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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口号



  一、希特勒破除了“民主偏见”的说法对吗?

  应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当前局势的四月决议》将作为共产国际追随者不称职的最终证明而载入史册。在决议结尾处的预见中,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全部恶习和偏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决议用黑体字宣称:“公然的法西斯专制的建立,粉碎了所有的民主偏见,使群众摆脱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加速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出乎预料地成了历史的火车头:它粉碎了民主幻想,使群众摆脱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加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斯大林官僚集团把事实表明它自己根本无力胜任的基本任务交给了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无疑是民主党已经消耗殆尽的证明。但实际上,法西斯制度封存了民主党的偏见,并让它们重新复苏,接种到年轻人身上,甚至在短期内能赋予它们最大的力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历史角色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在其中。教条主义者用公式来思维,群众则用事实来思考。工人阶级不是把事件当做有利于这个或那个“提纲”的试验,而是在人民命运中的活生生的变化来接受。法西斯的胜利在政治发展的天平上,远比从中为遥远的未来得出的预见重要数百万倍。如果从民主党的不称职中成长出的是无产阶级统治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和群众意识的发展就向前跳跃了一大步。但事实是从民主党的不称职中出现的是法西斯的胜利,群众意识就会远远地倒退,当然是暂时的。希特勒破除魏玛宪法,也很难根除群众的民主幻想,就像戈林火烧国会大厦不会烧掉议会克汀病一样。

  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例子

  四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党不是彼此排除,而是互相补充。法西斯的胜利怎么能永远消灭民主党呢?关于这点听听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或曼努伊尔斯基“本人”的解释是有益的。共产国际宣称普里莫·德·里维拉[1]的军警专政是法西斯主义。但如果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彻底消灭民主偏见,那又如何解释普里莫·德·里维拉的专政让位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呢?诚然,里维拉的制度远非法西斯主义的,但它至少与法西斯主义有共同之处:即它是议会制破产的结果。但这不妨碍它在暴露出自己不称职时,让位于民主议会制。可以尝试反驳,就其趋势来说,西班牙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只是社会民主党徒与其他共和国主义者联盟得以阻止它在资产阶级议会制阶段的发展。但这一就其自身是正确的考虑也只是更加鲜明地证实了我们的思想: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瘫痪,则正是因为在“法西斯”专制的压迫下,民主幻想没有被削弱,而是得到了巩固。在墨索里尼专制统治的10年中,意大利的“民主偏见”消失了吗?法西斯分子自己倒是倾向于把事情描述成这样。事实上,民主幻想获得了新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在民主条件下生活过,但他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庸俗民主的原料。“正义与自由”组织不无成功地在意大利散发非法民主读物。因而民主思想找到了不惜牺牲自己的支持者,甚至是自由派君主主义者、伯爵斯佛尔查的老生常谈也能以非法小册子的形式散发。在这几年中,意大利被向后抛得有多远啊!为什么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是扮演与它在意大利所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呢?简直不可思议。或“德国不是意大利”?胜利的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它的巨大的制动器。像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为希特勒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加强民主幻想。

  三、社会民主党能否死灰复燃?

  德国同志证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甚至是许多社会民主党官僚都对民主感到“失望”。我们应该从改良主义工人的批判情绪中吸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有益的一切。但同时应该十分清楚,改良主义者对民主失望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社会民主党的上层官僚咒骂民主是为了给自己辩护,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可鄙的胆小鬼,甚至无力为他们所创立的民主和自己在其中坐热的位置而斗争,这些先生们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到无形体的民主身上。激进主义不仅是廉价的,而且是虚假的!只要明天资产阶级用手指诱惑一下“失望的人”,他们就会拼命地投入新的联盟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中当然会激起对民主的欺骗和海市蜃楼的真正厌恶。但其程度如何?七八百万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一半多处于不知所措、极度消极和向胜利者投降的状态中。同时,在法西斯统治下将形成无产阶级的新一代,对他们来说,魏玛民主是历史神话。在工人阶级中,政治结晶将沿着什么路线进行,这取决于许多条件,我们的政策当然也包括在其中。从历史的角度不能排除工人国家马上直接取代法西斯制度的可能性。为实现这一可能性,必须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形成强大的非法共产党,无产阶级能够在它的领导下夺取政权。有助于实现这一结果的所有事情都应该做。但还是应该说,在地下状态中建立这样的党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是没有任何事先保障的。从一定的时刻起,群众中的不满、愤怒和骚动的增长,将比在地下状态中形成党的先锋队要快得多。群众头脑中的所有不清晰都必将有利于民主。但这根本不意味着,在法西斯衰败之后,德国将重新面临漫长的议会学校。法西斯不能抹杀此前的政治经验,它更不能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期待在德国发展中伟大的民主新时代,是最大的迷误。但在群众的革命觉醒中,民主口号必然会构成它的第一章。甚至如果进一步的斗争进程没有给予民主国家复苏一天的时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若绕开民主口号,斗争本身也无法展开!革命党如果企图跳过这个阶段的话,只会摔坏自己的脚。与这个总体前景紧密相连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它是否会重登舞台?旧的组织已经彻底死亡。但这根本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不能在新的历史面具下死灰复燃。机会主义政党很容易在反动的打击下跌倒和垮台,也同样容易一遇到政治复苏便起死回生。在俄国,我们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身上看到了这个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可能死灰复燃,而且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不是辩证地对待民主口号,而是教条地“否定”它们的话。共产国际主席团在这方面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仍是改良主义的无私的助手。

  四、布兰德勒分子深化斯大林分子

  在民主口号问题上的混乱最严肃地出现在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机会主义集团的纲领提纲(关于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中。提纲称,共产党“应该把所有(!)阶级对法西斯专政的不满的表现统一起来”(《反潮流》第7页,“所有”一词后的惊叹号是原作者加的)。同时提纲反复警告:“局部的口号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类的。”在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原理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把“所有阶级的不满”统一起来的公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沙皇的斗争中曾一度滥用过这个公式。从这一滥用中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概念,后来它被斯大林用于中国。但在俄国事关的至少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等级君主制的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后者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看看塔尔海默这个庸俗理论的制造者将如何把胡根伯格的不满(他也同样不满)与失业者的不满统一起来,是颇有教益的。其次,不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怎么能把“所有阶级”的运动统一起来呢?实在是机会主义与口头上的激进主义的经典结合!随着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失望,无产阶级反法西斯制度的运动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群众性,它孤立有产者的上层和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为提高无产阶级的积极性,然后把这一积极性引入在政治上争取小资产阶级下层的道路上去,利用小资产阶级反动压力的减弱。诚然,中间阶层的不满的增长和工人反抗的增长将在有产阶级中形成裂痕,促使他们的“左翼”寻找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无产阶级政党对有产者“自由派”的一翼的任务将不是与它结成“所有阶级”的反法西斯联盟,而是相反,为影响小资产阶级底层而立即坚决地对它宣战。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下进行这一斗争?希特勒专制是魏玛民主的直接产物。小资产阶级代表亲手把专制的委任书交给了希特勒。如果假定法西斯危机顺利迅速地发展,那么要求召开包括所有被驱逐的代表的国会,可能在一定的时刻会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联合起来。如果危机爆发得太晚,关于国会的记忆已经消除的话,新的选举口号可能会大受欢迎。我们并非说发展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只说这条道路是可能的就足够了。在阶段性的民主口号上束缚自己的手脚,是致命的教条,这些口号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盟友、无产阶级本身中的落后阶层强加给我们的。但布兰德勒—塔尔海默认为,我们只应该为“争取劳动者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权利、出版自由、联合和罢工的权利”而斗争。为了更加强调自己的激进主义,他们补充说:“应该把这些要求与对一般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严格地区别开。”没有比嘴里叼着极端激进主义刀子的机会主义者更可怜的人了!对劳动者来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在厂房、印刷厂等国有化的情况下,集会和出版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可能,德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得不采用极端的法则反对剥削者,这取决于历史时机、国际条件、力量对比。但绝不能排除,德国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相当强大,能够把集会和出版自由给予昨天的剥削者,当然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政治影响,而不是根据他们的金库的规模,金库将被剥夺。因而,甚至对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来说,也没有理由事先原则上只允许劳动者享受集会和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可能会被迫作出这样的限制的,但这不是原则问题。在今天的德国的条件下,除了劳动者之外所有人都享有出版和集会自由,提出类似的要求就加倍的荒谬。给我们工人集会和出版的权利,激励无产阶级投入反法西斯苦役的斗争在这个口号下进行,至少是在第一阶段中。当然,共产党员在这个阶段中进行有利于苏维埃制度的宣传,但他们同时支持任何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在可能的地方将承担起倡导这样的运动的责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之间没有“劳动者民主”的第三种制度。诚然,西班牙共和国甚至在宪法文本中称自己为“劳动者共和国”。但这是政治上招摇撞骗的公式。布兰德勒的“只为劳动者”的民主公式与团结“所有阶级”的策略掺和在一起,好像是专门为了在最重要的问题——如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适应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工人群众,在运动速度和后续口号问题上能对他们作哪些让步,才能更加顺利地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革命专政的旗帜下——上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搞糊涂,使它误入歧途。

※     ※     ※



  在1918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纲时,列宁与布哈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者认为应该把议会制永远埋葬,因为它已经历史地“耗尽”了自己。列宁答复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退回去,那是空想……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2]甚至在对一个已经赢得苏维埃制度的国家,列宁也反对教条的反议会主义。列宁教导布哈林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可能“把我们抛回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革命所超越的……历史阶段”[3]。在德国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却有法西斯专政;德国甚至被从资产阶级民主上抛向了后方。在这些条件下事先拒绝利用民主口号和资产阶级议会,意味着为社会民主党新的发展阶段清理道路。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3714



[1]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18701930),西班牙将军,19239月政变后为政府首脑和西班牙实际上的独裁者。——译注
[2]《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50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第53页。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1: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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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的底线在哪里?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的总结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8—39, стр. 5—14。




  1933年12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了一个像墓志铭一样的决议(《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共产党的任务》):“这里埋葬着一个曾经是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决议证明不存在任何一般概念。是啊,它又能从哪里来呢?过去摇摆的残片随便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指令。批评所能做的只是揭示每一个成分单独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彼此之间是互不相容的。
  1.决议赌咒发誓地肯定——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希特勒政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在括弧中告诉我们,雷梅尔和诺伊曼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对德国革命前景的评价上属于失败主义分子”。岂不是天大的怪事?近几年来,共产国际正式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三个人:台尔曼、雷梅尔和诺伊曼(关于这点甚至可以在最近出版的德文《百科全书》中看到)。现在我们顺便得知,在政变前和政变中一直“正确地”领导德国共产党的这个三驾马车,其中的两个成员竟意外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法西斯监狱的厚厚的围墙使第三个成员免遭这种意外。[2]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嘲弄谁?不是自己吗?
  2.据决议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增长和它的上台,意味着革命危机和广大群众对资本统治的愤怒的增强”。这应该叫做消灭罪迹。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增长,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导致希特勒胜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的根本不是“广大群众对资本统治的愤怒”,而是他们被改良主义、冒险主义、他们没有革命的领导、共产国际可鄙的犯罪的政策所麻痹,导致他们软弱无力。“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希特勒的胜利”。任何官僚的诡辩都不能抹去德国的重大失败和共产国际的责任。
  3.决议声称:“只是为了达到欺骗和解除工人武装的目的,社会民主党才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法西斯化,并把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根本(!)对立起来。”这个混乱的说法故意把不同层次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旨在为下面的目的服务:为德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辩解,它在布劳恩—泽维林—布吕宁时代就断言法西斯已经胜利了,因为在社会民主党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这些先生们是怎么理解“原则性”的区别的,看来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来帮帮他们。沙皇制度是地主和大资本的国家政权。“二月”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也是地主和大资本的政权。它们之间有“原则性”的区别吗?显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有进行“二月革命”的必要吗?或是换种说法:能否赋予“二月革命”以某种“原则”意义?然而,若没有“二月革命”,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大资本曾在米勒—泽维林—布吕宁的不中用的民主下进行统治,现在,大资本则在希特勒政权下进行统治。很清楚,在这两个制度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可是,在法西斯政变之后,无产阶级失去了全部防御和进攻的手段。
  第十三次全会给我们呈上的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粗陋愚钝的论断。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等先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过于看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帮助,所以没有资格。但他们自己的错误、诡辩和拒不认罪的逻辑把他们引到无政府主义哲学上:政治制度的更替没有“原则”意义!关押在集中营里的而不是住在豪华宾馆里的共产党员,对事情无疑持有不同的看法。
  4.决议教导说,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分歧,涉及的只是“法西斯化的形式和方法”。仅此而已!社会民主党党员与法西斯分子的区别,是他们“坚持维护在推行资产阶级专制法西斯化中的议会形式”。但为了“这些形式和方法”,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党展开殊死斗争,杀害它的领袖,占领它的活动场所和储蓄金库,把工人关押在集中营里。我们了解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它能适应所有势力,甚至能在统治阶级加冕的代表面前跪在地上爬;请问,为什么这个力求法西斯化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党,它没有适应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成为它的牺牲呢?莫非仅仅是由于非原则性的“形式和方法”吗?共产国际洞察秋毫的领袖们发现了“议会形式”,却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他们对下面的事实却只字不提:社会民主党若不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它就不能生活和呼吸,即既不能利用民主,也不能出卖工人。然而,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条线上展开的。
  5.据决议的说法,“在公然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继续扮演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角色”。很难想象更具挑衅性的愚蠢了。社会民主党已经被从所有阵地上击退,仰面朝天地被打倒在地,正是因为它不再适合当资产阶级的支柱了。依靠无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的、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丰厚施舍的官僚的位置,已经被依靠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暴徒所占据。如果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术语的话,政变的实质就在于一个“社会支柱”被另一个“社会支柱”所取代。其实,他们指的不是社会的,而是政治的支柱。
  看来,智者想说出的是那个观点,即法西斯主义依靠的是工人不相信自己,改良主义应该为无产阶级如此屈辱的状态承担罪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但创立于1919年的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消灭社会民主党的致命影响,这同样是正确的。1923年前,共产国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近10年来,它不断地下滑。[3]共产国际玷污了工人群众心目中的革命方法的声誉,奠定了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当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今天扮演的是希特勒“主要社会支柱”的角色;但这意味着,为了推翻希特勒,应该先了结共产国际。
  6.决议安慰我们说:“但在多数国家中,它(社会民主党)已经处在瓦解过程中”。在英国共产党对第十三次全会的简短通告中,建议“加强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把仍(!)跟着工党和工会官僚走的工人引入其中”。一个小小的“仍”字完全暴露了共产国际官僚生活在其虚幻的世界中。英国共产党是一个可悲的假象。相反,叛变罪行累累的工党为新的叛变准备重新执政。在1926—1927年间,工会国际在其工会左派反对派中有“百万”工人。现在这个运动已经销声匿迹。我们就不说德国党的覆灭了,哎,几百个、几千个忘我的工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拯救它的。在法国,社会党的分裂丝毫没有帮助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总工会从50万人跌到不足20万人,而改良主义的工会从30万人上升到80万人。在比利时,共产党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王国大臣王德威尔得的党仍然支配着工人运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连续不断地把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可共产党仍没有摆脱自己微不足道的状态。虽然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近几年来一直执政,官方共产党在这两个国家中一直等于零。在挪威,背信弃义的改良主义者特兰梅尔[4]在1923年比共产国际正统支部的选票稍稍多一点,在近几年的选举中得到45%居民的选票,而共产党却退化为一个可怜的宗派。在瑞士,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州,而共产党却日益从舞台上消失。在西班牙,在几年中承担着扼杀革命群众的直接责任的社会民主党无疑已经削弱,无政府工团主义以空前的规模暴露出自己的站不住脚,共产党仍没有脱离微不足道的状态。这一切都说明,转入反对派之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重新找回自己已经失去的阵地。波兰共产党在1931年还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现在则完全丧失了对群众的影响力。工人阶级的领导重新回到了波兰社会党的手中,报告人库西宁还能成功地讲述,芬兰共产党是如何在他的领导下化为乌有的。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只点了一个国家的名字,似乎那里的“工人阶级的多数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这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但那里的工人对对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措施根本就没有反应。事实就是这样。
  7.共产国际的《年鉴》几年前提供的下面关于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数据:



德国     1921年……………………………………360000党员
       1923年……………………………………400000党员
       1926年……………………………………150000党员
奥地利    1921年…………………………………… 10000党员
       1923年………………………………………4000党员
       1926年………………………………………5000党员
法国     1921年…………………………………… 90000党员
       1923年…………………………………… 52000党员
       1926年…………………………………… 83000(?)党员
捷克斯洛伐克 1921年……………………………………360000(?)党员
       1923年……………………………………154000党员
       1926年…………………………………… 93000党员
挪威     1921年………………………………………7000党员
       1923年…………………………………… 20000党员(分裂后)
       1926年………………………………………7000党员

  共产国际的统计工作就此停止,像《年鉴》的出版一样:在面临深渊时最好就是闭上眼睛。然而,真正的衰败从1925—1926年才刚刚开始,在“第三时期”过程中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性质。如果把苏联放在一边,那里的党被官僚窒息所消灭,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共产国际的总人数是它高潮期总人数的1/10。至于工会国际,这个比例更加令人难堪。“农民国际”早就寿终正寝了,就连它的名字也已经不再使用。但是,上面引用的数据还不能提供共产国际理论破产和它的革命声望衰退的充分依据。
  8.共产国际自己是怎么解释这些事实的呢?它对它们不加解释,而是保持缄默。只是在谈到各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任务时,第十三次全会捎带着指出:“在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仍是(!)它们的最薄弱的环节。”共产国际最薄弱的环节是在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即在无产阶级中。那它最强的环节在哪里?显然是在明岑伯格临时搭起的戏台上和在莫斯科的豪华旅馆中。“仍是”一词意味着什么?须知在共产党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时期,工会国际是一支相当巨大的力量,这个时期已经过去,而不是在前面。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葬送了共产国际。
  9.从滥用力量中,留下的只是根据订货制造的虚假的乐观主义。第十三次全会郑重地说:“现在看不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加速成熟的革命危机的客观趋势,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速”意味着什么?与希特勒还没有胜利之前的形势相比较?莫非灾难的发生是由于缺乏“革命危机的客观趋势”?
  如果从1929年,甚至从1930或1931年起,共产国际就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更确切地说,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客观的不可调和性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的话;如果在此之上建立自己系统的、持之以恒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德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布满强大的无产阶级防御委员会,即潜在的工人苏维埃。如果苏联政府及时声明,它将把希特勒上台视为筹备对东方的打击的话;如果它利用在欧洲有利的形势,那时就在苏联的西部边陲采取必需的备战措施的话,在德国工人队伍中唤起双倍的信心的话,德国就会有所有机会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那么今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就会改观。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没有这样做,它和斯大林的外交一起,从两面把希特勒扶上马鞍。此后,皮亚特尼茨基把手指放在脑门上解释说:德国工人未经战斗就向刽子手投降,是因为……没有革命形势。你们还想葬送多少革命形势,战略家先生们?幸运的是,你们的手还不够长!
  10.第十三次全会教训说:“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疯狂在给革命发展制造困难的同时,也加快了它的速度。”在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之后,是感伤的补充:“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仇恨在不太公开的形式中增强。”正是这样!在法西斯政变后的第二天就对我们许诺,在近几个月内,如果不是几个星期的话,就会爆发无产阶级起义:干脆把它安排在十月。谁不相信这点,就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此后的公民投票给希特勒投了4300万张选票,而反对派只得到300万张。所有的库西宁们回答说:“你们看见了吧,希特勒采取了恐怖行动,这不是我们的过失。”当然啦!希特勒之所以掌握政权,就是为了以恐怖方式来行动。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上台会“加速革命”,像这帮破产先生们开始时所断言的那样,那这首先应该表现为恐怖措施不可能使工人害怕,更何况目前事关的还不是街垒,而只是发送反对派通报。但事实是,法西斯主义在民主条件下获得了1700万张选票,靠恐怖方式又增加了2500万张选票。如果其中表达的是革命的“加速”,那它与反革命的深化绝对没有任何区别。“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投降!”这些骗子又吼叫起来,只要上司要求,他们就随时准备称反革命为革命,他们就是凭这领取薪水的。工人们,应该学会轻蔑这些蛆虫!
  11.共产国际的指令不是建立在它的理论分析之上,而是在每一步上都与后者相矛盾。第十三次全会命令各国共产党:“仔细地解释,法西斯专政给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奴役。”刚刚对我们“仔细”地解释了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只是为了欺骗工人的目的,社会民主党才用法西斯主义粉碎民主来吓唬他们。突然,没有任何逻辑过渡,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和社会民主党一起,“仔细”地用法西斯胜利带来的奴役来吓唬工人。读这种政治上的胡言乱语都感到羞愧,但是,它是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为一对双胞胎的理论的合法的孩子。
  12.全会责成各国共产党:“及时动员群众保卫工会、工人刊物、工人之家、罢工和工人集会自由……,建立反击恐怖匪帮的自卫战斗队。”说的无疑不仅是保卫共产党的、而是保卫所有工人组织的工会、报纸和工人之家。由于保卫工会、报纸和工人之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同样利害攸关,像共产党一样,由此不可抗拒地产生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那些法西斯刚刚准备进攻的国家中,难道不是必须向社会民主党建议协调一致地进行防御,其中包括工人战斗队的共同行动吗?但决议对此未置一词。如果它不拆毁共产国际所犯下的罪行的链环的话,它是不敢说这话的。
  13.执委会建议为争取罢工、工人集会的自由而斗争,换言之,就是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对此还应该补充保卫选举自由和共产党议员的豁免权,因而就是保卫议会本身不受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侵害。共产国际倒霉的领袖们如此怯懦、混乱和吞吞吐吐地接近保卫无产阶级民主阵地的问题。对于正确的政策来说,这些隐蔽的半让步是根本不够的;但它们对共产国际的起诉书来说,却绰绰有余。
  14.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结束对工会工作特别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内的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投降式的轻视。”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15个年头,全会不得不对各国共产党说明,不能滋长对工人群众组织的“轻视”。最歹毒的敌人对共产国际也讲不出比这几个字更加致命的话来。对无产阶级和他的群众组织的“轻视”,是渗入到神经和骨髓的整个官僚冒险政策的结果。
  15.前景如何?在这点上,决议重新让我们回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否会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可以同样成功地说,轮船倾覆“加快”了从欧洲前往美洲的旅程。这个问题的巨大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法西斯主义是“加速剂”的话,就可以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重复在德国如此成功地运用的政策。不允许对幸运的结果有所怀疑。因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应该更加无情地把官僚冒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驱逐出去!
  被法西斯击溃的无产阶级最终将会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只有在付出相当于整整一代人的政治灭亡的可怕牺牲的代价下。意大利的经验已经相当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全会提出了下面的观点来反驳意大利的例子:“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从革命危机到局部稳定的过渡时,与此不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资本主义稳定的末期转入革命危机……”在这几行文字中所含有的真理,被谎言极度地冲淡了。希特勒的胜利根本就不是发生在从稳定到危机的过渡时,因为空前的危机是在1929年开始的,而希特勒获胜是在四年之后,是在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危机可能因形势复苏而重新得到暂时的缓解之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和国际的矛盾都极度激化,包括法西斯制度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制度都将受到严酷的考验,至少这点是无可争议的。
  决议就此说道:“在每个可能出现转折的时刻,都将意味着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这个思想并不新颖: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就解释过,我们的时代为什么是急剧的政治转折时代。但现在,这个思想恰恰不能适用于德国,那里的无产阶级需要相当的时期才能从被粉碎和士气低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恢复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胜利,都会加速德国的革命复苏过程,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重心不在各国的革命顺序上。“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不论它在哪个国家中发生,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让革命危机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新的法西斯政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因而还有真正的革命党,需要新国际。
  16.在共产国际创立了15年之后,还不得不在一定意义上从头开始,没有理由为此骄傲。但如此大规模的倒退的罪责应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承担。应该从现实出发,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把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团结起来。
  对世界革命和拯救苏联的利益来说,这都是同样必要的。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第一个工人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威胁,比对寄生的共产国际的希望更甚。在苏联的危急时刻,从加香和雅克莫特[5]那里能得到的帮助,与列昂·布吕姆和王德威尔得的一样。
  17.全会没有提到新国际的问题。确认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向左转”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法西斯上层的纠纷”之后,决议指出其左派残余“炮制第二半国际”的企图。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政治思想不会超越这些廉价的字眼。然而,我们面临的是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新阶段的问题。
  工人涌入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致命的危险结合在一起,使改良主义阵营失去了过去的平衡,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新派别和划分。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增长只是在酝酿它的更加尖锐的新危机。应该以明确的战略计划去迎接这个危机,而不是用“上层纠纷”的无聊玩笑来敷衍搪塞。
  应该明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可怕的冲击。施塔姆普费尔在溃败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在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以期寻求反希特勒的支持,并非偶然。在布吕姆和列诺得尔[6]之间的传统角色分配变成了分裂。一直进行反苏维埃“帝国主义”的诽谤斗争的布吕姆看到自己被迫声明,法国社会党今天在与苏联的统一战线中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比利时社会民主党提出承认苏联,作为自己的主要口号之一。在俄国孟什维克之间,主张承认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的趋势增强。同时,在改良主义的官僚队伍中,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部分是假装的、部分是真正的兴趣在不断增长。甚至在俄国孟什维克中,也出现了“改革者”,他们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进步方面。
  只有小孩才会把这些统统当真;应该成为库西宁,才会在这些中除了“社会法西斯上层的纠纷”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必须抓住随机应变的改良主义分子的话,推动改良主义群众走上行动之路,用敌人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
  从这一前景中,最不能产生的结果是讨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对他们的罪行保持沉默,夸大他们的“功绩”等。只有感觉自己是改良主义的影子,害怕真正地与改良主义对立的中派主义的左翼,才会有这样的政策。谁寻找通向群众的道路,同时又迎合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他和他的声誉扫地的领袖们必将一起被群众所抛弃。与改良主义斗争到底,对中派主义毫不让步,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上就是这么写的!
  18.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道路不被斯大林官僚集团阻断的话,社会民主党左翼会迅速地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许多“左翼”集团不明白共产国际退化的辩证法,停在了半路上,醉心于把两个国际联合起来、创立中间国际和类似的反动幻影的思想。
  但是,在这些面临艰难演变和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的不彻底的派别中,现在已经分化出更加进步的集团,它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建立第四国际,即在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恢复马克思列宁的政策。
  第十三次全会慈悲地指出了这个趋势:“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仆人托洛茨基徒劳地以创立第四国际的可悲的企图……力图阻止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到共产主义一边。”那些把反革命的胜利说成是革命的“加速”的人,理所当然地把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不值得为此多费唇舌。更有意思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原来,在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主要的“社会支柱”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显然还有革命的!),同时委托法西斯粉碎自己的“主要支柱”,虽然在它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看来,这个反革命资产阶级除此之外还需要第四国际。至少,令人安慰的是,虽然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社会民主党工人转向共产主义方面”的潮流不仅阻挡不住,而是相反,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只有唾弃工人阶级舆论的人,才会如此粗暴和毫无意义地扯谎。
  官僚犬儒主义的精神渗透在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中。对革命事业来说,共产国际已经死亡。预定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也不能使它复活。革命运动将走其他道路,历史将开拓这些新道路的使命赋予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以此为自豪。

列·托洛茨基
1934年1月18日




[2]托洛茨基显然不知道,台尔曼为获得在德国共产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932年展开反对雷梅尔和诺伊曼派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支持下,台尔曼如愿以偿地打垮了对手,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把诺伊曼开除出德共政治局的决议。详情可参见译者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译注
[3]我们的某些批评者就此声称:结果是这样,列宁在世时,一切都好,而在他逝世后,一切都变糟了;哪儿还有马克思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退化的原因,我们早就揭示了;没有人作出其他解释;但客观的历史过程是通过人完成的,一定的个人影响可以加速或减缓这些过程。官僚反动广泛地利用了列宁的疾病,并通过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疯狂斗争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4]特兰梅尔(Martin Tranmæl,1879—1967),1918—1921年挪威工党书记,赞成该党加入第三国际;稍后,成为挪威工党中派多数派领袖之一。该派于1923年退出共产国际。1921—1946年为挪威工会中央联合会领导成员。——译注
[5]雅克莫特(Joseph Jacquemotte,1883—1936),比利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1934年起为比共总书记。1921年起为比共中央委员,1931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5年、1932年、1936年二度当选议员。——译注
[6]列诺得尔(Pierre Renaudel,15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今天的任务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3839, стр. 1718




  我们的比利时朋友请我为评定比利时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特点的小册子作序。我应该承认,近几年来,我没有机会天天关注比利时的国内生活。我当然会努力弥补这个空白。但在今天,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自己能够就比利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紧迫实际问题发表足够具体的意见。但也没有这个必要。正如这本小册子表明的那样,我们的比利时同志能够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道路。
  我想就欧洲的政治形势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发表一些一般的看法,代替前言。下面所说的对比利时也适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整个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和战争危险,给欧洲所有国家的内部生活都打下了决定性的烙印。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导致在其他欧洲国家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民主党趋势的增强,而不是共产主义趋势的增强。在英国和挪威的例子中,以格外鲜明的形式对我们彰显了这点。但同一个过程无疑也发生在一系列其他国家中。很有可能,特别是比利时社会党将在不远的将来经历一次新的高涨。改良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糟糕的制动器,社会民主党注定要灭亡,这对我们是基本常识。但仅一个基本常识是不够的,应该善于区分政治过程的各个具体阶段。在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总体历史性的衰落中,必然会出现短暂的高涨期。在灯泡烧坏之前,有时会变得格外亮。或是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的公式完全正确,但只是在最后的历史结论上才是这样。以工人国家的权威支撑的共产国际致命的政策,不仅使革命方法声誉扫地,还为因罪行和叛变而声誉扫地的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机会,让它重新在工人阶级头上竖起民主的旗帜,作为拯救的大旗。
  数千万工人因法西斯的危险而深感担忧。希特勒再次向他们表明,粉碎工人组织和基本民主权利意味着什么。近几年来,斯大林分子一直断言,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区别,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双胞胎。通过德国的悲惨经验,全世界的工人验证了这些说法的罪恶和荒诞。斯大林的党在对革命一翼极端有利的条件下的进一步衰败,就是由此而来的。工人保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和民主权利的意愿,也是由此而来的。由于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10年来的犯罪政策,摆在数百万工人群众意识前的政治问题不是以决定性的非此即彼的形式出现——法西斯主义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以更原始得多的二者择一的形式出现——法西斯主义还是民主。
  应该以实际政治形势为出发点,不要给自己制造任何幻想。当然,我们永远忠于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我们在所有条件下都永远公开地说,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朝哪里去。但我们不能机械地把自己的纲领强加给群众。在这方面,斯大林分子的经验相当说明问题。斯大林分子不是把自己的机车挂在工人阶级的列车上,以加速它的前进,而是大声呼啸着向无产阶级的列车驶去,阻止了后者的前进,有时与它碰撞,在后一种情况下,小小的机车只剩下一根铁棍。这种政策的结果摆在眼前:在一些国家中,无产阶级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毫无保护的牺牲,在另一些国家中,它被抛向后面,抛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
  改良主义的真正长期的复苏,当然是谈不上的。事关的根本不是广义上的改良主义一词,而是工人力求保卫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利”的本能。工人阶级应该在斗争过程中从这些纯防御性的和保守的阵地转入全线的革命进攻。进攻又应该使群众对重大的革命任务,因而也对我们的纲领更加敏感。但为了达到这点,应该善于和群众一起经历今天开始的防御阶段,站在群众的最前列,但不消融在其中,可又不脱离它。
  斯大林分子(和他们的可怜的模仿者布兰德勒分子)宣布,对世界所有国家禁止民主口号:对印度来说,它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民族解放革命;对西班牙来说,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的还只是找到把爬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对德国来说,那里的无产阶级已经被击溃,化为齑粉,失去了它在近100年赢得的一切;对比利时来说,它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使自己的目光离开东部边界,压抑着心中深刻的不信任,支持民主“和平主义”的党(王德威尔得及其一伙)。赤裸裸地否定民主口号,是斯大林分子以抽象的方式从我们这个作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特征中得出的。在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中,没有丝毫的辩证法!民主口号和幻想是不能用指令来取消的。应该让群众经历它们,在战斗经验中超越它们。先锋队的任务是把自己的机车挂在群众的列车上。应该在工人阶级今天的防御阵地中找到能动因素,促使群众从他们自己的民主前提中得出结论;需要深化和扩展斗争渠道。从量到质的变化将发生在这条路上。
  我们再提一下,在1917年,那时的布尔什维克比共产国际今天的所有支部都强大得多,他们继续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降低选举资格的年龄限制,赋予士兵选举权,选举产生官员等等。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1917年4月至10月间,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改良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时,布尔什维克提出“打倒资本家部长”的口号。这仍意味着,工人强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唯一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验被斯大林分子的歪曲和诬蔑搞得面目全非。恢复事实,并从中为今天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此。
  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革命地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从法西斯和战争中获得真正解救的途径。你们社会党工人不同意走上这条道路。你们希望不仅挽救已经赢得的东西,还希望在民主道路上继续前进。很好!在我们还没有说服你们,把你们吸引到我们一边时,我们准备在这条路上和你们一起走到底。但我们要求,你们不要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为民主而斗争。所有人都承认——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条件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迫使你们的党为争取强有力的民主国家而斗争。为此应该首先清除封建国家的全部残余。选举权应该赋予所有年满18岁的男女公民,军队士兵也包括在内。把立法执行权完全集中在一个院之中!让你们的党在这些口号下展开严肃的战役,让它鼓舞数百万工人站起来,让它通过群众的进攻掌握政权。这至少是反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的严肃尝试。我们布尔什维克保留对工人解释民主口号的不足的权利;我们不能为社会党的政府承担政治责任;但我们在为这样的政府的斗争中真诚地帮助你们;我们与你们一起击退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全部进攻。此外,我们对你们保证,只要多数工人还没有自觉地站在革命专政的一边,我们就不采取超越民主(真正的民主)界限的革命行动。
  在最近一个阶段,我们对社会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和他们一起占据民主防御的出发阵地,我们应该立即赋予这个防御以严肃的无产阶级性质。应该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们不允许在德国发生的事在这里重演。不让法西斯主义抬头,这个思想应该渗入到每一个进步工人的头脑中。应该逐渐地、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保卫链环把工人之家、编辑部和俱乐部围绕起来。应该同样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封锁之环把所有法西斯主义的据点(报纸编辑部、俱乐部、法西斯兵营等)包围起来。应该与政治、工会、文化、体育、合作社以及其他工人组织达成在保卫无产阶级民主所有机构中共同行动的战斗协议。这一工作越是严肃、深思熟虑,而不是大喊大叫、自吹自擂,就能更快地赢得从青年开始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就能更快地引向胜利。
  对我来说,在最近一个阶段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在欧洲的各个国家中,根据各国的情况,这个政策当然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和群众意识的变动,在每一个新阶段上提出由整个形势得出的口号,革命领导的任务就在于此!


