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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列夫·托洛茨基文章集粹

列夫·托洛茨基文章集粹

列夫·托洛茨基:怀念钦查泽同志

译者前言:

读过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的同志,对科捷·钦查泽的名字或有印象。多伊彻写道,流亡的托洛茨基「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他们当中的激情与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应补充的是,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一九三零年病故于流放地的科捷·钦查泽,即是这类工人革命者的范例——「他们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多伊彻断言说。

21世纪初的中国泛左翼远谈不上「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的彻底忠诚」。某些左翼分子承继了毛时代过堂宣判般的官方「辩论」风格,迷信权谋而视群众为垫脚石,骨子里浸满「上智下愚」的秩序党心理。另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翼分子太少历练,夹杂着过度的虚荣与想入非非的野心,开口即是「我想……」「我要……」「我将……」的豪言壮语。套用老托的话说,中国左翼「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显然,不能一相情愿地以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一类的唯心手法能消除左翼目前的思想贫乏与实践缺陷。我们是客观阶级环境的产物,亦会随着大气候的转变而转变;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尽力克制坐井观天的狭隘心理,现阶段的左翼分子仍有诸多可能为马列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阶级斗争的广阔天地里,无产者会锻造新一代「钦查泽」。


列夫·托洛茨基


怀念钦查泽同志

科捷·钦查泽是一位出众的阶级战士。作为革命者,他形成于独特而具体的历史条件:沙皇专制、地下活动、监狱和流放;与孟什维主义的长期党内思想论争;三场俄国革命的洗礼。二十五年来,钦查泽始终是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共同经历无产阶级起义的所有阶段——首批地下宣传小组;罢工工人的街垒;夺取政权。帝俄时代,专制打手们无休止地摧残工人组织,绞架的威胁时隐时现;但钦查泽从未失去地下斗争的韧性。十月革命后,他是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契卡)最高负责人,处于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章节的权力中心。内战结束后,反动逆流对十月革命的侵蚀逐渐改变党机关的成分、特征与政策。一群资深老同志投入新的——与党内反布尔维主义倾向——搏杀,钦查泽亦冲锋在前。列宁病重期间,暗流演变为公开的接触战(「格鲁吉亚案」)。捷尔任斯基的支持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进行了一场事实政变,以浮上来的投机分子排挤格鲁吉亚苏维埃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核心。对此,列宁打算于党的十二大迎头痛击蜕变官僚集团。1923年3月6日列宁给一批格鲁吉亚老同志——其中一个核心人物正是钦查泽——的信中写道:「全身心地关注你们的事情。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野、斯大林及捷尔任斯基的推波助澜深感愤怒。我在为你们(的问题)草拟谈话稿和书面简述」。

后来的事变众所周知——列宁再度病发及去世,高加索的列宁派被击败。这是党内反动暗流的开场大胜,十月革命滑入新章节——退化与蜕变的章节。闯过数十年秘密斗争的磨难,如今身陷党官僚的跟踪监视,钦查泽身染结核肺病,却从未离开岗位。1928年他被流放,居住地的热风和灰尘加剧了肺病;稍后转至他处,当地的阴冷气候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朋友们竭力想把他安置到苏呼米,那里的疗养院几度让他挺过病症的大发作。奥尔忠尼启泽「保证」——他的「保证」不止这一件——帮忙,但骨子里懦弱的一面(粗野个性不妨碍懦弱的共生),使老奥难免沦为斯大林的盲目工具。钦查泽与死亡抗争,斯大林与挽救老同志的努力抗争(让这个家伙去黑海疗养?他活着就是麻烦。或许会与流亡的托洛茨基建立联系……不行!)

就这样,死神带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传奇。让帝俄警察束手无策的「恐怖分子」科捷·钦查泽曾以胸膛迎接子弹,也深通惩治敌人之道;他的灵魂却极温和:高加索式的幽默(带点善意的狡黠)与近似女性的温柔交融一体。重病从未摧毁他的意志,也没让他的蓬勃心情与温和的处世态度蒙上暗色。

