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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 [英]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前十章已校)

[英]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前十章已校)

[英]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译者:李华  刘锦春
审校:李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
ISBN 7-214-03981-8/I•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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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者按:
这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亲历记实,揭示了西班牙战争与革命的真相,是关于西班牙革命战争的最具价值的左翼书籍。作者乔治•奥威尔(1903—1950)于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POUM的一分子)奔赴西班牙战争的前线,参加捍卫民主的战斗。他与西班牙革命工人民兵并肩作战,并且亲眼目睹莫斯科官僚对西班牙革命的罪恶的破坏,从而坚定地转向革命社会主义立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方面集中揭露了莫斯科官僚的种种丑恶罪行,另一方面无处不充满着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由衷的高度评价与深挚的阶级情感,而对于西班牙革命中的各个党派(包括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也有毫不客气的独到评价。本著作的文风——用莱昂内尔•特里林对此著作的评价来说——“所有这些叙述都生动逼真又令人痛楚,偶尔还夹杂上一些幽默”。
此外,作者还著有《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巴黎伦敦落魄记》等文著,充满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抨击与对斯大林派的伪社会主义的辛辣讽刺,堪称现实批判主义的一代巨匠,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冬季良心”“冷峻良知”。

全书共计十四章。先驱网页已有吴季录入的第五章。
2006年11至12月完成全部上传。后附一篇读后记(可算是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解读)。


[ 本帖最后由 黔进派 于 2007-5-6 21: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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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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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圣经•旧约》箴言ⅩⅩ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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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处奥威尔原著引用的圣经出处为《箴言》,第二十六章,5—6,略有出入。——译者

  我参军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军营里,我看到一个意大利民兵,他站在军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彪悍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有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宽阔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顶皮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他站着,侧面对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皱着眉头,迷惑地盯着那位军官摊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他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拥有这样一张面孔的男人,可以为了朋友去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不愿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会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脸上看到,尽管他很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张脸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凶狠的一面,还有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对他们认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怜的敬重。很明显,他看不懂这张地图;同样明显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图视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本领。我很难弄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几乎从未见过什么人——任何人——我是说,对这样一个人,我立刻产生了好感。在他们围在桌边谈话时,大概某句话提到了我是个外国人,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头,很快地说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答道:“不是,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准备离去时,他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气很大。奇怪,人们竟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障碍,心心相印,一见如故。我希望他喜欢我,就像我喜欢他那样。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这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到他;且不说,我确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一个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接触。

  我所以提到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制服褴褛,一张焦躁、愁苦的脸,对我而言,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特殊气氛,同我对战争年代的印象关系密切——巴塞罗那的红旗,满载衣着褴褛的士兵驶向前线的破烂不堪的火车,那些沿着战线铺开的经历了战争洗礼的灰色市镇,群山中泥泞的、冰冷的战壕。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发生的事件将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发生的事件都掩盖了,这件小事则更是被完全湮没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然处于高潮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革命伊始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 días’。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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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大百货商店中从事监督店员、协助顾客等工作。——译者

  ** 意指大、老(附在长者姓上以区别两个同名的人)。——译者

  *** 西班牙人用于男子名字前面的尊称,意即先生、老爷。——译者

  ****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独裁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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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在这一时期,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讲英语的民族向来冷漠自大,对于来自这个文明的人而言,”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这种毫无新意的革命措辞显得十分可怜。在那段时间里,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页在街头出售,其内容几乎都是颂扬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声讨墨索里尼的邪恶的,每份只需几个生丁*。我时常看到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民兵,购买这种歌曲活页,艰难地拼读上面的单词,当他熟悉歌词之后,就开始按曲谱的调子哼唱起来。

  这段时间我呆在列宁军营,表面上是接受上战场前的培训。早在我刚参加民兵组织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将在第二天开赴战场,但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个新的百人队(100个士兵为一个百人队)被组建起来。在战争开始之际,工会就匆忙组建了由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但这些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以最常规的军队编制原则加以组建。只是大致上划分为:小分队,大约三十个人;百人队,一百个人;纵队,实际上是指任何一个数量较大的人群。列宁军营是由一些用石头建造的华丽的建筑物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许多用鹅卵石铺成的庭院,这里曾经是一座骑兵营房,七月革命期间**被革命者夺取。这里有很多马厩,我所在的百人队晚上就在其中一个马厩中歇息。在石制马槽下面,依然铭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匹虽然都已被征送前线,但到处仍然弥漫着马尿和腐烂燕麦的气味。我已经在这个兵营待了一个星期,我能记得的主要是马匹留下的气味,震耳欲聋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是业余的——我第一次听到的西班牙军号声来自法西斯阵地)、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兵营里发出的“嗒嗒”声,在冬日清晨黯淡的阳光下长时间地列队行进,野蛮的足球比赛,在骑术学校的遍地沙砾上,对阵的双方,各有五十个人。这座兵营里大约有一千个男人,除了负责烧饭的民兵的妻子外,还有二十多个女人。这里也有在民兵部队服役的女人,尽管人数并不多。在早期的战斗中,女性与男性一起肩并肩地战斗,这是必然的。在革命时期,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已经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女兵操练的时候,男兵必须被隔离在马术学校之外,因为这些男兵会嘲笑女兵,使她们分心。在几个月之前,一个女人手里握着枪决无任何可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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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生丁=1比塞塔。——译者

  ** 指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政变时,民众的反抗运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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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兵营都是一片污秽和混乱的景象,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每一栋建筑都作了改造,这看起来是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每一处角落都会碰上成堆的被毁坏的家具,破烂不堪的旧马鞍,铜质的骑兵头盔,空空的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烂的食物。对食物,特别是面包的浪费非常可怕。仅仅在我的兵营宿舍里,每一餐都会扔掉一篮子面包,这是非常可耻的,因为市民正面临着严重的面包短缺。我们在长长的案板桌子上吃饭,锡制的餐具上满是日久年深的油垢,还得喝一种盛在该死的叫做porron里的酒。porron是一种(长颈)玻璃瓶,瓶上有一个细细的瓶嘴,不论何时,只要你倾斜酒瓶,就会从瓶嘴里喷出一道细细的酒注来。这样,即使你离得老远也能喝到酒,无须用嘴巴接触瓶嘴,它还可以在人们的手中互相传递。在我的眼中,这玩意儿乍看起来太像夜壶了,特别是当它装满白酒的时候。

  按照程序,要给征募的新兵分发制服,因为这是在西班牙,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很琐碎,所以不能确定谁已经收到了什么,我们所需要的许多的西,诸如腰带和子弹盒,不到最后一刻,即火车已在等着把我们载往前线的时候,是不会发下来的。我曾说到的军队“制服”,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印象。确切地说,这不是制服。也许用“多用衫”这个词来形容会显得更合适。每个人的衣服设计款式大致都是一样的,但却没有任何两件衣服完全相同。每一个军队里的人几乎都穿着灯心绒的及膝裤,但在那里,这种统一被破坏了。有人打着皮绑腿,有人穿着灯心绒裤子和长统橡胶靴,还有人既打着皮绑腿又穿高统靴。每个人都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但有人穿的夹克是皮质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毛的,什么颜色都有。帽子的样式就和他们的穿着一样五花八门。通常他们会在帽子的前方别上一枚党章,此外,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条红的或红黑相间的手帕。在那个时候,一支民兵队伍看起来就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乌合之众。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相对来说这些衣服的用了并不差,但它们都好象是这家或那家工厂匆匆忙忙地赶制出来的。衬衫和短袜是破烂的棉织品,在抵御严寒方面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我真不愿意去想,在凡事都有条理之前,那些民兵该如何度过这较早的几个月。我突然想起,大约在两个月之前的一份报纸上,P.O.U.M.*的一位领导者在参观了前线之后,提出他将尽力做到“每个民兵都有一条毯子”,如果你在战壕里睡过觉的话,这可是一句令你战栗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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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下称“马统工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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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兵营的第二天,开始出现了被戏称为“指示”的东西。一开始,场面乱得可怕。他们大多是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招募来的男孩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却全然不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即使想让他们站成一条直线也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纪律,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项指令,他就会走出队伍,向长官大声咆哮。指挥我们的陆军上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队的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看起来也依然像个正规军队的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最忠诚和最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无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是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那时,对于那些完全未经军事培训的愣头愣脑的新兵来说,这种做法其实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经被告知,外国人无需遵从“指导”(我注意到,这些西班牙人有一种可怜的信条,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知道更多的军事知识),但事实证明,我生来就与其他人一样。我急于学习如何使用机关枪,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摸过的武器。令我不安的是,根本就没人教我们使用武器。所谓的指导就是在阅兵场上进行最陈旧、最愚蠢的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个人一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根本没有实战价值的联系,这些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这是一种对非正规军进行的形式非常特别的训练。显然,如果你只能用有限的若干天时间来训练一名士兵,你就必须教会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无拦的地方,如何站岗,如何筑胸墙——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这些由热情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甚至连如何用来复枪射击或把手榴弹上的保险销拉掉都还没有被教会,在不久之后就会被送到前线。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是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供练习的武器。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来复枪的短缺十分严重,以至于到达前线的新部队总是不得不从那些撤离前线的部队手中接过来复枪。我确信,在整个列宁军营,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根本没有来复枪。

  又过了几天,尽管无论以任何通常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还是被认为已经适合出现在公共场合了,清晨,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外的那座山上的一些公园行军。不光是骑兵和新成立的人民军前几个小分队,党领导的民兵都在这个操场训练。在公园北部,你能看到非常奇怪的和令人振奋的场景。大家走过每条巷子和小路,在整齐、均匀的花圃里,一班或一群人呆板地来回行进,挺着他们的胸膛,拼命地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士兵。他们全都没有武装,没有人穿着完好的制服,大多数人的制服不是这里就是那里都会露出一些补丁。程序总是非常相似的。有三个小时我们昂首阔步地来回正步走(西班牙的正步非常短也非常快),接着我们立定,解散。饥渴驱使大家涌向半山腰的一家杂货店,购买廉价的酒,小店顿时显得生意特别兴隆。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让人感到好奇,马枪骑兵队的官员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喝上一杯。这时,我则把我们的中尉拽到角落里,叫嚷着要学习如何使用机关枪。我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雨果辞典,开始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Yo sé manejar fusil. No sé manejar ametralladora. Quieroapprender ametralladora. Cuándo vamos apprender ametrall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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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意是:我不会使用来复枪,不会使用机关枪。我想学如何用机关枪。我们什么时候学习使用机关枪?——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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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是不耐烦的微笑,以及保证明天就教机关枪教程。不用说,明天根本不会来。很多天过去了,新兵们的行军和立正已经练得相当漂亮了,但是,如果他们能知道子弹是从来复枪的哪一端射出来的话,这也就算是他们知道的全部了。一天,有个携带武器的马枪骑兵溜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刚好停下来休息,他让我们都过来瞧瞧他的来复枪。结果,我们这个小分队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给枪上子弹,更别提该如何瞄准了。

  自始至终,我一直在与西班牙语做经常性的斗争。除了我自己,兵营里就只有一个英国人,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我的战友们互相交谈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身携带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时候,就嗖地一下从衣袋里掏出来应急。但是与在其他国家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国人了。在西班牙交朋友是多么容易啊!大概只相处了一两天,就有二十多个民兵开始用我的教名称呼我,给我帮助,用热情包围了我。我这不是在写一本宣传册,也无意于把马统工党的民兵理想化。整个民兵系统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人们自己也是一团糟,因为这一次是降格招募,比较好的人选不是已经待在前线阵地,就是已经在战斗中身亡。在我们的队伍中,总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这些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的父母把他们抚养大了,为的就是一天能领到十个比塞塔(民兵的工资),同时也是为了面包,因为民兵会配给较多的面包,他们可以偷偷地拿一些回去交给自己的父母。但是我反对将任何人排斥出去,我虽说自以为自己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也许更应该说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更多的还是同加泰罗尼亚人混在一起——却没有受到他们宽容的品德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坦率和慷慨。一个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话来说,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把整包香烟塞给你。在诸如此类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心灵上的宽厚情怀,这是我在这种处境艰难的环境中不断遇到的。在这次战争期间到访西班牙的一些新闻记者和外国人曾经宣称,西班牙人私下里对外来援助人员怀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嫉妒情绪。我对此所能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形。我记得,在我离开军营的前些天,有一些人被从前线轮换回来。他们兴奋地相互谈论自己的经历,在谈到曾在韦斯卡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一些法国志愿军时充满了热情。他们说,法国人很勇敢,接下来又热情洋溢地补充道:“Más valientes que nosotros(比我们还要勇敢)”。当然,对于他们后来谈到的诸如法国人对战争艺术了解得更多——对手榴弹、机关枪等等更为内行之类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但不管怎样,这种评论意义重大。而一个英国人宁可把手剁下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每个进入兵营的外国人在头几个星期里都在学习如何热爱西班牙人,但往往会被西班牙人特有的性格特征所激怒。在前线,我个人遇到的烦恼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到了暴怒的程度。西班牙人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内行,但对作战除外。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对他们的无视效率感到惊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非常出格地不准时。有一个西班牙单词每个外国人都不能不知道——manana,“明天”(字面意思为“早上”)。不管是不是可信,今天的事总是会被推迟到明天办。这是如此地恶名远扬,甚至连西班牙人自己也会拿它来开玩笑。在西班牙,不管什么样的事,从吃饭到战斗,甚至就连约会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惯例,无论哪一件事情总是来得太迟,当然,也有仅仅是偶然的——有如你不能指望他们只是碰巧才迟到那样——他们碰巧会来得太早。一列火车理应在八点出站,但实际开出的时间会在九到十点之间。不过,也许在一个星期中会有一次,由于司机一时兴起,火车在七点半就出站了。这样的事情有点让人厌烦。从理论上讲,我宁可尊敬这些西班牙人,他们没有我们这些北方人对于时间的神经衰弱症,可非常不幸的是,我有。

  在从不间断的谣言、“明天”和拖沓之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在两个小时之后开赴前线,此时,我们的大部分装备都还尚未配给。在军需官的库房里出现了可怕的骚动,排在后面的人不得不在没有领到全部装备的情况下离开。兵营里突然到处都是女人,她们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在帮助自己的男人卷起毯子、打理背包。丢面子的是,我竟然也得由一个西班牙女孩——另一个英国民兵威廉的妻子,来向我演示如何挂上新发的皮质子弹盒。她是一个文雅、黑眼睛、有着浓厚女性特征的人。她的终身职业似乎应当是摇摇篮,但事实上,她在七月的巷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此时她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宝宝,宝宝是在战争爆发后十个月出生的,也许是在一道路障后面受孕的。

  火车应该在八点离开,但是直到八点十分,疲惫不堪、汗流浃背的官员们还在试图让我们在军营前的广场上集合列队。点燃火炬的场面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喧嚣和激动,红旗在火炬的光芒中飘扬,大批列队的民兵背着背包,他们卷好的毯子露出了磨破的边,喊叫声,皮靴和锡制酒杯发出的咔哒声,后来发出的巨大的嘘声成功地带来了安静。接下来,一位政治委员站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的红旗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对大家进行演说。最后,他们让我们前往车站,行进的是最绕道的路线,长达三到四英里,目的是在全城的人们面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们让我们停留了一会,一支借来的乐队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或其他什么歌曲。再一次,这些耀武扬威的英雄们——叫喊着,洋溢着热情,到处都是红旗或红黑相间的旗帜。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为的是看上我们一眼。女人们站在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那时候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自然,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却又是多么遥远和不可思议!火车上十分拥挤,以至于连地板上都几乎没有能让人坐得下来的空间。在最后一刻,威廉的妻子从站台上冲下来,送给我们一瓶酒,一英尺长的亮红色的香肠。香肠吃起来带有肥皂味,让我们都拉了肚子。火车以正常的战时速度(每小时不到二十公里)蠕动着驶出加泰罗尼亚,前往阿拉贡平原。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3-2 14: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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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巴巴斯特罗虽然离前线很远,但看起来也是凄凉和破败不堪。蜂拥而至、身着破旧制服的士兵,在大街上四处游荡,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在一面几乎就要倒塌的破围墙上,我偶然看到一张还是去年贴上的去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英俊的公牛”将于某月某日在竞技场上被杀死。海报上那种褪去的颜色看起来是怎样一种遭人遗弃的感觉啊!这些英俊的公牛和英俊的斗牛士现在都到哪里去了?说起来,如今即使在巴塞罗那也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斗牛表演了,不知什么缘故,所有最好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用卡车把我们连队送到谢塔莫,接着向西前往阿尔库维耶雷,驻扎在萨拉戈萨前线之后。谢塔莫在无政府主义者十月最终占领之前,经过了三次争夺,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战火碾成碎片,大部分房屋上都有来复枪打出的弹痕。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高地了。这里奇冷无比,不知从哪儿来的浓雾涡旋而上。在谢塔莫和阿尔库维耶雷之间,卡车司机迷路了(这是战争期间常有的事)。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浓雾中兜圈子。当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时,已经是深夜了。有人带领我们穿过泥泞的沼泽,来到一个骡厩,在那里,我们一头倒在谷壳堆上,迅速地睡着了。谷壳要是干净的,睡上去感觉倒也不那么坏,没有干草那么好,但比麦秆要好多了。直到旭日东升,我才发现谷壳上满是干面包皮、旧报纸、骨头、死老鼠和被撕得乱糟糟的牛奶盒子。

  我们离战线已经很近了,近得能闻到战争特有的气味——我的经验是:排泄物和腐烂食物的气味。阿尔库维耶雷从未被炮轰过,所以它的情况要比大多数直接成为战场的城镇好得多。但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时期,只要你在西班牙的这些地区旅行,就免不了会为阿拉贡众多村庄特有的肮脏而苦恼。这些地方建造得就像是一个要塞,大批质量低劣,用泥巴和石头建造的小房子簇拥在教堂周围。即使在春天,也到处看不见一朵鲜花;这些房子都没有花园,只有后院。在那里驴粪成堆,不时有家禽从上面跑过。气候恶劣,不是雾就是雨。狭窄的泥土路被搅成一望无际的烂泥沟,有的地方竟达到了两英尺深。在这样的道路上,卡车与自己的轮子较劲,农民们的那些笨重的大车由一群骡子拉着,有时候竟达到六头之多,且总是一前一后纵列成行地牵拉着大车,接踵往来的人流使得整个村庄变得难以言状的肮脏。这里没有而且也从未有过一个厕所,或任何形式的排污沟。这里没有哪怕只是一平方码的地方,你可以不用仔细察看一下就能落脚。长期以来,教堂被当作厕所使用,教堂周围四分之一英里内的所有地方,也被派上了同样的用场。在我参与战争的头两个月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冬季里,留茬地的边缘竟然还有粪便结成的硬壳。

  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来复枪发放给我们。要是你去过,并且看到过墙上成排的弹痕——弹痕是来复枪齐射造成的,各类的法西斯分子在那里被处决——你也就看到了阿尔库维耶雷所包含的一切。前线,局势一直很平静,受伤的人很少。最叫人兴奋的就是法西斯阵地的逃兵,他们是被从前线带回来的。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很多与我们作战的敌军士兵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可怜地强征入伍的,战斗刚打响时,他们极为害怕和紧张,根本不敢逃跑,就一直在里面服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以为战事已经缓和,常常冒着风险接近我们的阵地。如果不是他们的亲属还在法西斯的地盘上的话,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这些逃亡者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别,除了他们穿着卡其布的外套。他们刚来时总是一副饿死鬼的模样,拼命地吃东西——这相当自然,因为他们已经在战线间的无人地带躲躲藏藏地走上了一两天。但人们总是乐于把这作为一个证据,得意洋洋地指出,法西斯分子正处于饥饿之中。我见到过一个法西斯分子被安排在一个农民的家中吃饭。不知何故,看了以后还有点让自己产生了某些同情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而他的眼睛则自始至终都在来回扫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民兵。我想,他仍然对眼前这一切半信半疑,即,我们是嗜血的“革命者”,一等他吃完饭就会对他开枪射击。负责监督他的那个武装军人不停地轻拍他的肩膀,并发出令人感到宽慰的声音。有一天特别值得纪念,一次就押来了十五个逃兵。有个人在他们的前面,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一匹白马,领着他们穿过村庄。我设法拍摄了一张不算清晰的照片,但不久以后,这张照片就不知被谁从我身边偷走了。

  在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早晨,来复枪运到了。一位脸色深黄的中士把它们放在马厩里。当我看了他们发给我的家伙时,我顿觉遭到巨大打击并感到沮丧。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一***六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指望。大部分来复枪也很糟糕,其中一些甚至更糟,兴许根本就没想过要让会用来复枪的人用上最好的枪支。这堆枪中最好的一支也有十年了,但却被发给一个有点弱智且鸡胸的十五岁男孩,大家都公认,他是个女人气的男人。教官给我们做了五分钟的“指导”,其中包括如何给来复枪上子弹,以及如何把弹膛中的子弹取出来。大多数民兵在此前从未摸过枪。我猜想,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瞄准器是干什么用的。子弹是按每人五十发配给的,接下来就开始排队,我们把背包扎好背上,然后出发,开赴三英里以外的前线。

  我们这个百人队,只有八十个人和几条狗,大家疲惫不堪地沿着曲折的小道向前走。每一个民兵纵队都至少有一条狗,人们把它作为吉祥物。有一条与我们一起行军的可怜的畜牲,身上都烙上了P.O.U.M.几个大写字母,走起路来也是偷偷摸摸的,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尊容有问题。乔治•柯普,这个结实的来自比利时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黑马,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红旗下;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一个年纪轻轻的民兵(来自民兵的骑兵队,他们的样子活像一帮土匪),在欢快地骑着马前奔后跑,每逢高坡都要急驰而上,然后在最高点上摆个奇特的造型。西班牙骑兵的这些良好的马匹,都是革命期间四处征集,并转交给这些骑兵的,而这些骑兵呢,其实,就知道忙着把这些马匹骑到累死为止。

