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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转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来源:http://yohane0713.blogspot.jp/
发帖者 Yohane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页数:444  译者:施用勤

先转其它地方发布的本书目录

奥地利危机和共产主义
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
必要的补充
共产国际的转向与德国局势
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
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
德国共产党今天的政策错在何处?——致一位德共工人党员的一封信
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
  前言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义
  第四章 斯大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摇摆
  第五章 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
  第六章 俄国的经验教训
  第七章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
  第八章 从统一战线到作为统一战线最高机构的苏维埃
  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第十章 “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官僚的中派主义
  第十一章 苏联经济成就与苏联制度官僚化之间的矛盾
  第十二章 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官僚
  第十三章 罢工战略
  第十四章 工人监督和与苏联合作
  第十五章 情况已经绝望了吗?
  结论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联盟还是它们之间的斗争
德国的波拿巴主义
面临决策
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
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和前景
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
希特勒与红军
轮到奥地利
德国的灾难和领导的责任
“8月4日”
希特勒与裁军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口号
堕落的底线在哪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总结
今天的任务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欧洲当前形势述评
社会党的演变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出路
法国在转折中——《为恐怖主义辩护》第二版代前言
面临第二阶段
法国革命开始了
决定性的阶段
面临新的世界大战
新的一课——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性质问题
第四国际代表会议对全世界工人的宣言
希特勒与斯大林
斯大林的投降
苏联在战争中
苏联之谜
斯大林,希特勒的军需官
德苏联盟
第二国际在新的战争前的进行性瘫痪
希特勒-斯大林双子星
第四国际宣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克里姆林宫在欧洲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
何去何从?——我们没有改变方针



奥地利危机和共产主义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Οппозиции,№7,стр.2227。此文是托洛茨基同志准备出版的论“第三时期”的小册子中的一章。1929年,奥地利工人阶级是世界上组织最好的,它在反对奥地利法西斯运动的决定性的斗争中,表现出比它的社会民主党领导有更充分的准备。法西斯分子与其他反动派于这年秋天展开修改宪法的运动,作为其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修改后的宪法削除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并把权力从立法机构转到政府的执行部门手中。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去动员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和地位,而是妥协,并与那些建议修改宪法的律师进行谈判。这只是使后者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他们成功地在12月促成了限制性的宪法修改。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这场危机的中间阶段完成,那时内战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触及的题目,在其后十年中是他论述法西斯的许多文章中的主题(参见《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革命(19311939)》、《托洛茨基论法国》)。——译注

  奥地利危机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形式的民主的危机的局部表现。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极度紧张导致专制短路,一个接一个地炸坏了民主的开关。这个过程从欧洲的边缘、从最落后的国家、从资本主义链条中薄弱的环节开始。但它是不断地进展的。被称为议会危机的,其实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危机的政治表现。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衰退是同步的。社会民主党在捍卫过时的民主时,把社会发展驱入法西斯的死胡同中。
  战后和革命后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极度软弱性,和与此相关的奥地利经济政治的不独立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完成拯救、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功能时,在其宣传中有可能或是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或是利用外国(英国或美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后资产阶级制度稳定的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成了外国资本的直接代理。这不仅使它有可能把全部灾难的责任全推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而且在对它的态度上持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更独立、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至少在表面上)。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巩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揭露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完成英国资本的命令。对工人来说,它没有有利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成的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但问题不在它,而在于英美资产阶级。”
  奥地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不得不看着英国主子的脸色行事,因而更容易失去各自的特点。基本上扮演同一角色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以反对派的形式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相对抗,因为它依靠工人。只是这个“反对派的性质”使它能够挽救资产阶级。在德国发生的是同样的过程和现象。它们极度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自我保护。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力量和独立性,与此相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更明显、更公开地适应它,与它结盟,为它在工人群众面前承担直接的责任。这种情况为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
  奥地利头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但它在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的席位(43%)。主要靠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政策来维持的这个不稳定的平衡,极其有利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的立场。它在维也纳地方自治政府选举中所做的一切,足以使它在工人眼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而它没有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随时可以把责任推给后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文章和演说中揭露资产阶级,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它非常巧妙地利用奥地利的国际依赖性来阻碍工人挺身而起反对阶级敌人。“我们在维也纳是强大的,但我们在国内还是弱小的。除此之外,在我们头上还有主子。我们应该在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我们的立场……并等待。”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党的政策的主导思想。直至今天,所有这些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扮演“左翼”角色并坚持其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提供了可能性。而后者却接连不断地犯错误。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帮助协约国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摆脱战后的危机,并为摇摇欲坠的私有财产建造了民主的避难所。这样,它在整个战后时期都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
  但这个工具是一个有其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独立的、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工人贵族的独立组织。这个官僚就其思想、习惯、生活方式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亲骨肉,但它依赖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并总是处在后者不满的威胁下。这个情况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即主人和管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源泉。
  另一方面,无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怎样用政治、工会、地方自治政府选举、文化和体育机构的网络牢牢地抓住工人阶级,但1927年“七月事件”[2]过于明确地表明,单凭和平主义的改良方式是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全部必需的保障的。
  上述一切也解释了奥地利法西斯的社会功能。这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管家,他与第一个管家有很大的不同,并与其对立。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被虽然是掺了假的、但毕竟是无产阶级的本能推动向前。法西斯的下层则是由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所滋养。社会民主党上层借助民主的口号和机构来抑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法西斯上层则在挽救性的政变的前景中为备受折磨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打开出路,因为在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再妨碍耕种、手工业和贸易的良好进程。
  这样,奥地利的情况经典地驳倒了庸俗理论,即法西斯是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在作为群众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历史发展的紧迫要求的矛盾越是明显、触目惊心、难以容忍,法西斯就开始起越大的作用。在奥地利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必要的补充,并得到后者的滋养,并是在后者的帮助下登上权力的宝座的。
  法西斯主义是衰退时代的形式民主的合法的儿子。民主原则在奥地利被格外明显地搞到荒谬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要形成多数还差百分之几。但是可以说——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赤裸裸的真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稳定不是依赖它所掌握的43%的选票,而依赖它为了成为多数所缺的7%的选票。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赢得多数,资本主义的稳定仍是不可动摇的。但它赢得多数根本没有保障。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所有问题全靠宣传解决。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即奥地利的生活今后将在民主的框架内展开,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使人认为,在近2550年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定会赢得多数。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生活处于美国和其他海外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之下。正是在和平发展的前景中根本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经济的腐朽,更可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不是选票的增加,而是减少。这样,就民主的逻辑可以得出,虽然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注定会使民族腐朽和文化解体;尽管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为转向社会主义作好充分准备;但这个转折是不允许的,因为百分之几的最愚昧、最落后或最腐化的人对斗争袖手旁观,在暗无天日中苟且偷安,而且在决定性的时候准备把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给法西斯主义。
  民主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与国家阶级系统分化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有机的、有计划的发展的时代,民主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教育无产阶级的工作也包括在内。它在欧洲起过最重大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它首先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民主就陷入困境。奥地利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里社会民主党占绝对多数,它控制着首都,因而我们应该在那里看到由民主转向社会主义的更完善的民主形式,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却是政策一方面是由法西斯匪帮的进攻,另一方面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半武装的队伍的退却来调节的,而由哈布斯堡学派的旧警官[3]出任最权威的民主指挥,其原因就在于此。


※     ※     ※



  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全权管家。法西斯主义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并比后者在更大的程度具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运动逻辑。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也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发生最尖锐的矛盾。在波兰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不应当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似乎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都会协调一致地行动。幸亏不是这样。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补充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由社会民主党培养的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不得不打破前者的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法西斯更容易实施这个外科手术。
  奥托•鲍威尔[4]说只有为捍卫现行的民主制才允许使用暴力,很难设想比这个说法更浓缩的庸俗了。如果把这种说法译成阶级的语言,则意味着为保障组织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允许使用暴力,而不允许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使用暴力。
  这个理论被赋予法律形式的阐述。鲍威尔咀嚼拉萨尔[5]有关权力和革命的陈旧公式。但拉萨尔是在法庭上说的。在那里,他的论据是合适的。把与检察官的法律决斗变成历史发展的哲学的企图,是胆怯的诡计。鲍威尔的结论是,只有对已经完成的政变来说,才允许使用暴力,因为那时“权力”的基础不复存在,但不允许在政变前的24小时内防止它。鲍威尔沿着这条路线设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似乎这关系到两个刑法学派。事实上,区别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力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求使它永世长存。无须怀疑,在政变成为现实时,鲍威尔就会声称:如果在有强大组织和自由的刊物、43%的代表和维也纳自治市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把工人动员起来,反对反宪法的、破坏法律秩序的法西斯匪徒;现在,当法西斯分子控制了国家机关,依靠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权力,我们就会失去火和水,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失去与群众的合法联系,况且后者显然已经失望、遭受压迫,大多数已经转到了法西斯的旗帜下,——现在建议进行武装起义,只能是罪恶的冒险主义或布尔什维克。这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虽然把自己的哲学调转了180度,但他们仍是完全忠于自己的。
  内部解除武装的口号就其反动卑鄙来说,超过了迄今为止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所听到的一切。这些先生恳求工人在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面前解除武装。法西斯匪徒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辅助队伍;今天解散他们,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会恢复并武装起来,规模是今天的两倍。如果社会民主党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手解除工人的武装,就没有任何人会武装工人。社会民主党当然也害怕法西斯的武器。但它大概更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是内战,首先是因为对它的结局没有把握,其次是因为它不希望经济的震荡。解除工人的武装使资产阶级免除内战之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法西斯政变的机会。
  奥地利内部解除武装的要求是协约国、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的要求。法国的半官方刊物《时代》严厉地对绍别尔解释说,内部解除武装无论对外部的世界还是对私有财产的利益来说,都是必须的。韩德森在上院演讲时阐述了同一个题目,韩德森[6]在保卫奥地利民主时,也捍卫了凡尔赛条约。像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一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仅仅是战胜国的资产阶级的传送机构。
  社会民主党不能夺取政权,也不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发现,守纪律的工人通过社会民主党让它承担了太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从整体上来说需要法西斯,以便控制社会民主党,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干脆把它抛到一边。法西斯想夺取政权并能掌握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它立刻把它完全交给金融资本支配。但这是一条震荡的道路,它也需要巨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的动摇、它的各阶层之间的斗争由此得到说明,它近期更可能的政策也由此决定:在法西斯的帮助下,迫使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修改宪法,以便把民主的好处和法西斯的好处结合起来,法西斯是实质,民主是形式,以免除民主改革的多余的开支,尽可能不要法西斯政变的新的附加开支。
  这条路资产阶级能走通吗?完全长期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资产阶级不能创立这样的制度,它能让它和平地依靠工人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并让他们承担用于社会改革的费用,也无须内战震荡的支出。矛盾太大了,它们应该从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奥地利“民主”注定要灭亡。它当然还有可能从今天的中风中康复并能撑一段时间,一瘸一拐地走路,费劲地说几句话。可能还需要再一次中风,才能使它躺倒。但它的命运已经预先决定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进入了清算其历史罪行时期。把资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救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也方便了资产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本身。在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情况下,不仅将从肉体上消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还将无情地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据点,闭眼不看这点就太荒谬了。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社会民主党仅仅在重蹈自由主义的覆辙,它是后者的晚得女。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反动封建势力镇压人民群众,此后,反动势力就把自由主义者也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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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似乎给自己提出了特别的任务:以最鲜明的形式推翻1923年以后的共产国际的预言和指令。对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这样;对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英美对抗的评价;1924-1925年革命高涨的方针;对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动力和前景的评价;对英国工会(1925-1927年)的评价;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现在,对“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一样。莫洛托夫发现,“法国站在革命高涨的最前列”。然而事实是,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具革命性的形势现在在奥地利,而且可能的革命发展的出发阵地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7]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这点是最重要的。然而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幸的奥地利共产党完全被赶进了死胡同。
  对,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退却、让步、匍匐在地、恳求、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但冲突仍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进一步的进攻可能,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大大超越泽伊采[8]们、奥托•鲍威尔们和其他人画的底线。就像从自由主义者与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一样,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两个全权代理人——的冲突中可能会展开今后要超越这二者的革命形势。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评价并理解自由主义者与君主制的冲突,不是革命地利用冲突,而是把两个对手混为一谈,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中用的。在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冲突面前,干脆用没有任何内容的社会法西斯的空洞的公式把它盖住,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中用的。
  这样的立场——大喊大叫、空洞的“左”倾政策——事先隔断了共产党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为共产党阵营中的右派分子提供了良好的食物。右派分子得到加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其批评中摸到了官方共产主义的明显的、无可置疑的症结。由于党无力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右派反对派就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社会民主党机关的道路。
  忽视或不理解革命危机的实质,政治上的最低纲领主义和永远作准备的前景,这是右派分子政策的基本特征。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企图在行政层面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时,他们应该感到自己比任何人都坚定。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批评获得了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它与革命战略毫无共同之处。右派在最革命的时刻(德国、中国、英国)支持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官僚冒险主义的批评中,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声誉,以便在关键时刻起制动作用。
  勒紧嚼子的中派分子的政策不仅滋养右派,而且助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声势。近期内,除了官方共产主义的错误政策之外,什么也不能挽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倒霉的“理论家”不论怎么故弄玄虚,除了社会民主党准备借助武装力量反对工人,保卫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以及它在资产阶级制度中的地位之外,对此什么也说不出来。但这难道是所有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的共同特征吗?难道我们什么时候曾认为或曾考虑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吗?难道克伦斯基[9]和策列铁里[10]没有在民主革命的蜜月里粉碎农民和工人吗?难道法国的激进派没有在战前和战后动用武装力量来镇压罢工者吗?难道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统治的历史不同时也是血腥镇压罢工者的历史吗?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则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法西斯主义史。那么,在世界上有多少资产阶级政党,就有多少种法西斯主义:自由法西斯主义、激进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等等。但这个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它纯属阶级暴力的夸张的同义词。
  19148月,我们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以此表明,社会帝国主义是适应于工人阶级的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把民主党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一个不落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使它与这些政党对立。社会帝国主义给它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毫无意义地玩弄词汇的话,根本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特征,而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的党,它产生于特殊的条件,有其特殊的任务,它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它最激烈反对的正是社会民主党。
  可以试图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敌对性完全是相对的说法来反驳这个论据。这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基本的真理,但它不会把我们向前推进一步。从法西斯主义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把捍卫资产阶级统治凌驾于自己的纲领差异之上,但这个情况既没有消除这些政党的差别,也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消除我们利用这个斗争的必要性。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第二国际的任何一个其他政党都更与工人阶级一致。因此,国内革命危机的发展首先以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为前提。在奥地利,分化缓慢,但没有排除从官方党分离出个“独立”的党[11],后者像在德国一样,可以为共产党立刻提供群众基础。这条路并不是必然的,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是完全可能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可能出现的分裂前景,无论如何不会缓和共产党与未来的独立者或候选独立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无情地揭露马克斯·阿德勒[12]型或更新型的左派,这是无须证明的。但是,不能预见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的工人群众接近的必然性,是致命的,虽然后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感到和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他们面前批评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他们证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向法西斯主义投降的政策,是共产党的直接责任。危机越尖锐,共产党的批评就越会被群众的经验所证实。但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却恨死了法西斯,它的领袖们怕死了它,就意味着违背现实的政治关系,意味着让这些群众不相信共产党,意味着巩固这些群众与他们的领袖的结合。
  不难预见,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混为一谈,会产生把正在与法西斯发生更严肃的冲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理想化的危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点。需要回忆一下,最初由不幸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等同,在对珀塞尔、毕苏斯基[13]、蒋介石、拉迪奇[14]、拉福莱特[15]的投降中找到了它所必需的反命题。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极“左”派与它的极右派等同起来,即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谁就必然会导致共产党在最关键的时刻向左派社会民主党投降。[16]
  这个问题与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前景口号——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这两个口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的产生只有在革命形势、蓬勃的群众运动和共产党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夕或伴随这一过程的条件下才能想象。
  但苏维埃的口号不仅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吻合,而且是彼此截然对立,即把苏维埃变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可能。由于追随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把苏维埃口号变成庸俗的偶像,用组织形式偷换阶级内容,因此理解并及早预见这点就更为重要。
  不是在斗争的现阶段就是在下一个阶段,为了更可靠地把政权把持在自己的手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将被迫号召总罢工(像英国工会委员会在1926年时所做的那样),甚至批准成立苏维埃,这是完全不能排除的。当然,这将与党内的大小危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从后备人员中起用弗里得里希·阿德勒[17]等。马克斯·阿德勒或某个更“左”的人将再次证明,苏维埃加民主将建成联合政府,它将免除夺取政权和专政的必要性。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连共产党员都习惯于日复一日地听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一丘之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时,都会措手不及。然而这个阶段的来临只是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更复杂、更配套的体系的形成。因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苏维埃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机关,而是成为阻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
  在德国,至少是以展开形式出现的这种试验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是十分强大的力量。在奥地利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危机的高潮时刻可能早在奥地利共产党尚未摆脱孤立和软弱状态之前就到来。苏维埃可能落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变成那种机构,它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把革命形势从无产阶级手中盗走,从而再一次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使公然的法西斯掌权。无须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它的皮靴下,社会民主党的肋骨将被踩得咯咯响。政治是不知道感恩的。
  苏维埃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在奥地利只有纯粹宣传的意义。不是因为奥地利远离革命形势,而是因为奧地利的资产阶级制度装上了社会民主党这个仍很强大的安全阀系统。与那些饶舌者和好说空话的人的说法完全不同,奥地利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不是“武装”——用什么?——群众——什么样的?——并领导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而是“耐心地进行解释”(19174月列宁语)。共产党越好地理解它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宣传工作的成绩就越大,来得就越快。
  因此,首先应该把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等同的愚蠢的、无内容的鲁莽公式扔到字纸篓里。
  应该在奥地利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恢复对19181919年经验和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的记忆。
  应该用武装工人的口号来对抗“内部解除武装”。目前这个口号比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更尖锐、更直接。说鲍威尔是法西斯分子,工人不理解。说鲍威尔想彻底解除工人的武装从而将他们完全出卖给法西斯分子,工人能理解,因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政治经验。
  用喊声、尖叫、激进的词句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是根本不可能的。应该停止把发展的实际进程驱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廉价的公式中。应该知道,他们两人什么都不明白。在复苏道路上的第一步应该是恢复左派反对派的党籍。但在奥地利,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共产主义走上正路之前,显然还需要再上几堂历史课。反对派的任务是为这个转折作准备。无论奥地利反对派的人数多么少,甚至是与共产党相比,但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宣传和耐心地解释。最后祝愿:希望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能够在近期内创办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尽可能是能紧跟事件地进行宣传工作的周报。
  创办这样的机关报要求调动极大的力量。但这个任务是根本不能拖延的。因此应该完成这个任务。[18]


列·托洛茨基


君士坦丁堡


19291113




[1]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奧地利社会民主党鼓吹的改良主义的一个特殊分支。——译注
[2]1927714法院宣判谋杀了两位社会民主党人的法西斯军事组织三个成员无罪。这激起了维也纳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千工人在大街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译注
[3]哈布斯堡学派的警官指尤哈纳·舒伯尔(Johanner Schober18741932),于19299月在奥地利危机中期出任总理。从1918年起任维也纳警察首脑,在这个位置上他下令对1919年和1927年示威游行队伍开枪。——译注
[4]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934年起流亡国外。晚年修正了自己的一些改良主义观点。——译注
[5]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权力和革命的“陈旧公式”指的是他在法庭上捍卫工人的组织权利和改造社会的权利时所作的证词。——译注
[6]韩德森(Arthur Henderson18961935),工党领袖之一。19111934年任该党书记,19151917年任内阁不管部大臣,1924年任内政大臣,19291931年任外交大臣。——译注
[7]社会法西斯主义是“第三时期”理论制造的概念,它认为社会民主党就是法西斯政党,而且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敌人,因而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个荒谬的政策帮助纳粹取得胜利。托洛茨基始终反对这个错误概念和策略,主张德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译注
[8]泽伊采(Karl Seitz18691950),奥地利政治家、第一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19191920)、维也纳市长(1923193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席(19191934)。——译注
[9]克伦斯基(1882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19173月加入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35月)、陆海军部长(59月),78起任总理,830起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组织反苏维埃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在流亡中,他用了大量时间写书,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威廉二世和德国总参谋部的代理人。——译注
[10]策列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11]“独立”的党指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于1917年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后来,在1920年它本身也分裂了,这极大地增强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译注
[12]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18731937)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哲学家,他以他激进的公式支待并协助它。——译注
[13]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杜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政者。“萨纳奇”制度的领导者。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14]拉迪奇(Stjepan Radic)与其兄A. 拉迪奇一起创建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发展了“农民权利”论(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等)。1924年访问苏联,参加了农民国际,因而突然被莫斯科称为“真正的人民领袖”。1925年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任大臣,被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刺杀。——译注
[15]拉福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18551925),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政策的所谓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1906年起任参议员,1924年总统选举的独立候选人。主张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译注
[16]在此我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况且我已经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足够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17]弗里得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1879196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维克多·阿德勒之子。19111916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中派分子,1916年因首相斯裘尔克拒绝恢复于1914年解散的议会权利而将其刺死,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
[18]1929127日奥地利议会通过了新宪法之后,1929年的危机平息下来。对法西斯来说,这是一次胜利,但由于不能对强大的工人运动造成危害,社会民主党党徒仍可以吹嘘这没有造成什么变化,他们的策略防止工人遭受真正的失败。托洛茨基预言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结局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他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奥地利资产阶级得出结论,民主改革继续下去的话代价太高。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和推迟斗争的政策为1934年出现的摊牌铺平了道路,那时社会民主党最终决定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但为时已晚,工人遭到残酷的镇压,并导致军警独裁制度的建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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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1]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 стр. 222。这本小册子(《反对派通报》第8期)所标的日期是193018日,它的前三部分曾在报纸上刊登,所标日期分别是1929121822日、27日。据1928年斯大林分子所宣布的模式,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34年“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被官方放弃,代之以人民阵线(19351939),但这个阶段没有编号。“第三时期”理论机械地把十月革命以后的那段时间分为三个时期,19171924年为第—时期,是资本主义危机和革命高涨时期:19251927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1928年以后是第三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时期,炮制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有双重目的,一是为斯大林以前推行的右倾路线辩护,二是为斯大林当前的极“左”政策找理论根据。正是这一极“左”的“第三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导致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托洛茨基敏锐地预见到这个荒谬的理论与实践将给革命和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19291933年,他结合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特别是德国的具体情况对它进行严厉的批判,并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可惜盲目追随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把他的批判斥为异端邪说,使人类一步步陷入灾难的深渊。——译注

一、什么是群众激进化



  现在在共产国际中,群众“激进化”不是对过程的鉴定,而是赤裸裸的信念符号。《人道报》教导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激进化。”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每个党员来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不受它的领导的人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儒家信徒,而不是共产党员,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激进化”不是原则,而只是现阶段的性质。这个问题是有关事实的问题。为了严肃地评价群众的状况,需要正确的标准。什么是激进化?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以什么速度朝什么方向发展?令人失望的法国共产党领导甚至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至多在官方文章或讲话中以罢工增长为依据,就是在这里,也只是提供单纯的数字,没有进行严肃的分析,甚至连与前几年的简单的比较都没有。
  对问题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不幸的决议的结果,实质上是共产国际纲领本身的结果。在其中把群众的激进化说成是—个不间断的过程。这意味着:今天的群众比昨天更革命,而明天将比今天更革命。这样机械的观念不符合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但它却十分符合胆小如鼠的机会主义者加香[2]、蒙慕梭[3]等人的智力结构。


  特别是在战前,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描绘的未来是选票不断增加,直到完全掌握政权。对于那些庸俗的假革命者来说,这种前景实际上仍然有效,只是选票的不断增加被群众的不断激进化所取代而已。这个机械观念得到了布哈林—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的确认。不言而喻,从我们整个时代的视角来看,无产阶级的发展是朝着革命方向迈进。但这根本不是一个直线性过程,就像资本主义对抗激化这个客观过程不是直线性的一样。修正主义者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上升。形式上的“革命者”看到的只是它的衰败。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在波动中有升有降的整个路线,同时一分钟也不失去它的基本方向——导致战争灾难,导致革命的爆发。
  无产阶级的政治情绪根本就不是机械地、朝着一个方向一成不变地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和下降、涨潮和退潮根据国际和国内的物质和思想条件的复杂的结合而彼此交替。不及时地利用或错误地利用群众的积极性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以衰退阶段而告终,然后群众才能仍是在新的客观推动的影响下或快或慢地从中恢复过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个别阶段的特别迅猛的交替和局势的十分急剧的转折,因而在正确地确定方向方面让领导承担极其重大的责任。
  对群众的积极性的确定即便是完全正确的,它也会根据条件不同而有各种表现。在一定时期,群众可能完全投身经济斗争,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在经济斗争的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沉重的失败后,群众可能一下子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领域。但即便在这里,也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和群众进入这些条件时的经验,群众的积极性或是转到议会道路上去,或是转到非议会斗争的道路上去。
  我们只举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矛盾特点的极少量的例子。谁善于关注事实并理解它们的意义,那他就不难承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不同变化不是理论组合,而是近几十年活生生的国际经验的表现。
  根据上述一切,至少应该明白,当说到“激进化”时,应该要求具体地界定这个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要求,当然是对它自己提出的。莫奈特、尚别兰[4]等人否定激进化的声音,与简单地肯定它的声音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需要的是对现状和即将形成的局面作出评价。

法国罢工的曲线



  官方领袖在谈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时,唯一指的就是罢工运动。罢工的增长无疑是以统计为依据的事实。我们将以这一事实为出发点。
  法国对罢工的官方统计总是晚很多。劳工部最后一次有关罢工的报告写于1925年。我手头没有任何1926年的资料。其后的三年,有共产党报刊提供的资料。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源头得到的数字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劳工部未必会充分登记所有的罢工。另一方面,《人道报》[5]的浅薄的革命者显然有夸大数据的倾向。但是尽管如此,运动的总的趋势描绘得相当清楚。
  在战后的头两年,法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最高点。1919年共有2100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总计120万人。1920年爆发了1900次罢工,卷入罢工的工人几乎达到150万人。就罢工者的人数来说,这一年是高峰。从1921年开始——除了下面将谈到的少数例外——连续下降,19261927年达到最低点。以万人计的数字:1921年罢工工人为45万人,即是上一年的1/31922年罢工工人是30万人。只是在1923年,罢工人数的曲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稍稍上升,共计36.5万人。这一无关紧要的上升无疑是由与占领鲁尔和德国革命运动有关的事件导致的。1924年,罢工人数下降为27.5万人。1925年为25万人。如上所述,我们没有1926年的资料。1927年,我们只有罢工次数的数字:总共只有230次。而在19191925年间,年平均罢工次数在5102100次之间波动。虽然罢工次数是粗陋的指标,但19211927年间罢工曲线总的来说是持续下降,这是毋庸置疑的。1927年第四季度,共计发生了93次罢工,参加人数为7万人。如果假设,一年中每次罢工的平均规模是一样的(这种假设显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得出1927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约为17万人,这个数字更可能是夸大的,而不是缩小的。
  据共产党报纸统计,1928年共计约有800次罢工,而且其中大约有600次是在下半年爆发的,参加罢工的人数约36.3万人。1928年全年,罢工总人数因而可以假定为40万—45万人。1929年,同一份报纸统计的罢工次数为1200次,参加人数与1928年大致持平(即40万—45万人)。而与过去的一年相比,没有提高。1928年和1929年的罢工人数几乎是1925年的两倍。它与1921年的罢工人数大致持平。它是1920年的1/32/7
  如上所说,所有这些数字不追求绝对准确,但它们对判断动态过程是足够的。在19191920年的罢工高潮以后直到1928年,罢工以等比级数持续递减,只有1923年是例外。1928年和1929年,我们看到罢工运动无疑的而且是重大的涨潮,不难理解(下面将证明这点),它是在货币稳定情况下工业高涨的结果。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19191927年这个阶段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周期,其中包括工人运动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迅猛的增长,它的失败和衰退,在1923年德国灾难之后格外急剧。在更一般的形式下,这个周期不仅是法国的特点,而且是欧洲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全世界的特点。对法国本身来说,典型的是这一在周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摆动的相对平稳的振幅:胜利的法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危机。俄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的巨大事件,在法国罢工运动的节奏中只得到了微弱的反映。
  其他资料说明了法国工人罢工运动的这种趋势的特点。从1922年起,每次罢工的平均罢工工人的人数和罢工的天数急剧减少。
  1921年,每次罢工平均有800人参加,总计14000个工作日。1925年,每次罢工平均只有不到300人,总计2000个工作日。可以推测,19261927年,这些平均数字至少没有增加。1929年,每次罢工平均参加人数已经接近400人。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下面将用得着的重要的标志。在战后的头几年中,在罢工者中居于首位的主要是矿工、冶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近两年来,居首位的是纺织工人和一般的轻工业工人。

罢工统计资料说明什么



  它们证明还是推翻了有关激进化的论题?首先我们回答说,在没有确定应该怎么理解激进化的情况下,它就被从它的抽象领域中引申出来:在这个领域中,蒙慕梭说是,而尚别兰则说否。上引有关罢工斗争的资料是对法国工人阶级中一定程度的进展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同时,它们为这些进展的量和质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评价。它们绘出了这个过程的总体动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为预见明天,更确切地说是预见明天可能出现的变化提供了机会。
  我们首先确定,19281929年的数据与前一阶段相比,表明在法国无产阶级生活中的某个新阶段的开始。它们使人有权假定,在群众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层的分子过程,其结果是下降的惯性开始被明显克服,目前仅仅是在经济战线上。
  但是,这些材料也表明,罢工运动的增长还很微弱,绝没有提供使人可以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前革命阶段的结论的迅猛发展的画面。特别是1928年与1929年没有差别。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目前在罢工运动中居于首位的还是轻工业工人。从这个事实中,尚别兰得出笼统地反对—切“激进化”的结论。他说:“如果罢工也波及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大型企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换言之,他认为“激进化”是现成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数据不仅证明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一轮已经开始,还证明了这一轮才刚刚经历它的头几个阶段。在经历了失败和低潮之后,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新的复苏只能从工业的边缘,即从轻工业、从次要行业、从相对小些的企业开始。罢工运动移向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运输业,意味着它进入了更高的阶段,那证明的就不是变化开始的征兆,而是工人阶级情绪决定性的转折的事实了。这还没有出现。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只是因为第二、第三或第四阶段还没有到来,就对运动的第一阶段视而不见。怀孕的第二个月也是怀孕,如果强行加速,就会导致流产。但如果忽视它,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不妨对这个类似补充一点,即在社会领域中的期限完全不像生物领域中的期限那样稳定。


事实与词句



  在讨论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最高阶段中才能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产阶级远不是同一的,而且在道路的转折点上,它的各阶层的不一致会更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最缺少技能的、政治上最落后的阶层往往最先进入斗争的战场,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也常常最先逃离战场。在新阶段中,更容易把那些在前一个阶段中未经历失败的工人集团吸引到运动中来,哪怕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战斗。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这些现象在法国都应该能够观察到。
  共产党官方报刊指出的有组织工人的犹豫不决证明了这点。确实,在工人组织中,迟缓的中心根深蒂固。工人组织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往往倾向于扮演保守的角色。这当然不是反对组织的论据,而是反对组织的弱点的论据,反对那些如蒙慕梭型的工团主义领袖的论据,他们不明白工会组织的实质,没有能力保障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应有地位。但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刻,无组织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先锋作用,证明了当前进行的不是革命斗争,而是行业经济斗争,而且还是刚刚开始。
  外籍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顺便指出,他们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黑人的作用相类似。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那些不懂法语的外籍工人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一次证明现在进行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行会斗争,推动它的是经济形势的变化。
  甚至在纯经济战线上,也不能像蒙慕梭之流那样,说斗争是进攻性的。他们是以大多数罢工都是为提高工资为基础作出这个判断的。深思熟虑的领袖们忘记了,这种形式的要求一方面是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由于采用新的工业方法(合理化)而加强的对工人的生理压迫强加给工人的。工人被迫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以保持自己昨天的生活水平。只有从资本家的会计的角度才能说这样的罢工具有进攻性。从工会政治的角度,它们带有纯防御性质。每一个严肃的工团主义者都应该十分明白和全力强调的正是事情的这一方面。但蒙慕梭之流有权自认为是毫不中用的工团主义者,依据是他们不配称为“革命领袖”。他们声嘶力竭地说这些纯防御性的经济罢工的进攻性、政治性和革命性,当然不能改变这些罢工的性质,也不能丝毫提高它们的意义,但它们却能最好地武装工厂主和国家政权以抗击工人。
    我们的“领袖们”有关由于警察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罢工变成“政治罢工”的指证也不能使情况有丝毫改善。匪夷所思的论据!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技巧的日臻完善竟然成了工人的革命进攻。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因纯粹经济罢工而枪毙工人的事。在美国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成了规则。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工人进行着最革命的斗争呢?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的本身,当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只有那些不自觉地为当权者和他们的警察帮忙的夸夸其谈的家伙,才会把它等同于工人群众的革命政治进攻。
  当英国总委员会[6]1926年的革命总罢工说成是和平示威,它知道它在干什么:这是深思熟虑的叛变。当蒙慕梭之流把零星的经济罢工说成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进攻时,则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是有意识地叛变:这些人未必能深思熟虑地办事。但工人并不会因此而好过一些。
  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我们那些极端革命的英雄是如何为主子提供另一种效劳的,他们无视工商业的高涨,贬低它的意义,即缩小资本家的利润,以此对工人的经济斗争釜底抽薪。
  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第三时期”唱赞歌!

二、资本主义的形势变化危机和革命危机



  在法国联合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瓦萨尔[7]做了反对尚别兰的长篇讲活,该讲话后来出了单行本,让·勃列科[8]为它写了前言。瓦萨尔在他的讲话小册子中试图捍卫革命前景,反对改良前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同情完全在他这一边。但他是以只能给改良主义者带来好处的理由来捍卫革命前景的。在他的讲活中有一系列致命的理论和事实的错误。可以反驳说,世界上错误的讲话还少吗?瓦萨尔还能学会许多东西。我本人也乐于这样看。但由于该讲话以宣传性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使事情变得复杂了。它又增加了让·勃列科的前言,此人至少是蒙慕梭的表兄,他赋予这本小册子以纲领的性质。不仅是作者,就连出版该讲话的编辑都没有发现其中的如此严重的错误,这一情况证明今天法共领导的理论水平状况令人担忧。让·勃列科不断地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同时,像我们马上要指出的那样,他需要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不能容忍无知,像马克思曾对魏特林[9]说过的那样。
  尚别兰在代表大会上说出了除了讲话者的改良倾向之外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的稳定还将持续3040年,甚至连现在刚刚自立的新一代无产阶级都別指望革命夺取政权。尚别兰没有用任何严肃的论据来论证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期限。然而近20年的历史经验和对今天的局势进行的理论分析却与尚别兰的前景截然对立。
  但我们还是听听瓦萨尔是如何驳斥他的。瓦萨尔证明,首先,甚至在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就只能在震荡中生存。“从1850年到1910年,差不多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他接着说:“如果在战前每隔14年就发生一次危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事实与尚别兰的断言之间的矛盾,后者预见在40年之内不可能有严重的危机。”
  不难理解,瓦萨尔的这一论据完全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只能加强尚别兰的错误立场。
  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对14年市场周期的界定。瓦萨尔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权威地(几乎像蒙慕梭本人一样权威)教训我们的让·勃列科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个最愚蠢的错误,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对工会运动有着最直接的、最性命攸关的意义的问题上?战前,毎个工团主义者都知道,危机,至少是衰退每隔78年重复一次。如果以150年为一个时期,则两次危机之间从没有超过11年。平均周期约为8.5年,而且,战前时期已经表明,形势变化的节奏不是趋缓,而是随着更为频繁的技术设备更新而加快。在战后的年代中,形势变化不大规范,但它在比战前更频繁的危机爆发中表现出来。法国工会领导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基本的事实呢?特别是领导罢工运动,怎么能看不到经济形势变化的真实图景呢?每个严肃的共产党员都可以并应该向总工会[10]的领导人,首先是蒙慕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层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方法上它也好不到哪儿去。瓦萨尔到底证明了什么?如果没有市场行情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根本无法思议的:在战前是这样,战后也一样。尚别兰也未必会否定这一共同之处。但由此还不能产生任何革命前景。毋宁说是相反:如果在近15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18次危机,则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应该在第19次或第20次危机中崩溃。事实上,市场周期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大致起着血液循环在有机体生命中同样的作用。从危机周期中同样不能产生革命的必然性,就像脉搏节奏不能产生死亡的必然性一样。
  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那时的极“左”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台尔曼[11]、塔尔海默[12]、珀佩尔[13]、库恩·贝拉[14]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经历工业高涨,因为它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第三时期”),该阶段将在不断危机的基础上展开,直到革命爆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我的报告[15]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旨在证明那一观点,即在帝国主义时代,决定工业周期变化的规律仍然有效,资本主义只要在世界上存在,它就离不开市场涨落:人死了脉搏才会停止。但根据脉搏的性质,联系其他症状,大夫可以判断他面对的机体是强壮的还是衰弱的、健康的或还是有病的(我说的当然不是蒙慕梭学派的医生)。同时,瓦萨尔试图在每14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和高涨的基础上证明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即将爆发。
  只要瓦萨尔研究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争论,他很容易避免这些严重的错误。但可惜的是,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文件,现在都已成为被禁文献,那时的共产国际是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对新一代的领袖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从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始,主要从不幸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开始。愚钝、盲目的官僚机关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机械地破坏理论传统。

经济形势和群众的激进化



  如果瓦萨尔不知道工业周期的机制,不明白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危机和革命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他就同样不理解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瓦萨尔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看法像他的对手尚别兰一样机械,而且错误程度也一样,尽管他们的结论截然相反。
  尚别兰说:“群众的激进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晴雨表,使人可以判断资本主义在某个特定国家中的状况。如果资本主义处于衰弱的状态,群众必然会激进化。”尚别兰由此得出结论,由于法国的罢工只有外围工人参加,冶金业、化学工业很少受波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尚未衰败,它还有40年的发展期。
  瓦萨尔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用他的话说,尚别兰“没有看到激进化,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新的剥削方法”。瓦萨尔从各方面重复这一观点:如果承认剥削加剧,并明白它还会变本加厉,“仅这一点就使你对群众激进化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
  当你读了这一论战时,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两个人都蒙着眼睛在抓对方。在任何情况下危机都会使群众激进化的说法是错误的。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等。说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必然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也是错误的。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16]等。无论是尚别兰还是瓦萨尔都为了僵死的教条而忽视了活生生的工人运动史。尚別兰对当前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罢工尚未波及法国主要的工人群众,根据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得出否定已经开始的激进化的结论;但可以对这种激进化的规模、深度和激烈程度进行具体评价。看来,只有在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进攻时,尚别兰才能相信群众的激进化。但是,这样想猜现成的领袖,工人群众是不需要的。应该善于看到最初的、虽然是很微弱的、暂时还只是在经济领域里的复苏的征兆,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并认真关注过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时刻都不忘记我们时代的总的性质,它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从复苏的最初征兆到形成革命形势的暴风雨般的高潮不需要40年,可能只要五年或甚至是它的十分之一——四年。
  瓦萨尔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好。他简单地把剥削和激进化机械地等同起来。瓦萨尔愤怒地问,如果剥削日甚一日,怎么能否定群众的激进化?这一幼稚的形而上学完全符合布哈林的特点。激进化不应该用演绎来证明,而是用事实。瓦萨尔的理由很容易就变成它的对立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群众真的已经激进化,资本家怎么能日甚一日地加重剥削呢?正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才导致剥削的加剧。诚然,这样的判断如果不作保留,同样也是片面的,尽管如此,它也仍比瓦萨尔的构想更接近生活。
  不幸在于,剥削的加剧根本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的。例如,在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特别是斗争刚刚失败之后,剥削的加剧不仅不会产生激进化,而是相反,造成士气低落、混乱和解体。例如我们在1926年罢工之后的英国煤炭业中看到了这点。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俄国以更大的规模上演,那时1907年的工商业危机与粉碎1905年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近两年剥削的加剧在法国导致了罢工运动一定程度的增长,为其创造基础的恰恰是经济形势的高涨而不是它的衰落。

假革命者害怕经济过程



  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极“左”的机会主义者害怕高涨,认为它是经济“反革命”。他们的激进主义建立在脆弱的核心上。要知道工商业形势的进一步高涨,首先会给愚蠢透顶的“第三时期和最后阶段”理论带来致命的一击。这些人不是从矛盾的现实过程中得出革命的前景,而是从错误的公式中。他们的致命的策略错误就是由此产生的。
  在联合总工会的代表大会上,官方发言人最关注的是把法国资本主义的状况描绘成悲惨不堪的,这个事实令人完全不可思议。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声嘶力竭地夸大当今罢工运动的规模,同时又对法国的经济状况作出这样的界定,它使今后的联合罢工变得根本没有可能。瓦萨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瓦萨尔和蒙慕梭一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经济形势危机等同起来,认为(这次是和尚别兰一起)经济形势的高涨会把革命推迟几十年,他对工业的高涨怀着迷信般的恐惧。在其小册子的第2124页上,他证明说,今天法国的工商业复苏是“人为的”、“转瞬即逝的”。在12月召开的民族委员会上,里舍塔把法国纺织业描绘成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它意味着目前作为激进化唯一表现的罢工运动并没有经济基础,或是马上就要失去基础。稍微提前点说,瓦萨尔和里舍塔为资本的代表反对向工人作经济让步提供了无可估价的论据,更严重的是,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反对经济罢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据,因为应该明白,在持续危机的前景中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不断扩大的经济斗争的前景。
  莫非这些不幸的工团主义者就不看经济报刊吗?他们可能会说,资本的报刊会有意识地炫耀乐观主义。但须知我们说的不是社论。须知这些报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公布交易所的指数和银行、工商企业及铁路的平衡表。某些相关总数据已经在La Verite(《真理报》)第12期上公布了。[17]新数据仅仅证实了法国经济的上升趋势。例如,我收到的最近一期经济周刊《时代》[18]1930129)刊登了有关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冶金股东大会的报道。我们不知道居维列特先生如何对待“第三时期”的哲学,老实说,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但他认真地计算了利润和股息的分配。居维列特先生用下面一句话为下一年度作结论:“国内市场的情况极好。”我们希望这个公式与毫无根据的乐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它得到去年的25法郎一股变为今年的40法郎一股的支持。我们要问,这一事实对冶金工人的经济斗争有意义吗?好像有。但是天啊,我们在居维列特的背后看到了瓦萨尔或勃列科,或是蒙慕梭本人,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别相信这个乐观的资本家的话,他还不知道,他已经齐耳朵陷进了第三时期中!”还不清楚吗?如果工人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听信了蒙慕梭而不信居维列特,那他就应该得出结论,他脚下没有任何进行成功斗争的土壤,更别提什么进攻性的斗争了。
  蒙慕梭学派——如果能把人们在其中不再敢思考、读书和写文章这样的机构称为学派的话——害怕经济高涨。同时,应该坦率地说,对法国工人阶级来说,至少两次充实了自己的队伍:一次是在战争年代中,另一次是在战后。这样,使大量的青年、妇女、外国人进入自己的队伍,并且远未在自己的熔炉中把所有这些人力资源全部重新熔化,工业高涨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法国工人阶级创造不可取代的课堂,团结它的队伍,向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展示他们在资本主义机制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以此把整个阶级的自信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两三年甚至一年的广泛成功的经济斗争就能使无产阶级得到新生。在正确地利用经济高涨之后,市场危机就可能大大地推动群众的真正的政治激进化。
  同时,不能忘记,我们时代的战争和革命不是产生于市场危机,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的产物。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这些矛盾的紧张程度。美国的新角色更加深化了这些矛盾。在这一或那一国家中或是几个国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越重大,新的高涨就会越快地遇上基本矛盾的障碍,就会越快地出现反动——经济的、政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对法国共产主义来说,工业的真正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负面因素,而是极其巨大的正面因素,因为它能为政治进攻建立一个罢工的跳板。结论:不会有革命形势的不足。但很可能有利用这些形势的能力的不足。
  但是,法国经济形势发展的进一步高涨有保障吗?我们不想对此下断言。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至少这不取决于我们。但取决于我们的和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别为可怜的公式而闭眼不看事实,正视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制定工会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是不同于战略的策略,战略当然不是由形势的变化,而是由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的。但如果说策略服从于战略的话,从另一方面说,战略只有通过策略才能实现。
  在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中,策略是由一次摇摆构成的,而战略则是由各次摇摆的机械总和构成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遭受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群众的政治激进化的标志是什么



  但是,有关群众激进化的问题是不能仅仅用罢工运动来解答的。政治斗争的情况如何?首先是共产党的人数和它的影响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官方领袖在讲激进化时,以惊人的轻率忽视了自己的政党的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样的:从1925年起,党员的人数一年不如一年:1925年——8.3万人,1926年——6.5万人,1927年——5.6万人,1928年——5.2万人,1929年——3.5万人。我们用的过去几年的官方数字是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19]的,1929年用的是塞马尔的数字。无论怎么对待这些无疑是极端夸大的数据,它们总体上仍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党的衰落的曲线:五年内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多。人们对我们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现在留在党内的都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就算是这样吧。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群众的激进化无论如何不是在孤立干部中形成的,而是相反,是在大批不可靠的、半可靠的分子涌入党内并把他们改造成可靠分子的过程中形成的。以党员人数持续下降来衡量群众的政治激进化,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党在工人的生活中就像大车的第五个轮子。事实胜于雄辩:不仅是在19251927年间罢工浪潮衰退时,就是在最近两年中,当罢工次数开始增加时,我们看到党仍在继续衰落。
  官方共产主义的可敬的邦葛罗斯[20]们打断了我们,指出党的人员数量和它的影响之间的“不合比例”。现在,狡猾的人为傻瓜制定的共产国际的公式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神圣的公式不仅什么也没有说清,在某种程度上还使事情变得更糟,工人运动的经验证明,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规模和它的影响的规模之间的反差越大,该党的革命性就越小,它的“议会”性质就越大。机会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依靠分散的群众。这在将社会党与共产党作简单的比较中很容易看出来。[21]因而,在共产党党员人数下降的情况下,其影响“不合比例”地持续扩大除了意味着法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议会和地方党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近几年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席之地,不久前的地方自治“政府”丑闻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点,可以担心随后还有“议会”丑闻。尽管如此,在现在这样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党之间仍有巨大的差别。当邦葛罗斯式的领导者夸夸其谈什么法共的人数和它的影响之间的巨大的反差时,他们简直就是在诬蔑法国共产党。不难表明,共产主义的政治影响——天啊!——在过去的五年中几乎没有增长。
  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的选举总是受到不利于革命倾向的极大的歪曲,折射出被压迫群众的真正的情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如此,政治发展的动力还是在议会选举中找到自己的反应:这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什么积极参加议会和地方自治政府选举斗争的原因之一。选举统计数字证明了什么?
  在1924年的立法选举[22]中,共产党得到87.5万票,稍稍多于全部参选人数的10%。在1928年的选举中,党得到的选票略多于100万票,占全部选票的11.3%。这样,四年之内,党在国家选举中的比重上升了1.3%。如果过程继续以这一速度发展,尚别兰有关3040年的“社会和平”的前景就显得太革命了。
  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党(照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23]的说法)社会党在1928年得到17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8%,或是共产党所得的选票的1.5倍。
  地方自治政府选举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总的图景。在某些工业中心(巴黎和北方),本来投社会党的票现在改投共产党的事当然存在。例如在巴黎,共产党选票的比重在四年内(19251929)从18.99%上升到21%,即增加了3%,同时,社会党得票的比重从22.49%下降到18.1%,即下降了4%。这类事实的象征意义是无可争议的;但目前它们还保持着地方性,而主要的是它们被反革命的“地方自治政府丑闻”[24]严重地败坏了名誉,体现后者的是路易·塞利厄[25]和类似于他的小资产者。一般来说,在立法选举第二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不会给立法选举的结果带来重大的改变。
  政治生活的其他指数也都表明不赞成有关似乎近两年内群众在政治上已经激进化了这一至少是过早的断言。据我们所知,《人道报》近两年来的印数绝对没有上升。《人道报》的资金捐助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事实。但这样的资金捐助在反动派对报纸进行大张旗鼓的进攻时,即在一两年或三年前,也是可能的。
  81,党不仅不能动员那部分投它的票的无产者,甚至不能动员所有加入工会的工人,这个事实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据《人道报》无疑是夸大的统计,在巴黎参加81日示威游行的约5万工人,即不到工会会员人数的一半。在外省情况要坏得多。我们顺便答复,这一事实证明,政治局在工会官员中的“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党在工会工人中的领导作用。要知道后者是阶级的一小部分。如果革命高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话,那这样的党的领导有什么用,它在苏中冲突的关键时刻不能带领国内1/4(更准确地说,甚至是1/10)的自己的选民参加反对军国主义的游行?谁也不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不可能的要求。阶级是不能强奸的。但赋予81示威游行简直是失败的性质的,就是领导的胜利的喊叫和群众的实际回应之间的可怕的“比例失调”。
  至于工会组织,根据官方数据判断,它在一年之后也重蹈了党的衰退的覆辙。1926年,总工会有47.5万名成员,1927年——45.2万名,1928年——37.5万名。在国内罢工斗争增长时工会组织失去了10万名成员,这是总工会没有反映发生在行业群众经济斗争领域中的过程,而只是党的扩大的影子的无可争议的证明,它在稍稍晚些时候也步了后者衰退的后尘。
  在本评论中所引的资料以加倍的力量,证实了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以半先验的方式从对罢工斗争的数字分析中得出的结论。19191920年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此后开始退潮,在六年之后,在经济领域内,它才被新的、暂时还是十分缓慢的涨潮所取代;在政治领域中,退潮和停滞现在仍在继续,至少是在无产阶级的主要群众中。这样,在经济斗争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积极性的觉醒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一过程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这时参加斗争的主要是轻工业企业,无组织的工人明显地多于有组织的工人,外籍工人占很大比重。
  经济形势的高涨,同时物价上涨,是推动罢工的动力。在其头几个阶段中,行业斗争的加强往往根本不会伴随着革命的高涨。现在也没有出现革命的高涨。相反,经济高涨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会削弱工人,至少是他们的某些阶层的政治兴趣。
  如果进一步关注,法国工业高涨已经经过了两年;在工业的主要部门中根本没有失业,在某些部门中甚至可以看到严重的人手不足,则不难得出结论,在这些对工会斗争极端有利的条件下,应该承认今天的罢工运动的规模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有限性的主要标志是:从上一个阶段遗留下来的群众的消沉和工业本身高涨的缓慢。

最近期的前景如何



  尽管市场变化有其节奏,但只能大致实际预测周期性的阶段更替。这话是对战前的资本主义而言,在当今的时代,市场预见的困难增加了好几倍。经历战争的震荡之后,世界市场尚未来得及建立统一的行情,虽然与战后头五年相比已与之接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加倍急需提前确定世界行情的下一轮变化。
  在当前,提供下面几种基本的不同走势是可能的:
  1.纽约交易所危机是美国工商业危机的前奏,它在近几个月内将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美国资本主义被迫向外部市场进行重大的转移。疯狂竞争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商品以低于自己成本的价格为其开路。欧洲商品在这一不可遏制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欧洲进入危机晚于美国,但欧洲的危机将极其尖锐。
  2.交易所的崩盘未直接引起工商业危机,其结果只是暂时的萧条。对交易所投机的打击导致在货币价值牌价和工商业活动之间以及在后者和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之间的更合理的相互关系。在萧条和一段适应期之后,工商业行情将重新上升,尽管不像过去那个阶段那么急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资本的储备是雄厚的。国家预算(订货、政府资助等)在其中所占的并非最后一位。
  3.资金流出美国的投机业会使欧洲的工商业活动更加富有成果。而这一复苏今后的命运既取决于纯欧洲市场的,也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因素。甚至在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欧洲尚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上升的势头,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仍可以想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决定性的进攻重新调整自已。
  4.最后,实际进程可能介于上面给出的几个方案之间,并提供一种以带有委靡的上升和下降的、不断摆动的、间歇振荡的曲线形式出现的合力。
  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的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运动的发展,都是与行情周期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应该机械地想象这种联系。在超出工商业周期范围的一定条件下(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严重的社会危机、战争和革命),在罢工浪潮中找到的不是由该行情引起的群众当前要求的反映,而是他们更深刻的革命性的历史任务的反映。例如战后法国的罢工没有行情的性质,而是表现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危机,就是这样。如果从这些标准的角度对待法国今天罢工的复苏,则它目前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具有行业性质的运动。工人运动的进程和速度最直接地取决于市场的进一步的运动、行情各阶段的交替、它们的充分和紧张程度。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样转折的时刻,就更不允许倡导与经济生活的现实进程毫无关系的“第三时期”。
  无须解释,甚至在美国恢复有利形势、欧洲工商业高涨发展的情况下,新的危机的来临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须怀疑,在危机真正来临时,今天的领导者将会声称他们的“预见”完全兑现,资本主义的稳定证明了它的不稳定性,阶级斗争带有更尖锐的性质。但是很清楚,这类的预见是廉价的。一个人每天都预言日食,他最终会等到他的预言的兑现。但我们未必会认为这样的预言家是一个严肃的天文学者。共产党员的任务不是每天都预言危机、革命和战争,而是让群众对战争和革命做好准备,清醒地估计在战争和革命中形成的局势。应该预见到在高涨之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向群众警告未来的危机。但只有群众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越是充分地利用高涨时期,才能更好地让他们对危机有所准备。
  在联合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不久前(12月)的全会上也说出了完全健康的思想。例如,克利亚维里和多列士抱怨说,最后一次总工会代表大会(19295月)回避了工人群众的行会要求的问题。但是演说者们没有深入思考,工会代表大会怎么能绕过应该成为它首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呢?根据所谓的“自我批评”,这次上述演说者比当初的反对派更加毁灭性地谴责了总工会的领导。
  但是,多列士本人为颂扬“第三时期”,在有关罢工的政治性的问题上制造了不小的混乱。多列士要求革命的工会会员,即共产党人——现在自然界没有其他革命的工会会员——在任何罢工中都要向工人揭示个别的剥削现象取决于整个当代制度,从而也就揭示了工人的局部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间的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但不能用此来界定罢工本身的性质。不能把政治性罢工理解为共产党员在其中进行政治宣传的罢工,而是各个车间和各个企业的工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的罢工。在罢工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是共产党员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履行的职责。工人参加政治性的,即革命的罢工是最尖锐的斗争形式之一,它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这些条件无论是党还是工会都是不能根据自己的愿望人为地引发的。
  把行业罢工等同于政治性罢工造成混乱,它显然妨碍工会领袖正确地对待经济罢工,策划它们并制定工人要求的合理的纲领。
  —般经济导向方面的情况更糟。“第三时期”哲学要求不管怎样都马上会爆发经济危机。我们聪明的工会领袖因此对法国近两年来经济形势不断改善视而不见。然而提出正确的要求并为之进行成功的斗争,不对形势作具体的评价是不行的。克利亚维里和多列士如果能把问题想透就好了。
  如果法国经济高涨再持续两三年(这点不能排除),近期将首先出现经济斗争的发展和深化。善于适应这样的形势不仅仅是工会的任务,而且是党的任务。仅仅宣扬共产主义对领导角色的抽象权利是不够的;应该在实践中赢得它,而且不是在工会机关的狭窄的范围内,而是在整个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党应该以对工会会员的严肃的理论和政治帮助来对抗工团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会自治公式,使他们更容易对经济和政治发展作出正确的定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斗争要求和方法。
  高涨必将被危机所取代,这将改变任务,并使顺利的经济斗争失去基础。上面已经说过,危机的来临很可能成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先前的高涨的深度和长度以及降临的危机的严重程度。转折越剧烈、越深刻,群众的反响就越激烈。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罢工往往在经济高涨转入萧条的时刻由于惯性的力量而达到最大的规模。工人似乎在奔跑中撞到一堵墙上。此后经济罢工所能达到的已经不多了。资本家在已经开始的萧条中很容易采取同盟歇业。如果工人的提高的阶级意识为自己寻找其他道路,也是自然而然的。具体是哪条道路?这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而且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局势。
  预先断定,最近的市场危机将在法国造成直接的革命局势,现在还缺少资料。在一系列超出市场危机范围的条件结合的情况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目前这还只是理论推测。以未来的危机可能把群众推上革命斗争进路为依据,今天就提出全面政治罢工的口号,意味着用明天的午饭来解今天的饿,何况明天可能还没有午饭。当莫洛托夫[26]在第十次全会上声明,总罢工在法国已经实际提上了日程,他只是再一次表明,他既不懂法国,也不懂日程。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贬损法国全面罢工的思想的本身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官方共产主义走的似乎正是那条道路,企图以冒险主义的山羊跳来取代系统的革命工作。
  在采取更坚决的形式之前,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的涨潮可能在一定的,而且是较长时间内,表现为更多地参加会议、共产党报刊的更广泛的发行、选票增加、党员人数增长等。领导能预先不顾一切地纯先验地确定迅猛的发展速度吗?不行,无论对这种还是那种速度,领导应该放开手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才不会偏离革命方向,与阶级同步前进。

※     ※     ※



  就上面阐述的观点,我已经听到了洋铁皮哗啷棒一样的悦耳声音:一方面指责我是“经济主义”,[27]另一方面指责我的资本主义乐观主义,不言而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倾向。对莫洛托夫们来说,凡是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即很多东西,都被他们归入社会民主党倾向的范围之中,就像对野蛮人来说,99%的宇宙都属于邪恶的精灵活动的领域。塞马尔[28]们、蒙慕梭们将跟着莫洛托夫们教训我们,说问题不局限于市场的浮动,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合理化和战争的迫近。这些人更愿意谈“很多”因素,却没有能力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加以解释。我们回答他们说,毫无疑问,战争会推翻所有前景,并像所说的那样创立新的纪年法。但首先,我们今天既不知道战争何时来临,也不知道它将从哪扇门中进来。其次,为了睁着眼睛进入战争,应当仔细地研究导致战争的道路的所有拐弯之处。战争不是从天而降。有关战争和它的期限的问题与世界市场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定向的艺术



  革命领导的艺术首先是正确的政治定向的艺术。共产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在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通过它使整个工人阶级为革命夺取政权做准备。
  定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确定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斗争意愿。但是群众的情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群众心理的特殊规律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客观社会条件使这些规律起作用。阶级的政治状况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报刊的印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罢工、选举的人数,等等)。为了理解动态的过程,应该确定,工人阶级的情绪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朝哪方面变化。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运动的前景,即有科学依据的预见,没有这点,严肃的革命斗争是报本无法思议的。但政治中的预见不是僵死的公式,而是工作假说。将斗争引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必须注意运动的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以便及时对策略作相应的修改。尽管斗争的实际发展从来不会完全与预见吻合,但这不能免除我们求助于政治预见的必要性。只是不应该在预测时陶醉于现成的公式,而是不断地检验历史过程的方向,领会它的所有征兆。
  今天指导共产国际的中派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的寄生派别,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没有能力进行历史预见的。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中派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的条件下获得了优势,在革命衰退时,经验主义和折中派成了它的主要力量,使它可以顺流而下。而这样做时,由于早就宣布,发展的进程自动地在一个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所以这本身就足以免除中派进行世界预测的必要性。
  但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它们刚刚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或是准备进行这种斗争,它们的生存却不能没有预测。正确的每日定向对它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它们没有学习这个重要的艺术,因为它们被迫跟着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指挥棒转。官僚中派能够相当长久地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资本的利息为生,却无力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今天的共产国际的主要的、最致命的危险就在这里。
  中派领导的历史是确定方向上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的历史。1923年,在追随者[29]们错过了德国革命形势——它能深刻地改变整个欧洲的局面——后,共产国际走过了致命错误的三个时期。
  19241925年,是极“左”错误时期:领导认为面临着直接的革命形势,事实上它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把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称为右派、“取消派”。
  19251927年,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时期,它正值英国工人运动迅猛高涨和中国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称我们为“极左派”。
  最后在1928年宣布了“第三时期”理论,它无非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重复了季诺维也夫19241925年的错误。“第三时期”还没有结束;相反,它还在甚嚣尘上,破坏组织,使头脑变得一片空白。
  所有三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导的连续下降,这并非偶然。第一时期: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第二时期:斯大林、布哈林。第三时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这里可以看出规律性。
  下面我们将对领导和“第三时期”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莫洛托夫“双脚跨入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年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19297月)不能简单重复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话,应该唱更高的调子。在全会前夕,俄共理论机关刊物就写道:
引用: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罢工浪潮不断高涨。不仅席卷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席卷了落后的殖民地的这一浪潮,在某些地方与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无组织的群众被不断地吸引到斗争中来,他们积极地加入斗争行列……群众不满的增长和“左”倾的加剧波及到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30]
  图景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罢工浪潮真的席卷了全世界,甚至把“数以百万计的农业工人和受压迫的农民大众吸引到斗争中来”,并与“革命和内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话,则十分清楚:革命形势来临了,为夺取政权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称这种形势为“第三时期”或是不称它为第几时期,在这方面我们不打算争论。
  众所周知,第十次全会的音叉掌握在莫洛托夫先生的手中。在其对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纲领性的讲话中,莫洛托夫宣布:“在观察世界工人运动的事实时,只有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双脚(!)跨入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时期中。”[31]“双脚跨入”,多么有力的论据啊!
  根据莫洛托夫定下的调子,俄共理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298月写道:
引用:
  在对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分析的基础上,第十次全会确认了群众向左转和革命化过程的发展和深化如今已经变成革命高涨的开始(至少是在德国、法国、波兰这样的国家中)。[32]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莫洛托夫的脑袋的话,则是他的双脚最终决定了正在经历的时期的革命性质。因为谁也不想当“愚钝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所以莫洛托夫的论据一下子就保证免除了全会的批评。莫洛托夫不愿意费力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应该承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他仅限于简单地罗列各国的罢工(鲁尔、罗兹、法国北部、孟买等)作为“我们已经双脚跨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的时期中”的唯一论据。历史阶段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今后,各国际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只能关注他们的双脚尽可能先于他们的脑袋尽快地卷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
  这次完全无视“发展不平衡规律”,即至少在名称上是斯大林所知道的唯一的历史规律,革命形势在全世界、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同时来临,这一事实难道不令人惊讶吗?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同时性。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用罗列各个国家中由于不同的原因所引发的零星冲突来代替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在欧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奥地利去年经历了危机,在有影响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它可能直接发展为革命。但恰恰没有点奥地利的名,而点了法国、德国、波兰,据莫洛托夫所说,“它们是处于革命高涨前沿的国家”。为了确定罢工浪潮在法国无产阶级和国家发展中的真正地位,我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考察。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同样详尽地分析能够为德国工人阶级斗争定性的基本征兆。但我们以被第十次全会列入欧洲三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法国为例得出的结论表明,莫洛托夫的分析是三种因素的结合:理论上的无知、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官僚冒险主义。但是,这些因素界定的不是“第三时期”的特点,而是所有时期中的中派官僚的特点。

经济罢工是危机还是高涨引起的?



  “这一革命高涨的基础是什么?”莫洛托夫试图思考一下,并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思考结果:“高涨的基础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谁要是不同意,谁就是“可悲的自由主义者”。但经济罢工的基础“只能是”危机,这话是在哪儿说的?不对现实的经济局势作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天的罢工运动正确定位,莫洛托夫用的是相反的方法:列数了半打罢工,他就推断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驴唇不对马嘴。
  据我们所知,在许多国家中,罢工运动的增长是近两年经济形势改善的结果。首先法国就是如此。诚然,对整个欧洲来说并不普遍的工业复苏,迄今为止在法国仍十分缓慢,它的未来完全没有保障。但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来说,哪怕是经济形势向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大的转变都不会不留痕迹。如果工厂仍继续每天解雇工人,则工人的自我感觉与招收新工人(即使数量有限)时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完全不同。经济形势对统治阶级的影响也不小。在总是使人产生进一步复苏希望的工商业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保障有利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倾向于缓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洛迦诺和日内瓦精神”。[33]
  不久前,我们看到了行情因素和基本因素的相互影响的极好的例证。
  18961913年,是工商业迅猛增长的年代,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1913年,它被萧条所代替,对所有知情者来说,它显然开启了一场长久持续的危机。在空前的繁荣阶段之后,经济形势的致命转折,使统治阶级产生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它是战争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帝国主义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产生的。甚至连莫洛托夫都知道这个老生常谈。但在通往战争的路上还有矛盾时而加剧和时而缓和的一系列的阶段。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
  在战前阶段,无论是基本过程还是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都比今天这个急剧变化、剧烈转折的时代更有计划,所以今天相对次要的经济摆动都会在政治上产生巨大的震荡。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可以闭眼不看发展的实际进程并日复一日地里复三个咒语:“矛盾不断激化”,“工人群众越来越‘左’倾”,“战争日益迫近”……如果我们的战略路线是由矛盾增长和群众革命激进化的最终不可避免性所决定的,我们为这一战略服务的策略则是从对每—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刻的实际评价出发的,它们的特点可能是矛盾的暂时缓和,群众的暂时右倾,力量对比的变化对资产阶级有利等。如果群众不断地向左转,则每个傻瓜都能领导他们。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今天不稳定、摇摆不定、“任性”的局势中。
  因此,所谓的总路线如果不与各国和国际条件的每一次转折结合起来,则仅是空话而已。共产国际的领导会怎么做?他们不去全面具体地评价局势,而是在每一个新阶段都碰得头破血流,然后为自己的又一次失败更换值勤的各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它们来满足群众。我们反复告诫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和雷梅尔[34]们,让他们对将成为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牺牲品而被清洗事先做好准备。这将在斯大林不得不纠正莫洛托夫的时候发生,当然是在事后。

苏联的崛起作为“第三时期”的因素



  莫洛托夫在他顺带着用演绎方式揭示的经济危机中看到了近两年来“革命高涨”的第一个原因。他在苏联的经济成就中看到了第二个原因,他甚至责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五年计划的革命性的作用估计不足。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成就对世界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是无须证明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五年计划能够先验地为欧洲和全世界的革命高涨创造条件。广大工人群众不是靠苏联的计划数字为生的。但甚至把五年计划放在一边,拿工业化实际成就的数字来说,也无论如何不能从中看到法国港口罢工和印度纺织业罢工的原因。数百万群众在其行动中受他们直接面对的条件的支配,更何况有关苏维埃经济的成就和失败,绝大多数工人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刊物的充满谎言的文章得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能够直接抓住广大外国工人的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苏联工人状况大幅度的实际改善。很明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的条件是无法用革命激情感染资本主义世界的数千万工人的。不幸,事实就是这样,来听最近一个从苏联回来的法国代表团的隆重报告的只有几百名工人。整个巴黎只来了几百人!但是那些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的官僚不认为应该对这一危险的警告加以思考。

总罢工的口号



  在如此顺利地进入“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之后,莫洛托夫没过五分钟又回到了那些罢工之上,并出乎预料地宣称:“但是,这些反对资本以及为它服务的改良主义[35]的进攻仍带有分散零星的性质。”
  原来,在各个国家中分散零星的罢工是由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但总的来说,是世界市场形势高涨的产物,正是因为它们的分散和零星的性质,它们无论如何也不是“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但莫洛托夫想把零星的罢工联合起来。这是值得赞赏的任务,但目前还仅仅是任务而已,而不是已经达到的阶段。莫洛托夫教导说,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把零星的罢工结合起来。确实,在具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革命性的群众罢工可以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据莫洛托夫的说法,群众罢工问题是“当前处于共产党策略任务核心的新的、基本的和典型的任务”。我们的战略家继续说:“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十分接近(这次仅仅是‘接近’!——列·托洛茨基)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为了使第十次全会皈依“第三时期”宗教,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是处于高涨阶段,我们就不能提出大规模的政治罢工的口号。”这样的思路发展确实是空前的!首先是战略双足已经进入了最重大的革命事件中,后来表明,战略头脑面临的仅仅是总罢工的任务——而且不是总罢工的本身,仅仅是总罢工的口号。由此可见,他用反证法得出了我们“已经十分接近新的、最高形式的阶级斗争了”的结论。看见了吗,如果我们尚未接近,莫洛托夫怎么能提出总罢工的口号呢?整个结构都支撑在新出现的战略家的保证上。各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毕恭毕敬地聆听自信的蠢材,并在点名呼应时回答说:“确实如此!”
  至少我们知道,以法国、德国和波兰为首的所有国家,从英国到中国,现在都已接近了总罢工的口号。我们最终确信,不幸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已踪迹全无。我们对此还勉强能够接受:如果对我们说,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在每一个国家提出总罢工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工人根本不想为总罢工而进行总罢工。由于不明白这一点,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碰得头破血流。有时,总罢工可以具有示威抗议的性质。一般来说,在某个鲜明的突发事件震撼了群众的想象力,产生了一致抗拒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样的罢工是可以实现的。但示威性的罢工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治罢工,而仅仅是它的预备性的彩排之一。至于本意上的革命的政治罢工,则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倒数第二次行动。总罢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功能瘫痪,尖锐地提出了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因此,革命罢工如果不导致武装起义,最终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由此看来,如果莫洛托夫有关革命的政治罢工和“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则仅仅是这样的意义: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同时或几乎同时成熟到这种程度,使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的共产党都面临着总罢工,即武装起义的序幕。
  只要准确地阐述莫洛托夫的“第三时期”战略,就足以暴露出它的荒谬。

“占领街道!