他不是理论家。无数人形式上接受了革命学说,但真实立场摇摆不定。他绝非这类人。清晰的政治思路、革命嗅觉与巨大的实践积累——三场革命在个人身上的活体现——对他的思想武装相当严肃。莎剧《李尔王》赞美李尔「每个细胞1都是国王」;我们说,钦查泽每个细胞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或许,最近八年与迫近并扎根的官僚独断的斗争,恰好让他的全部性格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钦查泽的心灵世界不包容任何无原则的妥协、投降或背叛。他理解(左翼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意义,但精神上难以接纳这群人。在信中,他指出某些原反对派成员与反官僚蜕变的立场划清界限,原因无外是想保住党员身份。第十一期《反对派日志》刊登了他给阿库扎瓦同志的信,一份充满坚定性、清晰思路与信念的绝佳文件。我们说过,钦查泽从不自诩理论家,很乐于让更合适的人去归纳革命、党和反对派的政治任务;一旦察觉到虚假的政治调子,他就会拿起笔来;没有哪个「权威」能阻止他表达自己的批驳或忧虑。写于五月二日的信(见《反对派日志》12-13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地下活动的实干家比许多「理论写手」更细心、更可靠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粹性。他的来信常有下列词句:「这些(政治)动摇谈不上什么独出心裁」「不善于等待的人,他的政治未来好不到哪儿去」「孤独的环境很容易让动摇者受到各种妥协念头的侵袭」。永不动摇的心理浸透钦查泽的身心,也支持着与自身病痛的搏斗——另类的革命对决。用他的话说,与死亡较量同样得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暂时我占上风」,他乐天地写道。那时距离死亡还剩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夏,科捷间接谈到自己的病症。他写道:「阴暗的结局等待着我们的许多同志和亲近的人们:在监狱或流放地终结生命。这一切最终会丰富无产者的革命史,后来者能学到新的东西。了解(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史,无产青年会懂得真理位于何处」。

上述质朴而沉重的话,钦查泽只能写给最亲密的朋友。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这些话能够也应该公布于世——它们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与精神。心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不仅从理论公式中认识革命,也应直接感受何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性。

欧美共运尚未训练出钦查泽一类的战士,他们的主要弱点正在于此。这一现象由诸多历史原因造成,但薄弱的本质无从回避。对此,欧美左翼反对派要有清醒认识。从钦查泽身上,反对派青年能够也应该发现诸多闪光之处。他的全部存在,是对各类政治投机——即牺牲原则、理想和任务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及投机分子的否定。但这不意味着对革命荣誉感及其合理性的片面排斥。政治自负是斗争的重要动机。但革命者所以是革命者,正因他把个人骄傲完全置于伟大的阶级事业之下,对后者自由地服从并达到彼此相融的境界。与理想调情却不忠贞,拿书本看来的一点皮毛为掩饰,按个人前程的需要变更立场——统统都是钦查泽以生命与死亡无情谴责的政治恶习。他的自负,是无限革命忠诚的自负。这便是无产青年需要学习的第一要素。

(1930年19期《反对派日志》)

1 原文直译;李尔的每一俄寸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3-1 01: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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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6283

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





托洛茨基

1929年10月14日



译者前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官僚层的蜕变趋势不断明显化,国际共运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分化。出于对苏共领导层的不满,一部分左翼分子和工运人士离开了共产国际,并进而否定了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纲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先锋党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等等。这期间也有人重新提出工团主义,主张「工会自治」;而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又为了配合国内的极左政策而在国际上推行关门主义路线,在工会问题上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托洛茨基发表了这篇「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批驳那些以所谓「反斯大林主义」为掩护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比如文中提到的莫纳特小组),重申了无产阶级先锋党的必要性,澄清了工人群众组织(本文中专指工会)与党的关系,党与阶级的关系。这篇文章虽是具体环境下的论战之作,但所阐述的思想仍带有长久的生命力,特此译出,以飨中文读者。



要说明的是,所谓工团,在当时(一战前的欧洲)常常就是工会的意思,但工团主义并不等于「工会主义」;前者是一种政治主张,要以工会为基础代替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同时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又叫无政府工团主义;后者通常是指以工会当作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工具(或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力出售者利益游说集团)这么一种不涉及政治斗争的经济改良主义立场。



李星

26/06/04







工团主义思想的复苏,是目前工运和共运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觉得,一天不澄清工团主义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一天不能在工运中取得更大影响;所以对此来一次系统讨论很有必要。



党和工会



无产阶级的主要革命工具是共产主义先锋党。党是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它的责任在于争取成为领导工人阶级整体斗争(当然也包括工会运动)的领袖。

谁在原则上把工会自治与先锋党的革命领导对立起来,谁就是有意无意地唆使较落后工人阶层与先进工人对立起来,把争取局部利益与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对立起来,亦即把改良和共产主义斗争对立起来,说到底,是用机会主义对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革命的工团主义?



