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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 请注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四章已校)

请注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四章已校)

第11章



  
  对于巴塞罗那战斗,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非常准确、毫无偏见的描述。因为缺少保留下来的必要记录。除了一大堆指控和政党的宣传材料外,后来的历史学家不会获得任何别的东西。而我,除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以及从我认为可靠的见证者那里听到的以外,也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资料。然而,我能驳斥一些极为可耻的谎言,帮助人们从某种视角来理解这一事件。

  首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都很紧张。在这本书的前几章里,我已经描述了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态发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经无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缴所有的武器,并决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装警察部队,但不允许工会会员加入。这样做的意图很清楚。同时很明显,下一步行动就是接管由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那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此外,由于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对革命的模糊和普遍的受挫感,工人阶级中间也产生了相当的怨恨情绪。这样,由于5月1日没有发生骚乱,许多人感到又惊又喜。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自战争爆发以来,这里一直主要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管理。据称,电话局管理得很糟糕,连官方的电话都被窃顶了。警察局长萨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权执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车的武装国民自卫队,占领了电话大楼,而携带武器的便衣警察则封锁了大楼附近的街道。大约在同一时间,国民自卫队还占领和控制了市内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种建筑物。无论这些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自卫队和加联社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全国劳工联盟发起总攻的信号。工人们的建筑物遭到了袭击,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现在大街上,人们不再工作,战斗很快就会打响,诸如此类的谣言传遍全城。当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处建起了街垒,但直到5月6日造成才发生战斗。然而,双方进行的主要是防御性的战斗。建筑物虽然遭到包围,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受到猛烈的进攻,双方也都没有使用大炮。大体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的误字控制了工人阶级聚居的城市郊区,武装的警察和加联社党则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带和各政府机关。5月6日,双方曾有短暂的休战,但可能由于国民自卫队过于急切地想要解除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武装,冲突很快重新爆发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开始主动撤离街垒。5月5日晚间前后,全国劳工联盟曾取得胜利,大批国民自卫队的士兵投降。但他们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和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人们也能看得出来除了抵抗国民自卫队的模糊决定,根本就没有任何计划。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与劳工总会的领导人一起,恳求每个人都回到工作岗位上,毕竟,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战斗,谁也不知道究竟将会发生什么。5月7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那天傍晚,6000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卫队队员由海路抵达巴塞罗那,控制了整个城市。政府发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须上缴。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官方公布了战斗中的伤亡人数,死亡400人,约1000人受伤。死了400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由于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将其视为准确的统计数字。

  其次,这场战斗的后果是什么?非常显然,谁也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会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虽然如果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肯定会有。这场战斗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马统工党提供了借口,并且无疑也为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出了一份力。但我们也能肯定,上述这些事情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走上街头的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通过这场战斗,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么。我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巴塞罗那电话大楼被占领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件。自去年起,企业联合会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的权力,总行动也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控制而渐为领导层所左右。这些头头们正在把人们引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可能是重新引入私人资本主义。人们的抗拒可能使这进程放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相对有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不会停止斗争,如果他们明确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拿起武器但被打败了,可那总比完全放弃斗争要好得多。

  第三,隐藏在这场战斗背后的目的,如果有的话,究竟是什么呢?是军事政变还是企图进行革命?是确实意在推翻政府吗?完全是有预谋的吗?

  我认为,仅仅在每个人都期待这场战斗发生的意义上,它才是有预谋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双方曾经有过明确的计划。在无政府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在紧张的革命气氛中,唯一仍敢发出声音的是杜鲁提之友*(the Friends of Durruti,F.A.I.内的一个极端派)和马统工党。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只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杜鲁提之友也许确实散发了某种革命性的传单,但传单直到5月5日才出现在街头,谈不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因为战斗早在两天前就已自发开始了。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全国劳工联盟仍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位置,自治政府能够促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党员更保守。其次,全国劳工联盟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劳工总会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这一点当时不为人所知,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在5月5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已经逼近巴塞罗那港口,毫无疑问,不远处一定还有更多的战舰。英国的报纸宣称,这些舰船正在驶向巴塞罗那,“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但实际上,它们还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没有派遣军队登陆,也没有接受难民。我们并不能确知这一点,但至少在本质上,英国政府虽然在西班牙落入佛朗哥手中时没有动一下手指头,但却有可能迅速干预这场战斗,使政权不至于落入工人阶级的手中。

  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没有否认这个事件。实际上,他们鼓励追随者留在街垒边,甚至还在5月6日的《战斗》报上声明,赞同杜鲁提之友印发的极端主义传单。(关于这份传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在似乎没有人能提供一份复印件。)在一些外国报纸中,传单被描述为一份“煽动性的海报”,张贴于全城的每个角落。当然,并没有这样的海报。我对比了各种报道,应当说,这份传单呼吁:建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对袭击电话大楼负有责任的人;解除国民自卫队的武装。我们也不能很确切地知道,《战斗》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传单上的内容。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份传单,也没有看那天的《战斗》。我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的唯一传单,就是5月4日成员人数最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印发的传单。传单上仅仅写着:“每个人都应走上街头——除了军工企业外,所有行业的工人发动总罢工。”(换句话说,它仅仅要求人们做已经做了的事情。)但实际上,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他们也许要一直等到打败了佛朗哥,才会赞成举行暴动。另一方面,工人走上了街头,而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执行的却是相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即当工人在街头时革命党的责任只能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因此,尽管党的革命标语宣称“重新唤醒7月19日的精神”等等,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限制工人采取过激的行动。例如,他们从未下令进攻任何建筑物;他们仅仅要求追随者保持警惕,并且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如果能够避免,就千万不要开火。[1]我应当说,人们也能估计到,马统工党的意图就是力劝每一个人留在和躲在街垒后,或者尽可能说服一定数量的人更长时间地留在那儿,而不是做别的事情。那些与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有私人接触的人(我自己没有)曾经告诉我,他们对整个事件实际上很惊慌,却又感到必须与之联系在一起。当然后来,如一贯的情形,他们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马统工党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后来甚至还提到了“五月的光荣日子”。从宣传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路线。当然,马统工党在被镇压之前,也确有大量党员短暂地参加了战斗。在策略上,支持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派别是一个非常小的组织,通常敌视马统工党。考虑到人们普遍的激动情绪和双方之间流传的各种事情,这个传单的积极之处只是要人们“坚守在街垒边”。但当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Solidaridad Obrera(《工人的团结》)批驳它时,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却似乎在支持它,就使得共产党的媒体事后能很容易地称,这场战斗是一次完全由马统工党策划指挥的暴动。然而,我们也许可以确定,无论发生过什么,共产党的媒体都会这样说,与事前和事后在没有太多证据情况下的各种指责相比较,这也算不上什么。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转机一旦出现,政府和财政部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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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期,Inprecor的多次报道称事实正与此相反,是《战斗》命令马统工党军队离开战斗前线的!通过查阅指定日期的《战斗》,这一点都能很容易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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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能根据当时人们的言论作出自己的判断,其实,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革命动机。躲在街垒后的是普通的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其中也可能夹杂了少量的劳工总会的工人。他们并非企图推翻政府,而是为了抵抗他们认为由警察发动的袭击,无论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他们的行动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因此我怀疑这是否应当被描述为一场“起义”,就像几乎所有的外国报纸报道的那样。起义,意味着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并制定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更精确地说,这只是一场骚乱,一场很血腥的骚乱,因为双方的手中都有枪,并且很想加以使用。

  但在另一方面,这场战斗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军事政变,那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军事政变吗?是为了有计划地一举粉碎全国劳工联盟的势力吗?

