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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第一个苏维埃【俄国1905年革命苏维埃史料专辑】

1905,第一个苏维埃【俄国1905年革命苏维埃史料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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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友:苏维埃的起源

来源:《苏联政制》(第一章 苏维埃的起源),吴清友著,商务印书馆1943年7月版

苏联的政治制度,与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均有显著的不同。按本质说来,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以苏维埃(Soviet)为基础的。

要研究“苏维埃”这个名词所以有今日的意义,它的来源怎样,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一九○五年。在那时以前,“苏维埃”这个名词在俄文里常被用来表示任何一种的“会议”。在当时许多种会议如“军事会议”或“阁员会议”都是用“苏维埃”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一九○五年初期,有个纺织的城镇名叫“伊万诺夫•伐斯纳逊斯克”(Ivanovo-Vosnesensk),那里的工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整罢工行动和强迫雇主接受集体的交涉。这个委员会是由每那个城镇里的各工厂的工人,在大会上用举手的方法选出代表所组成的。

自从此事发生之后,在这一九○五年里,俄国各处的工人为着要求改善其状况,就发生罢工和示威运动,各在他们的城镇里成立他们自己的代表委员会或代表会议,领导斗争。这些会议就被称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每一件这类的事例里,这种苏维埃的份子,是由各厂工人选出的代表,用有组织的罢工,领导反对雇主的斗争,并提出关于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政治要求。这些苏维埃是斗争的组织,领导示威,而且在某些地方,在实际上夺取全部市政权,通过对于他们这城里雇主不利的法律。它们变成一种新式的市政权力,全为工作人民的利益通过命令;这些工作人民大多数是城镇的居民。

但是一九○五年的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此后有十几年,俄国的劳工阶级运动都没有合法的机会表现出来。直到一九一六年的末了和一九一七年的开始,大家对于沙皇政府作战方法的愤懑激增,于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甚至于许多雇主,还有协约国的政府,都开始表现对于沙皇政府的不满。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彼得格勒的工人重新组织了苏维埃,别的城市里也随着模仿他们的例子。这个时候,劳工阶级运动的势力很大,临时政府不得不尊重苏维埃的存在,不敢尝试去镇压它们。

在一九一七年,不像在一九○五年,苏维埃的成立不限于城镇里的工人。在乡村里,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会议,即苏维埃;通过这苏维埃的组织,他们要求立刻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在军队里,士兵苏维埃也选出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在有些地方,拘捕他们的军官,进而管理他们自己。

这样,自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之间,俄国的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选出许多会议或委员会,叫做苏维埃,在全国中成立了广大的苏维埃网,领导他们为着改善生活状况而努力的斗争。

这些苏维埃的势力很大,所以当时的政府也不得不允准他们的许多要求。例如在临时政府刚成立的那天,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一道命令,说各处军队的群众应成立委员会,并须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样,工人和士兵所选出的代表合并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这道命令样说:“有关国策的一切事情,军队应服从‘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及军队自己的委员会。”临时政府同意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道命令。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底,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全国各处苏维埃的代表四百余人。这个会议决定要在最近将来举行一个全俄大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连同这次会议所选出的十个代表,负责召集这个大会。

由于这个议决的结果,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举行一个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者有由全俄各处来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代表近八百人。这个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下届大会以前负责调整并领导各个苏维埃的工作。

在一九一七年五个月的短时期内,在俄罗斯有一种全新形式的苏维埃组织成立起来,布满全国,代表工人,农民和士兵——人口中的最大多数。

当时在俄国各地均有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就全国说,最高的权力是各处来的代表大会。为着调整这些苏维埃和大会之间的工作,并执行大会的一般的指示,由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

这些苏维埃在几个月的时期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结构,好像许多国家中的劳工组织的结构一样。他们在各地有选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派代表到大会里来;这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在两个大会的中介期间领导这个组织。