列·托洛茨基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3: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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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欧洲当前形势述评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36




  在尖锐的社会冲突、迅速的政治变动、剧烈的局势变化的时期,正确的理论定向的巨大的实际重要性暴露得格外清楚。在这样的时期中,政治概念和总结迅速失效,并要求或是彻底改变(这容易些),或是把它们具体化、确切化,对它们作局部修改(这困难些)。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中,由必要性而产生的所有类型的过渡的中间状态和组合,会破坏习惯的公式,要求对自己加倍的关注。总之,如果在和平与平衡的时期(战前),还能靠某些现成的抽象物的利息为生的话,在我们的日子里,每个新的事件都把辩证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则灌输到头脑中:”真理总是具体的”。
  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无疑是用在局部的和不充分的历史经验(或狭窄的和不够开阔的视野)基础上的抽象范畴,来偷换对现实——对它的全部具体性、对它的所有过渡阶段,即逐渐地变化,还有革命(反革命)的飞跃——的辩证分析所能带来的致命后果的最悲惨的例子。斯大林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即金融资本在现代不能与议会民主共处,它不得不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从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正确的原理中,他们以纯演绎和形式逻辑的方式得出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发展阶段同样的一些结论:普里莫·里维拉、墨索里尼、蒋介石、马萨里克、布吕宁、多尔福斯、毕苏斯基、塞尔维亚皇帝亚历山大[2]、泽维林、麦克唐纳等,对他们来说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代表者。他们在这么做时忘记了:1)资本主义过去从来都不能与“纯粹的”民主共处,总是用赤裸裸的镇压制度来补充它,或者干脆用后者来取代它;2)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3)即使处于统治地位,金融资本也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行动,它不得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4)最后,在议会民主与法西斯制度之间,必然会插入一系列过渡形式,它们彼此取代,有时通过“和平”方式,有时则通过内战,如果我们想要前进,而不是被抛到后面的话,要求对每一个过渡形式都作出正确的理论评价并制定无产阶级的相应政策。
  根据德国经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首次确立了过渡政府的形式(虽然它可以也应该根据意大利的经验来确立),我们把它称为波拿巴主义(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后来,我们在奥地利看到了更加清晰和成熟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形式。在法西斯主义以不断增加的成功进攻议会民主的阵地时,没有遇到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反抗,它此后就会扼杀无产阶级,对那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和阶段,这类过渡形式的内在规律性变得十分明显——当然不是在宿命的意义上,而是在辩证的意义上。
  在布吕宁—施莱希尔时期,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就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了”;他们称波拿巴主义的中间阶段理论为粉饰和掩盖法西斯主义的企图,旨在为社会民主党的“小害”政策大开方便之门。社会民主党员那时被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而且如日罗姆斯基、马尔科·皮维尔、朱斯特之类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员,被认为是仅次于托洛茨基分子的最危险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倒了个个儿。对今天的法国,斯大林分子已经不敢再说“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了”;相反,他们采用了昨天被他们否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期阻止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胜利。他们不得不区别杜梅格的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但他们是作为经验主义者得出的这个区别,而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甚至没有尝试给杜梅格制度作一个科学界定。谁在理论领域中依靠抽象范畴,谁在实践领域中就注定盲目地对事实投降。然而,正是在法国,从议会制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带有格外鲜明和展示的性质。只要提一下,杜梅格政府是在法西斯的内战演习(2月6日)和无产阶级为期一天的总罢工(2月12日)之间的舞台上出现的。只要两个彼此不可调和的阵营占据着资产阶级社会两极的阵地,马上就会发现,议会计数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诚然,杜梅格政府像当初的布吕宁—施莱希尔政府一样,表面上看,它的统治得到议会的同意。但是,这个议会已经背离了自己。议会知道,在它反抗的情况下,政府会撇开它。由于进攻的反革命阵营和防御的革命阵营的相对平衡,由于它们的暂时相互中立,政权的轴心凌驾于群众之上,凌驾于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只能在议会之外和“政党之外”寻找政府首脑。政府首脑招了两个将军来帮忙。这个三驾马车用平衡配置的议会人质从左右两边支撑自己。政府不是作为议会多数的执行机构,而是作为两个彼此斗争的阵营的仲裁法官那样行动的。
  政府凌驾于国家之上,但又不是飘在空中。今天的政府的实际轴心是警察、官僚和军人。我们面对的是军警专政,但还稍稍掩盖着议会民主。作为国家仲裁法官的马刀政府,就是波拿巴主义。
  马刀自己没有独立的纲领。它是“秩序”的武器:它的使命是保卫现存的一切。在政治上凌驾于各阶级之上,波拿巴主义像它的先驱君主专制政体一样,在社会学意义上,过去和现在都是剥削者中最强大、最有力的那部分的政府;因而,今天的波拿巴主义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府,这个资本支配、鼓舞和收买官僚上层、警察、军官和出版物。
  最近几个月热议的“宪法改革”,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让国家机构适应波拿巴主义的政府,让后者用着顺手。金融资本寻找合法途径,使它每一次都能够在假议会的被迫同意下,把最合适的仲裁法官强加给国家。当然,杜梅格内阁不是“强有力的政府”的典范。在储备中有更合适的波拿巴的候选人。在这个领域中不可避免地可能还会有新的尝试和组合,如果阶级斗争的进一步进程留给它们充足的时间的话。
  从预测的角度,只能重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当时关于德国说过的话:今天的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机会并不大,它的稳定性实质上是由无产阶级阵营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暂时的、不稳定的平衡决定的。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应该迅速改变,部分是在经济形势影响之下,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质量。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过程将用月而不是年来测量。只有在冲突之后,根据它的结果,才能形成稳定的制度。
  当权的法西斯主义像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府。在这个社会学意义上,它们不仅彼此没有区别,与议会民主也没有区别。斯大林分子每次都发现了这点,但他们忘记了,社会问题要在政治领域中解决。金融资本的力量不在于它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建立任何一个政府——它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而在于任何非无产阶级的政府都不得不为金融资本服务;或是换一种说法:在于一种国家体制衰落时,金融资本有机会用另一种体制来取代它。但是,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意味着政治危机。在革命无产阶级发挥出积极性的情况下,它可能变成对资产阶级的一场社会危机。在法国,从议会民主向波拿巴主义的过渡伴随着内战的爆发。从波拿巴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隐含着极其可怕的社会震荡,因而也有革命机会。
  斯大林分子直到昨天还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对我们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范畴占据了经典辩证法的位置。法西斯主义是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的特殊方法。在民主制下,资本始终不渝地努力让工人产生对改良派和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信任。相反,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没有预先培养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是不可思议的。同一个最高统治阶级——金融资本——的统治,在这两种体制下依靠的是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截然对立的关系。
  但是,没有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意味着玩火的社会蛊惑,小资产阶级反无产阶级的政治动员是不可思议的。肆无忌惮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对“秩序”的危险到底有多现实,德国不久前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法国资产阶级积极地支持自己的一翼——反动的波拿巴主义,给它提供资金,同时试图不把事情搞到法西斯主义获得政治胜利的地步,而是建立“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应该最终能让两个极端的阵营遵守纪律。
  上述一切充分证明,把政权的波拿巴主义形式与法西斯主义形式区分开,是多么重要。但是,落入相反的极端,把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变成两个互不相容的逻辑范畴,也是不可饶恕的。就像波拿巴主义把议会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组合起来而开始一样,胜利的法西斯主义不得不与波拿巴主义者结盟,而且内在地与波拿巴体制靠近。金融资本通过反动的社会蛊惑和小资产阶级恐怖进行长期统治,是不可能的。法西斯领袖在当权后,将被迫用国家机关来遏制追随他们的群众。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在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支柱。它的一小部分与官僚机关同化,一部分落入冷漠之中,另一部分则在各种各样的旗帜下转入反对派中。但失去了群众的社会基础,依靠官僚机关,在各个阶级之间随机应变,法西斯主义就这样退化为波拿巴主义。逐渐的演变在这里被狂暴、血腥的事件所打断。与反映了相互斗争的两个阵营之间极不稳定的短暂平衡的前法西斯的或预防性的波拿巴主义(卓利蒂、布吕宁—施莱希尔、杜梅格等)不同,起源于法西斯的波拿巴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从粉碎两个群众阵营,让它们绝望,使它们士气低落中兴起,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
  在毕苏斯基制度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上,在我们的波兰同志中产生了分歧。分歧的可能性的本身,最好地证明了我们遇到的不是僵硬的逻辑范畴,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上,都有极大的独特性。
  毕苏斯基上台是依靠小资产阶级运动的暴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在“强大的国家”的名义下直接反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在这里,运动和制度无疑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波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比重,即群众比重,比当初的意大利要弱得多,就不用说德国的了;毕苏斯基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军事阴谋的方法,更加谨慎地提出工人组织的问题。只要提一下,毕苏斯基的政变是在斯大林分子的波兰党的同情和支持下完成的,就够了!乌克兰和犹太小资产阶级对毕苏斯基制度不断增长的仇恨,又阻止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全面进攻。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相应阶段相比,在阶级之间和在阶级的各民族部分之间的随机应变在毕苏斯基那里所占的位置要大得多,群众性的恐怖要小得多:这是毕苏斯基制度中的波拿巴主义。但是,把毕苏斯基与卓利蒂或施莱希尔相提并论,等待新的波兰的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来取代他,显然是错误的。为自己描绘某种“理想的”法西斯主义,并用它来对抗现实的法西斯主义,后者有自己作为波兰国家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的独特矛盾,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毕苏斯基是否能把粉碎无产阶级组织的活动进行到底(形势的逻辑不可抗拒地把他推到这条路上),不取决于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界定,而取决于实际的力量对比,群众中政治过程的动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略,最后还取决于西欧首先是法国事件的进程。历史可能会成功地记下,波兰法西斯主义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找到“集权主义”的表现,就被推翻,化为齑粉。
  奥地利的法西斯化过程也同样有其独特之处。在炮轰维也纳之前,多尔福斯制度保持了明显的波拿巴主义的性质;大资产阶级的全权代表,在群众中没有支柱,在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奥地利外省农民型的法西斯分子的阵营间扮演武装仲裁法官的角色。这个三角对抗加上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保障了多尔福斯比其他国家中的同一类型平衡表演演员大得多的稳定性。粉碎奥地利国家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善意的中立。只是后者的被粉碎,提高了国防军的比重,导致实际建立法西斯制度,多尔福斯在其中体现的是波拿巴主义继承性的残余。不应该忘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其纯正性谁也不能否认——中,兴登堡和他的鹰犬至今仍是那个阶段的传统代表,那时,总统按波拿巴主义的方式抽出了魏玛宪法的轴心,为法西斯主义敞开了大门。
  上面说过,源于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远比那些预防性的波拿巴主义的试验要稳定得多,大资产阶级求助于后者,希望能够避免法西斯的放血。但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更重要的是,强调法西斯主义退化为波拿巴主义的事实本身,对它来说意味着末日的开始。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将会持续多久,在什么时刻它的病会变成垂死挣扎,这取决于许多内部和外部原因。但仅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积极性的消退,它的失望和瓦解、它对无产阶级进攻的削弱,就会为革命开辟新的机会。全部历史证明,仅凭警察机关的帮助,是不能把无产阶级束缚在桎梏中的。诚然,意大利的经验证明,所经历的巨大灾难的精神遗产,在工人群众中保持的时间远比导致灾难的政治力量对比要长。但失败的心理惯性是一个靠不住的支柱。在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下,它就可能被立即摧毁。对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来说,法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斗争可能成为这样的推动。
  现在,欧洲和全世界形势的革命关键首先在法国!

Verité193483



[2]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一世(Alexander I Karageogević,1888—1934),1921年起为南斯拉夫国王(1929年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王)。1929年建立军人君主专政,对内奉行大塞尔维亚政策,对外采取依附法国的政策。在马赛(和法国外交部长一起)被克罗地亚人乌斯塔什刺死。——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3 23: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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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的演变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69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危机必然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应该彻底思考和分析这一相关性。资产阶级从议会制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制度,还没有彻底把社会民主党排除出资本政府所依赖的这个合法的力量组合之外。众所周知,施莱希尔当初曾寻求过工会的帮助。杜梅格当然也通过自己的马尔凯与茹奥之流接洽。朗热龙手执白棍,指点法西斯分子往哪儿走,社会党党员往哪儿走。由于社会党明白,波拿巴主义的平衡取决于它自己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的领导,同时还能寄希望于这个平衡,它反对斗争的革命方法,以诋毁“布朗基主义”的名义诋毁马克思主义,宣扬几乎是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但是,这个政策像波拿巴主义制度本身一样的不稳定,资产阶级企图借助后者使自己避免更加激进的解决方式。
  众所周知,民主国家的实质在于,每个人都有权说出和写出他所想的一切,但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决定权留在大私有者手中。借助于局部让步的复杂体系(“改良”)、幻想、收买、欺骗和恫吓,实现了这样的结果。当局部让步(“改良”)的经济可能性耗尽之时,社会党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支柱”了。这意味着:资本已经不能再依靠被驯化的“舆论”,它需要一个独立于群众的(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机器。
  与在国家体系中的这一变动平行,在社会党内部出现了十分重要的变动。在改良主义时代没落之时(特别是在战后的10年中),社会党内部制度再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每个党员怎么说怎么想都行;但决策的是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机关上层。随着资产阶级失去了依靠被剥削者的舆论进行统治的可能性时,社会党的领袖们也就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党的舆论的可能性。但与资产阶级领袖不同,改良主义领袖的手中没有强制性的机关。这就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议会民主的消失,社会党内部的民主却变得更大的现实原因。
  民主国家的危机和社会党的危机平行发展,但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当国家通过波拿巴主义阶段走向法西斯主义时,社会党则通过波拿巴主义国家的“忠诚的”假议会反对派,走向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冲突。理解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党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这个辩证法,是正确的革命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斯大林分子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扭断了自己的脖子。
  在法国现在正经历的波拿巴主义阶段上,社会党领袖们力求在合法性(波拿巴主义的!)范围内维持。他们寄希望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其他有利情况会导致议会国家的恢复。但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之后,他们不得不考虑另一个不那么诱人的前景,这是他们希望自己能避免的。他们害怕脱离要求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并等待领导的群众。这样,社会党的机关落入了最大的矛盾的夹击之中。一方面,它在与激进化的群众的斗争中,到了直接宣扬“暴力只能产生暴力,应该用智慧和谨慎来对付铁拳套和手枪”的托尔斯泰学说的地步。另一方面,它也谈无产阶级专政、总罢工等,站在统一战线政策的道路上。同时,在机关本身之内正在发生分化。“左翼”的影响越来越大。官方领袖不得不右手依靠杜梅格(无论如何得“合法”!),而左手撑在马尔科·皮维尔、朱斯特等人身上。但客观形势不能维持类似的矛盾。再重申一次:社会党今天的状态比防御性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制度更不稳定。
  在政治上,没有比使用针对昨天和昨天的力量状态的现成概念更加致命的错误了。例如,当社会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任务归结为要求新的议会选举时,那它就把政策从现实王国转到阴影王国中去了。“议会”、“政府”、“选举”在今天,根本就没有在1934年2月6日议会制度投降之前它们所具有的内容了。选举本身不能转移政权重心,为此需要来自左面的群众进攻,它才能够彻底压倒、清除2月6日来自右面的进攻的后果。
  在对社会党的评价中,以昨天的现成公式——“改良主义”、“第二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支柱”——为主导的同志,也犯了同一类型的错误。这些界定正确吗?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成分要更大些。过去对社会党的界定,比把今天的国家界定为“议会民主国家”更不符合实际。断言议会制在法国已经“荡然无存”,是错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议会制甚至会短暂复苏(就像垂死之人会出现回光返照一样)。但整个发展是与议会制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想给予今天的法国国家以接近现实的界定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在空洞的议会国家形式掩盖下的防御性的波拿巴主义制度,它在强有力的法西斯制度阵营和不够自觉的无产阶级国家阵营之间随机应变。”只有这样的辩证的界定,才能为正确的政策建立支撑。
  但这些辩证思维的规律对社会党也是必需的,像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它分享了民主国家的命运,只是方向相反。对此还应该补充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社会党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演变:与新社会党的分裂发生在2月6日政变的几个月前。当然,断言在与改良主义和护国主义分裂后,在党内就“什么也没有了”,是最严重的错误。现在,在原来的意义上说社会党,也是同样严重的错误。今后不能再使用简单的、习惯的、固定的界定,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准确无误的表现,即我们面对的是中派主义政党,它由于国家的紧张演变,把极端的矛盾结合在自己的两极上。只有无可救药的烦琐哲学家,才会因为第二国际的标签而看不到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只有辩证地界定社会党,即首先是具体地评价它的内部动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才能够指出正确的前景,采取积极的而非观望的立场。
  没有能够把政治重心剧烈向左转的群众的革命进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样的进攻之前,国家政权应该日益公然和无所顾忌地等同于军警机关,法西斯主义应该日益加强和更加蛮横无理。与此平行的应该是社会党内的矛盾爆发出来,即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宣扬与阶级敌人指定的革命任务的水火不相容。与国家的波拿巴主义化和法西斯危险迫近的同时,党的多数不可避免地应该激进化,远未结束的内部分化应该进入新阶段。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把一切都公开地说出来。他们一直摒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流氓的论战方法,在这个理论和方法中,理论上的无力和谎言、诽谤交织在一起。他们看不到今天头脚倒置和把黑的称为白的的理由。在统一战线被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否定时,我们宣传它。正是因此,我们在今天对抽象的“统一”保留批评和现实的态度。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分化不止一次地成为统一的前提。为了向统一战线迈出第一步,社会党被迫预先与新社会党破裂。关于这点一分钟也不能忘。明确地规定自己的任务,把革命斗争的直接的和伪装的敌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才能在真正的群众战斗的统一战线中参与领导工作。事关的不是什么抽象“原则”,而是由斗争逻辑产生的铁的必要性。问题不能用外交辞令来解决,像日罗姆斯基所认为的那样,他企图找到使社会护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和解的公式。在今天的阶段上,阶级斗争的进程将无情地炸碎、破坏所有不彻底性、谎言和伪装。包括社会党党员在内的所有工人需要的是真理,赤裸裸的真理,除了真理之外,什么也不需要。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确地阐述了现状以及它明天会变成什么样。但他们完全不能——应该公开地承认这点——完成他们在一年前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接近工人社会党党员,不是作为无所不知的战略专家学者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而是在把法国无产阶级不可抗拒地引上革命斗争道路的真正群众经验的基础上与进步工人一起并肩学习。
  但是,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面临的这一领域的任务,应该再讲一讲所谓的共产党的演变。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做这一工作。


Verité1934817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19 20: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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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出路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40, стр. 912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写过,法国社会党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反:在议会制度被作为通向法西斯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不稳定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取代时,社会党与之相反,走向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冲突。但是,这个现在对法国政策具有巨大意义的原理,是否能赋予它以无条件的,因而也是国际的性质呢?
  不,真理总是具体的。当我们说,在今天的社会危机条件下,社会党和国家发展背道而驰时,我们指的只是总体发展趋势,而不是什么单一的、机械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趋势能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事实。可以提出相反的定理,应该希望它在我们之中不会遇到反驳: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在发展进程赋予它的短暂时期中是否能够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决裂,调整并准备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搏斗。无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党的命运,这一可能性的本身就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的共产国际覆灭和阶级斗争的格外尖锐所导致的。
  中派主义排挤改良主义的趋势,就像中派主义激进化的趋势一样,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的总体危机相应,不能不具有国际性。但是,对于实际结论,特别是组织结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发展阶段上,在一个具体国家的社会党中,这个趋势是如何折射的问题。我们制定的发展的总体路线,应该只是指导我们的分析,而绝不是预先为它得出结论。
  在前法西斯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国家与改良主义的破裂,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左翼的形成中表现出来。但在群众完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官僚机关的强大还足以及时地消除尚且软弱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让党停留在保守观望政策的轨道上。同时,“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毒气使德国共产党陷入昏迷,用“阿姆斯特丹”的检阅来取代对群众的革命动员,后者因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没有统一战线政策而没有可能。结果是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竟然不能对法西斯政变进行最微小的反抗。斯大林分子声称:全是社会民主党的罪过。但他们以此承认,他们对德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觊觎纯属吹牛,说空话。这个极其重大的教训首先表明,哪怕是在一个共产党是最有影响力——绝对和相对的——的国家中,由于社会民主党还有能力用自己的保守对抗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它在最关健的时刻可能会动弹不得。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点!
  在法国,同一个基本历史趋势得到了实质上不同的折射。在独特的民族条件和国际教训的影响下,比起相应阶段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法国社会党的内部危机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展。社会党的官僚被迫向右开火。不像在德国那样开除左翼,我们见证了它与最彻底的右翼(作为资产阶级代理的新社会党)决裂。这两个分裂以其对称性,极其清晰地凸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演变的重大区别,虽然在两个地方都有共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危机,改良主义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民主党的破裂。
  必须从上面指出的视角,对正在经历危机不同阶段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形势作出评价。但这个任务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我们只说一下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被彻头彻尾反动和腐化的议会官僚、地方自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银行的官僚所控制,处于与自己的左翼的斗争中,力求对自己的德国典范(韦尔斯—泽维林格之流)亦步亦趋。显然,对法国和比利时不能得出同样的实际结论。
  但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的政策为一方,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为另一方,是永远互不相容的两种类型,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它们能够相互交错,也将不止一次地相互交错。一方面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德国共产党当时推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它能够给予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激进化以强有力的推动,整个德国的政治发展将获得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分子的积极促进下,法国社会党的官僚孤立了左翼,使党倒退,不能认为这点已被排除;后果不难预见:无产阶级的沮丧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至于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几乎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若没有社会党内的力量和倾向的果断的重组,成功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但不能事先预见发展的所有这些阶段和形式。必须为工人运动把脉,并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结论。
  所说的一切至少足以让人明白,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演变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最起码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命运,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了,如果回忆一下,在1925年,共产国际在一份特别宣言中声称,法国社会党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就不难明白,在追随者统治的这几年中,无产阶级,特别是他的先锋队的倒退有多么巨大!
  上面已经说过,在德国问题上,共产国际承认了——诚然是过迟的,以消极的形式——自己完全不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参加这一斗争的话。在法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也被迫做了同样的承认,但是及时的、以积极的形式。对共产国际越糟,对革命事业就越好!

※     ※     ※



  不加解释地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斯大林分子同时把革命纲领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对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们宣称:“你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条件。”他们拒绝批评盟友。为了联盟,他们干脆付出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代价。然而,由于事关的是防御共同的死敌,而且同盟者中的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是自己的生命利益,因此谁都不能强迫对方为联盟付出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做主。斯大林分子的全部行为具有这样的性质,就好像他们想对社会党领袖们暗示:“提更多的要求,施加压力,别不好意思,帮助我们尽快地摆脱那些尖锐的口号,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它们让我们的莫斯科主子为难。”
  把工人民警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为武装工人而斗争被宣布为“挑衅”。在行政长官的监督下与法西斯分子平分“势力范围”岂不更好?无论如何,对法西斯分子来说,这是所有可能的组合中最有利的一个;同时,被统一战线的泛泛之词所催眠的工人将进行检阅游行,法西斯分子则趁机增加自己的干部和武器储备,吸引新的群众预备队,选择适当的时机发动进攻。
  这样一来,对法国斯大林分子来说,统一战线变成了对社会党投降的形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方法是对波拿巴主义国家的投降,后者又是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通过统一战线,两个官僚不无成功地防止了“第三种势力”的干预。法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很快就可能面临决定性的事件。如果没有社会党内群众的压力和各种趋势之间的斗争的话,这种情况可能是致命的。

※     ※     ※



  若有人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样,注定要灭亡,末来属于第四国际,他说出的观点,其正确性再次得到法国今天的形势的验证。但这个正确的观点还不能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期限内创立第四国际。它可能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联合而产生——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通过成员的重新组合,在战火中进一步清洗和锻炼自己的队伍。它可能通过社会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激进化和斯大林组织的瓦解而产生。它可能在反法西斯斗争和对它的胜利过程中而形成。但它的产生可能会晚得多,在几年以后,在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和战争所造成的废墟和断壁残垣之上。对某些博尔迪加分子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前景和阶段都没有意义。宗派分子生活在时空之外。他们忽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后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平衡表”总是一样的、都是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个漫画式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当然,如果在法国有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它是能够也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天的条件下聚集的独立轴心。但同盟[3]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这样的组织。丝毫不减轻领导的错误,应该承认,同盟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工人运动进程决定的,后者在最近10年来经历的都是失败和退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得到发展的每个新阶段的验证。但能否指望,作为一个组织的同盟,在不断迫近的结局前所剩下的期限内,在工人运动中占据如果不是领导地位,起码是有影响的地位呢?今天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意味着把结局推到几年之后,这与整个形势相矛盾,或是于脆寄希望于奇迹。十分明显,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的覆灭。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应该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新的组织形式。应该紧密联系所经历的阶段的性质,确切地说明今天的任务:如何在现有的无产阶级集团和在现有的各集团的力量对比下,更好地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特别是同盟会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一个不大的组织,它不能觊觎在展开的斗争中的独立角色,但它被正确的学说和宝贵的政治经验武装起来,它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才能以革命内容丰富统一战线?明确地提出问题,实际上已经答复了它。同盟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据位置,以便积极地促进革命的改组和集中它的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它只能加入社会党,才能占据这样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驳说:“但须知,共产党毕竟是更加革命的党,既然已经决定放弃组织上的独立性,我们是否能够加入一个更不革命的党?”
  我们的反对者的这个主要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论据,依靠的是政治回忆和心理评价,而不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发展。两个党都是中派主义的组织,区别在于,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瓦解的产物,而社会党的中派主义是改良主义瓦解的结果。它们之间还有另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区别。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虽然有痉挛式的摇摆,仍是十分稳定的政治体系,它与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社会党的中派主义反映的是寻找革命出路的工人的过渡状态。
  在共产党内无疑有数千名战斗的工人。但他们被彻底搞糊涂了。昨天他们还准备在街垒上与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并肩反对达拉第政府。今天,他们默默地对社会党的口号投降。斯大林分子培养的圣但尼的无产阶级组织顺从地对傀儡投降:为复活共产国际所做的10年的尝试和努力都毫无结果。看来官僚相当强大,足以把破坏工作进行到底。
  赋予统一战线纯粹的装饰性,以“列宁主义”的名义把放弃基本的革命口号神圣化,斯大林分子阻止了社会党的革命发展。现在,在自己的杂耍转向之后,他们继续充当制动器的角色。党内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断然地排除了所有复活它的企图。
  无法比较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它们像两块呢子一样:哪一块织物更好,更结实?应该在每个党的发展中观察它,并考虑到在今天的时代中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放我们的杠杆的最有利的支点。
  同盟与社会党的联合可能会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国有数万名无党派的革命工人,其中不少人加入过共产党,后来愤怒地抛弃了它,或是被它开除。他们保持了过去对社会党的态度,即背对着它。他们同情或者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没有加入它,因为不相信在今天的条件下。第三党有发展的机会。这数万名革命工人留在党外,在工会中也未加入派别。
  在此还可以补充数百和数千名人民教师,不仅是在总联合会中,也在全国工会中,他们能够作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环节。他们留在党外,敌视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在不久的将来,群众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寻找党的渠道。创立苏维埃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工人党的作用,因为被苏维埃联合起来的数百万群众需要领导,而只有党才能给予它以领导。
  没有丝毫必要把社会党理想化,即把具有今天的全部矛盾的它伪装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可以也应该指出党的内部矛盾,作为它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因而也作为可以放马克思主义杠杆的支点。同盟可以也应该为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师等做榜样,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仍留在斗争的主要渠道外是有危险的。加入社会党,他们会极大地加强左翼,使党的整个演变富有成效,为“共产党”的革命分子创造强大的引力中心,从而大大地方便了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不放弃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有小集团的别有用心,明确地说出事实,应该加入社会党:不是为了巡回表演,不是为了试验,而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严肃的革命工作。

Verité19349




[2]即法国社会党。——译注
[3]全称是法国共产党人同盟。——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4 00: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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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转折中


——《为恐怖主义辩护》第二版代前言





  此书是为阐释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方法而著的。阐述是带有论战性的,就像革命政策本身一样。反对统治阶级的论战一旦掌握了被压迫群众,它在一定的阶段就会变成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对当代社会、它的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的明确的理解。资产阶级用抽象概念(“国家”、“祖国”、“民主”)来掩盖自己统治的剥削性质。《时代》杂志是地球上最无耻的杂志之一,它每天都用爱国主义和无私教导法国人民群众。然而《时代》杂志本身的无私是用国际价格表来衡量的,这对谁都不是秘密。
  革命政策的第一步是揭露资产阶级毒害人民群众意识的虚构。当这些虚构与“社会主义”思想混合起来时,就变得格外恶劣。现在在法国工人组织中,这类大杂烩产品的调子比任何时候都高。
  本书的第一版对法国共产党的初创起了一定的作用:作者当初曾听到过不少证明,而且它们的痕迹不难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报》中找到,在此后的12年中,共产国际在一系列的疯狂摇摆之后,对价值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价:今天,本书被列入禁书书目,仅提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其思想和方法来说,今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我们被迫保留这个已经与现实完全矛盾的称号)与本书所反对的考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只是他们更加无知和无耻。加香之流所经历的改良主义和护国主义的复发,本身就充分表明此书新版的必要性。但是,还有更加严肃的理由:它们植根于震撼第三共和国的革命前的深刻危机中。
  在18年的中断后,本书作者有机会在法国生活两年(1933—1935),诚然只是作为一个外省的观察者,而且本身也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在此期间,在我曾居住过的伊泽尔市,发生了一件十分平常的寻常小事,但它是理解整个法国政治的钥匙。在冶金辛迪加科米下属疗养院,住着一位将要做大手术的年轻工人,他居然敢阅读革命出版物(更确切地说,他由于天真而认为是革命的出版物:《人道报》)。行政机构对这位不谨慎的工人,还有四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人提出最后通牒:或是他们拒绝不受欢迎的出版物,或是立刻把他们扔到街头。病人们指出,在疗养院里公然进行教权主义的反动宣传,这当然于事无补。因为事关的是普通工人,他们用来冒险的不是议员资格,也不是部长职务,而只是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最后通牒没有效果。结果五个病人,其中一个第二天就要做手术,被扔出了疗养院。格列诺布尔的地方自治政府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它的是马丁博士,此人是为社会党定调的保守的资产者之一,他们的最完美的代表是列昂·布吕姆。被驱赶的工人试图得到市长的保护。只是徒劳:虽然他们坚持、写信、斡旋,甚至没有得到市长接见。他们转向当地一家左翼报纸《电讯报》,在这份报纸中,激进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结成一个牢固的卡特尔。得知事情涉及的是冶金辛迪加科米,报纸经理断然拒绝干预:别的什么都行,就是这个不行。为一次对这个强大的组织的不慎,《电讯报》曾一度失去广告,损失了两万法郎。与无产者不同,“左翼”报纸的经理和市长是有东西可失的。因此他们拒绝力量悬殊的斗争,让肠肾患病的工人听天由命。
  每周一两次,社会党的市长被年轻时的模糊回忆所困扰,说几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选举时,《电讯报》支持市长和他的党。一切都中规中矩。冶金辛迪加科米对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市长、议员先生们有足够的直接、间接的论据。整个法国官方都在金融资本的专政之下。在《拉鲁斯词典》中,这个体制被称为“民主共和国”。
  不仅是伊泽尔的,而是法国所有部门中的左翼议员和报人,都觉得他们与资本主义反动的和平共处是无止境的:他们错了。早就布满了虫眼的民主突然觉得手枪口抵在它的鬓角上。正如希特勒的武装——粗暴的物质事实——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引起真正的转折,暴露出所谓的“国际法”的徒劳和虚幻一样,上校德拉罗克的武装匪帮在法国国内关系上引起的惊扰,迫使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重建、改头换面和重组。
  恩格斯曾写过,国家,民主共和国也包括在内,是保卫私有财产的武装队伍;所有其余的都只是对这个事实的粉饰或遮掩。类似埃里奥[2]或布吕姆这样的“法律”的雄辩的保卫者总是为这样的无耻感到愤怒。但希特勒和德拉罗克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再次表明,恩格斯是正确的。
  1934年年初,平等、直接的不记名全民选举的意志,使达拉第成为总理,他把国家主权与新手绢一起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但只要德拉罗克、莫拉斯之流的队伍表明他们会开枪,并能割断警察马匹的筋,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达拉第马上把位置让给武装队伍首脑指定的政治残废。这个事实比所有选举统计重要得多,不能把它从最新的法国历史中抹去,因为它预示着未来。
  当然,不是所有用手枪武装起来的一伙人都能在任何时候改变国家政治生活方向的。只有那些作为一定阶级的机构的武装队伍,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德拉罗克上校和他的追随者想保障秩序,避免震荡。而法国的秩序意味着金融资本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接近他的阶层的统治,德拉罗克的队伍干脆就是金融资本的武装巡查队。
  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可以经常在《人民报》和《人道报》的版面上看到。虽然最先阐述它的肯定不是它们。不过,这些出版物只说出了一半真理。同样重要的另一半是,埃里奥、达拉第和他们的支持者同样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否则,激进派不可能在几十年中作为法国的执政党。如果不玩捉迷藏的话,就应该说,德拉罗克和达拉第为同一个主子服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本人或他们的方法都一模一样。而是相反,他们彼此疯狂敌对,作为两个专门代理机构,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拯救秘方。达拉第许诺在三色民主的帮助下维持秩序。德拉罗克认为,为了公然的军警专政的利益,应该取缔已经过时的议会制度。政治方法彼此对立,但社会利益是一样的。
  德拉罗克和达拉第——我们利用这两个名字只是为了叙述的简明——对抗的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它的无可救药的危机、它的腐朽。虽然不断地获得技术上的成果和在个别工业部门的突破性的成绩,整个资本主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极端不稳定。议会民主与自由竞争和自由国际贸易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要生产力在上升,销售市场在扩大,人民群众的福利在提高(虽然是局部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资产阶级就能够容忍罢工、集会、出版自由。可现在不一样。如果不算苏联的话,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停滞和国民收入的降低、长期的农业危机和固有的失业。这些现象为资本主义现阶段所内在固有的,就像硬化和痛风为一定年龄的人所固有的一样。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来解释世界经济混乱,暴露了凯奥先生、斯佛尔查伯爵等的思想浅薄。战争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把日益迫近的崩溃推到对手脊梁上的企图。这一企图没有成功。战争只是加深了崩溃现象,它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酝酿了新的战争。
  刻意回避阶级矛盾的法国经济统计无论多么差劲,也不能掩盖社会瓦解的直接现象。在国民收入整体降低、农民收入真正吓人的跌落、城市贫民破产、失业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年交易额超过一两个亿的企业巨头却业绩辉煌。金融资本在法国人民的血管上吸吮(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着鲜活的血液。“全国一致”的政策和思想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
  在衰落过程中的缓和与一线希望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只具有暂时性。我们时代的总的趋势不可抗拒地把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推向二者择一:或是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秩序,或是资本主义为了自我保护应该用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很久吗?这个问题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来回答。
  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受交易所、银行和托拉斯的直接委托开枪射击。达拉第从同一些制高点上获得命令,把政权交给杜梅格。如果激进派领袖以激进者普遍以之为特点的轻率而投降的话,那是因为他在德拉罗克的匪帮中认出了自己主人的队伍。换言之,至高无上的达拉第把权力让给杜梅格的原因,与《电讯报》和格列诺布尔市市长拒绝揭露冶金辛迪加科米代理人的令人发指的残忍的原因一般无二。
  但是,从民主转向法西斯主义蕴涵着社会震荡的危险。资产阶级上层的策略上的动摇和分歧就是由此而来。所有资本大亨都赞成进一步加强武装战斗队,它们能够在危急时刻成为拯救预备队。但在今天给这些战斗队以什么位置,是让它们立刻转入进攻还是让它们只作为威慑力,这些问题还悬而未决。金融资本不再相信激进主义者有机会让小资产阶级群众追随自己,并以这些群众的压力把无产阶级控制在“民主”纪律的框架中。但它同样也不相信目前还没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组织能够掌握政权并建立牢固的秩序。
  不是议会的雄辩术,而是工人的愤怒、总罢工的尝试(诚然被茹奥的官僚所扼杀)和后来的起义(土伦、布雷斯特……)让幕后的领导人感到必须谨慎。稍稍制止一下法西斯分子,激进派的呼吸稍稍舒畅一些。《时代》杂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已经开始向“年轻一代求爱”了,重新发现符合法国天才的自由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稳定的、过渡的、杂交的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符合的不是法国天才,而是第三共和国的没落。在这个制度中,最突出的就是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政权不取决于政党和纲领,通过特命全权消灭议会立法机构,政府作为“仲裁法官”凌驾于彼此斗争的两个阵营之上,即实际上凌驾于国家之上。杜梅格、弗兰登、拉瓦尔三个内阁,虽然都少不了声誉扫地、屈辱的激进派参与,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差别不大的变奏。
  萨罗内阁产生后,列昂·布吕姆宣称(此人的洞察力是两维的,而不是三维的):“2月6日的最新结果在议会层面上已经被破坏了。”(《人民报》1936年2月2日)这就是用影子刷清洗影子车!好像真的可以“在议会层面上”消除金融资本武装队伍的压力似的!似乎萨罗感受不到这个压力,不在它面前战栗似的!实际上,萨罗—弗兰登政府是半议会式的“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只是稍稍“偏左”而已。萨罗本人在回答对他采取专横措施的指责时,在议会上做了最好的答复:“如果我的措施是专横(arbitraires)的,那是因为我想做仲裁人。”这个格言就是从拿破仑三世的口中说出,也很不错。萨罗感到自己不像议会规定的那样,是某个政党或执政党联盟的全权代表,而是像波拿巴主义规定的那样,是超越阶级和政党的仲裁法官。
  阶级斗争激化,特别是反动派的武装匪帮的公然发动,在工人组织中造成了不小的转变。温和地扮演着第三共和国的第五只车轮角色的社会党,看到自己被迫放弃自己的卡特尔传统,甚至与自己的右翼(新社会党)决裂。此时,共产党员完成了相反的演变,但规模要大得多。在几年之间,这些先生们念念不忘街垒、占领街道等(诚然,这个呓语主要是文献性的)。现在,在1934年2月6日之后,明白事情是真格的,这些街垒大师急剧地向右转。这是吓得魂飞魄散的、说空话的家伙的理所当然的反应,它与苏联外交的新的国际定向完全吻合。
  在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危险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转向了法国。在国际关系上维持原状!在法国国内制度上维持原状!寄希望于革命?痴人说梦!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圈内完全不同,它轻蔑地对法国共产主义闭目不提。应该维持现状,别让它恶化。没有激进分子,法国的议会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让社会党人支持他们;应该命令共产党员别妨碍布吕姆与埃里奥的联盟;如果可能的话,自己也加入联盟。不要震荡,不要威胁!克里姆林宫的方针就是这样。
  当斯大林放弃世界革命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想相信他。徒劳!在政治上,盲目轻信不是太高的美德。但盲目怀疑也不好。应该善于对比语言与行动,辨别在几年内的整体发展趋势。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苏联特权官僚的利益决定的,是彻头彻尾保守的。法国资产阶级有全部理由信任斯大林,因而法国无产阶级就更没有理由信任他。
  在图卢兹召开的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员”拉卡蒙赋予人民阵线以真正不朽的表达方式:“怎样克服激进党的胆怯?”怎样战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十分简单。威严的革命应该抛弃叼在嘴里的刀子,抹上头油,让最有魅力的宫女露出微笑:这将是最新版的瓦扬—古久里。[3]在全力推动向左转的社会党人向右走的抹头油的“共产党员”的压力下,布吕姆不得不重新改变方向,幸运的是转向了熟悉的老路。人民阵线就这样形成了——以工人组织为代价的激进破产者的保险协会。
  激进主义与法国的共济会密不可分,仅此一点就说明了一切。在议会代表关于同盟的辩论中,克萨维耶·瓦尔提到,托洛茨基当初曾禁止法国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分会。热米·施密特先生似乎在这个领域中有很高的权威,宣称这个禁止表明专制的布尔什维主义与“自由精神”水火不相容。我们没有理由与激进派代表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但我们现在还是认为,在乏味的阶级合作的共济会宗教中寻找鼓舞和安慰的工人代表,不配受到丝毫的信任。联盟得到社会党人广泛加入共济会分会的假面舞会的补充,并非偶然。现在,是轮到忏悔的共产党员穿上围裙的时候了!新入门的学徒穿上围裙,可以更好地为联盟的老师服务。
  人们不无愤怒地对我们说:“但人民阵线根本不是联盟,而是群众运动。”在华丽的界定中,当然没有缺点,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实。联盟的使命就是要制止群众运动,把它纳入阶级合作的轨道。这也正是人民阵线的使命。它们之间的区别——它很重要——是,传统的联盟适用于议会制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代。现在,当群众再也不能忍耐、随时可能爆发时,必须有“共产党员”参与的更加令人信服的制动器。共同集会、摆排场的游行、誓言、公社和凡尔赛的旗帜交汇在一起,喧嚷、嘈杂、蛊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遏制群众运动,让它士气消沉。
  在议院中,萨罗在对右翼辩解时声明,他对人民阵线的无可非议的让步不是别的,只是制度的安全阀。这样的坦率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够谨慎。但它得到了极左翼的热烈掌声的褒奖。也就是说,萨罗没有拘束自己的理由。至少,他成功地给人民阵线下了经典的定义(也许并非完全自觉):群众运动的安全阀;萨罗先生在格言上是十分幸运的!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完全放弃无产阶级观点,布吕姆、加香之流在“集体安全”和“国际法”的面具下,掌握了国家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们正在准备他们在1914—1918年推行过的同样奴颜婢膝的政策,只不过补充了“保卫苏联”而已。然而在1918—1923年间,当苏联外交也不得不随机应变、签署协议时,没有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能够考虑与本国资产阶级结盟!莫非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证明斯大林放弃世界革命的真诚吗?
  出于与今天共产国际领袖们在民主垂死挣扎时吸吮它的乳头一样的动机,他们发现了已经开始捯气儿的国际联盟的灿烂形象。苏联与激进派共同的对外政策政纲,就是这样创立的。人民阵线的内部纲领是根据老生常谈编造出来的,它们与日内瓦盟约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纲领的整个意思:一切都维持原状。然而群众再也不想维持旧状态。须知政治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此。
  布吕姆们、波利·费尔们、加香们、多列士们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时,最关注的是别让它在物质上武装起来。这些先生们的鼓动与神父关于道德因素至上的说教别无二致。教导国家政权问题是武装部队的问题的恩格斯,对待起义像对待艺术一样的马克思对今天人民阵线的代表、议员和市长们来说,就像中世纪的野蛮人一样。《人民报》上百次地刊登工人裸体图,下面的题文是:“你们将会相信,我们赤手空拳也比你们的铁甲军更加威严。”对军事技术是何等的傲然蔑视。就连埃塞俄比亚皇帝对此所持的观点也比这更先进。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政变对这些人来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当德拉罗克给他们戴上手铐时,不知他们是否会停止颂扬“赤手空拳”?这一试验不能在不波及群众的情况下单独对这些领袖先生们做,有时真令人为此感到惋惜。
  从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阵线是激进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赢得大资本的注意和恩惠进行竞争的一个插曲。激进分子想用以其作戏似的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称兄道弟来向主子证明,制度问题根本不像右派所断言的那么糟;革命的威胁根本就没那么严重;瓦扬—古久里甚至把刀子换成了项圈;通过驯服了的“革命者”可以让工人群众守纪律,从而拯救议会制度免遭覆灭。
  不是所有激进派都相信这个手段;以埃里奥为首的最尊严和有影响的人,宁愿采取观望立场。但他们始终不能提出其他建议。议会制度危机首先是选举人对激进主义的信任危机。只要还没有发现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的方法,就没有也不会有拯救激进党的药方。它面临的只是在几种政治死亡的方式中选择一种。甚至它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的相对成功,也不能防止它的覆灭,甚至都不能长久延迟它的死期。
  社会党的领袖们是法国最无忧无虑的政治家,他们不会用人民阵线的社会学来麻烦自己。从列昂·布吕姆的无休止的独白中,谁也不会学到任何东西。至于共产党员,他们因其在与资产阶级合作一事上的首创而十分骄傲,把人民阵线描绘为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何等的嘲弄!激进党根本就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它也不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像莫斯科《真理报》荒谬界定的那样。中等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理,它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剥削小资产阶级,用“同盟”这个中性名称来称呼等级、建立在剥削上的政治关系,就是嘲弄现实。骑士不是人与马的联盟。如果埃里奥—达拉第的党植根于小资产阶级中,甚至部分植根于工人群众中,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而催眠和欺骗他们。激进派是法国帝国主义的民主党,所有其他界定都是谎言。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解除了激进派的武装,夺去了他们催眠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资源。“中等阶级”开始感到,如果不是理解的话,假如可怜的改良不能挽救局面的话,就需要大胆地粉碎现存制度。但激进主义和勇气,是水火不相容的。法西斯主义首先得到的是小资产阶级对激进主义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的滋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最近期的政治命运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主义将如何被消灭,谁掌握它的遗产,即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党。
  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基本真理宣称,无产阶级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只有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议会代表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为了把农民吸引到工人一边,应该让农民脱离让他服从金融资本的激进政客。人民阵线与此相反,工人官僚与中等阶级最糟糕的政治剥削者的阴谋,只能打消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信心,把他们推到法西斯的反革命怀抱中。
  很难相信,某些无耻之徒企图用列宁的话来为人民阵线的政策辩解,说后者证明,“没有妥协”,不与其他政党达成协议,是不行的。今天的共产国际领袖们对列宁的嘲弄成了惯例;他们践踏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人的所有教导,然后驱车前往莫斯科,朝拜他的陵墓。
  列宁是在沙皇俄国开始他的工作的,那里反对旧制度的不仅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有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资产阶级阶层。如果人民阵线的政策还可以辩解的话,则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里。伪造者先生们如果能指出,在什么阶段上、在何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了类似人民阵线的东西,那他们做得还算不错。让他们调动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在历史文献中翻寻!
  布尔什维克与革命小资产阶级组织达成实际协议,例如为了共同非法运输革命文献,有时为了共同回击黑色百人团。在国家杜马选举时,他们有时在一定条件下求助于与孟什维克或次一等的社会革命党的选举联盟。仅此而已!没有共同“纲领”、没有共同机构,也不放弃对临时盟友的批评。这种阶段性的、严格限于具体目的的协议和妥协(就是列宁所说的协议和妥协,而且只是它们!),与人民阵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是各种组织的大杂烩,不同阶级的长期联盟,它们在整整一个时期——而且是什么样的时期!——被共同纲领和共同政策——摆排场、声明和欺骗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一遇到重大的考验,人民阵线就会四分五裂,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将出现深深的裂缝。人民阵线的政策是背叛的政策。
  布尔什维主义在结盟问题上的原则是:各走各的路,共同实施打击!而今天共产国际领袖们的原则是:走同一条路,好被各个击破。让这些先生们抓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但请行行好,别打扰列宁!
  读着这些自吹自擂的先生们的声明不能不感到愤怒,他们竟说什么人民阵线“拯救了”法国免遭法西斯主义的荼毒;事实上,这只意味着互相鼓励把这些被吓破了胆的英雄们从夸大的恐惧中“拯救”出来。长久吗?从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动到他上台之间,过去了10年,其间有局部的涨潮和退潮。德国的布吕姆们和加香们,当初也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不相信他们,我们没有错。这一经验没有教会韦尔斯和台尔曼的法国表兄任何东西。诚然,德国共产党员没有加入把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以及天主教中央党联合起来的人民阵线(“无产阶级与中等阶级的联盟”!)。在那个阶段,共产国际甚至禁止工人组织之间达成反法西斯的战斗协议。结果已是众所周知。对作为刽子手的牺牲的台尔曼的最热烈的同情,也不能妨碍我们说:他的政策,即斯大林的政策为希特勒胜利的贡献,比希特勒本人的政策更大。共产国际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在法国采取十分熟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莫非预见其结果还困难吗?
  面临的议会选举无论其结果如何,本身都不会给局势带来重大的变化:选民最终只能在赖伐尔[4]型的仲裁人和埃里奥—达拉第型的仲裁人之间作选择。但由于埃里奥和平地与赖伐尔合作,而达拉第支持这两个人,如果用历史提出的任务的规模来衡量的话,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微乎其微了。
  认为埃里奥—达拉第能够对统治法国的“两百个家庭”宣战,就是无耻地愚弄人民。“两百个家庭”不是悬在空中,而是对金融资本的有机的加冕。为了能够对付“两百个家庭”,就应该推翻经济和政治制度,支持这个制度与埃里奥和达拉第利害攸关,其程度不亚于与弗兰登和德拉罗克的利害攸关。事关的不是“国家”反对某些资本巨头的斗争,像《人道报》所描绘的那样,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它只能由革命来解决。在这条道路上,主要的障碍是人民阵线领袖们的工贼阴谋。
  法国半议会、半波拿巴主义的内阁相互交替还能有多久,在近期内国家还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是不能提前预言的。这取决于世界和国内的经济情况、国际局势、苏联的情况、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稳定程度,最后——不是就其重要性来说是最后一个因素——取决于法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洞察力和积极性。法郎的震荡可能会加速结局的来临。法国与英国的更加紧密的合作会使它推迟。“民主”的垂死挣扎无论如何会比在德国的布吕宁—巴本—施莱希尔的前法西斯阶段要长得多;但它不能因此就不再是垂死挣扎。民主将被清除,问题只是由谁来清除。
  反对“两百个家庭”的斗争,反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面包、自由和其他美好的东西的斗争,或是谎言,或是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摆在法国劳动者面前的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不是遥远的目的,而是正在展开的阶段的任务。然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不仅拒绝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还全力以赴地对抗它。他们与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却诽谤和驱逐布尔什维克。他们对革命的仇恨和对它的忧惧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在这些条件下,马尔索·皮维尔型的假革命者扮演着最坏的角色,他们许诺推翻资产阶级,但只能在得到布吕姆同意的情况下!近12年来法国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把创立新的革命党的任务提上日程。
  猜测事件是否会给它的形成提供充足时间,就是沉湎于最无益的事。在各种方案、过渡形式、阶段、加速或减缓的领域中,历史资源是无穷尽的。法西斯主义可能在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提前出场并遭到失败。这意味着长久的延期。相反,出于谨慎,它可能过于长久地持观望立场,从而为革命组织提供新的机会。可能在法西斯主义能够展开总会战之前,人民阵线就可能在自己的矛盾上撞得粉碎。这意味着工人政党的重组和分裂以及革命先锋队迅速团结起来的时期。土伦、布雷斯特式的群众自发运动可以变得波澜壮阔,为革命杠杆提供可靠的支点。最后,甚至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胜利(理论上不能排除),根本就不应该意味着它的统治的千秋万代,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甚至都不能保证墨索里尼维持的期限。从意大利或德国开始的法西斯主义的没落很快就会波及法国、在这个最不利的变化中建立革命党,意味着复仇时刻的即将来临。那些用“条件尚未成熟”的话来搪塞紧急任务的智者,只是暴露出他们对条件来说还不成熟。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像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一定的意义上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在比他们的先驱者们高得多的历史阶段上。比1914年社会党国际的没落更加可耻的共产国际的没落,开始时极大地阻碍了运动的前进。在与反革命的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护国主义官僚的统一战线的残酷斗争中,新干部的招募工作缓慢地完成。同时,正是这些并非偶然降到无产阶级身上的困难,对正确地筛选和严厉地锻炼新党和新国际的头几支队伍来说,是重要的条件。
  共产国际的干部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从战争初期、十月革命前开始自己的革命培养的。现在,所有这些人都处于共产国际之外,几乎无一例外。下面的一批人依附的是胜利的十月革命:这要容易得多。在这第二批人中,剩下的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共产国际今天的绝大多数干部依附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革命旗帜,而是苏联官僚。他们不是战士,而是官员、副官、听凭差遣的小喽啰。正是因此,第三国际才在具有大量宏伟革命机会的历史形势下如此可耻地腐朽下去。
  第四国际是在前三个先驱者的肩膀上崛起的。它遭到前后左右的夹击。钻营者、怯懦者、庸人在这些队伍中没什么可找的。在开始阶段不可避免的部分宗派分子和冒险分子,将随着运动的成长而被筛出。让迂腐之人和怀疑主义者因出版“小”报并向全世界挑战的“小”组织而耸肩去吧。严肃的革命者轻蔑地从迂夫子和怀疑主义者的身边走过。十月革命一度也是从孩子的蹒跚学步开始的……
  与立宪民主党组成“人民阵线”的强大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小撮幻想家”的打击下烟消云散了。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在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灭亡。已经来到欧洲人面前的时代将把工人运动中所有模棱两可和腐朽的东西彻底清除。所有茹奥们、西特林们、布吕姆们、加香们、王德威尔得们、卡巴列罗们,都只是幽灵。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将一个接一个地从舞台上消失。工人队伍中新的、伟大的重组是不可避免的。年轻的革命干部将成长壮大。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胜利才是可能的。

