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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资本主义运动] (转载)白曼:从无产阶级利益角度出发审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转载)白曼:从无产阶级利益角度出发审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从无产阶级利益角度出发审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白曼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与2013年6月21日签署完成,协议要求大陆向台湾开放金融、商业服务、通信、卫生和旅游等行业,与此同时,台湾也向大陆开放包括金融、通信、文化等产业之后,在台湾立法机构的审查过程中引发极大争议。2014年3月18日,台湾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因草率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完成,引发极大的抗议,这就是台湾目前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从维护两岸劳工群众的团结出发,我们该怎么看待服贸协议和因此而爆发的抗议运动呢?

台商“西进”的历史逻辑

有大陆网民对台湾群众抗议“服贸协议”很不理解,一部分“爱国青年”认为服贸协议包括20多年来大陆向台湾的开发政策已经是“大陆祖国”对“台湾同胞”的一种包容政策,让利颇多。这话点出了部分的事实,台资与台商是大陆资本主义复辟以及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台湾老板的西进给大陆工人带来了众多的苦难;而同时,生长在过去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上的新生中国资产阶级也通过“开放政策”帮助台湾资本家度过了上一波岛内工人组织的高涨时期。
台湾问题是上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战败的大陆资产阶级、地主随着国民党政权一路南迁,来台之后,这些旧中国的剥削者变本加厉地在小岛上移植大陆的军警宪特机构,并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炮制了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机器。国民党政权于49年撤向台湾之后,在岛内实行戒严法。根据这个法令,参加或鼓吹罢工的,判处死刑。国民党的御用工会——中华民国总工会(CFL)虽以台湾劳动组织唯一代表自居,但主要任务是“加强劳资和谐,促进经济发展”。[1]在执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之后,国民党执行了一条出口加工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在70年代以前,美国给予了国民党政权很多援助,下定决心要把小岛建设成一个“反共样板”,在一条坚决的反劳工政策的支持下,台湾同韩国、香港、新加坡一样,经济增长迅速(1953-1986年平均增长率为8.6%),而且国民党政权对一些支柱产业有所扶持,如今天世界闻名的芯片制造代工厂——台积电(TSMC)早期就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注资,但在独裁统治的环境下,台湾资产阶级从政权得到的更直接的好处以武力镇压和特务政治为支撑的反劳工国策,彼时台湾老板基本不用考虑工人自我组织和罢工对他们生产的威胁。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即将结束,台湾作为冷战前哨的战略重要性不再明显,岛内的部分知识分子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运动愈发高涨,失去了美国公开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被迫取消了戒严法,开始允许进行选举、结社、集会,这其中也包括允许工人罢工和成立工会。从1988年到1991年,大量台湾的工人开始尝试自我组织,从两蒋统治时代的原子化状态中走出来,要求更有保障和尊严地生活。
被压迫无产者的自我组织让王永庆等一干岛内资本家气急败坏,他们认为劳工运动造成台湾社会混乱,扬言以“投资罢工”作为回应。这一时期对台湾资本家确实是一个新挑战,政权从直接镇压工潮向立法限制罢工过渡,台澎大佬一度措手不及,但很快这些董事、厂长们站稳脚跟,开始有序应对工人的反抗。这其中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88年4月12日,中国大陆的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对宪法的修正:“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下定决心复辟资本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的掌舵者们向各国剥削阶级投去橄榄枝,邀请他们来大陆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积极以“民族认同”的宣传口径对港澳台资本家喊话,欢迎他们到沿海投资办厂。“截至2013年12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0018个,实际使用台资591.3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我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4.2%。”[3]
对于大陆市场来说,台湾资本的投资只是外资的一小部分,但对于台湾传统产业的资本家来说,大陆和东南亚能提供比他们本土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更何况,大陆在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基础使得大陆相比一般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能向台湾老板们提供更加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台湾资本家也把他们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带入大陆,目前大陆台湾企业雇佣员工人数大约在1500万人,台湾资本家以军事化的管理、对员工隐私的侵犯、苛刻的厂规、高强度的劳动模式压迫着中国工人。不仅如此,台商在大陆抱团组织商会,积极跟大陆政界高层人士互动。“斯米克瓷砖”及“中达电通”的老板李慈雄先生是中国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鸿海集团”(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先生厂子每开到一个省,总会成为当地执政党省委书记的座上宾。至于台湾雇主作为阶级敌人加诸于大陆工人阶级的苦难,远些的“富士康N连跳”暂且不表,最近的上海苹果代工工厂“昌硕”就曝出了十五岁年轻学生工过劳死的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资本家在大陆赚的每一个台币,都沾满了大陆打工仔、打工妹的血汗。不仅如此,“台资”的西进在给中国工人带来苦难的同时,也以很卑鄙的手法对待台湾本地工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老板为了向大陆和东南亚转移生产线,变卖机器厂房和土地、脱产,对于工人支付资遣费和退休金的要求不予理睬。台湾本土的产业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行业转型后,通信等领域大量使用派遣工,工人生活绝无保障。哪怕是看上去很体面的高科技行业,工程师也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来为老板创造利润,如著名的“山寨手机”芯片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发科,即使晚上8点的时候公司大楼也还是灯火通明,与大陆的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相比,不遑多让。这个小岛,对于无产者而言,绝无温情和梦想可言。
至于台湾资本家,《服贸协议》没有出台之前,他们已经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里赚得满钵,但与此同时,正因为大陆市场对台湾资本家的开发,使得对中国的投资,占到了台湾对外投资的一个很大的比重。而对台湾资本家的“让利”背后又有着中国资产阶级为谋求其本位利益最大化的全局考量,讨论《服贸协议》不得不考虑中资的扩张因素。