苏维埃不仅代表产业工人:它代表产业工人和士兵。同时,在乡村里的农民,也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乡村苏维埃。这样这新的苏维埃组织,几乎包括全国人民的全部份;只有地主,劳工的雇主,政府的高级官吏以及与这些种类有所联系的人,没有参加苏维埃的活动。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即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的时候)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期间,俄国的临时政府仍继续参加世界大战。但是人民愈益反对战争的继续,各处选举代表去参加苏维埃的时候,愈多提出和平的要求。

同时,临时政府也愈益震慑于人民的增长的要求,并愈益震慑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活动。这种情形伏有一种危机,就是临时政府一有机会实行,它也许就要实行军事独裁,摧残发展迅速的工农兵的民主组织(包括苏维埃)。

当时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俄国人民面对着这种危机:他们自己的组织将被摧残,苏维埃已给他们的讨论自由将被剥夺。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军事起义,发生于彼得格勒;第二日,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对各个苏维埃负责。

下面是撮述这次大会关于成立新式政府的决议案之内容: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俄大会开幕了。最大多数的苏维埃都代表在里面。有若干代表是从乡村苏维埃来的,也出席于本届大会……这个大会夺取政权放在自己的掌握中,依靠最大多数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并受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工人和驻防军的胜利的起义所支持……
“本届大会特发命令:全国的一切政权归于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这个新政府是人民委员会,一个人民委员就是一部的首领。这些委员直接对大会负责;在两次大会期间,对大会所举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

但是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工人和士兵虽都有很多的代表参加,由农民苏维埃来的代表参加的却只有比较少数;这些农民苏维埃有他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准备在一星期后举行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个大会。在这个农民苏维埃大会里,经列宁解释为什么提前十天夺取政权的理由,及已经决定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命令,这大会决定选出若干代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设立一个工农兵的统一政府。这个统一的执行委员会,此时成为最高的权力,由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召集第三次全俄苏维埃大会,参加的有七百余个代表,代表全俄各处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在五星期的期间内,在俄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在结构上,这个新的国家相当于全世界各处劳工阶级的民主组织——职工会。但是一个职工会所代表的只是特殊职业的工资劳动者,而这个苏维埃国家却包括全体工作的公民,有的在工业方面,有的在土地上(按指农民),有的在军队里。只有极少数人——不及全俄人口百分之五——没有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参看英人Patsoan著:《Soviet Democracy》,一九三七年由英国Victor Gollancz Ltd.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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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伯爵谈1905年的第一个苏维埃

来源:《维特伯爵回忆录》之《第十章流血的星期日与第一个苏维埃》,(俄)维特伯爵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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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分子把目标指向杀害政府官员,各高等教育机关,大学里都发生了暴动和各种各样过激的行为;军队中的纠纷;农民和工人的暴乱,包括破坏财产和凶杀;最后是罢工。这些都是当局必须应对的情况。1905年10月8日,联结莫斯科的各条铁路运输完全停顿了。两天之后,罢工风潮就蔓延到铁路联结点的哈尔科夫,到10月12日,联结圣彼得堡的各条路线也被封锁了。接着其余各条铁路线的运输也都停顿。到11月17日,几乎全国的铁路网和电报都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与此同时,俄国的各大工业中,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工场也都停顿下来了,在圣彼得堡,工厂的罢工始于10月12日,到15日京城的实业业务完全停顿了。

所有这些灾难在同一时间里纷至沓来,折磨着这个国家,结果造成可怕的混乱以致于人们可以说,俄国必须结束这混乱的秩序。人民的呼声是:“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必须推翻这个狂暴的现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思想上的或行动上的,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成千上万个领袖与斗士正从各个阶级兴起。虽然这些人毕竟只占全体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几乎人人都同情他们并希望他们成功。

