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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工人运动与1月25日革命(2012.1.摘译中)

埃及工人运动与1月25日革命(2012.1.摘译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2e87890101ejbx.html (译者:杨烬炎)

埃及工人运动与1月25日革命

2012.01.09 Anne Alexander

·前言
·罢工潮的动力
·2011年的大规模罢工
·工人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进攻√
·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
·起义中的组织工作
·起义后:群众组织的建立√
·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的结构
·抵达其他运动所未能企及之处……
·医生的反叛
·阿兹哈尔的革命
·政治领导的问题



工人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进攻

穆巴拉克倒台后的一周,大约40名工人积极分子领袖聚集在吉萨的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就一份联合声明达成了一致。这份声明随后以“革命中的工人需求”为题发表。声明所勾勒出的激进改良计划,包括了提高最低工资、最高工资封顶于15倍最低工资水平;组织工会、抗议和罢工的自由;彻底废止临时合同;对所有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消除腐败,改善卫生保健体系并解散穆巴拉克时代的工会联合会。这份清单并非一小群左翼激进分子所炮制的政治幻想,而是对成百上千座工厂里出现过的呼声的一次提炼。在接下来去的六月中,这份“工人计划”中的不同元素将通过成千上万工人的罢工和抗议得以体现。通过汇总3月至9月间超过700个彼此独立展开的集体行动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显著地呈现出与积极分子们声明的相似性。在其中占主要地位的主题包括:工作保障和废除有固定期限的合同、终结恃强凌弱、贪污腐化的管理体制、一次对旧政权官员广泛深入的清洗、将私有化的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基本生活工资并通过削减最高水平的薪酬以重新分配财富、提高国家在健康、教育及国营制造业的投入。

9月的罢工潮将工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清晰勾勒出来。相比于单个工厂中无穷无尽的罢工,更大规模的罢工,尤其是教师的罢工,聚集起同样的关键要素。而这一次他们更是受到了五十万有组织工人的声援。罢工教师们的首个诉求是要求穆巴拉克任命的教育部长下台,但还包括了提升公共教育投资、落实每月1200埃及镑的教师最低工资、兴建新学校,让固定期限合同(也即“短期合同”——译者注)签订者和代课教师享有永久合同。公交工人要求涨工资、终结公交管理当局的腐败并投资老旧的公交车队。位于迈哈莱市的米斯尔巨型纺织工厂的纺织工人们威胁在9月初罢工,成功迫使政府进行谈判。谈判以一个提升纺织业全行业的工资与工作条件、政府直接投资国营纺织纺织厂的政府协议告终。

埃及工人对临时工编制发动的战争是工人斗争攻势的明证。从工厂到全国,每一层面的罢工和抗议活动都要求终结固定期限合同,并使已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大量工人转签永久就业合同。同样地,尽管针对延迟支薪的罢工自2月起变得普遍,规模大得多的争取提薪的罢工运动则强调了进攻性。1200埃及镑最低工资的要求、以及在所有国营部门内兑现奖金提升承诺的呼声受到广泛关注。

反对穆巴拉克政权所推行的私有化的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胜利。法院宣布撤销针对奥尔马阁下商店、Shibin al-Kom因多拉玛纺织厂、坦塔亚麻油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个运动完全由基层压力(主要是罢工)驱动。自2006年以来,Shibin al-Kom因多拉玛纺织厂的工人们已经进行了128次罢工。对他们自己而言,这些罢工在政治上极其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可逆的现实证据。工人们迫使国家做出让步的决心,通过他们自己的集体行动表达出来,并有着一个发起更为直接挑战的潜能,指向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坦塔亚麻油公司的工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摆平了问题。他们在11月初占领了工厂,这是政府在落实法院宣判以收归国营部门失败后发生的事情。

另一个广泛存在的要求是实施最低工资制。所谓的“广泛”并非一种修饰。这是一个使广大阶层的工人们获得共鸣的要求、一个通过会议和采访中的焦躁反映出来的要求。在8月,作为开罗公交管理局的一名工人,在工会活动分子于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指出,“你们正谈论的是制定最低工资。听着,你们无法在不设定最高工资(以阻止那些有着巨额薪水的人取笑他人)的情况下设定最低工资——我们想要‘一份得体的最低工资与一份对那些身居宫殿中的人们制定的最高工资’,正如我们横幅上写着的那样。”