第一次大战前的法国工团主义运动,堪称是一种「革命工团主义」;在自己的顶峰时期,它主张的「工会自治」其实是希望使工会从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政党政治(包括改良主义流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这类「工团主义斗争」客观上反映了工运内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革命的工团主义并未把群众组织的自治化理想变成偶像似的东西;相反,它坚持和宣传了革命少数派(对群众组织)领导权的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就是群众组织本身也不是什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包含了工人阶级的全部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既赋予工人组织以力量,又是后者薄弱环节的来源。



所谓「(革命领导权属于)积极的少数派」理论,其实是未完成和未完善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打个比方:革命工团运动的实践本身蕴涵了革命工人党的胚胎,又似一份意气激扬但还有欠整理的初稿;它的出现与当时「正统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薄弱之处,在于它——即使在自己的经典阶段——最终没找到正确的理论基础,由此引申出它对国家性质和(国家在)阶级斗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的错误理解,由此引申出它的「革命少数派」(即党)理论的半成品状态;由此引申出它把某些纯战术问题——总罢工、起义和夺取政权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原则问题的教条倾向。



战后的法国工团主义已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否定和取代。今天的日子里,任何试图复兴工团主义的努力只不过在开历史的倒车罢了;对工运来说,这种复兴努力代表着反动的倾向。



工团主义的现代拙劣盗版



当代那些所谓的「工团主义者」,不过是些从历史伟大遗迹的名声捞取好处,开作坊生产假古董的二流匠人。工会对资产阶级国家和主流政党的政治独立性,被政治匠人包装成了「永恒和无所不包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不过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说,工团主义的英雄时期具有自发的先锋队意识,并积极争取过先进少数对阶级多数的领导权,当代工团主义者(杰出先人的不肖门徒们)则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先锋队争取领导权的努力。为此,不肖门徒竭力拉拢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部分,玩弄和利用后者的政治外行与偏见,但并不太成功。





独立于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影响——这决不可能是某种消极和静止的东西;它只能在政治行动(即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达出来。这一斗争受政治纲领的鼓舞和指引,后者则在组织和战术活动中变得具体化。纲领、组织和战术的组合就是党。也就是说,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只能有如下表现:即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而非机会主义领导的指挥下进行政治斗争。

当代工团主义者声称工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此大话在理论上只能得零分,在实践中等同于最庸俗的工联思想,使革命先锋彻底消失于无形。

工会涵盖的群众越多,作用就越大、对工人阶级越有用;无产阶级政党相反,首先需要政治立场的一致性,理论与组织的团结性。有人说,工会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长大成人」(majeur);这类说法不过是对后者的胡乱吹捧,使工人阶级自我感觉良好,而忽视自己的实际处境。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永远也不能真正「成人」;作为一个整体,它被统治者蓄意保持在愚昧状态,被圈在落后、庸俗和狭隘的思想天地中。资产阶级统治无法办到的,是阻止无产阶级的先锋部分首先觉醒,对本阶级的历史任务产生清楚的认识。



实践中的工会自治与党领导权问题无关



实践中的工会自治(而非工团主义者自作聪明的臆想)无论如何也不影响共产党在本阶级中扩大影响的斗争。工会成员人手一票,可以对人事和其它决定作出自由选择;党员工人和其它工会会员一样,拥有这些权力。共产党员对工会组织领导权的争取,恰好建筑在工会自治(或说自我管理)原则上;与此同时,对那些反对工会干部在共产党内担任职务的(工会)官僚禁令,则无须理睬。

不管在工会内担任什么职务,工会会员-共产党员首先服从党的纪律;与此同时,党员有责任服从工会日常纪律;也就是说,党不必用自己的纪律和组织来代替工会的纪律和组织。当党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服从工会多数通过的某些政治错误和反动的决定时,党会公开地提醒党员兼工会会员们,帮助后者对可能的变化——被开除或丧失领导职位——作好准备。

说到底,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所谓自治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机制」问题,而属于党的工会政策范畴。可能存在正确或错误的政策,但我们从不会把「机制」代替政治原则。



党的政治领导的特点取决于具体工作条件



党的政治领导的特征、它的具体方式方法彼此可能有很大区别,这取决于具体国家和具体阶段的外在环境。

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掌握强制的手段。总的来说,它(对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政治领导,体现于那些以普通会员或工会干部的身份参与工会工作的党员身上。党的领导水平的一个——并非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占据工会领导岗位的党员人数,更重要的标志是党员-会员与工会成员总数的比例。最重要的标志则要看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状况,这可用共产主义报刊的发行量、党会议(此处指公开会议——译者注)的参加人数,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最高标准则是到底有多少工人准备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参加群众性直接行动。



很清楚,形势越是接近革命,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就越可能跟着水涨船高。



工会日常活动(重复一遍:实际生活中的工会活动,而不是工团主义理论家的想象)的方式方法,也随着外在环境而定。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工人斗争最激进的手段是经济罢工;这时党的一线角色会下降,不再对每起罢工作出直接和具体的决定(即使它有足够影响这样做),而是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信息帮助工会研究(本次)罢工的必要性;它在党的宣传和其它活动上支持罢工,但一线角色无疑属于工会。

