨克森的社民党左派领袖开始了谈判。几乎所有地方的共产党报刊都被取缔或停刊了。十月七日,工厂代表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动员”的传单。它号召工人准备总罢工,对任何反革命企图进行回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与自卫组织,在工厂和工地组织每日集会[16]。十月八日,布兰德勒回到了德国,同日,雷梅勒在国会发表讲话,暗示内战即将爆发:

<blockquote>我们非常清楚,只有用红色专政才能粉碎目前统治着德国的白色专政……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只有用你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才能消灭暴力的统治……当你们使工人认识到,手榴弹和机关枪是比议会里的一切空谈更有效的武器,白色专政的武器要比投票更加有效时,你们就是自己给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17]</blockquote>

    他用挑衅的态度向国会议员们宣告:共产党人准备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18]。十月九日,德共中央局(布兰德勒已经回到了自己原先在中央局的岗位上)提出了萨克森政府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由二十点要求组成,包括武装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由工人监督生产、实行供应粮食的紧急手段、号召在整个德国成立工人政府等[19]。萨克森社民党接受了这些要求,十月十日,新一届蔡格纳政府成立了。其中有三位共产党部长:波特赫尔任财政部长,赫克特任经济部长,布兰德勒没能担任他想要的内务部长,只当上了邦总理办公厅主任(Ministerialdirektor),虽然如此,这个职位还是使他获得了监督警察的权利[20]。中央局发表宣言,对这个决定作出了解释:

<blockquote>德国共产党中央局授权三位党员——布兰德勒同志、波特赫尔同志与赫克特同志参加萨克森政府。劳动人民正与大资本家、大地主与保皇派将军的联盟,进行着面对面的交锋。军队与大资本家的独裁正准备扼杀工人阶级……在萨克森成立一个保卫无产阶级的政府,是向全德国工人阶级发出的信号……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第一个与社民党左派成立保卫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尝试,如果党按照相同的目标,发动起全国的工人阶级,就一定能够胜利[21]。</blockquote>

    同一天,刚刚在二十四小时前被勒令永久停刊的《红旗报》发表了俄共(布)总书记斯大林致台尔曼的信:

<blockquote>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将对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产生远远超过六年前胜利的俄国革命更为巨大的影响。德国革命的胜利将把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柏林[22]。</blockquote>

    斯大林在信中表现得信心十足,德国党的领袖们,是否也跟他一样自信呢?我们读一读恩斯特·麦尔的话,就会产生怀疑:

<blockquote>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政策与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分裂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行动能力。德国无产阶级缺乏武装,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它被打败了好几次;它正在踌躇不决。德国工人已经对所有组织的领袖都失去了信任……他们失去了自信。尽管如此,如今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像社会民主党建议的那样,不战而降;另一条就是殊死一搏、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挣脱自己身上沉重的枷锁[23]。</blockquote>

    但正是因为事已至此,麦尔才称赞共产党人之参加萨克森政府是一个重大胜利:“无产阶级最小的成功,都能巩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并破坏社民党的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在德国中部成立工人政府的重大意义的[24]。”

    十月十三日,三位共产党人——诺伊鲍尔、特纳尔[25]与卡尔·科尔施参加了图林根邦政府,社民党人弗勒利希[26]是这个政府的总理[27]。麦尔对此评论道:

<blockquote>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把德国中部变成了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的枢纽。德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经受失望了。但我们坚信,红色萨克森与红色图林根能够让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得到复苏、加强与发展。我们党将让大家看到,工人政府能做到什么[28]。</blockquote>

    然而,布兰德勒在十月十二日致中央局的报告中,泄露出了他的严重不安:

<blockquote>在群众的压力下,萨克森的社民党人已决定同我们成立联合政府。参加萨克森政府,使我们党能为内战重整队伍,并做好准备……我们的纲领中规定的军事与组织任务已得到执行……可是,与武器有关的情况是灾难性的……我们的职责是尽量劝阻被孤立的斗争,而不是参加进去[29]。</blockquote>

<h3>观望的时间</h3>

    共产党参加萨克森与图林根政府,部分是因为国防军的进犯。第三军区(Wehrkreis III)司令穆勒将军于九月二十七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自己开始接管萨克森的全部权力,并派遣部队进入萨克森维持公共秩序。他宣布,短期内所有的集会与出版都必须事先得到军管当局的许可,任何行业和地区,只要他认为是“对公共生活必要的”,都不能举行街头示威和罢工[30]。然而红色萨克森并没有向他屈服,穆勒将军一面继续发出威胁,但却没有下令士兵走出营房。九月二十九日,他下令强化戒严,十月五日,他取缔了一切共产党的出版物[31]。

    为了反击他的一再威胁下,工人政府成立了,它的正式名称是“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政府”。十月十二日,蔡格纳在邦议会宣布,他要解除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并加强无产阶级百人团[32]。穆勒将军立刻在十月十三日下令,无产阶级百人团“与其他同类组织”必须解散,并限他们三天之内将武器交给国防军[33]。他还下令取缔所有在萨克森成立的、有各工人政党与各工会的活动家参加的行动委员会。蔡格纳政府对取缔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发出强烈抗议,并为无产阶级百人团担保,说它们是忠于宪法的[34]。来自萨克森一百五十五个百人团的代表们不顾穆勒将军的禁令,于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比原定日期提早了一天),在开姆尼茨郊外召开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代表大会[35]。十月十四日,来自巴伐利亚各工厂代表会的一百五十名代表也在萨克森邦的普劳恩城举行了巴伐利亚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36]。穆勒将军的命令遭到了公开藐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社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召开了越来越多的群众集会,并号召工人反抗穆勒将军的威胁恫吓,藐视他的命令,并建设自己的百人团。但蔡格纳政府并没有为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做出具体行动。正当中央政府夹在盖斯勒(和他的顾问冯·施莱赫尔少校)与社民党之间左右为难时,穆勒将军继续伸出了他的爪子。他的士兵仍留在营房里没有出动,但是,十月十六日,他通知蔡格纳政府:他已下令萨克森警察直接听从国防军司令的命令——也就是说,无论是萨克森内务部长还是蔡格纳本人,都不能指挥萨克森警察了[37]!他开始召集萨克森的预备役官兵。同一天,在莱比锡的一次大型集会上,经济部长、共产党人波特赫尔向呼吁萨克森的工人抵抗军事独裁,并要求萨克森政府立即全面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38]。红色萨克森巍然不动。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起初似乎是矛盾的。社民党领袖轻易就接受了希法亭被卢特接替的事实。这样一来,大联合政府就能避免倒台:十月八日,施蒂内斯、波尔济希与蒂森向这个有社民党参加的内阁提出了下列要求:延长工作日、削减老板们支付的社会费用、取消面包津贴、将铁路私有化[39]。十三日,在社民党议员的赞成下,国会授予施特莱斯曼全权。但是,十四日的《前进报》发表了一篇抨击戒严的社论,它认为戒严是“不可容忍的”,这是因为,尽管官方以同反动派斗争的必要性来证明戒严的正当性,但实施戒严其实是为了同工人运动作对,而在萨克森,戒严反对的是一个由社民党人为首的符合宪法的政府[40]。

    就在同一天,德共政治局批准了一个行动纲领,准备提交给预定于十月二十一日召开的萨克森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应萨克森邦政府的三位部长波特赫尔、赫克特和格劳佩的号召而举行的,它是筹备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重要步骤;“十五人委员会”刚刚号召在十一月九日——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全德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41]。中央局发表声明,号召劳动人民“为争取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建立工人政府而斗争”[42]。《红旗报》再次被迫停刊,秘密印刷但公开散发的《红色战旗》(Rote Sturmfahne)代替了它。十月十六日,曼海姆的工会宣布进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国防军进行干涉,禁止举行街头示威游行,结果造成七人失望、二百五十人受伤。十月十七日,军管当局逮捕了阿尔托纳的失业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43]。共产党议员阿图尔·利贝拉什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的发言,简直就是冲锋的号角:

<blockquote>……反抗对无产阶级百人团……(以及)行动委员会的禁令,把警察从萨克森政府转移到萨克森工人阶级之手等任务,不能只靠政府的几项措施……现在,不仅要在萨克森,而且要在全国这么说:大家都去参加自卫组织!把武器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面成立行动委员会!然后号召全德国举行总罢工,并把罢工坚持下去,直到法西斯组织被屁滚尿流地赶进地狱为止。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德国工人群众要远比五十万的国防军与法西斯分子更为强大。如果军饷低微的国防军士兵能认识到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的话,就会偷偷地把武器交给我们[44]。</blockquote>

    但就在同一天,已经加强了对警察的控制,并削弱了蔡格纳政府的威信的穆勒将军,直接向蔡格纳发起了新的进攻。他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迄今为止,他在行动时,一直相信蔡格纳是站在他那一边同他合作的,但波特赫尔在莱比锡的讲话却使他产生了怀疑:

<blockquote>我要求您,总理先生,对波特赫尔部长的发言作出合理的评论,并在十月十八日十一点整对我作出明确的回答: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同意波特赫尔部长的讲话的词句与精神?政府是否打算按照这些精神来处理政府事务?还是愿意按照我的指示来工作?假如是后者的话,为了澄清局势,我必须要求萨克森政府在报刊上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此外,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明显有罪的波特赫尔部长搞出来的风波,我要求政府把准备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告知我[45]。</blockquote>

    次日的《前进报》再次向穆勒将军的这个举动提出了抗议[46]。十八日晚上,柏林各工会的代表召开会议,并举行了表决,以一千五百票赞成、五十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一旦国防军向萨克森发起进攻,就举行总罢工[47]。普鲁士邦政府的首脑、社民党人奥托·布劳恩与塞费林同艾伯特通了电话,对国防军在萨克森的举动表示了不安[48],并要求约束将军的行为。

    内战在萨克森一触即发,假如它爆发了,会不会通过一场抗议总罢工迅速蔓延到全德国呢?萨克森的工业家声称自己的安全遭到了威胁,要求国防军保障他们的安全[49]。蔡格纳政府的经济部长波特赫尔要求德累斯顿银行开出一笔一千五百亿金马克的赊购款,他要用这笔钱给最饥饿的人们购买紧急救济粮。银行回答他说,他的提款要求已被转告给了……穆勒将军[50]。《前进报》再次发出愤怒的抗议。巴伐利亚禁止向萨克森销售奶制品[51]。

    蔡格纳向萨克森邦议会保证,他已下定决心抵抗到底。他坚决回绝了穆勒将军的要求,并表示他绝不会赏光答复穆勒将军。他再次抨击了国防军及国防部长盖斯勒[52]。在国防部长的包庇下,穆勒将军对萨克森的合宪政府作出了违宪的行为,他要求中央政府立刻阻止穆勒将军。他强烈谴责了国防军,尤其是盖斯勒,回顾了卡普暴动期间军队的态度,并指出:尽管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保证实行军队民主化,但军队总是顽固地抗拒民主化。他还抨击了历届政府的军事政策,并谴责了成立黑色国防军之类的部队和缩短技术训练时间的行为,缩短技术训练时间对同欧洲强国作战并无好处,但对镇压工人却大有好处。他强调指出了黑色国防军之类的半地下组织的政治作用与野心,并指出政府一方面包庇它们,一方面却又下令取缔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53]。

    波特赫尔对政治与社会形势做了详细报告。他指出萨克森人口的七分之一,也就是七十万人,陷入了完全贫困或急需援助的境地。全国的谷物供应商已经把米价提升了百分之四十一,并对红色萨克森实行了有效的封锁。他报告了同国际工人救济会进行的谈判,后者已保证立即送来二千吨谷物,并正在考虑送来二十万吨的可能性[54]。邦议会拒绝了穆勒将军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非法”行为的盖斯勒辞职。一个由邦议会的社民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动身前往柏林,求见共和国总统。

    但是,到了当天十一点钟,穆勒将军发给蔡格纳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他又给蔡格纳发去了一封措辞更咄咄逼人的信:“鉴于您尚未答复我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七日发去的信,我谨此通知您:我已将此事通知了国防部长,请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致以最高的敬意。穆勒中将[55]。”

