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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工人前行——革命时期的工运(2013.7.13)

埃及工人前行——革命时期的工运(201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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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工人前行

2013.07.13 Philip Marfleet
中译者:杨烬炎

·(引言)
·罢工和占厂
·安保部队的政治化
·政治危机
·街头与车间
·自我管理
·穆尔西和危机


埃及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街上或工作场所里、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中投身斗争。绝对数量,加上参与人口的比例和斗争的连续性,或许就是埃及动乱在现代历史中的独特印记。这种模式也将一个“大规模群众动乱”的标签赋予埃及革命——在这个“人民运动”中,全社会的活动分子在许多共同的目标前集结,也因此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模糊了参与者的阶级背景。尽管如此,人们对运动的参与度并不均匀;这种参差也反映在斗争地点的循环往复上:在城市广场与工作场所之间,在社区与校园之间。本文着眼于2013年间,埃及工人的斗争轨迹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自信。作为未来变革的一股力量,他们已经再三显露出自身的潜力。

在2011年1月至2月的18天里,抗议者们不断试图占领开罗解放广场,决心赶走穆巴拉克。这18天揭示了政权所受的积怨之深、揭示了埃及人民的思变之切。警察和暴徒们一次又一次地扑向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城市以袭击抗议者,群众则以前赴后继的动员回应。事实上,正是穆巴拉克对运动的挑衅使得反对派的基础成倍地扩大、正是他考验着人民的决心:每当人民接到战书,都会牵动数百万人涌上街头。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被确立起来:数目惊人的群众充分地卷入公开行动,以极大的代价来消弭警察的暴力。与此同时,运动挑战着军方高层的神经,因为一旦武装力量——征召兵——被动员起来,军方就不得不酿成极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而,运动并没有一开始就在它的主要目的上成功。仅街头抗议不足以撵走一个总统,他的坠落为大规模罢工所最终敲定。这些罢工,正如萨迈赫·纳吉布所言,“如野火燎原,兼有经济诉求及推翻穆巴拉克的主要革命诉求。”埃及产业的所有关键部门都被卷入进来:纺织、钢铁、运输业、苏伊士运河工人、公务员乃至军方所有的兵工厂。此时此刻,军方高层紧紧抓住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权,宣称他们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将“保持持续对话姿态……捍卫国家、捍卫伟大的埃及人民的成就与渴望。”要么依靠大规模武装力量同时对抗街头与车间,要么撵走独裁者,面临这种挑战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选择了牺牲穆巴拉克。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更进一步的产业斗争汇聚成齐头并进的浪潮。罢工者们提出形形色色的要求,尤要彻底清洗(tathir—cleansing)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关联的业主、经理、安全部门长官以及工会领袖。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工作场所中,遍布产业关键部门。更多的工人加入集体行动,超过了自反殖民运动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有记录。到2011年夏天,罢工运动已经平息,然而,活动的重心重返街头。在那里年轻的活动分子们直面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一系列英勇而血腥的战斗来捍卫他们的新自由。这一模式在2011年和2012年延续:虽然有了进一步的罢工行动和广泛的工会化,但寻求激进变革的议事日程主要通过各式各样的集会、游行和公众抗议来推进。在开罗,约200万人向总统府游行进发。这些活动在2012年11月和12月达到巅峰,当穆兄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做出一个宪法声明之后,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充斥在所有主要城市的街头。一位资深活动分子对场景做了如下描述:

「尽管解放广场集会(在2011年1至2月)是我们运动的巅峰,但我认为在总统府的行动胜过了一切。抗议规模宏大,人们满怀自信和对当局的轻蔑。试图干涉示威人群的穆兄会被残暴无情地撵走。军队孤立无援。这是运动中又一例青涩果敢的示威游行。」

街头引领着革命,向着军警和那个在2012年6月问鼎总统宝座的穆兄会发起挑战。然而该模式在数周之内变发生转向。在2013年,斗争延伸进工作场所,继续自己的轨迹。


罢工与占厂

街头动员的规模减小了,而工业斗争却变得在数量上更加不可估计、在斗争时间上更加持久,以及在关系上更加紧密——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经济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因此联系到一起。2012年,埃及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ECESR)记录了3817起“劳工罢工和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社会抗议”: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这样的事件就超过了2400个。在记录这些数字的时候应注意到:ECESR的数据不仅汇总了工人和工作场所职业的情况,也包括了守夜、游行示威、封锁和绝食这些行动,其中部分已被算作“公民运动”,涉及针对物价上涨、断电、燃料及纯净水短缺的抗议。尽管如此,摘出的数字依然显著,揭示了穆兄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被选为总统后工业斗争的加剧。根据ECESR,在2012年的所有斗争中,超过70%发生在穆尔西上台之后,在7月至12月间达到月均450起以上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在2013的1月和3月之间,数字再次飙升,彼此独立的行动达到了月均800个,而初步的证据表明,自3月以来这个数字又在急剧攀升。大多数的罢工已经提出工资要求;其他的诉求涉及工作保障、管理不善、欺凌、腐败和工厂关停。

