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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来源:《韩国首富——郑周永传》
〔美〕唐纳德•科克 著 唐杰书 译


第五章 罢工此起彼伏

一、绑架事件




  工人无权组织独立的工会,更不用说罢工了。这是朴正熙和全斗焕政府一直的政策。朝鲜战争后,工人的斗争史是地下的隐蔽斗争。斗争中,工人们反对管理部门的过度管理及其在公司“工会”中的勾结者,因此经常遭逮捕、折磨和判刑入狱。朴和全政府下的警察残酷无比,任何工人反抗的迹象稍有显露,他们便决心粉碎它,而且也正是这样做的。现代集团从郑周永到最底层的管理人员集中体现了这种态度。即使按南韩人的标准,它也是镇压性的。郑在内心里认为工厂工人应象建筑工地的工人一样无知觉地盲目服从。该行业里,工人只要胆敢回嘴,在工地就会被解雇,更不用说发牢骚了。
  工人们直到卢泰愚政府的五年民主之时,才能实际上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类似于多年来每到春天汉城和其他城市里激进学生进行的示威行动。在卢执政期间,几个因素激发了劳工公开动乱——受约束的自由、南韩工业的新兴发展,以及工人们知道了公司的主人正是靠他们而暴富起来。工人长期受压迫。这期间,现代集团的对峙是最明显、最猛烈的。对郑周永而言,对付暴力的合适办法是以暴制暴。郑的这种反应在“财阀”董事成员中并不独见。其他公司的态度也很强硬——特别是中小规模公司,它们既能够孤立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又不会被频繁曝光。现代集团的蓝领工人要比其他机构多而且还集中,因此,它看起来更容易受到大运动的冲击。
  无疑,对工人的压迫并不总是一件贪婪和残酷的事。它还在于韩国领导者和计划者笃信这一美德,即为了企业的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企业与国外竞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民族的胜利。现代集团和三星公司都决定扑灭持不同政见者工会的活动。尽管有罢工和静坐,三星公司以施加压力与奖励刺激交相呼应的方法制止工会成立,结果胜利了。而现代集团因其战略性错误和如此众多的公司和工人集中在一个社区而失败了。在前民主时期,现代集团尽其所能地铲除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了民兵。民兵的主要成员是忠实的工人、雇佣的打手和安全保卫人员组成的“拯救公司小队”。公司走两个极端,今天殴打持不同政见者,第二天又对他们行贿。
  现代集团和其他公司相信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做这一切都肆无忌惮。韩国工会联盟是由许多公司工会组成的保护其利益的伞式集团,它与政府联系密切。只要有名义上代表工人的另一工会正式注册,工人们就不能合法地组织起来,也就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商谈解决争端。只要政府愿意,便可拿国家安全法律来对付工人,就像对付学生一样。在1979年10月,朴被刺几星期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一名工人因借给朋友一本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崛起的书而遭逮捕。法庭宣判其无罪,但现代重工业公司却强迫他辞职了。现代重工业公司第一位激进的组织者叫权永茂。他被称为“蔚山造船厂的瓦文萨”。按他的说法,这件事标志着“现代集团工会的开始”。
  像现代重工业公司当时那样对其工人权利的侵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990年以后的韩国也不会发生。权企图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组建工会,结果入狱四年。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记叙了事件的一些发展过程。他写道:1986年,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决定不论工人实际工作多久,它只能获得每周工作50小时的工资。提出异议的人被调至汉城。那时,当公司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工人能得到月工资500%的年红利而其他人则只能得150%时,持不同政见者就会贴出告示,要求郑周永下台。郑周永却还梦想着将这种政策作为一项奖励刺激计划呢!权说:“我们没有任何成功,但我们向工人同事们显示了统一行动的巨大作用。”
  工人们意识到,现代集团在韩国不平衡的繁荣时期内获取了巨大利润。这促成了工人们的联合。“现代集团的年增长率是30%,而我们的工资增长率却总是3%或4%左右。”据权所说,“我们得出结论,我们要求工资增加15%。”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经理们则申辩说:“现代集团似乎在赢利,但实际上却总是入不敷出。”工人们没有成功。于是,连续两天在中午足球赛时,他们唱激进的歌曲,然后每次都迟到30分钟回工作岗位。活动家们认为时机到了,要成立工会,要正式提出申请,从污染特别津贴到夏日假期工资。权写道:“因为郑周永的政策不允许有工会,所以我们认为罢工和示威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的上台带来了民主改革。它结束了汉城和其他大城市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组织者们认为他们有了更好的机会被公司认可。几天后,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结婚礼堂,100多名工人聚会,并在蔚山市政厅举行仪式,散发传单。在工人们举行了一系列集会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终于于7月14日接受了工会,从此蔚山的工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现代集团其他较大公司的经理们,却不准备就这么轻易地接受工会。他们企图阻碍尾浦造船厂工会的登记。他们偷走了书面文件,并在最终集会发生前阻挠集会。
  权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成立一个拥有20000多名工人的大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战斗实际上于7月28日开始。当时权领着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们进入厂区大院,高喊:“要民主工会,不要公司工会。”罢工四天后,资方作出了许多让步,并同意在8月14日进行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激进派候选人李亨昆轻松当选。权说:“对经理们所称的‘未受过教育的粗鲁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从未公开使用过这类字眼,那么该引文便揭示了公司如何向工人中灌输自卑感——反映了严重的阶级差别和悬殊的收入不平等。该引文和激发工人革命热情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个刺激因素。
  权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的行动从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开始,并与现代汽车公司类似的运动遥相呼应。当时现代汽车公司有大约和现代重工业公司一样多的工人参加。“我们一听说现代工程公司成立了工会,我们便坚信我们也能成立自己的工会。”李尚范写道。他于7月24日成立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资方却已经先成立了其自己的公司工会。当这一消息传开后,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群情激愤。李说:“大约有20000名工人在午饭前聚集。我们决定停工,并告诉他们现代汽车公司是如何成立公司工会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被李质问时,想借用“法律程序”来搪塞。“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没有任何可信的回答,”他说,“聚集的工人们变得更加愤怒,并开始砸附近的窗户和汽车。”
  然而,经过紧张的12小时后,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明智地作出让步。他们让安插的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傀儡领导辞职,并允许进行选举。新的工会领导很快就让资方同意了一些次要的条件——提供假期工资,取消强制加班,流水线按适当速度运行,不能为增加生产而加速。甚至同意工人不必像经理们所要求的蓄部队士兵式的短发。李没有被要求增加工资的示威失败所吓倒。他写道:“我们显示了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为胜利而战”。
  在毗邻的现代精工厂区大院,当经理未能出来与新的工会代表谈判时,一场大混乱爆发了。“愤怒的工人占领街道,设置路障。国民警察开始施发放催泪弹。”权写道,“许多工人受伤,后来有三人被捕”。“鉴于现代精工工作条件最差”以及“那里的工人不得不拿着最低的工资处理有污染的物质",权认为这场暴力是“合情合理的”。就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和郑周永妹夫的高丽合纤公司的对面,在钻石酒店和现代百货公司的业主——金刚开发产业公司,工人们几乎同时成立了工会。
  1987年夏天,尽管蔚山的工人们基本上无阻碍地设法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但现代集团仍不打算接受现实。当工人组织工会联盟来抗衡现代集团的威力时,真正的麻烦出现了。这些工人预先品尝了之后几年的艰辛。经理们拒绝会见新的联盟代表,于是六家现代集团关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外游行示威,大门被混凝土阻隔,1000吨的船身也被起重机吊起来。第二天,示威规模扩大到40000人。他们向体育馆进发,在那里工人们举行了集会。会上工会领导与劳动部副部长达成协议,共同商议于9月1日前进行谈判。不肯让步的郑周永最后承认了联盟,并同意在同一天与示威者在汉城的现代集团总部进行谈判。
  8月19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此协议时,这位老人显示了他对家庭和现代集团的支配权。他的第六个儿子郑梦准在前排与工会领导李亨昆并肩而坐,而他的父亲则在第二排看着。因为梦准几天前才刚刚研究生毕业,回家就接受了新给予的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回答问题时略显犹豫。权说,不论何时只要他不能回答,他父亲便说话,以显示其“仍然是现代集团的最高领导者”。老郑的回答并没有激发信心。不知为什么,该协议“种下了对工会领导极为不信任的祸根”——因而“对在9月份举行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罢工有重大影响”。
  谈到1987年夏天的示威游行,权的文章中充溢着兴奋的气氛。“尽管后来我们意识到书面的妥协是多么没有价值”,但成立真正的工会以及让现代集团重新承认工会联盟“在那时却是我们的胜利”。它“不是几位联盟成员,而是所有劳动者的努力及他们家庭的支持所取得的”胜利。陶醉在胜利的回忆中,他写道:“他们不怕牺牲自己”。他深情地回忆起从现代重工业公司延伸到体育馆“长达16公里的工人队伍。”这场面证明了“只要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团结如一人。我们已经赢得了工人们第一场有代表性的战斗”。
  光荣的日子是短暂的。一次又一次的谈判要么中止,要么达成的协议结果大多数工人不予接受。当郑周永任命李铉泰代表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通宵谈判时,这场谈判注定要失败,因为李铉泰是汉城最冷酷无情的金融家。在资方拒绝从3月份开始增加工资后,战斗爆发了。现代重工业公司被怀疑在集会期间雇佣打手在体育馆打碎玻璃,破坏设施。“他们煽动人们使用暴力。”权说,“当工人们怀疑时,便抓了其中的五个,发现他们并非现代集团的工人。审问后,他们被送交警察,结果马上就被释放了”——这显然是当局和业主之间相互勾结的老一套故事。
  局势很快恶化了。“到此时,问题不再是增加工资,而是释放所有被捕工人。”权说。这次,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但关闭工厂,而且还切断水电,关闭食堂。“家庭成员在精神和物质上给工人以帮助,每户不同的家庭还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家庭”,这使权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令他欣慰的是,他看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家庭不仅是在参与,而且还引导了生存斗争。”当时警察冲进入群,逮捕了许多示威者,他们被审讯了五天五夜,既没吃也没睡。权说:“他们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声明是他们点火烧的汽车,但工人们拒绝了这一切。”情况变得更糟。“只要有人言辞激烈就会遭到警察逮捕”,还“出现了被警察追捕的工人自杀的情况”——但有人怀疑是警察杀了他们。
  对权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来了。在权正准备发表新的号召时,他便于1988年4月被捕。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内进行一场混战后,警察在搜捕工会领导人时抓住了他。法庭判他四年监禁。“他是一名非常老实的人,”汉城的一名劳工运动组织者斐钟善说,“所以他得到现代集团工人的广泛支持。”对现代集团的老板们来说,工人们提出的每一个挑战,每一项要求无疑都是对抗。他们大多数针对工会的斗争都是私下里进行的,通过掩盖和贿赂手段进行,但一旦暴露后公司尴尬万分。这解释了工人们为什么一如既往地竭力战斗。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事件之一发生在汉城,而不是蔚山,发生在现代集团汉城总部的一名白领工人组织者身上,而不是一名蓝领工人身上。他的故事公开后,标志着现代集团与其雇员关系的转折点。
  时间,1988年5月6日晚10点30分,一个气候温和的夜晚。地点,汉城江南区。相对而言,这是较新的一个区,位于汉江以南,到处是时新的百货商场和办公大楼,夜总会和饭店——离市厅广场几英里远,古老的宫殿,市中心旅馆,高耸的建筑群及现代集团大楼,都在江的南面拥挤不堪。徐廷威是在现代集团工作10年的老雇员,釜山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他现在被贬到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当办事员。此刻,他正站在一家酒吧的外面。“我上司暗示我同他们一起喝点什么。”徐说。
  对一名雇员来说,这是不能拒绝的请求。这表明今晚不仅有公款报销的美酒佳肴,而且还是消除一些“误会”的机会。因为徐是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工人工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这是现代集团第一个由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不是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组成的工会。“我讨厌命令式的管理。”徐后来告诉我,“我们的雇主都是工头监工。我们公司董事长李明博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但他却不遵从劳动的一般原则。我讨厌这样。”自然地,“当我试图建立工会时,公司便企图让我打消这个念头”。
  预料到将有幕后平静的交涉,所以,当徐到达约定地点看见6个他不认识的人时,他没有丝毫怀疑。他们看起来更像城里另一个地方的打手。猜想他的“上司”会马上就来,所以当打手们用手推他的背部和肘部叫他上一辆等着的豪华轿车——现代集团同大宇公司竞争而生产的一辆黑色皇家沙龙轿车时,他就更奇怪了。“他们把我按倒在地板上,用脚踏在我身上。现在我身上还有块伤疤”——露出左腿上的一块青紫的瘀伤,他解释说是“座位摩擦相撞”所致。连续五个小时,他都保持着那种姿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向西南的港口城市木浦。巧合的是,木浦是激进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出生地。
  当徐到达木浦时,他发现自己“在一幢私宅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他们起先蒙住我的眼睛让我吃东西”。当他拒绝进食时,“他们拿去遮眼布,我吃了一丁点儿,大概只有两匙就再没吃了”。他吃东西时,抓他的人缄默不语。之后,其中一人说,“要用刀杀死我”。徐被扣留了四天。这四天当中,“他们催我向公司写辞职信。我不得不写了这样一封信,因为他们威胁要杀死我。”
  接下来,“我被推进一只大手提箱”。徐继续说道,“我拒绝进去,但其中一人说他们不会把手提箱锁上,所以我同意了。”然后,他们的头目走出去要找一个更大更好的手提箱——显然想用一个隐秘的方法来运送徐而不引人注意——,把他和其他人留在了屋里。“没了头儿,其他人都一声不吭。”他说,“我感觉到要被杀死的威胁”。这完全可以理解,“我还感觉到恐怖”。最后,头儿回来了,没拿手提箱,却带来令人更高兴的主意,喝一些烧酒。一种传统的朝鲜酒。
  “喝醉以后,他说他们会在很远的地方放了我,”徐说,“我跟他们讲述了我的生活。”他还为了劳工运动和工会做了一些策反工作。他说,他不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工会成员。事实上,他比一些遭毒打、家庭受到威胁或完全“消失”的人要幸运。“我劝说其中的一个流氓向头儿请求,别再干绑架的事了。”徐说。同时,他还为劳工运动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并相信他使这些流氓及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朋友们信服了劳工运动的价值。
  徐慢慢地说:“我告诉他们工会帮助工人。没有工会,工人就会受苦。”绑架他的人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把他带到一种男人旅行时住的旅馆里。显然他们意识到是放弃任务的时候了——管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起初雇佣他们的人在指挥他们的每一步行动?可能是吧,但徐简直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5月11日,我很早就醒了,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时,徐便离开了旅馆。他没有向地方当局打电话或联系,而是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回到了汉城。“我直接回到家里,”他说。他一到家就明白了绑架者让他走的原因。“警察在我家门前。看到他们在那儿我很奇怪。他们正在找我。他们说在绑架期间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小分队找我。”当徐重获自由时,警察要围捕绑架者吗?难道他们的调查只会如此简单,只在他的住所进行监视,在现代集团进行常规询问?
