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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

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

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


秋火
2013年1月31日

今年年初党宣篡改南周新年献词的事件,曾迅速酿成1989以来罕见的记者罢工与大陆港台知识分子的声援浪潮(1月6日晚开始),数百市民在南方报业大楼前集会声援、要求言论自由(1月7日始),网上网下互动激荡,短短几日激发海内外媒体围观报导。高层紧急介入,暗箱操作致事态在1月10日晚嘎然而止[1]。

事件传播主要限于知识人群为主的微博等社交网站、自由派独领民间舆论、事件发展为运动后仓促收场、左翼正面声音的迟缓微弱等,这些都使普通工农大众几乎还没注意到时,这场仅四天的民众运动旋即偃旗息鼓了[2]。但台陆港的十位左翼同仁仍在1月10日晚发出了呼吁中国全体劳动者关注争取言论自由斗争的联名信,表达了无产大众应有的政治斗争态度(本文简称“呼吁书”)[3]。

随着南周事件过去,各种政治立场(包括上述呼吁书)也失去了直接斗争意义。但,随着重大社会变革临近,随着“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奋斗必定不久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呼吁书结语),有关政治理论澄清只会越来越重要——争取政治自由的议题,该议题与无产阶级解放(包括阶级斗争利益、革命战略问题、工人民主目标)的关系。本文旨在从阶级斗争角度回应相关重要问题,澄清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南周事件只是上层内斗吗?

似乎不少网民认为,南周事件与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无关,它只是媒体文章修改字词之类争纷,只是作为“党报”的南方周末与党宣之间的体制内冲突。几乎绝大多数左翼也认为南周事件是一场统治阶级内斗[4]。有左翼说,南周编辑部的诉求不过是早已享有的出版权基础上,再要取消预审权,保住南周这个资产阶级阵地,虽然涉及言论自由、但也很狭隘,所以本质上整个南周事件就是资本统治内斗[5]。

有些左翼认为,即使南周事件是上层内斗,但这毕竟涉及言论自由,工农也需要这权利,所以应该借机表达左派主张。这种看法似乎有道理,但把整个南周事件仅仅看做统治阶级内斗却大错特错。

不错,南周献词被改、编辑部和党宣种种纠纷、要求撤换党宣负责人等都从属于上层内斗,但1月6日晚南周记者罢工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紧接着成百上千民众的声援,使事件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不论南周那些记者有着什么政治思想,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都属于被压迫群众[6]。同时,除非你认为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都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那么南周记者的罢工诉求也决不能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诉求”划等号。所以南周记者罢工明显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正义反抗。次日大量民众集会声援记者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更明显表现了“上层内斗激发被压迫民众抗争”。对此,无产阶级左翼理应坚决支持记者及民众抗争,呼吁劳动群众尽快关注这场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自由的民众抗争。

由于视南周事件为上层内斗,有左翼认为应该加入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等诉求,但却要设法避谈南周记者抗争。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刻意回避运动的焦点、只跑过来主张自己一套,群众不免要起疑:这些人究竟是真心支持言论自由,还是专程赶来贩卖自家私货?本来可能很好的诉求,就变了味。

以工人阶级斗争的思路支持民众争取基本自由权利,可以比资本自由派更有力,也更能争取、帮助工人大众与其他被压迫者(包括被自由派误导的群众)。1月中旬我同呼吁书一位发起同志交流时,他提出过一个很有启发的策略:以工会权支持南周记者抗争,即要求真正的记者工会保护这些记者的利益。比如可提出“支持记者罢工 追问工会何在”。这样更切题,还更能吸引、启发劳工大众。事件虽匆匆而过,来不及进一步参与,但策略反思总有利今后斗争。


“连党报都受压制,工农还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吗?”

这次南周事件中,一撮所谓毛左在群众抗争前的丑恶表演淋漓尽致,网上网下大批崇毛分子公然支持党国统治阶级打压不同意见者,尽显奴才嘴脸。一部分毛派觉察到这些人的屁股坐到了官僚资产阶级一边,对这些党国支持者大加批判,但他们却大多还是冷对南周记者及民众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斗争。

上述两类毛派似乎“阶级立场”不同,却有共同思想逻辑,即毛派对待政治自由一贯的“双重标准”:他们支持他们认为符合阶级立场者的自由,却赞成压制或取消他们认为立场相反者(如自由派、宪政派)的自由。

这是对待政治自由的公开虚伪态度。不错,自由派对待自由权利是虚伪的,因为他们口头说得很好、实际争取过程中却容易软弱妥协(如这次南周事件中新京报总编高谈口头辞职抗命、拒绝转载官媒社论,但还是转载了,也没见辞职),可是毛派却口头说法就半吊子,公然虚伪。

稍后本文从阶级斗争角度剖析上述逻辑,这里仅指出一点:双重标准者同意压制南周的自由,但是,“连党报都受压制,工农还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吗?”(这是左翼呼吁书中的话)——我曾用一个不够完美的比喻说:

“如果老爷掌了少爷的嘴,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家深宅大院里,无产者自然也看不到,更谈不上‘声援’。但如果一个少爷在大街上说了一句和天朝意见不同的话,光天化日下就被老爷掌嘴,这种浓厚的‘杀鸡给猴看’不就是等于间接地恐吓民众吗?这时少爷起而反抗,街上一些民众跑过去举牌子声援、要求言论自由,你还能窃笑这是老爷家的私事吗?”[7]如果少爷都因意见不同在大庭广众下被老爷掌嘴,市井百姓还有公开说话的份吗?

另外,还有人说“你的能耐到哪里,你的自由就在哪里,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你力量的描述”,即“实力到哪,自由也就到哪”。这话如果解释为“有实力才有自由”,即是说必须用实力争取,才能得到自由,就没错。但如果有人据此推论说,某一阶级及其人群还没有攒够实力就不该去争取,那就大错了。人的实力并非只能绝对是全无或全有,而是能够(甚至必须)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增强的。反过来说,即使某一阶级及其人群有了潜在的充足实力,只要还没觉悟要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只要还没有实际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不会一下子就成功),自由还是得不到的。


思想自由与阶级斗争:只有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才可能彻底战胜政敌

现在再说毛派的双重标准。如果说它自认为有什么严肃的理由,那就是它认为:共产主义者的最高评判标准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利益,不能抽象地谈论政治自由,反对将“民主原则”与阶级斗争等量齐观。这个观点本身不错。为此,不论毛派还是托派都举过这个例子证明:1917年工农政权建立后的苏俄内战时期,列宁压制孟什维克等当时敌对派别的新闻出版自由[8]。但这些就能够成为双重标准的理由吗?