当局势发展到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阶段,上述角色分工会发生极大变化。党的领导角色将是直接和公开的。工会——当然是指那些拥护革命的工人组织——转化为党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以全阶级领袖的身份发出声音,为工人阶级的所有政治决定负责。



在经济罢工和工人起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党对群众组织直接和间接领导的程度等等可以表现为多种可能的方式。总之,党一定要争取尽可能全面地领导工会,同时这种争取应以工会内部自治为基础,工会不是也不应该是党的一个直接下属机构。



工会「政治上完全独立」?这是神话



事实就是事实:政治完全「独立」的工会哪儿都没有;而经验和理论告诉我们,将来也不会有。美国的工会官员们与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亲密合作;英国工会过去主要支持自由党,现在是工党的社会基础;德国工会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苏联工会的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维克;在法国,一个总工会跟着社会党走,另一个跟共产党走;在芬兰,工会刚刚按照「要么社会党,要么共产党」的原则发生分裂,等等等等。

「独立工会」理论的发明者想都不愿去想,为什么他们的设想与现实越来越远,而工会组织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到处都在加深和公开化。实际上,这种(工会对政治力量的)公开依赖恰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帝国主义时代使阶级关系退去伪装,而全部外露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政治上保守的)高薪工人群体和最受欺压阶层的矛盾也在激化。



「工团联盟」——党的胚胎形式



新生代工团主义在组织上的一个大动作,是「工团联盟」的创建。其实,这个组织无非是政党的变种:它的目标在于把全部工会运动置于自己的「正确领导」之下;它的组织原则是个人加入而非(像工会通常的)集体成员制;它有自己的纲领、机关报;在工会内部的联盟成员首先服从「党纪」,而在工会大会上它和共产党一样,按照政治派系的规则活动。如果把那些关于工会绝对独立和中立的夸夸其谈撇在一边的话,联盟的目标是把两大主要工会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层赶走,然后统一起来接受自己的指挥。

联盟的特色在于,它并不公开阐明自己代表着阶级内部的先进少数,而是打着「工会独立」的旗号。其实社会党也是这样做的:一面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一面猛谈工会的中立性;相反,共产党始终直截了当地对工人阶级说:这是我的纲领,这是我的战术,而这是我向工会推荐实行的路线原则。



无产阶级不能盲目轻信任何人。它有责任用事实和行动来考验所有的政党和组织,它更要百倍警惕那些「隐形人」,那些声称工人阶级根本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人。



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工会独立于政党之外」,而是正确的政治领导。



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否定政党争夺工会领导权的权利和必然性,而是思考这些组织的纲领和战术是否值得工人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工团联盟」没什么吸引力:它的纲领和战术含混不堪,它的政治立场自相矛盾,它一面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反对先锋党理论,自己却又遮遮掩掩地争夺政治领导权。

在思想和感觉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与「我们打工的不要你们外人多嘴」的理论完全隔膜。如果党的政治领导作到了正确指引工会(工人的群众组织)工作,保证了坚定、有远见和正确的路线,任何工人都不会仅仅因为抽象的「工会独立性」而反对这种领导,这已经被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在法国最近的选举中,120万人投票支持法共,而工团主义者只得了不到四十万票。很清楚,抽象的「工会独立」并不属于群众;工会官僚则是另一回事,它不仅需要与共产党争夺对工人的影响力,还希望摆脱先进工人对工会机关的监督。「工会独立」的口号属于工会官僚而不是工人阶级。



 

论工会大团结



「工团联盟」一面高举独立旗帜,一面把工会大团结的口号喊得山响。当然,保持工会队伍的团结对工人日常斗争很有好处,共产党争夺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也会更方便。但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工运内的革命派取得了一些成就,机会主义改良派一定会分裂的;对改良主义派来说,和老板们处好关系远比无产阶级团结更重要,战后的全部工运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者有极大责任使工人们看到,组织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于机会主义的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拥护团结,但不会把团结当成一个空洞无意义的偶像来膜拜,甚至让团结的口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



法国工会分裂已有8年了,8年来两大工会极为紧密地与两个互相仇视的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各自结合起来了。以为在这样水火不容的对立前提下能够统一工会,纯属做梦。声称没有工会的统一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甚至重大的阶级斗争也无法进行,等于是把革命的命运交托给工会里的改良主义官僚。



革命的命运不取决与两大工会机关的谈判式联合,而取决于多数工人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和革命手段周围团结起来。只有在反对上层(不仅是党的上层,也包括工会上层)无原则联合的斗争中,工人才能真正实现彼此的团结。



通向革命团结的真实道路,在于发展、扩大工会中同情革命的那部分组织,纠正它们的错误,同时削弱支持机会主义的那部分工会阵地。其实,未来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会在两个总工会并存的背景下进行,一个是真正的群众性组织,另一个属于保守高薪工人群体和工会官僚。