  道路在贫瘠的黄色田块之间延绵,这些农田自从去年收割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我们的前方是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之间的齿状山背。现在,我们离前线越来越近,离手榴弹、机关枪和沼泽地也越来越近了。背地里说一句,我被吓着了。但是,我明白,眼下的战线是平静的,我不像身边大多数人那样,以我的年龄而论,已能记得大战*了,虽然尚且没有大到能够参加大战。对我而言,战争意味着咆哮的炮弹、钢铁被炸成碎片,最重要的是,战争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寒冷。说来也许有点古怪,我害怕寒冷甚于害怕敌人。在巴塞罗那期间,这种感觉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夜晚,我甚至常常会突然醒来,想象着在湿冷的战壕里、在可怖的破晓时分作好战斗准备、抱着结霜的来复枪站岗的漫长时光、冰冷的泥浆漫入军靴等所有冰冷的感觉。我也承认,当我仔细看一下与我一起行军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也会感到恐怖。你很难相信,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自由散漫,凝聚力还不如一群绵羊。我们还没走出两英里,后面的队伍就已经看不到了。而且,我们这批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但是,他们对终于能够到达前线,全都既高兴又激动。在我们接近战线时,这些摇着红旗、跑在队伍前面的男孩们开始高呼“Visa P.O.U.M.”(马统工党万岁)、“Fascistas—maricones!”(法西斯分子——娘娘腔)以及诸如此类的战争期间常常呼喊的带有威胁性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从尚带童音的嗓子里喊出,听起来却显得很可怜,宛如小猫的叫声。想想都觉得可怕,共和国的保卫者居然就是这样一群衣着破烂,扛着几乎报废的来复枪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枪。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架法西斯的飞机从我们行进队伍上空经过会怎样,飞行员会否乐意费事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我确信,即使在高空中,他也能够看出我们并非真正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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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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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路延伸进齿状山脊后,我们拐上了右边的岔路,一条狭窄的骡马小道。小道在山侧坡蜿蜒而上。西班牙这一地区的山脉地形十分奇怪,形状颇像马蹄铁,顶部比较平坦,四周非常陡峭,山下则是无底的峡谷。在高高的山坡上,除了矮小的灌木和石南之外什么都不长,只有巨大的石灰岩从坡体中突兀而出。在这里,前线没有连续的战壕,在这种多山的国家里也是不可能的。前线一般由一连串加强的岗哨组成,这些岗哨通常被称为阵地,多设在每座山的山顶。在老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的阵地设在马蹄铁的顶部,看到用沙袋堆成的简陋的掩体,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飘出来的烟。再靠近一点,你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略带甜味的恶臭,此后,这种怪臭在我的鼻孔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阵地的正后方,几个月来的生活垃圾全都集中在这里——面包皮、大小便、生锈的罐头盒等等全部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度腐臭的大粪堆。

  由我们来替换的一队民兵正在收拾他们的背包。他们来前线已经三个月了。他们的制服糊满了泥巴,他们的靴子破成了许多碎片,他们的脸上全都胡子拉碴。指挥这个阵地的指挥官名叫列文斯基,可大家都管他叫本杰明,他生于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但母语是法语。他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向我们问好。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有一头很硬的黑发,一张带着渴望、苍白的、在战争期间总是难免肮脏的脸。有些流弹在我们上空呼啸而过。这里有一个半圆形的战壕,直径长约五十码。有一堵胸墙,部分是用沙袋、部分是用石块砌成的。大约有三十到四十个防空壕,全都深入地下,有如一个个老鼠洞。我和威廉,还有威廉的西班牙连襟迅速扑向最靠近的防空壕,那儿还未被人占据,看起来尚能容身。在前线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来复枪声,并在众多的山谷之间形成了奇怪的、绵延不绝的回声。我们刚刚卸下背包,从防空壕里爬出来,又听到了另一声枪响,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孩子从胸墙那里飞快地跑了回来,满脸鲜血。他用自己的来复枪放了一枪,在拉开枪栓试图吹去枪膛残烟时,不知怎么回事,子弹在枪膛里突然爆裂,弹壳碎片把他的头皮炸得残不忍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伤亡,尤其是,这是自己造成的。

  下午我们第一次站岗,本杰明带领我们四处走了一遍。在胸墙前面有一溜狭长的壕沟,这是在岩体上挖出来的,有些石堆上还砌了极其原始的射击孔。这里有十二个哨位,分布在战壕和胸墙后的不同部位。战壕上有带刺的铁丝网,再往后看,山坡向下延伸成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在对面,只有光秃秃的群山,尽是飞岩绝壁,显得灰暗而苍凉,全然没有生命的迹象,甚至连一只飞鸟也没有。我全神贯注地从射击孔向外窥视,试图发现法西斯的战壕。

  “敌人在哪里?”

  本杰明把手一挥,“在腊(那)里。”(本杰明说的是英语——糟透了的英语)

  “但是在哪儿呢?”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概念,法西斯分子应该在五十到一百码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看起来,他们的战壕隐蔽得很好。后来,当我终于看清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时,我感到既沮丧又不安;对面的山顶上隔着溪谷,离我们这里至少也有七百米远,只能看到法西斯分子阵地上战壕的轮廓,以及一面红黄相间的旗帜。我感到无可名状的失望。我们连接近他们都还谈不上呢!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的来复枪完全不起作用。但就在此时,有人发出了激动的呼叫声。两个法西斯分子,远远看去像是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朝上爬。本杰明从靠近身边的人手里夺过来复枪,瞄准,扣动扳机。咔哒!一颗哑弹。我认为这是个很坏的征兆。

  新的哨兵刚刚进入战壕,就漫无目的地开枪,胡乱射击一通。我能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在胸腔后面来回走动,远远望去,他们小得就像蚂蚁,有时也会看到那边胸墙上方有个黑点在有恃无恐地晃悠,这是一颗敌人的脑袋。显然,开枪根本不起作用。可就在不久前,我左边的哨兵,以他那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离开了岗位,悄悄地走到我这里,并怂恿我开枪。我试图向他解释,在这样远的距离,用这样的来复枪,除非极其偶然,你根本不可能打到那边的人。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用自己的来复枪紧紧地瞄准一个来回移动的黑点,他龇着牙,就像狗正等着扔过来的一块小石子那样。终于,我对准七百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那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打得够靠近,至少能把他吓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人开枪。

  现在,我对前线所看到一切深感厌恶。人们竟把这叫做战争!我们还几乎没跟敌人真正接触过!我甚至还从未产生过把头缩进战壕的念头。然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颗子弹就紧贴我的耳朵飞过,发出令人厌恶的尖啸声,钻入我身后的背墙*里。啊!我急忙蹲下。我曾经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在第一颗子弹向我射来的时候蹲下。但这么做似乎又确实是一种本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这样地做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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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为防炮弹破片杀伤而在堑壕或掩体后所构筑的土垛。——译者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3-2 14: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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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掘壕固守的阵地战中,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以下五件:柴草、食物、烟草、蜡烛和敌人。如果按其重要程度来排列的话,在冬季的萨拉戈萨前沿阵地上,敌人只能排在倒数第一位。除了在夜间,即使遭遇意外袭击——突然袭击总是难免的,谁也不会太把敌人当回事。远处的敌人有如一些黑色的小昆虫,偶尔也能见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来回走动。战斗双方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抵御严寒。

  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过什么真正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待在阿拉贡前线。从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三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六月,进攻韦斯卡的战斗遭受了惨重损失,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阵亡,而我在那之前就已受伤,丧失了战斗能力。我几乎从没有想过人们一般很在意的那些战斗荣誉之类的事情。我既没有遭遇过任何一架飞机在我身旁投下一枚炸弹,也没有遭遇过任何一颗炮弹在我身旁五十码之内爆炸,我只遭遇过一次白刃战(哪怕一次也嫌太多,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当然,我们常常遭遇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但通常身处安全距离之外。如果你采取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即使在韦斯卡的前沿阵地上,一般也不会遭遇什么危险。

  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环抱萨拉戈萨的群山。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你只能感到疲劳和厌倦。整天过着有如城里小职员那样的既忙忙碌碌,又机械单调的生活。站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站岗。在那边的每个山顶上,都有一群法西斯分子或保皇党分子龟缩在他们的旗帜下瑟瑟发抖;他们每个人都裹紧肮脏破烂的衣服,试图抵御寒冷。漫无目的的子弹没日没夜地在空旷的山谷间游荡,但在某个人身体上找到归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常我会环顾周围的冬天景象,并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惊奇。这种战争的进程实在是太难以预测了!在较早的时候,大约是十月份,所有这些山头上都曾进行过残酷的战斗;接下来,由于交战双方均严重缺乏战斗人员和武器,特别是火炮,以至于谁也无力继续发起任何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双方的士兵都在各自攻占的山头上挖掘战壕,作为隐蔽和藏身之所。向我们的右边看去,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前沿哨所,它也是由我们的马统工党民兵守卫的;在我们左边的支脉上,跟我们呈150°的位置,是一个加联社党(P.S.U.C.,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译者)的阵地,阵地的对面是一个更高的山头,在那个山头的顶部有许许多多法西斯分子的小型哨所。这种所谓前沿阵地基本上呈之字形曲折延伸,如果不是由于每个哨所都竖有一面旗帜的话,那么谁也无法弄清这些哨所究竟属于交战的哪一方。马统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是红色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是红黑相间的;法西斯分子通常打着君主制时代的旗帜(红—黄—红),但有时也打着共和政体的旗帜(红—黄—紫)。[1]这里的景色令人惊奇赞叹,但前提是你必须忘却每个山顶上都驻扎着部队,而且五花八门的空罐头盒被扔得到处都是,其一些甚至还残留着粪便。在我们的右面,山脊向东南方向延伸,但在前方被一条峡谷断开,那条宽阔的峡谷岩层裸露,一直通向韦斯卡。在平原中部,散乱地分布着一些正方形的房屋,如同一把掷出去的骰子。这是罗布莱斯小镇,已经被保皇党派占据。早晨,这儿的山谷总是被大片云雾所遮蔽,突出在云雾之上的群峰,形状扁平而且泛出蓝色,这就使得这里的景色与照片的底片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在韦斯卡以南,有更多这种类型的山峰,和我们这里一样,当群山被大雪覆盖以后,雪的纹路每天都会变化。在更远的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些巨大山峰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看上去就像浮在空中。即使山脚下的平原上,看起来也是光秃秃和毫无生机的。我们对面的山岳是灰暗的,岩石的皱褶就像是大象的皮肤。天空中几乎看不到什么飞禽。我想,我还从未见过鸟类如此稀少的国家。常见的只有一种鹊鸟,以及会在夜晚突然鸣叫、吓人一跳的山鹑。此外,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才难得一见的苍鹰,它们在天空中缓缓滑翔,根本不理会阵地上来复枪的射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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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奥威尔死后,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一张勘误表:“我现在不确定我是否看到过法西斯分子打着共和政体的旗帜,尽管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有时会摇动这样的旗帜,上面带有纳粹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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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夜晚和有薄雾的天气,我们通常会派出巡逻队,在我们和法西斯分子对峙的山谷间巡逻。这桩差事并不受人欢迎,因为天气太冷,又很容易迷路;而且我还很快发现,只要自己愿意离开阵地,以巡逻为借口就可以了,想离开多少次都成。在这个巨大的、锯齿状的山谷中,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走;你只能循着巡逻队以前所走过的路线,并看清他们留下的最新路标摸索前进,这样才不至于迷路。即使从最靠近的法西斯分子哨所里射出的子弹,相距我们至少也有七百米远,而按唯一可行的路线巡逻则必须绕行一点五英里以上。在黑暗的山谷中跌跌爬爬地前进,流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掠过,发出有如红脚鹬的鸣叫声,想想也觉得挺有意思的。雾天巡逻比夜间巡逻要好一些,但浓雾通常会持续一整天,而且喜欢停滞在山顶周围,给山谷中留下了清晰的能见度。当你在离法西斯分子阵地很近的地方行进时,你不得不轻手轻脚地如同蜗牛那样爬行,而要想在山坡上悄无声息地爬行那就更困难,特别是那些灌木丛和石块,稍稍一碰就会发出声响。到了第三、四次,我才找到了接近法西斯阵地的路。雾非常浓,我轻手轻脚地爬到铁丝网旁。我能隐约听到法西斯分子在战壕里面说话、唱歌。然后我警觉地听到几个法西斯分子朝我所在的山这边过来,我侧卧在一簇突然感觉十分矮小的树丛后面,并悄悄地端起我的来复枪。然而,法西斯分子分成两路走开了,根本都没进入我的视线。在我藏身的树丛后,我看到前面战斗留下的物品——一堆子弹壳,一顶带有弹孔的皮帽子,还有一面红旗,显然是我方部队的旗帜。我把旗子带回我们的阵地,之后它却被无情地撕成了若干块抹布。

  刚抵达前线,我就被任命为下士,或者叫做cabo(班长),并负责指挥一支十二人的队伍。这个小分队只是一群毫无训练的乌合之众,成员基本上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民兵中,年仅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到处可见,他们通常是来自法西斯占领区的难民。让他们参加民兵,也是养活他们的最简便的办法。通常,他们会被安排在后方从事轻松的工作,但有时他们也会设法逐步地进入前线。在前线,他们给大家造成了威胁。我记得有个小混蛋将一颗手榴弹丢到防空壕的火堆里,事后还说那仅仅是“为了开个玩笑”。在波切洛山(Monte Pocero),我虽然认为那里的任何人不会小于十五岁,但大家的平均年龄肯定不到二十岁。这种年龄的孩子根本就不该被送上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长期睡眠不足,在前沿战壕中缺觉那可是家常便饭。起初,要想让我们的岗哨在夜晚正常执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这个小分队的坏小子们,你只有把他们从防空壕里拖出来才能把他们弄醒,然后就在你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们便离开岗哨,重新溜进了防空壕。有时候,尽管天寒地冻冷得可怕,他们竟然也能斜靠着战壕壁酣然入睡。幸运的是,敌人也同样缺乏进取精神。在我看来,在许多个夜晚,我们的阵地完全有可能被二十个拿气枪的童子军攻占,此外,二十个拿着羽毛球拍的女童子军说不定也能干成这件事。

  在那时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泰罗尼亚的民兵始终坚持自己在战争开始时的立场。在佛朗哥政变的早期,各种工会和政党大都匆匆忙忙地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每一个民兵组织实质上就是某个政治组织,它们效忠于自己的政党,有如效忠中央政府。人民军——在名义上是一支“非政治”派别的部队,但它从组建开始就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常规阵线(ordinary lines)——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建立的,该党的民兵从理论上来说也已合并到人民军中去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一切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新组建起来的人民军的大部分人马迟至六月才开赴阿拉贡前线。在此之前,整个民兵制度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个士兵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他完全可以这么做,每个民兵部队都相当于一个民主政体,而非等级组织。命令应当被执行,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也大家都能了解的。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N.C.O.),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军官们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当然,这种平等还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不过我得承认,我对最初见到的前线军事进展感到十分惊骇。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赢得战争呢?这也是当时人人都在谈论的话题。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加指责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民兵部队实际上已经够好的了。一支现代化的机械部队并不是从地面上冒出来的,如果政府坐等现有的部队完全训练好了才投入战斗,那么佛朗哥的进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击。此后,指责民兵成为一种风气,甚至连训练不足和武器奇缺的责任也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中的平均主义制度。事实上,任何一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都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一支军队在草创时期全都必然如此。事实上,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最初预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也是同样应该被自愿执行的。这种纪律建立在忠诚于本阶级的基础上。相反,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最终是建立在强制和恐惧的基础之上。(取代民兵的人民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其他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友好态度对他进行劝导。从未管理过士兵且愤世嫉俗的人会立刻指出,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是“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要靠政治觉悟来执行——要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人民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一种颂扬。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民兵们能够留在那里。靠的完全就是对本阶级的无限忠诚,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和特殊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但如果有上千人决定离开前线,那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的。要是强征入伍的队伍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在战地指挥部转移之后——恐怕早就作鸟兽散了。而民兵们却仍在固守前线阵地,临阵脱逃者更是极为罕见,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置身马统工党民兵中的四五个月里,我只听说有四个人开了小差,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无疑是间谍,他们来到民兵队伍中完全是为了获取情报。我所带领的新兵队伍,最初显得混乱不堪,从未经过训练,任何一项命令都要至少争吵五分钟才能得以执行,这一事实令我十分惊骇和恼火。我具有英国式的军事观念,而毫无疑问,西班牙军队完全不像英国军队。然而,我认为,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他们比起预期的要好得多。

  同时,柴草问题——永远是柴草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日记中可能无时无处不提到柴草,或严重缺乏柴草的问题。我们的阵地高处海拔大约两千至三千英尺,正值隆冬,寒冷是不言而喻的。气温倒是没有低得太过分,有些夜晚甚至没结冰,冬日的阳光在中午还常常会灿烂上个把小时。但即便如此,我也敢向你保证,那天气还是令人难以忍受。呼啸的寒风会不时掀掉你的帽子,把你的头发吹得东倒西歪。浓雾会如同液体一般随时涌进战壕把寒冷渗进你的骨髓。这里经常下雨,即使只下一刻钟,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石灰岩上的那层薄土会迅速变得油脂般的滑腻,因为你总是要在这种斜坡上行走。在黑夜里,我每走出二十码的距离,差不多就要摔倒六次。而这很危险,因为这会造成枪走火或让泥土堵死枪管无法使用。许多天来,每个人的衣服、靴子、毯子和枪上差不多都被弄上一层泥巴。我通常穿上我能扛得住的所有厚衣服,但许多人只能有少得可怜的衣服遮体御寒。我们阵地上的大约一百人,总共只有十二件厚外套,这些外套必须在哨位上相互接递,大多数人只有一条毯子。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开列了一份我身上所穿衣服的清单。(展示一下一个人的身上究竟能够穿着多少件衣服)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同时穿在身上的是:一件厚背心和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头衫、一件羊毛夹克衫、一件猪皮夹克衫、一条灯心绒裤子、一副皮绑腿、一双厚袜子、一双靴子、一件结实的军用短上衣、一条围巾、一副马具革手套,还有一顶羊毛针织帽子。然而,我仍然哆嗦得像一团肉冻似的。我得承认,我对寒冷异常地敏感。

  柴草是此时最急需的东西。柴草问题的症结在于,实际上根本就找不到柴草。在我们的这座可怜的山上,即使季节最好的时候也长不出多少草木,而好几个月来这里仅有的干柴枯草早就被冻坏了的民兵们搜索殆尽了,结果是,任何哪怕只有手指般长的草木都被弄来烧火了。除了吃饭、睡觉、站岗或干重活太累以外,我们都会去阵地后面的山谷中搜寻柴草。我对于那个时期的所有记忆都是关于在几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寻找,越过那些会把靴子划成碎片的锯齿状岩石,如饥似渴地扑向枝条稀疏的小灌木丛等等情景。三个人搜寻上好几个小时,只能搜集到能够在防空壕里勉强燃烧一个小时的柴草。搜寻柴草的强烈欲望使我们变成了植物学家。我们能够根据燃烧状况辨别山坡上的每一种植物。多数灌木和烟草比较容易燃烧,但在数分钟内就会燃烧殆尽;野迷迭香和细小的荆豆枝条,火力强也比较耐烧。比醋栗还要矮小的橡树的枝条,几乎很难烧着。有一种干芦苇非常适合点燃火堆,但它只生长在我们阵地左边的山头上,你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把它弄回来。如果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一旦发现了你,就会立即对你进行一通猛烈扫射。不过,他们通常在准星定位上有点略微偏高,子弹会像蝗虫般从头顶上空飞过,有时也会击中身边的岩石,你得马上卧倒。但你仍会继续搜集芦苇,与获得柴草相比,其他的一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除了寒冷,其他艰难困苦看起来就似乎根本不值一提了。当然,长期以来我们每个人都显得非常邋遢肮脏。我们的生活用水,如同我们的食物一样,都是靠骡子从阿尔库维耶雷驮运过来的,每个人全天只供应一夸脱左右。这些水极其糟糕,一般不会比牛奶更透明。按规定这水只可饮用不可它用,但我总会悄悄地舀上一小杯用于清晨梳洗。我习惯于头一天洗脸,第二天刮胡子;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同时干完这两件事。我们的驻地上有一种可恨的臭味,在简易防御栏的外面,到处都是排泄物。一些民兵更喜欢在战壕内方便。要是有谁必须在黑暗中经过这些地方的石斛,那才真是让他恶心透了。不过,这些污物从来也没有把我给难为住。人们对于这些污物实在是太大惊小怪了。其实,你会很快就习惯于不用手帕,以及把马口铁罐头盒既用来盥洗也用来吃饭,而且快得让人吃惊。至于和衣而睡,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在夜晚脱衣睡觉,特别是脱掉靴子睡觉,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假如遇到敌方突然攻击,任何人都必须立即起身投入战斗。在连续八十多个夜晚里,我只有三次脱掉衣服睡觉。在白天,尽管我偶尔也真想把衣服脱掉轻松一下,但这种天气即使对于虱子来说也嫌太冷了。可家鼠和仓鼠照样成群结队地到处乱窜。人们常说,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见到这两种老鼠。可是,由于我们这里有足够的食物,随时随地都能见到这两种老鼠的混合编队。