  除了总罢工之外,还提出了“占领街道”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语言上,就不是事关捍卫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践踏的民主权利,而是在街垒上实现无产阶级权利的事了。实质上,七月全会一闭幕,官方共产党报刊的无数文章正是这样解释“占领街道”的。不是我们否认无产阶级通过街垒“占领街道”的权利。但需要搞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需要让自己搞清楚无产阶级不会为街垒而走上街垒,就像他不会为罢工而罢工一样。需要能够把数百万工人联合起来并赋予先锋队牢固的支持的直接政治目的。革命家是这样提问题的。疯狂的机会主义者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的。  
  为了革命地“占领街道”——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指定了特殊的日子。众所周知,最近一次定在81。凡夫俗子百思不解:为什么是8151的失败[36]已经预先决定了它的失败?官方战略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什么为什么?为占领街道。对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怎样理解:是占领人行道还是占领马路?我们至今认为,革命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一政策会越来越多地、越来越积极地动员群众,必然会使自己走上街道,无论它们怎样戒备森严,无论警察怎么封锁它们。为占领街道而进行的斗争不可能是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服从于莫洛托夫办公室的日程表的独立任务。
  而主要的是,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任务不在于显得更强大,而是变得更强大。夸夸其谈的假面舞会无济于事。在没有“第三时期”时,当然可以把它臆想出来。可以制定几十个决议。但按照日程表在街道上制造“第三时期”,是不可能的。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只能找到失败,在某些情况下是悲剧性的,更多的干脆是愚蠢的、耻辱的。


“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



  但“第三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用下述语言把它表述为:“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37]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联合,意味着它们在以前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怎么解释19261928年间的政策?为什么根本就不允许的与改良主义者的联合现在变得更加不能允许?人们对我们解释说,我们进入了革命高涨阶段。但我们不能不回忆起,当时,与英国工会结盟正是以英国进入革命高涨时期,英国工人群众的激进化推动改良主义者向左转为理由。出于什么原因,昨天斯大林主义的睿智策略颠倒了180度?我们徒劳地企图寻找答案。中派经验主义者无非是在英俄工会总委员会[38]的试验中烫伤了,想用发毒誓来保证今后不再出丑。但赌咒发誓帮不了忙,因为我们的战略家们迄今没有汲取英俄委员会的教训。
  错误不在于与那时(1926)在群众的压力下真的“向左转”的总委员会签订阶段性的协议。首先根本的错误是联盟不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了解的具体实际任务之上,而是在泛泛的和平主义辞令上和虚伪的外交公式上。演变成巨大的历史罪行的主要错误,是在总委员会掉转武器反对总罢工,即从不可靠的半盟友变成公开的敌人时,我们的战略家们不能当机立断,公然与它断绝关系。群众激进化对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对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完全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头几个阶段中,改良主义者向左转,希望以此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运动超越了改良的界限并要求领袖们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改良主义者急剧改变他们的腔调,从群众的胆怯的同路人变成叛徒、敌人、公然的变节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完全由优秀分子组成的一小部分会投入革命阵营中。当改良主义者在整个局势的影响下被迫向前迈出一步或半步时,与他们的阶段性的联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事先要求,当改良主义者倒退时,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与他们无情地决裂,改良主义者背叛并不是因为他们每时每刻、在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在完成资产阶级的委托。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改良主义者就不会对工人有任何影响,因而资产阶级本身也就不需要他们了。正是为了要具备在关键时刻背叛工人的必要的权威,机会主义者在准备阶段被迫承担起领导工人斗争的任务,特别是在群众激进化过程的开始阶段。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群众,我们不得不在其中与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达成具体协议。
  必须理解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功能,以便一步一步地把它从它的阵地上排挤出去。在今天的领导中,这样的理解连影子也没有。它只知道两个方法:或是像跟在社会民主党屁股后面的布兰德勒分子[39]19261928)一样,或是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把革命政策变成无力的咒骂。最近六年的左右摇摆的结果是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共产主义。十次全会的机械指令只能恶化已经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形势。
  只有愚蠢透顶的傻瓜才会把事情看成这样,由于“第三时期”的创造奇迹的力量,整个工人阶级一下子离开社会民主党,并把改良主义官僚推进法西斯阵营。不,整个过程将沿着更复杂、更矛盾的途径发展。不断增长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英国工党政府的不满,从局部、零星的罢工转入规模更大的运动等(当所有这些现象真的出现时!),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建议所有的莫洛托夫们将此牢记在心!——是改良主义者阵营中的广大群众的向左转,正如苏联国内形势引起莫洛托夫属于其中的中派阵营的向左转一样。
  除了最自觉的右翼分子(托马斯们、赫尔曼·米勒[40]们、列诺德[41]们、茹奥们等)之外,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会员在适当的条件下会被迫承担起领导群众进攻的责任,当然只是为了把进攻限制在狭窄的框框内,或是当工人超越了这些框框时,从背后打击他们。虽然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并对先锋队就此发出警告,但今后仍将有几十次、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机会,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拒绝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而且应当为达成这样的协议采取主动,以便掌握领导权,当改良主义者从摇摆的同盟者变成公然的敌人时,与他们决裂。这一政策必然首先是对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在群众真正激进化的时候,它被迫更坚决地与右翼对立,直至与它决裂。这一前景与那个事实——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往往是由最腐败的、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构成——一点儿也不矛盾。
  当改良主义者领导罢工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拒绝与他们签订具体协议呢?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还不多,这是因为罢工运动本身还很弱,改良主义者还能忽视它,对它进行暗中破坏。为了吸引广大群众加入斗争,结盟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同样不能切断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具体协议的道路,不仅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在很多情况下要与它的领袖们,更可能的是与它的部分领袖达成具体协议。这种前景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德国都不那么遥远。第十次全会的指令完全是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者的心理产物。
  斯大林们、莫洛托夫们以及他们昨天的盟友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42]库克、菲敏、拉福莱特、拉迪奇掀起喧嚣,说什么左派反对派赞成与第二国际[43]结盟。但这些喧嚣并不妨碍工人群众真的向左转时再次让官僚措手不及,他们将宣称第四时期或第三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的来临,所有莫洛托夫们将会在更小的程度上“双脚”进入类似英俄委员会和工农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试验的时代。

不要忘记自己的昨天



  让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其他共产党所有今天的领袖们回忆一下自己的仍完全新鲜的历史。除了年轻人之外,他们全都是在工人向左转的影响下脱离改良主义者的队伍的。这并不妨碍我们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们结盟,当着群众给他们提出相当确切的条件。例如,齐美尔瓦尔德[44]就是无数这类结盟的例子之一。昨天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不知从哪儿来的自负和自信:当群众真的接近“革命高涨的前沿阵地”时,不会以新的一班人来取代加香们、蒙慕梭们、台尔曼们等(我们希望第二代比第一代强),我们不得不揪着这些先生的耳朵把他们拽到革命阵地上,在途中与他们结成阶段性的同盟,并在此后的阶段中给他们提出“21项条件”[45]或“42项条件”,或是当他们向后拽时,把他们抛进机会主义的泥潭。
  官方理论家以内部的改良主义者们被群众的激进化吓破了胆来解释今天共产主义右翼的加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对政治心理的完全无知!机会主义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如果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浪潮,布兰德勒们、吉列克[46]们、洛福斯通[47]们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特别是像塞利厄、加歇尔之类最关心保住自己的委任状的老奸巨猾的钻营者们。诚然,机会主义者向左转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当事情真的到了决定性的地步——到了决策和起义的关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向后退。甚至像布尔什维克这样久经考验的党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48]李可夫、[49]加里宁、[50]托姆斯基、[51]卢那察尔斯基[52]等)。革命胜利后,机会主义者又向左转,更确切地说,是转到政权一边(洛佐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库西宁[53]等,佩珀尔、加香、弗罗萨尔[54]之类的英雄紧随其后)。但在法国,事情远未到决定性的关头。如果法国的机会主义分子现在没有向左转而是向右滑,这本身就是群众的革命压力尚未被感受到,党在削弱,地方官员和钻营者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委任状而反对共产主义的可靠标志。[55]这类腐朽分子的背离本身对党来说是好事。但不幸在于,集错误、不负责任、冒险、自吹自擂、胆怯于一身的官方领导政策为了给叛徒提供有利的掩护,把理应站在共产主义者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推到了他们的一边。

再论战争危险



  为了加剧混乱,对直接革命形势的承认又加上了对同样直接的战争危险的承认。为了捍卫这一提纲,莫洛托夫出乎意料地把自己的全部学识力量用于反驳瓦尔加,[56]著名的宫廷理论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波洛尼亚,他一心想讨好每一位“亲王”,察言观色,左右逢源。但这一次波洛尼亚没有击中目标。单单是他阅读外国报纸、了解事实和数据,妨碍了他及时把共产国际的子午线调到莫洛托夫左脚迈到的地方。瓦尔加对决议提出了下述毕恭毕敬的修正:
引用: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剧,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来解决它们是合适的,不得不暂时缓和在战争赔偿问题范围内的矛盾。
  看来,这句极端谨慎的话完全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它毕竟要求再做―些思维努力,莫洛托夫就发火了。他吼道,怎么能认为没有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认为现在通过战争途径解决帝国主义矛盾是合适的呢?注意,注意,莫洛托夫说:“众所周知!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然而在瓦尔加那儿却“完全相反”。岂非咄咄怪事?瓦尔加怎么敢“否认矛盾必然加剧正是执行杨格战争赔偿计划[57]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荒谬、粗陋、愚蠢,甚至连讽刺都无可奈何。“众所周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每天都在增长。”多么强大的思维能力!众所周知?不幸的是,人类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知道这点,甚至连新出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完全不知道战争危险的实际增长是怎样产生的。好像它“每天”都在增长,纯属无稽之谈,就像说群众每天都在向左转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帝国主义之间的摩擦时而减弱,时而重新加剧。莫洛托夫可能听说过,甚至连资本主义所有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是“每天”都在完成的,而是通过危机和高涨,通过生产力的衰退甚至对它的大规模破坏(战争时期)各个阶段。政治过程也按这—形式展开,但摆动更加剧烈。
  战争赔偿问题导致鲁尔[58]1923年被占领。这简直是战争的小规模再现。但这一规模足以在德国造成革命局势。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和布兰德勒领导的德国共产党葬送了这一绝好的形势。带来道威斯计划[59]1924年是德国革命削弱和法德之间矛盾缓和的一年。经济稳定的政治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当我们说出这点,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1923年年底预言这一发展时,莫洛托夫们和其他聪明人在指责我们是取消派之后,他们的全部下肢都马上进入了革命高涨的时期。
  稳定年代引发了新的矛盾,并加剧了一系列旧的矛盾。尖锐地提出了重新审查道威斯计划的问题。如果法国拒绝杨格计划,如果德国也拒绝它,欧洲今天就面临着鲁尔被占领的重演,但规模要大得多,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但恰恰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游戏的所有参加者都认为在当时更理智的是达成协议,而不是再次占领鲁尔,我们看到了从莱茵河流域撤军。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知识则从区别它们开始。马克思主义对无知从不姑息。
  我们的战略家喊道:“难道执行杨格赔偿计划的结果不应该是必不可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来临吗?”应该来临!但不是作为结果。应该搞清楚各种现象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交替。资本主义经济形势高涨必然带来萧条,有时则是严重的危机。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高涨的经济形势与低迷一样,危机“每天”都在增长。生命的“结果”是人要去见祖先,由此根本不应得出人在抵达死亡之门前不曾经历童年、生长、疾病、成年、老年等阶段。无知的特点是混淆事物。知识之果教人把它们区分开。但莫洛托夫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个果实。
  今天的领导人的可怜的公式化根本就不是无辜的;相反,它每一步都在实践中打击革命。苏中冲突造成必须马上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危险、保卫苏联的形势。无须怀疑,即便在今天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在这条路上也能取得重大成绩。为此应该让最重要的事实替自己说话。但是好像故意作对似的,正好在热火朝天地筹备81日时,远东危机爆发了。官方宣传鼓动家和记者总是不断地狂喊一般的战争危险,而现实的国际冲突则被湮没在这些叫喊之中,很少能进入群众的意识之中。于是,在今天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中,官僚公式的羸弱的牛吞食了现实的活生生的、肥胖的牛。
  有关反对战争危险的问题必须回顾第二时期的战略:那时提出共同反对战争危险的必要性作为支持与总委员会结盟的主要论据。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上,斯大林信誓旦旦地说,英国工会帮助我们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充分证明了与总委员会结盟是正确的,因此只有那些漠视苏联国防的人才会要求与工贼决裂。这样,不仅英国工人的向左转,而且连19261927年间的战争危险也作为支持与改良主义者结盟的主要论据。现在已经清楚,无论是群众的激进化还是战争危险的迫近,都要求坚决拒绝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盟。所有问题的提出,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使先进工人产生混乱。
  无疑,在战争中或哪怕仅仅是战争真的明显迫近的情况下,改良主义者都将完全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一边。为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而和他们结盟是不可能的,就像为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与他们结盟一样。正因如此,像斯大林那样把英俄委员会说成是反帝斗争的武器,意味着罪恶地欺骗工人。但问题是,历史上既有战争与革命,也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阶段,即资产阶级准备战争和无产阶级准备革命的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应当把群众从改良主义者那里争取过来,后者在近几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但是,他们的加强使他们更加依赖其无产阶级基础的演变。统一战线的策略完全建立在这一依赖性之上。需要的只是不要像季诺维也夫、布兰德勒、斯大林、布哈林那样推行它。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回到列宁那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



  左派反对派由于不符合“第三时期”的胡言乱语,再次被蒙慕梭之类的浅薄之人指责为右倾倾向。在最近六年的经验之后,我们对这种指责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就像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和列宁被很多先生指责为右倾一样,他们后来有的转入社会民主党,有的还暂时留在布兰德勒阶段。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揭发者之一是路易·塞利厄,只要回忆一下这点就足够了。
  但是,右派分子无疑真的会企图利用我们批评中的个别成分。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不应该认为,右派的指责都是错误的。往往右派对猛浪的“左”倾冒险的批评是十分有道理的。在这个范围内,他们非常倾向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便在它的掩护下用机会主义来反对冒险主义。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在不久前甚至现在还留在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是左派的反对派的队伍中的,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1924年与我们联合并不是因为我们捍卫国际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冒险主义。那时,法国的许多潜在的机会主义者涂上了俄国反对派的保护人的色彩。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在不久前还以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为荣。但当尖锐地提出为反对派的观点而斗争的现实问题时,则暴露出,这些“沙龙”反对派与我们有天壤之别。由于他们没有感到对革命形势有任何需要,因此更愿意否定它的存在。
  很多善良的人真诚地为我们毫不留情地划分左派反对派和右派反对派而痛心。我们在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区分出三个基本派别的做法被说成是随意的,并仅凭在法国似乎没有右翼,就断言它在那里不现实。但是在法国,最近几个月的事实以血肉充实了共产国际的“公式”。“工会联盟”最终打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并在这点上找到与工会第二批反对派的共同基础。更具改良倾向的分子同时脱党,他们利用反对官僚冒险主义的斗争,在新党的形式下为自己的委任状保险。很快,政策相似的力量将会使工会右派反对派与新的议会—地方自治“党”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都将逐渐各就各位。我们认为,《La Verite》(《真理报》)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两点定一条直线。定一条曲线至少要三个点。政治路线非常复杂曲折。为了正确地评价各个不同的集团,应该考察它们在几个阶段中的行为:在革命涨潮和退潮的时刻。只有在纸上标出一系列关键点:对德国1923年事件的态度,1924年的稳定问题,对19231928年间俄国工业化和富农的态度,有关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对广州起义[60]的态度,对“第三时期”理论与实践的评价等,才能正确地画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革命轨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的本身又含有一系列策略问题。机关投机商从思想和口号的复杂的系统中抽出个别词句,并在此基础上把左派和右派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地看问题,将统一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各个不同的局势之中。这一方法不会立竿见影,但它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让投机商投机去吧,而我们是在为明天作准备。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018



[2]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1920)之一。1920年起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051920年为法国社会党领寻人之一。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译注
[3]蒙慕梭(Gaston Monmousseau18831960)曾是革命工团主义者,后来成为法国共产党和总工会的领袖之一,是忠实的斯大林分子。——译注
[4]尚别兰(Maurice Chambelland19011966),1924年退出法国共产党后与莫奈特合作,并成为后者在无产阶级革命集团中的亲密助手。在1929年巴黎举行的法国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工会少数派与斯大林分子的多数派进行辩论。——译注
[5]《人道报》本是法国社会党的报纸,1920年法国共产党创立后,它成为法共机关报。——译注
[6]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在开始时赞同以总罢工支持19265月的煤矿工人的斗争,但在九天后号召停止罢工,让煤矿工人单兵作战,直至失败。——译注
[7]瓦萨尔(Albert Vassart18981958),当时为联合总工会书记和法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之一。——译注
[8]勃列科(Jean Bricot),是蒙慕梭的笔名。——译注
[9]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德国工人,初为“正义者同盟”会员,后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他把革命看做是自发过裎,起主要作用的是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宣传所谓平均共产主义思想。——译注
[10]法国联合总工会于1921年从法国总工会中分裂出来,并成为后者的激进对手,是法国主要工会联合会,主宰它的是改良主义者。在联合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分子的多数派的投票权是少数派的八倍。在人民阵线时期,联合总工会与总工会重新统一。——译注
[11]台尔曼(Ernst Thaelmann18861944),从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41933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25年和1932年作为德国共产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他无批评地支持共产国际的政策,坚决推行斯大林的“第三时期”政策,在德国法西斯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威胁时,却把矛头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称其为社会法西斯党,让真正的法西斯坐收渔人之利,导致希特勒的胜利。他于1933年被纳粹逮捕,1944年在布痕瓦尔集中营被杀害。——译注
[12]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29年被开除出党,他与亨利希·布兰德勒一起组织共产党反对派,它是苏联右派反对派的德国部分。——译注
[13]珀佩尔(John Pepper),约瑟夫·波加尼的笔名,他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不确定的角色,但在1922年前往苏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时,他通过斡旋使自己进入中央委员会并成为它的最高领袖之一,直到1929年因同情右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14]库恩·贝拉(Kun Bela18861939),是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领袖之一,是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首脑。来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官员。据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对外国流亡共产党员的清洗中被枪毙。——译注
[15]托洛茨基的报告题为《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1623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译注
[16]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第一次群众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派以法案形式(《人民宪章》1838)提出要求。1840年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即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1840年、1842年和1848年,宪章派三次向议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限制工作日、提高工资,等等;请愿书被否决,1848年宪章运动消沉下去。左翼领导人E. 琼斯、J. 哈尼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下试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运动,1851年宪章派集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求。但是,随着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倾向的增长,宪章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译注
[17]La Verite增加了每月经济评论,对这一事实只能表示欢迎。第一篇文章(第12期)出色地论证了经济定向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在共产党的还是工会的工作中——的必要性。正是反对派成员应该促进这方面的事情,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事实和数字分析基础上的真王前景来反对不仅是加香、蒙慕梭的空喊,也反对那些把自己纳入反对派队伍中的某些沙龙先生的政治小说。
[18]《时代》周刊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的非官方声音。——译注
[19]皮亚特尼茨基(Иосиф Аронович Пятницкий18821939),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3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组织局首脑,该机构的工作是监督各国共产党的日常工作。——译注
[20]邦葛罗斯是伏尔泰哲理小说《老实人》中的人物,他是小说主人公老实人的老师,哲学家,鼓吹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切皆善”的学说。——译注
[21]1924年立法选举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对法国共产党的特别号召中称法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复存在”。这个号召出自轻率的洛佐夫斯基。我致函主席团,抗议这种轻浮的评价。我解释说,在我们的组织软弱和报刊薄弱的情况下,改良主义的议会党可能保持十分广泛的影响。这被当成了我的“悲观主义”。1924年的选举结果以及后来的发展进程,这一次当然也立即驳倒了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的轻浮的乐观。
[22]1924年在法国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所得选票增加,它与激进社会党分享权力,建立左派联盟,即人民阵线的前驱,共产党拒绝加入。——译注
[23]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л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1952),原名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苏共党员,历史学博士,1921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起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年在反犹运动中,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将他逮補并处决。——译注
[24]地方自治政府丑闻指192911月法国共产党将六名任巴黎市议员的党员开除出党一事。一个月后,他们在中派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党;后来工农党与其他中派分子联合建立无产阶级统一党。——译注
[25]路易·赛利厄(Louis Sellier18851978),1923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六名因任巴黎市议员而被开除出党者之一。——译注
[26]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当选中央委员,很快成为斯大林的忠实支持者,1928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1949年,19531956年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纲领而被清除出领导集团。——译注
[27]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经济主义”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否认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必要性。反对建立集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971899年《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相继出版,“经济主义”也随之形成。《火星报》开始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译注
[28]塞马尔(Pierre Semard18871942),1924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1925年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法国工会领导人之一。1939年被捕,后移交给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被处决。——译注
[29]追随者指败坏其老师的学说的学生,托洛茨基用这个术语来嘲笑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联共(布)上层领导。——译注
[30]Большевик, №12, стр. 9
[31]Правда, №177
[32]Большевик, №15, стр.4
[33]洛迦诺和日内瓦精神指《洛迦诺公约》及其一系列保证条约,《洛迦诺公约》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于19251016在洛迦诺草签,121在伦敦签订的,旨在维持和平和保证德法边界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日内瓦是国际联盟及其一系列裁军会议所在地。——译注
[34]雷梅尔(Hermanm Remmele18801937),斯大林派的德国共产党领袖,他不加批评地捍卫导致希特勒于1933年获胜的克里姆林宮的“第三时期”政策。在希特勒上台前,在德共党内斗争中,他被台尔曼清除出党的领导层。后来他逃往苏联,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外国共产党员的清洗中被处决。——译注
[35]改良主义即认为以渐进的、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或唯一的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改良主义者企图缓和阶级斗争,促进阶级合作。——译注
[36]51日的失败指192951日在柏林开始的事件,那时社会民主党政府禁止上街游行,共产党号召挑战禁令。响应号召的赤手空拳和无组织的工人遭到了残酷的殴打和枪击;警察杀害了25名工人,另有几百人受伤。共产党试图组织总罢工来抗议警察恐怖镇压,但响应者寥寥。斯大林分子把“五月事件”吹成革命运动史上光荣的一页,并敦促在即将到来的81的示威游行中表现出同样的精神。——译注
[37]Правда, №177, 4 августа, 1929г.
[38]英俄工会总委员会是英国工会“左翼”官僚和苏联工会的斯大林派领袖于1925年建立的。1926年,在其英国成员背叛了总罢工之后,托洛茨基要求解散该委员会,但斯大林分子拒绝了这个要求,继续依靠该委员会,直到英国人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左”的掩饰,于19279月退出了英俄委员会。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教训的观点收入《托洛茨基论英国》一书中。——译注
[39]布兰德勒分子是德国共产党的反对派,称呼来自他们的领袖亨利希·布兰德勒(Heirich Brandler18811967)。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错过1923年大好革命危机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1924年,他作为克里姆林宫的替罪羊,被清除出领导层。当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于1929年与苏联布哈林右派反对派结盟后,布兰德勒和他的支持者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译注
[40]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06年起为党的中央委员,19181919年为人民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外交部长,签署《凡尔赛和约》,1920年和19281930年任总理。——译注
[41]列诺德(Pirre Ren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1933年因在议会投票赞成削减职员工资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42]珀塞尔(Albert A. Purcell18721935)和库克(Arthur J. Cook18851931)是英国工会运动和英俄委员会的左派领袖。——译注
[43]第二国际或社会党国际作为第一国际的继承者于1889年建立。它是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松散联盟,将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联合在一起。它的进步作用于1914年停止,那时它的大多数支部践踏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它在战争期间解体,1923年恢复,但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组织:——译注
[44]齐美尔瓦尔德指1915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到会者有俄国、波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38名代表。列宁在会上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中心——中派和半中派多数进行斗争。会议通过了妥协性的宣言,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但没有明确地提出列宁主义的政治口号。——译注
[45]21项条件”是共产国际为其成员制定的条件,旨在防止未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的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译注
[46]吉列克(Bohumil Jilek18921963),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建党时为书记,布哈林垮台后,他于1929年被清除出党的领导层。——译注
[47]洛福斯通(Jay Lovestone18981990)美国共产党领袖,1928年,他领导了清除托洛茨基支持者的工作,1929年,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他本人也作为右派反对派的支持者而被开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洛福斯通集团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存在。后来,洛福斯通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的冷战外事顾问。——译注
[48]加米涅夫(Лев Каминев18831936),在列宁病重期间,他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组成反对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与斯大林反目后,他与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组成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联合反对派。在联合反对派被粉碎、它的成员被开除出党,它的领袖被流放后,他与季诺维也夫一起忏悔,向斯大林投降,回到党内。但在1936年莫斯科第一次审判后被处决。——译注
[49]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老布尔什锥克,1917年当选内务人民委员,列宁逝世后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1930),他与斯大林合作粉碎、清除左派反对派;后来他作为右派反对派领袖被撤销职务,1938年莫斯科审判后被处决。——译注
[50]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
[51]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61936),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工会主席,右派反对派领袖之一。1928年以前,在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中,他一直是斯大林的盟友;在与斯大林决裂后,被撤销职务,1929年与其他右派领袖一起向斯大林投降,在莫斯科第一次审判期间自杀。——译注
[52]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19171929)。他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一样,在决定组织十月革命的最后关头动摇或反对起义。——译注
[53]库西宁(Otto Kuusinen18911964),曾是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84月芬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和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往苏维埃俄国,他是最早的斯大林分子之一,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1),19401956年任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译注
[54]弗罗萨尔(Louis-Olivier Frossard18891946),法国社会党中派,协助创立法国共产党,任它的总书记。后来他又重返社会党,任它的右翼发言人;脱离社会党之后,在不同的资产阶级内阁中任职,包括在第一届贝当政府中服务。——译注
[55]顺便说说,路易·塞利厄之流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工农党”,这样,他们就在西方落实了斯大林为东方制定的天才公式。
[56]瓦尔加(Varga Jenő18791964),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党员,曾任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加入共产党,作为经济专家在共产国际工作。——译注
[57]杨格计划于19291930年制定,代替道威斯计划的德国战争赔款计划,该计划由美国银行家欧文·杨格主持制定,故名,19301月在海牙会议上批推。计划规定减少每年赔款额,取消对德国及其经济与财政的一切形式的监督,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军事化。根据德国政府的单方面决定,自1931715日起,该计划实际上已失去作用。——译注
[58]指法国因德国拖延赔款于1923年出兵占领鲁尔一事。这在德国引发革命危机,德国共产党领导贻误了机会,使德国政府重新取得控制权。这导致德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译注
[59]道威斯计划系国际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主持下制定的德国战争赔款计划。1924816日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伦敦会议批准。计划规定向德国提供借款和贷款以恢复其军事工业潜力,19291930年被杨格计划所取代。——译注
[60]广州起义是在斯大林怂恿下于192712月发动的,以便他能够在这个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驳斥”左派反对派对他葬送中国革命的政策的指责。由于GCD已经遭到镇压,起义仓促举行,三天后就被粉碎,牺牲了数千人。——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1 18: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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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补充





  17的《人道报》刊登了在官方资料的基础上的19191928年罢工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比我们掌握的数据更新。我们完整地复制了这份表格:

年份      罢工次数      罢工人数
1919       2111           1211242
1920       1911           1462228
1921       570             451854
1922       694             300583
1923       1114           365868
1924       1083           274198
1925       931             249198
1926       1060           349309
1927       443             120551
1928       943             222606

  这张表为我们对最后三年的统计做了一些更正。但不难看出,这些更正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我们的结论。十年中法国罢工运动的最低点是1927年。1928年又开始稍有提高。在共产党报刊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我们确定1928年参加罢工的人数约为40万—45万人。《人道报》提供1929年罢工人数为50万,该数字甚至未被它自己提供的资料证实,就由此得出与上一年相比,1929年罢工迅速增长的结论。这一点也不妨碍报纸声明,1928年的官方数字是极度缩小的。这样一来,从同一些数据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然而,若拿《人道报》提供的最近两年的数字,则可以发现,1929年的罢工运动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但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人道报》对1928年的数字比对1929年的夸大得更厉害。1929年的政府数字我们还没有得到,甚至连汇总数据也没有。因此有关去年罢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一倍的结论,是建立在《人道报》的极端夸大的数字和政府的极端缩小的数字之间的根本不能允许的比较之上的。
  根据上引的那张官方表格至少可以清楚,1928年被称为革命高涨的第—年,除1927年之外,参加罢工工人的人数是这10年中最少的一年。然而,把法国推上了所谓的“革命高涨的前沿阵地”的“第三时期”的全部诊断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依据的是罢工运动的事实。结论仍是一个:以这样的武器,以这样的方法,只能走向失败!


托洛茨基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 стр. 22这是对《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一文中对法国罢工分析的补充。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0 01: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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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转向和德国局势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718, стр. 45—54




一、最近一次转向的起因

  策略转变,甚至是最重大的策略转变,在我们的时代都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因客观形势——缺乏稳定的国际关系,行情的错误浮动,经济变动在政治上的强烈反映,群众在无出路感觉的压力下的易冲动,等等——的急剧变化引起的。现在,注意观察客观形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比战前、在资本主义“有机”发展时代要困难得多的任务。现在,党的领导的处境就像沿着连续急转弯的道路开车上山的司机一样。不及时转弯和挂错挡,对司机和乘客的威胁即使不是死亡,也是极其巨大的危险。
  近几年来,共产国际的领导给我们提供了数次十分急剧的转向的典范。它们中的最近的一次是我们在近几个月中观察到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的转向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是。可以肯定地说,从1923年起,共产国际在正确地注意到的客观条件变化的影响下及时进行策略转变,一次也没有。相反,每次转向都是共产国际路线和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无法容忍的激化的结果。我们这次观察到的情况也一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十次全会采取了革命急剧直线高涨的方针(“第三时期”),然而,特别是在波及一系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商业高涨的条件下,英国、中国革命的惨重失败、世界各国共产党被削弱的客观形势已经将这种革命高涨排除。
  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向从19282月开始,这样一来,它与历史道路的实际转折截然相反。从这个矛盾中产生的是冒险主义倾向,党进一步孤立于群众,组织的进一步削弱等。只有在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然具有威胁性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才会作出新的转变,在19302月,开始从“第三时期”的策略向后、向右转。
  由于对所有尾巴主义都毫不宽容的命运的嘲弄,共产国际新的策略转变正好与客观形势的新的转变同时发生。国际危机的空前尖锐无可置疑地揭示了群众激进化和社会动荡的前景。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完成向左转,即在革命高涨的路线上采取大胆的速度。如果共产国际领导在最近二年中很好地利用了在革命退潮情况下的经济复苏来巩固党在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中的阵地的话,这就是完全正确的和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在1930年,司机能够也应该把汽车速度从二挡换成三挡,至少应该为在不远的将来进行这样的换挡作准备。事实上发生的是完全相反的过程。为了不掉下去,司机被迫把不适时挂的三挡变成二挡,放慢了速度,在什么时候?在正确的战略路线下必须加快速度的条件下。
  由于其领导的错误的逻辑,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就处在策略必要性和战略前景之间的如此明显的矛盾中。
  在德国,这种矛盾以最鲜明、最危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那里,最近一次大选揭示了极其特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一关系不仅是德国战后稳定的两个时期,还是共产国际错误的三个时期形成的。

二、从革命任务的角度看共产党的议会胜利

  现在,共产国际官方刊物把德国选举的结果描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把苏维埃德国的口号提上日程。官僚乐观主义者不愿意深入思考在选举统计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他们是完全脱离形势制定的革命任务和同样是形势造成的障碍来看待共产党得票的增长的。
  共产党得到约460万张选票,而1928年是330万张。增加了130万张,从“正常”的议会机制的角度,这是巨大的成就,即使考虑到选民总数的增长。但与法西斯从80万张选票飙升为640万张相比,共产党的胜利就黯然失色了。尽管得票大大减少,社会民主党不仅保住了它的基本干部,赢得了比共产党多得多的工人选票,这个事实对评价选举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问一下自己:国际和国内条件的怎样的结合能够最有力地把工人阶级推到共产主义一边,则找不到比今天德国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的例子了:杨格的绞索、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瓦解、议会危机、当权的社会民主党的触目惊心的自我暴露。从这些具体历史条件的角度,德国共产党虽然多赢得了130万张选票,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仍小得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今天的社会比重与今天的历史条件摆在它面前的那些具体的紧迫任务相比较的话,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共产主义阵地的软弱,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诚然,共产党本身并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巨大的增长。但这表明,在错误和失败的打击下,共产党的领导已经不再习惯于远大的目标和前景。如果昨天它对自己的能力估计不足,今天则又对困难估计不足。这样,一个危险增大了另一个危险。
  然而,真正的革命政党的首要特质就是敢于直面现实。

三、大资产阶级的动摇

  在历史道路的每一个转折处,在每一次社会危机中,都应该反复审查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金融资本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在两个主要阵营之间摇摆的小资产阶级,最后是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大资产阶级只占民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即旧中产阶级的残余和新中产阶级的群众——的支持的话,它是不能保持政权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支持具有政治上彼此对立但历史上互相补充的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以社会民主党面貌出现的追随金融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引导着数百万工人。
  现在,德国大资产阶级举棋不定,出现分裂。它的分歧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即现在用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来医治社会危机?社会民主党的治疗方法因其疗效的不确定性和过大的附加开支(税收、社会立法、工资)的危险而推开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觉得法西斯的外科手术式的干预并非形势使然,而且过于冒险。换言之,社会民主党必将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而且众所周知,在总清算时,社会民主党将为它所提供的效劳而被彻底粉碎,在这种时候,整个金融资产阶级在对形势的评价上摇摆不定,还看不到有充足的理由宣布进入自己的“第三时期”。在其主要政党削弱的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摇摆,是革命形势来临的最鲜明的征兆。真正的革命条件一旦来临,这种摇摆当然会马上停止。

四、小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

  为了让社会危机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其他条件外,还必须有小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到无产阶级一边。这为无产阶级作为民族的领袖站在它的最前列提供了机会。
  最近一次选举暴露出了相反的转移,它的主要的征兆意义就在于此。在危机的打击之下,小资产阶级没有涌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边,而是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一边,并带走了相当多的无产者。
  纳粹的巨大增长是两个事实的表现: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平衡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没有一个今天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就是公认的革命领导的革命党。如果共产党是革命希望的党,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反革命绝望的党。当革命希望抓住整个无产阶级群体时,它必然会把相当多的、不断增长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引上革命道路。正是在这方面,选举揭示了完全相反的画面:反革命如此有力地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群体,它带走了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群众。
  这用什么来解释?过去,我们(在意大利、德国)观察到法西斯主义的所向披靡,至少是威胁性的急剧增强,都是革命形势被耗尽或被错过的结果,是在革命危机结束时,在此期间,无产阶级先锋队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为改变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所有阶级的命运而挺身站在民族前列。正是这点赋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特殊的力量。但是现在,德国的这种情况不是出现在革命危机的结束时,而仅仅是在它即将开始时。党的领导官员——职业乐观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法西斯主义来得“太晚了”,注定很快就会失败(《红旗报》)。这些人什么也不想学。与过去的革命危机相比,法西斯主义不是来得“太晚了”。而对新的革命危机来说,它出现得相当早,是在危机刚刚开始时。它在革命时期的前夜而不是它的结束时占据了如此强大的出发阵地,这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弱点,而是共产主义的弱点。因而,小资产阶级根据过去的经验,不会等待对共产党改善它的命运的能力的新的失望,它记得1923年的教训,马斯洛—台尔曼的极“左”方针的山羊跳,同一个没完没了地瞎嘞嘞“第三时期”的台尔曼机会主义的软弱无力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相信是由数百万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所滋生的。甚至完全被事件打出保守常规的小资产阶级也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边来,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即大多数工人同情都在这一边。现在在德国缺少的正是这个最重要的条件,而且它的缺少并非偶然。
  德国共产党在大选前发表的纲领性宣言的矛头所向完全是法西斯主义,它的主要敌人。然而法西斯主义却是胜利者,它不仅赢得了数百万无产者的选票,还赢得了数十万产业工人的选票。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但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在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当然,失败是初步的、警戒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如果党不善于联系上述整个革命的“初步”失败评价自己的局部议会胜利,并由此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的话,失败就可能变成决定性的,乃至不可避免地变成决定性的。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了现实的危险,这是资产阶级制度陷入绝境的表现,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制度中扮演的保守角色以及共产党无力推翻这个制度的表现。谁否认这点,他就是瞎子,就是信口雌黄的人。
  1923年,布兰德勒不顾我们的所有警告,可怕地高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由对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产生了观望的、模棱两可的、防御的和胆怯的政策。这葬送了革命。对国家的所有阶级的意识来说,这些事件没有白白过去。共产党领导过高地估计法西斯主义为后者的进一步加强创造了条件。今天的共产党领导的相反的错误,即对法西斯主义的估计不足,可能导致更加沉重的失败,而且会长达数年之久。
  联系到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发展速度的问题,危险变得格外尖锐。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政治曲线的疟疾般的忽高忽低的性质,表明国家危机的发展速度可能是非常快的。换言之,事件的进程将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在德国再现过去的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革命形势的成熟性,另一方面是革命政党的软弱和战略上的无能。应该明确地、公开地,主要是及时地说出这点。

五、共产党和工人阶级

  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4月,即在列宁回国之后才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它那时的党员还不到8万人,甚至在彼得格勒,它所能率领的工人也不到1/3,士兵就更少了。以此来安慰自己是非常可怕的错误。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革命党在3月才走出地下状态,是在甚至是战前那样被窒息的政治生活中断了几乎三年之后。战争期间工人阶级大约更新了40%。绝大多数无产者都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在37月间,他们投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票,只不过是觉醒后迈出的摇摆的头几步的表现。在那时的投票中,对布尔什维克失望或对他们积聚的不信任,连影子都没有,这种不信任的形成只能是群众通过经验检验确认的党的错误的结果。相反,1917年每一天的革命经验都让群众离开妥协分子,把他们推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党的队伍,特别是它的影响的不可遏止的迅猛增长,就是由此而来的。
  德国局势的根本不同的性质就在这里,也在许多其他方面。德国共产党不是在昨天或前天刚刚走上公开的舞台。1923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公开或半公开地追随它。1924年,在衰退的浪潮中,它还赢得了360万张选票,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比现在还高。这意味着那些至今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和那些这次投纳粹的票的工人,他们的行动并非是由于无知,不是因为他们昨天才刚刚醒来,还来不及搞清什么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在近几年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不相信它。
  我们没有忘记,1928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发出了加强与“社会法西斯分子”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信号。在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一直当政,每一步都在群众面前暴露出自己可耻的犯罪角色。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很难想象比这更有利的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条件。然而它却基本保住了自己的阵地。用什么来解释这个惊人的事实呢?只能是共产党的领导以其全部政策帮助了社会民主党,从左面支持了它。
  这根本不意味着,投社会民主党票的500万—600万男女工人表达了对它的无限的充分信任。不应该把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看成瞎子。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并不天真,但他们在当前的情况下看不到有别的出路。我们说的当然不是工人贵族、官僚,而是普通工人。共产党的政策不能使他们产生信任,不是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它能取得革命胜利,所以不愿意用性命来冒险。这样的工人是不得已投社会民主党的票的,他们以此表达的不是对它的信任,而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今天的德国共产党的状况和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状况的巨大区别就在这里。
  但是,所有困难不能全部归结于此。在共产党本身之中,特别是支持它的或投它的票的工人之中,蓄积着对党的领导的不明说的严重的不信任。所谓党的总体影响与党员人数,尤其是它在工会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种比例失调在德国无疑是存在的。官方对比例失调的解释是这样的,党不善于在组织上“巩固”自已的影响。在此把群众看成纯粹消极的材料,他们入党还是不入党,完全取决于书记能否抓住每一个工人的腮。官僚分子不知道,工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意志、自己对党的积极或消极的策略。工人投党的票,表明他们赞成它的旗帜,赞成十月革命,赞成自己明天的革命。但是,他们拒绝入党,或在工会斗争中不追随它,他们以此表明他们不相信它的日常政策。因而,“比例失调”最终是群众对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不信任的表达形式。而这种不信任是19231930年间的错误、失败、虚构,有时干脆是欺骗群众所造成并巩固的,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之一。
  没有对自己的内在信任,党就不能掌握阶级。不掌握无产阶级,它就不能把小资产阶级从法西斯主义那里夺过来。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六、退到“第二时期”还是重新迎接“第三时期”

  如果利用中派主义的官方术语,则不得不以下述方式表述问题。共产国际的领导把“第三时期”策略,即直接的革命高潮的策略强加给每一个民族支部,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1928),那时“第二时期”的特征,即资产阶级的稳定、革命的退潮和衰退表现得最鲜明。由此产生的1930年的转向意味着为“第二时期”策略的利益放弃“第三时期”的策略。然而,通过官僚机关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个转向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征兆开始明确地证明“第三时期”的真正的迫近,至少是在德国。由此难道不应该产生新的策略转向,转向刚刚抛弃的“第三时期”?
  我们利用这些符号,是为了使问题提法的本身能让那些头脑被中派官僚的方法和术语搞糊涂的人理解。但是,我们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打算掌握这个术语,其中隐藏的是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和布哈林的形而上学的结合。我们否定作为最后一个时期的“第三时期”的启示录式的概念:无产阶级胜利前的时期数量是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的问题;所有这些只能通过行动来检验。但我们否定的是公式化战略的实质,它的编号的时期:不存在事先制定“第二”和“第三”时期的抽象策略。当然,没有武装起义不能走向胜利和夺取政权。但是,怎样走向起义?用什么方法和速度动员群众。这不仅取决于客观环境,而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在遇到国家出现社会危机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取决于党和阶级、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等。无产阶级在“第三时期”门槛上时的状况又取决于党在此前时期中所采取的策略。
  在今天德国形势转折的情况下的正常的、自然的策略应该是加快速度强化斗争的口号和方法。但是,这个策略转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正常的、自然的,即在昨天斗争的速度和口号与前一个时期的条件相符的情况下。须知,极“左”政策与局势稳定之间的极大反差才是策略转向的原因。结果是,当客观形势出现新转折以及不利的总体政治力量的重组,却给共产主义带来了选票的巨大增长,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迷失了方向、混乱和糊涂。
  为了解释德国共产党像共产国际大多数支部一样陷入的这个矛盾(但比后者要陷得深得多),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为了跳过障碍,需要助跑。障碍越高,就越需要及时开始助跑,既不能太晚,但也不能太早,这样才能保证在接近障碍时还有必需的力量储备。然而,德国共产党从19282月,特别是从19297月开始就一味狂奔。如果现在党开始气喘吁吁,两腿发软,是不足为奇的。最后,共产国际下令:“放慢脚步!"
  但是,党刚刚喘完了气,转到更正常的步伐,在它面前就突然出现了需要革命地跃过的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障碍。助跑的距离够吗?拒绝转向,用相反的转向来取代它?这是十分尖锐地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策略和战略问题。
  为了党的领导干部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让他们有可能联系最近几年的整个战略和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它的后果来评价最近的一段道路。相反,如果官僚集团能够以关于胜利的喊叫压倒政治自我批评的声音,则必然会把无产阶级引向比1923年更加可怕的灾难。

七、今后发展的几种可能

  由彼此联系、在更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主客观因素形成的革命形势,直接给无产阶级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但是,这种相辅相成是相对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完全扩展到革命形势的因素上。它们中的一个的发展不充分可能或是导致革命形势根本没爆发就消失了,或是爆发了,却以革命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在这方面,德国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深刻的国家危机(经济和国际形势)无疑已经出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正常的道路上看不到出路。
  (2)统治阶级和它的管理体系的政治危机完全是无可置疑的。这不是议会危机,而是统治阶级的危机。
  (3)但是,革命阶级受到内部矛盾的严重伤害。由于改良主义的影响,革命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它的速度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根本就不适应。
  (4)小资产阶级在危机开始时所处的状态对今天的资本统治体系有威胁,但它同时极度仇恨无产阶级革命。
  换言之,我们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具备它的政治条件之一(统治阶级的状态);另一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的状态)刚刚开始朝革命方向转变,在过去的遗产的作用下不可能变得太快;最后是第三个政治条件(小资产阶级的状态)不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无产阶级本身的激进变化,即不在政治上消灭社会民主党的话,最后一个条件朝有利方向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我们面对着深刻的矛盾形势。它的一些因素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了日程;另一些因素则排除了它在近期胜利的可能性,即在政治力量对比没有事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胜利是不可能的。
  取决于包括阶级敌人的政策在内的客观原因,也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行动,德国今天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有几种可能性。
  (1)被自己的“第三时期”战略所吓坏的共产党摸索着前进,极端谨慎,不敢采取任何冒险措施,未经战斗就放过了革命形势。这意味着改头换面地重蹈19211923年布兰德勒政策的覆辙。党内外的布兰德勒分子和半布兰德勒分子将把党推到这个方向,它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压力。
  (2)相反,在选举成功的影响下,做了新的急剧的向左转,转向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但由于它是积极的少数的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把党推向这个方向的是法西斯主义,大喊大叫的、什么都不权衡的、什么也不阐明的、愚蠢的、震耳欲聋的机关的宣传,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青年的绝望和急躁。
  (3)下一个可能是领导无论如何都不放弃,而是企图以经验的方式在前两种可能性的危险之间找到第三条路线,在此过程中犯下一系列新的错误,它将如此缓慢地克服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不信任,以致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为新一段的稳定让位。把德国共产党推向这个把总体上的尾巴主义和局部的冒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折中方向上的,主要是莫斯科斯大林集团的上层,它害怕采取鲜明的立场,预先为自己准备不在场的证明,即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执行者”身上的可能性,朝右推还是朝左推,视结果而定。这个我们相当熟悉的政策为了官僚上层的“声誉”而牺牲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利益。916的《真理报》为这样的方针提供了理论前提。
  (4)最后是最有利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有利的可能性:德国共产党以其最优秀最自觉的党员的努力,使自己对今天形势的所有矛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党的正确的、勇敢的、灵活的政策在今天形势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的多数联合起来,并使半无产阶级和受压迫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阵线发生变化。作为全民族劳动者和受压迫者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走向胜利。帮助党把其政策转上这条道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
  猜测这几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在近期更有可能实现,是徒劳无益的。这样的问题不是靠猜测来解决,而是靠斗争。
  它的必要因素是与共产国际的中派领导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莫斯科已经发出了官僚声誉政策的信号,这种政策掩盖昨天的错误,用新的路线胜利的虚假喊叫为明天作准备。对党的胜利的骇人听闻的夸大,对困难的骇人听闻的缩小,甚至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因素。不过,《真理报》做了一个小小的保留。“党的成绩不应该冲昏它的头脑。”斯大林领导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在这里也是忠于自己的。以毫无批判的极“左”精神进行形势分析。以此把党推上冒险主义的道路。同时,斯大林在“冲昏头脑”的仪式性的句子的帮助下,事先为自己准备了不在场的证明。正是这个鼠目寸光、心怀叵测的政策有可能葬送德国革命。

八、出路何在

  上面,我们对完全属于政治和主观领域的困难和危险做了分析,没有任何缓和与粉饰。这些困难和危险主要是由追随者领导的错误和犯罪所产生的,今天,它们又有破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形成的新的革命形势的危险。官员或是对我们的分析闭眼不看,或是花样翻新地把它骂一通。但问题涉及的不是没希望的官员,而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党内(包括它的机关)有不少观察、思考的人,尖锐的形势迫使他们明天加倍紧张地思考问题。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结论是针对他们的。
  所有危机的形势都含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敌对的和友好的情绪、观点、力量在过程本身之中形成。不能数学般精确地事先预见它们。应该在斗争过程中、通过斗争测量它们,并在这些生动测量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改。
  能够事先考虑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保守反抗力量吗?不能。从近几年的事件的角度看,这个力量十分巨大。但是须知实质在于最能促进社会民主党团结的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它的最高概括是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为了测量社会民主党普通党员的实际反抗,需要另一种测量仪,即正确的共产党的策略。在这种条件——它不是一个小条件——下,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期限内暴露出社会民主党内部侵蚀的程度。
  上面所说的一切以另一种形式也适用于法西斯主义。除了其他现有条件外,它是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战略的酵母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进攻力量如何?它的持久力如何?它能否达到最高点,还是像我们的职业乐观主义者所要人相信的那样,只能达到第一层台阶?这是不能机械地预言的。这只能通过行动来确定。正是在对待法西斯主义——它是在阶级敌人手中的一把剃刀——的态度上,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可能在极短的期限内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可以挖法西斯主义阵地的墙脚,诚然不会在如此之短的期限内。
  在制度危急时刻,革命党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中比在议会范围之内要强大得多。这也需要一个条件:它能正确地分辨形势,善于在实践中把群众的生活要求与夺取政权的任务结合起来。现在一切都归结于此。因此,在今天的德国局势中只看到困难和危险,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如果能清楚彻底地理解形势,正确地利用它的条件,它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为此需要什么?
  (1)当形势“向左”转时被迫“向右”转,这要求对形势中所有因素的进一步变化做格外仔细、认真、巧妙的观察。
  应该立即抛弃把第二第三时期的方法抽象对立起来的做法。应该以形势的本来面貌对待它,考虑它的所有矛盾和它的生动的动态发展。应该警惕地根据这个形势的实际变化调整自己,朝它的实际发展方向推动它,而不是为了满足莫洛托夫或库西宁的公式。
  在形势中确定方向,是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任务。用官僚的方法是根本不能解决它的。统计学本身无论多么重要,对这个目的来说是不够的。需要每天都探索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者的最底层。不仅需要生动的、能打动人心的口号,还要观察它们在群众中的折射。只有通过积极的党才能做到这点,它把数万个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汇集它们得到的资料,讨论所有问题,积极地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见。
  (2)党内制度的问题与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莫斯科任命的人与党对他们的信任与否无关,他们不能带领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进攻。今天的制度的人为性越强,在决定性的日子和关头,它的危机就越严重。在所有的“转变”中,最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是党内制度的转变。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3)制度的改变是方针及其后果改变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党应该挣脱谎言、虚伪、对实际灾难闭口不谈,吹嘘虚假的价值的氛围,总之,挣脱致命的斯大林主义的氛围,它不是由思想、政治影响造成的,而是由机关的粗暴的物质依赖性和以此为基础的命令方法造成的。
  党摆脱官僚控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从1923年起,甚至是从1921年三月事件起的德国领导的“总路线”进行全面检验。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其一系列文件和理论著作中,对倒霉的共产国际官方政策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个批评应该成为党的财富。绕过它、对它闭口不提是办不到的。党不在过去的烛照下自由地评价自己的今天,它就不能上升到自己的伟大任务的水平上。
  (4)如果尽管条件极端有利,共产党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公式的帮助下仍无力重创社会民主党的大厦,那么现在,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不仅用虚假的激进语言的公式,而且用爆炸物质的化学公式来威胁这座大厦。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作准备,这个定理无论多么正确,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对社会民主党本身的致命威胁,这点也同样正确。后者的全部辉煌都与国家的议会民主、和平主义公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极端情况下,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它的一小撮工人贵族宁愿让法西斯胜利,也不愿意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这点上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在自己的工人面前,正是作出这种抉择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是极端困难的。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整个形势的产物。它为共产党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成功的条件是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当前的条件下,它的害处简直是危险的。
  社会危机必然会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造成深深的裂痕。群众的激进化早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脱离社会民主党之前就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不得不与各种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派别达成反法西斯的协议,与此同时,当着群众的面对领袖提出一定的条件。用事先反对这样的协议的正式承诺束缚自己的,只能是被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分子,珀塞尔、库克、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昨天的盟友。应该抛弃官员关于统一战线的空洞的话语,回到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一贯应用的(尤其是在1917年)统一战线的政策上来。
  (5)失业问题是政治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争取7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仍完全留在日程上。但是,把这一斗争提高到革命任务的高度,只能是有计划地与苏联广泛合作的口号。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纲领宣言中宣布,在它当政后,共产党员将与苏联建立经济合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把历史远景与今天的政治任务对立起来。应该在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广泛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动员工人,首先是失业者。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在德国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的参与下制定经济合作计划,它从今天的失业出发,扩展为涉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全面合作。任务不是许诺在当政后改造经济,而是当政。任务不是许诺苏维埃德国与苏联合作,而是为这一合作争取今天的工人群众,把这一合作与危机和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后把它扩展为对两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蓝图。
  (6)德国的政治危机使欧洲的凡尔赛制度打上问号。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它一旦掌权,德国无产阶级就要销毁《凡尔赛和约》的文件。就是这些?废除《凡尔赛和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代替它的是什么?对此只字未提。这样消极地提出问题使党和纳粹接近。欧洲苏维埃联邦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它指出摆脱欧洲分散的出路,这种分散不仅使德国,也使整个欧洲面临经济文化彻底衰退的威胁。
  无产阶级统一欧洲的口号同时也是反对法西斯卑鄙的沙文主义,反对调唆等的十分重要的武器。最错误、最危险的政策是消极地适应敌人,用后者的颜色来伪装自己。应该用国际出路的口号来对抗民族绝望和民族疯狂的口号。为此必须清除自己的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毒害,它的主要因素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为了把上述一切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德国共产党的近期策略是在防御还是在进攻的标志下?我们的答复是防御。
  如果今天就发生冲突,在被吓坏的、困惑的工人阶级的多数中立的情况下,在法西斯得到小资产阶级多数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进攻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国家和法西斯的联盟上碰得头破血流。
  防御立场意味着与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接近、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以及非党员工人结成反法西斯危险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否认这个危险,缩小它,轻率地对待它,是今天可能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共产党“防御”什么?魏玛宪法?不,这个任务我们交给布兰德勒。共产党应该号召防御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中为自己赢得的物质和精神阵地。此事以最直接的方式关系到它的政治组织、它的工会、报纸和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的命运。工人共产党员应该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我们两个党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天夜里来捣毁你们组织的办公室的话,我会手持武器去帮助你。你是否答应,在危险威胁我的组织的情况下,你也赶来帮忙?”这就是现阶段政策的实质。全部宣传鼓动应该根据这个音叉定调。
  我们越是坚定、严肃、深思熟虑——没有如此迅速地让工人厌恶的大喊大叫和自吹自擂——地进行这种宣传,我们越是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人区提议切实可行的有组织的防御措施,法西斯的进攻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危险就越小,我们就会越加相信,纳粹的进攻不会粉碎工人队伍,而且会使它团结起来。
  由于法西斯的令它冲昏头脑的成绩,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躁和其军队的没有纪律,正是法西斯分子倾向于在近期贸然发动进攻的原因。现在在这条道路上与他们竞争,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致命的危险。相反,法西斯分子越是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和所有劳动群众的眼前采取进攻态势,而我们是防御,我们就不仅有更多的机会粉碎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我们自己还能顺利地转入进攻。防御应该是警惕的、积极的和勇敢的。司令部应该观察整个斗争的战场,考虑所有的变化,才能不放过形势出现的新的转折,及时发出总攻的信号。
  有在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防御的战略家。例如布兰德勒分子就属于这类人。因他们今天也说防御而感到困惑,纯属幼稚:他们总是这么做。布兰德勒分子是社会民主党的传声筒之一。我们的任务是在防御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接近,然后率领他们展开决定性的进攻。这是布兰德勒分子绝对办不到的。当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时,布兰德勒分子将再次成为它的累赘和刹车装置。这就是旨在与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接近的防御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缓和与布兰德勒司令部的矛盾的原因,后者身后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群众。


※                ※                ※



  联系上面界定的力量集团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中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采取的肉体镇压方法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这是直接为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和法西斯冲锋队匪徒效劳。这些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传统格格不入的方法,却最适合小资产阶级官员的精神,上面发给他们的薪水是有保障的,他们生怕在党内民主的进攻之下失去它。反对斯大林分子的卑劣行径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它应该尽可能的具体,并揭发党的机关中最恶劣的官员的角色。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与左派反对派进行最疯狂的斗争的那些先生必须在顶头上司面前掩盖自己的罪行和过失:浪费公款、滥用职权,或是根本不称职。十分明显,我们越是在上述任务的基础上广泛地展开我们共同的宣传工作,对斯大林机关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打出手的功绩的揭露就越成功。

※                ※                ※



  我们完全是从德国形势的角度考察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向问题的,这首先是因为德国危机现在再次使德国共产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关注焦点,因为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问题都最鲜明地显现出来。不过,要表明这里所说的一切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国家,并不困难。
  在法国,战后所有阶级斗争形式的性质远不如德国的尖锐和有决定意义。但总体趋势是一样的,就不说法国的命运直接取决于德国的命运了。共产国际的转向至少是具有普遍性的。早在1928年就被莫洛托夫宣布为当政的第一候选人的法国共产党,在近两年来推行的完全是自杀性的政策。它没有看到经济高涨也包括在内。当法国的工业复苏明显被危机所取代时,在那里宣布了策略转向。因而,我们在谈德国时所说的那些同样的矛盾、困难和任务,在法国也提上了日程。
  共产国际的转向与形势的转折结合在一起,对左派共产党反对派提出了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它的力量不大。但它的每一个流派都随着自己的任务的增长而成长。清晰地理解这些任务,意味着掌握了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0926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2 02: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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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4, стр. 3—13




  当这几行文字到达读者手中时,它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可能已经过时。斯大林机关的努力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致协助之下,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处于这样的条件下,他只能在几个星期后才能对政治事件作出反应。加之作者还不得不依靠远非完整的信息。读者应该考虑到这点。但是,应该力图从极端不利的环境中找到哪怕是某些有利之处。不可能每天都对事件作具体反应,作者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要点和关键问题上。本文的辩解就在于此。

  一切都被颠倒

  德国共产党在投票问题上的错误,是属于那些越往后越清楚的错误,它们最终将以反面教材的典型,载入革命战略教科书。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全是错误的:错误地判断形势,错误地提出近期目标,错误地制定实现它的手段。党的领导居然能顺便把它近几年来宣传的所有“原则”都颠倒过来。
  中央委员会于721要求普鲁士政府做民主和社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全民公决。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斯大林官僚集团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党上层建议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社会民主党拒绝了对它提出的条件后,斯大林分子与法西斯分子建立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这意味着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不仅是“从下面”,也“从上面”。也就是说,允许台尔曼给布劳恩和泽维林格写一封“公开信”,建议共同捍卫民主和社会立法机构,免遭希特勒匪帮的破坏。这些人甚至都没有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通过最荒谬、最出丑的“只从上面”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推翻了自己的“只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的形而上学,这完全出乎群众的意料,也违背群众的意志。
  如果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那怎么能正式向社会法西斯分子要求共同捍卫民主?走上全民公决的道路,党的官僚没有对纳粹分子提任何条件。为什么?如果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仅仅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同色彩,那为什么能对社会民主党提条件,为什么不能对国家社会主义提这些条件?或是在这两个变种之间,在社会基础和欺骗群众的方法上存在着某些十分重要的质的区别?那时就别用法西斯主义来称呼这二者,因为在政治上,名称是为了区别,而不是为了把所有东西都混为一谈。
  但是,说台尔曼与希特勒结成统一战线,这种说法对吗?共产党官僚称台尔曼的全民公决是“红色的”,以区别于希特勒的黑色或褐色投票。事情关系到两个势不两立的党,这是不容置疑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谎言都不能让工人忘记这点。但事实仍是事实:在这个战役中,斯大林官僚集团把革命工人带入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统一战线,反对社会民主党。如果至少在选票上可以标出自己属于哪个党,那么全民公决好歹还有这么个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由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够的),它能允许统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并以此来区分自己的力量和法西斯的力量。但德国的“民主”当时并不关注保障全民公决的参加者标出自己的党籍的权利。所有投票者都融为无法分割的一群,它对特定的问题给予同一个答案。在这个问题的框架内,与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于是,一觉醒来,一切都被颠倒了。

  “统一战线”,但与谁

  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转向追求的是什么政治目的?越是阅读官方文件和领袖们的讲话,就越不明白这个目的。人们对我们说,普鲁士政府在为法西斯分子开路。这完全正确。共产党领袖们补充说,布吕宁的帝国政府事实上使共和国法西斯化,在这条路上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们指出,完全正确。但须知,没有普鲁士的布劳恩,帝国的布吕宁就维持不下去!斯大林分子说。我们回答说,这也对。直至这点为止,完全一致。但由此应该得出什么政治结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支持布劳恩政府,在群众面前为它承担哪怕是丝毫的责任,哪怕是点滴地削弱我们反对布吕宁政府和它的普鲁士代理的政治斗争。但我们更没有理由帮助法西斯分子取代布吕宁—布劳恩政府。因为如果我们完全有根据指责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我们自己的任务无论如何不是为法西斯主义缩短这条道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27致所有支部的传阅信格外无情地暴露了领导的不称职,因为它是集体分析问题的产物。把信的实质从混乱和矛盾中抽出来,可以归结为社会民主党人与法西斯党徒最终没有任何区别,即在欺骗工人、出卖他们,利用他们的长久忍耐的敌人与干脆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敌人之间没有区别。感觉到这样的等同毫无意义,传阅信的作者突然转了个弯,把红色全民公决描述为“坚决贯彻对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无党派工人从下面(!)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法西斯党徒一起参加反对社会民主党和中派党的投票,怎么就成了贯彻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脑袋都搞不明白。显然说的是那些脱离了自己的党的、参加全民公决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他们有多少?在统一战线的政策下,至少应该理解为不是与那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而是那些留在它的队伍中的工人共同行动。不幸的是,后者的人数非常多。

  力量对比问题

  在台尔曼724的讲话中,唯一一句像是严肃地论证转向的话是这么说的:“红色全民公决通过利用合法的、议会群众行动的机会,向议会外动员群众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这句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只有下面这点:我们把议会投票当做是我们革命总攻击的起点,用合法的方式推翻社会民主党和与它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不偏不倚的政党,然后再通过革命群众的压力推翻企图成为社会民主党继承人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普鲁士的全民公决充当革命跳跃的跳板。对,作为跳板的全民投票是完全正确的。不管法西斯党徒是否与共产党员一起投票,从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压力推翻法西斯分子,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可以用任何木板做跳板,包括全民公决的木板。需要的只是真正有可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完成跳跃。因而问题归结为力量对比。喊着“打倒布吕宁—布劳恩政府”的口号上街,如果根据力量对比,接替它的只可能是希特勒—胡根伯格[2]政府,那就纯属冒险。如果是无产阶级本身投入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话,同一个口号将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在群众的眼中成了反动派的帮凶;在第二种情况下,法西斯党徒如何投票,在他们被无产阶级粉碎之前就己经失去了任何政治意义。
  因而我们不是从抽象原则的角度,而是从夺取政权的实际阶级斗争以及在斗争的这一阶段的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待与法西斯党徒一致投票的问题的。

  回顾俄国经验

  在无产阶级起义时,社会民主党官僚与法西斯党徒的区别降到最小,如果不是零的话,可以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保皇党携手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在10月里退出了预备议会,走上街头,号召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如果某个保皇分子集团在那些日子里与布尔什维克一起从预备议会来到街上,这也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保皇分子与民主派一起被推翻了。
  但党是经过许多台阶才走到十月起义的。在19174月示威游行时,部分布尔什维克抛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中央委员会立即制止了极“左”分子。当然,我们应该宣传推翻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但我们还不能以这个口号号召群众上街,因为我们自己在工人阶级中还是少数。如果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推翻了临时政府,我们就不能取代它,因而我们是在为反革命帮忙。在推翻这个政府的时机到来之前,应该耐心地对群众解释它的反人民的性质。这是党的立场。
  在其后的一个阶段中,党的口号是:“打倒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社会民主党解散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在7月,我们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当时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军一起粉碎了我们。
  两个月之后,科尔尼洛夫发起反对临时政府的暴动。在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立即占据了前沿阵地。那时列宁处于地下,数千布尔什维克被关押在监狱中。工人、士兵和水兵要求释放自己的领袖和所有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不同意。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是否应该对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释放布尔什维克,撤销对他们的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卑鄙指控,克伦斯基一旦拒绝的话,就拒绝与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中央委员会大概会这么做。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这么做。列宁当时是这么写的:“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残杀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枪毙士兵和解除工人武装而要实行所谓的‘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最主要的)是像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本质。”[3]
  如果我们在8月不反击科尔尼洛夫,就会以此减轻他的胜利的困难,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精华,从而妨碍我们在两个月之后取得对妥协派的胜利,并为他们所犯的历史罪行而惩罚——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他们。
  台尔曼之流在论证自己的转向时,列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所干的无数卑鄙行径时,他们所做的正是“市侩道德说教”!