  虽然某些事情会引起人们的猜测,似乎这场战斗是共产主义者的军事政变,但我相信并非如此。重要的是,类似的事情两天后在塔拉戈纳也发生了(根据来自巴塞罗那的命令,武装警察占领了那里的电话局)。而在巴塞罗那,袭击电话局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在城市的各个街区,成群结队的国民自卫队和加联社党的追随者攻占了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物,如果这些行动在战斗开始之前还没有进行,那至少这样的进展速度是惊人的。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西班牙而非英国,而巴塞罗那是一座有着悠久巷战历史的城市。在这样的地方,事情发展得很快,各个派别都时刻准备着,每个人都熟知当地的地形;当枪声响起时,人们几乎就像在进行军事训练一样,立即就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概那些负责攻占电话局的人预料到会有麻烦,虽然他们没想到实际的规模还要更大,但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后来,他们并没有打算对全国劳工联盟发动总攻。我之所以不相信双方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斗的准备,原因有两点:

  (1)双方事前都没有调动军队进入巴塞罗那。这场战斗仅仅发生在那些已经身在巴塞罗那的人之间,参与者主要是市民和警察。

  (2)食品几乎立即陷入了短缺。每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军事行动的真正出色之处,就是军队的食物供应非常好。如果双方都在预谋打上一两个星期的巷战,举行总罢工,而事前却没有储备好食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最后,这一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国外反法西斯主义媒体的报道使这一事件蒙上了重重迷雾,但人们通常只能听到一面之词。结果,巴塞罗那之战就被描述为不忠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起义,是他们“从背后捅了西班牙政府一刀”,当然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说法,可问题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毫无疑问,如果你正在与死敌开战,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窝里的人也打起来。但值得记住的是,至少要有两个人才会有争吵,人们除非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否则决不会去建筑街垒的。

  当政府命令无政府主义者放下武器时,麻烦自然也就蔓延开来。在英国的媒体中,这件事被翻译成英文以后,呈现了这样的表述形式:阿拉贡前线急需武器,但却无法得到,因为毫无爱国心的无政府主义者阻止运送武器。如此这般的描述,忽略了西班牙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者和加联社党都在藏匿武器,尤其当战斗在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双方都拿出了大量的武器。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放下武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加联社党仍会把武器留在手中,战斗结束后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其间,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虽然这些武器在前线很受欢迎,但最终却留在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仍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迟早都必然会导致某种斗争。自战争开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他们夺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国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来到西班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取得胜利,就会“清算”无政府主义。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无政府主义者会愿意交出他们在1936年夏天得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仅仅是点燃既有炸弹的导火索。也许恰好可以预料的是,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认为不会有麻烦。据说,几天前,加泰罗尼亚省长孔帕尼斯笑着宣布,无政府主义者是会忍气吞声、承受一切的。[1]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决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而在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其首府巴塞罗那,局势日趋紧张,已经发展成街头争吵、谋杀,等等。手持武器的那些人,正在进攻工人在七月战斗中夺取的并在感情上极为重视的建筑物,这个消息突然传遍了全城。我们必须记住,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国民自卫队。对过去的数代人来说,卫兵仅仅是领主和老爷的附属物,而国民自卫队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为人们纷纷猜测,而且也有充分的根据,他们对法西斯的反对十分可疑。[2]促使人们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走上街头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们在战争之初抗击反叛将军的同样情感。当然,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是否必须毫无异议地交出电话局,仍然存有争议。任何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最终都将取决于他对中央集权政府和工人阶级掌权问题的态度。也可以更贴切地说:“诚然,全国劳工联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毕竟,战争正在进行,而他们无权在后方发动战争。”是的,我完全赞同,任何内部的混乱都可能帮了佛朗哥的忙。但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场战斗?政府也许有权、也许无权占领电话局,关键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必定会导致一场冲突。这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是一种威胁性的姿态,基本含义是说:“你们的权力终止了,由我们来接管。”政府以为人们不会反抗,可这却违背了基本常识。如果人们能够保持一种理性的均衡感,那就会意识到,错误不完全在其中任何一方,特别是在这种事情上更不可能完全归咎于一方。人们之所以接受了有关这件事的片面说法,原因仅仅是西班牙的各革命党派与外国的媒体缺少交往。特别是在英国媒体中,你必须搜寻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现一些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正面报道,在战争的任何一个阶段全都如此。他们遭到系统的诋毁,并且我从自身的经历也知道,几乎不存在人们印发材料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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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37年5月14日)

  [2]战争一爆发,国民自卫队就与更有势力的党派站在了一边。在后来的战争中,在好几个地方,例如在桑坦德,当地的国民自卫队全都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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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图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战斗,尽管显然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到完全客观。实际上,人们不得不偏袒某一方,并且必须非常清楚我站在哪一方。此外,我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之处,不仅在这一章而且在别的章节中都可能有。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描述这场西班牙战争,因为我们缺少非宣传性的文献。每一个人都要警惕我的记述中的偏见和错误。尽管如此,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但大家会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于国外,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媒体的报道。有必要检查共产党的说法,因为它被发行到全世界,此后又在很短的间隔里不断增补,可能已经成为最广泛接受的说法。

  在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中,对巴塞罗那之战的全部指责都指向马统工党。他们断言,这场战斗不是自然爆发的,而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准备、有计划的起义,完全由马统工党一手策划,并得到少数误入歧途的“暴徒”的帮助。不仅如此,这也肯定是一场法西斯的阴谋,是按照法西斯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意欲在后方发动内战,从而使政府瘫痪。马统工党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是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据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报道:

  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涌入巴塞罗那,假装为臭名昭著的“第四国际大会”作“准备”,实际上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

  他们与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准备制造混乱和流血事件。这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就能够宣布,由于巴塞罗那的混乱局面不断蔓延,他们“无法从海上有效地控制加泰罗尼亚的海岸线”,因此,“他们只能在巴塞罗那登陆上岸”。

  换句话说,他们正在作的准备,就是让德国和意大利政府能够公开派遣军队和舰船登陆加泰罗尼亚海岸,并宣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秩序”……

  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已经以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形式,为德国人、意大利人准备好了。这就是我们所知的马统工党。

  以犯罪行动著称的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某些受到蛊惑的人一起,策划、组织和领导了后方的这次袭击,与前线对毕尔巴鄂的进攻在时间上配合得天衣无缝,等等。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巴塞罗那战斗成了“马统工党发动的进攻”。而同一期报纸的另一篇文章则声称,“毫无疑问,必须对加泰罗尼亚的血腥杀戮负责的,正是马统工党。”5月29日的Inprecor称,那些在巴塞罗那修筑街垒的人,只不过是“马统工党为该目的从本党征招过来的党员”。

  我本想引用更多的文章,但这几篇就已经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马统工党必须对这场战斗负全责,而且它是根据法西斯的命令采取行动的。待会我将从共产党的媒体上摘录更多的内容。我们将看到,那些描述多么自相矛盾,毫无价值。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几个更重要的原因,以说明关于五月战斗是由马统工党策划的法西斯起义的这种说法,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马统工党没有足够的党员或影响力,能够煽动如此大规模的暴乱,更没有力量发动总罢工。它是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与工会建立明确的关系。并且它几乎没有能力引发全巴塞罗那举行罢工,就像(比如说)英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引发全格拉斯哥的罢工。正如我早先所说的,其领导人的态度在某种态度上可能会有助于延长这场战斗,但他们即便想到了,也无法发起战斗。

  (2)所谓法西斯阴谋的说法仅仅基于主观臆断,而所有的证据都把我们引到了别的方向。我们被告知,这是为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派遣军队登陆加泰罗尼亚而实施的计划,但并没有任何德国或意大利的军舰靠近海岸。至于“第四国际大会”和“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说法,纯粹是天方夜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说要召开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马统工党以及其兄弟党(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的S.A.P.,等等),确有拟议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含糊不清的计划,可这被暂定在两个月以后,即七月的某个日子,况且还没有一个代表到达。除了《每日工人报》外,人们没有在别的媒体上见到过“德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说法。任何在那时穿越前线的人都知道,“涌入”或“涌出”西班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无论是在马统工党的主要据点莱里达,还是在前线,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显然,如果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想帮助法西斯,就会命令自己的民兵离开前线,让法西斯进入西班牙。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也没有人曾提议这样做。没有任何额外人员事前被带离前线,虽然相当容易以各种借口,偷偷地带上,比如说一两千人,回到巴塞罗那。前线甚至也没有间接的破坏活动。食品、军需品等等的运输仍旧如常,我在事后通过询问证实了这一点。毕竟,这种所谓的有计划的起义,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准备,包括对民兵进行颠覆性的宣传动员,等等。但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迹象或谣言。前线的民兵没有参与“起义”,这一点确凿无疑。如果马统工党真的计划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那就难以相信,他们究竟为什么没有使用自己所拥有的唯一的罢工力量,即大约十万人的武装工人。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宣称马统工党的“起义”是在按照法西斯的命令行事,根本毫无证据。我将补充更多一些从共产党媒体上摘录的资料。他们对袭击电话局的揭幕之战的各种描述,很有启发性。除了一味谴责对方他们什么都不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共产党的报纸中,谴责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才对准马统工党。原因相当明显。在英国,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相反,每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听到“无政府主义”,就会吓得直发抖。人们一旦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卷入了这场战斗,那就为偏见创造了适宜的氛围;此后,这样的谴责就可以被很有把握地转嫁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头上。5月6日的《每日工人报》这样写道:

  本周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占领并企图控制电话和电报大楼,战火还蔓延到街头巷尾。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以各方角色的颠倒开场。国民自卫队进攻一幢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楼房,于是,全国劳工联盟被描述为进攻了自己所驻守的楼房,也就是进攻了自己。另一方面,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称:

  左翼的加泰罗尼亚公共安全部长阿依瓜德(Aiguade),以及联合社会主义的公共秩序总长罗德里格•萨拉斯,派遣共和国的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局(the Telefonica)的办公大楼,解除了那里雇员的武装,那些雇员大多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

  这与第一个说法不吻合;虽然那如此,《每日工人报》却没有说第一个说法是错的。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称,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因为全国劳工联盟否认自己散发过这样的传单)出现在5月4日和5月5日,也就是发生在战斗期间。而5月22日的Inprecor又写道:

  下午三点,公共安全委员萨拉斯同志,来到前一晚被50名马统工党党员和各种暴徒占领的电话局大楼。

  这看起来相当奇怪。50名马统工党党员占领了电话局大楼,人们也许会把这样的事视为非常奇特的现象,因而当时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注意。然而人们似乎在三四个星期后才发现这个事实。在另一期的Inprecor中,50名马统工党党员变成了50名马统工党民兵。很难整理出比这些段落含有更多矛盾之处的文章了。一会儿,全国劳工联盟正在进攻电话大楼;一会儿,他们又受到了攻击。一份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大楼之前,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称,传单出现在攻占之后,是事件的结果。在电话大楼里的人,开始说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党员,又说是马统工党的党员,等等。在更后一期、6月3日的《每日工人报》中,坎贝尔先生告诉我们,政府仅仅攻占了电话局大楼,因为那里已经构筑了街垒。

  由于篇幅有限,我仅仅选取了对一个事件的报道,但在共产党的报纸中随处可见类似的前后矛盾。此外,还有各种凭空捏造的陈述。例如,5月7日的《每日工人报》转引了一则据说是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发布的消息:

  这次起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旧的君主制主义的旗帜已从巴塞罗那各种房间的阳台上飞落。无疑,人们相信参加起义的人已经掌握了局势。

  《每日工人报》可能忠实地转载了这则消息,但西班牙大使馆负责此事的人必定是有意在撒谎。任何西班牙人对国内形势的理解,都会比那个大使更好。一面在巴塞罗那的君主制主义旗帜!它能立即联合起敌对的各派力量。甚至当时在场的共产党人读到这段消息,也不得不笑了起来。各种共产党报纸关于认为“起义”期间马统工党使用了武器的报道,同样荒谬。只有人们对事实一无所知,那些新闻报道才可信。在5月17日的《每日工人报》上,弗兰克•皮特凯恩先生称:

  在暴动中,人们实际上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有在过去数月中窃取、藏匿的武器,以及诸如坦克之类在起义之初从兵营偷盗的武器。显而易见,他们手上有大量的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

  5月29日的Inprecor也称:

  5月3日,马统工党掌握着许多机关枪和几千支来复枪……在广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行动中使用了大量的75毫米手枪。那些枪或者是为阿拉贡前线定制的,或者是民兵们小心地藏匿在房前屋后的。

  皮特凯恩先生没有告诉我们,马统工党拥有大量机关枪和几千支步枪,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得知的。我作了一个估算,马统工党的三栋主要建筑物中约有80支步枪,一些手榴弹,但没有机关枪,也就是说,大概足以装备那时所有政党布置在各自大楼中的武装警卫。似乎奇怪的是,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其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接管,但根本没有发现数以千记的武器,更甭说不可能藏在烟囱里的坦克和野战炮了。但上述两则报道所暴露出来的是,共产党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按照皮特凯恩先生的说法,马统工党“从兵营中偷了坦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兵营。马统工党的民兵与大批人民军的士兵一起驻扎在列宁兵营。因此,皮特凯恩先生就要求我们相信,马统工党与人民军共同谋划偷走了坦克。关于藏匿在“房前屋后”的75毫米手枪的来历,也与此类似。文中没有提到这些房屋在哪里。那些在广场上开火的众多枪支,出现在许多报纸的报道中,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枪支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没有听到战斗中的枪声,虽然广场离我当时所在地点只有约一公里远。几天后,我到广场仔细查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建筑物上有任何弹痕。战斗发生时一直呆在附近的一位目击者称,那儿不曾出现过枪支。(顺便提一下,被偷枪支的故事可能出自俄国总领事安特罗夫-奥维申科之口。他至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之后,这个记者将此消息刊发在一份周报上。安特罗夫-奥维申科后来遭到“清洗”。至于这件事如何影响了他的信誉,我就全然不知了。)当然,事实是,如果不编造这些关于坦克、野战炮之类的故事,就很难使巴塞罗那战斗的规模与马统工党的很少人数协调起来。总之,有必要宣布马统工党对这场战斗负全责;有必要宣布它是一个没有追随者、微不足道的政党,按照Inprecor的说法,只有几千名党员。使上述两种说法都可信的唯一指望,就是谎称马统工党拥有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全部武器。

  读完共产党报纸的报道,不可能不意识到,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公众对事实的不了解,目的只是逐渐引起人们的偏见。因此,例如,正如皮特凯恩先生在5月11日的《每日工人报》上所写,就有了人民军镇压了“起义”这样的陈述。这是想给局外人一个印象,即全加泰罗尼亚团结一致,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在整个战斗中,人民军一直保持着中立,这一点每个在巴塞罗那的人都知道,也很难相信皮特凯恩先生不知道。再举一个例子,为了夸大混乱的程度,共产党媒体对战斗中的伤亡人数作了不实报道。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迪亚兹称战斗中死了900人,伤了2500人,他的说法被共产党媒体广泛采用。加泰罗尼亚宣传部长是不太可能压低数字的,即使他说的也只是死400人,伤1000人,可共产党把伤亡总人数又夸大一倍,并且为了讨吉利在添加了几百人。

  国外资产阶级的报纸通常把骚乱的责任归于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有一些则接受了共产党的说法。这里就包括《英国新闻纪实报》,其记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当时正在巴塞罗那。下面我摘录了他的文章片断: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

  ……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而是一场由推行托洛茨基主义的马统工党通过所控制的组织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党(Libertarian Youth)发动的令人沮丧的暴乱。……这场悲剧始于星期一下午,当时政府派遣武装警察进入电话大楼解除工人的武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军事力量中有非正规人员的丑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进行了抵抗,他们一层层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楼顶。这期间,外面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聚集了大群的民众。……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但四处谣传,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街道上到处是拿着武器的人。……到傍晚时,每一个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楼前都设了路障,十点,有人开了火,第一辆救护车呼啸着穿过大街。到第二天黎明,整个巴塞罗那陷入了枪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人数超过了一百人,不用说也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表面上并没有“站出来,走上街头”。他们躲在街垒后,认为有权射击开阔街道上任何携带武器的人,并小心谨慎地观望局势。……藏在帕索斯后的散兵游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他们从房顶射出子弹,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加剧普遍的恐慌情绪。这样,局势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升级为暴乱。……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乱背后的幕后主使人开始显露出来。所有的墙上都贴上了煽动性的海报,呼吁人们立即进行革命,推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杜鲁提之友在上面署了名。星期四早上,无政府主义的日报否认知道这份海报,也不同情其内容。但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重印了这份文件,并予以高度赞扬。巴塞罗那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于是由于内奸利用了这一颠覆组织,陷入血腥之中。