恰恰有两种情况需要明确区分:其一,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维护或限制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其二,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争取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已经夺权建政的情况下,就必须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优势包围下保卫本阶级政权。斗争特别尖锐紧张时期(例如1918-21年苏俄内战),工农政权有必要限制乃至取缔敌对派别的基本自由权利。这是无产阶级拥有政权、从事生死存亡斗争时的临时政策,远不等于无产阶级随时应该这样。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例如保证士兵(按民主集中制执行作战任务之余)在报刊上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使无产者都能关心、参与革命战争;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更要加强,普遍武装工人,监管社会生活。

但目前的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完全一无所有,它只有大胆砸碎身上一切锁链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因此必须最坚决最彻底争取言论新闻出版等一切基本自由权利。

然而还不只因如此。无产阶级之所以最需要基本自由权利,包括使其他各种意见也同样自由,恰恰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必需。如果把阶级斗争只理解为打打杀杀的暴力斗争,那就大错特错。简单说,阶级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意味着无产阶级针对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的系统展开、争取群众运动、随阶级斗争进展(直到工人革命)深入,意味着与异己和敌对派别的政治主张斗争,还意味着不断揭露和批判国家政策的阶级本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坚持对群众的阶级政治教育、发展本阶级的战斗先锋组织。这是一个经济斗争与政治抗争交织、思想斗争与阶级教育结合、在思想政治斗争及群众斗争中锤炼先锋队的过程。这些过程难免会与资产阶级激烈冲突,包括暴力冲突,这有时还可能占较大分量。但把阶级斗争简单等同于暴力斗争,却错误而庸俗。通过阶级斗争战胜政治敌人,从来都不是只靠暴力就能做到的,更多需要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只有充分的思想自由才能做到。

反之,如果左翼只同意正确观点有存在的权利,却不能公开面对错误有害观点,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斗争无法进行(只有单方面的“批判”、长此以往难免沦为自说自话),也就使有害思想更好地躲到各种政治攻势背后,更容易结合政治活动从而迷惑欺骗群众。企图用直接取消一种思想的方法来打倒它,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做法,因为这避开了充分的思想斗争,实质与逃避斗争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对政敌思想喊打喊杀貌似激进罢了。

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种暴力能真正消灭任何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反而越是粗暴的打压方式,越是从道义上抬举政治受害者。从历史来看,暴力或可一时压住思想舆论,但总有再也压不了的一天,被迫害的思想往往又以更高大的形象归来。自古以来的剥削压迫阶级政权,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愚蠢地给反对派思想增加力量的。如今主流左翼(尤其持双重标准的人),正是在重复着自古以来剥削压迫阶级政权一次又一次帮助反对派的历史蠢举。与压迫者不同的是,大多数这些左翼倒是被压迫者,不过更像奴才角色。左翼如果不敢(或无能)光明正大地与自由派敌人做斗争,不敢(或无能)在自由思想交锋中直面自由派等政敌,恰恰证明他们对争取受自由派误导的群众缺乏信心,对公开斗争缺乏信心,甚至是对自己戴在头上挂在嘴边的政见缺乏信心。

不加限制的思想自由,更能推动阶级斗争走向彻底,帮助无产阶级走向解放。因为只有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才可能彻底战胜政敌。有人要说:公开彻底的批评如果“不适当”地暴露了无产阶级的缺陷和弱点、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咋办呢?这些犹豫迟疑者最好应该聆听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者罗莎·卢森堡的教导:

“它(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别的政党、任何别的阶级敢用批评这面明亮的镜子在所有的人面前照出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因为这面镜子同时反射出来的是它们面临的历史局限性和背后的历史性灾难。工人阶级始终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真理,也就是严于律己,因为它的软弱只是一种迷误,而铁的历史规律却赋予它力量,保证它取得最后的胜利。”[9]


呼吁书方式是否有问题:答复一系列批评

台陆港左翼呼吁书遭到不少批评。有趣的是,它们都针对呼吁书方式,都貌似最左,却多有臆测、误解或歪曲:

①呼吁书作者太看重南周这个事了,想把它搞成一个运动。这是问题关键![10]
②呼吁书作者竟向资产阶级呼吁和要求?真是胡闹和妄想。你以为有那么好的资产阶级会答应你的要求吗?
③无产阶级靠一纸呼吁和要求,就能争得自由吗?
④呼吁书作者在南周事件上这么起劲,抗争工农和左翼的自由被压制怎么就不见你们积极呢?
⑤工农落难时自由派没怎么支持我们的权利;我们多少要考虑“礼尚往来”,没必要积极声援他们的权利。

回应一:说呼吁书作者想把这签名“搞成运动”,让人觉得根本没有运动的情况下,这些左翼分子妄想借一个区区的文宣签名活动“搞成运动”。明明是重要的社会运动兴起(虽然大家都没料到只持续了四天)、左翼尽快做出响应,质疑者却歪曲成这些左翼要制造运动[11]。

回应二:以为无产阶级不能要求统治阶级改良,这是典型的左翼幼稚病。我曾在微博上这样反讥它:“照你逻辑,南非罢工工人提出较高的加薪要求也是荒唐可笑,因为没有那么好的资产阶级,所以罢工工人都在妄想。他们居然幻想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得加薪,简直就是胡闹。”有关于此的严肃分析,可参考我另篇旧文[12]。

回应三:显然不能只靠一纸呼吁争自由,但这呼吁书并非指望统治阶级自行开恩,正是标明树立无产阶级应有立场。它体现着战斗旗帜,明确着整个斗争的大目标、方向和基本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阶级政治的缺席,国内左翼轻视政见及立场的研讨梳理,以为政治文件不过一纸理论高谈,却不知是政治斗争实践的有机合成。政治内容要么胡吹神侃不着边际、要么彻底跪倒于实用逻辑。轻视立场讨论,正是因为极缺乏政治实践;渴望实践,但一到政治实践中才尝到惨遭双重标准立场捆绑手脚的苦头。这次南周事件有毛派尝试积极介入运动,才惊呼哀叹自家立场逻辑与实际群众抗争“显然有很深的矛盾,几乎让我们动弹不得”[13]。

有关的是,一位同路人(如果他还愿意这样看的话)居然说“不管是出于‘信仰’,还是捞一把的实用主义,没有毛派那种力量,只能口头支持”。这是说呼吁书?如果是的话,那么他竟也想不到呼吁书立场对群众斗争的意义。这次他没能从工人大众的阶级需求看待争自由的抗争,却只从个人生活的井底窥视民众、揣测其他同路人。

回应四:这是臆测加误解。呼吁书部分港台发起人与支持呼吁书的我本人,更积极声援过被打压的工农抗争者、工人网站和左翼分子,更积极要求工人阶级的基本自由权:2004年港、台及日本多个进步团体联合发起关注东北劳工活动分子蔡广业的国际呼吁,要求立即释放他、停止迫害工人活动分子、要求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今次南周事件呼吁发起人之一林致良,当年是声援蔡广业活动香港联络人之一[14];2005年初香港先驱社声援因公开批评资本主义复辟被捕的郑州毛派活动分子张汝泉、张正耀,同时要求当局释放所有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获罪的无辜蒙难者[15];2006年初我多次撰文声援被关闭的中国工人网,香港先驱劳动民主网转载加编按,批判当局压制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自由[16],我另撰文谈声援中国工人网与中国工人争取言论自由、揭露自由派资本如何损害工人利益[17];2010年夏天因支持南海本田罢工、要求全总为工人说话,中国工人网再遭封杀,我又在网上声援[17];2011年12月广东乌坎村民抗争最艰难困苦时,香港左翼团体牵头发起国际声援及游行、街站呼吁,要求释放村民代表、承认村民自我组织、落实民选和全国停止土地私有化等,林致良在乌坎讨论会公开揭露官商勾结、批判自由派局限性,提醒支援乌坎抗争要坚持独立阶级立场、谨防成为上层派系内斗的棋子,强调工农经济抗争结合民主斗争[18]。我们这些左翼的确是没什么政治力量的普通工薪者,还无法做到回应所有重大抗争事件,但以上事例可以说明我们的阶级斗争取向。