埃及革命社会主义者成员哈特姆·特里玛道出了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

「当老板和经理不回应工人们的要求时,如今的人们有着更加强烈的意愿将罢工作为一个默认的行动策略。数十年来在穆巴拉克的钳制下,集体行动举步维艰,但革命使得快速掌握成为可能。现在,对罢工行动的认同如野火燎原般散播开去。」

这些进展在产业的关键部门如运输业中尤为明显。2013年2月,1200名埃因苏赫纳港(Ain Sukhna port)的码头工人在红海海岸维持了为期16天的罢工,要求安全的工作。即使是美国的彭博商业资讯服务公司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称,“亚洲贸易所涉及的集装箱连一个也没能进入或离开埃及的主要港口”。在迎来一个局部胜利的结果后(埃及政府同意通过一个国有公司雇佣罢工者),彭博资讯注意到这场纠纷“展现了在推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2年后,工人们激进主义的不断高涨”。4月9日,铁路工人发起了一项罢工,据称造成了该部门3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瘫痪。有73000名工人参与进来,要求增加工资和假期。政府和国家媒体竭尽所能破坏罢工,并警告军队将接管铁路系统。一个罢工的火车司机告诉AlMasry AlYoum:“无论军队还是警察都没能力驾驭或操纵这些火车……我们甚至操纵着为武装部队服务的军用列车。”当政府官员尝试着让开罗地铁司机开动铁路火车时,地铁工会也发出了罢工威胁。罢工仍在继续,军方领导人试图征召铁路工人。司机们接到命令,上面宣称他们被指派了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能力为武装部队工作”,继而恫吓他们,那些延期未至岗位报到的人,将面临6个月的监禁或者一项高达5000埃及镑(£500)的罚款,或者双惩并施。地铁工人发出进一步的罢工行动威胁以团结铁路工人,并迫使军队旋即撤退、取消征召的尝试,最终赢来了管理部门落实罢工者要求的承诺。紧随此次罢工之后的是铁路维修车间的一次更为严重的瘫痪: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罗萨巴拉车库,超过1000多名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公共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齐头并进,囊括了一些对集体行动来说完全是崭新的部门。在2012年,超过1/4的劳资纠纷发生在私营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中的最新进展是工会化。2013年3月13日,电厂工人采取了行动。尽管面包车是埃及整个运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面包车司机迄今为止也未能形成共同的组织,但在这天,他们的动员能力却胜过了柴油的利用效率。在马哈拉库巴拉(Mahalla al-Kubra),司机们把公共汽车停放在广场和铁路上:整个城市的交通陷入停顿。类似的堵塞发生在亚历山大市,吉萨(Giza)的司机封锁了开罗的环路,瘫痪了城市周边的交通。2013年5月15日,开罗歌剧院的音乐家和工作人员采取罢工行动以抗议文化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此前,后者解雇了前者的主管。当大幕拉开即将上演《阿伊达》的夜场时,观众们看到数以百计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持有标语牌:示威游行不久后将在剧院外发生。

3月同样见证了警察和Amn Markazi(中央安全部队或简称CSF,一种防暴警察)的罢工。警察运动的规模尚不清楚,但至少波及了全国各地的60个警察局和10个CSF营地。17个警察活动分子发起了一个“3月7日运动”,其名字呼应了4月6日青年运动——这一运动在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后岁月里分外耀眼,至今它在网络激进组织里仍是一股关键的电流。发起人之一告诉埃及媒体,行动始于艾斯尤特省的南部城市:“当时许多警察局决定一个接一个地罢工——这是个多米诺效应。我们把这个主意付诸讨论,并得到了警察们的回应”。罢工运动的诉求包括一个新的薪酬结构以及内政部长的免职,他因强迫警察在最近的冲突中扮演一个“政治角色”而被警察活动分子们指控。


安保部队的政治化

中央安全部队(CSF)是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穆巴拉克手中不断膨胀。截止2011年它达到了45万人。该部队通过征兵制增员,从文盲的土壤中吸收青年——他们中的多数都来自上埃及最穷苦的地区。这些青年出身贫寒、主要来自乡下,背景不具入伍资格。新兵被安置在沙漠营地里,他们食不果腹、报酬微薄;他们走进这个野蛮体制中接受训练,因极端严苛的管教受惩,从而被打造成国家机器的一线执法者。中央安全部队被多次用于袭击示威游行、破坏罢工和占厂、恐吓会议和集会、以及阻止人民参与当地选举及全国选举的投票。在2011年1月和2月,它被用来镇压解放广场以及埃及各地的群众示威游行,但未成功。