列·托洛茨基


1936328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0, стр. 8—15。《为恐怖主义辩护》是列·托洛茨基《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一书的法文和英文第二版所用的书名。

[2]埃里奥(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激进党领袖,1916年起多次任部长,1924年、1925年、1926年、1932年任总理。1947—1954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05—1955年(有间断)任里昂市市长。——译注

[3]瓦杨—古久里(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法国作家、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法共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主编《人道报》。著有《盲人舞会》(1927年)、《在理智的岗位上》(1937年)等。——译注

[4]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1931—1932年和1935—1936年两度任法国总理,1934—1935年任外交部长。拥护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投降派。1942—1944年“维希”附敌政府的头子,以叛国罪被处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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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第二阶段




  应该再重申一次:像巴黎《时代》杂志和伦敦《泰晤士报》那样严肃的资本主义刊物对法国比利时的七月事件的意义的评价,比人民阵线刊物更加准确和透彻。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半官方刊物追随列昂·布吕姆,大谈什么已经开始的“对法国社会制度的和平改造”,保守刊物则断言法国革命已经开始,它将在最近的几个阶段中不可避免地采用暴力形式。在这个预言中只看到或主要看到恐吓有产者的意愿,是错误的。大资本阶级的代表非常现实地看待社会斗争。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则相反,愿意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改良主义者”先生们站在主要阶级——金融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建议两个对手在中线上走到一起,这条线是他们在人民阵线的司令部里费了很大力气搞出来的,他们自己对它的解释都各有不同。但他们很快就会不得不相信,在社论中调和阶级矛盾,要比在政府工作中容易得多,尤其是在社会危机白热化的时候。
  在议会中,人们嘲弄地指责布吕姆与“两百个家庭”的代表进行关于罢工工人要求的谈判。总理机敏地回答说:“那我该与谁谈呢?”确实,如果与资产阶级进行谈判,那就应该选择真正的主人,他们能为自己作决断和命令别人。但那就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对他们宣战!在资产阶级制度、法律、机制的框架内,“两百个家庭”中的每一个都比布吕姆政府要强大得多。金融大亨加冕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体制,布吕姆政府虽然获得了大选的成功,但它加冕的只是两个彼此斗争的阵营之间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间隔而已。
  现在,在7月上半月,表面上看来,似乎一切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正轨。事实上,在无产阶级的深处,像在统治阶级的顶端一样,几乎自动地在为新的冲突进行准备。全部实质在于,资本家与工人组织领袖们在6月达成的那些实际上十分有限的改良,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整体上已经衰败的资本主义无力承担它们。金融寡头在危机白热化时做了好事,当然能够同意每周工作40小时和带薪休假等。但金融资本马上就把自己与布吕姆达成的协议的费用转嫁到它以之为支撑的数千万中小企业主的身上,后者应该或是顺从地破产,或是企图再把社会改良的费用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工农身上。
  诚然,布吕姆不止一次地在议院和刊物上阐述诱人的前景:总体经济复苏、能够为大大降低生产总体费用提供机会,因而能够允许提高劳动力的费用而不提高商品价格的迅速流动的周转。确实,过去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组合的经济过程;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由它们标志出来的。不幸只在于,布吕姆想把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投射到未来上。被这种误解误导的政治家可以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因此,他们是进步的阻碍。
  以其工农业“平衡”而著称的法国资本主义,继意大利和德国之后步入衰败阶段,但同样是不可遏制的。这不是革命宣言的词句,而是颠扑不破的现实。法国的生产力超越了私人所有制和国家边界的框架。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政府干预只能帮助把衰退的附加费用从一些阶级转嫁到另一些阶级身上。具体是哪些?当社会党的总理需要就更加“公正”地分配国民收入进行谈判时,像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除了“两百个家庭”的代表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合格的对手。手中掌握着工业、贷款和商业的全部主要杠杆,金融大亨把协议的费用转嫁到“中等阶级”身上,以此强迫它们进入与工人的斗争。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
  企业家和商贩给部长们出示自己的收支账簿,说:“我们做不到。”政府回忆起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回答说:“应该缩减生产费用。”但这说来容易做来难。何况提高技术,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意味着增加失业,最终会深化危机。工人进行抗议,已经开始提高的价格有吞噬他们的斗争成果的危险。政府命令行政长官展开反物价飞涨的斗争。但行政长官根据长期经验知道,减少一吨反对派报纸,要比降低牛肉价格容易得多。物价飞涨的浪潮还在后面。
  小企业主、商贩和跟在他们之后的农民,将对人民阵线更加失望,他们曾比工人更加直接和天真地希望从它那里马上得到拯救。人民阵线的基本矛盾是,领导它的不偏不倚的政治家担心吓着中等阶级,不想超越旧社会制度的框架,即历史困境。然而,所谓的中等阶级,当然不是它们的上层而是它们的下层,每一步都能感到困境,根本就不怕大胆的决定,相反还要求这样的决定,使它们摆脱绞索。当权的迂夫子反复重申:“别期待我们会创造奇迹!”但问题是,没有“奇迹”,没有大胆的决定,不彻底改变所有制,即不把银行系统、主要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话,对城乡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没有拯救。如果“中等阶级”(人民阵线正是以它们的名义建立的)不能在左边找到革命勇气的话,它们就会在右边寻找它。狂热震撼着小资产阶级,它必然会左右翻滚。这时,大资本就会有把握地为这个转折做好准备,后者应该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奠定开端,而这个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拥有汽车和飞机的资产阶级子女的半军事组织,而是作为真正的群众运动。
  在6月,工人对统治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没有把它进行到底。他们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没有纲领和领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基础和它的不可救药的溃疡都原封未动。现在开始了反施压的准备时期:对左派鼓动者的镇压,越来越恶毒的右派鼓动者的鼓动,提高价格的尝试,动员企业主进行大规模的同盟歇业。法国的工会组织在罢工之前还不到百万人,现在已经接近500万人了。这一群众空前的涌入表明,激励工人群众的是什么样的感觉。说他们同意不经战斗就让人把自己斗争成果的费用转嫁到自己身上,纯属无稽之谈。部长和官方领袖们不知疲倦地劝说工人平静地等待,别妨碍政府为解决任务而努力。但由于政府实际上什么任务也解决不了,由于罢工而获得的6月让步不能等待,由于新的每一天都暴露出政府在不断发展的资本反攻面前的不称职,单调的规劝很快就失去了它的说服力。由6月胜利,更确切地说,是由这一胜利的半虚假性所产生的形势的逻辑,迫使工人进行挑战,即重新投入斗争。政府出于对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向右转。在激进派盟友的直接压力下,最终是在“两百个家庭”的要求下,社会党的内政部长在上院宣布,再也不能容忍罢工者占领工厂、商店和农场了。这样的警告当然不能停止斗争,但它能够赋予后者更加果断和尖锐的性质。
  这样,出于事实而非出于意愿的完全客观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双方都在准备新的社会冲突,冲突的发展几乎是力学的必然。现在已经不难从总体上确定这一冲突的实质。历史上所有革命时期,都可以确定彼此相继并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先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它使对手措手不及,迫使对手作出重大让步,至少是许诺;此后,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准备报复。获得局部胜利的群众表现出急躁情绪。传统的“左翼”领袖们像对手一样,被运动搞得措手不及,希望借助调和的雄辩来拯救局面,最终失去影响。群众几乎在没有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和不理解面临的困难的情况下,卷入了新的斗争。由群众最初的半胜利中不可抗拒地引发的冲突,往往导致他们的失败或是半失败。在革命史上,未必能够找到这一规则的例外。但是,有一个不小的区别,在一种情况下,失败是毁灭性的。这类的例子有终结革命的1848年法国的六月事件;在另一种情况下,半失败只是通往胜利的一个阶段。例如,1917年7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的失败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正是7月的失败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高涨,他们不仅善于不带幻想和夸张地正确评价形势,而且在失败、牺牲和受迫害的最困难的日子里不脱离群众。
  对!保守刊物清醒地分析了形势。金融资本和它的附庸政治和军事机构通过冷静的计算筹划报复。人民阵线的上层除了惊慌失措和内部斗争之外,什么也没有。左翼报纸沉湎于道德说教中;领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空话;部长们努力对交易所证明自己是成熟的国务活动家。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无产阶级卷入迫在眉睫的冲突时不仅没有自己传统组织的领导,像在6月时那样,还要反对它。然而,还没有公认的新领导。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指望直接的胜利。向前看的尝试毋宁说会导致二者择一:1848年六月事件,或是1917年七月事件[2],换言之:被彻底粉碎,在漫长的数年内也缓不过来,法西斯主义反动的不可避免的胜利,或仅仅是严酷的战略教训,其结果是工人阶级将变得更加成熟,更新自己的领导,为未来的胜利准备条件。
  法国无产阶级不是新兵。它经历过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系列历史性的战斗。诚然,一代代新人不得不每次都在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但不是从头开始,也不是用全程教程,而是压缩教程。伟大的传统融入他们的骨髓中,有助于他们选择道路。在6月,觉醒的群众的无名领袖就已经以出色的革命策略找到了斗争方法和形式。今天,群众意识的分子工作一刻也不停止。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可以期待,在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为期不远的新冲突的日子里,新的领袖层不仅仍会忠于群众,而且还能够把没有充分训练好的军队完整地从战场上带出来。
  说什么法国革命者只关注加速冲突或“人为地”挑起它,是错误的,因为只有最愚钝的警察头脑才会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清醒地直面现实,对每一样东西直呼其名。及时地从客观形势中得出下一个阶段的前景,就是帮助进步工人别被事件搞得措手不及,并尽可能地让进行斗争的群众的头脑清醒。现在,严肃的政治领导的真正任务就在于此。

列·托洛茨基


193679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1, стр. 1—3。
[2]七月事件(1917),俄军在前线发动进攻失败后在俄国发生的一次政治危机。主要事件如下:俄历7月3日彼得格勒士兵、工人和水兵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游行示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圣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领导这次行动,使其具有争取和平的性质;俄历7月4日临时政府的军队经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同意,向和平的游行示威者开枪,之后开始逮捕工人和革命士兵,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指控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为德国雇佣,将他们逮捕,并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为非法政党。这一事件标志着双重政权的局面和和平发展阶段的结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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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开始了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1, стр. 45





  收音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在这些天中这么宝贵。它使人能够在遥远的挪威乡村中关注法国革命脉搏的跳动。更确切地说,是这种跳动在部长先生们、工会秘书们和其他被吓得要死的领袖们的头脑中和嗓音里的反映。
  “法国革命”一词可能让人觉得是夸大其词。但不是!这毫不夸张。革命正是这样产生的,否则它就根本不能产生。法国革命开始了。
  诚然,列昂·茹奥追随列昂·布吕姆之后对资产阶级保证说,事关的只是纯经济运动,它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内。当然,工人在罢工期间占领了工厂,对企业主和他的行政机构进行监督。但可以对这个令人悲哀的“细节”闭目不看。从总体上说,这是“行会罢工,而不是政治罢工”,领袖先生们肯定地说。然而,在“非政治性的”罢工的影响下,国家的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府决定仓促行动,仓促到如此程度,这是它昨天都没想到:须知,照布吕姆的话来说,真正的力量是忍耐!资本家表现出令人意外的好说话。整个反革命都躲在布吕姆和茹奥身后观望。这个奇迹是……简单的“行会”罢工产生的。如果罢工带有政治性的话,又该如何?
  但并非如此,领袖们说得不对。行会只涉及个别行业的工人,使他们与其他行业区分开来。工会主义和反动的工团主义竭尽全力地让工人运动停留在行会范围之内。工团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所有专政中最坏的专政!)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茹奥—拉卡蒙小集团奴隶般地依附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今天的运动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打破了行业、行会和地方的框框,超越它们提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希望和意志。运动具有传染性。明天,它将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行会到另一个行会,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彼此呼应。从冶金工人开始,他们是先锋。但运动的力量在于,在先锋队后面不远,跟着阶级的沉重的后备队,最落后的行业也在其中,是它的后卫,平时,议员先生和工团领袖们干脆把它忘掉了。难怪《人民报》公然承认,巴黎居民中某些收入特别低的人的表现完全“出乎预料”。然而,正是在这些受压迫阶层的深处,隐藏着热情、忘我、英勇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他们的觉醒的事实,就是伟大涨潮的准确无误的标志。无论如何要找到接近这些阶层的通道!
  挣脱了行会和地方的框框,罢工运动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对自己的议会和工团代表构成了威胁,后者格外不愿意看到现实。据历史传说,对路易十六的问题:“这是什么,造反?”一个廷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现在,对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造反吗?”它的廷臣回答说:“不,这仅仅是行会罢工。”布吕姆和茹奥安慰资本家的同时,也在安慰自己。但语言是不行的。诚然,当这几行文字刊登在刊物上之时,最初的浪潮可能已经平息。表面上,生活仍沿着旧轨道进行,但这不能改变事实:所发生的不是行会罢工,这根本就不是罢工——这是被剥削者为反对剥削者而团结起来,这是典型的革命开端。
  工人阶级的全部过去的经验,它的被剥削、不幸和斗争,失败的历史,在事件的推动下复活了,上升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甚至是最落后的无产者的头脑中,把他推上共同的行列。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这个巨大的群众是无法用语言来阻止的。斗争应该或是以最伟大的胜利而告终,或是以最可怕的毁灭而结束。

※     ※     ※



  《时代》杂志称罢工为“革命的总演习”。这比布吕姆和茹奥要严肃得多。但《时代》杂志的界定仍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夸大的。演习要求有指挥、司令部和计划。这在罢工中是没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工人组织的核心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们最害怕的是罢工破坏了他们的全部图纸。收音机转播了马赛尔·加香的名言:“我们所有人——不论是谁——都面对着罢工事实。”换言之:罢工,是我们共同的不幸。威严的参议员用这样的话劝资本家让步,以免激化局势。能够从旁掌握罢工的议员和工团书记们希望尽快扑灭罢工,他们实际上站在罢工之外,悬在空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将会是脚朝下还是头朝下地掉在地上。觉醒的群众还没有革命司令部。
  阶级敌人却有真正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与布吕姆政府根本就不一致,虽然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后者。资本主义反动派现在在进行重大和冒险的赌博,但玩得并不巧妙。在当前这个时刻,它求助于一系列让吃的棋步:“我们今天对所有那些不愉快的要求让步,它们得到布吕姆、茹奥和达拉第的一致赞成。从原则上同意到具体实现之间还有一大段路。有议会、参议院、办公厅,所有这些都是妨碍议事的机器。群众表现出急躁情绪,企图施加更大的压力。达拉第将会与布吕姆分道扬镳。多列士会试图往左跳。布吕姆和茹奥将会与群众分手。那时我们就能挽回今天所有的让步,甚至是连本带利。”真正的反革命司令部——著名的“两百个家庭”和它们雇用的战略家们——是这样判断的。他们按计划行动。说他们的计划没有基础,是轻率的。不,在布吕姆、茹奥和加香的帮助下,反革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
  群众运动在即兴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如此之大的规模和取得如此之大的政治效果,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罢工浪潮的深刻的组织性和真正的革命性。运动的长期性、它的韧性、不断增长的浪潮的不可避免性的保障就在这里。没有这点,胜利是不可能的。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和计划来反对“两百个家庭”的司令部和计划。二者还都不存在。但能够把它们创造出来。新的群众聚合的全部前提和所有因素都已经具备。

※     ※     ※



  据说,罢工的规模是由对人民阵线政府的“希望”唤起的。这仅仅说对了1/4,甚至还不到。如果问题仅限于单纯的希望,工人就不会冒险投入斗争。在罢工中首先表达的如果不是工人对政府的善意,就是对它能粉碎妨碍它胜任自己的全部任务的障碍的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无产阶级想“帮助”政府,但按照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方式。当然,他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但如果把事情描绘成似乎群众仅仅被对布吕姆的虔诚“希望”所主导,那就是一幅粗陋的漫画了。在努力尽快把群众赶入奴役和墨守成规的老路的旧领袖的压制下,它很难集中思想。法国无产阶级毕竟不是从头开始自己的历史的。罢工在所有地方都推动了当地最有思想和最勇敢的工人。首创精神属于他们。他们在行动,目前还在谨慎地摸索情况。先进的队伍力求别冲得太远,以防自己被孤立。落后者的齐声呼应振奋了他们的精神。阶级的相互呼应变成了尝试性的自我动员。无产阶级自身最需要的是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所取得的成绩无论它们自身是多么的不稳定,都应该极大地提高群众的,尤其是它的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层的自信心。
  第一次浪潮的最主要的成果是推出了车间和工厂的领袖。形成了地方和区司令部的人员。群众都认识他们。他们也彼此认识。真正的革命家将寻找与他们的联系。这样,群众最初的自我动员锁定并挑选出革命领导的第一批人。罢工震动、复苏、更新了阶级的巨大的机体。旧的组织外壳远未褪掉,相反,还附得很牢。但在它的下面,已经能看到新皮了。
  对事件无疑将会加快节奏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在这方面,目前还只能是假定和猜测。第二次浪潮,它的期限、规模和紧张程度,无疑使人能够作出比现在更加具体的预测。但有一点是早就清楚的:第二次浪潮将远非是第一次那样和平,几乎是温和的,像春天一样。它将更加成熟、坚韧和严酷。因为它是被群众对人民阵线政策以及他们自己第一次发动的实际结果的失望所引起的。在政府中产生了分化,像在议会的多数派中一样。反革命立即变得更加有信心,更加无耻。群众不再期待轻易的新成果。面临着失去似乎已经赢得的东西的危险,面对着敌人不断增强的反抗,面对着官方领导的惊慌失措和四散分离,群众感到对纲领、组织、计划、司令部的强烈要求。应该为此作准备,并让进步工人作好准备。在革命气氛中对群众进行再教育、筛选干部和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够迅速完成。
  革命司令部不可能通过上层组合产生。战斗组织与政党不一致,哪怕是在法国存在着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的话,因为运动要比政党广泛得多。组织不能与工会一致,因为工会波及的只是阶级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它由极其反动的官僚所领导。新组织应该符合运动本身的性质,反映战斗的群众,表达他们的坚定的意志。事情关系到革命阶级的直接代表。在此没有必要臆想出新形式:历史先例是现成的。车间和工厂选出自己的代表,他们为共同制订斗争计划和对它的领导而聚集起来。这样的组织的名称同样不需要再想: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
  革命工人的主要群众现在追随共产党。过去他们不止一次地喊叫:“处处建立苏维埃!”多数人真诚严肃地接受这个口号。曾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间的强有力的冲突面临着可怕的结局。谁若动摇,谁若错过时机,谁就是叛徒。应该在最伟大的胜利和最可怕的失败之间进行选择。应该为胜利作准备。“处处建立苏维埃?”赞成。但从语言转入行动的时候到了!


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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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阶段




  法国事件的节奏急剧地加快了。过去只能在理论分析和个别政治征兆的基础上评价局势的前革命性,而现在,事实为自己说话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法国只有两个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他们看不到、不理解或是不愿意看到革命危机的整个深度。应该把“独立”工会领袖也纳入他们之列。今天,工人群众借助直接行动造成了革命形势。资产阶级对事件的发展怕得要命,他们在政府的鼻子底下、在幕后采取了回击、拯救、欺骗、镇压和血腥报复所必需的全部措施。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们还在继续空谈什么人民阵线,好像阶级斗争还没有推翻他们可鄙的纸牌搭的房子似的。
  布吕姆声明:“国家把委任状交给了人民阵线,我们不能越过这个委任状的范围。”布吕姆在欺骗自己的党,并企图欺骗无产阶级。斯大林分子(他们仍自称为“共产党员”)在这方面帮助他。事实上,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利用选举机制的花招、圈套和绞索,为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联盟的利益而强奸劳动群众。危机的政治实质是,人民厌倦了激进派和他们的第三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这点。社会党员和共产党员干了什么?在人民面前为激进派担保,把激进派描绘成无辜遭到诽谤的人,让工人农民相信,拯救全在于达拉第内阁。整个选战就是按照这个音叉定的音。群众是怎么回答的?他们让给予作为极左翼的共产党员的选票和席位大大地增加。对作为苏联外交雇用的转向和摇摆,群众并不明白,因为尚未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检验。群众只能在行动中学习:他们没有时间从事理论学习。当150万选民把自己的票投给共产党员时,他们中的多数对后者说:“我们希望你们在法国能做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国家中所做的事。”这是法国最积极的那部分居民的真正意志,只有它才能够为法国的未来而斗争并保障这个未来。这是选举的第一个教训。
  尽管相当大量的新社会党分裂出去,社会党人大致保持了原来的选票。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也给自己的“领袖们”上了极好的一课。新社会党千方百计希望组合,即在拯救“共和国”和它的繁荣的名义下与共和派资产阶级合作。他们与社会党人的分裂正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并在选举中作为竞争对手出现。选民背离他们而去,新社会党被击溃。两年前,我们曾经预言过,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将首先摧毁倾向于激进派的小集团。这样,在社会党人和新社会党的冲突中,群众谴责和抛弃了这个集团,因为它更系统、更坚决、更响亮和更公然地宣扬与资产阶级结盟。这是第二个教训。
  社会党不仅就其政策,而且就其社会构成来说,它不是工人政党,这是新中间阶层(官员、职员等)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党。对选举统计的严肃分析表明,社会党人把相当部分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输给了共产党人,从激进派那里得到大量中间阶级集团作为补偿。这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的运动是从右向左转,走向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而大中资产阶级集团离开左派而向右转。组合是根据阶级之轴,而不是人为的“人民阵线”的路线进行的。政治关系迅猛的极化,表明了危机的革命性。这是第三个主要教训。
  因而,选民表现出的自己的意志——他们在议会拘束衣中能够表现它的限度内——不是有利于人民阵线的政策,而是反对它的。诚然,在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为了激进资产者的利益而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更加歪曲了法国劳动者的政治意志。尽管如此,激进派遍体鳞伤地结束了考验,失去了整整1/3的席位。《时代》杂志说:“这是因为他们加入了与革命者的联盟。”达拉第反驳说:“没有人民阵线,我们失去的还要多。”达拉第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推行阶级政策,即为工人与城乡半无产阶级分子的联盟而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它的腐朽的激进派一翼也包括在内)的斗争的话,他们会获得多得多的选票,而激进派回到议会中时,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集团。
  所有政治事实都证明,无论是在法国的社会关系中,还是在群众的政治中,都没有人民阵线的任何支柱。这个政策是从上面强加的:激进资产阶级、社会党的领袖们和投机者、苏联外交官和他们的“共产党”仆人。他们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所有选举制度中最不光彩的一种的帮助下,为了在政治上欺骗劫掠人民群众,歪曲他们的政治意志,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然而,群众能够在这些条件下表明,他们想要的不是与激进分子的联合,而是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如果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为激进派的利益而退让的所有那些选区中,在第二轮投票中推出革命工人为候选人的话,他们无疑会得到相当多的选票。遗憾的是,没有能作出这种倡议的组织。这表明,中央和地方的革命集团落后于事件的动态发展,它们宁愿克制,在应该行动的地方却采取逃避方针。真可悲!但群众的整体定向仍是十分明确的。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全力筹备埃里奥内阁,最糟的也是达拉第内阁。群众是怎么做的?他们把布吕姆内阁强加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这难道不是对人民阵线政策的直接的不信任案?或是还需要证明?看来,为纪念公社社员的宣言在今年超越了巴黎所见到过的所有的人民宣言。然而,激进派与这个宣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巴黎劳动群众以无与伦比的政治本能表明,在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领袖们与资产阶级者们令人厌恶地称兄道弟的地方,他们都将以双倍的数量出现。5月24日强有力的宣言是巴黎工人对人民阵线政策的令人信服的、不容置疑的否认。
  “但要知道,若没有人民阵线,社会党人和共产党员在议会中就不会有多数,这个议会也就没有生命力,激进派——噢,太可怕了!——就会投入‘反动’的怀抱。”这种议论完全配得上那些处于社会党和共产党首脑地位的胆怯的庸人。议会的没有生命力是危机的革命性的必然结果。在一系列政治伪造的帮助下,这一没有生命的东西得以稍稍用假面具遮掩;但它在明天仍要暴露出来。为了别把反动透顶的激进派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应该与激进派联合起来保卫资本。人民阵线的使命就在这里,也只在这里。但工人妨碍他们这样做。
  议会没有生命力,因为今天的危机不能在议会道路上发现任何出路。法国劳动者以他们敏锐的革命本能,再次准确地抓住了局势的这一主要特点。在土伦和布雷斯特,他们发出了最初的警报。士兵抗议延长服役期,对资产阶级秩序来说,这是群众直接行动的最危险的形式。最后,在那些日子里,当社会党代表大会一致(与好说空话的马尔索·皮维尔一起)从“人民阵线”那里接过了委任状,并把它交给了列昂·布吕姆;在那些天里,当布吕姆在镜子里上下打量自己时,做着即将上任的国家首脑的手势,发出即将上任的国家首脑的欢呼,并对出现在那些只提布吕姆,从来不提无产阶级的文章中的这些欢呼作解释;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波澜壮阔的、真正罢工的春潮席卷了法国。找不到领导就绕开它,在停工后,工人勇敢地、充满信心地占领了厂房。
  资本的新宪兵萨兰格罗还没有来得及接过权力,就声明(完全像埃里奥、拉瓦尔、塔尔迪和德拉罗克一样)他将保卫“秩序,反对无政府现象”。此人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称为秩序。他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为无政府。工人对工厂目前还是和平的占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劳动者说:我们想成为这些建筑的主人,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奴隶。
  害怕得要死的列昂·布吕姆想吓唬工人,他说:“我不是克伦斯基;而且在法国来接替克伦斯基的将不是列宁,而是另外的人。”可以认为,似乎俄国的克伦斯基明白列宁的政策或是预见到他的来临。实际上,克伦斯基与布吕姆一样,让工人相信,在他垮台时,上台的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某个别的什么”。正是在布吕姆想与克伦斯基划清界限的地方,他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后者。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事情取决于布吕姆的限度内,他确实在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清理道路。
  在这种局势下,最不能容忍的和最可耻的行为,是共产党员的行为:他们许诺在不参加布吕姆政府的情况下,将全力支持它。加香和多列士说:“我们是十分可怕的革命者,我们的激进同志会被吓死;我们最好还是留在前厅。”幕后的米勒兰主义比公然的、公开的要有害10倍。实际上,共产党员想维持外在的独立性,以便更好地让工人服从人民阵线,即资本的纪律。但阶级斗争成了这方面的障碍。简单的群众罢工无情地破坏了人民阵线的神秘和它的神秘化。它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今后它只有死路一条。
  在议会道路上是没有出路的。布吕姆想不出炸药来,因为他害怕炸药。人民阵线的进一步的诡计只能是延缓议会制的弥留,使德拉罗克有机会准备新的、更加严酷的打击,如果……如果革命者不赶在他前面的话。
  1934年2月6日,某些急躁的同志认为,结局“明天”就会到来,因此需要立即实现某种奇迹。这样的政策除了严重阻碍革命党发展的冒险和摇摆,什么也不能带来。失去的时间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今后不能再失去时间了,因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今天不定期限。但在伟大的罢工浪潮之后,事件只能朝着革命或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今天的罢工运动中找不到支柱的组织,是不能与斗争的工人建立牢固联系的,它配不上革命组织的称号。它的成员最好在养老院或是共济会分会(在马尔索·皮维尔的庇护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法国的前共产党员、前社会党人、前工团主义者,他们以小组或小集团的方式生活,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彼此交流对事件的印象,认为对他们的高深的参与来说,时机还没有成熟。“还太早。”当德拉罗克来临之时,他们会说:“现在已经太晚了。”这类的好发空议论的先生不在少数。哪怕再为这些人多浪费一分钟,也是最大的犯罪。让那些不中用的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
  现在,法国的命运不是在议会中,不是在妥协派、改良派和斯大林派的报纸编辑部里,不是在怀疑者、爱发牢骚的人和空谈家的小团体中解决的。法国的命运在工厂里解决,它们能够用行动指出从资本主义无政府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出路。革命者的位置在工厂中!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其折中主义的饭菜中,把建立群众委员会,即萌芽状的苏维埃与和激进派的联合并排放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像他的鼓舞者一样,严肃地认为能够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结盟和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与达拉第的友谊和建立苏维埃结合在一起。法国的斯大林分子把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人民阵线委员会,认为他们这样就能把革命斗争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今天的罢工从根子上打碎了这个可怜的幻想:激进派害怕委员会,社会党人害怕吓着激进派。共产党员害怕吓着这两拨人。忘我地忠于群众,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斗争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才能使用委员会的口号。法国工人重新表明,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声誉。应该相信他们,苏维埃总是诞生于罢工之中。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力。行动委员会现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那些占领了企业的罢工者。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行动委员会应该在自己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在城市、生产集团、地区的代表会议上集合起来,以全法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而告终。这将是那个应该取代今天的无政府状态的新秩序。

列·托洛茨基



193665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51, стр. 6—8。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5 13: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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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课


——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性质问题





  在彻底粉碎了“民主”幻想的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12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企图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本性;帝国主义不再是我们星球上的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的对抗不是由垄断资本的贪婪的利益,而是由抽象的政治原则决定的,对各国人民的新的屠杀将是无辜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防御战争。如果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第三国际的冒险家竟敢传播那些第二国际的叛徒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用来欺骗群众的同样的思想,那人类就太健忘了。
  但是,问题并不局限于简单的重复。因为在过去的25年中,资本主义的腐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进一步深化,那么第三国际的伪造具有比过去那场战争中社会护国主义学说更加赤裸裸的、更加无耻和卑鄙的性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已经对“民主”公式的拯救失去了信心,与绝望相去不远,带着惊讶和新的希望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出乎预料的帮助。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随着他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共产党沙文主义者的一边。“人民阵线”的腐朽的、可耻的政策的最重要的政治源泉就是这样。
  每一次深刻的危机——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对各种传统因素和公式进行检验,暴露那些在“和平”时期为抹杀矛盾服务的东西的腐朽,从而推动全面向前发展。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危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进步工作。马克思主义者只需从这一新鲜经验中得出必要的政治结论。

  过去战争的经验

  我们从扼要地回顾过去开始。众所周知,19141918年的战争是一场“捍卫民主”的战争。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联盟允许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腼腆地对第五个盟友沙皇俄国闭目不看。在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民主阵线被彻底拉平。只有习性难改的布尔什维克还能在此之后还继续指责帝国主义。自由派米留可夫和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克伦斯基想占领加利西亚、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真的值得对此吹毛求疵吗?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最终查清,布尔什维克干脆就是鲁登道夫(那时的“希特勒”)的间谍。
  虽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抛弃了民主国家的神圣阵营,战争仍以后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胜利的结果是《凡尔赛和约》,诚然付出了数百万年轻生命的代价。《凡尔赛和约》的使命是在地球上彻底确立民主和各国发展的自由,并且在全面裁军的基础上实现各国人民的合作。国际联盟为战争成果加冕,后者应该是“最后一次战争”,威尔逊和第二国际是这样许诺的。
  但是,人间天堂并没有出现,却出现了某种十分像是地狱的东西。《凡尔赛和约》窒息了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窒息了经济,“捍卫民主的”战争开辟了民主彻底衰败的时代,世界变得更加贫穷、更加拥挤,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转上了法西斯专政或军国主义专政的道路,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险恶。取代裁军的是军国主义纲领,而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夜,人们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在地球的各个地方都爆发了血腥冲突的头几场较量。正是在这个时刻,共产国际选择了放弃国际主义的最后残余,宣布新时代的任务是无产阶级与腐朽的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联盟。最大的全球性的传染病的源头,是一度为共产国际的一堆臭大粪。