  关掉车灯

  历史类似的实质仅仅是类似。根本谈不上条件和任务的等同。但在类似的有条件的语言中,我们可以问:在全民公决时,在德国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抵御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的问题,或真是无产阶级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凭赤裸裸的原则、辩论的公式,而是力量对比。布尔什维克是多么仔细认真地研究、计算、衡量在每一个革命新阶段上的力量对比的!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投入斗争时,是否尝试算出彼此斗争的力量的初步对比?无论是在文章还是在讲话中,我们都找不到这样的对比。像自己的导师斯大林一样,柏林的学生们关掉车灯推行政策。
  自己对力量对比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的考虑,台尔曼归纳为两三句笼统的话。他在其报告中说:“我们不再生活在1923年,今天的共产党是有数百万党员的党,它的人数还在迅猛增长。”这就是全部!台尔曼不能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与对1923年和1931年之间形势区别的理解是多么格格不入!那时社会民主党已经分崩离析。还没有来得及脱离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工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共产党一边。那时的法西斯主义更像是资产阶级菜园中的稻草人,而不是严肃的政治现实。1923年,共产党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的影响比现在大得无法比拟。工厂委员会那时实际上履行的是苏维埃的基本职能。在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官僚的脚下,基础每天都在消失。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利用1923年的形势,这个事实至今留在阶级和党的意识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台尔曼说共产党是有数百万党员的党。我们当然为此而高兴,为此而自豪。但我们没有忘记,社会民主党也仍是有数百万之众的党。我们没有忘记,由于19231931年间追随者骇人听闻的无数错误,今天的社会民主党表现出比1923年的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的对抗能力。我们没有忘记,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错误的滋养而成长壮大,成为横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共产党是一个有数百万党员的党。但由于此前的“第三时期”——官僚愚蠢的浓缩时期——战略,共产党今天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仍十分弱小。不能仅依靠全民公决的投票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应该在工厂和车间、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有支柱。台尔曼把这些都忘了,他用大话取代了对形势的分析。
  断言在193178月间,德国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能投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两翼——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公开的斗争的,只有从月球上来的人。党的官僚本身并不考虑这些。如果它求助于这个论据,只是因为全民投票失败了,因而它无须受到进一步的考验。在如此不负责任、无知、盲目的追逐效果中,反映出斯大林中派主义灵魂的冒险主义的一半!

  用“人民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

  乍看起来是如此“突然”的721的摇摆,根本就不是晴天霹雳,而是最近一个阶段的整个方针的结果。主导德国共产党的真诚和热烈的愿望,是战胜法西斯主义,把群众从它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击溃法西斯主义,粉碎它,对此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不幸的是,斯大林官僚集团越来越力图用法西斯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它从法西斯的政治调色板上借用颜料,力求在爱国主义的拍卖上压倒后者。这不是有原则的阶级政策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竞争手段。
  斯大林官僚集团用人民革命口号取代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很难想象比这个事实更可耻的在原则问题上的投降了。无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玩弄引文,无论怎样地伪造历史,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背叛,其目的是最好地效法法西斯匪徒的招摇撞骗。我在此不得不重申我在几个月前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话:“当然,所有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的或民族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即它把民族的全部积极的创造力量联合在革命阶级的周围,并围绕着新的轴改造民族。但这不是口号,而是对革命的社会学描述,而且还需要确切具体的解释。作为口号,这是空话、招摇撞骗、与法西斯分子的市场竞争,其代价是给工人的头脑造成混乱……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说:95%的人民都与革命利害相关,因而这场革命不是阶级的,而是人民的。台尔曼附和他。事实上,工人党员应该对工人法西斯党徒说:当然,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居民占95%,如果不是98%的话。但是,这个剥削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有剥削者、超级剥削者、超超级剥削者等。只是由于这个等级,超级剥削者才能让民族的大部分服从自己。为了让民族能够事实上围绕着新阶级的轴加以改造,应该先对它进行思想改造,而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即无产阶级不是溶解到‘人民’和‘民族’中,而是相反,亮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个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在德国今天的条件下,‘人民革命’的口号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思想界限,让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思想妥协,使他们认为没有选择的必要,因为两边说的都是人民革命。”

  “人民革命”是“民族解放”的工具

  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人民革命是作为“民族解放”的服务性工具提出的。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为纯沙文主义派别进入党内开辟了道路。当然,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阵营中的绝望的爱国主义者接近无产阶级的党,没有什么不好的:形形色色的人通过形形色色的大小道路走向马克思主义。真诚的、正派的人与臭名昭著的钻营分子、失意的过路人混杂在一起,无疑,在最近几个月里,在白卫军和黑色百人团的军官队伍中似乎也有人转向了共产主义。党当然可以利用这样的个人蜕变作为瓦解法西斯阵营的辅助手段。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罪行——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罪行——是它与这些分子团结一致,把他们的声音与党的声音等同起来,拒绝揭露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倾向,把谢林格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乌托邦和沙文主义的小册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福音书。从这一与法西斯主义的低劣竞争中产生了乍看起来是出乎预料的721决议:在你们那里是人民革命,在我们这里也是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是你们的最高标准,在我们这里也一样;你们搞全民投票,我们也搞全民投票,而且是最好的,它完全是“红色的”。
  过去的革命工人台尔曼今天在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伯爵面前竭尽全力让自己丢脸,事实就是如此。关于台尔曼在其上宣布转向全民投票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报道刊登在《红旗报》上,该报道的标题是颇为自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然而,台尔曼把“德国今天是协约国手中的皮球”的观点放在其结论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因而事情关系的首先是“民族解放”。但须知,法国、意大利,甚至英国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美国手中的“皮球”。在胡佛[4]的建议中再次鲜明地暴露出来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明天,这种依赖将更加刺眼、更加赤裸地暴露出来),对欧洲革命的发展,比德国对协约国的依赖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顺便说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对欧洲大陆震荡的答复,而不是一个赤裸裸的“打倒(凡尔赛和约)”的口号。
  但这些问题仍是第二位的。我们的政策不是由德国是协约国手中的“皮球”决定的,而首先是分裂的、软弱无力的、屈辱的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资产阶级手中的“皮球”决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教导说:“主要的敌人在国内!”或是你们把这点忘记了,朋友们?或者是这一教导不再有用了?对台尔曼来说,它显然已经过时了。李卜克内西被谢林格所取代。这就是标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听起来是如此苦涩的嘲讽的原因!

  官僚中派主义的学校是投降的学校

  几年前,左派反对派曾警告说,“真正俄国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中社会护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当时这被认为是天方夜谭,是恶意杜撰、“诽谤”。但思想不仅有其自己的逻辑,还有自己的爆炸力。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德国共产党在短期内就被拖入社会护国主义的那些情绪和口号的范围中,共产国际是在与它们的势不两立的敌对中建立的。难道不奇怪吗?不,是理所当然的!
  在思想上模仿对手和阶级敌人的方法,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心理格格不入的方法,它完全是中派主义实质的有机产物,源于它的无原则性、无内容性和思想空虚。这样,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几年中推行热月政策,以使热月分子脚下失去土壤。由于害怕左派反对派,斯大林官僚集团开始模仿拼凑了一个“左”倾政纲。为了让英国工人摆脱工联主义的控制,斯大林分子推行工联主义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为了帮助中国工人和农民走上独立道路,斯大林分子把他们赶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样的列举可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精神模仿,不断地模仿对手,力图利用从敌人的武器库中偷来的武器来反对敌人,而不是自己的武器,哎,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武器!
  今天的党内制度朝同一个方向推动。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机关专制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士气低落,损害进步工人,使他们失去独立性,伤害扭曲革命性格,必然会在敌人面前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谁对来自上面的每一个命令都俯首帖耳,谁就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革命战士!
  中派分子——官员在季诺维也夫之下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之下是布哈林分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时代来临时就是斯大林分子和莫洛托夫分子。他们甚至对曼努伊尔斯基[5]、库西宁和洛佐夫斯基都毕恭毕敬。他们在所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当前的“领袖的”言论、语调和表情,他们听命拒绝他们昨天的誓言,把两根手指放在嘴里,对昨天他们还抬在肩上的退位的首长吹口哨。在这个致命的制度中,革命勇气逐渐冷却,理论意识逐渐空虚,脊柱逐渐变软。只有经历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学校的官僚,才能如此轻易地用人民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宣布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为叛徒,把谢林格之类的沙文主义者扛在自己的肩上。

  “革命战争”和和平主义

  谢林格们、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们仁慈地把共产党的事业看成是霍亨索伦王朝战争的直接继续。最卑鄙的帝国主义屠杀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是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和东普鲁士而进行的新的战争,被他们称为“革命”战争。他们同意接受——暂时是在口头上——“人民革命”,如果它能成为为他们的“革命”战争动员工人的工具的话。他们的整个纲领是报复思想:如果明天他们觉得能通过其他途径达到同一个目的,他们就会在背后扫射革命工人。不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应该揭露。不要麻痹而是要唤醒工人的警惕性。党是怎样做的?
  81日,在宣传红色全民公决高潮的时候,共产党的《军号报》在谢林格的肖像旁边刊登了他的新使徒行传之一。原话是这么说的:“今天谁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谁就背叛了为自由德国献出生命的世界大战的牺牲者的事业。”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刊物的页码上读到这几行启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所有这些都是用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名字来掩盖的!列宁为对这样的共产主义进行辩论清算,会拿一根多长的鞭子啊。他不会停留于辩论文章。他会争取召开紧急国际代表大会,以便无情地清除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沙文主义坏疽。
  台尔曼、雷梅尔和所有其他人骄傲地反驳我们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原则上支持革命战争。”为了证明这点,他们准备引用莫斯科无知的“红色教授”为他们挑选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引文。真的能够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似乎是民族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似乎马克思和列宁对革命战争的理解与法西斯军官和中派士官的民族主义意识有某些共同之处。斯大林官僚集团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廉价语言吸引了数十个冒险家,但推走了数十万和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社会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
  最新方针的某个特别深刻的理论家反驳说:“要知道,不正是你们建议我们模仿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的吗?”不,我们最不倾向于模仿,甚至是模仿工人阶级的情绪;但必须认真对待它。只有正确地评价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才能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官僚则模仿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用语,忽略工人的真正情绪,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战争,台尔曼、谢林格、斯腾博克—费尔莫尔伯爵、海因兹·诺伊曼之流的新公司的好战的吹牛把他们推开。
  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不考虑革命战争的可能性。但是,由此到把在夺取政权后事件进程强加给我们的历史可能性,变成在夺取政权之前的战斗的政治口号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革命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后果,它是不得已的,这是一回事。作为革命战争的手段的“人民”革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众所周知,虽然苏维埃俄国政府原则上承认革命战争,它还是签署了最沉重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为什么?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先进阶层外,农民和工人不愿意打仗。后来还是这些农民和工人英勇地保卫了苏维埃革命,击退了无数敌人。但当我们企图把毕苏斯基强加给我们艰难的防御战变成进攻战时,我们遭受了失败,这个错误源于对双方力量的错误判断,对革命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红军已经存在14年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苏联政府为什么一有机会就声明自己的和平政策呢?为什么它建议裁军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它不动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武器的红军呢?显然,赞成革命战争的原则中有不足之处。除此之外,肩膀上还应该有脑袋。应该考虑形势、力量对比和群众的情绪。
  如果对一个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国家强制机器的工人政府这都是必需的,那么对一个只能靠说服而不是强制的革命党来说,就更应该认真地考虑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情绪了。革命对我们来说,不是反对西方的辅助手段,恰恰相反,而是避免战争和永远结束战争的手段。我们不是凭嘲笑为每个劳动者所固有的和平意愿来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而是揭露它的和平主义的虚假,因为每天都得到社会民主党拯救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战争是不可思议的。对我们来说,德国的“民族解放”不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而是在席卷中西欧,并以苏维埃联邦的形式把它与东欧联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只有这样提问题,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能使他成为吸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核心。为了让无产阶级能够迫使现代社会接受自己的意志,它的党不应该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党而羞愧,并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不是民族报复的语言,而是世界革命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判断

  红色全民公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党的思想深远退化的产物。但它不会因此而不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冒险。全民公决根本不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出发点。它完全停留在辅助的议会操作的框架内。在它的帮助下,党居然能使自己遭受多重的打击: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巩固了布吕宁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相当大部分自己的选民从自己身边推开,党在全民公决的第二天变得比在它的前夕更加软弱。不可能给德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更好的效劳了。
  近15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德国的,已经多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它每次都摆脱了灾难。对革命来说,仅有经济和社会前提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前提,即这样的力量对比,即使它不能事先保证胜利——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也要让它成为可能的,可以设想的。然后,战略推测、勇敢、果断把可能的变成现实的。但什么样的战略都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
  中央委员会不应该泛泛地说什么危机深化和“形势变化”,而是必须准确地指出在当前这个时刻,在德国无产阶级、工会、工厂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党与农业工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等。这些资料都可以进行确切的检验,也不是秘密。如果台尔曼有勇气公然列举和斟酌所有这些政治形势因素,那他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经历着可怕的危机,共产主义在近一时期的相当可观的增长,党仍过于软弱,不能加速追求革命的结局。相反,追求这个目的的是法西斯分子。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准备在这方面帮助他们。因为它们害怕共产党员毕竟甚于害怕法西斯分子。纳粹党徒想借助普鲁士的全民投票打破极不稳定的国家平衡,迫便资产阶级动摇的阶层支持他们法西斯分子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在这点上帮助法西斯分子是极大的愚蠢。“这就是我们反对法西斯的全民投票的原因”,台尔曼应该这样结束自己的报告,如果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良心的话。
  此后应该展开最广泛、最畅所欲言的辩论,因为领袖先生们,甚至是像海因兹·诺伊曼和雷梅尔这样永远正确的领袖,也需要在所有转向中倾听群众的声音。不仅要倾听共产党员有时说的官方的话,还要倾听隐藏在语言下的更深刻、更大众化的思想。需要的不是对工人发号施令,而是善于向他们学习。
  如果辩论展开的话,它的参加者之一大概会说这样的话:“台尔曼证明,尽管形势出现了无可置疑的变化,但根据力量对比,我们不应该强求加速革命的结局,他是正确的。但正是因此,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最坚决的极端的敌人在推向结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猜测为产生力量对比发生初步变化——即让基本无产阶级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以此迫使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底层离开法西斯,转向无产阶级——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吗?好,就算这能成功。如果法西斯分子不顾我们的意志仍在近期内把事情引向结局呢?那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仍会注定再次遭受沉重的失败吗?”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对此他大致会这样回答:当然,选择决战时间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都同意,当前这个时刻,我们的战略任务是阻止我们的敌人加速结局的到来,而不是方便他们这么做。如果我们的敌人仍把战斗强加给我们,我们当然会应战,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未经战斗就交出伟大的历史阵地更沉重、更致命、更具毁灭性、更败坏士气的失败了。如果法西斯分子把结局的主动性拿到自己的手中——对人民群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的话,在今天的条件下,他们就会把广大劳动阶层推到我们这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更多的获胜机会,今天我们越是清楚地对数百万工人表明和证明,我们根本不打算在没有他们或违背他们的情况下完成政变。因此我们应该公然地对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6]和无党派的工人说:法西斯分子是不足道的少数,他们想推翻今天的政府,夺取政权;我们共产党员认为今天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这个政府依靠的是你们的信任和你们的投票;我们想通过与你们联盟推翻这个政府,而不是通过与法西斯分子联盟来反对你们。如果法西斯分子试图组织暴动,那我们共产党员将与他们斗争,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不是为了保卫布劳恩—布吕宁政府,而是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的精华、工人组织、工人刊物——不仅是我们的,还有你们社会民主党的——不被窒息和消灭。我们准备与你们一起保卫任何一个工人之家,任何一家工人报纸的印刷厂免遭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我们要求你们,在我们的组织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要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你们提议建立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我们越是坚决、越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这个政策,把它贯彻到所有问题上,法西斯分子就越难让我们措手不及,他们在公开的战斗中打垮我们的机会就越少。我们想象台尔曼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演讲人说的话却渗透着海因兹·诺伊曼的伟大思想。他说:“这样的政策不会有任何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将对工人说:别相信共产党人,他们根本不关心拯救工人组织,他们就想夺取政权;他们认为我们是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把我们与纳粹党徒混为一谈。台尔曼建议的政策使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眼中成为笑柄,原因就在于此。”
  对此台尔曼应该这样回答:称社会民主党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这当然是愚蠢,它在每个关键时刻把我们自己都搞糊涂了,妨碍我们找到通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道路。放弃这种愚蠢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至于我们在保卫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的幌子下就是想夺取政权的说法,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是力求夺取政权,但为此我们需要工人阶级的无条件的多数。依靠少数夺取政权的企图,是可鄙的冒险主义,与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不能强迫多数工人追随我们,我们只能说服他们。如果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就无从谈起。保卫工人阶级和它的组织免遭法西斯的破坏,对我们来说是保证自己说服工人阶级和让他追随自己的机会。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保卫,如果必要的话就手执武器保卫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民主的所有因素走向政权。
  对此,台尔曼还能补充说:为了赢得多数工人牢固的、牢不可破的信任,我们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欺骗他们,夸大我们的力量,闭眼不看事实,或更坏的是歪曲它。应该实事求是。我们蒙不了敌人,他们有数千个检验机构。欺骗工人,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装得更强大,我们只是在削弱自己。朋友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缺乏信心”,没有任何“悲观主义”。我们能是悲观主义者吗?我们面对着巨大的机会。我们的前途无量。德国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我们。但正是坚信革命的未来的人不需要幻想。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前提。
  如果台尔曼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就会这样回答。但不幸的是,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党为何沉默?

  但党怎么能沉默呢?台尔曼的报告意味着在全民公决的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但未经辩论就通过了。上面就是这样建议的,而建议就意味着命令。《红旗报》的所有报道都证明,在所有党的会议上,全民公决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个一致被说成是党的特殊力量的标志。在革命运动史上,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无声的“团结一致”?台尔曼和雷梅尔以布尔什维主义发誓。但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是紧张的党内斗争的历史,党就是在这种斗争中锻造自己的观点,锻造自己的方法。1917年是党史上最伟大的一年,这一年的年鉴充满了紧张的内部斗争,正如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五年的历史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出现过一次分裂,也没有由于政治原因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除。须知当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毕竟有不同于台尔曼、雷梅尔和诺伊曼的另一种高度、另一种素质和另一种权威。今天的令人恐俱的“团结一致”、这个把倒霉的领袖的每一个转向都变成一个大党的绝对规律的致命的一致同意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任何争论!”因为像《红旗报》所解释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令人厌恶的虚伪!党应该在拒绝对行动预先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完成“行动”。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说的是哪些行动呢?是在公文纸上画十字,在这种情况下,在统计无产阶级的十字时,甚至没有可能确定,它是否是法西斯的十字。没有怀疑,不经考虑,没有问题,甚至在眼中没有担忧就接受了上帝派来的领袖的新的山羊跳,否则你就是叛徒、反革命!这就是那个最后通牒,斯大林的国际官僚集团把它像手枪一样抵在每一个进步工人的太阳穴上。
  外在形式似乎表明,群众向这个制度妥协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但不是!群众根本不是任人揉搓的胶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缓慢地,但是十分严肃地对领导的错误和荒谬作出反应。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第三时期”的理论,抵制无数的红色日。他们抛弃了法国的总工会,当他们不能以正常途径抗拒洛佐夫斯基—蒙慕梭的试验时。不接受红色全民公决的“思想”,数十万、数百万工人躲避参加投票。这是对中派官僚罪行的清算,它有失尊严地模仿阶级敌人,但却牢牢地扼住自己的党的喉咙。

  斯大林说什么?

  斯大林真的预先批准了新的摇摆吗?这点谁也不知道,就像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一样。斯大林不说话。当从列宁开始的更谦虚的领袖想对兄弟党的政策施加影响时,他们讲话或写文章。问题在于他们有的说。而斯大林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向历史过程耍滑头,就像他向个别人耍滑头一样。他想的不是怎么帮助德国或西班牙无产阶级向前迈一步,而是预先保证自己的政治退路。
  斯大林对待1923年德国事件的态度,是他在世界革命基本问题上的骑墙态度的最完美的典范。我们提一下他在同年8月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写道:“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否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对此是否足够成熟,依我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俄国夺取政权时,我们有这样的后备资源:①实现和平;②给农民土地;③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④农民的同情。这些德国共产党一样也没有。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做邻国,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的,但我们在当前能够给他们什么?比方说,如果现在德国政权垮台,共产党人夺取它,他们肯定会出丑。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打得粉碎,被扔回去……依我看,应该阻止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因而,斯大林站在布兰德勒的右面,后者在192389月间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没有任何困难,但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困难就将开始。今天共产国际的官方意见是,1923年秋天,布兰德勒分子错过了千载难逢的革命形势。布兰德勒分子的最高指控者是……斯大林。但是,他对共产国际澄清了自己在1923年的立场了吗?没有,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必要:只要禁止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这个问题,就足够了。
  在全民公决问题上,斯大林无疑也打算如法炮制。台尔曼即便有胆量,也不能揭穿他。[7]斯大林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推动德共中央委员会,而自己模棱两可地退到幕后。在新政策胜利的情况下,所有曼努伊尔斯基们和雷梅尔们都将宣称,它的倡议归功于斯大林。而在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保持着找替罪羊的充分的可能。须知他的战略实质就在于此。在这个领域中他是强大的。

  《真理报》说什么?

  共产国际的第一大党的头号报纸《真理报》到底说了什么?《真理报》不能发表一篇严肃的文章,也不能尝试对德国形势进行分析。它腼腆地从台尔曼的伟大的纲领性讲话中引用了半打没有内容的话。是啊,今天的没有头脑,没有脊梁,陷入重重矛盾中的为官僚服务的《真理报》能说什么啊?在斯大林沉默时,《真理报》又能说什么呢?
  724的《真理报》以下面的方式解释了柏林的转变:“不参加全民公决意味着共产党人支持今天的反动的地方自治代表会。”在这里,全部问题归结为单纯的不信任投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为什么自己不倡导全民公决,而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为反对这一倡议而斗争,为什么他们在721突然跪倒在它面前?《真理报》的论据是过迟的议会克汀病的论据,仅此而己。
  811,在全民公决之后,《真理报》变换了论据:“对党来说,参加全民公决的意义在于在议会外动员群众。”但须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在议会外动员群众,指定了81。现在我们不停留在对日历上的红色日的批评上。但在81,共产党无论如何是在自己的口号下,在自己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的。为什么过了一个星期,就需要新的动员,而且是这样动员,被动员者彼此看不见,谁也不能对他们进行统计,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敌人,都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死敌区别开来。
  第二天,即812的《真理报》恰恰是这样声明的,“投票的结果意味着……工人阶级所能给予社会民主党所有打击中最大的打击”。我们不引用全民公决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所有人都知道(除了《真理报》的读者),它们在抽荒谬无耻地吹牛的《真理报》的耳光。这些人认为对工人扯谎,欺骗他们是正常的。
  官方的列宁主义被粉碎,被官僚追随者的鞋跟所践踏。但非官方的列宁主义还活着。放肆的官员别以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科学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比机关更强大,比任何金库更强大,比最疯狂的镇压更强大。我们的阶级敌人在机关、金库和镇压方面比今天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更强大。然而我们在俄国的领土上战胜了他们。我们表明,他们是可以战胜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到处都能战胜他们。为此它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在与斯大林机关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夺回推行马克思和列宁的政策的权利。

列·托洛茨基


1931825



[2]胡根伯格(Alfred Hugenberg19651950),德国垄断资本家,泛日耳曼同盟(1891)的组织者之一。20世纪20年代起向法西斯的国家社会党提供资金。19281933年任极右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在希特勒政府中任粮食部长和农业部长。——译注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89页。
[4]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届总统(19291933),共和党人。19191923年为美国救济署领导人。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胡佛政府支持垄断组织,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带助恢复军事工业的实力。——译注
[5]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1959),老布尔什维克,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斯大林官僚集团,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历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
[6]基督教社会党是德国政治活动家、反犹主义的鼓吹者阿·施特克尔于1878年创立的政党,其宗旨是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译注
[7]台尔曼是否真的反对最近的一次转向,只是服从了在莫斯科找到支柱的雷梅尔和诺伊曼的问题,是纯个人的局部问题,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事情关系到体制。台尔曼不敢诉诸党,因而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托洛茨基注)。
  托洛茨基听到的是传闻,并不准确。对“第三时期”理论、“红色”全民公决持异议的是雷梅尔和诺伊曼。台尔曼正是靠斯大林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前把雷梅尔和诺伊曼清除出德共最高领导层,罪名是他们反对“红色”全民公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不够热心。参见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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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1]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526, стр. 1—9




  这几行文字的目的,是哪怕以最粗的线条扼要地勾勒出作为衰败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可怕的工商和金融危机复杂化的——结果的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形成。下面匆匆写下的一些远未囊括所有国家和所有问题的考虑,有待进一步严肃的集体研究。
  1.西班牙革命造成了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斗争的一般政治前提。立即暴露出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会传统是革命发展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看来共产国际是被事件搞了个措手不及。在革命开始时,软弱的共产党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错误的立场。我们在此再提醒一下,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今天的领导是瓦解进步工人革命意识的多么可怕的工具!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地落在事件发展的后面,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连环保,这样的基本政治条件使与社会民主党联盟的资产阶级有可能恢复镇压机关,给起义的群众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把相当的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是资产阶级与革命群众斗争中的唯一手段。西班牙的现存制度最符合克伦斯基反动统治的概念,后者是资产阶级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只能推出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但这样的政府根本不意味着一定是软弱和沮丧的。在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情况下,半改良、左的语言和最左的姿态与镇压的组合,可能给资产阶级提供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的服务。
  无须说,西班牙革命没有结束。它没有解决其最基本的问题(土地、教会和民族问题),绝没有耗尽人民群众的革命资源。资产阶级革命除了它已经提供的,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今天西班牙的国内形势顶多可以称为革命前的形势,仅此而已。十分可能,西班牙革命的进攻性的发展具有或多或少漫长的性质。历史过程似乎是以此给西班牙共产党一笔新的贷款。
  2.如果严格地议定,在革命前的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可能会隔着几年的时期,其中有频繁的涨潮和退潮的话,英国的形势同样有权称为革命前的形势。英国的经济形势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但在这个极端保守的国家中,政治上层建筑远远地落后于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在开始使用新的政治形式和方法之前,英国的所有阶级都企图一次又一次地在旧仓库里搜寻、翻改祖父祖母的旧衣服。在英国,虽然民族出现了可怕的衰落,仍没有一个有分量的革命党,也没有它的对立面——法西斯党。因此,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民族的”旗帜下,即在所有可能的口号中最空洞的口号下动员多数人民。在革命前的局势中,极端愚钝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为了让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现实经济和国际形势,国家需要的当然不是一个月,也许也不是一年。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联盟的垮台——在相对不远的将来,这样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会直接导致或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另一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相反,更加可能的是假定在通向革命结局的道路上,英国还将经历漫长的激进—民主—社会—和平主义、劳合·乔治和工党的时期。因而,可能无须怀疑,英国的历史发展还会给英国共产党提供相当长的时期,以便在结局迫近时,它能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由此完全不能得出结论,可以继续把时间浪费在致命的试验和中派主义的摇摆上。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中,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
  3.一年半或两年之前,共产国际的智者把法国放在“革命高潮的前列”,事实上它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落后。它的危机的影响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弱。在金融领域中,巴黎甚至努力与纽约看齐。法国资产阶级今天财政的“良好状况”的直接源头是凡尔赛掠夺。但正是《凡尔赛和约》隐藏着对法兰西共和国整个制度的主要威胁。在一方面是法国居民人数、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是它今天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它必然会导致爆发。为了支撑自己并不长久的霸主地位,作为民族的,同时也是激进社会主义的法国,不得不在全世界依靠最反动的力量、最原始的剥削形式、最卑鄙的罗马尼亚集团、腐朽的毕苏斯基制度、南斯拉夫的军人专政,支持德意志民族(德国和奥地利)的分裂,保卫东普鲁士的波兰走廊,帮助日本武装干涉满洲里,怂恿日本军人集团反对苏联,作为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头号敌人,等等。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二等角色与它在世界政治中大得出奇的特权和野心之间的矛盾,每月都暴露得更加明显,将使危险越聚越多,动摇国内的稳定,使人民群众产生担忧和不满,引发更深刻的政治变化:这些过程无疑在最近期的议会选举中暴露出来。
  但从另一方面,一切都使人假定,如果国外不发生重大的事件(革命在德国的胜利,或相反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法国国内,最近一个时期的内部关系的发展相对“按部就班”,这为共产党在前革命和革命形势到来之前为自己的巩固利用相当长的准备阶段提供了可能。
  4.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今天的危机以惊人的力量暴露出令人震惊的社会矛盾。从以数百万和数十亿的焰火让全世界惊讶的空前繁荣中,美国一下子就跌入了最可怕的数百万人的失业,跌入劳动者最可怕的生物贫困时期中。这样巨大的社会震荡不能不给国家的政治发展留下痕迹。至少对旁观者来说今天还很难确定,美国工人中是否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激进化的趋势。可以假定,形势的灾难性变化让群众本身猝不及防,失业使他们如此消沉和惊愕,他们还来不及从倾泻到他们头上的灾难中得出最基本的政治结论。为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具有社会危机的性质,必然会变成美国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危机。很可能,广大工人阶层的革命激进化不是在形势跌落到最低点时,而是相反,在转向复苏和高涨时暴露出来。无论如何,在美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中,今天的危机开辟了新时代。可以期待在美国执政党中重大的洗牌和重新洗牌,建立第三党的新尝试等。在形势好转出现最初的兆头时,工会运动就会感到挣脱卑鄙的、官僚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束缚的要求。同时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展现无限的可能。
  过去,美国不止一次地经历了革命和半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迅猛爆发。每次它们都熄灭了,一是因为美国每次都进人新一轮迅猛的经济增长,二是因为运动就其本身来说,具有粗陋的经验主义和理论贫乏的特点。这两个条件现在都留在了后面。新的经济高涨(不能预先认为它已经被排除)将应该依靠的不是内部的“平衡”,而是今天的世界经济的混乱。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军备不断增长、干涉全世界事务、军事冲突和震荡的可怕的帝国主义时代。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代表的美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激进的群众具有——或更确切地说,在正确政策下能够具有——的已经不是过去的经验主义、神秘主义和冒充内行的杂烩,而是科学论证的、站在事件高度的学说。这些根本的变化使人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见,不可避免的、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革命转折将不再是以前的容易熄灭的“微弱的火苗”,而是真正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开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充满信心地走向自己的伟大未来。
  5.沙皇在满洲里的冒险导致俄日战争;战争又引发了1905年革命。今天日本在满洲里的冒险可能导致日本革命。
  在20世纪初,封建军事制度还能成功地满足年轻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在最近25年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旧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极度瓦解。从那时起,日本己经有几次走向革命。但在它那里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来完成发展提出的任务。满洲里的冒险可能加速日本制度的革命灾难。
  今天的中国,无论国民党专政怎样削弱它,都与过去日本追随欧洲列强之后暴力征服的那个中国有深刻的不同。中国无力立即击退日本远征军,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积极性已极度高涨,数十万数百万中国人经受了军事训练。中国人将临时组织起越来越多的新军队。日本将感到自己被包围。相对于经济目的来说,铁路将更多地为军事目的服务。日本不得不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满洲里的远征军不断增长,将消耗日本的经济机体,增大国内的不满,激化矛盾,从而加速革命危机。
  6.在中国,坚决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必要性同样应该引起严重的内部政治后果。国民党制度源于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后者被资产阶级军阀所利用并被扼杀(在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协助下)。正是因此,今天的制度是矛盾的、不稳定的,没有军事革命的首创精神。抵御日本暴徒的必要性将会日益集中到反对国民党的制度、培育群众的革命情绪上。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正确的政策的指导下,可能挽回19241927年间悲惨地失去的东西。
  7.今天在满洲里的事件正好表明,那些要求简单地把中东路还给中国的先生们是多么幼稚,这意味着主动地把它交给日本,在后者的手中,它将成为反对中国,也是反对苏联的重要武器。如果直至现在还有什么能抑制日本军事集团武装干涉满洲里,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谨慎,这就是中东路还是苏联的财产。
  8.但是,日本的满洲里冒险能否导致它与苏联的战争呢?这当然不能排除,即使是在苏联政府极其理智、谨慎的政策下。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的矛盾显然会使它的政府失去平衡。有足够多的调唆者(法国!)。从沙皇制度在远东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知,失去平衡的军事官僚君主专制能干出什么来。
  在远东发生并进行的斗争当然不是因为铁路,而是出于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在这场宏伟的历史斗争中,苏联政府不能中立,不能对中国和日本持一样的态度。它必须完全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只有苏联政府对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坚不可摧的忠诚,才能真正地在东方保卫苏联,让它免遭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的攻击。
  苏联政府近期以什么形式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如果过去自愿地把中东路交给日本是荒谬的,现在让远东的全部政策服从中东路问题,也同样荒谬。许多人都同意,日本军事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带有蓄意挑衅的性质。法国统治集团直接支持这个挑衅。因而要求苏联政府有更多的克制和远见。
  东方的基本条件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它们赋予所有过程缓慢、拖延、爬行的性质。来自远东的威胁苏联存在的直接严重的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近期内的主要事件都在欧洲发展。这里能够开辟伟大的机会,但巨大的危险也来自这里。目前日本在远东只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苏联现在应该放开自己的手脚。
  9.在绝不是和平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德国的形势变得格外突出。经济和政治矛盾在这里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尖锐程度。结局即将来临。革命前形势应该变成革命形势或是反革命形势的时刻已经临近。不仅德国本身的命运(这本身就相当不少了),还有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朝哪个方向发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英国革命前的形势、法国帝国主义今后的命运、中国和印度革命运动的命运,所有这些都完全直接取决于一个问题,谁在近几个月中在德国取得胜利,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10.在去年9月国会选举之后,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断言,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顶点,今后它将迅速垮台,为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左派共产党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嘲弄了这个轻率的乐观主义。法西斯是两个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是严重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薄弱。无产阶级软弱又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角色,它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强大的资本代理人,共产党中派领导不能在革命的旗帜下把工人联合起来。
  对我们来说,共产党是主观因素,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应该清除的客观障碍。如果共产党善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把它变成吸引所有被压迫人民群众的强大革命磁石的话,法西斯主义就真会分崩离析了。但共产党从9月选举以来的政策只是加深了它的无力: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夸夸其谈,与沙文主义调情,旨在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竞争的对它的模仿,“红色全民公决”犯罪的冒险,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共产党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领袖。最近几个月中,它引到自己的旗帜下的只有那些新人,他们几乎是被最严重的危机强行推到它的队伍中的。虽然政治条件对社会民主党是致命的,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它保住了主要的支持它的群众,诚然暂时受到重大的损失,但毕竟都是次要损失。至于法西斯主义,它与台尔曼、雷梅尔和其他人的夸口相反,从去年9月以来,又向前跳了一大步,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预言完全一致。共产国际的领导什么也预见不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警告。它的决议和其他文件只是——哎!——历史过程的背影照。
  11.决定性的时刻已经临近。然而,共产国际却不想,更确切地说,是害怕了解今天的世界形势的真正性质。共产国际主席团用空洞的鼓动文件来敷衍。共产国际的领导党俄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立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一言不发。他们想避而不答。他们打算避过风头。他们想等待。他们用鸵鸟政策偷换列宁的政策。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之一即将来临之时,共产国际在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但仍是“局部的”错误——破坏、动摇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五年中积聚起来的力量——之后,有犯下重要的致命错误的危险,它可能将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
  让瞎子和胆小鬼看不到这点吧。让诽谤者和雇用记者指责我们与反革命结盟吧。须知这个反革命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根本不是巩固世界帝国主义的,而是妨碍共产党官僚食物消化的。诽谤不能吓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能阻止他们履行革命职责。对什么都不沉默和轻描淡写。应该明确大声地对进步工人说:在冒险和大吹大擂的“第三时期”之后,将是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第四时期。
  12.如果把今天苏联共产党领袖的沉默翻译成明确的语言,它就是:“别打扰我们。”苏联国内的困难十分严重。无法调整的经济社会矛盾继续激化。作为一致投票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的机关士气低落,确实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政治关系,首先是党内关系,士气低落的机关与一盘散沙的群众之间的关系,像一根绷得紧紧的弦。官僚的全部智慧在于等待和拖延。德国的形势显然有震荡的危险。但斯大林的机关正是最害怕震荡。“别打扰我们!让我们摆脱最尖锐的国内矛盾。而那边……到时候再说。”斯大林派上层的情绪就是这样。隐藏在“领袖们”在这个时刻——这时他们的基本革命职责是清晰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的可耻的沉默之后的正是它。
  13.如果莫斯科领导的背信弃义的沉默成为柏林领袖们的惊慌失措的信号,这不足为奇。现在,在应该准备率领群众投入决定性的战斗中之时,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表现出不知所措、闪烁其词,想用话来敷衍。这些人不习惯独立承担责任。他们现在最大的幻想是好歹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求逃避战斗。
  这方面的完整理论似乎还没有创立。但它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它口耳相传,并在文章和讲话中透露出来。这个理论的意思如下:法西斯主义的增长是不可遏止的;它的胜利反正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盲目”地投入战斗,让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还不如小心地撤退,让法西斯掌握政权和败坏自己的声誉。那时——哎,那时!——就该我们显身手了。
  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规律,冒险主义和轻率是会被沮丧和投降所取代的。一年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现在则认为是有保障的了。某个得到拉狄克[2]鼓励的库西宁为斯大林准备了天才的战略公式:及时撤退,把革命军队从火线上撤下来,给法西斯主义设一个国家政权的圈套。
  如果这个理论在德国共产党中确立,并决定它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方针的话,这在共产国际方面来说,意味着与社会民主党191484同样历史规模的背叛,而且其后果更加可怕。
  左派反对派的责任是敲起警钟:共产国际的领导把德国无产阶级引向巨大的灾难,其实质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狼狈投降。
  14.“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意味着首先消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它的组织,根除它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与德国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应,意大利法西斯地狱般的工作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相比较,显然会相形见绌,几乎是人道的试验。
  撤退?你们这些昨天的“第三时期”预言家说。领袖和机构可以撤退。个别的人可以躲藏起来。但工人阶级在法西斯政权面前无处可撤,无处可藏。如果假设最可怕、最不可思议的事实际发生了,即党真的躲避战斗,从而把无产阶级暴露给它的死敌,则这只能意味一点:残酷的战斗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打响,而是在这之后,即在对法西斯比现在有利十倍的条件下。被自己的领导所出卖的、被打得措手不及的、迷失方向的、绝望的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制度的斗争,将变成一系列可怕的、血腥的和无出路的痉孪。无产阶级起义十次,失败十次,一次接一次,没有比在谁是德国的主人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之时,工人阶级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撤退更能让工人阶级失血,更削弱它的了。
  15.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当权。它走向权力的道路还没有敞开。法西斯的领袖们还不敢放肆:他们明白,赌注巨大,生死攸关。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共产党上层的投降情绪能够出乎预料地使任务变得简单容易。
  如果现在甚至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集团正是由于不希望震荡、长期可怕的内战而担心法西斯主义的试验的话,官方共产党的投降政策则为法西斯开辟通向政权的道路,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仍在动摇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本身中的相当阶层完全推到法西斯主义的一边。
  当然,胜利的法西斯主义总有一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自己本身无能的牺牲品。但在最近的可预见的未来,在最近1020年中,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继承性发展的中断,共产国际的垮台,世界帝国主义在其最令人厌恶和最血腥的形式中的胜利。
  16.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反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认为德国纳粹上台后就发动反对法国或哪怕是反对波兰的战争,干脆就是政治上的愚钝。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内战在法西斯统治的第一阶段束缚住它在对外政策上的手脚。希特勒将同样需要毕苏斯基,就像毕苏斯基需要希特勒一样。他们两人在同等程度上都成为法国的武器。如果法国资产者现在担心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像跑向未知的地方一样。而在希特勒胜利的那天,法国反动派,“民族的”和激进社会主义的,都会把自己的全部赌注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之上。
  没有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现在能冒发动反苏战争的风险:这有产生无限内部麻烦的危险。但是,如果希特勒上台,如果他在之后粉碎了德国工人的先锋队,在几年之内使整个无产阶级化为齑粉、士气低落的话,法西斯政府是唯一一个能够发动对苏战争的政府。当然,它在这样做时,会与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周边国家以及远东的日本结成共同战线。在其这个行动中,希特勒只不过是整个世界资本的执行机构。克雷孟梭、米勒兰[3]、劳合·乔治、威尔逊不能直接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战争,但他们能在三年内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的军队。希特勒在胜利的情况下,会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超级弗兰格尔。
  现在无须也不能猜测,这样巨大的决斗将如何结束。但完全清楚,如果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联的战争在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爆发,对苏联意味着可怕的孤立,和在最沉重、最危险的条件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法西斯分子粉碎德国无产阶级,至少蕴涵了苏维埃共和国垮台的一半。
  17.但在问题来到欧洲战场上之前,它应该首先在德国解决。因此我们说,世界形势的钥匙在德国。它在谁的手中?目前还在共产党手中。它还没有失落它。但它可能失落它。领导把它往这条路上推。
  所有宣传“战略”退却,即投降的人,所有容忍这种宣传的人,都是叛徒。应该把在法西斯主义面前宣传退却的人看成是无产阶级队伍中敌人的不自觉的代理人。
  德国共产党基本的革命义务使它有责任说: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残酷的、歼灭性的、你死我活的内战才能上台。首先每一个工人党员应该知道这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无党派工人、整个无产阶级应该知道这点。世界无产阶级应该知道这点。红军应该知道这点。
  18.但实际上斗争是否没有希望了?1923年,布兰德勒荒谬地夸大了法西斯的力量,以此来掩盖投降。世界工人运动至今承受着这一战略的后果。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1923年的历史性的投降是法西斯主义后来增长的基础。与八年前相比,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大得无可比拟的政治力量。我们始终警告,反对对法西斯主义危险的估计不足,现在用不着我们来否定它。正是因此,我们能够也应该对德国革命工人说:你们的领袖们从一个极端又重新落到另一个极端。
  目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数量的力量。对,他们得到了许多选票。但在社会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选票。法西斯的主要军队仍是小资产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商贩、官员、职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在选举统计的天平上,一千张法西斯的选票与一千张共产党的选票的分量一样大。在革命斗争的天平上,一千个大企业工人的力量是官员、职员、他们的老婆和丈母娘的力量的100倍。法西斯分子的主要群众是乌合之众。
  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党。头几个阶段,除了自觉的资产者和有觉悟的工人外,所有人都投他们的票。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中,社会革命党人仍是多数。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民族政党。他们实际上是民族的一个巨大的零。
  我们不打算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之间画等号。但对阐明所研究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相似特征,他们无疑是有的。社会革命党是模糊的人民希望的党。国家社会主义党是民族绝望的党。小资产阶级最容易从希望转入绝望,以此同时能吸引一部分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主要群众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样,是乌合之众。
  19.陷入惊慌失措的倒霉的战略家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东西: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社会和战斗的优势。它的力量没有耗尽。它不仅能够战斗,还能够胜利。关于在企业中情绪低落的说法,在多数情况下反映的是观察者本人,即惊慌失措的党的官员的低落情绪。但应该注意到这点,工人不能不因复杂的形势和在上层的混乱而困惑。工人明白,伟大的战斗要求坚定的领导。不是法西斯匪徒的力量和残酷斗争的必要性吓倒了工人。让他们担心的是领导的不可靠和动摇,在最关键时刻的摇摆不定。只要党坚决、明确、充满信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工人中压抑低落的情绪将会一扫而空。
  20.无可争议的是:法西斯分子有不可轻视的战斗干部、有经验的突击队。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军官”在内战的军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官,而是士兵。然而无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比希特勒军队的士兵要更高、更可靠、更有耐力得多。
  在法西斯夺取政权后,很容易找到它自己的士兵。在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可以由资产阶级的子弟、知识分子、办事员、道德败坏的工人、流氓等建立一支军队。例如意大利法西斯。虽然可以说:意大利法西斯警察的战斗价值,至今尚未受到严肃的历史检验。但须知目前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当权。还需要在战斗中与无产阶级争夺这个政权。莫非共产党为这场斗争推出的干部比法西斯的干部差?可以哪怕在一分钟假定,手中掌握着强大的生产和运输资料、被其工作条件联系成一支铁、煤、轨道、电线大军的德国工人会在决定性的战斗中,不显示出比希特勒的乌合之众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吗?
  党或阶级力量的重要因素是党或阶级对国内力量对比的概念。在任何战争中,敌人都力图让人相信它的夸大的力量概念。拿破仑的战略秘密之一就在于此。希特勒扯谎的能力至少不比拿破仑差。但只有在共产党员相信他时,他的吹嘘才能成为军事因素。现在最需要计算现实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在工厂、铁路、军队中有多少有组织的武装军官团?对两个营垒的人员构成进行明确的社会分析,经常警惕地计算,这才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可靠源泉。
  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力量与其说在他们自己的军队中,不如说在他们的死敌的军队的分裂中。但正是法西斯主义危险的现实性、它的增长和迫近,意识到应该千方百计地防止它,必然应该推动工人为自卫而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力量的集中进行得越快、越顺利,这个过程的轴——共产党——就显得更加可靠。钥匙目前还在它的手中。如果它把它失掉了,它就倒霉了!
  最近几年,共产国际官员千方百计找理由——有时是完全不合适的理由——叫喊直接威胁苏联的战争危险。现在,这个危险具有现实性和具体的轮廓。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夺取政权的企图必将导致红军的动员,这对每个革命工人应该成为公理。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这是最最直接意义上的革命自卫。德国不仅仅是德国,它是欧洲的中心,希特勒不仅仅是希特勒,他是超级弗兰格尔的候选人,但红军也不仅仅是红军,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列·托洛茨基



  附:这几行文字的作者的文章《反对国家共产主义》得到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报刊的一些模棱两可的赞许。在那时,在法西斯主义如此成功地利用了德国共产党最严重的错误时,社会民主党人不企图利用对这些错误的公开严厉的批评就不仅奇怪,甚至都不自然了。
  无须说,莫斯科和柏林的斯大林官僚集团抓住了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刊物关于我们的小册子的文章,如获至宝:现在终于有一个关于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真正的“罪证”了。那些与蒋介石携手搞中国革命,与珀塞尔、西特林和库克携手搞英国总罢工的人——说的不是文章,而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不得不高兴地抓住报纸论点的片段。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不怕对质。只是需要的是判断,而不是尖叫,分析而不是漫骂。
  我们首先提出问题:德国共产党荒谬、不可饶恕地参加法西斯的全民公决帮助了谁?事实已经能够无可争议地回答这个问题:法西斯分子,只能是他们。正是因此,这个犯罪的冒险的主要鼓舞者胆怯地拒绝了他的父权: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负责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捍卫参加全民公决,但他醒悟过来,不仅禁止报纸刊登他的讲话,甚至不允许提到它。
  当然,《前进报》、《柏林日报》、《维也纳劳动报》——尤其是后者——极其恶劣地引用我们的小册子。是啊,难道可以要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刊物认真地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吗?但是,我们准备忽略这些颠倒黑白,主动应对斯大林官员的指责。我们准备承认,由于社会民主党害怕法西斯的胜利,以此反映了工人的革命忧虑,因而它有客观权利利用我们对为法西斯分子提供了巨大效劳的斯大林分子的批评。但它的这一“权利”的基础不是我们的小册子,而是你们的政策,哎,睿智的战略家!你们说,我们实际上与威尔逊和泽维林格结成“统一战线”。只是在你们与希特勒和他的黑色百人团匪帮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和范围内。即使在这里也有区别,在你们那里涉及的是一致的政治行动,在我们这里只能归结为对手模棱两可地利用几段引文。
  当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原则时,他无疑指的是台尔曼、诺伊曼,甚至是雷梅尔本人。

[2]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波兰德国革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帕尔乌斯合作。1919192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03月主要负责德国、GCD地下工作。1923年成为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夏致函中央委员会表示忏悔,恢复党籍,安排在《消息报》工作,1935年加入苏联宪法起草委员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与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一起成为1937年审判案的被告,因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平行案被判处10年徒刑,在狱中被打死。1988613日苏联最高法庭宣布为拉狄克平反。——译注

[3]米勒兰(Alexandre Etienne Millerand18501943),法国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历史上社会党人第一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即所谓的米勒兰事件)。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19201924年任法国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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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党今天的政策错在何处——致一位德共工人党员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7, стр. 16—21




  现在德国正在经历最伟大的历史时刻之一,未来几十年的德国人民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全人类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个时刻。如果把一个球放在金字塔顶上,那么只要轻轻地推一下,它不是滚向左边,就是滚向右边。现在,德国一小时一小时地临近这种情况。有的力量希望球滚向右边,碾碎工人阶级的脊梁骨;有的力量希望球维持在顶上。这是乌托邦。球不可能停留在金字塔顶上。共产党员希望球滚向左边,碾碎资本主义的脊梁骨。仅希望是不够的,还要会促成。让我们试着心平气和地全面考虑一下:现在德国共产党推行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希特勒想要什么?

  法西斯分子飞速膨胀。共产党员也在成长壮大,但要慢得多。对立两极的增长表明,球不可能停留在金字塔顶上。法西斯分子的更加迅速的增长,意味着球有滚向右边的危险。这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危险。
  希特勒保证说,他反对政变。为了一劳永逸地扼杀民主,他似乎想只通过民主途径获取政权。能认真地相信他的这个保证吗?
  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能够指望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通过和平方式获得绝大多数委任状的话,他们可能更愿意走这条路。但实际上,这条路对他们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认为法西斯分子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都会像他们现在一样迅速地增长,是荒谬的。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耗尽自己的社会资源。
  法西斯主义在自己的队伍中纳入了如此可怕的矛盾,这导致涨潮将会中止,被退潮所取代的时刻即将来临。这一时刻将早于法西斯分子能得到半数以上选票之前。他们不会住手,因为他们再也不能等待。他们不得不走上政变的道路。
  但即使不这样,民主道路对法西斯分子来说也是行不通的。国内政治矛盾的可怕的增长,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的赤裸裸的强盗宣传,必然会导致法西斯分子愈是接近多数,气氛就会愈加白热化,冲突和战斗就会愈加广泛地展开。在这一前景下,内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而,法西斯分子上台的问题不是由投票来解决,而是由法西斯分子准备和挑起的内战来解决。
  能够假定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不明白和没有预见到这点,哪怕是一分钟也好?这意味着认为他们是傻瓜。在政治上,没有比寄希望于强大的敌人的愚蠢上更严重的罪行了。既然希特勒不能不明白,通向权力之路要经过残酷的内战,就意味着他的关于和平民主的话是烟幕,即军事手腕。

  希特勒的军事手腕后面隐藏的是什么?

  他的盘算十分简单,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想用纳梓更长远的议会增长的前景来麻痹对手,以便在有利的时机给被麻痹的对手以致命的打击。除此之外,十分可能,希特勒对民主议会的顶礼膜拜,应该能够帮助在近期内实现联合内阁,法西斯分子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利用它们来搞政变。因为十分明显,以法西斯分子为核心的联合内阁,不是走向“民主”地解决问题的一步,而是在对法西斯分子最有利的条件下搞政变的一个台阶。

  应该有近期目标

  这一切都意味着,甚至不取决于法西斯司令部的意志,结局将在最近几个月内来临,如果不是几个星期的话。这一情况对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假定,法西斯分子将在两三个月内夺取政权,那么在明年与他们斗争将会比今天与他们斗争困难十倍。所有为两三年或五年制定的革命计划,都是可悲的、可耻的空谈,如果在近两三个月内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话。在军事行动中的时间考虑,像在革命危机时的政策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以一个不大相干的例子为例。雨果·乌尔班斯自认为是“左派共产党人”,声称德国共产党已经破产,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他建议建立新党。如果乌尔班斯是正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法西斯分子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因为为了建立一个新党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根本没有证明,为什么乌尔班斯的党一定会比台尔曼的党好:当乌尔班斯是党的首脑时,错误一点儿也不比现在少)。
  对,如果法西斯分子真的掌握了政权的话,这无疑意味着从生理上消灭党,还有它真正的政治破产。在乌合之众的匪帮那里遭到可耻的失败,为此,数百万之众的德国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共产国际和它的德国支部的。因此,法西斯分子上台,将最可靠地表明建立新的革命党、很可能还有新的共产国际的必要性。这将是可怕的历史灾难。但只有真正的取消派[2]分子才会今天就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实际打算在空话的掩护下,在战斗尚未开始之前或不经战斗就怯懦地投降。被斯大林分子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此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坚信,战胜法西斯分子是可能的,不是在他们上台后,不是在他们统治5年、10年或20年之后,而是现在,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最近的几个月和几个星期中。

  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获胜,需要正确的政策。这也意味着,需要适用于今天的形势、今天的力量组合的政策,而不是适用于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形势的政策,那时,关于政权的问题早已解决了。
  全部不幸在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建立在承认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之上。实际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129公布的加入“红色统一战线”的号召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不事先战胜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台尔曼在其文章中,从各个方面来重复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正确吗?在历史的尺度上,它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根本就不意味着,在它的帮助下,即通过赤裸裸地重复它就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从整体革命战略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观点,如果翻译成策略语言,就成了谎言,而且是反动的谎言。为了消灭失业和贫困,就必须先消灭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正确吗?正确。但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今天不应该竭尽全力地反对资本主义借助它们来增加工人贫困的那些措施。
  可以寄希望于共产党在最近几个月就推翻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吗?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能读会算的人会冒险作出这样的断言。在政治上,问题是这样的:能否在现在,即在虽然已经被削弱,但(不幸)仍很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情况下,给予进攻的法西斯主义以胜利的回击吗?对此,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答复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台尔曼认为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重温俄国经验

  为了能够更清晰、更具体地介绍我的思想,我再次回顾科尔尼洛夫暴乱的经验。俄历1917826,科尔尼洛夫将军率领一个哥萨克军和野蛮师进军彼得格勒。资产阶级的管家克伦斯基当政,他是科尔尼洛夫的3/4的盟友。列宁因受控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力而处于地下。在那些天里,我本人因受到同样的指控而被关押在“十字架”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他们同样有权说:“不战胜克伦斯基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战胜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他们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因为对整个日后的宣传来说,这是正确的和必需的。但这对在826和其后的几天内回击科尔尼洛夫,阻止他屠杀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局限于对工人和士兵的一般的号召:与妥协分子断绝关系,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红色统一战线。不,布尔什维克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建议结成统一战线,与他们一起创立了共同的战斗组织。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请台尔曼回答我。为了使统一战线一事看得更清楚,我指出这样一个细节:在工会的担保下,我被保释出狱,我从单人牢房直接来到民防委员会会议上,与孟什维克唐恩、社会革命党人戈茨一起讨论和决定与科尔尼洛夫斗争的问题,而他们是克伦斯基的盟友,就是他们把我关押在狱中的。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请雷梅尔回答我。

  布吕宁是否是“小害”?

  社会民主党支持布吕宁,投他的票,在群众面前为他承担责任,他们的理由是,布吕宁的政府是“小害”。《红旗报》试图把这个观点强加给我,理由是我反对共产党员愚蠢、可耻地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但莫非包括我在内的德国左派反对派要求共产党员投布吕宁的票,支持他吗?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布吕宁、希特勒和布劳恩是同一个体制的不同的组成部分。他们中谁是“小害”的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他们的制度需要所有这些成分。但这些成分现在处于冲突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为革命利益利用这个冲突。音阶中有七个音,这些音中哪个“最好”,127?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琴师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弹哪个键。布吕宁和希特勒之间哪个是“小害”,这个抽象的问题同样没有意义。但应该知道,该打击他们中的哪一个。明白吗?为了那些理解力不强的人,我们再引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敌人每天用小剂量的毒药毒我,而另一个想躲在角落里枪击我,我首先要做的是打掉第二个敌人手中的枪,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机会去对付第一个敌人。但这不意味着,与手枪相比,毒药是“小害”。
  不幸在于,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与社会民主党站在同一个基础上,只不过是在截然相反的标志下:社会民主党投布吕宁的票,认为他是“小害”。而共产党员拒绝给予布吕宁和布劳恩以任何信任(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他们走上大街,支持希特勒的全民公决,即法西斯分子推翻布吕宁的企图。但须知,他们以此承认,希特勒与布吕宁相比是“小害”,因为全民公决不是导致无产阶级上台,而是希特勒上台。解释这些如此基础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像雷梅尔这样的琴师不是用手去分辨音符,而是用靴子击琴键,真是糟糕,太糟糕了!

  说的不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而是仍留在其中的工人

  成千上万的诺斯克们、韦尔斯们、希法亭们最终宁愿选择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为此他们应该彻底与工人决裂,但今天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其内部有种种对立,作为一个整体,它与法西斯分子产生尖锐的冲突。我们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冲突,而不是在关键时刻让对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自己。
  现在应该掉转阵线反对法西斯。这个反法西斯的直接战斗阵线,对整个无产阶级来说,是共同的阵线,应该利用它来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侧翼的,却是更有效的斗争。
  应该在事实上表明为与社会民主党党员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做好充分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欢迎他们加入联盟。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抛弃你们的领袖,加入我们‘无党派’的统一战线”,意味着给一千句空话又增加了一句。应该善于在工作中让工人脱离他们的领袖。而现在的工作是反法西斯斗争。
  无疑,现在和将来都会有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独立地,甚至违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意志,与共产党员并肩进行反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当然应该与这些先进分子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但目前他们还为数不多。德国工人深受组织精神和纪律精神的熏陶。这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想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但目前还只能是与自己的组织在一起。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新的极端的形势下,在事关工人阶级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该帮助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通过事实检验他们的组织和领袖想要什么。

  应该把反法西斯同盟强加给社会民主党

  不幸的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有不少吓破了胆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听说机会主义就在于喜欢联盟,因此他们就反对联盟。他们不明白议会交易和战斗协议之间的区别,哪怕是只涉及罢工或保护工人印刷所免遭法西斯匪徒破坏的最简单的协议。
  革命政党与社会民主党达成的选举协议、议会交易,一般来说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为群众运动和战斗目的而达成的实际协议,总是对革命政党有利。英俄委员会是建立在共同政纲的基础上的两国上层之间的不能容忍的结盟形式,因为政纲是模糊的、欺骗性的,它不责成任何实际行动。在总罢工时保持这个在这场罢工中扮演工贼角色的总委员会,意味着斯大林分子推行背叛的政策。
  与社会民主党或德国工会的领袖们不能有任何共同的政纲、共同的出版物、旗帜和标语!各走各的路,共同进行打击!只是协商好怎么打击,打击谁,什么时候打击!这些问题可以和魔鬼本人、他的祖母,甚至和诺斯克以及格热津斯基协商。只有一个条件:别束缚自己的手脚。
  最后,应该立即制定系统行动措施,目的不是简单地“揭露”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员面前),而是进行反法西斯的实际斗争。关于保卫工厂、工厂委员会的行动自由、工人组织和机构的不可侵犯的问题,关于法西斯分子可能控制的军火库的问题,关于应对危险时刻的措施,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队伍的战斗行动的协商问题,等等,应该进入这个纲领之中。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周密的行动纲领。每一个工厂都应该成为反法西斯的堡垒,有自己的指挥官和战斗小组。应有标出在每座城市中和每个区里法西斯营房和其他法西斯中心的地图。法西斯匪徒企图包围革命中心。应该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在这个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组织达成协议,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出于“原则”(实际上是官僚愚蠢,更糟糕的是怯懦)考虑而拒绝它,就干脆是直接地帮助法西斯主义。
  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达成协议的具体纲领,我们早在193011月就提出了,即在一年以前。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几乎什么也没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什么都做,就是不做构成它的直接任务的事。多少宝贵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被浪费了!它确实所剩无几了。行动纲领应该是十分具体的、完全是务实的,没有任何人为的“讨价还价”,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用心,以使每一个普通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都能对自己说:共产党员建议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应该通过榜样吸引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追随自己前进,批评他们的领袖,后者一定会对抗并阻挠这一进程。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的一段漂亮的引文

  今天的追随者,即十分糟糕的列宁的学生喜欢随时用引文——往往是完全文不对题的引文来填补自己的漏洞。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决问题的不是引文,而是正确的方法。但在正确方法的指导下,不难找到合适的引文。在援引上述与科尔尼洛夫暴乱的例子时,我对自己说:大概可以在列宁那里找到我们与妥协派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结盟的理论阐述。果然,在俄文版第14卷第2册中,在191710月初列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我找到了下面几行字:
引用:
  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到性。有人会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卷入了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
    我们将战斗,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绝不能把它忘记。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我们策略上的改变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我们改变了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我们丝毫没有减弱对克伦斯基的敌视,我们决不收回我们说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话,我们决不放弃推翻克伦斯基的任务,但我们说:应该考虑时机,现在我们不打算推翻克伦斯基,现在要用别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3]
  我们没有建议任何其他东西。共产党组织、刊物的完全独立,共产党批评的完全自由,在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上也一样。允许束缚共产党的自由(例如通过加入国民党)的只能是最可鄙的机会主义者,我们不在他们之列。
  不收回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任何批评。过去的什么也不忘记。到时候,全部历史的账,其中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账都要算,像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最终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诬陷、诽谤、逮捕和杀害而与他们算总账。
  但我们算总账是在两个月后,在利用了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民主派”与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个人清算之后,是为了更有把握地击退法西斯匪徒。只是因此我们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     ※     ※



  如果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在上面援引的列宁的引文中表达的这一立场,对待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和工会组织的态度就会马上改变:取代那些只对没有它们也深信不疑的人才有说服力的文章和演讲的,是那些找到与新的数十万、数百万工人的共同语言的宣传鼓动人员。社会民主党的分化将会加速。法西斯匪徒很快就会感到,问题根本不在于蒙骗布吕宁、布劳恩和韦尔斯,而是与整个工人阶级一起进行公开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法西斯主义内部必然会开始深刻的分化。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可能取得胜利。
  但应该渴望这个胜利。哎,然而在共产党的官员中,有不少怯懦的钻营者和上层官僚,他们重视自己的地位、收入,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些家伙喜欢炫耀极其激进的词句,用来掩盖隐藏在其下的可悲、可鄙的宿命论。“不先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类可怕的革命者就此说道……同时为自己准备出国护照。
  工人党员们,你们有数十万、数百万之众,你们无处可去,也没那么多的出国护照给你们。在法西斯上台的情况下,它就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只有在无情的斗争中才能获救。而只有在战斗中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接近才能带来胜利。工人共产党们,抓紧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列·托洛茨基


1931128



[2]取消派是指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主张放弃非法斗争的那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译注
[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16页。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2 03: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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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



前言



  俄国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极端落后,已证明其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之一环。在现在的危机中,德国资本主义暴露出它是最薄弱的一环,原因却截然相反:它是在欧洲无出路条件下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德国生产力蕴涵的动力越大,它就越将窒息于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正如一个边远外省动物园中的鸟笼“系统”一样。形势的每一次转变,都使德国资本主义面对它曾企图以战争方法来解决的那些任务。德国资产阶级曾打算通过霍亨索伦政府来“组织欧洲”。它又企图通过布吕宁—库齐乌斯政府,……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可是,它的任务、可能性与前景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甚至被迫放弃了关税同盟。整个欧洲体系都支撑在一对鸡腿上。若几百万奥地利人与德意志联合起来,法兰西拯救性的伟大霸权即有被颠覆的危险。
  整个欧洲,首先是德国,再也不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了。在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机械作用下,目前的危机或能暂时得到解决——自然是在工人的骨头之上进行的,但这不过表示,一切矛盾将在最近的阶段上重新复活,而且在更加浓缩的形式中。
  在世界经济中,欧洲的比重只能趋于下降。它的前额已经贴上了难于移去的美国标签: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胡佛的延期付款。欧洲已经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资本主义的腐朽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的腐朽。国家之间有计划的分工,减少中间阶级使无产阶级得以增长的路己经被堵死了。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延长,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贫穷化和使无产阶级更多的阶层退化为流氓无产阶级。现在,这种危险最紧地扼住了先进的德国的咽喉。
  腐朽的资本主义欧洲的最腐朽的部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制度。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它的历史行程,而且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但是,资本主义强有力的高涨俘获了它,拽着它追随自己。于是,社会民主党在改良的名义之下,先是从行动上,随后则从言辞上放弃了革命。诚然,考茨基在使革命辞藻适应改良主义的需要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保卫过它。相反,伯恩斯坦则要求完全抛弃革命。因为资本主义走上了没有危机和没有战争的和平发展时代了。好一个完美的预言!可能会让人觉得,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但实际上,他们正是改良主义脚上的左右两只靴子,彼此对称,相互补充。
  战争爆发了。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未来繁荣的名义下拥护战争。然而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从资本主义的站不住脚得出革命的不可避免;也不是用改良来调和资本主义与工人。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新政策,是以牺牲改良主义为代价来拯救资产阶级社会。
  但看来,这还不是堕落的最后底线。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目前危机,迫使社会民主党放弃长期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成果,使德国工人降到他们的父亲、祖父乃至于曾祖父的生活水平。改良主义在它的一切胜利和希望的残屑之中臭气熏天地腐朽了,从没有一种历史场景比这更悲惨和更可厌的了。剧场追逐现代派,让它常常上演豪普特曼[1]的《织工》吧:这是戏剧中最现代的一出。不过,剧场的经理别忘了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预定头几排座位。
  不过,这些领袖们也顾不上看了。他们的适应性已经到了极限。德国工人阶级不会自愿长久地降到某种生活水平以下。然而为其自身的存在而斗争的资产阶级制度却无意承认这种生活水平。布吕宁的紧急法令仅仅是开始,无非是试探而已。布吕宁的制度靠社会民主党官僚怯懦和背信弃义的支持所维持,后者本身又靠部分无产阶级令人难堪的半信任而维持。官僚法令制度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和不长久的。资本需要一个更坚决的政策。要看自己的工人脸色行事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对于资本的目的来说,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已经开始束缚它了。敷衍政策的阶段已经过去。为了寻求出路,资产阶级必须彻底地摆脱工人组织的压力,必须清除、消灭这些组织,把它们化为齑粉。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使命就从这里开始。法西斯主义使稍高于无产阶级并总是担心落入后者行列中的各阶级站了起来,在国家的官方掩护之下,用金融资本的资金把它们组织起来,使之军事化,并率领它们去粉碎所有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最革命的到最温和的。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镇压、暴力和警察恐怖制度,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它建立在根除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民主成分之上。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只在摧毁共产党先锋队,而且要让整个无产阶级处于强制性的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从肉体上消灭工人中最革命的阶层,是不够的。它还须击溃一切独立和志愿的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所有的基地,铲除75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已获得的一切成果。因为共产党最终依靠的是这一工作。
  社会民主党已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准备了所有条件。但它又以此为其自身的政治消灭准备了条件。让社会民主党为布吕宁的紧急立法以及法西斯的野蛮威胁负责,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若把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那就荒谬绝伦了。
  在1848年革命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曾为反革命的胜利做了铺垫,反革命在胜利后却使自由主义变得软弱无力。马克思恩格斯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激烈,绝不亚于拉萨尔,而且比后者更为深刻。但当拉萨尔派把封建反革命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混为“同一个反动集团”时,马克思恩格斯理所当然地对这种虚伪的极端激进主义感到愤怒。尽管拉萨尔派的工作性质总的说来是进步的,比起自由主义的工作更重要和更有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错误立场曾使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君主专制。
  “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在一个新的历史基础上再现了拉萨尔派的基本错误。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党员混为同一个法西斯集团时,居然堕落到参加如支持希特勒的全民公决活动:这丝毫不比拉萨尔与俾斯麦的联盟强。
  在现阶段,德国共产主义在其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必须依据以下两个不同的原理:①社会民主党应为法西斯主义的强大承担政治责任;②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本身所倚靠的工人组织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如此紧张,随之而来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适应性已达到极限,超过这限度便是它自身的死亡;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错误也已达到灾难的边缘。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说明了德国形势的特点,现在一切事情都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当一个人必须通过几乎在一星期以后才能到达的报纸来追踪德国的生活时;当手稿从君士坦丁堡寄往柏林,又需要一个星期,此后还要经过几个星期,小册子才能到达读者的手中,他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说:是否太晚了?每次都会再次答复自己:不晚,卷入斗争的军队过于庞大,无须担心瞬间的闪电般的结局。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尚未消耗殆尽。他们还没有行动起来。事实逻辑的裁决将日益变得更加不可抗拒。这就是作者企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理由,虽然要晚几个星期,即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斯大林官僚集团认为,如果把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囚禁在王子群岛上的话,它就能平静地完成它的工作。它迫使赫尔曼·米勒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拒绝给“孟什维克”发签证:这一次,统一战线的实现没有动摇和拖延。今天,斯大林分子在苏联官方刊物上报道说我根据与社会民主党的协议“捍卫”布吕宁的政府,该党正为帮我获得进入德国的权利而斡旋。如此卑鄙的行径不能引起愤怒,却引起了对愚蠢的嘲笑。但我们别笑得太久,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
  发展的进程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此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历史将以什么方式提供自己的证明:斯大林派别的灾难,或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胜利?
  现在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此。这是德国人民的命运问题,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一国人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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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小册子中分析的问题,不是昨天才产生的。共产国际借助于被称为“总路线”的策略震荡从事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价值的重新评价。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仅仅是在俄国问题的基础上,而是在国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德国革命发展的问题在其中不是处于最后一位。这一领域中的尖锐分歧在1923年就开始了。在这几年中,这几页文字的作者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止一次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大部分批评著作都已用德文出版。这本小册子继承性地进入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工作中。许多在这里只是一带而过的问题,当初都得到了详尽的分析。我不得不请读者查阅我的几本书:《世界革命和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等。现在,当在伟大的历史课题方面的分歧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时,可以更好、更深刻地评价它们的源头。折中主义者靠片段的思想和在事件推动下产生的心血来潮为生。只有通过经常地、连续不断地解决任务和分歧,才能够培养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来。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2127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