圣彼得堡这个全国的文化都市拥有大量的工业人口,便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风暴的中心之一。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就是在那里产生的。组织这样一个机构的思想始于十月初旬,报纸开始在都城的工人中间鼓动建立苏维埃。10月13日,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在工艺学院召开。这次会议向都城的工人们发出一项鼓励他们罢工和提出极端的政治要求的呼吁。第二天又在同一地方召开第二次会议,选出了一个名叫诺萨尔的犹太人律师作为苏维埃的主席。诺萨尔为了宣传,化名为赫鲁斯塔列夫在切舍尔工厂中当纺织工人。几乎所有的圣彼得堡工人,对于这个苏维埃的决定都完全遵照实行。10月15日,苏维埃又在原来的会场开会,有几个教授和少数其他自由职业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都积极参加讨论。第二天,因为政府颁布了新的关于公共集会事宜的规则,各级学校校舍都关闭了。因此苏维埃这一天未能开会。10月17日,苏维埃在“自由经济学社”的会堂开会,这时这个苏维埃拥有二百多名成员。

1905年10月17日颁布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全国宪法。就在这一天,一个革命机关报《工人代表苏维埃公报》开始由几家印刷所轮流刊印。当然,这并未得到印刷所主人的许可,因为他们决不是革命党人。

当我最初就职的时候(10月18日),这个工人苏维埃乍一看是一个相当大的人民团体,因为它得到包括印刷工人在内的工人群众的支持。印刷工人听从它的指挥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情报,因为这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所有报纸都受苏维埃的控制,因为报纸的刊印终究要依靠印刷工人工作的意愿。印刷工人对苏维埃的热心直接影响到《新时代报》的编辑兼发行人苏沃林。这一家大报首先是一个获利颇丰的企业,它的老板向来就是这样看待它的。苏沃林是一个干练的出版家,又是一个爱国者,但随着他的利润的增长和拥有巨额财产,他就日益愿意牺牲他的理想与才能而把精力集中于营利方面。他最初从事于新闻记者行业时,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他死的时候,竟拥有约五百万卢布的财产。在他死前几个月,他还表示对俄国不满。他抱怨说,如果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早已积蓄了几千万卢布的财产,可是在俄国,他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卢布的财产。

工人苏维埃在10月18日开会,决定发动一次大罢工,表示工人们对宣言的不满。然而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罢工运动这时已渐趋衰微,而铁路运输不久就恢复了正常运营。鉴于这种情势,苏维埃在其19日的会议上决定两天后复工。在宣言公布后的几天里,都城街道上不断发生革命党人为一方,军队、警察和反革命分子为另一方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死伤了数人。圣彼得堡大学的塔尔列教授就在工艺学院附近头部受了伤。苏维埃企图在为死亡工人举行葬礼的时候组织游行示威,但政府不许。10月17日以后,我下令允许进行对宣言表示意见的和平游行,但对于有破坏公共秩序的暴乱嫌疑的示威行动,则予以镇压。想借工人葬礼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显然是有意引起骚乱,所以我就下令禁止。

大致说来,10月17日以后的几天,圣彼得堡就平静下来了,在我当总理大臣的六个月中,对于圣彼得堡城及其辖区,未颁发过一次紧急法令,也没有宣判过一次死刑。后来斯托雷平又开始实行推翻10月17日的改革的政策,又采用各种非常的手段。

我遭人责难的理由之一,就是在我当总理大臣期间未曾枪杀足够的人,并严禁部下随意屠杀。他们认为一个不喜杀戮的人是不能担负责任这样重大的职务的。但我却认为这正是我的一项特殊功绩,因为在我当权的六个月中,圣彼得堡城内只有数十人被杀,并且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刑。整个俄国在这几个月中,法律被普遍推行,判处死刑的人比斯托雷平当政的几天中所杀的人还少。历史将谴责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那种做法,即不问男女长幼,无差别地由军事法庭审判,因政治罪在死刑之前还监禁三年、四年,以至五年之久。

但是在俄国的其他地方,为宣言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往往引起骚乱。例如10月26日在喀琅施塔得就发生了暴动,这到10月28日才告平息。喀琅施塔得是由海军部管辖的城市,革命势力特别猖獗。水兵的反抗精神比陆军更为根深蒂固。即使在10月17日以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全部水兵、尼古拉耶夫和喀琅施塔得的一部分水兵所发表的军事宣言就表现出这种精神。革命精神在水兵中间日愈激昂,这不仅因为海军当局管理不当,还因为海军都是从知识比较高的阶层中征来的,比较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在这些日子里,广大人民群众正进行着革命化。