  赞成和反对再一次重新瓜分地球的斗争

  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像考茨基一样,企图揭示某种前景,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在对各国人民的大型屠杀中试验了自己的力量之后,被迫建立股份公司式的对世界的和平统治(超帝国主义理论)。这个庸人—和平主义理论是国际联盟的社会党的影子,企图对下面两个过程闭目不见:第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而且除了武力之外,根本不可能实际衡量这些变化;第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破坏平衡的最重要的因素,它本身就排除了“和平的”帝国主义掠夺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裁军纲领只能是可怜的乌托邦。
  法英两国(更不用说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与它们拥有的大量殖民地之间极端的、不断增长的不相称,就是这样的世界冲突的源泉,新战争的激发物,像法西斯“侵略者”的无法餍足的贪婪一样。更确切地说,两种类型的现象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英法民主的“热爱和平”依靠的是镇压亚洲、非洲数亿人的民族民主运动,为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巨额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许诺说,当他们得到足够的殖民地后,他们就会变“温和”。
  美国由于几乎是独霸一个具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的整个大陆,在一系列有利的历史条件的推动下,它对世界的统治十分“平和”与“民主”,如果不算消灭印第安土著,夺取墨西哥最好的部分,粉碎西班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琐事的话。但是,这一“田园诗”式的扩张方法已经彻底属于过去。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可怕的腐朽,以越来越赤裸裸的战争形式把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它面前。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通过胡佛的公谊会的国际慈善机构、罗斯福的新政、孤立主义学说、绝对中立法等,美国注定会走向世界尚未见过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爆发。
  被《凡尔赛和约》远远地抛向后面的德国,把“国家统一”的任务作为自己帝国主义纲领的基础。魏玛民主的合法继承人、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个口号下成长壮大的。真是命运的嘲弄!在其历史上升时期(从拿破仑战争到1871年《凡尔赛和约》),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表明无力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俾斯麦完成了这项工作的一半,整个封建分立的垃圾几乎没有触及。1918年革命诚然废除了德国王朝(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无力拯救它!),但被社会民主党出卖给贵族、银行家、官僚和军官,它不仅不能实现统一的日耳曼共和国,也不能哪怕是建立官僚中央集权的霍亨索伦式的德国。这两个任务都落到了希特勒的身上。从某一点来说,法西斯领袖是以俾斯麦的继承人身份出现的,后者又是1848年破产的资产阶级的遗嘱执行人。但这最终只是表面的。它的社会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先进国家中,民族国家从进步因素早就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德国境内过剩的几千万德国人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反动本质。帝国主义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理解这点。对希特勒来说,事关的根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任务的“德国人的统一”,而是为进一步的全球扩张建立更广大的欧洲桥头堡。苏台德德国人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苏台德山脉的危机,是通向殖民地战争的道路的一个阶段。
  再一次重新瓜分世界已经提上日程。革命地教育工人的第一步应该是善于在官方公式、口号和虚伪的话语下区分出帝国主义的实际胃口、计划和打算。

  帝国主义四重奏取代“民主阵线”

  欧洲民主国家的温顺让步,不是爱好和平,而是软弱的结果。软弱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身,而是宗主国的经济基础与从过去继承来的殖民帝国之间的比例失调。比例失调又加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它很可能变成燎原的革命之火。在这些条件下,腐朽的“民主”真的成为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软弱的附加源泉。
  法国公然的反革命无疑从人民阵线的投降中赚到了资本。可以有把握地等待,利用主要军区的庇护,法国法西斯主义会得到加强。在英国,当权的是保守的资产阶级,工党反对派在近期取胜的可能性,大概比法西斯主义的更大。但由于整个历史形势,工党上台可能只是插曲,更确切地说,是在通往更剧烈的变化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我们时代的最邪恶的精灵不是艾德礼[2]上校和西特林爵士所能对付的!
  无论如何,“人民阵线”招摇撞骗者许诺的“世界民主阵线”,目前看来已被四强——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阵线所取代。在慕尼黑协商之后,英国和法国在协商中对希特勒投降,在墨索里尼一贯的模棱两可的调停下,四国首脑作为民族英雄分别出现在各自国家的人民面前:希特勒统一了德国;张伯伦和达拉第防止了战争;墨索里尼既帮助了德国,也帮助了英法。四重奏万岁!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总是为了形形色色的和平代表会议动员的小资产阶级弟兄们,现在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目光转向新的调解人。法国社会党人在达拉第这位投降英雄的特命全权问题上弃权:弃权只是从莫斯科阵营到四重奏阵营的过渡阶段。斯大林的近卫军在议会代表和参议员中被孤立,象征着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政策中的完全孤立。
  但是,现在就已经能够肯定地说,慕尼黑四重奏同样不能维持和平,就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民主阵线”一样。英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希特勒的血盆大口中,为了让他有时间消化,把关于殖民地的问题推到未来。张伯伦和达拉第极其模糊和没有信心地许诺,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下达成总体协议。在希特勒那方面,他答应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至少,他以此表明,他打算在世界其他部分提出领土要求。至于阿尔萨斯—洛林、施勒兹文格等,在最好的情况下,希特勒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推迟到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在近一两年中,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取得胜利,而在英国工党获胜,这些政治变化对改变帝国主义在世界版图上的格局,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像“人民阵线”的法国一样,不打算把阿尔萨斯—洛林交给希特勒或和他分享殖民地。渗透了帝国主义精神的工党不能与意大利缓和在地中海的对抗,也不能阻止德国和英国利益在世界范围中的对抗的发展。在这些条件下,四重奏如果还存在的话,它也只能维持到最近一次危机的爆发,这已无须久等。帝国主义命里注定地、不可遏制地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走向重新瓜分世界。为了防止灾难,应该绞死帝国主义。所有其余的方法,都是虚构、幻想和欺骗。

  捷克斯洛伐克政变的意义

  法国和英国拒绝保卫捷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不仅导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还导致了它的政治制度的覆灭。在这个经验中,以化学般的纯度暴露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而只是使捷克垄断资本适应列强保护国的机关而已。只要失去军事保护,民主机制就不仅不再需要,而且还有害,因为与希特勒有更多摩擦的危险。捷克资产阶级上层立即建立了以军人专政形式出现的新的帝国主义适应机关。制度的改变没有人民的起码的参与,没有新的选举,甚至没有诉诸旧的议会。人民选举的总统、前“民主派”贝奈斯,请求共和国老将军上台,开始时,这一请求表面上是对人民的让步,后者骚动不安、抗议、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手持武器反抗希特勒。反抗?现在把作为国家领袖的将军给你们!完成了这个行动,文职总统就递了辞呈。此后,曾作为民主之剑的军队首脑的将军宣布了自己的意愿,为了与希特勒友谊的利益,推行新制度。仅此而已!
  一般来说,在自由竞争时代,民主对资产阶级是必需的。垄断资本不是建立在“自由”首创精神的基础上,而是在集中指挥的基础上的,它不需要民主;后者束缚它、限制它。帝国主义在一定时间内容忍民主,把它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但在内心深处,它向往专政。还是在上一次战争中,在22年前,列宁就曾写过:“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和君主反动之间的区别在消失,正是因为二者都在迅速地腐烂。”接下来说:“政治上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固有特性。”只有无可救药的愚钝者才会认为,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对抗是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决定的。事实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把民主、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等看成是在帝国主义目的的名义下,让本国人民服从自己的不同工具和方法;而且在政治制度之一的民主制中,早就以如总参谋部的形式,将另一种军人专政制度纳入其中。
  在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把作为法西斯主义保护人的陆军元帅兴登堡抬上总统的职位。兴登堡又请希特勒上台,此后,陆军元帅本人并没有递交辞呈,而是死了;但这已经是技术和年龄问题了。实质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再现了德国政变的主要特征,以此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机制的主要动力。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制度的问题,是在幕后解决的,无疑是在捷克、法国、英国和德国资本巨头、上层将军和外交官的会议上。主要关注的是,让国家边界的移动对金融寡头利益的破坏最小化。从英法方向转到德国方向,在根本上意味着股权的交换,对斯科达等的军工厂订货的重新分配。
  顺便说说,对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党的立场,没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再能进行反抗,就像它们的德国大姐一样。服从“国家需要”,这些腐烂透顶的组织为瘫痪无产阶级的革命反抗,做了它们所能做的一切。当政变结束时,金融寡头大概会举行“全民公决”,即为被赶入绝境的人民提供在西罗维的枪口下,对那些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对他的变化表示“赞成”的宝贵机会。

  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

  据报道,在9月关键的一个星期中,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传来了声音,意思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之间的一对一的交锋中,无产阶级将应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拯救自己的“民族独立”,哪怕是与贝奈斯联盟。这个假设的情况没有出现: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英雄应该像期待的那样,不战而降。但是,为未来的利益,不能不在此指出生不逢时的“民族独立”理论家的最严重和最危险的错误。
  甚至抛开自己的国际联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进行经济统治的是垄断资本。捷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统治(也许,很快就应该是曾统治过)几个被压迫民族。因而,即使是从被孤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来说,进行战争也不是为了维持,而是为了扩大帝国主义剥削的边界。
  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甚至如果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立即介入的话,也不允许在欧洲和世界帝国主义关系的困境之外来观察,从中可能爆发的这场战争只是一个插曲。一两个月之后,捷克和德国的战争——如果捷克资产阶级想打仗和能打仗的话——将唤起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干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严重的错误是依据今天的外交和军事集团的情况来确定自己的立场,而不是根据在这场战争背后的社会力量的一般性质。
  我们已经数百次地重复了克劳塞维茨不可取代的、异常重要的论题:战争是政治的以其他手段的继续。为了确定战争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历史和社会性质,应该以对战前并引发战争的政策的科学分析为主导,而不是以印象和猜测为主导。从形成七拼八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天开始,这个政策就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
  可以反驳说,除了让苏台德的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也许还有斯拉夫人分离之外,希特勒不会不奴役捷克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充分权利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护国主义的诡辩。帝国主义对抗进一步发展的具体道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捷克斯洛伐克被彻底粉碎,当然是可能的。但也存在着这种可能,在这一粉碎完成之前,欧洲大战已经爆发,捷克斯洛伐克将在胜利者一边参加对德国的新的肢解。莫非革命党的角色是“受害的”帝国主义暴徒的助理护士吗?
  十分明显,无产阶级应该从这场战争、它的现状,即它是如何被此前的发展进程引发的出发,而不是从对战争的可能的战略结局的假定、猜测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在这样的猜测中,每个人都必然会选择更加符合他自己愿望和民族好恶的方案。显然,这样的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主观主义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沙文主义的。
  帝国主义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开始,它都不是出于“民族独立”,而是为了个别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这不能排除,帝国主义战争会捎带着使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状况改善或恶化,更确切地说,是以一个国家为代价改善另一个国家的状况。这样,《凡尔赛和约》割裂了德国。新的和约可能会割裂法国。社会护国主义者们正是利用这个未来可能的“民族”危险,来支持现在的“自己的”帝国主义匪帮。捷克斯洛伐克丝毫不能构成这一规则的例外。
  实质上,所有这类有利于支持这一或那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猜测论据和用未来的国家灾难来恫吓,都是出于公然或默默地放弃革命前景和革命政策。当然,如果新的战争仅仅以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场军事胜利而告终的话,如果战争没有引发革命起义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话,如果比《凡尔赛和约》更加可怕的帝国主义的新和约没有把新枷锁戴在各国人民身上几十年之久的话,如果不幸的人类默默驯服地忍受所有这一切的话,那就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或比利时,连法国也可能被抛入被压迫民族的状态中(这样的假设也适用于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令人震惊的没落将使各国人民倒退好几十年。当然,在这一前景,即消极、投降、失败和衰落的前景实现的情况下,被压迫阶级和整个的民族将被迫浑身血汗地在曾经走过的历史道路上四肢着地地爬行。
  这样的前景是否能够排除?如果无产阶级将无止境地容忍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共产沙文主义者的领导的话,如果第四国际不能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的话,如果可怕的战争没有把工人和士兵推上起义的道路的话,如果各殖民地人民将默默忍耐地为奴隶主的利益而流血的话,在这些条件下,文明程度必将会降低,衰退与瓦解可能重新把欧洲的民族战争提上日程。但那时,我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后代,将在对新形势的分析的基础上,决定自己对未来的战争的政策。今天,我们不是以衰败的,而是革命的前景为出发点;我们是以帝国主义为代价,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代价的失败主义者。我们不把作为民族的捷克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命运的问题,与新的帝国主义分子群殴中战线移动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无产阶级起义和它对所有帝国主义分子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我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第四国际的纲领宣称,所有欧洲大小国家的自由,只能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框架内得到保障。

  再论民主和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意味着,在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或是这一区别对无产阶级无关紧要,像不久前斯大林分子所断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与这样廉价的虚无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需要的只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清楚地理解这一区别的实际内容和它的真正界限。
  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民族独立也包括在内,是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进步阶段。正是因此,我们承认,这些国家的工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积极参加“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是在保持自己的阶级组织的充分独立性、对沙文主义毒素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条件下。这样,在墨西哥与石油大亨和他们的被称为大英帝国民主政府的执委会的冲突中,代全世界自觉的无产阶级完全站在墨西哥一边(当然,这不适用于英国工党领导的帝国主义的仆从们)。
  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它不仅早就超越了财产所有制的旧形式,也超越了民族国家,从而也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当代文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帝国主义民主正在腐朽和瓦解。对先进国家来说,“保卫民主”的纲领就是反动纲领。在这里,唯一进步的任务就是准备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它的任务是打破旧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只取决于地理和技术条件的经济,没有中世纪的海关和关税。
  这仍不意味着对今天帝国主义的政治方法的无所谓的态度:在反革命力量把国家从腐朽的“民主”往后拖向外省分立主义、君主专制、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情况下,无产阶级在不为“保卫民主”承担丝毫的责任(它是保卫不了的!)的情况下,给这些反革命力量以武装回击,在胜利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民主展开进攻。
  但是,这个政策只能在国内冲突中采用,即在斗争的赌注真的是事关政治制度问题的情况下。就像在西班牙的情况那样。西班牙工人参加反佛朗哥的斗争,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责任。但正是因为也只是因为,工人未能及时地用自己的政权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民主”才能为法西斯主义开路。但是,把同一个国家各个阶级的斗争规律和规则机械地转用到帝国主义战争,即不同国家的同一个阶级的斗争中去,就是纯粹的伪造和招摇撞骗。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最新的一课之后,似乎已经没有必要证明,帝国主义者彼此斗争不是出于政治原则,而是为了在随便什么原则的掩盖下对世界的统治。
  应该认为,墨索里尼和他最亲密的助手是无神论者,即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英国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沉湎于中世纪的偏见中,甚至相信魔鬼的祖母。这不意味着意大利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将是科学反对宗教的战争。墨索里尼将全力掀起穆斯林的宗教热情。虔诚的新教教徒张伯伦也将寻求神父的帮助,等等。在人类进步的日历上,共和国比君主专制站得要高。这是否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君主专制的荷兰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共和国反对君主专制的战争呢?在突尼斯,贝伊反对法国的民族战争中,进步在野蛮的君主一边,而不在共和国一边,就不用说了。卫生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当事关屠杀时,凶手是否事先洗过手,就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用政治或道德抽象物来偷换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实际目的,就不是为民主而斗争,而是帮助掠夺者掩盖他们的占领、掠夺和暴力。现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主要职能就在于此。

  克里姆林宫波拿巴主义集团的国际政策

  这次受到直接打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克里姆林宫受到的打击最严重。虚构、招摇撞骗和伪造的体系遭到了国际性的覆灭。
  镇压了苏联群众,与世界革命政策决裂后,克里姆林宫集团就成了帝国主义的玩具。近五年来,斯大林的外交基本上只是希特勒外交的反映和补充。1933年,斯大林死乞白赖地要与希特勒结盟,但伸出的手遭到拒绝,因为希特勒在寻求与作为德国和欧洲免遭布尔什维主义横祸的拯救者的英国的友谊。于是斯大林把下面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任务:对资本主义欧洲证明它不需要希特勒,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之中没有任何危险,克里姆林宫政府是家畜,它能后腿站立。这样,在离开希特勒,更确切地说,是被他推开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成为为富足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仆人和杀手。
  克里姆林宫集权匪帮对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民主突然爆发的崇拜,就是由此而来。无意义地把国际联盟理想化也是由此而来,“人民阵线”、扼杀西班牙革命、用“反法西斯”宣传取代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由此而来。在墨西哥和平主义的代表大会(19389月)上,苏联官僚集团和共产国际今天的国际职能格外无耻地暴露出来,在会上,莫斯科的雇用代理人企图让拉丁美洲人民相信,他们应当进行斗争反对的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威胁他们的现实的帝国主义。
  应该期待,斯大林以这些低劣的手腕既不能为自己赢得友谊,也不能赢得信任。帝国主义者习惯不是根据其“领袖们”的宣言,甚至不是根据它的上层建筑来评价一个社会的,而是根据它的社会基础。只要在苏联还保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用外贸垄断制来保卫它,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在内的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的信任与尊敬,远不如封建君主专制的欧洲对拿破仑一世的信任和尊敬。被胜利的光环笼罩、被杰出的元帅们簇拥的拿破仑未能避免滑铁卢。斯大林完成了一系列的投降、失败和背叛,逐个消灭了革命元帅。还能对等待他的命运有丝毫的怀疑吗?
  在战争道路上唯一的障碍是有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只要共产国际还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它和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红军就是最重要的和平因素。把共产国际变成妓女,把它变成“民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使苏联的军事力量失去首脑并使它瘫痪,斯大林最终放开了希特勒和他的对手的手脚,把欧洲推入战火之中。
  今天,莫斯科的伪造者让自己过去的民主朋友贝奈斯吃惊,他们廉价地诅咒后者过早地投降,妨碍了红军在不顾法国行为反应的情况下粉碎希特勒。这些剧院的雷声只是更好地照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无力和虚伪。谁强迫你们相信贝奈斯了?谁迫使你们编造“民主联盟”的神话了?最后,谁妨碍你们在关键时刻——当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一样——号召布拉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派遣红军去帮助它了?显然,与法西斯战斗要比枪杀和毒杀老布尔什维克困难得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中,所有小国,特别是所有殖民地人民都应该明白,他们能够期待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只有推翻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才可能恢复苏联的军事力量。只有消灭前共产国际,才能为革命的国际主义清理道路。反对战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要求进行反对罪行累累的斯大林主义。谁若直接或间接地保卫它,谁对它的背叛保持沉默或粉饰它的军事实力,他就是革命、社会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坏的敌人。克里姆林宫的强盗头目越早被武装的工人压力所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复苏的机会就越多,国际革命的前景就越近、越广阔。

  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为了明白社会民主党和前共产国际今天的角色,应该重提一下机会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繁荣持续到1913年,其间有不可避免的波动,使资产阶级一方面能够稍稍提高无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抛给工人官僚和贵族相当丰厚的施舍,这就使他们凌驾于群众之上。觉得“社会问题”已经接近解决的工会和议会官僚有机会对群众指出他们自己命运中好转的因素。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是群众的幻想体系,从工人官僚那方面来说,则是欺骗体系。第二国际的改良乐观主义在战前最后一次经济高涨年代(19091913)中达到了顶点。领袖们因此接受了战争,并对群众把它描绘成外来的灾难,威胁着不断增长的民族福利的基础。“保卫祖国”的政策就是由此而来的,从群众方面来说,它是不自觉的,而从工人官僚那方面来说,它是自觉的和半自觉的,实际上,它是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事实表明,战争不是暂时破坏了国家进步的“外来的”灾难,而是帝国主义体制当其在自身的基础上继续进步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时,它的内部矛盾的爆发。因为战争既不可能扩大我们的星球,也不能让资本主义重返青春,它只能以极度加快和激化资本主义腐朽的全部过程而告终。工人官僚随着民主的没落而没落。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只是双重的奴役;它给改良主义官僚带来的是彻底灭亡。
  保留民主政治公式(虽然在极度畸形的形式中,如“特命全权”、移民法、消灭避难权等)的,在列强中只有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些最富有的、掠夺成性的、享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早就把殖民统治中的最大最好的一份和我们星球上主要的自然财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这种“自然选择”的解释并不难找。民主可以维持到阶级矛盾没有把它炸毁之前。为了缓和社会摩擦,资产阶级被迫豢养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今天,只有在那些过去由于压榨世界市场和掠夺殖民地已经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国家里,还保留着改良主义的大盆。换言之,在资本主义腐朽的条件下,只有最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才能享有民主制。殖民奴役是社会护国主义的基础。
  在那些没有从过去继承下大量积累,又失去从自己的殖民地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的国家里,如意大利和德国,资产阶级消灭了议会,驱散了改良主义官僚,严厉压制工人。法西斯官僚诚然吞噬的并不少,甚至比改良主义官僚还要多;然而不能迫使它对群众让步,无须承担没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兑现的诺言。失去了大盆,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退休的社会民主党官僚高高举起失败主义的大旗——不过是在流亡中。
  社会护国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是资产阶级的庇护,它通过议会、报刊、军队、警察保卫和维护社会民主党免遭所有革命运动的冲击,甚至免遭革命批评。在未来的战争中,由于国内和国际矛盾的激化,官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一有机联系将暴露得更加公开和无耻,更确切地说,现在已经开始暴露,特别是在人民阵线的背叛政策中,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夜,这样的战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倡导人民阵线的不是第二国际,而是第三国际。

  共产沙文主义

  苏联机会主义极度迅猛的发展,可以用下面的原因来解释,它类似于上一代资本主义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原因,正是在高涨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的工人官僚的寄生性。因为苏联官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要强大得多;因为它支配的大盆的容量无限,如果苏联机会主义的变种立刻获得了更加背叛和卑鄙的性质,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前共产国际,在其本来的意义上,它的社会基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靠克里姆林宫的赏赐为生,服从它的指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前共产党官僚都是苏联官僚的没有充分权利的小兄弟。另一方面,前共产国际的机关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得到同一个源泉的滋养,即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共产党近几年的增长,它们渗入到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它们进入国家机关、工会、议会、地方自治政府等,极大程度地加强了它们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损害了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依赖。
  10年前,我们预言,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应该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民族倾向的发展。这个预见早就成了事实。但直到最后一刻,法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的共产沙文主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苏联外交利益的折射(“保卫苏联”)。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新阶段的到来。帝国主义对抗性矛盾的增长,战争危险明显的迫近,同样明显的苏联的孤立,应该不可避免地增强前共产国际内部的民族离心力倾向。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开始自行发展护国主义政策。斯大林使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与本国资产阶级和解。这个阶段已经走过了。波拿巴主义的撮合者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今后,共产沙文主义者应该关心自己的性命,它的利益并非总是与“保卫苏联”相吻合。
  当白劳德认为能够在参议委员会声明,在美国与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的党将站在自己深深热爱的祖国一边的时候,他本人也许把这句话看做是单纯的军事计谋。但事实上,白劳德的答复是从“莫斯科”方向转到“民族”方向的准确无误的征兆。“军事计谋”是出于迎合帝国主义“护国主义”的需要。这个“计谋”的无耻粗暴(从“劳动者的祖国”转向美元共和国),暴露了正在发生的蜕变的全部深度、共产国际各支部依赖资产阶级舆论的全部力量。
  15年连续不断的清洗、使人腐化和收买,使前共产国际的官僚堕落到这种程度,他居然能够并随时准备把社会护国主义的旗帜公然地拿在自己的手中。斯大林分子(很快就该称他们为前斯大林分子了)的脑袋瓜并不怎么灵。他们干脆就是捡起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最没有表现力的陈词滥调。但在散布这些陈旧的庸俗话时,他们使“革命”暴发户发狂,后者把集权政权的诽谤、恫吓和杀戮,变成保卫“民主”的正常手段。至于过去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一遇到危险情况,就把手洗干净,他们善于利用新招募的沙文主义者的支持。
  在那个在战争期间和苏联处在(如果处在的话)同一个阵营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前共产国际支部当然将会“保卫”苏联(为了不在帝国主义盟友面前声誉扫地,莫斯科将会命令共产党别喊得太响亮,也许会干脆解散它)。然而在敌对阵营的国家中,正是在那里莫斯科需要保卫者,前共产党却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祖国一边:这样将更加安全、更加有利。莫斯科统治集团将会收获逼迫共产国际卖身投靠的全部沉重果实。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

  作为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依靠的都是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帝国主义剥削,它的真正性质在这个事实上暴露得格外清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第二国际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官僚有意识或半本能地担心会在殖民地肇始这样的运动,它可能会破坏他自己在宗主国的福利。
  共产国际的情况则不同。作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组织,它立即投入了殖民地这片处女地,由于列宁主义的革命纲领,它在这里赢得了相当的影响。共产国际后来的资产阶级蜕变,把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各支部,变成了欧洲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左翼代理。与此相应,殖民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无情地掠夺亚洲、非洲的奴隶和拉丁美洲的半奴隶的同时,现在外国资本被迫在殖民地豢养一小批贵族,他可怜、贫困,但在普遍贫穷的王国中,仍是贵族。在近几年中,斯大林主义成了这个工人“贵族”,还有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员的左翼的党。为自己的前程而适应民族革命和利用工人组织的资产阶级律师、记者、教师等,在斯大林主义中找到了最合适不过的意识形态。
  与帝国主义的斗争需要勇气、果断和准备牺牲。小资产阶级说空话的英雄哪里有这些品质呢?适应“民主的”帝国主义则相反,使他们能够骑在劳动人民的背上得到和平愉快的前程。最方便的是用“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即用与克里姆林宫寡头的友谊来对工人掩饰这一适应:这为出版没有读者的报纸,召开豪华的代表大会和形形色色的国际广告式的宣传赢得了机会。职业的“苏联的朋友”、假“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行会团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真正溃疡,他们以大喊大叫的反法西斯宣言来掩盖自己的社会寄生和自己为帝国主义和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服务。在其形形色色面具下的斯大林主义,是各落后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从今以后,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与第四国际的使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被榨干的柠檬的国际联合会(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

  不可救药的中派主义分子(菲涅尔·布罗克威、瓦利克谢尔之流)的伦敦局与布兰德勒、斯内夫利特、马尔索·皮威尔一起,在“与所谓的第四国际决裂的各支部”的参与下,考虑到战争危险,联合起来创立——请别开玩笑!——“战争特别基金”(War Emergency Fund)。关于思想的“基金”,这些先生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感谢上帝,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这个新的“联合”对帝国主义是否是危险,可以怀疑;但它给第四国际帮了大忙,因为它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即那个与时代精神截然对立的派别的考虑不周、不彻底和站不住脚聚集在一起。像所有类似的机械“联合”一样,它将成为新的内部冲突和分裂的源头,并恰恰在行动时刻到来之际,它将四分五裂。
  是啊,又怎能不是这样?从事英勇地创立“基金”的组织,不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从中派主义政治地图的各个角落走来的,像无家可归的老牌机会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残余,今天继续玩弄机会主义彩虹的各种色彩,演变成不同的流派。在近几年中,它们都在不断地衰落和削弱,只有新分裂出来的皮威尔的党除外,但可以预言后者将有同样可悲的命运。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伦敦局都未能在自己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年轻新人的新组织。没有一个革命集团会站在这面旗帜之下,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殖民地国家里,伦敦局没有丝毫影响。然而这可以认为是规律:在我们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组织,若不能植根于殖民地,它就注定只能苟延残喘。
  每个过时的集团都不是靠思想的力量,而是靠惯性维持的。其中一个有着更加严肃的革命历史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3]至今还不能勇敢地重新审查自己的整个中派主义政策,而该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联合体的其他成员更加不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萎靡的一知半解精神在整个这个组织中弥漫。
  诚然,在最初聚集在第四国际旗帜周围的组织中,也有不少“残余”。但这里在科学理论和明确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着筛选、清洗和再教育的巨大工作。这项工作是在自由的、公开的和宽容的辩论气氛中进行的,它的内容和意义是庸人永远都不能理解的。谁若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谁就以事实证明自己在组织上对建立革命的国际是不合格的。就是这些被淘汰的、被抹去的、被抛弃的“残余”,如今被纳入了国际中派主义的“基金”中。仅这一个事实,就给整个这件事盖上了无可救药的残疾的烙印!在马尔索·皮维尔清醒的时刻,他曾在几年前声称:工人阶级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派别,以此界定自己是反革命派别。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并不妨碍同一个皮维尔——作为一个天生的中派主义者,他的语言和行动总是相脱节——加入伦敦局,后者恰恰企图通过排除“托洛茨基主义”的震荡来建立自己的形象。
  但是,不难预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和斯大林分子今后只能称这些基金的创建者为“托洛茨基分子”或“半托洛茨基分子”。部分是出于“无知”;但主要是为了迫使他们请求原谅,为自己辩解和划清界限。他们真的会全力以赴地发誓,他们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们曾像狮子一样地吼叫过,像他们的始祖一样,他们现在会努力地像鸽子一样地咕咕叫。我们了解他们:他们不是新人。费涅尔·布罗克威、瓦利克谢尔、布兰德勒、斯内夫利特、皮威尔,作为第四国际可悲的背离者,在几年中,其中某些人甚至在几十年中,表明自己在理论上的无可救药的折中主义,在实践中的无结果。他们不像斯大林分子那样无耻,比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稍左,这就是关于他们所能说的一切。因此可以在国际表格中给他们标上第三又八分之一或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有基金或是没有基金,他们都将作为被榨干的柠檬的协会而载入史册。当迟缓的群众在战争的打击下加入革命运动时,他们是不会问起伦敦局的地址的。

  前景

  上一次战争的所有主要力量和动力,现在都重新行动起来,但在紧张和露骨得多的形式下。运动沿着压出的车辙完成,因此速度要快得多。今天,没有人会像1914年前夕那样相信边界的不可侵犯和制度的稳定性。对革命政党来说,巨大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如果在上一次战争的前夕,第二国际的各支部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明天的行为是什么样,作出了极端革命的决议;如果左翼成员只是逐渐地摆脱了和平主义的泥潭,摸索着探寻自己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出发阵地在战前就已经被泾渭分明地占据了。谁也不等待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策,它们除了“保卫祖国”之外,什么也不承诺。随着捷克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开始了它的沿着民族路线的正式衰落。几乎同样清晰地预先划出了第三国际的政策:冒险主义的因素使这方面的预见变得稍稍复杂一些。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人在战争中成为柏拉图式的失败主义者,那只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允许他们成为护国主义者。然而,在所有资产阶级还继续豢养着工人官僚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员都将完全站在自己的司令部一边,而且沙文主义的第一小提琴都将在斯大林学派的乐手的手中。不仅是提琴,还有瞄准革命工人的手枪。
  在上一次战争初期杀害了让·饶勒斯,在它结束时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法国,一个社会党的领袖被杀害并未妨碍其他领袖加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在德国,杀害两个伟大革命家是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直接共谋下完成的。在法国,作为杀手的是愚昧无知的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在德国则是反革命军官。在这方面,今天的形势的不同之处是清晰得多。消灭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工作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无须再依赖“幸运的机会”:在斯大林黑手党身上,它有了系统消灭革命者的现成代理人。作为社会主义领袖的饶勒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享有国际声望。鲁道夫·克莱门特还年轻,还是个不大知名的革命者。然而,作为第四国际秘书的克莱门特的死亡,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帝国主义通过自己的斯大林暴徒,事先指出了在战争期间,它将从哪里受到致命的威胁。
  帝国主义没有错。如果它能在上一次战争后在除俄国以外的所有地方站住脚,这只能用没有革命党来解释。困难地摆脱了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它的“一致”拜物教,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机会主义分子没有超过和平主义。在危急时刻,类似集团将表明它们更能够制止群众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领导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国际各党的“一致”挽救了欧洲资产阶级。
  现在,在30个国家中有第四国际的支部。诚然,这还仅仅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如果在现在,在战争开始前,我们就有了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那么在日程上的就不是战争,而是革命。这当然还没有,在这点上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革命先锋队现在的情况,要比25年前有利得多。最主要的成果是,在战前,在世界所有最主要国家中,就已经有了久经考验的干部,共计数百名、数千名革命家,他们被一致的学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经历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特别是斯大林黑手党的残酷迫害的学校。无论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现在都不能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因为它们都被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导致瘫痪,被“民族”矛盾搞得四分五裂。相反,第四国际各支部虽然资金十分有限、签证困难、秘书的死亡和无数的镇压,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召开自己的国际代表大会,并作出了一致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在整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准确具体地阐述面临的宏伟斗争的任务。
  无论什么样的沙文主义浪潮都不能使这些干部迷失方向,斯大林分子的毛瑟枪和匕首也吓不倒他们。第四国际将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投入新的战争中,它的各个部分虽然被国界和战壕分开,仍能够推行同一个政策。甚至在战争初期,当盲目的自保本能与沙文主义的宣传结合在一起,把人民群众推向自己的政府一边,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似乎被孤立时,他们也能够抗拒民族主义的催眠和护国主义的传染病。在国际主义原则中,他们找到反对来自底层的盲从的惊慌失措和来自上层的恐怖。他们能够蔑视庸俗“民主”的摇摆和犹豫。不过他们将敏锐地倾听人民中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和流血的军队的声音。战争的新的每一天都将对他们有利。人类比25年前更加贫穷,而杀戮的手段却要强大得多。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在工人群众中就会掀起对沙文主义欺骗的强烈反应。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将和法西斯主义一起,将是这个反应的最早的牺牲。它们倾覆的必要条件是公然的革命运动,除了第四国际之外,革命找不到任何其他凝聚的轴心。它的久经考验的干部将率领劳动者投入伟大的进攻。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81010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1, стр. 1—11。

[2]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工党领袖(19351951)。19401945年在联合内阁任职。1946年他的政府参与发起“冷战”。——译注

[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于193592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由几个工农集团和托派政党“西班牙共产党左派”联合组成。该党领袖是安德列·尼恩。该党积极参加西班牙内战,它的最有力的基础在加泰罗尼亚。在该党与共和国当局发生矛盾后,尼恩被捕,遭劫持并被杀害(在此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务A. 奥尔洛夫),它的成员被宣布为法西斯代理人。法西斯分子在内战中获胜后,该党流亡国外的残余试图恢复该党,但没有成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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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代表会议对全世界工人的宣言




所有国家受压迫的工人们和殖民地人民: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革命党——创立代表会议于19389月召开,在威胁着全世界被压迫者和他们摆脱现代奴役的事业的最危险的关头,向你们呼吁。
  我们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恐怖。说什么战争将在“和平主义的”和“好战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是弥天大谎,战争隐藏在资本主义的本质中,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卷入疯狂的军备竞赛。
  说什么战争将在“民主”和“集权”国家之间进行的,是弥天大谎:“民主”现在就与形形色色的专制结盟,当战争爆发后,首先牺牲的就是所有民主权利和组织,在“和平主义”的国家中,现在已经在对它们进行暗中破坏。
  那些断言战争是为民族独立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而进行的人,是在扯谎。在这个卑鄙的欺骗中,捷克斯洛伐克与“可怜的比利时”在1914年扮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英法帝国主义分子无情地镇压争取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尔、巴勒斯坦等国独立的战士;它们除了自己在全球剥削数百万奴隶的“独立权”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统治阶级都是匪徒!它们的战争不管以什么借口和什么样的虚伪口号,都是匪徒的战争。这不会是工人的战争,相反,工人和所有被剥削者都将是它的牺牲。这不会是争取民主的战争,因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反对资本家统治的斗争中才能赢得;甚至那些群众还能利用的民主权利,除了用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外,都不能扩大乃至维持,像西班牙内战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
  这不会是为工人利益的战争,因为是在“保卫国家”的名义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工人19366月赢得的社会成果,特别是对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征讨表明,保卫群众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的糊口之粮和自由——与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是互不相容的。
  希特勒消灭了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赢得的所有社会成果,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名义进行反对欧洲各国人民的战争。
  在日益迫近的战争的威胁下,我们再次强调,主要敌人在自己的国家内。工人阶级除了它赢得和管理的祖国外,没有别的祖国。不予帝国主义战争的肇始者以任何支持!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在任何情况下继续阶级斗争,利用战争危机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即战争与资本主义本身!

