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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有助于左翼分析合作社的参考资料汇集

有助于左翼分析合作社的参考资料汇集

按:关于合作社的分析述评,其实是非常多的,各类左翼的论述也不少。但这里不想做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把我看到的、觉得有助于左翼分析合作社的一些实用资料汇集起来,以便于查阅、检索。这些资料,有的作者是左翼,有的是有利于左翼进行分析的其他参考材料。
此外,我在
《惊雷》第三期.pdf 也写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长文。——秋火


#1 目录
#2 马恩经典论合作社
#3 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作者:国鲁来。2008初)
#4 农村合作社正成为资本下乡的吸血工具(作者:冯小。2014)
#5 蒙德拉贡的挑战(Black Rose 著,1987。李淑华、刘格正 译)
#6 合作社能全球化吗? 蒙德拉贡正在尝试中(Tim Huet 著,1997。刘格正 译)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4-11-5 15: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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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经典论合作社
/秋火搜集整理(2014年10月)

【1】1866年第一国际论及合作社

合作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因此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该阐明若干总的原则。

(a)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d)建议一切合作社把自己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从行动和言论两方面来宣传自己的原则的基金,也就是说,除了传播自己的学说,还要促使建立新的生产合作社。

(e)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sociés par actions),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P218-219,《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五节,卡·马克思写于1866年8月底。



【2】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论及合作社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写于1864年10月21日-27日之间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



【3】马恩选集第三卷P59-60:法兰西内战(马克思)

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制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4】马恩选集第四卷P674-675(恩格斯)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5】《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35页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

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6】《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写于1877-187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1-247页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 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7】恩格斯致奥·伯尼克,1890年8月21日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4-11-2 11: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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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rdi.cass.cn/uploadfile/201054100625.pdf
(转注:原文脚注转载时全部改为尾注了。)


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1]

国鲁来



内容提要:在19世纪,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境况,大体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一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他们主张革命的办法,提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劳者得到翻身解放。另一种则提倡改良的态度,主张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将劳动者组织起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之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和发展。合作社正是后一种方式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合作社 改良主义 马克思的合作社思想


一、合作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合作社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而来的机器大工业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劳动者经济、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从而引发了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紧张对立。这就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合作社初建时期的基本社会背景。

世界上的第一家合作社——公平先锋社于1844年产生在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罗奇代尔镇。罗奇代尔镇位于当时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地带,距曼彻斯特约25英里。有资料显示,在19世纪30年代,当地纺织工人的工资每周约一英镑,但是到1840年以后减少到每周7至8先令,而女工则更低,每周约2先令6便士,6岁童工每周仅一便士,而且工厂主还经常以指定商店的购货券代替工资,由此,工人得到的往往是价高质劣的商品。当时英国下院一位议员的报告指出:1841年罗奇代尔镇工人的工资每周6便士者135人,10便士者200人,一先令者500人,有1500人每周工资不超过一先令十便士。由此他认为罗奇代尔镇是“饥饿之城”。[2]

在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反抗,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推动工厂立法、10小时工作制、以及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等运动中,罗奇代尔镇常据领导地位,因此被称之为兰开夏和约克夏地区的动乱之源。但是工人们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种种政治运动并未使自己的经济状况产生实质性改善,在种种努力均未奏效之后,一些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也是罗奇代尔合作社的先驱者)决定采取新的方式,也就是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自力更生,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由此产生了世界第一家合作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3]公平先锋社是消费合作社,是通过批量购买消费资料,向社员低价出售,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

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农村中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德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了迈向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农业改革,到1881/1816-1848年,解除封建义务的“赎免农户”[4]已有289651户;同期,解除封建义务的“调整农户”[5]也有70582户。因此,普鲁士农业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容克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和金钱的过程。据统计,当时,容克靠牺牲农民得到的土地总计为400万莫尔根[6]以上;容克获得的赎金,具不完全统计,在1815-1847年,农民向容克支付现金为18544768塔勒尔,每年支付利息159992塔勒尔和260069雪菲尔(桶)谷物。

虽然农业的普鲁士道路确立了德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农业资本主义的实现过程却各有不同,例如莱因兰由于曾有20年在法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当地实行了法国革命期间的土地法,从而造成众多小农土地的存在;在其他各地,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实行农民对封建义务的赎买,因而被称之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的变革。[7]正是这种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小农因此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高利贷者借此对他们的大肆盘剥,使小农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为了帮助农民解除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在经济上自立,赖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 1818—1888,旧译“雷发巽”)于1864年建立了德国的第一家农村合作社--信贷协会。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对手工业者造成了强烈冲击,机器大工业要求的工厂制和大批量生产的廉价工业品动摇了手工业者赖以生存的基础,致使大量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无产者,而其他人则在困境中挣扎,艰难度日。德国手工业者合作社的创始人是舒尔茨-德利奇(Hermann Schulze-Delitzsch 1808—1883,旧译“许尔志”),他很早就投身于1840-1848年的德国政治运动,并在1848年成为普鲁士国民立宪会议代表,还出任了立宪会议的一个负责调查当时民众情况的委员会主席。在过去,舒尔茨从他日常的接触中就已经了解到德利奇一带的手工业者的苦恼和愿望,担任主席后,在委员会收集到的报告中,绝大多数也是有关手工业者的问题,这使他对德国手工业者的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在1849年,舒尔茨在德利奇创建了一家将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共同购买原材料的木匠、鞋匠协会,并在1850年建立了以扶助手工业者为目的的信贷合作社(即现今德国大众银行的前身)——互助储金会。[8]


二、对合作社的两种不同观点

在19世纪,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者的经济社会境况,大体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一种是主张革命的办法,提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劳者得到翻身解放。另一种则提倡改良的态度,主张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或者通过组建工会,以有组织的谈判、罢工等斗争方式,迫使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或者在流通等经济领域,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等方式,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单位货币购买力等途径,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之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和发展,并试图由此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为劳动者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融合创造条件。[9]合作社正是后一种方式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当时,合作社被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手段,因此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从而快速得到发展。正如德国学者指出的:当时,一批具有合作思想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倡导实行合作制,其目的就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以基督教准则、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将社会底层组织起来,使之能够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中自立。[10]或者说,一些合作社运动的先驱主张温和的转变,主张通过合作社的优越性示范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们确信合作社纲领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的优越性,由此从内部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11]

拉坦认为:由技术变迁释放的新收入流是产生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新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是实施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主要激励。因为“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积极性,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12]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作为当时创新技术代表的机器大工业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失。一方面是少数资产者的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另一方面是大量劳动者的贫穷、饥饿的大量积累。因此,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产分配制度,使劳动者也能分享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新收入流,也能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机会,也就成为一些劳动者所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因此,作为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组织的合作社,就是力图通过社员的集体行动,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也能有效分割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新收入流的一种制度安排。[13]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收益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成本——交易成本、市场风险及其他种种不确定因素。在欧洲合作社发展初期,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穆勒、马歇尔、庇古及帕累托等人,就曾强调团队经济的积极作用,并且指出,以增进社员利益为目标的合作社避免了市场调节不足的可能性,而且使外部收益内部化;[14]正如洛普克指出的,合作社的作用主要是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经济和打破市场垄断。[15]所以,合作社作为一种创新组织制度,其所带来的组织收益主要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收益、规模经济收益、减少不确定性及规避市场风险收益和维护经济地位收益。在以上四种收益中,前两种属于效率收益,后两种属于公平收益。在提供效率的同时,也要提供公平,这正是合作组织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合作社运动的先驱才认为可以通过合作社的优越性示范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并且通过合作社制度的推广,从内部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

合作社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其产生和发展时期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形成时期。此前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合作社试验,以及此后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渐兴起的合作社运动,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合作社运动的高度重视,是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为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机器大工业所要求的是联合劳动,所以,由联合劳动来取代分散的个人的独立劳动是历史必然。[16]而且,由于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截然不同的新型关系,因此,马克思将合作社运动视为“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他指出:合作社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17]

对于生产领域的合作社和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这样两种合作社形式,马克思更为看重前者。他指出: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能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18]马克思所以持有如此见解,是因为流通领域的合作几乎不涉及生产者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合作,因此这种合作不可能直接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从而也不可能改变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实。而生产合作则不同。在生产合作社中,社员是依靠自己的经济投入并使用作为共有资产的生产资料来从事生产,而且企业由社员民主治理,劳动积累为社员共同所有,这样也就对劳动附属于资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强烈冲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对于合作工厂这样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不是过分的。他指出: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9]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合作社视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力量之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支持,但是他们同时也注意到合作社(即使是生产合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能力是有限的,仅凭合作社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指出: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20]同样,恩格斯也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21]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的基础上,合作社才能成为进行“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载体。