    在次日(十月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斯曼简短地告知各位部长:国防军部队已接到了开进萨克森与图林根的命令,为了“震慑极端分子,恢复公共秩序与安全”,各部队将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集结[56]。中央政府在同一天给蔡格纳发去了消息,向他保证:把部队派往萨克森,是为了阻止巴伐利亚极右势力可能发动的进攻[57]。

    十月十九日,《红旗报》被允许在柏林复刊。在写给《国际新闻通讯》的通讯中,共产党议员巴茨[58]中了缓兵之计。他写道,关于政府的意图流传着大量谣言,但所有关于进攻萨克森的谣言都是过分夸大的。其实政府很可能还没有做出决定。劳动人民的队伍当中也有他所谓的“起伏”存在[59]。

    而事实是:进攻萨克森的决定早已下达。穆勒将军跟往常一样,以最客气的语气给蔡格纳写了一封信,向蔡格纳保证,他已经接到了命令,要他“重建与维护萨克森自由邦的宪法秩序的各项条件”,他会直接向人民解释进行这次干涉的理由[60]。他立刻为此张贴了大量海报。进攻开始了。

    几天后,另一位共产党领袖艾米尔·赫莱因再次宣称:

<blockquote>萨克森、图林根与德国中部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威胁。这个危险之巨大,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自发地引发伟大的革命斗争。德国革命的成败,取决于这个斗争的深入和扩大。</blockquote>

    社民党左派到了必须做出决定的关头:“在斗争与背叛之间,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共产党人自己是很自信的:

<blockquote>决定胜负的不仅仅是武器;战士的精神状态也能决定胜负。反动派气量狭小,蔑视穷人,企图让人与军队的自动机器对人的剥削天长地久;而无产阶级则拥有进行社会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乐观主义精神……德国到处都充满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重的压抑感。净化一切的雷霆,点燃大火的雷霆,任何时刻都会打下来。然后——灾难就将降临到被征服者身上![61]</blockquote>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没有发现,就在他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他的阵营甚至还没有投入战斗,就遭到了不折不扣的失败。就连季诺维也夫也没有发现这一点,他还在《真理报》上连载自己的系列文章,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事态勾勒出大致的进展。

<h3>开姆尼茨会议</h3>

    十月十五日与十七日的《红色战旗》报道了正在柏林举行的谈判的情况,这是关于由首都的社民党、共产党和各工会的组织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的谈判,已经谈了一个多星期[62]。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写道,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因为它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与重要意义[63]。布兰德勒在已经复刊的《红旗报》上宣称,德国劳动人民绝不会允许进攻萨克森无产阶级。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如今一切已准备就绪![64]”然而,国防军已经选定了发动决定性入侵的日期,那天正好是布兰德勒曾拒绝将其作为起义发动之日的那一天。正如卡尔所说的:“国防军选定了日期,到了那一天,共产党人要么必须行动,要么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65]。”

    十月二十日,革命委员会在德累斯顿秘密召开会议。尽管它刚刚收到了柏林有几个重要武器库被当局查获的消息,它仍不认为形势很严峻。一切已准备就绪,只待二十三号以后开始的起义。然而,在那一天以前,萨克森无产阶级必须呼吁全德国的工人提供帮助。革命委员会决定,武装起义应该从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开始,为此必须在工厂代表会会议上,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工厂代表会会议将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召开,讨论经济形势与社会问题[66]。

    第二天早上,德共各地委书记与布兰德勒、波特赫尔和赫克特开了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公布了计划。工厂代表会会议马上就要按照布兰德勒的建议发出号召,呼吁为抵抗国防军、保卫无产阶级萨克森与萨克森工人政府举行总罢工。到了星期一,全国就会发起全面总罢工。到了星期二,特殊分队、突击队与无产阶级百人团就会按计划行动,进攻兵营和警察局,占领通信中心、火车站、邮局和行政机关办公楼。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相信他们将在几小时内举行起义。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专项委员会(拉狄克与皮亚塔科夫参加了这个专项委员会)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67]。

    当天晚上,无产阶级百人团据守了通往开姆尼茨的道路,以防国防军突然袭击[68]。但什么也没发生。无产阶级百人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穿着运动服,戴着臂章,头上顶着红五星,守卫着会议厅的各个门口,巡逻在这座工人的伟大城市的街道上[69]。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四百九十八人,其中各地工厂代表会的代表一百四十人、各工会的代表一百〇二人、萨克森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层的代表二十人、监督委员会的代表七十九人、工人合作社的代表二十六人、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十五人、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十六人、德共各组织的代表六十六人、社民党各组织的代表七人、独立社民党的代表一人[70]。

    萨克森政府的三位部长——社民党的劳动部长格劳佩、共产党的财政部长波特赫尔与经济部长赫克特——首先做了报告。他们三人在报告中都强调了极其严峻的粮食供应问题、严重的财政危机与已濒临绝境的失业情况[71]。在讨论中,绝大多数发言人都偏离了原定议程。许多代表都在发言中讨论了萨克森的政治局势,并支持立即组织反军事独裁的斗争。一些代表还要求政府立即作出决定,号召举行总罢工,反抗戒严与国防军准备发动的进攻。

    然后布兰德勒发表了讲话。也许他认为,在目前为止的讨论气氛中,他的建议会得到热烈的通过。他简短地讲道,工人阶级的萨克森正面临着威胁,必须向全德国工人求助。然后他转向社民党左派,请求他们放弃一切无用的希望,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乞求中央政府保护萨克森上。为了粉碎正指向萨克森工人的利剑,必须立即号召举行总罢工,这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他强调指出一致同意的必要性,并要求立即举行表决[72]。

    此时,社民党左派犹豫了。当蔡格纳再次抗议国防军部队开进萨克森与召集预备役官兵时,中央政府作出了书面答复,安抚他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对付冯·卡尔与希特勒的巴伐利亚的。穆勒将军再次向萨克森发出威胁,但到目前为止,也仅仅只是威胁而已。这也许意味着中央政府里的社民党会把他调去对付巴伐利亚,而不是萨克森。只有在穆勒将军已经得到或即将得到自由行动的许可时,赞同就布兰德勒的提议举行表决才有意义,而目前尚无法确定穆勒将军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突然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将会陷入轻率的冒险,很可能会激怒一个实际意图与能力都尚不明了的对手。

    社民党左派认为,布兰德勒的计划等于让萨克森政府服从工厂代表会的权威,也就意味着使“忠于宪法”的说辞失去了意义,让那些指责他们“玩弄共产党的把戏”的人得到了口实。而且社民党左派也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正如他们的报刊所证明——也没有把握:穆勒将军是否会进攻?德国工人是否已经做好了还击的准备,并且愿意按照命令发动总罢工?而且萨克森的局势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人不会决定自己单独行动。简单来说,社民党左派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

    劳动部长格奥尔格·格劳佩,一位工会运动的老战士,以社民党左派的名义答复了布兰德勒[73]。他说道,保卫工人的萨克森的问题,就跟政府与国防军首脑反复违反宪法的问题已经,确实已经出现了,但是,对这些问题该做何种反应,却不宜由这个会议来决定,尽管它代表了萨克森的各个工人组织。萨克森有自己的“保卫共和国与无产阶级”政府,应该保卫的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向选举产生的邦议会负责,而邦议会中又有两大工人政党的代表。布兰德勒本人也是政府成员之一。格劳佩争辩说,因此,目前应当为了保卫政府,根据政府所掌握的情况,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手段。越过政府行动,只会损害政府的信誉。格劳佩坚决主张:如果共产党抱着布兰德勒的建议不放,他就要和本党的同志一起退出会议,让共产党自己去承担责任。然而,他完全了解形势的严重性,他建议选举一个两党人数相当的委员会,研究总罢工的问题,并在会议闭幕前向会议作出报告。布兰德勒随后同意撤回自己的提案,并支持格劳佩的提案,格劳佩的提案得到了一致通过[74]。

    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共产党的整个计划都被搁浅了。选举委员会,就等于会议不可能号召总罢工。看来,开姆尼茨不可能做出立即行动的决定了。首先,共产党人彻底不知所措了。社民党左派代表的倒退似乎表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75]。既然德共并没有准备第二套方案,德共代表就只能随波逐流了。在他们的赞同下,这个专门委员会提出了提案,塔尔海默称这些提案构成了“一流的葬礼”[76]。委员会承认有必要举行总罢工,并希望发动罢工,建议选出一个由五名共产党人和五名社民党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立即同各政党、各工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接触,与它们一起考虑和准备总罢工的号召所应采取的形势。只有在政府和工会拒绝带头的情况下,才能授权行动委员会号召总罢工[77]。

    开姆尼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它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的决定。德共的计划在付诸实现之前,就搁浅了。而且,导致计划搁浅的手段,令共产党用来证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的整个分析,都产生了问题。

<h3>撤退</h3>

    就在开姆尼茨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局在开姆尼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事领导人和“顾问”,但没有拉狄克和他的同伴,他们取道华沙和布拉格,已经到了德累斯顿[78]。共产党在开姆尼茨会议上的失败,以及萨克森统一战线的破裂,迫使中央局做出决定,撤销原定的起义计划[79]。

    次日,军方终于图穷匕见了。穆勒将军的部下走出了营房,特殊军列运来了援军。在被包围的萨克森首府,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见到了拉狄克一行人。德国党的领袖介绍了当前形势,并对撤销起义的决定做了解释。但他又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不同意这个决定,并认为应该按照原定计划发动起义的话,那么还来得及扭转这个决定[80]。

    但拉狄克也认为德国共产党必须撤退。原定计划是按照社民党会参加行动的预想设计的,既然社民党已经叛变,那就不可能执行原定计划了。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器仅是一万一千支步枪,这本身就够少的了,但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器则更少,仅有区区八百支步枪[81]。必须承认,尽管有三位共产党部长参加了蔡格纳政府,但这个政府没有为武装工人做出半点贡献。因此,当无产阶级不够团结、缺乏武器的时候,共产党不可能仅靠自己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同意布兰德勒的意见,他们发现,自己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整个共产国际面前,为这个决定共同承担责任了。

    然而拉狄克并不认为输掉了一切。即使共产党真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领导起义赢得胜利,他们还是可以领导防御性斗争的。因此他建议号召举行总罢工,但不把转变为武装起义作为总罢工的目的[82]。但这个建议遭到了一致反对。德国同志全体坚持认为,一旦号召总罢工,就必须号召起义,因为总罢工此时就是起义的同义词[83]。

    第二天,中央局在柏林开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拉狄克再次建议举行不以起义为目标的总罢工。费舍建议,先在柏林举行总罢工,两三天以后,主要通过基尔等地的倡议,再把总罢工转变为起义。这两个建议都遭到了布兰德勒的反对,他还与费舍一起对拉狄克的建议投了反对票[84]。结果,当穆勒将军的部队对蔡格纳政府采取行动时,德共没有给德国无产阶级提出行动的建议。

    以“红色萨克森”为基础制定的这个计划,就这样在短短几天内垮掉了,随之垮掉的还有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胜利的希望。虽然如此,这个计划还是在汉堡被付诸实行了[85]。汉堡共产党人起义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86]。是因为雷梅勒没有得到取消起义的命令,就提早动身离开了开姆尼茨吗[87]?还是因为“左派”企图在基尔绕开中央局强行发动起义,但“被迫改在”汉堡进行?汉堡起义究竟是因为违反纪律、还是出于误解、还是联络错误而造成的?不管是哪种情况,瓦塞尔坎特地委政治书记胡戈·乌尔班斯是在参加完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在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晚上才回到汉堡的,而此时距离起义仅剩几小时了。按照西北军区指挥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和当地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制定的原定计划,武装起义是同全国总起义相配合的,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汉堡党组织按照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

    就在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汉堡码头工人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按照全德工联领导人的建议,要求各工人组织、各政党与各工会在国防军进犯萨克森时号召举行总罢工。当天凌晨两点开始,共产党的武装小分队开始砍伐树木、切断电话线,破坏了通信。凌晨五点,为了夺取武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突击队袭击了郊区的派出所,并毫无困难地攻克了约十个派出所。参加战斗的只有数百名缺少武器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敌人只有当地警察,还有海军后来派来的一些分遣队。但工人群众并没有群起响应,就连码头工人也没有举行罢工。工厂里仅发生了怠工。