  和许多发生在其他地方的问题一样,这一问题引出了警察和当局间关系的更深层问题。徐廷威的故事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这并不在于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身份——一名白领工人,经常用白色衬衣、条纹领带、灰色便裤和花呢茄克打扮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典型的朝鲜“拿薪水”阶层打扮。徐认为郑周永的左右手李明博“指挥了这次针对他的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
  现代工程和建设公司董事会成员崔在东和公司常务主管姜明九,他俩因下令绑架并支付给六个流氓价值27000美元的钱财而遭逮捕。这是徐确切知道的。后来两人都被判刑入狱一年。至于那些流氓,他们却令人惊奇地逃脱了处罚。作为受雇佣的人,没有对受绑架者进行任何身体伤害,所以被判缓刑。半退休状况的老人崔在东提前出狱,只剩下姜在狱中。有报道说姜威胁如果他们不帮他,他就要打破把他与现代集团束缚在一起的像黑手党一样的永远忠诚,让他的高层老板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曝光。不久,姜也因医疗原因而获得释放。
  “所以公司不得不设法释放了姜。”徐说,哪怕郑周永“宣布把他解雇了。”然而,这件事还没结束。李明博董事长和他的人事部长全永燮因压制徐的工会而被控犯有不正当的劳工行为——一种除了处罚低得让人可笑外,听起来却相当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全被罚款200万韩元,约2850美元的同时,李董事长也被迫支付500万韩元,约7100美元的罚款。这点数额还比不上“董事会成员们在汉江以南一家豪华奢侈的舞女俱乐部一夜的消费。”
  徐认为他的经历给了现代集团一些高层人物一些教训。他回顾起这些教训时很自豪。“资方企图不接受工会,但这次事件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像现代集团总部的许多职员一样,当他回忆事件的影响时,对现代集团的自负充满了怨恨。“我指望劳动政策会有许多改观。自从绑架后,他们改变了对工会的看法。”他承认曾告诉过他的老板他“对管理部门印象极差”,但现在他说他“不会再针对他们说三道四”。什么改变了徐?显然现代集团的高层认为,只有对他表示理解,或是悔悟,才能阻止他成为一名英雄——阻止他在各阶层传播不满。
  现代集团发言人使用“令人尴尬”来描述整个事件。这位发言人依然坚持说:“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现代集团的家庭成员”,并把这次错综复杂的事件称为“一场悲剧”。现代集团通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布了现代建设总裁郑勋沐,而不是在法律上“有罪”的董事长李明博的个人“道歉”,在国人面前掩饰事件的真相。发言人用哲学家的口吻说:“工会的存在从长远观点看对公司有利”。在政府放松对工会活动控制一年后,对一个有着尽其所能阻止工会有效发挥功能记录的公司而言,这种评论如果是真诚的,便代表着惊奇的内在变化。
  徐相信,“在发现了事实后,郑周永试图解决一切”——这一决定意味着他个人的考验“成了一个转折点。“在公司对劳工运动的态度还没有“一个全部的改变”时,他承认,“一大部分已经改变了”。他表示,在与管理人员就新合同进行谈判时,他已经感觉到一些变化。他遭绑架一年半后,公司增加了满足其白领追随者的要求,“加上一些新的福利,我们的工资也增加了20%”。其中包括:“工人的一些教育费用”和“在董事会享有席位的权利”。
  徐试图告诉郑周永和李明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他将“重组工会”。然而,郑却根本不想与他打交道,因为这位办公人员爱惹麻烦,曾让郑和郑的手下丢尽脸面并带来如此众多的尴尬。“我无法找机会见到郑先生,”徐说,“我告诉了他的秘书。”所有的宣传、法庭申诉和交涉的一个回报是:1989年6月,在现代集团总部大楼,“我们得到了一间工会办公室”。
  所有这些只是表面的变化。现代集团的观点依然是,工人和经理、业主及其孩子和继承人一样都应该愿意并准备每周至少工作50个小时,在节假日上班,并且为了公司的利益乐意接受任何指派。郑世永逐渐发展了这一理论。“当国家富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一天工作10小时,但当国家发达的时候,他们便说每天8小时,每周有两天休息。”然而,南韩的经理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既没有到“富裕”的水平,也没有到“发达”的水平。郑世永说“我们不处在这一阶段”时,他是在政府和行业的高层为他的同僚们说话。此时,他还认为一周工作50小时以上且没有假期完全是必要的。
  显然,郑世永缺乏对工人的压力和需求的理解。他们忙碌于单调的工作,却不能全面分享使韩国社会整整一个阶层富起来的“经济奇迹”。甚至可以说郑家的全部成员也没有享受过。工人们“一年可以法定休息20天,即使这可怜的几天也未能得到执行”。世永说,在现代集团,“他们有法定的节假日,如果他们在那20天工作,将得到双份的工资。”当他用他在美国学习三年所获得的有点蹩脚的英语描述时,他意识到“管理部门和工会没有很好地实行”。他仍然高兴地说:“我哥哥很开明,并不独断专行。”并建议现代公司的总裁们要让工会有“更多的说话权利”,比现行政策所赋于他们的权利要多。
  绑架雇员事件也许并没有改变根本的态度,但它却的确使一些经理更加明白,在与总部办公室雇员打交道时,公然违反法律是危险的。现实是现代集团仍然相信以暴制暴的策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经理们确信为抵制工人们的要求和满足业主们的需求,他们必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种策略。类似于徐的故事很普遍——在民主改革席卷韩国之前,新闻检查机构却阻止它们见诸于报端。在“财阀”崛起成为巨人的这段时间里,工人被殴打和绑架事件可谓家常便饭。如果现代集团学会注意自己在汉城的言行,那么该集团依然会在其帮助建设的城市——蔚山雄霸一方。工厂和生产设施成了工人和老板之间主要战斗的场所。
  当检察官在汉城对徐的绑架者进行审讯时,3000多名工人便在蔚山现代精工公司的两座工厂进行罢工。1988年5月27日,工人们占领了其中的一个工厂。此时该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的二儿子郑梦九,这位在集团中权势仅次于郑周永的人物,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在工人们因受到厂区外警察进攻的威胁而变得软弱下来之前,梦九和其他10名高层老板已被扣留了整整5天。在现代汽车公司隔壁,有20000多名工人于5月30日罢工,要求增加48%的工资。现代集团为了瓦解罢工封闭了工厂,把所有人都拒之工厂大门之外,包括那些想报到上班的人。当郑(周永)被由经理组成的方阵硬挤着拥入办公大楼时,他遭到了工人们的谩骂。看来,郑本人也陷入危险。并且,工人们具有一个战略优势——他们知道,临近9月份的奥运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政府在为劳工争端而烦恼时,公司还需要满足美国市场。
  22天后,当现代汽车公司打开大门时,工人们又在现代汽车和现代精工那儿出现了。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主席李勇福实际上在为罢工致歉。“对在谈判过程中造成的不便和经济损失,我深感惋惜。“他说道,并承诺要“尽可能全面努力解决争端”。然而,工人们却没有道歉的心境。在工会要求增加28%的工资和支付26天罢工期间的工资的方案得到同意之前,罢工又持续了3天。“这种解决方案并非百分之百的令人满意。”李说,“但我确信,大多数工人会知道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集团因罢工使汽车销售减少了近70000辆,其中40000辆用于出口,价值高达49000万美元。
  在围绕奥运会给国家带来的荣耀中,问题的解决避免了给公司和国家招致更多的难堪。然而,激进分子走出了由工会领导召开的集会——这是将来发生更糟糕事情的不祥之兆。1988年春天的罢工,像徐廷威案件一样结束了,但事情依然在发展。罢工和绑架浓缩了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但资方仍然不能摆脱惩罚肇事者便能解决问题的陈旧思想。由于奥运会,业主、经理和工人们压抑着彼此的敌意,共同溶入爱国主义的建设中,但之后便升级为更多的冲突——对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未来起决定作用的冲突。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4-10-7 01: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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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然袭击

  蔚山有一种原始的特性。市中心街道两旁到处是家具、服装和日用品商店,人群络绎不绝。这些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在过去的10年里蔚山的人口增长超过62万人,并且仍在增长。大华河两岸,环市中心,孩子们在玩耍,情侣们在漫步,工人们正忙碌于美化广场的工程。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市中心交通阻塞。酒吧、饭馆、迪斯科舞厅、“室内沙龙”及昏暗的咖啡厅里,充满了使用公款尽兴的公司职员们的嘈杂声,菲律宾歌手正起劲地演唱着排行榜前40首歌曲,来自远方不同大陆的水手、商人与酒吧女郎在调情,年青人惬意的闲谈和笑声一直持续到凌晨。
  一缕轻烟在空中飘荡,在把市中心与现代集团的工厂隔开的低矮山丘上空留下一道道痕迹。横跨大华河,该国主要油料公司的提炼厂把废料倾入海中。“这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和甲钟,一位独立经营的年轻商人说,“海滩那儿禁止游泳已好儿几年了。可最严重的还是大气污染。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关心居民的健康问题。”来自一座提炼厂附近垂钓社区的呼声更是迫切——工人与经理和业主之间长期的矛盾,几乎已被淡忘。正如钻石大酒店酒吧里外国商人所抱怨的,蔚山是一座“洞穴”。但这座城市对那些自从把农田变为工厂后从中获利的企业机构来说,却仍是一座金矿。
  1978年法国《快报》周刊杂志在一份有关南韩的特别报道中把蔚山称为“现代市”——就现代集团在该地区的地位而言,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市”是众多蔚山人对蔚山的称呼,这不足为奇。从现代集团在西边拥有的蔚山大学,到半岛东部现代重工业公司对面的现代百货公司和“万套公寓大楼”来看,现实一目了然:现代集团就是蔚山。稻田和菜地的那边,现代集团生产着汽车、铁路集装箱、钢管、高钢索铁塔、机器人、发动机和重工业机械设备、深海钻塔、钻井平台及其上面的框架,加上把所有这些硬件和更多的东西运往世界各地任何港口的轮船。
  从蔚山的东端到另一端,从现代汽车公司又矮又长的厂房到现代重工业公司上空高耸的烟囱和起重机,东蔚山是“南韩奇迹”。在朝鲜半岛所有其他地方,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没人能找到一处拥有如此众多大企业的地方,而且它们同属一家所有。大约80000人在蔚山的一家或另一家现代集团的公司工作。他们还负担着另外200000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还有服务于现代集团社区的商人、供应商、饭店老板和酒吧老板及其他人。亳无疑问:现代集团是蔚山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赖。
  除了典型的“企业城市”"的形象外,蔚山还充满了奇怪的不满现象。“这是一座消费城市,”和甲钟说,“店主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既有权利。他们因劳工局势而担忧。”传闻到处都是警察。国家安全企划部密切监视来自釜山和汉城的闹事者。从釜山到蔚山驾车只需一个小时,而从汉城到蔚山坐火车或汽车需半天,坐飞机则只要45分钟。电话被窃听,嫌疑人员被跟踪,持不同政见的工会领导人和激进分子的办公室被监视,有时还被骚扰。蔚山/现代集团帝国应有的优先权放在了“财阀”的安全上。
  “这是现代的王国,郑周永则是国王。”李哲洙说,他在1988年4月和1992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以较少票数失败。在这两次选举中,郑(周永)的儿子郑梦准都取得了胜利,并从覆盖现代集团工厂和工人家庭住宅区的蔚山东区保留了他的席位。梦准是郑(周永)的第六个儿子,受过美国教育,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他在第一次选举中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蠃得的票数,甚至比第二次选举中作为其父亲的统一人民党候选人身份所得票数还多。这一次,他有了邻区的两个联盟,把蔚山四个席位中的三个给了该党。现代集团的花费保证了梦九的选票。他能使用的人力和资金给现代集团在商界和政界的强人形象增添了光彩。
  梦准在第一任期中途归附执政党,然后又背叛,转而帮助其父组建统一人民党或称统一国民党。这一转变增强了他作为权力经纪人的地位。李哲洙是金钟泌领导的保守集团成员。他曾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现为执政党领导人之一。当他谈到统一人民党通过蔚山在政治上的不可阻挡之势时,听起来就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正无所顾忌的抵毁与之对立者。“任何人只要属于郑周永的党,他便能当选。”他说,“所有现代公司的人都选他。”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愤怒地砸毁现代集团的工厂,诋毁郑及其儿子时,这似乎很奇怪。“但谁给了工人们工资?”李问道,“谁给了他们吃的?很简单,这就是他们选他的理由。有很多买选票的方式。请客送礼,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做。”
  一些变得激进的工人代表认为梦九提供的还要多。“他们举行宴会,既给食物,又给钱。”现代集团工会联盟办公室的李善源说,“他们提供了价值70000韩元(约100美元)的食物,每人还拿约100000韩元的现金。”梦九不是个老实的家伙。办公室里的一名工人说:“他不是个勇敢的人。钱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曾逮捕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因其他原因而对他们的雇主不满的工人解释了这一现象。“在国民议会选举前,人们认为政府会对现代集团采取行动。”在位于万套公寓中间的工会的中央办公室里,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李东洙说,“如果现代集团破产,大多数店主都要失业,所以他们要挽救现代集团”。另一名名叫白雄录的工人引用郑的竞选口号,“我们必须挽救现代”。那时他说:“有关现代集团危机的谣传引起了大多数工人的注意。”
  引起猜疑和恐惧在这里并不难。一位几乎从未蛊惑民心的失败政客李哲洙仍然符合偶尔被监视的条件。尽管他对梦准的敌意现在与汉城当局相巧合,但他曾反对已建立的地方秩序。1990年中期,在我预约到他办公室前十分钟左右,他接到警察的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来访者。“他们连谁来这里都要过问。”李说。他是现代英语学校的所有者和校长。他坚持说,该校不是为现代集团建立的,尽管他的一些学生来自现代集团。几年前,便衣警察还“包围”过这幢建筑。这是一座四层楼房。它位于市中心,没有电梯设备,看上去有些破烂不堪了。他说:“我们把它称为‘蔚山民主楼’”。他曾把顶屋捐给为现代集团工人权利而斗争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