对于德国手工业合作社的创始人——舒尔茨—德利奇的合作社实践,恩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舒尔茨—德利奇和拉萨尔[22]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他们两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

由于舒尔茨—德利奇的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小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为其解决原材料采购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并未触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因此,恩格斯接着指出: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23]

由于舒尔茨—德利奇等人的合作社制度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不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威胁,因此逐渐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在分析了1848至1864年工人群众的经济状况后指出: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致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它的场来了。[24]

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认为合作社是一条可以使劳动者获得解放的道路,但是,要达到这一点还需要条件,这就是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突破“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不过,要使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就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马克思接着指出:要实现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并得到国家财力的支持,就必须改变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的状况,这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5]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舒尔茨—德利奇等人的合作社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前提下与资本主义生产并行的一种生产方式,虽然它可以帮助劳动者克服一定的经济困难,但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掌握了生产资料以后,才能使合作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彻底改变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以推翻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出发点,因此,他们对于合作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更多地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着眼。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其他的合作社理论家及实践家的根本不同之点。

第二,基于以上原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合作社更多地是被视为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新型经济关系的手段,即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但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合作社就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2、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
3、贝·格罗斯费尔德等:《德国合作社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0)。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
5、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6、Helmut Faust, Genossenschaftliches Lesebuch, Fritz Knapp Verlag, Frankfurt/M 1967.
7 、 Hans-H. Münkner, Genossenschaftsideale und Genossenschaftspraxis in beiden Teilen
Deutschlands, Vortrag im Rahmen der 20.Generalversammlung der Evangelischen
Kreditgenossenschaft eG, Marburg 1990.


注释

[1]本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2]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3]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

[4]即具有较好财产权的世袭农户,他们一般很少割地,而是付现金或利息以赎买义务。

[5]即具有较差财产权的农民,一般均需割地以赎买义务。

[6]1莫尔根约为0.25~0.34公顷。

[7]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

[8]Gustav von Schmoller, Hermann Schulze-Delitzsch, in: Helmut Faust, Genossenschaftliches Lesebuch, Fritz Knapp Verlag, Frankfurt/M 1967.

[9]诺斯认为:产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也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抗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的行动,由此出现的劳工运动主要是英国和欧洲的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工运动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政党的出现起了主要作用。农民和农村运动如果不是逆市场经济而行,那么至少也是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市场竞争的率先成功的运动。(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10]贝·格罗斯费尔德等:《德国合作社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0)。

[11]Hans-H. Münkner, Genossenschaftsideale und Genossenschaftspraxis in beiden Teilen Deutschlands, Vortrag im Rahmen der 20.Generalversammlung der Evangelischen reditgenossenschaft eG, Marburg 1990.

[12]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13]拉坦认为:与有组织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联系的制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长,从而带来了对劳动法人组织的需求,它们以工会、农会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使每个团体都能更有效地参与对新收入流的分割。见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14]Alfred Hanel, Genossenschaften und Wirtschaftsordnugen, in: Genossenschaftliche Selbsthilfe und struktureller Wandeln, Marburg 1992.

[15]Jochen Röpke, Genossenschaften und Wirtschaftssystem, in: Genossenschaftliche Selbsthilfe und struktureller Wandeln, Marburg 1992.

[16]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1页。

[17]马克思:《临时中委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18]马克思:《临时中委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19]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133页。

[20]马克思:《临时中委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2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6~417页。

[22]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也是德国合作社理论家之一。见 Helmut Faust, Genossenschaftliches Lesebuch, Fritz Knapp Verlag, Frankfurt/M 1967。

[2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6页。

[2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3页。

[25]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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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jbqnw.net/posts/2014/04/505(编辑: 进步青年  ·  时间: 四月 22, 2014  ·)
(原题:合作社正成为资本下乡的吸血工具)


农村合作社正成为资本下乡的吸血工具

作者:冯小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原编者按:随着资本主义向农村的进攻,农村合作社已演变为资本下乡吸取农民血汗的工具,这也意味着温铁军近十年一直主张的用来维持中国小农状态,缓解中国政府危机的幻想彻底被强大的资本冲破了。希望还在为农村合作社志愿服务的青年们早日清醒过来,不再做资本的工具,起来寻找社会的真正出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当前“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的考察,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行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导致权力与下乡资本的不同结合形态,即部门权力与下乡资本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下乡资本 乡村权力 农民分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农村新型合作社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6月底,全国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下文简称为“合作社”)60.01万户,比2006年的15万户多出了3倍。合作社的蓬勃发展被视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可行道路(黄祖辉等,2002)。从制度经济学的逻辑看,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中间环节、获得规模经济等优势(Sexton,1986;Fulton,1995)。然而,在当前合作社蓬勃发展的繁荣表象之外,合作社的乡土实践与其理想形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合作社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多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

  首先比较典型的是合作社制度的“名实分离”问题(熊万胜,2009)。这主要表现为“伪合作社”争夺国家扶持资源挤压真合作社现象(张颖、任大鹏,2010)以及合作社制度的内卷化(樊红敏,2011)现象。其次是合作社内部组织机制的实践问题。社员结构的异质性与少数核心社员拥有主要的剩余控制权,由此形成的剩余分摊机制是目前合作社内部运营无法消除的(林坚、黄胜忠2007;邵科、徐旭初,2008)。某些合作社目前的剩余分摊机制被仝志辉和温铁军(2009)描述为“大农吃小农”的状态。而且,经验数据的实证调查揭示,在合作社主流形式中,绝大多数合作社呈现的是能人和大户主导的格局(张晓山,2009)。再次,合作社发展面临着结构性困境,例如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和制度运行成本较高(赵晓峰,2013),以及不规范的合作社拥有结构性资本和部门权力优势(仝志辉、温铁军,2009),这些原因导致合作社并不会真正带动小农,也不能改变小农的社会市场地位,反而会强化小农的弱势地位。上述现象被应瑞瑶(2002)概括为合作社的异化。

  由此,合作社能否带动农民发展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前提性问题,同时也提醒学界对待合作社的繁荣发展应持理性态度。面对合作社在乡村社会出现的诸多异化现象,潘劲(2011)指出,学界更多的关注点是指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展开分析。通过对合作社增长数据和合作社类型的解读,她警醒学界不要放大合作社对农民的实际带动能力。杨军(2012)用四重维度来解释“合作悖论”,认为经济体制上的“制度遗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成长路径的“外生性”和政治因索的共同作用导致现阶段合作社在“路径选择”上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合作悖论”,即发展合作社的初衷是帮助农民形成自助组织,维护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然而,实践中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又不得不依赖于具有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农主体。

  针对“大农吃小农”、强势非农主体主导合作社的格局,笔者发现这些农民合作社已经出现了“被包装”现象。合作社的发展需经历制度文本与乡村社会对接的过程,特别是多种乡村政治权力主体如何接纳合作社制度并进行自主性策略运作的过程,即合作社的“被包装”过程。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某些下乡资本和乡村能人积极运作合作社、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发展合作社的案例。他们名为发展合作社,实质上是下乡资本发展其公司的产业,或进行政策投机攫取国家惠农资源,这类现象被笔者表述为“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而考察合作社制度与乡村社会的具体对接过程,离不开对乡村社会政治生态的分析,具体来说,离不开对合作社“被包装”过程中下乡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态的分析。所以,本文基于3个“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的案例,解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社会出现制度文本与乡土实践相背离的机制,以期揭示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二、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的表现

  在乡村各地兴起的合作社多种多样,类型众多,即使是同一类合作社,其内嵌于不同乡村社会政治场域的运行路径也会截然不同。若基于乡村本位视角考察不同合作社所面临的资本—权力形势,其共同的特点便是合作社包装社会强势主体的非农资本,即本文所指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这一现象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成为下乡资本谋利经营的工具
  鄂中H市S镇,浙江省某苗木公司王老板为了扩大经营,进军鄂中H市S镇。为了自己的苗木基地能够顺利建成,他邀请当地有名的老板、村民公认的“混混”头目刘某入股合作,同时聘请当地L村的经济精英陈鹏做副总。三人合伙于2010年秋在S镇流转了约800亩土地,进行了土地整理、地块平整、道路修建和滴灌系统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2011年春,新建设的苗木基地开始种植苗木,雇佣村、组干部负责苗木基地的工人管理和租金发放工作。2012年夏天,苗木公司利用与农民的土地流转合同申请成立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争取享受国家优惠性政策下的免税经营。