CSF对政府的忠诚并非无懈可击。在1986年,一次CSF的叛乱迅速席卷了主要城市,旨在反抗军官的残暴与食物的匮乏。大几万的征召兵参与其中,运动在军方杀害数以百计的积极分子后才被控制。自2011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CSF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2011年的许多报告显示了CSF的开小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加入了街头抗议。在2012年5月21日,CSF位于开罗东北Obour City基地的部队以哗变抗议他们军官的虐待,并占领了高速公路,直到军方开来促成了让步。在2013年3月22日,约8000名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CSF成员违抗了前往塞德港的部署令。他们不愿为难那里的反政府抗议者。CSF长官Maged Nouh被反叛的士兵们逮住并控制起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军营,参与到针对内政部长的抗议中去,指控他与穆兄会相互勾结并谴责穆尔西总统“重蹈前朝之弊”。

在2013年,穆尔西越发频繁地并用常规警察和CSF,以应对街头抗议和罢工。活动分子们相信,作为2012年12月总统府抗议事件的余波,他与几个主要的安保机构签署了一项协议。作为增加财政拨款和提薪的酬劳,高级军官、警察和情报部门将保护穆兄会,而在穆巴拉克时代后者是他们镇压的首要目标。在穆巴拉克下台后、警察几近绝迹的城市里,他们卷土重来打压示威游行、尤其针对反穆兄会当局的抗议。2013年2月,他们在塞德港遭遇了一群示威者。这些示威者抗议一项丑陋的法庭判决。21名足球迷被宣布处以死刑——以充当一年前城中体育场发生的大规模警察暴力事件的替罪羊。他们用实弹射杀了27名示威者:作为回应,狂怒的群众将安保部队撵出了城外,而当穆尔西总统宣布戒严令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占领了街道以宣示他们的蔑视。满怀屈辱之感,同时被亲眼所见深深触动——他们将袭击示威者视为不可理喻的指令——在塞德港、苏伊士和伊斯玛仪(Ismailiyya)驻扎的CSF拒绝服从长官们的命令,转而挑战内政部长的合法性——最终酿成了兵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CSF即将分裂——但塞德港事件以及近来的警察罢工斗争都反映出,自2011年以来,穆尔西在驾驭安保部队上的无能为力。


政治危机

在2013年,塞德港的群众抗议是街头运动式微的一个例外。在主要城市里和开罗解放广场上举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减少了,也相对平静起来。在省会城市,特别在尼罗河三角洲,有许许多多小规模的、不连续的抗议:在2月,穆兄会的办事处遭受大量袭击,宪兵队和中央安全部队也卷入这一系列小冲突中。这些活动各自为战,除了共同表达对穆兄会的敌意外,动机不一。这反映了埃及反对派势力的总危机,对其中的主要政党尤其严重。

2012年11月,反穆兄会的主要政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拯救阵线(NSF),旨在穆尔西宪法声明及随之而来的公投上取得一致立场。这一联盟包括了激进民族主义者,例如人民趋势党(Popular Current Party)的哈姆登·萨巴希;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例如立宪党的穆罕默德·巴拉迪;还有保守派,例如议会党(Conference Party)的阿米尔·穆萨——该党与穆巴拉克残余势力有关联,穆萨做了穆巴拉克时代整整十年的外交部长。

在评价全国拯救阵线的头6个月时,泰勒和萨利赫将之形容为“一个虚弱而破碎的反对派”在动员数百万群众敌视穆尔西和穆兄会上力不从心。没有一个面临的棘手问题能使全国拯救阵线达成一致。

「对反对派势力而言,他们应该交好穆尔西并向他让步,以寻求国家统一,还是应该联合抵制并尝试削弱他,以使穆兄会更难掌控全局?他们应该参与议会选举,哪怕选举将在千夫所指下(与革命前的暗箱操作如出一辙)倒向穆兄会,还是应该顶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被视作糟糕的失败者?他们应该无视严苛的附加条件,返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以作为将经济拖出危机的必需品,还是应该基于国家主权和社会正义选择反对——亦或是保持中立?」