  这与上面我所摘录的共产党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们看到,即使事实就是这样,它也自相矛盾。这个事件一开始被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但接下来的内容却表明,起因是由于有人袭击了电话大楼,以及人们普遍相信政府要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城市中到处都是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街垒,两天后出现煽动性的海报(实际上是传单),文章暗示海报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这里因果就倒置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兰登-戴维斯先生把杜鲁提之友和自由主义青年党描述为马统工党控制的组织。实际上,前两者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与马统工党没有任何联系。自由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联盟,杜鲁提之友则是F.A.I.内的一个小组织,通常极端仇视马统工党。据目前我的发现,马统工党中没有任何人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同样当真地说,社会主义联盟是由英国自由党“控制”的组织了。难道兰登-戴维斯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如果他不知道,就应当更谨慎地记述这一非常复杂的题目。

  我不是在攻击兰登-戴维斯先生不诚实。但必须承认,战斗一结束,也就是他在能够开始认真的调查之前,他就离开了巴塞罗那。整篇报道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叛乱”这一官方说法,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证实。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里,这一点也很明显。“到傍晚”街垒构筑了起来,“十点”有人首先开了火。这些都不是亲眼所见后的记述。你看过文章后会认为,等敌人修好了街垒,然后你才开始向他射击,这是正常的做法。之所以有这个假定的印象,是因为在路障修好后,过了数小时,才首先有人开火。而实际上,反过来倒是有可能的。其实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开始看到开火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从房顶开枪。兰登-戴维斯没有解释自己如何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大概没有爬到屋顶上询问这些人。他只是重述了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并且因为这与官方的说法相吻合,也就没有必要加以质疑。实际上,他在文章开头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传部长,这也就告诉了我们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个可能来源。在西班牙的外国记者完全处于宣传部长的左右之下,虽然人们认为,一提到宣传部长的名字,就会引起充分的警惕。当然,宣传部长也许会像,比如说,已故的卡尔森勋爵客观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那样,客观地描述出现在巴塞罗那的危急情况。

  西班牙共产党对巴塞罗那之战的说法不能当真,上面我已经给出了几点理由。此外,对于人们普遍指控马统工党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处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我还必须说几句。

  共产党的媒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指控,特别是自1937年年初起。这是官方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行动之一,马统工党被认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托洛茨基主义”,根据《红色阵线》(巴伦西亚的一份共产党报纸)的说法,“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官方的资本主义组织,一个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团伙,从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坏活动。”马统工党是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指控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充满了人身攻击和中伤的味道,对由此可能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与诋毁中伤马统工党相比,许多共产党的作者似乎认为泄露军事机密无关紧要。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报》中,竟然允许一个作者(威妮弗雷德•贝茨)称,马统工党驻扎在前线的军队只有所号称的一半多。这并不是事实,但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因此,通过报纸的大量发行,她和《每日工人报》非常愿意向敌人传递许多最重要的信息。在《新共和国报》上,拉尔夫•贝茨先生称马统工党的士兵“与法西斯分子在荒无人烟之地踢足球”,而实际上他们那时正遭受重大的伤亡,其中就包括许多我自己的朋友。此外,先是在马德里,然后是在巴塞罗那,还广泛流传着一幅恶毒的漫画。在漫画中,马统工党拿着锤子和镰刀,假面具滑了下来,露出带有纳粹卐标志的嘴脸。如果政府没有真正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就不会在战时允许这种图片流传。它要蓄意打击的,不仅仅是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而且是那些恰巧与其靠得很近的党派的士气;因为如果有人告诉你,与你并肩作战的人是叛徒时,这不会令人欢欣鼓舞。实际上,我怀疑来自后方的辱骂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击马统工党民兵的士气。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样做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得不认为,那些对此负责的人已经把政治性的恶意摆在了反法西斯联盟之前。

  对马统工党的指控等同于以下意思:成千上万的人民,除了许多外国的志愿者和同情者(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难民)外,几乎都是工人阶级,其中有数千人参加的民兵,这群人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处的庞大间谍组织。不过这种指控违背了常识,而马统工党过去的历史也足以使其丧失可靠性。所有马统工党领导人的身后都有革命的历史。虽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义中信念有所动摇,但大多数人在勒鲁斯政府或君主制时期,都曾因从事社会主义的活动并被监禁过。1936年,当时任领导人的华金•莫兰,就是在议会中警告佛朗哥即将发动叛乱的议员之一。战争爆发不久,他曾试图在佛朗哥的后方组织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关进了监狱。当叛乱爆发时,马统工党在抵抗法西斯分子进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马德里,它的许多党员在巷战中阵亡。它是最早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建立民兵的组织之一。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将这些行动解释为一个政党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一个收受法西斯好处的政党只会参与相反的事情。

  在战争期间,该党的行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亲法西斯的迹象。有待争议的是——虽然我最终并不同意这个观点——马统工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定和实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军队的分裂,从而帮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忙。我认为,任何改革派类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马统工党那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这与直接的背叛变节完全是两码事。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就无法解释其民兵仍忠诚于国家。在1936到1937年冬天恶劣的环境中,有8000或1万名马统工党民兵驻守在前线的战略要地。其中许多人已经在战壕里连续待了四五个月。这就很难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离开自己的阵地,并向敌人缴械。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况且有时结果是重要的。然而,他们仍坚持战斗,并且是在马统工党作为一个政党被镇压之后(那时人们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尚未被解散编入人民军中的该党民兵在韦斯卡以东的危险进攻中,一两天就阵亡了好几千人。人们根本不应该想到会发生与敌人和解、士兵接连不断临阵脱逃的事情。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过的,逃兵的数量异常少。人们又会想到诸如“失败主义”之类的亲法西斯宣传,等等。然而并没有这样的迹象。很显然,在马统工党中肯定会有法西斯的间谍和收受其好处的破坏分子,所有的左翼政党中都有这样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马统工党中的那类人就比别的政党多。

  共产党报纸中的一些攻击实在是太过恶毒。他们确实说过:收受了法西斯好处的,只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普通党员。即便如此,这也只不过是离间普通党员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图谋而已。上述指控的本质是,普通党员、民兵等一起参与了阴谋。因为很显然,如果宁•戈尔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就更可能为与他们有联系的追随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的记者。在任何情形中,当马统工党被镇压时,共产党控制的武装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他们逮捕每一个与马统工党有联系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伤员、医院的护士以及马统工党党员的妻子,有时甚至连党员的孩子也不放过。

  最终在6月15到16日,马统工党被镇压,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是五月走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在马统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关进监狱时,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媒体捏造了意在表明发现一个巨大的法西斯阴谋的消息。一时之间,全世界的共产党媒体都为这则消息激动不已。6月21日的《每日工人报》综述了西班牙共产党报纸的各种报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结佛朗哥

  在巴塞罗那和别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义骨干分子后……战时已知的最可怕的间谍案的细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可耻的叛变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渐为人们所知。……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词,等等,都可以证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所证明的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通过广播向佛朗哥将军传递军事秘密,他们与柏林有联系,并且与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组织联合行动。此外,还有关于用隐迹墨水秘密递送消息的耸人听闻的细节,有一份签了字母“N”(代表宁。即安德列斯•宁)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后的结果是:正如我所记述的那样,事情过去六个月后,大部分的领导人仍被关进监狱里,但他们从来未被提审,诸如通过广播与佛朗哥联系之类的指控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法。他们如果真的犯了间谍罪,就会像此前的许多法西斯间谍那样,在一个星期内受审并被枪毙。但除了共产党媒体上未经证实的断言外,没有发现丝毫证据。至于那200份“完整的供词”,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实际上,它们只是某个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拒绝相信对马统工党的指控。最近,内阁以5比2通过了释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决定,两名反对者就是来自共产党的部长。8月,由詹姆斯•马科斯顿议员率领的一个国际代表团来到西班牙,调查对马统工党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宁•普列托的失踪案。国防部长伊鲁霍,司法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内阁部长奥尔特加-加塞特,总检察长普拉特•加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不相信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犯了间谍罪。伊鲁霍还补充指出,他已经从头到尾看了该案的卷宗,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据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份被认为由宁签署的文件毫无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伪造的。普列托认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对巴塞罗那五月发生的战斗负有责任,但不认为他们是法西斯间谍。“更严重的是,”他补充说,“逮捕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责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领导,而是他们的下属,共产党已经按照通常的一贯做法,渗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几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样,伊鲁霍也宣称,警察已经成为“准独立的”机构,处于外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团相当露骨地暗示,当俄国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时,政府无法承受冒犯共产党的代价。当一个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代表团12月来到西班牙后,他们得到了与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内阁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甚至用更清楚的词汇重复了普列托的暗示:“我们得到俄国人的援助,就必须同意采取某些我们不喜欢的行动。”可以说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们就算有监狱总长、司法部长麦戈文以及别的重要人物签署的命令,也不会获许进入任何一个共产党在巴塞罗那控制的“秘密监狱”,得知这一点很有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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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两个代表团的报告,参见9月7日的《民众报》以及9月18日的《箭报》;关于马科斯顿代表团的报告由《独立新闻报》(巴黎圣德尼路219号)刊登,麦戈文的小册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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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上述情况应当足以澄清这件事。指控马统工党犯有间谍罪,仅仅基于共产党媒体的报道以及由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随者仍在监狱中;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共产党的媒体不断叫嚷要处死“叛国者”。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拒绝大规模处死“托洛茨基主义者”。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做值得大加赞赏。同时,面对我上面所提供的材料,很难相信马统工党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除非人们相信马科斯顿、麦戈文、普列托、伊鲁霍、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余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