回应五:似乎有道理。但我们支持的恰恰不只是一家自由派媒体报社的权利,更是支持记者及市民群众勇敢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的正义抗争,这一点比某个媒体的存亡重要得多。南周事件之所以是重大政治事件,可贵之处就在这里。


工人民主与政治自由

自由派谈论“民主和自由”,是谈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与政治自由。其实大多数左翼都愿承认工人阶级应争取政治自由,但一提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许多左派除了敌视和反对,却拿不出正面积极主张做斗争。正如林致良在此次南周事件讨论中有力地指出:

“他们攻击自由派拿「民主宪政」隐藏背后私有化的目的,这个批评本身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过,他们却不是拿出工人民主的主张跟它对抗,反而拥护那个专制走资的政权力量,寄望它「回头是岸」。对不起,这不是工人大众的出路。我理解的大众出路是:反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却不反对运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却不反对言论和新闻等自由,而且要把自由权利跟经济资源公共化社会化的改革配合。因为假如没有这些基本自由,就不可能达到工人解放的目标。”[19]

工人民主(即劳动民主)是指:工人劳动群众通过自我组织监管从工厂车间、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合及社区的基层民主,并以广泛的这种基层民主为根基,逐级向上,直到普选全权、可随时撤换代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所说的工人民主,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与今天“马列毛主义者”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有政治上的微妙不同。我注意到,近年一些“马列毛主义者”在强调“一次革命论”、反对“二次革命论”。从理论词句上看,“二次革命论”指人为给革命划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战略,例如今天不少毛派仍在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论[20];“一次革命论”看起来似乎和我们信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就是拒绝人为划分阶段、中途不与任何资产阶级搞联合、直接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二次革命论者常常批评一次革命论者:说后者忽略了民主自由被压制对阶级解放的重大障碍;马列毛分子恰恰很少用民主自由的正面积极主张回应这种批评,更多是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揭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这种片面、消极的民主自由解读,难免令人怀疑他们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无异于过去苏联中国的官僚社会主义。[21]。

今天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斗争中,迫切需要用工人民主的正面主张,积极战斗官僚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宪政主张、以及种种可疑的“无产阶级专政”前途等等一切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工人民主的运动规律,就显示它与任何革命阶段论无关:任何有大批工人奋起的大规模群众激化运动中,工人民主就很可能萌芽了,这在20世纪众多工业国已出现多次,2011年埃及革命中也有工人民主兴起的身影。工人民主的自我组织雏形,将是工人阶级走向革命解放的杠杆支点。试图人为给这个活生生的革命动态划分阶段,都是愚蠢的扰乱。只应依据阶级力量对比与群众觉悟进展,以恰当的革命策略顺应、护卫工人革命的洪流,直到群众性的工人民主组织发展为多数工农众望所归、开始全面接管社会管理的政权机关,及时武装工人,起义夺权。另外,不一定非要群众大规模激化,某一次较持久的大罢工或工人自管事件中,就可能出现工人组织的萌芽,这种情况下争取政治自由、使工人组织民主化,让工人群众尝试工人民主,通过自我教育激发革命觉悟,具有“工人革命预演”意义。着眼工人革命,我们自认为是工人民主派,劳动民主派。

工人民主不是体现在某个革命领袖指定的组织上。这个活的历史将展现在革命群众的首创性和大胆创造中。历史上,工人民主曾经体现在工人代表会(1905和1917俄国革命,1957匈牙利),体现在工厂委员会(1917俄国革命和1920意大利工委会运动),体现在罢工委员会(1925-26省港大罢工,1926英国全国总罢工),甚至体现在工人民兵委员会等武装工人组织(1936-37西班牙,1870-71巴黎公社),甚至体现在大批群众急进化时的产业工会(1913-14英国,1935-38美国,1980波兰)[22]。总之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哪些工人组织最积极起来监督工厂、维持治安、接管社区生活、分配物资、接管社会事务管理等(一步步更具有政权性质),工人民主就会在哪儿兴起,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火种就会在哪儿燃起!

特别指出:毛派把“民主自由”仅仅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而我们说不仅政治自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民主——工人民主——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与目的!群众活跃斗争并自发创造的工人民主,又须臾离不开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罢工、游行集会等基本自由。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工人民主的基础,不如说是工人民主与群众斗争的阳光、空气和水分。没有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会是一堆与群众脱节的新官府衙门。


争取政治自由:今日中国工运与工人民主

如今,南周事件民众抗争早已过去,但争取政治自由对于今日中国人民大众的重大解放意义却日益凸显,工人阶级在这场民众斗争中更应走在最前列。可正是这次南周事件中,我们一些曾经的同路人明确暴露出在工人运动立场上冷对争取自由斗争的经济主义错误。其中一篇文章作者以为:“‘有民主’的欧洲各国革命都失败了,一直没有民主的俄国的工人革命却成功了”[23],可是他通篇所谈“民主”都是资产阶级民主,竟然完全“忘掉”了还有工人民主——从来是赤色工人运动的核心目标。同样重要的是,他回避了把工人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2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同路人中一位叫李星的人,两年前就宣告了去政治化[25],政治上沉默至今,似乎默认了上述经济主义立场。但他在蜕变以前多年写的话(2003年)仍有启发意义:

“目前,中国工人运动……这个很不成熟的软弱工运,它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什么?工运(至少现阶段)是否需要回避政治要求?是否需要本着「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审慎态度,远离「空洞」而不无危险的政治旋涡?

“马列主义者认为,尽管工运还有着极大的缺陷,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处境都要求它尽快投入到反专制的政治斗争,并争取领导权。……毫无疑问,维权运动想扩大生存空间,必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工人将初步理解无产政权下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工人民主的必要”[26](着重处是我标记的)

上引短短几句话鲜明而犀利,尤其最后一句很有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引文所谈中国工运,主要还针对国企老工人;上文写作时斗争重心正悄然转向沿海新工人。近几年国内工运前线早已是加薪罢工打头阵的沿海工人进攻战。斗争多方面都比过去老工人大有提升,尤其新生代工人的阶级意识(对压迫的敏感性和反抗性、集体自信、团结协作)比老工人要强得太多了。这也许是李星等人极端强调工人斗争的理由。

但我们在今天又有什么理由冷对政治自由呢?今天阶级斗争中我们这一代青年工人比中老年工人更需要、更能理解民主自由:在讨论罢工的QQ群里、在反映斗争的微博和帖子发表时工人遭受言论自由被钳制的困境,工人在罢工、游行和集会中遭遇殴打及威胁,工人顶着官方打压风险呼喊“改组工会 罢工到底”,专制统治对结社自由如临大敌尤其卡着中国工人斗争的咽喉!更重要的是工厂流水线中,工人最深重的日常体验是被层层管理压迫在最底层,同时长久丧失自我支配权;日常反剥削的工人罢工——经济主义者迷恋于战术技巧、斗争策略及争取物质改良——对阶级利益来说更重要的经验却是:甩开压迫者、集体地支配自我、参与共同行动决策、尝试自我管理(工人民主的萌芽)。众多战斗性强的工人罢工中,这些倾向早已顽强地生长着。它们在日常劳资冲突的无数量变中,孕育着将来工人革命的质的飞跃。如果把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结合到当今更具工人民主倾向的日常集体行动中,工人必将更能够“理解无产政权下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工人民主的必要”!