这段话出自一名全国拯救阵线的官员,泰勒和萨利赫引用了它,来说明这场领袖间的“自我分裂冲突”使联盟身处困境。革命社会主义者(RS)的哈特姆·特里玛指出,全国拯救阵线的领袖们在形成一以贯之的立场上力不从心,这就形成了“穆尔西和穆兄会拯救阵线”(即用颟顸的领袖牵制革命的群众——译者注)。他还说道:

「他们(指全国拯救阵线的领袖们)已经尽失当初对抗兄弟会时所拥有的筹码。尤其是萨巴希这个极其相信只要向军警打声招呼,就能顺利进行反穆尔西罢工的家伙。事实上那不过是穆尔西通过布局拖延了时间而已。如今,在活动分子和投他票(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的人群中,萨巴希已经失去了相当的支持。这是因为萨巴希同余孽们(穆巴拉克的残余势力,例如阿米尔·穆萨)合作,企图从后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影响力。」

萨巴希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活动分子加入人民趋势党。该党成立于2012年,以他继续革命的承诺为基础,主张确保基本需求,并捍卫工人和农民在福利国家中的历史利益。追随着纳赛尔总统的脚步——萨巴希是个终身的纳赛尔主义者——他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也因此赢得了许多支持。然而,当该党加入全国拯救阵线后,年轻支持者们的热情让位于愤怒。该党的主要活动分子之一,哈立德·赛义德如此评价,“人民趋势党的多数成员都反对与一个由余孽领导的组织结盟的念头。它与革命的方向相悖。”迄今为止已有非常多的人退党。立宪党自2012年9月成立来发展迅速。可在2013年1月,立宪党的青年们占领了组织在开罗的指挥中心,以抗议党内的不民主程序以及无法容忍的领导方针。在2013年3月,一些主要活动分子辞职,声称党已经被争权夺利者控制。一个叛党分子说道:“有一群人控制了党,并相信他们将赢取议会多数并荣升部长。”

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政党处于总危机中。它们的平民党员已经投身到街头与车间,从群众斗争中获得了信心,并认同积极分子所竭力倡导的继续革命的理念——尤其是那“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在这些新党派里,基层党员们与一帮独裁者对立。这帮独裁者痴迷于争权夺利,以跻身国家机关为己任,力图登上这一关键舞台以开展政治活动。危机也扩散至全国拯救阵线的最激进一翼,社会主义人民联盟(tahaluf)。在本文撰写的同时,该党正面临着其坚定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流失。该联盟成立于2011年,集结起认同穆巴拉克时代限制下“最左”(毋宁说是温驯的)竞选纲领的成员,包括了全国进步工会党、激进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早已转入革命社会主义者(RS)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人民联盟的前成员表示,联盟中在革命运动初期便已崭露头角左翼活动分子,曾被许诺授予完整的资格,代表其组织机关以及作为大选候选人。如今,在联盟派系-全国进步工会党的领导下,他们实则被逐步边缘化。社会主义人民联盟采取越来越保守的政策取向,并推出了它偏爱的改良派人物来吸引选票。人民趋势党和立宪党也好不到哪里去,幻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精力充沛,对他们的党未能贯彻革命运动的意志而火冒三丈。一个前成员评论道:

「全国拯救阵线本身连同它内部的各色领袖,都没有为革命提出一个社会方案。他们并不记挂人民所面临的难题——攀升的燃料及食物价格、惨淡的就业形势、公正最低工资标准的阙如、迫切的住房需求、高企的房租,以及赤贫化。他们不在乎群众——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的野心。」

对于萨巴希、巴拉迪以及其他人来说,主要关切的是如何与军方、乃至与穆兄会达成新的协议,哪怕他们是后者名义上的反对派。群众运动为他们创造了当下的立足空间,他们却正在退却、正在远离前者。这可以为街头运动在最近数月的下降提供部分解释:人民期盼事态的后续进展能捍卫革命成果,全国拯救阵线的领袖们却着眼于阴谋诡计、为私下平息罢工操心。哈姆登·萨巴希曾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2012年总统选举期间,他从埃及的各大城市获得了数百万张选票,尼罗河三角洲区域的若干产业中心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在被给予这一成就的基础上前行,萨巴希却领导着人民趋势党偏离了公共活动,在全国政治的左翼留下一片真空。革命社会主义者(RS)成员希沙姆·福阿德表示:“哈姆登和所有全国拯救阵线的领袖们,都没能解决工人所面临的急迫问题——但失望对于工人们来说也太奢侈。由面包、工资和日常生活引起的问题正愈发紧张起来。”