  在案例中的苗木合作社中,下乡资本占主导。S镇根本就没有苗木经济的发展,农民更没有苗木种植和市场营销经验,苗木市场和合作社的产业发展均没有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只是参与了土地流转。根据农民和王老板的协议,农民入社后在利益分配上仅获得固定的土地租金,不能分享苗木合作社的经营收入。王老板利用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只是以合作社为名,采用包装下乡资本的模式来经营苗木生意。作为合作社成员,农民并不具有主体地位。

  (二)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
  鄂中H市的某粮食公司与X县的农民采用订单生产模式成立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公司老板(曾是H市粮食局的局长,现下海做生意)在当地承包了5000亩土地,自己只耕种其中的600亩以形成示范区供上级政府检查,其余4000多亩以返租倒包的形式仍由农民自己耕种,农民每年固定把粮食卖给粮食公司。另外,该公司在邻县也发展了约10万亩的订单,为农民提供相应品种的种子和化肥,粮食收获之后,农民固定将其卖给公司,以保证公司的优质粮源。

  该公司在当地申请了商品粮基地项目,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均进行了相应扶持,仅建泵站、修水渠、修路就投入了430万。2010年,H市政府批复了一项发展基金对其进行扶持;2013年4月,又向该公司新批了一个综合循环项目,这是粮食局、发改委的定向项目。作为X县县委和H市市委共同打造的目标产值上亿的企业,该公司获得的许多项目均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争相给予扶持的优惠包。同时,该公司与农民的订单生产模式也借用了农民合作社的牌子进行运作。公司门口挂了水稻种植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粮食加工合作社三块牌子,以合作社为名获得了国家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然而,参与订单生产的农民却享受不到上述优惠项目所包含的廉价的灌溉和农技服务,而是需要向公司支付高昂的费用购买。

  上述案例呈现了当下地方政府、涉农部门和资本共同下乡投资的情形。粮食公司戴着多个合作社的帽子,无论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驱动的政策扶持,还是基于部门逐利逻辑的变相“投资”,在此虽无法深究。但其结果是政府相关利益部门和资本的耦合形成的多种合作社挤压了农民的利益空间,使得合同订单中的农民成了农业公司产业链中受剥削的群体(陈义媛,2013),把农民从独立的生产者推到了半无产化的境地。

  (三)成为乡村少数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载体
  皖北B村有三户农户与村干部成立了粮食种植合作社。三户农户中,一户是当地的经济精英,一直在外做建筑承包生意;另外两户是村里有名的富人党员。他们与该村的村书记和村长合作,在其他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的支持下,把两个村民小组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户口本收集起来(涉及约1000多亩土地),既非土地流转,也非农民入股,于 2010年秋天申报成立了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好当年冬天该镇下达了相关的水利和道路建设及农田综合整治项目文件,文件要求优先考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几个合伙人的积极活动后,该合作社获得了近400多万的项目。毫无疑问,作为经济精英的建筑承包商成为乡村项目的承建主体。水利建设项目要求打机井和兴修渠道,农田综合整治项目需要平整土地和整修机耕道。这些项目均需要先进行项目施工,上级相关部门按项目进度进行检查考评后再给予拨款。

  第二年春天,参与合作社的农民可以从村里的合作社购买比市场价低0.1元或0.2元的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物资。对于田间的水利设施,农民普遍反映其是豆腐渣工程,机井没水,水渠表层的水泥太薄,漏水严重。机耕道沙子铺得太薄,一下雨就是烂泥坑,无法通行。平整的农田没有按规定进行表层剥离熟土再还田,只是在将田埂打乱之后的石块和泥土混合层上面撒了一层熟土,破坏了原有土地的土壤肥力。因此,农民的意见较大,于第二年秋收后统统退出了合作社。目前,B村只是空挂着一个合作社牌子,农民仍是自己种自己的田,卖自己的粮。

  上述案例的核心逻辑是少数乡村精英合谋进行典型的政策投机。承包商依靠村干部在乡村的强势地位和便利的政策信息渠道,利用乡村富人的社会资本架空了村庄内的个体农民,巧借农民这一“符号”资源,对国家的惠农项目进行政策投机,攫取国家自上而下输入的惠农资源。

  上述3个案例均呈现合作社异化的迹象,合作社的建立与运营背离了制度设计初衷。案例1中的苗木合作社以外来老板为主体,而不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更没有与当地农民形成实质上的合作关系,完全没有体现合作社制度的“农民参与”与“利益共享”两大基本条件。作为强势主体的公司将其下乡资本包装成合作社,在形式上将农民描述为参与主体,实际上享受利益的是苗木公司,合作社仅是下乡资本争取享受国家政策优惠的幌子。案例2的逻辑是政府将对合作社的政策扶持作为吸引资本下乡的政策优惠包,将商业化的粮食公司作为支持和培育的对象,使国家对合作社的相应扶持资金都变成了公司的发展基金。在粮食公司与农民的订单生产模式中,农民需支付相应费用来购买农技服务,却被排除在合作社的分红对象之外。案例3中的地方精英以套取国家项目为目标,是一种典型的政策投机。从这3个案例可以看出,合作社制度在乡村实践中存在“被包装”现象,合作社制度下乡遭遇“少数群体共谋,排斥农民主体参与”的异化困境。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上述合作社为何能够绕开农民而“被包装”,而且还能获得乡村基层组织的大力支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接下来考察合作社制度下乡的社会政治生态。


  三、合作社运营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试图建立农民自愿合作、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这一制度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其与乡土社会结构的有效融合。而当前讨论合作社制度能否有效运行需首先分析乡村的治理状况,即合作社制度下乡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生态。

  (一)乡村社会结构之变:农民分化
  按照中国农村家庭经营的发展趋势以及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民有合作的需求,但存在合作的现实障碍(赵晓峰,2012)。目前,农民的生计方式已经在逐步改变,农民的主要生计来源已经转为非农行业,但土地仍是他们的最后保障。虽然不能失去,但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就如鸡肋一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农业家庭经营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货币收入,但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已不再是之前的命根子,而仅是规避社会风险、谋求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农民不再像过去一样都以土地为生,其家庭生计来源的多样化使他们对农业生产和土地的依赖程度出现了不同的分化。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共同生产合作纽带逐步淡出农民的生活。因此,在对合作社制度的关注程度、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和对合作社的期望方面,农民已发生了内在的分化。

  (二)乡村治理方式之变:以招商引资为行政目标
  作为最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引导者,农村基层组织在税费改革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由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盟转向分离,而且出现了悬浮状态(周飞舟,2006)。同时,面对压力型(荣敬本,2009)体制的考核,基层组织还需要加入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锦标赛体制中。它们完成考核任务的措施便是把工作目标锁定在能够带来GDP业绩的下乡资本上,即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为重心。

  由于工作重心的变化,农村基层组织逐步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亦不会关心农民的福利和真实所需,他们的工作重心是较好地完成GDP考核任务。行政性考核任务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逐步脱离,基层组织为能带来GDP业绩的下乡资本服务,如案例2中所呈现的政府各相关部门均为粮食公司服务,出现了国家资源集中扶持的现象。政府相关部门为粮食公司提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建泵站、修水渠等这类公共品,农民却享受不到,却需要向公司付费购买。乡村基层组织在体制转型中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服务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而是服务于可以带来GDP业绩的下乡资本,他们为完成考核任务给下乡资本开通各种形式的“贵宾”通道。这种治理结构的转变根源是基层政权由“悬浮型”向以“招商引资”为工作重心的发展促进型转变,以包装项目作为筹码吸引下乡资本。