十年前,“很不成熟的软弱工运”尚且需要“尽快投入反专制的政治斗争”、“必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领导权”。今天中国工运更进一步了,教导过我们这些的人却从阶级立场后退了!那些被前同路人丢弃的工人民主之旗,以及对政治自由的宝贵理解,更有主见的新一代应当勇敢地重拾,与一直为之奋斗的人们一道继续努力!








注释较多,稍后校读后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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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周事件始末时间轴整理:http://zhan.renren.com/douhuaniuniu?gid=3602888498036010153&checked=true
类似南周事件记录在网上还可以搜出一大堆,本文就不多罗嗦了。

[2]民运媒体报道了广东维权村民声援南周的一起事件却已经是在运动被结束以后的1月12日:
广东佛山上百村民声援南周遭抓捕:http://soundofhope.org/node/310343

[3]台陆港十左翼就南周事件呼吁劳动群众争自由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extra=page%3D1 这是我转发推荐到国内网站上的。我明确支持呼吁书,为此与许多人论争。
该呼吁首发在facebook上,联名者还发布到了台湾苦劳网与香港独立媒体网。

[4]自由派和其他主流派系观点网上轻易能搜到。泛左观点参见我汇编的【2013南周事件的泛左各派观点】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14469&extra=page%3D1
注意一点,呼吁书及我的立场都不是“声援南周”,而是“声援南周记者的抗争”,南周记者的言论新闻权利及其抗争不等同于南周报社。但是还真的有一些毛派是完全支持南周的,我们的立场与他们是有区别的。

[5]参见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14470&extra=page%3D1&page=3的第36、44楼。
这位毛派网友“左右开弓”严肃、细致地分析指出整个南周事件都是资产阶级内斗,但在该帖第2页第16楼写文表示过在原则上赞同呼吁书(这在毛派左翼倾向里可能是比较少见的),是值得注意的立场。

[6]一位与呼吁书有关联的朋友认为南周记者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但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和白领职员都能套上工人阶级之名,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确认:南周记者不属于资本统治阶级,属于被压迫阶级是无疑的。

[7]参见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14470&extra=page%3D1&page=4的第54楼
这个比喻不够完美之处在于“少爷”是一个人,而南周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一群记者员工和一些资产阶级所有权人所组成。被“老爷”掌嘴的“少爷”是南周报刊,但奋起反抗的南周员工,却不等同于南周报刊的整体立场。不过这个比喻要说明民众声援介入主张言论自由、使事件性质更明显起变化,还凑合可用吧。

[8]一个毛派分子给我引用了如下一个资料:关于“出版自由”——给R.米雅斯尼科夫的信(1921年8月5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21.htm
需要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从1917年前后到1921年内战以后多次发生变化,在内战时期更多是你死我活的武装敌对关系,决非“党内不同派别”那么轻巧。但是即使在内战时期,一部分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比较友好态度的孟什维克,甚至被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允许在远东一些加盟共和国参与执政。

[9]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尤尼乌斯小册子》,1916年4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

[10]阿芬:《关于“呼吁书”和“争民主自由”的简单提纲》,2013年1月18日
参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extra=page%3D1&page=2的22楼

[11]这署名阿芬的回应文章(即上述注[10])中最大的一处误解。我在回应他的文章中还指出其他一些误解。参见我写的《回应阿芬之一:对南周事件及左翼呼吁书的一些错误理解》
参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extra=page%3D1&page=2的第23楼

[12] 秋火:《无产阶级可否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2011年6月11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3e2580100rdaw.html
此文写出后就在工人先锋网(http://www.grxfw.com)发表并长期置顶。

[13]佰骥:《<南周>事件带来的经验总结》,2013年1月11日
http://qihong22.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36(毛派红旗网)
本文作者我对这篇文章的简评,见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14469&pid=61890&page=2的第21楼

[14]香港先驱社网页保存有这份呼吁书。这里有一处不翻墙也可看到的该呼吁全文:
http://bbs.tianya.cn/post-no01-220504-1.shtml(该网页中下位置的一处跟帖)
我本人在2004年年底实名参与了这份呼吁联署。

[15]《先驱社关于张汝泉、张正耀被判刑的呼吁书》
http://www.xinmiao.com.hk/0004/0300-0063S.htm

[16]红草:《中国工人网为什么被扼杀了——强烈抗议中共当局扼杀中国工人网!》,2006年2月22日
http://www.xinmiao.com.hk/0004/0300-0088S.htm

[17]文章发在当时的先锋工人网(早已弃置不用)并长期置顶。翻墙一看,居然还存在:
红草:工人阶级的自由权利与中国工人斗争——从海内外百余人士七一呼吁说起(2010-7-2)
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861.html
这篇文章的跟帖正是我2006年写的《中国工人的言论自由与中国工人网》(2006-4-6)
这些文章后来都转至新版的工人先锋网(http://www.grxfw.com)。
2006年和2010年两次声援都导致我的网站几次被强行关闭或被屏蔽。前一次陆续声援两个月,我遭到了有关部门多次问候和警告,当时文章被转载到各种倾向的境外网站、或被西方杂志提及,对事件的消息传播有过一点点影响(我是说斗争虽然微弱,但也不至于完全没帮助吧?)。当年5月1日中国工人网在台湾服务器上重建,但被迫翻墙才能登陆了。

[18]左翼21:诚邀联署:“打倒贪官 还我土地”——香港行动 全球呼吁:支持陆丰乌坎村民的民主斗争 2011年12月15日http://left21.hk/wp/2011/12/petition/
左翼21:打倒贪官、还我土地!声援乌坎人民抗争、齐齐踩去中联办! 2011年12月17日游行活动
http://left21.hk/wp/2011/12/statement-2/
林致良发言,见左翼21在2011年12月30日举办的乌坎事件讨论会的摘录:http://left21.hk/wp/2012/01/wukan5/

[19]林致良:《对南方周末事件几点很初步的看法》,2013年1月14日网友根据其facebook发言集结整理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的第17楼

[20]他们在政治光谱上是典型的毛右。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时毛派主人公论坛斑竹之一许建康就一直大力宣扬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今天中国的反帝、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民斗争。
今天又有“李文采”等毛派分子一直在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鼓吹奔走,并积极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例如“李文采”也到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论坛(社民党分子主导的论坛)兼任斑竹。
参考:许建康谈国际国内矛盾(2006年4月在污油之香座谈会发言要点)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而斗争(李文采)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2