工会内部新生反对派的特点



目前工会内部新出现的反对派力量,看来并不想追随工团主义;同时它坚决反对任何政党「插手工会事务」,即不是反对党的某项具体政策或领导层,而是反对党的政治领导本身。这等于彻底的自我解除思想武装,滑进了最庸俗的集体利己主义和工联主义。虽然反对派的政治面貌五花八门,但它们的某些总特征说明这些势力很难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立场;相反,正在远离它并反对它。反对派并非在与共产党现领导层的错误行动和方法做斗争,而是反对工人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反对派并非在与目前法共的极左立场做斗争,而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反对派不是与法共那些漫画式的反军国主义手法做斗争,而是跑到了和平主义立场上去;一句话,反对派正急速沈进传统的改良主义泥潭。



事实上,这几年来法国的革命阵营和德国、捷克一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流派;区别只在于法国革命工运的右翼反对派拾起了本国传统的工团主义口号作为伪装。究其本质,多数工会反对派属于右派,与德国的勃兰德尔集团、捷克的右翼工会分裂集团一个样。



法共的政策



有人会反驳说,如果共产党的路线正确,那上面所说的当然没错,但既然法共路线失误连连,那就没必要遵循你说的那些原则。这种立场也是不对的。代表工人阶级政治面貌的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属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面。仅因为共产党(由于主、客观原因)正推行一条虚假的工会政策,就放弃对这一基本方面作出原则性回答,等于政治自杀。错误路线需要用正确路线去替换,(俄共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正是为此而产生的。假设法共已毫无纠偏的希望,已成僵尸一具(我们绝不这样认为),那就用新共产党去代替它,但党与阶级的关系原则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



(俄共党内)左翼反对派认为,先进工人想影响工运,帮助后者找到准确的方向,用适时和准确的口号充实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必须通过共产党(也许暂时可以是党内的某派)这个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中央实验室。



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不仅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工会组织阵地,而且要通过它们去争取多数工人;只有在党的具体工作方法符合工会性质和任务的前提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党对工会的争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和正确,要看工会是否与群众保持并扩展着紧密的联系,是否有更多工人入会;如果党的工会阵地是用缩小和分裂后者来换取的,使后者成为实现某种临时目标的工具,并妨碍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这就说明党与阶级的关系不正确。关于法共和其它共产国际支部所犯错误的根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说明,本文就不重复了。仅指出一点:共产党现行政策带有冒险主义色彩,幻想在极短时间内取得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为此在工作中使用了许多造假术、谎言和声嘶力竭的狂喊等等自以为「一抓就灵」的手段。



总之,摆脱危机的出路不在于把党与工会对立起来,而是争取彻底改变党的整体政策,包括工会政策。



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的任务



左翼反对派的工会政策必须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它必须对当前罢工运动作出数量和质量的评估,给出远景预测,并对工运的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不必废话,我们左翼反对派不承认什么「资本主义将迎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发展」与和平主义滥调,我们立场的总出发点,在于当前时代是社会革命时代这一总前提;因此,必须尽快锻造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应对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急转弯。越是坚定和不妥协地反对苏共中央当权派目前的极左冒险主义歇斯底里,越要对右翼逆流迎头痛击;这些逆流附和着我们对苏共极左路线的批评,以此作为放弃革命的借口



有人又要惊呼了:新的分水岭?新的辩论?新的分裂?多么可怕啊!这些好好先生希望把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当成宁静的港湾,可以趴在里面避过大事件和大搏斗的风头,同时享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尊号。我们对他们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真理不是用小错误堆积而成的,革命组织不是抱残守缺和疯狂自恋小团体的简单总和。在某些时代,革命路线仅代表着工运内的一个很小部分,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小组织之间应该无原则地互相包庇和帮衬;相反,越是这样,就越需要用双倍的不妥协精神寻找和捍卫正确的方向,用革命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不如此,则无将来。

笔者要承认的是,他过去对莫纳特(Монатт)小组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我们的分歧远比过去想象的深刻和尖锐,不屏弃虚假的工团主义,法国共产主义反对派就不能前进一步。本文的提纲性阐述即是为此所做的部分理论准备;同时,它也是与卡申、蒙索莫等(法共现领导层)的伪革命激进路线的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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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列·托洛茨基


当前,社民党与——名存实亡的——共产国际在扮演何种角色?想得到答案,必须了解机会主义工运流派的经济基础。

1913年终结的资本主义繁荣(夹带着难免的摇摆),让资产阶级既略微提高了部分无产者的福利,更赏给工会官僚及工人贵族相当甜头。工会与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头脑们感觉「社会问题」已趋解决,乘机向群众贩卖「利益均沾」的梦呓[1]。群众的幻想与工人(组织)官僚层的欺骗[2],是为改良主义(或曰机会主义——托注)的社会思想基础。欧战前最后一次景气时期(1909-1913),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乐观情绪亦达颠峰。和平打破后,社民党领袖们告诉群众:威胁——原本前途大好的——国民福祉之根的战火,是一场飞来横祸。「保卫祖国论」由此出笼,它的本质是保卫本国资产者的帝国主义利益;群众是这一真实目标的不自觉盲从者,工会官僚则是自觉或半自觉的策划、执行与受益者。