  李注意到,当真有压力时,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便与警察及同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情报机构相合作,但时常负责日常普通工作的还是警察。在1992年上半年,他们的工作还比较简单。占据了李东洙顶楼的激进分子们走了。他们先搬到街上一家台球厅上面的总部;然后又移到现代汽车公司大院对面的一个有利位置。“现在他们消失了,”李说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为郑周永卖命。一些归属了政府党派。他们要吃饭。”现代汽车公司大门外的工人们散发宣传手册,邀请忠实信徒们参加下一次组织集会,为一些失业的人员寻求帮助——他们是正在进行的对抗活动的牺牲品。
  冲突已成为韩国“经济奇迹”中一个内在的成份。“现代市”集中体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病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雇员与雇主彼此不信任。”李说,“雇主不想开诚布公地与雇员谈判。他们只想寻求公共力量[应为“公权力”之误——上传录入者注]的帮助。到公司来的警察使用武力控制了罢工。”最后,“公司按自己的方式方法控制了劳工组织,罢工过后工人得到的依然是低报酬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现代集团对劳工的态度有时如此严厉——对法律简直无所顾忌——以致检察官和警察都无法忽视一些放肆的老板们的罪行。另外,如众所周知的,工人暴动从在严格限定的区域里的严峻对峙转变为能使整个企业连续数月关闭的公开内部冲突。1989年初,政府不得不逮捕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及其雇佣的顾问,因为他们扮演了命令和策划战后南韩工业革命期间两起声名狼藉的暴力事件。
  1989年1月8日下午5时,在万套公寓附近,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协会总部外面的街道上,出现了40~50人。正如协会名称所示,该协会是不满者相当可怜的聚集,只有14名成员。然而,对现代集团而言,它却是一个十分障眼的现实威胁。
  办公室不是一间宿舍,但从前的工人们因没有别处可去,或在深夜制定计划或举行社交聚会时就睡在那儿。14名工人中的6名正睡在地板的床垫上,这时一伙流氓手持棒球球棒和铁管破窗而入,大打出手。他们拿着一份名单,要那儿的人报明身份,将与名单符合的人拖出去用球棒和铁管猛打一气。另外一些人毁坏了这个团体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桌柜,并拿走了一部录音机、录音带及商业报告,以期找到能在法庭上用作证明协会成员恶行的证据。所有受害者都受到流氓们被授命给予的伤害——疼痛但不致残。
  姜尚万受雇五年后,因劳工活动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于1988年4月解雇。他的故事更具典型性。“他们用铁管打了我15分钟。”他说,“我去医院,但却不严重。我的名字不在他们的名单上。他们说:‘你是谁?’‘干什么的?’‘你在哪家公司上班?’”他们要找办公室领导的行踪,但他们都不在那儿。没得到回答,他们便打现代机械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的右臂。现代机械制造公司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不满的温床。自从受害者失去工作和保护,不再有什么危险时,这种攻击愈发无遮无拦了。受害者聚会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遭到了报复。尤为震惊的是,事件的发生离现代重工业公司院墙只有几个街道远,就在数以千计的现代集团工人公寓附近。
  这次袭击发生前一个半小时左右还有另一起袭击发生。另一起袭击是针对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工会的19名成员,当时他们正在蔚山以北25英里的一座山上的客栈里睡觉。几小时前,他们到达那里参加周末“培训”会议——一个社会性政治集会。现代集团经理们却视之为反对现代集团的煽动性会议。大约100名打手手持管子、棒子、棍子,把他们一顿猛打,并高喊:“我们要杀死你们。”不断地打,但却避免致命的打击。“袭击者可能是恐怖主义者”,几天后,全昌洙躺在蔚山医院病床上,满脸是伤,透过绷带说道,“有一些是警察。我们想,他们是受雇进行这次袭击的。他们是被钱收买的。”他认不出他们。“天黑了,我看不见。”金寿高也被打伤了,他认为:“他们是一伙特别的警察——两次袭击是同一伙人”。
  警察不论由哪个当局控制,有时就像暴徒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在两天前,郑梦准破天荒去了他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办公室,但他和他父亲并不需要直接命令一场犯罪行动而脏了他们的手。更可能的是,他们只要其下属针对1988年12月12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非法”罢工“找到一种解决方法”。或者,对老郑(周永)来说,他可能说他“希望”在他1月份从莫斯科开拓性访问回来之前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任何现代集团雇员都把郑周永的“希望”解释为命令,完成该命令可能会决定他整个未来的职业前途。
  不论上级传来的是什么话,负责这次行动的现代集团经理韩尉敦,也许出于畏惧和责任才行动的,却不是恶意,更不是盛怒。韩面相友善,在国外一次事故中断了几根手指而残废。他从负责整个现代集团培训工作的轻松岗位上升至现代工程公司的的高级副总裁,受委托解决“劳工问题”。他是汉城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却身陷囹圄。当他被捕后,盯着报纸的头版时,他似乎很忧郁迷惑。必须要由某人来当替罪羊,韩就是这个人。他知道,只要坐一年左右的牢之后,他就可以出来。现代集团会照顾他的——但他看起来却根本没被这遥远的希望所安慰。他犯了个错误,把事情搞得超出了常规范围,超出了总裁们的预期,因而被抓。
  韩的错误是接受了一位热情顾问的意见。他名叫李润燮,是一名神秘的韩裔美国人,又叫“詹姆斯•李”。他是朝鲜战争后的一名孤儿。李于1978年移居美国,同一位韩国侨民结了婚,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他是洛杉矶地区韩国人中的左翼联盟组织者,于1987年回到南韩办他自己的“劳工研究所”。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李提出了一些右翼倾向很严重的主张,把他半信半疑的天才用到建议韩及其他人如何同顽抗的工厂工人打交道上。同时,他又讨好工会会员说他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帮助资方。
  詹姆斯•李就劳工问题在工人面前夸夸其谈,——同时又在资方最喜欢的而大多数工人又憎恨的一些人面前灌输保守的观点。看到集会上红色的束发带和激进的标语牌时,他显然也变得忐忑不安。“詹姆斯•李说,因为我们游行示威反对现代集团,所以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喷漆工工作的工人李元甲说,“我对他说:‘你是个骗子。’”詹姆斯•李的反驳是:“如果你与现代集团作斗争,那么你便是共产主义者。”李元甲是在袭击前被抓的。当时警察包围了一所工人宿舍,用催泪弹把他逼到街上。不久,他因煽动工人罪名而入狱3个月。
  两次袭击现场,没看见詹姆斯•李的影子,但警察和工人们一样确信,是他说服了韩尉敦采纳了他聪明的计划——甚至他进行了具体策划。工人们相信李的打手们是干第二职业的警察,但这些挥舞棍棒的人谁也没被发现——想一想他们有那么多人,他们表现得那么凶残,但却没引起巡逻警察的注意,这的确令人吃惊。“无论何时,只要同警察打,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李元甲说,“我们能做什么呢?警察把我们当牲口,当野人。”
  毫无疑问,韩授权李购买棍棒的,并且调查人员后来在韩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所依赖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是地方警察的头目,另一个是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地方负责人。但袭击后的日子里,韩却成了事实上的被遗弃者。郑周永从莫斯科回来在汉城金浦机场告诉记者,他与袭击事件“无关”,“不明白”他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一名高级副总裁黄性赫说:“1月80的事件将被看作劳工历史上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是一次荒唐的行动。“”至于韩,则被描述成“一种牺牲品”一——甚至詹姆斯•李也被称作“一种牺牲品”。
  在韩和李被拘留期间,执法人员尽力表明在对待他们触犯法律一事上是多么的公正廉明。工人们控告他们与现代集团合谋,但他们却向国人显示,他们在指控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和他的雇佣人员。“我们的意见是,这种情况下,涉及好几个人。”蔚山大法官卞镇宇说。然而他却已经排除了一个关键因素——警察与现代集团的勾结。“不,我不认为警察就是现代集团。”“他草率地说道,从而结束了他对我的问题的简短回答。而与此同时,一名助理法官却在大厅里审讯穿着带有现代集团标志的风衣的韩。
  罢工随着两次夜袭反而升温了。每天工人们涌出万套公寓大厦,从各条小街向一起汇集,沿穿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院墙的主街道集会。郑周永不得不取消一年一度的现代集团宴会——一个在汉城的宾馆宴会厅精心筹备的仪式,由现代集团邀请本公司的高层经理及夫人和其他商人、政治家、外交人员及新闻记者一道参加。现代集团公关部经理们打电话取消邀请,礼貌地说名誉董事长“太忙了”。电视每天都连续出现工人们冲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扔燃烧弹的镜头。这些镜头让郑饱尝了丟脸的滋味。到三月的最后一周,激进的工人占领了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在主广场举行集会,向卢总统和郑写抗议信。
  示威者从一个车间串到另一个车间,对还在工作的人们大声叫喊,催促他们参加罢工。生产急剧下降。罢工者并没有毁坏生产区域,但却冲入行政办公室,扔掉文件和器具,与几十名现代重工业公司的职员和保安人员打成一团。有谣言说,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雇用200名警察装扮成工人,让他们偷偷潜入厂区寻找55名担当罢工罪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头目李元权是“重通缉犯”。他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首任主席李宪尊的胞弟。李宪尊由于绑架他的继任者,一位反对罢工的温和派而入狱。李元权说,持不同政见者囤集了10000枚汽油燃烧瓶和数以千计的“金属器具”。罢工者守护着仓库,里面有防毒面具、安全帽、液化石油气容器,自制“民主导弹”的螺栓、蝶帽。这些导弹是用钢管和油漆稀释剂制作而成。更大的混乱一触即发。
  3月30日黎明前,即罢工的第109天,李元权身着韩国国旗,发誓要“战斗到底”。当14000名防暴警察包围大院时,大约700名持不同政见者骨干还在院子里。凌晨5点,他们发起了两面进攻,爬过院墙,冲过道路,坐船跋涉上岸,并旦且直接从直升机上打催泪弹。35分钟之内,繁警察包围了仍在院区内的最后一批斗士。这些骨干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从秘密出口逃到附近的“单身工人公寓”。在逃走前,李元权告诉记者大卫•班克:“这不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只想为工人争取好的工作条件和地位。我们在南韩长期受到歧视。”
  警察清理了大院,但斗争依然无比激烈。第2天早上10点,我估计有3000名工人在大门外聚集,高喊口号,朝得到一辆装有催泪弹的黑色卡车支援的200名警察和旁边的青铜色警察标志投掷燃烧弹和石块。那些警察虎视眈眈地驻扎在钻石大酒店的一块空地上。那天下午,我随示威者穿过万套公寓区域。人群前面包括来自汉城和本地高校激进的大学生。气氛糟糕透了。偶而一位鲁莽的人会冲到前面用燃烧弹向近距离、身着盔甲的警察挑战,然后又退回来,消失在一片喊笑声中。
  主要发言人李富荣是反政府“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的副主席。他充满激情和号召力地高喊口号。十分钟的演讲刚结束,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们便冲向挡住通往万套公寓道路的警察,又一轮投掷石块。那天晚上,当白天的冲突在几十人被捕之后而平息时,李在位于市中心弹子房下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办公室里,平静地用学究式的口吻对我说:“我曾读过美国劳工运动史。”他把韩国蓝领工人的暴动比做美国世纪之交时的劳工运动。他说:“在匹兹堡和底特律有很多这样的小办公室。许多教会组织支持他们。相同的征兆在这里出现了。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野蛮的非人现象。”
  李毕业于汉城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为激进学生的作用进行辩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显示了他们的关心。政府把他们诋毁成左派或共产主义者。”李把警察比成“罗马宗教”,宣称他们的人数比工人还多。“发生了一些推拉的情况。”他说道,对工人的实际抵抗作了低调处理。“人群比正常情况下规模要大一些。”现代汽车公司7000名工人声援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了罢工,这使他受到了鼓舞。“也许他们下周就会在自己的工厂进行战斗。”他很有希望地说,或者“也许只有长期不断的痛苦挣扎,却看不见明朗的局势出现”。
  对李而言,痛苫苦才刚刚开始。回到汉城,他便被指控违反劳工法,在争端中阻碍第三方调停;违反国家安全法,支持亲共运动,通过他的“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煽动暴乱,进行激进宣传。他在狱中呆了一年——这场磨难使他在1992年3月作为金大中民主党的候选人选人入国民议会。逮捕李和其他“鼓动者”表明政府拒绝查明原因。但政府同时又承认,殴打闹事者有损现代集团和政府的形象。郑周永却没有为此而做道歉。他说:“无论何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动用警察力量是自然的。一旦恢复了安全和秩序,国家权力便会收回。”
  沈永秀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主管计划和协调的高级副总裁。他也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小组成员之一。他试图用高层管理的方式将大事化小。“我们正在进行许多讨价还价的谈判。”他失意地轻声说道,“6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谈136项条件。”到1988年12月8日,当罢工开始时,“我们已经在134条上达成一致意见。”据他分析,症结在于工会要求在年终有额外奖金,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到44小时(不含加班),增加退休金和生产奖金。然而,众所周知,争论远超出这些问题,工会领导人的失误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成员认为,资方买通了工会主席的支持。他们拒绝承认工会主席的领导,转而支持最激进的罢工领导人李元权。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官员找到了论据。这些论据在他们看来是无懈可击的:韩国法律禁止军工企业的劳工运动,而现代重工业公司为韩国海军生产舰只。“激进的工会与政治社会活动联系密切。”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代表沈永秀指责说,“他们煽动劳动者攻击政府。他们还反对美国。”现代重工业公司的选择是,“局势早已不是劳工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我们才求助于警察的干预,以便在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劳工动乱时有转机,有一个转折点”。