  (三)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变:合作社运营的亲资本性
  乡村经济发展已不是主要依靠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来推动,而更多地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依靠国家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创造的便利条件来推动。然而,国家的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获得。从合作社推动产业发展的路径来看,成立合作社是需要合作成本的,仅成立合作社前期的协商成本和跑项目的成本就不是个小数目,而这一笔前期投入资金是普通老百姓或村级组织无法承担的。案例1中王老板的土地流转启动资金就达300多万;案例3中的私人老板联合乡村精英、向上跑关系争取项目的前期投入也有10多万,再加上后续的工程垫付款,前期投入达到100多万。不过,这些投入是套用合作社名义所必须的,只有为合作社搭建好平台,才能获得政府项目的审批。正如粮食公司的财务副总所言,“用各种合同形式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点粮食补贴和种子补贴,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需要获得国家的项目支持以及各种税费优惠。”

  除资本外,成立合作社还需要建立广阔的人脉关系,这样才能在跑项目的过程中拿到具有优惠条件的项目。否则,申请合作社便是赔本的买卖。粮食公司和外来老板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潮流中能够便捷地获得政府的“贵宾”服务。下乡资本与农民是合作社的两大主体,但无论是在合作社成立过程中还是在其成立后,农民均未主体性地参与,只是以合同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既不参与合作社的红利分配,也不承担合作社的风险。合作社以公司的方式运营,农民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农民只是下乡资本成立合作社的象征符号。合作社在成立前期所进行的土地流转以及与农民建立生产订单合同均需要雄厚的资本,合作社在成立后期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借用合作社名义去申请国家政策性项目也需要资本的支持与投入。也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前后和以合作社名义申请涉农项目的全过程都表现出了亲资本性。


  四、合作社异化的乡土逻辑:权力与下乡资本的结合

  如前所述,合作社运营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变,使得农民成立以自己为主体的合作社成为空谈。虽然相关法律赋予了农民在合作社中的主体地位(宋刚、马俊驹,2001),然而,文本形式的法律在实践中却发生了不少偏差甚至出现相背离的现象。例如,上述3个案例中的合作社都是按照法律文本的规范要求、以合法程序操作的,现实中的伪合作社也无不在形式上以正规程序和合法形式为外衣,而在实质上有意挤压农民的参与空间。笔者从县、乡基层干部那里了解到,他们针对合作社的审查是按照程序性的文件要求进行的,不会去或根本没能力深究合作社的主体资质和运营状况。这也是当今基层组织工作科层化、文牍化(欧阳静,2010)的后果,对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只限于追求程序的合法和文本的规范而忽视乡村实践。在乡村社会中,合作社异化的核心逻辑在于合作社在不同的权力主体的策略运作下的“被包装”。

  (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
  案例1中粮食公司的订单生产模式首先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吸引资本下乡的乡村环境中,以粮食公司为主体的合作社发展呈现出资本与部门下乡(仝志辉、温铁军,2009)共分乡村剩余的现象,粮食公司“戴合作社帽子”也只是这一现象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而已。各个政府相关部门把项目和政策优惠向当地的龙头公司如案例1中的粮食公司倾斜,这一龙头公司数千万的资本规模便成为各部门的招商引资业绩,各部门便能顺利完成上级政府部门规定的招商引资任务。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乡资本的情况下,合作社变成了基层政府吸引下乡资本的工具,成为招商引资的新优惠包。政府往往想以支持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带动地方发展,带动农民致富,而实质情况则常常事与愿违。下乡资本创立公司的动力在于,可以利用县级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优惠包,套用合作社名义发展公司产业。因此,在利用地方政府提供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包对合作社进行包装的过程中,下乡资本将广大的普通农民纳入控制范围,形成了资本控制的订单农业模式,这使得拥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农民成为了无异于保持“家庭”外壳的契约化的雇佣劳工(陈义媛,2013)。因此,由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结合所成立的合作社表面上看似乎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农民完全被动处于政府支持的下乡资本进村所发展的“合作社”的控制之下,农民被动处于附属和利益受损的边缘化位置。

  (二)下乡资本的谋利工具: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
  外来的工商业资本下乡必须与农民接触,在下乡资本投资于需要进行土地流转的产业经营时更是如此,他们需要与分化的农户开展琐碎的协商事宜。在基层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乡村暴力权威成为下乡资本应对农户不合作行为的主要力量。案例1中的王老板进村看中土地、策划进行土地流转时,首先便结交了乡村社会的暴力权威(陈柏峰,2011)人物。乡村内分化的农民很难有一致的集体行动力。面对少数钉子户农民,下乡资本便需要借助乡村暴力权威所具有的威慑力量来“拔钉子”以降低部分农民的不合作与对抗行为。暴力权威成为下乡资本减少土地流转障碍的重要工具。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重组了乡村权力格局,使得农民在已经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任何谈判的能力和资本,更不用说在后期的合作社剩余分摊机制中能有一定地位。农民的边缘化地位是由下乡资本构建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这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社走向形式化,与暴力权威结盟的下乡资本巧借“农民”这一象征符号而成立合作社产生的客观结果便是合作社实践与制度文本的背离。

  基层组织的审批程序和文本管理的逻辑是,只要有农民签字画押的“土地流转合同”,只要见到白纸黑字的订单合同文书,便认为是农民主体性的参与,根本不会或无力深究合同订立背后下乡资本和暴力权力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下乡资本和暴力权威的结盟将分化的农民置于重组的权力格局之下,程序化的合作社审批制度使得外来老板可以轻松地绕开农民的主体性参与,利用农民的身份符号和土地资源将自已所经营的公司操作化为带动地方农民发展的“龙头”,为公司戴上合作社的帽子,争取市场竞争优势,下乡资本因而具有合作社之名、公司之实的特征。

  (三)乡村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载体: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
  乡村的社会分化改变了原本的政治权力格局,经济精英的崛起造就了新的社会权威。经济精英极易与具有正式权威的村级组织发生合谋,以享受国家政策优惠和获取项目扶持。在乡村权力格局中居于优势位置的富人和村干部往往能最先获得国家政策优惠和相关项目的信息,他们既了解政府权力的纵向运作机制,又控制着横向的乡村内部的权力格局。在分化的农村社区中,农民对合作社的关注与参与的积极性并不一致,这使得少数精英具有了支配合作社运作的能力和条件。乡村精英们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发展产业和组织农民,而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套取相关的政策与项目扶持。乡村少数精英基于牟利目的的合谋行动造就了伪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仅未实现组织农民、拓展市场、发展产业的制度设计初衷,反而攫取了国家投资于农村社区的公益项目资金。

  上文案例说明了以“包装下乡资本”为典型的伪合作社,以资本的优势,用合作社名义套取国家相关的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的异化现象。目前,乡村诸多合作社的主导者和受益者普遍是下乡资本或非农资本。政府在审核合作社时,往往只关注申报程序和文牍的规范性,只要程序与文本符合规章制度要求即可审批。下乡资本通过合法的程序操作和文本处理,利用分化的农民,动用乡村各种力量和资源获取农民手中的土地经营权,以牟取私利为目的成立合作社,并以公司制的运营模式来经营合作社。总之,在上述三种权力结合形态中,农民的话语权都没有得到体现,农民也没有获得主体地位。这些包装下乡资本的伪合作社都是借用农民的身份符号和土地资源,通过掌握权力的下乡资本的策略性操作而成立的。下乡资本同部门权力、乡村社会权力的结合催生了对合作社的包装行为,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五、结论

  合作社制度在乡村的实践呈现出与制度目标截然不同的异化现象,“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便是其在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权力格局下的异化典型。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国家相关惠农政策和鼓励乡村产业发展措施的频度与力度会持续增强,合作社制度处在农民分化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双重变动中难免不出现异化现象,农民社会分化与基层治理之变成为合作社异化的基础。合作社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被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会成为下乡资本谋利经营的策略,会成为乡村少数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牟利工具。上述三种行为使得合作社的制度目标与乡土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偏差。以“包装下乡资本”为典型的伪合作社使普通农民成为形式主体,而实质的受益主体则是下乡资本、政府相关部门、作为“龙头”的产业公司和少数乡村精英。这些受益的非农主体不仅垄断合作社的剩余和国家自上而下输入的惠农资源,更重要的是攫取了国家投资于农村的涉农项目资金。

  因此,合作社制度要切实实现制度目标,需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需对合作社遭遇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策略化运作有充分的应对预案。“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是合作社制度在乡土实践中的一种异化,通过进行严格的制度监管,它是可以避免的。在分化的乡村社会中,对暴力权威、下乡资本以及乡村能人、富人等占据乡村社会权力优势位置的群体应有所警惕。而作为农村发展及农业经营主体的普通农民,应真正成为合作社制度发展的主要对象。通过规范农村基层组织的行为、加强合作社主体资质的具体审查仍然能破除乡村权力政治格局的干扰,实现真正将普通农民纳入合作社制度的实质目标群体,达到推动农民合作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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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challenges.htm