“让利”背后的中华资本主义的扩张

本次在台引起极大争论的《服贸协议》中,台湾对大陆开放64个投资领域,大陆则给予台湾80项高于世贸足足(WTO)规定的开放承诺。即使不提20年前传统制造业就已经对台湾资本家开放,近年来,为了积极拉拢部分追寻独立建国运动的台湾中小资本家的支持,大陆政府费尽心血,先是开放台湾农产品市场进入大陆,对台南农场主统战意图明显,之后又推动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给台湾旅游业打了一剂强心针。2012年,大陆政府宣布给中国境内的台资企业提供6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而在台湾对岸以福建省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在去年,借着所谓的“金融改革”的契机,中国对台湾开放了投资限制,允许台湾银行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投资。
那么为什么大陆资产阶级对台湾资产阶级会让利颇多呢?
让我们来看看十年前把毛主席挂嘴边的海权吹鼓手——张文木先生的雄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4]吧,张先生说:“中国的东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我们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石油运输生命线的保障迫使中国资产阶级必须考虑打破更强大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岛链”封锁,远洋基地的建设意味着中华强权的海军力量必须覆盖到高雄、基隆。阻止并扼杀台湾独立建国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所在。
不过十多年前,台湾岛内资产阶级各派代表还是冷对大陆的招安倡议。今日“中华民国”大统领彼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就曾表示“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爱台湾的新台湾人”[5],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21世纪初还保留着对美日资本的极大依附性,可以说“白宫打一个喷嚏,士林官邸就得抖三抖”,哪怕06年反对陈水扁政府的游行,也是在美国事先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但随着中华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发展、台湾资产阶级对大陆市场的倚重、中国海空作战实力的膨胀,使得台湾资产阶级一部分人认为即使台湾不诉诸独立建国运动也能在中国资本主义羽翼下生存。大陆在经济上开放市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武力收复”的可能,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说法,大陆大约有1150枚导弹对准台湾[6],如大陆前任总理温家宝先生曾公开声明“不允许台湾独立的发生”。这一系列经济上“让利”、军事上“威慑”的组合拳反映了中华资产阶级将台湾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纳入自身羽翼下的明确目的,新生的中华强权急于扩张海外市场,十年来对外投资急剧上升,中资在亚非拉建厂并时不时因苛刻管理引起当地工人反弹的新闻屡见不鲜,近两年更是通过并购、重组等一系列手段进入欧美。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对日美,数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使得中华强权一定要维护其远洋运输线,如同俄罗斯资产阶级不能失去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塞瓦斯托波尔港一样,今天的中华有产者也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扼杀台湾独立建国运动。
伴随国民党南撤至台湾的旧中国资产阶级在1980年代前曾不断扬言要重新在大陆复辟资本主义,“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要靠我们大家去争取;复国建国的成功,同样要靠我们大家去奋斗。也惟有我们自由中国和海外全体同胞,能够一心一德,为争取国民革命第三任务的胜利与成功,而牺牲一切,贡献一切,那才能真正的获得反共抗俄战争的必胜、与复国建国事业的必成。”[7]他们发誓要向中国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回他们失去的要求,但当大陆真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除了那些双手沾满大陆工农鲜血的老屠夫——陈立夫及宋美龄外,多数台湾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对“祖国统一”并不热心。