  沈用一连串数字证明大多数工人都复工了:截止最近一个工作日,14198人或74%的工人复工了,“比前一天有所上升”。不久,在名单上“我们打算把比率增加到80%”。这种说法既正确又含有明显的错误。工人回去了,但只是在许多斗争之后。罢工直到4月18日才真正结束,是开始罢工后的第128天。几天后,李元权被捕。在几百名工人签署声明保证回去上班后,警察才把他释放了,但其他50人却被判刑入狱。李被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委员会亲资方的成员开除。他被指控对更温和的工会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企图攫取工会权力,发动非法罢工。
  这场罢工也使现代集团损失巨大——现代重工业公司已有的1亿多美元的三艘船只订单取消了,公司预计将挣得4亿美元的另外12艘船只的谈判中止了。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船厂停工、延误工期而造成每天100万美元的损失。接着是工人的损失。4个月近2000万美元的工资从未支付,还有更多中小企业业主和工人蒙受的损失。加上地方经济难以计算的连锁反应,蔚山商会估计:“包括对二次承包商的打击和其他费用,全部损失达12亿美元”。
  公司坚持原则。工人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业革命中投降。现在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要恢复赚钱,与工人共享财富,那么双方都必须妥协。就李元权而言,当工人们正——朝着灾难,或妥协,或兼而有之——继续斗争时,他却要在狱中服刑一年半,失去行动自由。他只能等待消息,等待另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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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暂时的和平

  现代重工业公司高级副总裁沈永秀说:“我们将建立一种新的工会活动准则,一切都必须按法律程序和准则进行。”警察镇压了激进工人的暴乱10天后,现代重工业公司普通工人的观点彻底改变,反过来接受了法律原则——包括1989年4月28日工会主席的选举。“郑梦准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当问到如何评价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郑周永第六个儿子时,计票人兼选举委员会主席郑始淳说。“将来他会理智地控制这个公司。”郑始淳对那些扔石头和燃烧弹的人们带来麻烦的暗示不屑一顾。他似乎要让自己确信——要让别的工人也确信——管理部门如果在心里还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别人的一切行动也只能是徒劳。
  “我们的工作时间将更加合理。”郑始淳预言。他相信公司会把工作周减少到折衷的46小时,还要像工人所要求的那样——加班要付原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以及6个月的奖金。“从现在起,我们的管理部门将对工人的愿望作出让步,”他说,首先是“福利和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的信任”。其次“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坦诚交流和协商”。“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组织送了一些传单给我们的工人,敦促他们联合抵制选举”他又说,“但是候选人中有罢工者,因此联合抵制毫无理由。”
  在亲眼目睹了暴乱后,我几乎不能相信劳工领导人现在能心情平静地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劳资双方都坚持认为,“边打边谈”的策略会带来最终的胜利。在现代重工业公司选举新的工会主席这天,遵从法律和秩序井然似乎表明公司和工会突然对他们的愚蠢行为而后悔。
  投票本身就无秩序可言。“这里没有抗议,”郑说,到下午2点半,18550名合法选举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投了票。“选举进行得很顺利。”公司十几处投票站的情景似乎出自讲述密切的劳工关系的教科书上。“我们的工会有困难,”申仁钧说,他是工会选举官员之一,电子设计部的技术员,但他没看出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会努力工作,”他保证,并朝那些充当警卫和监督者的工会会员招招手。
  申不能否认“现代集团工人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他认为麻烦仅限于“增加工资的讨论”这一点上。正如他所说,似乎罢工和暴乱抗议都被忘却了。“我总是以现代为荣,”他说。至于激进分子,“他们当然爱他们的公司,并且也会为公司,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努力工作”。在谈话中,一排排工人站在投票所的入口处,互相尊敬地鞠躬。监票员仔细地核对投票者的身份。当下午7点开始计票时,工会的警卫也在体育馆里外站着。没有迹象表明有警察或公司的保安人员,他们没有必要出面。
  在六个候选人、15463张选票中,朱尚明以9306张赢得胜利。令外国来访者惊奇的是,这位新的工会主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将尽力为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作。”这位起重机操作员说:“我将让所有的人看到现代重工业公司的人不再想示威了。”在这次每人都认为是想象中最自由、最公平、最公开的选举后,朱忍不住高兴起来。他说:“现代集团正努力改变,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为了使工人们高兴,除了更彬彬有礼地商谈和许诺更多的商谈外,现代集团在做什么呢?“他们引进新的机器来改善厂房里面的空气,净化空气。”他说,解决了除工资和福利待遇外对现实工作条件最为严重的抱怨之一。“下一步,他们将解决取暖和空调”——对于已习惯于在冰冷的冬天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以及在可怕的夏日里大汗淋漓的工人们来说,这是另外两个问题。6月1日,工会和资方谈判代表将讨论增加工资。朱满怀希望的(地)估计,工会成员盼望已久的增加工资将会实现。
  在趋向和平的情形下,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的心理变化明显表明,郑家不想再冒一次罢工的险。当警察再来援救他们时,他们也许不能像郑家所希望的那样快速有力,并且汉城的官员已传出话来,从长期利益着想,该到作出重大让步的时候了。至于郑周永的作用,有很多猜测。没有人对他的权力怀疑,但问题是他选择何种方式去使用权力。是他策划了先镇压,后解决?——那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授权给现场的谈判代表和专家的?
  “示威使郑紧张极了,”朱说,“他把权力交给职员去解决所有问题,他说:‘你们自己去解决。’”但是在关键时刻,职员“必须征求郑的同意,他来决定一切”。没有人相信弟弟世永被卷入此事,尽管他有集团董事长的头衔,儿子梦准的真正作用也被认为是次要的。“郑梦准什么也没干,虽然他是个政治家。”朱说,暗示他作为国会议员的双重职务。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总裁,朴永旭是罢工的先期受害者。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期,他是现代集团统治核心圏圈内的一员。他最初于1987年12月被派往蔚山。“我处理不了这些劳工问题。”朴在1989年2月被调到汉城担任轻松而又无权的现代研究所所长时说。他没有对罢工所造成的伤害寻根究底,但把它归咎为“民主化进程中社会的大变革”——一种无人能争辩的观点。“现代重工业公司是靶子而不是牺牲品。”朴在他要提前退休时说,“你不明白这些激进分子的想法是什么。”
  朴永旭擅长以高明的手腕获取巨额美元贷款,人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处理好罢工的问题而在郑周永面前失宠。这是他在劳工关系领域中的洗礼。他显然缺乏这种能力。郑自己拒绝承认冲突的复杂性,坚持他的任何高级官员对任何问题都能应付。“劳动成本从1980年到1988年上涨了50%。我们的集团还不是如此有效率。”朴用一种缺乏底气的语气说,“管理费用越来越高。”
  朴提出了一种郑不屑一顾的个人意见。“我们不得不完全改变我们的战略,”他说,“我们得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我们得做一次大的转变。”朴确信将有一次新的转变——但这需要没有郑周永的介入。“从长远着想,为了遵循社会的变化,”他说,“企业文化规范和企业复兴”必须有所变化。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意识”。他说公司应“更好地对待”工人。
  朴说得越多,听起来越革命。对一位曾是郑的得力助手来说这样的想法难能可贵。“人类的精神不只是金钱。在东方社会,心与心交流更为重要,那意味着态度。”即使朴在他一生中处理最棘手的问题时遭到了失败,但他相信,他的话也许尚有些影响。当他还是现代重工业公司总裁时,他递交了一份有关现代重工业公司“战略转变”的报告给现代研究所——几个月后,他自己作为该所所长评估自己的报告。
  在朱尚明当选为工会主席前后,这种思想正泛滥。管理部门和工人们都歇了口气——没有别的。不久朱明确表示,他不会被甜言蜜语所迷惑,而成为老板们的走狗。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不能容忍的——释放所有在罢工中被捕的人员,并让他们和其他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以这种或那种理由解雇的人一道回来上班。“如果现代拒绝重新雇用他们,”他说,“我将继续斗争。”重新雇用是让“形势恢复到如罢工前一样”所必须的——首先一步就是展开下一轮的谈判。
  “由于领导人的被捕,麻烦总是不断发生,”朴永洙对《庆尚日报》的记者说。《庆尚日报》是蔚山唯一的报纸。“这是最大的问题,人际关系比金钱更为重要。让领导人出狱是一种义务和责任。”第二天,从与一名劳工管理部门的高级经理和参加在公司大礼堂举行的充满火药味的集会的工会会员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劳资双方在这一点上的矛盾。“今天的会议将不讨论被解雇工人的问题”,集会前一小时左右,经理徐文华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说。“我们得看法院怎么做,”他解释说,那些犯罪的人也许不再适合他们原来的工作。不管怎样,“那些不遵守工会政策的人将不会回来”——意思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不会重新雇用任何可能引导工会成员再次进行“非法”罢工的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只有对过去表示反悔的人才能回来。”
  当工人们开始挤进公司大礼堂集会时,显然徐文华对此情绪还不了解。“释放被捕雇员”已不只是装饰在旗帜和标牌上的口号,而是演讲者向挤在大礼堂的8000到10000名工人的呼吁。“罢工时间太长了,人们想要和平,”崔吉——一名工程部成员说。“我们将看看会后公司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要尽力让那些解雇的工人重新获得雇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一名又一名讲演者都要求“所有被捕工人”能重获自由。一名获释人员说:“那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对组织者和工会领导的逮捕始于1987年,这给了工人一个战斗口号——就像对外国势力扣押人质那样紧扣心弦。“我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反对逮捕工人”。张锡奎说。他是工会联盟组织的一名领薪官员。他把每一次逮捕都看作一件扣人心弦的轰动案件,它们给工人的要求增加了感情成分,但却被另外的人看成是受简单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而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
  正如现代重工业公司管理部门所预料的那样,工人们除了被捕人员的问题,拒绝谈任何别的问题。“位于万套公寓的人们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焊工权昌吉说,“他们想要公司道歉。在这种时候不会有更多的示威,但是我们要求释放监狱里的那些人。”总是时隐时现地存在新的罢工威胁。“我们将请求公司释放被捕人员并且撤回民事诉讼,”权说,“如果拒绝我们的要求,最坏的情况就是罢工将会重新掀起,公司和工会双方都将受损。”
  1990年,如果那就是一年前等待他们的命运,现在没有理由相信还会有更坏的事发生。“最终我们想要妥协,”权说。“这就是解决办法。”一名年轻的经理助理——李旭炯——给双方提了一些建议,他不是工会会员。“结果对任何人都没好处,”他说,“如果我是工会领导,我宁愿进行更多的理智谈判。如果我是高层管理人员,我将更加关心工作条件。如果我是郑董事长,我更愿意接受改善条件。”管理部门做了些什么来改善条件呢?他评述说:“夏天热,冬天冷,通风差”。
  李将评论延伸到他自己的责任:“办公室的工人抱怨上层管理人员未授权他们处理问题。如果我是郑,我会强调高层管理人员的作用。他们应该下放更多的权力,让我们做决定,为公司的发展作出贡献”。作为出发点,他建议董事们应该能自己决定,“增加工资,作好协调工作并且使环境变得比现在更好”。他说,高层老板不应该坚持以“我们的生活很好”为由来搪塞一切。
  然而,这种制度恰好掩盖了对威信或名誉的威胁。尽管张锡奎是一名拿薪水的工会联盟官员,但却从未为现代工作过。他用第一手资料讲述了地方警察和法官合谋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经过。他因播放“镇压工人”的录音带,并散发描述工人每天为了家庭衣食而挣扎的宣传手册,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于1990年2月被捕。法院判他三个月的监禁,这是当局把他们视为讨厌鬼而进行的典型惩罚——在狱中呆上一段时间就足够痛苦了,不过这不至于危险到挨打或长期坐牢。
  张被关在南釜警察局。在韩国,被控违法者在一间大的环形单人牢房区等候,然后才到长期牢房。“南釜是韩国最差的。”张说,“其他罪犯殴打政治犯,并且从他们身上拿走钱和别的东西。”他相信警察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鼓动对政治犯的污辱,让他们难受。他在审判前被送去的釜山监狱情况要好一些。“釜山那儿没有体罚和殴打,”他说,“但在有限的空间里生活很困难。”釜山把政治犯关在一特别的区域里,在狱期间禁止他们劳动。就在他适应了他周围的环境时,张逃脱了缓期一年的审判——这一判决使他获释而重新加入到工人的斗争中去了。
  从他的经历看,现代集团比其他“财阀”残忍得多。张有这种看法是可以原谅的。“现代集团很强硬严厉,最糟了。”他说道,并未指明现代集团的哪一家公司。更特别的是,张说现代重工业公司可能是所有现代集团中最坏的。流氓团伙攻击,大门外的暴力,持续几周的罢工——在既代表了韩国经济奇迹的光荣,又代表了其耻辱的工业实体中,劳资双方的斗争中还会有什么比这里更糟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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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隐秘的圈套