※     ※     ※



  资本主义世界受了致命伤。在其弥留期间,它释放出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战争,它们有使工人农民沦入新的可怕奴役的危险,释放出能够消灭整个现代文明的破坏力。
  在大量的财富下,如果再有能够正确组织和管理的生产机关,本来可以绰绰有余地满足人类的全部需求,资本主义却让数百万人陷入失业、贫困和饥饿中。
  当初在民主和平等的名义下挣脱了封建锁链的统治阶级,现在却为了消灭人民用血肉赢得的所有民主权利而网罗最愚昧的反动分子和彻底堕落的社会渣滓。他们想借助刺刀和法西斯的皮鞭挽救自己注定灭亡的统治和阻止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
  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它完全不能保证群众的福祉与和平。从最后一次“消灭战争的战争”时起,还没有过去一代人,我们就站在了新的世界大战的门槛上,它比上一次要可怕许多倍。
  再次号召被压迫者为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而互相残杀。再次号召母亲扮演炮灰生产者的角色。田野再次变成渗透鲜血的战壕,城市将变成荒凉的墓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帝国主义分子能够拯救自己的利润和自己的殖民地,或者赢得新的利润和殖民地。

※     ※     ※



  资本主义破产了。它的社会关系、它的国家边界窒息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重组来说,它已经十分成熟了。它的继续存在可能促使贫穷和灾祸的加剧。
  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所有无土地的和在债务重压之下直不起腰来的农民和数百万黑、褐和黄皮肤的殖民地奴隶的历史保护者和盟友——的领导下,才能拯救人类摆脱他所面临的新的野蛮。
  无产阶级的悲剧在于,在履行它的历史使命时,受到使它失去活动能力的制动器的阻碍,后者虽然不如资本主义制动器那么有力,却更加精致和险恶。在它的帮助下,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束缚住了无产阶级的手脚。
  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作为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活动;他们弱化阶级斗争的打击,希望以此保住自己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民主中的地位。第三国际的领袖们出卖了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变成了斯大林官僚集团手中的盲目工具。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不是送腐朽的资本主义尸体去见它的祖先,而是为了保护它和人为地使它复活而联合起来。它们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它们的全部努力都集中于在民主和伪造的“人民阵线”的名义下,把工人阶级引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而不是消灭这个怪物。他们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为这个目的为他们提供自己的军事支持。
  旧国际中没有一个表明自己能够组织无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甚至在西班牙,那里的无产阶级——我们一直热烈坚定地支持它——表明自己有进行反对法西斯歹徒的真正斗争的能力,其行动像作为英法帝国主义代理人一样的旧党破坏它的反抗,并在自己的后方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
  实际上放弃了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放弃了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并让它服从“民主的”资产阶级,他们方便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后者的任务——镇压作为独立运动和阶级的无产阶级——已经部分地被两个国际预先完成了。
  在战争危险的威胁面前,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扮演的是同样背叛的角色。两个国际比第二国际面临上一次战争时更加无耻——那时它至少在形式上还持反战立场——地承担起把群众引向屠宰场的责任。
  他们没有愿望和能力组织反对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相反,被社会护国主义彻底收买,社会护国主义者打出了“民主”帝国主义的海盗旗,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帝国主义招募的代理人。
  他们在保卫苏联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同样是背信弃义的。他们保卫的不是伟大的俄国革命,而是篡权的反动官僚。他们不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他们破坏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群众奠定的那些基础。
  我们第四国际是苏联忠诚的保卫者,反对它的所有内外敌人,我们指责斯大林主义让国家经济生活服从官僚集团的利益。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支持者,谴责斯大林主义剥夺了苏联群众手持武器赢得的伟大自由。
  借助于血腥恐怖和对国外革命者的匪徒式的攻击以及对工人运动、知识分子的收买,反动官僚建立了可憎的集权制度。这个制度败坏了社会主义名声的本身。就这样,所谓的各国共产党就变成了这个集权制度的雇用代理人,它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全世界维持帝国主义的原状。第二国际只是在口头和表面的批评上有别于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破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础。
  世界无产阶级不挣脱把它与旧国际联系在一起的锁链,就不能前进。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已经表明,它是自己的学说的俘虏,以人民阵线的名义对资产阶级投降,它不能挣脱这些锁链。联合在伦敦局周围的那些不大的中派集团是如此微不足道,它们拒绝公然与两个国际决裂,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彻底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只有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传统上,与阶级合作、社会护国主义和工人运动中顺服、克制的宣扬者决裂,走上坚决的阶级斗争道路,进攻资本主义堡垒,用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锻造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全世界受剥削者才能避免停滞和失败,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第四国际的道路就是这样!它依赖的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它骄傲地宣布自己是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共产国际事业的继承人。
  第四国际并不隐瞒自己的目的。它的纲领为工人阶级所了解。这是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的和反对不公正、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纲领。
  在对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如此沉重和关键的时刻,第四国际向工人和全世界被侮辱的人呼吁。
  我们特别要对面临为资本主义利益而互相消灭威胁的法国和德国工人说:你们像整个无产阶级一样憎恨刽子手希特勒。我们像你们一样,下定决心要粉碎法西斯主义和所有压迫者的统治。
  但是,法西斯主义是不能也不会被法国帝国主义的刺刀所消灭的。只有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行动才能结束可憎的法西斯的统治。
  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无情的斗争。
  联合起来,为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而斗争。
  联合起来进行真正公正和神圣的战争,反对压迫者,反对剥削者,反对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背信弃义的代理人。

  第四国际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2, ст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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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斯大林




  近几个月来,报纸上写了许多关于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的秘密谈判,准备在经济条约掩饰下的政治协议甚至是军事协议。目前还很难判断,这些消息中哪些是准确的。至少完全准确无误的征兆证明,这样的谈判已经进行过,而且还在进行。神秘的谈判的结果如何,至少在现阶段不取决于斯大林对民主原则的忠诚,也不取决于希特勒对“反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忠诚,而取决于国际形势。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议——如果能达成的话(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能使形形色色民主“阵线”与和平主义“联盟”的无可救药的傻瓜们感到吃惊。
  我们在此不谈这个问题,即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或更准确地说,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议在近期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问题要求详细地分析国际形势,它的所有变化;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也只是十分相对的答复,因为游戏参与者本人现在未必能够完全确定地说,这个游戏将把他们引向何处。但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事实上达成协议之前,它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的事实,因为现在所有欧洲和世界的外交中心都要考虑它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尝试简明扼要地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
  与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都一样——达成协议,是与奴隶主和剥削者的协议。当然,这类临时协议可能是形势所迫。不能绝对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就像不能对工会说,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与资本家达成妥协协议一样。这类的“不妥协性”纯属文字性的。只要工人国家还被孤立,它在某些范围内与帝国主义分子达成局部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该搞清楚,事情归结为利用两个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对抗,仅此而已。根本谈不上用共同的理想口号来掩饰这样的协议,如共同“保卫民主”。在这样的口号中,除了对工人的最卑鄙的欺骗之外,什么也没有。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不要被工人国家的实际协议所束缚。在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第一个阶段中,这个基本原则得到严格遵守。
  但是,是否允许工人国家与包括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今天——在其抽象的形式下——失去了全部意义。问题指的不是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退化的、腐朽的工人国家。协议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范围直接取决于一点:谁签署的协议。列宁政府为拯救革命,能够被迫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霍亨索伦王朝签署临时协议。斯大林政府能够只是为了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利益,签署损害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协议。克里姆林宫与“民主国家”的协议,对共产国际相应的支部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扼杀革命组织,支持社会护国主义,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对法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怠工就是结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意味着马上消灭革命的农民运动,放弃共产党所剩无几的独立性,正式用三民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与波兰的半协议意味着破坏波兰共产党和它的领导。克里姆林宫集团与外国资产阶级达成的任何一个协议都立即转向反对与之签约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反对苏联无产阶级。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在它的手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在削弱、压抑无产阶级,使它士气低落。这个匪帮只能这样生活。
  在英国,共产国际今天为建立有自由派参加的“人民阵线”进行宣传。乍看起来,这个政策的意义根本无法理解。工党是一个强大的组织:社会护国主义的共产国际力图与它接近,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自由派已经声誉扫地,在政治上是次要因素;此外他们还分裂为几个小集团。工党成员在为自己的影响进行的斗争中,自然回避了与自由派结盟的任何想法,以免让自己染上坏疽病毒;他们相当强有力地——通过开除——捍卫“人民阵线”的思想。为什么共产国际不局限于争取与工党党员合作的斗争,而要求立即把过去的自由派的阴影纳入统一战线呢?问题的实质在于,工党的政策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太激进了。共产党员与工党党员的联盟可能带有某种反帝国主义的色彩,从而阻碍了莫斯科与伦敦的接近。“人民阵线”内的自由派意味着帝国主义对工党行动的直接和间接的监督。在这个监督的掩饰下,斯大林能够给予英国帝国主义所有必需的服务。
  近几年来,斯大林国际政策的基本特征是这一情况:他用工人运动做交易,就像卖石油、锰和其他商品一样。在这些文字中,没有丝毫的夸张。在斯大林眼中,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他与帝国主义国家交易中的筹码。当他需要法国帮助时,他让法国无产阶级服从激进资产阶级;当他需要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时,他让中国无产阶级服从国民党;他在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诚然,希特勒扼杀德国共产党时,并不特别需要斯大林的帮助。德共的这种微不足道的状态是由它之前的政策所决定的。但十分可能,斯大林同意停止资助德国的非法工作:这是他不得不做的最小让步之一,他十分愿意这么做。还应该假定,近几年来共产国际进行的大喊大叫的、刺耳的和空洞的“反法西斯”战役,将会加上弱音器。只要注意一下,2月20日,当我们的美国支部动员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进行反对美国纳粹分子的斗争时,斯大林分子断然拒绝参加这场引起全国反响的反示威游行,竭尽他们的全力缩小它的意义,以此帮助希特勒的美国支持者。这个真正背叛政策的基础是什么:仅仅是保守愚钝和对第四国际的仇恨,或许还有某种新的东西,例如来自莫斯科的新指令,它建议“反法西斯”的先生们戴上笼头,别妨碍莫斯科外交与柏林外交之间的谈判?这个假设并非那么不可思议。不久的未来将对此进行验证。
  可以有把握地说一点: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议实质上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寡头的反革命职能。它只是暴露了这个职能,并赋予它更大的挑衅性,加速了幻想和伪造的覆灭。政治任务不是“保护”斯大林,不让他落入希特勒的怀抱,而是把这两个人一起推翻。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36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5—76, ст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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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投降




  关于斯大林当前正在莫斯科召开的所谓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初步报道表明,斯大林急于为自己从西班牙事件中吸取教训,在进一步转向反动的方向的意义上。斯大林在西班牙遭受的失败虽然不像阿扎尼亚和内格林[2]的那么直接,但同样沉重。在此,问题涉及的是比纯军事失败甚至输掉战争重大得无法比拟的东西。西班牙“共和派”的全部政策由莫斯科决定。共和国政府与工人农民之间建立的那些关系,只是翻译成军事语言的苏联克里姆林宫寡头与苏联各族人民之间建立的关系而已。阿扎尼亚和内格林的管理方法是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集中方法。政策的基本倾向是用官僚取代人民,再用政治警察取代官僚。由于战争条件,莫斯科波拿巴主义的趋势在西班牙不仅得到了极端的表现,而且还受到了十分迅速的检验。从国际和整个苏联的角度,西班牙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斯大林不打算战斗;当他不得不战斗时,他除了失败外,什么也不能提供。
  在其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斯大林公然与“抗击法西斯侵略民主同盟”决裂。现在,国际战争的挑起者不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是两个欧洲主要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据演讲者的话,它们企图以德国妄图占领乌克兰为借口,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冲突。法西斯主义呢?它与此无关。据斯大林的话,希特勒觊觎乌克兰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丝毫理由与希特勒发生武装冲突。对“民主同盟”政策的拒绝,立即又附以对希特勒的屈辱的奴颜婢膝,殷勤地为他擦皮靴。这就是斯大林!
  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在政府更迭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现。在苏联,由于集权制度无法估量的优势,斯大林是自己的贝奈斯和自己的西罗夫将军。他改变自己的政策原则,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被取代。波拿巴主义集团只想生存和统治,所有其余的一切,对它来说都是“技术”问题。
  斯大林的政治方法实质上与希特勒的方法一般无二。但在国际政策领域中,结果的区别却十分醒目。希特勒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回了萨尔省,颠覆了《凡尔赛和约》,占领了奥地利和苏台德,使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一系列其他二三流国家臣服自己的影响。在这些年中,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失败和屈辱(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外,什么也没有体验过。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个人素质上寻找这个区别的解释,无疑是太浅薄了。希特勒无疑比斯大林更有洞察力,更有勇气。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点。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国家的整体社会条件。
  现在,在表面上激进的圈子里,把德国和苏联的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成了时髦。这是不行的。在德国,虽然有国家“调控”,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依然存在。在苏联,工业国有化、农业经济集体化。我们了解官僚在十月革命的领土上孕育出的所有社会畸形。但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素的事实仍然保留下来。这个国家经济有其自己的规律,它们越来越不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专制、无知和野蛮相容。
  全世界的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德国的,正处于危机的绝境中。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这个危机的表现。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希特勒的制度对德国来说,是唯一可能的制度。希特勒成功的谜底是,他用自己的警察制度为帝国主义趋势提供了极端的表达。相反,斯大林制度与苏维埃社会的趋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希特勒的成功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被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能性所局限。希特勒很快就会接近巅峰,如果还没有接近的话,然后就会跌落下去。但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希特勒还在利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帝国主义动力。相反,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要求之间的矛盾紧张到了极点。克里姆林宫为了自保而进行的斗争加剧了矛盾,导致不断的内战和由此而产生的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败。
  斯大林的讲话是什么:是依赖与希特勒达成的初步协议而形成的新政策链环中的一环,或仅仅是试探气球、单方面的求爱?很可能,事实与其说是接近第一种情况,不如说是更接近第二种情况。胜利者希特勒决不会急于巩固自己的友谊和仇恨。相反,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彼此指责对方“挑起战争”,对他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希特勒的施压至少获得一些成效:斯大林昨天还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3],今天就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柏林,屈辱地为犯下的错误忏悔。
  何等的教训!近三年中,斯大林宣布列宁的战友为希特勒的代理人。他消灭了指挥员中的精华,枪毙、撤换、流放了约3万名军官,根据的是同一个指控:希特勒的代理人或希特勒的盟友。斯大林在破坏了党,使军队失去首脑后,今天,他公然使自己成为希特勒主要代理人角色的候选人。让共产国际的骗子们竭尽全力地扯谎和闪转腾挪吧。事实是如此清晰和令人信服,任何人都再也不能靠招摇撞骗的语言来欺骗国际工人阶级的舆论了。早在斯大林倒台之前,共产国际就将化为一片瓦砾。这二者都已为期不远了。

列·托洛茨基


1939311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5—76, стр. 3—4。
[2]内格林(Juan Negrin,1894—1956),1937年起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1939—1945年任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首脑。1929年起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党员。——译注
[3]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1220—1263),诺夫哥罗德公爵(1236—1251)及弗拉基米尔大公(1225年起)。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维奇公爵之子。由于他战胜了瑞典人(1240年涅瓦河会战)和日耳曼骑士(1242年冰上激战),使俄罗斯西部边界有了安全保障。他因施政有方,削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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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战争中




  “德苏条约”和苏联的性质

  在“德苏条约”签订后,还能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吗?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之间引起争论。并不奇怪: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经验。这个现象在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研究过。在关于苏联的社会性质问题上的错误,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是源于用纲领性的标准取代历史事实。具体事实与标准背离。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推翻了标准;相反,而是从另一端对它的肯定。我们确立和解释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诞生,只是更加明确地表明,工人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会或将会是什么样的。在具体事实与标准之间的矛盾不是迫使我们放弃标准,而是相反,以革命的方式为它而斗争。苏联面临的革命的纲领,一方面由我们对作为客观历史事实的苏联的评价决定,另一方面由工人国家的标准决定。我们不说:“一切都完了,应该从头开始。”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在现阶段能够拯救、保持和发展的那些工人国家的因素。
  今天谁企图证明,“苏德条约”改变了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评价,他实际上就是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确切地说,是站在昨天的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根据这个逻辑,为帝国主义民主而斗争,是工人国家的历史使命。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而“背叛”民主国家使苏联失去了工人国家的称号。事实上,与希特勒签署协议只不过是又一次衡量了苏联官僚衰败的程度,以及它对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国际工人阶级的轻蔑,但没有给对苏联的社会学评价的重新审查提供任何理由。

  政治性分歧还是术语上的分歧

  我们从这里开始,即不是在抽象的社会学层面上,而是从具体政治任务的层面提出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本质问题。作为开始,我们承认,官僚是新“阶级”,今天的苏联制度是阶级剥削的一种特殊体制。从这些界定中,能为我们得出哪些新的政治结论呢?第四国际早就承认以劳动者的革命起义推翻官僚的必要性。那些称官僚为剥削“阶级”的人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建议。推翻官僚的目的是恢复苏维埃政权,把今天的官僚从中赶走。左翼批评没有也不能提出任何其他建议。[2]复苏的苏维埃的任务是促进世界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推翻官僚以保持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前提……整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
  当计划将不是由官僚的利益,而是生产者本人的利益决定时,生产力在经济不同部门中的分配和全部计划内容理所当然会产生急剧的变化。但由于事关的仍是在保持财产国有化(国家财产)的条件下推翻寄生的寡头,所以我们称未来的革命为政治革命。我们的某些批评者(西利加、布鲁诺等)无论如何都要称未来的革命为社会革命。我们姑且接受这个定义。它实质上改变了什么?对我们所列举的那些革命任务,它绝对没有补充任何东西。
  一般来说,我们的批评者用的都是我们早已确认的事实。他们实质上没有对苏联社会中官僚的地位、它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的评价补充任何东西。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们不仅没有对我们的分析提出异议,相反,还完全以它为依据,而且还完全局限于它。他们指责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得出必要的“结论”。但审查表明,这些结论所具有的纯粹是术语性。我们的批评者拒绝称退化的工人国家为工人国家。他们要求称集权官僚为统治阶级。他们建议把反对这个集权官僚的革命看做是社会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如果我们对他们做了这些术语上的让步,我们将使我们的批评者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拿自己纯语言上的胜利怎么办。

  我们再次检验自己

  因此,与在苏联的社会本质上持不同意见的那些同志分裂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在政治任务方面,他们与我们完全一致。但从另一方面,忽视纯理论的,甚至是术语上的分歧也是盲目无知,因为在日后的发展中,它们能够得到血肉的充实,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结论。像一个利落的主妇不能容忍蜘蛛网和垃圾的堆积一样,革命党也不能容忍模糊、混乱和模棱两可。应该保持自己房屋的整洁!
  为了说明观点,我提一下关于热月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苏联的热月刚刚开始准备,但还没有完成。后来,赋予热月类似物以更加确切和深思熟虑的性质之后,我们得出结论,热月已经成为过去。这样公开地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没有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丝毫的混乱。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在苏联的过程的实质的评价仍一样,只是同时注意到了反动的日益增长。事情对我们来说,只是使历史类比变得更加确切,仅此而已。我希望,现在虽然某些同志试图摸索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点下面再说,我们能成功地通过简单地使我们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确切,在第四国际纲领的基础上保持一致。

  肿瘤还是新器官

  我们的批评者不止一次地以此为依据,即今天的苏联官僚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官僚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法西斯官僚相比,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新的、极端强大的社会形成物。这完全正确,我们从来没有对此闭目不看。但如果承认苏联官僚是“阶级”,现在就不得不说,这个阶级根本就不像我们在过去所了解的那些有产阶级。因而好处不太多。我们往往称苏联官僚为帮派,以此强调统治阶层的封闭性、专横和傲慢,它认为只有它自己是从梵天的神圣的嘴中诞生的,而人民群众则是从他的躯体的更低部分生出来的。但这个界定当然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它的相对好处是,这个称呼的转义性是众所周知的,谁也不会想到把莫斯科寡头与印度的梵天帮派等同起来。旧的社会学术语没有也不能给新的社会现象准备名称,它尚处在发展(退化)过程中,还没有采用固定的形式。但我们所有人都继续称苏联官僚为官僚,没有忘记它的历史特殊性。依我们看,目前这就足够了。
  在科学上和政治上——而不是在纯术语上——问题是这样的:官僚是社会机体上的临时的赘疣,或是这个赘疣已经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器官?社会畸形可能是各种历史形势的“偶然”(即暂时的和例外的)结合的结果。社会器官(包括剥削阶级在内的每一个阶级都是这样的器官)的形成,只能是生产本身深刻的内在要求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整个争论就会变成无结果的文字游戏。

  官僚的早期腐化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历史辩护是,它所领导的剥削体制使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无疑,苏维埃制度给予经济以强有力的推动。但这一推动的源泉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因素,根本就不是官僚篡夺了经济指挥权的事实。相反,作为体制的官僚主义,是国家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最坏的制动器。在一定时间内,这个事实被苏联经济近20年来从事移植和掌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组织所掩盖。借用和模仿阶段好歹还能与官僚机械性,即扼杀首创精神和创造相容。但经济越是提高,它的需求就变得越复杂,官僚制度的障碍就变得更加不能忍受。它们之间的经常激化的矛盾导致不断的政治震荡和系统地消灭所有活动领域中杰出的有创造力的成员。这样一来,早在官僚能够从自身中分化出“统治阶级”之前,它就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这点的正是这个事实,即官僚不是新的经济体制所固有的、不可或缺的体现者,而是工人国家身上的寄生赘疣。

  官僚强大和衰败的条件

  苏联寡头具有旧的统治阶级的所有毛病,却没有它们的历史使命。在苏维埃国家的官僚退化中,看到的不是现代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表现,而是这些规律在革命国家的落后性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特殊的、例外的、暂时的折射。消费品的不足和为获取它们而进行的全面斗争产生了承担起分配职能的宪兵。外部的敌对压力赋予宪兵国家“保卫者”的角色,给予他国家的权威,允许他加倍地掠夺国家。
  但是,官僚强大的两个条件——国家的落后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应该随着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消失。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计算过,在计划经济下,可以很快地将美国的年国民收入提高到两亿美元,这样不仅能保障满足所有居民的基本需求,还能保障真正的舒适。从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结束了作为官僚化的附加原因的外来危险。花费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军备的必要性的消除,会把群众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提得更高。在这些条件下,对宪兵的需要自然会消失。国家政权很快就会被大型合作社的行政机构所取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新统治阶级和新剥削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呢?

  资本主义的衰败达到了极限,像统治阶级的衰败一样。这个体制进一步的存在已经不可能。生产力应该以计划的方式组织。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或是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专员”——政治家、行政技术人员?据那些好说教的人的看法,历史经验证明不能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它已经表明它“没有能力”阻止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虽然那时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了。法西斯主义在战后的成功,仍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出绝境的结果。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还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用民主方法自己调整社会的结果。西班牙革命是被法西斯和斯大林官僚集团在世界无产阶级眼前扼杀的。这个链锁的最后一环是这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准备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无力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接受这个概念,即承认无产阶级无力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刻不容缓的生产力国有化的任务,显然将由某个其他阶级完成。具体是谁?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统治阶级的新官僚。那些不满足于名词争论的“左翼”开始这样提出问题。

  今天的战争和当代社会的命运

  事物进程的本身现在十分具体地提出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它本身就是社会不能继续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生存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它以此让无产阶级受到一次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考验。
  如果这场战争像我们所坚信的那样,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它必将推翻苏联的官僚,在比1918年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上恢复苏维埃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官僚集团是阶级还是工人国家躯体上的赘疣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有人都将清楚,在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苏联官僚只是阶段性的复发而己。
  如果假定,今天的战争引发的不是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衰落,那时就将是另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垄断资本的进一步腐朽,它进一步与国家结合,在还有民主的地方用集权制取代它。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把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真的可能会导致在这些条件下从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官僚中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这显然是标志着文明没落的衰败的制度。
  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赢得了政权,但表明没有能力掌握它,像在苏联一样,把它让给特权官僚,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结果也可能出现。那时我们将被迫承认,官僚主义复发的原因,不是根植于国家的落后性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而是在无产阶级生理上不具备成为统治阶级的能力。那时就不得不回溯式地确认,今天的苏联的基本特征表明,它是世界规模的新剥削制度的先声。
  我们大大地偏离了关于苏维埃国家名称的术语争论。但请我们的批评者们别对此进行抗议:只有走出必要的历史距离,才能对用另一种社会制度取代一种社会制度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深思熟虑的历史性的二选一是这样的:或是斯大林制度是把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令人反感的复发,或是斯大林制度是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阶段。如果第二个预见是正确的话,那官僚当然就是新的剥削阶级。无论这第二个前景多么沉重,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真的不能完成发展进程赋予它的使命,那就只能公开地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上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乌托邦。为保护集权官僚社会的奴隶的利益,显然需要新的“最低”纲领。
  但是,迫使我们今天就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如此坚实的或哪怕是令人信服的客观资料,是否存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官僚集体主义”理论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德国“左翼共产党员”雨果·乌尔班斯就得出结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新的历史时代——“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的头几个典范是意大利、苏联和德国。但乌尔班斯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中得出政治结论。不久前,曾一度属于第四国际的意大利“左翼共产党员”R. 布鲁诺得出结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官僚集体主义”。[3]新官僚是阶级,它与劳动者的关系是集体剥削,无产者变成了集权剥削者的奴隶。
  R. 布鲁诺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4]等量齐观。在这些制度中,无疑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最终被界定为当代经济的集体主义趋势。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阐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生产力的高度集中,垄断资本与国家共生,作为这一共生结果的专制的生理趋势。集中化和集体化的特点决定革命政策和反革命政策;但这根本就不意味着,在革命、热月、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改良主义”之间可以画等号。布鲁诺抓住了这个事实,即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沮丧,集体化的趋势采取了“官僚集体主义”的形式。现象本身是无可争议的。但它的界限在哪里?它的历史分量有多大?对我们来说是过渡时期的变形、社会过程的各种因素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却被R. 布鲁诺当成了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官僚在其中是统治阶级。R. 布鲁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他企图把问题从术语空论的怪圈中转到重大历史概括的层面上。这就更容易揭露他的错误。
  像许多极“左”分子一样,R. 布鲁诺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一方面,苏联官僚掌握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方法;另一方面,法西斯官僚目前还只限于“局部”的国家干涉方法,走向并很快就会实现经济国有化。第一个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布鲁诺断言法西斯的“反资本主义”能够走到剥夺资产阶级的地步,是错误的。国家干涉和国有化的“局部”措施,事实上与计划国家经济不同,就像改良与革命不同一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是“协调”有产者的利益,“调整”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是另一回事:它有可能领导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财产关系的转变。不能忽视这个区别。
  但即使假定,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某个时候殊途同归到同一个类型的剥削社会(用R. 布鲁诺的术语就是“官僚集体主义”),这根本也不能使人类脱离绝境。引发资本主义体制危机的不仅是私有财产的反动角色,而且还有同样反动的民族国家的角色。如果个别法西斯国家成功地在自己的国家中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的话,除了任何计划都预见不到的、最终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外,集权国家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依然存在,甚至会极大地增长。战争就将是计划经济的结果,将是破坏文明的基础。诚然,别特兰·罗塞尔认为,某个战无不胜的国家会因为战争的结果而把整个世界统一在集权的钳制中。但即使这样的假设能够实现的话,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军事“统一”未必能比《凡尔赛和约》更牢固。民族的起义和平息将以新的世界大战而告终,这可能会成为文明的坟墓。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现实在说,人类的唯一出路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野蛮的复发。

  无产阶级和它的领导

  关于阶级和它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写一篇文章。在此我们只以最必要的为限。只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领导直接反映阶级。事实上,被压迫阶级之上的领导势必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力。例如,美国工会的领导反映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选择和培养能够抗拒资产阶级压力的真正的革命领导,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最鲜明地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中,即最落后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出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领导。相反,资本主义文化最悠久的英国无产阶级,至今还只有最愚钝和奴颜婢膝的领导。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在1914年7月具有公开性,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引发了尖锐的危机。在此后漫长的25年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能站在我们时代的任务水平上的领导。但俄国经验证明,这样的领导是能够建立的(这当然不意味着它保险不会退化)。因而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必然性是否最终会为自己开辟通向工人阶级先锋队心灵的道路,即在这场战争和其中应该产生的最深刻震撼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形成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真正的革命领导?
  第四国际不仅以自己的纲领文本,还以自己存在的事实本身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答复。相反,假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绝望和吓破了胆的代表都是从下面的观点出发,即领导的破产只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反映”。并非所有我们的反对者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但他们所有人——极“左”分子、中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必说斯大林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了——都把失败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到无产阶级头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指出,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变革。
  如果把无产阶级的社会素质当做失败的原因,那就必须承认,当代社会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在腐朽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在数量和文化上都没有增长。因此,没有理由期待,它在什么时候会提高到革命任务的水平。谁对自己说明在劳动群众生理的、深刻的、不可遏制的挣脱资本主义血腥混乱的意愿与保守的、护国主义的、彻头彻尾资产阶级性质的过时的领导之间的最深刻的对抗,事情对他来说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应该在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概念中进行选择。

  集权专制是尖锐危机的状态,不是稳定的制度

  十月革命并非偶然。它是早就预见到的。事件证实了预见。退化没有推翻预见,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孤立的工人国家在俄国能够无限期地支撑下去。诚然,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人国家的覆灭,而不是它的退化;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严格地区分这两种可能性。但它们根本就不是彼此对立的。在一定的阶段上,退化将以覆灭而告终。
  以斯大林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为例的集权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许只是暂时的过渡体制。历史上的专制一般都是特别尖锐的社会危机的征兆,绝不是稳固制度的征兆。尖锐的危机不可能是社会常态。集权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压制社会反抗,但不能长久存在。苏联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清洗,是苏维埃社会生理上力求推翻自己的官僚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令人惊讶的是,恰恰是在斯大林的清洗中,R. 布鲁诺看到官僚成为统治阶级的证明,因为据他的观点,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用如此规模的手段。[5]
  但他忘了,沙皇专制并不是“阶级”,它也采用了相当广泛的清洗措施,而且正是在它接近灭亡时期。斯大林的清洗以其规模和骇人听闻的谎言证明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官僚不能变成稳固的统治阶级,是它接近死亡的征兆。如果让波拿巴主义的寡头在它可耻地衰败的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获得阶级的称号,我们不会沦为笑柄吗?我们认为,只有明确地提出问题,才能使同志们避免术语试验和过于匆忙的概括。

  世界革命的方针和苏联复苏

  25年时间对重新武装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是过于短暂的时期,但对在一个落后孤立的国家中维持苏维埃制度来说,又过于漫长。为此人类付出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代价。但我们时代的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其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它还没有解决。在过去的25年中的巨大长处和无可估价的未来的保障是这个事实,即在世界无产阶级中,有一支队伍成功地以事实表明,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提出了这个没有解决的任务。它将不仅重新检验现存制度的稳定性,还有无产阶级接替它们的能力。这一检验的结果对我们、对这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当前时代的评价,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违背一切可能性,在今天的战争期间或直接在战后,十月革命没有在一个先进国家中得到继续;如果相反,无产阶级处处被抛向后面,那时我们无疑应该提出重新审查我们关于当今时代和它的动力的概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关于把什么样的学派标签贴到苏联或斯大林匪帮的身上,而是关于如何评价未来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的世界历史前景:我们能否进入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或是进入集权官僚的衰落社会的时代?
  类似雨果·乌尔班斯和R. 布鲁诺这样的烦琐哲学家的双重错误在于,他们中的前者宣称这后一种制度已经来临;后者声称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漫长的中间状态。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整个我们时代和今天新的战争经验的结果表明,世界无产阶级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的话,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希望的覆灭,因为不能等待任何其他对它更加有利的条件;至少现在谁也预见不到这些条件,也不能说明它们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丝毫权利(如果不认为失望和疲惫为“权利”的话)得出这个结论,即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能力,应该拒绝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对统治权的觊觎。当事关经济文化体系最深刻的更替时,在历史的天平上,25年少于一个人一生中的一小时。一个因一小时或一天的失利经验而放弃他在经验和对全部过去生活研究的基础上为自己确定的目标的人,能有什么用?在阴沉的俄国反动的年代(1907—1917),我们从那些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展示的可能性出发。在世界反动的年代中,我们应该从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展示的可能性出发。第四国际称自己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非偶然。我们的道路没有改变。我们坚持世界革命的方针,以此恢复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

  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

  我们保卫苏联的什么?不是那些让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东西,而是那些让它有别于它们的东西。在德国,我们同样宣传反对统治官僚的起义,不仅是为了立即推翻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在苏联推翻官僚,是保持国家所有制所必需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保卫苏联。
  在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工人应该保卫国家财产,不仅反对官僚寄生,也反对来自集体农庄贵族的私有制倾向的侵害。但须知,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如果我们在对内政策中把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与反对官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结合起来的话,那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应该做的就是同一件事。诚然,R. 布鲁诺从已经全面获胜的“官僚集体主义”出发,让我们相信,谁也不会威胁国家财产,因为希特勒(还有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与它利害攸关。遗憾的是,R. 布鲁诺的保证是轻率的。在胜利的情况下,希特勒会要求归还从德国资本家那里剥夺的财产;然后为了在损害苏联的情况下与英、法、比等国达成协议的目的,保证恢复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的私有财产;最后,为德国军事机器的利益,让德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国家企业的股东。现在,希特勒是斯大林的盟友和朋友;但如果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在西方战线上成为胜利者,他明天就会调转枪口反对苏联。最终,在相应的情况下,张伯伦的做法与希特勒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保卫苏联与阶级斗争

  保卫苏联问题上的错误,往往是对“保卫”方法的不正确理解的产物。保卫苏联根本不意味着与克里姆林宫官僚接近,采取它的政策或与它的盟友的政策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完全站在国际阶级斗争的立场上。
  法国一家小杂志《怎么办》不久前写道:因为“托洛茨基分子”是法国和英国的失败主义者,因而他们也是苏联的失败主义者。换言之,如果你们想保卫苏联,你们就应该不再是它的帝国主义盟国的失败主义者。《怎么办》认为,“民主国家”将是苏联的盟友。现在这些聪明人将说什么,不清楚。但这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方法本身是有毛病的。对苏联今天或明天加入的那个帝国主义阵营放弃失败主义态度,意味着把对立阵营的工人推到他们的政府的一边;意味着彻底放弃失败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放弃失败主义,等于放弃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苏联的名义放弃革命,注定会使苏联彻底腐朽和灭亡。
  在共产国际的解释下,“保卫苏联”像昨天的“反法西斯斗争”一样,是建立在放弃独立的阶级政策上的。根据种种理由,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总是一成不变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阵营反对另一个阵营的辅助力量。与此相反,我们的某些同志说:因为我们不想变成斯大林和他的盟友的武器,我们应该拒绝保卫苏联。但他们只是以此表明,他们对“保卫”的理解,基本上与机会主义者的理解一致;他们不考虑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事实上,我们保卫苏联,像我们保卫殖民地一样,像我们解决我们的所有任务一样,不是以支持一些帝国主义政府反对其他政府的方式,而是以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中进行国际阶级斗争的方式。
  我们不是执政党;我们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苏联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的党。我们不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府,甚至不是通过苏联政府,而只是通过对工人进行宣传和解释,什么应该保卫,什么应该推翻来实现我们的任务。这样的“保卫”不会带来直接的神奇后果。但我们也不觊觎这样的结果。目前我们还是革命的少数派。我们的工作方向应该是使我们对之有影响的工人能够正确地评价事件,不让事件把自己搞得措手不及,为革命地解决我们面临的任务对整个阶级作舆论准备。
  对我们来说,保卫苏联与筹备国际革命是一致的。只有不违背革命利益的方法才能使用。保卫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就像是策略任务与战略任务的关系一样。策略服从于战略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它相对立。

  占领区的问题

  现在,当我们写这几行文字时,关于被红军占领地区的命运的问题,还不清晰。电讯彼此矛盾,双方都在扯谎;当地的实际关系,无疑还是极端不确定的。被占领土地中的相当一部分无疑将会纳入苏联的版图。以什么形式?
  暂且假设,根据与希特勒的协议,莫斯科政府让被占领地区的私有财产不受触动,仅限于法西斯范式的“监督”。这样的让步具有深刻的原则性,可能成为苏维埃制度的新的一章的起点,因而也是我们这方面对苏维埃国家本质的新评价的起点。
  更可能的是,它们应该纳入苏联的组成部分,莫斯科政府推行剥夺大私有者和把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措施。这样的道路更加可能,并非因为官僚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不想也不能与被占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政权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特权。在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类似。拿破仑一世借助于军事独裁制止了革命。但当法国军队侵入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命令:“废除农奴制。”这个措施不是拿破仑对农民的好感授意的,而是波拿巴主义专制依靠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因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专制依靠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国家财产,那么红军入侵波兰自然应该会导致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这种方式使被占领土的制度与苏联制度一致。
  “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就其性质来说是革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通过军事官僚的方式实现的。诉诸新领土上群众的主动性——没有这样的诉诸,哪怕是最谨慎的,就不能建立新制度——无疑在第二天就会遭到残酷的警察措施的镇压,以保障官僚对被唤醒的革命群众的优势。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为了通过与希特勒的军事联盟创造占领波兰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曾长期欺骗,现在仍继续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群众,直到以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共产国际的队伍彻底瓦解。对我们来说,政策的主要衡量标准不是在领土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财产所有制的改造,无论它们本身是多么重要,而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头脑中和组织性上的变化,它保卫已经赢得的成果和赢得新成果的能力的提高。从这个唯一的角度,莫斯科的整个政策充分保持了它的反动性,仍是世界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但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整体评价没有改变那个局部事实,即所有制形式的国有化本身是一个进步措施,这点应该公开承认。如果希特勒明天把自己的军队调往东方前线,在波兰东部恢复“秩序”,进步工人将会保卫波拿巴主义的苏联官僚建立的所有制的新形式,反对希特勒。

  我们没有改变方针

  我们说,生产资料国有化是进步措施。但它的进步性是相对的,它的比重取决于所有其他因素的总和。因而首先需要确定,在“社会主义”措施掩盖下的官僚专制和寄生的领土扩展可能增强克里姆林宫的声誉,使人产生对用官僚计谋取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等的幻想。这个灾难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在波兰的改革的进步内容。为了在被占领土上的财产国有化像苏联一样,成为真正进步的,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必须推翻莫斯科的官僚、因而我们的纲领仍保持着它的全部力量。事件没有让我们措手不及。需要的只是正确地解释它们。需要的是清楚地理解,尖锐的矛盾根植于苏联的性质中,它的国际地位中。不能凭借术语把戏(“工人国家”—“非工人国家”)来摆脱这些矛盾。应该实事求是,应该从实际关系和矛盾出发制定政策。
  我们不把任何使命托付给克里姆林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里姆林宫占领新地区。我们支持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独立,如果苏维埃白俄罗斯希望这样的话。同时,在被红军占领的波兰土地上,第四国际的支持者最坚决地参与剥夺地主和资本家,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等。在此过程中,他们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为他们对官僚的充分独立性而斗争,进行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和它的当地代理人的革命宣传。
  但假设,希特勒把自己的武器转向东方,侵入红军占领的地区。在这些条件下,第四国际支持者丝毫不改变自己对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态度,把武装抗击希特勒作为刻不容缓的当前任务,摆到首位。我们将对工人说:“我们不能让希特勒推翻斯大林,这是我们的任务。”在与希特勒进行武装斗争时,革命工人将努力与普通红军战士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同志关系。在用武装之手对希特勒进行打击的同时,进行革命的反斯大林宣传,为在下一个尽可能近的阶段推翻他作准备。
  这样的“保卫苏联”,当然与今天在“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官方保卫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保卫苏联是在“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世界革命,反对斯大林!”的口号下进行的。为了这两类“保卫苏联”不在群众头脑中混淆,应该清晰准确地制定符合具体形势的口号。但首先应该清楚地确定,我们保卫的是什么,怎么保卫,保卫它反对谁。只有在我们自己清楚自己任务的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才不会在群众中引起困惑。

  结论

  此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苏联的原则立场。
  战争加速各种政治过程。它可能会加速苏联的革命复苏过程。但它也可能加速它的彻底退化过程。因此必须不带偏见地关注战争将给苏联国内生活带来的那些变化,以便对它们有及时的了解。
  我们在被占地区的任务,基本上与在苏联的任务一样;但由于它们是事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的,所以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阐明我们对苏联关系中的任务。
  必须这样制定我们的口号,让工人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苏联保卫的是什么(财产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我们为反对什么而无情斗争(寄生官僚和它的共产国际)。
  一分钟也不能忽视,对我们来说,推翻苏联官僚的问题服从维护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维护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问题服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925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9。
[2]我们说一下,某些同志倾向于认为官僚是新阶级,同时又反对把官僚开除出苏维埃。
[3]Bruno R. La bureaucratization du monde, Paris; 1939, p. 350.
[4]新政是1933—1938年期间美国罗斯福政府为消除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后果和缓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新政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的同时,进行了某些社会改革。——译注
[5]诚然,在其以不可思议的矛盾构成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中,R. 布鲁诺完全自觉明确地推翻了自己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阐述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并声称,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过渡的寄生阶段,是历史对无产阶级无力的惩罚。换言之,在对第四国际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后,R. 布鲁诺突然又回到了这些观点上,但只是为了揭示一系列新的迷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跟踪明显失去平衡的作者的足迹。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企图用来论证自己对作为阶级的官僚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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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之谜




  能够说明列强今天的国际政策性质的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没有任何行动体系和一贯性。在近一个阶段中,在历史上素以迟缓稳重的典范而著称的英国,暴露出了匪夷所思的摇摆。在《慕尼黑协议》时期,即在去年9月,张伯伦宣称建立了在四个欧洲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和平新时代”。在那些日子里,保守党党员的非官方口号是让希特勒东进。现在,英国政府的全部努力都集中在与莫斯科达成反德国的协议。当初以“牛市”欢迎《慕尼黑协议》的伦敦交易所,今天则让自己的神经适应英苏谈判的进程。法国顺从地追随着英国的摇摆:它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在希特勒的政策中,稳定因素是它的侵略能动性,仅此而已。谁也不知道,德国最近一次打击将指向何方。可能,希特勒本人今天也还不知道。美国“中立法”的波折,是对这个题目的注释。
  国际政策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紧密相关,是谁也不相信别人的话,甚至是自己的话。任何一个协议都以起码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军事联盟更是如此。然而,英苏谈判的条件过于明确地表明,没有这样的信任。这根本就不是抽象的道德问题;纯属世界列强今天的客观处境所致,它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处过于拥挤,这排除了能够预见并可以依赖的一贯政策的可能性。每个政府都企图至少在两种情况下给自己保险。世界政治骇人听闻的模棱两可、谎言和痉挛,都是来自于此。人类蒙着眼睛走向灾难的总体预测越是不可抗拒地、悲惨地浮现出来,局部预测就变得更加困难:明天英国和德国会干什么?波兰将站在谁的一边?莫斯科将持什么立场?
  对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来说,可供借鉴的资料特别少。苏联报刊几乎不涉及国际政治领域。斯特朗先生为什么来到莫斯科,他在那里干什么,这与苏联公民无关。外国电讯一般刊登在最后一页,往往被涂上“中立”的色彩。关于德意联盟的建立或在奥兰群岛修筑工事的报道,就像事情是发生在火星上一样。这个虚假的客观主义,是为不束缚克里姆林宫的手脚服务的。近几个月来,世界报刊不止一次地写过苏联的目的“深不可测”、克里姆林宫的方法“不可预见”。我们越是接近“神秘莫测”之谜的谜底,就越是坚决地用对苏联寡头——斯大林只是它的体现——的利益的客观分析来取代对斯大林的主观好恶的研究。