    总起义被取消的消息很快传导了汉堡。当地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已被孤立,便且战且退,在二十四日晚上,最后的战斗在班贝克(Bambeck)区结束了。首要军事领导人汉斯·奇本贝格尔采取了正确的撤退行动,让大多数人逃脱了追捕[88]。但是,仍有二十一名起义者牺牲、一百六十五人负伤、一百〇二人被俘,被俘者中包括乌尔班斯本人,他在法庭上对起义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共产国际都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大加赞赏,并引为楷模[89]。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拉狄克的青年伙伴、俄国共产党记者拉丽莎·莱斯纳[90]对汉堡起义做了绝妙的报道,使这次起义享誉天下[91]。汉堡起义后来变成了恩斯特·台尔曼的传奇的基础之一,但他在这次起义中根本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次起义是一个错误或误解,而且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它本来会变成一次悲剧,但考虑到整个形势,它最后却把损失降到了最小。中央局也把这次起义当作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开姆尼茨会议上做出的撤退的决定是正确的。德共只有一部分人投入了战斗,而且还是孤立无援的,而广大群众就算不是漠不关心,至少也是消极无为的。一九二三年的十月革命就只有这么一次武装斗争,它仅仅是一个城市里的“三月行动”……

    中央局在十月二十三日召开会议,并组织了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当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草案。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草案[92]。草案宣称:

<blockquote>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对立日益尖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生死决定每一天都有可能爆发。</blockquote>

<blockquote>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与部分社民党工人——希望参加斗争,但整个工人阶级尽管蒙受着巨大的痛苦,遭受着骇人的贫困,却还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blockquote>

<blockquote>所以,必须通过坚定的鼓动,让无产阶级的预备军向自己的先锋队靠拢。党必须找出特别的方法,在无产阶级的那些已表现出自己愿意参加战斗的各个阶层,比如五金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农业工人与职员当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开展的技术准备工作,要以充沛的精力继续进行下去。为了让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团结起来,我们必须立即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同社会民主党进行讨论,这既是为了迫使社民党人参加斗争,也是为了让社民党工人摆脱他们的背叛成性的领袖。</blockquote>

<blockquote>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准备,党必须竭力约束同志们,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如果爆发了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自发斗争,党就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进行支援。此外,还要通过群众斗争的各种手段,比如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来抵御反革命的进攻。在这些冲突中,要尽量避免武装斗争。</blockquote>

<blockquote>全国的党组织必须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反对施特莱斯曼的最后通牒。在这些活动中,不得进行武装起义。如果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不对施特莱斯曼的最后通牒进行斗争的话,我们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同志就必须与之决裂,并与之斗争[93]。</blockquote>

    在几天的讨论中,拉狄克成功地使中央局接受了他的观点,而德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反库诺罢工爆发时所主张的路线上,仅有少许细节不一样。德共中止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把重心放在建立防御性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上。但整个局势已经变了。二十六日,冯·塞克特将军下令戒严,禁止在柏林举行任何罢工[94]。在十月二十七日的内阁会议上,施特莱斯曼与国防部长盖斯勒强烈坚持对萨克森进行武装干涉,理由是部队处境困难,难以自卫;而且也必须昭告天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违反宪法精神的[95]。社民党部长让步了。就在同一天,施特莱斯曼向蔡格纳发出了最后通牒:

<blockquote>您的办公厅主任于十月二十一日在开姆尼茨的发言,表现出了共产党的谋反与暴力精神。他公然叫嚣同国防军正面对抗……我以联邦政府的名义,要求您领导萨克森邦政府辞职,这是因为:考虑到一切事态,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是违反宪法规定的[96]。</blockquote>
   
    施特莱斯曼总理要求蔡格纳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如果不立即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信政府,他就要给萨克森指派一位中央政府特派员[97]。拉狄克给波特赫尔与赫克特写了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不战而降,并要号召举行罢工[98]。中央局批准了拉狄克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穆勒将军通知蔡格纳,他接到了解除蔡格纳的职务的命令,并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禁止萨克森邦议会开会[99]。同日,开姆尼茨与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的社民党与共产党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萨克森政府进行抵抗,并呼吁萨克森的工人群众保持镇定,举行总罢工,并号召全德国工人支援萨克森工人[100]。

    十月二十九日,艾伯特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授权施特莱斯曼总理“解除萨克森自由邦政府、市政府与邦行政机关成员的职务”[101]。中央政府任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海因策[102]博士为中央政府特派员[103]。对于国防军开进萨克森各城市时要不要有乐队伴奏,他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一番[104]。萨克森政府的部长们拒绝让步,国防军便在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强行将他们赶出了政府。波特赫尔进行了消极抵抗,他被强行拖出部长办公室,然后被赶到了大街上[105]。他宣称萨克森邦政府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呼吁工人群众支持它[106]。社民党、德共、全德工联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呼吁举行为期三天的抗议总罢工[107]。在大部分工人区,国防军都与无产阶级百人团或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在弗莱堡(Freiberg)发生的冲突应该是最激烈的,二十七人在这次冲突中丧生[108]。

    十月三十日,萨克森社民党领导层与社民党部长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可能还有全体社民党议员。为了成立一个完全由社民党人组成的政府,蔡格纳宣布辞职[109]。同日,穆勒将军允许萨克森邦议会开会,邦议会议长宣读了蔡格纳的辞职信,并成立了一个由社民党人费利施[110]任总理的新政府[111]。在二十四小时里,总罢工就失去了力量,在第三天就消退了。

    在外地,只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所有工人组织的号召下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112]。中央局在柏林召开了会议,拉狄克试图让中央局同意在无产阶级百人团的武装保护下举行示威游行,但没有成功。他遭到了费舍的坚决反对,费舍宣称,萨克森和汉堡的事件已经让群众灰心丧气,无论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倡议,他们都不会响应了[113]。德国革命不会发生了。

    对于共产党活动家在这次退让、这次不战而败中的体会,还有谁能比阿尔贝描写得更好呢?他在《在武器旁边度过的五十天》中写道:

<blockquote>在九月、十月和十一月这三个月里,我们生活在德国,对革命有着深刻的体会,人们对此往往只有一知半解。我们曾处在革命的临界点。我们在夜色中漫长地守候着。发动起义的信号却始终没有发出……这是一场沉默的、几乎不像是真实的戏剧。上百万革命者做好了准备,只等一声令下。在他们背后是几百万的失业工人,他们忍饥挨饿,遍体鳞伤,决心殊死一搏,正在受苦受难的全体人民,都在低声咕哝着:“我们也要上!我们也要上!”他们绷紧了肌肉,握紧了步枪,准备同国防军的装甲车战斗……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只有德累斯顿的闹剧——曾让资产阶级德国胆战心惊的工人部长,就这样被一个下士和几个士兵给赶出了办公室。萨克森的工业城市的街道上,留下了几道血迹——总共有六十人死去了。从这次大规模的、一事无成的冒险中,如今已经破产了的社会民主党又冒了出来,它欣喜若狂,仍然坚定地忠于自己抛弃革命的誓言[114]。</blockquote>

    社民党内的激变仍持续了几天。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社民党干部全体会议上,与会者象征性地要求把艾伯特总统开除出党[115]。但季诺维也夫曾为之欢呼的伟大期望如今已经彻底落空了。资产阶级德国再次站稳了脚跟,并推行了稳定马克的新政策,彻底抛弃了在这“非人的一年”里搞过的冒险。这需要消灭右派中的异议分子,这个任务就交给国防军来完成。希特勒及其共谋者在巴伐利亚搞的冒险,仅过了几小时,就已希特勒等人被捕而告终,在动荡的几个星期里,这次冒险极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吸引了社民党活动家的注意。希特勒,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在狱中写完了《我的奋斗》。通货膨胀把德国经济给“清洗”得一干二净,美国资本看见有利可图,并大量涌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迅速起死回生。尽管如此,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曾经拯救了资本主义德国的大量资本纷纷撤出,使德国再次遭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灾难,这次危机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宝座。

    但那时候的德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九二三年的惨败,加上俄国党的内部危机(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列宁的继承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从此,德共的政策几乎都是在莫斯科用俄语写成的。

[1]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65—366页。

[2]汉斯·卢特(Hans 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3年任德国城市协会(German Städtetag)秘书,1918年任埃森市长,1922年12月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1923年秋担任财政部长,1925年至1926年任总理,1930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至1937年任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4]同上,第631页。

[5]《前进报》,1923年10月11日。

[6]《前进报》,1923年10月12日。

[7]《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6期,1923年10月30日,第655页。

[8]转引自阿尔贝,《共产主义公报》,第42期,1923年10月18日。

[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10]《明确》,第52期,1924年2月1日。

[11]《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12]同上,第25页。

[13]阿尔弗雷德·穆勒(Alfred Müller,1866年1月1日——1925年10月29日),德军中将,一战期间曾任第63步兵旅旅长、第32步兵师师长,1918年5月晋升为少将。一战后曾任第12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四军区司令。——中译者注

[1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60—61页。

[15]同上。此处采用的是《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8—379页)的译文,“缪勒”在本书中译作“穆勒”,“图林吉亚”在本书中译作“图林根”。——中译者注

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8—379页)引用了这段电报,却没有标出日期。她先记述了共产党参加蔡格纳政府,然后写到艾伯特总统下令撤换萨克森邦政府,将政权交给中央政府委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但艾伯特是在十月中旬下达这个命令的。如果读者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会以为这封电报是在国防军开进萨克森之后立即发出的,可那已经是十月第三周的事情了,她还特地指出(第378页),季诺维也夫发出了这封电报,命令“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军的侵犯”。

[16]转引自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2页。

[17]《德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61卷,第12004页。

[18]同上,第12005页。

[19]《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第475页。

[20]社民党阁员除了担任总理的蔡格纳之外,还有耐伊(Ney)、弗莱斯纳、格劳佩与利布曼(《萨克森邦官报》[Sächsische Staatszeitung],1923年10月11日)。

[21]《德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1925年,第276页。

[22]《红旗报》,1923年10月10日,附有原件的复印件。(《斯大林全集》中并未发现该信。——英译者注)

[2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2期,1923年10月16日,第624页。

[24]同上。

[25]阿尔宾·特纳尔(Albin Tenner,1885—1967),出生于瓷器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作,当过教师。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弗勒里希的图林根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1925年被开除出党,又重新入党,1929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先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与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荷兰。

[26]弗勒利希

[27]《图林根邦公报》(Allgemeine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1923年10月17日。

[28]《共产主义公报》,第43期,1923年10月25日,第779页。

[29]1923年10月12日的中央局会议纪要,转引自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401页,注释93。

[30]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2页。

[31]同上。

[32]《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578页、第1662页。早在3月23日,萨克森邦议会就已经按照蔡格纳的提议进行了表决,决定给无产阶级百人团拨款六千八百万马克(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18—1923》,第383页)。

[33]Schulthess 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慕尼黑,1923年,第192页。

[34]同上,第193页。

[3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2—433页;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61—462页;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6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47页;《霍氏日报》,1923年10月18日》。《Aufruf des 1 Kongresses
der sächsischen Abwehrorganisationen vom 13 Oktober 1923 in Ravenstein bei Chemnitz an die Werktätigen zum Eintritt in die Hundertschaften》,《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60—461页。

[36]《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37]《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06—1607页。

[38]《法兰克福汇报》,1923年10月18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79页。安格莱斯搞错了这次讲话的时间,在自己的著作中写成了10月13日。

[39]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116页。

[40]《前进报》,1923年10月14日。

[41]艾贝哈德·蔡齐希(Eberhard Zeissig),《Der Entwurf eines Aktionsprogramms für die Chemnitzer Konferenz vom 21. Oktober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6期,1964年,第1060—1065页。

[42]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3页。

[4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1页。

[44]《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7—1628页。

[45]同上,第1622页。

[46]《前进报》,1923年10月18日;《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

[47]《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62—463页。

[48]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13页。

[49]萨克森企业家协会(Verband Sächsischer Industrieller)编著,《关于工人强夺生活资料与强制提高工资的恐怖行动之回忆》(Denkschrift über den Terror der Arbeiter zur Erzwingung von Lebensmitteln oder Löhnerhöhungen),德累斯顿,1923年,转引自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77页。