当然,战争绝非暂时袭扰国民进步的「横祸」,而是帝国主义矛盾系统的爆炸。当既有统治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已无可能,这基础便爆裂开来。战争没法撑大星球的面积,也不能让资本主义恢复青春;停战又让资本主义腐朽的进程异常加速与尖锐化。代议民主的衰败,也是工运官僚层衰败的开始。法西斯主义暴政「仅仅」让工人蒙受双重奴役,却直接签发了改良主义官僚层的死亡证明。

诸大国中,独有英法美勉强保存了几经压缩(「非常授权」、政治移民管制法、取消避难权)的代议民主形式。这一「自然选择」的结果不难解释:拥有劫掠传统与特权地位的资本主义顶级富国,已把主要的殖民地份额与世界资源紧握手中;只要阶级矛盾尚未开始爆炸,民主就维持一时。为减少社会摩擦,资产阶级被迫喂养广泛的小资知识分子、工会官僚与工人贵族阶层。优等「饭票」越多,社会-爱国主义的激情火焰越旺。如今呢?如今,仅在几个——拜世界市场与殖民地多年经营所赐——及时积累了成山财富的国家,旧时光的「饭票」有迹可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民主制度是「清贵上国」的政治奢侈,且时限颇严;殖民奴役,仍构成今日社会-爱国主义的物质根基。

未能继承巨大积累的国家,无法从自家殖民地榨取超额利润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德国),那里的的资产阶级消灭国会、驱散劳资妥协顾问团并以铁拳压服工人。法西斯部长比改良主义党棍的胃口更大更贪,但前者不必向群众让步和许诺社会和谐;对类似承诺,老朽的资本主义只有跳票一途,也就干脆撕破脸皮。被逐出「饭堂」后,德意、奥地利社民党的失势领导们高举失败主义的激进旗帜,但……仅在流亡地哼哼而已。

社会爱国主义(更准确地说,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还在于资产阶级的庇护。通过议会、传媒、警察和军队,统治者护卫着社民党免受各色革命运动——乃至仅仅革命批评!——的袭扰。新的世界大战到来后,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将更公开、更无耻地暴露有产者与改良主义党棍的有机联系。确切地讲,这一暴露过程已启动:看看人民阵线的阶级叛卖政策吧!上次大战前夕,这些「怪胎」似的阵线压根不可能问世!现实的沉重,还在于跨阶级联合阵线的倡议来自共产国际,而非第二国际。

《反对派公报》N71
1938年11月

1原文直译:乘机向群众指出自身命运的改善的开始
2原文直译:群众幻想的系统与工人(组织)官僚层的欺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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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




列·托洛茨基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涵





不久前,又有同志(Б.和К.)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再度讨论这一重大话题还算合理。

二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有产国家的主要区别:自身生产力的强大(跃进),并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击退帝国主义侵犯,是苏联及世界无产者的责任。上述框架内,我们与质疑者拥有充分共识。尽管框架很重要,它并未涵盖所有的争议话题。虽与极左派拉开距离,二同志仍断言「从(工人国家)这一名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说」,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既然「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又不是有产国家;执政官僚层——按照二同志的可喜判断——也非独立阶级,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客观地说,上述脱节错乱立场的综合,恰好呼应了莫斯科的最新文宣——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它到底是什么?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二同志发起了新一轮修正尝试。我们并非油盐不浸的终结主义者。假设新的有力史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没人会裹足不前。但已知的诸多「理论创新」至少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我们将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二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鉴于主客观条件的无比复杂,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笔者作点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裁,甚至体现为独夫的绝对权力。对苏维埃制度而言,个人独裁无疑是紧迫至极的危险信号;但某些时候,它是拯救制度本身的唯一手段。换句话说,国家的阶级性质不由自身的政治形式来决定,而由社会内涵——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的特征——来决定。国家的功能,在于保护具体的关系与形式。

泛泛地说,二同志不否认上述观点。但为何不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他们摆出两个原因:一曰经济原因,二曰政治原因。「近半年」——他们写道:「莫斯科彻底走上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仅仅「走上了不归路」)。接下来,二同志指出局势的演变「迫使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客观需求正面对抗,这一对抗日益高涨及深化」(仅仅在「迫使」)。最后,二同志总结道: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当权集团对经济计划(的实施)积极怠工,并摧毁着国有垄断」(仅仅「摧毁着」?亦即尚未毁灭?)。