蒙德拉贡的挑战

Black Rose 着 李淑华、刘格正 译




创  始


  近年来西班牙巴斯克 (Basque) 地区合作社系统的兴旺,它的活力、成长、以及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冲击可说是空前的。这个已扩散到环绕巴斯克地区的合作社系统的名称,是由一个在山区叫蒙德拉贡 (Mondragon)的小镇而来的,这个小镇就是第一个合作社的发源地。自从它在1950年代成立以来,它的声誉传遍国际,类似的模式也在英格兰、威尔斯、与美国发展起来。

  蒙德拉贡是否和无政府主义者传统有关联并不很清楚,但是蒙德拉贡系统就像它在西班牙内战的一些前辈,是一个 「解放」组织(liberatory organization)的例子,而它的成就之大是世界其他地区无以匹敌的。

  蒙德拉贡系统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父何塞.玛丽亚.阿里斯门迪 (Don Jos'e Maria Arizmendi)所创立,这个人曾经在西班牙内战参加反法郎哥的共和团,而差一点被处死。经由蒙德拉贡市民的集体帮助,他在1943年设立了初级技术学校。这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五位,在1956年开了一家小型生产煤油炉的工厂,这家工厂叫做ULGOR,工人本身有拥有权及管理权,在成立之始,有24位会员。

  这个合作模式发展得非常成功,发展成整个系统的最重要的企业,一度ULGOR的会员曾经超过3千人,但后来有感于人数过多而减少会员数目。这个企业(合作社)的结构也成为后来要加入蒙德拉贡组织的企业的一个典范。

  根据罗其代尔原则 (the Rochedale Principles),这个企业也是开放会员制、会员须不断的再教育、一人一票、每人同值股份,因此外界的资金来源为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


额外的原则


  除了以上的原则外,这个企业也采用一些额外的原则使得它和其他企业合作社有显著的不同,而这些额外的原则是造成蒙德拉贡系的活跃与成功之原因。

  1.这个企业发展出一种所谓个人内在账户,合作社百分之七十的盈余是存在这个个人内在账户里头。合作社每一个会员都有一个这种账户,而其他百分之三十的盈余其存入共同账户,以便合作社操作资本或扩张所用,其中不少的比率特别要用在社区内。

  个人内在帐里须标明每个人应得的盈余数目后,这笔钱又借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支付利息。当会员要离开合作社时,每个会员可从个人内在账户里取得75%的累积存款,而其他的25%则保留成为合作社资本。这一套系统,使得合作社可以将几乎100%每年的盈余都变成资本,这种内部资本的累积是与任何资本主义公司不同的,同时它也建立了个人与集体盈余不断相互流通的关系。

  2.会费现固定在大约美金3千元(1986年),这会费是代表会员实际上对合作社的投资,可以由会员的薪资中扣除。当然,这会费的投资也算在个人内在账户里。会费及盈余所得代表经由这种经济上的诱因,确保个人对合作社的忠诚。别的合作社的会费通常都是贵得让一般人无法负担的,那是因为他们的会费是将合作社的净值分摊给每个会员的所得,而订定出会费价值。但这个合作社的会费是固定而且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

  3.和其他传统的合作社企业不同的是,在这个企业合作社里头,会员是工人兼雇主,会员的工作一方面是确保企业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则是协助发展新的企业(合作社)。会员们一方面在在会员会议决定协助发展新的企业,同时将合作社盈余储存在合作社系统内的银行,来用作新企业的资本。会员对这个扩张原则有非常大的承诺,同时认识到每一个各别合作社的经济保障是基于合作社是属于大系统的一部分。

  4.这个企业合作社规定的试用期是一年,这是为了确保新会员不只是具备合格的技术,而且是要拥有「合作社功能」的工作能力。在一般的资本企业,员工是生产的要素,可是在一个合作社里头,员工是合作社组织的会员,同时拥有权利与义务,而且有合作社的拥有权。虽然合作社是采开放会员制,但是会员不只是被雇的员工,而且必须同时履行他们会员的责任,那就是分担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而这须要有责任感及团队参与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达到特定层次的成熟人格。

  5.合作社薪资的订定和当地其他企业的薪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以便减少和其他公司的冲突。但薪资间的差异(拿最高薪资的人和最低薪资的人)则限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要有太大的不同。如此可以使得工人和管理人员(由员工大会所选出来)之间较平等。而薪资的决定则是有一套准则来规范,考虑工作性质的困难度、个人表现、经验、及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最近更是一项重要的衡量要素。因为在合作社的工作里,人际关系影响群体的表现。

  6.蒙德拉贡又提出所谓"系统取向"以增进合作社的发展,除了基本的企业合作社以外,又有一组次级的合作社,分别从事研究、融资、技术训练与教育、技术协助、及社会服务,另外还有房屋及消费者合作社,而这些创造出一种合作社文化,使得一般生活的活动都在其中进行。在这个互相依赖且「合作」,以同样原则运作的机构里,会员无论到那个地方作习都畅通无阻,使系统扩张有效率。


信用合作社的设立


  在ULGOR成立的3年后,阿里斯门迪建议应该也成立一个金融机构,以资金及技术帮助其他刚起步的合作社。结果, 「劳动者银行」 (Caja Laboral Popular)和技术指导局就在这种需要下成立了。它扮演了信用合作社及技术援助的角色。劳动者银行的主要部门有100多位职员,主要的工作是协助一些团体成立合作社,偶而也协助一些既存的企业转型为合作社。劳动者银行协助这些团体从选择地点、市场分析、产品研发、厂房等建筑物规划,直到几年后财务与组织健全为止。而劳动者银行则要求这些新成立的合作社,必须成为蒙德拉贡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受劳动者银行的监督。这些企业合作社的盈余都储存在劳动者银行里头,可以再投资产生更多的企业合作社。这种紧密且持续的与劳动者银行的关系,加上劳动者银行的经济与技术协助,是相当独特的,也是造成百分之百成功率的原因。

  劳动者银行可以说是蒙德拉贡系统里的第二层级合作社,它的委员会是由第一层级(或说是企业合作社)会员及劳动者银行本身的会员所组成。除了劳动者银行以外,蒙德拉贡系统中尚有许多的第二层级合作社,例如一个社会服务合作社可以确保百分之一百给付的老人及残障年金、一个健康中心诊所、和一个妇女合作社可以提供弹性上班或兼差性质的工作,使得妇女可以从这个合作社很容易就转到其他的企业合作社去。同时,又有一个教育合作社,里头有一所技术学院附设一个产业合作社,学生可以同时得到技术训练及兼差赚些钱。同样地,这个教育合作社也如同第二层级合作社一样的运作,委员会是由全职僱员及学生所组成。


蒙德拉贡系统


  蒙德拉贡系统里尚包括有消费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及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建筑合作社,至今这整个系统的净值达数十亿美元。蒙德拉贡系统共有86个产业合作社,每一个平均都有数百位会员、有44个教育机构、7个农业合作社、15个建筑合作社、几个服务性合作社、一个有7万5千个会员的消费者合作社网络、及劳动者银行。劳动者银行则有超过130个分行在巴斯克地区里头,而在马德里及巴塞隆纳则各有一个办事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显示出蒙德拉贡系统可以突破巴斯克地区。劳动者银行有超过10亿美金的资产。

  蒙德拉贡生产家电产品(它是西班牙第二大电冰箱生产公司)及机械工具、渡船(这两项主要是外销),它占西班牙外销产品的百分之一以上。它共有2万个员工,在Guipuzkoa省提供了15%的工作机会,在整个巴斯克地区则占5%。虽然它主要是生产一些中等技术的产品,但它同时也有一些高科技产品。它的研究机构,Ikerlan可以和美国数据库连线,其中包括麻州理工学院(MIT),并且发展出自动机械可以销售或供自己工厂使用。这是很典型的蒙德拉贡取向,吸收新科技并内化及发展成为适合自己的科技。蒙德拉贡也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研究及实际应用新方法以取代旧的生产线,它的自行经营管理的组织系统已经融合到集体生产的科技内。