  最后,说一下关于马统工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词现在用得越来越随意,它的用法极易令人误解,并且经常蓄意让人误解。值得停下来对它进行界定。托洛茨基主义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指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对抗“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不那么严格地说,就是指革命的极端主义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组织的成员。

  (3)一个虚伪的、佯装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苏联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个含义,马统工党也许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英国的独立工党、德国的S.A.P.、法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者,等等,也都能。但马统工党与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没有任何交往。当战争爆发时,来到西班牙的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15或20人)最初的确曾为马统工党工作,因为该党的观点与他们最接近,但他们并没有加入马统工党。后来,托洛茨基命令追随者攻击马统工党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清除出该党的机关,虽然还有一些留在民兵中。莫兰被法西斯逮捕后,宁接替其成为马统工党的领导人,他有一段时间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但几年前就离开了,并组建了马统工党。该党与较早成立的“工农联盟”党一起,合并了各种反对派共产党。共产党媒体利用宁与托洛茨基曾有过联系,以证明马统工党真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是以此推断的话,甚至可以说英国共产党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因为约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奥斯瓦德•莫里斯爵士有过联系。

  唯一精确界定了该词的是第二个含义。据此,马统工党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作出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大部分共产党都想当然地认为,第二个含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第三个含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就是说,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只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间谍机器。仅仅在苏联审判从事阴谋破坏活动的人时。“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才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称一个人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就等于称他为谋杀犯、内奸等等。但同时,任何从左翼立场批评共产党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每一个自称是革命极端主义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处了吗?

  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处,也可能没有。上面我提到,当马科斯顿接受委托来到西班牙时,《真理报》、《红色阵线》和其他的共产党报纸立即公开指责他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盖世太保的间谍,等等。不过,英国共产党很谨慎,没有重复这一指责。在英国共产党的媒体中,马科斯顿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动敌人”,其含义被方便地模糊化了。当然,这只是因为,几个惨痛的教训使英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有关诽谤罪的法律产生了趋利避害的敬畏。在一个受指控的罪行必须得到证实的国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个指控,就足以承认它是一个谎言。

  有关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种指控,也许我的讨论超过了必要的篇幅。党派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不公正和虚假的指控,以至于两败俱伤;但这种争论与内战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并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诽谤中伤和这种媒体斗争,以及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思维习惯,能够给反法西斯事业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人瞥一眼这个主题,就知道共产党人通过捏造的指控对付政敌的策略毫无新意。今天的关键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明天的关键词就将是“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苏维埃俄国的审讯“证明”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鲁姆以及英国工党的杰出党员,策划了入侵俄国的险恶阴谋,这件事才过去六七年。然而今天,法国的共产党人非常高兴地承认了布鲁姆为自己的领导人,而英国的共产党人则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工党。即使从派系的观点看,我也怀疑是否值得做这种事情。同时也毫不怀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指控引发了仇恨和纷争。在确定“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后,每一个地方的普通共产主义者都被引向了对其进行毫无意义的政治迫害之中;类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政党都倒退回一种可怕的状态中,毫无生气,全然成为反共产主义的政党。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开始产生危险的分歧。如果再诋毁那些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再策划有如指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类的阴谋,裂痕就会变得无法弥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政治辩论,能充分讨论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和支持或宣称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间的确存在差异。共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结成联盟,就能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反对者认为,这个策略仅仅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错误的决定也许会使我们自己陷入数世纪的半奴隶状态中。但只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尖声怪叫外,没有别的争论,讨论就不会开始。例如,我不可能与一个共产党员讨论巴塞罗那战斗的是是非非,因为没有共产党,也就是说,“好的共产党”,会承认我的描述是真实的。如果他忠实地跟随着党的路线,他就不得不宣称我在撒谎,或最多说我被无可救药地误导了,任何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报》的标题,就会比我对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在这样的情形中不可能有争论;根本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称像马科斯顿那样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钱,是什么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无法进行认真的讨论。那会有如一场国际象棋锦标赛进行到一半,一个参赛选手突然大声尖叫起来,称对手犯了判国罪或重婚罪。真正关键的问题仍没有触及,诽谤陷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29 17: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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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巴塞罗那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重新返回前线已经三天时间了。经过那场战斗,尤其是在读了报纸上那些互相谩骂的文章之后,我感到真的很难想象,在战斗爆发前我竟天真地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我想,每一个在西班牙待过几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理想幻灭的感觉。此时,我想起了到达巴塞罗那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记者所说的话:“战争就意味着欺骗,这里的战争也绝不会例外!”我当时很吃惊,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使到了现在,到了五月份,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是,这场战争正在一点一点地让我相信这是真的。随着战争的继续,其罪恶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每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在战争中个人自由、客观报道等等都与战争的效率格格不入。

  我们现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很明显,卡巴列罗政府将要倒台,并且会被一个受共产党影响更深、更右倾的政府所替代(大约在一两周后所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新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工会的权力。接下来,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即使暂且不提重组西班牙政权的问题,工会的前景也并不是很妙。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那纯属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认为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就算是在英国和法国,按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专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着总的趋势将会是很礼貌的。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人道”得多、“温和”得多了。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许是领土的真正分裂,也许是分裂成几个经济区域。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将令人感到沮丧。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政府取胜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夺占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如果政府掌权,他们还会没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后的这个政府肯定是反教会、反封建的,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们对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当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与大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教会和军队反对革命以外,几乎没干过任何好事。人民阵线可能是一场骗局,但若佛朗哥取胜却肯定会是个时代的失误。希望佛朗哥取胜的大概也只有百万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恶名,这个问题就像噩梦一样缠绕了我一两年。从1930年开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战无不胜。现在该他们遭受打击了,这个时候究竟谁能挫败他们已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佛朗哥及其雇佣军统统赶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让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的代价,那么国际形势也将会有极大的改观。因此仅仅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也是值得进行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可以这样说,比起涅格林政府刚刚执政那会儿,我对它的看法已经好多了。这个政府毕竟正以极大的勇气在坚持这场战争,而且也表现出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政治宽容。但我仍然保留这个观点:只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结局怎样,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可顶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结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证实了我的预言。

  那时,我刚刚到达前线就听说了鲍伯•斯迈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伦西亚,投入监狱。从前一年的十月开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迈利曾经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几个月,后来,当得知回国前要随宣传队要前线待三个月的消息后,他参加了另一支刚刚到达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民兵小分队。我们过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单独监禁,连律师也不准接触。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护历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可能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更不用说是经过审判的了。最后,我们还是从一个被释放的狱友那里得知斯迈利是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所谓“武器”,据我所知,那只不过是战争初期用过的非常原始的两枚手榴弹而已。他带上这两个小玩意儿原本打算回国后在课堂上展示给自己的学生们看的,此外他还顺便捡了些弹片和其他纪念品。那两个手榴弹中根本没有炸药和保险销,其实只是毫无杀伤力的生铁筒而已。很明显,所谓携带武器完全是个借口,斯迈利的被捕无疑是因他曾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巴塞罗那战斗刚刚结束,当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会让任何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轻易离开西班牙。所以,在过境检查中,他们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迈利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把他滞留在西班牙审查上几天。但在西班牙,麻烦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监狱,不管是否经过审判,通常也就只得这样没完没了地待下去。