[50]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167页。

[51]《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4期,1923年10月25日,第640页。

[52]早在九月,蔡格纳就指责过库诺政府企图逮捕他,并要求同将军们沆瀣一气、利用自己的职权包庇将军们的盖斯勒辞职。

[53]《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624页及其后。

[54]同上,第1647—1649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10月19日萨克森自由邦与苏联签订的经济协议草案,代表双方签字的是波特赫尔与苏联贸易专员斯托莫尼亚科夫(Stomoniakov)(汉斯·许布什[Hans Hübsch],《1923年10月19日苏联与萨克森自由邦的经贸条约草案》[Der Entwurf eines Handelsvertrages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m Freistaat Sachsen vom 19. Oktober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1965年特刊,第135—139页)。

[55]《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24页。

[56]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171页,安格莱斯在《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39页引用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57]《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760页。

[58]威廉·巴茨(Wilhelm Bartz,1881—1929),印刷工人,190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在党校学习;当过全职党务工作者与记者。1919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三月行动,但没有随列维和弗里斯兰德一起退党。1921年为《国际新闻通讯》工作,1922年担任共产党国会党团联合主席。1923年参加左派,1925年参加中派。

[5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2页。

[60]《红旗报》,1923年10月21日;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1页。

[61]《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5期,1923年10月26日,第648页。

[62]《红色战旗》,1923年10月15日、17日。

[63]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72页。

[64]《红旗报》,1923年10月20日。

[65]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21页。

[66]《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42页。中央局已于10月18日为这次大会准备了一个“战斗纲领”(《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63—466页),并准备了一份号召成立工农政府的传单,传单的日期为10月21日(同上,第466—467页)。

[67]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5页。

[68]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60页。

[69]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第171页。

[70]《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关于这次会议的争论的报道很少,这篇就是其中之一。

[71]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59页,他是根据《反对军事独裁!——红色萨克森告德国无产阶级书(弗里茨·赫克特、保尔·波特赫尔与格奥尔格·格劳佩在1923年10月21日的开姆尼茨会议上的三篇发言》(Gegen die Säbeldiktatur! Das Rote Sachsen ruft das deutsche Proletariat! Drei Reden von Fritz Heckert, Paul Böttcher und Georg Graupe gehalten auf der Chemnitzer Konferenz am 21 Oktober 1923)这本小册子来写的。

[72]东德历史学家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第86页)断言,布兰德勒把一致赞同当做了总罢工的必要前提。但并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他这种解释。

[73]《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4]同上。

[75]塔尔海默在给自己辩解时,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请参阅《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26页。

[76]同上。

[77]《前进报》,1923年10月23日。

[7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5页。

[79]同上,第5—6页。

[80]同上,第6页。

[81]同上。

[82]同上。

[83]同上,第6—7页。

[84]同上。

[85]请参阅洛塔尔·丹纳(Lothar Danner),《汉堡公安警察——1918—1933年的历史》(Ordnungspolizei Hamburg: Betrachtungen zu ihrer Geschichte 1918 bis 1933),汉堡,1958年,洛塔尔·丹纳是1923年的汉堡警察局长;另请参阅前文引用过的哈贝丹克与达维多维奇等人的著作。

[86]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44—446页,注释57。

[87]路特·费舍写道,在布兰德勒作出取消起义的决定之前,雷梅勒与台尔曼已经动身返回汉堡了,所以汉堡党没有接到取消起义的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发动了起义(《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83页)。——中译者注

[88]奇本贝格尔就汉堡起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收录于A·诺伊布格(A.Neuburg),《武装起义》(L’Insurrection armée),巴黎,1970年,第83—99页,原书为德语版,《Der bewaffnete Aufstand. Versuch einer theoretischen Darstellung》, 苏黎世,1928年。

[89]1925年2月18日的第12期《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00页,刊登了乌尔班斯的法庭陈述的结尾部分,并加上了大标题《一个起义者的证言》,还起了一个小标题《宁在革命的烈火中燃烧,不在民主的粪堆中腐烂》。在序言(第ix页)中,埃里希·沃伦贝格写道:乌尔班斯收到了斯大林的死人信件,对他大加赞赏。1926年11月,乌尔班斯被开除出德共后,官方历史把他在汉堡起义中的作用给彻底抹消了。

[90]拉丽莎·米哈伊洛芙娜·莱斯纳(Ларис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Рейснер,1895年5月13日——1926年2月9日),出生于卢布林一个法学家家庭,1903年至1907年随家庭移居德国,1907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就读。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19年曾任红海军司令部政委。内战结束后当了记者,还曾秘密前往阿富汗、德国等地担任联络员。1926年因感染伤寒,不幸英年早逝。——中译者注

[91]莱斯纳是1923年9月抵达德国的,10月21日那天她与拉狄克一起在德累斯顿;她一得到汉堡爆发起义的消息,就立刻赶去了汉堡。几周后,她带着《街垒上的汉堡》(Hamburg auf den Barrikaden)的手稿返回了苏联。(拉狄克为拉·莱斯纳所作的序言,《十月》,柏林,1926年,第xviii、xix、xxiv页)。

[92]《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7页。

[93]同上,第7—8页。

[94]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171—184页。

[95]中央政府内阁的会议纪要,转引自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54页。

[96]施特莱斯曼,《遗产》,第1卷,第186—187页。

[97]同上。

[98]《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8页。

[99]《萨克森邦官报》,1923年10月29日。

[100]Schulthess 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1923年,第207页。

[101]《战士报》,1923年10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7卷,第二部,第469—471页。

[102]海因策

[103]《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62页。

[104]这个细节出自H·J·戈登(H.J.Gordon),《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Die Reichswehr und Sachsen 1923),《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第12期,1961年12月,第686页,注释27。

[105]波特赫尔把自己被赶出政府的故事告诉了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76—277页);他解释说,他是在仿效“法国革命家米拉波”。

[106]《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5页。

[107]同上,第1845—1846页;这个呼吁发表在10月31日的报刊上。

[108]《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3页;恩·施耐勒,《1923年10月的教训》(Die Lehren des Oktober 1923),《十月》,第2期,1926年,第31页。

[109]戈登,《1923年的国防军与萨克森》,第687页。迪特曼与维尔斯已经动身前往德累斯顿,去收拾事态。

[110]费利施

[111]《萨克森邦议会议事录》,1923年,第2卷,第1841页。

[112]莱蒙德·瓦格纳,《1923年秋季黑森—法兰克福与巴登的革命运动》(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den Bezirken Hessen-Frankfurt und Baden im Herbst 1923),《德国工人运动史论》,第7期,1965年,第88页。

[113]《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10页。据安格莱斯所述(《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251—252页),费舍最后还是被说服了。11月27日,在卢斯特公园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有三千至四千人参加,但是警察一到,示威群众就被驱散了。

[114]R·阿尔贝,《在武器旁边度过的五十天》(Cinquante jours de veillée d’armes),《明确》,第52期,1924年2月1日,第66页。

[115]《人民之声》(Die Volkstimme),1923年11月2日,转引自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233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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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四十二章 又一次失败导致的后果</h2>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德国惨败”,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撤退,但它起初是在无人关注中过去的。季诺维也夫论德国革命的系列文章一直连载到十月三十日,在这些文章中,这位共产国际主席还在不紧不慢地数小鸡[1]。只是在三十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才有几句话提到可能会发生某种失败[2]。《国际新闻通讯》的订户在同一天的刊物上,会发现署名阿尔贝的一篇文章《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垮台——九天以前决定撤退的开姆尼茨会议幕后》[3]。几天后,调子变了。人们都谈起了“白色德国”、社民党“新的背叛”和“失去的机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德共被取缔,德共的报刊在全德国被禁止出版。一个又一个活动家接连被捕。这次失败被描述得越来越严重。俄国党的领袖在讨论“新方针”时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次失败使俄国党的领袖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谓“四十六人”反对派之间第一次爆发公开冲突,双方在党内民主、老布尔什维克与新一代、机关的权力与地位,以及不断加深的官僚化倾向等问题上都发生了冲突[4]。

    从那时候开始,十月的这次惨败就经常被提及,但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讨论。它成了一件武器,被用来解决俄国党内争论,并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被俄国党领导层用来确保外国共产党的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

<h3>众人对失败的第一反应</h3>

    季诺维也夫的第一反应是完全赞同撤退的决定。他写道:

<blockquote>种种事件都表明我们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德共在关键的几周里暴露出了许多弱点,并犯了一连串的眼中错误,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没有在十月里把无产阶级推进全面斗争中是错误的……撤退应该进行得更积极一点,但在这种形势下克制自己,退出关键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5]。</blockquote>

    十一月三日至四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秘密举行了会议,讨论了中央局提交的由布兰德勒和拉狄克起草的提纲,并以四十票对十三票通过了这个提纲。提纲指出,德国近期发生的各种事件意味着“十一月共和国的终结”,与“法西斯主义战胜了资产阶级民主”。工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正当他们的注意力被鲁登道夫与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做出的威胁所吸引时,艾伯特与中央政府已经“以冯·塞克特将军的独裁为其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冯·塞克特将军“为了掩饰实情,允许议会民主的幻影继续存在,因为实情一旦暴露,就会引发部分工人群众的自卫行动”。社会民主党一次又一次被判了工人,在每个紧要关头成功地传播各种幻想,它要为工人的消极无为负全部责任。然而,在现在的“法西斯”国家面前,任何“民主”幻想都不可能存在。“法西斯资产阶级”一贯企图在无产阶级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弄得虚弱不堪、困惑不解的时候,向无产阶级发起挑衅。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将“自下而上地”实现,从长远来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将会在持久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被消灭[6]。

    这个提纲起草得很匆忙,它是对发表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上的季诺维也夫的发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共产国际主席认为德共犯了错误。艾伯特与冯·塞克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未能立即建立自己的专政”,“十一月共和国才变成了冯·塞克特的独裁”,季诺维也夫个人认为,冯·塞克特就是“德国的高尔察克[7]。”他断定:“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德国将不得不经历一段痛苦的白色恐怖时期,无产阶级将会遭受重大牺牲。德国革命的道路要比我们以前认为的更为艰难[8]。”

    塔尔海默在初步答复中批评了季诺维也夫,说他又把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拿来对比,这完全是生拉硬拽,不过,塔尔海默的答复并未超出纯学术探讨的水平[9]。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预见到即将来临的汹涌浪潮。如果拉狄克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十一月七日并不认为有必要改组德共的领导层[10]。十二月一日,他发表了《国际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高估了德国事件的革命性质,但他并没有对德共的领导层提出任何明确的批评。然而,在俄共(布)党内危机的压力下,仅过了几天时间,一切就都改变了。

<h3>俄共(布)的党内冲突</h3>

    早在那年夏天,俄共(布)的党内危机就已是暗流汹涌。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罢工频频爆发。九月里,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一批进行非官方的公开鼓动运动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三驾马车也发动了针对托洛茨基的运动。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良斯基[11]被调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接替他的是三驾马车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12]和拉舍维奇[13]。十月八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党内官僚的猖獗,并威胁说要在基层党员中间发起讨论。十月十五日,包括皮亚塔科夫和拉狄克在内的四十六名共产党领导干部上书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跟托洛茨基一样的意见。如果不是因为对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热切期望与细致准备,把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能量和急躁情绪给吸引过去了的话,这场斗争肯定会爆发得更早。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十月二十七日答复托洛茨基的信中,它批评托洛茨基“在国际革命的发展的紧要关头”作出了这样的举动[14]。

    《真理报》在十一月七日掀开了公开讨论的序幕。起初讨论双方还比较克制,但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始参加讨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也开始作答的时候,讨论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十二月的头几天里,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十二月五日,政治局就必须在党内实行“新方针”作出了决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围绕这个决议进行了激辩。此时,反对派似乎占了上风。在为德国的十月革命进行准备的革命动员过程中,人们重新焕发了热情,革命的心理状态在红军与共青团中复活了,这对反对派是有利的。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提议,要求恢复在党内建立派别组织的自由,这个提议仅以微弱劣势落败[15]。