[21]从2012年晚些时候开始,在马列毛论坛的四大广场、红石头论坛、红旗网等多个毛派论坛上关于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的争论持续热烈。我本人也一直有所关注,并与毛派一次革命论者有较多交流,这些人认为我指他们轻视了民主自由问题是不对的,他们也有关于民主自由的很多论述,然而在具体讨论尤其是反驳二次革命论者时,这些马列毛分子只是防御性地肯定民主自由,我没见过他们拿出足以信服人的积极正面主张。而且,在南周事件这样重要的政治自由实际冲突中,他们也比较轻视,只有在别人追问下才表达对南周事件中争取自由的“原则性肯定”,还要加上一大堆揭露批判,却依旧没有积极正面的民主主张。

[22]参见工人先锋网(http://www.grxfw.com)“革命高峰史”专题版面,我还将继续整理这些资料。

[23]阿芬:《关于“呼吁书”和“争民主自由”的简单提纲》,2013年1月18日
参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extra=page%3D1&page=2的22楼

[24]秋火:《回应阿芬之二:争政治自由,要工人民主,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歧途!》,2013年1月19日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3&extra=page%3D1&page=2第24楼。

[25]从李星2010年11月提议建立去政治化的新平台,到他2011年4月以去政治化、回避争取政治自由的思路谈论当时的刘小波话题,我认为算是他正式宣告了去政治化的思路。
参见我在《工人运动与反资群众斗争》倒数第二节“从唯工人主义到唯工运主义”的分析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26&extra=page%3D1

[26]区芳:《从刘荻出狱,谈工人阶级与政治自由》,2003年12月12日。出自《李星政论文集》,2006年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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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周事件看法的争议


姜晴信   发表于 2013-2-3 00:36

《1909:美国工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勇猛悲壮斗争》里的按批评道,“今天中国的L派甚至是关心工人利益的L派,都对言论自由显得冷漠,即使工人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又能怎么样?精神境界完全没法比的。”作者认为,南周事件无论性质如何(纯粹的上层内斗也好,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记者们发起继由市民们声援也罢)都属于争取“基本政治自由”的斗争,而“工人阶级的集体出路离开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等最起码自由权,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此,漠视南周事件就是拒绝“从阶级整体的角度持续思考出路、斗争问题”的一种表现。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指责,因为它赖以成立的前提——使社会所有成员都从中受益的“基本权利”是存在的,因此不论社会中的哪部分成员争取到它,均会使其他成员“坐享”“沾光”——这在作者的图式里是不证自明的。

作者也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种前提。他说道“两年前初读福斯特《工人生活片断》读到有关1909年等年份美国城市工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时,有一点吃惊,因为美国在18世纪末建国时不就已经有基本的民主自由体制了吗?迟至1860年代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应该有了吧?但是转而想想也正常:资产阶级民主制总是不能保证彻底的基本自由权。”不过,他很快就抛诸脑后。

资产阶级民主制尚“不能保证彻底的基本自由权”,波拿巴主义光辉照耀下的天朝手段几何显而易见。这里有隐性却又无处不在的红线,连纸面敷衍式的立法保障也没有。无论哪个阶级先争取到局部的自由,先让工人沾光了再说,不失为死马当作活马医式的歪打正着?

私人资本争取新闻自由的动机半真半假,无需赘言。应进一步指出的是,私人资本实际上已经享受到了部分新闻自由,在可见的未来里这种自由还会越来越多——但必先抛弃书呆子成见、不从哲学或法律层面来误读所谓“新闻自由”,而从阶斗的角度去理解它,才能明白这点。

诚然,对于新闻自由的纸面敷衍式的立法保障在天朝都是阙如的。但立法保障也仅仅是一种保障的形式,有产者们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受到何种形式的保障,并不首先取决于自己的愿望,而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本身。天朝剧烈的阶级矛盾已经排除了把它塞入民主制狭窄框架的可能,私人资本和官僚资本对此早已达成默契。因此,即便在纸上允诺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新闻自由,在天朝也难以实现。在这种形势下如要保障有产者(首先是官僚资本、然后是私人资本)的新闻自由,就必须“务实”地采取暗箱操作、心照不宣的形式——主管部门传话、红头文件、公开叫停暗中放行、领导批示下发等等——尽管这种保障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扭曲的,但它仍是既定事实,而这一事实本身是稳定存在。对于早已戒掉自由主义理想转而拥抱务实态度的私人资本来说,实际到手的自由永远比保障它的具体形式有意义,哪怕具体形式会带来偶然或经常性的困扰。

私人资本受限于环境,只能在这种形式下享受新闻自由,因此也相应地 适应了在这种形式下争取新闻自由。对衙门底线的试探、在新标准下默契的达成,总是围绕着打擦边球为主、偶尔过激为辅;保持请示、自动灭火的“斗争方式”而展开的。南周事件同样也不过如此。

作者后来在《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谈了争取基本政治自由和工人历史出路的关系,还批评了借赞助(或至少是默许)国家机器来消除有产媒体有害影响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些普及共义ABC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让人失望的是,作者依然在“争取什么”“谁来争取”“如何争取”的三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他说道,“不错,南周献词被改、编辑部和党宣种种纠纷、要求撤换党宣负责人等都从属于上层内斗,但1月6日晚南周记者罢工争取言论新闻自由、紧接着成百上千民众的声援,使事件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不论南周那些记者有着什么政治思想,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都属于被压迫群众。除非你认为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都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那么南周记者的罢工诉求也决不能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诉求’划等号”。

然而,“事件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是一个虚妄的判断。从现场目击者的见闻录看来,首先,有相当部分的到场群众是为呼吁国家机器钳制南周而来的;其次,在目击者的见闻中,我们看不到声援群众对民生问题的任何关心,现场充斥着口舌之快与空对空的骂架。与其说这是一次声援,不如说只是一些茶余饭后酷爱上网指点江山的猥琐小市民,把论坛搬到了现场。他们目力所及的“表达自由”,只是从市民闲暇谈资角度定义的自由,与事关劳动者集体抗争成败的信息通畅毫无关联,也并不难被满足。倘若认为衙门不把小市民的舒适感当回事,就会使他们兔死狐悲地操心起普通劳动者在自卫时有口难开困苦无告的现状来,那如同梦呓。

即便排除掉市民们主观上这些不尽如人意的部分,他们也有无可回避的局限。他们并非以自卫的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意识形态的消费者”的角色出现的——对于他们而言,“观念”(或是出于认定某个观念,或是出于对观念的自由表达需要,或是其他)在判定表达自由重要性时的权重要远高于现实迫切需要的权重。作为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对表达自由涵义的理解只是单薄的、借助概念形成的,因为现实还未把集体抗争的功利观赋予他们。这注定了他们与劳动者抗争的隔膜,使他们对表达自由的理解更接近于有产者及其喉舌并受其影响,而非自卫中的无产者,这与他们的真诚与否无关。

至于南周记者们的抗争,是否应该抹杀呢?不,不应该舍本逐末、一叶障目。问题的关键本就不在于这帮记者的抗争意义——实际上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变化都无法避免客观上被主子们用来借力打力。更确切地说,在各项政治自由被普遍钳制、个别放行的大环境下,不围绕劳动者自我组织这个轴心所进行的抗争行为,不是被私人资本纳入到博取自身自由拓展的物质轨道上去,就是做了构建社会改良机器的苦工。南周事件中被压迫阶级的表现,无助于拓展劳动者的自卫空间,也许“动人”但于事无补。他们自发公开的抗争,没有逾越出充当私人资本讨价还价筹码的范围,事出偶然却实为循规蹈矩。于是乎旁敲侧击请示上谕的声音,这回是在记者们和声援群众的口型配合下发出来的——“又到了调整底线、重建默契、携手向前的时候了!”