第二个原因带有政治特征:「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更多地属于政治范畴……如今,无产者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机构和创举均遭摧毁,亦即无产阶级统治的毁灭」。二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更多地」、而彻头彻尾地——属于「政治范畴」。但政治无外是集中的经济。德国社民党一度控制国家机器并领导工人士兵代表会(1918-1919年间),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相干:它们始终维护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老板财产。相反,假设一种政治制度使国有财产——剥夺有产阶级的结果——免遭帝国主义毒手,无论它有怎样的政治形式,均等同无产阶级专政。

质疑者「一般来说」似乎也承认这一定义。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消灭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若干年里,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的进步角色;最近,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确含健康内核,它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价和预测。「开明绝对主义」[1]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却不妨碍自己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告终。第四国际认为官僚的「开明专断」也能充当「打基础」的进步角色,尽管时间远较历史先例为短。这一观点已得到生活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狂热追逐更高增长,并跌入经济危机的深渊;危机的爆发,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莫非,苏联的生产力跃进已告终结?不必急着下定论。尽管存在官僚专断的牵制因素,国有经济的宏大创造性仍足以推动生产力前进多年(尽管速度或许较低)。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眼前的政治危机比生产力停滞的远景危险十倍。

退一步说,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提升的绝对阻碍。然而,这一(假定)事实是否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我觉得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路高歌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最近二十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无非证明了它的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迫依靠法西斯暴政,以保全自身产业;换句话说,有产者丧失了直接统治的一切形式及方法。那么,能说现存国家不再是有产国家吗?不能。法西斯主义的全部野蛮只有一个目标: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亦即法西斯国家仍是资产阶级国家。

我们无意给上述历史对比蒙上绝对意义的神圣面纱。但它毕竟讲了一条道理:官僚垄断权力乃至生产力的停滞,尚未自动更换社会及所属国家的阶级性质。谁能改变这一性质?只有一种手段——革命或反革命暴力对财产关系的干涉。

有人问:有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对立先例?有!第三等级建立政权后,数年内法国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国家诞生的最初数月,工人政权统治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领域,苏俄的工人专政多年依靠小有产者经济(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将被迫暂时依靠国有经济。类似的对立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杜撰的另一理论——「无阶级国家」的理论(由于没有真正主人,伙计即官僚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938年2月

《反对派日志》N62-63


1译者注:国内通译为「开明专制」,似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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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雷普尼克的自杀

列·托洛茨基

乌克兰党政实权人物尼·斯克雷普尼克的自杀,为苏联的官僚专断编年史写下粗重的一笔。斯克雷普尼克是谁?他是一位阅历不凡的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身为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联合会主席,他积极参加了十月起义。与许多「老革命」——尤其是乌克兰的现领导层——不同,斯克雷普尼克一向对世界工运颇有兴趣,也是共产国际的乌共代表。话说回来,革命后的日常实践中,他以随大流的态度附和了官僚蜕变的总趋势。私下里,他很尊敬乌克兰工人政权的奠基者与党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者——拉科夫茨基,公开场合却对拉同志大肆中伤。他撸起袖头批判「托派思想」,连跑带颠歌颂「伟大领袖」;除了个别发言,他从未显露任何独立的政治智慧。可如今呢?如今,莫斯科咒骂他推行错误路线、包庇有产民族主义甚至替反革命打掩护。莫斯科派出「空降」大员,发起针对他的批判运动[1]。这场风暴的突发性与粗野风格,让当地干部群众目瞪口呆。

我们不怀疑一点:斯克雷普尼克确实犯了路线错误。民族政策本就比其它任何政策更难把握马列原则;党与无产者惨遭政治扼杀的背景下,仅凭官员之力只会落得独木难支的下场。但他的「错误」看来太过骇人,迫使「上头」借助一场搞臭运动把人逼上绝路。一个疑问顺理成章地出现:这些年里,斯克雷普尼克一直是乌共政治局成员,请问党组织的作用何在?当局说,党不断清洗各类错误倾向,已铁板一块;当局说,社会主义建设一路凯歌;当局说,苏联已成功消除各阶级的存在。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当局却又说某位高级干部一直包庇有产民族主义及反革命势力,而党的领导层蒙在鼓里,党和舆论也谈不上任何反击;莫斯科的钦差对「人犯」盖棺论定,党组织却好似一桶冷水扣到头上。这一切如何发生?作为全党的节日,去年刚为「斯老」庆祝了六十大寿!