  至于其他物资我们并不匮乏。食物够好的了,还有大量的酒。雪茄仍按每天一盒供应,火柴隔天供应一次,甚至还供应蜡烛。这是非常细的蜡烛,就像插在圣诞蛋糕上的那种,很多人都怀疑这种东西是不是从教堂里抢来的。每座防空壕每天配给三英寸长的蜡烛,大约够点二十分钟。那时还能买到蜡烛,我买了好几磅蜡烛随身携带。后来火柴和蜡烛的奇缺使生活变得有如一场噩梦。你只有在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才会真正感觉到它们的重要。比如说,当警报在夜间突然响起的时候,防空壕里的每个人都会立即翻身而起争相拿起自己的枪,甚至踩踏碰撞到其他人的脸,此时,是否有灯光那就相当于生与死的差别。每个民兵都拥有一个火绒打火机和好几码长的黄色的打火机油绳,通常放在来复枪旁边,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财产。火绒打火机的最大优点是抗风,能在风中点燃。但由于着得太慢,一般不用它来生火。在火柴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点火办法是拔掉子弹头,击发弹壳中的火药,点燃火绒打火机的油绳。

  那时,我们所过的日子确实非常特别——一种战时的特别生活方式,如果你将其称之为战争的话。全体民兵队伍对于这种不作为的战争方式都很恼火,并经常为此发生骚动,谁都想知道究竟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发起进攻。事情非常明显,我们已有好些日子没有主动发起攻击了,只有敌人偶尔挑起零星战斗。乔治•柯普在定期巡视阵地时,经常非常坦率地与我们交谈。“这不是一场战争,”他说,“这只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事实上,阿拉贡战线的沉寂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而那时我却一无所知;这种纯粹的军事困境——与后备兵力缺乏全然不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山川地理所决定的。在我们和法西斯分子交战的前线,双方都在自然地理条件最具优势的地方设置了阵地,它通常只能从某一侧接近。如果阵地再挖上了战壕——即使派上一个步兵团也无法攻克,除非派出更为强大的兵力。在我们的这个阵地以及周围的大多数阵地上,只要有十二个人加两挺机关枪就足以击退一支部队的进攻。我们占据着山顶上的有利位置,本该用大炮轰出可爱的印记作个纪念,但这里什么火炮也没有。我常常环顾敌方阵地,并期盼着——噢,这种棋盘是何等急切啊!——几组排炮。那样,只要一个人就能轻松地逐个摧毁敌军阵地,就像用锤子砸开核桃那样轻而易举。但在我们这一方哪怕一门炮也没有。法西斯分子偶尔也会设法从萨拉戈萨弄来一两门炮,并射出有限的几枚炮弹,少得在射程之内都难得找到一块弹片,剩下的弹壳有气无力地落入空荡荡的峡谷中。在既没机枪又没有火炮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三件事:在安全距离——比如说四百码——掘个洞把自己隐蔽起来;在开阔地带进军从而被大批杀死;或者进行小规模的夜袭,而这不会改变战争的整体局面。实际上,真正可供人们选择的只有两条:要么按兵不动,要么自寻死路。

  此外,那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武器装备的极度匮乏。这需要耗费许多精力才能弄清此时民兵的武装程度究竟如何糟糕。英格兰O.T.C.*任何一家公立学校比起我们来都更像一支现代军队。我们的武器装备的低劣程度是那样令人惊骇,以至于我不得不把相关情形细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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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fficer's Training Corps,英国军官训练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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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这个前线小分队中,整个炮兵部队总共只有四门迫击炮,每门炮只有十五颗炮弹。当然,这几门迫击炮实在是太珍稀贵重了,不能轻易使用,多数时间留在远离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机枪与民兵人数的比例是一比五十,这些机枪比较陈旧,但在三百至四百码的范围内命中率还算比较高。此外我们就只有来复枪了。大部分来复枪都快锈蚀成废铁了。尚能勉强使用的来复枪只有三种了。一中是长筒毛瑟枪。其中使用时间少于二十年的极为罕见,瞄准器就像是路边锈蚀的计程铁桩,其中大部分都锈蚀得根本无法使用了:每十枝当中只有一枝还能勉强使用。另一种是短筒毛瑟枪,或者称为骑步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骑兵武器,比其他枪支更受欢迎。因为这种枪更轻,更便于携带,在战壕里使用不大会出麻烦;当然,也因为它相对较新,看起来似乎不错。其实这种枪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所有这些步枪都是由各种杂七杂八的部件拼凑而成的,没有一个扳机是这支枪的原装配件,其中四分之三的枪支最多射击五次就要发生卡壳。有一些温切斯特来复枪,用起来倒是挺好,就是准头儿极差,而且弹膛上不带子弹匣,每次只能开一枪。弹药是那样的宝贵,以至于每个士兵只能发给五十发子弹,其中大部分还糟得出奇。西班牙生产的子弹壳是再次填充火药重复利用的,能卡住最好的来复枪。墨西哥产的子弹要好一些,因此都被留给机枪了。德国生产的子弹是最好的,但这只能从俘虏或逃兵那里才能得到,所以数量很少。我总是在兜里揣上一匣德国或墨西哥制造的子弹,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实际上,即使遇到紧急情况我也很少开枪,因为我实在担心发生令人头疼的卡壳或者某颗子弹突然走火之类的事情。

  在我们民兵部队中,没有钢盔,没有刺刀,甚至几乎没有左轮手枪或其他手枪,平均每五至十个人才能拥有一枚手榴弹。我们在这一时期所使用的手榴弹,那才是一种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名叫“F.A.I.手榴弹”。它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在战争初期制造的。它模仿米尔斯式(卵形)手榴弹的外形,但不用保险销而是使用拉火索。使用时,你必须拉断拉火索,然后尽可能以最快速度将它扔出去。一般地说,这种手榴弹的表现是非常“公平”的,它既可能在那边的敌人中爆炸,也可能在这边投弹者的手中爆炸。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手榴弹,它们更为原始,但相对稍稍安全一些——我的意思是,这仅仅对于投掷者而言。直到三月下旬,我才首次见到一枚像样的手榴弹。

  除了武器,其他必备的军需品也同样短缺。比如说,我们既无陆图也无海图。西班牙大地从来也没有被充分地勘察过。我们有关这一地区的唯一的地图,也是老掉牙的军用地图。这种地图还大都掌握在法西斯分子的手中。我们没有测距仪,没有望远镜,没有潜望镜,除了极少数人自有的民用望远镜根本没有军用野外望远镜。我们没有照明弹或维利式信号弹*,没有钢丝钳,没有军械士**所需的工具,甚至连任何清洁工具都难以找到。西班牙人似乎从未听说过清洁枪筒用的绳刷,在我轻松地制造出来一个之后,他们惊奇得不得了。此前,当你需要清理自己的枪管时,只能把它交给军士,他会用一根长长的铜质推弹杆——总是七歪八扭地——来回刮擦膛线。这里甚至没有擦枪用的机油。要是找到橄榄油,那就用橄榄油来擦枪。在不同时期,我曾不得不用凡士林、护肤霜,甚至猪油来擦枪。这里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我确信,当时在我们周围的整个前线地区都找不到手电筒这种东西。能买到手电筒的最近的地方是巴塞罗那,而即使在那里,购买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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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美国海军军官爱德华•维利(1847—1910)发明的一种有色信号弹。——译者

  ** 指维修所在部队或军舰的轻兵器,以及给战斗机装配弹药的技术军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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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响彻山谷的断续枪声,我开始越来越疑虑,并很想知道会不会发生点什么事能给这种扭曲的战争生活带着一点生机,甚至哪怕有一丝死亡。我们此时与之奋斗的是肺炎,而非那些敌人。敌我双方的战壕相距至少五百码,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人被击中。当然,人员伤亡总是有的,但大多是我方自己造成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初五个伤员都是被我们自己的武器伤害了的——我并非说这是故意的,而是由于意外或粗心大意。我们的破烂枪支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品。有些枪简直糟透了,枪托稍稍一碰地马上就会走火,我亲眼看到有个士兵就是这样伤了自己的手。而且,许多未训练的新兵经常在黑暗中相互误击。有个晚上,甚至还没到黄昏时分,一个哨兵就在只有二十码左右的距离向我开枪射击。不过偏出了足足有一码。鬼才知道:西班牙人糟糕的射击标准究竟有多少次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在雾蔼中巡逻,行前曾再三叮咛过值班队长,返回时千万不要发生误会。但在返回时我被一株灌木意外绊倒,哨兵闻声后惊慌失措地高声大叫法西斯分子来了,同时我也有幸听到值班队长命令大家,用密集的火力向我所在的方位射击。当然,幸好我是被绊倒在地的,子弹从我身体上方飞过,没有造成意外伤害。没有什么能让西班牙人,至少是年轻的西班牙人相信,武器是危险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次我正在准备拍摄几张枪口对准相机的机枪手照片。

  “别开枪!”我在给相机调整焦距的时候,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道。

  “哦,不!我们不会开枪的。”

  可是,话音刚落就传来了震耳欲聋、极为可怕的机枪射击声,一串串子弹紧贴着我的面颊飞过,火药的喷射气流犹如多股鱼叉扑面而来,我顿时感到满脸刺痛。其实,机枪手们并非蓄意伤害我,他们只不过是想跟我开个大一点的玩笑而已。就在几天前,他们曾亲眼看到有个赶骡人误遭一个民兵部队政治代表的意外伤害:政治代表用自动手枪戏弄赶骡人,结果让这个倒霉蛋的肺部钻进了五粒子弹。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这支部队所使用的很难记住的口令,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危险之源。那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双重口令,一个单词必须与另一个单词相呼应。口令通常使用那些令人振奋和充满革命精神的词汇,比如Cultura(文明)—progreso(发展),或Seremos—invencibles(不可战胜的),一般地说,要想让那些不识字的哨兵记住这些傲气十足的词汇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记得,有个晚上的口令是Cataluna(加泰罗尼亚)—heroica(英勇的),一个名叫海梅•多梅内奇的圆脸农家少年走近我,满面困惑地要求我加以解释。

  “Heroica——heroica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它和valiente(勇敢的)的意思一样。没过多久,当这位少年正在黑暗的壕沟中蹒跚而行时,哨兵喝道:

  “Alto(站住)!Cataluna!”

  “Valiente!”海梅叫道,他确信自己回答的是正确口令。

  砰!

  幸好,哨兵没有打中他。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也许都曾误会和错怪过其他人,这是情有可原的。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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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我来到前线大约三个星期的时候,一支由英国独立工党派遣的二三十人的民兵志愿者小队,从英国的本土出发,来到了阿尔库维耶雷。为了把前线上的所有英国志愿者集中编队,我和威廉也参与其中。我们在奥斯库罗山的新阵地,西去数十英里就是萨拉戈萨,近得甚至能够看到萨拉戈萨。

  在我们的这个阵地上,石灰岩像剃刀背一般突出地面,防空壕以水平状态一直延伸至悬崖峭壁,有如崖沙燕的巢穴。防空壕建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壕内漆黑一片,而且非常低矮,人们根本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弯腰屈膝地跪在里面。在我们左面的山顶上还有两个马统工党的阵地,其中一个是前线每一个男兵都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三位负责烧饭的女民兵。这些女人其实算不上漂亮,但我们发现她们已使这个阵地在清一色男性驻守的众多阵地中非同寻常。在我们右面五百码左右的阿尔库维耶雷要道的转弯处,有一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道路就是在那儿出现拐弯的。每到夜晚,你就能够看到给我们运送给养的车队的串串光柱在阿尔库维耶雷蜿蜒而行。与此同时,法西斯分子阵地的给养来自萨拉戈萨。你能看到西南方向十二英里处的萨拉戈萨,城内建筑物的灯光形成了一条条细长光带,宛如一艘夜航巨轮舷窗中透出的一排排光亮。政府军队从一九三六年八月起就在虎视着萨拉戈萨,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我们这支民兵分队约有三十人,其中包括一个西班牙人(雷蒙,威廉的连襟),还有一打西班牙机枪手。其中也难免有个把讨厌鬼——因为,人人都知道,战争本身就在吸引着乌合之众。这里的英国人则与那些西班牙人不同,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群体。其中最优秀的也许就是鲍勃•斯迈利了——一个著名矿工领袖的孙子——他后来非常无辜和不幸地死在巴伦西亚。关于西班牙人的民族特质,说法很多,但英国人和他们总是能够融洽相处,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我们发现,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熟知两个英语词汇的意义。一个是“O.K.,宝贝”,另一个是巴塞罗那妓女在与英国水手交易时使用的单词,我即使把这个单词写出来,恐怕排字工也不会把它排印出来。

  日复一日,整条战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偶然的子弹啸叫声,或者更为偶然的法西斯分子发射的迫击炮弹爆炸声,这会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爬上堑壕顶部,仔细看看炮弹究竟是落在哪座山上爆炸的。在这里,双方阵地相距稍近一些,大约有三四百码远。他们最近的那个阵地就直冲着我们,阵地上有个配置机枪的碉堡,碉堡上的射弹孔经常引诱人们浪费弹药。法西斯分子通常懒得使用来复枪射击,而是用机枪猛烈扫射任何可疑目标。然而,在首起伤亡迄今的十天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无一伤亡。与我们对峙的是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部队,但据叛逃者说,其中也有一些德国N.C.O.的成员。在前些时候,那里还有摩尔人——可怜的坏蛋,他们从热带来到这里该感到多么的冷啊!——有一具摩尔人的尸体躺在军事无人区的那边,这是我们能够隐约看到的东西之一。在我们左边的一两英里处,战线不再延续,那里是乡村开阔地带,地势低洼,树木茂盛,既没有法西斯分子控制,也没为我方控制。白天双方都会在那里巡逻。对于我们的那些大男孩来说,到这种地方巡逻,倒是一种不坏的娱乐。不过,我从未看到法西斯分子在靠近我们数百码的地方巡逻。通过匍匐爬行,你可以穿过法西斯分子的防线接近敌人后方,甚至能够看到农庄上飘扬着的君主制旗帜,那里是当地法西斯分子的司令部。我们偶尔也会对那里来一次来复枪齐射,并在敌人的机枪瞄准我们之前溜进掩体。我希望我们击碎了那里的一些窗户,但它距离我们至少八百米,用我们的这种来复枪射击那么远的目标,只怕是连老大的房子都未必能够击中。

  在大多数时候天气总是晴朗和寒冷的,有时太阳也会在中午露一下面,但仍然很冷。在向阳的山坡上,到处都能看到野番红花的绿色苞芽和鸢尾属植物从泥土中探出头来,很显然春天已经来了,只是来得非常慢。夜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冷。我们从岗上下来,都会去伙房里掏点尚在燃烧的炉烬,然后站在滚烫的余烬上焐脚。这对自己的靴子来说很糟糕,但对自己的双脚来说却很有好处。不过也有很多早晨,黎明的曙光会从群山的顶部照射过来,在这些不敬神的日子里,早点起床也似乎有些值得了。我恨山,尽管景色很壮观。有时候,晨曦为我们身后的群山阻挡,一道道奇长无比的金光,如同宝剑劈向黑暗,接下来,逐渐增强的光芒和火红色的云海渐渐地向远处延伸,直至无限。为了观赏这样的景色,即使你得熬个通宵,即使你站得双脚发麻失去知觉,即使你明知还得继续饿上三个小时,所有这些全都是值得的。在那次战役期间,我观赏晨曦的次数,比有生以来其他时候观赏的总数还要多——也许还得包括未来岁月,我想。

  我们这里编制不足,这意味着要站更长时间的岗和更加疲惫不堪。我那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睡眠不足的困扰,因为即使在这种最平静的战线上,此类情况也是无可避免的。除了站岗和巡逻之外,无论如何你都无法在一个兽穴般的地方安然入睡,况且你的脚正被冻得有如针刺。在前线的最初三至四个月里,我记得自己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次数不会超过十二次,可我得到充分睡眠的次数同样也不会超过十二次。每个星期只睡二十至三十个小时,这是家常便饭。长期睡眠不足的后果,其实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糟。只不过是人会变得愚笨木讷,上下山执行任务变得更艰难,但自己的自我感觉还算好。我们总是经常感到饥饿——上帝呀,真饿啊!所有的食物看上去都不错,哪怕是没完没了的蔬菜炖扁豆也很好。这些都是每个在西班牙待过的人,临走时看都不想看的东西。至于我们的生活用水,,水源距我们这里有数英里远,完全是靠骡子或矮小而又经常遭到虐待的毛驴驮来的。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阿拉贡的农民待他们的骡子疼爱有加,而待他们的小毛驴简直是太残忍了。如果哪一头毛驴不想往前走,农民们的通常做法是狠狠地踢它的睾丸。蜡烛已经停止供给,火柴配给也日渐减少。西班牙人教会我们用牛奶罐、弹药桶和破布制作橄榄油灯,只要有一点橄榄油(通常很难弄到),这种灯就能被点起来,摇曳的灯火上方直冒黑烟,亮度只有烛光的四分之一,只够勉强看得见自己的来复枪的所在位置。

  看来已经无望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了。在我们的部队离开波切洛山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子弹匣,发现在最近三个星期里,我只对敌人开过三次枪。有人说,打死一个敌人至少要耗费一千颗子弹,按照这个说法计算,如果我要消灭第一个法西斯分子,至少也得花上二十年的时间。在奥斯库罗山,双方的阵地更靠近,开枪的频率也更高,但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从未击中过任何人。事实上,在这儿的前沿阵地和战争的这个阶段,真正有用的武器并非来复枪,而是扩音器。因为既然用来复枪无法杀死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那就改用冲着对面阵地大喊大叫的办法来整敌人。这种作战方法是十分特别,以至于需要对其稍加解释。

  无论在何处,只要敌我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叫一声对方就能听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会日夜不断地向对方进行高声咒骂。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恋!”法西斯分子则高呼:“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他们知道对面是英国人时便高喊:“滚回老家去,你们这些英国佬!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在民兵中,特别是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党派成员,他们力图破坏敌人士气的宣传性喊话,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常规技巧。每一个占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机枪手,都被赋予了喊话任务,并且都发了扩音器。他们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们解释,你们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雇佣兵,你们是在与自己的阶级作战,等等,等等,并敦促对方赶紧弃暗投明往我们这边跑。这些话语由轮番替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甚至持续通宵。这种喊话是有作用的,人们对此几乎不存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逐渐增多,与这种宣传性喊话有很大关系。完全可以想象,站在敌方某个哨位的某个可怜的家伙——很可能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冻僵了,听到“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的口号在黑暗中反复响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促使他决定是否应该叛逃。当然,这样的做法不适合英国人的战争观念。我承认,在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也非常反感。天下竟然会有试图转变敌人的观念而非对敌人开火这样的离奇古怪的事情!不过,现在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阵地战中,如果没有火炮,那就很难避免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己方也要付出同样的伤亡代价。如果你能以策动叛逃的方法削弱敌方群体,那是再好不过了。叛逃者实际上比敌人尸体更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但在刚开始时,我们都曾为此深感不安,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太不严肃。在我们右边地势稍低的那个地方,有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那里有个该党男子在从事策反工作方面简直像个艺术家。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这边吃的食品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他所列举的政府配给,带有相当多的想象的成分。“奶油土司!”——谁都能够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土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许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二月的一天,我们发现一架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正在向我们的阵地逼近。像往常一样,机关枪被拖到空旷处,枪管竖起,每个机枪手都仰卧操作,力求瞄得更准。一般地说,我们这些孤立的阵地根本不值得轰炸,少数经过我们上空的法西斯分子的飞机通常会绕飞,以避开机枪火力。这一次敌机倒是直接飞了过来,可是飞得太高,超出了机枪的射程;不一会,飞机不是投下炸弹,而是投下白色闪光的东西,并在空中不停地翻滚。有一些落到了我们的阵地上。原来是法西斯主义者报纸《阿拉贡先驱报》的复印件,报纸宣称我们的在马拉加失守了。

  那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夭折的进攻。我刚刚躺下睡觉,尚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射击声,随即有人在防空壕里高声大叫:“他们进攻了!”我翻身抓起来复枪,跑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在阵地的最高点,机枪位的旁边。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射击声宛如恶魔一般。关于敌方火力,我推测大概有五挺机枪对我们开火。法西斯分子那边发出了一种可怕的爆炸声,那是他们有人以一种白痴般的方式把手榴弹投在了己方的胸墙上。夜空极度黑暗。在我们左面的山谷中,我看到了来复枪发出的绿色火焰,那里有一小队法西斯分子,很可能是在巡逻,他们从侧面向我们发起攻击。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爆炸——尖啸——爆炸。一些炮弹呼啸着飞来,但落地点离我们还远着呢。如同以往常见的那样,敌人扔过来的多数炸弹都没有爆炸。接下来,我们开始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我们的背后的山顶上又有一挺机枪在射击——实际上是调上来支援我们这一方的,可当时感觉我们似乎已经被包围……不久,我们的机枪又被卡住了,它好象被糟透了的弹药堵惯了似的,更麻烦的是推弹杆也在黑暗中丢失了。显然,大家除了站着挨打什么也做不成了。西班牙机枪手们对于隐蔽持蔑视态度,实际上就是故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仍然非常有趣。确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暴露在战火之中,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发现自己被吓得冷汗直冒。我注意到,当遭遇重火力攻击的时候人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你最害怕的不是被打中,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被打中。长时间地紧绷神经,不知道子弹会击中哪个部位,这会给你的整个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双方交火一两个小时后,敌方火力渐渐减弱,以至停止。其间我们仅有一人负伤。法西斯分子将一些机枪前移至军事无人区,但留出一段安全距离,也无意于将枪口对准我们的胸墙。事实上,法西斯部队并不是真的发动进攻,主要是为了枪弹齐鸣,制造欢快气氛,庆祝他们夺取马拉加。此事的重要之处在于,教会了我万万不可轻信报纸刊登的战时新闻。一两天之后,许多报纸和广播都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一支拥有大量骑兵和坦克的强大法西斯部队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场是在一处近乎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在法西斯分子最初宣称我们失守马拉加的时候,我们把这则消息当作一个谎言。但第二天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谣传,大概又过了好几天,此事方才得到了官方的证实。仅就事件过程而言,整个不光彩的故事——守军如何没放一枪就撤离了马拉加,意大利人的暴怒没能发泄在撤退的对方军队身上,而是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市民身上,市民们被意大利人用机关枪驱赶出一百英里远。这则新闻让整个战线都感到扫兴,因为,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民兵中的每个人都确信,马拉加的失守应该归咎于背叛行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背叛行为或目标分歧的谈论,也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对这场战争的茫然和疑问,而此前我却认为正确和错误全都是那么简单。