作者始终在用“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都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这句政治正确的话来作挡箭牌。但遗憾的是“力争一般政治自由”的基本公式绝无可能套在南周事件上。南周事件即便能妥善解决,其硕果也仅落在私人资本的囊中。不单因为有产者与其喉舌在争取表达自由上采取务实灵活态度决不拘泥,也是因为他们言下具体所指的表达自由,与工人斗争言下具体所指的表达自由南辕北辙。衙门显然比作者更清楚这个差别,遂以分而治之的原则居间仲裁,这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在争取各项政治自由中除开以自己的名义自力更生之外无路可走。在南周事件语境下,依真名称呼实物的原则,所谓的“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如果剔除“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则别无他物。

在整件事情的态度上,无产大众的沉默反衬着若干个亢奋突兀的左分子的些许尴尬,尽管作者用了“激荡”“浪潮”“运动”之类让人浮想联翩的词汇,却也不得不以“普通工农大众几乎还没注意到”来解释根本不存在的响应——但我们知道,无产大众在严肃的集体行动上的决断,历来是迟缓沉郁而又坚定果敢的。有产国家机器对社会任何成员基本政治自由的钳制,最终意味着无产者自卫条件的改恶,但无产者自卫条件的改善,只能靠无产者自己。现实所能争取、并且极有意义去争取的,只有工人在自卫中能被容忍的、实实在在的活动空间。而这种空间的拓展只能靠产业工人自身在抗争中与衙门、与老板硬碰硬的艰难较量才能保证。老板们争取到的自由能顺带提升小市民们的舒适,但决换不来工人阶级集体出路的拓宽。我们在南周事件上的态度,应该倾向于把本质以最贴切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澄清是非,而非被“概念”带入了迷魂阵——倘若如此,“基本政治自由”的提法不要也罢。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9&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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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应该走在争自由的民众斗争前头,而不是否定言论新闻自由
——回应小姜的意见及其它



秋火
2013-2-22

我对南周事件的阶级立场回应,引发了多位前新青年分子不同角度的“极左”批评,其中以小姜的意见最有系统(一篇有理有据的3100字驳论文);另一些人只在微博、贴吧、群里发了只言片语的批评,但更直接坦率。本文一并分别回应这些批评。


南方系老板的利益算盘与记者争取自由的抗争是两回事

小姜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强调要从南周记者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思考劳动阶级前途(这没错),因此他竟然推想:我肯定以为“任何一群人争利、社会中其他人皆能均沾”。这种推测毫无逻辑根据。

诚然,腰缠万贯的南方系老板争自由的斗争,与多数挣稿费工资生活的记者们争自由的斗争,当然都是在争自由。但小姜歪曲地引用了我的观点,因为我没有任何一句说这两种斗争的性质是等量齐观的。你更找不到我原文中有哪句话表明“任何一群人争利、社会中其他人皆能均沾”这种市侩观点。所以,小姜文章前半部分七段1200多字对我的“批评”都出于他的臆想。

小姜错判我混淆了上述两种阶级争取自由斗争的关系,然而我原文中恰恰一开始就着重论证南周事件决不只是上层内斗,而是上层内斗激发出的民众抗争,所以才值得工人等劳动群众高度关注。这一观点鲜明地贯穿全文始终。相反,小姜后半部分大篇论述却是自相矛盾地混淆这两种抗争。


记者没有自身利益?记者争自由的斗争从属于报社资本家的利益吗?

小姜认为:即使记者及市民的抗争不应抹杀、值得同情,但它“客观上”仍从属于资产阶级内斗的利益。他的理由是:记者争取自由的抗争没有“围绕劳动者自我组织这个轴心进行”,抗争者也“并非以自卫的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意识形态的消费者’的角色出现的”,所以南周记者的抗争仍在私人资本的利益算盘内。这种看法狭隘、荒谬,根本错误。

因为照他的逻辑,就只有追求劳动者自我组织(即结社自由权)的斗争,才符合劳动者自己独立的利益,一旦劳动者争取其他自由权利就必然被大资本利益囊括了。这种观点狭隘而奇特,却没有任何根据。至于小姜说记者抗争并非是劳动者自卫,这就明显错误了。对于记者(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自由直接关于他们的饭碗和生存,直接关系他们“实实在在的活动空间”,新闻自由涉及到他的切身利益,他们抗议打压新闻自由怎么会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呢?!

小姜把声援记者、一同抗争的市民也连带地蔑视为“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说得好像南方报业大楼前的聚集市民与基本自由权利根本没什么切身利益关系,他们好像只是来出出风头、过过政治瘾、潇洒走一回的。请问:难道市民群众在工作谋生中的切身利益与言论新闻等基本自由权无关吗?作为被压迫阶级一部分的市民群众——例如小业主、店员、小公务员、教师、医生、公交从业者及其他众多服务业工作者,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新闻表达等基本自由是全体被压迫群众(包括工人、贫农也包括其他市民工作阶层)自我反抗和维权利益的武器之一,是我们切身利益的一部分,这才是无产阶级利益奋斗者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如此基本的ABC,小姜似乎不能接受了。

不过小姜是有言在先的:“至于南周记者们的抗争,是否应该抹杀呢?不,不应该舍本逐末、一叶障目。”然而却又用大段篇幅自相矛盾地抹杀了记者及市民的自身利益。他的逻辑终点是:无论南周记者如何为言论新闻自由而斗争,都跳脱不出资本家利益的五指山。——用他的原话说是:“在南周事件语境下,依真名称呼实物的原则,所谓的‘取消新闻审查和要求媒体自由’如果剔除‘资产阶级的特定诉求’则别无他物”。这句话不仅是他打了他自己的嘴,一错到底,政治上更是可悲至极——这与打压民众抗争的河蟹维稳立场殊途同归!