  围绕1989年4月新的工会主席选举所达成的“协议”最终破裂了,这使现代重工公司产生了一种失败和失望感。朱尚民在现代重型工业公司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干了8个月——前任工会主席所剩下的任期——骚乱便开始重新萌发了。新的工会主席李延宏在当选之后很快就被逮捕了,他的副手在第二次罢工真正开始的前几天也遭到了逮捕。他们被指控在1990年4月25日煽动非法罢工。这一指控表明,前一年双方在灾难性的128天罢工之后所作出的维持休战的保证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在蔚山东部的大街上,警察与工会一直冲突不断,争吵不休,没有人能肯定这是武装民事冲突之前的小规模冲突,还是劳资双方融洽相处之前,或者说是资方获胜之前的最后的暴力行为。然而,只要还有许多工会的干部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就别指望一个和平的结局。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现代重工公司内的气氛比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公司内的气氛更加紧张,其原因深深藏于公司的历史和它与工人的关系之中。现代汽车公司一直是现代集团公司中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公司,而现代重工公司则总是受到造船工业盛衰的冲击,只能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同日本人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由于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所挣的工资只相当于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3/4,所以,和其他大型工业组织中的同胞们相比,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加猛烈的斗争。这样,引发1990年罢工的火星便从现代重工公司燃开了。4月27日夜,有谣言说警察要袭击现代重工公司,以便驱散2天前开始的罢工。2天前正好是为期128天反对现代重工公司的大罢工一周年零10天的日子,那次罢工因遭到了警察的攻击而告结束。有谣传说,应现代公司方面的请求,1300名警察已在开进的途中。遵照国家安全企划部和青瓦台的命令,汉城的国家警察要负责在“五一”劳动节前阻止这次可能蔓延到所有韩国工业企业的罢工。在“五一”这个春天骚乱季节的高峰,数以百计的其他工会有可能会参加这场斗争,尤其在得到激进学生的支持后。
  对于现代公司资方、警察和政府官员们来说,任务是清楚的:在疾病毁灭躯体之前就彻底地将其根除。而对于那些更激进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来说,任务同样是清楚的:保护你的朋友。新近从三个月的监禁中获释的专职从事工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分子张锡奎说:“他们认为,现代重工公司的罢工是公平合理的,所以,当警察朝那边行动时,他们封锁了道路。”挤在一家弹子房楼上的工会同盟办公室里,张和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这家弹子房所座落的大街上开了不少饭馆、酒吧、发廊和弹子房,许多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经常在此出没。对面是为美国市场生产现代奏鸣曲V8型汽车的地方。这间工会办公室里的气氛是紧张和令人不愉快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会主席李尚峰正好也是这个同盟的领导人。
  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感到被出卖了,变得局促不安,决意拒绝接受李所签订的协议。在此之前,街战已进行了一个月,警方不断地对工会领导人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恐吓,并拘捕了一些人。激进的工人们“站在大门的前面,排成2公里长的游行队伍。他们从早上5点至下午6点封锁了道路”。张说,“警察无法接近他们。”这条路沿着一个三面是海的半岛向前伸延。半岛位于尾浦湾和大华河的入海口,其水深足以使船只直接驶入现代汽车公司的码头装载出口汽车,保证现代不会因铁路和卡车运输的不便而耽搁交货时间。警察必须闯过去,否则就等于是承认败在了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手中,并将面对可能出现的全国罢工浪潮或更糟的挑战。
  很快就有好几千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加入了激进分子的示威行列。像其他类似的混战一样,这是一次典型的韩国式混战,示威者扔了许多石块和燃烧瓶。但形势并不是十分激烈,当一排排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身着带防弹衣的警察用辣味冲鼻的催泪瓦斯驱赶人群时,工人们放火烧了几辆警车和一辆消防车。大约有10000名警察被派往事发现场——实际上,示威开始之前一些警察已经快速地赶到那里——而另外10000名警察则暂时被阻断了下来。炎热的中午时分过云去了,动乱的领导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坚守了,于是便开始后退。第二天,当激进的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聚集闹事时,空气中再一次地充满了催泪瓦斯的气味。
  当局谴责这次罢工是非法的,他们想利用这次墙外的暴乱事件来镇压仍处在工作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起初只有少量的工人在封锁道路,”六月的一天,卢尚珠,一位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工人在回家的路上说,“我们正在工作,警察朝院子里扔了一些催泪弹,活干不成了。他们这样做是想驱散在大楼内静坐罢工的人们。当时我正在‘超优’汽车装配线上干活,嗅到了催泪瓦斯的气味,于是便走出工厂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警察的攻击非常猛烈,他们甚至从一架直升飞机上向下喷射催泪瓦斯。“连那些第二天来上班的人都中了催泪瓦斯的毒。“由于催泪瓦斯的毒气,我们无法继续工作。”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李尚辉说,“如果有一人不能工作的话,整个生产线将会停工。我参加了示威,又唱歌,又拍手。院子两头的街上挤满了人群,大约有200名警察被夹在中间。”
  最高潮时,大约有10000名示威者在街上,但没有流血事件发生,双方都没想过要杀人或者伤人。“我们只是扔石头和瓦块,”另一位在装配线工作的工人朴尚民说。警察的盾牌和钢盔很容易地就将石块挡到了一边。朴记得他看见有直升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投放传单,恳求工人们停止罢工。虽然传单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当局的努力还是奏效了。当蜂拥的警察重新打通了道路以后,激进分子零星的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工人们看来,直到1990年5月27日,也就是激进分子为了保护现代重工的罢工群众首次走上街头一个月之后,罢工才告结束。工会主席李尚峰签署了新的协议,在协议中贬黜了自己。“我们怀疑李和公司之间有着某种阴谋,”工人卢尚珠说,“我们怀疑公司收买了他。”
  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做出了许多英雄创举,但现代重工公司的那些人还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韩国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先锋。和包括现代汽车公司在内的其他任何公司相比,他们同警察的战斗更加艰苦,更加持久,持续的可能性也更强。这样,尽管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在封锁道路时遭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面对警察的袭击,首当其冲的还是现代重工的工人们。当局担心的是,现代重工工人们的立场可能会唤起成千上万其他公司的不满工人。“当现代重工公司开始罢工时,有7家现代集团的公司也同时参加了罢工,”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主席朴廷熙说,“在现代重工公司罢工之前,我们的工人运动很是沉默了一段时间。但现代重工罢工一开始,就有170个工人组织声称他们也将开始罢工行动。”
  发誓支持这次罢工运动的工人达到几十万人。与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剌之前一系列罢工运动中相比,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的当权者都不会忘记,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在掏枪之前曾大声说过,朴一直无视罢工的现实。朴的遇刺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而他的继任者全斗焕将军缺乏能力采取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与这些记忆相反的是,韩国领导人面临着蔚山再度爆发的骚乱,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种。“绝不能再重演了”,它概括出了一个铁腕人物在面临着建立秩序的挑战时的别无选择的心情。
  数千名警察再次开进了现代重工公司的大院,将大约2000名在大门口设置路障的工会狂热分子赶了出来。警察的首要任务是围捕闹事者及其头目,并查缴在距通往干船坞去的中心大道的正门几百英尺远的地方堆存的燃烧瓶。从那以后的几天里,一辆烧焦了的运货车的残骸一直躺在院内总部大楼的前面。和一行行排列紧密的警察那种势不可挡的实力一交手,大多数工人都临战畏缩了。警察用竹棍和铁管打开了道路,抓捕了大批的嫌疑犯,拳打脚踢地将他们硬拉进了汽车,然后把他们卸到了各类旅馆和饭店里,甚至还有一家体育馆,以便对他们进行清查审讯。
  警察对任何人都怒不可遏。一些旁观者和罢工者的家人正隔着大街,从现代重工公司院墙对面的万套公寓大厦那儿远远观望。一些人离得太近或是大着胆子奚落了旁边的警察几句,同样遭到了他们的拳打脚踢。人群中确实有同情者。“市民给工人们送饭吃送水喝,”社会行动委员会的朴说,“其他城市来的市民和工人还被请到家里住下,连中学生也帮着工人向警察扔石块。妇女们将砖块砸碎了递给工人,让他们扔向警察。”到一个星期之后混战结束时为止,除了罢工前就遭逮捕的其中包括现代重工公司工会领导人在内的25人外,至少又有40名现代重工公司的工人被逮捕,另外还有50人被迫暂时隐蔽起来。
  警察对大部分的院子进行了清理——但不是全部。当警察哗啦啦地冲进正门时,大约有100多名工人撤到了一个干船坞上的轨道起重机旁。船坞中有一艘正在建造的船体。当警察逼近时,这些人冲上了82米高,能吊450吨重的起重机,开始了持续8天之久的绝食。“我们知道警察会来搜捕我们的。”金文培说,他和51名顽固分子在绝食结束后又在起重机上呆了一个星期。“正门离集会的地点很近,轨道起重机是我们能去的唯一地方了。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正在尽着我们最大的努力。”
  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象征着工会与当局之间不平等的竞争。警方由于担心会发生流血事件而克制着没有去追捕起重机上的工人。这种轨道起重机横着有140米宽,但在顶部只有10几米宽。警察包围了底层。起重机上的静坐示威者想出了一个办法:轮流睡觉。他们靠公司每天送上去的一大瓶水和绝食前就带上去的一些食物维持着。很多人的家属带了许多食品来到门外,但现代公司方面不让他们进去,并拒绝在送水的时候将食品篮子一起送上去。
  “在起重机上,最困难的事并不是食品的短缺,而在于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金说,他平常在现代重工公司的喷漆车间工作。“我们的小袖珍收音机的电池一个星期就没电了,而我们的三部对讲机却遭到了公司有意地干扰。此外,公司关闭了大院,所有的工人都不让进去。我们离大门口太远了,听不见他们在外面说些什么。我们完全处于孤立状态。”随后又出现了卫生方面的问题。金说:“起重机的顶部有一间厕所,但公司切断了电源,所以我们无法使用。”一切问题只好用塑料袋来解决。让倒霉的现代集团公司当局和警方大为愤慨的是,起重机上的示威者们欢快地将这些塑料袋都扔到了下面的水里。事实上,在高处也并不孤独寂寞。警方允许记者到起重机上面进行了好几次采访。每次记者都把照像机里的电池送给工人们,让他们的收音机能听上宝贵的几小时。在夜里,金说:“我们就用灯光发信号,表示我们很好。”14天后,当这些强硬的顽固分子爬下来时,金的体重掉了51磅,他用了4天的时间才恢复精神。但他相信,这场磨难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我们向韩国所有的工人显示了我们的反抗精神,这样做是值得的。”
  现代重工公司的资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预先就看到了这场罢工和它最终的失败。现代重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李中南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一位来访者喝咖啡聊天时说:“罢工问题的本身并不严重”。罢工的组织者们最先考虑的是请求现代重工公司撤回诉讼。诉讼指控工会的鲁莽分子用破坏的手段“扰乱了公司的生产”——即为了下一轮协议的谈判而煽动工人起来闹事。“这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提出来的要求,他们就要罢工,随后,他们进行了一次非法的罢工,封锁了大门,所以警察来了,把他们赶了出去。”
  李生气地说,最终还需要资方来教育这些工会粗暴的煽动分子们遵守法律。根据韩国法律,在合法地进行罢工之前要有一个冷却期。“在整个这一阶段,公司采取了一种坚定的立场。”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语调谈着,不愧是一位汉城大学的工科毕业生。“资方原以为这次工会该接受教训了,可他们现在还认为违反法律算不了什么。他们应该改变这种错误观念。”此外,李确信,现代重工公司和政府当局已经记住了这一天。“现在我们恢复了正常,从今以后形势会好转的。”
  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深深地磨蚀了劳资关系的结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遭到了逮捕。李分析逮捕原因时说:“是因为他们煽动这次罢工并进行了一些非法的活动。”他喜欢把现代重工公司的立场同法律联系起来,严格地按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办事。“他们的案子是刑事案。”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的起诉并不是逮捕他们的全部理由,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民事诉讼,“我们没有撤诉,为的是让他们知道,如果工会会员再胡闹的话,公司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起诉。”李详细说明了其理由。“与其对他们进行起诉,还不如报道一下他们的行动是如何使公司的生产受损失的,这样效果会更好。”
  现代重工公司工会的办公室位于大院的中心,在正门和干船坞的中间。在办公室里,新上任的代理工会主席徐永泰发誓要“为工人争取到更好一些的结果”——首先要向公司和政府进行请愿,要求释放仍在关押之中的工人。“我希望尽快地将他们弄出来,我们将在法律的范围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如果公司不依法办事的话,我们也将不。”他说,“公司正式承认工会时就非常地勉强,甚至连我们提的一些小的要求他们都加以拒绝。”但是,除了释放被警方关押的或者说是正在狱中服刑的人员外,工人们究竟还想要什么呢?他们基本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小要求又指什么?