  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主要动力

  谁也“不希望”战争,除此之外,许多人还“憎恶”战争。这只意味着,所有人都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战争不会爆发。哎,目的是如此对立,不可调和。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希望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害怕战争,他有充分的理由。就其规模和方法均属骇人听闻的“清洗”,反映了苏联官僚与人民之间关系紧张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消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经济和外交的领导人;消灭了指挥员的精华——陆海军的英雄和偶像。五位元帅中消灭了三位。斯大林进行这场清洗并非纯粹出于东方专制者的任性:是维护政权的斗争迫使他这样做的,应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如果根据苏联报刊日复一日地观察苏联的生活,认真领会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的话,就会十分清楚,统治层感到自己是所有人仇恨的对象。威胁来自人民群众:“一旦战争来临,我们会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官僚为自己新赢得的阵地而战抖。谨慎是它的领袖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敢作敢为的精神与他格格不入。诚然,他不惜使用空前规模的暴力,但只是在预先保证不受惩罚的条件下。然而在斗争结局对他不明朗的情况下,他很容易让步和撤退。日本如果不预先知道莫斯科不会利用有利的理由进行干涉的话,它是永远不会卷入与中国的战争的。在今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公然宣称,在经济上,苏联还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他需要这个承认不仅只是为了解释人民群众低下的生活水平,还为了给自己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退让作辩解。如果不说斯大林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话,他也准备付高昂的代价。并不是因为他“仇恨”战争,而是因为他对它的后果怕得要命。
  从这个角度,不难评价在与德国达成协议或与“民主国家”联盟中二者择一,对克里姆林宫的相对好处。与希特勒的友谊意味着直接排除来自西方的军事危险,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来自远东的危险。与民主国家的联盟意味着只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援助。当然,如果除了作战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话,有盟友比被孤立更加有利。但斯大林政策的主要任务不是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是躲避战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关于苏联“不需要盟友”的不止一次的声明的隐含意义,就在于此。
  诚然,恢复协约国今天被称为是阻止战争的可靠手段。但谁也不解释,为什么协约国在25年前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建立国际联盟,否则欧洲将分成两个阵营,必然会导致战争,这正是建立该联盟的理由。现在,由于“集体安全”试验的结果,外交得出结论,欧洲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能够防止战争。谁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就让他去相信好了!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是不相信的。在把莫斯科开除出欧洲政治的条件下,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意味着保护苏联的边疆。斯大林不会希望更好的东西了。与民主国家联盟只能在联盟保护其他欧洲边界的程度上保护苏联边界,并把苏联变成它们的担保人,从而使它失去中立的机会。希望协约国的恢复能够使现状永久长存,防止任何破坏国界的可能性,就是生活在幻想王国里。也许战争危险一时对苏联变得不那么紧张,不过它会变得更加广泛。对希特勒来说,莫斯科与伦敦和巴黎的联盟意味着,今后他无论破坏哪国的国界,他将同时面对三个国家的反对。面对这样的冒险,他更可能选择最大的赌注,即向苏联进军。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的“保险”很容易就走向反面。
  在所有其他方面,与德国达成协议,对莫斯科寡头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苏联能够系统地为德国提供它所缺乏的几乎所有种类的原料和粮食。德国能够为苏联提供机器、工业产品,还有一般工业和军事工业所必需的技术配方。在两个大国协议的钳制下,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除了放弃所有关于独立政策的想法,满足于合作与过境运输的可怜的好处外,没有其他出路。莫斯科愿意为柏林的所有外交方向提供充分的自由,只有东方除外。在这些条件下,谁要是稍微提一下“保卫民主国家”,在克里姆林宫就会被宣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华尔街的雇佣,并被立即枪决。
  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表现出自己愿意与希特勒友好。这往往是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做的,更多的是以暗示、有倾向性的沉默或相反的强调的方式,它们对本国公民是难以察觉的,但能够准确无误地传到对方那里。关于这方面幕后进行的工作,苏联欧洲侦察机构首脑B. 克里维茨基不久前做了生动的描述。只是在希特勒的一系列敌意的反驳之后,苏联政策才开始转向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人民阵线一边。这个外交新旋律得到共产国际的锣鼓、定音鼓和萨克斯管的支持,在最近几年中成了对耳鼓膜最危险的声音。但在每次间歇时,从中却能听到为贝希特斯加登[2]的耳朵演奏的不那么响亮、稍带感伤,然而更加亲切的音调。在这个表面上的双重性中,无疑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世界上所有报刊都注意到,斯大林在今年3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在其报告中公然与德国调情,同时打击作为“习惯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的战争调唆者”。但是,曼努伊尔斯基就共产国际政策所作的补充报告完全被忽略;然而这个报告是斯大林审订的。解放所有殖民地的传统要求,首次被曼努伊尔斯基用新口号取代:“实现被法西斯国家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奥地利……苏台德地区……朝鲜、台湾、阿比西尼亚……的自由自决权。”至于印度、印度支那、阿尔及尔和英法两国的其他殖民地,斯大林的代理人则仅限于不伤人的愿望——“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同时他要求,各殖民地人民今后要让自己的解放斗争“服从于……粉碎法西斯的利益”。换言之,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理论,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必须支持自己的宗主国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报告刺眼的矛盾实际上是虚的。斯大林承担了任务的最主要部分:直接建议希特勒签署协议反对民主的“战争调唆者”。他委托曼努伊尔斯基用苏联与民主的“调唆者”的接近来吓唬希特勒,顺便对前者说明与苏联结盟对他们的巨大好处:除了克里姆林宫这个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外,谁也不能向各殖民地灌输这样的思想——在与法西斯主义战争期间,应保持对自己的民主统治者的忠诚。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主要动力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从头到尾都是由当权帮派的利益决定的,除了自我保护原则以外,这个帮派放弃了所有原则。

  希特勒和苏联

  力学教导我们,力由重量和速度决定。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动力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全世界的主宰地位。能有多久,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希特勒能够平息下来(如果他能平息的话),伦敦将再次背对莫斯科。从另一方面,时刻等待的莫斯科对伦敦建议的答复,更多地取决于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如果希特勒最终对莫斯科的外交绣球作出回应,张伯伦将会遭到拒绝。如果希特勒将动摇,或是做出动摇的样子,克里姆林宫将全力拖延谈判。斯大林一旦确信,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对他来说是不可企及的,他肯定会与英国签署协议。
  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完成了斯大林的委托,在《慕尼黑协议》之后不久,就公布了希特勒未来侵略战争的准确的日程表。1939年春天,匈牙利将被征服;同年秋天,波兰将成为占领对象。在其后的一年中,将轮到南斯拉夫。1940年秋,希特勒将会入侵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1年春,打击的矛头指向将是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瑞士。最后,1941年秋,德国打算展开对苏联的进攻。可能,这些消息——当然不那么准确——是苏联侦察机构获取的。但也有可能,它们是纯投机目的的产物,旨在证明德国打算首先打垮自己的西方邻居,只是在此之后再掉转枪口打苏联。希特勒将在多大程度上以季米特洛夫的日程为指导?现在在欧洲各个首都的猜测和计划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转。
  希特勒的世界计划的第一章——建立广泛的国家基地,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跳板——已经结束。德国侵略的新阶段可能有两种方案:或是立即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对西南和西方放开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高加索、乌拉尔的图谋将成为希特勒战役中的第三章。或是立即打击东方,肢解苏联,保障东面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的打击将成为第三章。
  与莫斯科达成完全符合俾斯麦精神的牢固的协议,不仅为德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好处,还使它能够推行积极的国际政策。但是,希特勒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固执地回避莫斯科伸过来的手。粉碎了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希特勒在头几年不能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莫斯科的接近来削弱自己的国内立场。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为了促使英国对德国非法武装和破坏《凡尔赛和约》闭目不看,希特勒必须显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野蛮、欧洲文化的保卫者的素质。现在这两个理由都极大地削弱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对纳粹的最可耻的投降玷污了自己,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留下的只是马克思的拙劣的半身像。由于大规模地消灭革命家而得到巩固的苏联新兴特权阶层放弃了革命,极大地缩小了莫斯科曾让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恐惧。火山熄灭了,岩浆凝固了。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很愿意帮助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它们已不再把这个国家看成是革命的策源地。不再感到对十字军远征东方的领袖的需要。希特勒本人比其他人更早地明白了莫斯科清洗和审判场面的社会意义,因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数十数百名其他革命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将军不是他的代理人,这点至少对他来说不是秘密。用反苏共同利益来催眠唐宁街的必要性,对希特勒本人来说,也不复存在,因为希特勒从英国方面得到的,比他希望的还要多,无须使用武力,就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迎合克里姆林宫,则只是因为他害怕苏联。希特勒这样判断,苏联有1.7亿人口、取之不竭的自然宝藏、无可争议的工业化的成就、交通道路的增长,很快就会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拿到手中,当第三帝国将被卷入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时,它会调动大军压到德国边境。为了夺取英国、法国的殖民地,需要预先保证自己的后方,希特勒有发动先发制人的对苏战争的念头。
  诚然,德国总参谋部依据过去的经验清楚地知道,占领苏联,哪怕只是乌克兰的困难。但是,希特勒指望的是斯大林制度的不牢固。希特勒推断,红军的几次重大失败将足以使克里姆林宫政府垮台。而由于在国家中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白军力量和侨民力量与人民格格不入,所以在斯大林被推翻后,混乱将长期笼罩,可以利用这一混乱一方面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夺取黄金储备,运走种种原料等;另一方面则是打击西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中断(现在又在议论,一个工业家代表团将从柏林起程前往莫斯科),这本身完全不能证明今后的长期和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意味着,战争的期限还没有确定。几亿马克的贷款不能把战争延期一小时,因为战争事关的不是几亿马克,而是几百亿马克,征服国家和大陆,重新瓜分世界。在必要的情况下,失去的贷款可以归入大企业的小笔支出。同时,在战争行动开始的不久前,提供新贷款,是迷惑对手的不错手段。无论如何,正是在今天,在英俄谈判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在决定自己的侵略矛头指向何方:东方还是西方?

  未来的军事同盟

  可能有人会觉得,区别迫在眉睫的德国扩张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迂腐的构想:恢复协约国就会使希特勒失去交替实现自己的任务和打击的梯次配置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冲突在哪里爆发,它都将立即扩展到德国的所有边界。但是,这种考虑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就与自己未来的敌人地理关系来说,德国占据着中心阵地;它可以在国内战线上迂回,把后备力量调到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将属于它——在战争初期,主动权无疑将属于它,德国在每个具体阶段都将选择主要敌人,把其他战线视为次要战线。英国、法国和苏联的统一行动,诚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德国统帅部的行动自由。须知为此需要三国同盟。但这需要实现实际行动的统一。然而,仅围绕着协议文字展开的紧张斗争就表明,每个加入者都力图以未来的盟友为代价,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如果新协约国的某个成员认为在危险时刻隔岸观火是合理的,希特勒完全准备为它提供破坏协议的法律依据,为此只需用会使确立“侵略者”变得十分困难——至少从模糊问题对它利害攸关的那个协约国成员的角度——的外交手腕来掩盖战争的开始就足够了。但是,除了这个极端的情况——公然的“背叛”,还有履行协议的程度问题。如果德国打击西边的邻居,英国立即全力以赴地赶来帮助法国,因为事情直接关系到英国自己的命运;如果德国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投向东方,情况就会显得完全不同。德国对苏联的决定性的胜利,当然与英国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但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两个国家相互削弱。希特勒在东方的任务,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必然的反抗、广袤的空间和大量的人口,在对他最有利的战斗进程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力量和相当的时间。须知在事件能使它变得更长或更短的这个第一阶段中,英国和法国将利用相对的从容进行动员,把英国军队运过海峡,集中力量,选择适当时机,让红军承受德国打击的全部重量。如果苏联那时已经陷入困境,盟友们将会提出克里姆林宫难以拒绝的新条件。3月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与苏联之间持久的战争,与英国和法国利害攸关,它们将在最后时刻作为仲裁人,带着生力军出现,他并非不对。
  但是,当希特勒被围绕着但泽的喧嚣转移了注意力,用主要力量打击西方,莫斯科将充分利用自己处境的优越性,这也同样正确。在这方面,边境缓冲国是它的自愿的或是不自愿的助手。希特勒直接入侵波兰,会马上使那里对苏联的不信任消散,华沙政府将主动要求红军的帮助。相反,在希特勒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默许,向西方或南方进军的情况下,波兰和罗马尼亚将全力以赴地反抗红军进入它们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打击的主要重量将落在法国。莫斯科将会观望。新条约在纸上表述得不论多么精确,三国协议不仅是军事同盟,还是利益的三角对抗。莫斯科的不信任更加理所当然,因为它从来没有成功地使法国和它一起反对英国,或是让英国和它一起反对法国;然而这两个国家总能为共同对莫斯科施加压力找到共同语言。希特勒可能会不无成功地利用这些盟友自身之间的对抗。
  但不会长久。在集权阵营中,矛盾的爆发可能会稍晚些,但会更加激烈。就是把遥远的东京放在一边,只有在柏林对罗马的巨大优势和柏林直接让罗马臣服自己的作用下,柏林—罗马“轴心”才会显得牢固和可靠。以此无疑可以实现巨大的协调性和行动的迅速。但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阵营的三个成员都以其极端狂妄的野心而著称,它们独霸全球的胃口早在接近满足之前,就会彼此冲突。任何“轴心”都承受不住未来战争的重负。
  当然,上述一切并不否认国际协议和同盟的意义,不管怎样,它们会决定各国在未来战争中的出发阵地。但这个意义是有限的。一旦挣脱束缚,战争将迅速超越外交协议、经济计划和军事算盘的框架。在伦敦的雨中,伞是有用的。但它抗不住飓风。在把我们星球的相当部分变成废墟之前,战争的飓风将折断不少外交的伞。当人民在窒息的毒气云雾下痉挛时,同盟义务的“神圣性”将会成为弃之如敝履的偏见。“各自逃命吧!”将成为各个政府、国家、阶级的口号。协议将不会比那些签署它们的政府更牢固。莫斯科寡头无论如何不会比它理所当然地害怕的战争更长久。但是,斯大林的垮台不能拯救希特勒,后者以梦游者的准确无误卷入了最大的历史灾难。这场血腥游戏的其他参与者是否能从中得利,是另一个问题。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621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0—14。本文是为一份资产阶级报纸撰写的,写于1939年6月21日,即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的两个月之前。后来的事件几乎完全证实了作者的预见。——《反对派通报》编辑部
[2]贝希特斯加登是德国东南端边境城市:位于三面被奥地利领土环绕的深谷中。地处拜恩阿尔卑斯山区,有雪峰、冰湖、盐泉,是著名疗养胜地。高于此城500米以上的萨尔茨堡曾有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领袖的别墅,1945年毁于轰炸。——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8 07: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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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希特勒的军需官




  德国帝国主义的弹簧已经压缩了20年了。一旦它弹开,各个外交办公室都将惊慌失措。伦敦和巴黎与莫斯科之间漫长的、无结果的谈判,是这种惊慌失措在慕尼黑之后的第二阶段。这几行文字的作者有权引用从1933年开始自己在世界报刊上的一系列声明,它们的题目是,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与希特勒达成协议。但我们的微弱声音对那些“命运主宰者”来说,显得不能令人信服。斯大林演出了一场“为民主而斗争”的拙劣喜剧,人们相信这出喜剧,至少信一半。几乎直到最近这几天,《纽约时报》驻伦敦的半官方记者阿弗古尔还在继续要人相信,与莫斯科的协议即将达成。《德苏条约》恰恰在德国侵入波兰边境之际,被斯大林的议会批准,这个事实是多么严酷和有教益!
  战争的总体原因根植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但是,直接推动战争行动开始的是《德苏条约》的签订。在之前的几个月中,戈培尔、福斯特和其他德国政治家固执地重复,元首将很快确定决定性行动的“日子”。现在完全清楚,说的就是莫洛托夫在《德苏条约》上签字的日子。这个事实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历史上抹去的!
  事情根本不在于,克里姆林宫感觉自己更接近集权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不是这些决定国际事务上的方针的选择。保守党议员张伯伦尽管对苏联制度十分反感,仍竭尽全力地争取与斯大林结盟。联盟没有实现,是因为斯大林害怕希特勒。他的害怕并非偶然。军队失去首脑。这不是语言,而是悲惨的现实。伏罗西洛夫是虚构。他的权威是集权宣传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在令人眩晕的高位上,他仍像原来一样:目光狭小的外省人,没有视野,没有教养,没有军事能力,甚至没有行政能力。国内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在“被清洗后”的指挥员中,没有留下一个军队能够信任的名字。克里姆林宫害怕军队,害怕希特勒。斯大林需要和平,而且不惜代价。
  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在世界联盟的打击下垮台前,它曾给予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然而西方盟国调唆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甚至支持宫廷政变计划。“这个历史情节难道不会改头换面地重演?”克里姆林宫的居民心惊胆战地问自己。他们并不怀疑法国、英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的联盟,在美国无可置疑的进一步支持之下,最终会粉碎德国和它的盟国。但在坠入深渊之前,希特勒可能会使苏联遭受能让克里姆林宫寡头掉脑袋的失败。如果苏联寡头能够自我牺牲或为了苏联的军事利益而自我克制的话,它就不会让军队失去首脑,让它士气低落。
  所有类型的亲苏的老实人都认为,克里姆林宫理所当然地力求推翻希特勒。没有革命,推翻希特勒是不可思议的。德国革命的胜利将把苏联人民群众的自我感觉提到相当的高度,使莫斯科暴政的继续存在不再可能。克里姆林宫宁愿维持现状,把希特勒作为盟友。
  克里姆林宫的职业辩护律师让条约搞得措手不及,现在企图证明,我们过去预见的是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进攻军事联盟,而事实上签订的只是“互不侵犯”的和平协议。可怜的诡辩!我们从来没有直接说过进攻性的军事联盟。相反,我们总是从下面这点出发,即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是由害怕人民的、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的新贵的利益决定的。任何一种国际组合,只有在它能使苏联官僚集团摆脱求助于武装的工农力量的必要性时,对它才有价值。尽管如此,《德苏条约》是十足的军事同盟,因为它是为进攻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
  在上一场战争中,德国遭受失败首先是原料和粮食不足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可以有把握地指望苏联的原料。签订政治条约之前先签订贸易协定,并非偶然。莫斯科根本不想废除它。相反,莫洛托夫在其昨天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首先提到的是与希特勒友谊的绝对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来,互不侵犯协议,即苏联对德国侵略的消极态度,得到为侵略利益的经济合作协定的补充。条约保证了希特勒可能利用苏联原料,就像意大利在其侵犯阿比西尼亚时使用苏联石油一样。几天前,英法两国军事专家还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的角度,在莫斯科研究波罗的海的地图。正是在此时,德国和苏联的专家却在讨论在战时为不断的贸易往来保障波罗的海的海上通道的措施。占领波兰应该进一步保障与苏联的领土接壤,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条约的实质就是这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不为进行战争目的服务的两国同盟,是“没有意义和枉然的”。《德苏条约》不是没有意义和枉然的,这是严格分配角色的军事联盟,希特勒打仗,斯大林充当军需官。竟然还有人严肃地断言,今天的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是世界革命!
  在契切林作为列宁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时,苏维埃外交政策真是以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为己任,力求为苏维埃共和国安全的目的而顺便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在李维诺夫为外交人民委员时,世界革命纲领让位于对在“集体安全”体系的帮助下维持原状的关切。但当这一“集体安全”思想接近其局部实现时,克里姆林宫害怕那些从中产生的军事责任。李维诺夫被莫洛托夫所替换,后者除了统治帮派的利益外,不受任何束缚。契切林的政策——实际上是列宁的政策——早己被宣布为浪漫主义政策。李维诺夫的政策一度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政策。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政策是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政策。
  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在真正反侵略的爱好和平国家的统一战线中,最前列的位置不能不属于苏联。”现在,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不祥的嘲弄!苏联在迄今为止一直被它抨击为侵略者的国家中,占据了最后一排的位置。
  克里姆林宫政府从与希特勒联盟中获得的好处是明显的。苏联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希特勒从日程表上撤除了为“伟大的乌克兰”进行的战役。日本被孤立。因而可以预期,随着西部边界战争危险的延期,东部边界的压力也将缓解。很有可能,作为对波兰的交换,希特勒会为莫斯科提供在波罗的海边界缓冲区的行动自由。但是,这些好处不论有多大,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具有临时性,它们的唯一保证是里宾特洛甫在“一张纸”上的签字。然而,战争提上日程的是人民、国家、制度、统治阶级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分阶段地实施自己统治世界的计划。在英国的帮助下,它不顾法国的反对武装起来。在波兰的帮助下,它孤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的帮助下,它希望不仅奴役波兰,而且粉碎老牌殖民帝国。如果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的帮助下,成功地成为战争的胜利者,这意味着对苏联的致命的危险。在此提醒一下,在《慕尼黑协议》后不久,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公布了——无疑是受斯大林的委托——希特勒未来征服战役的准确的日程表。在这一计划中,占领波兰将在1939年秋。紧随其后的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比利时……最后,德国将于1941年秋大举进犯苏联。这一揭露的基础无疑是苏联侦察机构获取的情报。当然,这个路线图无论如何都不能机械地理解:事件的进程会对整个计划中的意图作出修正。但是,计划的第一环——1939年秋占领波兰,在近几日就能得到证实。很可能,计划中指出的从粉碎波兰到对苏联的进军之间的两年间隙,看来很接近实际。克里姆林宫不能不明白这点。难怪那里不厌其烦地宣称:“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成为希特勒的军需官,那这意味着,统治帮派已经不能为明天考虑了。它的说法是所有行将就木的制度的说法:“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现在企图预言战争进程和它的个别参与者(至今还抱有置身世界性灾难之外的幻想的那些国家也包括在内)的命运,是徒劳的任务。谁也看不透这个巨大的舞台和各种物质和道德力量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博弈。只有战争本身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但是,今天的战争与上一场战争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收音机。我现在在科约阿坎、在墨西哥郊区,听着柏林国会中的讲话和目前尚且贫乏的来自伦教、巴黎的报道,我才充分地意识到这点。由于收音机,各国人民现在将比在上一次战争中更小地依赖本国政府的集权主义的信息,更加迅速地被其他国家的情绪所感染。在这个领城中,克里姆林官已经遭受了重大的失败。共产国际是克里姆林宫影响其他国家舆论的最重要的工具,事实上成了《德苏条约》的第一个牺牲品。波兰的命运还没有决定。但共产国际已经是一具僵尸。它将被护国主义者从一端抛弃,被国际主义者从另一端抛弃。明天我们无疑会在收音机中听到昨天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的声音,他们将用包括俄文在内的文明世界的各种语言,为本国政府的利益揭露克里姆林宫的背叛。
  共产国际的解体将在苏联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对统治帮派的权威带来不可弥合的打击。这样,本来指望能够巩固斯大林寡头阵地的犬儒主义政策,事实上加速了它的覆灭的来临。
  战争将涤荡很多东西和很多人。谁也不能以狡猾、诡计、伪造、背叛来逃脱它的严厉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的文章促成下面的结论,即苏联的十月革命给人类生活中带来的新东西也将被涤荡的话,那我们的文章就被彻底误解了。作者深信不疑的正好相反。摆脱了难以忍受的官僚桎梏的新的经济形式,不仅将承受住战火的考验,还能成为我们希望的能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争的新文化的基础。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92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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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苏联盟




  来自方方面面的人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及时就《德苏条约》和它的后果发表意见。个人的偶然情况——疾病和离开墨西哥前往农村——妨碍了我。我认为,事件本身是如此清楚,无须评论。看来并非如此:在不同国家还有这样的人——诚然他们已经越来越少,他们居然敢把克里姆林宫的背叛描绘成政治上的壮举。照这些先生们的话,原来是斯大林与希特勒有共同的目的,为和平和民主的利益,他们共同用秘密外交的方法追求目的的实现。这个论据莫非不像恶心的滑稽表演吗?
  从1933年起,我不得不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指出并证明,斯大林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协议。早在1937年4月,在科约阿坎,我就在对约翰·杜威的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列·托洛茨基案》第385页)中,引用了有利于这个预测的证据。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无耻之徒现在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对他们的“民主联盟”、“集体安全”纲领的肯定,而事实表明我的预见是错误的:说什么我预见的是签署进攻性的军事同盟,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的只是互不侵犯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条约(众所周知,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不清楚的只是,为什么恰恰是希特勒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拥抱之后立即展开对波兰的进攻?克里姆林宫的某些不太聪明的律师突然回忆起,波兰是“半法西斯主义国家”(以前他们并不知道这点)。原来,在斯大林的良好影响下,希特勒对“半法西斯主义”开战。
  或许,希特勒干脆是欺骗了斯大林纯洁的信任?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斯大林很容易揭穿骗局。事实上,最高苏维埃正是在德国军队越过波兰边境时,批准了协议。斯大林十分清楚,他干的是什么。
  为了进犯波兰和对英法两国开战,苏联的善意的“中立”,再加上苏联的原料,对希特勒是必需的。政治和贸易协议保障了希特勒的这两个要求。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莫洛托夫吹嘘与德国的贸易协议的好处。这点不足为奇。德国急需原料。在进行战争时是不计费用的。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奸商总是大发战争财。克里姆林宫用石油供应帮助意大利进军阿比西尼亚。克里姆林宫为它供应西班牙的不良武器索要了双倍的价钱。现在,克里姆林宫指望从希特勒那里为苏联原料要出好价钱。共产国际的仆从们在这方面也不知羞耻地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每个诚实的工人都会因这个政策而攥紧拳头。
  已经堕入犬儒主义深渊的克里姆林宫的律师,现在把斯大林本人没有进攻波兰,看成是他的伟大功绩。在这一情况中,他们也发现了我的预见的错误。但事实上,我任何时候都没有预言过,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进攻性同盟,斯大林最害怕战争。近几年来,他对日本的投降政策就是对这点的最鲜明的证明,斯大林不能在工农不满、红军失去首脑的情况下作战。在近几年中,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点,今天我再重申一次。《德苏条约》是斯大林出于苏联寡头自我保护的目的对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投降。
  在所有共产国际组织的和平主义的假面舞会上,希特勒始终被称为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侵略者;相反,波兰被描绘成无辜的鸽子。现在,当希特勒从语言转入行动,展开对波兰的侵略时,莫斯科也转入行动——帮助希特勒。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样,凭腐朽的诡辩是不能摆脱它们的。
  克里姆林宫的律师们推说波兰拒绝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领土。秘密谈判的进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假设,波兰错估了自己的利益,拒绝了红军的直接帮助。但莫非能从波兰拒绝外国军队进入自己的领土中,产生克里姆林宫帮助德国军队入侵波兰领土的权力吗?
  最后,克里姆林宫的律师们以《德苏条约》打碎了“轴心”,孤立了日本为说辞。事实上,苏联自己取代了日本在“轴心”中的位置。遥远的田中对希特勒在欧洲军事行动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相反,斯大林的帮助是十分现实的。如果希特勒宁愿要斯大林的友谊,而不是田中的友谊,这不足为奇。难道“和平主义者”、“民主派”、“社会主义者”能面无愧色地谈这个新的外交组合吗?
  这些先生根本就不考虑工人阶级。然而,共产国际的摇摆在工人头脑中造成的混乱,是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应该哪怕有一分钟来考虑一下德国革命工人的心理,他随时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国家社会主义的地下斗争,突然得知,拥有巨大资源的克里姆林宫不仅不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相反,还在国际抢劫舞台上与他做有利的交易。这个德国工人难道没有权利把唾沫吐在自己昨天的导师的脸上吗?
  工人无疑会这么做的。《德苏条约》的唯一“功绩”是,它揭示了真相,打碎了共产国际的脊梁。从各个方面,特别是法国和美国传来的消息:共产国际各支队伍中的尖锐危机,帝国主义护国主义者从中退出,走向一方,国际主义者从中退出,走向另一方。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个过程。世界无产阶级将跨过克里姆林宫的背叛,就像它跨过共产国际的尸体一样。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94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7—18。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8 07: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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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在新的战争前夕的进行性瘫痪




  第二国际的内部生活往往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部分是由于我们早就与社会民主党一刀两断了,部分是由于这个“国际”实际上没有“内部生活”,因为它的各个政党都各自为政,彼此隔绝,在近几年中,第二国际为了不暴露内部矛盾,力求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但是,战争的迫近使它失去了消极平衡的状态。在这点上,我们有孟什维克领袖Ф. 唐恩的极好的证明。未必能在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中找到毫不掩饰的第二国际内部斗争的图景,像在巴黎出版的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主义导报》提供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坦率性总是内部斗争激化导致的。完全与社会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一致,这个集团走的是民族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祖国”的路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分为帝国主义民主的肥牛、法西斯主义的贪婪的瘦牛,因此,第二国际分为目前仍是自己国家帝国主义企业股东的肥党、被法西斯主义从本国牧场中驱逐的瘦党。斗争正是沿着这条线展开。
  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扮演领导角色。从《凡尔赛和约》之后,国际的领导权转到了英国和法国,像欧洲政治中的领导权一样。至于美国,它的政策对第二国际的无可争议的、在许多方面是决定性的影响,不是通过薄弱的美国社会党,而是直接通过欧洲各国政府。听话的社会民主党代理在此拷贝的只是自己的资本家老爷。就像国际联盟最终总是适应美国——虽然它不在欧洲组合之内——的政策一样,第二国际,特别是英法两党,认为自己有责任每一步都看华盛顿的脸色,为“民主国家”同盟的公认领袖罗斯福唱赞歌。
  在南特召开的最近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公然承认,肥党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不仅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还有它对殖民地的统治。社会护国主义只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假面具而已,我们早在1914年就确认了这点。因为就其本质来说,各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彼此矛盾的,因此各个国家社会护国主义的一致的国际政策根本就谈不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的只是与相应政府的国际组合一致的个别政党之间的联合。
  瘦党阵营的画面完全不同。就其领导官僚的本质、它的过去和它的贪欲来说,这些瘦党与肥党毫无差别。哎,但它们失去了牧场,正如驱逐它们的帝国主义祖国失去殖民地一样。肥党最关心的是维持原状,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中,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对瘦党来说,原状意味着软弱、被驱逐、粗茶淡饭。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还有今天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不直接受民族帝国主义的纪律所束缚,后者把它们的效劳踹到了一边。它们违背自己的传统和自己最好的意愿,沦入非法状态。当然,它们并未因此而在最小限度上成为革命者;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当然连想都不想。但它们的护国主义暂时翻了个个儿。它们执著地幻想,“民主”的武器会推翻它们本国的法西斯制度,使它们有机会恢复在旧机构、编辑部、议会、工会管理层中的地位,恢复它们在银行中的活期存款账户。同时,肥党希望的只是别打扰它们,瘦党则相反,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积极的国际政策。
  两个阵营的总体画面被俄国孟什维克搞得更加复杂。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绝对没有任何区别。孟什维克只是比其他党更晚进入社会护国主义的舞台,比其他党更早地落入车轮下,后者压碎了它,而且车轮不是从左向右转,而是从右向左转。由于长年处于地下、三次革命的经验和两次被驱逐,孟什维克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使他们可以在瘦党阵营中扮演类似领导的角色。因而他们对国际的肥党的同志就变得更加可憎。
  孟什维克曾是苏维埃国家的牺牲,此时这个国家却如此激烈地镇压革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理想的盟友。与此相应,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政党对与克里姆林宫的接近十分关注。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国际中落入败坏了自己声誉的穷亲戚的地步,是不足为奇的。
  从唐恩的文章中我们得知,一年半以前,瘦党向国际建议讨论讨论“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事关“积极的”国际政策,它应该把瘦党过去的肥胖还给它们。当然,需要非同寻常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储备,才会至今还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转到了自己的反面,继续把民主当成是超历史的皮箱,可以把《资本论》、议会委任状、吊带裤、部长公文包、股票和债券、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与资产阶级同事的私人通信统统放入其中,除了爆炸物之外,什么都行。事实上,资产阶级民主是自由贸易的政治公式,仅此而已。把“为民主而斗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目的”,其成功与意义,与今天为自由贸易而斗争一样。但是,这个纲领对第二国际来说,显得过于激进。文章作者抱怨说:“在一年的拖延之后,(执委会)试图把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讨论”,但是,哎,“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反对当然是来自肥党。唐恩写道:“保持着自己合法性的国际最大、最有影响的党,……它们不愿意广泛展开争论,并把它进行到底”,否决了“抽象地空谈理论”和“无结果的抽象议论”。简言之,它们拒绝用任何共同决议束缚自己,后者可能在日后使它们与本国帝国主义利益相矛盾。
  问题是,第二国际中只有“瘦”支部把为民主而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当真,因为它们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牺牲,理所当然地希望在民主的坦克和无畏舰的帮助下恢复自己失去的阵地;这一情况使它们对第二国际“有地位”的支部变得十分危险。我们提醒一下,正是在今年的头几个月,英法两国外交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意大利拉到自己一边。无须说,在成功的情况下,第二国际的英法两国支部会很好地适应与罗马的联盟,意大利支部则很难适应:在对墨索里尼的军事粉碎中,寄托着它对幸福的未来——回到过去——的全部幻想和希望。难怪瘦党和肥党越来越难达成“一致的”决议,甚至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第二国际内的术语与我们建议的稍有不同。肥者干脆称瘦者为“死人”,而称自己是唯一的“活人”,唐恩抱怨说。据同一个作者的话,这些活人“宁愿宣布在非法党的革命(?)立场与合法党的改良立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质上是宣布,把它们联合在同一个国际中,是人为的”。认为韦尔斯、希法亭、涅尼、唐恩本人以及“为我们时代的民主而斗争”的其他战士为“革命家”,其依据与可以把破产商人当成是无产者一样。但无论如何,孟什维克领袖的事实报道,保持着它的全部价值。大腹便便的殖民帝国的有威望的党声明,它们与饥饿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非法党在同一个国际中没什么可干的。唐恩继续说:“……剥夺后者参与决定国际政策的权利,是它们的最近目标,众所周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5月14—1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执委会会议上实现了它。”换言之,肥党把瘦党从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中驱逐。它们就是这样解决了“在我们的时代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问题”。
  不能否认,在他们的行动中有逻辑和意义。众所周知,统治者和与他们接近的人宁愿在自己的周围有肥牛,并且不信任瘦牛。朱利·恺撒怀疑卡西乌[2],正是因为他瘦和他饥饿的目光:这样的人好批评和得出不体面的结论。“你们的资产阶级未能及时获得殖民地,今天企图破坏神圣的原状;正是因此,它把你们赶入非法状态,把你们变成国际中的无序因素;你们自己应该明白,在一个有部长和秩序的台柱子为其成员的庄重的组织中,是没有你们的位置的。”活的或胖的观点就是这样。
  “瘦的”(或死的)企图以1923年在汉堡召开的复活的第二国际创立代表大会通过的出色章程,据唐恩的说法,它承认“国际社会主义政策高于个别党的民族政策,国际不仅在和平时期,而且在战争时期的决定性的角色”。相应条款是根据俄国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倡议纳入章程的,并非没有意义。不言而喻,马尔托夫的条款只是停留在纸面上。1923年签署了新章程的政党,正是那些在1914年完成了背叛的那些党,只是少了革命的一翼。久经考验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们还需要自己的左翼的掩护时,他们宁愿对自己第二个半国际的盟友做口头上的让步: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国际仍是革命组织。国际主义原则高于一切?当然是在保持“我们的”殖民地、市场、租让,自然还有我们的民主的条件下。在希特勒还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体系上打出缝隙时,第二国际的制度就支撑在模棱两可的思想之上。
  据我们所知,对左翼反对派本身来说,“国际主义原则高于一切”意味的不是独立的阶级政策,而只是力求在哪一个资产阶级的胜利(对瘦牛)最有利上,与其他支部达成协议。在这个国际的机关中,找不到一个严肃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无产阶级只是“进步”资产阶级的辅助力量。他们的国际主义就是那个社会护国主义,只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声誉扫地的,它不敢公然露面,因而寻找面具。
  唐恩用“活”党因循守旧的政治思想、“鼠目寸光”、“经验主义”和一些其他次要原因来解释它们的政策。这个解释本身的“鼠目寸光”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个集团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对自己不利时,在政策中就会出现经验主义。有人说过,存在决定意识。工人官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陛下的反对派”的领袖,阿特利少校从皇家的金库中得到很高的薪酬。西特林得到贵族头衔。议员享有巨大的优惠。工会官僚领取高薪。他们所有人都被不可分割的与资产阶级、它的报刊、工业和其他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先生中有不少人还是企业的直接参与人。比起以走私方式纳入汉堡章程中的“国际主义”原则,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情况对党的政策方向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唐恩对法国党只字未提,显然是对孟什维克享受其招待的好客的主人的不敬。但是,法国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这好。尽管法国人对逻辑思维的无可争议的能力,列昂·布吕姆的政策与阿特利少校的“经验主义”政策没有任何区别。社会党和工会领导集团的所有的根,都与第三共和国统治阶层交错在一起。布吕姆干脆是一个极度向往大资产者社会的保守的中等资产者。在侦察乌斯特里克——银行家、骗子——案时,捎带着暴露出布吕姆是最高资产阶级沙龙的常客,他在那里会见保守政治家和金融大亨,乌斯特里克也在其中,并通过后者的中介,在咖啡间安排了自己儿子的职务。法国工人的党和工会上层的日常生活,完全是由这种色彩的片段构成的。
  第二国际领导官僚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少独立性、最怯懦和最腐朽的一部分。形势的向右或向左的所有变化,对它来说都是致命的。它的维持现状的唯一意图就是由此而来的;它的迫不得已的“经验主义”,即对展望未来的恐惧,就是由此而来的。只有无视明显事实,仍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人,才会觉得第二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难解之谜。如果对自己澄清,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履行的是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民主”制动职能,一切就各归其位了。
  由丰厚薪水维持的“经验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实际在政治上已经使国际瘫痪,把它阉割”,唐恩抱怨说。据唐恩的说法,在1月会议之后的五个月中,执委会没有对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事件(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作出反应。“它陷入政治蛰伏状态。”孟什维克领袖问道:“莫非社会党国际有已经成为共产国际命运的死亡的危险吗?……”他继续说:“莫非战争的第一阵风暴就会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合,比1914年的风暴对它的破坏更加彻底?或是联合早在风暴爆发之前就自行崩溃?”当事关的是早已确定的过程和预言的后果时,“莫非”一词听起来就不恰当了。但反正都一样,这些修辞性问语的问题在孟什维克的笔下,获得了特殊的力量。它们意味着水已经没到脖子了,唐恩不掩饰这点。这是他对第二国际“有条件”的预言:“把它变成某种国际联盟,使它有遭遇进行性瘫痪的死亡的危险,它的日内瓦原型就是这样正在我们眼前死去(如果还没有死亡的话!)。”对此只需补充,进行性瘫痪从1914年8月开始,今天进入了最后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开始怀疑自己的国际在新的战争门槛上覆灭时,共产国际认为第二国际已经成熟到可以与之联合乃至合并。这个表面上的怪诞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国际的一盘散沙,今天也是由肥牛和瘦牛组成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与第二国际中的相似。在自己的外交方面,克里姆林宫看重的是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肥党,而不是被法西斯击溃的支部的可怜不幸的残余。第二国际“民主地”把非法党的领袖抛出自己的领导机构;克里姆林宫“集权地”成批枪毙他们。这个技术上的小小的区别没有破坏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正如国际社会民主党是英国领导的、在美国的最高监督之下的民主帝国主义的左翼一样,共产国际是苏联官僚的直接工具,最终服从的是同样的帝国主义监督。紧随第二国际之后,共产国际现在已经公然放弃解放殖民地的斗争。阿特利和波利特、布吕姆和多列士在一个班儿上工作。在战争情况下,他们之间的最后区别将会彻底消失。他们将与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一起落入历史的车轮之下。
  不能不再次重申,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当眼看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工人政党和工会也包括在内——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事物的进程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创造了无可估价的优势:在战前就已经占据了所有出发阵地,两个垂死的国际公然投入了帝国主义阵营,它们的死敌——第四国际,同样公然地反对它们。
  庸人嘲弄我们对国际主义问题的不断争论,我们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护国主义和和平主义倾向的吹毛求疵。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我们的思想是“抽象的”、“教条的”,只是因为它们描述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的肤浅目光不可企及的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这些基本趋势已经出现,推翻了建立在临时情况基础上的建筑。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党今后将烟消云散。相反,第四国际的干部将成为聚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轴心。我们走自己的路,让那些怀疑主义者咬他们腐烂的牙去吧。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729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9—80, стр. 19—22。
[2]卡西乌(Cassius,?—公元前42),古罗马刺杀凯撒的主谋之一(公元前44)。与布鲁图共同反对后三头政治(公元前43年结成);在腓利比战役中失败,遂自杀。——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8 07: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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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斯大林双子星