小姜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否认了奋起抗争的被压迫群众有自身利益。另一些前新青年分子在微博上与小姜同样认为记者抗争从属于资产阶级内斗,有的人看似理由不同:参与抗争的还有身为知名自由派资本家的前南周记者(如现代传播集团副总裁程益中),尤其是政论记者还有着清晰明确的亲资本立场,“他们罢工不是因为被拖欠工资,而是在争取更大的不受约束的替资本说话的权利”。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它与小姜观点一样没有认识到:正因为新闻自由关乎新闻工作者的饭碗,尤其国家对新闻自由的砍刀很可能要砸到南周头上(尤其环球时报以勾结境外势力名义指控南周,依官媒惯例这往往意味着准备或开始宣判死刑)时,多数记者才奋起抗争。第二,它与小姜观点一样:否定了其他抗争记者的自身利益的存在。只是它多了两个理由:一部分资本家也参与了抗争;记者有亲资本的政治立场。这两个理由都是可笑的,——在一些工人罢工中同样有部分资产者参与、或提出了更有利于资本家的诉求[1],难道我们就能因此认为罢工工人都成了资产阶级棋子、因而不该罢工吗?

总的来说,多数记者及市民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更是在争取攸关他们切身利益的权利。被压迫大众所争取的基本自由,同样也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所需要的,因而是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一部分,更是工人阶级的核心追求——工人民主所必须的。


工人阶级应该走在争自由的民众斗争前头,而不是否定言论新闻自由

当然,小姜的批评意见当然不是没有价值:他批评私人资本争取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记者市民在抗争中的种种局限性,都有很多值得肯定的道理,倒是可以补充我文章。但正正因斗争有种种局限性,无产阶级左翼才更需要尽快积极介入这场斗争,呼吁全中国劳动群众关注它,促进它。

前面我回应批评的小姜及其他多个前新青年分子的观点,看似各有各的理,实则精神相通、气味相投:都貌似专注“工人”“自我组织”字眼,貌似最反资产阶级,都批评这场斗争的种种局限性,却都拒绝考虑用积极的工人阶级因素促进斗争,只是消极批判、否定它。这些观点与我在《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中批判的经济主义有着微妙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主义的阐述者李星先生,还只是狭隘地关注日常工人斗争的技术层面,他大概还不好意思公然宣布背弃自己过去对待政治自由的立场。可是李星的精神追随者们,却再一次显示出比始作俑者走得更远、更公开、更无顾忌[2]。理论“极左”的经济主义,显形到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中却是助纣为虐的极右立场!

最后提一下,七年前的今天恰好是中国工人网被封、我撰文抗议的第一天,也开始了后来长达两个月的抗议风波,当时我曾寻求联合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在公众场合贴公开信,直接呼吁大众关注中国工人网与劳动者言论自由问题[3]。

南周事件后不久,一左分子谈论得更为积极、但十分含蓄(似无结论),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促进南周记者抗争[4]。对这类提议,另一前新青年分子却在微博上抱怨:“支持出版自由的左青,请先支持工人读物的出版!”——我要回应说,假如我得知工人读物遭到打压,我也会以同等的原则立场,更积极促使其他工人和社会大众关注,至少不低于当年声援中国工人网的斗争热情!但是工人阶级想要自己的刊物和言论权得到最有力的群众支持,就应该参与其他被压迫群众争取自由的斗争。工人阶级更应该最积极、最彻底、最勇敢地争取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应该走在争自由的一切民众斗争的最前列!





[1]例如2012年1月江西景德镇昌河汽车厂罢工部分起因于资本重组和生产转移,罢工原因兼涉及工人利益与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罢工甚至得到江西省政府的某种支持和利用。——参考《2011年10月-2012年1月的全国罢工潮》2、3楼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4

[2]小小注解一下:李星精神追随者们第一次有系统地表达看法、显示出他们比始作俑者走得更远,是在2012年7月江苏启东民众抗争事件热议时。当时虹色、弘德、小姜这几位前新青年分子纷纷发表评论,不同程度地贬低或否定除了工人反剥削斗争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民众抗争(例如什邡、启东民众抗争)。我当时写了长篇评论表达我的正面看法,第一次有系统地批判了李星的“唯工人主义”(这恰恰是具有李星特色的经济主义的一部分)。我还写道:“出自工人实践的精致的‘唯工人主义’,在小知左青里却导致了粗鄙而拙劣的‘唯工运主义’。显然像李星吴季那样的实践经验丰富者,不会犯唯工运主义的错误”。

见《小圈子争论的大问题:工人运动与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倒数第二节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426&extra=page%3D1

[3]几年前我在共网个人文集里公开谈论过此事。2006年2月底我已写出一份联名公开信草案并提交给同志讨论,同时我做好了被学校开除的准备(当然就算开除的话我也决不会沉默),只因我联系到的一些人最终没有做出激烈抗争的打算,我的联合斗争计划也就没实行。06年3月初在大学的校长会议厅里,一位学校干部当着省厅、市局、校方高层的面一脸惶恐地质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发公开信?!”其实当时已不打算联合斗争,所以我故意放出假消息吓吓他们。那位学校干部的惶恐激动表情让我终身难忘。
说这个例子不是为了炫耀什么,主要是与后面的谈论有关。另外还可以说明两点:1/抗争至少能产生这样的影响:让打压者有所顾忌,而不再是肆无忌惮。2/“斗争实力”不只是现成的物质力量,还包括你要有敢于斗争的政治觉悟。有人说毛派有“实力”才能蹦达,可你连斗争的觉悟都没有,你能蹦哪去?

[4]弘德:关于南方周末的时评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36&extra=page%3D1
该文出自弘德的私人博客,写作时间是2013年1月13日。
奇怪的是,小姜当时留言认为弘德“写得不错”。但小姜后来表达的政治立场却相当低劣反动,比弘德的整体态度糟得多,与大官僚资产阶级代言人红色中国网的立场更接近。
我当时的留言主要是策略评论(2013-01-16 23:02:46):
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进一步更深入了,但言论自由比出版自由更广泛:即使有出版自由,工人也未必有足够的钱去搞出版,但是言论自由如能得到充分保障,任何一个小学识字水平的工人只要他有两块钱会上网,他就可能比较自由地公开说话。
如果连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连一篇温和的媒体文章都被删改,更进一步的出版自由又谈何容易。当然,这些自由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那个台陆港呼吁书其实也提到了出版自由,以及更广泛的自由权。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3-2-23 03: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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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网一毛左的批评也贴在这里: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7917#comment(秋火注:粗体为发布于红中网的此文原有的)


简评:南周事件中"泛左翼"的表演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策
2013-3-6 23:5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57| 评论: 2|原作者: 葛平|来自: 红旗网

2013年伊始,围绕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产生了一场风波,引起了河蟹各派别政治力量的关注与骚动。这次事件的始末,网上已有较多记述,马列毛主义论坛上也有专贴汇总了相关资料,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认为此次事件中“泛左翼”的表演值得关注。“泛左翼”中鲜明地表现出了两种倾向,一种就是保皇派。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完全站在河蟹统治的自觉维护者的立场上,提出要支持党国“惩治汉奸媒体”,要展示人民群众爱国的力量,为此还与支持南周抗争的自由派群众进行了街头对垒。另一种,就是支持派,认为南周事件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场斗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因此要积极支持。托派对此特别积极,为此还搞出了一个声明,提出要“支持民主自由的奋斗”、要求“立即实现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

我们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前者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后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尾巴。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此事件应持何观点,有何对策呢?我们认为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和我们的观点对策说给谁听。我们的立足点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首先说给工人群众听,而不是去迎合其他什么阶级。