  在二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奥斯库罗山,与在这一战区的其他所有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一起,成为围困韦斯卡的政府军的一部分。这是一段五十英里的行程,我们乘卡车穿过寒冷的平原,道路两旁修剪过的蔓生植物尚未发芽,越冬大麦刚从高低不平的土壤中露出细细的叶尖来。我们的新阵地距韦斯卡大约四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韦斯卡的点点灯火,以及有如玩具般的各种建筑物。几个月以前,在谢塔莫被攻克之后,政府军的总指挥极为乐观地说道:“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们虽然发动了惨烈的进攻,却并没能够攻克这座城镇,而“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壮语则成为全军的笑料。如果日后我能够重游西班牙,我会专程前往韦斯卡喝上一杯咖啡。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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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韦斯卡东边,直到三月底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简直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无事,而敌人离我们只有两百米远。法西斯主义者被赶回韦斯卡以后,共和军控制了这部分战线,但并没有急于向前推进,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口袋状的战线。后来共和军曾被迫向前推进——这在对方火力下可是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目前,敌人好象完全不存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对付寒冷和弄到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不少事情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接下来我将记述其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将首先从政府军的立场说起,讲述国内的政治形势,并尽可能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

  起初,我忽视了战争的政治意义,直到这时才迫使我不得不注意它。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毫无兴趣,请跳过这些内容不读,正因为如此我才将其中的政治部分列为单独的一章。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谈论西班牙战争。因为,它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不紧扣政府军阵营内部各种政治党派的斗争,那么战争爆发第一年的任何事情都会让人感到无法理解。

  在我刚到西班牙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政治形势既无兴趣,也不甚了解。我只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我赞同《新政治家报》的这一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文明,反对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Blimps)上校部队的疯狂进攻。巴塞罗那的革命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并不想去理解它。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等诸如此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各种政党和工会的名称,只是让我感到厌烦和愤怒。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缩语似乎正在泛滥成灾。我只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名叫P.O.U.M.的组织(其实我只是加入了属于P.O.U.M.的民部队,并未参与他们的其他事情,因为在到达巴塞罗那时碰巧我只带着英国独立工党的一纸介绍信),但我并没有弄清它与其他政治党派之间有着严重差别。在波切洛山,当人们指着左边的位置告诉我“那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意思是P.S.U.C.的人员)时,我感到困惑不解,说道:“难道我们不都是社会主义者吗?”我认为,大家都是拼死战斗的人,居然还存有党派之见这太愚蠢了,我的一贯态度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停止无聊的政治争论而在战争中同心协力并肩战斗?”这当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确态度。但这也正是英国报纸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不让人们弄清斗争的真实性质。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确地保持这种态度。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每个人迟早都要站到某一边去。因为任何一个即使对政治党派和对立“阵线”全然漠不关心的人,他自己的命运显然也会被无情地牵入其中。作为军人,他们一方面是反对佛朗哥的战士,但另一方面也是两种政治理论激烈斗争中的棋子。当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时,当我在巴塞罗那骚乱中躲避共产党人的机枪扫射时,当我最后在警察的追捕下逃离西班牙时,我总是在想,这是否就是真正的战争,还是《新政治家报》捏造出来的那种战争,——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特别,因为我是在为马统工党的部队服务,不是站在加联社党的一边。这两套大写字母看起来平常,其实却有天壤之别!

  要想理解政府一方的同盟,那就必须回顾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七月十八日战斗开始后,欧洲每一个反法西斯战士都充满了希望。显然,至少在这里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势不两立,因为多年以来所谓民主国家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日本被允许在中国的东北为所欲为;希特勒已经攫取了权力,开始屠杀各种政治反对派。墨索里尼轰炸埃塞俄比亚之后,五十三个国家(我认为是五十三个国家)明确地发出了“不干涉”的声音。但出人意料的是,当佛朗哥试图推翻温和的左翼政府时,西班牙人民却站起来反对他。这好象是——或者可能就是——潮流的转向。

  然而,有一些事情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首先,严格说来,不应将佛朗哥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他所发动的叛乱,基本上属于贵族和教会支持的军事政变,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它并不是为了推行法西斯主义,而是为了复辟封建主义。这意味着佛朗哥反对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当这些人以现代形式出现时,他们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我们在英国那样仅仅以“民主”和“秩序”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带有——也可以说包含着——十分明显的革命性质。土地被农民夺取,工厂和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会夺占,教堂被拆毁,牧师被赶跑或杀害。而在天主教牧师的欢呼声中,《每日邮报》则把佛朗哥描绘成一个爱国者,使他的国家脱离可怕的“红”祸。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对者不是政府,而是工会。早在起义爆发时,组织起来的城镇工人就号召进行总罢工,并要求分发在斗争中夺取的弹药库中的武器。如果这些仅仅是完全自发和互无联系的行动,佛朗哥也许永远不会进行反击。当然,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很早就预料到起义的爆发,但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甚至根本没打算阻止起义。政府表现软弱,态度游移不定,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更换了三位总理[1]。而且,政府只是勉强地采取一些让工人获得武器以避免形势急转直下的行动,算是对群众的暴力骚乱作出了反应。然而,武器已经扩散开来,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城镇,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装力量(袭击卫队等)的帮助下,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奋力战斗,终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这可能是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例如,自以为是为了改变现状。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夺取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等等,人们也很难相信,作为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实正在保卫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中央集权化的虚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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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罗加、巴里奥斯和希拉尔,前两位拒绝把武器分发给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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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工人手中掌握着武器,他们在这一时期拒绝交出武器。(据说即使在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农民夺取。工业和交通部门出现集体化运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雏形,用工人巡逻队取代了支持资本家的旧警察,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武装,等等。当然,这一进程并没有在各地同步发展起来,加泰罗尼亚是最先行动起来的。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有的甚至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并存。在一些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公社,有的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镇压下去。在加泰罗尼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大多数关键性的工业部门。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不只是内战,而是革命的开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主义新闻媒体却将其遮遮掩掩。问题被狭隘地解释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斗争”,而革命的一面则被尽可能地掩藏起来。在英国,新闻更为集权化,公众更容易受到欺骗,人们公开谈论的只有两种西班牙战争:右翼的称之为基督教爱国者与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左翼的称之为温和派共和人士镇压军事革命。而核心问题则被成功地掩藏起来。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分子的新闻媒体散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谎言,善意的宣传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防止西班牙“赤化”。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国的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外,整个世界都在下决心防止西班牙出现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它仰仗苏联的支持,全力反对进行革命。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在这个阶段进行革命必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西班牙革命的目标不是由工人来掌握权力,而是在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自由派”资本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资。例如,巴塞罗那公共运输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英国资本,而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给予外国资本以任何补偿,即使给予,也少得可怜;如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上风,则将能够保证外国投资的安全。因为如果革命被粉碎,就会使事情大大简单化,如同什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每个事件的真实意义就可以被掩藏起来,权力从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转移都可能意味着那是军事改组的必要步骤。最后产生的结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内,则没有人怀疑这里发生了革命。即使处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执行反对革命的政策的加联社党的报纸,也都在谈论“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媒体则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并没有发生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件,或者,换言之,即使发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用《每日工人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的话来说,只有那些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才会说西班牙人正在进行社会革命,或者说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兹,一位巴伦西亚政府的成员,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宣称,“西班牙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和宪法文本,而是为了……革命。”如此看来,那些所谓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员,而我们正是为政府而战的。一些外国反法西斯报纸甚至附和这类可怜巴巴的谎言,佯称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为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类的教堂遭受破坏乃是势在必然,因为这很容易被理解,西班牙教堂是资本家社交频繁的场所之一。在西班牙的六个月中,我只见到过两座未受破坏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允许重新开放和举行仪式。

  但是,这毕竟只是革命的开始而非终结。工人,自然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佛朗哥尚在门前叫战,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还依附在他们那边。国家处于转型状态,要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么回到往常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时期。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他们想保住这些土地,不让佛朗哥获胜,所有的大工业都已经被集体化了。然而是继续实行集体化,还是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最终要看哪一方掌权。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确声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巴列罗领导,包括代表劳工总会(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劳工联盟(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工团主义联盟)的部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实际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务委员会[1]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自治政府重组,以便代表工会和各种左翼政党。但随后政府的每次改组都是向右翼方向发展。首先是马统工党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取代,不久全国劳工联盟被挤出政府,然后是劳工总会,接着是全国劳工联盟被自治政府推出门外,最后,即战争和革命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完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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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omité Central de Milicias

  Antifascistas.代表按比例从各组织成员中选出,九名代表代表工会,三名代表加泰罗尼亚自由党,两名代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马统工党、西班牙共产党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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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右转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到十一月,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其他国家都没有以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挽救共和国政府。墨西哥显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苏联相应地处于支配地位。人们对下述说法没有丝毫怀疑:“防止革命,否则你就得不到武器。”反对革命的第一步是将马统工党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驱逐出去,这是在苏联的命令下采取的行动。尽管有人否认苏联政府直接施加了压力,但这无关宏旨,因为可以说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听苏联的。无可否认的是,西班牙共产党是主要的推动者,先是反对马统工党,后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卡巴列罗派的社会主义者,直至全面推行反对革命的政策。一旦苏联进行干预,共产党人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其一,他们对苏联提供武器感激不尽,而且共产党事实上看起来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国际纵队到达之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其二,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1]其三,共产党人所宣称的非革命政策,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极端主义者恐吓的人。例如,可以轻易地团结富裕农民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化政策。其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主要是店主、官员、军官、富裕农民等中产阶层中快速发展。战争基本上是一场三角斗争。与佛朗哥的战斗仍在继续,但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却是夺回工会手中掌握的权力。这主要是通过采取一系列细微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却又很精明的行动来完成的,也就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令人听起来刺耳的政策。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全面的反革命活动,几乎不需要使用武力。在一种无须过多解释的观点影响之下,工人总是被迫就范:“如果你不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将输掉战争。”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凡是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工人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一观点不言自明,因为革命派政党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战争的失败:如果战争失败,那么所谓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将变成毫无意义的词语。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集体化进程受到压制,地方委员会被废除,工人巡逻队被禁止活动,战前的警察队伍被恢复并被迅速扩充、添加装备,工会控制的各种主要工业部门被政府接管(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并由此引发五月战斗,就是其间发生的事情)。最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工会建立的工人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人民军中去,成为半资产阶级阵线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这支军队有不同的工资级别、不同的军阶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全面的军事改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实行这种变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让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共产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则。当时出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运动,就是为了故意破坏革命初期的平均主义精神。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几个月内多次到过西班牙的人,都说他们所到的几乎不像是同一个国家。它已从一个至少在外表上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别鲜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九三七年秋,“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公开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战争初期被认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国外的议员门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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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贡前线几乎没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我所见到的唯一的苏联武器是一挺机关枪,有些飞机可能是苏联生产的,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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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联想到这个过程始于法西斯主义以某种形式对资产阶级和工人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暂时联合的话,整个过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种联合被称作“人民阵线”,基本上是敌对派别之间的联合,它似乎总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结束。在政府的各个派别之中,共产党人不代表极左派,而是代表极右派,这是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这在西班牙之外的国家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共产党明确表示,真正的共产主义暂时必须被当做一种反对革命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所有政策均从属于保卫苏联(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结盟。这种结盟其实对苏联于事无补,除非法国资本主义强大,所以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共产党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着马赛曲前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终止在法国殖民地进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传。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曾经宣布法国工人决不受骗去与德国的同志进行斗争[1],然而没过三年时间,他就变成了法国最高调的爱国主义者之一。任何国家共产党人的行为,均与该国的对苏军事关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潜在的)息息相关。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还不明确,英国共产党仍然对国民政府持有敌意,公开反对重新武装。然而,如果英国与苏联结盟或者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关系,英国共产党人就会像法国共产党人一样别无选择,只得成为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这种迹象早已存在。苏联的盟友法国将坚决反对邻国进行革命,将竭尽全力防止西班牙属国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产党人“阵线”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据传,《每日邮报》接受了莫斯科红色革命的资助,坚持错误道路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恃无恐。实际上,西班牙共产党是最先起来防止革命的。当右翼完全控制政权之后,他们表现得比自由派更愿意对革命的领导人穷追猛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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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35年3月在议会下院的发言。

  [2] 弗朗兹•博克瑙的《西班牙战场》对政府与各党派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请参阅。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最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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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图勾画西班牙革命第一年的大致情形,因为这会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任何其他时期的形势。但我这并不是说我在二月份就已经形成了上述所有观点。首先,最能启发我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同情心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政治意义使我感到厌倦,我自然而然地强烈反对我听得最多的观点,如马统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观点。我所加入的民兵组织中的英国人大多是英国工党的成员,其中还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数比我自己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韦斯卡前线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曾被迫连续几周置身于没完没了的政治辩论之中。在我们所驻扎的农家透风发臭的谷仓里、在闷热昏暗的防空洞中、在夜半冰凉的胸墙后面,对立的“阵线”各派一再进行激烈辩论。西班牙人也是如此,我所见到的大多数报纸都表现出了他们长期进行党派斗争的主要特色,为了不附和各种党派所坚持的某些观点,人们不得不装聋作哑。

  从政治理论的观点来看,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三个政党可以大致被称作无政府主义政党。我先是跟随加联社党,它是最重要的政党,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政党,当时就看得出它处于上升势头。

  需要解释的是,当人们说到加联社党“阵线”时,人们实际上说的是共产党“阵线”。加联社党,它组建于战争初期,融合了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在内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现在它完全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依附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正式联合,但共产党人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都被认为是一样的。大致说来,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是劳工总会的政治机构,是社会主义工会。在全西班牙,这些工会的会员约有一百五十万。其中包括各种体力劳动者,但因战争爆发,大量的中间阶层也加入进来。在“革命”初期,各阶层的人都发现加入劳工总会或全国劳工联盟颇有用处。这两个工会集团互相重叠,但在两者之中,全国劳工联盟更明显地表现为工人阶级组织,加联社党则是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店主、官员和富裕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加联社党“阵线”曾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上展开宣传。其基本内容是: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当然,除了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外,马统工党“阵线”与此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这种共产党,只是最近几年来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改变共产党的政策。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工农集团这个早期政党的党员。从党员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小党[1],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重要性在于党员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罗尼亚的据点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集团。马统工党的民兵主要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只有在全国劳工联盟中才有一些影响。马统工党“阵线”的基本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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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据说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数据,对手的估计是这些数字需要除以四。人们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估了自己党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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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无法轻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况下,泛泛而谈的“无政府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涵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全国劳工联盟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越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组织F.A.I.,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加中央政府,甚至背离了他们参加政府时主张的一些原则。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实行议会民主。他们接受马统工党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大致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社会形式的目标方面,这种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队最佳战士的名声而著称。大约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意联合起来,并执行较为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战争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向来就互相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统工党对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来看,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还不如共产党人的“斯大林主义”。不过,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推动两个党走到一起。马统工党在五月巴塞罗那代价惨重的战争中,主要是出于本能站到了全国劳工联盟一边。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唯有无政府主义者敢于替他们说话。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代表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力量。

  这时,大家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不是马统工党的观点。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策,它预见到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自然不必说,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跟随他们。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能够灵活适应战争的进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一成不变,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共产党人吸引中间阶层反对革命,即获得了权力,又迅速发展了党员,在人们看来他们是唯一能够赢得胜利的政党。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合乎逻辑,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在报纸、小册子、海报、书本上进行,攻击性的言辞无处不有。这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报纸La Batalla and Adelante(《战斗》和《前进》),它们对加联社党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没完没了,这让我感到它们过于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后来,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我觉得,马统工党和他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无可责备。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实在缺少更多的机会。与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上毫无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国内也处于罕见的劣势,由于新闻审查主要为共产党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所谓有破坏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课以罚金。就马统工党而言,比较公允的评价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革命、反反复复引述列宁的语录和许多不相干的言论,但他们一般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利用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论战。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动攻击,其内容多只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们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共产党人的进攻方针。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之争。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方面,涉及双方的很多问题均需论及。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的宣传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战争的危险。对此,我虽然始终不赞成,可仍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共产党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宣称马统工党分裂政府力量并不是由于判断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起初只是试探性地说一说,不久就大声地嚷嚷起来。马统工党被说成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把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共产党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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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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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初离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所以,当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根据军事态度来评价一场战争,因为这种态度仅处于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来看,我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观点,他们也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至少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根据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人的情况会是一个好榜样,麻烦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的。“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一般的普通共产党人说三道四,也没有对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有丝毫的不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至于那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败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值得的。我终于开始怀疑,最终是否能因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赢得胜利。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出结论:不同的政策也许适合于不同阶段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两个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个节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共产党人可能在十到十二月期间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战争那还得另作别论。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主张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下来,因为报纸上几乎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因为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生产,部队实行军事化,这些一般路线乍听起来是现实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内在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使战争尽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战争,那就必须放弃实际存在的战争机会。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又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动。结果呢,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可是这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些也许只是一桩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在西班牙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据说英国公众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万英镑,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种宣传海报。罢工和联合抵制等产业行动是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声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式。但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各地工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声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高叫“红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他们就是正确的。自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争取民主的战争”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用心险恶的声音。多年之后,这些共产党人还在劝导好战的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先说“民主是个骗局”,然后再说“为民主而战”,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策略。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苏联的支持,他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呼吁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获得反应。

  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击佛朗哥的后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到一九三七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更是远远超过政府,他控制的军队也和政府掌握的军队大致相当。众所周知,只要后方存在敌对的民众,就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等,这样就不可能向战场派遣更多的军队。然而,在佛朗哥的后方,显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区,无论城镇的工人,还是贫穷的农民,人们都会真的喜欢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实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拢,政府具有的优势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说明一切。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当然,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多么快意!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在于打破人们对于英法资本主义的空想。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让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非革命的战争,而这种政策倾向必然会使政府接连遭受重挫。像这类战争,必须要通过加强武器装备才能取得胜利,例如,最终靠的是源源不断的武器供给。苏联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赠国。但它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地理位置却十分不利。这一切也使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前景也许比听起来更加虚无缥缈。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政策是错误的,我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对战争的影响来看,我并不希望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再希望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我希望这场战争可以以任何方式来取得胜利。当然,我们无法预料可能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政府也许再次转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许能够团结一致争取解放,英国人也许决定收买意大利,战争也许只要直接通过军事途径就能或获得胜利,——所有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我希望上述观点成立,时间将会证明我的这些判断是分毫不爽或谬之千里。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也根本没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我常常想到巴塞罗那的那张征兵海报,它诘问过路人:“你为民主做了什么?”想到这里,我只能回答:“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在刚刚加入民兵那会儿,我曾希望自己能够消灭一名法西斯分子,——毕竟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就会很快被消灭掉——可我至今也没有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也想去马德里。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前往马德里参加战斗。这可能意味着加入国际纵队,因为那时马统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部队,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部队也不再有以前那么多了。

  当然,现在人们只能待在阿拉贡前线,但我告诉每一个人,等到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许会加入国际纵队,那将意味着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劝我放弃这种念头,但没有人试图进行干预。非常明显,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在马统工党内几乎不存在任何异端思想,但只要没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受到处罚。我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严厉批判马统工党的“路线”,却从来没因此惹祸上身。我想,对于大多数民兵来说,谁都希望成为一个政党的成员而没有任何压力。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可在马统工党遭到镇压后,我还是感到极为惋惜。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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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往常一样,我们的日常任务——尤其是晚上——依然是站岗、巡逻和挖掘战壕。到处都是泥泞、雨水、呼啸的寒风,还有间或飘落的雪花。直到进入四月,晚间才渐渐地显得稍微暖和一些。在比这里海拔更高一些的地方,三月里的天气有点类似于英国,清澈无云的蓝天和令人心烦的料峭寒风。越冬大麦长出了一英尺高,樱桃树上萌出了深红色的芽(这里是因战争而废弃的果园和菜园),如果留意一下沟渠的话,你会发现紫罗兰和野风信子,它们干瘪得有如可怜的圆叶风铃草的标本。在我们阵地的后面,有一条水流清澈碧绿、泛着串串小水泡的可爱小溪,我自来到前线后首次见到如此明亮洁净的水。有一天,我咬紧牙关,慢慢地蹚入溪中洗了个澡,这是我六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洗澡。这也许不能叫做洗澡,实际上只是用溪水稍稍擦了一下身体,因为这溪水是山上刚刚融化了的雪水,仅比冰点略高一些而已。

  与此同时,整个战线平静无事,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这里的英国人已经习惯于说,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一场血腥的哑剧。我们几乎从未受到法西斯分子炮火的直接威胁。唯一的危险来自流弹,因为双方的前线阵地相互交错,流弹可能来自各个不同方向。我们阵地上的所有伤亡都是流弹造成的。亚瑟•克林顿被一颗来路不明的流弹击碎了左肩,胳膊无法活动,也许将终身残废。这里也时常听到炮声,但这显得更无意义。法西斯分子把发射炮弹的轰鸣声和爆炸声,作为一种轻松的娱乐活动。法西斯分子从未将炮弹打到我们战壕前的胸墙上。在我们阵地后数百码的地方有一个农庄,名叫拉格拉尼亚(La Granja)。农庄上有不少大型建筑,被我们这一前线战区征用为军需仓库、指挥部和野战厨房。这里才是法西斯炮手真正想要打击的地方。然而,他们距离这里尚有五六英里之遥,瞄得根本不准,打过来的炮弹最多只能震坏几块窗玻璃或部分墙壁。只有在开火时恰巧接近公路、而且炮弹落在身边时,才会遭遇真正的危险。谁都能够很快学会这种看似神秘的艺术:只要听到炮弹飞行的声音,就能判断出炮弹将会落在离自己多远的地方爆炸。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法西斯分子开的炮真是差劲得可怜。尽管他们的大炮口径达150毫米,但炸出来的弹坑却只有六英尺宽四英尺深,而且每四发炮弹中至少有一发是不会爆炸的哑弹。人们经常能够听到关于有人在法西斯分子兵工厂进行破坏的传奇故事,据说在那些哑弹中,填装的不是炸药,而是碎纸片,纸上写着“红色阵线”。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实际上,这些炮弹已经陈旧得无话可说了。有人曾经捡到一只铜质炮弹引信,那上面标刻的竟是“1917”字样。法西斯分子装备的火炮在质量和口径上与我们的完全相同。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双方都会稍加修理然后再发射回去。据说,有一发炮弹还得了个“旅行家”的绰号,它每天都在双方阵地上空来回旅行,而且从不爆炸。