  蒙德拉贡的内部组织特征是有一个会员大会,通常是一年开一次会选举管理(经理)人员。另外,有一个社会议会(Social Council)可以处理一般员工关心的问题,同时有一个指导议会(Directive Council)由管理人员及会员大会的会员组成,在里头管理人员只能发言,可是没有投票权。这些平行组织的系统是为了确保会员所关心的问题都能涵盖并且能互相平衡。蒙德拉贡的每个企业都不大,现在限制在400个会员左右。ULGOR是最早的一个企业,曾经一度扩张得太大,在它早期时由一群意见不同的人组织一个罢工,会员大会投票把罢工领导人员开除。但他们也由此学会了教训,任由企业过度膨胀易产生不满。

  为了取得大规模与小单位的长处,蒙德拉贡逐渐形成一个合作发展的系统,由几个合作社组成小型的企业集团,由各别合作社选出的人组成经营团来负责协调工作。这个企业集团可能以垂直或水平的结合,会员可以随着市场与生产的需求而从一个企业被派到另外一个企业。它们能适应一般市场机制,也同时能在一些特定市场保有可观的生产能力。


蒙德拉贡的成效


  如果你进入一间蒙德拉贡工厂内,其中一个极明显的特色是供会员休息的欧洲式咖啡厅,可看出他们作事的风格是认真但轻松的。比起其他资本主义的企业,蒙德拉贡的生产率很高。如果依资本与劳力和产出成品的比例来看,蒙德拉贡是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工厂要有效率。

  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是每一年蒙德拉贡系统的创业部门 (Empressaria Division) 平均都有4个合作社加入,每一个大约有400人左右,至今只有2个经营失败。与美国有超过90% 的刚起步的企业在最初5年里经营失败比起来,蒙德拉贡的成效是非常惊人的。我看过一个新企业的可行性研究文件,厚厚的像一本书,包括的人口分布、居民社会分析、市场分析、产品信息,任何有关的事务都包括在里面。当一个新的合作社来到蒙德拉贡寻求协助时,会被要求先选个领导群,这个领导群在创业部门里学习两年,然后才可正式成立合作社,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学习经营企业的每一部分及合作社的运转。

  蒙德拉贡不是一个乌托邦,它不生产武器、无用的奢侈品、或者会污染环境的产品,它只生产一些一般的工业产品,使用一般认可的生产技术。它不实施轮工作轮调制(Job rotation),而且管理人员也不是从基层中直接选出 - 因为他们试过,结果行不通。而在蒙德拉贡里的会员事实上也有不同的参与奉献程度,有的认为可以将蒙德拉贡拓展成为世界性的典范,而有的只希望低姿态得把他们的信仰保留在原地区。

  蒙德拉贡也有个缺点是没有生产针对当地消费需要的产品,它创造的工作机会是它的制造业,而不是它的社区发展事业,它的产品外销到全世界各地。它曾经出口机械工具工厂到东欧国家,到葡萄牙,到阿尔及力亚。一间蒙德拉贡家具工厂已在美国纽约州运转。可是蒙德拉贡并没有把它的系统随着那些工厂外销,那些工厂只是个产品,由进口当地的买主经营。通常蒙德拉贡并不发费任何努力去改变异教徒,目前它已被全世界蜂拥而来的访客淹没,并不需要对外出击,主动散布其理想。

  蒙德拉贡已唤起全世界的注意,法国的密特朗政权和蒙德拉贡连系后设立了一个部会级的单位来发展合作社。在威尔斯,威尔斯工会议会正在发展一个蒙德拉贡模式的合作社系统。在英格兰,工作拥有权运动以及不少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些或大或小模仿自蒙德拉贡模式的合作社出现。在天主教教会,一些改革派认为蒙德拉贡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在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和底特律帮助成立产业合作社。在波士顿,本文的作者和当地的总主教合作,计划发展类似模式的合作社系统。

  为何蒙德拉贡能如此成功,部份原因是由于巴斯克地区的特殊文化。有一些蒙德拉贡的会员怀疑这个模式可以被外地或外国采用,他们认为是巴斯克地区固有的凝聚力与群体生活传统才使得蒙德拉贡得以成功。但一位秘鲁的社会学家安娜.约翰逊(Anna Gutierrez Johnson),她极深入的研究蒙德拉贡,发现是蒙德拉贡的组织模式(Organizational Pattern)使得它能够成功,而这种组织模式是可外销的,可以在外地实施的。我赞同她的看法,但同时也认为在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工人与经理人员之间敌对关系是一项主要的阻力。在美国,工人没有什么意识型态的自觉,更甚的是他们信奉资本主义并且相信工作是使他们可以晋身中产阶级的入门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缺乏意识型态也无异是一项推力,因为蒙德拉贡是以组织结构取胜,而非意识型态,是一种「知道如可去做」的『知识』使得蒙德拉贡得以实施成功。例如,知道某一种企业每一部门的如何运作的『知识』,知道如何促进劳动者银行与工人兼企业主之间的合作的『知识』,知道如何将每一个企业和整个蒙德拉贡系统整合的『知识』。

  蒙德拉贡也含有革命的意味,主要是因为它的民主管理结构,工人有拥有权与控制权,直接从根本挑战资本主义系统。当资本主义把利润与控制权奖赏给资方时,蒙德拉贡却把利润与控制权奖赏给劳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一个以劳工为中心的文化,而不是当个授权者,把劳工当作小孩。蒙德拉贡的会员是劳工社会的公民,正如一个国家的人民具有所有的公民权。由蒙德拉贡把形式上的会员参,逐渐变成可行的现实之过程中看出,不同的领导系统的进化形成,与伴而产生的团队意识。因此,整个系统导致民主程序不断的演化,是整个生产关系革命成功的真正指标。

  蒙德拉贡更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人可以完全在这个合作社的环境里头学习、工作、购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的动机是很高的,因为会员们分享了全面的合作社文化,而这种合作社文化涵盖物质与道德层面,并且深入生活的每一个面相:工作、社区、教育、消费、和家庭。一位创业部门的会员指出蒙德拉贡的独特之处是它的完整系统,这是超越巴斯克文化的。而其証明可在把新会员融入整个系统的努力中找到,光靠巴斯克文化是绝对无法保证有效的参与的。


蒙德拉贡的启示


  或许蒙德拉贡最亮丽的成就是它将个人所有权的诱因和群体所有权统合在一起,能够刺激引发个人动机和群体动机。一个可以将个人账户存款自动再借回给企业的系统及将盈余划分为个人所得及群体所得等方法,使得工人能感受到个人所有权,同时也有群体的参与感。

  如果我们想要朝向社会解放 (social liberation) 进行,创造更多类似蒙德拉贡系统的重要性是很个强的论点。蒙德拉贡系统创造工作机会的手段,是会和经济组织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起正面冲突的。一个马上要解决的冲突是:「创造自由民主的工作」与「创造工作足够到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在社会解放发生以前,产很容易把社会民主的实验当作微不足道的、不现实的乌托邦者的冒险,和要影响现有的任何大经济区域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因此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辩称,为了经济必须压制劳工权益,是个谎言。

  蒙德拉贡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为了达到工作的自由民主,需要高层次的组织技术,而这个技术使得传统上的民主与效率之对立冲突消失,并且能互相助益,蒙德拉贡的重要性就是它可作为如何达成工作自由民主的模式。因此,意识形态辩论的胜负应该是很明显的,「如何做的知识」打败了虚幻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大且集中可以和现代科技合作,完全脱离资本主义拥有权导致的集权压迫组织。通常这种集权压迫组织的形成在大规模且高生产力的需求之下是个事实,尤其在大量生产的压力之下最为明显。

  驯服这个现代化的组织怪兽对想创造工作自由民主的人是个挑战,尤其这种压迫组织更是集中在先进的工业化社会。能超越困难而回到小规模的精致手工生产,消除大量的可有可无、没有用处、多余的产品,这种乌托邦式的改革思潮当然很好,不过决定要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的第一步是夺回整个生产系统的控制权。毕竟,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并不是用规定的,而是要以民主来达成的,如果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可能适时的决定大量生产是不值得努力以赴的,或许人民并不会如此决定。

  当掌握了生产程序,我们至少可以开始教育消费者,来接受更好的产品、或者更少的产品、或者精致手工产品,或者能改进目前系统的任何东西。尤其我们不可能一日之间就改变整个文化,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要改变人民对轿车的过度依赖,一个方法就是建造更好的火车,这总比去建更省油的轿车更进一步。事实是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并不能成为不做任何事的辩解。