宣言的公布引起了全国各地许多欢欣鼓舞的游行。同时也有所谓黑色百人团主使的反宣言的游行。黑色百人团之所以得到这个名称,不仅是由于他们的人数少,并且都是一些流氓无赖。但由于在某些地方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所以声势日增,后来从事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因为极端左倾分子对于宣言缺乏必备的改革精神心存不满,力图致力于掀起暴动,而没有遭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的反对,于是右翼的流氓无赖即黑色百人团很快就获得中央政府、甚至更高权威的支持了。

这些人建立起与警察局有关的一个印刷所,专印关于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各种宣传品,目的在于激发大多数无知的民众去反对犹太人。这件事是前警察局长洛普欣报告我的,此人现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听洛普欣报告后,随即取缔了这个印刷所。但各省中这种活动仍然在进行。我任总理大臣时期,在哥美尔还发生过一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这次暴乱是由宪兵队牵头发展起来的。我发现这个可耻的事件后就立即报告给大臣会议,皇帝则在关于此事的备忘录上谕示,说这类事件不必向他报告(因为是很小的一件事)……在这件事上,皇帝一定是受了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的影响。

罢工结束之后,自10月27日起,有几个工厂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工人苏维埃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制度。苏维埃觉得它正在逐渐失去在工人中的威信。11月1日它号召举行第二次总罢工,强调以此作为抗议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和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骚乱的方式。我得到这消息后,就在当天晚上立即打电报给几个工厂的工人,警告他们不要服从那些明明是在引导他们走上毁灭和饥饿道路的人。我在电报中向工人们说我是以同志的态度忠告他们的。一个政府的首脑使用这样的措辞对工人们说话是非常罕见的。有些报纸,包括《新时代报》在内,就抓住这个辞句来说挖苦话。另一方面,工人领袖们感觉到我的话对于工人的影响,而变得愤怒起来。然而,罢工最终未能成功,工人们不再听从苏维埃及其领袖们的号召,因此,到11月5日,苏维埃又决定复工。大体说来,到11月7日罢工风潮已完全平息。皇帝在同一天写了一个字条给我说:“我很高兴这个毫无意义的铁路罢工结束了,这是政府的一次大胜利。”

11月13日,苏维埃又考虑宣布一次总罢工的议案。但未获通过,苏维埃也“暂时”克制一下,停止强迫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从这时起,苏维埃的权威开始迅速衰落,它的组织也逐渐涣散。此时,我发现逮捕诺萨尔的时机到了,并在11月26日将他逮捕。因此,苏维埃选了三个人组成主席团来代替诺萨尔。这个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谈,而苏维埃则始终未再召开。本来很早以前我就想逮捕诺萨尔,但李维诺夫—法林斯基劝我不要这样做。此人现在负责管理工商业管理总局的某一部门。他主张未得到工人赞同之前有必要延缓这种行动,也就是说,等到诺萨尔与苏维埃完全失去威信的时候才逮捕他。这样,我们可以避免与工人们发生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这个意见颇有道理。诺萨尔被捕以后,我下令逮捕全体苏维埃的成员,到12月3日,杜尔诺沃执行了这条命令。在逮捕之先,杜尔诺沃担心分别逮捕会使他们分散逃避,所以便等候他们开会时再一起抓捕,而苏维埃开会的时间也总是没有准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12月3日当他们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堂中开会时,全体会员共一百九十人全被包围逮捕。原来诺萨尔被捕之后,苏维埃曾筹划总罢工以示抗议,但他们的企图终成泡影。

工人苏维埃与其领导者诺萨尔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被报纸大加渲染,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包括印刷工人在内的这些罢工也使新闻行业的盈利受到损失。自然而然,在新闻记者中间也有同情“工人革命”的,不过那些人都是极度无聊的记者,大多数是一些空想家。革命这种事情随时随地都会产生这样一些狂妄的理想主义者。