  夜间,我们常常派出小型巡逻队,悄悄进入军事无人区,潜伏在靠近法西斯分子营地的沟渠中,窃听他们的声响(军号声、发动机轰鸣声等等),并根据这些信息判断他们在韦斯卡的活动情况。在这些地方经常有法西斯部队往返,通过窃听一般都可以弄清其准确数量。我们常常接到特殊指令,监听和汇报教堂里的钟声。法西斯分子在采取行动时常常以钟声作为集合信号。在田野和果园中,有许多荒废的泥糊棚屋,夜间如果你进入泥棚并将窗户堵上,然后就可以从容地划火柴搜索战利品。有时你很可能会从这些泥棚中找到点有用的东西,比如短柄斧头或法西斯分子的水壶(比我们的好得多,大家都想找到一个)。在大白天,你也可以前往寻找,但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匍匐前进。在匍匐爬行时,你会为眼前沃土上的那些早已过了成熟期却没有收割的农作物感到惊奇。去年成熟的庄稼至今还簇立在田里。未修剪的葡萄藤在地面上胡乱攀爬,秸杆上的玉米棒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饲料和糖用甜菜都因逾期不收而变成木头般的硬疙瘩。不难想象,农民们该会如何诅咒交战双方的军队啊!敌我双方都常常派出许多人到无人区去搜索食粮。在我们右边一英里处,敌我阵地更为接近,双方阵地之间有一大片马铃薯田块,那里也是双方人员经常出没之处。我们一般在白天去那里,而法西斯分子则只敢在夜间前往,因为这里处在我方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使我们感到特别恼火的是,有一个夜晚,法西斯分子倾巢而出,把这里的马铃薯全部挖走了。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又找到了一处种植马铃薯的地块,但那儿几乎没有任何可供隐蔽的东西,你必须平趴在地上扒拔马铃薯——这是一项十分累人的差事。如果敌人的机枪手一旦发现了你,你就必须像一只想从门缝下钻出去的老鼠那样紧贴地面,子弹会把你身后几码远的地方搅得泥沙飞扬。即使如此,这么干仍是划得来的。当时的马铃薯很稀缺,如能弄回满满一袋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拎进厨房换取整整一水壶咖啡。

  依然平静无事,而且看起来根本不会发生任何事。“我们何时才会发动进攻?我们为何不发动进攻?”类似问题无论在西班牙人那里,还是在英国人那里,随时都能听到。当你想到战争的含义时,一定会觉得士兵们急切盼望战斗的情绪简直不可思议,可他们确实就是这么期盼的。在攻防战中,所有士兵通常迫切向往三件事:一场战斗,更多的香烟,还有一周的假期。现在,我们的装备比以前稍好一些。人人都有一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过去的五十发,此外还给我们装备了刺刀、钢盔和一些手榴弹。所谓即将到来的战斗,已经谣传了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种消息完全是故意散布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振奋士气。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在韦斯卡的这一侧,无论如何,至少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因为我们的战略重点是从另一侧切断韦斯卡通往杰卡的道路。在无政府主义向杰卡方面的要道发起进攻时,我们所担任的任务是发起“有限进攻”,真实意图在于吸收法西斯分子的主力部队向我们这边转移,以减轻那里的压力。

  在大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我们这里的前线部队只发动过一次进攻。那就是我们的突击部队攻击了玛尼科米奥(Manicomio),这是一座荒废的精神病院,法西斯分子把它改造成为要塞。在突击部队中有一支为马统工党服务的、由数百名德国难民组成的特殊队伍,叫做巴塔龙德肖克(Battallo de Choque),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他们与其他民兵全然不同,比我在西班牙看到的任何人都更像战士。当然,突击部队和国际纵队的那些人除外。这次进攻被弄糟了,如同往常一样。我倒是想知道,由政府方面发动的军事行动,究竟有多少次是没有被弄糟的?突击部队夺取了玛尼科米奥,但是另一支支援的部队(我忘了哪个部队了)本应占领旁边俯瞰玛尼科米奥的那座山,却遭受了重创。那支民兵部队的上尉是一名正规军的军官,其忠诚度非常可疑,但政府却坚持任用他。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变节,当法西斯分子还远在两百码之外时,他就投出一颗手榴弹向对方发出了警示信号。使我感到高兴的是,那个上尉的部下当场将其开枪击毙。结果,这次突袭并未成功,民兵们遭遇猛烈的火力压制,不得不从山下撤退,黄昏时,突击部队也不得不放弃玛尼科米奥。当晚,尽管有好几辆救护车鱼贯而来抢运伤员,但在前往谢塔莫的那条糟糕透顶的道路上,仍有许多重伤员由于颠簸过度而送了命。

  这期间我们所有人都生了虱子。尽管天气尚冷,但对于虱子来说已经够暖和的了。我对各种害人的寄生虫有着丰富的经验,不过我现在感到的却是些绝对令人恶心的家伙。其他昆虫,比如说蚊子,会使你遭受很多的痛苦,但它至少不是寄生在肉体上的那种。现在赖在你身上的寄生虫,形状有点类似于小龙虾,而且主要在你的裤子里活动。除非烧掉你的全部衣服,没有其他的根除办法。它沿着你的裤缝产下成堆亮晶晶的乳白色的卵,就像袖珍的小米粒,这些卵以极其可怕的速度孵化为成虫并迅速繁殖。我想,和平主义者们如果在反战宣传手册中配上虱子的放大照片,宣传效果一定会更好。战争光荣,真的吗?在战争中,所有的士兵都生了虱子,至少在稍有暖意的时候。那些曾经在凡尔登、滑铁卢、佛洛顿*、森拉克**、温泉关战斗过的人们,就连阴囊上都叮满了虱子。我们一般烘烤它们的卵以及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多多洗澡,把这些孽种的数量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虱子那样逼迫我跳进冰冷的河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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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13年英格兰人在边境打败苏格兰人的战役。这次战役结束了苏格兰的长期威胁。——译者

  ** 加拿大城市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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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物品都日渐短缺——包括靴子、衣服、烟草、香皂、蜡烛、火柴、橄榄油。我们的制服已经破成碎片了,许多人没有靴子穿,只能穿系带便鞋。你到处都能找到成堆的破烂不堪的靴子。有一次,我们在地面上挖了个坑,用烂靴子升起了一堆火,足足燃烧了两天,用这些烂靴子生火取暖还真是挺不错的主意。此时,我的妻子已经来到了巴塞罗那,并常常给我寄来茶叶、巧克力,甚至雪茄,当时这些东西碰巧还能买到。但即使在巴塞罗那,各类物品也日趋短缺,特别是烟草。茶叶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尽管我们这里既没有牛奶也很少有糖。人们经常从英国给分遣队的志愿者寄送包裹,但这些包裹从未到过他们的手中;食物、衣服、纸烟之类的任何东西,不是遭英国邮局拒寄,就是在法国海关被没收了。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唯一一家将茶叶包裹——其中甚至还有一听饼干——成功寄送给我妻子的商店,竟然是陆海军商店。可怜的老陆军和海军!他们勇敢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越过街垒把这些东西送到佛朗哥那里,他们也许会更感到高兴。在所有短缺物资中,烟草短缺的情况最为严重。最初我们每天尚能配给一包,后来减少为每天八支,接下来是五支。最后,竟有该死的十天哪怕一支烟也没发。我在西班牙第一次看到了你在伦敦街头每天都会看到的事情——人们遍地寻找烟屁股。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的手部感染了毒,必须手术治疗并缠上绷带。我需要立即住院,但又无须小题大做把我送去谢塔莫的医院,所以我就被留在蒙佛洛莱特的医院里,这家所谓医院其实只是前线伤病处理站。我在那里待了十天,部分时间躺在病床上。实习医生实际上偷走了我的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其中包括照相机和所有照片。在前线,每个人都会干出这种事情,这是物资极度匮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医院里的这种情形又最糟糕。稍后,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里,有一位前来参加国际纵队的美国人——他所乘坐的船只被意大利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告诉我,在抢救上岸的过程中,他被折腾得伤上加伤,而在把他抬进救护车时,担架员还顺便偷走了他的手表。

  在手臂上仍然缠着绷带的时候,我就经常到乡村间四处闲逛,过了几天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在蒙佛洛莱特,用泥土或石块垒建起来的棚屋挤成一团,狭窄而又弯曲的道路被卡车蹂躏得看起来如同月球上的陨石坑。教堂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但仍被用作军需仓库。在这一带地区只有两种农庄宅院:洛伦佐塔楼和法比恩塔楼,其中也只有几栋真正的大型建筑物,那明显是地主的房屋,他们曾经在这儿的农村中作威作福。不难看出,他们的财富都是从那些栖身低矮肮脏棚屋的农民们身上榨取来的。在河流北面靠近前线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磨房,与之毗连的是一座农庄。看到那些巨大、昂贵的机器正在无谓地锈蚀,传送面粉的长木箱子被劈作柴火,你真会感到悲哀。此后,前线部队的燃料奇缺进一步助长了破坏行为,卡车载来许多强壮男子,系统地毁坏了这个地方。他们通常用手榴弹炸开地板,并当作柴火运走。La Granja是我们的库房和厨房,这里原来可能是一座女修道院。这里有巨大的庭院和许多耳房*,占地达一英亩甚至更多,另外还有可能栓养三十到四十匹马的马厩。西班牙这种农庄宅院从建筑学角度来看,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在这种乡间邸宅中,凡那些石材用石灰水粉刷过的、带有圆形拱门和华丽顶梁的地方,都是所谓高贵场所,其建筑风格也许好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有时,当你看到民兵们对待夺取到手的建筑物的那种方式,会让你对以前的法西斯所有者产生一种短暂的同情感。在拉格拉尼亚,每一间没派上用场的房间都成为随意方便之处——一种可怕而混乱不堪的场所,其中充满了被打碎的家具和排泄物。在与之毗邻的小教堂,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地板上的粪便厚达数英寸。在厨师用勺子分配食物的大庭院里,随手乱扔的锈罐头盒、泥土、骡子的粪便、腐败的食物之类遍地都是,令人厌恶。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那首古老的军队歌曲:

  这里有老鼠,老鼠,

  老鼠大似猫,

  就在军需官的库房里!

  拉格拉尼亚的老鼠个头真的和猫一样大,或者差不多,这些硕大而又臃肿肥胖的家伙们在粪便上大模大样地结队而行,放肆到了从不逃走的地步,除非你冲着它们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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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正屋分开的附属建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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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终于来到这里了。天空中的蓝色更柔和,天气渐渐变得暖和起来。青蛙们开始在沟渠中吵吵嚷嚷地忙着交配。在经过村庄的饮驴池塘时,我发现了一种浑身翠绿的青蛙,只有一便士硬币大小,它是如此地璀璨夺目,以至于光鲜碧嫩的草叶都显得相形见绌了。乡间少年常常拎着桶出去捉蜗牛,然后把蜗牛放在马口铁皮上烤了吃.天气刚刚变暖,农民们就已经开始春耕.西班牙农业革命的实际情形被重重包裹着,这种不清不楚的状况是非常典型的。我甚至无法确定,这里的土地究竟是集体化了的,还是农民们只是相互简单地划分了一下。我想,从理论上说应该是集体化了的,因为这是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盘。不管怎么样,反正原先的土地所有者逃跑了,土地正在被耕种,人们看起来像是满意的。我一直因农民对我们表现友善而感到吃惊。在那些年纪较大的农民看来,战争肯定毫无意义,十分明显,战争不仅造成各种物资奇缺,而且给人们的生活蒙上了凄惨的阴影;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农民们也非常讨厌大兵住在自己的家中。但不管我们在其他方面让他们多么难以忍受,而且我们也确实是站在他们和他们土地的昔日所有者的中间立场上,可是他们对我们总是友善相待的。内战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韦斯卡离这里不到五英里远,那儿也是这里的人们的集镇,这里的所有人在那儿都有亲戚,他们每周都要去那儿出售家禽和蔬菜。而现在,两地之间被带刺铁丝网和机枪子弹阻隔已经八个月了。然而,过去的一切仍在他们的记忆中闪现。一次,我遇到了一个老妇人,她手里拿着一盏小小的铁制油灯。这种油灯在西班牙比较常见,人们会用它来点橄榄油。我问老人,“什么地方能够买到这种灯呢?”“韦斯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紧接着,我们都笑了起来。村里的姑娘们都极为活泼可爱,她们长着煤炭般乌黑发亮的头发,走起路来步伐强健有力,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直接坦率,这也许是革命的一种副产品。

  男人们身穿粗糙的蓝衬衫和黑灯心绒马裤,头上戴着宽沿草帽,紧紧地跟在有节奏地煽动着耳朵的骡子后面,在田间辛勤地耕作。他们所使用的犁非常差劲,只能搅动泥土,却不能犁出我们称之为犁沟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农具都原始落后得令人遗憾,各种农具都是根据其金属材料的价钱来加以管理的。比如,一张用坏了的犁铧,他们会加以修补,以后还会补了再补,直到犁铧上尽是大大小小的铁补丁实在无法再补为止。耙子和干草叉都是用树木的枝条加工制作的。在这些没穿过靴子的人们中间,根本不知道铁锨为何物。他们使用一种笨拙的锄头来刨地,与印度人所使用的工具差不多。有一种耙能把人直接带回石器时代。这种耙子是用好多块木板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和一张餐桌差不多;其中每块木板上都凿了数百个洞,每个洞里都塞进了一块坚硬的石块,这些石块均被敲打成形,与人类在一万年前沿习制作的模样毫无二致。我记得,在非交战区一个废弃棚屋里首次碰上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实在惊骇不已。我不得不用了很多时间来苦思冥想,最后总算弄明白这是一种碎土用的耙。想一想制作这么一件工具所需的工作量,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是贫困迫使人们用坚硬的石头来代替钢铁的。从此以后,我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工业主义者了。不过,村里也有两台新式的农用拖拉机,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从某个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

  我曾到离村子约一英里的带围墙的墓地上去过几次。在前线阵亡的士兵通常会被送到谢塔莫安葬。这里所安葬的都是本村的死者。这儿的墓地与英国的墓地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差别。这里缺乏对死者的应有尊重!遍地都是拥挤的灌木丛和疯长杂乱的野草,死者的遗骨散落得到处都是。真正让人惊奇的是,墓碑上几乎全无宗教碑铭,尽管立碑日期都在革命之前。我想,我只看到过一次通常出现在天主教徒墓碑上的“为某某人的灵魂祈祷”的字样。大部分碑铭都是纯世俗的颂扬死者美德的愚蠢诗歌。大约四五座墓碑中才有一座带有小十字架或含糊地提到天堂的字句,就这些还常常被勤勉的无神论者给凿掉。

  这件事情让我受到了打击。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很可能确实没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我的意思是指那种最正统的精神寄托。我在西班牙没有看到任何人划过十字,这令人感到好生奇怪。你也许会认为这个动作出自本能,不管革命还是不革命。很明显,西班牙的教会还会卷土重来(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夜晚和耶稣会士总是会回来的),但毫无疑问,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崩溃和瓦解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the moribund C. of E.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对西班牙人民来说,至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教堂正不折不扣地面临着严峻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已在相当程度上被无政府主义取代了,无政府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深入人心,勿庸置疑,无政府主义本身也带有某种宗教意味。

  就在我从医院回来的那天,我方将战线向前推进了一千码,这才是合适的位置,前线阵地与一条小溪平行,距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数百码。这一军事行动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该执行了。现在这样坐待目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攻打杰卡战略通道,我方在这一侧挺进可以吸引和分散法西斯分子的兵力,支援杰卡方向的无政府主义民兵。

  我们已经六十或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的记忆变得相当僵化迟钝,或者说脑袋中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潜入军事无人地带,潜伏在距离Casa Francesa*大约一百码的地方对敌人进行窃听,Casa Francesa是一座被加固了的农舍——这是法西斯分子战线的一部分。我们在到处都是腐烂芦苇的沼泽中泡了七个小时,身体在淤泥中越陷越深:腐烂芦苇的臭味,令人麻木的寒冷,夜空中凝固的群星,青蛙的嘶哑鸣叫声。尽管现在已是四月天气,但这仍是我记忆中来西班牙后最冷的夜晚。在我们后方一百码的地方,情报分析小组正在努力工作。这里除了青蛙的大合唱,万籁俱寂。在这个夜晚我只听到了一次其他声响——用铁锨拍击沙袋而发出的熟悉噪音。很奇怪,为什么西班牙人能够随时有组织地、完美地完成某项壮举。整个行动事先就已作出了很好的计划。他们六百多个人,在七个小时里,抢修了一千二百米长的战壕和胸墙,而且距离法西斯分子的阵地仅一百五十到三百码。他们的行动是如此悄然地进行,以至于法西斯分子什么也没听到。整个晚上只有一人受伤。只是到了第二天,受伤的人数才明显增多。人人都在力求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工作完成后,厨房的勤务人员立即送来了成桶掺兑白兰地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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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班牙语,意为法式房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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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黎明来临之际,法西斯分子方才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Casa Francesa那白色方形要塞,尽管远在两百码之外,看起来似乎仍耸立在我们的上方,从沙袋搭成的射击孔中探出的重机枪居高临下直指我们的战壕。我们全都站立着,呆呆地看着那些枪口,人人都想弄清楚法西斯分子为什么没发现我们。突然间,敌人恶毒地用机枪对我们进行齐射,密集而来的子弹迫使大家赶紧蹲下,并近乎疯狂地挖深战壕或从侧面挖出蔽身之处。我的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无法挖掘战壕,所以那天我用了大部分时间阅读一本侦探小说——《失踪的放贷人》。我已经不记得这本小说的情节了,但我对阅读这本小说时的周围情景却记得非常清楚:我坐在战壕底部潮湿的泥土上,每当人们在战壕中匆忙走动,我便缩回双腿以方便他们行走,子弹在我头顶上方一两英尺处发出啪啪啪的声响。托马斯•帕克的大腿根部挨了一颗子弹,对此,用他的话来说,他担心都快要能得到D.S.O.*了。整个战线不断地发生人员伤亡,但是,如果我们在秘密推进的那个晚上让敌人发现的话,伤亡会大得多,所以现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后来有个对方的逃兵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五名值岗的法西斯分子全部被以失职罪枪毙。其实,假如敌方调来迫击炮并主动行事的话,即使现在也能将我们全打死。把伤员抢救到狭窄、拥挤的战壕中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我见到一个可怜的民兵伤员,马裤已被鲜血湿透,鲜血甚至从担架下面淌出来,非常痛苦地喘着粗气。人们必须将伤员抬出一英里或更远,因为即使有道路可走,救护车也绝对不敢离前线太近。如救护车太接近前线,法西斯分子便会马上开炮轰击——而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人会用救护车运送军火,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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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英国的优异服务勋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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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托尔费边等候新的进攻命令,但在最后一刻我们通过无线电接到取消进攻的命令。在我们等候进攻的那个谷仓里,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谷糠,谷糠下面则是厚厚的一层动物骨骼,其中既有牛骨也有人骨。这里到处都是老鼠。这些污秽肮脏的家伙遍地乱窜。如果说我生平有一件胜过一切的厌恶之事,那就是有只老鼠在黑暗中从我身上爬过。我抓住了其中的一只并予以一记重击,将它摔死在地。

  接着,我们又在靠近法西斯分子阵地只有五六十码的地方等候新的进攻命令。一大批男子汉猫着腰隐蔽在一条沟渠中,他们枪上刺刀的锋芒若隐若现,他们的眼白在黑暗中闪光。蹲在我们后面的有柯普、本杰明还有另一个人,那个人的肩上背了一部无线电接受器。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每隔数秒钟就有大炮的玫瑰色闪光,紧接着又是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无线电接受器里传来一阵扑扑扑的噪音,如同耳语一般命令我们一有适当机会就立即撤退。我们这样做了,但还不够快。J.C.I.(马统工党的青年同盟[the Youtu League],相当于加联社党下属的J.S.U.[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青年同盟])的十二个可怜的孩子们,由于离法西斯分子阵地仅四十码,迟至黎明时分,也没找到机会脱身。他们只好又在那里隐蔽了一整天,身上只盖了少许野草,只要稍稍一下,法西斯分子就会向那里开枪。一直挨到了黄昏,他们被打死七人,其余五人总算利用夜色作掩护逃回了自己的阵地。

  在此后的很多个黎明中,我们都能听到韦斯卡另一侧无政府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枪炮声。那声音总是非常相像。但有一天凌晨的某个时刻,突然从那边传来数十枚炸弹同时爆炸的巨大轰鸣声——数英里以外都如临现场的那恶魔般撕心裂肺的爆炸声——紧接着的是无数来复枪和机关枪的持续咆哮,这是一种带有沉重起伏节奏的、与鼓点有着奇特相似之处的声音。从炮火的激烈程度上来说,这场战斗应该震撼了韦斯卡围困战的整个战线,照理说,我们也应该紧紧张张地冲进战壕,疲惫困倦地斜卧在壕沟前的胸墙上,与此同时,敌人也会立即慌张草率、漫无目标地向我的头顶上方开枪扫射。