十多年前,一位大陆共产主义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代价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近亿城镇(和数亿农村隐性)失业半失业人口、私有化造成的萧条使内陆某些工业区长期处于「前暴动状态」、沿海经济带(聚集了上亿劳工)的劳资关系普遍紧张、官僚系统各派系的利益分化与明暗冲突、官员贪污行为失控和日渐激化的官民对立、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工业前途未卜、私人资本既与权贵资本矛盾重重,近年又同国际资本顶牛、少数民族边区的武装骚乱、骇人的环境破坏”[8]使得习惯于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台湾资产阶级退避三舍,他们不愿意也无能力来去解决大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并承担响应的政治后果,因而选择“分离”来促进其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分离”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区别,如民主进步党诉诸于“建国运动”的“台独”纲领,而国民党则更赞成“维持现状”,但即使是“独立建国运动”也必须有基层民众的参与才能获得真正的实质。两蒋政权时期,旧中国南迁资产阶级在台的暴虐统治、台湾资本主义相对于中国大陆在一个独立环境里形成了自己的市场、大陆从官僚社会主义政体向官僚资本主义政体过渡过程中并未放松的对民主权利的限制,使得台湾一部分劳动群众和同大陆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并不密切的中小资本家阶层,催生出所谓的“国族认同”,他们追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为“台独运动”积极奔走。
然而,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台湾资产阶级也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决策,2013年12月26日,一向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召开大陆委员会会议,党内大佬——柯建铭建议“正式冻结‘台独党纲’,为民进党两岸政策形塑新时代的世界观与格局。”[9]即使此项决议最后未获通过,民进党也表示“台湾应善待大陆人民,特别是在台的大陆配偶、大陆学生与大陆游客;在安全战略上,建议‘与中国共存共荣’”[10]。台湾资产阶级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依存以及大陆政府的“让利”措施,使得两岸权贵们早在《服贸协议》签署前就已经联合起来或至少已经寻找到了合作上的共识。所以,大多数台湾大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言人积极支持《服贸协议》,如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江宜桦先生表示,“服贸对各种产业有各种影响,但他敢百分之百保证,绝对不是只对有钱人、银行家有利,而是对各行各业都有利,服贸可创造商机,是扩大市场重要的关键”[11],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表示,“台湾经济若要发展,服贸协议是必要的,毕竟台湾很小,不能将能量限制在国内。”[12]台达电集团前任董事长——郑崇华先生认为,“服贸持续搁置下去,将伤害整个台湾经济”。
经济繁荣是否一定能给劳动者带来明显的生活上的改善呢?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共产主义者对此回答是否定的,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水平主要是保证其再生产、繁衍后代使得孩子能接受教育继续作为雇佣劳动者为老板创造剩余价值,除非工人具有强大的组织实力并主动、被动起来斗争或者某一些行业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大部分工人在日常情况都不得不面对“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相对贫困化”趋势,不仅如此,在台湾,由于工人组织的薄弱,资产阶级已经不断地侵蚀工人权利,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抱怨十年来的起薪“不升反降”。饱受高工时、低工资、高房价、低福利之苦的台湾劳动者以及多数出来后以雇佣劳动生存的大中学生对两岸大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主义贸易协定不满,这样的资本统一战线迫使工人必须面对大陆企业带来的更加苛刻的工作环境并承担实际工资降低等潜在后果,这里有的只是阶级对立的图景,而非“劳资两利”的双重美景。