    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大会上[16],拉狄克声称支持反对派的提纲,并间接介绍了“德国问题”,他声称共产国际最重要的几个支部——法国支部、德国支部和波兰支部——的领导人都是赞同托洛茨基与“四十六人”的[17]。这让季诺维也夫警觉了起来,他知道布兰德勒与托洛茨基还有拉狄克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核心中有着这么一个联盟,会对三驾马车构成何等的危险。这就是“德国问题”成了俄国党内斗争的核心问题的缘故。

    十一月二十二日,费舍写了一封抨击布兰德勒的信,这封信被德国警方截获了,大约在十二月二日至三日之间,季诺维也夫注意到了这封信,然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给德共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18]。季诺维也夫首先对十一月四日的决议提出了质疑:

<blockquote>你们高估了政治和技术两方面的准备,因此必然会犯下政治错误。你们一定很清楚,身处莫斯科的我们,把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仅当做是一个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你们却把它变成了同“左派”社民党人的政治联盟,让它束缚了你们的手脚。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把参加萨克森政府当做是争取时机、让我们的部队有用武之地的方法之一。可你们却把参加萨克森内阁变成了同社民党结成的老套的议会联盟。这导致了我们的政治失败。更糟糕的是,这件事当中甚至还有喜剧的成分。我们可以承受战斗中的失败,但是,一个革命党在起义前夕,却扮演了丑角的角色,这比失败更糟糕。能够引发、而且也必须引发关键斗争的政策,党在全国各地都没有执行过。没有采取任何革命的步骤。没有发表哪怕是部分明确的共产党人的演讲。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武装萨克森工人,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在萨克森建立苏维埃。只有波特赫尔的“表态”,他拒绝离开政府办公楼,最后被用武力轰了出去。不对,同志们,革命不该是这样来准备的[19]。</blockquote>

     在《德国革命问题》德语版序言(日期为十一月二日)中,季诺维也夫是赞同德共在萨克森采用的策略的[20]。但他又加上了一个脚注,批评了德共在蔡格纳政府中执行的“老套的议会政策”。这是他首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既没有武装起成千上万的工人,也没有提出工业国有化、逮捕投机商人或选举苏维埃的问题[21]。

    托洛茨基认为,要为德国的挫折负责的,正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自己。他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先是流传了一个多星期后才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又被收入了小册子《新路向》),根据关于德国在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七月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宣言,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想法:

<blockquote>如果共产党能够突然改变它工作的步子,能够善用那历史给予它的五六个月时间,去进行直接的、政治的、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以此夺取政权,那末事变的结果将完全不像我们在11月间所看到的那样了。……一直要到10月里它才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到了那时候,为展开冲击所需的时间已经太少了。准备工作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群众跟不上去,党的缺乏信心从两方面泄露出来,而在决定性的开头,党却不经一战便退却了。</blockquote>

<blockquote>如果党不经战斗便放弃了它非常有利的阵地,则主要理由乃是: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7月),证明了党不能从过去政策的自动性中解脱出来(这个政策之确立仿佛是为未来数年之用的),不能在其鼓励、行动、组织与技术诸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夺取政权问题[22]。</blockquote>

    几天前,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可了拉狄克的一些声明,并表示三驾马车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令自己感到不安,这证实了季诺维也夫的担心:

<blockquote>我们只清楚一件事:对我们党、整个共产国际、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是与胜利的十月革命、红军、共产主义还有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可能:托洛茨基同志竟然会不属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的领袖之列。争论有可能超出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范围,这种想法令我们非常担心,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公开发言,更是加深了我们这种最深切的忧虑[23]。</blockquote>

    在莫斯科,斯大林开始对有关德国的讨论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一直置身事外。他联系了正被审查委员会扣留在莫斯科的马斯洛夫,向马斯洛夫询问了有关当前形势和德共的政策的问题。他很快就关照起了马斯洛夫。他到处都为马斯洛夫说好话,说马斯洛夫既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能坚持原则,并亲自插手安排了审查委员会的领导人选,审查委员会最后洗清了马斯洛夫的一切嫌疑[24]。这一新的联盟,改变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中间的力量对比,并且也在他们中间制造了相当的困惑。

<h3>德共党内的新一轮派别重组</h3>

    十一月七日,布兰德勒在德共党内开展了讨论,促成了这次讨论的,与其说是德国形势本身,倒不如说是俄国党内的争论。十二月,三份彼此抵触的文件被提交给了中央局。第一份是由费舍及其支持者起草的,他们宣称支持季诺维也夫的来信;第二份是由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起草的,他们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批评;第三份是由“中派”——科嫩、克莱涅、雷梅勒和埃贝莱因——起草的,他们同意季诺维也夫的批评,但又不接受费舍的立场。在中央局的表决中,费舍的文件得到了六票,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只得了两票——他们投了自己的票,蔡特金缺席——中派获得了剩下的十七票[25]。

    中派代表了那些党的领导人当中,支持季诺维也夫、同布兰德勒保持距离、但又不愿同左派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们认为,“在十月事件之前和十月事件期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达到了最革命的程度”。由于“错误的理论概念”和“对党的任务的错误理解”,导致党自己犯下了一系列战术和战略错误,由此迫使党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他们把这些错误总结为:

·未能迅速认识反库诺罢工之前的重大工人斗争的重要性,因而未能据此调整党的路线;
·没有尽早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最迟应该在鲁尔被占领时开始准备),并因此导致了后来的军事准备过于匆忙;
·为了保留工人的力量进行“关键一击”,在九月和十月间成了群众运动的制动器;
·对左派社民党领袖怀有幻想,并助长了这种幻想;
·未能利用在萨克森争得的地位发动群众;
·在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只考虑到了最后的战斗,拒绝甚至阻碍了局部行动的组织;
·按照抽象的推理进行预测与估计,结果导致党“总是在斗争面前悄悄溜走”;
·高估了步枪数量的重要性,低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意志;
·根据错误的估计,制定了过于死板的计划。

    在中派看来,正是这些错误直接导致了不战而退,这是一个大错,党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那些集结在党的周围,“为了最后的战斗而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先进分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不战而退;而且,不战而退还极大地动摇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尽管如此,形势仍是革命的,因为“白色独裁不会长久”。共产党人要“为了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大涨潮”而等待上“几个月”,到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与行动,将是决定成功的唯一因素[26]。

    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孤立了,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认为十月撤退是“不可避免的和正确的”。按照他们的提纲,失败的原因在于“<b>客观</b>原因,而不是由于党的策略错误”[27]。他们解释说:“阶级的绝大多数<b>已不再</b>愿意为十一月民主而战……而又<b>尚未</b>做好为建立工人代表会专政与社会主义而战的准备”。以为工人阶级已被共产主义争取过去,这是最关键的错误。犯了这个错误的,不仅是中央局,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局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意见并不够有力[28],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没有重视这些批评意见。

    由于这个错误,导致起义的日期被定得过早,局部行动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最关键的总的政治准备工作的重要性被低估和忽视了,政治准备方面与政治、技术方面的细节没有得到足够的协调。而且,党未能利用它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剧社民党内的危机,组织武装抵抗。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认为,目前不可能预测军事独裁能持续多久,但在不远的将来,党应该专注于同社民党的影响进行斗争,并加强工厂里的组织[29]。

    左派的提纲毫无半点吞吞吐吐。他们开门见山地宣称:

<blockquote>在八月罢工和十月事件之间,德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到了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程度……在十月里胜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即使是在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党仍应该参加战斗。这回给无产阶级留下与共产党密切相关的良好的革命传统,由此为我们未来的胜利铺平道路。</blockquote>

    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不战而退挫伤了无产阶级的士气,在党员队伍中间制造了混乱。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第一,是中央局在十月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迫使中央局行动以前,一直拒绝让党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第二,技术与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完善;第三,采用了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并企图与左派社民党人建立“错位”的联盟;第四,按照过渡口号进行了宣传工作,而这些口号导致了在群众当中发展“共产主义纲领”的失败;第五,由于上述错误而引发的内部斗争。党必须做好准备,“休养生息几个月”,迎接新的斗争。因此,必须把所有右翼分子赶出党的领导层[30]。

    争论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左派坚持己见,但中央局多数派的瓦解才是关键因素。中派的立场并不明确。塔尔海默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中派批评的只是“<b>不战</b>而退”而非“撤退本身”——撤退变成了“不战而退”,这并不是布兰德勒的过错。他批评了中派的提纲,说这个提纲中体现出了“老套的进攻理论的复活,这个理论要想成功,需要两个条件:党的革命意志,与广大空间的蔚蓝地平线”。他中肯地断言:中派的提纲是妥协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左派的”前提与“右派的”结论之间的矛盾[31]。但中派的立场另有其靠山。十二月二十七日,俄共(布)政治局批评了拉狄克,并采取了如下立场:

<blockquote>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政策,是建立在下列基础上的: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并与左派合作,同时批评左派的错误,但又坚持左派的正确意见,与此同时批评右派的严重错误;但拉狄克同志却采取了完全支持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b>右翼</b>少数派的路线,并与党的左翼决裂,这在客观上对德国党的团结构成了威胁[32]。</blockquote>

    由于拉狄克不但拒绝服从决议,还拒绝遵守他自己的党的纪律,政治局以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资格不是由俄国党委任,而是由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授权为由,批评了拉狄克的“派性态度”。拉狄克已经就德国问题准备好了提纲,托洛茨基和皮亚塔科夫都在这个提纲上签了名,然后拉狄克没有经过俄国党的领导层的批准,就直接把提纲递交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33]。

<b>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b>

    在一月十一日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爆发了第一次交锋。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和皮亚特尼茨基。托洛茨基因病未能出席。德国代表人数不少:代表右派的是布兰德勒、瓦尔赫尔与蔡特金,代表中派的是雷梅勒、皮克与科嫩,代表左派的是台尔曼、费舍与阿图尔·柯尼希[34]。

    拉狄克作为共产国际驻德代表做了报告。他首先回顾说,十月的撤退是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致同意的,左派社民党人的背叛与萨克森政府的软弱无力,迫使党不得不撤退。他认为党错过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他说道,党至迟应该在五月认识到革命形势已在德国存在,但尽管一切证据都能证明这一点,在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领袖,包括他在内,都要为没有实行一个已不适用于德国形势的计划而分担责任。他强调指出,每个重大决策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的。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清楚,正如他清楚布兰德勒曾反对在没有必要的政治准备的情况下,就让共产党人担任蔡格纳政府的部长,但最后还是这么决定了。拉狄克宣称,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主席,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他却企图逃避自己的责任,以莫须有的理由,拿布兰德勒来当他的替罪羊,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35]。

    拉狄克总结出了一些导致了十月撤退的“客观”理由:

<blockquote>如今德国无产阶级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能反映出德国的总体形势,一切政治活动的垮台,所有远离军队的社会阶级的极端的政治冷漠……我们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工人党,但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这就是当前形势的显著特征[36]。</blockquote>

    这是认真进行分析的尝试的开端。但是,季诺维也夫在一月十二日在发言中指控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之后,主席团内的气氛就变了,使得认真的分析无法进行下去。共产国际主席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都是因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他们要对德共的一切错误负责。共产国际的责任首先是撤换德共的领导层,这是因为旧领导层已经失去了信任,也是为了转移支持左派的工人的正当的不满,避免左派的分裂。成立了一个专门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主席是库西宁,另有五个德国人参加,他们是马斯洛夫、台尔曼、雷梅勒、威廉·科嫩与皮克。蔡特金要求让布兰德勒和拉狄克参加这个委员会,但遭到了驳回;这是多数派心意已决的一个明显信号[37]。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暂停工作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随即召开。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遭到了沉重的失败[38]。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德国的形势确实是革命形势,俄国党领导层在这一点上并无根本分歧。然而,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主要错误在于估计错了时间。在讲到过去的问题时,他说自己并不想逃避责任,但又坚持认为,俄国党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决议。但他随后又强调了过去的各种困难的重要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把共产党人参加蔡格纳政府这件事给弄成了庸俗的议会交易。早在七月的时候,拉狄克就建议德国党不要在反法西斯日举行游行示威,束缚了德国党的手脚。而在失败之后,他现在又发展出了一整套哲学,来掩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在俄国以“左派”的面貌出现的拉狄克,如今在与德国相关的问题上成了“右派”倾向的化身——在季诺维也夫看来,这并非巧合。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一起,企图“把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里”[39]。布哈林给这份起诉书结了尾,他认为布兰德勒要为失败负责,因为布兰德勒不但没有利用统一战线政策来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反而只是用来同社会民主党合作[40]。