  “钢铁阵线[2]”基本上是数量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力集团的联盟,后者在人民中失去了任何支持和任何信任。如果死人对斗争来说是没用的话,他们对妨碍活人斗争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资产阶级盟友作为戴在工人组织上的嚼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服务。斗争、斗争……这只不过说说而已。上帝保佑,没有斗争也能应付过去。难道法西斯分子真的会下决心从语言转入行动?他们社会民主党人从来就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要知道他们并不比别人差。
  在真正危险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钢铁阵线”上,而是在普鲁士警察身上。自欺欺人的盘算!警察中的多数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组成的,这一情况根本没有意义。存在决定意识。成了警察的工人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的警察,而不再是工人了。近几年来,这些警察更多的是与革命工人斗争,而不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们斗争。这样的经历是不会白白过去的。而主要的是:每一个警察都知道,政府会更替,而警察局是不变的。
  在社会民主党争论机关刊物《自由言论》(多么可悲的刊物!)的新年献词中,解释了“容忍”政策的最高意义。反对警察和正规军的希特勒是永远上不了台的。宪法规定,正规军服从共和国总统。因而,只要国家首脑是忠于宪法的总统,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危险。在总统选举前应该支持布吕宁政府,以便与议会资产阶级联合选举忠于宪法的总统,就可以在七年之内关闭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我们十分准确地提取了文章的核心内容。[3]率领着数百万之众(走向社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认为,在今天被彻底震撼的德国,哪个阶级当权不是取决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也不是法西斯的冲锋队,甚至都不是正规军的组成成分,而是取决于魏玛宪法的纯洁精神(在必要数量的樟脑和苯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于总统官邸。如果在一定的局势下,魏玛精神与贝特曼—霍尔韦格[4]一样,“需要不承认法律”呢?如果魏玛精神的短暂的外壳虽然有樟脑和苯,仍在最不合适的时机被打碎了呢?如果……但这样的问题是无止境的。
  改良主义政治家都是些机灵务实的人、老练的阴谋家和钻营者、有经验的议会和内阁的谋士,只要事件进程把他们抛出习惯的领域,使他们面对重大事件时,他们就露出十足的傻瓜的原形,实在找不到更温和的形容了。
  对总统的希望就是对“国家”的希望。面对日益迫近的无产阶级与法西斯小资产阶级——这两个营垒合起来构成德意志民族压倒的多数——的冲突,《前进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求助于更夫。“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说:“布吕宁,别迫使我们动用工人组织的力量进行防御,因为这将使整个无产阶级站起来,那时运动将超越党的领导的秃顶:它以反法西斯运动开始,以共产主义运动结束。”
  对此,布吕宁如果不愿意沉默的话,他会回答说:“我即使愿意,也不能用警察的力量来驯服法西斯;就是可能,我也不愿意。动用正规军来对付法西斯分子,意味着分裂正规军,如果不是促使整个军队反对自己的话;但最主要的是:让官僚机关掉转头来反对法西斯分子,意味着放开工人的手脚,还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其后果就是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所害怕的,因此我更是加倍的害怕。”
  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对国家机关、法庭、正规军、警察产生的作用,应该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
  最“忠诚的”、最“中立的”、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系最少的官员这样认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有数百万之众;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报刊、议会、地方自治政府;事关的是他们自己的性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员对他们的支持是有保证的;尽管如此,这些强大的先生们求我这个官员拯救他们免遭拥有数百万党员的政党的攻击,这个党的领袖明天可能成为我的上司: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的事情应该不妙,根本没戏……我这个官员该考虑我自己的性命了。”结果是直到昨天还摇摆不定的“忠诚的”、“中立的”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明天,一定会为自己留后路,即与国家社会主义者拴在一起。过时的改良主义者就这样沿着官僚路线为法西斯分子工作。
  作为资产阶级食客的社会民主党注定是思想上的寄生者。它时而抓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时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只鳞片爪。希法亭引用了我的小册子里反对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的意见后,总结说:“无须再对这几行文字做任何补充,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政府的态度。”雷梅尔和台尔曼说:“看啊,希法亭依靠托洛茨基。”法西斯的黄色传单说:作为对托洛茨基的这个勾当的回报,许诺给他签证。斯大林的记者也行动起来,把法西斯报纸的报道用电报发回莫斯科。不幸的拉狄克坐镇的《消息报》编辑部刊登了这则电讯。这个链环是不屑一顾的。
  回到更严肃的问题上。只是由于资产阶级制度整个支撑在希法亭之流领导的半数工人阶级的背上,希特勒才允许自己有反对布吕宁政府的奢侈。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推行阶级背叛的政策的话,别说希特勒从来不会得到他今天所具有的力量,他会牢牢地抓住布吕宁政府,像抓住救命的锚一样。如果共产党员把布吕宁与社会民主党一起推翻的话,这就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它的后果无论如何会超越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头。希法亭企图在我们的批评中为自己的背叛找辩护,而这一批评要求共产党员与希法亭背叛的事实算账。
  虽然希法亭对托洛茨基的话“无须补充”,但他还是补充了点什么。他说:力量对比是这样的,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协同行动的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在强化斗争的情况下推翻敌人、夺取政权”。问题的重心就在这个不经意中流露出的未加论证的看法中。据希法亭的看法,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多数和社会决定性的生产力的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不能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那么政权怎么才能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战前曾有资本主义自发增长、无产阶级增长、社会民主党同样增长的前景。战争打断了这个过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恢复它。资本主义的腐朽意味着政权问题应该在今天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社会民主党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挣扎,只是导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衰落,无产阶级的瓦解和社会的坏疽病。它没有任何其他前景,明天将不如今天,后天将不如明天,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不敢放眼未来了。他们有注定灭亡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轻浮、意志薄弱、喜欢用语言来搪塞事件、寄希望于奇迹。如果细想一下的话,塔尔诺夫的经济探索现在履行的是某个拉斯普京[5]的安慰性启示的“功能”。
  社会民主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一起也不能掌握政权。这表明他是一个胆小如鼠、妄自尊大、有教养的小资产者,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轻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共拥有40%的选票,还不算被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共产党的错误推到冷漠阵营中乃至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数百万人。仅这两个党共同行动的事实,就能为群众展现新的前景,无限量地增加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但我们将从40%出发。也许布吕宁或希特勒有更大的力量?须知能够统治德国的只有这三个集团:无产阶级、天主教中央党或法西斯分子。但有教养的小资产者在骨子里认为,资本的代表只要有20%选票就能进行统治:资产阶级掌握着银行、托拉斯、辛迪加、铁路,诚然,我们的有教养的小资产者12年前就打算把所有这些都“社会化”。什么事没有啊!社会化的纲领——赞成,剥夺剥夺者——不行,这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了。
  我们所用的力量对比是在议会剖面上的。但这是一面哈哈镜。被压迫阶级的议会代表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实际力量;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在他们垮台的前一天,都仍是自己的虚构力量的假面舞会。只有革命斗争才能从所有的遮掩下暴露出真正的力量对比。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不被内部的怠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叛卖导致瘫痪的话,就能发挥出远远超过其议会表现的力量。再次提一下无可估价的历史教训:在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中的选票还不足1/3,即低于40%。虽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战争、欧洲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虽然有战后的疲劳反应、热月情绪的增长,第一个工人政权已经屹立了14年之久。德国又该如何?当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挺身而起夺取政权之时,任务就解决了90%
  希法亭说:“不过,如果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政府并把它推翻,其后果可能是法西斯分子上台。”在议会层面上,事情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但事情不是在议会层面上。社会民主党拒绝支持布吕宁只能是在已经决定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况下。或是支持布吕宁,或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布吕宁,立刻改变了力量对比,不是在议会的棋盘上,棋盘上的棋子会无意中掉到桌下的,而是在阶级革命斗争的舞台上。在这样的转折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将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增加十倍,因为在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道义因素所占的不是最后一位。道德高压电流将一阶层一阶层地传遍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将信心十足地对自己说,他,只有他,才负有这样的使命:赋予这一伟大国家另一个更高的生活方向。希特勒军队应在决定性的战斗之前开始衰败和瓦解。斗争当然是不能逃避的;但在坚定的意志下取得胜利,在英勇的进攻中获取胜利,要比现在最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为此所缺的东西不多:社会民主党转到革命道路上来。在19141932年的经验之后,希望领袖们会自愿地转变,是所有幻想中最可笑的。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多数来说,是另一回事,只是应该帮助他们。但这一转变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他们自己的党的上层。
  在此,对我们的话“无须做任何补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再次用我们自己著作中的引文来反对我们:难道我们不是确实写过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是一系列的错误?难道我们没有抨击过共产党参加希特勒的全民公决吗?写过,也抨击过。但须知我们与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它不能粉碎社会民主党,让群众脱离它的影响,让历史的火车头摆脱生锈的制动闸。斯大林官僚集团以其摇摆、错误和官僚最后通牒保存了社会民主党,一次又一次地让它重新站了起来。
  共产党虽然没有正确的领导,仍是反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虽然由工人构成,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从资产阶级目的的角度,在“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善于领导的党,但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就不行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塔尔诺夫就危机和失业重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耻”的老话,就像新教的神父讲财富的罪恶一样;塔尔诺夫就社会主义所说的话,也像神父说死后的恶报一样;但关于具体问题,他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如果914,失业的幽灵不站在投票箱后面的话,这一天在德国历史上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社会民主党失去了选民和席位,是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危机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危机没有巩固“社会主义”的党,相反是削弱了它,就像危机减弱了商品流通、银行的金库,削弱了胡佛和福特的自信,减少了摩纳哥公爵的利润等。今天,对形势的最乐观的评价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找,而要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找。还能为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找到更加无可争议的证明吗?如果资本主义的疾病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疾病,那么资本主义迫近的死亡就不能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近在咫尺的死亡。依靠工人的党,却为资产阶级服务,在阶级斗争最激化的阶段就不能不感觉到坟墓的气息。


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承认必须清算下面那些错误观点,它们依据的是“对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形式与公然的法西斯方式之间的矛盾的自由派的观念”……这一斯大林哲学的实质十分简单:从马克思主义否定绝对矛盾出发,它得出否定所有矛盾的结论,哪怕是相对的。这是庸俗激进主义的典型错误。但如果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领域中,那么这两个制度就干脆应该吻合。社会民主党等于法西斯主义的结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把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在这一联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也没有对我们解释清楚。[6]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的。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它根本不是“绝对的”,或根本不意味着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的统治(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议会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是两种制度,分别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不同的组合,因此必然会进入彼此的激烈对抗。
  今天,社会民主党是议会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工人。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没有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就没有影响。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粉碎工人组织,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舞台是议会。法西斯体系建立在对议会制度的破坏之上。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议会制度和法西斯制度只是统治的不同工具。他们用这个还是用那个,取决于历史条件。但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选择这个或那个工具具有独立的意义,是他们的政治生死的问题;对法西斯主义来说,也是一样。
  当资产阶级专政的“正常的”军警手段以及掩盖它们的议会已经不足以维持社会平衡时,就轮到法西斯制度出场了。资本通过法西斯代理人,让失去理智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失去阶级属性的、士气低落的流氓匪帮、金融资本本身使其陷入绝望和疯狂的无数的人行动起来。资产阶级要求法西斯主义全面工作:既然它允许采用内战手段,它就希望能得到几年的安宁。于是法西斯代理人就利用小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冲锤来荡平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工作进行到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导致金融资本直接把所有统治、管理和教育的机关和机构抓到自己的铁钳中:国家机关、军队、地方自治政府、大学、学校、报刊、工会、合作社。国家的法西斯化意味的不仅是管理形式和手段的墨索里尼化——在这个领域中的变化最终只起次要作用,而首先和最主要的是粉碎工人组织,使无产阶级陷入无组织状态,建立深深渗入群众中的机构体系,它们应该阻止无产阶级独立的凝聚。法西斯制度的实质正在于此。
  所说的一切与下面的事实没有任何矛盾,即在一定阶段上,在民主体系和法西斯体系之间,会建立把这二者的特点集于一身的过渡制度:两个社会制度,甚至是彼此势不两立的制度的更替规律,一般都是这样。有这样的时刻: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即它同时利用自己的妥协代理和恐怖代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克伦斯基政府在其存在的最后几个月中,就是这样的:它半依靠苏维埃,同时与科尔尼洛夫合谋。布吕宁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它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之间踩钢丝,手里拿着紧急法令的竿子。但国家和政府的类似状态是暂时性的。它标志着过渡阶段,即当社会民主党已经接近结束自己的使命时,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还没有准备好夺取政权。
  意大利共产党人早就不得不着手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止一次地抗议对这个概念如此普遍的滥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艾尔科利[7]对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仍在阐述现在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始终一贯的、彻底的反动体系,艾尔科利解释说:“这一断言依据的不仅仅是残酷的恐怖行动,不是大量被杀的工人农民,不是广泛使用的各种拷问手段的凶残、判决的严厉;而是全面地消灭所有形式的独立群众组织。”艾尔科利是完全正确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使命就是彻底取缔工人组织,不让它们东山再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仅靠警察手段是不能实现这个目的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是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压力——在后者削弱的情况下。正是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反动体系,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载入史册。
  艾尔科利写道:“关于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现有的关系的问题,就属于这个范围(法西斯主义与工人组织不可调和)。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明显不同于所有其他反动制度,后者是此前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巩固起来的。它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妥协,它疯狂地迫害后者;它剥夺了后者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它迫使后者移居国外。”
  刊登在共产国际主导刊物上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此后,曼努伊尔斯基给莫洛托夫提示了“第三时期”的伟大思想。法国、德国和波兰被派上了“革命进攻的第一线”。宣称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因为在无产阶级起义面前,除了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是反革命政党,区别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就不再有必要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就这样确立了。共产国际的官员重新武装。艾尔科利急忙证明,他爱真理,但更爱莫洛托夫,于是……写了捍卫社会法西斯理论的报告稿。他在19302月声称:“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法西斯化极其容易。”哎,官方共产主义官员的亦步亦趋更加容易。
  不出所料,我们对“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付出沉重代价获得的残酷经验迫使在这里作出转变。“第三时期”被解职退休,像莫洛托夫本人被解除共产国际职务一样。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依然如故,是“第三时期”唯一成熟的果实。对它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把自己与“第三时期”拴在一起的只是莫洛托夫;斯大林本人也误入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歧途。
  《红旗报》把斯大林下面这句话作为其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卷头题词:“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后者依靠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的一冀。”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当他试图进行概括总结时,第一句总是与第二句相矛盾。资产阶级依靠社会民主党,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早就说过了。但从此得出的只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一样,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怎么又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一翼”,就搞不清楚了。同一个作者的另一个界定也不更深刻一些: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双胞胎。双胞胎也可能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另一方面,盟友根本也不必非要在同一天由同一个母亲生出。在斯大林的句法结构中,没有最起码的逻辑,就不必说辩证法了。这个句法结构的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人敢反驳它。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内容”上的区别,维尔奈·基尔什跟在斯大林后面教导我们(《共产国际》19321月)。从社会民主党转向法西斯主义具有“有机过程”的性质,即“循序渐进地、平稳地”完成。这个议论听起来令人惊讶,如果追随者还没有使我们戒除惊讶的习惯的话。
  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阶级区别”,这显然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关于这点,我们早在19321月前就猜到了。但统治阶级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与其他各个阶级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下,资产阶级首先依靠的是被改良主义者驯服的工人阶级。这个体系最完整地出现在英国,无论是在工党领导下的,还是在保守党领导下的。在法西斯制度下,至少是在它的第一阶段中,资本依靠的是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意大利就是这样。这两个制度在“阶级内容”上有区别吗?如果只是提出统治阶级的问题,那确实没有区别。如果说的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局势或看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话,那区别就相当大。
  几十年来,工人在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与它进行斗争,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工会、党和教育性的俱乐部、体育组织、合作社等。无产阶级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框架内,而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才能走向政权。这点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证明。但正是为了革命途径,它必须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具有工人民主的根据地、当第二国际还在完成进步的历史工作时,它的工作都归结为建立这样的基地。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和唯一的使命就是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所有机构。这对无产阶级是否有“阶级意义”?请这些高深的理论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称一个制度是无可争议的资产阶级的时候,基尔什像他的老师一样,忘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他们用赤裸裸的社会学的抽象来偷换历史过程。但阶级斗争是在历史的土壤上进行,而不是在社会学的同温层里。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民主国家,而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活生生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集中了它的全部经验,它们为它准备未来。
  从民主到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可能是“有机的”和“循序渐进的”,这显然意味的只能是:不仅可能在没有震荡、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剥夺它的所有的物质成果——一定的生活水平、社会立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有这些成果的主要工具,即它的组织:因而,“平静”地过渡到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投降。
  维尔奈·基尔什的理论议论并非偶然:进一步发挥斯大林的理论预言,它们同时概括了共产党今天的全部宣传鼓动。它的全部努力旨在证明,布吕宁制度与希特勒制度没有区别。现在,这被台尔曼和雷梅尔视为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精髓。
  问题不仅限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的观点,现在正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中起劲地宣传。在法国杂志《布尔什维主义笔记》1月号上,我们读道:“托洛茨基分子在实践中与布赖特沙伊德[8]一样,接受社会民主党臭名昭著的‘小害’论,据此,布吕宁没有希特勒坏,据此,在布吕宁统治下饿死要比在希特勒统治下更舒服,宁愿被格列涅尔射杀,也不愿被弗里克射杀。”这段引文还不是最蠢的,虽然公平地说,它是相当愚蠢的。但是,哎,它表达的是共产国际领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
  问题是,斯大林分子从庸俗民主的角度比较两个制度。确实,如果从形式“民主”的标准看待布吕宁制度,那么结论是无可争议的:骄傲的魏玛宪法剩下的只是骨头和皮。但对我们来说,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无产阶级民主的角度来看问题。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正常的”警察反动何时何地被法西斯制度取代?在这个问题上,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标准。
  布吕宁是否比希特勒“好”(更可爱吗?)?老实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只要看一下工人组织的地图,就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还没有胜利。在通向它胜利的道路上还横亘着巨大的障碍和力量。
  今天的布吕宁制度是官僚专政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以军警手段实施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织彼此势均力敌。如果工人组织由苏维埃联合起来;如果工厂委员会为争取监督生产而斗争,就可以说是双重政权了。由于无产阶级的分裂和它的先锋队策略上的软弱,这种局面还没有出现。但强大的工人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能够给予法西斯主义以毁灭性的回击——存在的事实本身,不允许希特勒当权,使官僚机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布吕宁专政是波拿巴主义的漫画。这个专政不稳定、不可靠、不长久。它标志的不是新的社会平衡的开始,而是预示着旧的平衡即将倾覆。它直接依靠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为数有限的少数,社会民主党违背工人的意志容忍布吕宁,法西斯主义威胁他,他所能采用的是紧急法令的雷霆,可不是真正的。在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解散它,下达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宣布圣诞节休战,以便在它的掩盖下再做几个交易,驱散上百个集会,关闭几家报纸,与希特勒通几封配得上外省药剂师手笔的信,这就是布吕宁所能干的事。对更大的事来说,他的手太短了。
  布吕宁被迫容忍工人组织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今天就把政权交给希特勒,因为他没有消灭它们的独立的力量。布吕宁被迫容忍法西斯分子并包庇他们,因为他对工人的胜利怕得要命。布吕宁制度是灾难之前的过渡性的短暂的制度。今天的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只是因为两个主要阵营还没有交手。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它还在前面。战前、公然较量之前的间歇,被官僚软弱无力的专政所填充。
  那些吹嘘不承认“布吕宁与希特勒之间”有区别的智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组织的存在或它们已经被粉碎没有区别。在这个假激进的夸夸其谈之下掩盖的是最可憎的消极:我们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失败!认真地重读一下法国斯大林分子的杂志的这段引文,全部问题都归结为在谁的统治下挨饿更好些:在布吕宁之下还是在希特勒之下?我们提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死亡更好些,而是如何战斗和胜利。我们的结论是:总决战应该在布吕宁的官僚专政被法西斯制度取代之前,即在工人组织被粉碎之前。应该通过展开、扩展、激化局部战斗来为总决战作准备。但为此应该有正确的前景,首先是别宣称离胜利还很远的敌人为胜利者。
  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时局的战略钥匙,这是斗争的出发阵地。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清楚,斯大林官僚集团关于布吕宁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的废话是多么空洞、多么贫乏、多么陈腐。我们回答他们说,你们搞错了!你们由于害怕困难、对伟大的任务的恐惧而可耻地搞错了,你们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就投降,你们宣称我们已经失败了。你们扯谎!工人阶级被改良主义分子分裂和削弱,因自己的先锋队的摇摆不定而迷失了方向,但它还没有被粉碎,它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不,德国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当它的革命能量在行动的舞台上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最乐观的估计都将被远远超过。
  布吕宁制度是预备性的制度。为什么?或是为法西斯的胜利,或是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制度之所以是预备性的,是因为两个阵营刚刚开始为决战作准备。把布吕宁与希特勒等同起来,就是把战前的局势与失败后的局势等同起来,就是预先承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号召不战而降。
  工人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党员的绝大多数都不希望这样。当然,斯大林官僚集团也不希望这样。但应该考虑的不是善良的愿望——希特勒用它们来铺成通往地狱的道路,而是政策的客观意义、它的方向、它的趋势。应该彻底揭露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雷梅尔政策的消极、胆怯、观望、投降、夸张的性质。应该让革命工人明白:阵地的钥匙还在共产党手中;但斯大林官僚集团企图用这把钥匙关上通往革命行动的大门。


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义



  当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写文章,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自利”;当泽伊杰维茨保证说,对他来说,“阶级利益高于党的利益”,他们就坠入政治上的感伤主义,或是更糟,用感伤的词句来掩盖自己一党的利益。这条路行不通。当反动派要求“国家”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说,反动派在“整体”利益的幌子下实现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只能从统治阶级的视角或从觊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视角来形成国家利益。只能以纲领的形式表述阶级利益;只有创立党才能捍卫纲领。
  就阶级本身来说,它仅仅是加工的原料。无产阶级独立的角色,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自为的政治阶级时开始。这只有通过党才能完成。党是阶级通过它走向自觉的历史机构。说“阶级高于党”,就是断言:不成熟的阶级高于走向自觉的阶级: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为论证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庸俗的理论。
  阶级走向自觉,即建立引导无产阶级追随自己的革命党,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过程。阶级不是单一的。它的不同的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期限内走向自觉。资产阶级积极地参与这个过程,让工人的某些阶层与另一些阶层对立。不同的政党同时在这个阶级中活动。因此它在自己的历史道路的大部分路段上,在政治上都是分裂的。由此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一定的阶段中,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
  在正确的政策下,共产党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它的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共产党只有对所有其他政党和组织(工人阶级内的或其外的)保持充分的和无条件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要求,是反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最严重的犯罪。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被葬送,就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强迫GCD加入国民党——中国资产阶级的党,并服从它的纪律。斯大林对国民党政策的经验,将作为革命领袖对革命致命的怠工的典型而永远载入史册。斯大林对东方的“工农双重成分的党”的理论,是对与国民党的实践的总结,并把它合法化;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推行这个理论,破坏了共产主义的权威,在几年中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1928年以前,实质上同样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在美国、英国和所有欧洲国家中推行,虽然不那么无耻。
  在斯大林派与蒋介石、汪精卫、珀塞尔、拉迪奇、拉福莱特等结盟时期,左派反对派为共产党和它的政策在无产阶级发展的所有历史条件下和所有阶段上充分的、无条件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导致反对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关系极度激化。无须说,台尔曼和雷梅尔、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这场斗争中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因此,不是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但无产阶级不是通过学校的台阶,而是经过不间断的阶级斗争走向革命自觉的。为了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队伍的联合。这对于在一个企业的院墙之内的局部经济冲突、对像回击法西斯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都同样正确。因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人为的,某种狡猾的手腕,不,它完全是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产物。《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会与无产阶级对立,因为他们除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和任务,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党为阶级的大多数进行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与工人对自己队伍的统一的要求相矛盾。
  《红旗报》有充足的理由谴责“阶级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说法。事实上,正确理解的阶级利益与正确制定的党的任务是吻合的。只要问题局限在这些历史哲学的断言中,《红旗报》的立场就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却干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原则上把无产阶级利益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同,既不意味着整个无产阶级今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意味着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不是生来就理解自己的历史利益的,政党的必要性就源自于此。党的任务是在战斗经验中学会对无产阶级证明自己的领导权。然而,斯大林官僚集团认为,以盖着共产国际印章的党证为依据,就可以简单地要求无产阶级服从。
  《红旗报》重申:“任何统一战线,只要不是事先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因而就是‘反革命的’。”工人仅凭保证就必须预先相信共产党组织。官员从党和阶级任务的原则上的等同中得到自己对阶级发号施令的权力。党还应该解决的那个历史任务——把绝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被官僚变成最后通牒,变成抵在工人阶级鬓角上的手枪。辩证思维被官僚形式主义的行政思维所取代。
  把还有待解决的历史任务当成已经解决了的。需要赢得的信任被当做已经赢得的。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但事情不会因此而取得进展。在政治上不应该从理想的和未来的情况出发。斯大林官僚集团贯彻到底的立场,实质上是对党的否定。如果无产阶级应该预先承认台尔曼和雷梅尔的领导的话,党的历史工作又是什么呢?
  党有权要求想加入共产党员队伍的工人:你应该承认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章程和我们选举出的机构的领导。但当问题涉及的是为一定的战斗任务共同行动时,对工人群众或工人组织提出同样的要求,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荒谬的、犯罪的。这意味着破坏党的基础:只有在与阶级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中,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不应该提出刺激和侮辱工人的单方面的最后通牒,而是提出明确的共同行动的纲领。这是在实践中赢得领导权的最可靠的途径。
  最后通牒是在不能说服工人阶级的情况下强奸它的企图:如果你们工人不承认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的领导,我们就不允许你们建立统一战线。险恶的敌人也想不出共产党领袖使自己陷入的更糟糕的处境。这是必死无疑的道路。
  德国共产党在其呼吁中作强词夺理的保留说明时,只是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承认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这听起来像是为那个不能原谅的政策请求原谅。当党声明,它拒绝加入与其他组织的任何谈判,但允许与自己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必称自己为共产党员,这是最纯粹的最后通牒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观点”的保留说明纯属笑柄:为了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今天就准备与自己的党决裂的工人,是不会在共产党员面前止步的。外交陷阱、标签游戏是与工人格格不入的。他关注政策和组织的实质。在他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之前,他就会一直留在社会民主党中。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部分工人今天仍留在社会民主党中,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主义的领导,而只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今天就想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如果给他们指出共同斗争的最近阶段,他们会要求他们的组织走上这条道路。如果组织固执己见的话,他们就会与之决裂。
  党中央不去帮助工人在经验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而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反对工人。韦尔斯和希法亭现在十分成功地利用共产党不愿意加入共同斗争的托词,掩盖自己的不愿意战斗、自己对斗争的害怕、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斗争。在今天的条件下,党对统一战线的固执的、愚钝的、荒谬的拒绝,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因此,社会民主党以它所固有的寄生性,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对斯大林—台尔曼的最后通牒政策的批评。
  现在,共产国际的官方领导故作高深地夸夸其谈什么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事实上“水平”日益下降,布尔什维主义的教训被遗忘,被歪曲,被践踏。然而,在俄国党的历史中寻找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政策的先声,一点也不困难。这就是已故的波格丹诺夫,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还在1905年,他认为,如果彼得格勒苏维埃不事先承认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的话,布尔什维克不能参加这个苏维埃。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彼得格勒局于1905年通过决议: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承认党对它的领导,否则就退出苏维埃。年轻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最后通牒。包括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的工人代表惊讶地彼此看了一眼,就转入讨论列入当天日程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退出苏维埃。很快,列宁从国外归来,严厉地斥责了最后通牒主义。他教导说:“不能借助最后通牒迫使群众跃过其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波格丹诺夫拒绝放弃自己的方法,后来他建立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派别。他们得到后一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总想把布尔什维克从那些机构中召回,后者拒绝接受从上面下达的最后通牒:“事先承认我们的领导。”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把自己的政策用于苏维埃,还要运用到议会领域和工会中,即运用到所有合法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中。
  列宁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争取党与阶级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斗争。最后通牒派在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党中从未上升到多么重要的角色的地位;否则,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在于对阶级的关注和敏锐的态度。列宁在当政之后,仍继续反对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与工会的关系上。他写道:“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9]对只代表工人阶级少数的西方共产党来说,这点就更加必要。
  但是,在最近一个阶段,苏联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被政权武装的共产党标志着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另一种相互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加入了强迫成分。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本上不是反对内阁设置不完善、因循拖延、草率从事等的斗争,而是反对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机关的发号施令,反对把党的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层”。列宁临终前的建议:建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的无产阶级监察委员会,罢免斯大林和他的党的机关中的派别,是旨在反对党的官僚退化。由于一系列我们在此不能细说的原因,党没有理睬这个建议。最近几年,党的官僚退化达到极点。斯大林的机关只会发号施令。指挥的语言就是最后通牒的语言。每个工人都应该事先承认,中央委员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政策越是错误,对永远正确的觊觎就越大。
  在把共产国际机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后,斯大林派别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方法转用到外国支部中,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德国领导的政策是莫斯科领导的政策的反映。台尔曼看到,斯大林官僚集团发号施令,宣布所有不承认它永远正确的人是反革命。台尔曼哪点比斯大林差?如果工人阶级不顺从他的指挥,那就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些指出台尔曼致命的最后通牒主义的人,就是双倍的反革命。最反革命的书籍就是《列宁选集》。难怪斯大林让它受到如此严厉的书刊检查,尤其是对外文版。
  如果最后通牒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意味着靠党的道义资本为生,那在刚刚开始积蓄道义资本的西方党中,它就加倍地站不住脚。在苏联,胜利的革命至少为官僚最后通牒主义创立了以镇压机关形式出现的物质前提。在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后通牒主义变成了无力的漫画,阻碍共产党走向政权。台尔曼和雷梅尔的最后通牒主义首先是可笑的。而可笑的也能致命,特别是当事关革命党时。
  暂时把问题转到英国的舞台上,该国的共产党(由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至今仍是无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承认除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之外的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反革命”的话,那么显然,英国无产阶级只能把革命斗争推迟到共产党成为它的领导时再开始。但共产党只能在它自己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成为阶级的领导。然而经验只有通过把数百万群众引入斗争中,才能具有革命性质。但是,吸引非共产党员群众,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众加入斗争,只能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我们落入了没有出路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魔力圈。但是,革命辩证法早就指出了出路,并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以无数的例子展示了它:把夺取政权的斗争与改良斗争结合起来;党在保持工会统一的情况下,党的充分的独立;利用资产阶级制度与它进行斗争;在议会讲坛上对议会进行不妥协的批评;在为局部任务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实际协议的情况下,与改良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在英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站不住脚由于共产党的格外软弱而分外显眼。在德国,最后通牒主义的致命性多少被党的人数众多和它的增长而遮掩。但德国党的增长是由于局势的压力,而不是由于领导的政策;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而是违背它。何况党员人数的增长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与阶级之间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在这条基本路线上,局面没有改善,因为德国党在自己与阶级之间拦上了最后通牒主义的带刺的栅栏。


第四章 斯大林派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摇摆



  1月中旬,现已转入共产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党员托霍斯特代表党在法兰克福作正式报告时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用于与上层合作的精力纯属浪费。”这段引文我们引自法兰克福的共产党报纸,它对这个报告大加赞扬。“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被充分揭露”。对已经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一边(这当然是她的光荣)的报告人本人来说,是充分的,但对那些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容忍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的数百万工人来说,是不够的。
  但是无须再引证个别的报告。在我得到的最近一期《红旗报》(128)上的呼吁再次证明,统一战线只能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建立。论据是:“在经历和体验过这些领袖们在近18年来所做的事情的人中,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了。”如果我们问,那些参加政治活动少于18年,甚至少于18个月的人会怎样呢?自战争开始后,已经成长起几代政治家,他们还应该做老一代的试验,虽然是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列宁教训极“左”分子说:“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
  但经历了这18年的社会民主党的老一代根本没有与领袖们决裂。相反,正是在社会民主党中,留下了许多被重大传统与党联系在一起的“老人”。群众学习得如此缓慢,确实令人悲哀。但在这方面,不善于直观地暴露改良主义的犯罪本质的共产党“教员”要承担大部分罪责。在群众的注意力被致命的危险搞得极度贤张时,至少应该利用这个新局势,让改良主义者受到新的、这次可能真的是决定性的考验。
  我们丝毫不隐瞒,也不缓和我们对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看法,我们可以也应该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由于你们一方面同意与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你们还不愿意与你们的领袖们决裂,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强迫他们以某种方式为某些实际任务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更明确、更有说服力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写道:“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他的祖母,甚至与诺斯克和格热津斯基签订实际战斗协议”,[10]有意激起愚钝者和招摇撞骗者的真实的恐惧和佯装的愤怒。
  官方党自己每走一步都在破坏自己的无生命力的立场。在号召“红色统一战线”(与自己)时,它始终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示威、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无限自由”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口号。但由于共产党说的是无产阶级的,而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刊物、集会等,由于它实际上提出的是与社会民主党本身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后者也出版工人报纸,举行集会等。提出在自身中含有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思想的政治口号,又拒绝为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而达成实际协议,实在是荒谬绝伦。
  在明岑伯格身上,总路线与务实的健全的理智相互斗争,他于11月(在《红色建设报》)写道:“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是德国法西斯运动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野蛮的一翼,阻止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翼影响和实力的增强,对所有真正的左派集团都是利害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最野蛮”的一翼,那么布吕宁政府至少是不那么野蛮、不那么反动的了。明岑伯格在此悄悄地走向了“小害”论。为了保持虔诚的外表,明岑伯格区别了不同种类的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中等的和烈性的,好像说的是土耳其烟草似的。但如果所有左派集团(它们的名字是什么?)都与对法西斯的胜利利害攸关,那么这些“左派集团”不需要经受实践的考验吗?
  在推出自己的与法西斯斗争的其体的、深思熟虑的实际纲领,要求召开有自由工会执委会参加的两党执委会的联席会议后,应该立即双手抓住布赖特沙伊德的模棱两可的外交建议,难道还不清楚吗?同时应该把这个纲领有力地推向底层,推到两个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谈判应该当着全体人民的面进行:报刊应该每天对它们进行报道,没有夸张和无聊的编造。这样务实的、直截了当的宣传对工人的影响,远比在“社会法西斯主义”题目上的无休止的喧嚣要强得多。在这样提出问题后,社会民主党在“钢铁阵线”虚假的掩饰下,连一天也藏不住。
  请重读一下《左派幼稚病》吧:现在这是最需要的书。正是出于像今天的德国的这种形势,列宁说:“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善于利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和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11](逐字引用)
  党是怎么做的呢?它通过自己的报纸日复一日地断言,它所能接受的只有“反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希特勒之类的统一战线”。在面临无产阶级起义的情况下,在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之间将没有区别,这是毫无疑义的。与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联合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克伦斯基派黑色百人团的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支持科尔尼洛夫和克拉斯诺夫,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在沙皇军官指挥下的士官生暴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布吕宁、谢维林、赖帕特和希特勒在任何条件下都属于同一个阵营。现在他们的利益就不一致。对社会民主党来说,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不如说是保卫半议会制的资产阶级体制,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这种对抗是愚蠢透顶的。
  列宁在其《左派幼稚病》中写道:“进行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而进行这样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并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呜?”[12]这段引文我们仍是逐字引用的,我们强调的在括弧里的话也是列宁的。
  列宁接下来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13]曼努伊尔斯基领导下的台尔曼和雷梅尔做了什么?他们竭尽全力地用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统一战线的事实上的怠工,来弥合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裂缝——这是多大的裂缝啊!
  列宁要求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14]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你们听听:这里清晰准确地说了,你们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这话说的就是你们。签收条吧!
  但斯大林分子反驳说,不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这正确吗?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相反的定理也是正确的:不战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不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要资本还在进行统治,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都将在不同的组合中存在。因而,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点: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制度。
  但正是现在,当这个制度在德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出来保卫它。人们对我们说,为了推翻这个保卫者,应该先了结社会民主党……于是,这个僵死的公式把我们引入绝境。只有在行动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摆脱它的出路。指出行动性质的不是与抽象范畴的游戏,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力量的实际相互关系。
  官员们机械地说,不,我们“先”消灭社会民主党。以什么方式?非常简单:给党组织下命令,让它们在一定的期限内招募十万名新党员。以赤裸裸的宣传取代政治斗争,以办公室的计划取代辩证的战略。如果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在今天已经把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到了工人阶级面前呢?那时就应该让工人阶级背对着这个任务,应该催眠他,应该让他相信,与法西斯斗争的任务是次要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放一放,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法西斯主义实质上已经开始统治了,希特勒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无须害怕希特勒,希特勒只是在为共产党员开辟道路而已。
  也许这是夸张?不,这是共产党领袖们的真正的、无可怀疑的主导思想。他们并不总是把它贯彻到底。在面对群众时,他们往往自己从最后的结论退回,把各种立场混成一团,把自己和工人搞糊涂;但在他们企图自圆其说的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是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为出发点的。
  雷梅尔是共产党三个官方领袖之一,去年1014日他说:“这点布吕宁先生说得十分清楚:当他们(法西斯分子)上台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将会实现,并横扫一切。”(共产党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布吕宁以这种前景恫吓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要保卫自己的政权。至于雷梅尔用这种前景来安慰工人——这是可耻的:他是在为希特勒政权作准备,因为这一前景是根本错误的,它证明对群众心理和革命斗争的辩证法一窍不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看到在它眼前公然展开的所有事件,如果它还允许法西斯分子上台的话,即表现出完全致命的盲目和消极,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希望在法西斯分子上台之后,同一个无产阶级会立即摆脱自身的消极并“横扫一切”。至少我们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雷梅尔的议论完全是本着19世纪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精神,后者暴露出完全不能率领群众追随自己,然而却坚信,当路易·波拿巴一旦骑在共和国的头上时,人民会立即挺身而起保卫他们,并“横扫一切”。然而,允许骗子路易·波拿巴上台的人民,此后却不能把他赶下台。为此需要包括战争在内的新的重大事件、历史震荡。
  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对雷梅尔来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现,只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对自己不称职的供认吗?因为我们,雷梅尔之流,不能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希特勒。当他为我们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那时就看我们的了。接下来是自吹自擂的声明:“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问题已经不再是谁打败谁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共产党员鼓掌)。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用俄国话来说,这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对此来说,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只是统一战线。明天,当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会把它交给我们。也就是说,明天的胜利者绝不是雷梅尔,而是希特勒。但那时请费心记住:共产党员胜利的时刻是不会很快到来的。
  雷梅尔自己也感觉到,他的乐观主义有毛病,就试图巩固它:“法西斯先生们吓不倒我们,他们会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加迅速地消耗殆尽(共产党员说:‘完全正确’)。”作为证明:法西斯分子希望纸币的通货膨胀,而这对人民群众来说是致命的,因而一切都是再好不过了。于是,雷梅尔的语言通货膨胀使德国工人迷失方向。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党的官方领袖的纲领性的讲话,它大量印发,为共产党的招募目的服务:在讲话的后面还附上了现成的入党登记表。这个讲话是完全彻底地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上的。“我们不怕”希特勒上台。但这是倒了过儿的怯懦公式。“我们”不认为自己能够阻止希特勒上台;更糟糕的是:我们官僚分子已经腐朽到这种程度,都不敢认真地考虑与希特勒作斗争。因此“我们不害怕”。你们不怕什么:与希特勒作斗争?不,他们不怕……希特勒的胜利。他们不怕逃避战斗。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胆怯。可耻,可耻至极!
  在我以前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写道,斯大林官僚集团打算给希特勒设下陷阱……国家政权形式的陷阱。共产党的记者从明岑伯格跑到乌利施泰因那里,又从莫塞跑到明岑伯格处,立即宣称:“托洛茨基诋毁共产党。”难道还不清楚: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敌意,出于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出于挽救德国资本主义的热望,托洛茨基把投降计划强加给斯大林官僚集团。实际上,我只是扼要地概括了雷梅尔的纲领性的讲话和台尔曼的理论文章而已。哪有什么诋毁呢?
  台尔曼和雷梅尔在这样做时,他们完全忠于斯大林的福音书。我们再提一次,1923年秋天,那时德国像今天一样,一切都如弦上之箭,斯大林当时都教了些什么,他对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道:“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否应该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对此来说是否已经成熟,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共产党员想夺取它,他们也会以失败而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被打得粉碎,被抛回去……当然,法西斯匪徒没有打盹,但让法西斯匪徒先进攻对我们更有利:它会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我认为,应该抑制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郎格在其一本关于“群众罢工”的小册子中写道:“布兰德勒断言,10月(1923)的斗争将导致彻底的失败,这无非是企图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不战而降而已。”完全正确。但谁是“不战而降”的唆使者?谁主张用“抑制”代替“鼓励”?1931年,斯大林只是发挥了自己1923年的公式:让法西斯匪徒夺取政权,他们只能给我们铺平道路。当然,攻击布兰德勒比攻击斯大林更安全。郎格们对此非常清楚……
  诚然,在最近两个月中——并非没有来自左边的强烈抗议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共产党已经不再说什么希特勒应该先上台,从而迅速地耗尽自己;现在它更多地依据的是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不能把反法西斯斗争推迟到希特勒上台之时;现在就应该开始斗争,动员工人起来反对布吕宁的法令,扩大和深化在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代表在这些框架内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但还有一个主要问题:怎样从语言转入行动?
  绝大多数党员和相当部分的机关工作人员——我们对此毫不怀疑——真诚地希望斗争。但应该直面现实:这样的斗争还没有,这样的斗争还没有出现。布吕宁法令的推行没有受到惩罚。圣诞节休战没有被破坏。据共产党自己的报道判断,局部即兴的罢工迄今为止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工人看到了这点。单凭叫喊是不能说服他们的。
  共产党把群众消极性的责任推给社会民主党。在历史意义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须知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的政治家。事情涉及的不是历史追究,而是出路。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存在的初期就正式提出了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在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的文章中),并把反击的时间定在希特勒上台之时,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的报纸现在要求立即开始反击法西斯主义,唤起群众反饥饿和警察压迫。我们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工人党立场上的这些变化是在共产党批评的影响下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以对中派主义的不彻底性的批评来推动它前进的。但仅这一点还不够。应该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批评的结果,建议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语言转入行动。应该让社会主义工人党受到公开的、明确的实践考验:不是通过解释个别的引文——这是不够的,而是通过建议就反击的一定的实际方法达成协议。如果社会主义工人党暴露出自己的站不住脚的话,共产党的威信就会提高,中间党派就会更快地被消灭。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说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愿意严肃地进行斗争,是错误的。在这个党中有各种不同的倾向。现在,由于问题归结为为争取统一战线的抽象宣传,内部矛盾就显露不出来。一旦转入斗争,它们就会暴露出来。共产党只能从中受益。
  但是,还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问题。如果它拒绝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实际建议,这就形成了新的局面。中派分子想站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指控这二者,并以它们为代价来加强自己(乌尔班斯提倡这种哲学),他们马上就被架空,因为暴露出,对革命斗争怠工的正是社会民主党。难道这不是十分有利的?从这时开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们把自己的目光坚决地转向共产党一边。
  但是,韦尔斯之流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工人党接受的行动纲领,是不会不受惩罚的,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一样。《前进报》立即会失去指控共产党消极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工人对统一战线的向往会立即增强;这等同于他们向往共产党。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共产党在这些阶段和转折的每一个之上,都可能开辟新的机会。它无须对同一些听众重复同一些千篇一律的现成公式,就能获得调动新的阶层,在活生生的经验的基础上教育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谈不上共产党放弃对罢工、示威游行、政治斗争的独立领导。它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谁也不等。但在自己行动的基础上,它对其他工人组织推行积极灵活的政策,打碎横亘在工人之间的保守的樊篱,把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矛盾暴露出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前进。


第五章 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是源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些词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含义上)的基本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因此在阅读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反驳时,不能不感到愤怒和羞愧。可以日复一日、毫不疲倦地对落后、愚昧的工人或农民解释最简单的思想;因为这是开垦处女地。但是不得不对那些被官僚压力机把脑子砸平的人证明和解释基本思想,是件不幸的事!对那些手中不掌握有逻辑的证据,但手头却有国际谩骂手册的“领袖们”,有什么办法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一个词击退:“反革命!”在那些至少迄今还没有用任何东西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一场革命的人的嘴上,这个词已经极大地贬值了。但是,怎么对待共产国际头四届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依然存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是否承认它们呢?
  文件至今仍有生命力,并保持着自己的意义。在无数的文件中,我只选取我在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为法国共产党撰写的提纲,它们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成,当时曾用各种语言发表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在此逐字引用提纲中论证和捍卫统一战线政策的那部分:
引用:
  ……十分明显,在革命准备阶段,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并没有停止。由这方或那方挑起的与工厂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冲突轮流爆发。在这些冲突中,由于它们涉及整个工人阶级、或它的大多数、它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的切身利益,工人群众体验到对统一行动的要求……机械地反对这个要求的党……必将受到工人发自内心的谴责。
  虽然,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特定阶段内不可避免的分裂是事实,统一战线的课题就是出于保证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必要。谁不明白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党就是一个宣传协会,而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
  如果共产党不彻底地、一劳永逸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它就永远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如果共产党不寻找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包括在内)的共同协调行动随时成为可能的组织途径,它就以此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掌握工人阶级的多数。
  仅让共产党员脱离改良主义者,并用组织纪律来约束他们,是不够的;需要让这个组织学会领导无产阶级在其所有生存领城中的所有集体行动。这是共产主义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
  统一战线只扩展到工人群众之中,还是把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也包括在内?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面,……避开改良主义的组织、政党或工会,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那时,以今天的形式出现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除了其他考虑之外,与我们利害攸关的是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避风港中拖出来,让他们和自己共同站在战斗的群众面前。在正确的策略下,这只能对我们有利。对此抱有怀疑的共产党员,就像那样的游泳者一样,他赞成关于最好的游泳方法的提纲,却不敢冒险跳入水中。
  在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后,我们当然要接受一定的行动纪律。但这个纪律不可能是绝时的。如果改良主义者在明显违背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情况下开始阻止斗争,给运动带来明显的损害时,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永远保持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权利,不管我们的暂时的半盟友。
  有些记者在编辑部的房间里用千篇一律的言辞批评改良主义,害怕在工人群众面前与它冲突,让群众有机会在群众斗争的同等条件下评价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并自认为摆脱了改良主义。只有从这样的记者的角度,才会认为这一政策是与改良主义接近。在这个似乎是对“接近”的革命的警觉之中,实质上隐藏着力求维持一种事物的秩序的政治消极性,在这种秩序下,共产党员和改良主义者各有其严格划分的影响范围、自己的会议参加者、自己的刊物,而所有这些一起造成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的假象。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用口头上的不妥协掩饰的消极和犹豫的倾向。最先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怪现象:具有中派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党内右派分子,……是统一战线最不妥协的反对者,并用革命坚定性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相反,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刻完全站在第三国际立场上的人,现在赞成统一战线策略。事实上,在假革命坚定性的面具下出现的是消极观望策略的支持者。[15]
  难道这些话不像是今天为反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台尔曼—雷梅尔—诺伊曼而写的?事实上,它们写于10年前,是反对用极“左”词句掩盖自己的弗罗萨尔、加香、沙尔·拉波波特、丹尼尔·勒努和其他法国机会主义者的。此处援引的提纲当初表达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政治局的政策,并决定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它们是否在那时就是“反革命的”?我们直截了当地对斯大林官僚集团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千万别企图这样回答我们,说什么自那个阶段之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关的不是时机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的ABC”。
  实际上,早在10年以前,共产国际就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质: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群众和他们的组织表明,它准备与他们一起进行斗争,哪怕只是为了无产阶级发展道路上最微小的目的;共产党在这一斗争中会考虑到在每个特定时刻的阶级的真实状态;它不仅面对群众,也面对其领导得到群众承认的那些组织;它在群众眼前让改良主义组织面对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用事实来暴露,不是共产党的分裂,而是社会民主党的有意识的怠工破坏了共同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加速了阶级的革命发展。十分清楚,这些思想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会过时。
  那如何解释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拒绝呢?这一政策过去的挫折和失败。这些挫折的原因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政治家身上,如果能够及时揭示它们、对它们加以透彻的分析、研究的话,德国共产党面对今天的局势时,就能得到良好的战略和策略武装。但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做法,就像寓言中的近视的猴子一样:它把眼镜戴在尾巴上,毫无结果地舔它,它最后认定,眼镜毫无作用,把它摔在石头上,摔得粉碎。不管怎样,眼镜是无辜的。
  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错误有两种。更常见的是这种: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对改良主义者建议为之进行共同斗争的激进口号不是局势的产物,也不符合群众的意识。建议带有放空炮的性质。群众仍然冷淡,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则把共产党员的建议解释成旨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阴谋。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一战线政策的采用是纯形式的、宣言性的;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只有在对形势和群众状态的现实主义的评价的基础上,它才可能有效果。由于频繁、拙劣地使用“公开信”的武器,它变钝了,只好拒绝使用它。
  另一种歪曲具有更加致命的性质。在斯大林领导那里,统一战线政策变成不惜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为代价来追求盟友。共产国际官员依仗莫斯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真认为自己能够指挥各个阶级,把路线强加给它们,阻止中国的农民运动和罢工,以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为代价来换取与蒋介石的联盟,在伦敦和高加索疗养院的宴会桌上改造英国工会的官僚,他们是英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把拉迪奇式的克罗地亚资产者变成共产党员等。所有这些做法的意图,当然都是最好的:替群众做他们尚不能胜任的事,以加速发展。提一下下面的事并非多余:在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奥地利,共产国际官员企图在下一个阶段以上层路线人为地创建左派社会民主党,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在这场假面舞会中,除了失败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所有这些试验和冒险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灾难。世界革命运动因此倒退了好几年。
  当曼努伊尔斯基决定摔碎眼镜时,库西宁为了今后不再犯错误而宣布,除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外都是法西斯分子。现在,问题变得更加简单和明确,不可能再有错误了。哪里还会有什么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国家法西斯分子,或与“左派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右派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统一战线呢?斯大林官僚集团就这样在我们的头顶上画了一个180度的弧,它不得不宣布头四届代表大会的决议都是反革命的。


第六章 俄国的经验教训



  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援引布尔什维克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经验:官方领袖们以狂吠来答复我们。还要再提一下事情的实质,以便更确切、更详细地表明,斯大林学派是如何汲取过去的经验的。
  191778月间,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实际上执行的是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在前线恢复军事法庭和对士兵的死刑,剥夺了妥协派的苏维埃对政府事务的影响,镇压农民,把面包的价格提高了一倍(在国家垄断粮食贸易的情况下),策划放弃革命的彼得格勒,在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的情况下,把反革命军队调往首都,对盟国许诺在前线展开新的进攻等。整体政治局势就是这样。
  由于克伦斯基的动摇,科尔尼洛夫与他决裂,并率领部队进攻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那时处于半合法状态。因受到与霍亨索伦王朝总参谋部勾结的指控,从列宁开始,它的领袖们或隐藏于地下,或被关进监狱。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封闭。迫害来自克伦斯基政府,它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妥协分子来自左边的支持。
  当时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做的呢?它对与自己的狱卒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等达成反对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实际协议,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到处创立了革命防御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加入其中。这并不妨碍布尔什维克担任领导角色:在以群众革命行动为目的的协议下,赢家总是更彻底、更勇敢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站在最前列,打碎横亘在他们与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与社会革命党士兵之间的樊篱,引导他们追随自己。
  也许,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只是因为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几十次、几百次地要求与孟什维克共同进行反对动员起来的反革命的斗争。还在527,当策列铁里要求对布尔什维克水兵进行镇压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当反革命将军企图把绞索套在革命者的脖子上时,立宪民主党人会往绳子上打肥皂,而喀琅施塔得水兵将前来与我们共同斗争,共存亡。”这些话全部兑现了。在科尔尼洛夫进军的日子里,克伦斯基请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水兵承担起保卫冬宫的任务。水兵清一色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仇恨克伦斯基。这不妨碍他们警惕地保卫冬宫。他们的代表来到“十字架”监狱,拜会关押在那里的托洛茨基,他们问道:不逮捕克伦斯基吗?但问题带有半玩笑的性质:水兵们明白,应该先粉碎科尔尼洛夫,然后再对付克伦斯基。由于正确的领导,“阿芙乐尔号”的水兵比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更明白。
  《红旗报》把我们的历史引证称为“欺骗”。为什么?徒劳的问题。难道可以期待从这些人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吗?莫斯科命令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名字吠叫,并以解除职务相要挟。他们竭尽全力地执行命令。据他们的说法,托洛茨基“将布尔什维克19178月初反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斗争与今天的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是欺骗性的。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为争夺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展开斗争,在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从‘侧翼’进攻克伦斯基。这样,托洛茨基把支持布吕宁和普鲁士政府描绘成‘小害’”,(《红旗报》1222)。很难反驳这些无意义的话。好像是我把布尔什维克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布吕宁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提并论似的。我并未过高地估计《红旗报》编辑部的智力,但这些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把布吕宁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与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相比较;把布尔什维克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与德国共产党反希特勒的斗争相比较。这个比较哪点“欺骗”了?《红旗报》说,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争取在苏维埃中的多数与孟什维克进行斗争。但德国共产党也是为争取在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在俄国是“面临着尖锐的革命形势”。完全正确!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在8月采取台尔曼的立场的话,那么出现的可能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形势。
  8月的最后几天,科尔尼洛夫被击溃,实际上并不是被军事力量,而是群众的齐心协力。93后,列宁立即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书面妥协建议,他对他们说:“你们在苏维埃是多数,请你们夺取政权,我们帮助你们反对资产阶级;你们保障我们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我们对你们保证争取苏维埃多数的和平的斗争。”列宁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妥协,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新的统一战线。这一拒绝成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强有力的工具,七个星期后,起义清除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绝不认为,我们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我仍认为,我们的经验对德国共产党有些意义。我举的是最接近、最相似的历史类比。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如何答复?谩骂而已。
  在科学的全副武装下,尝试“严肃”地反驳我们的类比的,只有《红色战士》极“左”集团。它认为,布尔什维克在8月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科尔尼洛夫是沙皇反革命的代表。这意味着,他的斗争是封建反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它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附庸达成策略协议,不仅是正确的,还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个阶级的利益在反对封建反革命一事上是一致的”。由于希特勒代表的不是封建反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所以支持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打击希特勒。这就是统一战线在德国不存在的原因,这就是托洛茨基的类比是错误的原因。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有分量。但实际上,这里没有一句话是正确的。19178月时,俄国资产阶级反对的根本就不是封建反动:所有地主都支持立宪民主党,后者为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斗争。科尔尼洛夫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农民之子”、土地改革和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整个资产阶级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可能达成协议,是因为妥协分子暂时与资产阶级破裂:是对科尔尼洛夫的害怕使他们走到了这一步。妥协分子明白,一旦科尔尼洛夫获胜,资产阶级将不再需要他们,会听任科尔尼洛夫绞死他们。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这些范围内,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类似。
  区别根本就不在《红色战士》理论家所看到它的地方。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都在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科尔尼洛夫依靠的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是因此,他的运动不是法西斯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将军阴谋反革命,绝不是“封建的”。它的弱点正在于此。科尔尼洛夫依靠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情和军官、士官生——同一个资产阶级的年青一代——的军事支持。仅此还不够。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下,科尔尼洛夫的胜利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红色战士》反对德国统一战线的议论的基础,是它的理论家们既不理解俄国的形势,也不理解德国的形势。[16]
  感到自己在俄国历史的冰面上站立不稳,《红旗报》尝试从另一面来处理问题。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是法西斯匪徒。“紧急状态、专横地降低工资、事实上禁止罢工……所有这些对托洛茨基来说,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党应该容忍这些。”这些人几乎被自己的无力的恶毒解除了武装。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建议过“容忍”布吕宁政府?“容忍”意味着什么?如果说的是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支持布吕宁政府,那么这个题目在共产党员中是完全耻于谈论的。但在另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你们这些大喊大叫的先生们仍不得不“容忍”布吕宁政府,因为你们没有力量把它推翻。
  《红旗报》在德国事务上用来反对我的所有论据,有充分权利用来反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说:“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科尔尼洛夫暴乱只是始于科尔尼洛夫。难道克伦斯基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难道他的政策不是旨在扼杀革命?难道他没有借助讨伐队粉碎农民暴动?难道他没有组织同盟歇业?难道列宁没有处于地下?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容忍?”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敢提出这样的论据。但如果有的话,大致可以以下面的方式回答他:“我们指责克伦斯基为科尔尼洛夫上台作准备、铺平道路。但这难道会解除我们投入反击科尔尼洛夫进攻的责任吗?我们指责守门人为掠夺者半开了大门。但难道这意味着根本就不管大门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布吕宁政府已经迫使无产阶级齐膝陷入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中,你们则得出结论,没膝盖、没腰和灭顶,不是反正都一样?不,不完全一样。谁陷入泥淖只陷到膝盖,还可能从中挣扎出来,谁要连脑袋都陷入泥淖中,那他就没救了。
  关于极“左”派,列宁写道:他们“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过许多好话。有时真想对他们说:少称赞我们,更多地领会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更多地认识它”。


第七章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被改良主义者叛卖的意大利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产物。从战争结束后,意大利革命运动呈上升趋势,在19209月导致工人夺取工厂。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事实,需要的只是把它组织起来,从中得出所有结论。社会民主党吓坏了,向后跳到一边。经过大无畏的英勇努力之后,无产阶级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革命运动的失败是法西斯主义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9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中断;11月,发生了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博洛尼亚)。
  诚然,在11月灾难之后,无产阶级还能进行防御战斗。但社会民主党只关心一点:以无休止的让步为代价把工人撤离火线。社会民主党希望,工人的驯服行为会让资产阶级“舆论”重新反对法西斯分子。此外,改良主义者甚至还寄希望于维克多·埃马努伊尔的帮助。直到最后时刻,他们还竭尽全力地阻止工人与墨索里尼匪帮战斗。但这也无济于事。王室随着资产阶级上层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边。社会民主党人在最后一分钟确信,克制忍让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他们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但是,号召没人响应。改良主义者如此长久地浸湿火药,担心它会爆炸。最后,当他们颤抖的手拿着点燃的火柴引爆时,火药没有爆炸。
  在法西斯主义产生两年之后,就取得了政权。由于它统治的第一阶段正好赶上19211922年萧条之后出现的良好的经济形势,它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法西斯分子以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量粉碎了撤退的无产阶级。但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墨索里尼上台之后,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开始时还保持一定的谨慎:他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在头两年中甚至没有修改宪法。法西斯政府具有联合政府的性质。法西斯匪徒那时用大棒、匕首和手枪干他们的勾当。法西斯国家是逐渐建立的,它意味着彻底扼杀独立的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党本身的官僚化为代价实现了这点。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进攻力量后,就用资产阶级国家的铁钳来强制它。它只能这样做,因为被它团结起来的群众的绝望,已经变成了它的最直接的危险。官僚化的法西斯主义十分接近其他类型的军警专政。它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来的社会基础。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后备力量——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消耗殆尽。只是历史惯性使法西斯国家能够把无产阶级控制在分散和无力的状态中:力量对比自动地变为对无产阶级有利。这一变化应该导致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将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过程要求时间。法西斯主义国家已经存在了10年。它还能支撑多少年?不想冒险确定期限,但可以肯定地说: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墨索里尼的新的长久延期;粉碎希特勒意味着墨索里尼结局的开始。
  在其对希特勒的政策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想出一句话:它只是拙劣地重复当初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更加冲动地所做过的一切。他们称法西斯主义是战后的变态心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那里看到的是“凡尔赛”变态心理,或危机变态心理。在两种情况下,改良主义者们都闭目不看法西斯主义的有机性质,看不到它是由资本主义衰落而产生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害怕对工人进行革命动员,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他们的口号是:“维克多·埃马努伊尔,施加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这样的民主资源——忠于宪法的君主制。没办法,只好满足于总统。“兴登堡,施加压力!”
  在与墨索里尼的斗争中,即在他面前撤退时,屠拉梯[17]提出了自己的天才的公式:“应该有成为懦夫的勇气。”德国改良主义者的口号没有那么活泼。他们要求“有承受不受欢迎的勇气”。这二者异曲同工。因怯懦地适应敌人而引起的不受欢迎,是不应该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事物的进程只取决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话,希特勒的前程就是有保证的。
  但是,应该承认,德国共产党从意大利的经验中也没学到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是与法西斯主义一起产生的。但那些把法西斯主义抬上政权宝座的革命退潮条件,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没有认清法西斯主义危险的规模,用革命幻想安慰自己,它对统一战线政策深恶痛绝,总之,它患有所有的幼稚病。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对它来说,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由动员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共产党分辨不出来。据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除葛兰西[18]之外,共产党甚至不承认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遭到失败,资本主义维持下来,反革命已经取胜,哪儿还有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呢?资产阶级怎么能反对自己呢!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定向的实质就是这样。此外不能忘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是新现象,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区分出它的特点,就是对更有经验的党来说,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德国共产党领导几乎一字不差地再现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前提立场:法西斯只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的差别没有意义。这个庸俗的激进主义更加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要比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成熟得多,除此之外,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意大利的悲惨经验所丰富。断言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或否定它上台的可能性的本身,在政治上是相同的。忽视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必然会麻痹与它斗争的意志。
  当然,共产国际的领导应承担主要罪责。意大利共产党比其他共产党更有责任发出自己警告的声音。但斯大林与曼努伊尔斯基强迫他们拒绝他们自己被粉碎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听到,艾尔科利急不可耐地转到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去,即转到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消极观望的立场上去。
  布尔什维主义只有在落后国家中才是可能的,社会党国际长期用这点来安慰自己。后来,同样的安慰被它转用到法西斯主义上。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自身的经验上确信这个安慰是错误的:它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法西斯的营垒中,工人则离开它走向共产党。在德国,只有这两个集团在壮大: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俄国和意大利都比德国落后很多,然而这二者都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运动的舞台。先进的德国不得不再现在俄国和意大利已经完成的过程。德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走俄国道路还是走意大利道路?
  当然,这不意味着,从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角度,德国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没有意义。与德国相比,意大利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只需提一下,在德国,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980万人,而从事工商业的有1850万人,即是前者的两倍多。在意大利,从事农业和林业的有1030万人,从事工商业的有640万人。这些赤裸裸的数字还不能提供无产阶级在德国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的概念。甚至巨大的失业者的数字,也能从相反的方面证明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整个问题在于把这个力量翻译成革命政治的语言。
  德国无产阶级最近一次大失败是在1923年,在史册上它可以与意大利九月事件相提并论。在那以后的九年多的时间里,许多伤口都愈合了,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德国共产党与1922年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相比,是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比重、在它最后一次失败后已经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党的强大力量——这三个优势,在总体估量局势和前景时,有重要意义。
  但为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该理解它们。这点目前还不具备。台尔曼1932年的立场再现了博尔迪加1922年的立场。在这点上,危险具有格外尖锐的性质。但在这里还有一个10年前所没有的附加的优势。在德国革命队伍中有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它依据的是过去10年的经验。这个反对派在人数上还很弱小,但事件会赋予它的声音以格外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小小的推动就会引发雪崩。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推动能够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地改变政策。现在的任务就归结于此。