资产阶级侵犯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穷人怎么办?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台湾是一个少数资产阶级统治大多数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资本主义国家。台湾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至少两蒋统治结束后,工人罢工、学生停课、自由结社的权利一样不少,但工人代表时不时因为破坏老板财产权、危害社会稳定的缘故被捕的例子也不少,台湾的社会主义政党(从毛泽东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各色派别)在金钱政治下基本都处于边缘化的地带。台湾的民主政体归根到底维护的是台湾资产阶级利益,并镇压各色对统治秩序有不满情绪的被压迫群众的。但即使如此,马英九政府为什么还要违反所谓的“民主程序”,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还要短短三十秒时间就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完成呢?之前台湾指标民调的问卷结果显示,44.5%的台湾民众反对“服贸”协定,73.7%的人要求逐条审查。而如今,国民党占多数的台湾资产阶级议会竟一揽子通过了,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可以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自己同意的“游戏规则”,今天的马英九政府可以强行通过《服贸协议》,明天也许就会堂而皇之地通过反劳工法律,重新加强二十年来略有收敛的岛内特务机关。
那么,群众怎么办呢?
1938年,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面对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和地球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苏俄的变质堕落,在新形势下,为了探讨如何维护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以及如何促进各国工人革命的胜利,他起草了一份叫作《过渡纲领》的文件,古典的社会民主党将自己的纲领分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下进行民主改良、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的“最低纲领”以及承诺通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当时的共产国际也赞成这个纲领,但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为要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夺取政权”才能实现最彻底的社会改良,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捍卫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民主权利及社会改良的胜利品(这些权利包括人权、新闻自由、工人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结社权等等),而要捍卫这些民主权利,非得群众自我组织起来不可。资本主义来到了催死挣扎的晚期时代,变得愈发同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不相容(这一民主权利在他的上升时期通过工人运动或法国大革命中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执行到底的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那么一方面群众要通过自我行动保卫已经很微小的民主权利,另外一方面他们只有真正通过组织起来,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跟资产阶级是截然抵触的,并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取代旧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实行彻底的社会改良并争取到更大更完善的民主权利。
“太阳花学运”的发展,更加验证了老革命家的判断,3月23日,警察驱逐了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之后,运动进入了社会抗议的轨道,应该来说,学生反对资本主义的罢课抗议在有自觉的战斗性工人的行动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某种程度上赤色工运的偏师,部分得到觉悟无产者信任的学生甚至可以参加赤色工运,在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没有工运进潮作为支撑的情况下,“太阳花学运”的学生不可能严肃地诉诸一条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反资本主义纲领,恰恰相反,抗议学生在民进党大佬的支持下诉诸于台湾本土意识,这一立场固然是反对更加强大的中台大资产阶级,试图为岛内小店主、小业主代言,但正如大陆一位名叫“苏子红”的作者所说“反大资本就需要敢于‘破除私有制’,那些手里握有中小资本的店家们,是无论如何都迈不出这一步的,因此就会在不反大资本、只反全球化的怪圈中徘徊。不反大资本、只反全球化,就一定会堕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泥潭。”[16]而试图为台湾中小资产阶级代言的民进党如果利用抗议运动重新卷土重来,其基于“国族认同”(无论温和还是强硬)的路线必然也一定要维护台湾大资本的利益。
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集体行动,“经济部估算,如全台真的大罢工,一天将损失约783亿元产值”[17],因此,资方嚷嚷,罢工可能会搞垮国家。统治者清楚地知道,工人运动才是真正会刺穿他们命运咽喉的匕首。
但现在台湾工人阶级是否有值得信任的领袖呢?目前只有万泰银行工会投票以罢工反对《服贸协议》,另外的工会——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中华电信工会虽然表态支持学生“反黑箱”的运动,反对“站在资方立场的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没有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更多的工会领袖在抗议中扮演了中台资产阶级马前卒的角色,他们认为通过《服贸协议》可以“加强两岸经贸往来,有助于东亚的区域和平,更有助于两岸和平”、并认为陆资的进入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他们假惺惺地表示“我们支持程序民主,但我们反对假藉程序民主之名,行阻挡之实。”,最后则说了一些“反对降低工人薪资等劳动条件的派遣、外包、临时雇用。主张增加税收,以进行对弱势的二次重分配、扩大社会福利,以增加工人等基层大众的间接收入。反对大企业吃小企业的交易结构。最重要的是,工人要加强团结,成为争取上述诉求的主力,并且,积极与资方谈判,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套话[18]。
台湾问题早先曾是中国革命遗留下来的副产品,因而在两蒋统治台湾的末期一部分知识青年在同存活下来的老台共党员的交流中形成了“拥护社会主义祖国、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如果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实行的真的是带来巨大社会进步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当然要拥护它,哪怕它是充满官僚弊病的国家,在面对内外有产阶级的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应该捍卫它使其不被资本主义统治所颠覆,但如果这个祖国早已是资本家黑金狂欢的天堂呢?遗憾的是,台湾的一些毛泽东主义者、老台共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中国台湾劳动党,早已沦为了两岸大资产阶级的附庸和花瓶,他们“耐心”地向工人解释“祖国大陆并没有走资”,并把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2012年,劳动党副主席——唐曙撰文批评,指责马英九政府倾向美国而疏远大陆祖国,并要求“积极而紧密的融入大陆的经济体,让台湾有更足以依靠的贸易资源,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考下,重新思考台湾经济的出路,并且随时不可忘记应该要将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具体落实到台湾劳动大众的社会福利及权益保障上。”[19]唐曙的党内同志——罗美文曾是远东化纤工厂的工人,从1976年开始就谋划组织工会,在解严时期的劳工运动和环保运动中,罗同志一直战斗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一线。后来,他和唐曙等人组织了中国台湾劳动党,此次抗议中,他说“中国大陆是台湾重要的贸易活动,但服务业并非大陆强项,不能凭空想象大陆什么都强……工人不可能罢工来支持学生”[20]。
主流工会把自由主义下的两岸全球化经济合作看作是劳资两利的美好愿景,满口社会主义辞藻的老左派则罔顾台资在大陆的恶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崛起摇旗呐喊。工会组织率低、工人处于一盘散沙的主管情况以及事实上各种工会机构的官僚化、被整合进中台统治秩序,成为两岸资产阶级驾驭台湾工人阶级的制动阀。有组织的战斗性工人,在这场反全球化的抗议中缺席了。在目前台湾工人阶级无法通过变革上升为社会主体的情况下,两岸工人阶级对沉渣泛起的中台“国族认同”、“本土意识”之类的民族主义宣传,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呢?