  当希特勒闪电般地从西面入侵波兰时,斯大林悄悄地从东面进入波兰;当希特勒摧残2300万波兰人,建议停止“无益的”战争时,斯大林通过自己的外交和自己的共产国际鼓吹和平的好处;当斯大林占据了波罗的海的战略阵地时,希特勒殷勤地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德国人;当斯大林进攻芬兰时,希特勒的报刊是世界上唯一一份对克里姆林宫表达了自己对此事完全拥护的报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轨道被某种内在的联系拴在了一起。什么样的?能拴多久?
  有“光学”上的双子星,即虚幻的,有“物理”上的双子星,即构成真正的一对,而且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在今天世界政治的血红色的天穹上,希特勒和斯大林是真的还是假的双子星?如果是真的,那谁围着谁转?
  希特勒本人克制地谈到牢固的“现实主义”条约。斯大林则宁愿沉默地抽他的烟斗。敌对阵营的政治家和记者出于离间朋友的目的,把斯大林说成是主星,而希特勒是卫星。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这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但别忘了,世界政治的轨道与天体轨道不同,是不服从准确的测定的。
  资本主义德国的产生比西方邻居要晚得多,它却创造了欧洲大陆上最先进、最能动的工业,然而在最初瓜分世界时分得的不多。191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宣称:“我们重新分配它。”他们打错了算盘。世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并取得了胜利。今天,希特勒想以更大的规模重复1914年的试验。他不能不这样想:爆炸性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旧国界的限制下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希特勒的任务仍是不能完成的。即使他赢得军事胜利,对德国有利的重新瓜分世界也不会成功,德国来得太晚。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中都感到受束缚,殖民地不想再继续当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给予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运动以新的极大的推动。德国来得太晚了。
  希特勒改变自己的“友谊”、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评价,破坏协议和责任,欺骗敌人和朋友,但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目的授意的:重新瓜分世界。希特勒在其书中说:“德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强国”,但“德国将是世界强国,或是将彻底消失”。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统治欧洲的基础;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基础,因而也是排挤、削弱、侮辱美国的基础,希特勒的这个任务没有改变。他用它来为集权制度辩护,后者用钢箍勒住了德国内部的阶级矛盾。
  苏联的特征是截然相反的。沙皇俄国留在自己身后的是落后和贫穷。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为生产力找到新的空间,而是为旧空间创造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要求扩展租界,生产力的状态不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量不大,防御力量仍局限在它自己的空间内。
  随着克里姆林宫最新的“成功”,将今天的莫斯科的政策与英国过去的政策相比较成了时髦,后者尽可能保持中立,维持欧洲平衡,同时牢牢地把这个平衡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这个类似的基础上,克里姆林宫站在作为较弱的德国的一边,以便在德国取得过于重大的成功时,转到相反的阵营中去。现在一切都被头脚倒置,伦敦的旧政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英国对欧洲所有国家巨大的经济优势。相反,苏联在经济意义上,是列强中最弱的。在连续几年的闻所未闻的吹嘘之后,斯大林在今年3月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到苏联和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他游览世界统计学领域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苏联人民还生活在其中的贫困。为了在人均生铁产量上赶上德国,苏联每年生产的应该不是今天的1500万吨,而是4500万吨;为了赶上美国,应该将冶炼量增加到6000万吨,即翻4番。所有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或与此类似,有的甚至还要差。诚然,斯大林表达了希望,苏联在近10—15年内能够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期限当然是可疑的!但在这个期限之前苏联参加大规模战争,至少意味着与优势武器的斗争。
  不亚于物质因素的道德因素,近几年急剧恶化。革命宣告的社会平等的趋势遭到践踏和凌辱,群众的希望被欺骗。在苏联,1000万—1500万享有特权的居民,他们的手中集中了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并把这个制度称为“社会主义”。但除此之外,在国内还有将近1.6亿人,他们受官僚摧残,还没有摆脱贫困的桎梏。
  在一定意义上,希特勒和斯大林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希特勒的集权制度源于德国有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希特勒获得有产者的委任状,他要不惜代价拯救他们的私有财产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为他们开辟通向世界舞台的出路。斯大林的集权制度源于革命爆发户新帮派对被它压制的革命人民的恐惧,战争对两个人都是危险的。但希特勒不能用其他途径解决自己的历史使命,胜利的进攻战争应该保证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进行有望胜利的进攻战争,何况他也不需要它。在苏联卷入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承受它的无数的牺牲和困苦、全部的屈辱和暴力、官方体系的全部谎言,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应,他在这个世纪里完成了三次革命,谁也不如斯大林对此了解得更清楚,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避免大规模战争。
  令外交界墨守成规的人和和平主义的马虎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之所以与希特勒结盟,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大战的危险只能来自希特勒,据克里姆林宫的评价,德国强于它今天的所有对手。与英法军事代表团的漫长的莫斯科会议,不仅是为了掩盖与希特勒的谈判,而且还是直接的军事侦察。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显然深信,盟国对大战没有很好的准备。军国主义化的德国是可怕的敌人。只能通过促成它的计划来博取它的好感,斯大林的决定就是由此确定的。
  与希特勒结盟不仅推迟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还为获得直接的战略好处提供了机会。当斯大林在远东躲避战争,在几年中一退再退时,在西部边界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他能够逃避战争,向前,即不放弃旧阵地,而占领新阵地。盟友的报刊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希特勒成了斯大林的俘虏,强调莫斯科以德国为代价获得的巨大的好处:半个波兰(就人口数量来说,实际上是1/3),再加上对波罗的海东岸的统治,再加上打开了通往巴尔干的道路等。莫斯科获得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但还没有进行最终的结算。希特勒开始了世界规模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德国或是成为欧洲和它的所有殖民地的主人,或是被打垮。在这样的战争前夜,保证自己的东部边界,对希特勒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此付给克里姆林宫过去沙俄帝国的部分领土,难道这个代价高吗?
  似乎斯大林以其入侵波兰和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施压“欺骗”了希特勒,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更可能的是希特勒本人使斯大林产生占领波兰东部,对波罗的海国家下手的念头。由于国家社会主义是靠宣扬反苏战争起家的,斯大林当然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誓言。谈判是用“现实”的调子进行的,希特勒对斯大林说:“你怕我?你想要保障?你自己拿吧。”斯大林就拿了。
  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永远阻断了希特勒东进的道路,就是破坏了所有的分寸。希特勒分阶段解决自己的任务。现在在日程上的是破坏大英帝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放弃点什么,东进的道路以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大战为前提。当轮到它时,在哪条线上开始冲突则只有次要意义。
  进攻芬兰似乎与斯大林害怕战争相矛盾,事实上并非如此。除了计划外,还有形势的逻辑。为躲避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为了保证自己免遭希特勒的攻击,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一系列据点。但是,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战略好处都化为零,甚至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反面的危险。如果赫尔辛福斯[2]都不把莫斯科当回事的话,那么谁还会真的把它当回事呢?说了A之后,斯大林不得不说B。然后才能接着说字母表的其他字母。如果斯大林想躲避战争的话,这不意味着战争会放过斯大林。
  柏林显然推动莫斯科进攻芬兰,莫斯科向西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进一步把苏联卷入战争。如果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世界局势就会大大改观,近东和中东将成为战争的舞台,尖锐地提出印度问题。希特勒就会松一口气,在事件不利的转折的情况下,他有机会以苏联为代价签署和约。在莫斯科,人们无疑会咬牙切齿地读着德国刊物就红军进攻芬兰而发表的友好文章。但咬牙切齿不是政治因素,条约仍完全有效,斯大林仍是希特勒的卫星。
  条约对莫斯科的直接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只要德国还拴在西线上,苏联就觉得自己在远东要自由得多。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诚然,日本寡头比苏联寡头更不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但被迫面对西方的莫斯科现在没有丝毫理由深入亚洲。反过来,日本也不得不考虑,它可能会受到苏联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回击。在这些条件下,东京应该宁愿选择自己周边海域的计划,即不是向西进攻,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印度[3]、婆罗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在这个基础上的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的协议对称地补充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条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的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
  世界刊物以苏联原料不足为理由,不断地断言斯大林可能提供给希特勒的经济帮助微不足道,问题是不能如此简单地解决的。苏联原料不足具有相对性,而不是绝对性;官僚制定了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不能保持经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如果在一两年内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15%降到10%、5%,或千脆让工业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原料立刻会变得十分富裕。对德国外贸严格的海上封锁,应该从另一方面使大量的德国商品流向苏联,来交换苏联的原料。
  也不应该忘记,苏联为国防积蓄了大量的原料和粮食,而且仍在继续积蓄。这些积蓄中的相当部分,是德国的潜在资源。莫斯科可能最终会为希特勒提供黄金,虽然为经济自给自足做了大量的努力,黄金仍是战争的主要神经之一。最后,莫斯科友好的“中立”大大地方便了希特勒利用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和巴尔干的资源。11月2日的希特勒的机关报《国家观察家报》不无理由地写道:“与苏维埃俄国一起,我们控制着整个东方原料和粮食的来源。”
  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签署条约的几个月前,伦敦对苏联可能提供给德国的经济帮助的意义的评价,要比现在清醒得多。皇家对外关系研究所对“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半官方研究(前言标注的日期是1939年3月)就苏德接近说道:“类似的组合对英国的危险可能是十分巨大的。”集体作者接着说:“请问如果德国的东部边界没有被从陆地上封锁的话,英国与德国的斗争胜算的把握能有几成?”这个评价值得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德国来说,与苏联结盟可以减少25%的封锁后果,可能还要大得多。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应该补充道义——如果这个词在此是合适的话——上的支持。直到8月末,共产国际还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阿比西尼亚,但对英国殖民地完全保持沉默。现在共产国际不提捷克,支持肢解波兰,然而却要求解放印度。莫斯科的《真理报》攻击扼杀加拿大的自由,但对希特勒对捷克人的血腥镇压以及对波兰犹太人的刑讯不置一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给予希特勒的力量以很高的评价。
  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错。诚然,德国还不能对法国和英国实施“闪电”战,也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是,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狂人的国际宣传,是极其轻率的,离这还很遥远。能动的工业、技术天才、守纪律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现成的;德国可怕的军事机器将会展现自己。事关国家和制度的命运,波兰政府和捷克的半政府现在都在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是否会被迫与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在英国寻找避难所?……如上所述,我一分钟也不相信希特勒关于德国统治下的和平和世界霸权的意图会实现。新的国家,不仅是欧洲的,将横亘在他的道路上。德国帝国主义来得太晚了,它的军国主义疯狂将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但在它的丧钟敲响之前,许多东西和许多人将被从欧洲抹去。斯大林不想在他们之中,因此他格外小心别与希特勒破裂得太早。
  盟国的报纸贪婪地捕捉新朋友之间“冷淡”的迹象,日复一日地预言他们的破裂。当然不能否认,莫洛托夫在里宾特洛甫的拥抱中并不觉得自己十分幸福。在整整几年中,所有苏联国内的反对派都是作为纳粹代理人而横遭诬陷、受迫害、被消灭的。在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斯大林进入了与希特勒的紧密联盟。在国内,因和纳粹虚构的联系而被枪毙和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囚犯有数百万之多,今天,这数百万人是谨慎的,但至少是反斯大林的真正的鼓动者。对此还应该补充上共产国际的私下抱怨: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代理人的处境不妙。斯大林无疑企图不堵死其他可能性。11月7日,李维诺夫突然出现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在纪念日的游行队伍中,举着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德共领袖台尔曼的肖像。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政策的点缀,而不是它的实质。之所以需要李维诺夫和游行队伍中的肖像,首先是为了安慰苏联工人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只是以此间接地让盟国明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还可能换马。但只有幻想家才会认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转向已经提上日程。目前希特勒还强大——而他十分强大,斯大林就仍是他的卫星。
  认真的读者会说:“所有这些可能都对,但您的革命在哪里呢?莫非克里姆林宫没有考虑它的可能性、概率、必然性?莫非对革命的期待没有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上反映出来?”这个意见是合理的。莫斯科一点儿也不怀疑,大战会引发革命。但战争不是从革命开始,而是被它结束。在德国爆发革命之前(1918),德国军队已经给予沙皇专制以致命的打击。因而,早在革命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之前,今天的战争就可能已经把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推翻。因此,无论革命前景如何,我们对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评价都将有效。
  但是,为了准确指出莫斯科今后的迂回和它与柏林关系的演变的方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想为发展世界革命而利用战争?如果想的话,它会怎样利用?11月9日,斯大林认为必须断然地驳斥一种关于他的报道,说什么他认为“战争应该拖得越久越好,好让它的参加者都消耗殆尽”。这次斯大林说的是真话。他有两个理由不希望持久战:第一是因为它必然会把苏联卷入自己的旋涡中,第二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引发欧洲革命。克里姆林宫完全有理由对两者都感到害怕。
  伦敦皇家研究所的研究说:“俄国国内的发展导致形成经理和官员的‘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相当的特权,因而对现状十分满意……在种种清洗中,都可以看到一种措施,借助于它消灭所有想改变今天的事物状况的人。这样的解释增加了下面观点的分量,即革命阶段在俄国已经结束,今后,统治者将力求保持革命带给他们的好处。”说得很精彩!两年多以前,我就在这本杂志上写过:“希特勒反对法俄联盟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的仇恨(没有一个严肃的人还会相信斯大林的革命角色!),而是因为他想腾出手来与莫斯科达成反巴黎的协议”……那时这些话被解释成偏见的产物。事件已经做了检验。
  大规模的战争将开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莫斯科对这点非常清楚。如果那里的人能够认真地希望掌握革命运动并让它服从自己的话,斯大林当然会迎合它。但他知道,革命与官僚势不两立,它会无情地对待享有特权的保守的机关。克里姆林宫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对1931—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官僚监护遭到了多么可悲的失败啊!在新的革命浪潮中,新的国际组织必然会崛起,它将把共产国际抛到后面,给苏联民族阵地上的苏联官僚的权威以致命的打击。
  斯大林派别是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上台的。其后的所有清洗、所有戏剧式的审判和所有枪毙,都是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标记下进行的。在莫斯科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东西,实质上表现了新寡头对群众的恐惧。这个本身是十分相对的称号已经具有了国际性。在此我不得不举三个新例子,因为它们对战争酝酿的那些政治过程,是很有象征性的,同时也直观地揭露了克里姆林宫对革命恐惧的源泉。
  1939年8月31日,《巴黎晚报》的每周副刊报道了8月25日法国大使库隆德与希特勒在外交关系破裂时的对话。希特勒唾沫星子乱溅横飞地吹嘘他与斯大林签署的条约是“现实主义的条约”……库隆德反驳说:“但斯大林暴露出他是一个极其虚伪的人。真正的胜利者(在战争情况下)将是托洛茨基。您想过这点吗?”元首回答说:“我知道,但法国和英国为什么给予波兰以充分的行动自由”等。个人的名字在这里当然是象征性的。但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和集权独裁者为标志革命,使用了克里姆林宫认为是它的头号敌人的名字,并非偶然。革命将在与克里姆林宫敌对的旗帜下进行,两个交谈者在这点上完全一致。
  法国半官方杂志《时代》前驻柏林记者今天在哥本哈根写作,在一份9月24日的通讯报道中说,革命分子利用今天柏林街道上的昏暗,在工人区粘贴这样的标语:“打倒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柏林最英勇的工人这样表达自己对条约的态度。革命将由真正的革命派领导,并使用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自己头号敌人的名字。好在斯大林没有必要让莫斯科处于黑暗中,否则,苏联首都也会贴满同样意味深长的标语。
  在捷克独立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即10月28日,庇护人涅拉特男爵和捷克政府公布了对示威肇始者的严厉警告。“布拉格的工人宣传,特别是与罢工威胁有关的宣传,被官方斥为托洛茨基派共产党员的勾当。”(《纽约时报》10月28日)我一点儿也不倾向于夸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布拉格示威中的作用。但是官方夸大他们作用的事实本身说明,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害怕革命不亚于库隆德、希特勒和涅拉特男爵。
  难道把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波兰东部)苏维埃化,以及今天着手的芬兰苏维埃化不是社会革命的行动吗?既是又不是。不是的成分更多一些。在红军占领了新领土之后,莫斯科官僚在其上建立了能够保障它的统治的那种制度。只允许居民通过集权主义的全民一致投票赞成推行的改革。这样的转折只能在其居民人数不多而且相当落后的被占领土上实现。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是奥托·库西宁,他不是革命群众的领袖,而是斯大林的老官员,共产国际书记之一,他的思想僵硬,脊梁灵活。这样的“革命”克里姆林宫当然能够接受。这样的“革命”希特勒也不会害怕。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完全由库西宁们和白劳德们,即清一色的官员和钻营分子组成,根本不能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然而它对用革命词句掩盖与希特勒的条约,即欺骗苏联和国外的工人有用。今后,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民主的讹诈工具,它还用得着。
  对西班牙事件的教训如此缺乏理解,真是令人惊讶!在防御想利用西班牙内战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四强联盟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时,斯大林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向伦敦和巴黎证明,他能够比佛朗哥和他的庇护者更加成功地保证西班牙避免无产阶级革命。谁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无情地镇压西班牙革命运动,他在那些日子里以纯民主宪兵的面貌出现。一切都被发动起来:疯狂的谎言和伪造战役、符合莫斯科审判精神的法庭做伪证,系统地杀害革命领袖。反对农民工人夺取土地和占领工厂的斗争,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幌子下进行。
  西班牙内战值得密切关注,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演习。至少斯大林完全准备在世界规模上重复自己的西班牙经验,指望最大的成功,具体地说、就是赢得未来的胜利者的好感,用事实对他们证明,谁也不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红色幽灵,为了术语上的方便,将再次称它为“托洛茨基主义”。
  五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领导有利于民主联盟的斗争,以便在最后时刻更加有利地把自己对“集体”和和平的爱出卖给希特勒。共产国际官员得到指令:“从左向后转!”他们马上从挡案中抽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公式。应该认为,新的“革命”摇摆将比“民主”摇摆短,因为战争气氛将极大地加速事件的速度。但斯大林的主要策略方法还是同一个: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对对手的革命威胁,以便在关键时刻用它来交换有利的外交组合。没有担心来自白劳德们的反抗,这些老虎已经被驯服,它们害怕鞭子,习惯于在规定的时间得到自己的一份肉。
  斯大林通过顺从的通讯员放话,一旦意大利或日本与英法联合,苏联将站在希特勒一方参战,而且将同时力求将德国苏维埃化(参见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真是令人惊讶的供认!自己“战利品”的链条现在已经如此紧密地把克里姆林宫拴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希特勒未来可能的敌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预先力求用对德国苏维埃的许诺来掩盖自己可能在第三帝国一边参战。按加利西亚的例子?但为此必须事先让红军占领德国,通过德国工人的起义吗?但如果克里姆林宫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等意大利或日本的参战?授意的通讯的目的过于明显:一方面吓唬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吓唬英国和法国,用这种方式避免战争。斯大林威胁说:“别把我逼急了,否则我会干出许多可怕的事。”其中至少有95%的虚张声势,可能有5%对革命在致命危险的情况下能带来拯救的模糊希望。
  在莫斯科外交指使下的德国苏维埃化的思想,像张伯伦在德国恢复和平保守的君主制一样荒诞。对德国军事力量估计不足是不允许的,像对纳粹制度反抗力的估计不足一样!粉碎德国军队的只能是经过空前规模的战争形成的新的世界联合。只有德国工人的强大压力才能推翻集权制度。他们完成革命当然不是为了用霍亨索伦或斯大林取代希特勒。人民群众对纳粹暴政的胜利将是历史最大的震荡之一,它将立刻改变欧洲面貌。觉醒、希望、激情的浪潮不会在封闭的苏联边境上停止。苏联人民群众仇恨贪婪残酷的统治帮派。他们的仇恨被这一想法所克制:帝国主义在窥视我们。西方的革命将夺去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存在的唯一权利。如果斯大林能比自己的盟友希特勒活得更长,也长不了多少。双子星都必将从天穹上消失。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


1939124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1, стр. 1—7。
[2]赫尔辛福斯系赫尔辛基的别称——译注
[3]印度尼西亚。——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8 07: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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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宣言


——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本次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代表会议,是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转折时刻召开的。探索道路、准备和军事上相对停顿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德国为了自己的决定性进攻已经动用了地狱的所有福利埃,对此,盟国以全力破坏来答复。今后在很长时期内,欧洲和人类的生活将由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以及它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来决定。
  第四国际认为应该及时公然和明确地说出它对这场战争、它的参加者的看法,它如何评价各个工人组织对战争的政策,最主要的是,它认为通向和平、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的出路何在。
  第四国际不对把人民卷入屠杀的政府、不对为自己政府负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对支持正在打仗的资产阶级的工人官僚呼吁。第四国际对工人、对女工、对士兵和水兵、对破产农民、对殖民地被奴役的居民呼吁。第四国际与压迫者、剥削者、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世界劳动者、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政党,这个宣言就是为他们写的。

  今天这场战争的总体原因

  从1914—1918年战争起,技术变得更加强大,而人类更加贫穷,许多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降低了。在今天这场战争的门槛上,农业处于比上场战争开始时更糟糕的状态中,农业国纷纷破产。在工业国中,中间阶级在经济上被粉碎,形成了失业者和新的无权利人的亚阶级。国内市场压缩了,资本出口停止了,帝国主义实际上消灭了世界市场,把它打碎成在个别几个强国统治下的数个封闭的范围。在战前的10年中,在地球居民数量相当大的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星球上109个国家的世界贸易几乎下降了1/4。在个别国家中,对外贸易降到原来的一半、1/3和1/4。
  殖民地国家承受着自己的和宗主国的危机。昨天还享有半自由的落后人民,今天沦入了奴役中(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需要自己特别的原料来源,首先是为了战争,即为了夺取原料的新的斗争。为了变得更富,资本家们破坏和烧毁多少世纪的劳动创造的一切。
  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都觉得拥挤。对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国来说,100来个难民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航空、无线电报、电话和电视的时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被护照和签证所阻断。对外贸易衰落和国内贸易缩小的时期,与骇人听闻的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激化时期同时出现。在其高涨期,资本主义把犹太人从犹太特划区引出,让他们成为自己贸易扩张的服务因素。今天,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力图将犹太人从自己所有的毛孔中清除。在地球20亿居民中,1700万人还不到1%,却在我们的星球上找不到安身之处!在广袤的大地和技术的奇迹中,后者除了土地外,还为人们赢得了太空,资产阶级居然能够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令人厌恶的监狱。
  1914年11月1日,即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开始时,列宁写道:“帝国主义严重地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这场战争过去之后,很快就会有其他战争接踵而来”,“关于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完全是一种空洞而有害的童话”。[2]……工人们,请记住这个预言。今天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不是偶然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独裁者意志的产物:它早就被预见到了。它是以铁的必然性从国际资本主义矛盾中产生的。与用来催眠人民的官方寓言相反,战争和其他社会不幸——失业、物价高涨、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
  以今天的技术水平和工人的素养,完全能够为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创造应有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正确、科学、理智地按照整体计划来组织每个国家和我们整个星球的经济。但是,只要人民的主要生产力还属于托拉斯,即个别的资本家集团,只要民族国家仍是这些集团手中的驯服工具,争夺市场、原料来源、对世界的统治权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性。只有工人阶级革命才能把国家政权和对经济的统治权从贪婪的帝国主义集团手中夺过来。没有“一系列成功的革命”,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继之而来,列宁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事件对各种预言和许诺进行了检验,关于“最后一场战争”的神话已被证明是谎言,列宁的预言是悲惨的真理。

  战争的直接原因

  今天的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和法国这样富有的老牌殖民帝国与德国和意大利这样迟来的掠夺者之间的竞争。
  19世纪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从1815—1914年,诚然并非没有个别的战争,占主宰地位的是英国和平。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舰队扮演着海上警察的角色。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早在19世纪末,用最新技术武装的德国上升为欧洲首位。在大洋彼岸崛起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它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导致1914—1918年战争的最重要的经济矛盾,是英国与德国之间的竞争。从美国那方面来说,参战有先发制人的性质:不能允许德国让整个欧洲大陆服从自己。
  失败把德国抛入完全无力的状态。被肢解,被敌人所包围,赔款使它破产,被内战所震荡,看来,它即使不是永远出局,也将长期处于局外。在欧洲大陆上,第一提琴暂时到了法国手中。对胜利的英国来说,战争结果最终成了负面的:自治领的独立增长;殖民地力求赢得独立;失去了海上霸权;由于航空的发展,海上舰队的意义削弱了。
  在胜利后的头几年,英国由于惯性,还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它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开始具有威胁性。看来,最近的一场战争将在两个世界统治权的盎格鲁—撒克逊觊觎者之间爆发。但是,英国很快就不得不相信,它的经济比重不足以与彼岸的巨人较量。与美国达成舰队平等的协议,正式放弃了事实上已经失去的海上霸权。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意味着公开承认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失败。放弃了“光荣的孤立”政策,继之而来的是推行强制性的兵役。这样,所有神圣的传统都灰飞烟灭。
  在经济比重和世界地位之间类似的不相符,也是法国的特点,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罢了。它在欧洲的霸权,是建立在粉碎德国和《凡尔赛和约》人为的组合形成的临时情形之上的。居民人数和经济基础对这个霸权来说都是不够的。当在胜利的催眠下已经暴露出现实的力量对比时,法国实际上比在它的朋友和敌人的眼中都要弱得多。在寻找掩饰时,它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最后一个自治领。
  德国在其一流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基础上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到来比人们想象得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英国,后者支持德国反对苏联,反对法国过分的野心,更长远的目标是反对美国。过去,在英国仍是最大的强国时,它不止一次地成功地进行了这样的国际组合。衰落后,它已经没有力量控制它所唤出的精灵了。
  被更现代、更大规模和更灵活的技术武装起来的德国,重新开始在十分重要的市场上,特别是东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市场上排挤英国。与19世纪不同,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是在扩大的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现在,斗争的经济舞台不断缩小,因此,帝国主义者除了彼此争夺一块块的世界市场之外,别无他法。
  这一次像在1914年一样,倡议重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帝国主义。措手不及的英国政府最初企图以别人为代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让步避免战争。但这个政策维持不了很久。对希特勒来说,与英国的友谊只是短暂的策略阶段。伦敦已经对希特勒作出了比他希望得到的更多的让步。张伯伦指望靠《慕尼黑协议》长期维持与德国的友谊,事实恰恰相反,却导致它的加速破裂。希特勒不能指望从伦敦得到更多东西了:德国的进一步扩张是针对英国切身利益的。于是,1938年10月张伯伦宣布的“和平新纪元”,没过几个月,就导致了一场最可怕的战争。

  美国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当英国竭尽全力占领对德国的封锁在世界市场上清理出来的阵地时,美国几乎是自动地排挤英国。在美国银行的地下室中,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2/3。余下的1/3也在向这里流动。作为世界银行家的英国的角色,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在其他领域中,情况也不好。在英国的舰队和商船队遭受重创时,美国造船厂忙于大规模造船,这应该保证美国船队对英国和日本的优势。美国显然打算接过过去强大的英国的原则,即two-power standard[3]。新的空军计划力求保障美国对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优势。
  但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工业、金融和军事的强大,一点儿也不能保证美国经济的繁荣,相反,给予社会体制危机以十分病态和震荡的性质。数十亿的黄金找不到用处,就像数百万失业者一样!六年前公布的《第四国际和战争》提纲预言说:“美国资本主义专心对待的那些任务,就是在1914年把德国推上战争道路的任务……对德国来说,事关的是‘组织’欧洲……美国则应该‘组织’世界。历史把人类引到火山爆发般地推翻美国帝国主义的关头。”
  “新政”和“睦邻”政策,是通过让步和达成协议来推迟结局和缓和社会危机的最后尝试。在吞噬了数百亿美元的这个政策破产后,美帝国主义除了运用军事力量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或那个借口下,和在“海上自由”、“门户开放”口号下,美国将介入这场巨大的群殴,以保证自己对世界的统治。按什么顺序和在什么样的期限内,美国投入与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今天可能连华盛顿的人都还不知道。与日本的战争是争夺太平洋“生存空间”的斗争。大西洋的战争虽然是直接反对德国的,其实是为争夺英国遗产的斗争。
  德国对盟国可能的胜利,是悬在华盛顿头上的噩梦。依靠欧洲大陆和它的殖民地资源,拥有欧洲所有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德国,特别是它在东方与日本结合,对美帝国主义是致命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在欧洲战场上规模宏大的战役,只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战斗准备阶段。法国和英国,只不过是美国资本推到大洋彼岸的加固阵地而已。一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边界在莱茵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帝国主义者就能说,美国的边界在泰晤士河。在其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狂热的舆论准备时,华盛顿不惜为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的命运表示高尚的愤慨。随着丹麦被占领,突然出现了格陵兰岛的问题,它在“地理上”处于西半球,由于幸运的偶然性,它是生产铝所必需的冰晶石的产地。此外,华盛顿也没有忘记被奴役的中国、没有自卫能力的菲律宾、被遗弃的荷属印度、海上道路的自由。这样,对被压迫民族的无私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虑,都会促使美国参战。
  但是,只有在法国和英国群岛仍是有利的据点时,美国武装力量的介入才会顺利。在法国沦陷后,德国人出现在泰晤士河上时,力量对比将彻底改变,变得对美国不利。这些考虑迫使华盛顿全方位加速,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已经错过了有利时机?
  美国孤立主义大喊大叫地反对白宫官方立场,不过,它只是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其利益主要与美洲大陆、澳大利亚、远东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资本家,指望在盟国失败的情况下,美国不仅会为自己的利益垄断拉丁美洲,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于中国、荷属印度、整个亚洲东部,整个美国统治阶级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与日本的战争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在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幌子下,资产阶级的有影响的那部分推行在美洲大陆扩张和准备与日本打仗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与德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被推到第二轮。至于像诺尔曼·托马斯及其一伙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他们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氏族的应声虫而己。
  我们反对美国介入战争的斗争,与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公然对工人说,帝国主义政府不能不把国家拖入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涉及的问题只是何时出兵,首先把枪口对准谁。指望以报纸上的文章和和平主义的决议让美国停留在中立的立场上,就像企图用筛子来阻止海的涨潮一样。真正的反战斗争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以及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国资产阶级介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或开始第三次战争。所有其余措施都是招摇撞骗或是愚蠢,或是二者的结合。

  保卫“祖国”

  《共产党宣言》几乎在100年前就宣布,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它只是想建立把全世界纳入其中的劳动者的祖国,而那时,民族国家还是相对进步的因素。19世纪末,资产阶级国家和它的军队和海关一起,成为要求更加广阔舞台的生产力发展的最糟糕的制动器。今天出面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与匆匆去保卫封建制度,即他们自己的锁链的旺代[4]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无二。
  近几年和近几个月,世界将惊讶地看到一些国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如此轻易地从欧洲版图上消失。只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政治版图才以类似的速度重新剪裁过。那时问题涉及的是应该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让位的过时的封建国家。现在事关的应该让位于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过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锁链的破裂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帝国主义掠夺者之间的斗争为小国留下的余地是如此之小,就像托拉斯和卡特尔之间的残酷竞争对小工业者和商贩一样。
  出于战略原则,德国认为通过中立的小国攻击自己的主要敌人更加有利。相反,英国和法国认为,在小国中立的掩盖下,让德国用它的打击把它们推到“民主”盟国的阵营中更加有利。问题的实质不会因为这一战略方法的不同而改变:在帝国主义大国的齿轮下,小卫星国将化为齑粉。看来,为了“保卫”那些大的祖国,必须粉碎一打中小国家。
  但在大国方面,对资产阶级来说,事关的根本就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市场、海外租赁、原料来源和势力范围。资产阶级从来不为了祖国而保卫祖国,它保卫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利润。当这些神圣的价值遭到危险时,资产阶级立即站到失败主义的道路上。俄国资产阶级当初就是这么做的,十月革命后,它的儿子重新准备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战斗,反对他们以前的祖国。为了拯救自己的资本,西班牙资产阶级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请求军事援助,反对自己的人民。挪威资产阶级帮助希特勒入侵挪威,过去,一直是这样,今后也将是这样。
  官方爱国主义是剥削利益的面具,自觉的工人轻蔑地抛弃这个面具。他们保卫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是自己国家和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提纲说:“反对‘国防’的反动谎言,应该提出革命地消灭民族国家的口号。应该用作为全世界联邦的一个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来对抗资本主义欧洲的疯人院。”

  “为民主而斗争”

  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的口号是同样巨大的谎言。好像工人已经忘记了英国政府曾帮助希特勒和他的刽子手匪帮上台似的!帝国主义民主实际是历史上最大的贵族。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都是在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崛起的。美国的民主是维持在所攫取的整个星球最大的财富上的。这些“民主”国家的全部努力都旨在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战争重负的相当部分转嫁给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隶们必须用自己的血和黄金来保证自己的统治者有可能继续当奴隶主。没有殖民地的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强大帝国的卫星,并利用后者的部分殖民地利润。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准备在任何时刻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放弃民主。
  在小国挪威的例子上,再次为全世界揭示了腐朽的民主的内部机制。挪威资产阶级同时利用社会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警察、法官和军官。在第一次重大的推动下,民主的上层就被清除,法西斯官僚就成了局势的主人,它很快就找到了与希特勒的共同语言。同一试验以其不同的民族变化,早已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系列其他国家中完成了。在危险时刻,资产阶级总能在民主的装饰性掩盖下,推出作为金融资本直接武器的真正的政权机关。只有无可救药的瞎子才会相信,英国和法国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会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
  战争不能停止把民主变成反动专制的过程,相反,这一过程将在我们眼前进行到底。无论在每一个国家中还是在世界舞台上,它都立即巩固了最反动的集团和机构。作为拿破仑式的阴谋源头的各国总参谋部、最歹毒的警察贼窝、雇用的爱国主义者匪帮、各种宗教的教会马上就被推到最前列。作为黑暗势力和仇恨人类的聚集地的罗马教皇皇位成了各方面讨好的对象,尤其是新教教徒罗斯福总统。物质和精神的衰落总是引起警察压制的增强和对宗教鸦片的极大的需求。
  力求掌握集权制度的优越性,帝国主义民主从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和迫害革命组织下手,开始自卫工作。它们利用战争危险,之后是战争本身,首先是为了镇压国内的敌人。资产阶级始终不渝和毫不妥协地奉行这个原则,即“主要敌人在自己的国家内”。
  像以往在这些情况下一样,受苦最大的是最弱的国家。在今天各国人民的群殴中,各国无数的逃亡者是最弱的方面,其中又以被驱逐的革命者为最甚。早在为战俘建立集中营之前,在所有民主国家中,就为被驱逐的革命者建立了集中营。世界所有政府,特别是苏联政府,对逃亡者、被驱逐者、无国籍者(没有祖国的人)的所作所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黑暗的一页。我们向我们被关押和受迫害的兄弟们致以最热烈的敬礼,呼吁他们不要丧失斗志:明天的欧洲和明天的世界的领导者中的多数,都将来自资本主义的监狱和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口号

  希特勒的官方口号根本就不值得关注。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早已成了谎言,因为希特勒把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的国家,践踏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和统一。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仅仅是帝国主义扩张,即占领和掠夺政策的烟幕。对扩张的种族主义辩解是谎言,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好恶的变化取决于战略形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更加稳定的因素是反犹主义,希特勒赋予它以生物学的形式,在狗吠和猪哼哼声中发现了“种族”和“血统”的语言。难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反犹主义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中,唯一不伪装的,就是对政权、统治和掠夺的意志。法西斯主义是化学般纯粹的帝国主义文化。
  民主政府一度欢迎希特勒,把他当成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骑士,现在把他描述为突然从地狱中挣脱出来的撒旦,他破坏协议、权利和戒律的神圣性。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话,资本主义世界就是鲜花盛开的花园。可悲的谎言!脑子里有计算机、手中掌握无限权力的癫痫患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狱里出来的。他仅仅是帝国主义所有破坏力的体现。更加弱小的游牧民族认为,成吉思汗和铁木儿是上帝的鞭子,消灭在自己道路上遇到的一切,实际上表达的只是所有游牧民族对牧场和对定居居民的掠夺需求,与此相同,希特勒彻底震撼旧殖民帝国,表达的只是更加彻底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意志。在希特勒身上体现的,是被自己的无出路导致绝望的帝国主义,它用剃须刀刀刃切开自己的肚子。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户没能把希特勒变成自己的罪恶的替罪羊。所有今天的统治者都将在无产阶级法庭前受审,希特勒只不过是被告席上的第一位。

  德国的优势

  无论战争结局如何,德国的优势都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希特勒无疑没有任何神秘的“新武器”。但在更加合理的工业的基础上,每一种武器的完善和深思熟虑地把各种武器结合起来,赋予德国军国主义以巨大的优势。在政治领域中,军事的能动性总是与集权制的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统一的意志、集中的首创精神、准备的保密性、执行的突然性。此外,《凡尔赛和约》对盟国没起好作用。在德国被解除武装15年后,希特勒凭空创建了军队,它因此而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也不受技术上的破烂东西的拖累。建立在最新技术上的新思想激励着部队的策略训练。看来,只有美国注定会超越德国的杀人机器。
  法国和英国的软弱并非出乎预料之事。《第四国际提纲》(1934)宣称:“国际联盟的倾覆,是与法国在欧洲大陆霸权的倾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纲领性文件确认:“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它的意图越来越难实现”,英国资产阶级“为自己帝国的瓦解、印度的革命运动、自己在中国阵地不稳固而胆战心惊”。第四国际的力量在于,它的纲领经受住了重大事件的检验。
  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由于得到殖民地超额利润的保障,在技术和组织上早就落后了。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方面的所谓的“保卫民主”,为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政治局面。特权永远是因循守旧和停滞的源泉。如果德国今天显示出对法国和英国如此巨大的优势,那么很大一部分责任要落在社会护国主义的民主保卫者身上,因为他们妨碍无产阶级及时地通过社会革命把英国和法国从衰朽中拯救出来。

  “和平纲领”