第八章 从统一战线到苏维埃——统一战线的最高机关



  在一些左派圈子里,对苏维埃的口头崇拜的流行,像对它的历史功能的不理解一样普遍。苏维埃通常被界定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起义机关,最后是专政机关。这些界定在形式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穷尽苏维埃的历史功能。首先它们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苏维埃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正如工会是经济斗争中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一样,苏维埃是无产阶级进入夺取政权斗争时代的条件下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苏维埃自身并不含有任何神奇力量。它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处,无产阶级的所有优缺点都在其中。但苏维埃正是以此和只是以此,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发展程度不同的工人创造了有利的机会,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把他们的努力联合起来。在今天的前革命形势下,进步的德国工人应该格外清晰地深思作为统一战线机关的苏维埃的历史功能。
  如果共产党在准备时期得以把其他政党从工人队伍中彻底清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工人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那么,对苏维埃就没有任何需要了。但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任何依据指望,在任何国家中共产党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在工人队伍中占据无可争议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在具有悠久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中,比在落后国家中的可能性更小。
  正是今天的德国对我们表明,早在无产阶级完全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之前,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就摆在了它的面前。从政治层面来说,革命形势就是在于,无产阶级的所有集团和阶层,至少是它们的绝大部分都力求为改变现行制度把自己的努力联合起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都明白,这该怎么做,更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好准备,今天就与自己的政党决裂,转到共产主义的队伍中。不,阶级的政治意识是不会如此有计划地、同步地成熟的,在所有过程都跳跃式地完成的革命时代,内部的深刻分歧也依然存在。但同时,对超党派的、能够涵盖整个阶级的组织的要求,就变得格外尖锐。赋予这个要求以形式,这就是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它的伟大的功能。在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它们是无产阶级统一的最高的组织表现。谁不明白这点,谁就在苏维埃问题上一无所知。不管台尔曼、诺伊曼、雷梅尔对未来的“德国苏维埃”能讲多少次话,写多少文章,他们以其今天的政策阻碍了苏维埃在德国的诞生。
  作者远离事件,不能获得对群众的直接印象,也没有机会每天为工人阶级诊脉,因此很难预料导致在德国创建苏维埃的过渡形式。联系其他事情,我说过一种假设,即德国的苏维埃可能是展开的工厂委员会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主要是1923年的经验。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道路。一方面在失业和贫困的压力下,一方面在法西斯分子的攻击下,对革命统一的要求会立即爆发出来,越过工厂委员会,直接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但是,不管苏维埃以什么方式产生,它们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优缺点、它的内部分歧和克服它们的共同意愿的组织表现,总之,是阶级统一战线的机关。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分享了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领导竭尽所能地把工人从自己身边推开。共产党领导竭尽全力地对抗工人的加入。其结果是在对共产党有利的相对缓慢的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第三党。但在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之下,工人对阶级的革命联合的要求的增长,比共产党在阶级内部的优势的增长要快得多。因而,创建苏维埃仍是完全必要的。
  建立苏维埃首先要求,从工厂开始的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和组织,在苏维埃本身的必要性和组建它的时间和方法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如果苏维埃是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那在准备阶段的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在它们产生之前。
  在1917年的六个月内,俄国苏维埃的多数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妥协派,还有必要再提示一次吗?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政党的革命独立性,同时在苏维埃活动范围内遵守对多数的组织纪律。无须怀疑,德国共产党在组成第一个苏维埃的第一天,就会占据比布尔什维克在19173月的苏维埃中重要得多的地位。完全不能排除,共产党员很快就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这丝毫也不能消除苏维埃是统一战线机关的意义,因为少数——社会民主党、无党派的和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等——在头几个阶段中仍将是数以百万计,企图越过这个少数,在最革命的形势下,都是折断自己脖子的最好方法。但所有这些都是未来的乐章。今天的少数是共产党。应该从这点出发。
  上述一切当然不意味着,通向苏维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与韦尔斯、希法亭、布赖特沙伊德等人预先达成协议。如果在1918年,希法亭曾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把苏维埃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对后者造成损害的话,现在则可以假定,他思考的任务是如何把法西斯兵营纳入魏玛宪法中,而不给社会民主党造成损害……在无产阶级的整体状态允许苏维埃存在的那个时刻,就应该着手创建苏维埃,哪怕是违背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意志。但为此需要让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脱离上层;而装出这点已经实现的样子是无济于事的。正是为了把数百万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与他们的反动领袖分开,需要对这些工人表明,我们甚至准备与这些“领袖”一起进入苏维埃。
  但是,不能认为下面一点已经被预先排除,即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层被迫重新站在苏维埃这块烧红的铁板上,企图重演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18]等在19181919年的阴谋:此事与其说取决于这班先生的恶意,不如说取决于历史在什么程度和条件下,用自己的铁钳夹住他们。
  第一个重要的地方苏维埃的产生(其中有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组织),将会对整个德国工人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就连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工人都不能长久对抗这个向心力。最倾向和最擅长组织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将被苏维埃所吸引,就像铁屑被磁石所吸引一样。在苏维埃中,共产党会获得为争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的极其有利的新舞台。如果共产党领导不如此殷勤地帮助社会民主党领袖分担瘫痪群众的压力的话,社会民主党的绝大多数工人,乃至相当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机关今天就被引入苏维埃的框架中,可以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
  如果共产党认为,与工厂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会机构等在确定的实际任务纲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都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它认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创建苏维埃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纯共产党的苏维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那么共产党拒绝与工人阶级的其他政党达成协议和共同行动,就只能是拒绝创建苏维埃。
  《红旗报》无疑会以齐声漫骂来答复这一论断,像证明二二得四一样,我是特选的布吕宁的代理人,是韦尔斯之流的秘密盟友。我准备为所有这些文章承担责任,但有一个条件:如果《红旗报》对德国工人解释清楚,没有与其他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何时和怎样才能在德国建立苏维埃?
  正是为了阐明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问题,外省的一份共产党报纸《阶级斗争报》(哈雷—梅泽堡)就这个题目说出了很有教益的观点。报纸嘲笑说:“所有工人组织以它们现在的样子、自己的所有错误和弱点,统统应该进入庞大的防御性的反法西斯联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无须长篇的理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本身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最严厉的老师:为所有工人组织的不定型的、粥一样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被葬送的19181919年革命。”真是浅薄空话的无法超越的典范!
  19181919年统一战线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苏维埃。斯巴达克派是否应该加入苏维埃?根据上述引文的确切意思,他们应该留在苏维埃之外,但由于斯巴达克派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无论如何不能用自己的苏维埃取代社会民主党的苏维埃,那么与苏维埃的隔绝就干脆意味着他们与革命的隔绝。如果统一战线看起来是“不定型的、粥一样的”,那罪过也不在作为统一战线机构的苏维埃的身上,而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状态上;在斯巴达克同盟的软弱和社会民主党的格外强大上。统一战线根本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革命党,它只能帮助后者变强大。这对苏维埃也完全适用。软弱的斯巴达克同盟由于担心错过难得的时机,促使它采取极“左”的措施和提前发动。如果斯巴达克派使自己处于统一战线,即苏维埃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负面特点无疑将会显现得更加突出。
  难道这些人居然没有从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经验中学到一点东西吗?哪怕是读过《左派幼稚病》吗?斯大林体制使人的头脑空虚,确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追随者们使苏联的苏维埃官僚化之后,他们对待它就像对待党的机关手中的技术工具一样。他们忘记了,苏维埃是作为工人议会而建设的,它之所以能吸引群众,是因为它提供了把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团结在一起的机会,不顾他们的党派区别;他们忘记了,苏维埃的巨大的教育和革命力量正在于此。一切都被遗忘,一切都被搞乱,一切都被歪曲。追随风气真是罪该万死!
  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革命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共产党今天的方针实际上是旨在用党取代苏维埃的话,那么,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混乱的雨果·乌尔班斯就会打算用苏维埃取代党。据《社会主义劳动新闻》[20]报道,乌尔班斯1月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反驳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的野心时说:“领导权将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是群众选举出来的,不是根据一个唯一的政党的意愿和裁决。”(暴风雨般的掌声。)共产党以其最后通牒主义激怒工人,他们愿意为任何对官僚专横的抗议鼓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乌尔班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将“自己”选举苏维埃,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整个问题在于他们将选举谁。我们应该与所有其他组织一起加入苏维埃,后者将以它们的本来面貌,带着”它们的全部错误和弱点”。但认为,苏维埃“自己”就能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散播极其错误的苏维埃拜物教。一切都取决于领导苏维埃的那个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乌尔班斯不同,决不拒绝共产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权,相反,他们说:只有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只有通过群众组织,共产党才能在未来的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率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只有那些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疯狂的官员,或那些只会重复骂人话却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愚蠢的鹦鹉,才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称为“社会法西斯”或“反革命”的党。但是,预先把自己的信任交给一个组织——它刚刚与社会民主党决裂,目前还处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上,它的领导更接近改良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就是不可饶恕的轻率和廉价的乐观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反对派对乌尔班斯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
  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纲领。说的不是正式文件:只有纲领的文本与党的革命经验、渗入其干部的血肉之中的战斗教训紧密联系,它才能是坚实的。这些社会主义工人党都不其备。俄国革命、它的各个阶段、它的派别斗争、1923年的德国危机、保加利亚内战、中国革命事件、英国无产阶级的战斗(1926)、西班牙革命危机,所有这些应该作为政治道路的鲜明的路标植入革命者头脑中的事件,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干部来说,只是模糊的报纸回忆,而不是经过研究的革命经验。
  工人党必须推行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统一战线政策有自己的危险。成功地推行这一政策的只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党。至少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是一个革命党的纲领。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的全部活动都建立在这个政策上。其结果是统一战线政策被转到党内,即为调和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而服务。而这是中派主义的主要职能。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日报浸透了不彻底的精神。虽然施特列贝尔退出了,报纸仍然是半和平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革命文章不能改变它的面貌,只是使它变得更加突出。报纸为古斯特就军国主义问题致布吕宁的平淡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信而欣喜若狂。它为丹麦“社会主义者”拍手叫好,只因为这个自己的国王的前大臣拒绝在过于屈辱的条件下参加政府代表团。中派主义满足于小事。而革命却要求很多。革命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部。
  社会主义工人党遗责德国共产党的工会政策:分裂工会,组建红色工会反对派。德国共产党在工会领域中的政策无疑是极其错误的:洛佐夫斯基的领导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代价不菲。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评也同样是错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共产党“分裂”无产阶级的队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这不是革命标准,因为在今天的领导下,工会不是为工人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共产党的罪行不在于它“削弱”了列伊帕特的组织,而在于它削弱了自己。共产党员参加反动的工会不是出于统一的抽象原则,而是出于把资本的代理人清除出组织的斗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那里,政策的这一积极的、革命的、进攻的因素,让位于赤裸裸的、资本代理人领导的工会的统一原则。
  社会主义工人党指责共产党喜欢盲动。这样的指责也有一定的事实和方法的依据;但在得到提出这样的指责权利之前,社会主义工人党首先应该准确地阐述和以事实表明,它自己是怎么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孟什维克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的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即盲动倾向。然而,列宁的战略与盲动倾向有天渊之别。但列宁理解并教导别人理解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起义的艺术”。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部分批评越是依赖保罗·列维,它的性质就越加可疑。此人因害怕共产党的幼稚病,就宁愿要社会民主党的老年衰颓。在就1921年德国的三月事件而频频举行的会议上,列宁这样说列维:“一个彻底失去头脑的人。”诚然,列宁立即又狡黯地补充说:“他至少还有东西可失去,而对其他人,连这点都谈不上。”在“其他人”这几个字下,指的是库恩·贝拉、塔尔海默等。在保罗·列维的肩膀上有脑袋,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一个失去头脑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从共产党的队伍中跳到改良主义的队伍中,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导师。列维的悲惨结局:他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跳窗而死,似乎是他的政治轨迹的象征。
  对于群众来说,中派主义不过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而对个别政治家来说,中派主义则可能是第二天性。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脑是一群绝望的社会民主党的官员、律师、记者,从这些人的年龄上讲,应该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已经结束。绝望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还不意味着就是革命者。
  这个类型的代表,它的最好的代表,是乔治·累德堡。[21]就在不久前,我偶然读了他的1919年法庭审判记录。在阅读时,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为这位老战士击节赞叹,为他的真诚、为他的气质、为他的高贵的天性。但是,累德堡还是没有走出中派主义的范围。在事情涉及群众行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们的筹备、党公然承担领导群众战斗的责任时,累德堡就只是中派主义的最好代表。这使他离开了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现在,这也使他离开了我们。
  斯大林指责德国老社会民主党激进的一翼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消极态度,这使累德堡愤怒,他引证说,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它总是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累德堡个人总是义愤填膺地回应德国老社会民主党中的沙文主义音调,但这绝不能掩盖他自身的极其强烈的德国民族感情。累德堡永远是俄国、波兰和其他革命侨民的最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保留着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温暖回忆,在社会民主党官僚的队伍中,都宽容嘲讽地称他为“累德堡罗夫”或“累德堡罗斯基”。
  虽然斯大林并不了解那时的事实和文献,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正确的,至少是由于他重复了列宁的总体评价。累德堡在试图反驳时,他只是证实了这个评价。他引证说,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愤怒,因它们十分平静地看着他们的同党拉姆齐·麦克唐纳借助轰炸机投弹来解决印度的民族问题的工作。在这个愤怒和抗议中,表现出累德堡与任何奥托·鲍威尔的区别,就不用说希法亭或韦尔斯了。这些先生不能进行民主投弹,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印度而已。
  然而,累德堡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没有超出中派主义的范围。累德堡要求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他将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殖民贷款;他英勇地为被镇压的殖民地起义辩护。但累德堡没有参加筹备殖民地的起义。他认为这样的工作是盲动倾向、冒险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实质就在于此。
  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点,就在于它对待被压迫民族,哪怕是最落后的,也不仅把它当做政治客体,而且还是政治主体。布尔什维主义不局限于承认它们的自决“权”和对蹂躏这一权利的议会抗议。布尔什维主义深入被压迫民族的环境中,动员它们起而反抗压迫者,把它们的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教导被压迫的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起义的艺术,并在文明的刽子手面前完全承担起对这项工作的责任。这仅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起点,即行动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凡是没有达到这个分界线的,都是中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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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永远是不能只依据民族标准去判断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公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和好恶如何呢?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是挪威、瑞典、荷兰的中派主义分子、组织、集团或个别人物,他们消极的、外省的性质,使他们能够处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际联系来说,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22]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现在企图把新党与第二半国际的残余联系起来。
  主张战争赔款的列昂·布吕姆是银行家乌斯特里克的社会主义干亲,在泽伊杰维茨的报纸上称此人为”同志”。这是客气吗?不,是无原则、没有性格、没有骨气。“吹毛求疵”,某个办公室的聪明人会这么说。不,在这些小事上,政治底蕴的表现远比在未经革命经验证实的对苏维埃的抽象承认中更加准确、更加可靠。称布吕姆为“法西斯分子”没有意义,反而使自己沦为笑柄。但谁若是对这类政客不感到轻蔑和憎恨,他就不是革命者。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奥托·鲍威尔“同志”划清界限,就像马克斯·阿德勒与后者划清界限的范围一样。对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来说,鲍威尔只是思想上的对手,也许只是暂时的,而对我们来说,他是使奥地利无产阶级陷入可怕泥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马克斯·阿德勒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中派主义晴雨表。不能否认这样的仪器的用处,但应该明确地知道,它只是记录天气变化,而不能对它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绝境的压力下,马克斯·阿德勒现在准备重新承认革命的不可避免,而且并非没有哲学上的悲哀。但这是什么样的承认!有多少保留和叹息!最好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能够联合起来。最有利的是以民主方式实行社会主义。哎,但这一方式看来是无法实施的。显然,不仅在野蛮国家中,而且在文明国家中,工人也必须进行革命,哎,但就是这一对革命的感伤的承认,也仅仅是一个文字事实。马克斯·阿德勒能够说出“时候已经来临”的那些条件,在历史上从来都不会有。阿德勒型的人能够为过去的革命辩护,承认它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永远不会承认现实中的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俄国革命都不能改造这些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承认,整个这个集团是没有希望的。作为晴雨表,可以。作为革命领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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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底,社会主义工人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筹备全国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派的演讲人有同样多的时间:显然,在这条路上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对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来说,布兰德勒和乌尔班斯等平等地分享讲坛,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后者代表的组织如此微不足道,无力追求在运动中的特殊地位。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失去群众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交易。
  有人会对我们说:罗森费尔德—布兰德勒—乌尔班斯的联盟只是统一战线的宣传联盟。但恰恰是在宣传领域中,是不允许联盟的。宣传依靠的应该是明确的原则和特定的纲领。各走各的路,共同进行打击。联盟只是为实际的群众行动。没有原则基础的上层交易,只能带来混乱。
  推出工人统一战线的总统候选人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想法。候选人只能在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提出。党无权拒绝在选举时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和统计自己的力量。党的候选人与所有其他候选人对立,但这无论如何不能妨碍为直接的战斗目的与其他组织达成协议。共产党员不管是否加入官方党内,都应全力支持候选人台尔曼。事关的不是台尔曼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将反对所有其他政党,保卫他。左派反对派在清除斯大林官僚集团对普通共产党员散布的偏见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通向工人理解的道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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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向左发展,即由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工人组织和“政党”,布尔什维克持什么样的政策呢?
  1917年,在彼得格勒曾有一个区联派组织,其中约有4000名工人。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有几万工人。然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所有问题上都与区联派达成协议,并把自己的所有计划都预先通知它,这些有助于两个组织的完全合并。
  可以反驳说,区联派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接近。但事情不局限于区联派。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集团)反对社会护国分子时,布尔什维克为与马尔托夫派共同行动竭尽全力,如果这一努力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那责任绝不在布尔什维克。应该补充一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那时与策列铁里和唐恩在同一个党内。
  同一个策略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运用,但规模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吸引了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暴动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虽然那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克伦斯基同属一个党,而暴动就是直接反对此人的。当然,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方面来说,这不太合逻辑,也表明他们的头脑不太正常。但如果要等到所有人的头脑都正常时,那在世界上就从来不会有胜利的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左派“科尔尼洛夫分子”或左派“法西斯分子”)建立了执政联盟,它维持了几个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后结束。
  对布尔什维克对待向左转的中派主义分子的经验,列宁总结说:“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绝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人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变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仓促决定:‘不作任何妥协,决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24]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与官僚最后通牒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曾几何时,台尔曼和雷梅尔自己也曾是独立党[25]成员。如果他们努力回忆一下,他们也许会想起那几年自己的政治自我感觉,那时他们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加入独立党,并推动它向左转。如果那时有人对他们说,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君主制反革命的左翼”呢?他们当然会认为,指责他们的人一定是醉鬼或疯子。然而,现在他们自己正是这样界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列宁从独立党产生中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在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与1917年俄国)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26]须知,这简直就是为今天写的。
  今天的德国共产党比那时的斯巴达克同盟要强大得多。但如果现在出现再版的独立党,而且是在多少相同的领导之下,落在共产党头上的罪责就更沉重。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事实。当然,如果工人直接加入共产党,那是再好不过了。但为此,共产党需要另一种政策和另一种领导。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评价不应该从理想的,而是从实际的共产党出发。由于共产党仍停留在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立场上对抗社会民主党内的离心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进步事实了。
  但这个事实的进步性却被中派主义的领导极度削弱了。如果这个领导得以巩固,它就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般进步作用而与它的中派主义和解,就意味着消灭这个进步作用。
  领导党的妥协分子是玩阴谋诡计的老手,他们将千方百计地掩盖矛盾,拖延危机。但这些手段只能在事件的第一次严重冲击前奏效。党内危机可能将在革命危机的最高潮爆发,使它的无产阶级分子瘫痪。
  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及时地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人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摆脱中派主义领袖的领导。为此应该不隐讳任何事情,别把善良的意愿当事实,对所有事物直呼其名。但一定是它们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臆想的名字。批评,而不是诽谤。寻求接近,而不是当胸推开。
  关于独立党的左翼,列宁写道:“担心与党的这一翼‘妥协’,简直可笑。相反,对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寻找并找到与他们妥协的恰当方式。这种妥协,一方面有助于加速与这一翼的必需的充分合并,另一方面,丝毫不束缚共产党员反对‘独立分子’右翼的思想政治斗争。”即使在今天,对这个策略指令也几乎不用做任何补充。
  我们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分子说:“革命者不仅在罢工和街头战斗中得到锻炼,而首先是在自己的党内为正确政策的斗争中得到锻炼。请你们接受‘21条’吧,当初,它是为接受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制定的。请你们学习左派反对派的著作,它们把‘21条’运用到对近八年的政治发展上。在这些‘条’的烛照下,对自己队伍中的中派主义展开有计划的进攻,并把斗争进行到底。否则,你们只能扮演中派主义的左翼掩护这一不大可敬的角色。”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面向德国共产党。革命者根本不能站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像罗森费尔德和泽伊杰维茨希望的那样。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共产党的领袖们则是头脑不清的、拙劣的、无能的、糊涂的革命者或半革命者。这不是一回事。社会民主党应该摧毁,共产党则应该改造。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认真地尝试过着手此事吗?
  正是现在,正是在此刻,当共产党承受事件的压力时,需要以我们的批评的压力来帮助事件。共产党的工人党员越是注意地倾听我们,就能越快地通过事实相信,我们寻求的不是“第三党”,而是真诚地力求帮助他们把现在的共产党改造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
  “如果不成功呢?"
  如果不成功的话,在现在的历史局势下,这无疑意味着法西斯的胜利。但在重大的战斗前,革命者所应该问的不是不成功会如何,而是怎样做才能成功。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是应该做的。


第十章“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中派主义



  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也就是德国共产党的错误,用列宁的毫不客气的术语来说,属于极“左”愚蠢的范围。聪明人也难免干蠢事,尤其是在年轻时。但像海涅所劝诫的那样,这个权利是不应该滥用的。如果一定类型的政治愚蠢在漫长的时期内反复不断地重演的话,而且是在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中,那它们就不再是单纯的愚蠢,而成了一种倾向。这是一种什么倾向呢?它符合的是哪些历史需要呢?它的社会根基又是什么呢?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极“左”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极“左”的最完整的表现,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以及它们的各种结合,其中包括最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这些主要流行于拉丁国家的流派,其社会基础是巴黎过去典型的小型工业。它的稳定性赋予法国形形色色的极端激进主义以无可争议的重大意义,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思想影响。法国大工业的发展、战争和俄国革命打碎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脊梁。被甩到后面后,它变成了低劣的机会主义。法国工团主义在其两个阶段上,都是由同一个茹奥[27]领导的:时间在变,我们与时间一起变。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只是在政治停滞的环境中,保持了它的表面上的革命性。革命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迫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们抛弃了自己的极端激进主义,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天性。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西班牙革命将会把工团主义的偏见从它最后一个拉丁避难所中赶走。
  无政府主义分子与布朗基主义分子加入所有其他类型的极“左”派别和集团。在重大的革命运动的外围,总能看到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它们的代表是落后的、往往是半手工业的工人阶层,或是知识分子同路人。但这种类型的极“左”,一般不能具有独立的历史意义,往往只有局部性。
  历史上落后的国家,只能在发达的世界工人运动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左”倾知识分子往往给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半自发运动带来最极端的口号和方法。具有盲动和个人恐怖等倾向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天性就是这样。由于在东方出现了共产党,独立的冒险集团未必能上升到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高度。然而,东方年轻的共产党可能把冒险主义分子纳入自己的队伍中。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他们变成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对十月革命采取了反革命的立场。
  十分明显,对目前共产国际的极“左”来说,上面界定的各种类型都不适合。共产国际的主要的党——俄国共产党,显然依靠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好歹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共产国际的多数其他支部都是无产阶级组织。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官方共产主义的极“左”政策同时、同样地肆虐,这些国家本身的区别难道没有说明,这个派别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吗?须知,在中国和英国推行的是同一“原则”性的极“左”方针。但如果这样的话,那又到哪里去找新的极“左”的谜底呢?
  问题在复杂化,但同时被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所澄清:极“左”绝不是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的一成不变的或基本的特征。直到1928年为止,机关的大部分推行的是公然的机会主义政策,在许多最重要问题上完全转到孟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在19241927年间,不仅认为与改良主义者达成协议是必需的,而且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党的独立性、批评自由,甚至放弃党的无产阶级阶级基础,[28]因此,现在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极“左”流派,而是这一流派的长期极“左”摇摆,该流派在过去曾证明,它也能够做极右的摇摆。这些外在的特征就提示我们,这里说的是中派主义。
  从形式描述的角度说,中派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及其外围的所有那样的派别,它们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往往是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或是相反——演变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有牢固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改良主义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官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中派主义,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途径朝着革命方向发展。在长久的工业高涨时期或是在失败以后的政治退潮时期,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政治上从左向右转,与那些刚刚开始向左演变的阶层发生冲突。不同的阶层停留在其演变的个别阶段上时,会找到自己临时的领袖,制定自己的纲领,创建自己的组织。不难理解,“中派主义”概念可以包容何等五花八门的派别!不同的集团由于它们的起源、社会构成和它们演变的方向,可能彼此处于残酷的斗争中,但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派主义的变种。
  如果一般的中派主义履行的是改良主义左翼的掩饰职能的话,那么,具体的一个中派倾向属于改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哪一个基本阵营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在此,比在其他地方更加需要每一次都分析过程的具体内容及其发展的内在趋势。例如,罗莎·卢森堡的某些政治错误,可以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把它们界定为“左”倾中派主义的。可以走得更远,说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多数分歧都是或大或小的中派主义倾向。但只有共产国际官僚中的无耻之徒、无知者和招摇撞骗的人,才能把作为一个历史流派的卢森堡主义归入中派主义之中。从斯大林开始的共产国际今天的“领袖们”,在理论、政治和道德上还没有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膝盖高,对此根本无须提示。
  那些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问题实质的批评家们,近来不止一次地指责这几行文字的作者滥用了“中派主义”一词,用这个名称涵盖了工人运动内形形色色的流派和集团。事实上,如上所述,中派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类型是同一现象的产物,而非源于术语的滥用。让我们回忆一下,人们经常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把如此五花八门的和彼此矛盾的现象都归到小资产阶级的名下。确实,在“小资产阶级”范畴下,不得不纳入乍看起来是绝对彼此互不相容的事实、思想和流派。农民运动和市政改革中的激进派都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法国雅各宾分子和俄国民粹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布朗基分子也一样;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的,但法西斯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救世军[29]”、印度的甘地运动,等等,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转入哲学和艺术领域中,就会看到更加色彩斑斓的画面。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玩弄术语?不,这只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其社会性质的极端多样性。在下层,它与无产阶级相交融,并转变为游民无产阶级,在上层,它转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中。它能够依赖旧的生产形式,但也能在最新的工业基础上迅速发展(新的“中间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它能闪现彩虹的各种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派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扮演的角色,就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所起的作用。中派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演变的过程、它的政治成长,以及由于社会所有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所造成的它的革命衰退。难怪中派主义调色板的色彩如此斑斓!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放弃中派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揭露中派主义的这个变种的真正本质。
  共产国际的统治派别不是“一般的”中派主义,完全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有其虽然并不久远但却强大的社会根基。这指的首先是苏联官僚。在斯大林派理论家的文章中,这个社会阶层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对我们说的只是“列宁主义”、无形体的领导、思想传统、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毫无分量的“总路线”,但对转动总路线就像转动消防水龙带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官员,不置一词,不,在这方面你什么也听不到。
  然而,这些官员最不像无形体的灵魂。他们吃饭喝酒,生儿育女,长出可观的大肚子。他高声吃喝指挥,在下面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保持对上司的忠诚,决不允许批评自己,并把这些看成是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实质。这样的官员有数百万之多——数百万!比在十月革命期间的产业工人还多。这些官员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参加过有牺牲和有危险的阶级斗争。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作为管理层分子。他们的背后有国家政权。它保证他们的生存,让他们高高地凌驾于周围群众之上。他们没有失业的危险,如果他们会在上司面前毕恭毕敬的话。能够原谅他们的最严重的错误,如果他们同意在需要的时刻充当替罪羊,替顶头上司承担责任的话。这个数百万之众的统治层在国家生活中,是否会有一定的社会分量和政治影响呢?有还是没有?
  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是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这在过去的书中就已经说过了。在俄国,这一现象以新形式出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的国家中——首次从劳动者上层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机关,它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发号施令,它利用巨大的优势,用内部的连环保彼此联系起来,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方式和手段带入工人国家的政策中。
  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理解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因而也理解在第一阶段中官僚的历史必然性。但我们也知道蕴涵在这一事实中的危险,特别是对一个落后的、被孤立国家的危险。把苏联官僚理想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能犯的最可耻的错误。列宁竭尽全力,试图让作为工人阶级独立的先锋队的党能够超越国家机关,对它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清洗,把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国际的——置于统治官僚的利益之上。列宁认为,党监督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党员群众对党的机关的监督。认真重读他在苏维埃时期,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的文章、讲话和书信,你们就会看到,每当他想到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时,他是多么担忧啊。
  在列宁以后的阶段发生了什么呢?完成了革命和内战的党和国家的整个领导层,都已经被取代、排除、粉碎了。无个性的官员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列宁生前,虽然那时官僚才刚刚离开襁褓,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具有如此之大的紧迫性,现在,当机关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时,斗争却完全停止了。
  是啊,谁又能进行这一斗争呢?作为自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已不复存在。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融为一体。党内总路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僚不仅不允许自下而上的批评,它甚至禁止自己的理论家谈论它和提到它。对左派反对派的疯狂仇恨,首先是因为反对派公开地谈到官僚、它的特殊角色、它的利益,并揭露了这个秘密:总路线与国家的新统治阶层骨肉难分,而后者决不能与无产阶级同一。
  官僚从国家的工人性质中,得出了自己天生是永远正确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怎么会退化!在这么做时,没有把国家和官僚当做是历史过程,而是永恒的范畴:神圣的教会和受到神启的祭司怎么会犯错误!但如果凌驾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战斗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工人官僚,能够退化为诺斯克、谢德曼、艾伯特和韦尔斯的党,为什么凌驾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就不能退化呢?
  苏联官僚居于统治地位和不受监督的情况培养了一种心理,它在许多方面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理格格不入的。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中,官僚把自己的算盘和谋划凌驾于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之上,与国际革命的任务更是毫无关系。几年来,斯大林派表明,“殷实的农民”、工程师、行政人员、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国的工会官僚的利益和心理,对它来说,比底层工人、贫农、起义的中国人民群众、英国罢工工人的心理和需求更加接近、更容易理解。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派为什么不在这条民族机会主义的路线上走到底呢?因为它是工人国家的官僚。如果国际社会民主党保卫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的话,那么,尚未完成政变的苏联官僚就不得不适应十月革命奠定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心理和政策的双重性就源自这里。中派主义,但是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中派主义,是这一双重性的唯一可能的表现。
  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中派集团往往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反映的是一定的工人阶层向右或向左的演变,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在数百万官僚的身上,获得了更加牢固和更有组织的基础。虽然官僚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自然环境,但它不得不在与富农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统治基础,同时还要关注自己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在追逐在精神上与它更加接近的国民党和阿姆斯特丹官僚的尝试之后,苏联官僚每次都与反映世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今天向左摇摆的根源。
  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并非因为苏联官僚具有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殊免疫力,而是它没有可能占据彻底的民族改良主义立场,被迫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与这个官僚中派主义的强大、它的资源和它的立场中的尖锐的矛盾相应,它的摇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极“左”冒险,到与蒋介石、拉迪奇和珀塞尔的联盟;从与英国工贼可耻地称兄道弟,到完全拒绝与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官僚集团把它自己的方法和摇摆传到其他国家中,因为通过党的机关,它不仅领导共产国际,还指挥它。当斯大林赞成国民党时,台尔曼也赞成国民党。1926年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的大使邵力子与台尔曼、塞马尔和所有的雷梅尔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邵力子“同志”说:“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记录》第一卷第459页)。历史事实就是这样。
  拿起1926年的《红旗报》,你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以下面内容为题目的文章:托洛茨基要求与工贼的英国总委员会决裂,以此证明了他的孟什维主义!而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则是捍卫与群众组织的统一战线,即推行在列宁领导下第三次、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策(反对所有的台尔曼们、塔尔海默们、库恩·贝拉们、弗罗萨尔们等)。
  如果在所有的共产党支部中没有形成独断专行的,即独立于党的官僚层的话,这些令人难堪的摇摆是不可能的。万恶之源就在这里!
  革命政党的力量在于先锋队的首创精神之中,后者检验和选择自己的干部,培养自己的领袖,以自己的信任逐渐提升他们。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领袖与干部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使整个领导建立起对自己的内在的信心。在现在的各国共产党中,这根本就不存在!领袖是任命的,围绕着他们制造出人为的吹捧氛围。干部取决于上层,而不是基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群众之外寻找自己影响的源泉和自己存在的源泉。他们不是从斗争经验中,而是从电报中汲取自己的政治口号。同时,在斯大林的公文夹中,存有以防万一的指控状。每个领袖都知道,他随时都可以像一根羽毛一样被吹开。
  就这样,在整个共产国际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它是中派主义杆菌的营养液。因为依靠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台尔曼、雷梅尔及其一伙在组织上十分牢固和坚实,但在政治方面却极不稳定。信心只有与群众的组织联系才能赋予,失去了这种联系,永远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只能完成最可怕的摇摆。它对严肃的思想斗争越是缺乏准备,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咒骂、中伤和诽谤。列宁对斯大林的鉴定是“粗暴”、“不忠诚”,这一形象如今成了这一阶层的倾向。
  在此作出的对官僚中派主义的鉴定,决定了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态度:在官僚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边界和十月革命的基础时,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它;在官僚以自己行政上的摇摆妨碍革命的保卫和社会主义建设时,就公开地批评它;当它以自己的官僚指挥破坏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时,就无情地回击它。


第十一章 苏联的经济成就与苏联制度官僚化之间的矛盾



  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形成革命政策的基础。德国革命的问题,现在不可分割地与苏联的政治领导问题联系在一起。应该彻底搞清楚这个联系。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有产阶级的反抗的答复。限制自由是革命军事体制的产物,即阶级战争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分清楚,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稳定、它的经济增长、资产阶级反抗的削弱,特别是“消灭”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的成功,应该导致党内的、工会的和苏维埃的民主的繁荣。
  斯大林分子总是不知疲倦地重复,“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今天的集体化本身就意味着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最近一个五年计划就应该把这些过程进行到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过程导致党、工会和苏维埃被官僚机关彻底压垮,而后者又具有平民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呢?为什么在饥饿和内战期间,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否批评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现在,哪怕是与斯大林有最微小的分歧都会导致开除出党,并遭到行政迫害?
  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危险,无论如何是不能用来解释官僚专横的增长,更不能证明它是正当的。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内,所有阶级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都被消灭的话,这意味着国家消亡的开始。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正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不是官僚专政的国家,胜利地对抗外部的敌人。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专政的消亡:太早了,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说的是别的事。我们要问:怎么解释专政的官僚退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个人专制制度之间的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致命的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后者依靠的是扼住国家统治阶级喉咙的无个性的机关。如何解释经济与政治朝着截然对立的方向发展的事实呢?
  经济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就是现在,十月革命在经济上完全证明了它是正确的。经济增长的高系数,是下面事实的无可辩驳的反映,即社会主义方法甚至对解决那些在西方用资本主义方法已经解决的生产任务,也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那么,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会展现出多么巨大的优越性啊?
  但是,十月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如今还没有解决,哪怕是初步的。
  斯大林官僚集团依据经济的前提和趋势,把它称为“社会主义的”。这是不够的。苏联的经济成就仍是在十分低下的经济基础上展现的。国有化的工业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走过的。排队的女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标准,这是“消费标准”,像官员轻蔑地说的那样,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决定性的。在女工与官僚的观点发生冲突时,我们左派反对派与女工一起反对官僚,后者夸大成就,抹杀不断积累的矛盾,扼住女工的喉咙,使她不敢批评。
  去年,从平等工资急剧地转为级差(计件)工资。在低下的生产力因而也是低下的总体文化水平上,劳动报酬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只用财产的社会形式来解决,它要求以一定的社会技术力量为前提。然而,技术力量的增长将自动地使生产力超越国家边界。
  回到过早地取消的计件工资后,官僚称平均工资为“富农”原则。这显然是荒唐的,它表明斯大林分子把自己赶入何等虚伪和欺骗的绝境中。事实上应该说:“我们在劳动报酬平等方法上太超前了:离社会主义还很远;因为我们现在还很穷,我们不得不向后转,回到半资本主义或富农的劳动报酬方法上。”再重申一遍:这与社会主义目标没有矛盾。这里有的只是与官僚伪造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退回计件工资,是落后的经济反抗的结果。今后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倒退,特别是在农业经济领域中,这里已经完成了过于巨大的行政跳跃。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行,用的是官僚对劳动群众的单方面的、无监督的发号施令的方法。工会完全丧失了对消费和积累的相互关系施加影响的机会。农民分化的消灭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行政上的。与基本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官僚消灭阶级的社会措施太超前了。
  这导致工业成本的提高、产品质量低下、价格增长、消费品不足,有失业现象重新出现的危险。
  国家政治气氛的极度紧张,是苏联经济的增长与官僚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它或是骇人听闻地落后于经济要求(19231928),或是被自己的落后吓坏了,拼命向前冲,用纯行政措施来挽回已经损失的一切(19281932)。继向右的摇摆之后,是向左的摇摆。在两个摇摆中,官僚都与经济现实相矛盾,就是与劳动者的情绪相矛盾。它无论是在落后时,还是在超前时,都不允许他们批评自己。
  官僚只有在剥夺劳动者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劳动和他们自己的未来的情况下,才能对工人农民施加压力。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对群众回击的恐惧导致官僚和个人专制在政治上的“短路”。
  这是否意味着应该降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在一定的阶段无疑是应该的。但这个阶段可能根本就不会太长。工人自己参与对国家、它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真正地对官僚进行监督,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责任感的增强,所有这一切无疑会对生产本身产生有利的影响,减少内部摩擦,把代价高昂的经济摇摆降到最低,保障更加健康地分配力量和物资,最终是提高总体增长系数。苏维埃民主首先是经济本身的生命需求。相反,官僚主义本身就含有悲惨的经济意外。
  回顾苏联发展的追随者时期的整个历史,不难得出结论,制度官僚化的基本政治前提是经历了革命、内战的震荡的群众的疲惫。主宰国家的是饥饿和传染病。政治问题退居第二位。全部思想都集中到一块面包上。在战时共产主义下,所有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一份极为有限的口粮。转入新经济政策带来了最初的经济成就。口粮变多了,但它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了。商品经济的确立导致成本核算、基本的合理化、工厂裁减多余工人。在很长时间内,经济成就与失业增长携手并进。
  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机关力量的巩固依靠的是失业。经过了几年的饥饿之后,失业大军让每个在机床旁工作的无产者感到害怕。让独立的、有批判精神的工人离开工厂,反对派成员的黑名单,成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手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武器。没有这个条件,它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杀列宁的党。
  后来的经济成就逐渐导致消灭产业工人的失业大军(被集体化掩盖的隐秘的农村移民依然如故)。产业工人现在已经不再害怕把他逐出工厂了。他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得知,官僚的没有先见和专横极大地阻碍了他完成任务。苏联报纸揭露某些车间和企业,没有为工人的首创精神和发明精神等提供足够的空间:好像可以把工人的首创精神封闭在车间里似的,又好像在无产阶级的党内、苏维埃内、工会内被彻底压制的情况下,车间能够成为生产民主的一片绿洲似的。
  现在,无产阶级的,总体自我感觉已经与19221923年的大相径庭。无产阶级在数量和文化上都有增长。完成了经济恢复和高涨的宏伟工作之后,工人体验到自信心的恢复和高涨。这个增长的内在信心开始变成对官僚制度的不满。
  对党的窒息,个人专制和个人专横的盛行,乍看起来,会使人产生苏维埃制度削弱的观念。但并非如此。苏维埃制度极度加强;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与它的官僚压制之间的矛盾也极度激化。斯大林机关惊讶地看到,经济成功没有巩固它,而是挖了它的墙脚。在为自己的地位的斗争中,它不得不把螺丝帽拧得更紧,除了拜占庭式的对领袖的颂扬之外,禁止所有形式的“自我批评”。
  经济发展与它在其中完成的政治条件发生矛盾,这在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但应该搞清楚,是这些条件中的哪些导致了不满。日益迫近的反对派浪潮丝毫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任务、苏维埃形式或共产党。不满反对的是机关和它的化身——斯大林。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的新一轮疯狂的斗争,就是由此而来的。
  对手有成为捉摸不定的危险,他无处不在,但又不在任何地方。他在车间、学校里浮现,渗入历史杂志和所有的教科书中。这意味着,事实和文件都在揭露官僚,揭穿它的动摇和错误。不能平静客观地回忆昨天,应该改造昨天,应该涂抹掉所有裂缝,因为可能从中冒出对机关和它的首脑永远正确的怀疑。我们面对的是失去头脑的统治阶层的所有特征。雅罗斯拉夫斯基们[30]、雅罗斯拉夫斯基本人,原本都是不可靠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插曲,不是琐事,不是个人冲突:事情的根子在于经济的成就,它在其头几个阶段上巩固了官僚,然而其发展的辩证法使它现在与官僚对立。这就是在最近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即在斯大林机关的代表大会上,已经第三、第四次被粉碎和被埋葬的“托洛茨基主义”,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原因。
  这个愚蠢的、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可怕的决议,揭开了某些斯大林个人报复的非常“实际”的计划的帷幕一角。难怪列宁在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时警告说:“这个厨师就会做辣菜”……那时,这个厨师尚未充分展示他的厨艺。
  尽管理论和行政的螺丝帽越拧越紧,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显然己经趋向没落。机关已经千疮百孔。被称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裂缝,只是还未直呼其名的数百条裂缝之一。在苏联经济的新的、无可争议的成就、无产阶级人数上的增长和集体耕作的最初成绩的基础上,正在酝酿的新的政治危机,这一情况为下面的结论提供了充分保障:消灭官僚专制不会与苏维埃体制的震荡同时发生,像人们在三四年前可能担心的那样,而是相反,是它的解放、它的高涨和繁荣同时发生。
  但是,正是在自己的这个最后阶段上,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造成许多罪恶。现在对它来说,声望的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如果不问政治的历史学家被开除出党,就是因为他们不会颂扬斯大林在1917年的功勋,那么,一致投票的制度能够承认它在19311932年间所犯下的错误吗?它能拒绝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吗?它能否认斯大林吗?他把德国问题的实质表述为:先让法西斯分子上台,然后就该轮到我们了。
  德国的客观条件本身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必需的行动自由的话,它无疑今天就会确认我们的方向。但它没有自由。左派反对派提出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口号,它们经受了1917年胜利的检验,同时,斯大林官僚集团为了转移方向,通过电报命令掀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运动不是在德国革命问题——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而是在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问题的一篇可怜的、伪造的文章的基础上展开。很难想象在时代任务为一方面,官方领导的可怜的思想资源为另一方面之间更大的比例失调了。共产国际的状况就是这样屈辱、有失尊严,同时又是极度悲惨。
  斯大林制度的问题与德国革命的问题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即将来临的事件将解开或斩开这个结,既为俄国革命的利益,也为德国革命的利益。


第十二章 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派的官僚制度



  在苏联国家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矛盾。但把这个规律转用到斯大林官僚集团上,是根本错误的。它的体制与苏联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雨果·乌尔班斯由于苏联官僚而看不到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基础。乌尔班斯与奥托·鲍威尔一起制造超阶级国家的概念,但与鲍威尔不同,他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今天的苏维埃共和国找到这个典范。
  另一方面,塔尔海默断定,“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的观点,使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怀疑(?)”(110日),具有“中派主义”的性质。塔尔海默以此只是表明,他在把工人国家等同于苏维埃官僚上走得有多远。他要求,不要用国际无产阶级的眼睛,而只能透过斯大林派别的眼镜来看苏联。换言之,他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而是作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仆人推断问题。受委屈的、失宠的,但仍是期待宽恕的仆人。因此,在“反对派”中时,他不敢大声地说出官僚二字:对此它是不会饶恕的,就像耶和华一样:“你们不可妄渎我的圣名。”
  这就是共产主义集团中的两极:一个是只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而另一个却只见森林却分辨不出树木。虽然如此,塔尔海默和乌尔班斯在心灵上亲近,并事实上结盟,共同反对对苏维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绝对没有任何出乎预料之处。
  站在一边对“俄国经验”予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笼统的支持,近年来是一种广为流行的十分廉价的商品。在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不少所谓的激进的和半激进的、人道主义的和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记者、旅游者、艺术家,他们无条件地赞成苏联和斯大林,像布兰德勒分子一样。萧伯纳当初曾激烈地批评列宁和这几行文字的作者,现在完全赞成斯大林的政策。在列宁时期,马克西姆·高尔基曾是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现在则完全支持斯大林。与法国社会党携手共进的巴比塞也支持斯大林。美国周刊《新大众》是二流激进市民的出版物,它保卫斯大林反对拉柯夫斯基。在德国,奥谢茨基引用我的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但他认为必须指出,我对斯大林的批评是不公正的。累德堡老人说:“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即在一国之内能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幸运地把它进行到底,我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苏联的“朋友”都是置身事外地对待苏维埃国家问题的,作为旁观者、同情者,有时干脆就是消遣者。当然,作为苏联五年计划的朋友,比当纽约交易所的朋友更体面些。但是,消极的、左派庸人的同情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去甚远。莫斯科的第一个严重的失败就足以让这些观众中的多数消散,像风吹灰尘一样。
  布兰德勒分子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与所有这些“朋友”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只是更不真诚而已。这样的支持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当塔尔海默教导我们左派反对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苏联时,他只能引起厌恶。
  拉柯夫斯基曾经直接领导过保卫苏维埃革命的疆界的战斗,参加过苏维埃经济的最初工作,制定对农民的政策,是乌克兰贫农委员会的倡导者,领导了在乌克兰的独特条件——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工作,他知道这一政策的所有细微之处,现在他在巴尔瑙尔追踪它,极度紧张地日复一日地对错误提出警告,提示正确的道路。在流放中去世的老战上科捷·钦察泽[31]、穆拉洛夫[32]、卡尔·格柳恩施泰因、卡斯帕罗娃[33]、索斯诺夫斯基[34]、柯秀尔[35]、奥谢姆、埃利钦[36]父子、丁格尔施泰德[37]、舒姆斯卡娅、索恩采夫、斯托帕洛夫、波兹南斯基、谢尔穆克斯[38],被斯大林枪毙的布柳姆金[39],被斯大林在监狱中折磨致死的布托夫[40],还有数十、数百、数千名被关押在各个监狱中和流放各地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十月革命的战士、内战的英雄、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任何困难都不能使他们动摇,只要一听到警报,他们就会走上战斗岗位。用得着塔尔海默来教导他们如何忠于工人国家吗?
  凡是斯大林政策中进步的东西,都是左派反对派阐述过的,并曾遭到官僚的诋毁。为倡导计划经济、高速度、与富农作斗争、更广泛的集体化,左派反对派付出了多年坐牢和流放的代价。包括布兰德勒分子在内的这些无条件的支持者、同情的朋友给苏联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在他们对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的笼统的、不加批评的支持后面,隐藏的绝不是国际主义的激情,而只是温和的同情:须知事情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祖国的边界之外。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心想,有时还说出来:“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斯大林体制当然不合适;但对俄国人来说,它是太好了!”
  改良主义者把国际形势看成是各国形势的总和,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政策从属于国际政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派(布兰德勒分子)所持的是民族改良主义的立场,即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在口头上的话)否认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家政策的标准。
  塔尔海默的最亲密的同志和助手是罗易,此人为印度和中国制定的政治纲领,完全是出自斯大林为东方制定的“工农党”的思想。数年来,罗易一直作为印度国民党的宣传员。换言之,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这丝毫不妨碍他积极地参与布兰德勒分子的核心。[41]
  但是,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布兰德勒分子的民族机会主义表现得格外严重。如果相信他们的话,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自己家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什么斯大林派别的领导对德国来说却是致命的呢?这是怎么回事?须知事关的不是因斯大林不了解其他国家而导致的局部错误,而是事关确定的错误的方针,事关整个方向。台尔曼和雷梅尔了解德国,像斯大林了解俄国一样,像加香和多列士了解法国一样。他们一起形成了国际派别,并为各国制定它的政策。但事实表明,这个在俄国是无可指责的政策,在所有其他国家中都葬送了革命。
  布兰德勒的立场如果被移到苏联内部,将变得格外不幸,因为布兰德勒分子在那里必须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拉狄克向斯大林投降了,他实质上总是更加接近布兰德勒,而不是左派反对派。布兰德勒只能赞成这一行动。但斯大林立即强迫投降的拉狄克宣称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柏林的斯大林体制的虚幻的迷恋者甚至都没有尝试挣脱这些屈辱的矛盾。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很明显,无须解释。布兰德勒对斯大林说:“如果你让我当德国党的首领的话,我一定承认你在俄国事务上的永远正确,条件是你得允许我在德国事务上推行我的政策。”能够尊敬这样的“革命者”吗?
  但是,布兰德勒分子极端片面地、在理论上草率地批判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共产国际政策。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极“左”。但能指责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四年联盟是极“左”吗?创立农民国际是极“左”吗?可以称与工贼的总委员会的结盟是盲动主义吗?在亚洲创立工农党,在美国创立工农党呢?
  接下来要问:斯大林的极“左”的社会性质如何?这到底是什么?是暂时的情绪?病态?在理论家塔尔海默那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
  然而,这个谜底早就被左派反对派破解了:事关的是中派主义的极“左”摇摆。但正是这个被近九年来的发展所验证的界定,是布兰德勒分子所不能承认的,因为它对他们来说,也是致命的。他们与斯大林派别一起完成了它的所有的向右摇摆,却挺身反对向左摇摆;他们以此表明,他们是中派主义的右翼。他们作为从主干上脱落的干枝,是理所当然的:在中派主义急剧转折时,来自左右的集团和成分必然会脱离它。
  上述一切并不意味着,布兰德勒分子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不,在反对台尔曼和雷梅尔时,他们在许多方面过去是正确的,如今仍是正确的。这并不奇怪。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可能会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相反,极“左”派则可能准确地抓住从争取群众的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转折时机。在1923年末极“左”派对布兰德勒的批评中,说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19241925年犯下了许多最严重的错误。在对“第三时期”猴子跳的批评中,布兰德勒分子重复了一系列陈旧的但是正确的意见,这一情况决不能证明他们的整体立场是正确的。应该在几个阶段上对每个集团的政策进行分析:在防御战和进攻战中,在涨潮阶段和退潮时刻,在争取群众的斗争的条件下和在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形势中。
  在防御或进攻、统一战线或总罢工问题上,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能够综合评价整个形势,善于分析它的动力,确立各个阶段和各个转折点,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今天的形势并为下一个阶段作准备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运用所有这些方法。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认为自己几乎是“争取群众”斗争的独一无二的专家。这些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左派反对派有利于统一战线的论据,都是从他们布兰德勒分子那里抄来的。不能否认任何人有虚荣心的权利!想象一下,当你们对海因茨·诺伊曼解释他的乘法错误时,某位勇敢的算术老师对你们说,你们是在抄袭他,因为他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解释计算的奥秘的。
  虽然今天的形势并不令人愉快,但布兰德勒分子的野心无论如何都使我得到了短暂的开心。这些先生们的战略智慧的纪年是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开始。我在会上捍卫争取群众斗争的ABC,反对当时的左翼:在我那本《新阶段》的书中,我通俗地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强调书中捍卫的思想的基本性质。当时,共产国际用多种语言出版此书。在此书的德文版第70页上,我们可以读到:“从严肃的革命经验的角度,上述一切都是基本真理。但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左’倾分子却在这个策略中看到了向右的偏离”……在上述的某些人中,除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马斯洛、台尔曼之外,还有塔尔海默。
  对抄袭的指责,并非是唯一的指责。左派反对派在盗用了塔尔海默的精神能力后,还对它进行了机会主义的解释。这种奇谈怪论值得注意,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顺便阐明关于法西斯主义政策的问题。
  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一个观点,希特勒没有可能通过议会途径上台。哪怕假定他能够获得51%的选票,经济的增长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应该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导致公然的爆发。据此,布兰德勒分子把下述观点强加给我:“无须议会外的工人群众行动,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就会退出舞台。”这比《红旗报》的伪造好在哪里呢?
  从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平”地获得政权的可能性中,我得出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上台的必然性:或是通过直接的政变,或是通过必然会导致政变的联合阶段。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法西斯主义才能无严重后果地自我消灭:如果希特勒在1932年采取布兰德勒于1923年采取的政策。丝毫也不高估国家社会主义的战略家,但我仍认为,他们比布兰德勒之流更有远见,更加坚定。
  塔尔海默的第二个反驳更加深刻:希特勒是通过议会途径或通过其他途径上台,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能改变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它反正只能在工人组织的残骸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工人可以平静地让《前进报》去研究希特勒合法地或非法地上台之间的区别。”(《工人政治家报》110)如果进步工人听信塔尔海默的话,希特勒无疑会割断他们的喉咙。对我们的聪明的中学老师来说,重要的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实质”,而这个实质如何实现,他把它交给《前进报》的编辑来判断。但问题是,法西斯主义的残暴“本质”,只有在它取得政权后才能充分暴露。任务恰恰就是不能让它上台。为此应该自己搞清楚敌人的战略,并对工人解释。希特勒极力想把运动表面上纳入宪法的渠道。只有自认为是“唯物主义”的迂夫子才会以为,这些手段对群众的政治意识不会产生影响。希特勒的遵守宪法,不仅是为了让与中派结盟的大门始终敞开,更是为了欺骗社会民主党,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方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欺骗群众。如果希特勒发誓说,他将通过宪法途径取得政权的话,那就十分清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今天还不那么大。至少,还有时间在各种选举上检验力量对比。在用以麻痹对手的宪法前景的掩盖下,希特勒想为自己保留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打击的可能性。这种军事狡诈的本身无论多么简单,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依靠的不仅是一心只想和平和合法地解决问题的中间政党的心理,更加危险的是,它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轻信。
  还需要补充,希特勒的阴谋是一把双刃剑:它欺骗的不仅是对手,还有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对战斗特别是进攻性的战斗来说,需要斗志。只有通过教育自己的军队明白公开斗争的必要性,才能维持斗志。这一看法也表明,希特勒不败坏自己队伍的士气,就不可能长久地延续与魏玛宪法的温柔浪漫。他应该及时地从怀里抽出刀子。
  只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不够的。应该会把它当做一个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和自觉的、险恶的敌人来评价它。我们的学校老师的“社会学”学者气息太浓,不能成为革命家。还不清楚,实际上,塔尔海默的深刻对希特勒的算计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因素,因为把散布《前进报》的宪法幻想与对敌人建立在这些幻想之上的军事阴谋的揭露混为一谈,就是为敌人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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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组织的分量,或是在于它所掌握的群众,或是在于它能带入工人运动的思想内容。布兰德勒分子二者都不具备。然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如此轻蔑地谈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派主义泥潭!事实上,如果把这两个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反对派——加以比较,所有的优点都在前者一边。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泥潭,而是一池活水。它的方向是从右向左,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河流还没有清理,其中有不少垃圾和淤泥,但这不是泥潭。泥潭的名称更加适合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组织,它的特点是思想的完全停滞。
  在共产党反对派这个集团中,早就有它的反对派,它的不满主要是,领导人与其说是努力让自己的政策适应客观形势,还不如说是适应莫斯科的斯大林司令部的情绪。
  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等人的反对派,在数年中一直容忍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的政策,这个政策(尤其对苏联的)不单是错误的,而且带有有意的虚伪和政治上不真诚的性质,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成是这个分裂出来的集团的优点。但事实就是这样,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集团最终承认了这个组织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它的领袖一心只期待上司开恩。少数派认为必须采取独立积极的政策,它不仅反对不幸的雷梅尔,也反对苏联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方针和体制。如果在目前还极端不充足的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瓦利克谢—弗列利克斯的立场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它就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步。但与一个早就死亡的集团决裂,少数派现在面临的还只是在国内,特别是国际问题上重新定向的任务。
  据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分裂出来的少数派,认为自己近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左翼,在为共产主义赢得这个新党之后,在后者的帮助下粉碎德国共产党的保守主义。对这个如此笼统、不定型的计划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少数派自己坚持的那些原则基础以及他们想在为这些基础的斗争中采取的那些方法,还不明确。需要政纲!我们指的不是重复共产主义基本信念的老生常谈的文件,而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问题的清晰具体的答复,近九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共产主义的队伍,至今仍引人关注。没有这样的政纲,它就只能消融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不是加速,而是减缓后者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左派反对派将不带任何偏见地密切关注少数派的演变。在历史上,没有生命力的组织的分裂,不止一次地推动了它的有活力部分的进步发展。如果这个规律这次能在少数派的命运中再次得到验证的话,我们将十分高兴。但只有未来能提供答案。


第十三章 罢工战略



  在工会领域中,共产党的领导使党彻底陷入棍乱。“第三时期”的整个方针延伸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假定群众运动越过了旧的组织,红色工会反对派的机关正在成为经济斗争的倡导委员会。为实现这个计划,所缺乏的只是一件小事:群众运动。在春潮泛滥时,大水冲去了许多篱笆。洛佐夫斯基决定:“我们只要试着除去这些篱笆,春潮也许就会涌起!”
  改良派的工会坚持下来。共产党把自己从工厂赶出去。此后,开始对工会政策做了局部修改。共产党放弃了号召无组织群众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的做法。但它也表达了反对退出工会的意见。在建立平行的组织时,它恢复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争取扩大影响的斗争。整体来说,这个机制是理想的自我怠工机制。
  《红旗报》抱怨说:许多共产党员认为加入改良主义工会是无意义的。他们问道:“为什么要活跃这个小铺?”确实,这是为什么?如果是严肃地为掌握旧组织而斗争的话,就应该号召无组织的工人加入其中:正是新鲜阶层才能为左翼建立支柱。既然这样,就不能建立平行的工会,即招募工人的竞争性代理机构。
  上面建议的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政策,与所有其他混乱不相上下。128的《红旗报》申斥杜塞尔多夫冶金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提出“无情地进行反对工会领袖支持布吕宁政府的斗争”的口号。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要求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以改良主义分子能够拒绝支持布吕宁和他的紧急法令为前提。这确实像最低劣的玩笑了!《红旗报》认为,把领袖们臭骂一顿就足够了,但不允许通过群众对他们进行政治检验。
  然而,现在正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出现了绝对有利的活动舞台。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可能用政治喧嚣来蒙蔽工人的话,那么在工会面前,资本主义的绝境就像没有希望的监狱围墙一样。今天组织到独立红色工会中的二三十万工人,可以成为改良主义工会联盟中的无可估价的酵母。
  1月底,在柏林召开了全国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红旗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工厂委员会正在锻造红色工人阵线。”(22)但要寻找有关代表会议的组成、所代表的企业和工人的数字的消息,是徒劳的。布尔什维主义仔细认真地指出工人阶级内部力量对比的所有变化,与此相反,德国斯大林分子效法苏联斯大林分子,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工厂委员会只占总数的不到4%,而社会民主党的工厂委员会是84%。在这一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第三时期”政策的平衡表了。如果把共产党员在企业里的孤立称作“红色统一阵线”,难道就能推动事业前进吗?
  资本主义长久的危机,使无产阶级内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产生了最病态的和最危险的分界线。在企业中居统治地位的是改良主义者,而在失业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产党员,这一情况使无产阶级的两部分都陷于瘫痪。在业工人还能继续等待。失业者则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现在他们的急躁具有革命性。但如果共产党找不到能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合起来,展示革命出路的前景的斗争形式和口号的话,失业工人的急躁不可避免地会反对共产党。
  1917年,虽然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政策和革命的迅猛发展,在910月间,甚至连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处境较差的和更加急躁的阶层,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布尔什维克转到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如果十月革命没有及时爆发的话,无产阶级的瓦解就会具有尖锐的性质并导致革命的衰败。在德国,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需要:他们的位置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占据,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蛊感和自觉的反革命目的结合起来。
  工人根本就不是永远能保证不受法西斯分子的影响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连通器,特别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当失业大军不能不分化出小贩和货郎等,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则分化出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时。
  过去,职员、技术员和行政人员、一定的官员阶层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现在,这些分子已经转到或正在转到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一边。他们能够吸引——如果还没有开始吸引的话——工人贵族阶层追随自己。沿着这条线,国家社会主义从上面侵入了无产阶级中。
  但更加危险的是它从下面、经过失业工人的侵入。任何阶级都不能在没有前景和希望的情况下长久生存。失业者不是阶级,但这是一个十分紧密的、固定的社会阶层,它徒劳地力图挣脱不堪忍受的条件。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德国免于衰败和瓦解,如果说这话总体来说是正确的话,那它首先对数百万失业者来说,是正确的。
  在共产党在工厂和工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数量上的增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一个被危机和矛盾所动摇和侵蚀的国家里,一个极“左”的政党可以找到数十万新的支持者,特别是它的整个机关都以用“竞争”方式猎取单个新成员为目的的话。全部问题都在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一个选入工厂委员会或工会管理机构的工人共产党员,比起那些随处征集来的、今天加入共产党,明天就会抛弃它的一千名新党员,意义要大得多。
  但个人涌入党内,根本就不是永无止境的。如果共产党开始进一步推迟斗争,直到把改良主义者彻底排除时,它就会相信,社会民主党从一定时刻起,就不会再把自己的影响让给共产党,而法西斯分子则开始分化失业者——共产党的主要基础。一个政党若不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整个形势提出的任务,它绝不会不受惩罚。
  为了给群众斗争开辟道路,共产党企图发动局部罢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大。像以往一样,斯大林分子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还不善于组织”……“我们还不善于吸引”……“我们还不善于抓住”……而且这里的“我们”,无一例外指的都是“你们”。盛行一时的1921年三月事件理论又重新复活:通过少数人的进攻活动来“激活”无产阶级。但工人根本就不需要“激活”他们。他们希望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景,带助他们创造群众运动的前提。
  共产党的罢工战略显然是以曼努伊尔斯基或洛佐夫斯基解释的列宁著作的个别引文为指导的。确实,孟什维克曾一度进行反对“罢工狂热”,布尔什维克却相反,领导每一次新的罢工,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引入运动之中。这是符合阶级的新阶层觉醒时期的。1905年、战前几年工业高涨时期、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都是如此。
  但就是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个阶段,从1917年七月事件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有了新的性质:他们阻止罢工,遏制罢工的发展,因为每次大罢工都有变成决战的趋势,而对此来说,政治前提还没有成熟。
  虽然如此,在这几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站在所有罢工的前列,尽管这些罢工是不顾他们的警告,并主要是在如纺织业和皮革业这些落后工业部门爆发的。
  如果在某些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利益勇敢地发动罢工,在另一些条件下,他们则相反,为革命利益而阻止罢工。在这个领域中,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是没有现成的方案的。但在每一个特定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罢工策略总是构成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进步工人对局部与总体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德国的情况如何呢?在业工人因为害怕失业工人而对降低工资不加反抗。不足为奇,在有数百万失业工人的情况下,工会组织的寻常罢工斗争,显然是没有希望的。在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它就更加绝望。这并不排除局部的罢工,特别是在更加落后的、集中化程度低的工业部门里。但在这种形势下,正是工业最重要部门中的工人暴露出倾听改良主义领袖的声音的倾向。在不改变无产阶级整体处境的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罢工的尝试,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游击活动,即使在成功的情况下,它们也难以为继。
  据共产党员工人的叙述(参见《红色建设报》),在企业中谈论很多的是,局部罢工现在没有意义,只有总罢工才能使工人摆脱灾难。“总罢工”在此指的是斗争前景。工人越是在他们必须直接与国家政权打交道——垄断资本用布吕宁的紧急状态法的语言与工人对话[42]——时,零星的罢工就越是不能鼓舞他们。
  在工人运动的早期,为了吸引工人参加罢工,鼓动员往往克制自己不阐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免吓走工人。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德国工人的领导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他们清楚进一步斗争的总体前景时,他们才能够决心投入防御性的经济斗争。他们不会在共产党领导那里感觉到这样的前景。
  就1921年德国三月事件的策略(以“刺激”无产阶级的少数代替赢得它的多数),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运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同情它或怀疑它的成功时,少数人往前冲,力图用机械手段迫使工人进行罢工,作为一个政党,这个急躁的少数可能会陷入与工人阶级的敌对冲突中,并打破自己的头。”
  这是否意味着放弃罢工呢?不,不应该放弃,而是为它创造必需的政治和组织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恢复工会组织的统一。改良主义官僚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迄今为止,分裂再好不过地保障了他的地位。但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威胁改变了工会内部的状态,使它变得对官僚不利。对统一的向往在增长。让赖帕特集团在今天的条件下试试拒绝恢复统一:这立刻会使共产党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增加一倍或两倍。如果联合能够形成,那就更好:在共产党员面前展现了广阔的工作舞台。现在需要的不是不彻底的办法,而是大胆的转折。
  没有反对物价高涨,反对削减工资和争取缩短工作周的广泛斗争;不能吸引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携手加入这场斗争;不能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那么,即兴式的小规模罢工是不能把运动引上康庄大道的。

※     ※     ※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说什么“在法西斯分子上台的情况下”,必须诉诸总罢工。当然,赖帕特本人是独自以这种威胁来炫耀。《红旗报》就此说起卢森堡习气。这是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诽谤。即使罗莎·卢森堡过高地评价了总罢工对政权问题的独立意义的话,她也十分清楚,总罢工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唤起的,它是工人运动此前的整个进程、党和工会的政策所奠定的。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口中,群众罢工毋宁说是超越可悲现实的安慰性的神话。
  许多年来,法国社会党许诺在战争爆发时就诉诸总罢工。1912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甚至许诺发动革命起义。但是,总罢工的威胁像起义的威胁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只具有舞台雷声的性质。这里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把罢工与起义对立起来,而是在于对罢工和起义的毫无生命的、形式主义的、放空话的态度。被抽象的革命武装起来的改良主义者,战前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一般典型就是这样。挥舞着总罢工威胁的战后改良主义者,则是一幅鲜活的漫画了。
  共产党的领导对待总罢工当然要自觉得多。但它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弄明白。而把它搞明白是需要的。总罢工是斗争的非常重要的武器,但不是万能的。在有些条件下,总罢工可能比直接的敌人更加严重地削弱工人。罢工应该是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所有战略都消失于其中的灵丹妙药。
  一般地说,总罢工是较弱者反对较强者的斗争武器,或是更确切地说,是在斗争开始时觉得自己弱于他所反对的强者的人的武器:如果我自己不能使用重要的武器,那我就尝试阻止对手使用它;如果我不能用大炮轰击的话,我至少要把炮闩卸下。总罢工的“意义”就是这样。
  总罢工总是反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斗争的武器,后者掌握着铁路、电报、军警力量等。总罢工使国家机关瘫痪,它或是“威吓”政权,或是为了革命地解决政权问题创造前提。
  当劳动群众仅仅被革命愤慨联合起来,但没有战斗组织和司令部,不能事先权衡力量对比,也不能制订行动计划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罢工是非常有效的斗争手段。可以想象,从某些局部冲突开始的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革命,必须要经历总罢工阶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如今是一盘散沙的意大利无产阶级才能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衡量它要推翻的敌人的对抗力量。
  只有在法西斯在德国已经掌握了政权,并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机关的情况下,才能以总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但如果事情关系到的是击退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的企图,那么,总罢工的口号预先就表明是没用的。
  当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时,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整个苏维埃,都不想宣布总罢工。在铁路上,斗争的目的是让工人和职员运送革命军队,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用列车。只有在工人应该出发上前线时,工厂才停工。为革命前线服务的企业以加倍的干劲工作。
  十月暴动时,根本就没有提过总罢工。在暴动前,绝大部分工厂和团队都服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呼吁工厂罢工是削弱自己,而不是敌人。在铁路上,工人全力帮助起义;职员在中立的幌子下帮助反革命。铁路的总罢工没有意义:问题的解决靠的是工人对职员的力量优势。
  如果在德国,斗争在法西斯分子挑衅所引发的局部冲突中爆发的话,那么号召进行总罢工未必符合形势的需要。总罢工首先意味着:城市之间的彼此隔离,各个区之间的彼此隔离,甚至是工厂之间的彼此隔离。想找到失业者并把他们集合起来,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有完好司令部的法西斯分子由于集中领导,就能获得一定的优势。诚然,他们的群众是如此分散,在这种条件下,法西斯分子的企图可能被击退。但这已是事情的另一方面了。
  例如,关于铁路交通的问题,不应该从要求所有人罢工的总罢工的“声誉”的角度,而是从战斗的合目的性的角度来考虑:在冲突中,铁路交通为谁服务,反对谁?
  因而,应该进行的是反击法西斯分子的准备,而不是总罢工。这意味着在各处创建据点、突击队、预备队、地方管理中心、良好有效的联系,制定最简单的动员计划。
  在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这两个外省偏僻角落里,地方组织所做的一切,是全国的典范,那里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一起,在受到改良主义上层抵制的情况下,建立了防御组织,虽然规模不大。真想在这里大声呼喊,啊,至高无上的领袖们,啊,无比睿智的战略家们,请你们向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效法他们,扩展他们的经验,使它的形式更加准确,请你们向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工人学习吧!
  德国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体育组织。“布吕宁制度”和“希特勒制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不是布吕宁的功劳:官僚的软弱不是功绩。但应该看到真相。主要的、基本的、关键的事实是,德国工人阶级今天还掌握着自己的组织。如果它软弱,那也只是因为它的力量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但只要把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德国就会面貌一新。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就能对法西斯分子采用比总罢工更加有效和直接的手段。但如果情况的巧合决定必须求助于群众罢工(这种必要性可能由法西斯分子与国家机构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引起),那么防御委员会系统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能够进行稳操胜券的群众罢工。
  斗争是不会停止在这个阶段上的。布鲁克萨尔和克林根塔尔的防御组织实质上是什么?应该善于由小见大:这是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不这样称呼自己,它对自己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事情是在外省的一个小角落中。在这点上,数量决定质量。请你们把这个经验转用到柏林,你们立刻就能得到柏林工人代表苏维埃!