  我们仍然待在韦斯卡前线,但我们被安排在更靠右边的阵地,在几周前我们曾经攻占下来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们现在作为teniente*——我猜想,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二等陆军上尉-带领着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上去,申请正规任命,但我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以前,民兵军官通常拒绝接受正规任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与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冲突,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经宣布,本杰明晋升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并没给他们比少校更高的军衔,这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军事大权留给正规军的指挥官和从军校刚毕业的军官。结果是,在我们师,毫无疑问在其他师也一样,军官们全部处在荒唐的临时位置上,无论师长、旅长或军长大家都是少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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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班牙语,副官,中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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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倒没发生太多的事。杰卡要道附近的战役渐趋缓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趋向激烈。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虽然距离我们150多码远,但他们的地势更高,并且分散在我们的两边。我们的阵地呈现为一种直角形状。直角顶端的突出部位是个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居高临下袭击我们。炮弹会发出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焦躁不安,因为你无法及时觉察炮弹正在飞来并立即躲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炮弹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与洗脸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虽然比较凉爽,可蚊子却闹得人心烦。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的干净衣服,很快就长满了虱子。荒芜的果园无人看管,树上的樱桃正在变白。连续两天的骤雨漫进掩体,胸墙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用可怜兮兮的西班牙铁锹挖了多天又湿又黏的土,那铁锹没有木柄,还弯得像个铁勺子。

  上面答应给我们小分队配一门迫击炮,我热切盼望着使用它。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比从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战壕的士兵装备更齐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们在铁丝网外撒满了空罐头盒,一有叮当声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深入到军事无人区狙击敌人。匍匐前进一百码,就到了一个隐蔽在茂密草丛后的壕沟,从壕沟里可以压制法西斯军队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那里支起一个来复枪架。如果你在那里多等一会儿,一般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几乎不太可能——我的射击技术很差。但颇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队竟弄不清这些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所以我相信我迟早准会打中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有个法西斯狙击手倒是先打中了我。这事儿发生在我重回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过程十分有趣,我想这值得仔细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像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个肩上抬着担架的人来。他们汗流浃背,一步一滑地向前挪。救护车距离这里还有1.5英里。路面状况很糟糕,高低不平,泥泞溜滑。我曾在一两天前帮助抬运一个伤员,深知这是个苦差事。在许多地方,白杨叶碰到担架边缘又轻轻地拂过我的脸,这使我感到能够活在一个有白杨树的世界上是多么美好。可是手臂的疼痛像恶魔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忍不住骂出声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每次过于用力的呼吸都会使血从嘴里涌出来。

  医生给我重新包扎了伤口,注射了一针吗啡,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谢塔莫。谢塔莫的医院设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伤员通常只在那儿停留几小时就被送往巴巴斯特罗或莱里达。我虽然被吗啡麻醉着,还是感到疼痛无比,几乎不能动弹,不停吞咽涌上来的血水。即使在这种状态下,没经训练的护士仍然试图让我咽下医院的标准餐——汤、鸡蛋、油腻的炖菜等——这是西班牙医院典型的做法。看到我不愿下咽,她似乎感到很惊讶。我想要一支烟,但在那个烟草奇缺的时期,医院里哪怕一支烟也找不到。不久,有两个请假暂离前线几小时的战友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你好啊!你还活着,是吧?太好了!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如果你有小刀的话,我们也想要。”

  他们带着我所有随身携带的东西离开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个人受伤以后,他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分光。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放在伤员的行李中带离前线,那就一定会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人偷走。

  到了傍晚,病号和伤员不断地被送过来,等到凑满一辆救护车时,人们就把我们抬上车,送往巴巴斯特罗。这是怎样的一段历程啊!人们过去常说,在战场上,手脚受伤的人一般都会好起来,而腹部受伤的人活下来的希望不太大。我现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没有一个内脏受伤的伤员能够侥幸熬过那数英里颠簸不堪的碎石路,那些道路被重型卡车碾压得破败不堪,而且自开战以来从没整修过。砰砰!哐哐!乒乓!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在白城展览中见到的那个叫做“摇来摆去”的怪物。人们忘了应该把我们捆绑在担架上。幸亏我的左手还有点力气,没让我从担架上摔下来。有个不幸的人被重重地摔到车厢地板上,天知道那会有多疼。另一个人歪倒在救护车的角落里,呕吐得到处都是一团糟。巴巴斯特罗的医院非常拥挤,病床挤得几乎连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人们把我们中的一些伤员抬回医院的火车上,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那是一个很大的医院,病号、伤员和平民病人几乎完全混杂在一起。我的病床中有些人伤势很重。我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他吃下去的药物使尿液变得像翡翠一样发绿,床前的尿瓶成为病房中的一大奇观!一个说英语的荷兰共产党人听说医院里有一个英国人之后,像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还给我拿来了英文报纸,。他在去年十月的一场战斗中受了重伤,后来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了下来,还娶了这儿的一位漂亮的护士小姐。由于所负的伤,他的一条腿萎缩得像我的胳膊一样细。两个休假的民兵——我们是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碰到的——来医院看望受伤的朋友,认出了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18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尴尬地站在我的床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最后作为一种表达对我受伤感到难过的方式,突然掏出口袋里所有的烟草塞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快,以至于我根本来不及把烟草还给他们或者道个谢。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小镇中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烟草,他们这是把一周的配给量都送给了我。

  过了几天,我已经能够胳膊吊着绷带下床走动,但不知什么原因,把胳膊放下时还很疼。当时摔倒造成的内伤也疼得厉害,我几乎完全失声,而伤口本身却没有什么疼痛。事情似乎总是这样:一颗子弹引起的巨大震荡会麻木局部的神经,而杀伤力较小的细小的弹片却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医院的院子里有个不错的花园,园里有个水塘,养着一些金鱼,还有一些灰色的小鱼——反正,我觉得它们颜色比较灰暗。我常常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们,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莱里达医院的行事方式,使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医院体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不知道其他前线医院的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这些医院都还挺不错。医生个个精明能干,也从不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但我敢肯定的是,由于两个方面严重的失误,也许使得成百上千个原本能够救活的人死在这里了。

  第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靠近前线的医院基本上都只为伤员清创包扎。如果你没有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你就得不到任何治疗。从理论上说,大部分伤员都被直接送到巴塞罗那或是塔拉戈纳,但由于受运输条件限制,通常得在路上耗上一周甚至十天。这些伤员被滞留爱谢塔莫,巴特斯特罗,蒙松,莱里达或其他地方。除了偶尔清洗一下绷带,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治疗,有时甚至连清洗绷带也不可能。被炮弹炸成重伤或骨头被炸碎的伤员,多数均被巴黎产的绷带和石膏裹得严严实实,就像被装在硬壳子里一样,伤势记录则用铅笔直接写在硬壳上。通常,他们只有在十天后抵达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后,这个壳子才能被打开。若想在路上检查伤口绝对不可能,少得可怜的几个医生也根本来不及这样做。只有在匆匆忙忙经过病床边的时候,他们才会说:“好啦!好啦!到了巴塞罗那就会有人给你治疗的。”可是谣传却说,医院的专用列车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往巴塞罗那。医院的另一个失误就是缺少训练有素的护士。很明显,在西班牙根本就找不到多少护士,这可能是因为在战前医院的护理工作多由修女来完成。我这并非在埋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在护理我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和善,但毫无疑问,她们也相当缺少专业培训。她们人人都知道如何量体温,有些人还知道怎样缠绷带,但仅此而已。结果,那些身负重伤无法自理的人就惨了。这些护士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伤员连续便秘一周以上,她们也很少过问那些虚弱得无法为自己清洗创伤的人。我记得,有一个被炸断了胳膊的可怜家伙告诉我,他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洗脸了。病床也可以好几天都不给整理一次。医院的伙食好得很——简直是好得过了头。似乎除了西班牙之外别处没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用丰盛而油腻的食物去填塞伤员的肚子。在莱里达,伙食简直棒极了:早餐从六点开始,有汤、煎蛋卷、炖菜、面包、白葡萄酒,还有咖啡;中餐那就更加丰盛——而这时,大多数西班牙人都在忍饥挨饿、营养不良。看来西班牙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清淡的饮食,因为他们给伤员和健康人吃的食物毫无二致:一样的油腻无比,无论哪一样食品总是用橄榄油浸泡。