因此我们就应该首先指出这次事件的阶级实质,而不是喊一些抽象的超阶级的言论自由的高调。毫无疑问,这次事件的阶级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次争斗,是官僚资产阶级与代表私人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次博弈。不向工人群众鲜明地指出这一点,就是对工人群众的愚弄,就是加深工人群众所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欺骗。

其次,我们要考察这次事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次事件可能在资产阶级范围稍稍拓宽一些言论自由,并引起了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一定关注。此外,这次事件中也出现了记者、编辑团结斗争的场面。这些与无产阶级有关系吗?有一定关系。即使是资产阶级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也能使无产阶级拓展自己的斗争空间。而记者、编辑大多数也属于劳动群众,是无产阶级可以争取、团结的盟友,他们的群众性斗争也是无产阶级可以参与、引导的。但这次事件又与无产阶级关系不那么大,因为上述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面都是很间接的,所以这次事件也没有引起劳动群众的广泛关注和动员。

那么怎么办?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能当资产阶级的走狗或尾巴,也就是不能在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中选边站,而是应该在这次事件中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揭露官僚资产阶级言论审查的反动腐朽,同时应该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言论自由的虚伪,而鲜明地提出争取劳动者的言论自由的主张。就是既反对官僚对言论的审查,也反对资本对言论的审查,要求实现对劳动者斗争的报道自由,实现劳动者创办报刊、网站等媒体的自由。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应积极支持媒体的基层从业人员:编辑、记者等组织起来,反对官僚和资本对他们的压迫,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利用此次事件,首先向工人群众、也向其他劳动群众宣传自己的独立主张,以与资产阶级争夺群众,扩大影响,壮大自己的独立力量。但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不去动员工人群众为支持此次事件中的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方进行冒险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们认为,以上对策适用于一切类似事件。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资产阶级范围内“民主自由”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采取类似策略: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利用斗争扩大影响,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绝不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不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

而托派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仅仅是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超阶级的政治自由口号,并以此作为工人斗争的一个主要任务,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利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内容,并将其扩展、提高,使其突破资产阶级的狭隘范围,从而提出无产阶级独立的主张,并揭露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虚伪——即独立地开展争取本阶级政治自由的斗争,而不是尾随资产阶级争取所谓超阶级的“政治自由”,这才是无产阶级对待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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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红旗网毛左分子的公开歪曲


(以下转载于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7917#comment


秋火 2013-3-12 13:15

1、应该首先指出这次事件的阶级实质,而不是喊一些抽象的超阶级的言论自由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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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的阶级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内斗引发的群众斗争,这是我的文章一开头就首先分析指明的。


托派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仅仅是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超阶级的政治自由口号,并以此作为工人斗争的一个主要任务,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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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搞的言论新闻自由与无产阶级的言论新闻自由,真正区别在于前者是半吊子的、虚伪的、只有资产者的自由、无产者的自由大打折扣,甚至被粗暴蔑视、剥夺,而后者,无产阶级的言论新闻自由是最广泛最充分的自由,而且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进行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的自由。

如果你没有派别偏见的话,在我的文章《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里这些观点都是清楚的:
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7&extra=page%3D1 ...



秋火 2013-3-12 13:27

2、你这两句都与事实不符:“托派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仅仅是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的超阶级的政治自由口号,并以此作为工人斗争的一个主要任务”。

争取政治自由不能单独说是工人斗争的主要任务,因为革命的工人斗争最重要的核心任务是争取工人民主(从工厂监督到无产阶级民主的整个工人民主政治),争取政治自由恰恰是为了工人民主这一核心任务。这恰恰是我着重论述的。

3、你说托派只是“追随自由派提出的政治自由口号”更与事实不符。我公开支持、且有其他托派分子参与联署的“台陆港十左呼吁书”提出了一系列不限于自由派的要求:

我们认为应该首先提出如下的严正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全面开放新闻、言论、出版等基本自由;废除书刊审查制度;开放报禁;释放所有被囚禁的政治异议人士;禁止以任何借口打压人民言论自由和施行秘密拘禁,让所有人都享有公开自由表达的权利。
二、开放集会结社自由、工人得以组织不受监控的自主工会;废除一党专政,让人民自由组织政党自由竞争;召开普选全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政制和保障人民自由的法制。
三、立即严惩此次南周事件中压制言论自由的主事者,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南周及新京报工作人员和其声援者「秋后算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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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经人提醒,今天看到卢森堡的几段话颇有意思,本意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自由的必要性,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自由都如此有必要,那么现在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进行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时,政治自由就更有必要的。

实际上当时列托并未否定政治自由的必要性,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也没有剥夺一切反对者的自由权利(底线是:只要反对者并不鼓动武装颠覆政权,都有言论自由)。卢森堡的有关批评是不实的,我举两个例子:普列汉诺夫从十月革命前一直激烈反对列宁的“革命梦话”,直到十月革命后还继续出版报纸公开反对苏维埃政府,政府并没有限制它,它后来没出版下去只是因为读者太少了办不下去了;1917年5月至1918年内战爆发后高尔基仍可以办报纸、乃至出版小册子激烈地批评苏维埃政府,在自由传播的报纸上公开咒骂列宁、托洛茨基,即使在内战爆发后都没有受到限制[1]。

还需要说明的是,卢森堡的原作根本是错误地反对了十月革命后初期苏维埃政府为了最有力推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例如苏俄着重强调并开始施予民族自决权(大大瓦解旧俄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对立宪会议的蔑视(在11月7日苏维埃政权成立第一天起就不再需要立宪会议,因为“民主的任务”已经开始转由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立宪会议就开始日益成为一切反动力量的堡垒),以及对敌对势力的自由限制(这是革命对决里最最起码的阶级斗争手段)。卢森堡没有认清阶级斗争的重大形势转变,甚至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十月革命更是打响了阶级战争的炮声,反而拘泥于列、托文章中有关政治自由的字眼、拘泥于捍卫形式民主,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政治实践中是致命的(甚至我认为,卢森堡在1919年初的过早牺牲与德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失利,都与德国左派领袖的这种“脑袋里少根弦”有关系,这根弦就是:对敌对势力的充分估计、高度警觉与毫不留情的必杀态度)。

早期苏维埃政权的做法表明:革命马克思主义决不拘泥形式进行阶级斗争,如果迫不得已的必要情况下,就应有条件地、暂时地限制政治自由(非常状态),这在阶级斗争的道义上完全正当。在原则上,革命马克思主义却坚决反对一D专政、要求政治自由,卢森堡这方面的论述倒是正确的,她说明了政治自由如何能建设性地帮助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以我摘引卢森堡一些话如下。
(秋火,2013年3月14日)



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15]。
(注[15]: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德文版编者注)

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marxist.org-chinese-rosa-1918.htm#_ftn1



[1]高尔基集结其报刊评论而出版的小册子有中译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译者:余一中 董晓,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北京第1版)。顺便一提:高尔基的最大问题正是不能从活的阶级斗争角度去审视形式民主,这也是当时众多批判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民主派的典型错误。
参见我的长篇读笔《左翼知识分子与十月革命》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8&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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