第十四章 工人监督和与苏联合作



  当我们说到革命时期的口号时,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不应该过于狭窄。苏维埃只能在革命时期创立。但这个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不能从日历上得知的。这只能通过行动去摸索。苏维埃应该在可以创立它们的时候创立。[43]
  整体上说,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与创建苏维埃属于同一个时期。但对此不能机械地理解。远在群众准备好着手建立苏维埃之前,特殊条件就可能引导他们监督生产。
  布兰德勒和他的左的影子——乌尔班斯曾不顾政治形势地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这除了使这个口号声誉扫地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现在,在政治危机日益迫近的条件下,只是因为群众还没有开始进攻,就拒绝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进攻本身所需要的口号,是能够确定运动前景的口号。宣传阶段一定应该在口号深入群众之前。
  根据情况,为争取工人监督的斗争的开始,可能不是从生产的角度,而是从消费的角度。布吕宁政府许诺,在降低工资的同时降低物价,这个许诺没有兑现。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最落后阶层的关注,今天,它们离夺取政权的思想还很远。工人对生产费用和商业利润的监督,是降价斗争唯一现实的形式。在普遍不满的条件下,有女工—家庭主妇参加的工人委员会对人造黄油涨价原因的调查,可能会成为工人监督生产的十分有效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走向工人监督生产的可能的途径之一,不过是用来举例的。事情至此还不涉及工业管理:女工不能马上从事管理,这一思想离她还很远。但从消费监督,她更容易转入生产监督,而从生产监督到直接管理,则要取决于革命的整体发展。
  在当前的德国,在今天危机的条件下,监督生产,意味着不仅对开工的企业也对半开工和关闭的企业进行监督。这要求吸引那些在被解雇前曾在这些企业中工作过的工人加入监督。其任务应该是:在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让关闭的企业开工。这会直接导致国家管理工业的问题,即工人国家剥夺资本家。因而,工人监督就不是长期的、“正常”的状态,像工资比例协议和社会保险那样。监督是在阶级斗争极度紧张的条件下的过渡措施,只能把它当成是通往工业实现革命的国有化的桥梁。
  布兰德勒分子指责左派反对派,说他们在对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嘲笑了几年之后,又从他们那里夺过了这个口号。这个指责真是出人意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首次广泛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在彼得格勒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一领域中的整个斗争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苏维埃的手中。作为密切关注这一工作并参与其中的人,我证明:我们无须借助于塔尔海默—布兰德勒的首创,或利用他们的理论指点。对“剽窃”的指责,说得有些轻率。
  但不幸还不是在这里。指责的第二个部分要糟糕得多:迄今为止,“托洛茨基分子”一直反对在监督生产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斗争,而现在又支持这个口号。布兰德勒分子从中看到了我们的前后矛盾!实际上,他们暴露的只是对工人监督生产口号中蕴涵的革命辩证法的完全不理解,把它降低为“动员群众”的技术方案。当他们援引他们几年来一直重复只适用于革命时期的口号时,他们就是在指责自己。啄木鸟年复一年地啄橡树皮,它在内心深处大概也认为,用斧子砍树的砍柴人是在罪恶地抄袭它这只啄木鸟。
  因而,对我们来说,监督口号是与工业中的双重政权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该时期与从资产阶级制度到无产阶级制度的过渡相适应。塔尔海默答复说:不,双重政权指的应该是“与企业主平等(!)”;工人是为自己在企业中完整的领导权而斗争。他们、布兰德勒分子不允许“阉割”——就是这么说的!——革命口号。对他们来说,“监督生产意味着工人管理生产”(117)。但为什么把管理称为监督?在人类通用语言中,都把监督一词理解为一个机构对另一个机构的工作进行监察和审核。监督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有权的、包罗万象的。但它仍是监督。这一口号的思想本身是源于企业的过渡制度,那时资本家与他的行政团队在没有得到工人同意的情况下,一步也迈不动;但从另一方面,工人还没有建立国有化的政治前提,没有掌握管理技术,没有为此创立必需的机构。我们不能忘记,事关的不仅是领导车间,还有产品销售,为工厂提供原料、物资、新设备,信贷活动等。
  工厂内的力量对比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进攻的力量决定。一般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无可置疑地高于资本的力量时,监督才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认为革命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那就错了:可以借助赤卫队占据工厂;为管理它们则需要新的法律和行政前提;除此之外还需要知识、技能、机构。需要一定的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让管理留在有经验的行政机关之手,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但要强迫它公开所有账簿,对它的所有联系和行动进行警惕的监视。
  工人监督从个别企业开始。监督机构是工厂委员会。工厂的监督机构建立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应。在这个阶段上,还没有总的经济计划。工人监督的实践只能为这个计划准备条件。
  相反,工人管理工业在更大的程度上,甚至是在它的头几步中,是更加高级的,因为它与政权和总的经济计划是分不开的。管理机构已经不是工厂委员会,而是集中的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的角色当然仍是重要的。但在工业管理领域里,它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角色,而只起辅助作用。
  在俄国,技术知识分子追随资产阶级,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试验只能持续几个星期,因此从事形形色色的怠工,拒绝达成任何协议,工人监督的阶段并没有展开。而内战把工人变成士兵,摧毁了经济。因此,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业制度的工人监督方面,俄国经验提供的东西相对较少。但从另一方面,这个经验更加宝贵:它表明,甚至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在不仅遭到每一个私有者,还有每一个行政技术人员怠工的情况下,被敌人包围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无产阶级,仍能够组织好工业管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德国工人阶级不能完成的呢!
  如上所述,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这种过渡以最小的经济震荡、最少的人民财产的流失,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通过最英勇和坚决的斗争向政权迈进时,甚至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表现出乐于在工厂、银行创建过渡制度。
  在德国革命时期,工业关系的形成是否与俄国的不同?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何况还是外国人。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可能不会给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工人监督留有空间。在斗争极端紧张地展开的情况下,在一方面是工人压力增长,另一方面是企业主和行政机关怠工的情况下,不会给哪怕是短暂的协议留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得立即把与自己对企业的全面管理和政权一起夺过来。今天的工业半瘫痪状态和庞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使这样的“缩短的”道路变得十分可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阶级中强大的组织的存在,用系统行动,而不是即兴表演的精神对德国工人的教育,群众的革命振奋的缓慢这些条件,能够使天平变得对第一条道路有利。因此,事先就拒绝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不允许的。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工人监督的口号在德国,比在俄国更加具有有别于工人管理的意义。像许多其他过渡口号一样,不管它实际上将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它都保持着巨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同意建立工人监督的过渡形式,把无产阶级中更加保守的阶层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使一定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银行职员中立。如果资本家和整个行政上层表现出决不妥协的态度,求助于经济怠工的方法,在人民的眼中,由此产生的严厉措施的责任不落在工人身上,而是在敌对阶级的身上。工人监督口号除了上述经济和行政意义外,还有这个附加的政治意义。
  这些人在非革命的形势下提出监督口号,从而赋予它纯粹的改良主义性质,却因我们不同意把监督等同于管理而指责我们中派主义的前后矛盾,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政治上的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凡是上升到考虑管理工业问题的工人,都不愿意,也不想被言辞陶醉。在工厂里,他们习惯于与不如语言那么好摆弄的物质打交道,他们比官僚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思想: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随时随地地使用暴力,更不是用关于暴力的话让自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在必须使用暴力的地方,就勇敢、坚决、彻底地使用它。但应该知道暴力的界限,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需要把暴力与计谋、打击与妥协结合起来。在列宁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官僚集团反复背诵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读熟的词句,以使在其余的364天里更加自由地嘲弄它。

※     ※     ※



  改良主义的卖身投靠的理论家企图在反对工人的紧急法令中发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从霍亨索伦王朝的“战时社会主义”到布吕宁的警察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左翼思想家幻想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在计划方式下,它只能为战争利益消耗生产力。别的姑且不谈,进出口数字庞大的德国如何调整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呢?
  从我们这方面,我们建议从苏德关系方面,即联系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对它的补充,制定苏联和德国经济合作的广泛计划开始。数十、数百家大型工厂就可以完全开工。在只涉及这两个国家所有方面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德国失业的彻底消灭未必会用两三年的时间。
  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领导者们当然是不能制定这样的计划的,因为它意味着他们的自我社会消灭。但在德国工人组织,首先是工会和德国技术的进步代表的推动下,苏维埃政府能够也应该制定可以开辟真正宏伟前景的完全现实的计划。与这些使苏德两国经济的原料、技术和组织资源结合的可能性相比,所有这些战争赔款和几芬尼的关税附加税的“问题”,就微不足道了。
  德国共产党员曾广泛地宣传苏联建设的成就。这是一项必需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沉溺于令人腻味的粉饰。这就完全多余了。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把苏联经济的成就和困难与德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失业、降低工资和德国的总体经济绝境联系起来。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在严格务实的,同时也是深度革命的基础上提出苏德合作问题。
  在两年多以前,在危机刚刚开始阶段,我们在刊物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分子立即宣布,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我们想拯救资本主义等。他们没有预见到和不明白的只有一点:具体的经济合作计划如果能够成为工会、工厂集会、在开工和关闭的企业工人中的讨论课题,并把它与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然后再与政权的口号联系起来的话,它会成为多么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啊。因为只有在德国实施外贸垄断、生产资料国有化,换言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真正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在这条路上,可能有数百万无党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天主教“中央党”的工人被引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
  塔尔诺夫们恐吓德国工人,革命的结果会引起工业衰落,会造成可怕的混乱、饥荒等。我们没有忘记:就是这些家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除了痛苦、灾难、屈辱之外,这场战争不能给无产阶级带来任何东西。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旗帜下让无产阶级承担战争的苦难——可以;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牺牲——不行,永远不行!
  关于“我们德国工人”决不同意承受“这样的牺牲”的说法,其中同时含有对德国工人的奉承和诽谤。不幸的是,德国工人太有耐性了。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德国无产阶级作出的牺牲,不超过霍亨索伦—赖帕特—韦尔斯的战争所吞噬的牺牲的1%


第十五章 情况已经绝望了吗



  唤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立即投入进攻,是个困难的任务。在1919年、1921年、1923年的失败之后,在“第三时期”的冒险之后,在本来就被强大的保守组织束缚的德国工人中,制动中心得到有力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组织的牢固,几乎至今还没有让法西斯主义渗入他们的队伍之中,为防御战开辟了最广泛的可能性。
  应该考虑到,一般来说,统一战线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更加有效。吸引无产阶级的更加保守或更加落后的阶层加入捍卫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的斗争,比让他们加入争取新成果的斗争更容易。
  在这个意义上,布吕宁的紧急法令和来自希特勒的威胁,是统一战线政策的“理想”的警报。事关的是防御,是这个词的最基本、最明显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统一战线可以囊括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此外,斗争的目的不能不引起直到包括工人住宅区和各区小贩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底层的同情。
  今天的德国形势尽管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也含有对革命政党来说的巨大的优势;它不可抗拒地提出明确的战略计划:从防御转入进攻。一分钟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基本目的:夺取政权,共产党为了直接的、最近的行动而占据防御阵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现在正是把这个公式的真正意义归还给它的时机!
  工人回击资本和国家的进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法西斯的加倍的进攻。防御的头几步无论多么不足道,对手的反应会使统一战线的队伍立即团结起来,扩展它的任务,迫使它采取更加坚决的方法,把官僚反动阶层驱逐出统一战线,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削弱工人内部的隔阂,以此为从防御转入进攻做准备。
  如果共产党在防御战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在正确的政策下,这对它来说是有保障的,那么在转入进攻时,它根本无须征得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上层的同意。一切由群众决定。从群众离开改良主义领导的那一刻起,与他们达成协议已经失去任何意义。永远保持统一战线,就是不理解革命斗争的辩证法,把统一战线从跳板变成障碍。
  在一定意义上,最困难的政治形势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只允许作出一种决定。明确地直呼任务的名称,就意味着原则上对它的解决:从在防御名义下的统一战线,转入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夺取政权。
  这能成功吗?形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支持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垂死挣扎,并滋养着法西斯主义。
  形势十分困难、十分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用被篡夺的十月革命的权威和物质资源武装起来的斯大林的机关多么强大,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更加强大。只是应该及时地帮助它。
  现在,许多“左翼人士”都以对德国命运表示悲观为时髦。他们说:“1923年,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很弱,共产党在工会、工厂委员会中有巨大的影响,无产阶级都没有取得胜利,而现在,共产党变得更弱,法西斯主义则强大得多,怎么可能期望胜利呢?”
  乍看起来,这个论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是错误的。1923年,事情就没有达到斗争的那一步:在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前,党回避了战斗。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胜利。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压力,在这次排除了回避战斗的可能性。必须进行斗争。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斗争,他就能够取得胜利。它也应该胜利。
  就是在昨天,最高领袖们还在说:“让法西斯分子上台吧,我们不怕,他们很快就会耗尽自己,等等。”这个观点在共产党的上层居主导地位,已达几个月之久。如果这个观点彻底巩固了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希特勒砍掉无产阶级的头颅之前,共产党就预先对他进行麻醉。主要的危险就在于此。现在谁也不再重复它了。第一个阵地被我们占领了。应该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击败它,这个思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这是很宝贵的成果,整个今后的宣传鼓动都应以此为依据。
  工人群众的情绪是沉重的。失业和贫困折磨着他们。但对他们折磨更加厉害的是领导的混乱和没有条理。工人明白,决不能允许希特勒上台。但该怎么办?看不到途径。上面的人不是帮助他们,而是妨碍他们。但工人是想斗争的。
  希尔施—东克尔工会[44]的煤矿工人声明,应该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据我们从远方所能判断,这一惊人的事实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须知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会同意建立作为整个阶级机关的苏维埃。也许,他们今天就同意这点了:需要的只是善于对他们提问!仅这一个征兆,就比那些傲慢地抱怨群众的文学家和演说家先生们的印象主义评价重要一千倍,千倍地令人信服。
  虽然有机关的督促,但在共产党的队伍中,看来确实能看到消极现象。但这是为什么?普通党员越来越少参加支部会议,因为在这些会议上只给他们喂干草。上面给他们提供的思想,既不能运用到工厂中,也不能运用到街道上。工人感觉到,在他面对群众时他所需要的,与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给他的东西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由大喊大叫和自吹自擂、容不得反对意见的机关所制造的虚假气氛,普通党员是不堪忍受的。由此造成了党的会议的空洞和冷清。但这不是不愿意战斗,而是政治上的混乱,同时也是对无所不能的,但无头脑的领导的无声的抗议。
  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惊慌失措提高了法西斯的士气。他们的进攻在继续。危险在不断增长。但正是法西斯危险的迫近,将使先进工人的听觉和视力变得极为敏锐,并为明确、简单、可行的建议创造良好气氛。
  明岑伯格在去年11月引用不伦瑞克的例子时写道:“在增强的法西斯恐怖和法西斯进攻的压力下,这个统一战线有一天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关于这点,今天不能有任何怀疑。”明岑伯格没有对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为其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没有把不伦瑞克作为统一战线勇敢政策的出发点呢?虽然这无异于承认自己的不称职,但明岑伯格的预见仍是正确的。
  法西斯危险的迫近不能不导致社会民主党工人、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改良主义机关的激进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的一翼无疑将向前迈出一步。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机关的转变是更加不可避免的,哪怕以内部的裂痕和分裂为代价。应该瞄准的正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斯大林分子的转变是不可遏制的。可以衡量来自下面的压力的某些征兆,现在就可以观察到了:用一些论据取代另一些论据,漂亮话变得更加空洞,口号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同时,所有不慎比中央委员会更早地理解当前的任务的人,都被开除出党了。所有这些都是日益迫近的转变的准确无误的征兆,但仅仅是征兆而已。
  过去,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了,斯大林官僚集团耗费了数百吨纸张,进行反对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战,然后又来了个急转弯,企图实施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诚然,有时迟得不可救药。
  在中国,转变完成得太迟了,而且它所采用的方式只是彻底地摧毁了革命(广州暴动!)。在英国,“转变”是由对手,即总委员会完成的,当它不再需要斯大林分子时,它与他们决裂了。但在苏联,1928年的转变还算及时,为拯救专政免遭日益迫近的灾难。这三个重大例子结果不同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在中国,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共产党盲目地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俄国反对派的声音那时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在英国发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苏联,左派反对派就在当地,不断地进行自己反对富农政策的战役。在中国、英国,斯大林和他的一伙是在远处进行冒险;在苏联,事情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脑袋。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在于:全部问题都是公开及时地提出来的;共产国际领导的权威被严重削弱;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在当地、就在德国行动;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有数千名有经验的、有批判力的人,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已经开始发出这个声音了。
  在数量上,德国左派反对派是软弱的。但是,在当前的急剧转折中,它的政治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扳道工及时扳动手柄,能把沉重的货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同样,弱小的反对派用坚定有力的动作扳动意识形态的手柄,可能迫使德国共产党的列车和德国无产阶级更加沉重的列车驶向另一个方向。
  今后的每一天,我们的立场的正确性都将在事实中变得更加明显。当天花板在头顶上燃烧时,最固执的官僚也会忘记声誉。在这些条件下,甚至是二级文官都会穿着衬裤跳出窗户。事实的教育将会帮助我们的批评。
  德国共产党是否仍来得及及时完成转变呢?现在,只能有条件地谈及时性。如果没有疯狂的“第三时期”,德国无产阶级今天可能已经掌权了。如果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后,共产党采用了左派反对派建议的行动纲领,胜利就已经有了保障。现在不能说胜利是有保障的。让德国工人在法西斯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投入战斗,现在只能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转折称为及时的。
  为了促成转变,必须调动全部力量。需要党内外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不怕采取行动,需要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面前公开地进行反对愚钝的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
  动摇的共产党员会说:“但这是破坏纪律啊?”当然,这是破坏斯大林的纪律。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的话,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破坏纪律,哪怕是形式上的纪律。但是,谁若在纪律的掩盖下,容忍他明知是致命的政策,那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抹布、意志薄弱的废物。
  如果反对派共产党员像乌尔班斯之流一样,未曾为改变旧党的方针做过任何严肃的努力,就走上创建新共产党的道路的话,那他们就是在犯罪。建立不大的独立组织并不困难。创建新的共产党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干部吗?如果有的话,他们能为影响加入官方党的数万名工人做些什么?如果这些干部认为自己能够对工人说明新党的必要性,那他们首先应该在恢复现存的党的工作中检验自己。
  现在提出第三党的问题,不啻是在伟大历史抉择前夜使自己与数百万工人共产党员对立,后者虽然对领导不满,但出于革命的自我保护,仍会为党而战斗。应该与这几百万工人共产党员找到共同语言。不应该理睬官员的谩骂、诽谤、迫害,找到通往这些工人内心的道路;向他们表明,我们所要的东西也正是他们所要的;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我们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应该无情地揭露极端激进的投降分子;要求“领袖们”对怎么办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并提出自己对整个国家的、对每个地区的、每个城市的、每个居住区的、每个工厂的答案。
  必须在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支部。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改变党的方针,改良党内体制。在他们能够保证得到严肃支持的地方,他们应该着手实际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哪怕是以不大的地方规模。党的官僚将会开除我们吗?当然。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他的辉煌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在共产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需要公开的辩论——不得中断会议,不要伪造的引文,没有歹毒的诽谤,而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真诚地交换意见:整个1917年,我们在俄国就是这样与所有其他政党和在自己的党内进行争论的。应该通过广泛的辩论筹备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其日程上的唯一议题就是:“今后怎么办?”
  左派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掮客。他们是共产主义战士、它的鼓动员、它的宣传者、它的组织者。面对共产党!应该对它解释清楚,应该说服它。
  如果共产党被迫采取统一战线政策,这几乎肯定能使它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对法西斯主义的重大胜利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
  但是,即使共产党领导了革命,它自身中仍存在不少矛盾。左派反对派的使命根本就不会结束。在一定意义上,它才刚刚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胜利,首先意味着消灭共产党官僚对斯大林机关的依赖。
  在德国无产阶级胜利的第二天,甚至更早,在它夺取政权斗争的过程中,束缚共产国际的箍就会断裂。官僚中派主义贫乏的思想,它的视野的民族局限性,它的制度的反无产阶级性,所有这一切都将立即暴露在德国革命的光辉之下,它的光辉比十月革命的光辉更加灿烂。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必然会在德国无产阶级中获得优势。


结论



  一个牛贩子赶着几头公牛去屠宰场。屠夫拿着刀走近它们。一头公牛建议说:“我们围在一起,用角把这个刽子手顶起来!”“这个屠夫哪点比用棍子把我们赶到这里的牛贩子坏呢?”其他牛这样回答说,它们都在曼努伊尔斯基的寄宿学校受过政治教育。“但须知我们此后还能与这个牛贩子算账!”原则性很强的公牛回答建议者说:“不行,你这是从左面掩护敌人,你本身就是社会屠夫。”他们拒绝集合起来。

  ——引自《伊索寓言》


  “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列宁全集》,第39卷第56页)。
  需要的是彻底放弃国家共产主义,公然彻底地消灭“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不是“打倒《凡尔赛和约》!”而是“苏维埃欧洲联邦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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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现代技术最高成就的基础上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自给自足的民族进程,而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在苏联的疆界内建成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德国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是更加现实和切近的。
  忘我地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外的敌人!
  但不应该蒙着眼睛保卫苏联。国际无产阶级应对苏维埃官僚进行监督。无情地揭露它的民族主义和热月的倾向,它们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总结。

※     ※     ※



  共产党需要什么呢?
  回到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战略学校中去。
  放弃对工人群众组织的最后通牒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强加,它只能赢得。
  放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它既帮助社会民主党,又帮助法西斯主义。
  为达到更加有效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目的,为达到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与改良主义领导对立的目的,必须坚持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
  对我们来说,评价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变化的标准,不是形式民主的原则,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切身利益。
  不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布吕宁制度!
  英勇地、忘我地捍卫无产阶级组织,反对法西斯主义。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意味着:所有无产阶级的组织都应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占据自己的位置。
  统一战线的实际纲领,当着群众的面由各组织协议决定。每个组织仍在自己的旗帜和领导之下。每个组织在行动中都遵守统一战线的纪律。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意味着为使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与“钢铁阵线”中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盟友决裂,并与共产党的以及所有其他无产阶级的组织站到共同的行列中,应进行不倦的宣传鼓动。
  “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就是为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最高形式的工人苏维埃进行宣传和作组织准备。

※     ※     ※



  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应该永远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
  决不混淆纲领和旗帜。不做任何无原则的交易。有批评临时盟友的充分自由。
  台尔曼作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理所当然也是左派反对派的候选人。在官方共产党候选人的旗帜下进行的动员工人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站在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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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共产党需要的是引向革命胜利的党内制度的鼓舞,而不是今天的苏联共产党的制度,后者反映的是在胜利的革命的基础上的机关统治。
  消灭机关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发号施令,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必须恢复党内民主。
  工人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争取实现在党内对战略策略问题进行真诚和严肃的争论。党应该倾听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声音。
  经过全面的争论之后,应该由自由选举出来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作出各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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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确政策:在对与社会主义工人党达成协议以及与其革命的一翼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系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对其领导的不彻底性进行不可调和的批评(但是善意的,即符合事实的);对其左翼的关注的、同志式的、敏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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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会政策上,必须来个180度的转弯:在工会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
  在各个企业中系统地推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规则明确的纲领的基础上,与改良主义的工厂委员会达成协议。
  为降低物价而斗争。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把这一斗争转到为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轨道上。
  在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争取与苏联合作的运动。
  在德国无产阶级相关组织的参与下,苏联的有关机构制定一个大致计划。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发动一场使德国转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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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说形势已经绝望的人,是在扯谎。应该把悲观者、怀疑者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赶出去,像对待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内在力量是取之不竭的。他们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


[1]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德国作家,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创作中,社会批判主义(见剧本《日出之前》,1889年;《罗泽·贝思特》,1903年;《日落之前》,1932年;喜剧《獭皮》,1893年)同生物规律的绝对化、象征主义(童话剧《沉钟》,1896年)以及后来的神秘主义倾向并存。剧本《织工》(1892年)描写西里西亚织工起义。19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2]“钢铁阵线”是德国民主派政党为与不断增长的纳粹威胁进行斗争组建的联盟,该联盟在1932年春总统选举前组成,在这次选举中,该联盟支持陆军元帅兴登堡。——译注

[3]文章署名署的是简单的姓名首字符E. H. 。为了后代应该把它铭记下来。各国几代工人的工作不会白做。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战士走过大地不会不留下痕迹。E. H. 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精力充沛,给德国无产阶级指路。恶毒的语言断定,说什么E. H. 是在战时以特别肮脏的沙文主义玷污自己的E. 海曼尼的亲戚。真是不可思议:如此清醒的头脑……

[4]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19091917年任德意志首相兼普鲁士首相,19051907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9071909年任帝国内务大臣兼副首相。——译注

[5]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18721916),又姓诺维赫,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的宠信。托波尔斯克省农民出身,被视为神医和预言家,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有极大的影响,干预国家事务后被保皇派杀死——译注

[6]形而上学的人(以反辩证法的方式思维的人)赋予同一个抽象以两三个甚至更多的使命,往往是截然对立的。据我们所听到的,一般的“民主”和一般的“法西斯主义”彼此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世界上应该存在“工农专政”(对中国、印度、西班牙)。无产阶级专政码?不是。资本家专政吗?不是。那是什么样的?民主的,原来,在世界上有纯粹的、超阶级的民主。但须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已经说明了,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没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专政”与……法西斯专政有区别吗?十分天真的人才会期待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得到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严肃、老实的回答:再多骂几声,仅此而已。然而东方革命的命运与这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7]艾尔科利即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和国际共运活动家。1926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共创建者之一。1922年起为意共中央委员,1923年起任意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401944年侨居苏联。19441946年在意大利政府任职。1944年任《再生》周刊主编。1948年起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有关于工运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著作。——译注

[8]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18741944),20世纪30年代初为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法西斯独裁建立后流亡国外;主张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统一行动。1941年被贝当政府引渡给法西斯政权。死于布痕瓦尔集中营。——译注

[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34页。

[10]法国杂志《布尔什维克笔记》是斯大林官僚集团所有出版物中最荒谬,最无知的一份,它贪婪地抓住魔鬼的祖母的提法,当然根本没有猜到,它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中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革命工人将把自己无知的、不诚实的老师送到上面提到的祖母那里去学习。

[1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页。

[1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4950

[1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0页。

[15]Троцкий, Пять лет Коминтерна, стр. 345—378.

[16]这个集团的所有其他观点都处于这个水平,是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最严重错误的翻版而已,只是伴以更加极“左”的神情。法西斯主义已经在统治,不存在希特勒的独特危险,况且工人不愿意进行斗争。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今后还有的是时间,那么,《红色战士》的理论家们应该利用闲暇来读一些好书,而不是写拙劣的文章。马克思早就对魏特林说过,无知是水远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17]屠拉梯(Filippo Turati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之一(1892),该党机会主义改良派领袖。1926年起移居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译注

[18]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3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为都灵社会主义者小组领导人。1919年起为“新秩序”领导人之一,“新铁序”为1921年建立共产党做了准备。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侨居苏联。反对博尔迪加的宗派主义政策。葛兰西于19231924年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19241926年为意大利议会中共产党人的领袖。1926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1928年被法西斯法庭判处20年监禁。著有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问题的著作。——译注

[19]哈阿兹(Hugo Haase1863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19111917),中派分子。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同F. 艾伯特共同担任人民代表会议主席,曾为镇压革命运动卖力。——译注

[20]《社会主义劳动新闻》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注

[21]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194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创建者和领袖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参加者。20年代初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联合。30年代主张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译注

[22]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Анжелика Балабанова18771965),俄国犹太人,191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为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她向墨索里尼灌输共产主义,介绍他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5年组织并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属于中派。1916年参加昆塔尔会议,在会上与左派接近。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191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因与季诺维也夫的分歧,退出共产国际,前往意大利。1924年被俄国共产党开除。法西斯在意大利胜利后,她先后侨居瑞士、奥地利、法国和美国,是第二半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23]遗撼的是,在《不断革命报》上刊登了捍卫一致推举的工人候选人的一篇文章,诚然不是编辑部的文章。无疑,德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是否定这一立场的。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455页。

[25]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于19174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基础上建立,1918年年底以前该党包括“斯巴达克同盟”;1920年发生分裂,同年12月,大部分成员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只有右派分子还留在党内。1922年,H. 哈阿兹和K. 考茨基等独立派右翼分子回到社会民主党内。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53页。

[27]茹奥(Leon Jouhaux18791954),19091940年和19451947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19191940年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领导人之一。工人力量总工会创建人。——译注

[28]对共产国际这一长达几年之久的机会主义一章的详尽分析,请参见我们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不断革命》、《今天谁领导共产国际》等。

[29]救世军是国际慈善组织,存在于19世纪中期,得到新教徒和福音派传教士的支持,总部设在伦敦。——译注

[30]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1934),斯大林根除“托洛茨基主义”的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19311932年因重写苏维埃史在速度上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一度失宠。——译注

[31]科捷•钦察泽(Котэ Максамович Цинцадзе18871930),1904年入党。曾任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主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23年加入反对派,为高加索地区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因病于1930年年底逝世。——译注

[32]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在莫斯科第二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译注

[33]卡斯帕罗娃(С. Каспарова),1926年加入反对派,大概是因在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呼吁书上签名,于19281月被流放到库尔冈。——译注

[34]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1937),苏共党员(1907年起)、苏联最杰出的记者、《真理报》撰稿人;19051907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最早的左派反对派成员,最后一个向斯大林投降的人,恢复党籍后曾在《消息报》工作;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莫斯科“托洛茨基反苏总部平行案”中的被告,被枪毙。——译注

[35]柯秀尔(Владимил Косиор1891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十月革命后曾从事军事、经济和工会工作,19201921年的工会辩论中支持托洛茨基,是左派反对派的积极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毙。——译注

[36]埃利钦(В. Д. Эльцин18751937),左派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大概于1937年死于集中营。

[37]丁格尔施泰德(Ф. Н. Дигельштедт),1923年反对派成员,曾任林学院院长,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死于大清洗中。——译注

[38]谢尔穆克斯(Н. Сермукс)和波兹南斯基(И. Познанский),是托洛茨基的秘书,前者在内战时期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后者在十月革命前就成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在托洛茨基于1928年被流放时,他们自愿秘密追随托洛茨基去阿拉木图,刚刚抵达目的地,二人就被逮捕,此后一直被关押、流放。——译注

[39]布柳姆金(Яков Блюмкин18991929),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该党发动反苏维埃暴动时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被捕后经托洛茨基劝说后转到共产党一边,在内战中曾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协助编辑托洛茨基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1卷,后任国家政治保安局军官,他是俄国左派反对派支持者中第一个拜会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人,并带回托洛茨基致反对派的一封信。被人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告发,于192912月被处决。——译注

[40]布托夫(Бутов),是托洛茨基的秘书,因拒绝诬陷托洛茨基被多数派关进监狱,绝食而死。他是托洛茨基秘书中最早被迫害致死的人之一。——译注

[41]现在,罗易被麦克唐纳政府判处多年监禁。共产国际的报纸不认为自己有资任哪怕是对此提出抗议:可以与蒋介石结成密切的同盟,但无论如何不能保卫印度的布兰德勒分子罗易不受帝国主义刽子手的迫害。

[42]某些极“左”分子(如意大利的博尔迪加分子)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斗争中使用上,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分开的企图,在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前更加难以实现。以德国为例,工资谈判被取消,工资通过政府法令缩减,应该把这个真理灌输给这些幼稚的人。我们顺便指出,在其今天的阶段中,斯大林分子复活了许多博尔迪加分子早期的偏见。难怪,如果“普罗米修斯”集团什么也不学,一步也不前进的话,今天,在共产国际的极“左”摇摆时期,它更加接近斯大林分子,而不是我们。

[43]我们提示一下,在中国,在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分子反对创建苏维埃,当他们决定在退潮时于广州发动起义,又命令群众在起义那天建立苏维埃。

[44]希尔施—东克尔工会是1868—1933年德国的改良主义工会,由M. 希尔施和F. 东克尔创建。——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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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930, стр. 24—26。下面三篇文章都是分析德国形势的,作为第三章收入近日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德文小册子《唯一的道路》中。

  我们尝试扼要地分析一下所发生的事,并搞清楚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上。
  由于社会民主党,布吕宁政府得到了议会的支持,可以借助于特别法进行统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切断了法西斯主义通往政权之路。”斯大林官僚集团说:”不对,法西斯主义已经获胜,布吕宁制度就是法西斯制度。”二者都不对。社会民主党把对法西斯主义的消极退让当成与它的斗争。斯大林分子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已经是既成事实。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遭到了两方面的破坏,方便了敌人的胜利,加速它的来临。
  当初我们把布吕宁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的政府(“波拿巴主义的漫画”),即军警专政制度。当两个社会营垒——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为官僚、警察、军人专政创造了条件。政府“独立于”社会。我们再提示一次,如果在软木塞上对称地插上两支叉子,它甚至可以立在一枚大头针的针头上。这就是波拿巴体制:当然,这样的政府并非就不再是私有者的管家。但管家骑在主人的背上,把他的脖子磨出趼子,在需要的时候,放肆地用靴子踢主人的脸。
  本来可以假定,布吕宁一直维持到最后的结局。但在发展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个环节:巴本政府。如果我们想更确切的话,需要对我们的旧界定作修正:布吕宁政府是前波拿巴主义政府,布吕宁仅仅是前奏。巴本—施莱希尔政府作为成型的波拿巴主义登上舞台。
  区别在哪里?布吕宁发誓说,没有比为兴登堡和第48条“服务”更高的幸福了。希特勒用拳头支撑着布吕宁的右侧。但布吕宁的左胳膊肘却倚在韦尔斯的肩膀上。在国会中,布吕宁得到了能让他摆脱认真对待国会的必要性的国会多数。
  布吕宁越是独立于国会,官僚上层就更加感到自己独立于布吕宁和支持他的政治集团。只有彻底与国会断绝关系。冯·巴本政府是在官僚无垢受孕中产生的。它的右胳膊肘撑在希特勒的肩膀上。它用警察的拳头打退左边的无产阶级。它的“稳定性”的秘密,即它没有在产生时就垮台的秘密就在于此。
  布吕宁政府带有牧师—官僚—警察的性质。国防军处于备用状态。秩序的直接支柱是“钢铁阵线”。消除对钢铁阵线的依赖,是兴登堡—巴本政变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自动上升到第一位。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成了十足的傻瓜。在社会危机时期他们只能是这样。在不需要智慧的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阴谋家像是聪明人。现在,他们在夜里用毯子蒙住头,安慰自己,企盼奇迹:说不定好歹还能不仅保住脑袋、还有柔软的坐椅、数目不大的清白的积蓄。但没有奇迹……
  但不幸的是,事件对共产党来说也是晴天霹雳。斯大林官僚集团什么也预见不到。现在,台尔曼、雷梅尔等一有机会就说“720的政变”。这是怎么回事?开始时他们断言法西斯已经上台了,说它是未来之事的只能是“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现在看来,从布吕宁过渡到巴本——目前还没有到希特勒,而仅仅是巴本——就需要搞“政变”。这些智者教导我们,要知道,谢维林、布吕宁和希特勒的“阶级内容”是“一样的”。那政变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
  但混乱还没有到此为止。尽管现在已经充分暴露出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台尔曼、雷梅尔等仍在说720的法西斯政变。同时他们警告工人日益临近的希特勒的危险,仍是法西斯政变。最后,社会民主党依然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展开的事件都被归结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借助政变彼此从对方手中夺取政权。斯大林的理论创造,是专门为了把人的脑子搞糊涂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工人越是没有准备,巴本政府的出台就越是使人产生强有力的印象:完全无视政党、新的特别法、解散国会、镇压、在首都实行戒严、废除普鲁士的“民主”。如此轻而易举!!用子弹打狮子,用指甲掐跳蚤,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只消在鼻子上一弹,就被消灭了。
  但是,尽管有集中力量的表象,巴本政府“本身”比它的前任还要软弱。波拿巴主义制度能够获得相对稳定和长久的性质,只有在它结束革命时代的情况下;如果力量对比已经在斗争中得到检验;如果革命阶级已经死亡,有产阶级还没有摆脱恐惧:明天是否会带来新的震荡?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即群众的力量没有事先在斗争中消耗殆尽,波拿巴制度是不能施展的。
  通过巴本政府,男爵、大资本家、银行家企图借助警察和国防军来保障自己的事业。把政权交给依赖贪婪、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匪帮的希特勒的想法,一点儿也不合他们的意。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最终会成为他们统治的驯服工具。但这免不了震荡、长期的内战和巨大的附加开支。诚然,像意大利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法西斯最终会导致波拿巴型的军事官僚专政。但为此它至少需要几年时间,即使是在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在德国比在意大利需要更长的时间。显然,有产阶级宁愿选择更经济的道路,即施莱希尔,而不是希特勒,更不用说,施莱希尔本人也更看好自己。
  巴本政府植根于使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中立化,当然,这个事实丝毫不能说明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一样的。在此,整个问题应转到政治领域中。通过钢铁阵线的机制,社会民主党使无产阶级瘫痪。斯大林官僚集团用没头脑的最后通牒政策阻断了工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正确领导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法西斯主义化为乌有,不给波拿巴主义以任何可乘之机。不幸的是,情况并非这样。无产阶级力量的瘫痪造成了波拿巴集团“强大”的假象。今天的政治公式就是这样。
  巴本政府是巨大的历史力量交错的一个无个性的点。它自身的力量几乎等于零。因此它自己不能不害怕自己的手势,不能不在围绕着它周围的真空中而感到眩晕。这点,也只是这点能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政府行动中一份放肆要用两份怯懦来弥补。对普鲁士,即对社会民主党,政府是有充分把握的:它知道这些先生是不会反抗的。但是解散了国会,它就指定了新的选举,不敢延期。宣布了戒严令,它马上就解释:这只是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战而降创造条件。
  但须知存在着国防军?我们并不想忘记它。恩格斯把国家界定为武装的军队,还有监狱等的物质补充。对今天的政权甚至可以说,只存在国防军。但国防军根本就不是巴本所领导的那群人手中驯服、可靠的武器。事实上,政府更像是国防军下设的一个政治委员会。
  虽然国防军的力量超过政府,但它仍不能觊觎独立的政治角色。十万士兵无论多么团结和身经百战(这还需要检验),也不能指挥深受极其深刻的社会矛盾折磨的、有6500万人口的民族。国防军只能作为一个,而且还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进入各种力量的斗争之中。
  新国会以自己的方式不错地反映了导致波拿巴主义试验的国家的政治形势。议会没有多数,不可调和的两翼,是有利于专政的直观的、无可争议的论据。民主的局限性再一次暴露无遗。在涉及社会的根本问题时,议会的算术是解决不了的。要靠斗争来解决。
  我们不在远处进行猜测,在近几天内,重组政府的尝试将走哪条路。我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将迟到,何况可能的过渡形式和组合并不能解决问题。右派和中派结盟意味着使纳粹上台“合法化”,即为法西斯政变制造最好的掩饰。最初,希特勒、施莱希尔和中派领袖们之间确立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对他们本人来说,比对德国人民更重要。在政治上,所有能够考虑的与希特勒的组合,都意味着把官僚、法院、警察和军队融入法西斯主义中。
  假设中派不加入联合政府,因为它在其中只能扮演希特勒机车的刹车装置的角色,并为此付出与自己的工人决裂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就剩下公开的议会外的道路了。没有中派的联合政府,更容易和更快地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党徒的优势。如果后者没有马上与巴本达成一致,同时也没有立即转入进攻,政府的波拿巴主义性质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冯·施莱希尔将会得到他自己的“百日”……没有之前的拿破仑式的几年时间。
  百日,我们不会用更长的尺度来衡量。国防军解决不了问题。施莱希尔也不行。保障容克和金融资本寡头的非议会专政的,只能是长期无情的内战。希特勒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仅取决于法西斯主义的恶毒意愿,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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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930, стр. 26


  对政治形势的任何严肃分析都应该从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也包括在内)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出发。
  在经济上强有力的大资产阶级本身是国家中微不足道的少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它应该保持与小资产阶级一定的相互关系,再通过后者的中介,与无产阶级保持一定的相互关系。
  为了理解这一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必须区分出三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解决自己的任务而需要革命方法;资本主义制度繁荣、成熟时期,那时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统治以有序、和平和保守的民主形式;最后是资本主义晚期,那时资产阶级被迫求助于内战方法来反对无产阶级,维持自己的剥削权力。
  对这三个阶段来说典型的政治纲领是雅各宾主义、改良民主派(社会民主党也包括在内)、法西斯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它们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纲领。仅这一个情况就表明,一个国家的数量庞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政治界定,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具有何等巨大、实际和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资产阶级和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绝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和平合作之上的。就其多数而言,小资产阶级是被剥削和受欺侮的阶级。它羡慕大资产阶级,往往也仇恨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求助于小资产阶级,又不信任它,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后者总企图超越上面给它指定的界限。
  雅各宾分子为资产阶级的发展铺平和清理道路,他们在向前迈出的每一步上都与资产阶级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们以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来为它服务。完成了自己有限的任务后,雅各宾分子们倒下了,因为资本统治已经预先确立了。
  经过许多阶段,资产阶级在议会民主的形式中确立了自己的政权。仍然是既不和平也不自愿。资产阶级对普选权怕得要命。但最终,借助于镇压和让步、饥饿的皮鞭和改良的结合,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它不仅让旧的小资产阶级服从自己,并通过新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官僚,在很大程度上还让无产阶级服从自己。19148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通过议会民主,把数千万工人农民抛进屠宰场。
  但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明显的没落,首先是它的统治的民主形式。现在问题涉及的已经不是新的改良和小恩小惠,而是削减和夺去以前的。就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仅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工会和政党)发生矛盾,也与议会民主发生矛盾,工人组织就是在这个民主的框架内形成的。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讨伐,另一方面是对民主议会制的讨伐,就是由此而来。
  但正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当初就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君主制、封建主和教会一样,今天的金融资本寡头也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为此应该让它激动,让它站起来,动员它,武装它。而在这个方法中有它的危险。资产阶级在利用法西斯主义时,也害怕它。毕苏斯基被迫在19265月通过政变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事情走得如此之远,波兰共产党的官方领袖瓦尔斯基[2]离开了罗莎·卢森堡,不是走向列宁,而是斯大林,他把毕苏斯基的政变当成是走向“革命民主专政”的道路,号召工人支持毕苏斯基的政变。
  19267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波兰委员会的会议上,这几行文字的作者就波兰事件说道:
引用:
  就其总体来说,所评价的毕苏斯基的政变,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方法来解决崩溃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紧迫任务。与意大利法西斯的明显接近就在于此。
  这两个流派无疑有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冲锋队首先是在小资产阶级中招募;毕苏斯基和墨索里尼都是以非议会的公然的暴力方式和内战方法行动的;他们都力图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是拯救它。扶植起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上台之后,就与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不由得要求进行历史概括,为此应该回忆起马克思对雅各宾主义的界定:镇压资产阶级的封建敌人的平民方法……这是在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现在必须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衰落时代,资产阶级再次需要用“平民”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但已经不是进步的,而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是雅各宾主义的一张反动的漫画。
  衰败的资产阶级不能用它创立的议会国家的方法和手段来维持政权,它需要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卫的武器,至少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但资产阶级不喜欢用“平民”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任务。它极端仇视用鲜血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清理道路的雅各宾主义。与雅各宾分子接近兴起的资产阶级的程度相比,法西斯匪徒更加接近衰落的资产阶级。但庄重的资产阶级不喜欢用法西斯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因为哪怕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引起的震荡,与对它的危险紧密相连。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传统政党之间的对抗就是由此而来……
  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法西斯的方法,就像一个颌骨痛的人不喜欢别人拔他的牙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体面的集团仇恨地看着牙医毕苏斯基的操作,但最终服从了必然性,虽然不乏威胁、交易和反复交易。就这样,昨天的小资产阶级偶像变成了资本的宪兵。
  这是指出作为社会民主党政治接班人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地位的尝试,与此相对立的,是官方领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它让人觉得自命不凡、大喊大叫,但是无可厚非的愚蠢。继之而来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理论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发展上造成了何等致命的影响。[3]

※     ※     ※




  小资产阶级直到自己的末日仍注定是资本手中的武器,这是否是从雅各宾主义、民主派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角色中得出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则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在许多小资产阶级构成民族的多数的国家中就是不可能的,在小资产阶级形成有分量的少数的其他国家中是极端困难的。幸运的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是在一个城市内,后来则是十月革命,在无可比拟的更加广阔的时空中,表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是牢不可破的。如果小资产阶级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因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能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
  在资本主义崛起、增长和繁荣时代,虽然有不满的剧烈爆发,总体来说,小资产阶级还是相当驯服地追随资本主义。它别无选择。但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经济无出路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力求、企图和尝试挣脱旧主人和社会领导者的监护。它完全能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小资产阶级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引到一条新路上的能力。无产阶级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对自己行动的信心、对敌人的巧妙的进攻、自己的革命政策的成功让它产生这样的信心。
  如果革命党没有站在局势的制高点上的话,就糟糕了!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性。罢工和政治风潮恶化了国家的经济情况。小资产阶级如果根据经验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把它带到新路上,它就能暂时容忍不断增加的损失。但如果革命党一再表明它不能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左右摇摆、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话,小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耐心,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成是自己的灾难的罪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促使它这么想。当社会危机尖锐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推出了一个特殊的党,它的直接目的是让小资产阶级变得狂怒,用它的仇恨和绝望来反对无产阶级。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广泛的潮流——履行的就是这个历史功能,它的意识形态是由瓦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腐朽的排泄物形成的。
  当然,社会民主党应该对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负主要责任。从帝国主义战争起。这个党的工作就归结为消灭无产阶级意识中的独立政策的思想,让它相信资本主义的永恒,每一次都让它跪倒在瓦解的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可以追随工人,如果看到他是新主人的话。社会民主党教工人当仆人。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追随仆人的。改良主义政策彻底剥夺了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平民群众的机会,从而把后者变成法西斯主义的炮灰。
  但是,对我们来说,社会民主党的责任不能穷尽政治问题。从战争开始,我们就宣布这个党是无产阶级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三国际就是从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定向中成长起来的。它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从而为它创造对被压迫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施加领导性影响的机会。
  在德国,战后时期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是经济上的无出路和内战的时期。国际和国内条件都同样有力地把国家推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它的精神空虚和无力、它的政策的反动性、它的领袖的背叛。共产党的发展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然而,在头几年的重大成绩之后,德国共产党进入了瞎折腾、左右摇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交替中。中派官僚不断地削弱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允许它率领阶级追随自己。它以此夺去了整个无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机会。斯大林官僚集团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承担法西斯主义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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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尔斯基(Adolf Jerzy Warski18681937),原姓瓦尔沙夫斯基。波兰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893),波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1918)。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1929)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9)。1929年侨居苏联,著有波兰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译注

[3]对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上面的讲话,斯大林的报刊又掀起了反对它的一场已成惯例的战争。曼努伊尔斯基写道,我竟敢把法西斯分子与雅各宾党人“相提并论”,后者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后一句话还有些道理。遗憾的是,这些前辈有不少不会动脑子的后人。过去争论的回声可以在明岑伯格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最新著作找到。但是我们在此就不提它了!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12: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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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联盟还是它们之间的斗争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930, стр. 2931




  在一劳永逸的公式中理解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对简单的事。在每一个特定形势下正确地评价阶级之间的具体关系,要困难得多。
  德国大资产阶级现在正在犹豫,一般说,大资产阶级不经常经历这种状态。它的一部分已经最终决定,法西斯道路是不可避免的,打算加快操作。另一部分希望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军警专政应付局势。在这个营垒中,谁也不愿意回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中。
  小资产阶级被分裂了。国家社会主义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了各阶级间的游离分子的绝大多数,想把政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一翼仍引领着数百万工人,想回到艾伯特型的民主中。目前,它至少准备消极地支持波拿巴式的专政。社会民主党的盘算是这样的:在纳粹的压力下,巴本—施莱希尔政府将被迫通过加强自己的左翼来恢复平衡;此时,危机可能会缓解:小资产阶级可能会开始“清醒”;资本可能会停止如此疯狂地压迫工人,在上帝的帮助下,一切将重新按部就斑。
  波拿巴主义集团真的不愿意让法西斯主义获得彻底的胜利。它一点儿也不反对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但为此它需要容忍工人组织,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实现,即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况且社会民主党对军人专政的支持势必把工人推到共产主义的行列中。为在反对褐色妖魔中寻找支柱,政府将迅速落入红色魔鬼的打击之下。
  共产党的官方刊物证明,社会民主党容忍布吕宁为巴本开辟道路,而容忍巴本将会加速希特勒的来临。这完全正确。在这些范围内,我们与斯大林分子没有分歧。但这意味着,在社会危机时期,改良主义政策不仅打击群众,也打击它自己。现在,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危急时刻。
  希特勒容忍施莱希尔。社会民主党不反抗巴本。如果这一局面可以真的长久巩固,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波拿巴主义的左翼,把右翼的角色交给了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当然不能排除,今天德国资本主义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导致最后的结局,即既不是以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没有以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如果共产党将继续自己的愚钝的最后通牒政策,拯救社会民主党于不可避免的崩溃;如果希特勒不敢在近期搞政变,从而在自己的队伍中引起不可避免的瓦解;如果在施莱希尔被推翻之前,工业的情况就有了起色,那时,由魏玛共和国第48条、国防军、半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半反对派的法西斯组成的波拿巴主义联合内阁也许可能支撑下去(直到新的社会震荡,这无论如何用不着久等)。
  但目前,离构成社会民主党所幻想的对象的如此幸运的条件巧合还差得很远。它肯定什么也保障不了。斯大林分子未必相信巴本—施莱希尔体制的长久稳定。一切都表明,韦尔斯—施莱希尔—希特勒的三角还不等形成,就会倒塌。
  但也许会由希特勒—韦尔斯的联合内阁来取代它?斯大林认为他们是“孪生子,而不是对立的两极”。就算是社会民主党不害怕自己的工人,决定把自己的容忍卖给希特勒,但法西斯不需要这个商品:它需要的不是容忍,而是取缔社会民主党。希特勒政府只有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取缔这类反抗的所有机构,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职能就在于此。
  对那些领导社会民主党的胆怯贪婪的小资产者,斯大林分子局限于纯心理的评价,更确切地说,是道德评价。他们说,能相信这些大叛徒与法西斯资产阶级决裂,并与它对抗吗?这样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不是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们想要什么出发,而首先是从他们处于什么样的条件中以及这些条件将发生的变化出发。
  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制度不是为了煤炭、钢铁和其他寡头的利润,而是为了它自己作为一个政党和它的无数强大的机关的其他利润。当然,法西斯主义丝毫也不威胁社会民主党保卫的资产阶级制度。但法西斯主义威胁着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扮演的角色,同样也威胁着社会民主党因这一角色而得到的收入。如果斯大林分子忘记了事情的这一方面,那社会民主党本身是一分钟也不会忽视法西斯主义给它——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给资产阶级带来的致命危险的。
  当我们几乎在三年前指出奥地利和德国最近的政治危机的起点,很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的水火不相容时;当我们在此基础上否定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说它没有揭示,而是掩盖了日益临近的冲突时;当我们警告说,事物的进程已经把社会民主党和它的大部分机关拖入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这为共产党的进一步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出发阵地时,很多很多共产党员,不仅是雇用的官员,还有十分真诚的革命者,指责我们……把社会民主党“理想化”。毫无办法。与这些人争论不容易,他们的思想停止的地方,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才刚刚开始。
  在交谈中,我有时引用这个例子:沙皇俄国的犹太资产阶级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中最胆怯、士气最低落的部分。但由于黑色百人团主要针对犹太穷人的蹂躏也波及资产阶级,后者被迫进行自卫。当然,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出众的勇敢。但在悬在他们头上的危险下,他们聚集了大量资金来武装革命工人和大学生。这样一来,准备手持武器进行斗争的最革命的工人,与落难的最胆怯的资产阶级集团达成了具体的临时协议。
  去年,我写道,共产党员在与法西斯匪徒作斗争时,应该准备不仅与魔鬼、他的祖母,甚至与格热津斯基达成具体协议。这句话出现在全世界斯大林分子的刊物上:需要更好的证明来证明左派反对派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吗?某些同志事先警告我:“他们会抓住这句话的。”我回答他们说:“写这句话就是为了让他们抓的。让他们抓住烧热的铁,烫伤他们的手指。应该教训傻瓜。”
  斗争进程导致冯·巴本把格热津斯基送进了监狱。这件事是否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或它的预见的产物呢?不,与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同时,我们对形势的评价早就涉及这种可能性,并给予它一定的位置。
  “须知社会民主党这次仍倾向躲避斗争!”斯大林分子反驳我们说。对,它是在躲避。谁指望社会民主党根据其领袖们的倡议独立地投入战斗,而且是在共产党本身根本不能进行战斗的条件下,那他当然应该失望。我们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奇迹。因此,我们不可能对社会民主党“失望”。
  格热津斯基是不会变成革命的雄狮的,我们愿意相信这点。但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中是否还有区别的:格热津斯基坐在自己的堡垒中,派警察部队保卫“民主”而打击革命工人的情况,波拿巴式的拯救者为挽救资本主义而把格热津斯基本人关进监狱的情况?我们是否应该在政治上考虑和利用这种区别?
  如果回到上面举的例子,就不难看出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给殴打工厂罢工工人的沙皇警察送小费的犹太工厂主,悄悄地给昨天的罢工工人送钱买武器来抵抗蹂躏者的同一个工厂主。同一个资产者,但由于情况的不同而做出了不同的行动。布尔什维克领导反对工厂主的罢工。他们后来收下了同一个工厂主的钱来进行反抗蹂躏的斗争。这当然不会妨碍工人在时机到来之际用自己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
  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整个社会民主党将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对此我们回答说:部分社会民主党官员无疑会投到法西斯分子一边;相当大的一部分将在危险时刻藏到床底下。工人群众也并非将全部投入战斗。事先猜测哪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将在什么时候投入斗争,他们将引领哪一部分机关追随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取决于许多情况,其中也包括共产党的行动方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想斗争的人与那些不想斗争的人区分开来;推动那些动摇的人前进;最后,让那些投降的领袖在工人的眼中声誉扫地,以此来提高工人的战斗力。
  多少时间都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可耻地白白地放过了!哪怕是在最近两年中就能做多少事!须知早就清楚,垄断资本和它的法西斯军队将用拳头和木棍把社会民主党赶到反对派和自卫的道路上去。应该在实践中把这一预见展示给整个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在每一个新阶段下都别放弃这个主动权。用不着大喊大叫。可以信心十足地、有把握地行动。相当清晰和准确地描绘出敌人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实际纲领,既不夸张和漫天要价,但也不软弱和姑息。如果德国共产党掌握了列宁政策的基础,并以必要的坚韧采用它的话,现在它会站得多高啊!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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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19 21: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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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波拿巴主义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2, стр. 47




  国会选举导致“总统制”政府接近新的关键考验。因此提一下它的社会和政治本质是有益的。正是在对这些具体的、乍看起来是“出乎预料”的现象——如巴本—施莱希尔政府——的分析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表现出不可估价的优越性。
  我们当初把“总统制”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在这个界定中看到为未知现象找到一个熟悉名称的努力的偶然结果,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再次把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或与它一起——提上日程。当时我们曾把布吕宁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政府。后来我们回溯性地修正了这个界定,称它为半或前波拿巴主义政府。
  对此其他共产党或一般的“左派”集团都说了什么?期待今天的共产国际领导尝试对新的政治现象作出科学界定,当然是天真的,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斯大林分子干脆把巴本纳入法西斯阵营。如果韦尔斯和希特勒都是“双胞胎”的话,还值得为巴本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绞尽脑汁吗?这正是被马克思称为粗陋的,教导我们轻蔑的政治文献。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是内战的两个阵营之一。在伸手夺取政权之时,希特勒首先要求让他控制街道72小时。兴登堡拒绝了。巴本—施莱希尔的任务是消除内战,友好地让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遵守纪律,给无产阶级戴上犯人的足枷。这种制度可能的本身,是无产阶级相对软弱决定的。
  在巴本政府的问题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用老生常谈来应付。当事情涉及的是布吕宁,即波拿巴主义的潜伏期的性质时,布兰德勒分子对我们的界定保持沉默。当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被“总统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时,布兰德勒分子出面批评:塔尔海默的聪明的猫头鹰总是在深夜飞出来。
  斯图加特《工人论坛报》教训我们说,波拿巴主义使军警机关凌驾于资产阶级之上,为保卫后者的阶级统治而反对它自己的政党,它应该依靠农民,求助于社会蛊惑手段。巴本不依靠农民,没有推出假激进的纲领。因而我们把巴本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是根本不行的”。说得严厉,但没有根据。
  布兰德勒分子自己是如何界定巴本政府的呢?巧极了,在同一期《工人论坛报》上刊登了布兰德勒就《容克君主主义专政、法西斯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题目所作的报告。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巴本体制被说成是容克君主主义专政。这完全配得上《前进报》和所有庸俗的社会民主党员。显要的德国波拿巴分子给容克送一些私人礼品,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些先生倾向于君主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说总统制的实质就在容克君主主义中,那就纯粹是自由派的胡说八道了。
  自由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概念具有概括性。历史现象是从来不会完全重复的。甚至如果拿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与拿破仑一世的制度相比,它也不是波拿巴主义的,证明这点并不困难,不仅因为拿破仑三世本人就其血缘来说,未必真的能姓波拿巴这个姓,而是因为他对阶级,尤其是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态度,与拿破仑一世截然不同。何况经典波拿巴主义源自伟大的军事胜利,这样的胜利第二帝国根本就没见过。但如果寻找波拿巴主义所有特点的重复,就会发现,波拿巴主义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现象,即根本就没有波拿巴主义,只是一度有过出生于科西嘉岛的波拿巴将军。自由主义概念与其他历史概括性概念的情况有些不同。因此,当说到类似波拿巴主义时,应该指出,它的哪些特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德国今天的波拿巴主义有其十分复杂的,可以说是组合的性质。巴本政府没有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法西斯主义依然没有当政。巴本的政府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巴本政府至少在其今天的形式下没有兴登堡是不可能的,虽然德国在战争中被彻底粉碎了,但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中意味着德国的伟大胜利,象征着他的军队。第二次选举兴登堡具有全部“平民”的特点。数百万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社会民主党和中派)投兴登堡的票。他们在他那里没有看到任何政治纲领。他们首先想避免内战,把兴登堡当做国家仲裁法院的超级仲裁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是波拿巴主义的最重要的功能: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秩序,凌驾于两个彼此厮杀的营垒之上,借助军警机关压抑内战,或是防止它,或是不让它死灰复嫩。提到巴本政府,就不能忘记兴登堡,社会民主党的幸福宁静也能在他那里高枕无忧。德国波拿巴主义的组合性表现在这里,即诱惑群众的蛊惑工作由两个独立的大党——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替它或为它做了。如果它们两个都为自己工作的结果感到吃惊,那这也不能丝毫改变这一事实。
  社会民主党断言,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产物。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仅限于下述情况,即没有阶级斗争的激化、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的话,就根本不会需要法西斯主义。韦尔斯—希法亭—奥托·鲍威尔的奴才理论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对,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反应。但正是因为这一威胁在今天不是直接的,统治阶级才会尝试通过波拿巴主义专政来躲避内战。
  布兰德勒分子在反驳我们对兴登堡—巴本—施莱希尔政府的鉴定时,援引马克思的话,并可笑地寄希望于他的权威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真是弄巧成拙。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写过两个波拿巴的波拿巴主义,还有它的其他变种。好像是从1864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将俾斯麦的“国家”制度与法国的波拿巴主义相提并论。这无视俾斯麦不是假激进的蛊惑者,据我们所知,他也不依靠农民。铁血首相不是凭公民投票上台的,而是由合法继位的国王任命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仍是正确的。俾斯麦像波拿巴一样地利用有产阶级与崛起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克服了有产阶级内部,即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使军警机关凌驾于国家之上。俾斯麦的政策成为今天的德国波拿巴主义的“理论家”依据的传统。诚然,俾斯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德国统一和德国对外强大的所有问题。巴本目前只许诺为德国赢得国际舞台上的“平等”。这可不是小差别!但我们不打算确定,巴本的波拿巴主义与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是同一个口径的。拿破仑三世仅仅是其虚构的叔叔的讽刺性模拟。
  我们看到,对马克思的援引显然不够谨慎。对塔尔海默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我们早就猜到了。但我们承认,我们曾认为他至少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被布兰德勒分子否定的我们对总统制政府的界定,完全出乎预料地得到了某个十分权威方面的毫不含糊的确认。《德国概览》[2]828在一篇关于解散“五天国会”的长文中从马克思著作《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引用——出于什么目的?——的,正好是论证总统有把自己的靴子放在人民代表的脖子上的历史和政治权利。重工业机关报在困难时刻冒险在有毒的马克思主义源泉中饮水。报纸十分灵巧地从这本不朽的论战著作中引用了大段的引文,它解释为什么作为“国家”体现的法国总统取得了对分散的议会的优势。《德国概览》的同一篇文章非常恰当地提到,1890年春,俾斯麦制定了最成功的政变方案。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作为总统制政府的先驱被柏林报纸点了名,该报纸在8月中至少扮演的是半官方的角色。
  为“巴本的720日”援引《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确实十分危险,因为马克思以过于严厉的线条说明了拿破仑三世的制度的性质,说它是冒险家、骗子和靠妓女为生者的统治。实质上,《德国概览》可能因恶毒地诋毁政府而遭到惩罚。但如果把这个无关紧要的不妥放在一边,那就毫无疑问,历史本能把《德国概览》正好引到它应该去的地方。遗憾的是,对塔尔海默的理论头脑则不能这么说。
  资本主义衰落时代的波拿巴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上升期的波拿巴主义相去甚远。德国的波拿巴主义不直接依赖城乡小资产阶级,而且这并非偶然。正是因此,我们在当时曾写过巴本政府的软弱,它只靠中和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两个营垒来维持。
  但须知巴本有大地主、金融资本、将军团的支持,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反驳说。莫非有产阶级本身不是巨大的力量?这个论据再一次证明,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般的社会学公式中,远比在具体的历史形态中更容易理解。是的,巴本得到有产者上层的直接支持,但只有他们:他软弱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根本不可能不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但在所有可能的代理中,巴本政府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有产阶级能够直接管理的话,它们既不需要议会、社会民主党,也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巴本政府过分暴露了金融资本,甚至使它失去了普鲁士警察局局长勃拉赫特规定的遮羞布。正因为如此,超党派的“民族”政府实际上只能以社会上层的名义讲话,资本越来越明显地提防把自己与巴本政府等同起来。《德国概览》想为总统制政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中找到支柱,并用最后通牒的语言要求巴本与希特勒结盟,即对后者投降。
  在评价总统制政府的“力量”时,不能忘记下面的情况:如果金融资本支持巴本的话,这也根本不意味着它将与他一起垮台。金融资本比兴登堡—巴本—施莱希尔有多得无可比拟的机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还有纯粹的法西斯主义为备用。在矛盾缓和的情况下,可以退到“合理化”的议会路线上。只要无产阶级没把膝盖压在金融资本的胸口上,它就还能随机应变,巧妙应付。不远的将来就会表明,巴本还能应付多久。
  当这几行文字刊登在报刊上时,新的国会选举已经成了往事。巴本的“反法”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以及它的软弱必将暴露得更加清晰。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谈这个问题的。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21030



[2]《德国概览》是德国重工业的机关报。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14: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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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决策




  反革命阵营

  从布吕宁时起,政府的更迭就表明,斯大林分子用来涂抹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和所有组织的包罗万象的法西斯主义哲学(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左翼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多么没有内容和多么空洞。有产者上层的人数太少,受到人民强烈的憎恨,因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他们需要掩饰:传统君主制的(“上帝的恩惠”)、自由主义议会制的(“人民主权”)、波拿巴主义的(“不偏不倚的中间人”),或是最后的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的愤怒”)。战争和革命消除了他们的君主制。多亏改良主义者,他们在民主的拐杖上支撑了14年。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当议会已经四分五裂时,他们企图藏在总统的背后。揭开了波拿巴主义的篇章,即官僚警察政权,它凌驾于社会之上,靠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相对平衡来维系。
  经过了布吕宁和巴本的过渡政府,波拿巴主义在施莱希尔将军身上获得了更加纯粹的形式,但只是为了立即揭示自己的站不住脚。所有阶级都带着敌意、不解或担忧看着这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他就像一个戴着将军肩章的问号。但施莱希尔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像他此前的成功一样,不在于他自身:只要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还没有在战斗中较量,波拿巴主义就不可能稳固。何况还有像悬在国家头上的噩梦一样可怕的工业和农业危机,它无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平衡表演。诚然,乍看起来,无产阶级的消极极其有利于“社会将军”的任务。但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正是这个消极性削弱了束缚有产阶级的恐惧之箍,让他们四分五裂的对抗爆发出来。
  在经济上,德国农业过的是寄生生活,它是工业脚上的沉重羁绊。但资产阶级工业的狭窄的社会基础,使得保持“国家”的农业,即容克和富裕农民阶级和所有依赖它们的阶层,在政治上是必需的。这一政策的奠定者是俾斯麦,他用军事胜利、黄金赔款、高利润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牢牢地束缚住了大地主和企业家。但俾斯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德国不是以胜利,而是以失败为出发点。不是法国向它支付赔款,而是它向法国支付赔款。崩溃的资本主义没有利润,也没有前景。对工人的恐惧是维系有产阶级的唯一的黏合剂。但由于自己领导的罪过,德国无产阶级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行动能力,各有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爆发了。在左翼阵营消极观望的情况下,社会将军在来自右边的打击下落马。
  此后,有产阶级的上层奠定了政府的平衡:负面是自己队伍中的分裂,正面是85岁的陆军元帅。今后会怎样?除了胡根伯格外,什么也没有。如果施莱希尔是纯粹的波拿巴主义思想的话,胡根伯格就是纯私有财产的思想。将军扭捏作态,拒绝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个更好的问题;胡根伯格直截了当地声明,没有比坐在皇座上的容克更好的了。土地私有财产是最根本的、最有分量的、最稳固的私有财产形式。如果在经济上,德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工业的姘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私有者反对人民的斗争正应该由胡根伯格来领导。
  这样,凌驾于所有阶级和政党之上的仲裁法官制度,直接导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最自私和最贪婪的私有者集团的统治。胡根伯格政府意味着社会寄生的实质。但正是因此,当它成为必需之时,表明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是不可能的。胡根伯格需要掩护。今天他还不能藏在德皇的大氅下,他不得不求助于纳粹的褐色衬衣。如果不能通过君主制为私有财产得到天意的批准,那只好用反动、肆无忌惮的蛆虫的批准来掩盖。
  让希特勒加入政权,追求的是双重的目的:一、用“民族运动”的领袖来粉饰私有者佞党。二、让私有者直接支配法西斯的战斗力量。
  身居高位的集团与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做交易时并不轻松。用这些肆无忌惮的暴发户代价太大,他们总是大打出手:这是褐色盟友的危险之处;但他们基本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优势,也在于此。这个优势是决定性的,因为今天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保卫私有财产只能靠拳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但不能把真正的政权交给他们:今天,无产阶级的威胁尚未如此尖锐,上层还不能自觉地挑起结局难以预料的内战。新政府的构成符合德国社会危机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在这个政府中,军事和经济职位都掌握在老爷的手中,分配给平民的都是些装饰性的和次要的职位。法西斯部长们的非官方的,但更加真实的功能是制伏革命。但是,法西斯分子应该在地主和企业家代表指定的范围内粉碎和消灭无产阶级先锋队。计划是这样的。但它是如何执行的呢?
  胡根伯格—希特勒政府含有复杂的矛盾体系:它一方面是地主的传统代表,另一方面是大资本的货真价实的代表;在下面两方之间,即这二者为一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预言家为另一方。这一组合是极不稳定的。以其今天的形式,它是不可能维持太久的。在它瓦解时,谁来接替它呢?因为政权的主要工具不在希特勒的手中,还因为他已经充分证明,除了对无产阶级的仇恨之外,他骨子里害怕有产阶级和他们的机构,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在社会上层与纳粹破裂的情况下,企图重新退回到总统制和波拿巴主义的道路上。但是,这一只有局部性的变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大得多的可能性是危机进一步朝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希特勒作为总理,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公然挑战,群众的反应——至少是一系列的零星反应,是根本不可避免的。而这足以让法西斯分子走上最前列,排挤自己的过于笨重的老师。需要一个条件:如果法西斯分子自己能够站住脚的话。
  希特勒上台,对工人阶级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失败。在敌人刚刚开始上升时本来可以把他打败,现在,他已经占据了一系列指挥岗位。这是他的重大优势,但战斗还没有进行。占据有利的阵地本身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活的力量。
  正规军和警察、铁甲军、纳粹的冲锋队,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三支独立的军队。但就今天的政府组合的本意来说,这些军队还没有集中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正规军不在希特勒的手中,更别提铁甲军了。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一个还有待检验的未知数。他的数百万预备队是乌合之众。希特勒为了掌握全部政权,需要挑起内战的东西(真正的内战他自己也害怕。他的掌握着正规军和铁甲军的体面的内阁同事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扼杀无产阶级。因为害怕大规模的内战,他们更不愿意哪怕是挑起小型内战)。因此,从法西斯总理领导的内阁到法西斯主义的彻底胜利,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这意味着,革命阵营还有它能支配的时间。有多少?它是不能预先计算的。它只能用战斗来衡量。