  我记得几年前在社会无政府主义者 (Social Anarchism) 杂志内的一个辩论,廉.克礼谋门 (Len Krimerman) 描述着他创立一间家禽处理工厂合作社的努力。基本上,他这种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回答真恐怖:他竟然向政府(小企业局)借钱!同时,他有工头、监督人员,而不是纯粹而完全的员工自己管理!他用资本主义者的经销商!整体来说是对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个侮辱,完全集中在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与国家体系内。这当然是个旧的争论,不过它让人回想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在革命的客观环境存在以前,什么事都不能做(因此更需要去做)。

  我们当然能宣扬「纯正」,但是用说的是很容易的,而且人民是知道这点的。蒙德拉贡的重要性是双重的。它代表工作自由民主的正面美景,一个由会员民主控制的社区。每个人都贡献意见的民主理想,实际上在此实行。它也代表了一个行得通的理念,而这购成一个对人类本性的声明,超越人是否经由民主组织来处理复杂的社会事务的争论。『如果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那么一个有效可行的模式比千万张的照片更值得』。

  也许对乌托邦想法最经常的批评是乌托邦想法的完全不顾人类的本性不只有向善,更有强烈向恶的趋势,而这正是一个不会被简单解决的争论之一。蒙德拉贡的价值在于它以特殊与具体的方法提出人性的弱点和难免犯错之处。对于纬伯(The Webbs)和一些人基于合作社容易堕落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而长期辩称反对员工合作社的可能性,蒙德拉贡很明白的显示出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不仅蒙德拉贡是可行的,而且它比其资本主义的对手更好,成长更快。从蒙德拉贡显示出民主与效率的结合,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对人性的信条是错误的:人类天生是懒惰且不负责任的,只能用胡萝卜和棍子来奖励。

  蒙德拉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它是个成功的例子,要打破资本主义的论述,光有乌托邦理论是不够的,必须实际去証明可行。资本主义的毛病并不是它不可行,而实施过程中将人性摧残粉碎殆尽,解决这个现状的唯一解答是去証明有个更好且可实行的系统。如果我们发现有比蒙德拉贡更好的方式,那就得靠我们去把它实现。



译自「从基层起来」(From the Ground Up),一本描述草根组织和工作场所民主的书,第八章蒙德拉贡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Mondragon)。作者 Black Rose写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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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labor.ngo.tw/books/book6/mondragon-goglobal.htm

合作社能全球化吗? 蒙德拉贡正在尝试中

Tim Huet 着 刘格正 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 (Mondragon) 生产合作社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生产合作社系统,它的成就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模仿者。成立于1956年的蒙德拉贡系统从一个5人生产厨房器具的合作社,扩充到有3万个员工,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大企业。多年来,它的成就给许多在美国推动生产合作社的我们信心,能在各行业发展大规模的合作社企业。

  不过这个信心,却被最近蒙德拉贡以全球竞争力之名,而偏离了民主、合作原则,而动摇了。为了准备在统一的欧洲市场上竞争,蒙德拉贡的管理阶层声称他们被迫在个别的合作社之上(通常在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时),成立一个企业结构来集中决策,同时雇用更多的非会员。

  这些改变膨涨了合作社批判者的论点,同时也刺激了合作社支持者最恐惧的一点:一但生产合作社大至且富到像蒙德拉贡的程序,它的民主特质就会丧失了。批判者指控大型合作社变成无法对事负责、组织杂乱、会员自满不求变。脱离员工控制、趋向传统的资本主义操作,都是无可避免的。

  以一个合作社的提倡者和参与者的我,在相对上相当未发展的美国工人合作社运动来说,合作社大小的限制和面对经济上全球化的困境,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已。蒙德拉贡的管理阶层 (managers) 可能说对了吗?面对剧烈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而维持合作社原则是不可能吗?1997年我特地去巴斯克及意大利(一个更强壮的合作社运动的所在地),寻找答案。


蒙德拉贡的历史


  1941年当一个名叫何塞.玛丽亚.阿里斯门迪 (Jose Maria Arizmendiarrieta) 的神父第一次来到这个叫好蒙德拉贡的教区时,他发现了一个被西班牙内战毁坏的市镇。1930年代法郎哥的法西斯力量成功了废除民主选出的政府联盟,造成本是强大的反法西斯的巴斯克地区的分裂。阿里斯门迪为了没机会受教育的工人子弟社立了一个职业学校,在他的教导之下,有五个学生更上一层楼,取得工程学位,并在1956年社立他们自己的工厂,这个工厂后来变为法哥合作社(Fagor cooperative)。

  由于法郎哥时代的西班牙经济与外界非常隔绝,合作社的创立者预测任何高质量的大众化产品在西班牙应有不错的市场。他们的预测没错,这个家庭器具用品公司很快的赚了不少钱。这些钱,除了很小的一部份放在员工个别的「资本账户」(只有员工离开合作社时可以领走)以外,都用于在投资。

  1958年蒙德拉贡的创始者碰上了一个危机,西班牙政府认为合作社的会员是「自雇者」,因此不能领取政府的社会福利以及失业津贴。合作社把这个障碍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创立了比政府社会福利还省钱的制度,然后他们用那些福利积存的钱当基金,成立自己的银行。当地社区居民受到银行优渥的利息的吸引与了解他们的存款会贷款给合作社来制造工作机会,而涌入银行存款。

  如此一来,银行的董事会无形中成为蒙德拉贡合作社运动实际上的政府。合作社的存款者和银行的员工组成董事会来确保银行是蒙德拉贡成长的引擎和稳定的关键。董事会指示银行的企业部门帮助新合作社的成立。有时银行会认出新市场的机会而创立新合作社,有时银行员工会帮助大形合作社分割成立新而且独特的合作社,来维持合作社的效率与民主活力。银行并鼓励一些较小的合作社形成集团来分享资源来扩充经济规模与市场潜能。其中其中财政上最成功的企业可能是银行把消费者合作社重组成员工-消费者合作社混合体,同时创立现在西班牙最大的零售连锁店,这个连锁店的年销售额高达26亿美元。

  由于这些极富创意的策略,蒙德拉贡企业的创立纪录是很不寻常的。在头30年设立的103个合作社,从1956年到1986年中,只有3间关门。如果在考虑到从1975年起长达10年的西班牙经济萧条,导致巴斯克地区丧失了十万个工作机会的情况之下,蒙德拉贡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在那个困苦的时期,蒙德拉贡合作社实际上增加了员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能够经由在训练并且转移工人从萧条的合作社到兴旺的合作社。银行也同时对碰上困境须重组的产业给予财政和经营的支援。

  虽然合作社脱离经济萧条后比以前更强壮,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反省和重组能力的过程,造成一个蒙德拉贡经验的新世代。欧洲的改变也刺激了这个过程,1986年西班牙签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使比合作社大好几倍的资本主义大公司涌入西班牙。为了准备对付这种新竞争,蒙德拉贡停止设立新的合作社,将所有的资源用于帮助现存的合作社扩张,改变结构与更新机器设备,以合作社集团来应付经济的全球会化。合作社能够做什么来幸存全球化的屠杀吗?