1905年以后,俄国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革命时期的罢工运动使工人们对于诺萨尔那样的领导人采取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同时也给雇主们以教训。这些雇主们多少已改善了工人们的状况。政府方面也获得了一些经验。今年,政府不顾国务会议与国家议会中实业界代表们的反对,毅然试行工人保险法。这项法律实际上在二十年前我当财政大臣时就已通过了,但遇到了重重障碍,迟迟未能实现。然而这次革命看来没有给予宪兵以及秘密警察们任何教训。就在这一年,如果我记有没错的话,一个名叫捷列辛科的宪兵队长枪毙了二百多名勒拿矿工,尽管这些工人是在忍耐了多年之后,只不过想用和平手段来改善他们那不堪忍受的生活状况。地方当局显然是受了金矿公司的巨额贿赂,而对于它的掠夺贪婪则毫不阻拦。内务大臣马卡罗甫还想为这次宪兵屠杀矿工事件加以辩护,在国家议会中提出一篇强词夺理且颇为虚伪的报告,末尾竟有这样可恶的感叹:“这种事情下不为例”。自然,即使不是预言家也可以断言,要是这类事情(如冯•普列维所筹划的、加邦所做的事件)是真的,那么,对这类事情的策划不能永远存在下去也同样是真的。一个在其治理下竟会发生这类屠杀事件的政府决不能长久存在,10月17日便是这个政府走向坟墓的开始。

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之后,有几家报纸造谣说我曾接见苏维埃的主要领袖和他们率领的代表团,有些黑色百人团的领导人责备我与苏维埃及革命党人串通一气。另外有些人甚至说苏维埃是由我自己创立的。《新时代报》对于散布下述这个愚蠢的笑话应负主要责任,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说:在我任总理大臣期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维特伯爵的,一个是诺萨尔的,在一段时间里不能确定谁将逮捕谁:是维特逮捕诺萨尔,还是诺萨尔逮捕维特。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想在这里声明一句:我生平从来没有把诺萨尔放在眼里,也从来没有和苏维埃或革命党人有过任何联系。此外我也从未接见过这类苏维埃的成员。如果他们要来见我,我就打发他们去市长那里。总之,我认为这个苏维埃是微不足道的。它只不过对圣彼得堡地区的工人们产生了一点影响,在我看来,以此作为它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依据,是非常可笑的。当我认为逮捕它的成员的时机到来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用流一滴血。又有谣言说关于我与苏维埃勾结一事,几种有嫌疑的报纸都是在内务大臣的掌握中。不用我多说,这些谣言纯属虚构。

但是,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古城莫斯科。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莫斯科就已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莫斯科是激进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培育室,从这个意义上说,莫斯科超过了官僚政治的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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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作者:蒲国良