维护两岸劳工团结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从来没有一个包容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的民族利益”,在民族国家里,资产阶级总是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如果不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组织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无法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既不会熄灭阶级斗争,也无法调和南辕北辙的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根本利益。诚如共运先贤——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 ‘完整民族’”[21]然而,资产阶级的见识和受教育程度都高过普通劳动群众,这一现实残酷,但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决定的。因而,他们总是致力于营造一些悲戚的宣传氛围,一把鼻涕一把泪下面是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族主义宣传就是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和日益依存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台湾大资产阶级总是把“炎黄子孙”、“血浓于水”挂在嘴边,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台湾问题,“不要遗留下一代”(连战语);至于代表了台湾一部分本土资本家利益的民主进步党及其各色绿营同盟军鼓噪起“爱台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更是轻车熟路。
那么,两岸无产阶级怎么办呢?从大的角度来说,当然需要无产阶级跨越地域的团结,但这一团结首先要建立在“承认分裂现实”的基础上,资产阶级裹挟着被压迫群众,希望被挑动起爱国心的群众为他们火中取栗,那么更需要当下两岸工人阶级中为数不多的觉悟无产者和一部分跟在他们后面走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主义者,与各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的见解划清界限。对于大陆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果他预先把“接受祖国统一”作为条件强加给台湾无产阶级或对岸的同志,那么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最大的、最可耻的背叛。再往下走,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所谓的“国族认同”,不过是资产阶级文化宣传中的常规伎俩,我们绝不应该尝试往里面加入所谓的“赤色内涵”,如果对外宣传上提什么“阶级团结上的中华民族认同”或给予台湾一部分资产阶级主导的独立建国运动以政治上的支持,恐怕到最后就只剩下做了统治阶级精神俘虏的“国族认同”了吧。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部分大陆左翼,认为两岸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融合,能带来工人阶级的团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总是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膨胀和经济的繁荣,绝不会人为消除民族国家的藩篱,晚期资本主义只会愈加巩固民族国家的边界,同时,这些大陆左翼的表态,已经证明了那些机会主义深入骨髓的家伙们,他们今天可以幻想资本主义的发展能扫清工人团结的障碍,为统治阶级的宣传谎言涂抹一层激进的色彩,明天就有可能让工人不要“闹事”,在劳资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做些改良。而我们认为,要真正促进两岸工人团结,就需要大家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走出来,觉悟的无产者可以不需要做老板、官爷、各色修正主义立场和机会主义立场左翼们的发号施令,他们将用自己的集体行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力量所在。
今日中台资产阶级是80年前老民国遗志的继承者,为了碾碎蹬鼻子上脸的泥腿子的抗争,他们绝不会吝惜召唤自己的列祖列宗“蒋介石总司令”的亡灵。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经危机,使得普罗大众必须想办法冲破迷雾,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苦人儿们除了团结起来,别无他法。