  白天,轰鸣的枪炮声断断续续。托尔费边现在是我们的野战厨房,墙壁上弹痕累累,有些部分已被摧毁了。说起来真是那以思议,当你在安全距离观看炮火时,你总是希望炮手能够击中目标,哪怕这目标包括你的正餐,还有你的一些同志。在那个上午,法西斯分子的大炮打得很准,也许操作这些大炮的是一些德国炮手。他们巧妙地对托尔费边进行了交叉射击*。一发炮弹落在它后面,一发炮弹落在它前面,接着嗖——啵,炸断了的椽子跃向天空,一片纤闪石从空中向下掠过,就像缺角的扑克牌。第二颗炮弹削去了一座建筑的一个角利落得像巨人用刀削出的那样齐整。但厨师还是按时做出了正餐——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赞美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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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为测定距离而向目标试射的远弹和近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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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些见不着却听得到的火炮,似乎每一门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两门俄国制造的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炮台设在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不知何故,只要它们一开火,就会在我记忆中唤起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胖子在打一只高尔夫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俄制大炮——更准确地说,是听到。它们的弹道非常低,速度非常快,以至于你在听到大炮发射的轰鸣声和炮弹飞行的嘶嘶声时,几乎同时就能听到炮弹的爆炸声。在蒙佛洛莱特的后方有两门重型大炮,每天都要发射好多次,那种深沉的、压抑的咆哮声,有如远方被锁住的怪兽发出的吼声。在南部的阿拉贡群山中,政府军去年强攻下一处中世纪的要塞(据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要塞扼守通往韦斯卡的要道。要塞中有门重型大炮,其久远历史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这门大炮发射出来的巨大炮弹的飞行啸音是那么斯文优雅,以至于使你感到确有把握可以跟在它后面奔跑,并且追上它。这门大炮的炮弹在飞行时所发出的声音,与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吹出来的口哨声再像不过了。迫击炮,尽管口径比较小,但其炮弹飞行的声音却是所有炮弹飞行声中最令人讨厌的。迫击炮弹实际上一种有翼鱼雷,样子像酒吧里投掷的飞镖,个头与一夸脱容量的瓶子大致相当;这种炮弹爆炸时会发出恶魔般的金属爆炸声,如同某种用生铁铸造的巨球在铁砧上被打击得粉碎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我方飞机投下的空投鱼雷爆炸时,所发出的巨大的、回音不绝的轰鸣声,甚至使得两英里外的地面都在颤抖。法西斯分子的防空炮火在天空中爆炸时,如同劣质水墨画出的小小云朵,在天空中星罗棋布,但我从未看到它们在一千码距离内接近过任何一架飞机。当一架飞机突然俯冲并用机关枪射击时,那声音从下面听起来就像是一群鸽子拍翅膀的声音。

  在我们这一段战线中没有发生多少事。在我们右侧二百码处,那里的法西斯分子阵地源源高出我方阵地,他们的狙击手伤害了我方的不少同志。在我们左侧二百码处的河流上有一座桥梁,法西斯分子正在用迫击炮与那些在桥头修筑混凝土路障的人们进行战斗。那些邪恶的小炮弹嗖嗖地飞过去,咚——爆炸了!咚——爆炸了!当它们落在沥青路面上时,发出了双倍的恶魔般的噪音。你可以站在一百码外——这是极其安全的距离——观看从地面上升起的柱状的和如同魔法树般迅速飞腾空中的黑烟。在白天,那些待在桥梁附近的可怜的民兵战士,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战壕侧面他们自己挖的藏身洞中。但这里的人员伤亡比事先预料的要少得多,而且路障正在有序地建造起来,混凝土铸成了两英尺厚的护墙,并为两挺机关枪和一门小型野战炮预留了射击孔。此外,他们还用旧床架加强混凝土护墙的强度,显然,旧床架已经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合适的铁制品了。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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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天下午,本杰明告诉我们,需要召集十五名志愿者。此前被取消的对法西斯分子防御工事的攻击,将在当天晚上实施。我给自己的十颗墨西哥制造的子弹擦了油,又用泥灰涂抹了我的刺刀(刺刀反光,容易暴露你的所在位置),并往包里塞了一大块面包、三英寸长的红肠,还有一支雪茄,这是我妻子从巴塞罗那寄来的,我已经收藏了很长一段时间。手榴弹每人携带三枚。西班牙政府终于能够造出像样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依据米尔斯式(卵形)手榴弹的原理制造出来的,但装了两个保险销而不是一个。当你把保险销拔出之后,过七秒钟手榴弹才会爆炸。其主要不便之处在于,一个保险销太紧,而另一个又太松,所以你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让两个保险销原封不动地呆在老地方,遇到紧急情况时再设法把紧的那个拔出来;要么事先就把紧的保险销拔出来,从而长时间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唯恐这家伙在你的弹药袋里爆炸。不过,这还算得上是一种小巧而便于投掷的手榴弹。

  午夜刚过不久,本杰明就带着我们这十五个人前往托尔费边。从傍晚起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沟渠里的水漫溢出来,当你滑入沟渠时,河水会没过你的腰部。在漆黑一片的农庄庭院中,大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隐约可见那些先期到达的待命人群。柯普对我们发表演讲,先用西班牙语,然后用英语,详细地解释了行动计划。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在这里转了一个L形的弯,而我们要进攻的堡垒就在L形弯角突出部位的高坡上。参加我们这一行动的共三十人,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西班牙人,由豪尔赫•罗加指挥。豪尔赫是我们营(民兵中的每个营大约四百个人)的指挥官。他和本杰明准备爬过去,切断法西斯分子的铁丝网。届时,以豪尔赫投出的第一颗手榴弹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其他人紧跟着投出手榴弹,将法西斯分子从堡垒工事中赶出,在敌人可能重新集结之前占领堡垒。与此同时,负责攻击另一个法西斯分子阵地——距这里大约二百码——的七十名突击部队在得手以后,将会通过一条交通壕过来与我们会合。为了防止我们自己人在黑暗中相互误击,必须戴上白色臂章作为标记。就在此时,有人前来报告说,在这里找不到做白色臂章的材料。黑暗中有个人以感伤的腔调调侃说:“难道我们不能变化一下,让法西斯分子戴白色臂章吗?”

  还需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再行动。马厩后的谷仓被炮火损坏得十分严重,以至于没有灯光根本无法在其中走动。大部分地板被炮弹炸飞了,地板下的石铺基础上有个二十英尺深的弹坑。有人找到了一把鹤嘴锄,从地面上撬起一块被炸烂的厚木板,我们只用几分钟功夫就升起了一堆火,湿透的衣服开始冒出了蒸汽。有个人拿出了一副扑克牌。这时有个谣言——战时特有的众多谣言之一——传播开来,说马上给大家分发掺有白兰地的热咖啡。我们迫不及待地列队从行将断裂的楼梯上走了下来,在黑暗的庭院中四处徘徊,询问咖啡究竟在哪里。唉!根本没有咖啡这回事。相反,我们被要求就此集合,排成一列纵队,然后由豪尔赫和本杰明带队,在黑暗中快速行进,其他人紧紧跟上。

  雨仍然在下,周围一片漆黑,但风停了。到处都是糟透了的泥泞。甜菜地间的小路上尽是泥泞,滑得像是涂了油的独木桥,处处都有大水坑。早在我们离开自己阵地前往这里集合的途中,大家就已摔倒好多次,来复枪也沾上了一层稀泥巴。在我们前沿阵地那儿,有一小群人,那是我们的后勤队,他们已经到位了,另外还有医生和一些抬担架的人。我们以纵队通过阵地胸墙的缺口,并费了很大的劲才渡过一道沟渠。扑通、扑通的趟水声,还有哗哗、哗哗的流水声。趟过齐腰深的渠水后,污秽、粘稠的泥浆又从你靴口上冒出来。豪尔赫站在地面的草地上等着,直到我们全部通过沟渠。接着,他弯着腰,俯下身体,谨慎小心地向前移动。法西斯分子的堡垒离开我们只有一百五十码远了。我们能否顺利接近那里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不能弄出任何声音。

  我跟随豪尔赫和本杰明行进在队伍前面。我们一面仔细观察前方,一面猫着腰俯身而行,在一片黑暗中以一步比一步更慢的速度向前移动。雨点不断轻轻地打在我们的脸上。我向后瞥了一眼,能够隐约看到离我最近的一些人,他们躬着腰有如巨大的黑蘑菇悄然缓慢地向前移动。但每当我抬高了头向前张望,本杰明——紧贴在我身旁——就对准我的耳朵低声严厉地说:“低头!低头!”我本想告诉他,请他不必担心。根据经验,我知道在漆黑的夜晚,根本看不到站在二十步开外的人,最重要的是保持安静,不发出一点声音。如果一旦让敌人听到我们的动静,我们可就完了。他们只要用机关枪向黑暗中胡乱扫射,那么我们除了逃跑或等死之外无计可施。

  然而,在已被雨水泡透了的地面上行动,要想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你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脚上的靴子陷在泥浆中,每迈出一步都会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最糟糕的是风停了,尽管雨还在下,在这么寂静的夜晚,哪怕非常微弱的声音也会传得很远。发生过一场虚惊。我脚下踢翻了一个空马口铁罐头盒,如果在往常,也许数英里外的法西斯分子都能听到。但是没有,没有听到一点声音,也没有作为回应的枪声,法西斯分子的工事内没有任何动静。我们继续向前移动,但行进速度更为缓慢了。我无法向你表达自己想要到达那里的愿望有多强烈。我只需要在敌人察觉我们的动静之前到达可以用手榴弹进行袭击的距离!在这样的时刻,你甚至不会产生任何恐惧,只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渴望,也就是迅速缩小距离到达袭击位置。我的感觉恰恰如同围捕一头野兽那样;同样心急火燎地渴望猎物进入射程,同样如梦似幻般地疑心这会不会是真的。这段距离显得太长了!我很清楚这段距离,仅仅是一百五十码,然而在感觉上却似乎比一英里还要长。当你以那么慢的速度移动时,你可以被视为地面上蚂蚁的最大变种。这里有一小块地面不错,长有许多滑溜溜的野草,而那里的一块地面则很糟糕,尽是黏糊糊的稀泥浆。必须避免碰撞那些会瑟瑟作响的高大芦苇,至于那些乱石堆更让你失望,因为跨越时简直无法不弄出点声音来。

  我们已经猫着腰走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走错了路。可是,紧接着我就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了一些相互平行的细线。这是堡垒的外围铁丝网(法西斯分子通常会在堡垒周围设置内外两道铁丝网)。豪尔赫跪在地上,在自己的衣袋中摸索。他携带着我们仅有的一把钢丝钳。剪,喀嚓、喀嚓地剪。我们把剪下的带刺铁丝拎起来轻轻地放在一边。我们等待后面的人前来会合。他们似乎发出了某种要命的声响。现在距离法西斯分子的工事可能只有五十码了。俯下身体,继续前进。轻轻地向前迈步,落脚时轻得像猫接近鼠洞一般;接着停下脚步,歪着头侧耳细听有否动静;再接着迈出下一步。有一次我无意中抬高了头,本杰明一言未发,伸手就把我的头狠狠地按了下来。我知道,内围铁丝网距离堡垒通常只有二十码。这真让我难以想象,为何能三十个人抵达这里而没让敌人觉察到任何动静。按理说,这么多人的呼吸声都足以让我们暴露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确实是已经前进到这儿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法西斯分子的堡垒了。一个巨大暗淡的黑色物体,赫然出现在我们的前上方。豪尔赫又一次跪在地面上,并摸出钢丝钳。喀嚓、喀嚓地剪。他实在无法既要剪开带刺的铁丝网,又要不弄出一点声音来。

  在剪内围铁丝网时,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我们四肢着地从剪开的铁丝网缺口中爬了进去,因为这样爬起来更快捷一些。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有时间将队伍展开的话,那就更好了。豪尔赫和本杰明进了铁丝网以后,向右边爬去。后面的那些人,他们原本是散开前进的,现在则必须排成纵列才能通过铁丝网的狭窄缺口。就在此时,法西斯分子的堡垒前发出了一道闪光和一声枪响。他们的哨兵终于还是觉察到了我们的动静。豪尔赫单膝跪地稍微平衡了一下身体,马上像垒球投手那样挥起胳膊。轰!他的手榴弹在堡垒胸墙后的什么地方爆炸了。瞬间,比任何人能够想象到的时间还要短得多,法西斯分子的堡垒中枪声大作,胸墙后的十到二十支来复枪几乎同时开火。他们毕竟时时以逸待劳地防备着我们。顷刻之间,每个沙袋都被笼罩在血红的火光之中。我方离得较远的人们在扔手榴弹,其中一些手榴弹根本够不着敌人的胸墙。堡垒中的每个射弹孔里都在向外喷火。在黑暗中遭到射击是非常糟糕的事,似乎每一支枪口的闪光都是冲着你的——而手榴弹更加令人胆寒。只有在黑暗中看到手榴弹在自己身边爆炸时,你才会真正体会到这玩意儿究竟有多恐怖;在白天,你只会听到它那可怕的巨大爆炸声,而在黑暗中,则更多了一种刺眼眩目的红色闪光。在敌人首次枪弹齐发的时候,我就卧倒在地了。这期间,我侧身躺在粘滑的泥浆中,使尽力气试图拔出手榴弹的保险销。可这该死的东西,任凭你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最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拧反了方向。我终于拔出了保险销,随后跪起身来,用力扔出,并再次卧倒。手榴弹在堡垒外右侧爆炸了,慌忙之中我没能投准目标。与此同时,有一枚手榴弹在我右前方爆炸,爆炸点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立即感到爆炸的热浪扑面而来。我急忙全身紧贴地面,甚至把头脸也尽量钻进泥土中去,以至于扭伤了脖子,当时还误以为被弹片击中了。在一片枪声和爆炸声中,我听到身后一个英国口音的人轻轻地说:“我炸中了!”事实上,他投出的这枚手榴弹炸伤了我周围的很多人,不过根本没炸到我。我站起来,扔出了第二枚手榴弹。我记不清这枚手榴弹飞到哪儿去了。

  前面的法西斯分子在开火,我身后的战友也在开火。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自己被夹在双方火力中间。有一次,我明显感到了来复枪射击的气流,并立即意识到我身后有人正在开枪射击。我转过身来,对他大喊:“别朝我开枪,你这该死的笨蛋!”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本杰明。他在我右面大约十到十五码的地方,正在对我打手势,示意我到他那边去。这意味着必须横向穿越敌方的火力。在起跑之前,我用左手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恋颊;这是个愚蠢的动作——仿佛用手能挡住子弹!——但我很害怕脸上被子弹击中。本杰明一副轻松愉快和精力旺盛的样子,以跪姿从容不迫地用自动手枪瞄准那些闪光枪孔射击。豪尔赫在最初交火时就负伤了,已经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在本杰明的身旁同样保持跪姿,并拔出了自己的第三枚手榴弹的保险销,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投了出去。嘿!这一次可没出差错。这枚手榴弹在胸墙内的拐角处,也就是在机关枪的隐蔽角落爆炸了。

  看得出,法西斯分子的火力顿时变弱了。本杰明站起身来,高声呼喊:“前进!冲锋!”我们立即向堡垒前的陡坡上猛冲过去。其实,与其说“猛冲”,不如说“笨拙挪动”更合适。事实上,在浑身衣服湿透,从头到脚都是泥浆,还要背负沉重的来复枪和一百五十发子弹的情况下,你根本不可能跑得有多快。我想当然地认为,也许堡垒顶部有个法西斯分子正在虎视耽耽地盯着我。如果他从那个位置开枪是不会打不中我的,但不知何故我根本不希望他开枪,只是希望他用刺刀来跟我较量。我似乎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我们的刺刀交错在一起的感觉,我也很想知道他的胳膊是否比我的更强健。然而,那儿并没有法西斯分子在等着我。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宽慰,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堵很低的胸墙,而那些沙袋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这些障碍物通常是很难逾越的。堡垒内的一切都被炸得一塌糊涂,梁柱七歪八倒,纤闪石碎片到处都是。我们的手榴弹炸毁了堡垒内的所有棚屋和防空工事。这里全然见不到一个大活人。我想他们一定是藏在地下某个地方,于是用英语喊道(当时我竟想不出一句西班牙语):“赶快出来!投降吧!”没有应答。紧接着,在黑暗中,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从炸坏了的棚屋顶部跳了出来,并朝左侧方向逃窜。我急忙追赶上去,徒劳地用刺刀向黑暗中刺去。在绕过棚屋时,我看到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和我此前看到的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沿着交通壕向北边另一个法西斯分子阵地逃窜。我敢肯定曾离他很近,因为我能看清他。他没戴帽子,双手紧紧抓住披在肩上的毯子,身上什么衣服也没穿。那时我若开枪,一定会让他脑袋开花。但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事先接到命令,一旦攻入堡垒,只准许使用刺刀,因此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开枪的事。顺便插一句,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前,想到了我们中学的拳击教师,他用生动的手势向我比划自己是如何在达达尼尔海峡用刺刀攻击一个土耳其人的。我攥紧枪托的持握部,并向这个男子的背部刺去。他刚好在我的攻击距离以外一点点。再刺一次,他仍在攻击距离以外一点点。他就这样追出去了好远,他逃到战壕上面,我紧跟着跳出战壕,举枪刺他肩膀——可刺刀从未够到那个位置。对我而言,这件事真的非常具有喜剧色彩,而对于那个人来说则不太滑稽有趣了。

  当然,他比我更熟悉当地的地形,很快就从我眼皮下消失了。当我返回堡垒时,这里充满了人们的嘈杂声,射击和爆炸的声响有所降低。法西斯分子仍从三个方向对我们猛烈地开火,但距离我们比较远。此后,我们暂时击退了他们的反攻。我记得,我曾以神谕似的口吻说道:“我们只能控制这个地方半个小时,不能更久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半个小时。从右手的胸墙上方看过去,你会看到无数支来复枪吐出的绿色火光在黑暗中闪烁。但它们离我们还很远,大约一百或二百码。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搜索阵地,缴获一切值得缴获的东西。本杰明兴奋地从塌陷的顶棚下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里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捆绑着一个弹药箱。

  “同志们!弹药!这里有很多弹药!”

  “我们不需要弹药,”一个人说道,“我们需要来复枪。”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的来复枪半数都被泥土堵塞,无法使用了。枪管需要清理,但是,在黑暗中将来复枪的枪栓取下来是很危险的事:你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可接下来你就可能会把它搞丢了。我有一个小型手电筒,那是我妻子想方设法从巴塞罗那买到的,否则我们中就没有任何形式的照明光源了。一些来复枪没有故障的人开始断断续续地向远方闪光处开火。没人敢过快地连续射击,即使是最好的来复枪,如果连续射击枪管也会发烫,枪管太热更容易发生堵塞。掩体内的我方人员大概是十六人,包括一两名伤员。那些受伤的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都躺在外面的安全地方。帕特里克•奥哈拉,一个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人,曾经接受过一些急救方面的训练。他背着一大包绷带,来回奔跑,抢救和包扎伤员。不过,他每次返回掩体都会误遭枪击,尽管他愤怒地大叫自己是“Poum(马统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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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国北爱尔兰东部的港口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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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对整个阵地进行搜索。我附近躺着几个死者,但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去仔细观察他们。我要搜寻的东西是机关枪。在我们潜伏在堡垒外面的时候,我始终有些困惑不解,而且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机关枪没有开火。我对着掩体内的机关枪位置打开手电筒,多么令人失望啊!机关枪不在那里。机关枪的三角支架,以及大量弹药盒和备用零件盒倒是全部原地未动,就是机关枪不见了。他们一定是在最初交战时就把机关枪卸下并转移了。毫无疑问他们是奉命行事,这是一种愚蠢和怯懦的行为,因为如果他们用机关枪从这里扫射,那会消灭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全都为此狂怒不已。我们曾梦寐以求缴获一挺机关枪。

  我们东寻西找,但没有发现任何稍有价值的东西。遍地都是法西斯分子散落的手榴弹——一种更差劲的手榴弹,只要拉断那根细绳就能立即爆炸——我捡起几个放进袋里留做纪念。我无法不对法西斯部队士兵的赤贫感到震惊。在我们的防空壕里,你会看到许多随手乱扔的多余的衣服、书籍、食物、小件私人物品之类的东西,而那种情况在这里完全不存在。看来,这些未付薪酬、强征入伍的可怜的法西斯士兵,除了毯子和一些浸了水的大块面包之外,什么都没有。堡垒的最北端,有一个小型防空壕,顶部高出地面,并留有一个小天窗。我们向窗内打开电筒,大家立刻发出一声欢呼。壕内有一个罩上皮套的圆柱形的物体,高约四英尺,直径六英寸左右,斜靠在墙上。这明显是机关枪枪身。我们对周围巡视了一番,然后进入防空壕,发现那个皮套内的东西并非是机关枪,而是我们在这支装备奇缺的队伍里显得尤其珍贵的东西。它是一架大型望远镜,放大倍数至少也有六十—七十倍,此外还附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支架。这样的望远镜在我方前线部队中根本不存在,而我们又急需这样的望远镜。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它取出来,并将它斜靠在掩体上,准备随后带走。

  就在此时,有人高声喊叫,法西斯分子正在包围我们。确实,双方激烈交火的喧嚣声变得震耳欲聋。但法西斯分子显然无法从右侧反攻,因为这意味着必须穿越双方战线间的无人地带并攻击原属他们自己的堡垒胸墙。如果他们对这一切还有点理智的话,那就只会从阵地内侧向我们反攻。我走到防空壕的另一侧。这个阵地看起来大致上像块马蹄铁,防空壕大多修建在中间部位,所以我们左边还有一道防护胸墙。猛烈的射击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但从那边发起攻击并不会起很大作用。真正危险的是正前方,那里根本没有防御设施。一串子弹刚刚从头顶上方飞过。这些子弹一定来自离战线相对较远的另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阵地。非常明显,我们的另一支突袭部队根本就没能夺取那个法西斯阵地。这一次的交火噪音是震耳欲聋的。这种完全类似于战鼓的咆哮声,是由大量来复枪发出的。我已在一定距离外听惯了这种声音,而这一次却是我首次身临其境。当然,现在,战线已经延伸至数英里。道格拉斯•汤普森——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无可奈何地垂在身体侧面——正斜靠字胸墙上,用单手向闪光处开枪。一些来复枪管被堵塞了的人则为他填装子弹。