  无产阶级阵营

  当官方共产党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时,它只是重复了作为组织第三国际出发点的思想。当资产阶级让社会民主党掌权时,它就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党容忍任何容忍它的资产阶级政府。但被彻底抛离政权时,社会民主党仍支持资产阶级社会,建议工人为他们从不打算号召进行的斗争积蓄力量。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给予资产阶级社会在它已经无力生存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的机会,从而把法西斯主义变成政治上的必需品。召希特勒当政的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选票选出来的霍亨索伦王朝的陆军元帅!从韦尔斯改为希特勒,其政治目的带有完全直观的个人性质。在这点上,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但问题不是关于如何解释政治形势,而是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
  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罪过不在于它对社会民主党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在于它的不妥协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官僚集团从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在台尔曼的周围。它的最后通牒主义声称:只要德国工人不事先、先验、无条件地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别想进行严肃的战斗。斯大林分子的说法各有不同。但所有的保留、限制、演说的巧妙手段,都不能使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的基本性质发生任何变化,它帮助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引到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从1914年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就是新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的历史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何等令人震撼的叛变,它的革命的一翼是何等无能、何等软弱!但无须过远地回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近两三年中,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政策就是一系列的犯罪,正是这些犯罪拯救了改良主义,从而为法西斯主义进一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当敌人已经占领了重要的制高点时,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号召为反击而进行力量重组,是否已经太迟了?但马上会产生一个需要事先解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太迟”意味着什么?对此应该这样理解,哪怕是最大胆地转到革命政策的道路上,也不能急剧地改变力量对比?或者这只意味着,实现必要的转折没有可能,也没有希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上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甚至在对希特勒最有利的条件下,为确立法西斯统治,他也需要几个月的漫长的时间,而且这是危机丛生的几个月!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和政治形势的紧张、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严重性、无产阶级的极度担忧、它的人数众多(其中有有战斗经验的人员)、它的愤怒、德国工人在组织和纪律上的无可比拟的能力,答案是清楚的:在法西斯分子为打破内外障碍、确立自己的专政所需要的几个月中,无产阶级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两三次地掌握政权。
  两年半以前,左派反对派不厌其烦地建议:让共产党从中央到外省小支部的所有机构和组织立即向平行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提出具体建议,为反对日益迫近的对工人民主的破坏采取共同行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反对纳粹的斗争的话,希特勒今天就当不上总理,而共产党则会在工人阶级中占据领导地位。但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已经犯下的错误的结果早已变成了政治事实,并成为今天的客观形势的一部分。应该直面已经形成的形势,它比可能的要糟得多,但它还不是没有希望的。真正的、大胆的、公然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转变,完全能够挽救形势,并开辟通向胜利的道路。
  希特勒需要时间。工商业的复苏如果是事实的话,也根本不意味着巩固法西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在局势最小的改善的情况下,渴望利润的资本就会强烈地感到对工厂平静的需要,这立刻会使力量对比变得对工人有利。为了让经济斗争从最初的几步就融入政治斗争中,需要共产党员留在自己的地方,即在工厂和工会中。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声称愿与共产党工人接近。让30万名加入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人抓住改良主义者的话,对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立即作为一个独立派别加入自由工会之中。仅这一步就会使工人的自我感觉发生变化,也就是使整个政治局面改观。
  但是,这样的转折可能吗?现在的问题就归结为此。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宿命论,除了客观原因外,他们往往在政治舞台上看不到任何东西。然而,阶级斗争变得越激烈,它越是接近结局,就越是把整个局势的钥匙交给一定的政党和它的领导。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斯大林官僚集团当初能够顶住10个政治气压的压力,坚持在愚钝的最后通牒的道路上,它现在是否能扛住100个气压的压力?
  但是,推倒了机关路障的群众可能自发地介入,就像192311月柏林爆发的市公交罢工一样?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认为群众的自发运动已被排除。为了能够成为现实,它这次的规模应该比柏林罢工大一二百倍。德国无产阶级足够强大,它能在上层阻碍的情况下展开这样的运动。但自发运动之所以被称为自发运动,是因为它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涉及的是党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群众运动,帮助它展开,站在它的前面领导它,并保障它的胜利。
  今天的电讯带来在吕贝克市为抗议逮捕社会民主党官员而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个事实如果是可靠的话,它当然也丝毫没有恢复社会民主党官僚的声誉。但它彻底地谴责了斯大林分子和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之间的对抗的发展与激化,才能让犯下一系列错误的共产党员摆脱孤立,开辟革命道路。但不应该妨碍这个蕴涵在各种关系自身逻辑中的过程,而是帮助它。
  为了麻痹工人的精力,社会民主党抓住3月的选举,当然,这个选举本身什么都解决不了。如果在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什么能够把全部问题转到另一个层面上的重大事件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应该自动地获得选票的增长。如果共产党今天就承担起倡导防御性统一战线的责任的话,增幅将会大得多。对,今天的问题就是防御!但如果共产党追随社会民主党,把选举宣传鼓动变成纯粹的议会喧嚣,变成让群众的注意力脱离他们今天的软弱和防御准备(虽然说法不同)的话,它可能会葬送自己。对选战来说,大胆的统一战线政策现在也是唯一正确的基础。
  再问一次:共产党有进行转折的力量吗?共产党工人党员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帮助100个气压的压力为自己打开通向官僚头脑的道路吗?不管这个想法多么令人难堪,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在写上面这几行文字时,经过不可避免的延误,我们从德国报纸上得知,莫斯科终于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警报:该是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时候了。我还没有得到对这个消息的验证,[2]但它好像是真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只有在事件给工人阶级(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才会下达转向的命令。只是当法西斯总理把机关枪对准被捆绑住手脚的无产阶级的鬓角时,也只有在这时,共产国际主席团才猜到:松绑的时候到了。
  当然,左派反对派双脚站在这个过迟承认的基础上,并努力从中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汲取所能汲取的一切。但它在这样做时,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共产国际的转向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产生的纯粹经验主义的摇摆。那些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主义的人,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又会转而把社会民主党理想化。应该敏锐地关注保持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的充分独立性:在组织上联合进行打击,但不能混淆旗帜;保持对盟友的完全忠诚,但像对待昨天的敌人一样观察他们。

※     ※     ※



  如果斯大林派真的完成了整个形势所授意的转向的话,左派反对派当然会在共同的战斗行列中占据自己的位置。但转向进行得越民主,群众对它的信任度就越高。对今天事件的规模来说,台尔曼的讲话或共产国际的宣言是很不够的。需要党的声音,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为了让党重新相信自己和加强工人对党的信任,别无他路!代表大会应该在两三个星期内召开,不应该迟于国会的召开(如果国会还能召开的话)。
  行动纲领清晰而又简单:
  立即向社会民主党组织建议自上而下的防御性的统一战线;
  立即向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把革命工会反对派纳入工会之中;
  立即筹备党的紧急代表大会。
  这是事关德国工人阶级的脑袋、共产国际的脑袋,也事关苏联的脑袋——别忘了这点——的事!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15



  附:希特勒—胡根伯格政府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十分明显,今天的政府不能允许一个多数敌视它的国会。因此,选举战役和选举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结局。政府明白,哪怕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即它能在国会中获得51%的席位,不仅不意味着危机的和平解决,而且相反,它将是坚决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信号。这就是政府不能不准备在选举结果揭晓之时采取果断行动的原因。
  为此所必需的事先力量动员,在执政党成为少数,因而应该抛弃魏玛合法性的基础的情况下,也应同样适用。这样,在两种情况下,即在政府在议会中失败(少于50%)的情况下和在它胜利(多于50%)的情况下,都同样需要等待,新的选举将成为决定性的斗争的起点。
  不能排除第三种变化:在筹备选举的掩盖下,国家社会主义党徒不等选举举行,就发动政变。从纳粹的角度,这样的步骤在策略上是最正确的。但考虑到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它不能独立地倡导行动和它依赖不信任的盟友,必须从中得出结论:希特勒未必会下决心走这一步。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共同考虑过这样的政变的假定,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选举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改变盟友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
  在宣传鼓动中必须提出这第三种可能性。如果在选举前阶段的热情过于高涨,政变对政府来说就是必要的了,哪怕它今天的实际计划还没有走得那么远。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策略考虑上应该从短期出发,至少这点已经十分清楚。当然,无论是政府在国会中的多数,还是解散新的国会,抑或是法西斯在选举前的政变,都还不意味着问题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的彻底解决。但这三种变化中的每一种,都意味着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阶段。
  左派反对派在选战中的任务,在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搏斗的整个前景中,为工人分析这三种最近可能出现的变化。这样提出问题,赋予为统一战线的鼓动所必需的具体性。
  党一直在叫嚷:无产阶级处于不断增强的攻势中。对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回答说:“不,无产阶级处于防御中,我们刚刚开始号召他们转入进攻。”这两种公式都表明,这些人不明白什么是进攻和防御。事实上,不幸在于,无产阶级不是处于防御中,而是在撤退中,它在明天可能会变成仓皇逃跑。我们不是号召无产阶级进攻,而是积极地防御。正是行动的这个防御性质(保卫无产阶级的组织、报纸、集会等),构成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跃过积极防御的公式,就是漂亮话。当然,在成功的情况下,积极防御会变成进攻。但这将是下一个阶段,通向它的道路将经过在防御名义下的统一战线。
  我认为,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在这些日子和这几个星期中党的决议和行动的历史意义,需要毫不缓和地,而且尖锐地、毫不妥协地对共产党员提出问题:党拒绝建立统一战线,拒绝建立地方防御委员会,即明天的苏维埃,就是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即等同于消灭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罪行。在类似的灾难下,无产阶级将经过尸山血海,经历数年之久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和灾难,才能走向第四国际。

列·托洛茨基


193326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3, стр. 18—23。

[2]据我们所知,它没有得到验证。——本刊编辑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14: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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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



  本小册子是写给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的,虽然作者本人属于另一个政党。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歧很深。我认为它们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事件进程往往对工人阶级提出这样的任务,它们不可抗拒地要求两党共同行动。这可能吗?历史经验和理论、理智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条件和任务的性质。因而,当事关的不是无产阶级在新目的的名义下展开进攻而是为保卫旧阵地时,共同行动的实现要容易得多。
  现在德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德国无产阶级处于退却和放弃阵地的状态中。诚然连篇的空话不断地叫嚷,说什么正在发生的是革命进攻:这些人显然不能分辨自己的右手和左手。进攻的时刻无疑将会来临。但在当前,任务是停止混乱无序的退却,重组力量进行防御。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清楚地理解任务有助于它的解决。用空话陶醉自己意味着帮助敌人。应该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敌人,即十一月革命饶恕的垄断资本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线进攻。在进攻中,敌人利用历史起源不同的两种手段:第一种是在魏玛共和国基础上行动的此前历届政府准备的军警机关;第二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军队,金融资本把它们武装起来,并唆使它们反对工人。
  资本主义和容克贵族的任务很明确:粉碎无产阶级组织,在政治上解除工人的武装,使他们不仅失去进攻的可能,也失去防御的可能。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20年的合作丝毫没有软化资本家的心肠。这些人只知道一条规则:为利润而斗争。他们坚定、固执、残酷地进行斗争,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们止步,尤其是自己的规则。
  剥削阶级更愿意以最小的麻烦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瓦解它,不要内战,只借助魏玛共和国的军警手段。但它完全有理由担心,单凭“合法”手段还不能把工人投入完全无权的状态中。为此需要法西斯主义作为辅助力量。但垄断资本豢养的希特勒的党不愿意成为辅助性的,而是要成为德国主要的和唯一的统治力量。关于这点在当权的盟友之间进行着不断的争吵,有时还相当激烈。拯救者们允许自己享受相互耍阴谋的奢侈,只是因为无产阶级未经战斗就交出了阵地,溃不成军地撤退。因而敌人趾高气扬、无所顾忌地大声地讨论最近的一次打击打向哪里:是直接攻击头部还是首先砍去左翼——共产党;或是深入工会的后方,切断联系等等。被魏玛共和国拯救的剥削者在谈到它时,就像说一只旧锅一样:是用它一段时间呢,还是今天就把它扔进垃圾箱?
  资产阶级有迂回的充分自由,即选择手段、时间和地点。它的领袖把法律武器和匪徒的武器结合使用。无产阶级无可组合,也不战斗。它的队伍被分散,无产阶级队伍的领导人无精打采地讨论是否应该组合无产阶级的力量:关于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无休止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此。如果进步工人还不了解情况,不权威地介入争论的话,德国无产阶级将被钉在法西斯的十字架上达数年之久。

  是否太晚了?

  在此我的社会民主党员交谈者可能会用下面的话打断我:您来宣传统一战线是不是太晚了?您早干什么去了?
  这样的反驳是不公正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防御阵线的问题的提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请允许我引用我本人在1930年、在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第一次成功之后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我对共产党员写道:
引用:
  共产党应该号召防御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中为自己赢得的物质和精神阵地。此事以最直接的方式关系到它的政治组织、它的工会、报纸和印刷厂、俱乐部和图书馆等的命运。工人共产党员应该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说:“我们两个党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天夜里来捣毁你们组织的办公室的话,我会手持武器去帮助你。你是否答应,在危险威胁我的组织的情况下,你也赶来帮忙?”这就是现阶段政策的实质。全部宣传鼓动应该根据这个音叉定调。
  我们越是坚定、严肃、深思熟虑……地进行这种宣传,我们越是在每个工厂、每个工人区提议切实可行的有组织的防御措施,法西斯的进攻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危险就越小,我们就越有信心,纳粹的进攻不会粉碎工人队伍,而且会使它团结起来。
  我从中引这段引言的那本小册子是在两年半前写的。如果这一政策被及时接受,希特勒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德国无产阶级的阵地就会坚不可摧,现在对此已经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由于已经犯下的错误和错失的时间,今天的防御任务变得困难得多;但任务依然存在。力量对比现在仍可能产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急剧变化。为此需要防御计划、防御体系,组合防御力量。但首先需要的是防御的意志。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只有不打算局限于防御,打算一有机会就转入进攻的人,才能出色地进行防御。
  社会民主党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互不侵犯条约”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向共产党建议“互不侵犯条约”。在19日的《前进报》上第一次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意的、不很成功的玩笑。但不是,互不侵犯的公式流行起来,现在成了所有争论的核心。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不乏经验老到的机敏的政治家。这就更加令人惊异:他们怎么会为自己的目的选择如此不中用的口号呢?
  互不侵犯的公式是从外交上借用过来的。类似的条约的意思是,有充分理由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彼此不使用武力。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条约就具有这样严格限定的内容。如果假设在德国与波兰之间爆发了战争,该条约根本不会使苏联承担帮助波兰的责任,不侵犯就是不侵犯,仅此而已。它根本不要求共同的防御行动,相反,它是排除这种行动的;否则条约就会具有其他性质,叫其他名称了。这个公式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嘴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莫非共产党员威胁要粉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吗?或者相反,莫非社会民主党打算宣布对共产党员进行十字军征讨吗?须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利用外交语言的话,那么应该说的就不是互不侵犯,而是反对第三者——法西斯——的防御联盟。任务不是停止或防止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之间的武装斗争,这样的危险根本就谈不上,而是结合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力量,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的对他们进行的武装进攻。
  无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用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之间的政治争论问题来偷换反对法西斯武装行动的实际防御问题。这与用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乘客必须彼此礼貌相待的问题取代防止列车翻车的问题一样。
  但灾难在于,不幸的“互不侵犯”公式,就是对他们牵强附会地用来为之服务的那个不相干的目的也是不适用的。
  两个国家互不侵犯的责任根本就不排除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论战、阴谋和陷阱。虽然签署了条约,但波兰半官方报纸总是把苏联描绘成口吐涎沫的疯狗。反过来,苏联报刊也远非是波兰制度的恭维者。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企图用外交上的有条件的公式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他们显然陷入了窘境。

  在共同防御时,不能忘记过去,为未来作准备

  更加谨慎的社会民主党记者这样说,他们不反对“务实的批评”,但他们反对无端猜疑、漫骂和中伤。真是值得称道的原则!但怎么能找到允许的批评转为不能容忍的中伤的界线呢?不偏不倚的裁判又在哪里呢?一般来说,被批评者总是不喜欢批评的,特别是在他实质上是无可反驳之时。共产党员的批评是好还是坏,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在这点上意见一致的话,世界上就没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党了。就算共产党员的争论不好。但莫非这能减弱法西斯主义的致命危险或排除共同防御的必要性吗?
  但我们要说事情的另一面:社会民主党本身反对共产主义的争论。在《前进报》(摆在我书桌上的那期)上刊登了施塔姆普费尔关于互不侵犯的讲话的报道。那里还登画了一幅漫画:布尔什维克与毕苏斯基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但拒绝与社会民主党签署类似的协议。漫画须知也是辩论性的“攻击”,何况这次还是不成功的。《前进报》干脆忘了,在社会民主党员赫尔曼·米勒任德国政府首脑时,苏联与德国之间也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
  215的《前进报》在同一页上的第一栏中捍卫互不侵犯条约的思想,而在第四栏中谴责共产党员,说他们的阿申赫尔的工厂委员会在签署工资协议时,背叛了工人利益。是这样说的:“背叛”。这场论战的秘密(务实的批评或中伤?)很简单:阿申赫尔那里面临工厂委员会改选。能够要求《前进报》为统一战线的利益而停止这类的攻击吗?为此《前进报》应该不再是它自己,即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如果《前进报》相信它关于共产党员所写的一切,那它的直接责任就是让工人睁开眼看清他们的错误、犯罪和“背叛”。能是另一种情况吗?战斗协议的必要性是存在着两个党的结果,但并没有消灭这个事实。政治生活仍在继续。两个党中的每一个甚至在最真诚地对待统一战线时,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明天。

  在面对共同危险时,敌对双方把队伍团结起来

  让我们暂时假设,阿申赫尔工厂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对社会民主党员声明:由于《前进报》称我们在工资问题上的行动是背叛,所以我不愿意与你共同保护自己的鬓角和你的后脑勺免遭法西斯的子弹打击。就是再宽容,这样的答复只能称为愚蠢。
  理智的共产党员、严肃的布尔什维克会对社会民主党员说:“你知道我对《前进报》的全部仇恨。我过去和现在都全力以赴地破坏这家报纸在工人中的致命影响。但我过去和将来都用语言、批评和说服做这项工作。法西斯匪徒想从物质上消灭《前进报》。我答应与你共同竭尽全力地保卫你的报纸,但我要求你,不管你对《红旗报》持什么态度,一听到我的召唤,你立刻前来保卫它。”难道这不是无可指责的问题的提法吗?难道它不符合整个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吗?
  布尔什维克不要求社会民主党员改变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看法。他也不要求社会民主党员承担在整个协议期间隐瞒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意见的义务。这样的要求是不成体统的。共产党员说:“只要我还没有说服你或是你还没有说服我,我们将享有彼此批评的充分自由,并使用我们各自认为是需要的论据和表达方式。但当法西斯分子妄图堵住我们的嘴时,我们共同回击他!”理智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能够拒绝这样的建议吗?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报纸之间的辩论无论多么激烈,都不应该妨碍这些报纸的排字工签署共同防御法西斯匪徒进攻报纸印刷厂的协议。当纳粹分子动用棍棒和椅子时,甚至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国会和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市议会的议员等都不得不赶快彼此互救。还需要其他例子吗?在每一个局部情况下是正确的,作为总体规则也是正确的:当面临威胁整个工人阶级的打击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争取对工人阶级领导而进行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妨碍它们把自己的队伍联合起来。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两个尺度

  《前进报》因共产党员指责社会民主党员(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赫尔曼·米勒、格热津斯基)为希特勒清理道路而愤怒不已。愤怒是《前进报》的合法权利。但报纸走得更远,它大声喊叫,怎么能和这样的诽谤者结成统一战线呢?这是什么:感伤吗?柔弱的多愁善感吗?不,这散发着虚伪的味道。须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会忘记,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不止一次地声明,社会民主党为确定的实际目的随时准备与魔鬼和他的祖母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不要求魔鬼把自己的角交到博物馆中,他的祖母接受路德派的信仰。今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柔弱的多愁善感是从哪里来的?1914年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与德皇、鲁登道夫、格列涅尔、布吕宁、兴登堡的统一战线。哪里来的两种尺度:一种是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另一种是对共产党的?
  中央党[2]的领袖们认为,任何否定拯救世界的天主教教会教条的渎神者是人类的劣种,而且注定永远受苦。这不妨碍未必相信无垢受孕的希法亭在政府中和议会里遵循与天主教教徒的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员与中央党一起创立了“钢铁阵线”。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教徒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所有教堂里的不耐烦的宣传和辩论。为什么希法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如此严格?或是彻底停止相互批评,即工人阶级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或是拒绝任何共同行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政党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最后通牒。每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一定要认真思考这两种尺度。
  如果今天在群众集会上有人问韦尔斯:为共和国提供了第一任总理和第一任总统的社会民主党,却导致国家落入希特勒之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韦尔斯一定会这么回答,对此应负主要罪责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前进报》几乎每天都重复这一“解释”。难道为了与共产党员的统一战线,他拒绝了对工人说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的权利和义务吗?但共产党员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仅仅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书中的一章。不能把前面的几章都删除。不能忘记过去。应该向过去学习。我们记得艾伯特与格列涅尔的联盟和诺斯克的角色。我们记得,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在什么条件下牺牲的。我们布尔什维克教育工人什么也不能忘。我们不要求魔鬼锯掉自己的尾巴:他会感到疼痛,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以自然创造的魔鬼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他。我们需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忏悔,也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而是社会民主党时刻准备与敌人进行斗争,后者对它也是致命的威胁。从我们这方面,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一定会恪守我们所承担的全部责任。我们承诺尽力厮杀,把斗争进行到底。对战斗协议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你们的领袖不想战斗!

  但问题仍悬而未决: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东拉西扯论战、互不侵犯、共产党员的坏习气等,而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怎样与法西斯匪徒斗争?原因很简单: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想斗争。先前他们希望兴登堡拯救他们免遭希特勒的毒手。现在他们等待另一个奇迹。他们不想战斗。他们早就不习惯战斗了。他们害怕战斗。
  就在艾斯莱本发生的法西斯匪徒行径,施塔姆普费尔写道:“对德国的权利和公正的信念还没有死亡。”(《前进报》214)读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感到愤怒。不号召结成战斗的统一战线,而是牧师的安慰:“对公正的信念还没有死亡。”但资产阶级的公正是一种公正,无产阶级的公正是另一种公正。超阶级的公正是没有的。武装的不公正与没有武装的公正相比,总能占上风。整个人类历史都证明这点。谁诉诸无可争议的主观幻想,谁就是欺骗工人。谁想让无产阶级的公正战胜法西斯暴力,他就应该呼吁进行斗争,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机构。
  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找不到一行证明真正斗争准备的文字。除了泛泛之谈、推到遥远的未来、模糊的安慰,什么也没有。“纳粹分子胆敢尝试,那时……”纳粹分子正在尝试。他们步步紧逼,有条不紊地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阵地。这些凶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愿意冒险。但他们也无须冒险:他们早就相信,对手将不战而退。他们的推测没有错。
  当然,有时战士为了更好地助跑和跳跃,也不得不退却。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打算跳跃。他们不想跳。他们的所有议论都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开始他们声称,只要纳粹分子没有超出“合法”的范围,就没有理由进行战斗。但须知我们看到了这个“合法性”:分期完成的政变。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用政变的合法性的话语麻痹工人,用对比前一届国会更加软弱的新国会的希望来安慰他们,政变才可能完成。法西斯分子不能希望比这更好的掩护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不再提战斗了,甚至是遥远的未来的战斗。就已经开始的粉碎工人组织和工人报刊,《前进报》提醒政府:别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被生产条件在自己的工厂里联合起来。这些话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事先与粉碎三代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妥协。工人“反正”仍然被企业本身联合起来。如果事情的解决如此简单,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无产阶级组织呢?
  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人洗干净手,走到一边,等待观望。如果“被企业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突破了纪律的罗网,开始斗争的话,那时领袖们当然会作为调解者和掮客介入,像在1918年一样,企图骑在工人的背上恢复自己失去的阵地。
  领袖们用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空话对群众掩盖自己的拒绝战斗,掩盖自己对战斗的恐惧。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你们的领袖不想战斗。

  这是否是阴谋?

  在这里,社会民主党员再次打断我们:“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们的领袖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望,这意味着你们建议的统一战线干脆就是阴谋?”接下来他重复《前进报》的议论:工人需要团结,不需要“阴谋”。
  这类论据听起来相当令人信服。但事实上,它完全没有根据。是的,我们共产党员毫不怀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员今后将竭尽全力地回避斗争。相当大部分工人官僚在危急时刻干脆跑到法西斯分子一边。已经把自己干净的“积蓄”转到国外的另一部分也及时移居国外。所有这些活动已经开始,必然会有其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根本不把改良主义官僚中现在最有影响的部分与社会民主党或与整个工会等同起来。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无疑将会进行战斗,并吸引相当大部分机关追随自己。投敌者、叛徒、逃兵为一方,想战斗的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划在哪里?这条线只有在经验中才能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对社会民主党官僚没有丝毫信任,但他们不能不诉诸整个党。只有这样才能区分愿意战斗的人和想当逃兵的人。如果我们对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希法亭、克里斯皮恩等人的评价是错误的,让他们用事实来反驳我们。我们将在所有广场上忏悔自己的错误。如果这在我们这方面来说仍是“阴谋”的话,那也是正确的、需要的、为事业的利益服务的“阴谋”。你们留在自己党中的社会民主党员们,是因为你们相信它的纲领、它的策略、它的领导。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你们认为我们的批评是错误的。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完全没有义务信任共产党的话,没有一个理智的共产党员会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共产党员有权不信任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否则共产党员就不会创立另一个党和另一个国际了。应该实事求是。统一战线不应该建立在云端,而是在整个过去的发展所形成的基础上。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你们的领导层率领工人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你们怕什么共产党的阴谋呢?《前进报》喋喋不休地说的是什么阴谋呢?请你们对情况进行认真的考虑:你们的领袖是否有蓄意耍阴谋之嫌,他们想用“阴谋”的空话来吓唬你们,从而破坏你们与共产党员的统一战线呢?

  统一战线的任务和方法

  统一战线有其自己的机构。不需要创造任何东西:机构的性质是由局势规定的。在许多地方工人已经暗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依靠所有当地无产阶级组织和企业的防御组合。应该效法、深化、巩固、扩展这个首创精神,用这些组合覆盖所有工业中心,把这些组合联系起来,筹备全德国工人防御代表会议。不断增大的失业者与在业者之间的隔阂不仅会给集体协议,也会给工会带来致命的危险,甚至在没有法西斯匪徒的十字军征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首先意味着在职工人和失业者的统一战线。没有它根本无法想象严肃的斗争。
  红色工会反对派应该作为共产党党团进入自由工会。这是统一战线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工会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利用工人民主的权利,首先是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这方面,他们应该遵守工会的章程和它的纪律。
  反法西斯防御无须标新立异。法西斯主义只是垄断资本手中的大棒。粉碎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是提高剥削劳动力的标准。在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今天的条件下,争取面包的斗争的扩展和深化,会直接导致争取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
  工厂、矿山、农庄都是靠工人的劳动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难道工人没有权利了解所有者把企业引向何处,为什么他削减生产和遣散工人,他如何规定价格等?对此我们得到的答复是“商业秘密”。什么是商业秘密呢?这是资本家反对工人和反对全体人民的阴谋。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应该争取检验自己企业的全部操作、揭露谎言和欺骗的权利,以便凭手中掌握的事实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工人监督生产的斗争可能也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
  找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员合作所必需的组织形式并不困难:需要的只是从语言转入行动。

  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不可调和

  但如果反对资本进攻的共同防御是可能的话,是否能由此走得更远,建立两个工人政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常设同盟呢?那时它们之间的辩论将具有纯粹内部的、和平的同志性质。众所周知,如泽伊杰维茨那样的某些左派社会民主党员甚至幻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彻底统一。但所有这些都是无谓的幻想!在基本问题上的矛盾把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员分开。其实质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如下: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医生;而我们是它的革命的掘墓人。在历史角色差别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怎么能考虑统一呢?
  在德国最新发展的烛照下,两个政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变得格外清晰。列伊帕特就召希特勒当政一事抱怨说,资产阶级以此打断了“让工人进入国家”,并警告资产阶级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危险”(《前进报》1933215)。也就是说,列伊帕特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卫,保卫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考虑与列伊帕特联合吗?
  《前进报》每天都在吹嘘,数十万社会民主党人“为最好的、更自由的德国的理想”在战斗中牺牲……报纸只是忘了说明,这个最好的德国原来是希特勒—胡根伯格的德国。事实上,德国工人像其他交战国的工人一样,都是作为炮灰、作为资本的奴隶而死去。把这个事实理想化,意味着继续1914年的背叛。《前进报》至今还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在18481871年间关于争取德国统一而说的话。这是歪曲!在那个时代事关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每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该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反对分立主义的斗争。现在,这样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才有进步意义。对欧洲先进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了反动的桎梏,像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省的边界一样。“民族和民主是双胞胎”,《前进报》反复重申。对!但这对双胞胎已经老了、年迈体衰、昏聩了。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民族和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民主,已经成了生产力和文化的桎梏。我们再一次想起歌德的话:“产生的一切都应该死亡。”
  为“走廊”、为阿尔萨斯—洛林、为马里梅吉可以再牺牲几百万人。但这些有争议的几块土地已经密密麻麻地铺盖了三层、五层、十层的尸骨了。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称为国防。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并没有前进,而是爬着倒退,退向野蛮。出路不在德国的“民族解放”,而是把欧洲从国家樊篱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就像封建主当初不能根绝分立主义一样。因此与资产阶级联合是加倍的犯罪。需要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欧洲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邦。社会护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医生的纲领;国际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掘墓人的纲领。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民主和专政

  社会民主党员认为,民主宪法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对我们来说,阶级斗争凌驾于民主宪法之上。莫非战后德国的经验白白过去了,像战争经验一样?十一月革命使社会民主党上台。社会民主党把强大的群众运动转到了“权利”和“宪法”的道路上。后来的全部德国生活都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和框架内展开的。结果摆在眼前:资产阶级民主像法西斯专政一样,都是同一个阶级——剥削者——的工具。通过诉诸宪法——莱比锡最高法院、新的选举等——来阻止用另一个工具替换原来的工具,是完全不可能的;必须动员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宪法拜物教给予法西斯主义最有力的帮助。现在这已经不是预测、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我问你,社会民主党员:如果魏玛民主为法西斯专政开辟了道路,怎么能指望它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呢?“但我们工人难道不能在民主国会中获得多数吗?”“不能。资本主义不再发展,它已经腐朽。产业工人的数量不再增长。相当大部分无产阶级被经常的失业所瓦解。仅这些社会事实就排除了工人党在议会中的稳定地和有计划地增长,像在战前那样。但即使违背所有可能,工人代表迅速增长,难道资产阶级会和平地等着被剥夺吗?须知实际政权机关掌握在它的手中!最后,如果资产阶级错过了时间,允许无产阶级取得51%的代表席位,难道正规军、警察、铁甲军和法西斯战斗队一起不能解散议会吗?就像宫廷佞党在今天大笔一挥就解散了所有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议会一样。”“也就是说,应该打倒议会,打倒选举?”“不,不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赞成利用议会:这不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却是团结工人的手段之一。但在阶级斗争的发展中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必须要解决今后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金融资本还是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再泛泛地谈民族,泛泛地谈民主,就是最无耻的欺骗。我们眼看着德意志民族的一小摄组织和武装了几乎半个民族。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次要的改良,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与死。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通过投票解决过。现在谁还求助于议会和莱比锡最高法院,就是在欺骗工人,事实上帮助法西斯。没有其他道路……
  “还剩下什么?”社会民主党交谈者问。
  “无产阶级革命。”
  “然后呢?"
  “无产阶级专政。”
  “像在俄国一样?困苦和牺牲?彻底压制言论自由?不,我不同意这点。”
  “因此我们不可能有统一的党,你不同意走上革命和专政的道路。但请允许我对你说,你的反驳不是自觉的无产者的反驳。确实,俄国工人经受了十分严重的困苦。但是,俄国工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承受牺牲。即使假如他们遭到失败,人类也能够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许多。德国工人阶级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作出牺牲?或现在在失业年代?这些牺牲引向何处?他们贡献了什么?有何教益?只有那些开拓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的牺牲者才配得上人的称号。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反驳。它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
  “俄国劳动群众的苦难如此巨大,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产生了第一个工人国家,它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从极端的贫困中崛起。别忘了: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在这里是居民中微不足道的少数。在这样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最严厉的形式。由此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官僚的增长,落入官僚影响下的政治领导的一系列错误。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年底——那时政权完全掌握在它的手中——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盟,整个欧洲历史将获得另一个方向,人类会在更短的期限内、以更少的牺牲走向社会主义。这没有成为现实不是我们的过错。
  “对,现在的苏联专政具有极度的官僚和畸形的性质。我本人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批评过今天的苏联制度,它是对工人国家的歪曲。我的成千上万的朋友因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斗争而遭到惩罚,他们充塞着监狱和流放地。但在评价今天的苏维埃制度的否定方面时,应该遵守正确的历史前景。如果数量上比俄国无产阶级更多的德国无产阶级明天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这不仅会在欧洲人民面前展现无限的经济和文化前景,也会立即极大地缓和苏联的专政。
  “不应该认为好像专政一定与我们被迫在俄国采用的红色恐怖方法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先驱。罪行累累的有产阶级不相信新制度能维持下去。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在这些条件下要坚持下来,只能凭借最大限度地调动力量,无情地镇压阶级敌人。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后,没有夺回它的任何希望。苏维埃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联盟不是使两国的力量增加一倍,而是十倍。在欧洲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陷入声誉扫地的困境,它未必能够调动自己的军队进攻无产阶级的德国。诚然,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只要有法西斯主义就足够了。但由政权武装的德国无产阶级,身后又有苏联,很快就会瓦解法西斯主义,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更加温和的文化形式。”
  “那为什么还需要专政?”
  “为了消灭剥削和寄生;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为了让他们不再妄想恢复剥削;为了保障全部政权、全部生产资料、全部文化资源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了让无产阶级有可能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而利用全部力量和资料。没有其他道路。”
  德国无产阶级按德国的方式完成革命,而不是按俄国的方式……
  “但我们的共产党员经常威胁我们社会民主党员:等着瞧,当我们掌权时,马上就让你们贴墙。”
  “甩出这样的威胁的只能是个别的傻瓜、饶舌者或牛皮大王,在危急时刻他们肯定会四散奔逃。严肃的革命者承认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它的创造性作用,同时明白,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使用暴力要划出一定的范围。共产党员在准备革命时能够,也只能寻求与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接近。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的革命一致性,会使革命专政的镇压降到最低限度。问题不是奴隶般地拷贝苏维埃俄国,把它的每一个需求都变成美德。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利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模仿它。应该考虑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的差异,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比重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认为社会主义政变可以通过宪法和平地完成,得到资产阶级和莱比锡最高法院的同意的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庸人。德国无产阶级没有革命是不行的。但在其革命中,他将说德语,而不是俄语。我毫不怀疑,他将说的比我们说过的要好得多。”

  我们将保卫什么?

  “好。但须知我们社会民主党仍打算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你们共产党员认为这是荒谬的乌托邦。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统一战线可能吗?应该清楚地知道,应该防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将保卫的是一个东西,你们保卫的是另一个,那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共同的行动的。你们共产党员同意捍卫魏玛宪法吗?”
  “问题提得好,我力求开诚布公地回答它。魏玛宪法是一个完整的规章、权利和法律体系。我们从顶层开始。共和国最高领袖是总统。我们共产党员同意保卫兴登堡反对法西斯主义吗?我希望,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必要:兴登堡亲自请法西斯分子上台。接下来应该是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它不需要保卫它免受法西斯的打击。下面是议会。当这几行文字出现在刊物上时,35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命运想必已经决定了。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国会的构成与政府敌对的话,如果希特勒企图消灭国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保卫国会的斗争中表现出坚定性,共产党员在这点上将全力以赴地支持社会民主党。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也不打算在反对你们或没有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情况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想和你们一起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把共同的反法西斯防御看成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我们眼中,无产阶级应该保卫国会,让它免受法西斯野蛮人的攻击,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历史成就。有更高的价值,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同时在与它的不断斗争的几十年的期间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因素:政党、工人报纸、工会、工厂委员会、俱乐部、合作社、体育协会等。法西斯的任务与其说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不如说是粉碎无产阶级民主的萌芽。我们的使命是把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因素作为工人国家体系的基础。为此应该打碎资产阶级民主的外壳,释放其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在于此。法西斯主义威胁工人民主的生命核心。统一战线的纲领显然就是它授意的。我们准备保卫你们的和我们的印刷厂,同样还有出版自由的民主原则;你们的和我们的工人之家,同样还有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民主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把精神和肉体分开。目前我们还无力实现苏维埃制度,我们就持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但我们不对它抱任何幻想。”

  关于出版自由

  “如果你们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对待社会民主党的刊物:禁止我们的报纸,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禁止孟什维克的报纸一样?"
  “问题提得不好。‘我们的报纸’指的是什么?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在绝大多数工人从孟什维克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后,而孟什维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开始帮助资产阶级为恢复‘民主’,即为资本主义而斗争。但在俄国,我们根本没有把禁止孟什维克的报纸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拯救和维持革命专政的极度艰难的斗争条件把我们引向这点。在苏维埃德国,形势将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有利得多,这必然会反映在出版制度上。我根本不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领域中将需要镇压。”
  “当然,我也不想说,工人国家能容忍哪怕是一天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制度,在这种秩序下,出版报纸和书籍的只能是那些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印刷厂、造纸厂、书库等的人,即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意味着垄断金融资本借助于数百数千份以最完善的技术形式散布谎言毒素的报纸,把资本主义偏见强加给人民。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将意味着为劳动者的利益把印刷厂、造纸厂和仓库的国有化。我们不会把精神和肉体分开。没有整行排铸机、转轮印刷机和纸张的出版自由,是空洞的假象。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将根据公民集团的真正数量把印刷的技术资料分给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胡根伯格先生将不得不受到某些限制,像所有其他报业垄断资本家一样。但只好如此。社会民主党得到受它支配的与其支持者人数相符的印刷资料。我不认为那时这个数字会很大: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未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我希望,印刷技术资料的分配不取决于支票本的厚度,而取决于既定纲领、派别、学派的支持者的数量的原则本身,是最公正、最民主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原则。不是吗?”
  “就算是吧。”
  “那就击掌为定,好吗?”
  “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朋友,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的所有言论的目的,就是促使你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政治的重大问题。”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224




[2]中央党全称为天主教中央党,系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统一后成立的。中央党通常保持中间立场,在支持德国帝国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党团之间见风使舵。中央党的议员席位设在国会大厅的中央,故而得名。——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0 01: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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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前景



  相当常见的从为专政提供契机的国家的落后性中寻找原因,至少现在是不适用的:如果可以勉强把它用于意大利的话,则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用于德国——欧洲中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主覆灭的一般历史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其中积聚的国际国内矛盾突破了民主的外壳,正如世界矛盾炸碎了国际联盟这个装饰品一样。
  在进步的历史阶级不能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而夺取政权的地方,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只能以越来越粗暴和反文化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法西斯主义只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而已。这个历史概念不是由希特勒的胜利产生的。19292月,我就在一家美国出版物上写过:
引用:
  与电力工程进行类比,民主可以界定为保护国家或社会斗争避免超负荷电流的安全阀或断路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甚至是远古时期——像我们这个时期的对抗这样超负荷。在欧洲电力网上的各个点上,越来越经常出现超负荷的线路。在负荷如此之大的阶级和内部对抗的压力下,民主安全阀不是烧毁就是爆炸。这是专制短路反复出现的基本原因。
  针对对手推说这一过程只涉及文明的边缘的说法,我反驳说:
引用:
  同时,在每个国家内部和国际规模的对抗的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痛风可能从小指头和大脚趾开始,但最终会到达心脏。
  美国作家斯科特·尼林格在其一本论法西斯主义的小册子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做了一个十分简单、一目了然的图示,表明它从本世纪开始,越来越依赖非此即彼的选择: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我在此重现尼林格的图示。
  对许多人来说,在布尔什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相当于在撒旦和别西卡[1]之间进行选择。但在这方面我很难说什么安慰话。显然,20世纪将作为最不安定、最残忍的世纪载入人类史册。我们同时代人中有谁对历史的要求首先是平静和舒适的话,那他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槽糕的时间上的祖国。
  让1700万绝望的人站起来的希特勒的运动,表现出衰败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德国的无可救药,《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彻底地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却忘了给它提供拘束衣。绝望的政党的胜利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希望的党无力掌握政权。德国无产阶级相当强大和有文化,足以胜任这个任务。但领导他们的政党是不称职的。
  以保守和局限性著称的社会民主党在与其他政党的联盟中“培育”了法西斯主义。它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霍亨索伦王朝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从而把主要培训者的角色交给了他。受正确本能推动的工人力求进行斗争。社会民主党阻止他们,许诺一旦希特勒“彻底”抛弃合法道路时,它将发出警报。这样,社会民主党不仅通过兴登堡的中介把法西斯分子请上了台,还允许他们化整为零地搞政变。
  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它的领导以下面的荒谬认识为出发点:社会民主党与国家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两个变种”,根据斯大林的倒霉的公式,它们不是“势不两立,而是双胞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一样,都是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它们解决这个任务的方法,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能想象社会民主党没有议会和工人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是粉碎这两种组织。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的防御联盟政策应该建立在这种对抗上。但盲目的领袖们否定了这种政策。工人在进攻的敌人面前被分裂,被解除武装,没有计划也没有前景。使无产阶级士气低落,这一情况提高了法西斯的自信。早在两年半前,在19309月,我们就写过:
引用: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成了现实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制度极度绝望、社会民主党对该制度的保守角色和积弱的共产党无力推翻这一制度的表现。谁否认这点,谁就是瞎子或牛皮大王。
  近几年在德国出版的几本小册子里,我们阐述了这一思想。如在193110月,我们写道:
引用:
  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意味着首先消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它的组织,根除它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与德国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应,意大利法西斯的凶恶的工作与德国纳粹的工作相比较,显然会相形见绌,几乎是人道的试验。
  斯大林派别把这一评价称为“惊慌失措”。从讨论这个问题的卷帙浩繁的政治文献中,在此只援引德国共产党官方领袖的讲话,他在19314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用下面的话揭露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即能够前瞻的人:
引用:
  我们却不允许自己被工人阶级,至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中业已出现的惊慌失措的情绪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14日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党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已经被事件所证实……法西斯分子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
  这一段引言就足够了。
  这样,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衰败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被两个工人政党的共同努力引上了台。
  希特勒政府立即采取了极其迅猛的速度。它许诺让共产党员在集中营受教育。还未着手这一任务,看来它的完成比设想要难得多,希特勒就答应同时消灭社会民主党,即在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解决当年俾斯麦和后来的威廉二世都无力解决的任务。
  希特勒的政治军队是官员、职员、小店老板、手工业者、所有中间人物和可疑人物;在社会意义上,他们是乌合之众。
  奇怪的是,尽管希特勒的“反议会主义”,但他在议会层面总是比在社会层面上更加强大。在每次新的票数统计之后,法西斯主义的乌合之众仍是乌合之众。然而工人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联合起来的。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最集中的国家的生产力。希特勒掌握国家的斗争刚刚开始。主要困难还在前面。甚至工商业行情的好转改变的力量对比关系,也不是对希特勒有利,而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单纯的失业者减少就会形成工人中的自我感觉高涨。压得过紧的弹簧开始反弹。在危机年代中工人处境极度恶化之后,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更大规模的经济斗争。
  对希特勒来说,主要困难和主要战斗还在前面。夺取广播电台不难,成为矿井中的主人要困难得多。无产阶级的胜利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定要以正确的战略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近期内,希特勒在国际舞台上仅能以姿态和语言为限。他还必须在德国国内进行十分长久和血腥的战争之后,才能认真地考虑与法国的战争。相反,他要竭尽全力对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证明,它们必须支持他履行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经过种种摇摆后,法西斯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转向反对苏联。国内战争将沿着这条路线自然地转向对外战争。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310




[1]别西卡是基督教《圣经》中的鬼王;在弥尔顿长诗《失乐园》中,他是地位仅次于撒旦的堕落天使。——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0 0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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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

——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3, стр. 711




  就其在生产中的角色、自己的社会比重和自己组织的力量来说,是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对希特勒上台和对工人组织的第一次疯狂的进攻没有给予任何反抗。今后的战略考虑应该从这一事实出发。
  认为德国今后的发展将走意大利道路:希特勒将一步步地巩固自己的统治,遇不到严肃的反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将长期进行统治,这当然是荒谬的。不,国家社会主义党今后的命运将从对德国和国际条件的分析中得出,而不是从单纯的历史类比中得出。但有一点现在就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19309月起我们就要求共产国际对德国采取短期目标的话,现在则必须转到长远政策上去。在决定性的战斗开始之前,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重新调整方向,即清楚地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重大的历史性失败的责任,指出新道路,以此恢复它的自信。
  社会民主党的罪恶角色是无须评论的:14年前创立共产国际,正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摆脱使它士气沮丧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但是,如果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到这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最伟大的历史考验关头表现得软弱无力,没有武装起来,导致瘫痪,直接的罪责在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的领导身上。这是马上应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在斯大林官僚集团背信弃义的打击下,左派反对派始终保持对官方党的忠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分享其他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命运:我们的工人干部被逮捕,我们的出版物被禁止,我们的文献被没收;希特勒甚至匆匆地查封了俄文版的《反对派通报》。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样承担法西斯第一次重大胜利的全部后果的话,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为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承担丝毫责任。
  从1923年,即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开始,斯大林的领导就全力以赴地帮助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使德国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让它混乱,削弱它:当条件授意大胆的革命进攻时,它制止和妨碍工人;当革命形势已经过去,它声称其还在前面;与小资产阶级夸夸其谈者和饶舌者结盟;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幌子下,蹒跚无力地跟在社会民主党后面;在政治退潮和各国共产党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宣布“第三时期”和占领街道的斗争;用跳跃、冒险或示威游行来取代严肃的战斗;让共产党员脱离工会群众;把社会民主党等同于法西斯,在进攻的国家社会主义匪徒面前拒绝与工人群众组织结成统一战线;消极抵制各地方的防御性统一战线的倡议,同时,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上不断地欺骗工人,歪曲事实,把朋友说成敌人,把敌人说成朋友。越来越紧地扼住党的喉咙,不让它自由地呼吸、说话和思考。
  在关于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浩繁的文献中,只引证德国共产党官方领袖台尔曼的一篇讲话就足够了。他在19314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用下面的话揭露“悲观主义者”,即能够预见的人:“我们不允许惊慌失措的情绪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已经清醒而又严肃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9141930年)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但继之而来的不会是好日子,只能是最坏的日子。我们对这个党的发展所做的评价已经被事件所证实……今天,法西斯匪徒已经没有笑的理由了。”对社会民主党建立自己的防御队伍,台尔曼在同一篇讲话中证明,这些队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队毫无区别,它们同样准备粉碎共产党。
  今天台尔曼已经被捕。在胜利的反革命面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台尔曼在一个行列中。但台尔曼的政策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即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正是这个政策是党在危险时刻完全丧失斗志的原因,那时领袖们丧失头脑,不敢思考的党员陷入消沉,未经战斗就交出了最重要的历史阵地。错误的政治理论本身中就含有对自己的惩罚。机关的力量和刚愎自用只是加大了灾难的规模。
  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把所能放弃的一切都让给了敌人之后,斯大林分子企图借助于抽风似的行动来纠正过去的一切,这只是更加清楚地照亮了他们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现在,当共产党的刊物被禁,机关被摧毁,法西斯主义血腥的褐色抹布不受惩罚地在李卜克内西的屋顶上飘扬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统一战线的道路,不仅从下面,也从上面。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比所有此前的摇摆都更加剧烈的新的摇摆,不是出于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官僚集团把主动权交给第二国际。后者成功地把迄今一直怕得要命的统一战线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在仓皇撤退的情况下所能说到的政治好处,原来都在改良主义的一边。斯大林官僚集团在被迫回答直接问题时,选择了一条最糟糕的道路:它既不否定两个国际之间的协议,也不接受它;它玩捉迷藏。它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到如此程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它已经不敢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面对面,后者是资产阶级的臭名昭著的代理人、选举兴登堡的人、为法西斯开辟道路的人。
  在共产国际35对全世界工人的特别号召书中,斯大林分子对作为主要敌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经只字不提了。他们也不再提自己的领袖的伟大发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不是势不两立,而是孪生兄弟”。他们不再断言,只有先粉碎社会民主党,才能与法西斯作斗争。他们不再绝对禁止提与上层的统一战线。相反,过去斯大林官僚集团出乎工人和自己的预料,被迫顺便、即兴地向改良主义的上层建议统一战线的所有例子,都被他们一一列举。这样,在历史风暴的劲吹之下,人为的、虚假的、招摇撞骗的理论便烟消云散了。
  以“各个国家都有特殊条件”为借口和由此得出的似乎不能建立国际规模的统一战线(一下子就把整个反对右派关于民族特殊性的理论的斗争忘到九霄云外!),斯大林官僚集团建议各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统一战线。就是在昨天还宣布这是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斯大林主义最近四年的最高教训就这样飞到了桌子下面的垃圾筐里去了。整个政治体系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刚刚声称在国际舞台上为统一战线创造条件是不可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马上就忘记了这点,过了20行后,就阐述了在所有国家都允许和可行的统一战线的条件,虽然存在着民族条件的差别。伴随着在法西斯面前撤退的,是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要旨的仓皇撤退。思想和原则的碎片和残余像是累赘一样,被扔了一路。
  共产国际提出的对所有国家的统一战线的条件(反法西斯行动委员会、反对降低工资示威游行和罢工委员会),不是什么新东西,相反是公式化、官僚化地再现左派反对派两年半之前已经提出的更加确切、更加具体的口号,就是因此把它打入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营垒之中。在这些基础上,统一战线本来可以在德国导致决定性的结果;但为此需要及时建立它。时间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现在有什么价值?对德国来说它是微乎其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战线”为前提,即牢固的阵地和集中的领导。左派反对派当时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条件,是积极防御的条件,其前景是转入进攻。现在,已经把德国无产阶级搞到溃不成军的地步,甚至连后卫战也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形成的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为解决个别局部任务自发的联合,但系统地推行统一战线,必然要推到不确定的未来。在这点上,是不能让自己存有幻想的。
  一年半以前我们说过,局势的钥匙掌握在德国共产党的手中。现在,斯大林官僚集团把钥匙从手中失落了。需要不取决于党的意志的重大事件,才能给工人机会,让他们停止退却,巩固阵地,重整队伍,转入积极防御。这在何时到来,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比胜利的反革命预期的要快得多。但领导德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无论如何都不是撰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的那些人。
  如果核心阵地已经放弃,为未来的反攻应该巩固要冲,筹建据点。在德国国内的准备意味着批判地阐明过去,维持先进战士的高昂斗志,他们的团结,并在可能的地方组织后卫战,以待分散的小股队伍能够汇合成强大的军队的时刻。这一准备同时意味着与德国联系密切的国家或与它接壤的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比利时、荷兰、法国和瑞士——中无产阶级的防御阵地。法西斯德国应该被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事所包围。一分钟也不能停止阻止德国工人的仓皇撤退的尝试,现在就应该为与法西斯作斗争在德国边界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牢固阵地。
  奥地利首当其冲,它直接受到法西斯政变的威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奥地利无产阶级现在能够掌握政权,把自己的国家变成革命的桥头堡,奥地利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来说,远比皮埃蒙特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更重要。在这条路上奥地利无产阶级能走多远,很难预料,事件推动它前进,可改良主义官僚使它丧失行动能力。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帮助事件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此所需要的手段,就是统一战线。这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如此之晚才重复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那些条件,仍然保持着它们的全部效力。
  但是,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有利,也蕴涵着危险。它很容易产生领袖背着群众做交易,消极地适应盟友,机会主义的摇摆。对盟友保持充分的批评自由,恢复在自己党内的充分的批评自由,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必不可少的保障的情况下,才能防止这种危险。放弃对盟友的批评,就会直接导致对改良主义的投降。没有党内民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即没有党对机关的监督,会使领袖在机会主义的试验上放开手脚,并用冒险主义的试验来加以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怎么做的?左派反对派已经数十次地预言过,在事件的打击下,斯大林分子将被迫放弃自己的极“左”,在走上统一战线的道路时,他们将开始实施此前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机会主义的叛卖。
  完成了到统一战线阵地的拼命的一跳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践踏只有它们才能保障统一战线政策的革命内容的那些保障。斯大林分子采纳了改良主义分子伪善的外交要求,即所谓的对活动和领导“彼此互不攻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全部传统,共产国际建议各国共产党在实施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斗争中不得攻击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就是这么说的!不得“攻击(!)社会民主党”(多么可耻的公式!),意味着放弃政治批评的自由,即革命政党的主要职能。
  投降不是出于实际必要性,而是出于惊慌失措的情绪。只要事件压力和群众压力迫使改良主义者妥协,他们就会妥协。“停止攻击”的要求是讹诈,即改良主义的领袖们获得附加利益的企图。屈从于讹诈,意味着在腐朽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给改良主义投机分子在任何机会下破坏它提供机会。
  一般的批评,尤其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的批评,当然要符合实际的相互关系并遵循必要的分寸。荒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应该抛弃:这不是对社会民主党让步,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让步。不应该因盟友1918年的背叛对他进行批评,而是因他在1933年的差劲的工作而对他进行批评。但批评一刻也不能停,就像政治生活本身一样,批评就是它的声音。如果共产党的揭露符合实际,它就是在为统一战线的目的服务,推动临时的盟友前进,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放弃这个基本责任,意味着斯大林在与国民党关系上强加给GCD党员的可耻的、犯罪的政策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个保障上,情况也不妙。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斯大林机关也不想把批评的权利还给自己的党员。转向的本身照例是以官僚发现的方式完成的。没有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国际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在党的刊物上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对过去的政策进行任何分析。在党内争论的头几步中,有思想的工人对机关工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开除出各国支部,而在苏联则遭到逮捕、流放,甚至被枪毙?莫非就是因为他们挖掘得更深,看得更远吗?就不足为奇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不允许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能够完成任何跳跃和转向,但诚实地在工人面前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质,它既不能,也不敢。这样,在自保的斗争中,机关为了保证自己的新的转向,预先不仅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对自己的信任,也破坏了共产党党员工人对自己的信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的公布还伴有一个情况,它虽然不在所分析的问题之内,但能极其鲜明地说明共产国际今天的处境与斯大林统治集团对它的态度。在刊登在36的《真理报》上的宣言中,不像以往那样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直接公开的号召,而是塔斯社的巴黎电讯的转载,译自《人道报》。多么无聊和有失尊严的诡计!在所取得的所有成绩之后,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在“消灭了阶级”之后,在“进入了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官僚集团已经不敢用自己的名义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了!它与共产国际的实际关系就是这样,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真正的自我感觉就是这样。

※     ※     ※



  宣言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倡议的唯一答复。通过外围组织——德国和波兰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反法西斯同盟,还有所谓的“全意大利工人联盟”——共产国际于4月召开了“全欧工人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像预料的那样,被邀请者的名单模糊不清、非常宽泛:“企业”(就是这么说的:“企业”,虽然经过斯大林和洛佐夫斯基的努力,共产党员几乎已经被从全世界所有企业中排除出去了)、地方工人组织,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天主教的、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体育的、反法西斯的,还有农民组织。这还不够:“我们打算邀请所有真正(!)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个人”,早就葬送了群众事业,战略家们向“个人”号召,那些正人君子虽然在群众队伍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仍“真正地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巴比塞[2]和申纳伊赫将军将被重新动员起来拯救欧洲,使它免遭希特勒的荼毒。
  我们面对的是现成的招摇撞骗概念的剧本,斯大林分子习惯于用它来掩盖自己的软弱。阿姆斯特丹中派分子和和平主义者同盟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强盗式进攻的斗争中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为了尊重斯大林的“中立”,和平主义者甚至没有发布宣言。现在准备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新版本,但不是反战,而是反法西斯。在“企业”缺席和软弱无力的“个人”的情况下,反法西斯同盟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如果这次代表大会真的能开成的话,也无非是发表一篇空洞的宣言了事。
  对“个人”的偏爱有两个终点:机会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在很早的时候,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把右手伸向自由派,左手拿着炸弹。最近一个十年证明,在由共产国际政策所导致的——至少是加剧的——每一次重大的失败之后,斯大林官僚集团都试图借助于巨大的冒险(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和中国广州)来挽救自己的声誉。现在是否有这一危险?至少我们认为应该发出警报。冒险家用自己的目的来取代被麻痹的群众的行动,只会进一步使群众迷失方向,加重灾难。
  今天世界局势的条件和每一个国家局势的条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都是如此致命,对革命政党来说是如此有利。但斯大林官僚集团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变成共产主义的危机。这就是对十年来不受监督的追随者的指挥的总结。
  将会找到口是心非的人,他们会说:反对派批评落入刽子手手中的党。恶棍会补充说:反对派帮助刽子手。斯大林分子以把虚假的多愁善感与有毒的谎言结合起来,让中央委员会躲藏在机关后面,机关躲藏在党的后面,从而排除灾难的罪魁、错误的战略、致命的制度、犯罪的领导的问题:这意味着帮助今天和明天的刽子手。
  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中国政策与今天的德国政策同样的致命。但那里的事情是背着世界无产阶级、在它所不理解的局势中发生的。反对派的批评的声音几乎不能从苏联传到其他国家工人的耳朵中。对斯大林机关来说,中国的试验几乎未受惩罚就过去了。德国的情况不一样。悲剧的所有阶段都是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眼前发展的。在每一个阶段,反对派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整个发展过程都被预先说出。斯大林官僚集团诽谤反对派,把与它格格不入的思想与计划强加给它,开除所有提倡统一战线的人,帮助社会民主党官僚破坏地方防御联合委员会,阻断工人走上群众斗争道路的所有机会,瓦解先锋队,麻痹无产阶级。这样,在反对与社会民主党结成防御的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分子与它结成了惊慌失措和投降的统一战线。
  现在,站在废墟前,共产国际的领导最害怕光明和批评。世界革命死亡了,但吹出来的声誉万岁!破产者把一切搞乱,消灭罪证和痕迹。德国共产党在遭到了头几次打击时,在总体增加了400万张选票的情况下,“才”失去了120万张选票,这一情况被《真理报》称为“巨大的政治胜利”。1924年,德国工人不战而降,还给共产党投了360万张票,这一情况同样被斯大林称为“伟大的胜利”。如果被两个机关欺骗的和被解除武装的无产阶级这次给共产党投了500万张票,这只表明,如果它相信党的领导的话,它会给党投两倍、三倍的票。如果党能表明它能夺取并保待政权的话,它就会让党上台。但党除了混乱、摇摆、失败和灾难之外,没有给无产阶级任何东西。
  500万共产党员还来得及一个个地走近投票箱。但在企业和街道上,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他们张皇失措、烟消云散、士气低落。他们在机关的压迫下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在法西斯匪帮的恐怖来临之前,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恐怖已经麻痹了他们的意志。
  应该清晰、准确、公然地说:斯大林主义有其自己的84。这个国家的进步工人今后只会带着强烈的羞耻感,用仇恨和诅咒的语言提到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统治时期。德国官方共产党注定灭亡。从今以后,它只能瓦解、粉碎和消亡。任何人为的手段都不能挽救它。德国共产党只能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导下复苏。
  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将在斯大林主义的命运中体现出来。在各个国家中,它处于不同的瓦解阶段。未来将表明,德国悲惨的经验将在何等程度上推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复苏。至少在德国,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不祥的曲子已经唱完了。德国无产阶级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在敌人的可怕的打击之下,德国进步工人面临着筹建新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314




[2]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苏联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933年)。1923年加入法共。他的长篇小说《炮火》(1916年)和《光明》(1919年)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组织文学团体“光明社”,是19331935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19 2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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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红军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4, стр. 18—19。




  美国以宏大规模再现欧洲资本主义时,却以微不足道的规模再现欧洲的社会主义。美国社会民主党水远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幅漫画。目前对斯大林主义来说,“发展不平衡”规律仍保持其全部力量。美国共产党比所有欧洲共产党都软弱;然而斯大林官僚集团在美国极其夸张地犯下了所有错误和摇摆。
  一年半前,斯大林分子认为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试图在这个资产阶级报刊提示的“预见”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全部政策。相反,我们断定,在日本没有同化满洲之前,来自它进攻的危险是不可能的。美国斯大林分子据此指责我们为日本总参谋部服务。这些先生干脆是从排水沟和污水管汲取自己的论据的。
  后来我们断言,德国法西斯胜利的危险,是世界革命的危险,首先是苏联的危险,远比日本入侵更现实、更近的危险。欧洲斯大林分子大喊大叫,说我们“惊慌失措”。最无耻的美国斯大林分子断言,我们居心叵测地转移世界无产阶级对从东方日益迫近苏联的危险的注意。事件进行了检验。在一年半中,没有出现“迫在眉睫”的日本的进攻(这当然不意味着日本入侵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希特勒上了台,几次打击就粉碎了苏联的主要盟友德国共产党,它在此前就被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欺骗所削弱。
  一年半以前我们写过,红军的主要力量应该面对西方,以便有机会在法西斯粉碎德国无产阶级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之前把它消灭。对此,所有斯大林分子中最愚蠢、最无耻的美国斯大林分子声称,我们企图让苏联卷入战争,破坏它的经济建设,保证帝国主义的胜利。寓言作家早就写过,殷勤的傻瓜比敌人更加危险。在日本方面的直接危险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时,号召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意味着转移对法西斯的现实危险的注意。当然,斯大林分子完成这项工作不是希望希特勒胜利,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盲目。但应该公正地对待他们:如果他们希望希特勒胜利的话,除了他们已经做的之外,他们无须再做任何事。现在,当希特勒已经上台,当他的全部政策都迫使他准备对东方的打击时(戈林的波兰—乌克兰计划就是相当有力的揭露!),斯大林分子说,谁打算动员红军,谁就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即使把帮助德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放在一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受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战斗队的法西斯的破坏的问题仍然存在。斯大林分子否认这个危险吗?充其量他们能说的是,希特勒今天还不能进行战争,但它明天能够进行战争,而且不能不进行战争,正确的战略是否应该要求阻止希特勒准备打击,即帮助德国工人解决希特勒,在后者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工人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没少嘲笑议会克汀病,但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体克汀病并不比它好。播种小麦是不能收获洋白菜的,背对近在咫尺的西方,1918年以后,那里首次出现了最大的威胁,如果不能及时使它失去活动能力,它将变成致命的危险。
  也许,斯大林分子掌握了只允许“纯粹防御性的”战争的和平主义的智慧?让希特勒进攻我们,那时我们将进行自卫。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这么说的:先让国家社会主义党徒公然地攻击宪法,那时……然而当希特勒公然攻击宪法时,再想防御就晚了。
  谁在敌人尚软弱时不对他发出警告;谁消极地让敌人得到巩固,保证他的后方,建立军队,从外面得到帮助,保证他得到盟友;谁让敌人有充分的主动权,他就是叛徒,虽然他背叛的动机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政治上的盲目。
  在这种局势下,对观望和让步政策的“辩解”的理由只能是一个:就是软弱无力。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论据,但应该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说,斯大林在苏联的政策如此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如此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此严重地削弱了党,导致现在缺乏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必要前提。
  我们考虑到了这个理由的分量。我们知道,错误政策的后果变成了道路上的客观障碍。我们考虑到了这些障碍。我们不提倡冒险。但我们得出结论:彻底改变政策、党内制度和党的领导,对保证工人国家的真正的国防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动权来说,同样是必需的。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年3月21日




轮到奥地利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4, стр. 19—23。




  奥地利的“波拿巴主义”

  奥地利除了在其发展上落后于德国,它的形势与德国的形势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落入德国法西斯政变的压力下之后,奥地利结局的迫近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时计算。
  奥地利经历了类似于德国的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阶段,或巴伐利亚的赫尔德阶段,即半波拿巴主义专政的阶段,它是靠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两个营垒相互牵制维持的。对奥地利,我们更愿意用波拿巴主义这个术语(与其他纯描述性的、什么也没说的界定相对立,如教会法西斯主义、正统王权拥护者的法西斯主义等),因为它十分鲜明地界定了在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间随机应变的政府的面貌,它不得不对脚下的社会支柱微笑,它日益被军警机关所取代。[2]在对波拿巴主义的趋向中,表现出了有产阶级力图借助于军警手段,在备用的民主宪法条文的掩饰下,避免与合法性公然地决裂、长期的内战和血腥的法西斯专政。
  有这样的历史时期,“超阶级”的政府的社会基础以极端的两翼为代价得到增强,那时,波拿巴主义就能够给整个历史时期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今天奥地利的“波拿巴主义”像昨天德国的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带有过渡的性质,它是填补民主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之间的短暂的间隙的。
  诚然,奥地利“波拿巴主义者”有更广阔的议会基础,而法西斯分子又比德国的要软弱得多。但首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在消融,而纳粹在迅速地增长;第二,在纳粹的身后有法西斯德国。问题将由动能来解决。理论分析与最新的德国经验都表明,维也纳的警察官僚专政不能长久维持。结局马上就会到来。政权不是由法西斯分子夺取,就是由工人夺取。