一、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

  苏维埃出现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过程中。
  苏维埃,即“会议”、“委员会”,开始是工人在组织罢工斗争的过程中为协调行动而成立的,相当于“罢工委员会”或“罢工领导委员会”,最初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机构名称,它们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被称为“代表大会”、“工人委员会”、“选举人委员会”、“工长苏维埃”、“授权代表苏维埃”、“罢工委员会”或简单地称作“代表”、“授权代表”,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名称。[1]但所有这些名称最初都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905年1月,罢工工人的自发组织就已开始纷纷建立起来。当时彼得堡的同志在给列宁的信中就曾提到,“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的罢工有充分的自制力;工人们安排了一些人去保护机器和其他财产,以防觉悟不高的人可能进行某些破坏。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团到其他工厂,把自己的要求告诉这些工厂的工人,并请求他们参加罢工。”[2]另一封信中还提到“已经成立了11个被称为‘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分会”[3]。1月5日,涅瓦造船厂工人举行的大会以多数票罢免了原来的主席,并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新主席。[4]罢工工人的自发组织及其权力由此可见一斑。列宁在一篇文章中也号召“革命委员会”要在每个工厂、城市的每个区及每个较大的村子里建立起来。[5]即使在“苏维埃”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专有名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远在日内瓦的列宁在提到这个机构时仍使用的是 “罢工委员会”[6]的名称。苏维埃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普遍建立起来并被赋予比较固定的特殊涵义的。
  最早把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该市的纺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领导下举行的总罢工,从1905年5月12(25)日起一直持续到7月22日(8月4日)。在市郊的塔尔克河畔,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性集会。为了便于领导罢工斗争,5月15日,集会工人选举产生了由151名代表组成的工人全权代表会议(COBET)。[7]这个代表会议事实上是俄国最早的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了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因为它最初虽然是作为罢工委员会出现的,但就其所发挥的功能来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罢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例如,它成立了工人民警、工人战斗队、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它维持着城市和工厂的秩序,禁止饭店、酒馆出售烈性洒,禁止商人哄抬物价;它自行决定在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厂方在罢工期间把厂内商店的粮食借给工人;它逮捕阻碍实行革命措施的警官,等等。苏维埃的出现及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连市政权和省政权也不得不正视其存在了。[8]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坚持72天后归于失败。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却愈演愈烈,乃至有转化成武装起义之势。10月,罢工达到高潮。各地普遍产生了各种工厂工人代表会议——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罢工与武装起义的指挥部。10月26日,彼得堡市许多工厂的工人代表集会选举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并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到11月,它已拥有562名代表,代表着147家工厂、34家作坊、10个职工会的工人。11月中,莫斯科一些区成立了苏维埃。12月3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不久便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50名代表的机构,代表着来自184个工厂的工人。在莫斯科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此外,在特维尔、科斯特罗马、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特琳堡、顿河罗斯托夫、诺沃罗西斯特、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城市都建立了苏维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赤塔成立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联合苏维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时建立了水兵、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特维尔省建立了农民代表苏维埃。据统计,1905年10—12月间,有55个城市和工人区建立了苏维埃。[9]苏维埃成了工人阶级公认的代言人,“几乎所有彼得堡人都严格遵守苏维埃的决定”[10]。苏维埃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类似政府的功能。用当时彼得堡警察局长的话说,它们就像是“第二政府”一样。[11]
  为什么俄国会出现苏维埃这种独特的组织?或者说为什么俄国工人不是在政党或工会的领导下进行罢工斗争,而是自发地组织了苏维埃?这与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在西方,与资本家的斗争常常是在工会有组织地、自觉地领导下进行的,行业性、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工会力量相当强大。政党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力量。西方国家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得政党斗争也议会化了,工人阶级政党也参与议会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合法的政党。在俄国,工会与政党都很不发展。当时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组织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会的程度,事实上工会也是在1905年革命中和革命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本上还是秘密组织,其成员有限,对工人的影响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资本家斗争基本上属于纯粹自发的性质,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狭隘性,持续时间短等特点。1905年革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这时唯一可以算得上工人群众的“组织”的,都是按各个独立企业的范围形成的。工人“组织”借以活动的这种条件,不是由工人自己而是由资本家创造的。企业决定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这里,阶级的冲突成了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工会组织的限制与政党活动的非法,工人的阶级斗争只能成立临时性的领导机构,而最初企业本身就是工人组织的范围,因而企业便成了工人改进自身地位的斗争舞台,工人在这里完成了最初的组织化和政治化。当革命运动到来时,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地。各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举代表,于是便产生了最基层的工人代表会议——基层的厂苏维埃、矿苏维埃乃至车间苏维埃;这些组织的代表们又联合成更大的代表会议,于是便有了区或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便是俄国苏维埃往往以生产单位为基地的原因。[12]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包括一切工资劳动者,没有资格限制;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随时可以被召回。工人们不是通过议会民主规则而是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亲身体验民主参与的,因而工人很容易接受和认同苏维埃这种民主形式,而议会民主的规则对俄国工人来说则是隔膜的和陌生的。这也是苏维埃在1917年革命中又迅速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5年的苏维埃存在的时间都很短,而且这时的苏维埃都是地方性的组织,基本上限于各城市内。当苏维埃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再次出现时,情况就明显不同了。这时的苏维埃不仅数量上多得多,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也紧密得多了。单个的苏维埃结成联合组织,联合的组织又集合成全国性的机构,出现了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时的苏维埃已形成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一个相当完整的准政权体系了。通过从2月到10月的演变,苏维埃最终完成了它向国家权力机关的转化过程。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它宣布新政权为苏维埃共和国。