  一天早晨,医院宣布,我们这个病房的人当天将被送往巴塞罗那。我设法给在巴塞罗那的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我很快就要回来了。不久,人们把我们抬上汽车,送往火车站。可是,直到火车开动时,随行的医院勤务员才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列车根本不是开往巴塞罗那,而是开往塔拉戈纳。我在想,说不定又是火车司机改变了主意。“这很像西班牙的做法!”我想。但他们同意停车让我再去发一个电报。这也是很典型的西班牙做法,而更典型的是那封电报从未送达。

  人们把我们抬进一节最普通的三等车厢,里面只有木椅子。许多人伤势很重,那天早上还是他们负伤以来第一次离开病床。不一会,由于酷热和颠簸,几乎有过半伤病员发生虚脱,有些人更呕吐得满地秽物。随车的医务人员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有如死尸般的伤病员中穿梭,他们抱着装满水的大山羊皮水袋,不停地把水灌入一张张嘴里。那水非常难喝,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怪味。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到了塔拉戈纳。铁路是沿着海岸线铺设的,离海面很近。我们乘坐的列车进站时,正好有一列满载国际纵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出站,天桥上的人们正向他们热情挥手。那列车很长,车上面载满了士兵,以及拖着野战炮的敞蓬卡车,每门野战炮下都站了很多士兵。车厢好像要被挤爆了一样。至今我仍异常清晰地记得那列火车在昏黄夜色中驶过的情景。一扇扇挤满笑脸的列车窗,一根根斜放的长枪筒,一条条飘动的红丝巾——所有这一切都在青绿色海面的映衬下从我们的眼前慢慢地闪过。

  “外国人,”有人说道,“他们是意大利人。”

  这很明显。因为除了意大利人,没有人能组成如此优美的队伍,也没有人能如此优雅地回应人们的欢呼致敬——这优雅并未因列车上近一半的士兵喝得人仰马翻而稍逊本色。后来我们才听说,这些意大利士兵是取得三月瓜达拉哈拉战役胜利的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刚刚休整过,现在被调往阿拉贡前线。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几周后的韦斯卡战役中阵亡。在我们的列车上,一些尚能扶杖站立的伤员在车窗前挤来挤去,向那列车上的意大利人欢呼。一根根拐杖伸出窗外不停地挥动着。一只只缠着绷带的手不停地敬礼。这简直就是活脱脱一幅战争的讽喻画。满载着士兵的列车骄傲地呼啸而去,满载着伤员的火车慢慢地停下来。那卡车拖着的大炮像往常一样令人胆寒,那种恐惧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但这场战争毕竟是光荣的。

  塔拉戈纳的医院非常大,里面住满了来自各条战线的伤员。看看这儿有些什么样的创伤吧!这儿有一种特殊的治疗创伤的办法。我想也许是根据某种最新医疗实践发明的。但这看上去却异常可怕。这种方法完全不用包扎伤口,而是尽量让伤口充分暴露,然后用涂满黄油的棉布蒙在罩住伤口的铁丝网上遮挡苍蝇。透过油布,你可以看到那半愈合伤口上血红色的胶冻状物。有一个伤员脸部和喉部受了伤。他的脑袋被套在一个涂满黄油的棉布蒙成的圆形头套里,嘴被封住,只能通过插在双唇之间的细胶管来呼吸。可怜的人!他看上去非常孤独凄惶,眼神飘忽不定;他只能透过棉布罩木然地看着你,更是无法说话。我在塔拉戈纳待了三四天,体力渐渐恢复了。一天,我竟能慢慢地走近沙滩。海边的一切仍像往常一样奢华,这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海滨步行街上高档咖啡馆比比皆是,肥头胖脑的当地资产阶级们悠闲地躺在折叠椅上沐浴阳光,好像战争远在千万里一样。但我的确看到一个游泳者被淹死了。这样的事竟发生杂那样浅而温暖的海水中,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离开前线八九天后,终于有人为我检查创伤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检查刚到的伤员。他们用双手握住长柄大剪刀剪开护胸甲,然后摞好。在前线急救站,肋骨、锁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伤员,一般要被套上护胸甲。在大而笨重的护胸甲的领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长焦虑且肮脏的面孔,嘴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那位医生,三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模样帅气。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用粗糙的纱布包住我的舌头使劲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说“啊……”他一直这么拽着,直到我舌头上渗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这才告诉我,有一侧声带麻痹了。

  “到什么时候声音才能恢复正常?”我问道。

  “声音?哦,你的声音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了。”他很高兴地说道。

  但是,我以后的经历证明他错了。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能用非常低而细小的声音说话。但从那以后,我的声音突然恢复正常,另一边声带竟然康复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为子弹损伤了脖子后面的某处神经。手臂部的这种神经性阵痛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晚上疼得尤其厉害,几乎难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直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食指依然麻木——这是颈部受伤留下的一种奇怪的后遗症。

  我的伤势成为医院里的小小奇闻。许多医生在给我做检查时,全都禁不住咂舌感叹:“运气真好!运气真好!”其中一位医生用极其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子弹和动脉之间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我那时遇到的所有人——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和病人——都说,你被子弹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我却禁不住地想说,要是根本就没打着,那岂不是更幸运么?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29 17: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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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像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

  [1] 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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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院。”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bo)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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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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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像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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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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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29 17: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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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提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幅反对马统工党的漫话,那上面画了一幅假面具,假面具后面则是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着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但是,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会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作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18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他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几个月后他们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并没有被单独监禁,因此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探望。在狱警领我们进入监狱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时,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两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押出监狱。我们短暂地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假装互不相识。我们在监狱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办好了离开西班牙回国的手续。尽管他证件齐全,但在出境检查时仍然被捕,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穿着灯心绒马裤而被当作民兵抓起来的。我们擦肩而过,有如从不相识。这真是太可怕了。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由于身穿蓝制服的卫兵正在虎视每一个角落,与太多的熟人打招呼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Newgate*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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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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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食物,他说那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出去。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时间就是一切。现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许会在六点离开办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会弄到哪儿去了——或者已被销毁,或者已被丢进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那时又会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头北面的作战部内。当我急急冲冲地走近楼梯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长的刺刀拦住了我,要求出示“证明”,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遣散证明。很显然,他不识字,他放我上楼去,他大概也对我那一挥而过的“证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战部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结构布局十分复杂,环绕中心庭院的每一层楼面都有上百个办公室。这里是西班牙,没有人稍稍知道一点我正寻找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我不断地重复:“El coronel——,jefe de ingenieros,Ejercito de Este!”*人们冲着我微笑,还优雅地耸耸肩。那些自以为知道一点的人给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指示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沿着长长的楼道跑,结果都是碰壁而回。时间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噩梦一般:我在楼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诡秘的人们你来我网,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可以瞥见,杂乱无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飞逝,一条无辜的生命也许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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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意:管事的人,军队主管,这个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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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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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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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与一个德国人握手同样危险。我猜想,这位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定我并不是所谓法西斯间谍,而且这样与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仍然乐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相当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许多恶劣的境遇之中,你会经常从西班牙人身上见到类似的崇高品德的闪光点。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极差,但对西班牙人却没有坏印象。我记得,我仅对一位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忆及此事,我都认为全是自己的错。毫无疑问,他们宽宏大量,品行高尚,但这些品质都并不真正属于二十世纪。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义也会采取一种相对宽松、能够让人接受得了的统治形式。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时所发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实际上,当时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亲眼目睹,可是幸亏我没在现场,否则我会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的。