  延期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但不能怀疑,奥地利周边的和压迫它的政府都在积极活动。在这些政府中,没有一个愿意让奥地利政权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手中,甚至连意大利政府也不例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无疑在这个情况中看到整个游戏的主要王牌:在他们的眼中,过去的协约国的金融压力和其他压力的使命,就是取代奥地利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这个盘算是所有盘算中最错误的一个。战胜国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仇恨是后者在德国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越是把自己与法国和小协约国[3]的政策拴在一起,法西斯主义就越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眼中变成民族解放的党,因为那些国家是要让奥地利处于“独立”状态中,即孤立和软弱状态中。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即直接占领,才能阻止法西斯掌握政权。但这个关于奥地利的问题与关于法西斯德国的问题交融在一起。如果希特勒能够找到与法国相处的暂行办法(共处)——对此未必可以怀疑,那么法国就会找到与法西斯奥地利相处的暂行办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处当然都是建立在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尸骨上的。认为法西斯奥地利会立即打破将它与法西斯德国隔离的栅栏,意味着给予“民族主义”的言辞以过高的评价,对法西斯对比它强大的人摆尾讨好的本事估计不足。可以肯定地说,所有战略考虑中,对无产阶级最不幸的、最屈辱的和最致命的,就是指望奥地利周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行动。
  如果甚至设想,由于奥地利所有政党的历来的软弱,以及在外在的暂时原因的影响下(法国和小协约国的压力,希特勒分子还不敢现在就把事情干到底),这次的结局会由于腐朽的奥地利波拿巴主义的妥协而得以延期,那么这样的延期也只能具有极不可靠的、十分短暂的性质。被遏止的过程会在最近的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内以两倍甚至十倍的速度爆发。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遏制、伪装、堵缝隙、政治上的延期支付上,那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意味着让目前还弱小的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有机会分期实现自己的强盗使命。

  “为民主而斗争”

  奥托·鲍威尔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比法西斯专制“优越”的空洞的说教。好像斗争是在国家政权的两个派别之间进行似的!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国家都归结为武装的军队,还有监狱等物质形态的补充。现在,国家的这个“实质”在奥地利尽显无遗。几年来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的政治斗争,完全依靠的是武装队伍之间的冲突。应该清晰明确地用其本来的名字称呼事实,并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这样做,却要求我们承认,进行斗争是为了“捍卫民主”。现在的问题似乎就在于此!在对民主的理论评价和历史评价方面,我们当然不打算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作丝毫让步。事实上,如果民主凌驾于诞生它的社会制度之上,如果它能够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首先应该在奥地利显现出自己的这些品质,因为那里的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里的无产阶级是民族的决定性的力量,而社会民主党又是无产阶级中的决定性的力量。然而,奥地利的实际经历却表明,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亲骨肉,并将与后者一起瓦解。奥地利的危机是民主腐朽的表现。民主派的先生们不能从我们这里期待任何其他的评价。
  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十分清楚,对用苏维埃制度来取代民主,仅一个理论预见是不够的。事情关系到阶级的活生生的意识。如果在抗击法西斯分子的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大部分无产阶级明白了苏维埃专政的必要性,他们会紧紧追随共产党员。但是,虽然已经得到了种种教训,在粉碎了反革命力量之后,大多数工人如果仍想重复形式民主的试验,则共产党员也只能作为反对派停留在这个基础上。
  至少在今天,绝大多数奥地利工人是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这意味着还谈不到作为现实任务的革命专政。现在提上日程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专政之间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我们指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为民主而斗争,而是因为他们不为捍卫民主而斗争。
  资本主义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不是出于任性,而是被无出路的形势所迫。在人民和他的文化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社会民主党只能够批评、抱怨,阻止、威胁和观望,而不能把社会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话,那么这个代表着民族一半人口的政党本身就会成为社会解体的工具,迫使剥削阶级在法西斯主义中寻找拯救之路。
  利用消耗战略和镇压策略之间的过去的对立,在资本主义除了镇压战略外已经别无他法的现在,采用在一定条件下有其权利的消耗战略,不得不说是荒谬的。改良主义的战略现在消耗的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己的阵营。奥托·鲍威尔之流注定会导致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且是在后者承受最小的牺牲和困难的情况下,而让无产阶级承受最大的牺牲和灾难。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麻醉无产阶级

  虽然已经有了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形势仍不理解。这些人为了活着和喘气,他们应该欺骗自己。他们只能通过欺骗无产阶级来达到这个目的。
  奥托·鲍威尔把德国失败的罪责推到共产党员的头上。捍卫德国斯大林分子的政策不是我们的事!但他们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们让社会民主党——虽然这个党已经犯下了种种罪行和背叛——有机会保持它对德国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的影响,把可耻的、致命的投降策略强加给它。鲍威尔的政策实质上与韦尔斯—施坦普费尔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有一个:鲍威尔不能把责任推到奥地利斯大林分子的头上,因为他们把自己搞得软弱无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在与居民的关系上来说,它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全部政治责任都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身上。因而将表明它今天的政策的后果更加致命。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说:如果有人企图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将斗争“到底”。他们想用这样的诡辩来为自己的摇摆“赢得”时间,实际上他们却失去了准备防御的最宝贵的时间。在敌人剥夺了自由之后再进行斗争将百倍的困难,因为伴随着自由的剥夺,将是对无产阶级报刊的取缔和对无产阶级机关的粉碎。敌人在作准备,并且在行动,社会民主党在观望和诉苦。《前进报》也数十次地反复说:如果法西斯胆敢进犯我们,它就该遭殃了。事件证明了这类雄辩的价值。一个政党在它手中掌握着几乎是固若金汤的阵地和强大的手段时,没有能力进行战斗,当它一旦被彻底地剥夺了合法的阵地之后,就会化为齑粉。
  “胆敢进犯我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这个貌似威严、实质是可怜的曲调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底蕴:他们仍希望别打扰他们,上帝保佑,这次事情局限在彼此威胁和挥动拳头。这意味着为减轻法西斯手术的困难而麻醉无产阶级。相反,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应该对奥地利工人说明,阶级敌人本身陷入了历史绝境中,他除了粉碎无产阶级的组织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次殊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根据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所有规则来为这场斗争作准备。

  总罢工

  奥托·鲍威尔暗示说,在敌人直接进攻的情况下,工人将进行总罢工。但这也是空洞的威胁。我们在德国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总罢工是不能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的。可以引导工人参加总罢工,为此不能和现实玩捉迷藏,而是斗争,号召进行斗争,为斗争进行组织,为斗争进行武装,扩大和加深斗争的渠道,不局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即武装的敌人指定的框架。首先,党本身应该深深地意识到,不进行决定性的战斗,只有死路一条。
  很有可能,在遭到“公然的”即决定性的打击之后,中央委员会真的会号召进行总罢工。但这意味着,在即将从舞台上消失时,号召群众进行纯粹的抗议,或是展示自己的无力。当君主赶走自由派反对派时,后者也曾号召人民拒绝纳税。这往往不会有任何结果。很有可能,工人根本不响应被粉碎的党的过迟的、没有希望的号召。
  即使假设,法西斯分子让社会民主党有时间在最后时刻号召总罢工,工人一齐响应它的号召。接下来呢?总罢工的使命是什么?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它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免遭军警的镇压和法西斯匪徒的殴打?聪明人会说,不能事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是那些人的常用的花招,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心中暗暗希望用不着战斗就能对付过去,他们因此怯儒、迷信地摆脱关于战斗手段和方法的问题。
  总罢工只是革命力量的动员,但还不是战争。借助于总罢工,像借助于示威游行或威胁一样,即仅仅局限于力量的动员,不进行战斗就获得成功,这只有在严格限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在事关重要的但仍是局部性的任务时;在敌人犹豫不决,等待在推动下作出让步时;在有产阶级还有广阔的撤退和迂回前进的空间时。不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矛盾都达到极度紧张的地步,每一个严重的冲突都会把政权问题和内战的前景提上日程。
  只有在对手准备不足和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经验(卡普暴动[4])的情况下,总罢工才能是推翻反革命政变的充分手段。但甚至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击退了冒险的攻击,它也只是基本上恢复了冲突发生前的局面,因而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自己失败的经验,为新的进攻作更充分的准备。但如果敌人强大、有经验,何况他还能依靠国家机关,或至少是利用它的友善的“中立”的话,甚至是对防御目的来说,总罢工也是完全不够的。无论冲突的起因是什么,在今天的条件下,总罢工将会使各资产阶级政党、国家机关和法西斯匪徒联合起来,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最极端的、挺而走险的分子,即法西斯匪徒必然具有优势。面对总罢工,反革命分子不得不孤注一掷,一举粉碎严重的危险。由于总罢工仅仅是罢工,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注定会失败。为了获得胜利,罢工策略应该成长为革命策略,上升到果断行动的水平,以双重的打击来回击敌人的打击。换言之,在今天的条件下,总罢工不是捍卫无形的民主的充足的手段,而只是两个营垒之间复合斗争的武器之一。应该以武装工人、解除法西斯匪帮的武装、把波拿巴分子赶下台、掌握国家的物质机关来辅助和补充罢工。
  再重申一次:如果共产党不掌握政权,苏维埃制度就不能建立的话(我们承认,近期这一前景被不利的力量对比完全排除),那么在奥地利,如果社会民主党不事先取得政权的话,恢复民主,哪怕是暂时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居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不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的话,激化形势的总罢工只能加速无产阶级的溃败。
  奥地利的庸人抓住这句话,马上就从中得出有利于“克制”、“谨慎”的结论,党能承担使用革命斗争方法的巨大的“冒险”吗?好像奥地利无产阶级还有选择的自由似的;好像数百万工人能像奥托·鲍威尔出走到瑞士的别墅中一样;好像整个阶级能够没有任何危险就避开致命的危险一样;好像法西斯化的欧洲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景造成的牺牲,不会超过过去和未来的所有革命的牺牲一样。

  局势的关键在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手中

  虽然报纸被封闭等,德国工人在选举中仍给社会民主党投了700万张票,奥托·鲍威尔对这一事实感到得意和惊讶。这些人认为,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都是由他们的文章形成的。他们研究马克思和欧洲历史,但对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稍稍适应历史形势的领导的话,它会展现何等取之不竭的力量、热情、顽强、创造性的源泉。
  现在难道还不清楚,在领导有远见的革命政策的情况下,德国工人早就推翻了在通向自己统治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且牺牲会比在法西斯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牺牲要小得多?对奥地利无产阶级也可以这么说。
  现在,统一战线政策对奥地利来说,当然也是必需的。但统一战线不是灵丹妙药:全部问题在于政策的内容、口号、群众行动的方法中。在充分自由和相互批评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共产党员应该准备在最微小的群众行动的名义下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应该对发展进程提出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以便在每个阶段都揭露政治目的与改良主义方法之间的不协调。
  统一战线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简单相加,因为在两个党和工会的范围之外,还有天主教的工人和无组织的群众。对今天的统一战线的任务来说,被保守主义、惰性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冲突所拖累的组织的旧形式中,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不建立直接代表工业、商业、运输企业、车间和工厂、失业者和居民中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与之接近的阶层的选举机构的话,真正的动员群众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奥地利形势推出了对工人苏维埃的需求,说的不是苏维埃的名称,而是它的功能。共产党员的职责就是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提出这个口号。
  奥地利是一个独立于德国的国家,在其内在的演化中落后于后者,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大无畏的政策的情况下,这一情况将对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奥地利无产阶级马上就会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皮埃蒙特[5]。奥地利工人的胜利将带给德国工人现在所缺乏的东西:进攻基地、直观的行动计划、对胜利的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一旦行动起来,立刻就会表明,它比自己的所有敌人合在一起都要强大得多。希特勒和他的44%的乌合之众在议会民主的战场上,要比在实际力量对比的战场上显得更有力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身后有同样多的选票。但与此同时,纳粹依靠的是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次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角色的社会渣滓,而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身后的是人民的精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比重比所有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比重大几十倍。只有行动能够充分揭示这点。现在,革命行动的首创精神只能来自奥地利无产阶级。为此需要什么?勇敢、勇敢,还是勇敢。奥地利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锁链,什么也不会失去。他们以自己的首创精神能赢得欧洲和整个世界!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年3月23日



[2]《工人报》本身对波拿巴主义的阴影感到担心,它写了《多尔富斯的雾月19日》一文;但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这只是文学上的噱头。我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经典的阶级分析,纯属徒劳。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说明过去:在现实政治中,他们以二流的心理计谋为指导,一心希望好歹能对付过去。
[3]小协约国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1921年建立的政治同盟,目的是维持中欧和南欧的现状。小协约国追随法国对外政策,它的真正目的是保证法国在中欧和南欧的霸主地位。——译注
[4]1920年3月13—17日在德国发生的未遂的反革命政变。由大地主W. 卡普和将军E. 鲁登道夫、W. 吕特维茨等人为首的保皇派和军国主义分子所发动,被无产阶级总罢工和革命战斗所粉碎。——译注
[5]皮埃蒙特是意大利西北部地区,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复兴运动的主要中心,抵抗运动的最重要中心。——译注




德国的灾难和领导的责任



  帝国主义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至少在欧洲是这样。政策因而获得极端灵活机动的性质。每次作为赌注的不是某个局部的改良,而是制度的命运。革命党和它的领导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就是由此而来。如果在美好的过去,在社会民主党与滋养它的资本主义一起有条不紊地不断地发展时,倍倍尔的领导集团像是总参谋部,它平静地为遥远的未来的战争(它可能永远不会爆发?)制订计划,而在今天的条件下,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像是野战军的大本营。办公室战略被战地战略所取代。
  与集中的敌人的战斗也要求集中。总的来说是由纪律精神所培养出来的德国工人,在战时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震撼中以新的力量掌握了这个思想。工人对领导的缺点并非视而不见。但单个人是不会跳出组织的限制的。他们都认为,强有力的领导虽然有错误,也比各行其是、散兵游勇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司令部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和承担过如此重大的责任,像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样。
  德国无产阶级史无前例的失败,是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开始的最新历史中的最重大的事实。失败后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审查领导的政策。诚然,因上苍保佑而完好无损的负首要责任的领袖打动人心地指着那些被捕的执行者,希望能堵住批评的嘴巴。对这个虚假的感伤的理由我们只能抱以蔑视。我们与希特勒的囚徒的团结一致是不可动摇的。但这不能扩展到领导者的错误上。只有在失败者的思想向前迈出一步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才有价值。其条件是勇敢的批评。
  整整一个月之中,没有一家共产党的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也包括在内)就35日的灾难说过一句话:等待着共产国际主席团怎么说。在主席团这方面,它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之间犹豫不决:“德共中央委员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和“德共中央委员会推行的是正确的政策”。第一种说法被否决:灾难的酝酿是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此前与反对派的争论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脱不了干系。47日最终作出了决议:“在希特勒政变前和政变时,以台尔曼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令人对那些在得知这个令人安慰的决议之前就被希特勒送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人,感到不胜惋惜。
  主席团的决议不是首先应该期待的对德国共产党政策的分析,而是第1001个对社会民主党的起诉书:人们告诉我们,它宁愿与资产阶级联合,也不与共产党人联合;它逃避与法西斯作真正的斗争;它束缚群众的首倡精神;由于它把“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它成功地破坏了总罢工。这一切都完全正确。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新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社会改良的政党,随着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它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使命。在战争中,社会民主党成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战后,它成了资本主义的正式注册的家庭医生。共产党则希望成为后者的掘墓人。发展进程在谁的一边?国际关系的混乱,和平幻想的破灭,空前的危机需要一场大战及随之而来的瘟疫,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暴露了欧洲资本主义衰败的性质和改良主义的没有希望。共产党到哪儿去了?共产国际实质上忽视了自己的支部。然而它在选举中获得了600万张选票。这已经不是先锋队,而是一支独立的大军。为什么它在事件中仅仅成为镇压和粉碎的对象?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它陷入麻痹状态?在有些条件下是不允许不战而退的。失败只能是敌人优势力量的结果,失败之后还可以重新崛起。消极地交出决定性的阵地意味着没有战斗的本能:这是不能饶恕的。
  主席团对我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无论在政变前还是在政变时”。但正确的政策从正确地评价形势开始。然而在直到193335的最近四年中,我们日复一日地听到,德国强大的反法西斯阵线不断增强,国家社会主义不断退却和瓦解,整个形势是在革命攻势的标志之下。正确的政策、它的整个前景怎么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呢?
  共产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不能投入决战,否则就是犯罪,主席团以此来为消极退却辩解。但是,同一个决议又把720号召总罢工算作共产党的功绩。在列举功绩时没有提到35的同样的号召。总罢工,须知这就是“决战”。两个都符合在“革命攻势”条件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的责任。不幸的是,号召没有得到行动的响应:没有一个人响应。但如果在前景与号召之间,在事实与行动之间产生了如此明显的矛盾,则很难理解,正确的政策与致命的政策之间有什么区别。至少主席团忘了说明:是两次罢工号召正确,还是工人不理睬号召正确?
  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分裂是否是失败的原因呢?这样的解释是专门为懒惰的头脑准备的。作为一个普适口号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个空洞的假象。无产阶级成分驳杂,分裂与它的政治觉醒同时开始,是它的成长机制。只有在成熟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下,在夺取政权的直接任务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够在正确政策的指导下,把阶级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但上升到这一革命高潮的过程要经过分裂的阶梯。
  统一战线的政策不是列宁臆想出来的,像分裂一样,它是辩证的阶级斗争所强加的。没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组织和集团之间为紧迫目的达成的临时协议,任何成功都是不可思议的。罢工、工会、工人报纸、议会选举、街头示威游行等,每一次都要求实际克服分裂,即特别的统一战线,虽然并非总是正式签订的。在运动的头几个阶段,局部的统一自发地从下面发展起来。但当群众习惯了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斗争时,则必须自上而下地建立。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只能从下面”的口号,不能容忍地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它是由对主要是在沙皇俄国的革命运动的头几个阶段的回忆所滋养的。
  在一定水平上,争取统一行动的斗争从基本事实变成了策略任务。赤裸裸的统一战线口号什么也解决不了。号召统一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有改良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法西斯分子。在每个特定时期,策略地使用统一战线,都要服从明确的战略构想。在没有或反对改良主义的情况下筹备工人的统一战线,需要总是从最终革命任务的角度与改良主义分子实施长期、顽强、耐心的统一战线的实验。正是在这个领域,列宁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共产国际的战略构想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德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简单的分工,他们的利益如果不是一致的话,也差不了多少。共产国际不去促使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与死敌之间的关系激化(为此需要的只是别强奸事实,而是大声地直呼它们的名字),却要让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相信他们是双胞胎,预言他们的和解,刺激、推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加强了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冲破阻力在地方建立工人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情况下,官僚都以开除相要挟,从中召回自己的代表。它只是在对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来自下层的统一战线的怠工中表现出它的始终如一和固执。诚然,它是出于最好的意愿做了这件致命的事。
  当然,无论共产党用什么政策,都不能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革命党。但目的不在于此。为削弱法西斯主义,必须充分利用改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在工人面前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不称职,以削弱改良主义。两个任务自然而然地合并为一个任务。共产国际官僚的政策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改良主义者的投降是对法西斯主义有利,而不是对共产主义有利;社会民主党工人支持自己的领袖;工人共产党员对自己和自己的领导失去了信心。
  群众想斗争,但上面固执地反对他们。紧张、担心,最后是惊慌失措从内部侵蚀着无产阶级。把浇注的溶液过久地放在火上是危险的;更加危险的是让社会过久地处于革命危急状态中。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到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只是因为被上面麻痹的无产阶级无力把它领到另一条路上。没有受到工人回击增强了法西斯的自信心,减弱了大资产阶级对内战危险的恐惧。共产党的队伍越来越孤立于本阶级,必然会使它士气低落,甚至使它不能进行局部抵抗。希特勒在无产阶级组织的尸骨上的胜利进军就是这样得到了保证。
  共产国际错误的战略构想在每个阶段上都与现实相冲突。令人沮丧的莫名其妙的、无法说明的摇摆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声称:不允许与改良主义的领袖们结成统一战线!但在最危急的时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加任何说明和准备,就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建议结成统一战线:要么现在就建立,要么永远别想!不仅是改良主义阵营的领袖们,就连工人也不会把这样的举措看成是害怕的结果,相反,是歹毒的圈套。在和解倡议不可避免的失败后,共产国际下令干脆转向例行做法:宣布统一战线想法的本身就是反革命的。这样的侮辱群众的政治意识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如果在35之前还能勉强假定,只有在最后一分钟,在敌人的大棒下,共产国际才允许求助于社会民主党的话,主席团建议世界社会民主党(不管每个国家的国内条件如何)共同行动的35的号召,使这一解释也不能成立。笼统的统一战线的建议,对在国会纵火案照耀下的德国来说,无论如何都太迟了,更不用说社会法西斯主义了。共产国际甚至同意在共同斗争时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白纸黑字!
  但是,对改良主义的惊慌失措的投降之路还没有走完,韦尔斯就宣誓效忠希特勒,而赖帕特建议与法西斯合作,并支持后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声称:“共产党员称社会民主党徒为社会法西斯党是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永远正确。为什么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如此明确的验证的几天前,他们自己放弃了它?好在谁也不敢给领袖提令他们难堪的问题!但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对今天的事件的速度来说,官僚的思维过于缓慢。主席团未必会回过头来看它那臭名昭著的发现:“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是双胞胎”,希特勒是如何彻底粉碎自由工会的,并顺便逮捕了赖帕特之流。原来,双胞胎之间根本就没有兄弟关系。
  共产国际的官僚不把社会民主党当做有其利益和矛盾、它的所有左右摇摆的历史现实,而是操作的僵硬公式。赖帕特在失败后准备爬行,被当成是反对失败前的统一战线和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理由。好像战斗协议的政策是出于改良派领袖的勇气,而不是出于无产阶级民主机构与法西斯匪徒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似的!
  19328月,当德国还处于“社会将军”的政权——共产国际宣称它会保障希特勒与韦尔斯的联盟——之下时,我们写道:“一切都说明,韦尔斯—施莱希尔—希特勒的三角还未建立,就会垮掉。但取代它的可能是希特勒—韦尔斯的组合吗?……我们假设社会民主党不害怕自己的工人,决定容忍希特勒。但法西斯主义不需要这个商品:它需要的不是容忍,而是取缔社会民主党。希特勒政府只有在镇压了无产阶级的反抗、取缔了所有这类可能的反抗机关之后,它才能实现它的任务。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功能就在于此。”
  如果在失败后,希特勒允许改良派分子合法地蜷缩起来,等待更好的时光,他们就是幸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幸的是,希特勒明白这点,对他来说,意大利的经验是有益的,虽然工人组织的领袖们自愿地戴上笼头,一旦发生政治危机,这些组织就会发展为严重的威胁。
  赖伊医生,今天的工人阵线的军士,比共产国际主席团更加合理地界定了所谓的双胞胎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52说:“马克思主义装死,为了在有利条件下重新崛起……狡猾的狐狸骗不了我们。我们与其容忍它,让它有机会东山再起,不如现在就射杀它。赖帕特们和格拉斯曼们能够尽情佯装忠于希特勒,最好还是把他们关进监狱……我们将打掉共产党猪锣的主要武器(工会),从而剥夺他重新强大的最后的机会。”如果共产国际官僚不是那么永远正确,能够倾听批评的声音的话,它就不会在322——赖帕特发誓效忠希特勒——至52——希特勒不顾赖帕特的宣誓,仍逮捕了他——之间,犯下如此之多的新错误。
  实质上,根本就不需要像法西斯洗劫摧毁工会这么“纯”的工作,就可以推翻“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甚至如果希特勒由于力量对比,有目的地暂时允许赖帕特在名义上领导工会,这一交易也不能排除基本利益的不可调和。甚至法西斯主义容忍下的改良主义者也会回忆起魏玛民主的浓稠的汤。因而他们是隐秘的敌人。甚至铁甲军在第三帝国的独立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能看不到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呢?墨索里尼相当长期地容忍社会党,甚至是共产党,只是为了后来更加无情地摧毁它们。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使这个党蒙受了新的耻辱,但不能丝毫改善它自己的命运。
  这些倒霉的领袖把法西斯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归结于——诚然是私下里——希特勒的“天才”,他预见到了一切,什么也没有忽略。现在在事后批评法西斯的政策,是无益的事。我们只提示,去年夏天,希特勒显然错过了法西斯冲击的最高点。但甚至是严重地浪费了时间——巨大的错误!也没有带来致命的后果。戈林的国会纵火无论怎样漏洞百出,完成了挑衅任务,取得了需要的结果。对法西斯的整个政策也可以这么说:它导致了胜利。不幸的是,无法否定法西斯领导比无产阶级的领导强。但仅仅是出于被击溃的领袖们的不当的谦虚,他们才对自己对希特勒的胜利的贡献闭口不谈。在下象棋中有送子的棋步。在德国失败的那个政党的特殊之处是,希特勒下象棋,而他的对手给他送子。并不需要希特勒有政治天才。敌人的战略充分地弥补了他自己的战略破绽。


1933528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5, стр. 1—6。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17: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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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当人们对主要论据无法答复时,他们会躲到次要论据后面。布兰德勒分子像斯大林分子一样,牢牢地抓住了193335日与191484的比较。如果把道德愤怒和单纯的谩骂放在一边,反驳可以归结如下:a1914年社会民主党投到了威廉二世的政府一边;斯大林官僚集团没有丝毫转入希特勒政府的迹象;b)共产党继续工作,出版刊物,总之是在进行斗争;对它的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c)社会民主党在84之后没有灭亡,它继续存在,甚至进入政府。
  如果历史比较超越了合理的范围,那么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不当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德国共产党与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不同,35日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都有别于84。我们只想以我们的比较来说明:像倍倍尔的党在战争的门槛上彻底耗尽了自己的进步使命一样,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专制的门槛上耗尽了自己的革命角色。用离题的思考使这一类比复杂化,意味着没有具体历史思维的能力,即辩证思维的能力。列宁将《布列斯特和约》与《蒂尔西特和约》[2]相比较。对此不难举出数十条言之凿凿的反驳意见:对普鲁士来说是事关民族独立;对苏俄来说是事关捍卫新的社会制度;那个合约是君主制签署的,而这个合约是无产阶级政党签署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所有这些可敬的老生常谈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是被迫签署的,不是为了对敌人俯首称臣,而是为解放斗争积聚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蒂尔西特”和约。
  同一些斯大林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都起而反对在德国前法西斯制度(“总统制”的内阁)和波拿巴主义之间的类比。他们列举了使巴本—施莱希尔制度有别于典型的波拿巴主义的几十个特点,与此同时,他们忽略了使二者接近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之间搞平衡。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踌躇满志地停留在问题刚刚开始的地方,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事了。与波拿巴主义的完全具体的、准确限定的类比不仅从新的角度说明了在法西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搞平衡的卓利蒂[3]的最后一个内阁的角色,也凸显了奥地利今天的过渡性的体制。现在可以大胆地说,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波拿巴主义过渡时期是有其深刻的规律性的。奥地利的例子恰好表明,明确地区分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具体政策的目的来说,具有(更确切地说,是应该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但形式主义的思维不进行社会分析,而是列举现成的特征,为没有任何教益的刻板公式而推翻十分具体和内容丰富的类比。它为此受到惩罚,正如俄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它在每个新的历史现象面前停步不前,就像公羊在每扇大门前停步不前一样。
  “社会民主党在84日后没有灭亡”。对手是否想说,号召在84日后建立新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显然不是。但须知说的正是此事。在84之后,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但已经是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工党。它的历史功能已经改变了。这证明第三国际的产生是合理的。
  人们是否想对我们说,德国共产党虽然遭受了使它作为一个革命党在无产阶级头脑中永远灭绝的灾难,但它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仍将继续存在?我们认为,这样的假定是错误的:它是建立在与改良主义命运的抽象的类比之上的。旧的社会民主党含有革命激进主义和保守的实践的因素。84彻底地清除了它的革命倾向,使它蜕变为保守的民主党。共产党给自己和群众提出了革命任务,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残酷斗争中不断地提出和强调这个任务。正是在自己的这个任务上,共产党在决定性的考验上破产了。作为一个革命党,它是不能复活了。它能否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履行其他的政治功能?如果可能的话,也不是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而是作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纯粹的代理人。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位置。
  在35日后的那天,就可能也应该在对灾难和导致灾难的政策评价的基础上作出这一预见。在那些日子里唯一多少合理的反驳是:如果在可怕的震撼的影响下,党能够急剧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政策和制度,从真诚公然地揭露所犯下的错误开始的话,它还有救:我们那时认为,根据过去的全部经验,不能期待批判觉醒的奇迹发生;如果即使它出现了的话,也不能拯救作为一个组织的共产党:有些政治犯罪是不可饶恕的。但今天没有必要猜这个题,事实已经进行了检验。根本谈不上官方党的批判觉醒。相反,批判思维的最后的火花被踩灭。在巨大的失败后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没有着手从理论上阐明事件,而是竭尽全力消除罪证,继续中伤、诽谤、迫害等,这一情况最好地证明了它的死亡。
  1923年共产党也表明它不称职,但它并没有灭亡,可以以此为例作为反驳。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和它的教益;需要的只是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首先,1923年的失败无论是规模和后果,都不能与1933年的灾难相提并论。其次,工人阶级没有忘记过去:今天,党将为包括1923年的投降在内的自己的全部历史罪行受到惩罚。最后,德国共产党只是以更新自己的领导机关为代价才挺过了1923年,这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比旧的好或坏,而是共产国际主席团不得不把布兰德勒的机关抛给革命工人批判,让党发泄它的失望和愤怒。现在这样的手腕是行不通的:第一,机关完全脱离了群众,根本谈不上对它的改选。第二,在与反对派的整个斗争中,共产国际主席团在群众的眼前过紧地把自己与台尔曼的机关拴在了一起。斯大林官僚集团不仅否认自己对失败的罪责,还否认失败的事实本身,这一情况只是加重了它的罪责,并注定了它的可耻的灭亡。
  现在事关的不是支持脱离群众的机关这一显然反动的、乌托邦的任务,而是拯救无产阶级最杰出的分子免于沉沦、绝望、冷漠和颓废。这是绝不能通过把对奇迹的希望塞给他们的无力的企图达到的,奇迹的不可能将日趋明显。应该对过去进行实事求是的清算,把进步工人的力量转向在新的历史阶段组建布尔什维克党之上。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64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5, стр. 69






[2]《蒂尔西特和约》系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世于1807625日在带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同意建立华沙大公国和参加大陆封锁。俄法另外还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译注

[3]卓利蒂(Giovanni Giolitti18421928),意大利自由党领袖,意大利首相(1892189319031905190619091911191419201921)。力图用温和的让步来扩大资产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借助社会改良派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促成了19191920年革命运动的挫折。执政期间,意大利发动了19111912年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0 22: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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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裁军



  一、希特勒的“和平主义”

  当事件沿着旧轨迹运动时,外交的因循守旧有其优越性。当它遇到新的重大事实时,立刻就乱了方寸。只是因为敌人的体系超越了陈旧的框架而对他估计不足,是最危险的。把事情归结为希特勒是蛊惑者、歇斯底里和演员,意味着对危险闭眼不看。不是所有的歇斯底里都能导致夺取政权。至少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中有其体系。那些没有及时明白这点的人是不幸的!德国工人组织的领袖们不拿希特勒当回事:认为他的纲领是反动的,是乌托邦,表明他们不能认清它的真正的力量。这一危险可能在世界政治层面上再次上演。
  在517日前,很多人以为,在《凡尔赛和约》问题上,希特勒会铤而走险,对欧洲制度采取如对待国会大厦、马克思主义文献或犹太人的百货商店那样的方法。谁都不知道,闪电将来自何方,击到何处。但须知,按照强盗抢银行的方式摧毁工会,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24小时前预言的。
  希特勒在国会的讲话以其出乎预料的爱好和平而令人吃惊。仅这一点,它的最近目标就已经达到了。让对手措手不及总是有利的。希特勒扩展他的第一个成绩。他的代理人确实不知所措。经验老到的外交家在被巴本的大喊大叫的话语吓坏了之后,用这些别有用心的和平格言来安慰自己。约翰·赛蒙感激地指出在总理讲话中的国务活动家的温和语调。奥斯汀·张伯伦的印象也一样。《晨报》将希特勒与巴本相对比,在声明中发现了“更柔和的南方语调”。所有报刊都宣称:紧张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提出了同样的假设:精明的外交家墨索里尼开导了希特勒,显然也不是没有华盛顿的影响和压力。并得出结论:裁军政策的机会显然提高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错误!混乱的心理秘密十分简单:本来以为会遇到挥舞斧头的疯子,看到的却是把手枪藏在后裤袋里的人,他不能不松一口气。但这并不妨碍手枪比斧头更加危险。
  不,从另一方面,在对此持有疑虑的人中也有不足,他们在希特勒的声明中看到的仅仅是为消弭巴本讲话的不良反响而耍的小手腕:哪怕能蒙骗舆论几个星期也好,到时候再说。这样的解释太简单了!当然,因巴本讲话所引起的海尔沙姆勋爵的威胁性的讲话,可能是希特勒讲话的动因。但所有这些涉及的都是政治声明的顺序和语调,它们都属于技术层面。但是在外交剑术中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因素和计划。不过,相信希特勒的和平话语和对“蛊惑者”的声明不屑一顾,不深入考虑它的内涵,是同样错误的。政治任务是应该确定希特勒的声明和他的真正计划的相互关系,即尝试搞清楚,法西斯德国指望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它的那些不能也不愿明说的目的。过去应该已经充分地表明,如果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有幻想和梦话,那这也根本不意味着希特勒不能斟酌现实:对他的实际政治目的来说,他的幻想与梦话都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在评价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外政策时的出发点。
  在其自命不凡的局限性中,声明的主导哲学和历史思想确实可怜。希特勒声称的必须重新让欧洲的国家边界适应它的民族疆界的观点,是其充斥着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三个反动的乌托邦之一。今天欧洲经济和文化的瓦解根本不是因为它的民族疆界不完善,而是因为这个旧大陆被海关的牢狱之墙纵横切割,被杂乱无章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的体系——所隔绝,被军国主义所压抑,为保障欧洲的分散和衰落,后者是必不可少的。把内部边界向前或向后移动几十或几百公里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所需要的牺牲会超过有争议地区的居民。
  对国家社会主义拒绝“日耳曼化”的保证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占领:他们纲领中最核心、最执著的思想是为安置德国殷实的农民而在“东方”占领广阔的土地。在刚刚抛弃了“理想地”划分种族之后,和平主义的声明就以半威胁的语调警告说,未来的冲突的源泉可能是“西欧的人口过剩”,并非偶然。希特勒为“人口过剩的西欧”,首先是为德国指出了唯一的出路——东方。在抱怨德波边界不合理时,他声称“在东方”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能够同样满足“波兰的觊觎”和“德国理所当然的权利”的解决方案,这显然指的是占领苏联领土。联系这点,放弃德国化意味着德意志“种族”将作为在被占领土上的统治等级的特权地位原则。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同化,但不反对割让。他们更愿意消灭被征服的“劣等”民族,而不是将其日耳曼化。幸运的是,目前事关的还仅仅是假定中的征服。
  当希特勒愤怒地说道,伟大的德国民族被变成次等民族,这与国际团结的利益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相矛盾,这些观点在他的嘴里显得格外荒唐;纳粹的整个历史哲学都出于植根于民族血统中的不平等,“优等”种族践踏和消灭“劣等”种族的权利。希特勒改造欧洲的整个纲领,是种族神秘主义与民族灭绝的反动乌托邦的大杂烩。对它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并不困难。但提上法西斯专政日程的不是着手完成这个纲领,而是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舍此什么纲领都谈不上。只有从这个角度,声明才有意思。
  希特勒的纲领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和最具侵略性的,同时也是被失败的后果束缚手脚的德国资本主义的纲领。纳粹主义的目的的极端的爆炸性、它为这些目的服务的近期措施的谨慎,就是潜在的力量和实际上的软弱的组合。现在说的可能是松动并逐渐把结解开,而不是把它们斩开。
  对协议,特别是武装体系的任何重新审查,都意味着改变今天的对比:德国应该变得更强,法国变得更弱。除此之外,重新审查的问题的本身对德国没有任何意义。十分清楚,从另一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法国是不会同意任何削弱它的地位而有利于德国的任何改变的。因此纳粹认为,对通过与法国的善意协议来改善德国国际地位的政策的任何希望,都是荒诞不经的幻想。下面将进一步表明,这一信念将贯穿希特勒的全部活动,德国与法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新冲突根源就在于此。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希特勒的声明在时间上做了“修正”,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纯粹的“骗局”。火烧国会大厦,戈林除了自己的几个特务的脑袋之外没有任何风险。火烧欧洲是件更冒险的事。在其今天的状态下,德国还不能打仗。它被解除了武装。这不是语言,而是事实。戴着眼镜的大学生和打着万字符的失业者不能取代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希特勒当然将处处破坏在武装方面的局部责任。但他还不敢采取公然的大规模措施,直接公然地对抗《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只有某些“幸运”的情况,如欧洲某些过度武装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化,使国家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对外政策上在近期实现跳跃,即另一种“35”。否则,希特勒不得不对外局限于大规模的外交手腕,在国内局限于小规模的军事走私。
  奥地利和但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虽然激烈,与上述行动纲领却并不矛盾。首先,国家社会主义在奥地利的增长是一个无可遏止的事实,特别是在德国的胜利之后。外国对奥地利希特勒化的遏制将只会增强法西斯的涨潮。从内部征服奥地利,希特勒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重要的支柱。由此引发的国际关系复杂化,是很难纳入《凡尔赛和约》的条文的。希特勒当然知道,与他的政策对立的除了文本依据之外,还有力量依据。把奥地利和但泽变成自己的阵地,变成国际协议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有现实必要性的情况下退却,他总是来得及的。
  潜在的力量不能消除事实上的软弱。如果霍亨索伦德国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组织欧洲”,以便此后着手重新瓜分世界的话,被失败远远地抛到后面的今天的德国只能重新给自己提出当年俾斯麦的普鲁士已经解决的那些任务:实现欧洲均势,作为统一所有德国领土的台阶。希特勒的实际纲领今天以欧洲的疆界为限。几个大陆和大洋的问题超出他的视野之外,只有与欧洲内部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那些问题才能实际让他感兴趣。希特勒只用防御的术语说话,这完全符合死灰复燃的德国军国主义应该要经历的那个阶段。如果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军事原则是正确的话,关注防御是进攻的最好准备的外交原则也同样正确。在这个意义上,爱标新立异的布罗克多尔夫—兰曹[2]在莫斯科曾对我说过:Si vis bellumpara pacem[3]
  希特勒指望得到意大利的支持,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保障的——不仅是因为国内制度的一样(众所周知,真正德国的第三帝国,是对意大利的公然抄袭),还由于外在的希求——至少是负面的——的一致。但德意志帝国仅靠一根意大利拐杖是不能崛起的。只有在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的条件下,法西斯德国才能得到行动的自由。因此,不能有任何冒险,不能有任何带有冒险气息的声明!希特勒明白:对西方的任何打击(打击波兰就是间接地打击西方)都会立即使英国和法国接近,迫使意大利更加克制。复仇政策的任何不谨慎的、过早的冒险行动,都会自动地导致德国的孤立,在它军事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将导致它再次屈辱地投降。《凡尔赛和约》的绞索将勒得更紧。与英国达成协议要求自我克制。但巴黎(问题就在于它)是值得为它奏弥撒曲的。正如通过巴本与兴登堡达成协议,使希特勒能够在解释魏玛宪法的形式下完成政变一样,在意大利的协助下与英国达成协议,应该能让德国“合法地”使《凡尔赛和约》失效,把它推翻。应该在这些框架内看待517的声明。希特勒的热爱和平并非偶然的外交即兴表演,而是巨大谋略的组成部分,它应该急剧地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之有利于德国,并为德国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世界的进攻奠定基础。
  但是,这仅仅是希特勒纲领的一部分,而且是消极的一部分:抵制过早的、条件不成熟的报复企图,实质上是斯特莱斯曼[4]的政策的继续;仅这一点还不能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支持。517声明中含有对纳粹纲领中的另一个“积极”方面的明显的指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说的不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反对苏联的战争。希特勒把保卫欧洲文明、基督教、英国殖民地和其他精神和物质价值,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的任务,与“东进”(Drang nach Osten[5])纲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一历史使命中,首先正是从该使命中,他希望汲取德国武装的权利。希特勒相信,在英国的天平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要小于东方的布尔什维克苏联的危险。这个估价是解开希特勒整个外交政策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国家社会主义专制将利用的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有西欧本身的所有对抗:这类对抗是足够多的。放弃了奥匈帝国的幽灵,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德国对“年轻的欧洲民族国家”特别关注。他在为恢复欧洲均势寻找另外的杠杆,建议弱小国家聚集在战败者的周围,而不是胜利者的周围。正如在对内政策中,国家社会主义把破产者和绝望者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以便更有效地让他们服从垄断资本的利益一样,在对外政策中,希特勒将力图建立战败国与遭受侵害国的统一战线,以便今后更加无情地用沉重的德国帝国主义把它们压垮。
  如果希特勒如此情愿地接受英国的裁军计划,则是因为他早就确信它的失败。他无须扮演和平建议的掘墓人这个令人反感的角色:他更愿意把这个功能转嫁给别人。出于同一个原因,希特勒不吝惜对美国总统赞成裁军的讲话表示“热忱的感激”。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裁军纲领越是广泛、越是令人产生深刻印象,它的失败就越是不可避免,德国武装的权利就越是无可争议。不,希特勒不打算强行——强行需要力量!——推翻《凡尔赛和约》。但他信心十足地指望,在他“支持”的英国纲领失败之后,英国将与意大利一起以它们的全部力量支持德国巩固自己的国防和反对东方的权利。仅仅是国防和反对东方。

  二、揭示真面貌的文件

  心怀疑虑的或干脆是谨慎的读者反驳说,我们对希特勒纲领的解读顶多是一种假设,它只具有可能性的特征,无论如何不是真实性。对此可以回答说:纲领是局势的不可抗拒的逻辑的产物,而伟大的政策则应以对手将采取的最有力的步骤为出发点。对上面阐述的“假设”的文献学证明的难点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文献十分丰富,而且相互矛盾,而政府的实践目前来说还时间不长,少得可怜。作者在着手这项工作时,对这个困难十分清楚。但一个幸运的情况帮了大忙,及时地给我们补充了一份价值极大的政治文件。
  说的是希特勒致巴本的一封《公开信》,它以小册子的形式于19321016出版。《公开信》的激烈的论战语调在德国境外至今没有人注意: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说得太多,写得太多了!然而它应该放在从事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每位外交家和记者的书桌上。我们提示一下论战的背景:巴本当时是总理。在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政府首脑的813到陆军元帅被迫把对德国的指挥权交给后者的130日之间,他处于觊觎该职位的反对派的位置上。《公开信》不是写给群众看的,而是写给统治阶级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证明,仅仅用官僚方法来拯救德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党徒有对外政策的严肃纲领;最后是希特勒本人与无性格的让步和冒险主义都格格不入。信几乎没有蛊惑,语调严肃,基本上是可信的。应该认为,现在希特勒会高兴地把小册子付之一炬。因此对手们应该对它更加关注。
  希特勒解释说:“认为解除我们武装的那个国家今天会平白无故地着手认真地解除自己的武装,是荒谬的。”期待法国会在什么时候同意武装德国,也同样是荒谬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使法国无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战败的敌人达成协议。建议与法国达成军事协议、交换武器的任何企图,不仅会受到它的冷遇,还会立即让它们针对的那个国家知道:希特勒指的当然是苏联。只有通过“真正地恢复欧洲平衡”,才有可能让德国重新得到武装的权利。实现这个目的与英国和意大利休戚相关,但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法国。“同样难以想象,所缺乏的与英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和协调一致可以用与法国恢复最良好的关系来取代!”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认为洛迦诺思想[6]——如果愿意的话则是幻想——已经完结,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517的声明中,我们当然找不到这样清晰的阐述。但声明与《公开信》绝不矛盾;相反,它是在特定阶段上发展和落实它的纲领。
  德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国家的军事主权。其余的一切都是手段。但手段根本不应该与目的一样或类似。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在世界面前,更不应该在这次会议(裁军)上提出自己的武装规划”。出于两个原因:任何会议都不能作出急剧改变物质力量对比的决定;对武装权利要求的本身纯属空洞的示威,却能使法国撤销自己的裁军问题,更糟糕的是使英国与法国接近。
  希特勒认为,这个最后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巴本轻率的政策所实现:英国不得不大大地超过它本来的意愿去支持法国。应该承认,希特勒对“统治者俱乐部”和第三帝国总理的批评,说他是外行、冒险家,不仅尖刻,而且入木三分。当政的男爵和官僚分子没有任何外交政策。对国内的考虑授意他们炫耀不存在的武器:他们不反对利用纳粹运动,同时阻止它的进一步增长。
  无疑是受到俾斯麦的鼓舞,希特勒不惜打击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后一人:巴本和他的同伙仅仅是威廉二世的戏剧性政策的追随者。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是,德皇有一流的军队,而他们所有的仅仅是对它的回忆。希特勒的这句话又击中要害。
  在所说的一切之后,不难明白,企图在巴本关于战死沙场的诱人牺牲的华丽辞藻中揭露今天德国政府真正计划的那些报刊和外交人士,是大错特错了。不应该忽略,在其短暂的总理任内,巴本一直被纳粹分子称为龙骑兵大尉,他在纳粹分子的包围之下总像是处于考试中的学生。513,为讨人欢心,他唱了高调,但却失算了。
  对于这位并不年轻的龙骑兵大尉的情趣持什么看法都可以,他在服用抗血管硬化的药片和药水之间,对年轻人宣扬,与其死于血管硬化,还不如死于榴霰弹。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巴本的讲话中没有隐藏任何计划。今天的总理的“爱好和平”比副总理的好战要危险得多。
  我们还就便得到了对希特勒的声明与诺拉特、纳多尔内和其他人的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的解释。希特勒是以同意男爵和三等文官的内阁为代价当上的总理。兴登堡周围的佞党以在希特勒之下能够推行自己的政策安慰自己。看来,只是对巴本讲话的威胁性的回应使希特勒有机会把外交政策的方向盘彻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总理的517声明不是威廉·施特拉塞授意的,相反,是希特勒克制了男爵和文官的专横。
  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公开信》。它格外尖锐地攻击巴本提出的武装海军的口号:即使德国有经费——它并没有,也不允许它把它们变成军舰,它无力破坏禁令。武装海军的口号只能把英国推向法国:“巴本先生,您的对外政策真正致命的领导”的结果就是这样!
  争取德国海陆军武装的斗争应该依靠一定的政治思想。希特勒直呼其名:必须“加强对来自东方的潜在危险的防御为论据,相对容易些”。西方——当然不是法国——有“洞察力的人”对这个纲领的同情已经有了保证。只有从“我们所必需的在东方的防御”,对来自波罗的海的危险的防御的角度,才能应的英国同意“修正”《凡尔赛和约》的海军条款。因为不能忘记:“今天对德国的未来来说,建立在充分信任基础上的对英关系,是至关紧要的。”
  德国人民运动能够也应该要求武装,但德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提出这个要求。现在唯一应该坚持的就是胜利者的裁军。希特勒认为裁军会议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自己当权的三个月前写道:“完全没有必要派德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没完没了的裁军喜剧。只要对全世界无可争议地揭露法国无意裁军,就足够了,以便其后退出会议,并指出《凡尔赛和约》就这样被列强本身,它的签署人破坏了,德国应该保留在一定的情况下由此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
  希特勒总理的声明只是使这出喜剧淋漓尽致。胜利者拒绝裁军,意味着“协议本身在道义上和实际上被彻底废除”。德国把这样的行为方式解释为想“把它撵出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继续作为国联的成员”。作为解开希特勒战略的钥匙,《公开信》确实是不可取代的!
  德国退出国联应该伴随着法国为一方,英国、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的冷淡。为恢复“欧洲平衡”奠定初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平衡中,德国应该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协助下,希特勒得到武装德国的机会,不是以小打小闹的走私方式,而是以大规模地“修改”凡尔赛协议的方式。与此平行的还有发展“防御”东方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关键点:战争。反对谁的?如果进军东方的路线不是阻力最小的话,就可能在其他方向上爆发。如果进攻手段在何等程度上有别于防御手段还是可以争论的话,那么进攻东方的军事手段完全能够用于进攻西方,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
  希特勒在准备战争。他在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不是抽象的自给自足,而首先是对德国在战争情况下经济最大限度的独立的关注授意的。劳动义务制应该为备战目的服务。但这些措施的性质本身证明,关系到的不是明天。近期内对西方的打击,只能在法西斯德国与苏联的军事联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但只有最冒失的白俄侨民才会相信如此荒诞不经的事的可能性,或企图用它来吓唬人。只要得到一个或几个西方强国支持的条件,对东方的打击就能实施。后一种情况无论如何是更加现实的。但它的准备期不是几个星期,也不是几个月。
  《四国公约》[7]实质上什么也没有预先决定,只能组织对西欧几个最大国家的经常性的彼此试探:是对次要偶发事件的保障,而不是对基本对抗的保障。希特勒将力求为打击东方从公约中汲取所有好处。公约的规章只能预先决定它今后命运的10%,不会更多。四国公约的历史角色将由其成员及其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及组合决定。
  希特勒同意在10年内不展开对法国和波兰的军事行动。在声明中他规定了5年期限,在此期间将实际实现德国武装力量上的平等。当然不能赋予这个期限以神圣的意义。但它仍间接地规划了法西斯领导集团实施复仇计划的时间框架。
  国内困难如失业、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绝望,当然能够促使希特勒提前行动,在冷静的分析中,他本人认为这是毁灭性的。但在活生生的政治中,不应该仅仅从对手的计划出发,而应该从对手所处的各种条件的交错出发。欧洲的历史发展不会顺从地走慕尼黑褐色大楼制定的路线。但这个路线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之后,已经变成了欧洲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几行文字的作者丝毫不认为自己有捍卫《凡尔赛和约》的使命。欧洲需要重组。但此事若落到法西斯的手中,则是欧洲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历史学者不得不这样写:欧洲衰落的时代始于1914年的战争。被称为“捍卫民主的战争”很快导致了法西斯统治,它成了欧洲各国为消除前一场战争后果的目的集中全部力量的工具。因而,作为欧洲历史困境的表现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又是破坏它的经济文化积累的武器。
  但我们将希望,在这个旧大陆上仍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为自己开辟另一条历史道路。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62



[1]这篇文章是列·托洛茨基为资产阶级报纸写的。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5, стр. 416


[2]布罗克多尔夫—兰曹(Ulrich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伯爵,出席19191920年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反对签署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21928年任驻苏大使。——译注
[3]拉丁文,若想发动战争,须从和平着手。——译注
[4]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总理(1923811月)兼外交部长(19238月起),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德意志人民党(1918年成立)的创建人之一和领袖。——译注
[5]德文:向东方寻求。——译注
[6]《洛迦诺公约》(1925年)经洛迦诺会议(192510516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参加)讨论后于1016在洛迦诺草签;121日在伦敦签订。主要文件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及维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条约(《莱茵公约》);公约保证国是英国和意大利。德国没有对自己的东部边界承担义务。《洛迦诺公约》旨在建立有德国今加的反苏集团,有助于增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力量。1936年,希特勒德国从《洛迦诺公约》中得到全部好处后宣布废除该公约,并重新实行莱茵河地区的军事化。——译注
[7]《四国公约》又称“亲善合作公约”,1933年7月15日,英、法、德、意四国代表为建立反苏集团在罗马签订。由于缔约国之间的矛盾,未被批准。——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0: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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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



  幼稚的人认为,国王的称号源于国王自身之中,在他的白鼬皮大氅和王座之中,在他的骨头和血管中。事实上,国王的称号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通过他这个人物折射了数百万人的利益和偏见。当这些相互关系被发展的潮流所冲刷时,就会发现国王只是一个下嘴唇耷拉的憔悴的男人。那个曾经被称为阿尔丰沙十三世[1]的人,就是这方面的鲜活的例子。
  民选的领袖有别天生的领袖之处,在于他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至少是帮助环境展示自己。但领袖仍永远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满足集体需求的个人建议。越是在希特勒自身中寻找他的成功的秘密,关于他个性的争论就越激烈。然而很难找到能够在如此程度上成为无个性的历史力量之结的另一个政治人物。不是每个激怒的小资产者都能成为希特勒,但每个激怒的小资产者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
  战前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绝不意味着简单地消灭中间阶级;让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破产时,它又创立了其他阶层:在工厂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而在工厂内部则是技术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但在数量保持甚至增加的情况下,新老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到德国人民的一半,中间阶级失去了独立的最后的影子,生活在大工业和银行系统的边缘,靠垄断托拉斯和卡特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和它们的传统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施舍度日。
  失败在德国帝国主义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墙。向外的动力变成了向内的动力。战争变成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帮助霍亨索伦王朝把战争进行到悲剧性的底,却不让无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魏玛民主存在的14年都在不断的宽恕中过去了。共产党号召工人进行新的革命,但不能领导它。德国无产阶级经历了战争、革命、议会和假布尔什维主义的高潮和失败。在资产阶级的老牌政党彻底耗尽了自己时,工人阶级的动力也被破坏了。
  战后的混乱对手工业者、商贩和职员的打击不亚于对工人的打击。农业危机使农民破产。中等阶层的衰败不意味着将他们无产阶级化,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分化出长期的失业大军。勉强用人造丝的领带和袜子掩饰的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侵蚀了整个官方的信念,首先是对民主议会主义的信念。
  政党众多、冷清和狂热的选举、内阁的频频更替以无结果的政治组合的万花筒使社会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在被战争、失败、战争赔款、通货膨胀、鲁尔的占领、危机、贫困和激怒搞得白热化的气氛中,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欺骗了他们的老牌政党。那些摆脱不了破产、大学毕业的儿子没有职务和顾客、女儿没有陪嫁的小私有者怨气冲天,他们要求秩序和铁腕。
  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是旧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举起的。挂着军功章的军官和士官不能相信,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经历的苦难不仅对祖国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不能给他们赢得受感激的特权。他们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同时也不愿意与重新把他们变成不起眼的会计、工程师、邮局官员和老师的银行家、工厂主、部长们和解。他们的“社会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伊泽尔和凡尔登郊区,他们学会了用自己和他人冒险,用命令的词语说话,这令后方的小资产者敬仰不已。这些人就这样成了领袖。
  在其政治仕途开始时,希特勒的过人之处可能只是他的巨大的激情、更响亮的嗓门、更加的自信和头脑的局限性。如果不算屈辱的士兵的复仇心的话,他没有给运动提供任何现成的纲领。希特勒从抱怨《凡尔赛和约》的条款、物价飞涨、没有对士官的应有的尊敬、摩西十诫下的银行家和记者的阴谋并对这些感到屈辱开始。破产的和遭到践踏的、伤痕累累和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在这个国家中多得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想用拳头砸桌子。希特勒在这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诚然他不知道该怎样战胜灾难。但他的揭露时而听起来像是命令,时而听起来像是对无情的命运的祈祷。注定灭亡的阶级像无可救药的病人一样,不断地变化自己的抱怨,倾听别人的安慰。希特勒的所有讲话都是根据这个音叉来调整的。模糊的感伤、没有条理的思想、杂乱无章地读了不少,但还是无知,所有这些缺点都变成了优点。它们使他有可能把所有的不满都装进国家社会主义的乞讨袋里,把群众引向他们把他推向的地方。在鼓动者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他自己最初的即兴讲演中得到赞扬的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是演说者音效的结果。口号的选择就是这样进行的。纲领就是这样浓缩成了。“领袖”就是这样从原料中做成的。
  墨索里尼从一开始就比希特勒更加自觉地对待社会原料,对他来说,梅特涅[2]的警察神秘主义比马基亚维里[3]的政治代数更加接近。墨索里尼的头脑更加大胆和无耻。罗马的无神论者只是像利用警察和法律一样地利用宗教,而他的柏林的同事却真正相信上帝的特殊庇护。还在未来的意大利独裁者认为马克思是“我们共同的不朽的导师”时,他不无艺术地捍卫了这一理论: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看到的首先是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互动。诚然,墨索里尼在1914年写过,在我们之间还有许多中间阶层,它们形成“人类集体的结缔组织”;但“在危急时刻,中间阶级根据其利益和思想,将被两个主要阶级中的这个或那个吸引过去”。十分重要的总结!正如科学医学不仅有可能医治病人,而且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健康人送到另一个世界一样,对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它的创立者赋予它的使命是动员无产阶级,当墨索里尼投入另一个营垒时,却给予他动员中间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机会。希特勒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翻译成德国神秘主义的语言,完成的是同一个工作。
  烧掉马克思主义邪恶文献的熊熊大火清晰地照亮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只要纳粹作为一个政党而不是作为国家政权活动时,他们就无法接近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甚至资助希特勒的大资产阶级也不认为他的党是自己的党。民族“复兴”完全依靠的是中间阶级,民族中最落后的部分,历史的沉重累赘。政治艺术在于用对无产阶级的共同仇恨把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为了变得更好需要做什么?首先是压垮底下的人。在大资本面前软弱无力的小资产阶级,今后希望以粉碎工人阶级来恢复自己的社会尊严。
  纳粹用僭窃的革命之名来称自己的政变。事实上,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触动社会制度。就希特勒政变本身来说,它甚至无权用反革命的名称。但不能孤立地看它:它是1918年开始的一系列震荡的结束。把政权交给工兵苏维埃的十一月革命,就其基本趋势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但领导无产阶级的党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在革命尚未来得及把自己的工作进行到底时,社会民主党开辟了反革命时代。但迄今为止,只要资产阶级还依赖社会民主党,因而也依靠工人,制度就带有妥协的因素。同时,德国资本主义的国际国内形势再也没有让步的余地了。如果社会民主党已经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拯救了资产阶级,现在该轮到法西斯主义让资产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了。希特勒的政变只是反革命移位链环中的最后一环。
  小资产阶级仇恨发展的思想,因为发展总是反对它:除了无力偿还的债务之外,进步没有给它带来任何东西。国家社会主义否定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还反对达尔文主义。纳粹诅咒唯物主义,因为技术对自然的胜利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胜利。运动的领袖消灭“唯理智论”,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只具有二流和三流的智力,还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角色不允许他们把任何一个思想演绎到底。小资产阶级需要凌驾于物质和历史之上的最高仲裁,它能不受竞争、通货膨胀、危机和拍卖的危害。用作为英雄因素的民族理想主义来对抗进化、经济思想、理性主义(20世纪、19世纪、18世纪的)。希特勒的民族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神话的影子,是它对地上的千年王国的激情热烈的呓语。
  为了让民族凌驾于历史之上,需要给它种族的支柱。历史被看成是种族的放射。种族本质的构成与变化的社会条件无关。否定卑俗的“经济思想”,国家社会主义在阶梯上又下降了一级:它放弃了经济唯物主义,诉诸动物唯物主义。
  种族理论似乎是专门为寻找打开生活所有秘密的钥匙的野心勃勃的自学者创立的,它在历史思想的烛照下显得格外可怜。为了创立真正日耳曼血统的宗教,希特勒不得不抄袭二手的法国外交家、业余作家戈比诺[4]的种族主义思想。希特勒在意大利人那里找到了现成的政治方法论。墨索里尼广泛地利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德国哲学、法国历史和英国经济学结合的产物。回溯考察思想起源,哪怕是最反动和最迟钝的,都不会留下种族主义丝毫痕迹。
  当希特勒已经稳操胜券时,极其贫乏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当然不会妨碍大学科学扯满风帆驶入他的航道。魏玛制度的年代对多数无知的教授来说,是混乱和担忧的时期。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都猜不准,在彼此斗争的真理的标准中哪一个是真正的,即哪一个阵营将会成为局势的主人。法西斯专政排除了大学讲台上的浮士德的怀疑和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科学走出相对的议会昏暗,重新进入了绝对的王国。爱因斯坦只好在德国境外支自己的帐篷。
  在政治方面,种族主义是与骨象学结盟的沙文主义的妄自尊大、自吹自擂的变种。像破产的贵族在其血统高贵中得到安慰一样,赤贫化的小资产阶级陶醉于自己种族格外优越的神话。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都不是德国的德国人,希特勒本人来自奥地利,罗森堡[5]来自过去的沙俄帝国的波罗的海省,今天的希特勒的党务助理赫斯[6]来自殖民地,只要注意到这点就足够了。为了使“领袖们”产生其后能在德国最野蛮的阶级的心中引起反响的那些思想,需要在文化边缘的野蛮民族喧嚣的学校。
  个性和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恶,国家是善。在私有财产的门槛上,这个哲学倒了个个儿。只有在私有财产中才能得到拯救。国有财产的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良后果。小资产阶级把国家奉若神明,却什么也不想奉献给它。相反,他还等待国家给他财产,保护他免遭工人和法警的骚扰。不幸的是,第三帝国除了新的赋税之外,不会给小资产阶级任何东西。
  现代经济就其联系来说是国际的,就其方法来说是无个性的,在这个领域中,种族主义的原则就像是中世纪坟墓中出来的幽灵。纳粹分子早就让步了:在精神王国中,种族的纯粹用护照来证明,在经济领域中主要应该以干练来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竞争能力。种族主义通过后门回到摆脱了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上。
  种族主义虽然在反犹主义大爆发中十分粗暴,在经济实践上仍是软弱无力的。从现代经济体系中,纳粹分子把高利贷或银行资本作为邪恶势力抽出:众所周知,恰恰是在这个领域中,犹太资产阶级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资产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顶礼膜拜,却对以穿长袍、往往是囊空如洗的波兰犹太人形象出现的赚钱的歹毒精灵宣战。摧残犹太人是种族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
  国家社会主义上台时的纲领很像边远省份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店:那里应有尽有,价格低廉,质量更次!对“幸福的”自由竞争时代的回忆,关于等级社会稳定性的模糊的传说;对殖民帝国复苏的希望和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幻想;关于将放弃罗马法重归古老的日耳曼法的说法和为美国延期支付的斡旋;对以别墅和小汽车的形式出现的不平等的忌妒和仇恨,对以戴鸭舌帽穿无领工装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平等的动物般的恐惧;疯狂的民族主义和对世界贷款的恐惧……国际政治思想的所有垃圾都来充填新日耳曼救世主的精神宝库。
  法西斯主义为政治发现了社会的底层。不仅在农民的屋子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10世纪或13世纪至今与20世纪共存。数百万使用电的人仍相信手势和咒语的魔力。罗马神父在广播里宣扬把水变成酒的奇迹。影星找算命者算命。驾驶人类天才创造的神奇机器的飞行员在绒线衫里挂着辟邪物。愚昧、无知和野蛮真是取之不竭!绝望使它们站住了脚,法西斯主义给了它们旗帜。所有在无障碍的社会发展中应该作为文化粪便从民族机体中排泄的东西,现在从人的口腔里喷了出来:资本主义文明呕吐出了未被消化的野蛮。国家社会主义的生理学就是这样。
  德国法西斯主义像意大利的一样,是踩在小资产阶级的背上上台的,它把后者变成了反工人阶级和民主制度的攻城槌。但当权的法西斯完全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相反,它是垄断资本的最残酷的专政。墨索里尼说中间阶级没有独立的政策,他是正确的。在重大危机的阶段,它们的使命是把两个主要阶级之一的政策推到荒诞的地步。法西斯主义成功地调动它们为资本服务。如托拉斯国有化和取缔非劳动收入这样的口号,在上台之后立刻就被抛到一边。相反,以小资产阶级特点为支柱的分割德国“土地”为资本主义警察的集中制腾出地方。国家社会主义内外政策中的每一个成功,都必将意味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进一步的压迫。
  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纲领没有换,它干脆与现实脱离,消融在仪式活动中。所有阶级的联合归结为半象征性的劳动义务制和为“人民的利益”取消51劳动节。保留哥特字体废止拉丁字体,是对世界市场压迫的象征性的报复。对包括犹太银行家在内的国际银行家的依赖丝毫没有减弱;然而却禁止按犹太教的仪式宰杀牲口。如果地狱的底是用善良的意愿铺成的话,那么第三帝国的马路就是用象征铺就的。把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纲领归结为赤裸裸的官僚假面舞会,国家社会主义就作为最纯粹的帝国主义形式凌驾于国家之上。希望希特勒政府今天或明天就会沦为自己内在的不称职的牺牲,是完全错误的。纳粹为了上台必须要有纲领,但为希特勒服务的政权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纲领。垄断资本为他提出了任务。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强行集中人民的全部力量和物资,是法西斯专政的真正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备战,而这一任务是容不得任何国内的反抗的,并导致进一步机械的权力集中。法西斯主义既不能改造,也不能解除它的职务让它退休。只能把它推翻。纳粹制度的政治轨迹蕴藏在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中:战争还是革命?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610



  附言:纳粹专制已经接近一周年了。制度的所有趋势都已经鲜明清晰。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描述的、作为民族革命的必要补充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被正式消灭,并受到谴责。各阶级的友爱在下述一事中达到高潮:在政府指定的一个特殊日子里,有产者为无产者的利益而不吃甜点心。与失业的斗争被简化为把只能填个半饱的一份食物分为两份。其余的都是一致化的统计的任务。计划的自给自足干脆就是经济衰败的新阶段。
  在经济领域中,纳粹的警察制度越是软弱无力,它就更加不得不把它的努力转到对外政策领域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彻头彻尾侵略性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的。纳粹突然转向爱好和平的声明,只能让十足的傻瓜吃惊。为了把国内灾难的责任转嫁给国外敌人,在专制的压力下积聚帝国主义破坏性的力量,能供希特勒支配的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公开地指出的纲领的这一部分,现在在全世界的眼前坚定一贯地执行。新的欧洲灾难的期限,由武装德国所必需的时间来决定。说的不是几个月,但也不是几十年。如果德国国内力量不能够及时阻止希特勒的话,短短的几年就足够让欧洲重新陷入战火之中了。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112



[1]阿尔丰沙十三世(Alfonso ⅩⅢ18861941),19021931年西班牙国王。19311939年西班牙革命初期被推翻。——译注
[2]梅特涅(Clemens Metterenich17731895),公爵、外交大臣,奥地利实际上的政府首脑(18091821),首相(18211848)。反对德意志统一;极力阻挠俄国在欧洲巩固地位。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于18151月同大不列颠和法国签订了秘密条约;梅特涅是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奥地利帝国建立了警察镇压制度,煽动民族敌对。18481849年革命推翻了梅特涅政权。——译注
[3]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著有《曼陀罗花》等)。认为意大利的灾难主要是由于政治分裂,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克服这种灾难(《君主论》等)。为了国家的巩固,可以不择手段。由此产生了“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一术语(指无视道德准则的政策)。——译注
[4]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作家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东方民族志。——译注
[5]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23年起为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主编,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一;1933年起为党对外政治部领导人,1941年起任东部占领区部长。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6]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法西斯德国主要战犯之一。1925年起任希特勒私人秘书,1933年起为希特勒的党务助理。1941年飞往英国(所谓赫斯代表团),建议缔结和约;被拘留。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0: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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