施加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已日趋残酷无情。经济成了一个烂摊子:穆巴拉克倒台以来,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了60%,埃及镑持续贬值——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间,埃及镑相对美元贬值12%,这对一个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来是个意味深长的灾难。投资已崩溃,失业率急剧蹿升。物价持续上涨,将一半收入花在食物上的25%人口深受影响。经济学家贾迈尔·阿明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差),毫无疑问。”他断言道。萨米尔·拉德万,作为穆巴拉克倒台后数月的财政部长,则表示:“说起埃及经济,你不得不提及近乎一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无论是赤贫或是近贫,意味着在任何(经济)打击之下,例如通胀,他们都会落入贫困线以下。”。阿明评论说:“如今没人在乎穷人了。”

穆尔西对穆巴拉克的大多数经济路线予以延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展开对话,旨在获取一笔48亿美元的贷款,希望借此促进国际借款节节高。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并未批下。穆尔西在是否依照IMF的要求而进一步削减补助上犹豫不决:他在原则上并无异议,但也意识到削减或许将宣告他总统任期的终结。接连不断的全国性抗议反对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鼓舞的针对穷人的进攻,这对穆尔西呈现出巨大挑战。中央安全部队的心绪捉摸不定,到目前为止军方高层都不敢冒险派出一支征召兵与人民正面为敌。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的最高领袖,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一则声明似乎流露出他对武装力量所受的持续伤害的担忧——他表示埃及不会重返军统时代。他在2013年5月演讲所引起的沮丧,弥漫在渴求军方支持的穆兄会簇拥者中、自由派及民族主义者的领袖中,以及余孽中。塞西说道:

「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支军队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军队应远离政治。你们(公民们)应尝试寻找一种相互理解的办法,因为,一旦军方开往街头,埃及将面临极为严峻的问题,或许会将其未来40年的发展进程延期。」

人们说这份声明让许多政治领袖“噤声失语”:他们中的某些人此前翘首以盼军方发布一则夺权告示。与此相反,塞西坚持政治必须是一项公民事务,军队的职责仅在于捍卫选举。这番信口开河,暗示了革命运动的活力、特别是近期工人行动的效力,已经迫使军方高层无从漫不经心。


街头与车间

经济危机及其恶劣影响,放入埃及革命中来看,正是全国拯救阵线踌躇不决与向后退却的代价。自由派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为“埃及消沉的反对派”做了一个有趣的辩解。他恳请人们宽限这帮领袖些许时日,好让他们发展出牢固的、具有凝聚力的组织。他评论道:

「大多数新兴政党缺乏基层组织网络与基层阵地,个中有许多原因。基层组织工作在以往的专制环境下极难推进。经受了数十年高压统治的民众通常怀疑一切政党、怀疑政党的一切。不论以往留给他们糟糕体验的执政党是哪个,这都构成了他们怀疑的出发点。」

数十年的压制意味着那些追求多元民主的人士将为建立政党机构以及拓展忠实分子而奋斗——这话多少有些道理。然而公众对一切党派都抱有相当高的怀疑才是埃及的现状。对穆巴拉克的驱逐通过持续的群众行动实现了:作为曾经的唯一一个具有广泛凝聚力的反对派组织,穆兄会在2011年的群众起义中率先发难。但自从企图拦下这股激变的洪流起,它在革命前获得的支持多已烟消云散。尽管如此,大量积极分子满怀希望涌入各色新党派。失望很快淹没了他们:所有在全国拯救阵线(NSF)里举足轻重的党派领袖们,不论是自由派也好,各色激进势力也罢,都专注于琢磨国家机器、琢磨着他们试图与掌权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的高层精英们——分享权力的构想。卡罗瑟斯展望了威权主义向某种代议政治的“过渡”。他的看法迎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受众,对后者来说,“某种代议政治”好歹在比丑上略逊穆巴拉克秩序一筹。在这一展望中,活动家们将被赋予充裕的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架下进行政党活动——但革命的巨变并未揭示出类似的进程。自由派和全国拯救阵线(NSF)的民族主义者们向穆尔西政权抛出了救生索,还挽救了那些与穆巴拉克创立培育的经济秩序休戚相关的人。在埃及的当前局势下,群众运动的诉求和渴望不可能由他们来满足。

全国拯救阵线(NSF)的危机引起了斗争中近来的变化——阵地从街头迁往车间——这点尤为重要。街道、社区和车间并非彼此隔绝的政治活动范围——正如2011年解放广场冲突所激起的大规模罢工所揭示的那样。但车间的组织独有立足于生产活动而把集体利益拧成一股绳的能力。它能在地域和产业之间迅速地推进政治议题。在埃及,近期的工人斗争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提升了,也在组织和政治方面有所进展。在苏伊士和萨达特城(Sadat City)新产业中心的一些工厂里,工人委员会已经出现——关于这种超越工会水平的特殊车间组织的首例确凿证据正是出现在萨达特城,它将地域性纠纷与全国性矛盾串联到了一起。而在苏伊士附近的斋月十日城,60名来自8个工厂的工人们于2013年4月碰面,商讨如何协调他们的斗争,积极分子们正试图建立一个苏伊士工人委员会。革命社会主义者(RS)成员穆罕默德·海塞姆说道:

「我们正在见证工人运动中另一类型的政治活动,看到它不仅努力构建当地老百姓的组织,还与其他斗争结合起来。工人们已经汲取了街头的经验,在那里,主要问题是争取民主。他们将这些诉求与源起自身工作经验——降低面包花销、提升最低工资和享受家庭生活——的主张融合在一起。」

这些富有前途的首创行动处于初期阶段,目前为止仅限于一些产业斗争绵延并激化的城市。但是,斗争在一些产业部门中有着平行的发展——特别是在运输业,那里的积极分子正尝试着搭建一个激进者的网络,覆盖码头、铁路、公交车、面包车、开罗地铁以及机场。

新工会运动既促进又抑制工人组织。独立工会自2011年来稳定增多。现有两个平行的全国性组织存在:成立于2011年1月的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和正式成立于2013年4月的埃及民主工人代表大会(EDLC)。EDLC起源于2011年的一次分裂,在当时,工会及工人服务中心(CTUWS)连同它影响下的工会一道从EFITU中分裂出来。两边都声称自己下辖大约250家工会——其中单个企业内形成的工会居多,但也有些全国性组织。两者间的差异部分地与他们的领导层有关。EFITU在凯末尔·阿布-埃塔的影响下成立,他是房地产税务机关工会(RETA)的领袖,在2008年,这一组织引领了工会运动的突破性进展。它是首个成立的全国性工会,独立于穆巴拉克时代由政府控制的官方联合会。EDLC的领袖是凯末尔·阿巴斯,他在1990年成了CTUWS。阿布-埃塔是一个纳赛尔主义者,一个卡拉马党党员;阿巴斯则是全国进步工会党(Tagammu)党员。[现有两个全国性的独立工会EFITU及EDLC,两者均起源于EFITU。从EFITU分裂出的CTUWS又演化为EDLC。EFITU现领袖为凯末尔·阿布-埃塔,EDLC现领袖为凯末尔·阿巴斯。——译者注]

两个联合会都有效地推动了工会化:然而两边都偏好各自的模式,在革命的形势下,这也许会抑制最有效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串联起各个车间与产业各个领域的地方强大组织,将在同国家的对抗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点日渐清晰。新的工会联合会在目标上有各自的轻重缓急,但都包含了三个任务——推进全国组织的稳定性、提升内部管理的有效性以及增强中央的凝聚性。在群众斗争的背景下,这些能成为官僚化的障碍。穆罕默德·海塞姆解释道:

「当然,我们与独立工会一道反抗雇主与国家。但我们也认识到,官僚主义已经制造出一些麻烦,一旦它们开始拖工人斗争的后腿,我们就必须准备以抨击回击——这些都将在联合会内部进行。」

革命活动分子们也抨击了一些工会领袖与几家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病态关系,他们斥之为“痴迷”。埃及出现的独立工会一直受到某些组织的密切跟踪,例如国际工会联盟(ITUC)和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2010年,美国的全国总工会,也即美国劳联-产大(AFL-CIO),将它的乔治·米尼-莱恩·柯克兰人权奖颁发给了阿布-埃塔和凯末尔·阿巴斯。从未在同化新涌现出的工会领袖上有过迟疑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和其他国际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向埃及的几个联合会献殷勤。一个开罗的革命活动分子说:“我们自己能行,不需要邀请一帮工联主义者(trade unionists)空降埃及‘莅临指导如何谈判’。我们需要发展壮大普罗大众的组织,而不是豢养更多的官僚。”


自我管理

近来斗争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人在一些地方自发开展的自我管理。在穆巴拉克时代,不少国营部门通过不正当交易被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在这些交易中,受特殊关照的客户们以见底的价格购入后卖出,攫取巨大的差价。有时在倒卖资产的过程中,许多工人因此失业。前内政部长阿德利把这些描绘为一个“商业与权力交织为私人财富积累铺平道路”的“腐化国度”。