2014年4月6日

[1] 中华民国总工会,《1988年报告》,台北。
[2] 第七次
[2] 《2013年大陆与台湾贸易及投资情况》
http://www.askci.com/news/201402/09/0911435328.shtml
[4] 张文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2003年2月11日。
[5]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1999年版,远流出版)第八章: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6] 维基百科,《台湾问题》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5%8F%E9%A1%8C
[7] 蒋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论》,台北,1952年。
[8] 陈泰,《台湾问题与工人革命》,2004年12月25日。
[9] 人民网,《民进党讨论冻结“台独党纲”》,2013年12月30日。
http://tw.people.com.cn/n/2013/1230/c14657-23971650.html
[10] 同注[9]。
[11] 江宜桦:六成民众盼服贸尽早通过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8508774.shtml
[12] 施振荣:台湾必须走出去
http://n.yam.com/rti/fn/20140320/20140320180309.html
[13] 王连伟,《他们为什么反“服贸”?(记者观察)》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03版. 2014年3月24日。
[14] 台湾网友发言,2001年,台湾某大学生获得的起薪是28000元-30000元台币,“名牌大学”——台湾大学的毕业生起薪是32000-35000元台币;马英九政府在08年间推出大学生“最低工资标准”政策,为22000元台币,之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大抵只能拿这个数目的工资,“台大”的毕业生则降到了260000-28000元台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70855/?cid=131618549
[15] 台湾民心动态调查、核四与服贸争议”民调 新闻稿 (PDF文件), 台湾指标民调. 2014-03-13
http://www.taiwansecurity.org/files/archive/193_15be5c68.pdf
[16] 苏子红,《台湾人反服贸的几个原因》,《东风》杂志2014年第3期。
[17] 鬼岛工寮, 《资方说国家会垮,其实是他们会垮,总罢工刻不容缓!》(台湾共产主义者传单)
http://ghostislandhut.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7092.html
[18] 中评社,《台湾十四大工会促早日落实“服贸》
http://www.xinminnews.com/portal.php?mod=view&aid=2565
[19] 鬼岛工寮,《民族优先还是阶级优先》
http://ghostislandhut.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28.html
[20] 今日导报,《抗议立法院失序,12劳团领袖挺服贸》,2014年3月27日
http://www.herald-today.com/content.php?sn=8038
[21] 卢森堡,《民族问题与自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_190806.htm

[ 本帖最后由 莫莫 于 2014-4-8 2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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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很认真的一篇文章。虽然结论过于大而化之,但分析考证还是做得很用功的。

不过有点太在意两岸左翼的那些反应,虽然也有些价值,但这样标题就应该改为“从左翼角度审视服贸”了。两岸工人有哪些反应?文中只有一段话提到台湾工会的态度,这很好,但没有充分展开,比如那些挺服贸的劳工团体发表了一个声明以及表示了行动,在这样一篇论述主题的文章里是很值得多谈谈的。

再提几点细节问题。


台湾的社会主义政党(从毛泽东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各色派别)在金钱政治下基本都处于边缘化的地带。
————————————
台湾倾向毛派的劳动党,并不完全是边缘化状态吧,他们在产业工人中有一定基础,有一些老干部。


遗憾的是,台湾的一些毛泽东主义者、老台共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中国台湾劳动党,早已沦为了两岸大资产阶级的附庸和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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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为改良主义者感到遗憾。说劳动党是毛主义者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认真看一下他们的党纲就能看到结论很明显的改良主义指向。不过他们确实有毛派倾向,并且被北京的一些主流毛派视为同志。


另外的工会——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中华电信工会虽然表态支持学生“反黑箱”的运动,反对“站在资方立场的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没有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更多的工会领袖在抗议中扮演了中台资产阶级马前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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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言之过早。你这文章几乎同时,就有17个台湾工会组织联名反服贸,并号召五一节游行时发声抗议。工会领袖固然要扮演这样那样的改良主义角色,但他们也会被群众的情绪推动往前走,他们能走多远,这是需要观察和分析的,甚至也是可以建议、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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