  我们这一边有四五个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把前面掩体上的沙袋搬到无防护的另一侧,重新筑起一道掩体;我们必须立即行动。目前火力正猛,但并不排除什么时候会变弱一些。借助周围的射击闪光,我能看到包围我们的敌人大概有一两百人。我们松动并拉下沙袋,把它扛到前方二十码处,再把它们放下来,然后重新垒成掩体。这是一件令人憎恶的差事。这些都是大沙袋,每袋重达一英担*,必须使尽你的全身力气才能使它松动,带着臭味的帆布袋破裂后,潮湿的泥土会溅得你浑身都是,并灌进你的脖子和袖口里。一切都极为令人厌恶:混乱、黑暗、可怕的喧嚣、在泥浆中滑来滑去、与突然破裂的沙袋抗争——那时来复枪也很碍事,可又不敢放下来以免弄丢。在我们费力地搬着沙袋时,我甚至对某个人大叫:“这是战争?真该死!”突然,一些高大的身影接连跃入我们前面的掩体。当我们走近时,我们见到他们身穿突袭部队的制服,于是我们欢呼起来。我们满以为他们是援军。然而,他们只有四个人:三个德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后来我们终于知道突袭部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熟悉地形,在黑暗中摸到错误的地方去了;他们在法西斯分子阵地的铁丝网旁被发现,有很多人遇难。突袭部队中有四个人半路上走丢了,他们真是幸运。这三个德国人对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都不懂,甚至连一个单词也说不出来。我们费尽周折,做了大量的手势向他们解释我们正在干什么,并让他们帮助我们建造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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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量单位,在英国等于112磅或50.80公斤;在美国和加拿大等于一百磅或45.3592公斤;半公担,公制重量单位,等于50公斤或110。23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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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法西斯分子调来了一挺机关枪。你能看到它在一百或二百码外喷出的爆竹般的火焰;子弹带着一种凄厉无情的啸叫声飞越我们头顶上空。不久,我们便搬来了足够的沙袋,构筑了一个低矮的临时掩体,我们这一侧的几个人可以凭借掩体卧倒射击了。我蹲在他们的后面。一枚迫击炮弹旋转飞过,落在军事无人地带的某个地方爆炸了。这是又一个威胁,但对方仍得花上一些时间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与那些令人不快的沙袋摔交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不坏的乐事;噪音、黑暗、逼近的闪光,我方人员正在对着闪光处还击。你甚至还有时间思考一点什么。记得当时我曾在怀疑自己是否害怕,后来认定我并不害怕。在攻击敌人堡垒之前,我所面临的危险比现在要小得多,却感到非常紧张害怕。突然,有人叫喊法西斯分子正在缩小对我们的包围。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来复枪的闪光越来越近了。我看到有一道闪光距离我们已经不到二十码。他们显然是沿着那条交通壕进攻过来的;不到二十码,正是他们可以从容投弹的距离,而我们***个人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一枚落点恰当的手榴弹就会把我们炸成碎片。鲍勃•斯迈利面部受了轻伤,鲜血从伤口中流出,仍站起身来投出了一枚手榴弹。我们赶紧伏下身体,等待爆炸。手榴弹在空中飞行时,导火索发出了嘶嘶声,但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这种手榴弹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哑弹)。我现在只有几颗法西斯分子的手榴弹了,而且不能确定这些手榴弹能否起作用。我大声询问其他人,是不是能够给我一枚手榴弹。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弹药袋中摸了一下,给我递过来一枚。我把这枚手榴弹投了出去,然后趴下身体。这是最幸运的一次,通常一年才会发生一次,我成功地把手榴弹恰好投在那些正在开火的来复枪那里。最初是传来爆炸的轰鸣声,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恶魔般的尖叫和呻吟声。不管怎么样,我的确炸倒了一个敌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炸死了,但至少是受了重伤。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在听到他的惨叫声时,我心中产生了一阵隐约的悲哀。与此同时,在来复枪闪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或者说我认为我看到了那枪光不远处的一个身影。我立即举起来复枪并开枪射击。又有一声惨叫传来,但我认为这还是那枚手榴弹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又投出了数枚手榴弹。我们看到的来复枪的再次闪光已经离我们更远了,一百码或更多。看来我们已经把敌人打退了,至少暂时如此。

  人们开始咒骂,质问后方究竟为什么不对我们进行增援。只要支援一挺冲锋枪或派来二十个携带未堵塞的来复枪的人,我们就能顶住一支大部队的反攻,坚守住这个地方。此时,本杰明的副指挥帕迪•多诺万跃入前面的掩体,前来传达命令。

  “喂!赶快出来!所有人立即撤退!”

  “什么?”

  “撤退!赶快出来!”

  “为什么?”

  “这是命令。马上撤回我们自己的阵地。”

  人们开始跨越前面的掩体。有几个人还在争扛着一只沉重的弹药箱。我马上想到了望远镜,我把它放在阵地另一边,斜靠在胸墙上了。但就在此时,我看到那四个突袭部队的成员,——我想也许是他们事前接受过某种秘密指令,——飞快地跑近交通壕。那交通壕通向另一个法西斯阵地,如果他们跑到那儿将必死无疑。他们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紧紧地追赶上去,并试图会议起西班牙语“撤退”这个单词;最终我大声喊道,“Atrás*!Atrás!”这个单词可能正确地表达了我的意思。那个西班牙人听懂了,并把三个德国人也带了回来。帕迪在掩体那儿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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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班牙语,意为“后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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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快一点。”

  “可是望远镜!”

  “可——望远镜!本杰明在外面等着我们呢!”

  我们俯伏前进至铁丝网下,帕迪为我把铁丝网掀到一旁。我们离开法西斯分子的掩体后,一直处于敌人穷凶极恶的火力压制之下,看起来他们是在全方位攻击我们。我也并不怀疑,其中部分火力来自我们自己一方,因为整个战斗中的所有人都在开枪。无论我们转移到哪里,都会又有一串子弹扫射过来。黑暗中我们有如一群羊被从这里赶到那里。我们虽然拖带了一箱缴获的弹药,但这也无法使我们心安。这个弹药箱装有一千七百五十发子弹,大约有一英担重。此外,我们还缴获了一箱手榴弹和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来复枪。在数分钟之内,尽管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只有二百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了解地形,可还是全都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某个泥泞地带兜来兜去,除了知道有子弹从两边飞来之外什么都弄不清楚。月亮根本没露过来年,但天空渐渐稍稍有一些光明了。我们的前线阵地在韦斯卡的东部,我想留在原地不动,等待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们哪边是东,哪边是西,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们一步一滑地继续向前移动,其间多次改变方向,大家轮流拖拽着那个弹药箱。终于,筑有平整低矮胸墙的前沿阵地赫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这有可能是我们的阵地,也有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哪怕最模糊的建议。本杰明在泛白的野草丛中潜行至胸墙前二十码远的地方,尝试询问口令,应答他的是:“Poum!”我们迅速站起身来,沿着胸墙找到了回去的路。我们趟进沟渠,再次弄得我们浑身泥浆——扑通、扑通,哗哗、哗哗——我们安全地返回了。

  柯普和一些西班牙人在掩体中等着我们。医生和抬担架的人都不在这里。看来伤员已被接送走了,除了豪尔赫,我们中还有一个名叫海德斯通的战士不见了。柯普焦躁地走来走去,脸色异常苍白,甚至颈后的赘肉也有些发白,他并没注意穿越低矮掩体上方的成串子弹,有的子弹就从离他头部很近的地方飞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蹲在掩体后以保证安全。柯普仍在嘀咕,“豪尔赫!Cogno!豪尔赫!”接下来,他又用英语说:“如果豪尔赫死了,这太考(可)怕了!”豪尔赫既是柯普的至交好友,也是他部下最好的军官之一。柯普突然转向我们,召集五名志愿者,其中需要两名英国人和三名西班牙人,前往寻找失踪者。莫伊尔和我,以及另外三个西班牙人成为志愿者。

  在我们出发以后,西班牙人咕哝着说,天亮了,行动更危险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空已经微微地透出了一些蓝色。法西斯分子的工事里传来了一片兴奋的狂叫声。显然,他们是在派出更多兵力的情况下重新收复这个地方的。在我们距离堡垒六十到七十码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或听到了我们发出的什么声音,他们突然猛烈开火,迫使我们立即卧倒。他们中有人将一枚手榴弹扔出掩体——一种确实令人恐慌的景象。我们俯伏在草丛中,等待能够行动的机会,当我们听到或以为听到——我毫不怀疑这是纯粹的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法西斯分子发出的声音离我们更近了。他们离开掩体向我们冲过来了。“快跑!”我冲着莫伊尔喊道,并站起来转身撤退。真的,天哪,我跑得有多快啊!当天晚上早些时候我还认为,在浑身上下全部湿透,并且背着来复枪和子弹的情况下,那是无法跑得快的;可我现在明白了,当你认为身后有五十或一百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时,你一定会跑得飞快的。与其说我我跑得快,不如说其他人比我跑得更快。在我飞快奔跑的时候,有几个人更以流星般的速度超越了我。那是三个西班牙人,他们早已遥遥领先了。在他们到了我方阵地之后好久,我才赶到并和他们重新会合。事实是,我们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不过,我很清楚,在若明若暗的环境中单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而五个人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我决定独自前往寻找。我成功地潜行到了外围铁丝网下,并尽可能地四下搜索,搜索得也许还不够细致,因为我只能趴在地面上搜索。没有发现豪尔赫或海德斯通可能待在这里的任何迹象,我只好重新爬回我们的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豪尔赫和海德斯通在早些时候就被送往急救站。豪尔赫的肩部受了轻伤,而海德斯通则伤得很重——先是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胳膊,造成多处骨折,稍后,在他无望地跌倒在地时,一枚手榴弹又在附近爆炸,炸伤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幸好他康复了。后来,海德斯通告诉我,他曾爬出一段距离,遇到一位西班牙伤员,于是相互搀扶,终于脱离险境。

  现在天色已明了。在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毫无实际意义的散乱射击声仍在劈劈啪啪地继续着,就像暴风雨过后仍有雨点继续落下一样。我记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到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泥淖,歪歪斜斜的白杨,泥黄色污水积聚在壕底;人们精疲力竭,胡须老长,脸上糊满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乌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与我同睡一壕的另外三个人全都早已进入梦乡。他们和衣倒卧,所有的武器装备依然在身,并紧紧地抓着手中那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无论在防空壕的外部还是内部,所有的东西都被雨水淋湿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成功地搜集到了一些干木片,升起了一小堆火。接下来,我点着了我已珍藏良久的那支雪茄,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样一夜的折腾,这支雪茄居然并没折断。

  后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次行动是个重大胜利之类的说法。其实,这只不过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迫使法西斯分子从韦斯卡的另一侧抽调兵力支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者在杰卡再次发动进攻。根据我的判断,在我们的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大概增派了一两百人进行反攻。而此后有个叛逃者告诉我们,法西斯的援军多达六百人。我敢说这家伙在说谎——叛逃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常总会投其所好。关于那架望远镜,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丢掉了那么好的战利品,我至今仍耿耿于怀。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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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白天变得越来越热,夜晚也是如此。我们胸墙前方弹痕累累的樱桃树上,花儿成簇地开放。跳到小河里洗个冷水澡,已经不再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而是一种非常快活的享受。在托尔费边一带,野玫瑰的枝蔓爬过弹坑周围的环形土堆,凌空悬挂在弹坑的上方,浅碟般大的粉红色花簇争相怒放。在战线的后方,你会经常见到耳边插着野玫瑰的农民。傍晚,他们常常带上绿色的网到野外去捕鹌鹑。你只要在草丛的上方布上网,然后躺下不动模仿母鹌鹑的叫声就行了。所有听到这种叫声的公鹌鹑,都以为母鹌鹑在呼唤自己,一定会马上朝你这个方向跑过来。等这些循声而来的鹌鹑急切地进入网下草丛后,你再朝网上投一块石子惊吓它们,这样,它们就会立即往上窜逃,结果全都被网死死缠住。事实再清楚不过,上当倒霉的都是公鹌鹑,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太不公平了。

  这时,防线内有一群安达卢西亚人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不大清楚他们是如何进入这一防线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当初逃离马拉加时太过匆忙,忘记了应该在巴伦西亚停下来。当然,这是加泰罗尼亚人说的,他们蔑称安达卢西亚人是半野蛮人。安达卢西亚人也确实比较愚昧无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识字,他们甚至连在西班牙人所共知的事,即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政党,全都浑然不知。他们以为自己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但不很确定,也许自己属于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些性情古怪、相貌质朴的汉子,多以牧羊或在橄榄园打工为生——大概是遥远南方的炽热的阳光,硬生生地晒黑了他们的面庞。他们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能熟练地把干燥的西班牙烟草卷成烟卷。抽烟的事已不用发愁了,在蒙佛洛莱特,碰巧能够买上好几袋最便宜的烟草,其外表和质地很像剁碎了的干草料。烟草的味道虽说很不错,但却那么干燥,以至于你即使勉强地卷成了一支,烟草仍会马上掉出来,只剩下空空的纸筒。然而,安达卢西亚人却能将它卷成令你羡慕的烟卷,他们包裹烟头的技术尤其独特精湛。

  有两个英国人中暑倒下了。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中午炽热的阳光下,我们必须光着上身干活,用沙袋来折磨已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的肩膀;我们衣服和靴子上的泥垢成块地往下掉;我们要与驮送给养的骡子进行扭斗,它们不在乎枪声,却常常被炮弹在空中爆炸的巨大声响惊吓得乱窜;还有刚刚开始神气起来的蚊子,以及甚至会咬烂皮带和弹药袋的那些令人讨厌的老鼠。除了狙击手开火造成偶尔的伤亡、零星的炮击和韦斯卡上空的空袭,再也没有别的事发生。白杨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我们在遮蔽住战线的树丛中为狙击手搭建了射击台。在韦斯卡的另一边,攻势逐渐停止。无政府主义者损失惨重,未能完全切断杰卡那段道路。他们设法在靠近道路的两侧扎营,使道路处在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让敌人无法通车。但道路宽达一公里,法西斯军队早就修筑了一条地下通道——一条巨大的壕沟,大批卡车依然能够通过壕沟来来往往。据叛逃士兵说,韦斯卡有充足的军需品,但食品储存不多。然而韦斯卡就是久攻不下。也许,即使出动现有的装备落后的全部15000人马,要攻克这座城镇也是不可能的。后来,在6月份,政府从马德里前线抽调军队,在韦斯卡周边集中三万兵力,并以大量飞机作掩护,结果还是未能攻下这座城市。

  我们继续进行休整,我在前线已经渡过了一百十五天。当时,我感到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无所作为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民兵为的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我至今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有如物品那样被动存在,除了忍受寒冷和缺乏睡眠外,碌碌无为,甚至有点对不起发给我的给养。这兴许也就是多数战争中多数军人的命运吧。不过,现在我能正确地看待这一时期,对此全不后悔。的确,我本希望我能更好地为西班牙政府做点事,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从我自己发展着的观点来看,我在前线度过的那最初的三四个月,并不像当时自己认为的那样碌碌无为。这段时间教会了我以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因为在前线,人人都几乎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我甚至连巴塞罗那在发生些什么事,也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那里有大概但不太准确地被描述为革命者的人。这是民兵体制造成的结果。在阿拉贡前线,这种体制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前后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工人民兵,只有通过工会而且是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会的推举,才有权进入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情绪的地方。我来到这个西欧所有社会中唯一的一个在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比其对立面更正规的地方,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数万人中才只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虽然并不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同等水平线上并按平等的原则走到一起来的人。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甚至实际上的平等与理论上的平等也差不离。(我有一种感觉——这里人们预先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氛围就是社会主义的。)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和腐败空气的英国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别人来做他的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它只是暂时的、只是全球大搏杀的一个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那时的咒骂声有多少,但事后人们却总是发现自己确实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所联系。人们全都相处在同样的集体中,在那里,满怀希望要比冷漠或玩世不恭更正常;在那里,“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在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的滥调。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政治党派重金雇佣一大批帮闲文人和圆滑世故的教授,正在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抓住尚未为人把握的机遇而设计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神秘感”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它是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什么也不是。当然,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这儿——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对我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一分子。凭着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果把握好机会,他们一定能创造出相当不错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来。

  当然,那时候我几乎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思想意识在发生某些变化。像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我主要是感到烦闷、酷热、寒冷、肮脏、虱子多、东西匮乏,以及时而出现的危险。那时的情形与我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看起来全然无所作为和风平浪静的时期,现在对我来说却十分重要。那段日子和我的余生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具备魔力般的特征,通常,这纯属岁月的记忆。它发生的时候是残忍的,我用脑子去浏览,对其进行更好的补充。我真希望我能向你们充分表述那时的气氛。我以为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在本书前些章里已经多少有所提及。它和冬天的寒冷、褴褛的民兵制服、西班牙人椭圆的来年、机关枪发出的摩尔斯发报机似的的哒哒声、小便和腐烂食物的气味、狼吞虎咽锡罐中的带铁皮味的豆子,统统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段时期的一切都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生活在可能太小而又不值一说的许多琐事当中。现在,我又回到了波切洛山的防空洞里。在当床用的石灰岩上,年轻的雷蒙正打着呼噜,鼻子抵着我的肩胛骨。我穿行在蒸汽般环绕的冷雾中,踉踉跄跄地向那肮脏的壕沟走去。在跨越山坡上的一处裂谷时,为了保持平衡,我极尽全力地抓住裸露在岩石上的野迷迭香的根须。头顶上空,一些漫无目标的子弹尖啸而过。

  我和柯普、鲍勃•爱德华,以及三个西班牙士兵卧倒在地面上俯伏前进,隐蔽在奥斯库罗山以西洼地的小冷杉树丛中。一群法西斯士兵像蚂蚁一样,正朝我们右侧光秃秃的山顶上爬。他们刚刚接近阵地,法西斯的军营里就传出了响亮的军号声。柯普做了个学童般的手势,将手指放在鼻尖上蔑视这军号声,惹得我暗暗发笑。

  我在拉格拉尼亚肮脏的院子里,和围着一口烧菜大锅举着锡罐争抢食物的一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那个被惹怒了的胖厨师举起长勺,试图制止他们胡闹。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皮带上系着特大号自动步枪的大胡子正用刺刀把面包剁成五块。在我的身后,一个带伦敦腔的声音唱道(他叫比尔•钱伯斯,曾和我大吵过一次,后来在韦斯卡包围战中阵亡):

  老鼠,老鼠,

  老鼠大似猫,

  就在……

  这时,院子上空突然响起炮弹的呼啸声。十五个人立即趴倒在地面上,胖厨师则钻到案板下。直到炮弹落在一百码开外爆炸以后,大家才心有余悸、面带惊慌地站了起来。

  我在白杨树的粗大枝杈的隐蔽下来回巡逻。在洪水漫溢的壕沟里,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窜,并发出水獭一样大的叫声。金黄色的黎明刚刚出现出现在我们的身后,那个安达卢西亚民兵就裹着披风,开始唱歌。你能听到,在一二百码之外的无人地带那边,法西斯阵地上的哨兵也在唱歌。

  四月二十五日,在经过一段通常的mananas(明天)之后,从后方开来的一个小分队替换了我们。我们交接了来复枪,收拾好行装,返回蒙佛洛莱特。我并不懊悔离开前线。我裤子里的虱子在迅速地繁殖,连消灭都来不及。个把月以前,我就没有袜子穿了,长统皮靴仅剩薄薄一层底子了,等于光着脚走路。我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裹紧被单睡上那么一觉,想都没想过要点文明人生活所需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蒙佛洛莱特的一间谷仓里只睡了几个小时,后半夜两三点钟光景又重新爬上卡车。早上五点,有幸在巴巴斯特罗乘上了莱里达开来的一列快车,于二十六日下午三点抵达巴塞罗那。从此,麻烦也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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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红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然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时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漠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们,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形势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其实,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马统工党控制的民兵,改称“第29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 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我和妻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店员先鞠了个躬,接着又搓搓双手,如今这些礼遇性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们却固守成习。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结果,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之类的酒吧、歌舞厅和高级妓院,纷纷重新开张。[1]有个虽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为了富有阶层的利益改变商品供给的方式,烟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大多数吸烟者来说,烟草短缺得令人绝望,街头甚至出售用碎甘草根代替烟草的所谓烟卷。我也曾经被迫吸过(许多人都曾吸过)。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所有烟草是那儿种植的。结果,政府放只有战前库存的一些烟草。这些存货又是那么少,以至于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在排了几个小时长队以后,如果你还算幸运的话,也许能够买到只有四分之三盎司重的一小袋烟草。原则上,政府是禁止从国外进口烟草的,因为这意味着耗费购买军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但实际上,仍有大批非常昂贵的外国香烟被走私入境。“红好彩”等牌子的香烟,成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你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公开买到香烟,即使街头店铺也很少遮遮掩掩,只要你肯花十个比塞塔(相当于一个民兵一天的薪金),就可以买上一包。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可能属于例外。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但是,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除了偶尔的空袭外,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在马德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人都产生了某种同志般的友情。一个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鹌鹑,而孩子们却站在一边乞讨面包,那是令人厌恶的。在枪炮声大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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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语,你。——译者

  ** 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

  [1]