自2011年以来,独立工会的关键诉求之一,便是反对这些企业的私有化,向他们的新雇主索赔、以及讨回工作。这已被纳入到革命运动对社会正义的更广泛诉求中去,与净化贪腐(tathir)密切联系。许多罢工者怀揣着这些目标行动起来;与此同时,工人向政府施压,并借助司法体系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寻求公正判决。在2011年,法官们对数家重要企业的反私有化运动表示支持:奥尔马阁下商店(Omar Effendi Stores)、坦塔亚麻油公司(Tanta Flax and Oils Company)、希宾·康纺织公司(Shebin El-Kom Spinning and Weaving Company)、纳尔斯蒸汽锅炉公司(Nasr Company for Steam Boilers),以及尼罗河轧棉公司(Nile Cotton Ginning Company)。在2012年,进一步的判决下达并撤销了艾斯尤特水泥公司(Assiut Cement Company)的私有化合约。它曾被出售给墨西哥水泥集团(CEMEX corporation)。

除了奥尔马阁下(埃及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店),这些判决都落了空。在2012年8月,蒸汽锅炉公司的工人们,与完美公司(Ideal Company)和寇塔钢铁公司(Kouta Steel Company)派出的代表团成员们一道,在总统府和内阁办公楼外发起抗议,要求政府服从法律判决、从那些私人老板手中收回企业。当政府在2011年对这些私有化合约提起公诉时,法院给出了更明确的判决,涉及希宾·康纺织公司和蒸汽锅炉公司。判决要求二者应当立即回归国有化,并宣称“穆巴拉克时代的私有化进程滋生了人们对腐败的担忧、激化了利益冲突,并且缺乏透明度”。但国有化至今依然没有进展。尼罗河轧棉公司的工人们进一步地向法院起诉,这回他们要拉希沙姆·甘迪勒总理对簿公堂,罪名是他未能兑现对反私有化的合法裁决:2013年4月,开罗一家当地法院认定甘迪勒有罪,处以一年监禁(缓行一年)并要求他退出本届内阁。

一些工厂的工人有着不同的策略。在斋月十日城(10 Ramadan City)的寇塔钢铁公司,一个选举产生的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从行政法庭那里赢得了该厂——之前被它的所有者关停了8个月——的控制权。该厂将在委员会的经营下重新开工。在2013年2月,他们向希腊萨罗妮卡(Salonika)的Vio.Me钢铁厂工人们——这些人已先行冒险——去电以示团结。对于这些行动,他们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意识到厂主已经逃跑……一次全体工人的集会决定将工厂置于工人的自我管理之下。作为一个工人掌控下的合作社,工厂于2013年2月12日重新开放……

「我们正采取最后的步骤以便在燃气电力重新接通后恢复生产作业。寇塔钢铁工厂的工人们在身心上形同一体,坚定地改善着工厂的状况,要将我们的实验进行到底。

「尽管希腊远在一千英里之外,我们向Vio.Me的工人们传达我们对团结奋斗的强烈信念,以此来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萌芽中的自我管理实验。我们也向他们声明,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埃及这里,我们都坚决反对紧缩措施、反对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地沦为其恶劣影响的牺牲品。

「我们邀请Vio.Me的工人们先从他们一方开始并[原文如此]交换彼此的斗争经验,以便我们获益于双方对工人管理实验的认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注视着我们,将我们的举动看作一个期盼已久的梦想和一次千真万确的实践。」

到2013年4月,寇塔厂已进入生产状态。革命社会主义者(RS)成员希沙姆·福阿德表示:

「寇塔工人的整个体验艰苦卓绝。他们不得不忍受数月的无薪、漫长的诉讼、供水供电部门的刁难,以及政府日常化了的骚扰。但是他们挺住了,并证明了工人管理是当前危机下的一个选择:这虽不是工人挣脱窘境的一种出路,但它实实在在地显示了私营企业并非不可挑战、显示了工人们足以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胜任一个关键角色。」

寇塔的经验正在向其他工厂扩散。在克利奥帕特拉陶瓷(Cleopatra Ceramics),这家有着20000名雇工分散在埃因苏赫纳(Ain Sukhna)和斋月十日城两地的企业中,工人们卷入了自2012年6月开始的持续斗争。企业主Mohamed Abul-Enein,作为一个穆巴拉克的民族民主党议会的前成员、一个因残暴而臭名昭著的老板,突然关停了工厂。当他撕毁了在某次占厂中达成的种种协议之后,工人们前往开罗,向着总统府游行示威,然后与穆尔西达成了协议。连这都落空之后,他们冲进苏伊士的政府大楼,要求惩办Abul-Enein。最终他们占领了工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恢复了生产并直接售卖产品以保证收入。

当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空荡荡的厂房以及那些不是消失就是腐化的老板们,自我管理的念头就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他们的自我组织标志着自革命爆发以来信心的巨大提升,也反映了他们试图挑战穆巴拉克时代和穆尔西政府那套“利润先行”秩序的意愿。

