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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几点“常识”

关于文革的几点“常识”

(旧稿,没写完。没有兴致了。姑且存着。发在Q空间,被限。就发在这里好了)

略谈几点……



原以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文革问题上已有基本共识,即,文革是官僚层自我改良的运动。近来才发现几位同学仍然把文革看作毛主席基于个人权力斗争而发起的。

对毛主席来说,文革改良之必要,一方面是干群矛盾的逐年加深(四清整风效果甚微);另一方面是东欧各国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斗争。

在这点上,老田、张宏良之流倒比这些革马份子心知肚明得多。大概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以貌似的改良说教为当权者护航,所以更能体会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摘《工人民主的探寻者,还是官僚专断的守护神?——毛泽东主义的文革实践》一小段文:

毛主席要搞的就是“思想改造”或曰“灵魂救赎的革命”[注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我“打倒走资派”,就像你们现在声讨“黑心资本家”一样,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当个“好”老爷、守规矩的老爷,以免一辈子跟工农处在阶级斗争状态,最后被贱民们打倒了事……[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曼德尔1970年代之作《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之《第十二章 斯大林主义》之《七、毛泽东主义》关于文革的判断是:

“这(官僚特权)引起群众日益增加的不满,尤其是在工人和青年中,后来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加以疏导。”

也就是把文革理解为官僚层自我改良。但在90年代的著作《权力与货币》中,却重新把它解释为毛刘权力之争了。



文革与“个人崇拜”问题。事实上,毛主席为了发动文革,颇为有意地加大力度制造“个人崇拜”,比如通过林彪在军中展开学毛著运动。这不是被个人虚荣心冲昏了头脑,而是为文革做准备的功夫。



毛主席绝非“一呼百应”。事实上,他一开始发出号召时,半年间冷冷清清。官爷大声“响应”,但只说不做,因为不可能发动群众来整自己。群众则不明所以,经过毛主席不断挑明的暗示,以及形势的发展,才意识到自己得到了打击官爷们的机会。

运动搞来搞去搞不起来,后来才从学生那儿点的火……

毛主席发出的指示,各方(造反派、当权派与保守派)都按自己的利益来理解。但当毛主席的指示不再像佛偈一样含糊,而是明明白白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在武汉,保守派群众挟持了王、谢,称他们假传圣旨,几乎打死了他们。甚至毛、周本人也险遭不测。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政治定性”在那种环境下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如果自己这一派被上层定性为 “反革命”,等于彻底完蛋。

后期的毛崇拜,所谓“忠字舞”之类,已经为官僚层所主导了(打着毛旗反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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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羑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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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赞成阿芬的看法。补充两点意见:

其一,官僚层自我改良,与毛刘权争,两种因素都有。

其二,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起来的时候(1959年林彪掌握军权后),毛还没有明确意向要发动文革(社教都没有发动,社交是1960年代初起来的)。毛之所以默许和纵容对他的个人崇拜,有集中权力发动群众推动官僚层自我改良的企图,也有与刘争权的企图。

文革的后果,一方面是群众对官僚层宣泄了较大的怨恨,官僚层一定程度的自我改良,同时又通过残酷镇压造反派、建立了对群众的新的恐惧,另一方面也使大权重新集中在毛身上,刘邓大权旁落(其后毛出于平衡、维稳的考虑又重新启用邓,但直到毛最后岁月,权力都在毛及其跟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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