清洗(tathir)国家机构的呼声仍是每一层面上罢工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9月24日教师示威游行中最受欢迎的口号是“教师要求部长下台”,这是推翻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起义中著名口号的回音。清洗(tathir)已经成为过去8个月间最频繁出现的罢工诉求,但针对前执政党遗老的靶心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从工人们最直接的管理者移向到高级官员,乃至直指内政部长。在9月,席卷埃及高校的学生抗议与爆炸式的联合罢工要求民主选举校长以及各学院院长,并从高级管理岗位上赶下穆巴拉克的任命者。这些都是清洗斗争具有持续性活力的例证。


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

革命戏剧性地促进并深化了埃及工人重建独立组织的进程,这一进程早在2008年末便以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U)的成立显露出来。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U)的成立象征着对前60年经验的历史性突破。这是继1957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成立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后,首个形成的独立工会。在纳赛尔时期,尽管最基层的工会官僚为坚定、有原则而志于代表广大职工利益的积极分子留下了空间,工会仍作为国家左膀右臂存在。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联合会上层官僚们宣誓效忠的对象,由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转为民族民主党,但工会的基本目标始终未变。他们有着双重身份:作为社会管制机关,牵线搭桥落实工人利益(例如构建基于劳动条件的社会福利计划),与作为雇主的国家(译者注:指埃及国营部门)紧密合作以维系工作场所内的“社会和谐”;作为政治管制机关,充当执政党的选举机器,控制50%议会席位的提名以留予“工农”,并作为召集御林军的手段之一,在政权感到有必要展现“群众基础”时,动员全国的铁杆勤王部队。始终贯彻一体两面的工会官僚同国家镇压机关相互呼应,无情地粉碎工人集体行动的酝酿及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组织的企图。但这不意味着国家足以窒息工人罢工或抗议活动。相反,规模大而影响强的罢工周期性地爆发,并往往迅速长入高度政治性,与充分施展铁腕手段的国家对抗,例如1984年、1994年的迈哈莱和卡夫达瓦尔纺织工人起义,1986年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1989年的赫勒万钢铁(Helwan steel)工人罢工。独立工人组织朝着协调厂际行动、构建足以在罢工间歇期存续的关系网的方向迈进。显然,国家无力阻拦这种发展。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深化剥离了纳赛尔主义国家的社会角色:私有化将成千上万的工人变为私营企业雇员,使他们丧失了原国有单位岗位所提供的福利及工作保障,与此同时仍在国营部门中的工人则见证了他们收入及工作条件的无情恶化。工人们与纳赛尔主义国家间的那些浮士德协议,所遗留下的只有专制机器的压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执政党自己决定收紧对官方工会机关的管束。通过排挤掉整整一个阶层的民选出的最基层工会官员(这些人在他们的工友中仍有高度威信),原本垄断工厂组织的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迈出了自毁长城的关键一步。2006年11月的工会选举见证了这些积极分子的落选,其中就有凯末尔·埃塔,这位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U)和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未来的主席。无需再去适应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官僚的压力后,许多活动分子在组织罢工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们中的部分已经开始有系统地工作,以打破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的管制。

正如穆斯塔法·巴西乌尼和奥马尔·赛义德在2007年的小册子中写道,2006年11月后罢工潮的许多特征助推独立工人组织向着比以往更为牢固的组织形式演进。罢工持续了更长时间,有时长达一个星期或以上,因此在诉求内容上大为扩充,并且在持续性组织上更有保障,而非很快被化解或被安全部队压制。当局转变的战术之一是尝试以谈判解决大多数罢工而非直接打压。这对直选出的谈判者同样富有意义。代表罢工工人权益面对有产者及其国家,他们可借此得到宝贵经验。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U)作为反映这些特征的案例十分重要。这一独立工会由房地产税务员罢工最高委员会(Property Tax Collectors’ Higher Strike Committee)发起的,它形成于全国各地税务员选举产生的基层罢工委员会之间的串联,最终在2008年1月通过谈判使罢工胜利告终。