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的基本态度

  苏维埃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各派政治势力争相表明自己的态度。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都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和一定意义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一样积极参与了组织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并在苏维埃里进行了合作。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的态度是消极的。[13]据统计,在当时的55个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有44个,孟什维克占优势的10个,社会革命党占优势的1个。由于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进行了合作,在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苏维埃中也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而且彼得堡苏维埃的两任主席(格•斯•赫鲁斯塔廖夫,列•托洛茨基)当时都不是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06年6月仍然发动了为在彼得堡市恢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宣传鼓动活动,孟什维克则支持了这一活动。[14]这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当时已不具备恢复苏维埃的条件。[15]列宁在谈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合作时说,“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16]。
  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看来,苏维埃首先是一个自治机关,至多是一个革命的自治机关。[17]早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刚刚出现时,孟什维克就把它视为一种类似工会那样的自治性组织,并认为它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时的自治公社,而且认为这是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公社思想引申出来的观念。[18]他们认为,苏维埃主要关心的应当是无产阶级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的改善,它将起到工会组织者、调查工作的倡导者和调查机构的作用。[19]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迫其实行宪政,但也仅此而已,它终究不能成为政权机关。国家政体问题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是政治组织、政党通过议会斗争、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完成的,苏维埃则不应当问津。在1905年革命中,由孟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热衷于与政府妥协和合作,在斗争中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不像布尔什维克所主张和希望的那样果断地举行武装起义、争取政权,个中原因史家已作过不少探讨,但对苏维埃的地位与功能的认知对其行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样,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个角度更合理地解释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已经事实上夺取了政权由孟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为什么竟至于自愿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临时政府。很明显,其引申的含义是:苏维埃并不试图参与“政事”,革命中由苏维埃来监督政府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立宪会议召开,合法政府诞生,苏维埃将“功成身退”。十月革命前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所流露出来的观点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它说,“我们想以永久性的、完备而全面的、能代表国家和地方生活制度的组织来代替临时性的苏维埃组织。当专制制度及其全部官僚制度垮台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代表苏维埃作为整个民主派借以栖身的临时性的木棚。而现在正在建造新制度的永久性的砖石大厦来代替木棚,自然,人们会随着大厦一层一层的建成而陆续走出木棚、搬到更舒适的房子里去”[20]。这种看法在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相当流行。如齐赫泽认为,苏维埃只是在社会混乱与破坏旧秩序时具有组织与规范群众的功能,它可以被用来平息整个民族为摆脱几个世纪的枷锁而迸发出来的原创力。[21]策烈铁里也说,苏维埃将会在新的民主机构正常运转之前“守护已获得的自由”,但这些“临时的宿舍”很快将会因为无用而被拆除,它们的职能将交给由普选产生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国家杜马。[22]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则更明确地指出,苏维埃的领袖们相信,“苏维埃不是也不可能是管理机构,它们仅仅是走向新的民主秩序的工具”,此后它将会“自然死亡”。[23]直到1918年,孟什维克仍然不能正视苏维埃政权这个现实,仍然幻想“一切国家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否认苏维埃拥有统治的权力和能力。[24]
  反对苏维埃具有政权功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苏维埃被视为纯粹阶级的组织。因此,退一步说,假如有苏维埃政权,那么苏维埃专政必然是阶级的专政。由此便出现了两种倾向,其一是狭隘的阶级意识,排斥其它阶级的成分进入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革命中的《开端报》、《思想报》都曾表露出这种倾向。[25]列宁曾对此专门评论说,《思想报》抱怨我们用“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字眼,该报写道:“《回声报》甚至认为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纯粹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中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26]。由此推论便是,其二,苏维埃政权必然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至多不过是下层劳动者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排斥了社会的其它部分,因而不符合民主原则,而民主政府应吸收各民主派别参加,至少也应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像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们曾经希望的那样。《人民事业报》写道,“一个革命民主的政权必须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乡村自治机构和军队这些民主的最重要的派别为基础,只有一个平等地依靠这些民主组织的国家才能够保证和平、土地改革和召集立宪会议。”[27]“与布尔什维克的‘为苏维埃政权而起义’的口号相对,我们高呼‘立宪会议万岁’。”[28]切尔诺夫认为,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实际上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与政党都是工人阶级为着某种特殊的目的而建立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组织,如联合劳动群众、保卫革命果实、展现革命的创造力。而立宪会议则是规范社会的立法机构。所有政党都应在立宪会议里拥有自己的代表,真正的民主不应当追求一党的垄断权。他认为,应该把民主的会议而不是阶级的、临时性的苏维埃放在首位,苏维埃无力进行公共管理。[29]这种观点不仅在国内很流行,而且国际上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党的领袖人物也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例如,考茨基在其《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在迎接的这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一起占了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30]。英国独立工党领袖拉赛姆-麦克唐纳也曾说过,“当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时,谁也没有料到苏维埃会在政府中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31]。