    拉狄克竭力为自己辩护。不错,革命形势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同样正确的是,党未能利用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应该与德国党中央局承担同样的责任。他回顾了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等革命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的过去,指出他们自己也是德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弱点的牺牲品,因此不该让他们来承担全部责任。他指责布哈林无耻地利用了代表们的无知(他们对德国党的情况不甚了解),并质问布哈林:假如布兰德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派的话,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不早点谴责他?当布兰德勒犯下一系列声名狼藉的错误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都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质问各位领导人:“难道你们只想分享胜利,却不想分担失败的责任?”他最后说道,对于德国党中央局的十一月三日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只需要纠正一点:除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之外,还应该补上一句:“打倒布兰德勒!”[41]。

    最后,会议一致决定,命令拉狄克在共产国际中讨论德国问题时服从俄国党的纪律;仅有一票弃权,这一票很可能是拉狄克自己投的[42]。

<h3>共产国际的裁决</h3>

    一月十九日,库西宁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报告。报告下了斩钉截铁的判决:在各个方面犯下了“大量的错误与疏忽,这有一部分应归咎于一些机会主义的偏差”。在形势的评估上出了错:“党认识到了革命形势的成熟时已为时过晚”,“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也未对革命形势的迫近予以充分的重视”。犯了一些策略上的错误:推迟和阻碍自发运动,同时又没有给自发运动找到政治目标;未能进行争取成立苏维埃的鼓动;忽视了加强工厂代表会与行动委员会,结果导致当全体无产阶级应该参与行动的时候,却只有党自己在行动。在政治组织上出了疏漏:未能发展足够多的单元,在技术准备工作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参加。在对各种相关势力进行分析时出了错误:低估了社民党破坏行动的能力,对左派社民党人及他们参加行动的能力存在幻想。对于萨克森采取了错误的路线,把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没有预先考虑其他方案,也没有准备撤退计划。

    库西宁委员会把这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德国共产党,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悍然蔑视。报告断言:德国党应该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参加萨克森政府,并声称共产党部长暴露出了“可悲的无能”[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以四票赞成、二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报告,投了反对票的是蔡特金与拉狄克;皮克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考虑到客观环境以及先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十月撤退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修正案被主席团驳回了[44]。

    在此基础上,讨论于一月二十一日继续进行。季诺维也夫充满了胜利的自信,当然,为了避免惊吓那些犹豫不决的分子,他在讨论中采取了调和的立场,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反对派,并在闭幕词中对皮克修正案做了如下讲话:“十月的撤退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党自身的错误与弱点,同样也是因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弱点。当然,会有工人对我们说,我们让机会溜走了[45]。”布兰德勒的支持者马上利用了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他们宣称自己将会投票赞成决议,蔡特金是为了维护团结,拉狄克(他更为幻灭)是出于传统的考虑,为了在外界面前维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团结。但是,他们俩后来都后悔了,布兰德勒也后悔了,因为决议并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刚刚坦承的那样,明确承认撤退是必要的,而且决议还对左派应承担的责任不置一词[46]。

    代表波兰代表团对主席团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的普鲁什尼亚克(Prushniak)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隐瞒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还对自己的态度表示了后悔:

<blockquote>由于列宁——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再也不能参加领导共产国际,由于托洛茨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的威信遭到了俄国共产党的质疑,共产国际领导层便遭到了威信被动摇的危险……我们认为,拉狄克是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指责他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也会对共产国际的领袖的威信造成极大伤害……在关于德国革命的看法上,共产国际最著名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在一个有活力的革命党内是不可避免的[47]。</blockquote>

    但是,这些自称要坚持上述原则的领导人,最后却还是投票赞成了这个与他们的立场相反的决议。几年以后,塔尔海默写道: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他听了拉狄克的发言后,觉得自己受到了布兰德勒—托洛茨基—拉狄克联盟的威胁,他想为自己开脱,想证明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错:“拉狄克的发言完全只代表他个人。谁也没有授意拉狄克,让他声称一旦托洛茨基遭到攻击时,他会为托洛茨基辩护……当我们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就在《国际》(德语版)上撰文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48]。”

    对季诺维也夫及其盟友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是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斗争,以及必须恢复在这次争端中严重受损的威望。几周后,古拉尔斯基—克莱涅详细解释了这一点,并指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虽然宣称同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但这并没有帮上他们:

<blockquote>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同拉狄克与托洛茨基组成了联盟,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要么就是对俄国共产党和欧洲各党进行去布尔什维克化,要么就是保持俄国共产党,并对欧洲各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49]。</blockquote>

<h3>反对布兰德勒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h3>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共产国际执委会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企图粉碎一切反抗或批评的中心,并粉碎托洛茨基可能获得的一切支援。法国党的苏瓦林[50]、莫纳特[51]与罗斯默就是这样被开除出党的;波兰党的瓦尔斯基、瓦列茨基[52]与维拉·柯斯特尔采娃[53]也同样遭到了批判。而在德国,德共的基层党员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布兰德勒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靶子,大多数党员对他恨之入骨。季诺维也夫利用了这种没有明说出来的情绪,对布兰德勒进行了攻击。在三月行动之后和在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国际三大上曾与列宁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背后的俄国党必须免受任何批评。各国党的领导人与俄国党的领导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但他们却被揪出来当了替罪羊。

    俄国党享有如此巨大的道义威信,以至于谁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反对俄国党领袖的要求。结果马上就出现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性格上,变得完全缺乏主动性(往往也缺乏政治智慧),并且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莫斯科的上级,尽管这些上级彼此之间是矛盾的。于是,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在二月十九日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并任命了新的中央局,由两位左派和五位中派组成。雷梅勒接替布兰德勒,担任党主席,台尔曼任副主席[54]。新的中央局立刻做出姿态,反对俄国党反对派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反列宁主义”倾向[55]。左派进行的猛烈攻击,在党内制造了一种“猎杀女巫”的气氛,中派很快就难以招架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德共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秘密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最差的情况下筹备的;十二万一千四百名党员(一九二三年九月时有二十六万七千名党员)选出了一百一十八名代表,其中仅有十一人支持布兰德勒,而他们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布兰德勒提出的文件。左派在大会上赢得了胜利,他们通过了要求“消除‘布兰德勒主义’的所有痕迹”的决议。左派领袖鼓吹有步骤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并完全拒绝共产国际三大之后的党的战术策略,他们认为这个策略纯粹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领袖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曼努伊尔斯基[56]多次发生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蔡特金的信——曼努伊尔斯基称之为“挑衅性的”——听起来就像是那些曾为在德国建立一个革命党而耗尽全部心血的共产党人最后的回声:“群众的革命感情并没有政治内容,没有政治目标。它仍是自然的和本能的,没有转变为明确的革命觉悟,没有转变为在关键斗争中进行战斗的坚定意志。”

    党的责任就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坚定群众的意志;而失败正是因为党未能做到这一点。党只顾着“最后的斗争”,未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在这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及格;左派指望进攻能起到魔法的作用,右派则依赖社民党左派去做党自己做不到的工作。德国资产阶级非常清楚:在萨克森出现了一个工人政府,就意味着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而德国无产阶级却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在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中把萨克森的经验与武装起义的思想联系起来”。

    蔡特金继续写道:十月的撤退是必要的,她认为十月撤退之后,形势仍在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层除了批斗布兰德勒及其支持者外,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她个人认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就不能没有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或皮克这样的人担任领导[57]。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她又重申了这个论点,强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责任,即使是在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人看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至少要对允许布兰德勒放手行动这一点负责。布兰德勒承认,也许机会已经在八月错过了,但他又强调指出,谴责他的人当中,就有当时正在柏林领导党的那些人。拉狄克拼命地争辩,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冷不防地插一两句话,而且往往能一针见血。塔尔海默提醒大会注意,他和布兰德勒已经批判了俄国反对派,并宣称“俄国党领导第三国际这一事实是历史的需要”[58]。在闭幕式上,波兰代表维拉·柯斯特尔采娃对共产国际内形成的“紧张而痛苦的持久斗争气氛”表示了抗议[59]。这一切终归徒劳;季诺维也夫在五大上延续了他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萨克森事件,以及“拉狄克主义”和“布兰德勒主义”所扮演的角色,体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共与共产国际内仍有强大的影响力[60]。

    几个月后,斯大林见有机可乘,便首次就国际形势起草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先谈起了所谓的“德国、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然后又讨论了西欧革命的前景。他认为,西方的共产党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党“是由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还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的年轻党员组成的”。和它们对峙的有像欧洲资产阶级这样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拥有“可靠的国家机关”,并能得到阅历很深的社会民主党这样“老练的”敌人的帮助,这个敌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他继续说道:“如果认为这样的共产党‘一夜工夫’就能够推翻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西方的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今这个任务是有可能完成的,因为“萨克森工人政府的惨痛经验”,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彻底粉碎(反对派是“对西方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和革命派的挑战”),“唤醒了”党员群众[61]。


    通过“布尔什维克化”,德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为一种新型政党,这种政党很快就被叫做斯大林党[62]。


[1]出自《伊索寓言》:一个农村少女头上顶着一篮鸡蛋,准备去市场卖掉,她一边走一边幻想卖掉鸡蛋之后要买更多的鸡,鸡生蛋,蛋生鸡,再买个养鸡场……正在她幻想的时候,突然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头上的鸡蛋全部摔碎了,她便痛哭起来:“啊,我的小鸡啊!啊,我的养鸡场啊!……”这个寓言的寓意是:小鸡还没孵出来之前,不要数小鸡(东西还没确实到手之前,不要妄想)。——中译者注

[2]这篇文章题为《不要幻想》(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97—104页)。

[3]《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89期,1923年11月9日,第663页。

[4]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3—195页。

[5]转引自简·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2卷,伦敦,1960年,第64页。

[6]H.B.(即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会议》(Die Tagung des Zentralausschusses),《国际》,第18期,1923年11月30日,第517—528页。

[7]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中译者注

[8]《真理报》,1923年11月23日;《共产主义公报》,第49期,1923年12月6日。

[9]《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期,1924年1月3日,第3—4页。

[10]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3页。

[11]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 Маркович 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苏联成立后改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中译者注

[12]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中译者注

[14]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82—184页。

[15]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85—189页。

[16]塔尔海默认为具体日期应该是13日,但他又加上了一个前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第11页)。

[17]同上,第11页。在1924年1月6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引用了拉狄克的话(《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第20期,1924年2月15日,第225页)。

[18]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63页。

[19]《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1924年2月4日;《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地209页;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2卷,第65页。这封信上没有写明日期。

[20]季诺维也夫,《德国革命问题》,第v页。

[21]同上,第105—109页。

[22]托洛茨基,《新路向》,第五章,王凡西译,1958年。全文请参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tsky-1923book07.htm

[23]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4—235页。

[2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409—410页。

[25]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解释》(Erklärung),《国际》,第2/3期,1924年3月28日,第135页。

[26]《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第185期,1923年12月28日,第1564—1566页;《关于十月撤退与党的近期任务的提纲》(Thesen zur Taktik des Oktoberrückzugs und zu den Nächsten Aufgaben der Partei),《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4—19页。

[27]塔尔海默很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小册子《1923年革命错失良机了吗?》中以巧舌如簧的口才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28]布兰德勒喜欢这个论题,他在自己的信中反复对此进行了讨论。

[29]海·布兰德勒与奥·塔尔海默,《关于十月失败与当前形势的提纲》(Theses zur Oktoberniederlage und zur gegenwärtigen Lage),《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1—14页;《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3期,1924年1月16日,第29—30页。

[30]《柏林—勃兰登堡地委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现状的提纲草案》(Skizze zu Thesen über die Situation und über die Lage der Partei vorgelegt vom Polbüros der Bezirkleitung Berlin-Brandenburg),《国际》,第1期,1924年1月,第54—5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3—34页。