尽管如此,巩固罢工最高委员会,并将其转变为一个独立工会的工作花去了罢工胜利后近一年的时间。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U)正式成立于2008年11月,其全体会议有约4000名代表出席。在革命的前一年,另有3个分别代表教师、医疗系统从业者和退休人员的独立工会成立。同样重要的是,在其他部门,积极分子们间的地下串联也开始巩固。罢工活动的组织和独立工会的酝酿在一些部门中(例如公共交通业和邮政业)齐头并进。2009年的夏天见证了几次跨省协同罢工的严肃尝试。2009年8月,领导公共交通业的巴士司机在开罗罢工的积极分子们,在革命后成立了公共交通业工人独立工会(Independent Union of Public Transport Authority Workers)。他们中包括了Ali Fattouh这位首任主席。


起义后:群众组织的建立

正如革命前一样,穆巴拉克倒台后工人组织的发展壮大不应仅仅通过观察独立工会的崛起来判断。相反,独立工会应被理解为广泛存在的工人组织形式中的一种。这些组织形式包括了为配合日复一日的斗争需要而形成的临时罢工委员会、正迅速转变为独立工会的罢工协同委员会、完全建立起来的独立工会、乃至从属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的工会委员会——它们中的一些在厂区仍保有根基和威信。受9月大规模罢工的激励,跨地域、跨行业作业的新兴协同组织在初秋生根,例如苏伊士的地方工会联合会,以及开罗数家医院独立工会间的串联机构。

截止10月,最大的全国性组织是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号称下属工会共有约140万名工人。作为EFITU的竞争对手,国家主持的旧联合会,即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在临时官员的掌舵下焦头烂额。该临时官员由劳动部长任命,走马上任于8月。ETUF的一些下属“总工会”竭力向媒体展示自己才是正统的工人代表,例如陆路运输工人工会(Land Transport Workers' Union)。该工会曾介入9月的开罗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的罢工,并试图破坏领导罢工的独立工会。

尽管如此,一些特性还是能够清晰把握的。首先,发育、巩固工人组织的原动力正是罢工行动——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新工会通过罢工不断建立,但已有的工会凭借反复罢工得来的经验,在地区乃至国家层面建立并巩固他们的串联。其次,在面对动员起来的工人时,国家表露出的前倨后恭将工人们往抱团的方向推,并激励着他们向国家机器提出更高条件。此外,罢工的传统组织形式塑造着新兴工人组织的民主文化,允许群众广泛而高度地支配工会官员。迄今为止的进展是有机的。正如我们所视,罢工组织不断奋进、挑战着个别工作场所的局限性,这在逻辑上推动着厂际的工人合作,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能将能量和愤怒自下而上表达出来、同时维系着一批负责任的民选工会官员的组织形式。飞速发展的独立工会正在重塑着工人运动。尽管初生而脆弱,独立工会不再仅仅从罢工行动中生成;除了领导罢工,它们正发展着厂际和工会之间的协同机制。在这种背景下,9月的教师罢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罢工。

然而,这仅仅是全景的局部。目前为止,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参与了对工人组织发展的塑造。这里其中包括国家机器各个组分的动作,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到劳工部部长艾哈迈德·波莱,从地方政府到大型国营部门的企业主。在为独立工会创造赖以依存的合法活动空间中,波莱的政策十分重要。却也为独立工会内部官僚机构的萌生创造了条件,它们的存在旨在应付来自无所不在的工会官僚所施加的压力,这其中基层头目造成的麻烦不比中央大员少。

注册的程序及来自独立工会的认可度同样影响着非政府组织(NGO)和工人运动间的关系。许多NGO为工人运动提供法律援助和活动支持,例如工会及工人服务中心(CTUWS)。向劳工部注册登记的繁琐性使得独立工会在确保这些因同情而给予的法律援助不至中断时煞费苦心。在埃及,左倾律师的存在由来已久,他们与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在20世纪40年代,优素福·达尔维什,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活动分子的领袖,是那个时代许多工会的律师,而像海赛姆·穆罕默德、卡雷德·阿里这样的律师积极分子则把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一些NGO试图在成立和领导独立工会上发挥直接作用,自革命以来,这些尝试成为了无可置疑的助推力之一。在2011年,工会及工人服务中心(CTUWS)从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分离之前,EFITU官员内部发生了尖锐争论,这次争论围绕着禁止NGO雇员擅自代表联合会做政策上的决定(译者注:工会希望NGO保持低调以免遭政府封杀,呼应前文提到的“煞费苦心”)。


原文: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78&issue=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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