三、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持上述观点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机都是真诚的,政客和投机家毕竟是少数。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历次革命中与布尔什维克一样地积极战斗,一样地被捕入狱,一样地遭到流放,乃至一样地流血牺牲。一个人,一个从事某种政治事业的人,尤其是一个政党,它的行为往往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我们对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在苏维埃问题上的言与行,首先应当从它们所信奉的理论,从他们赖以行动的信仰中去分析。而简单地归之于背叛、欺骗、卑鄙等等,并不总是合适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在分析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行为时所作的评价是有指导意义的。他说,“我们决不是想说,孟什维克就是想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的附庸。工人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于工人政党外的自由派的地方在于,前者真诚地继续为自己的党服务,但是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坚定的策略立场,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从属于自由派。”“这种不正确立场的‘可悲’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本想攻击布尔什维克,却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态度。”[32]结果往往是,“为了支持革命,孟什维克支持了整个‘杜马’。而为了支持整个杜马,他们准备即使没有协议也要投一心想中止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列宁还以米勒兰等法国社会党人入阁而成为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的帮凶为例说,“为了支持社会主义,他们号召支持共和制,支持他们那样的共和制。为了支持共和制,他们不管有没有协议都投票拥护庸俗的资产阶级政客,拥护机会主义者。于是他们就这样逐步地、不断地连自己也完全变成同样庸俗的拥护资产阶级压迫的人了。”[33]分析一下许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1905年与1917年革命中的尴尬处境及其行为表现,我们不能不叹服列宁这一分析的深刻与犀利。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放在一起,是就其对苏维埃的整体观念而言的。就具体看法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并不完全一致,即便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孟什维克内部实际上明显存在着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左派、以策烈铁里为代表的中派和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右派。例如,马尔托夫在1917年7月曾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以便俄国能成立立宪会议。[34]社会革命党的左翼更接近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并在1917年分裂出曾一度与布维什维克党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例如,七月事件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卡姆柯夫在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解除资产阶级部长的职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这一转变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肯定和赞赏。[3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对阵将主要发生在无产阶级与沙皇制度之间。通过苏维埃,无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一种能够建立起革命政权的组织,苏维埃将成为革命政权的中心,希望苏维埃与旧制度并存将是一种幻想。他强调,圣彼得堡苏维埃创造了一种直接的、真正的民主形式。在苏维埃的形式下,在现代俄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民主的、由群众自己组成的政权,这是一种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它不要两院制,没有职业官僚,选民有权随时召回他们的代表。[36]当然,托洛茨基这时也还没有得出苏维埃共和国的结论来。而到1917年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已经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杰出领袖了。

参考文献:(略)

此文很多资料引自:Oska AnweilerThe SovietsThe Russian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Councils19051921),NewYork1974——可能值得弄一本。

收稿日期:2006—02—14
第22卷第2期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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