  列在首位的是一些对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太低的抱怨。“尽管公司方面说他们所付的工资挺高的,”徐说,“但一天工作8小时仍不够谋生的。”为了得到每月相当于1000美元的工资和全年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工人们平均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时,我们不得不在星期日工作。按规定,星期六工作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但我们通常要工作到下午5点。”公司的算法却不一样。根据现代重工公司的计算,工人的加班时间平均每天只有1.6至1.8个小时。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里的福利比一些中小公司要好得多,”徐承认说,“但仍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抱怨最多的是“淋浴室太少,设施也不行,午餐也不十分好;他们应该供应优质食品”。另一个问题是住房。“公司正计划在1992年之前为工人们建造住房,但目前仍有7000名已婚工人没有住房而不得不分开居住。”徐无法确定“对建住房一事公司只是口头上赞成呢还是真的要建”。现代重工公司方面则表示,公司说到做到,它已经为工人提供了交通、服装和免费的午餐。
  徐还抱怨公司在其他一些事上给工会的领导制造了麻烦。首先是现代重工公司应保留在工资表上的专职工会会员的人数。目前,分别工会办公室的工会会员有38人,并且已成为不必干活的专职会员。他说:“但是,其中17人每三个月就必须回公司去申办延期手续”,而且公司还拒绝受理非临时的工会办公室人员提出的长期申请。徐遣责公司的这种做法是尽力想“在公司与工会之间制造冲突”。而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于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公司和政府是紧密相连的。”
  要不然,公司和警方怎么会热衷于对一位在罢工前就被逮捕了的工会领导人提出指控呢?“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第三者扰乱’和‘妨碍工作’。我知道,他是妨碍了一些工作,但是,将同一公司的工人指控为‘第三者扰乱’未免也太过分了。”此外,徐不承认罢工者真的是要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没有攻击警察,而警察却想驱散人群。工人们扔石块和燃烧瓶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徐越说越气。“当工人们举行集会时,如果工会帮助去组织,公司则称其为‘妨碍工作’。检查官永远是站在公司一边的,这是不变的真理。”
  徐看到,为“保政权的安全”,政府和检察官之间有着某种交易。“检察官代表的是政府,而现代公司和政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他说,“为了生存,公司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首脑们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些人甚至怀疑,为了使现代公司陷入困境并取得工人的支持,政府官员隐瞒了他们下令警察进行进攻的真相。“对普通工人来说,他们是高薪阶层,”一位经理说,“没有太多可抱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想到要撤回起诉。”参加过起重机上静坐示威的金“知道这是一次非法的罢工”,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一个冷却期”。但是,工会领导人徐甚至连非法这一点都不承认。
  6月份,气愤和担心的程度仍在高涨,以至于平常热切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工厂的现代汽车公司的礼宾司关闭了大多数的场地,并且将带记者参观的请求暂时搁置了起来。“董事长指示,不要向客人展示我们的工厂,”一位礼宾司的官员接电话的时候说。他不想听听要求参观的理由吗?“不,我没有兴趣。”他说。他能在办公室见见我吗?“不行,我没有时间。”名誉董事长郑周永和董事长郑世永局促不安,没有什么能比让外国人目击眼前发生的一切更为丢脸的了。
  韩国政府、现代汽车公司、国家安全企划部和警方成功地靠逮捕或者惩罚的办法消灭了工会的领导层,导致了罢工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我们缺少领导人。看起来好像签定了这个协议就意味着罢工结束了。”张锡奎说,“但是,工人们仍然感到气愤,有很多的牢骚。”他们需要什么?“工人们想在安全的前提下过得好一点,他们希望能被当作人来对待。虽然没有太多的像切断手指之类的直接伤害,但由于工作条件不好,工人们患有多种由灰尘和油雾引起的疾病。”他们希望工资的增长能高于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目前所给的7.8%,达到18%。
  一切都远远没有达到工人们的要求,劳资双方能否达成一个令人欣慰的协议也存在疑问。“可能会再次发生罢工。”在现代汽车公司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申七植说。每周正常工作44个小时,加班工作16个小时,工资每月不到1000美元,加上每年例行的相当于6个月工资的奖金,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所有人都极端愤慨。申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说,他“对这些结果不完全满意”,但又不得不“听从工会主席的,因为他控制了所有的工人”。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指责工会主席同意工人在罢工期间不拿工资这样一个条件是对现代集团的屈服。“我不同意‘不工作就不拿钱’,任何解决的办法都应该使所有的工人满意。”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在1990年6月要达成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看来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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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决战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骚乱的工人和警察之间的争斗不仅成了韩国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也对韩国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被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解雇了的美国人责怪说,是现代汽车公司及其子公司里所发生的罢工延误或者完全停止了汽车的交货。当1988年和1989年汽车销售骤跌时,按期交货是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关键。
  格雷•沃纳毫不留情的批评工会:“工会是一个致命的组织。”这位现代汽车公司美国分公司的前任经理这一评论坦率极了。现代汽车公司里进行的多次罢工之所以破坏性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深入地渗透进了公司的结构之中。美国人不理解,在这个看来好像非常守纪律的社会里,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的公开叛乱来反对地位似乎很稳固的当局。“不只是计时工们罢工,”沃纳说,“连研制人员和工程师也都参加了罢工。”在美国,尽管劳资之间僵持不下,“但在底特律还没有出现那样的问题。”总地说来,沃纳估计“他们每年都要失掉10%的工会会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四年了,而且从没有发生过改观”。
  蔚山记者朴英珠撰文称:“环境会促使工人去使用暴力,——因为有这么多的工人,大众心理对人们也有煽动作用。”他预言,罢工最终会把现代公司耗垮,迫使其实行真正的变革。“如果罢工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现代公司肯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采取暴力行动的原因。即使形势现在平静下来了,罢工也不会结束。工人们都很年轻,对暴力行为很敏感。”——也就是说当警察跟他们过不去时,罢工还会发生。此外,官员们的粗暴专横也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态度上的冲突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高墙内外早已是很明显的了,但是,从公司大多数重大事件来看,政府是能够将工会里持不同政见者镇压下去的。1987年6月29日,转折的时刻到来了。卢泰愚迫使其倔强的盟友全斗焕总统作出承诺,同意在1988年任期结束时下台,同时还接受了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生产线上负责管理28个工人的领班李全愚说:“自从民主宣言发表以后,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了。”说得更切题一点,从对工人有利的方面来看,就是他们有权罢工了——只要他们预先递交了正式的通知,经过了冷却期,并且履行了其他的手续。
  迫使全斗焕政权屈从于卢泰愚劝告的催化剂是100多万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每天都聚集在汉城中心市厅广场上,有时还搞些暴力活动,场面十分壮观。在眼下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领导人在作出让步的同时才迟迟认识到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工人们在工资和利益方面远远落后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以致于韩国可能会不可思议地进入内战的恶梦,其结果可能是,1961年5月16日由青年将军朴正熙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军人政府被推翻。曾经有过类似的事件:1960年4月,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青年学生举行的示威导致了李承晚政权的倒台。
  卢式的民主,仅仅是对压力的一种让步而不是对改革的承诺。但是,现代公司却感觉到了它的影响。卢和其前任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前,一个像现代公司这样强大的组织可以对有害的宣传进行压制,——而且很可能会对其进行起诉。在朴正熙时代和全斗焕时代,负责监督新闻的审查官们,把看上去好像不适合印刷出版的东西都给简单地删掉了,违反官方政策的建议从来不会见诸报端。另一个区别是:在过去政权的统治下,一个工人是不可能梦想建立一个工会的,——或试图把一个现存的公司工会变成一个负责变革的机构。
  然而,对新政策与旧政策到底有多大区别也不是人人都已看清楚的。放宽以前高度限制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政府或财阀的观点真的与过去不一样了。“全政权和卢政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位从汉城大学来蔚山援助工人斗争的年轻组织者说,“在全斗焕政权时期,没有民主的工人工会,但现在,政府在行使权力时更加狡诈,他们创办工会而不再逮捕工会干部了。在全政权的统治下,几乎没有逮捕过人,因为那时没有工会或工会运动,只有偶然发生的小规模的自发的罢工,——而且从未出现过暴力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力量非常弱,几乎不可能显示出工人的力量。”
  1991年底到1992年初卢政权在工会政策上的矛盾态度在这一劳资之间最奇特的僵持时期再度暴露了出来。1989年和1990年现代重工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发生暴乱之后,制造企业里的冲突一度发展得很慢,——如此之慢以致于郑世永董事长在1991年秋天声称:“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好转的迹像。”就现代汽车公司而言,“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工会的纠纷,我们经历过生产的混乱。但是今年,我们设法避免了这样的问题”。现代汽车公司的资方作出决定,除了应该得到的6个月工资和奖金之外,不再发给工人“额外的”1个半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了。这引起了工会的抗议,骚乱于12月份再次上演。
  现代汽车公司方面的态度是:由于赢利急剧下降,公司无力支付另外的奖金。即使在赢利特别好的年份——如1990年——现代汽车公司是将年终奖金作为礼物来赠送的,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工人们则不同意,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方不想接受工会。”朴祥辙说。他是两年前被公司装配线办公室解雇的,目前是现代汽车公司工会培训部的主任。“公司不是民主地管理公司,没有相互之间的信任,公司总是在违背诺言。”朴坚决地捍卫了工人的忠诚。“上次下大雨,一些轿车泡在了水里,”他说,“是工会会员们冲了出来,将车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公司表扬了我们,并答应给我们发奖金过中秋节。”秋天丰收以后,韩国人都要搞家庭聚会来祭奠祖先。“他们说这份奖金将在年底发给我们。”
  朴在特殊的环境下和我谈了一次话。那是1992年1月18日,距离公司拒绝发放奖金已有6个星期。在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经理会议室里,工人们头戴写有“继续斗争”口号的头带,举着铁管和竹棍在屋外走来走去。工人们已经接管了现代汽车公司的整个工厂,经理和主任们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院外的大街上并没有警察,可在通往大院的各条路上却布置了数千名警察,他们检查着过往行人的证件,在查明是“局外人”,没有参加里面工人的活动之后才予以放行。
  1000多名工人聚集在总部和装配线之间的草坪上。风帽遮住了他们的脸,火堆在草地上劈啪作响地燃烧着,摇曳不定的火焰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大部分火堆烧的是汽车轮胎。有人正在发表演讲。工人们单调而有节奏地喊着口号,而且还放声高唱:“为自由而战”“为我们工会的工人而战”。有很多风帽遮面的工人,手持铁管和竹棒,守卫在大院的入门处,仔细检查着来访人员的证件和身份证,——就像工厂被占领之前现代汽车公司的保安人员做得那样。
  朴愉快地一口口地抿着咖啡,坐在电话机旁打着电话。起初,他不愿意发给我与韩国记者一样的记者通行证。所有通行证的发放都要经过他的“许可”。他告诉我说,由于美国迫使韩国开放进口美国的产品,结果很多工人都有很强的反美情绪。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攻击你。”不久,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现代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但是我还想知道工人们的看法。他当时急切地想使我相信工人们是“负责的”,不是“破坏性的”,为了能与资方谈成条件恢复生产,他们正在保卫着厂院。“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会炸一颗炸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炸呢?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啊。”
  大院内的景象给我的却是另外一种印象。现代汽车公司总部前的停车场内,到处散放着被弄坏了的小轿车。在大楼的二三层,工人们砸掉了十几部计算机,办公桌和办公室的地板上散落着计算机屏幕的玻璃碎片。很多电话机被拔掉了,家具也被毁坏了。但朴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经理们的办公室清洁整齐,大部分的计算机都没有被动过,通往中心计算机房的门仍然被锁着,文件柜也是关着的。几天前,即1月16日,公司为了对工人怠工进行报复而关闭了工厂,他们将工人们挡在门外,不让进厂。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厂院。很显然,一些鲁莽的家伙搞了一些破坏活动。