  警察用众所周知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或盖世太保的风格进行了那场搜查。午夜过后,随着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六名警察闯进了我妻子的客房;他们打开灯,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个重要位置,显然是事先早有预谋。接着,他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彻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两个房间(有一个附设的卫浴间)。他们击听墙壁,摸捏椅垫,敲击地板,掀抖窗帘,拍打浴缸和暖气片,同时翻箱倒柜,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个遍,还要再拿到灯光下仔细检视。他们收缴了室内包括丢进废纸篓里的所有报刊和纸张,还有我们的所有书籍。当发现我们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时,他们马上喜形于色,自以为抓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把柄。如果这是他们发现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书的话,那么我们的末日也就临头了。非常明显,在他们看来读《我的奋斗》的人必然是个法西斯分子。但是,紧接着他们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名叫《论彻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方法》,这多多少少让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抽屉里的几包卷烟纸也被翻出来。他们把其中每一包都拆开来,逐张检查,以防漏掉可能记录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他们差不多检查了将近两个小时。然而,他们却没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垫下面也许暗藏半打轻机枪,况且枕头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这些警察没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说检查床底了。我不敢相信这回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通常办事风格。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现在警察已经几乎完全处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这些警察说不定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些人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来说,把一个弱女子从床上赶下来,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于是,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当然,这也使得全部搜查变得毫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睡在一处建筑荒地的草丛中。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都么怎么睡着。我记得,我到处找了几个小时才喝到一杯咖啡。自来到巴塞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教堂顶部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巴塞罗那大部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做,这只能显示他们品位粗俗,尽管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们和他道别,并交给西班牙朋友一些钱,摆脱他们给柯普买些食品和香烟。除此而外,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到。在我们离开巴塞罗那以后不久,柯普被单独监禁,甚至不让外面的人给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去拉姆拉斯大街,路过摩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在把守。我一时兴起,走进咖啡馆,并和两个肩挂步枪、斜倚柜台的士兵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他们说不知道,就像许多西班牙人的惯常回答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清这件事。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入狱,受五月战斗牵连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为这件事提供证据。有一个与我谈话的士兵,面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摇头,可能是因为交通嘈杂听不清我的话。另一个士兵则截然相反,他说,曾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buen chico(一个好伙计)。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些都于事无补。如果柯普被审判,当局就会像所有类似审判一样,使用伪造的假证据。如果他一旦被枪杀(我担心这极有可能发生),他的墓志铭将应该是:他是可怜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眼中的好伙计,身为丑恶制度的一部分,却保留了足够的人性,当他看到一项正当的行动时,就知道它是正当的。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这是我们迫不得已假扮出来的。尽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会使你显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的模样。我们频繁出入时尚生活区,在那里我们只是些陌生人。我们光顾高档餐馆,以标准的英国方式对待服务生。我生平第一次在墙壁上题字。在一些时髦餐馆的墙上,我尽可能而歪斜地写上:“马统工党永垂不朽!”虽然我一直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没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事件似乎过于荒诞不经。英国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其实,在政治大屠杀中,抱有这种信念极度危险。有一个要求全力抓捕麦克奈尔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袭、搜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被关进监狱,只有那些仍在前线的人暂时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运送难民的法国船只,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倾力交涉,我们才总算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领事在那个星期里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烦意乱。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但通常迟至八点半才开出。按照我们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预定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打点行李,结算帐单,尽量在最后一刻才离开旅馆。她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则旅馆的人肯定会去报告警察。我在七点左右来到火车站,却发现列车已经开出——6:50就开走了。火车司机大概和往常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幸好我们及时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经过谨慎打听,我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为人相当和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三人房间,当然没有报告警察。这是五个夜晚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和衣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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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rt Bou,西班牙边境小镇,靠近法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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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从旅馆里溜了出来。火车晚点出发近一个小时。我利用这段时间给作战部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讲了柯普的案件——柯普无疑是被错捕的,前线急切地需要他,无数人将会证明他没有任何过错,等等。信写在撕下的笔记簿的纸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点麻木),写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担心他们是否能够读得懂这封信。无论如何,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样都没起作用。虽然我写了信,但此后六个月里,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杀害的话)依然关在监狱里,既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释放。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这些信是他托被释放的囚犯偷带出监狱,然后在法国寄出的。信里说的反复就是这些内容——被监禁在肮脏阴暗的窄小牢房里,食物既肮脏又少得可怜,由于卫生条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监狱拒绝给予任何医疗护理。我已经通过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渠道证实了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他保持联系了。柯普只是数百个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没有人知道再杂遭受类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终于,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线。我们乘坐的列车挂有一节头等车厢和餐车,这是我来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也只有普通车厢。有两个侦探在我们的列车上四处悠转,随时记下外国人的名字;当他们转到餐车看到我们正在用餐时,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些地位高贵的人。世事变化无常,真是奇怪极了。仅仅在六个月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握权力时期,无产阶级的衣着打扮备受人们的尊敬。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一个和我同车的法国商务旅行者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不能穿戴成这个样子去西班牙。赶快收起高衬领和领带,否则到了巴塞罗那人们会从你身上扯下来的。”他说的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不过这也至少表明人们是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变化的。进入西班牙边境后,果然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卫兵盯上了一个穿戴考究的法国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仅仅是因为他们看起来资产阶级味道太浓厚了。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资产阶级的衣装打扮成为一种逃避灾难的最好办法。在签证办公室,官员们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细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察的效率低下,我们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没有麦克奈尔的名字。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搜查过了,但没找出什么犯罪证据,除了我的遣散证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师就是原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整整六个月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我仅有的西班牙纪念品是一只山羊皮水袋和一盏小铁油灯,阿拉贡的农民用这种灯来点橄榄油。这种小油灯的形状和两千多年前罗马人使用的赤陶灯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我从一个被毁坏的小屋里拣到的,无意中装进了行李袋。

  事实证明,我们逃跑得非常及时。我们所看到的首份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显然有点操之过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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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西方国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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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离开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我不知道应该先干哪件事。结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烟草店,尽量多买些雪茄和香烟,直到衣袋塞不下为止。然后我们到自助餐厅要了杯茶,这是几个月以来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鲜牛奶的茶。几天以前我就经常在想,到了法国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香烟,都可以买到。可我同时又有点期待见到烟草店大门紧闭,窗口挂着“烟草售罄”告示的那种情景。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准备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则在巴纽尔车站——这条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车,我们感到非常疲劳,必须休息一下。在知道我们来自巴塞罗那后,巴纽尔的人们并没有友好地接待我们。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你来自西班牙?战争中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政府一边?哦!”——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冷落。这个小镇上的人似乎坚定地支持佛朗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许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难民经常来这里并散布影响。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个侍应生就是一个坚决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给我上饮料时,他都要对我非常轻蔑地扫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对西班牙政府的党派很不友好,但同时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也在进行有如巴塞罗那那样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在一些咖啡馆里,只要你提到“马统工党”几个字,你就能够马上交到法国朋友,连侍应生都会对你笑脸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纽尔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个远离手榴弹、机关枪、购买食物的长队、宣传和密谋的偏僻宁静的海滨小城,照理说我们应该深感宽慰和满怀感恩之心。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没因远离而在脑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们不断地回忆、交谈,甚至梦回西班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自我安慰地设想,“等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将到地中海岸的某地过上一段安静日子,也许还会去海边钓钓鱼。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心里却又产生了某种厌烦和失望。天气很冷,一阵阵大风吹过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着杂物、软木塞和鱼内脏的团团泡沫不停地拍打着岩石。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西班牙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况,但我无法记录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东西全都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这些民兵——我和他们在前线相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受伤残废,有的被关进监狱——我希望他们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运连连;我希望他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将所有不怀好意的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外来者赶出西班牙。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你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场灾难——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场战争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我希望我的描述不会让人们产生太多的误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场战争完全真实地描述出来。除非亲眼目睹,你很难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像一个宗派主义者那样去描写。如果我在本书此前各章没有提及这些,那么我现在就来做个补充: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当你从其他书上看到有关西班牙这场战争的任何记述时,也请你同样地注意。

  尽管事实上我们无事可作,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提前离开了巴纽尔。随着列车向北行进,法国大地也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了。我们远离了处处都是山岗和葡萄园的地方,再次来到了处处都是绿地和榆树的国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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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此处的一段话,意在对于当时英国政府面对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继续推行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政策提出警告。——译者


(全书完)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5-29 17: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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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此书已校完。
其实校对者3月2日就校完并发给我了,但我现在才发上来,这和我处上传极不方便有关,根本原因仍在于我的懈怠。真是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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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记性实在太差了——又忘了,原来我在25天前已在天益贴出(害得我又专门找了一个硬盘,以便从邮箱里下载,再上传到此处):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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