  为了要应付这个紧急的问题,和面对不断变动的经济环境,蒙德拉贡开了一连串的合作社代表大会。改变计划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而不是经过银行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至少改变了产业合作社过去在经济萧条时太过于依赖银行的认知。不过,这个改变计划也显示出银行早已变了,银行的成长大大的超越了合作社,到1985年时,银行把少于四分之一的资源投资在合作社上。

  也许为了蒙德拉贡重新定位的最重要会议是在1988年以「面对欧洲共同体」为主题的会议了,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同意他们的企业体将与跨国公司正面冲突,合作社的主要产品-家庭用品、机械工具等等,也是大跨国公司最爱。


无法回头之点


  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大多数的主要产业公司都超过了无法走回头路之点,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对它们目前的产品投资太多,以至于无法彻底的改变其生产项目。

  为了保证和跨国公司竞争,合作社采用了一些敌人的特点。会议决定蒙德拉贡需要一个迅速且集中的决策系统来和快速变动且复杂的全球市场竞争。因此在1990年合作社的领导群形成蒙德拉贡合作公司(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 [MCC])。

  MCC 的决策方式比银行领导时的合作社集团更集中,它的经营结构对金融、产业,和批发/零售等三种形态的合作社作协调、分配、及销售上的决策。为了容易被辨认,MCC的商标被印在蒙德拉贡卖到全世界各地的产品上。

  最引人争议的是MCC建立的跨国供应与批发网,MCC成为传统的资本主义雇主,在低工资国家,例如埃及、墨西哥、阿根廷、泰国、中国设厂。MCC在那些国家的员工都不是合作社的会员。甚至在西班牙本土,MCC发展出非合作社的企业体,许多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合伙,同时也在合作社内增加雇用非会员。现在蒙德拉贡的员工有三分之一为非会员,远远超过蒙德拉贡原本承诺的绝不雇用超过10%的非会员。MCC的临时服务合作社的一位董事告诉我说现在合作社可以向MCC申请许可而雇用高达40%的非会员员工。管理阶层辩称,为了应付全球市场变动的加剧,而用更多的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劳工,是正当的。

  MCC以许多有理的原因,例如文化、法律、财政、以及组织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不容易在泰国,甚至在西班牙中部建立合作社。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批评是MCC根本没计划把那些工厂转型为合作社。的确,那些与资本主义者合并的工厂使转换成合作社成为不可能。

  MCC 的方向引起内容相当大的批判,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合作社,法哥 (Fagor)的社会议会批评MCC的政策:「把合作社的竞争力提高到最先进是一回事,不必要的丧失合作社的基础特性 -- 经济民主与会员参与 -- 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合作社是民主企业集团而且反对转型,为什么转型仍然照旧并不消减。其中一个答案是,快速且集中的MCC 决策系统已将有意义的反对机会和考虑替代方案的机会都排除了。而反对力量的微弱是因为反对者没信心能提替代方法。他们担心,合作社的经理是对的,为了在全球市场存活,需要对一些合作社的关键原则作妥协。一位社会议会的委员甚至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合作社主义行不通,并且不认为蒙德拉贡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持茂盛的合作社岛屿。

  不过有人认为即使MCC 非要变成跨国公司不可,它仍然可以承诺要把海外的工厂逐渐转型成为合作社的。这可能牵涉到寻找愿意转形并在其本国鼓励合作社文化的企业伙伴。一个合作社全球发展的模式可能意味着要雇用外国当地的经理人才,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公司联合,也许是要与资本主义合伙人先谈判将来有转型合作社之权。

  也许MCC 合作社在受到全球竞争的威胁之下,能不放弃民主决策,也能找出来合作社传统产业的市场,意大利产业界工人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虽然较不被北美洲的人知道,意大利的合作社运动甚至比巴斯克的规模更大,光是会员就有25万人。他们不但用其劳动力的弹性和对维持高质量的奉献等长处在变动极快的全球市场找市场空间,更以急速的科技变迁,与恰恰好准时 (just-in-time) 的输送系统,而建立了针对小量特殊订制的工业零件的产业。从小型到中型规模的工厂,加上高技术的劳工,结合在「弹性制造网」中。当然,资本主义者的企业也可以作这种生意,但是有互助文化的合作社更能培养互助关系而使弹性制造网发挥功能。这个网络的一个额外的优点是,保留了民主决策较易盛行的小型工厂。

  甚至一些较赚钱的合作社,以及拥有好几千个会员的合作社,例如建筑业,也能保留不少的民主参与。一位意大利最大的合作社 Bruno Bruzagga 的干部对我解释说:「合作社越大,民主参与越少,是个错误的概念。在 Bologna 有一拥有2500个会员的合作社,只有几个部门,但是他们将员工分成许多小团体来开会,然后团体派代表报告开会的结论」。民主参与跟合作社的大小没关系,而是看如何组织会员。以民主来协调直接民主的小单位是个挑战!


北美洲地区的教训


  一个规模像 MCC 的合作社要在产业上和跨国公司竞争是很困难的,因此在高度工业化的北美洲地区发展出新的员工合作社仍然不是个选择。在资本主义大公司盛行的地区,合作社的设立必须大资本且大规模。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员工合作社只能在全球资本到达不到的窄缝中发展?也许吧!

  但是全球产业领域并不是唯一的战斗点,后工业化的现代提供了新合作社的机会。就如意大利人,我们也可以朝向组织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社,来填补因民营化或因旧次序瓦解、国家崩塌后产生的破洞。正如意大利合作社利用他们的社区基础的特质来填满因社会福利民营化而产生的真空。经济上有许多其他方面须要高质量的服务,这是以社区为根的小合作社的地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加州连锁面包厂生意兴隆的原因之一是,「员工即老板」注重他们烘焙出来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而且他们比大资本主义连锁店的低薪员工对社区有更强的连结。

  我们能更深的涉入下一波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计算机/信息部门。通常才智发展为动机的员工比资本重要,例如,我本身是个律师,最近几个月我已协助成立两间网络/计算机合作社。

  我确信那些小规模的合作社的集合体将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不幻想合作社主义会在「自由市场」竞争之下会逐渐取代资本主义。不过一当全球资本主义被它自己的负荷、矛盾、与广大民众的抵抗击倒时,我们应该有可行的经济民主作模板,有地区性的经济可以照常运行为自己的社区服务。纯理论的辩论经济民主很容易淹没于陷入于政客式的煽动,说经济民主会导致饥饿,而引起大众对经济民主的恐惧。历史的教训实在令我害怕:假如一旦经济崩溃,而且我们却没有对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提出明确的希望。


【附 录】

什么是合作社?


  意大利和蒙德拉贡合作社有类似的管理结构,合作社在每年的会员大会选出董事,只有会员才能当董事。由董事会聘用的高层管理者(经理)在董事会有发言权但是没有投票权。会员大会决定政策大纲,由董事会和经理执行。董事会和经理的提议通常在会员大会辩论后采用。

  意大利合作社有工会,而蒙德拉贡是在它的社会议会(Social Council)内处理传统的劳工问题,像薪资、工时、工作环境等。社会议会还偶而扮演很有效的游说团体来改变董事会与经理的政策,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指出社会议会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来制衡资本主义与侵略性越来越强的经理。有些蒙德拉贡的员工告诉我,这种情况已促成他们探讨组织工会的可能行。


合作社与扩张


  为什么意大利和巴斯克合作社会扩张的这么大,这大概是个谜,因为合作社并不像资本主义者企业,通常不是个扩张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者企业,利润跟随着公司扩充而成长,同时拥有权也越来越集中。如果资本主义者企业能用50个工人比用10个工人生产而赚更多的利润,它就有诱因把利润投资于扩充。但是对于10个典型的合作社工人来说,把利润用于扩充他们的企业就是每年利润分红的减少,而且在创业初期的资金通常比资本主公司少。为了巩固外界的资金来源而不让出一些股份与经营决定权更是困难。

  还有一些非经济的理由让合作社无法成长,当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它的社区与民主参与感就越来越减少,员工更无法每个月坐下来决定所有重大的企业事务。当工作越来越精专、企业事务越来越复杂、或者分散在许多地方,它的连系与确定每个人的平等参与决策就越来越困难。当合作社的员工突然成长加倍时,把新员工融入既存的决策程序更是困难。


政府在合作社扩充成长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意大利合作社盛行的关键因素是它们在政治上的支持,意大利宪法认识到合作社对社会的贡献,并指定要立法推广。在意大利税法内,合作社是非盈利组织,并且可以合法的把盈余投资于创造就业机会。因此,为了交换税率优惠,员工合作社限制把利润分给现有的会员,而把利润优先用于创造新的民主就业机会。意大利税法另外一个有趣之点为,它要求每个合作社盈余的百分之三放于一个基金来发展新的合作社。

  西班牙宪法也支持合作社的价值,政府税务与财政的政策正反映这个观点。巴斯克政府更特别支持员工合作社,于1997年7月贡献一千八百万(美金)给一个专门用于发展 MCC合作社的基金,同时也创立了几个资助非MCC合作社的专款。

  虽然这种政府大力的支持至少也是合作社成长的一个原因,但是蒙德拉贡的先驱们能不顾法琅哥政权起初的反对,而独立发展茁壮,再赢得政府的支持,这应对认为合作社需要先取得法律上的支持与认定才能盛行的北美洲合作社拥护者,提供了一个教训。

『Can Coops Go Global? Mondragon is Trying』译自1997年11/12月号的 Dollars & Sense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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