  朴对工人炸了许多贵重资产的报道很是生气。“有关爆炸的报道全是胡说八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将这样的说法归罪于资方的代理人。为了反驳这一说法,工人们带记者进了一间黑暗的组装车间。在几条汽车生产线上,一动不动地高悬着几辆组装了一半的小汽车。工人们这样做,是想借此证明:资方指责他们故意毁坏资产、破坏生产完全是在撒谎。
  控诉与反控诉在现代汽车公司院内的工会领导人和外面的经理们之间来回地折腾着。经理们现在正聚集在沿路数英里外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新的总部大楼里。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负责销售、保养和修理那些目前在南韩道路上跑的几百万辆现代牌汽车。记者们顺利地从现代汽车公司的厂院来到了汽车服务公司的总部大楼。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面带微笑地用纸杯装的咖啡招待了他们,还给了他们一些宣传品并作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不时地有一车车头戴钢盔身佩警棍并做好了准备的警察,在厂院周围进入了阵位。有报道说,他们计划要穿过船坞发动攻击。船坞里停泊着满载出口汽车的船只。有几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嗡嗡作响,——其中包括一两架警方的,另外—架是现代公司的。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空无一人,除了几家招待记者的小饭馆外,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大多数工人并不真心希望罢工,”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经理说,“如果他们罢工,对谁都没好处,工资没了,工作没了,机器和厂房可能还会遭到毁坏。”他说,在1月16日下午5点公司关闭工厂之前,工人们已经怠工一个月了。“有时他们一天也生产不了一辆汽车,生产率几乎是零。”工人们耍弄了经理,说他们的目的是要生产“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汽车,所以他们必须放慢速度”。可是,工厂在关闭后的当天就被他们占领了,这着实让经理们大吃了一惊。黄昏时分,工人们涌到了几个大门口,强迫保安人员离开,并从墙上蜂涌而入。“大部分工人想工作,”那位经理坚决认为,并坚信“下周会正常开工的”。
  导致最近一次罢工的原因,不仅仅是现代公司在那些常见的困难方面没有满足工会的条件,前一两年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公司在1990年开始生产两种新车型汽车——现代S双门运动赛车和现代伊兰特拉中型轿车。1991年,公司生产了767656辆汽车,并力争来年要将产量增加到100万辆。公司建造了一些新的车间并整修了拥挤在厂院里的旧车间,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989年的21000人增加到1992年的41000人。“新工人都是没有成家的青年人,”郑世永的一位助理说,他不愿告诉我姓名,“他们缺乏经验,这是个问题。”
  现代汽车公司把它的很多新工人描绘成不安定、没有根基、难以控制的人。而工人们也有理有据地指责现代公司太贪婪。尽管扩大生产的昂贵成本和在美国的一些不可逾越的困难,现代汽车公司1990年的利润仍为4500万美元,1991年又增长了55%,——但在资方看来,这还不足以和工人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财富。“我们还得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增加投资,”世永的助理辩解说。他不知道现代汽车公司在应付这样一些问题的同时,如何才能加快达到它日产7500辆的目标,他说:“有些时候我们才日产2500辆。这离预期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些韩国的观察家对此表示赞同。当我们在现代汽车公司总部等候来自工会的最新消息时,一位韩国记者问我:“韩国汽车怎样才能有竞争力?”工会领导人的抱怨和不满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现实是,工资在同一时期也翻了一番。现在,包括正常的奖金在内,工人平均每月能拿到大约相当于1400美元的工资。一这个统计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并且可能会因此强迫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提高它的汽车价格而降低产品的世界竞争力。公司1991年向美国仅出口了106729辆汽车——而且把美国市场减少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工人的工作效率太低。汽车的一些毛病是由于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但其他一些毛病则是组装线上的问题——资方说这更是工人不应该得到“额外奖金”的理由。
  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积极地油印出了自从12月2日工人们开始消极怠工以来所导致的损失摘要。摘要的第一栏是“生产损失”:57869辆,第二栏是12月份“出口损失”:20000辆,紧接着是1月份预计损失:23000辆。宣传材料的另一页列举了“一次长时间的罢工对全国经济的影响”。
  这份材料把实际的影响上升到民族自尊心的高度。第一点:“我们的销售商们将要宣布破产。”第二点:“由于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关键性的工业公司,所以全国的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第三点:“现代汽车公司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韩国人民。”第四点:“由于罢工,韩国人民的公司正在艰难地挣扎着。”最后是第五点:“因为罢工,韩国的汽车工业将会出现倒退。”
  长时间罢工所带来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不仅使所有汽车公司关门,而且也使456家零件供应厂商和1500家二次承包商以及大约150000名领取他们工资的工人停了工。像浦项综合制铁公司和东部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推迟铁和锌的装运,而现代电子公司的那些主要在集团公司内销售的产品也失去了主要的市场。由于无法将货物装运给国际上的买主,现代公司担心,随着客户纷纷转向其竞争对手,公司蒙受的损失将无法估量。政府官员们和现代公司的经理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有必要对罢工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样,一些公司才不致于破产,整个国家才能免受罢工之苦。劳动部长官崔丙律郑重宣布:“我们将严格地依法办事。”
  还有一种担心,如果罢工不能尽快结束,必将蔓延到现代重工业公司。在船只销售激增,加班加点工作成为家常便饭的时候,汽车公司的罢工显然会成为工人们效仿的榜样。“我们很关心,但并不担心,”六儿子郑梦准和助手们共进午餐时这样说到。自从1989年初辞去公司总裁后,他一直是现代重工公司的“顾问”,专职从事政治活动。在公司对面的钻石饭店咖啡厅里,梦准正在向外眺望,他坚信院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天下午,当越来越多的警察在附近的路上修筑阵地时,梦准却在一个由现代公司出资修建的福利中心和工人们打篮球。正当梦准假装对这场暴风雨无动于衷的时候,他所在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曾经担任过现代重工公司总经理的朴丙基提出了一个常规的看法:“地下组织的政客们应对工会问题负责。”
  1月21日上午,工人们正稀稀落落地守在现代汽车公司的院内。警察抓住时机开始了猛烈的进攻,而且看上去越来越猛烈。工会主席李宪乾走进现代汽车公司总部。他看上去闷闷不乐,但依然倔强。“几乎没有戏剧性解决的可能了,”他告诉我说,“公司方面只想让工会让步。”李是在5年前受雇到修理车间工作的,在此之前,他在大宇汽车公司工作了3年。他是个富有理性的人。“我们正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问题。今天在和资方会谈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有意作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但是公司方面却想让我们彻底投降。”他没有透露“很大让步”的内容,——现在毫无疑问,公司坚持要所有“偷了”他们财产的工人全力退让,而他们自己则不愿意作出任何的妥协。
  “预计早上5点警方会发起进攻。”工会培训部主任朴祥辙晚上和记者们交谈时这样猜测,“我们曾试图进行一些谈判,但公司方面不想和工会接触,所以直到现在也毫无进展。“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难过。“工会试图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公司却不想谈判,所以冲突是在所难免了。”为了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印象,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边嚷边比划地向我讲述了她儿子所要忍受的工作条件。朴从一个纸袋里掏出一叠文件给我看。这些文件表明,公司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工会的行动,并把工会会员列入了黑名单。“警方明天早上将要对这些和平的生产场所发起进攻,”他一边说着一边挑衅似地给手表上着发条,“不管他们来多少部队,工会都将战斗到底。”
  在沿街往南的现代汽车服务公司里,记者们挤满了这里的记者室。令人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每个人都准备要熬一整夜,等着看进攻。没有人想在警察投放催泪瓦斯,登墙猛攻乱打时和工人们呆在一起,但谁也不想错过那个可以从外边了解全部过程的机会。晚上10点,到了报纸上午版的截稿时间了。记者们用电话向各自的报纸传送着最新消息、引文和详细的报道。这时,一个记者从街上回来了。“在大门口已看不到工人了,”他说,“看上去好像他们全都走了。”后来才渐渐知道,工人们在最后虚张声势了一下之后选择了隐遁。他们不愿在一场必败的垂死斗争中被打得脑袋开花遍体鳞伤,然后被拖上囚车扔进监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了公司大院。门口无人把守,既没有资方的人也没有工会的人。相反,在压扁了的汽车前面,警察正排着长队悄然地进入停车场。现代公司的经理们也慢慢地回来了,他们面带不自然的微笑在黑暗中互相打着招呼,偶尔也和记者谈上几句话,查看被破坏了的东西。大门旁边到处扔的是工人们使用过的铁管和棍棒,里外墙上涂写着标语口号。警察看上去很紧张,但没有戴钢盔和防毒面具。装载催泪瓦斯用的黑色卡车就停在外面,不过已经用不着它了。人们一点也不知道工人们到底哪儿去了。有人早就注意到了,在最后的一两天,院内的人数一直在减少。很明显,在防暴警察开进之前,他们早已有计划地逐渐秘密撤离了作业场。到现在为止,警察已多达15000人。
  第二天早上,即1月22日,现代公司的经理们返回了办公室。工会会员们前一天还在这里进行过一次演讲。董事长郑世永和他的部分随员从我身边大步向经理套间走去。当这儿被工人们占据的时候,我在里面溜达过好几次。郑世永的主要办公室是在汉城的现代公司总部,但他在这里的办公室也是很显眼的——一套带有私人厕所的套间,连厕所里也铺着地毯。当我祝贺他回来时,他一脸铁青地说:“有什么好祝贺的,那么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只有算命先生才知道,”他回答说。尽管88%的工会会员经投票否决了罢工,郑还是担心:“但还有极少数的人主张罢工。”还有什么要评述的吗?他只是想说:“很对不起人民和当局。”说着,他便和一些主要的职员开紧急会议去了。
  现代公司的公关人员都在地下室里。一天前,工会领导人还在这里召开过记者招待会。1月23日,墙上所有的标语都被涂掉了,公司贴出了一份“最后报告”:“待售的汽车被毁1758辆,其中包括120辆出口汽车;公司业务用车被毁34辆;机箱、零件、镙栓、镙帽被毁损失7500万韩元(以1比750韩元计算合100万美元);设施及汽车附件的损失43亿韩元(570万美元);产销损失:3100亿韩元(41400万美元);有关公司和现代公司的总损失:1万亿韩元(133000万美元)。”
  一位公关部经理递给我一份油印的用朝鲜文写的报告,标题是:“现代汽车公司目前的形势”。报告里列出了一个星期的业务安排次序。第一天很简单:“打扫公司卫生”和“调查损失情况”,第二天:“小型部件生产线的负责人进行情况介绍”,“班组领导:焊接,切割,情况介绍,做劝说工作”,“对遭受损坏的设施进行修理以便恢复生产”。第三天:“公司预计会有15000名工人来报到上班”,“首当其冲的计划是进行劝说工作,以便恢复正常的生产”。第四天,在恢复正常的全面生产之前要做的最后一些事是:“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就恢复正常生产而达成一致;寻求正常化的氛围;解释公司为什么要在1月15日以一种合法的手段关闭工 厂”。
  公司把新创立的启发式的方法与过了时的简单粗暴的做法混在一起。这从一份备忘录里得到了证实。资方一方面选择了教育的途径,许诺要原谅那些完全理解了公司目的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们领入歧途的人的过错,另一方面却一直期望着对那些首恶分子和愚蠢地追随他们的人进行严厉的惩罚。很显然是考虑到了潜在的威胁,备忘录在结束时列出了一些“公司所考虑到的问题”。其中首先是“警方应当尽快地将那些领导过工会的重要工人抓起来”,而且“团结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厂外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弱”,备忘录最后指出,“公司的形势将会更好”。
  位于万套公寓大厦附近,离现代重工公司几个街区远的现代集团公司工会联盟办公室里,感到困惑不解的工会代表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罢工为什么草草结束了?正如他们所能告诉人们的那样,工会已决定战术性地撤退了。“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办公室雇员韩正华说。尽管他从来没为现代汽车公司工作过,也不是其工会的会员,更没有在罢工期间去过工厂,但为了支持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的领导者们,他用了“我们”这个称呼。“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了战斗,我们出来是为了到外面去战斗,根本没打算要回去工作,谁知道什么时候回去?公司命令停止罢工,工会的领导人都躲了起来,谁也找不到他们。”
  警察搜查了办公室并就“正向其他公司蔓延的罢工提了很多的问题”。韩说:“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干不成”。一位工人主动驾车将我送到了现代公司被解雇工人办公室。那里也没有人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怀疑骚乱是否结束了。“暂时,工人不会罢工了,”一个人说,但是,“将来会有更多的罢工。”这是一个保险的预言,因为,如果工会失败了的话,工会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如果资方获胜了的话,那也是通过暴力而不是靠谈判取得的,因此,愤恨会郁积下来并不断发展成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对抗。
  然而,目前工会会员们普遍持一种观望的情绪。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始人金根泰认为,在蔚山喧闹杂乱的力量显示中,工会运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1985年曾被判过刑,在监狱里呆了3年,受过电刑的折磨。由于他在汉城示威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1990年重新被捕入狱,又被监禁了2年。“我们的要求提得太过分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1992年8月出狱后告诉我说,“工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工人本身是摇摆不定的。“工会的性质变了。”李善源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说,“很多人不喜欢暴力。曾有那么多的人遭逮捕,被解雇,这使他们感到害怕,很多人不想罢工。”