  作为对几国人民奴役的交换,希特勒许诺在欧洲确立几百年的“德国和平”。纯属虚妄!在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的和平”能够延续一百年——不是一千年!只是因为英国是新技术和进步生产体系的先锋。今天的德国虽然有强大的工业,但像它的敌人一样,是垂死的社会体系的代表。德国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的不是和平,而是一系列新的世界规模的冲突的血腥战争。击溃英国之后,会使法国沦入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境地,德国依靠欧洲大陆和它的殖民地,无疑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与它一起的意大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赢得对地中海流域的统治,而且也不会长久。但第一强国并不意味着唯一的强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只是进入了新阶段。
  日本依靠德国的胜利打算建立的“新秩序”,旨在把日本的统治扩展到大部分亚洲大陆。苏联将被夹在德国的欧洲和日本的亚洲之间。三个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落入美国的手中。如果算上意大利的外省帝国的话,世界将会被暂时分为五个“生存空间”。但是,帝国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不能容忍统治权的分割的。为了放开手脚反对美国,希特勒不得不与昨天的朋友——斯大林、墨索里尼——进行血腥清算。日本和美国不会成为新斗争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第三次帝国主义战争将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在旧式的帝国之间展开,而是在大陆之间……这样,希特勒在今天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的不是千年的“德国和平”,而是漫长的几十年的长期血腥混乱,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
  但盟国的胜利并不是更加乐观的结果。胜利的法国只能通过割裂德国、恢复哈布斯堡王朝和把欧洲巴尔干化来恢复自己的强国地位。大英帝国只能通过一方面重新玩弄德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重新得到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这意味着比《凡尔赛和约》糟糕10倍的版本,和在已经衰弱的欧洲机体上不可避免的更加病态的反应。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没有美国的帮助,盟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这次,美国出售自己的帮助,要比在上一次战争中贵得多。屈辱和消耗殆尽的欧洲是赫伯特·胡佛的慈善对象,它必将成为大洋彼岸拯救者的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
  最后,如果假定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消耗殆尽的对手根据和平主义者的公式——“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签署和约,这意味着恢复战前的混乱国际状况,但是在血腥的废墟、在消耗殆尽和冷酷无情之上。过不了多久,所有过去的对抗都会以爆炸的力量爆发出来,产生新的国际震荡。
  盟国这次会创建民主欧洲联邦的许诺,是最大的和平主义谎言。国家不是抽象物,而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只要托拉斯和银行还没有为人民的利益而被剥夺,国家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在托拉斯之间一样。最强大的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力量优势,纯属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就像在托拉斯之间主动分配资本一样。在保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情况下,民主“联邦”只能是国际联盟的最糟糕的翻版,只具有后者的缺陷,却没有它的幻想。
  命运的帝国主义主宰者枉费心机地企图恢复其名声,已经被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彻底败坏的拯救计划。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仆从徒劳地炼制早就变成了自己的漫画的和平主义的灵丹妙药。进步工人不允许自己再受欺骗,签署和约的将不是那些进行战争的力量,工人和士兵能够制定自己的和平纲领。

  保卫苏联

  揭开了世界大战之幕,直接导致对波兰人民的奴役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是苏联软弱和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面前惊慌失措的结果。对这个软弱的责任也落在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头上:它的在统治帮派与人民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国内政策,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利益而牺牲世界革命利益的对外政策。
  作为与希特勒联盟的抵押和防卫希特勒的保障而出现的对波兰东部的占领,伴随着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半封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有化,否则,克里姆林宫就不能把被占领土纳入苏联。被扼杀和被侮辱的十月革命向世人昭示,它还活着。
  在芬兰,克里姆林宫没能完成类似的社会变革。帝国主义动员的“保卫芬兰”的世界舆论,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预的威胁;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须在法英两国军队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完成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克里姆林宫放弃把芬兰苏维埃化,仅限于占领必要的战略阵地。
  入侵芬兰无疑会引起苏联人民群众的深刻谴责。但是,进步工人明白,克里姆林宫寡头的罪行不能把苏联存在的问题从日程上消除。它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是单纯地推翻集权官僚,而是消灭所有制中的新因素,计划经济初次尝试的失败,将使整个国家变成殖民地,即让帝国主义得到巨大的自然资源,使它可以延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和世界工人阶级都不希望这点。
  芬兰对苏联的抵抗虽然十分英勇,但也不是独立的民族防御行动,正如最近挪威对希特勒的抵抗一样。赫尔辛福斯政府宁愿选择对苏联投降,也不愿把芬兰变成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基地,它自己对此十分清楚。从我们这方面,充分承认每个民族的独立权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在今天的战争中,这个权利比羽毛重不了多少。我们应该根据主要因素来决定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而不是根据无足轻重的因素。第四国际提纲说道:“国防思想,特别是它与保卫民主思想一致时,最容易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瑞士,特别是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工人。……只有瑞士偏远地区愚钝透顶的小资产者(罗伯特·格里姆[5]型的),才会认真地认为,他被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是保卫瑞士独立的手段。”这几句话在今天获得特殊的意义。那些假革命的小资产者认为似乎可以根据红军入侵芬兰这样的策略细节来决定保卫苏联问题中的战略,他们一点儿也不比瑞士社会护国主义者格里姆高明。
  世界资产阶级刊物就苏芬战争所展开的运动,就其团结一致和疯狂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不是克里姆林宫的背信弃义和暴力引起资产阶级的愤怒,因为整个世界政治史都是用背信弃义和暴力的语言写成的。恐惧和愤怒是由芬兰社会变革——它将按照红军在波兰东部所唤起的变革的范例——的前景所引发的。事情关系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威胁。反苏运动完全是阶级性的,它再一次表明,由于十月革命奠定的社会基础——官僚本身的存在最终也要取决于它们,苏联仍是工人国家,它使全世界资产阶级害怕。它与苏联的暂时协议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即“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历史规模的矛盾,比使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彼此对立的对抗要深刻得多”(《第四国际与战争》)。
  无数小资产阶级分子昨天还准备承认,苏联是反对法西斯的“民主”力量集团聚集的轴心,今天,当他们自己的祖国受到来自希特勒方面的危险的威胁时,突然发现不帮助他们的莫斯科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在苏联和法西斯国家之间没有区别。
  自觉的工人回答说:“谎言!”有区别。资产阶级对这个社会区别的评价,要比激进的饶舌者更好、更深刻。诚然,在个别的,而且还是落后的国家中的生产资料国有化,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然而,经验证明,它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即生产力的有计划的发展。说生产资料国有化本身不能创造人民群众的幸福,以此为理由就对它弃之不顾,就像以没有墙和房顶就不能居住为理由,去破坏坚固的砖地基一样。自觉的工人知道,不保卫以前赢得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争取彻底解放的成功的斗争是不可思议的。何况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卫如计划经济这样巨大的成果是必需的。谁不善于保卫旧阵地,他就永远不会赢得新阵地。
  第四国际可以保卫苏联,但只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教育工人正确理解国家的阶级性——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工人的——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中的每一个的内部矛盾,意味着让工人有机会在每一个具体形势中得出正确的实际结论。在与莫斯科寡头进行不倦的斗争时,第四国际坚决清除能够促进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对我们来说,保卫苏联与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致的。我们彻底否定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它是斯大林主义的无知和反动的产物。为社会主义拯救苏联的只能是国际革命。但国际革命带给克里姆林宫寡头的是不可避免的灭亡。

  争取以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

  在对“民主国家”五年的奴颜婢膝后,与希特勒结盟,并帮助他扼杀了波兰人民时,克里姆林宫表现出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无耻的轻蔑;在入侵芬兰前夕可耻的沙文主义的自吹自擂和在与后者的战斗中同样可耻的没有战斗能力;把芬兰人民从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的大喊大叫的许诺和对希特勒的怯懦投降,斯大林制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就是这样展示自己的。
  莫斯科的几次审判已经暴露,集权寡头已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居民不断提高的水平和日益复杂的经济要求再也不能容忍官僚窒息了,但是,寄生匪帮不想让步。在保卫自己的阵地中,它消灭了国家的精英。不应该认为,在12年内完成了三次革命的人民突然变傻了。他们被压抑,不知所措,但他们仍在观察和思考。官僚每天都以专横、压迫、侵吞和血腥报复向他们揭示自己的存在。半饥半饱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仇恨地彼此低声议论发狂的委员们的挥霍无度和乖戾。在斯大林60寿辰前,乌拉尔工人被迫在一年半中,用宝石制作可僧的“人民之父”的巨型雕像,这个行动配得上波斯的薛西斯一世[6]和埃及的克娄巴特拉[7]。能够允许这种卑下行径的制度,不能不引起群众的厌恶。
  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一致。如果克里姆林宫政府表达的真正是工人国家的利益,如果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服务,小国芬兰的人民群众就不能不向往苏联,红军的入侵或是根本就不需要,或是马上就会被芬兰人民理解为解放的革命行动。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整个此前的政策把芬兰工人和农民从苏联身边推走。同时,希特勒在那些他侵入的中立国家中,得到了所谓的“第五纵队”的帮助,斯大林在芬兰国内得不到任何帮助,虽然芬兰有1918年起义的传统和芬兰共产党的长期存在。在这些条件下,红军的入侵具有直接和公然的军事暴力的性质。莫斯科寡头对这次暴力应负全部责任。
  战争是对制度的公正的检验。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虽然有表面上的成功,但苏联的国际处境已经明显恶化。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让世界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和被压迫人民离开苏联,在世界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莫斯科占领的战略据点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德国获得了波兰最重要的、工业化程度更高的部分,并实现了与苏联陆路边界的接壤,即东进的大门。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德国能够控制波罗的海,把芬兰湾变成一个封闭的瓶子,被激怒的芬兰落入希特勒的直接监督之下。在列宁格勒边界外,苏联本来面对的是弱小的中立国,现在却是强大的德国。被斯大林消灭了首脑的红军的软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联内部各民族的离心趋势增强,克里姆林宫领导的声望低落。今天,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比在克里姆林宫的芬兰冒险之前,更加感到信心十足。
  对事件的严厉警告,斯大林在其贫乏的武库中找到的唯一答复是,他用更没有个性的铁木辛哥[8]取代了伏罗西洛夫。这一手腕的目的,像以往在类似情况下一样,是转移人民和军队对灾难的主要罪人的愤怒,让一个其无足轻重性能够保证他的可靠性的人来领导军队。克里姆林宫再次暴露了它是失败的主要策源地。只有粉碎这个策源地,苏联的安全才有保障。
  准备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当权的莫斯科帮派,是第四国际的核心任务之一。这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它要求英雄主义和牺牲。但是,人类进入的大震荡的时代将给予克里姆林宫寡头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动摇它的集权机关,提高工人群众的自我感觉,从而有助于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形成。事件将有利于我们,如果我们善于帮助它们的话。

  殖民地人民在战争中

  战争给帝国主义宗主国造成了巨大困难和危险,以此为各国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欧洲的大炮轰鸣宣告他们的解放时刻的临近。
  如果世界和平改造的计划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乌托邦的话,那和平解放殖民地的计划就是双倍的乌托邦。相反,我们将眼看着最后的半自由国家——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沦为奴隶。整个今天的战争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一些国家想夺取它们,另一些国家不愿意交出它们,谁也不打算自愿地解放它们。衰落的宗主国不得不尽可能多地从殖民地索取,尽可能少给它们东西。只有被奴役人民的直接公开的革命斗争,才能为他们开辟解放之路。
  因而,“保卫祖国”在争取独立民族国家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应无条件地支持中国或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使落后的各国人民挣脱野蛮落后、割据和外国奴役,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第四国际与战争》)。
  同时,第四国际预先知道并公然警告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迟到的民族国家再也不能指望独立的民主发展。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落后国家的独立将必然是半虚假的,而它的政治制度在内部阶级矛盾和外来压力的作用下,必然将会滑向反人民的专制:土耳其的“人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制度是这样;印度明天的甘地制度也将是这样。从革命无产阶级的角度,争取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把落后国家引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过渡阶段。
  第四国际不用不可逾越的隔墙把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开。它把它们结合起来,并让它们服从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世界斗争。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消灭所有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唯一现实的纲领,就是革命的纲领。
  中国的悲惨经验对所有被压迫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教训。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有胜利的机会的。统一的、改造过的中国今天就会是远东的伟大的自由堡垒,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命运就会彻底改观。但不相信中国群众的克里姆林宫寻求与将军们的友谊,以自己的全部威信让中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帮助蒋介石镇压中国革命。希望遭到欺骗、被分解和削弱的中国才使得日本的武装干涉能够得手。
  像所有注定要灭亡的制度一样,斯大林寡头已经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日中战争开始,克里姆林宫就再次让共产党听凭蒋介石奴役,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扼杀在萌芽中。战争已经接近三年了,如果中国方面进行的是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真正的人民战争,它的火焰会把日本士兵烧焦,那么,这场战争早就以日本的真正灾难而告终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害怕自己的武装群众比害怕日本强盗更甚。如果蒋介石这个中国革命最凶恶的刽子手为局势所迫进行战争,那他的纲领仍是镇压本国的工人,与帝国主义分子妥协。
  亚洲东部的战争今后将日益与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融为一体。中国人民只能在自己年轻、忘我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赢得自己的独立,世界革命的复苏将还给他必要的自信,并为他指出坚定的路线。我们的中国支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党,已被事件的进程提上了日程。
  在印度,人民群众已经从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就显示出自己不断增强的压力,迫使机会主义的“民族”领袖们用他们所不习惯的语言说话。但如果印度人民相信这些响亮的词句的话,那将是他的不幸!在民族独立口号的掩盖下,甘地急忙声明,决不给陷在今天严重危机中的英国制造困难。好像被压迫者何地、何时不利用自己压迫者的困境曾赢得过解放似的。
  甘地对暴力的“道义”上的厌恶,反映的只是印度资产阶级对本国人民群众的害怕而已。它有充分理由害怕,英国帝国主义把它卷入自己的衰落中。伦敦从它那方面发出警告,一旦表现出不顺从,就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前线不足的飞机当然也包括在内。在殖民地资产阶级与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分工:甘地需要张伯伦和丘吉尔的威胁,以便更好地使革命运动瘫痪。
  在印度,帝国主义战争对印度资产阶级越是成为一桩大买卖——它为原料开辟极其有利的销售市场,从而迅速推动印度工业向前发展,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如果大英帝国的彻底覆灭切断了把印度资本与伦敦城联结在一起的脐带,民族资产阶级立即会在纽约的华尔街寻找新的庇护人。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重力规律决定了它的政策。
  只要解放运动还处于剥削阶级的监督之下,它就不能脱离困境。只有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的土地革命,才能把印度连接成一个整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不仅指向英国统治者,还反对印度的公爵、外国租赁、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国民代表大会的领袖们,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第四国际的紧急任务是在印度建立牢固稳定的支部。
  克里姆林宫在阶级合作的背信弃义政策的帮助下,在5年内帮助各资本主义政府作战争准备,一旦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面具,该政策就被资产阶级一下子消灭了。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不仅在中国和印度,还有拉丁美洲,“人民阵线”的招摇撞骗仍继续使工人群众瘫痪着,把他们变成“进步”资产阶级的炮灰,从而为帝国主义在当地建立政治基地。
  北美武装的骇人听闻的增长,为西半球乱成一团的矛盾的暴力解决作好准备,也应在近期尖锐地提出拉丁美洲今后命运的问题。“睦邻友好”的幕间剧也接近尾声。罗斯福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会用铁手套换下天鹅绒手套。第四国际提纲宣布:“中美洲和南美洲要想摆脱落后和奴役,只能把自己所有国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联邦。负有解决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使命的,不是迟到的南美资产阶级,它是卖身投靠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它负有作为被压迫人民群众的领袖的使命。因此,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暴力和诡计,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工作的斗争口号是:中南美洲苏维埃联邦。”六年前写的这几行文字,现在具有格外强烈的现实性。
  只有在自己的革命领导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才能与宗主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建立牢不可破的合作。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通过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完全彻底解放被压迫人民。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可以使殖民地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痛苦,使它们有可能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进入社会主义。
  不断革命的前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该等待先进国家的信号,殖民地人民应该耐心地等待宗主国无产阶级来解放他们。只有自助者才能得到帮助。凡是具有有利条件的国家,不管它是殖民地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都应该展开革命斗争,并以此给其他国家的工人树立榜样。只有首创和行动、果断和英勇,才能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叛卖的领袖对战争的责任

  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可以开辟整个欧洲革命变革的新纪元,并以此来防止今天的战争。但蕴涵所有胜利可能性的英勇的革命,却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促进下,窒息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拥抱中。世界无产阶级又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希望,又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叛卖。
  法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运动在1936年6月为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极端有利的条件。苏维埃法兰西共和国马上就会成为欧洲的革命领导者,在所有国家中引起革命反响,震荡集权制度,从而使人类避免帝国主义屠杀和它的无数牺牲。但列昂·布吕姆和列昂·茹奥的卑鄙透顶、怯儒和叛卖的政策,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支持下,导致近10年来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的失败。
  扼杀西班牙革命和对法国无产阶级进攻的怠工,是今天这场战争前夜的两个悲惨事实。资产阶级确信,只要类似的“工人”领袖听凭自己的支配,它就能够为所欲为,甚至对各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屠杀。第二国际的领袖们阻止无产阶级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推翻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领袖们帮助资产阶级发动第二场帝国主义战争。让它成为它们的政治坟墓吧!

  第二国际

  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第二国际立即破裂,分成两个被战壕分开的阵营。每个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自己的祖国。只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之后,彼此敌视的兄弟—叛徒才和解,相互宣布赦免。
  现在,第二国际的情况表面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它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在盟国的阵营中:一些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的政党,另一些则是因为成了交战国或中立国的侨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旗帜下推行可鄙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成了“失败主义”的党,为法国和英国服务。认为这些可靠的仆从成了革命者,是不可饶恕的。原因很简单:威廉二世的德国在议会、地方自治政府和工会中和其他职位上,为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个人福利的广泛的可能性。保卫帝国主义德国,就是保卫里面装着许多美味的大盆,保守的工人官僚就是用它来进餐的。六年前写的我们的提纲警告说:“只要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社会民主党的利润和特权时,它就是爱国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在杜马有自己的党团、自己的报纸、自己的工会官员时,甚至在沙皇的统治下都是护国的,并期望在这些道路上获得更大的成功,现在,当他们失去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苏联持失败主义的立场。
  因而,今天的第二国际的一致可以用这点来解释,即它的所有支部都追随着“民主”军队的车队,希望盟国能够拯救民主国家工人官僚的这些职位和收入,恢复集权国家中的这些职位和收入。社会民主党不会超越对“民主”资产阶级庇护的无力的期望。这些政治残废甚至在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也不会进行斗争。
  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个第二国际最可靠的避难所中,最清楚地暴露出这点,数年来,那里的三个国家都由清醒的、现实的、改良主义的和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执政。这些先生称保守的君主民主加国教,再加上悭吝的社会改革为社会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有限的军费可以保证这些改良的机会。身后有国际联盟的支持,有“中立”的盾牌的掩护,各斯堪的纳维亚政府指望着可以永远这样平静和平地发展下去。但帝国主义主子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算盘,他们只好在命运的打击下东躲西藏。在苏联入侵芬兰后,三个斯堪的纳维亚政府都宣称自己对芬兰保持中立。在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后,瑞典宣布自己对两个被进攻的牺牲保持中立。丹麦居然有办法对自己保持中立。只有挪威在其保护者英国的枪口下,做了几个象征性的自卫姿态。这些英雄们准备以民主祖国为代价生存下去,但不打算为它牺牲。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战争顺便打翻了他们对君主制的和平演变的希望。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天堂、第二国际希望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就变成了整个帝国主义地狱的一部分。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只知道一种政策,即消极适应的政策。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他们除了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没有其他道路,削减自己本来就很可怜的纲领,降低要求,越退越远,直到除了老鼠洞外已无路可退为止;但帝国主义无情的手还是拎着他们的尾巴把他们从那里拽出来。第二国际的简史就是这样。今天的战争第二次打击它,应该认为,这次将把它彻底消灭。

  第三国际

  退化的第三国际的政策是粗陋的机会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冒险主义的结合,使工人阶级士气低落的影响,如果还有的话,比它的哥哥第二国际还大。革命党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上。共产国际除了污染和毒害这个意识外,什么也不做。
  每个交战阵营的官方宣传员都揭露另一个阵营的罪行,有时完全正确。戈培尔讲述的英国和印度的暴力中有许多真实之处。法英两国报刊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述评中有许多入木三分的东西。然而,这些片面的宣传是最糟糕的沙文主义毒物,一半的真相是最危险的谎言形式。
  今天的共产国际的宣传也属于这种类型。在对民主国家拙劣地奉承了五年,那时,全部“共产主义”都归结为单调地揭露法西斯侵略者,之后,共产国际突然发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罪恶的帝国主义。从左向右转!今后,不再对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占领丹麦和挪威以及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令人发指的兽行有只字的谴责!希特勒被描写成温和的素食主义者,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地挑拨他。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英法联盟被称为“帝国主义反对德国人民的联盟”。连戈培尔都想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侨居的德国共产党对祖国充满了强烈的爱。但由于德国这个祖国并非不再是法西斯国家,结果德国共产党所持的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最后,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获得血肉的时刻终于来临。
  共产国际的法国和英国支部的所作所为,乍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与德国人不同,他们不得不攻击自己的政府。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失败主义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改头换面的护国主义:这些先生认为克里姆林宫是祖国,他们的福利取决于它。许多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在迫害下表现出无疑的勇气。但这个勇气的政治内容却被粉饰敌对阵营的强盗政策所玷污。法国工人对此应作何感想呢?
  反动派总是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描写成外国敌人的代理人。今天的共产国际为其法国和英国支部制定了同样的规则,当他们自己为类似的指责制造依据时,他们以此强行把工人赶到护国主义阵营之中,或是使他们陷入不知所措和消极中。
  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很简单:它把共产国际和石油、锰一起出卖给希特勒。但这些人以狗一样的顺从让别人出卖自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内在的腐朽。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没有原则、荣誉和良心,只剩下灵活的脊梁。但脊梁灵活的人永远都不是革命的领导人。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友谊不是永远不变的,甚至都不是长久的。早在我们的宣言到达群众手中之前,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就可能发生新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宣传的性质也将改变。如果克里姆林官与民主国家接近的话,共产国际将重新从自己的仓库中拿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褐皮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宣传将取得革命性。改变了称呼,但它仍是奴颜婢膝的家伙。革命政策首先要求对群众说真话,然而共产国际系统地扯谎。我们向全世界劳动者呼吁:别相信骗子!

  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员和斯大林分子

  与剥削者联系在一起的,与特权利害攸关的政党,在生理上就不能对受压迫最深的劳动者和对被压迫人民推行真诚的政策。因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其对殖民地的关系中,格外直观地暴露出它们的本来面貌。作为奴隶主的辩护律师和奴役利润的参与者,第二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没有自己的支部,如果不算主要是法国共济会会员的殖民地官员和骑在当地居民背上的一般“左的”钻营者的偶然集团的话。及时地放弃了恢复殖民地居民反对“民主的祖国”的非护国主义思想,第二国际为自己赢得了为资产阶级提供殖民地部长——奴隶的监工(西德尼·韦伯、马里乌斯·穆特)——的权利。
  第三国际从对各被压迫人民英勇的革命号召开始,在短短的时期内已经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彻底卖身投靠了。在前几年,当莫斯科看到今后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时,共产国际不仅对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还对奥地利提出了民族解放的口号。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它客气地局限于“理智”的改革愿望。那时,共产国际不是保护印度免遭英国的奴役,而是不受日本可能的侵犯,突尼斯免遭墨索里尼獠牙。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印度、埃及、阿尔及尔的彻底独立!差一点儿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都不答应。阿拉伯人和黑人再次在斯大林身上找到最好的朋友,当然是在如果不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德国支部以这个寄生小集团特有的无耻,保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免遭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犯。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当克里姆林宫的方针重新转向西方民主国家时,他们将再次毕恭毕敬地在伦敦和巴黎面前为允许殖民地自由派进行改革而斡旋。
  与第二国际不同,共产国际由于自己的伟大传统,在殖民地享有无疑的影响。但随着它的政策的演变,它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中依赖的阶层,是第二国际在宗主国中传统依赖的阶层。帝国主义成功地借助其超额利润的碎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形成当地的工人贵族的类似物。虽然与宗主国的自己的原型相比,他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总体贫困的背景下,他已经很突出了,所以他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特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官僚和贵族与国家官员一起,提供了克里姆林宫的“朋友”的格外奴颜婢膝的骨干。在拉丁美洲,这种类型的最令人反感的代表是墨西哥律师隆巴多·托列达诺,克里姆林宫为了奖赏他的暖昧的效劳,把他抬到了拉了美洲工会联合会主席这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上。
  战争尖锐地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给这些变戏法的人和看风使舵的人造成越来越难堪的处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利用这种情况,把共产国际永远赶出殖民地国家。

  中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战争检验一切有活力的,摧毁一切腐朽的,它对已经过时的两个国际有致命的危险。共产国际的相当一部分官僚将必然转向自己的帝国主义祖国,尤其是在苏联失利的情况下。工人则相反,将日益向左转。在这些条件下,分裂和脱离是不可避免的。一系列征兆表明,第二国际“左翼”可能退出。不同起源的中派主义集团将分分合合,形成新的“阵线”和“阵营”等。但是,我们的时代将对它们表明,它不能容忍中派主义。所有中派组织中最严肃和最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西班牙革命中所扮演的可怜和悲惨的角色,将作为严厉的警告,永远留在进步无产阶级的记忆中。
  但历史喜欢重复。不能排除建立第二半国际型的国际组织的尝试,这次是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类似的创举只有在它是发生在工人群众中的更加深刻的过程的反映时,才值得关注。但可以预先有把握地说,中派主义“阵线”、“阵营”、“国际”没有理论基础、革命传统、完整的纲领,只能是昙花一现。我们对它们的帮助,就是对它们的犹豫不决和半途而废的无情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提无政府主义的话,工人阶级旧组织破产的图景就不完整,它的衰落是新时代最无可争议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前,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就已经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直接仆人。在上一次战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多数国际领袖都成了护国主义者。在西班牙,在内战白热化时,无政府主义者当上了资产阶级的部长。无政府主义空谈家们在国家不需要他们时,否定国家。在危险时刻,他们像社会民主党员一样,成了资本的代理人。
  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纲领、没有思想地进入了今天这场战争,却带着被背叛西班牙无产阶级所玷污的旗帜。现在,他们除了掺杂着爱人类说教的护国主义和败坏士气外,已经不能把任何东西带入工人队伍中。在寻求与真正准备为自己阶级而斗争的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接近时,我们同时要求他们与那些领袖彻底决裂,后者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革命中,都是资本的跑腿。

  工会和战争

  在垄断资本巨头凌驾于国家政权的官方机构之上,居高临下地对它们颐指气使时,工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在政权的脚下忙碌着,为它在工人群众中建立支柱。在工会内部保持工人民主的情况下,就不能完成这项可耻的工作。工会制度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后尘,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在战时,工会官僚将彻底沦为本国总参谋部在工人阶级中的战地宪兵。
  但无论如何殷勤都不能拯救它。战争带给今天的改良主义工会的是破坏和死亡。最积极的年龄段的人都被动员参加这场屠杀。代替他们的是少年、妇女和老人,即最不能反抗的人。经历战争的国家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工人的生活水平似乎被抛到了100年前。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改良主义的工会才有存在的可能。在战争中,第一个被打败的就是腐朽透顶的民主。在其彻底衰落时,它把所有那些作为它的支柱的工人组织一起拖入深渊。已经没有改良主义工会的位置了。资本主义反动将无情地粉碎它们。现在必须对此大声地向工人提出警告。
  新时代要求新方法。新方法要求新领袖。拯救工会只能有一个方法:把它们变成以战胜资本主义无政府现象和帝国主义掠夺为目的的战斗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工会将扮演主角。但它的前提条件是推翻资本家阶级和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如果工会不想被埋葬在战争的废墟之下,它们就应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它不害怕战争。它在阶级敌人选择的舞台上接受战斗。它高举飘扬的旗帜走上这个舞台。
  第四国际是唯一正确地预见到世界事件的总体进程的组织,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提出了警告,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主义欺骗和斯大林派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为反对在“人民阵线”旗帜下的阶级合作而斗争,把在西班牙扮演叛徒角色的共产国际和无政府主义分子及时地钉上耻辱柱,毫不妥协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幻想,始终不渝地以革命阶级斗争的精神锻炼自己的干部。我们对战争的政策只是我们和平时期政策的集中和继续。
  第四国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花岗岩上制定自己的纲领。它否定可鄙的折中主义,后者今天盛行于各个阵营的工人官僚队伍中,往往作为对资产阶级投降的掩饰来为它服务。我们的纲领是在一系列文件中阐述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它的实质可以浓缩为两个词: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国际完全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和它的革命方法的基础上。让激进的小资产者唠唠叨叨地反对集中主义。哪怕是参加过一次罢工的工人都知道,没有纪律和坚强的领导,任何斗争都是不可能的。整个我们的时代都充满了集中主义精神。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集中推到了极限。国家集中主义以法西斯主义的面貌出现,采取了集权主义的性质。民主越来越向这个榜样看齐。工会官僚无情地保护自己的制高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恬不知耻地利用国家机关来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成功的基本保障是用革命的集中主义来对抗反动的集中主义。必须有用铁的纪律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真正选择,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对胜利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心。系统、精心地准备自己的进攻,当决定时刻敲响之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阶级力量投入战场,只有自己不犹豫的集中的党,才能把这教给工人。
  空虚的怀疑主义者喜欢以布尔什维主义退化为官僚主义为借口,似乎历史的整个进程都取决于党的建设,事实上,党的命运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进程。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一个用事实证明自己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党。如果资产阶级制度不受惩罚地走出这场战争,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都会退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话,引起退化的条件就不复存在。
  在反动派胜利、群众绝望和疲惫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历史组织恶性瓦解毒害的政治气氛中,在重重困难和障碍下,第四国际的发展必然是缓慢的。在这段时间中,乍看起来是更加广泛和更有希望的左翼联合的尝试,已经由傲慢地对待我们的工作的中派主义者做过了。但所有这些野心勃勃的尝试都将在群众记住它们的名称之前,就烟消云散了。只有第四国际继续坚持不懈地、越来越顺利地逆潮流而上。
  真正的革命组织的首要特点,是在事件的每一个新的转折中严肃地制定和检验自己的观点。集中主义是民主的产物。我们的支部在战火中热烈地讨论无产阶级政策的所有问题,检验自己的方法,顺便摒弃所有只是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而加入我们之中的不稳定分子。与不可靠的同路人划清界限,是形成真正的革命党的不可避免的附加开支。
  在各个国家中,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战争的最初的考验。这个事实对第四国际今后的命运有着无可估价的意义。我们组织的每一个普通成员不仅有权,而且必须感到自己是那支将在事件的火焰中建立的革命军队的军官。一进入群众革命舞台,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纲领就会立刻暴露出它们的微不足道。工厂、矿山、工会、团队、军舰上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要比闭门造车的一百个小资产阶级假革命家重要得多。
  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四国际角色的问题上,要比小资产阶级迂夫子分辨得清楚得多。在外交关系破裂前夕,法国大使库隆德和希特勒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彼此用战争后果恫吓,两人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唯一真正的胜利者”将是第四国际。在对波兰开战之后,法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大型报刊都报道说,在柏林工人区的街道上出现了“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的标语,这意味着:打倒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万岁!在布拉格,更坚决的工人和大学生组织在民族独立日举行示威游行时,“保护人”男爵涅拉特在官方通报中说,对这次示威游行负责的应是捷克的“托洛茨基分子”。所有这些目前还只是征兆。但它们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发展方向。战争将把新一代工人引上革命道路,他们将站在我们的旗帜下。

  无产阶级革命

  历史经验确定了、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1)绝望的形势和由此产生的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2)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强烈不满和对彻底改变的追求,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维持不下去;(3)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意识到局势的难以忍受并准备实施革命行动;(4)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明确的纲领和强有力的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四个条件。许多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条件很难同时达到必要的成熟程度。战争正是因此往往在历史上成为革命之母,它动摇衰朽的制度,削弱统治阶级,增强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愤懑的增长。
  不只是在交战国中,还有中立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人民群众的担心和不满现在已经如此之大,而且在战争的每一个月中都在增长。诚然,无产阶级在近20年中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一个比一个更加沉重,它对自己的旧党失望,无疑会在沮丧的状态中迎接战争。但是,无须过高评价类似情绪的稳定性和长久性,事件造成了它们,事件同样会让它们烟消云散。
  战争和革命一样,首先是年轻人的事。数百万年轻人在工业中找不到工作,以失业者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而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今天或明天,他们将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把他们组成团队,并以此开辟他们的革命联合的机会。无疑,战争也能打消老一辈的冷漠。
  还剩下一个领导问题。这次,在两个国际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真正的革命分子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的情况下,革命是否仍将被出卖?换言之,我们是否来得及及时地建立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它。当然,由于革命领导的不成熟,一个或另一个起义可能或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关的不是一次起义。事关的是革命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路,如果不认为垂死挣扎的拖延是出路的话。应该对漫长的数年之久的、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战争、起义、短暂的停火、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年轻的革命党应该依据的是这个前景。历史让它支配的是充足的机会和可能,让它充分展示自己,汲取经验和成熟起来。先锋队越是迅速地团结起来,血腥震荡的时期就会缩短,我们的星球遭受的破坏就越少。伟大的历史课题无论如何都不会在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之前解决。速度和期限的问题有巨大意义;但它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政策的方向。结论很简单:应该以十倍的精力进行培养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第四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此。
  简单地以上一次战争的悲惨结果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悲观结论的人,犯了最严重的错误。首先,上一次战争诞生了十月革命,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汲取它的经验教训。其次,今天的战争条件与1914年的战争有深刻的区别。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现在要比25年前糟得多,而战争的破坏力要比25年前大得多。因此,这次有充分理由期待工人和军队有更加迅速和更加坚决的反应。
  对群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并没有白白过去。第二国际在几乎未被触动过的群众的民主以及和平主义幻想中汲取了自己的力量。工人认真地希望,1914年的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士兵捐躯战场,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避免新的屠杀。只是由于这个希望,人们能够使战争持续四年多。现在,民主和和平主义幻想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忍受今天的战争,已经不再相信它,除了新的锁链外,不再对它抱有任何希望。对集权制国家来说也一样。用自己的肩膀承受了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没有忘记它的教训的老一代工人,还远未走下舞台。战时还在上学的下一代,护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虚伪口号在他们的耳朵里还余音未绝。这些阶层的无可估价的政治经验,今天被沉重的战争机器所压制,明天,当战争迫使劳动者公然反对自己的政府时,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战争提纲说:“当代资本主义彻头彻尾的反动、没落和强盗本质的暴露,民主、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覆灭,对无产阶级来说,找到拯救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刻不容缓的强烈必要性,以新的力量把世界革命提上日程。”
  不像19世纪那样,现在事关的不是简单地保证经济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事关的是拯救人类避免自杀。正是这个历史问题的尖锐性,打掉了改良主义政党脚下的立足点。相反,革命党在它是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执行者的意识中,找到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今后,不能再把今天的革命先锋队与在上一次战争初期提高了自己声音的分散的国际主义者等量齐观。那时,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力量。但是,除了列宁周围的不大的侨民集团外,它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摆脱民族局限性,还没有达到世界革命前景的高度。
  第四国际在数量上,特别是在准备方面,比上一次战争初期的自己的先驱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巅峰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直接继承人。它吸取了十月革命的传统,对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最丰富的历史时期的经验进行理论领悟。它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未来。
  我们再提醒一次,战争极度加速了政治的发展。那些昨天似乎还是与我们相隔数年之久的伟大任务,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话,可能在近两三年内就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甚至还要早。建立在习惯的和平条件下的纲领,不可避免地会无的放矢。相反,鼠目寸光的政治家觉得是“不现实”的第四国际的进步要求的纲领,将会在动员群众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在新的革命开始时,机会主义分子将会像25年前一样,企图向工人灌输不能在废墟和瓦砾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好像无产阶级有选择的自由似的!应该在历史提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俄国革命表明,工人政权甚至可以在极其落后的国家中,在最深的贫困中崛起。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完成更大的奇迹。战争摧毁建筑物、铁路、工厂、矿山;但它不能破坏技术、知识和劳动素养。建立自己的国家,正确地组织自己的队伍,吸引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训练有素的力量参加工作,根据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无产阶级不仅能在几年之内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一切,还能为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的最伟大的文化繁荣创造条件。

  怎么办

  在德国军队击溃荷兰、比利时,粉碎了盟军的最初抵抗,战火蔓延到巴黎和拉芒什海峡时,第四国际通过了这个宣言。在柏林,已经开始庆祝胜利了。在盟国的阵营中则是将转变成惊慌失措的担忧。在此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战争近几个阶段进行战略猜测。无论如何,希特勒巨大的军事优势现在就会给全世界的政治面貌打上自己的印记。
  “在今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是否必须帮助与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民主国家呢?”广泛的小资产阶级集团这样提出问题,对它们来说,无产阶级永远是资产阶级这个或那个派别的辅助工具。我们愤怒地否定这个政策。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就像不同等级的火车车厢存在着舒适度上的区别一样。但当整个列车坠入深渊时,舒适度上的差异就没有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滑向深渊。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覆灭面前,腐朽的民主和强盗般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差异也在消失。
  希特勒必然会以他的胜利和他的兽行引起全世界工人的强烈仇恨。但从这一理所当然的仇恨到帮助他的更加软弱,但不那么反动的对手之间,还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人类今后的命运来说,作为胜利者的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可怕。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无可救药。工人帮助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对外国法西斯主义,只能加速法西斯主义在自己国家中的胜利。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支持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而是把整个体系抛入深渊。
  群众的军国主义化每天都在扩展。我们不打算用空洞的和平主义的抗议来敷衍军国主义化。所有重大问题都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用手中的武器来解决。工人不应该害怕武器,而是相反,要学会掌握它。革命者在战时不能脱离群众,像在和平时一样。布尔什维克不仅应该力求成为最好的工会会员,还应该是最好的战士。我们不允许资产阶级在最后时刻把未经训练或训练无素的士兵驱赶到厮杀的战场上。我们要求,国家立即给工人和失业者提供学习掌握步枪、手榴弹、机枪、大炮、飞机、潜艇和其他战争武器的机会。必须有与工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军事学校,以便工人能够成为训练有素的军事专家,能够担当指挥员的职务。
  同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相反,第四国际不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资本主义政府的军事幸运之上,而是建立在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内战,推翻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战线的移动,首都的破坏,领土的占领,个别国家的覆灭,只是改造当代社会道路上的悲剧性的细节而已。
  不论战争进程如何,我们都将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向工人解释他们的利益与嗜血的资本的利益截然对立;动员劳动者反对帝国主义;宣扬交战国和中立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号召每一个国家中的工人与士兵成为兄弟,战线两边的士兵成为兄弟;动员妇女、青年反对战争;在工厂、矿山、农村、军营、前线、舰队中进行经常、顽强、不倦的革命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纲领。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你们除了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外,没有别的出路!


[1]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84, стр. 11—28。该宣言由第四国际特别会议于1940年5月26日通过。
[2]《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页。
[3]吨位超过其次两个强国舰队之和。——译注
[4]旺代是法国西部省份,在法国大革命和执政内阁时期是王党叛乱分子的中心。——译注
[5]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1919年之前为该党主席)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1915)和昆塔尔(1916)代表会议主席。中派分子,曾参与组织第二国际。——译注
[6]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公元前465),又译泽尔士一世,公元前486年起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公元前480—公元前479年率领波斯军队对希腊进行远征,结果失败。——译注
[7]克娄巴特拉(Kleopatra,公元前69—公元前30),埃及末代女王(公元前51年起),属托勒密王朝。聪明且受过教育的克娄巴特拉先为J. 凯撒的情妇,公元前41年后又与马可·安东尼相好(公元前37年与其结婚)。对罗马作战失败,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罗马军队开进埃及后自杀。克娄巴特拉的形象在文学作品(W. 莎士比亚、G. B. 萧伯纳)和艺术作品(C. 提埃玻罗,P. 鲁本斯)中有反映。——译注
[8]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1970),苏联元帅(1940),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1940、1965),苏共党员(1919年起)。曾参加国内战争,任骑兵旅长和师长。苏芬战争时期任西北方面军司令。1940—1941年(7月以前)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于1941—1942年任西线总司令和西南线总司令,1941—1943年任西方面军司令、西南方面军司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和西北方面军司令。1945—60年先后任几个军区司令。1939—1952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70年为苏共候补中央委员。1937—1970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6-10-28 07: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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