[31]奥·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es thèses du comité central du KPD),《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4期,1924年1月23日,第34—35页。

[32]《俄共(布)决议集》(ВКП(Б) в Резолюциях),第1卷,1941年,第534页,转引自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6页。

[33]同上;《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23页。这个提纲至今仍未公布。

[34]《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散见于全书各章节。

[35]同上,第5—23页。

[36]同上,第13页。

[37]同上,第58—80页、第81页。

[38]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第195—198页。

[39]摘自季诺维也夫就德国问题向大会做的报告,《共产主义公报》,第8期,1924年2月22日,第205—210页。

[40]转引自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2卷,第70页。

[41]同上,第71页。

[42]卡尔,《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239页。

[43]该报告收录于《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论德国问题,1924年》,第95—109页。

[44]同上,第82页。只有拉狄克和蔡特金投票赞成皮克的修正案。在应邀出席这次主席团会议的人当中,十人赞成皮克修正案,十一人反对决议(同上)。

[45]同上,第83页。

[46]同上,第84—87页。

[47]同上,第93—94页。

[48]塔尔海默,《对德共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反思》,第11页。

[49]《国际》(德语版),第4期,1924年3月31日,第161页。

[50]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51]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2]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 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 Partii 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Komunistycznej Partii Robotniczej Polski)。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53]维拉·柯斯特尔采娃(Wera Kostrzewa,1876年2月2日——1939年7月9日),本名玛丽亚·柯舒茨卡(Maria Koszutska),1902年参加波兰社会党,1906年当选为华沙工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当选为波兰社会党左派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流亡苏联。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54]《国际新闻通讯》(德语版),1924年2月18日,第244—248页;《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2卷,第164页。

[55]转引自德格拉斯,《1919年至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2卷,第85页。

[56]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57]《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85—96页。

[58]《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第73—78页,第84—87页,第101—105页。

[59]转引自K·S·卡洛尔(K.S.Karol),《Visa pour la Pologne》,巴黎,1958年,第45页。

[60]《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6月17日至7月8日于莫斯科》,第131—135页。

[61]《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3—255页。

[62]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想要详细了解这个问题的话,请参阅赫尔曼·韦伯的巨著《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和第2卷,本书曾多次引用过他的这部作品。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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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四部 被历史诅咒的工作?</h1>

<h2>第四十三章  历史与政治</h2>

    在当代史的各种题目中,受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一时需求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的历史。

    一九二七年召开的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同意起草并出版一部党史[1]。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当时的党主席、权势倾天的台尔曼宣布,党史正在起草当中,已经写到了独立社民党在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与左派独立社民党参加第三国际[2]。没过多久,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问题,以及纳粹党上台之后开始镇压德共,这项工作就被无限期推迟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了首批研究这个题目的著作,首先是由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撰写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3],然后是由路特·费舍撰写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尽管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英国的美国的都有)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回溯了德国共产党的早年岁月,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执政党以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自居的国家里,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仅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的寥寥几句,以及一些文件和评论中的只言片语而已,而这些东西往往又是伪造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理论上是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才出版了《德国工人运动史纲》(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5],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部“官方”的党史。

    在编写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时遇到的困难,与编写其他国家的正式共产党党史时没有什么不同。各种发言与分析为了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周期性地遭到篡改;被打成“路线错误”、“叛徒”或“变节分子”的人,他们所起过的作用遭到了诋毁或贬低;出于派别偏见而随意解释、伪造或销毁各种文件;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或策略的需求而修改过去,等等。一九二七年,前斯巴达克派分子恩斯特·麦尔试图编写德共(斯)的早年历史,这是科学地编纂德共早期党史的最后一次尝试[6]。一九三〇年,要不是他死得早,就会被打成“调和派”开除出党了。

    德共的建党元老当中,大部分人都先后成了反对派,这些人主要是在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与斯大林化时期转投反对派阵营的,这意味着他们后来不会被承认起过任何“积极”作用。保尔·列维与卡尔·拉狄克就是这样从官方党史中消失的。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他们是党最重要的领袖,正如托洛茨基的名字被彻底地从布尔什维克党史中抹去一样,他们的名字也彻底地从德共党史中消失了,实在是不得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就会被扣上老套的“人民公敌”、“叛徒”与“变节分子”的帽子。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被当成了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的替罪羊,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右派分子”瓦尔赫尔、弗勒利希和波特赫尔也消失了,“左派分子”或“极左分子”费舍与马斯洛夫、乌尔班斯、罗森贝格与科尔施都是这样消失的,最后麦尔这样的“调和派”也消失了。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苏联“大清洗”中,以及二战后的东欧各国的清洗中,又有许多曾为德共的斯大林派效力多年的领导人消失了——不是被处决就是瘐死狱中,这些人包括胡戈·埃贝莱因、海因茨·诺伊曼、雷梅勒、奇本贝格尔、弗利格、列奥夫[7]、舒尔特[8]、舒伯特[9]和明岑贝格等人[10]。

    这些年来,德共的历史完全掌握在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等领袖手里。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的党史中,他们一直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领导了反对老近卫军的斗争。他们的心腹之患,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给自己塑造出一副在过去的任何一个阶段都站到了正确立场上的形象,并最终塑造出这样一种过去,这种过去能满足这样的苛求:他们既能掌控党的机关,又能在俄国党在共产国际内的影响力面前坚持自我。德共的历史成了一系列自上而下(也就是来自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思想整顿,意在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物,“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歪曲”,用斯大林主义的话来说,也就是“阶级敌人的活动”。它必须贬低、丑化、歪曲当时所有不参加斯大林派的人所起的作用,吹嘘、夸大斯大林派在德共内的代理人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台尔曼和后来的乌布利希被吹嘘得如此过分,以至于都变成了“个人崇拜”。

    这个任务,与出版一部完整的信史是矛盾的。所以民主德国的各家历史研究所在前些年的研究成果才会如此之少,在斯大林谴责了需要用“正式文件”来编写历史的“官僚主义分子”之后,谁要是太看重“正式文件”,都是很危险的[11]。

    哪怕只是提到过去被打倒了的反对派,都会有这样的危险:这会让新一代人重新认识布尔什维克主义,重新认识党,了解它的目的与手段,了解它的本质,而这与日常生活和官方讲话告诉他们的完全不一样。要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的目标并不是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世界革命;或是让人们回想起来,布尔什维克并不相信俄罗斯人通常相信的天命救世论,恰恰相反,他们的党认为俄国革命仅是革命的第一步与第一阶段,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获胜时,革命才算成功,那可要不得了了。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的革命具有严格的苏维埃革命的性质,而当时在德国还并不存在着一个党,一个像斯大林派的历史作家所描写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集中而铁板一块”,拥有“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吸引”的干部群体,拥有一贯正确的机关,仿佛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步兵方阵一般的党,而这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唯一政党——垄断一切权力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力图把自己现在的形象投射到过去的样子;要是让新一代人知道了这些,那可就太危险了,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工人代表会在波兰和匈牙利猛然卷土重来之后就更加危险。结果,描述德国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领袖支持下,按照德国的情况,力图在德国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过,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更不可能的是:描写在党的早年,党的组织是依靠下面这些东西才得以成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传统;承认党内可以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甚至是派别组织;全体党员与领导人的大会、少数派报告、广泛的讨论、不同派别都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允许少数派参加领导机关等实践。

    斯大林主义自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当继承人,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具有丰富的事例,足以证明它在许多关键要点上与斯大林主义势不两立。在这方面,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许具有更加丰富的事例。早在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就开始攻击卢森堡的人格,贬低她的地位,这给俄国历史学家定下了一条红线[12],并粉碎拉狄克关于通过“各种流派”的历史性融汇来建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13]。这次攻击,是为了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树立起“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列宁主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教条。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有一个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猛烈抨击“吹捧”卢森堡的人。她与斯巴达克派的同志们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因为他们曾批评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并经常声称自己完全忠于工人民主,忠于群众的自发性。从这点来看,就连社会民主党“平反”起来都要容易一些,这从统一社会党成立时给了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4]等老社民党人物何等的优待就能看出来。

    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苏联档案馆的开放(尽管仍是有限的),新的领导人对“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本人的抨击,鼓励了研究人员。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以来,新一代人的好奇心爆发了出来,给了他们压力。因此,他们试图编写出更加科学的历史,一种既能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抗衡,同时又能继续符合“党的精神”(也就是能满足当前执政者的政治需要)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共的第一部官方党史(即《史纲》)问世了,围绕着这部党史的讨论由此展开,在讨论中,领袖的观点首次遭到了质疑,尽管这种质疑仅仅是不完整的和间接的。

    一九五七年,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罗伯特·莱布兰德[15]在《团结》上发表专栏文章,抨击了声名狼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斯大林主义观点。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士兵苏维埃在革命中并不是俄国苏维埃那样的双重政权机关,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16],这种观点遭到了莱布兰德的批判。莱布兰德认为,“从德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基础力量与无产阶级的目的来看”,德国革命是一次失败了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主张,把德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等于是“玷污和诋毁德国无产阶级的这次伟大的运动”[17]。

    莱布兰德的尝试马上就得到了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的支持,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因为他是老资格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阿尔伯特·施莱纳在一份历史刊物上撰文,表示“他自己”以前认为十一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深入研究之后,他放弃了这个看法[18]。青年历史学家罗兰德·鲍尔[19]利用了十一月革命时期的德语与俄语文件,特别是列宁与卢森堡的著作——在这些文章面前,谁也难以反驳。他猛烈批评了斯大林派将十一月革命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而人人都知道,这个观点得到了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首肯。鲍尔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论”与“未能获胜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之间的关键区别,并强调指出后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前作出的诠释”[20]。后一种看法得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学家圈子的支持,鲍尔做了一个准确的结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是一场未能进行到底的、失败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评价,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符合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对十一月革命的评价[21]。”

    尽管这次讨论只是一次很初步的讨论,但它提出了大量的重要意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当局很快就动用了严厉的手段,强行中止了这次讨论。乌布利希在党报《新德国》上发表专栏文章,断然宣称只有把十一月革命定性为“一场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阻止了即将在政治局中爆发的争论。他严词驳斥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十一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看法”[22]。前一种观点的地位重新得到了巩固,后来又成了官方党史的基础,新一版的德共党史仍然没有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记述的斯大林派的党史作出任何重大修改。布兰德勒和他的同志们仍是“全党公敌”与“右翼机会主义分子”,费舍派是“极左宗派分子、全党公敌”。可是,在一九二三年时隶属于布兰德勒派的乌布利希,以及当时追随费舍和马斯洛夫的台尔曼,却被写成了在党内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健康”“革命”力量。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抨击了费舍和她对德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做的“极左”阐述,这可是白纸黑字写进了会议记录里的[23],但是《史纲》却写道:“就在一九二三年,当战后革命危机达到了高潮的时候,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党的一些领袖站了出来,反对他们的修正,瓦尔特·乌布利希就是这些领袖之一[24]。”

    乌布利希很关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捍卫这个现状,只有维持住了现状,他才能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保住自己的地位。当围绕着《史纲》发生的争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

<blockquote>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我有幸曾在两个时期当中积极而自觉地参加了它的领导工作。在这篇发言中,当我谈到有关战略与策略的一系列问题时,我不仅要依靠我个人的理论知识,不仅要系统地利用我个人的丰富经验,还要依靠我亲身参加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些重大斗争的切身体会[25]。</blockquote>

    他企图以此来限制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不莱梅左翼激进派和斯巴达克派之间的联系的讨论,这个讨论当时仍能广泛进行。在去斯大林化时期,卡尔·德雷施勒(Karl Dreschler)与威廉·艾尔德曼[26]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他们宣称:

<blockquote>在德国革命运动中的党这个问题上面,认为……不莱梅左派得出了政治上最明确的观点,这是错误的……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是斯巴达克同盟。它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印象了所有的德国革命派集团,并在运动中得到了坚定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把斯巴达克同盟与不莱梅左翼激进派相提并论,或是单纯地夸大不莱梅左派集团的重要性,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7]。</blockquote>