  金在狱中和三位工会激进主义分子一起服过一段时间的刑,其中一位是现代汽车公司的。金认为,现代公司在用非常熟练的办法诽谤工会的同时,还有“一套复杂的渗透工会、瓦解工会力量的办法”。李富荣曾是一位极端分子,1989年在向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发表演讲后遭到监禁。但在汉城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为欢迎金归来而举办的招待会上,他已变得服服贴贴的了。“工会阵营正面临着严峻的困难”,李议员说,“工会运动完全被改变了,我们应该承认变化了的形势。”除此之外,“工人害怕失业,”金说,“劳资双方应该找到他们共同的利益,一起来保护公司不被政府所消灭”——这是对郑挑战的一种回应。同时,“现代公司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在“现代市”的工人和企业所有人之间的冲突中,存在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
  到目前为止,蔚山的工会骚动每年都发生一次,和汉城的学生运动极为相似。一度是统治集团仇敌的金泳三1993年初就任了总统,但现代公司的工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少安抚。现代公司工会联盟成功地将蔚山现代公司各工厂的工人团结在了一起,成了罢工运动的先锋。1993年夏季的罢工是零零散散并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也挺激烈,不过大多数时候却显得不那么协调,但比其他任何纠纷都更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时,韩国受到了经济衰退的打击,它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也因此深受其害,它几乎已经无法承受可能会毁灭其经济的旷日持久的罢工了。
  现代公司工会联盟要求给工人增加14.5%到20.3%的工资,这大大超过了现代公司所建议的4.7%。然而,尽管金泳三强调要追究郑周永及其同党在竞选中的无礼和违法行为,政府看上去似乎还是站在公司一边的。在现代汽车公司,担忧最为严重,体现出这个国家作为制成品出口商在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地位。现代汽车公司的罢工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可能会产生一个难以预测的连锁反应。1993年上半年,现代汽车公司的产量占了韩国汽车生产的48%——关闭工厂将会迫使2600家供应厂商和承包商减慢或者停止生产。一位能源资源部的官员在6月17日概述罢工将产生的影响时指出:“现代汽车公司如果发生罢工的话,那将会给我们目前正迅速发展的汽车出口亮出红灯,并且会进一步危害整个工业,因为现代公司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
  两天之后的6月19日,金泳三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打算小心翼翼、不偏不倚地作出努力,使劳资双方都保持负责的态度。政府“将以合法的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他在青瓦台与一些公司领导人共进早餐时这样说。这些人是因为与工人建立了“模范的关系”才得到他的亲自关心的。他“既不会抨击任何一方,也不会对任何一方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金也试图公正地裁决责任究竟在谁,并再三表明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指出:“尽管现代公司的工人比其他地方工人的工资要高,但那里每年都要发生劳资纠纷。”他怀疑“现代公司的资方是不是对工人缺乏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与金的前任军政府所颁布的一些严厉的法令相比,这样的措辞肯定要婉转得多,但其作用却没有丝毫变化。青瓦台的一位职员后来暗示说,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直在鼓励着工会的会员们,并且还给他们通风报信说“警察将要被派进来打散这些非法的罢工”。金是偏向资方一边而反对工人的,他说工人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极端的自私,那不仅将会损害他们的企业,而且还将会损害国家的经济,而最终受害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担心“现代公司工人们自私自利之心已经无法改变”——按照韩国的标准,这是对朴或金在派部队出击之前从未表现出的理智的一种大胆的猜测。
  罢工之所以变得错综复杂,部分是由于其松散的性质所致。6月份,现代汽车公司,工人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在现代电气工程公司,为了显示与资方的团结一致,当国际标准化组织正按计划进行定期检查时,工人们同意推迟进行罢工。现代精工公司的工人们进行了长达3周的罢工,然后在6月下旬突然又回来工作了,但他们计划每天静坐罢工一个小时,这样,就不会给资方一种工人们已向他们屈服了的错误印象”。随着罢工的继续激化,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现代精工公司工会、现代钢管公司工会和现代木材公司工会的领导们决定回去工作一天,以此作为一种姿态来博得经理们的真诚。高丽合纤公司的工人们宣布了一个“家庭节”来作为罢工一天的理由。该公司是由郑周永的姐夫金龙洙经营的,虽然使用了现代公司的标志,但并不是集团的一员。
  7月5日,当政府正要公布一个使国家摆脱经济萧条的“五年经济计划”时,现代汽车公司工会、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下令进行总罢工。罢工给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令所有的人——从依靠现代公司福利生活的当地居民到汉城的官僚们——惊慌不已。7月的一天,大约有2万名市民进行集会,抗议罢工。蔚山小型工业协会的主席吴海爱评论说:“劳资双方的纠纷给企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他领着1万名会员前来敦促现代公司的工人们结束罢工。当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休息”了3个小时,现代重工的工人们静坐罢工了2小时以后,汉城一位劳动部的官员预计,蔚山的摩擦已使国家在6月份的出口损失了2亿美元。第一个月的怠工使现代集团公司的销售损失了46430万美元,出口损失了12630万美元。现代汽车公司估计,其国内销售损失了36488万美元,出口损失了9150万美元,供应厂商损失了20500万美元。
  进入7月份的第三周,随着各项损失的不断加剧,政府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在1万名防暴警察整装待命的同时,劳动部长官李仁济飞到蔚山。他警告说,在同工会领导人和郑世永会见之后政府就要出面干涉了。他建议郑世永也做出点牺牲。更确切地讲,他给了一个48小时之内回厂工作的最后期限,并援用了劳动纠纷调解法来对现代汽车公司的纠纷进行干涉。他说:“劳资双方都应严格地、真心实意地遵守这些原则”,并认为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根据紧急法,在试图调解期间,工会的工人必须停止罢工20天。“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必须返回生产岗位从事正常的生产,”李说。他估计截至那个时候,生产损失已达2300亿韩元了,相当于29亿多美元,出口损失达28400万美元。这令政府愤怒难忍。
  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在双方看来都富有戏剧性的场面。首先,防暴警察猛攻了现代精工公司的一个工厂。它不是蔚山现代汽车公司隔壁的那家工厂,而是在昌原生产铁路用车的那家,位于釜山的两边。上午9点刚过不久,大约1000名警察涌进了厂院,很快就平息了有400名工人参加的静坐罢工,停工1个多月以来的最后3个晚上,他们是在那儿度过的(但警察没抓住精工公司工会的5位领导人,他们在2天前就逃跑了)。大约有200名工人在工厂的铁门里面,他们将铁门紧锁着。警察威胁说要进行猛烈的攻击。2小时后,所有工人投降了。然而,这天的最大新闻则是劳资双方的谈判代表在蔚山经过一整夜的谈判之后,真的达成了类似妥协的一个协议。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必动用军队来支持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
  谈判代表们“在午夜时分休息了一会儿”,一位记者报道说,“然后在早上4点10分又继续进行谈判,并在妥协的协议上签名盖章。这实际上结束了为期36天的矛盾冲突。”现代汽车公司工人的月工资早就达到1500美元了,这次又增长了4.73%,奖金增加到相当于月工资的650%(原为600%),另外还有住房基金以及每年7月31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休假。但纠纷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工人们是以不到1%的极少的票数之差才批准了这个协议,现代汽车公司的28300名工会会员中只是14175人支持妥协,在377票无效之后只取得24票的优势。一些同意妥协的工人谈了他们的看法,和前些时候的罢工结束时说的一样,他们告诉记者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协议,但又别无选择,不让步就得面对军队——失掉更多的工资。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现代汽车妥协的同时,包括现代重工业和现代精工在内的7家公司的工会领导人立即下令进行罢工,他们说罢工将要一直持续到迫使资方做出让步为止。然而,罢工的热情正在逐渐地消退。继现代汽车公司恢复生产之后,钢管公司的工人7月24日回厂上班,高丽法兰盘公司的工人7月28日回厂上班,尾浦造船厂的工人7月30日回厂上班。至此,只剩下4个公司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在怠工、静坐、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之后,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关闭公司大院的所有大门。1800名现代电气工程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5%和现代建筑设备公司工会会员中的64%,反对接受“最后”的提议。由于怕再在公司大院里引起一场激战,在8月初的一个炎热的星期六,现代重工业公司放弃了它的闭厂计划,而它的工人们决定再继续“休假”5天。
  最明智的选择依然是避免武装冲突。在工人们从“未经批准的”暑期休假回来之后的日子里,反抗的意愿甚至在沸腾的现代重工业的大院里也忽隐忽现。由于一些公司对那些拒不让步的鲁莽家伙和空想家们的要求毫不妥协,工会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表示同意回厂上班。首先是建筑设备公司的工人8月7日回厂,然后是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人8月12日回厂,最后是木材公司的工人8月18日回厂。最大的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8月19日也都回厂工作了。6月份,正当工人们进行罢工时,一位高级经济官员便警告说:“今年如果经济的发展再被工会问题所淹没的话,那么一连几年都会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当工人们刚一返回工厂开始全天工作的时候,现代汽车公司便决心要全速达到目标。他们为现代集团公司树立了一个榜样。1993年的罢工已载入了历史,但是,在一个冲突不断的社会里这是不祥的——北方和南方,政府和企业,激进派和保守派,以及劳资双方,好像永无休止地一直争吵不停,问题的真正解决遥遥无期。到1994年中期,现代重工业公司里又是一片混乱。在现代重工业院内的足球场召开的集会上,工人们严守纪律,他们跟着啦啦队长一起振臂高呼,高喊着他们的要求。6月24日开始的罢工起初只是局部的,但随着工人们要求在人事纪律委员会里拥有同资方一样多的席位,罢工的势头越来越猛。人事纪律委员会是一个被现代公司的老板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部门。在郑世永7月20日下令停工并关闭工厂后,数千工人涌过栅栏进入工厂。其中的数百人占领了一艘正处于最后建造阶段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并露宿在他们4年前就占领过的那台轨道式起重机和一台较小的在院墙上方隐约可见的起重机上。
  一天上午,我朝大门口的门卫挥手打了个招呼就进去了。我一直走到罢工者搭起的一排排帐篷前,然后免费搭了一辆汽车去看那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所停泊的码头。工会的会旗垂挂在船的栏杆上,有好几百名罢工者正坐在码头上听一位罢工领导人作精力充沛的演讲,他们不时地齐声高喊口号。那天晚上,在露天体育场的集会上,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系着白领带的罢工者,同一位强硬的保守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当胜利的工人们随着革命音乐的旋律来回挥舞着一面写有“LNG(液化天然气)”字母的红旗时,这一场面才告结束。“现代公司的产品是在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条件下制造出来的。”金明浩在现代公司工会联盟宣称。
  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先后有16名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身亡。为此,现代重工业工会毫不留情地谴责了热情的现代重工业的老板们,——他们指责“郑家王朝”为了使其力量永久地长存而将不能胜任工作的密友安插在了最高的职位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罢工。”最近刚从现代公司办的蔚山大学毕业的金说,“我们想要结束这种罢工——这次将永远地结束了。”政府答应要对一些罢工的领导者进行起诉,但是,当现代重工业工会主席李甲龙宣布劳动部长官南再熙拒绝了现代重工业公司方面提出的派军警袭击公司大院的请求时,引起了一片欢呼,——这表明部长对现代重工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为郑周永提供大部分资金一事仍然牢记在心。
  郑世永于8月18日在强大的政府压力下不得不敞开了工厂大门。这时工会已分裂成主张采取强硬立场的激进派和想要回去工作的温和派。6天后,即在罢工的第61天,工会终于投降了,作出妥协并达成了协议。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增加了11.3%,每年的奖金从6个半月的工资增加到7个月。然而,对他们罢工的那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同意“不工作就没工资”。反过来,现代重工业公司也同意不对49名工会干部进行刑事起诉。强硬派的处境岌岌可危,数千名工人退出了工会,不愿冒险再响应罢工的号召了。现代重工公司估计销售额损失了6亿美元,其中包括31900万美元的出口损失,另外,分包商们也损失了2亿美元。
  显然,发生在蔚山的冲突是韩国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公司与竞争者、承包商、用户、官僚、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普通工人将要持续进行下去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工会斗争的强度可能会因工人们分享到了韩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减弱,但工会斗争仍在进行之中,它将伴随着韩国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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