难道为了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央」非得牺牲一位干将?这是个难解的谜。要知道,「斯老」无意抗上,一直忠心推行既定政策。假设「自家兄弟」犯下错误(哪怕最可怕的错误),官员集团不会因此惩处他,除非出现了某些威胁集团利益的附带因素。安德烈耶夫在北高加索实行毁灭性的全面集体化,还把铁路折腾得七零八落,却没吃什么亏;在书中,雅罗斯拉夫茨基含糊提到的几件史实(难得的例外)破坏了执政者的伟光正形象,结果遭了不少罪。

我们大胆断言,斯克雷普尼克并非仅仅犯了大错而倒台。「中央首长」必须找到不具原则性但相当吓人的罪名,以方便地惩治他。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假如「空降」大员开始在「个别地区、个别干部」中寻找强制集体化的替罪羊,而斯克雷普尼克抵制这一意图,这足以让首长们「详察」他的各项活动,并找到——任何负责官员身上都能找到的——诸多罪行: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包庇反革命。

不论内幕到底如何,斯克雷普尼克已沦为一架——自己有份建立的——压迫系统的政治牺牲品。当权派对类似献祭的需求,证明自身——直至最高层——让尖锐的内在矛盾所撕扯。在党内,早已失势的过气大佬又得到些许肯定[1],得宠的红人却被贴上异端标签[3]。以上外表各异的现象,揭开了谎言的真面目;与此同时,这谎言正吞噬着麻木不仁的专断体制[4]。


1933年10月
《反对派公报》36-37期

译者后记:本文发表时署名「А」,这是托洛茨基的一个笔名。


1原文直译:作为头号政委被派去乌克兰的中央书记泊斯泰舍夫,发动了针对他的诽谤运动
2原文直译: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意外地重新地与真理光芒取得联系
3原文直译:而斯克雷普尼克同样突然地被推进迷途的黑暗
4原文直译:原文直译:这谎言正吞噬着不负责任的专断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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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列宁夫人的去世[1]


列夫·托洛茨基


克鲁普茨卡娅不仅是列宁的夫人(这一事实也非偶然),更是一个卓越的人。她忠于事业、充满干劲并拥有纯净的个人品质。她很聪明,但与列宁的朝夕相处,使自己的政治智慧没得到独立发展。这倒不奇怪。太多次确信了列宁的深刻判断(之后),她习惯了信任自己的伟大战友与领导者。列宁去世后,她的生活极富悲剧性,似乎在为往昔的幸福时光还债。列宁的疾病与离世(这件事同样不是偶然),也是革命挫折与蜕变的开始;克鲁普茨卡娅有点慌张,四顾茫然。她的革命嗅觉与组织纪律的魂魄打成一团,难解难分。1926年,克鲁普茨卡娅曾试图抵抗当权者;短暂投身反对派。但对分裂的恐惧,使她动摇、退缩。她失去了对自身正确性的信念,感到无所适从;在外面,当权者极力想摧垮她。「列宁夫人」表面受到礼遇(或说半吊子的荣誉身份),同时被有系统地污蔑、践踏与抹黑。在共青团,官方针对她散播了最荒唐的粗俗流言。斯大林始终害怕她的潜在抗议。克鲁普茨卡娅是头号知情者,对党史了然于心。她很了解斯大林在真实党史的位置。所有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的新编史书,不能不让她恶心和受辱。斯大林怕她,就像怕高尔基。她身处特工的严密包围;老朋友一个个走了(有的缓慢死去,有的被公开或秘密地处决);自己的一举一动受到监视;想发表文章,必须经过漫长、痛苦与羞辱的谈判。除此之外,她的文章给硬塞了一堆补丁,以吹捧斯大林或美化特务机关。看来,某些出奇丑恶的文字补丁违背了她的意志,甚至未经她过目。一个被压垮的不幸女人有啥办法?她与世隔绝心情沉重。她手足无措。她在病痛中挣扎,就这样走完了艰难人生。

对上演一出出政治大审判,斯大林似乎有些丧失兴趣。那些审判在世界面前使他的形象暴露无遗:肮脏、罪恶与可憎的形象。然而,新审判仍可能上演。新的被告,或许会陈述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在雅戈达与贝利亚的督导下——如何帮助列宁的遗孀快点死……不管是否有医生暗助,斯大林强加给她的那种生活,与催命符并无两样。

纳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我们并无怪罪你、指责你没下定决心与波拿巴官僚层公开决裂的念头。面对这一选择,比你更具政治独立性的智者动摇过,幻想与历史进程捉迷藏,最后悲惨死去。你有极高的责任感,更不缺少个人勇气;你缺少的一样东西,是思想的勇气。我们怀着沉痛送你到生命的尽头,因为你是列宁的忠诚伴侣,因为你是无可指责的革命者,也因为你是革命史的一位悲剧人物。

1939年3-4月
《反对派公报》75-76

1原文直译:克鲁普茨卡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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