  在奥威尔原书的脚注中写道:“据说工人巡逻队关闭了75%的妓院。”在他死后发现的一张勘误表中写道:“这一数据应予以修正。我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在战争早期卖淫活动减少了75%,而且我确信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致力于将妓院‘集体化’,而非查禁它们。但是打击卖淫(海报,等)的行动确实存在。那些精明的妓院和裸体卡巴莱演出在战争开始时的早几个月里关闭了,直至战争进行了一年后才重新开张,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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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在巷战后的一两天里经过一条经营时尚商品的街道时,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精致的酥皮糕点和糖果,但价格令人吃惊。昔日的这类商店现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de la Paix)看到。我还记得,我当时真的为这样一个饱受饥饿和战争创伤的国家,居然还会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感到过莫名的恐怖与震惊。但愿我没有含求过什么个人的优越感。在数月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极度渴求过美味的饭菜和葡萄酒,鸡尾酒,美国香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承认,自己沉湎于任何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里,我的心里总在想着几件事,这些事又以某种离奇的方式相互纠缠不清。首先,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忙着尽可能把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其次,由于吃喝过度,整个那一周我都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倒下来睡上半天,起床后又是饱餐一顿,接下来身体还是不舒服。与此同时,我也在悄悄张罗购买左轮手枪的事。我非常需要手枪,因为在战壕里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不发给民兵,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二十六毫米口径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此外,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预作准备。

  早先,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想离开马统工党。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就可能进入F.A.I.民兵组织。但有人告诉我,F.A.I.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鲁埃尔,而不是马德里。如果想去马德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这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我找了一位共产党员朋友,他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再邀请(英国)独立工党的其他一些英国人跟我一起来。要是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或许我当时就同意了。现在很难说清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后来又会怎样。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前,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塞特,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区中发生的战斗,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另外,在巴塞罗那战斗期间,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又要保持对马统工党同志们的忠诚感,那么我自己的立场又会怎样?我的休假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因此,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线以前恢复健康。此外,选择哪个组织毕竟是个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我只有等,边等边让靴匠给我做一双新的军靴。(或许所有西班牙部队里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军靴。)我告诉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以后我会做出具体安排的。同时,我想休息一下。我甚至有个想法,带我的妻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好主意!然而政治氛围告诫我,这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事。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们之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联社党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外,现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相反,全国劳工联盟有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但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具有相当的实力。假如与这样的武装力量联合,注定会有麻烦。在加联社党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逐步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自卫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国民自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了。这样一来,很快就谣言四起,由于检查制度严厉,报纸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的报道总是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塞达(Puigcerdá),一帮马枪骑兵被派去占领了海关,先前海关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安东尼奥•马丁——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杀)控制。[1]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斯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多次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早些时候,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后,送丧的队伍多达数万人。四月底,在我到达巴塞罗那之后,劳工总会的一个著名人物罗尔丹•柯尔塔达被谋杀了,估计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关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其中主要是人民军队伍,游行队伍很长,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两个小时。我在旅馆的窗前,冷眼相看。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葬礼就是意在炫耀武力,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还有可能继续流血。当天夜里,我和我的妻子被一二百码以外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枪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得知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枪击,大概是劳工总会中的某个人干的。显然,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内奸干的。人人都能判断得出来,国外的资本主义报纸反复报道并大肆渲染罗尔丹被杀事件,可对由此产生的报复性谋杀却刻意地只字不提,从中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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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上写道:“我被告知关于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论述是不正确的,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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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节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五月一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人人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街道上,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7 16: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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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五月三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 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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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

  [1]

  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la 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第二共和国时期起建立的一种编队形式,通常在巴塞罗那,提到‘la guardia’时总是带有普遍的敌意,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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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枪声大作,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人都说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国民自卫队已经占领了各个建筑的制高点,并对过往的每个行人进行猛烈射击。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但又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考虑到Comite Local可能随时遭到攻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妙。在整幢大楼里,都能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楼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动地交谈着。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能推测的,就是国民自卫队已经攻下电话局,而且占领了各处战略要害,从这些要害能够俯视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筑。有个大致的共识: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国民自卫队摆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责怪政府。在巴塞罗那,比较贫穷的阶层都把国民自卫队视为走狗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听到过更为多种多样的说法,但我认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那些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已经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并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的工人和他的天敌警察进行战斗时,我不能不扪心自问我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城市的这一头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想到要给旅馆打电话,问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作,其实,电话局的运作只停顿了几个小时。两幢楼里挤了差不多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从穷街陋巷那边逃来的最穷苦阶层的人,其中有大批妇女,有的抱着婴儿,此外还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逃到马统工党大楼里来避难的。此外,楼内还有许多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这许多人中大概只有六十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始终被索要枪支却被告知没有枪支的人群包围着。年轻的民兵小伙子几乎把所有事情当儿戏,他们到处转悠,千方百计地说好话去骗或者干脆去偷其他人的枪。没过多久,有个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闪就把我的枪给偷了,并迅速溜走。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下手枪和一匣子弹,几乎被缴械了。

  天黑了,我也饿了。猎鹰旅馆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馆(离这儿不远),打算弄到一点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连一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所有窗户上的钢质百叶窗都已拉下,但街垒还没有筑起来。朋友住的那个旅馆,大门上了锁,而且还用许多东西拦了起来。他们反复盘问,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回来以后才得知电话局已经运转,我立即跑到楼上办公室里给妻子打电话。很明显,楼内没有电话号码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在各个封建找了近半个小时以后,偶然发现一本记有大陆旅馆号码的旅行指南。我没能与妻子联系上,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麦克奈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问我在Comite Local是否安全。我说要是有些香烟就更好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半个小时后,麦克奈尔竟当真带上两包红好彩牌香烟过来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巡逻间隔中穿插而行,巡逻队员先后两次用枪口对着他,命令他站住并检查证件。对他的这一小小的英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真的很高兴有香烟抽了。

  人们在大多数窗口布上了武装守卫。在楼下的街道上,突袭队员正拦住几个行人进行盘查。一辆满载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黑头发的漂亮女孩,她的双膝上放了一支冲锋枪。我在大楼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发现这儿是个挺不错的休闲场所,兴许还能从这儿学到点地理学知识。到处都是垃圾、破家具和碎纸——这好象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所到之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摆在走廊上的破沙发上,两个从码头那边逃来的贫穷妇女均匀地打着呼噜。在马统工党接管以前,这儿是卡巴莱剧场的歌舞表演场所。有些房间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个舞台上还孤零零地放着一台大钢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军械库。我不知道这么做结果会怎样,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等相互对立的党派,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马统工党的这两幢主要建筑物里只贮藏了我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用做军械库的房间没有任何保安设施,只有一扇破旧的门,我和另一个英国人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讲的是真话——武器的确不是很多。我们只找到二十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但没找到一颗子弹。我到楼上办公室去问是否还有手枪子弹,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这里倒是有几箱手榴弹,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我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袋。这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一拉掉保险销就有可能立即自动爆炸。

  到处都是四肢摊开、沉沉入睡的人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个小宝宝在哭,不停地哭。虽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却仍然很冷。有个舞台上还挂着幕布,于是我用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几个小时。我被惊醒了,我记得自己在睡梦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压上去就会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弹。凌晨三点,那个像是负责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给了我一支来复枪,让我在一个窗下站岗。他告诉我,萨拉斯——对攻打电话局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已经被逮捕。(我们后来才得知,其实他仅仅是被解除职务。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那是国民自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其是的行动。)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 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 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又把我的来复枪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无可奈何。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旅馆去。远处虽然战火不断,但拉姆拉斯北侧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顺便到食品市场上看了看。只有少许几家货摊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紧紧的。就在我们到达市场时,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来复枪射击声,屋顶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市场内的人群向出口处飞逃而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在营业,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并买了几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弹药袋的手榴弹旁。几天之后,我非常庆幸居然还能够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的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一座街垒。街垒后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大声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钟楼里的国民自卫队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过路人开枪。我稍停了一会,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颗子弹贴身而过,近得让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对面街道一侧的时候,站在行政大楼门口的突袭队员发出大声警告——我没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在我和大楼之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看不清他们的手势。我进了大陆旅馆,四处一看,一切都还好,洗了把脸,然后回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离大街约一百码)请命。这时,外面响起一片的来复枪和机关枪声已经几乎可以和一场战役相比了。我刚找到柯普,就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楼下接连传来令人心惊的爆炸声。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定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其实只不过是手榴弹,当手榴弹在石材建筑物之间爆炸时,爆炸声要比在空旷地带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身后墙壁上,说道:“我们调查调查吧。”然后,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步走下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在大门口,一些突袭队员就像玩九柱戏似的,把手榴弹顺着台阶滚下人行道。手榴弹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炸开,和来复枪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一颗脑袋——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的脑袋,探了出来,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爱的椰子。稍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紧挨马统工党大楼有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做摩卡咖啡馆。前一天,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员突然闯入咖啡馆,在发生冲突后,强行占领整个大楼并赖着不走。他们可能是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稍后攻打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次日清晨,在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大门时,与突袭队民兵发生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结果,一个突袭队员受重伤,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身亡。国民自卫队被迫逃回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国民自卫队却向他猛烈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无寸铁。美国人连忙躲到报亭后藏身,而突袭队员向国民自卫队投掷手榴弹好把他们赶回屋内。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现场,拨开人群走过来,把一个正用牙齿咬拔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他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用好几种语言告诉大家,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然后,他走出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道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口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二十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色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道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骚乱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射击。人行道上落满了从摩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子弹打出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马统工党的头头们却发话来要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做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在这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顶部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马统工党大楼的进攻。电影院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出。至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马统工党的头头们也一定对被牵进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在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一百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十五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五十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一百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十五到二十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笑似地向他投掷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重。我记得他的感慨是:巴塞罗那的铺路石不应该太多,这样可以减少建造和拆毁街垒的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换岗后疲惫不堪又饿又脏地走进旅馆时,发现我的房间里坐着两个国际纵队派来的人。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的优秀和忠实的支持者,我推想,他们会出催促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毒死我,把我装得鼓鼓的弹药袋拿走;相反,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争吵——并没有什么别的名堂。”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和伤亡多少人,我相信,这总要比把事件描述为有计划的骚乱那样的官方说法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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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简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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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星期三(五月五日),一切都几乎完全变了样。封锁的街道看起来可怕极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家门的,他们一边蹑手蹑脚地走着,一边挥舞着白色的手帕;在不大会受到子弹射击的拉姆拉斯的一个角落,有人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叫卖报纸。星期二的《团结报》——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之为“巨大的挑衅”(或类似字眼),但到了星期三,报纸就变了调子,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头们也发出了同样的信息。马统工党的报纸La Batalla(《战斗》)的办公室,大约和电话局同时遭到袭击,那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人民军突然袭击和占领的。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并被从另外一些渠道分发出去。报纸上的文章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我怀疑到目前为止人们是否都离开了街垒,但我并不怀疑人们都厌恶这种毫无意义的战斗,它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没有人想把它发展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内战*,那只能意味着输掉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战争。据我所知,这种担心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广大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一贯主张和既得利益来看,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交还电话局和解除可恨的人民军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答应做这两件事,并答应终止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街垒会在两小时后全部拆除。但自治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作出让步。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谣言漫天飞。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往占领巴塞罗那,而五千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离开阿拉贡前线,准备抗击政府军。实际上,只有前者是真实的。从嘹望塔眺望,我们看到了浅灰色的类似军舰状的船只在靠近港口。据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英国的驱逐舰。事实上,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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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共和国内部各派之间的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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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傍晚,我们听说西班牙广场有四百名国民自卫队员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另一个消息含糊不清,据说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全国劳工联盟在控制着局势。这就好象是我们获胜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消息让我大为震惊。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后一切都将被归咎于它。我隐约预感,战争一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部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记得,在那个漫长的噩梦般的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加强大楼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前面入口处的钢质卷帘,在钢帘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一堵墙。我们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器库存。包括波利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来复枪在内,我们一共有二十一支枪(其中有一支无法使用),每支枪大约有五十发子弹,还有几十枚手榴弹;此外,除了几支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什么也没有。我们有十二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假如摩卡咖啡馆那里向我们开火的话,他们表示愿意主动进攻。当然,我们最好在午夜刚过的某个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开火,打他们个出其不意,他们虽然人数比我们更多,但我们的士气更好。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拿下咖啡馆,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牺牲。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谣传“他们”要切断自来水供应。(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没人知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每只盆,以及能够找到的每只桶都放满了水,最后,连国民自卫队送给柯普的、早已喝光了的十五瓶啤酒的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大约六十个小时没有睡好觉,我累极了,心情也很坏。现在已近午夜了。楼下街垒的后面,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得满地都是。楼上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沙发,我们想把这里用做伤员包扎室,不用说,其实在我们大楼里既没见到过碘酒,也没见到过绷带。我的妻子从旅馆里跑过来,准备充当护士之类的角色。我在沙发上躺下,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馆(假如万一身亡)之前睡上半个小时。我记得,皮带上的手枪抵疼了我的腰背部,使我感到很难受。而且,我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突然醒来,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天色已经大亮,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自来水也没有被切断,除了零星的射击声外,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不忍心叫醒我,而她此前睡在前面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一种休战状态。射击声已经逐渐减少,街道上出乎意料地挤满了人。一些商店开始拉起百叶窗,市场被一大群吵吵闹闹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货摊上的物品已经所剩无几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电车还没有运行。国民自卫队员仍然守在摩卡的街垒后面,两边加固的掩体并没撤除。人们到处奔波购买食品。你处处都能听得到同样的忧虑:“你认为它停了吗?你认为它还会再来吗?”“它”——战争——有如突发自然灾害、飓风或地震,正无情地降临在所有人的身上,我们无力阻挡。果然,几乎不出所料——我原以为会停几个小时,可似乎只有几分钟——突然一阵来复枪声响起,有如六月天的暴风雨,把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钢百叶窗哗拉拉地落下,街道上魔幻般地一下子不见了人影,街垒里的人们立即各就各位,“它”又开始了。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一百零五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在旅馆里的那些多半不敢将鼻子伸出门外的形形色色的暴徒中间,渐渐出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怀疑气氛。受间谍癖感染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鬼鬼祟祟地到处游走,低声地嘀咕着某人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俄国特工,正在逐一为难所有的外国难民,并花言巧语地解释说,整个事件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仔细观察一个其职业就是撒谎的人——如果你没算进新闻记者的话。在来复枪的嗒嗒射击声中,仍然在堵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背后模仿时髦旅馆的生活着实令人厌恶。

  前面的餐厅在子弹穿过窗户、击毁柱子之后,已经停止使用,客人们挤进后面的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里面的座位根本就不够。为数不多的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已参加总罢工——暂时脱下了他们的上浆衬衫,但仍以一种虚伪的方式上菜。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星期四那天晚上,主菜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旅馆里已经多日没有面包供应,甚至连酒也是那么紧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喝那些年头越来越陈、价格也越来越高得离奇的酒。这里的战事结束后,食品依然继续短缺。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不配面包的山羊奶酪,而且没有任何饮料。这里,唯一丰富的食品就是柑橘。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量的柑橘卖到旅馆来。他们是一些体型健壮的人,身边总是带着一些妖艳俗气的西班牙女孩,以及穿黑衬衣的大个子搬运工。在往日,任何一个旅馆经理之类的小势利鬼,都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实际上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现在他们却很吃香,不像我们其他人,因为他们拥有一间面包房,谁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那儿讨购一点面包。

  最后一个晚上,我继续在屋顶上守卫。第二天,这里的战斗好象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星期五,没有很多的枪战。没有人确知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到达了。政府用半是安抚半是威胁的腔调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说一个小时后如发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将逮捕。人们虽然对政府的广播没有太过在意,但是,各处街垒里的人群却渐渐地散去了。我并不怀疑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你会从冲突双方听到同样的言语:“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我们得回去上班。”而在国民自卫队那里,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只要城里还有任何食品,他们就能得到定额供应,继续留在他们的阵地上。到了下午,虽然废弃的街垒仍然原封不动地树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复正常:拉姆拉斯人头攒动,商店几乎全部开门,最令人们兴奋的是——封锁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开始运行。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并没有拆除他们的街垒,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持枪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我经过时向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却是极不友好的撇嘴阴笑。当然,他是认识我的。电话局上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拉,只有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飘扬着。这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被打败了。我意识到——尽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无知,对我应该清楚的事情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政府感到对整个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时候,将会实行报复。但是,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确信可恶的战斗喧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在重返前线以前多买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静一点了。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人民军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肯定已经很晚。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之类(主要从事警察工作的队伍)的编队,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好象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你能够到处看到他们在街道上巡逻,每十个人一小组,他们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长的步枪,每个小组都配有一挺冲锋枪。当然,这时我们还有一项具体的工作要做。我们在嘹望塔上用于守卫的那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些枪是大楼常备军械库武器的一部分。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的简单问题。但要将枪支通过街道运送,却是违反政府命令的。如果带着枪支被捉,那我们肯定要被逮捕——更糟糕的是,枪支将被统统没收。大楼里只有二十一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其中的这六支。在经过充分讨论、找出最好办法之后,一个西班牙红发男孩和我开始把枪支偷运出去。避开突击卫队巡逻很容易,危险在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嘹望塔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搬运枪支,事情就会完全露馅。大家脱去部分衣服,左肩挂枪带,腋窝夹枪托,枪管藏在裤管里。不幸的是,这都是些长毛瑟枪。即使我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也无法便便当当地把老长的毛瑟枪管藏进裤管里。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走下嘹望塔的旋梯,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差事。后来,我们发现,过街时唯一的活动方式就是要走得慢,特别慢,慢得你根本无需曲膝抬腿。在电影院外面,当我以乌龟般的速度向前行走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颇为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我。我时常回想:当时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呢?大概是在战斗中负了伤。然而,所有的枪支都被偷运过去了,没有出事。

  第二天,突击卫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半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军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的。过去,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的枪,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人民军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五十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到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会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居民基本上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卫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哄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气氛,随着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沉重紧张。面对各种各样的指责,要想保持中立那就难了。邮局又恢复运营了,于是外国各种不同宗派的共产党人报纸开始到达,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而且当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我知道,身在战争现场的那些共产党人,他们已经真切地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对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极为惊诧,但他们自然还得坚持他们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再一次找到了我,并问我是否愿意转到国际纵队。

  我感到相当惊讶。“你们的报纸在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我说,“当然,应该说我是一个政治嫌疑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但从现在起,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如同以往一样,人们不可能“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并和一个可能是你政治上的敌人一起举杯共饮。旅馆休息室里不断发生可怕的争吵。同时,监狱里人满为患。战争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他们的俘虏。但是,国民自卫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俘获的大部分俘虏关进监狱,并不加审判地关押下去,多数是一关好几个月。和过去一样,全然清白的人,由于警察的粗暴腐败而遭到无辜拘捕和迫害。以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生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只要有士兵受伤,这样的事就经常发生,因为伤兵经常会被从这所医院转送到那所医院。事实上,他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在战斗发生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星期二的早晨,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汤普生被这到处发生的开火场景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汤普生马上说:

  “我要离这种事远一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我要回旅馆,待在那儿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旅馆,但是不幸的是,这家旅馆处在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城区。(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是多么重要!)结果,这家旅馆遭到袭击,汤普生被捕,并被投入监狱,关进人满为患、没有栖身之地的牢房里,一关就是八天。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会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我已对自己认为的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了一些尝试性的见解,然而,我猜想我并没能够成功地传达当时的那些陌生的东西。许多事情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其中有一件是在与人们偶然接触时所产生的——在没有直接卷入战斗的许多人们看来,突然发生的事件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我记得,我曾看到,在枪声响起并响彻街区之际,仍有一位穿着入时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篮,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在拉姆拉斯的街道上漫步。很明显,她是个听觉失聪的人。我还看到,有个男子手挥白色手帕,冲过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一大批身穿黑衣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通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总是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从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的加联社党机关枪就开火,把他们赶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明显地没有携带武器。事后,我在想,这些人很可能是正在举行葬礼。曾在波利罗马楼上博物馆担当看守的小个子男子,甚至把整个事件当成一种社交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同样是那么可爱。他希望战斗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小个子男子,躲在门口,对加泰罗尼亚广场上那该死的交火,兴高采烈地摇着头,说道(有如评论晴朗的早晨似的):“我们可不是又回到七月十九日了吗!”此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店皮匠。战斗开始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战斗结束后,即五月五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过不大一会儿。这是一家要价很高的鞋店,店铺里的人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在政治上是属于对方那一边的,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他们对整个事件的态度,是完全漠不关心。“发生这种事,太遗憾啦,不是吗?影响做生意啊。战斗没完没了,真遗憾!好像前线打得还不够似的!”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巴塞罗那居民,对整个事件没有丝毫兴趣,至于发生空袭将会如何,那就更不感兴趣了。

  在这一章里,我仅就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了描述。在下一章节里,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探讨事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事件的是非是什么,要是有责任该谁来负。由于巴塞罗那战斗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政治资本,尽一切可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论是很重要的。以这一事件为主题写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多得足以凑合成许许多多本书,如果说其中十分之八、九是不真实的,我想这应该不是夸大其辞。所有在那时候发布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远离事件发生地点的新闻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报道的事实不仅不准确,而且是蓄意误导。像往常一样,只有那些一边倒的(对当权者有利的)事情才会被允许向广大公众公开。和当时待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一样,我目睹的虽然只是附近街道所发生的事,但仅仅是这些所见所闻就已经足以驳倒许多长期流传的谎言。一如往常,如果你对政治上的论战、党派以及党派内部为了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名词(有如中国古代战争中将军们的御封头衔)而争斗得不可开交不感兴趣的话,请跳阅。必须领略政党内部争论的细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那就像是潜入一个污水池。但是努力并尽可能去证实真相是必要的。这个遥远城市的这场肮脏的喧嚣,可能比最初呈现的更加意味深长。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7 17: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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