    一九六四年,赫尔曼·韦伯发表了《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书,批判了《史纲》[28]。韦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乌布利希不仅要宣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只能属于一贯正确、从而也是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集团,出于这方面的需要,乌布利希扭转了有利于斯巴达克同盟的历史。而且,对于乌布利希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通过“修正后的”历史,来捍卫这么一条不容挑战的关键原则:“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的派别只能有<b>一个</b>,<b>只有它</b>起到了‘领导作用’,并且拥有使它有权获得政治领导权的<b>唯一一条</b>正确的政治路线[29]。</blockquote>

    在一次讲话中,乌布利希用了大量篇幅来批判他所谓的“修正主义”概念,然而就在这次讲话中,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和党的过去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修正,他在这次讲话中声称:

<blockquote>德国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的进程中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失败,说明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30]。</blockquote>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所要宣称的是: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瓦尔特·乌布利希的领导下,德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这完全是在罔顾马克思、列宁与卢森堡的思想,完全是在为过去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开脱,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勒令德国共产党执行这个政策,让德国共产党走上了绝路;更不用说罔顾了各国共产党最近在“和平共处”、“为先进民主而斗争”、“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框架内推出的各种政策。

    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 Habedank)编写了有关汉堡起义的史书[31],他是第一批为使用“正式文件”平反的人之一,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至今仍要冒着这样的危险:当权者一声令下,他们的研究就得被迫中断[32]。就像在苏联,历史研究总是与其引发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一样。阿诺德·莱斯贝格[33]撰文阐述了列宁在推行工人统一战线政策中所起的作用[34],这些文章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读者了解到了拉狄克所起的作用和他的个人品性,并对布兰德勒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尽管莱斯贝格在写到这些人物时措辞非常谨慎,但这些文章却不可能不激起各种反响和问题。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这个关键问题上,乌布利希在理论领域做出的修正,得到了西方的主要史学著作的支持,尽管双方之间仍有不少分歧。因此,维尔纳·安格莱斯才在他那部研究那段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的著作结尾写道:

<blockquote>他们认为,启发和率领这次革命的是他们自己,但革命仍要由德国工人群众来进行。在帝国垮台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个幻想破灭了,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之后,它已经不再是可行的方案了。这是德国共产党的悲剧,而且也确实是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共产党人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曾向政权发起多次冲锋,直到一九二三年末才停止了这种做法,而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党沮丧地发现,在德国现代史上,他们的尝试,仅是发动革命的多次失败的尝试之一[35]。</blockquote>

    里哈尔德·洛文塔尔[36]的论文《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他颠覆了东方作家笔下的德共历史,并得出了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各种“组织技巧”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列举了这些“组织技巧”:

<blockquote>谨慎地把各种成分混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不那么均质、而是比较听话的领导层;鼓励成立各种“派别”,这样共产国际就能操纵一个派别去反对另一个;在党的各种文件中加入概括性的关键语句,日后用这些关键语句来衡量领导人的表现;针对不听话的领导人,在党内逐步编造出各种谣言,用以抹黑他们,先在私下交谈中散播谣言,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反对者之口公开传播,最后由共产国际的权威加以公开利用[37]。</blockquote>

    最后,就像乌布利希所做的那样,洛文塔尔把革命党在德国遭遇的挫折,解释为革命是不可能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发生的:

<blockquote>由于欧洲所有的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都遭到了失败,共产国际才获得了威信。一个革命党,如果对自己的作用有着“卢森堡式”的概念,就不可能长久维持自身的存在,所以共产主义的基层群众才会左倾。但是,两种情况确实都表明(如今这比过去更加明显):罗莎·卢森堡以及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期望,即欧洲的先进工业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会通过自身的经验,而逐渐革命化的期望,基本上已经被历史所驳斥了……在最后的分析里,罗莎·卢森堡的后继者被“布尔什维克化派”打败了,因为他们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展望是没有未来的[38]。</blockquote>

    洛文塔尔与其他西方历史学家不一样,他指出了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后来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的共产国际的关键区别:“如果列宁能够预料到这个被我们认定为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的最后结果的话,他也许会坚决反对这个词。但是,从历史后果而不是个人动机来看,列宁也许错了[39]。”

    瓦尔特·乌布利希、里哈尔德·洛文塔尔和维尔纳·安格莱斯都认为,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先进国家发生和获胜的列宁与卢森堡犯了重大错误。而我们则认为,错的应该是乌布利希、洛文塔尔和安格莱斯。我们相信,尽管德国共产党最后失败了,但它本来是可以胜利的。世上并不存在一本《天命之书》,上面预先写好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必然胜利,德国的十月革命必然失败,以及斯大林和希特勒必然胜利。创造历史的是人。


[1]《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XI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柏林,1927年,第416页。

[2]恩·台尔曼,《革命的道路与德国共产党》(Der revolutionäre Ausweg und die KPD),第95页。

[3]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奥芬巴赫,1948年。

[4]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48年。

[5]这部党史起初是以文稿的形式发表的,乌布利希为其作序,这篇序言发表在《团结》的1962年8月号和9月号上。

[6]他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Kommunismus),收录于《德意志人民与国家》(Volk und Reich der deutschn),第2卷,柏林,1929年。

[7]维利·列奥夫(Willy Leow,1887年1月25日——1937年10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并成为青年组织者。1918年三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了德共(斯)的创立。1923年以前曾在地下机关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24年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副主席,是实际上的组织者,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遇害。——中译者注

[8]弗里茨·舒尔特(Fritz Schulte,1890年7月28日——1943年5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当过化工工人。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领导红色工会。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5年流亡莫斯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8年2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被判处监禁八年,1943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9]赫尔曼·舒伯特(Hermann Schubert,1886年1月26日——1938年3月2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矿工和巡回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负责工会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曾负责领导图林根的起义。被捕后逃脱,在鲁尔过着地下生活。参加了左派,随后又追随台尔曼反对费舍;1933年起转入地下,坚持以前的宗派主义路线,反对皮克与乌布利希。1935年被免职,1937年在莫斯科被捕后遇害。

[10]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357页;第2卷,各人的小传。

[11]1934年,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上发表了一封信,攻击了历史学家斯卢茨基,指责在斯卢茨基的笔下,列宁在1914年以前没有致力于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并认为考茨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列宁并不支持德国党左派反对中派的斗争。斯卢茨基认为没有正式文件能支持斯大林的论点,这激起了斯大林的怒火:“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b>行为</b>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约·维·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6页)

[12]在批判斯卢茨基的信中,斯大林“批评”了帕尔乌斯和卢森堡等左派社民党人,以及他所谓的“半孟什维克主义的糊涂思想”(同上,第80页)。他批评斯卢茨基,说斯卢茨基之所以为这些人辩护,是因为斯卢茨基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先遣队”。斯大林得出结论说,“……对待托洛茨基分子和具有托洛茨基思想的人的某种自由主义态度……是极权错误和有害的”(同上,第87—88页)。1931年12月1日,在一次讨论对党史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研究”的讲话中,卡冈诺维奇指出:“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罗莎·卢森堡并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而是接近中派”,以及“她更亲近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新闻通讯》[法语版],第114期,1931年12月23日,第1257页)。

[13]在注释[12]中提到的那次讲话中,卡冈诺维奇指出:“拉狄克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团体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国际把工人运动中的精华吸收到了自己的队伍当中,我们不应该忘记,共产国际内的各种流派融汇为了布尔什维克党。拉狄克应该清楚这个融汇论代表着什么……他必须明白,融汇论给派别组织的自由奠定了基础。不,同志们,我们党不是一个蓄水池,什么乌七八糟的流派都流进来,而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是如此强大,它不能容许任何小溪存在,因为它完全能够让路上的一切障碍消失”(同上,第1260页)。我们应该看一看拉狄克是怎么说的,1919年,他代表共产国际声称:“与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克莱门索(Clemenceau)、谢德曼和希法亭等人的猜测相反,共产国际并不是苏维埃政府的天才产物……而是旧的第二国际中,在战争期间宣称自己存在、并加强了自身力量的一切革命流派的集合。为它播下种子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还有……世界产业工会的英雄战士德布斯(Debs)、德利昂(De Leon),……儒勒·盖德、洛里欧与莫纳特,……罗莎·卢森堡、瓦尔斯基、蒂什卡,……荷兰的‘论坛’派,当时他们都遭到过嘲笑……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德国左翼激进派完成了这项工作。”(拉狄克,《德国革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任务》,第62页)

[14]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junior,1894年9月12日——1979年12月4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之子,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9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在东线参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在多家社民党报纸工作过,1928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进集中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0年在出版社工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勃兰登堡省社民党主席,参加了把(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并在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入选中央委员会,1949年入选政治局。1946年至1949年任勃兰登堡邦议会议长,1948年至1967年任东柏林市长,1949年至1971年任人民议会副议长,1971年任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党团主席,1960年入选国务委员会,1971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中译者注

[15]罗伯特·莱布兰德(Robert Leibbrand,1901年5月1日——1963年1月25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后曾任符腾堡—巴登的德共主席,1951年被免职。后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任副所长。——中译者注

[16]《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5—256页。

[17]罗·莱布兰德,《关于十一月革命性质的讨论》(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团结》,第1期,1957年1月,第107—108页。莱布兰德在1923年当过哈勒的共青团书记,并在1923年8月的反库诺罢工中当过罢工委员会委员(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80页、第322页)。

[18]阿·施莱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一月革命之前及期间对其产生的影响》(Auswirkungen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eutschland vor und während der Novemberrevolution),《历史杂志》,第1期,1958年,第32页。

[19]罗兰德·鲍尔(Roland Bauer,1928年3月19日——),出身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斯利采(Kraslice )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当过钟表匠、首饰匠和眼镜技师。二战结束后,与父母一起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德国的苏占区定居。1946年8月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1947年至1949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魏玛地区党组织的青年书记。1949年起在卡尔·马克思党校学习,完成学业后在党校历史系担任助教、讲师和副主任。1954年至1958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学习。1962年至1964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62年至1964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学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至1967年任柏林市委宣传鼓动书记,1967年至1978年任柏林市委科学、公共教育与文化书记。1967年至1971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1年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7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81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978年至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Friedens und des Sozialismus)杂志编辑部代表,1991年5月退出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中译者注

[20]罗·鲍尔,《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Über den Charakter der Novemberrevolution),《历史杂志》,第1期,1958年,第142页。

[21]同上,第168页。

[22]《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1958年6月18日。

[23]《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三(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3年1月28日至2月1日于莱比锡》,第356—357页。

[24]《团结》,第6期,1963年6月,第5页。

[25]《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5页。

[26]1957年11月25日至30日,一些历史学家在莱比锡举行了研讨会,并发行了会议记录《十月革命在德国》(Die Oktob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艾尔德曼与德雷施勒提出的这个问题见该书第223页。

[27]《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28—30页。

[28]赫·韦伯,《乌布利希伪造历史:一个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纲〉的文件的评论》(Ulbricht fälscht Geschichte: Ein Kommentar mit Dokumenten zum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科隆,1964年。

[29]同上,第110页。

[30]《团结》,1962年8月(特刊),第33页。

[31]哈贝丹克,《1923年汉堡起义史》,柏林,1958年。

[32]我们应该注意,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71年出版的。——英译者注

[33]阿诺德·莱斯贝格(Arnold Reisberg,1904年2月17日——1980年7月20日),曾用笔名“布鲁诺·布劳恩”(Bruno Braun)。出生于维也纳,1923年参加奥地利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 Jugend Österreichs),1924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4年至1932年在宣传部门工作。1932年任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Der Kommunist)编辑。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5年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期期满后被继续关押,1954年获释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工作。——中译者注

[34]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他还在《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35]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475页。

[36]里哈尔德·洛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1908年4月15日——1991年8月9日),1926年参加德共,1929年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而脱党,参加了几个左翼反对派小组。纳粹上台后,成为左翼地下抵抗组织“新开端”(Neu Beginnen)的重要人物,1935年流亡英国,1945年参加社民党,成为社民党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中译者注

[37]洛文塔尔,《斯巴达克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The Bolshevisation of the Spartacus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nternational Communism),《圣安东尼论文》(St-Antony's Papers),第9期,第68页。

[38]同上,第69—70页。

[39]同上,第71页。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4-11-22 14:14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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