以工人管理接管私营企业,这本身并非推进革命的一种策略。只要还在迎合市场需求的优先序列来组织生产,那些做出这种策略性决定的人们将被迫与其他企业竞争,并被迫坐视这些外部的竞争压力传导进工厂内部。将国有化的需要结合起来,并在工人委员会之下统筹全局,只有这样,这些首创性行动才能肩负起重要的使命。


穆尔西与危机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穆尔西似乎向工人运动做出重大让步,称私有化和失业已是陈年往事。在一次经电视转播的五一节讲话中,身处赫勒万工业中心的穆尔西说,不会“再有公营部门的出售;都结束了……我们再不会整死工人(原文如此)”。这表明政府从下列事实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工会化的扩张、罢工行动的广泛和深入,以及矛头普遍指向私营企业和穆巴拉克时代经济伦理的仇恨。它也标志着一股日益滋长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的新贷款和如影随形的财政紧缩政策所受到的极为普遍的敌视。然而,穆尔西的演讲饱受怀疑:自2011年以来,工人已经从部长们和老板们那里听够了各式各样的承诺。最近一波斗争浪潮的成因之一便是愤怒。2011年罢工潮时,许多老板做出的保证一个也没兑现。公司的协议,尤其是在工资、工作和工会权方面,通常被无视: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无情。总统和穆兄会在穆巴拉克时代作为反对派所得来的权威,在此刻已经丧失大半。他们愈发清晰地表现为一个亲资政党,致力于继承穆巴拉克的经济蓝图。当穆尔西实行新一轮的紧缩措施时,等着他的或许就是众口一词的回绝。

2013年4月,激进分子们发动了“反叛”(Tamarud)运动。这项活动旨在埃及全国范围内征集签名,呼吁一次新的总统选举——如同向穆尔西投出了不信任票。它空前地成功。一月之内组织者收集了七百万个签名,每一个签署者都可自行通过他们的国家识别码进行确认——这是一次政治参与的公开声明,在以往革命中闻所未闻。在穆尔西上台的一周年即6月30日,在总统府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将运动推向巅峰。革命社会主义者(RS)成员,萨迈赫·纳吉布说道:

「“反叛”(Tamarud)运动的参与者已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亲眼见证穆尔西和穆兄会要将他们的革命拦腰斩断。这一切既反映出穆尔西簇拥者的飞速流失,又彰显出人民试图捍卫他们利益的决心。社会主义者已深入参与“反叛”(Tamarud)运动中。我们发现在工人阶级的集中区域,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在请愿书上签字——而罢工中的工人们集体联署。当然,余孽们也试图追赶潮流,但他们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塞西声明军队不会夺权后——对他们来言,前途越发不明朗了。」

穆尔西早已堕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伙同穆巴拉克的前任盟友、穆尔西的现任盟友——美国、欧盟、海湾国家——坚持要他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埃及镑日削月割,有理由担心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性进攻,会把本地货币带向万劫不复。埃及仅能勉强支付对绝大多数人口生死攸关的粮食进口费用:埃及镑的继续走弱可能带来尖锐的危机。在以千万富豪拉特·沙特尔为首的保守派的提携下,穆尔西自己的组织正在飞黄腾达。保守派渴望加强新自由主义政策、拥抱“有土耳其特色”的亲资伊斯兰主义。与此同时,工人运动提升了自信,积极分子的网络也通过“反叛”(Tamarud)运动期间的筹备,使公开抗议活动焕然一新。

在这瞬息万变形势的左侧,有一群规模史无前例的观众。暂时陷入停顿的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政党加紧了工作以建立一个激进势力的联盟。一个革命替代阵线已经建立,将人民趋势党、立宪党、社会主义人民联盟、自由主义-伊斯兰主义者穆纳姆·阿卜杜勒·阿布·福图赫的强盛埃及党(该党未参与全国拯救阵线)、革命社会主义者(RS)以及“4月6日青年运动”的成员与前成员聚集起来。他们致力于推进革命进程,拒绝同穆兄会及军方势力交易,势把余孽斩草除根。这些发展同样使社会主义左翼、尤其是革命社会主义者(RS)备受瞩目。从20余年的独裁统治下幸存后,如今的RS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投身于革命,出现在各大城市中。它是唯一专注于工人斗争的组织,并活跃在街头、校园以及包括“反叛”(Tamarud)运动的各类联合行动中。它正迫切地尝试将各车间中具有突出作用的组织连接起来,并吸引积极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古今中外的斗争经验将借此集结起来以助推埃及革命。对这样一个政党的需要鲜有如此明确。随着革命的继续,它的机会与责任将变得显著。

原文: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904&issue=139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3-8-30 2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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