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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 新譯《俄國革命史》

四  1905年《总结与展望》一文摘录

  (四)革命与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无产阶级同时不断成长与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最后还要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传统、首创精神、战斗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得政权……
  那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自动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的观念,乃是简单化到了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根据我们的观点,俄国革命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已经胜利的时候也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有机会充分施展其统治天才之前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软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软弱,这对俄国来说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它的集中程度,它的文化水平以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无疑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跟其各阶级政治力量之间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民族与国际性质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可使经济关系的政治反映发生偏离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生产力比我国高出十倍,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以及它对政治的影响还是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与意义大得无法比拟。
  (五)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与农民
  革命一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政权就会转移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的手中,换句话说,就是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当然,我们即刻就要说明,这根本不排斥让非无产阶级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全部问题就在于由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由谁在其中团结本质一致的多数?但是,当国民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政府(工人在其中占多数)的时候,是一回事;当无产阶级作为或多或少受尊敬的人质参加确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时候,则是另一回事。
  不扩大革命的基础,无产阶级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只有在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城市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劳动群众的多个阶层才能第一次被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且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我国的社会—历史关系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重负压在了无产阶级肩上,这些关系的特性不仅给工人政府制造巨大的困难,而且至少在其存在的初期也给它造成无法估量的优越性。这一点就表现在无产阶级跟农民的关系当中。
  俄国革命现在不允许,而且将来长期也不会允许建立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法秩序,不论它是什么样的……由于这一命运,革命把农民(甚至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同整个革命,也就是同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执政的无产阶级是作为阶级的解放者出现在农民面前的。
  但是,农民自己就不能挤走无产阶级并且占据后者的位置么?这是不可能的。全部历史经验都是跟这种假设对立的。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根本没有能力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所有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它也不得不放弃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给无产阶级所造成的形势下,农民只剩下追随工人民主制度这一条路。即使农民这样做,其觉悟也不比他们通常追随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即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控制了农民的选票,赶紧利用政权来掠夺农民,并且用各种期望和许诺来欺骗农民,随后在对自己很不利的场合把位子让给另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的时刻,无产阶级则依靠农民,动用全部力量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意识。
  (六)无产阶级政治制度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整个国家的热情高涨和全体人民的精神振奋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全民的革命代表,作为跟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野蛮进行斗争的公认的人民领袖进入政府。不过一旦掌握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就将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实行革命立法与积极政策的时代,在这里,绝无保证能为它保留全民公认的代言人角色。
  每一个新的日子都将深化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越来越明确它的阶级性质。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全民之间的革命关系将遭到破坏,农民的阶级分化将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随着工人政府自行决定政策,随着这政策由全民民主变成阶级民主,农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不断加强。
  等级农奴制的废除能得到身为劳役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拥护……但是保护农业无产阶级的立法措施不仅不能得到多数农民的同样积极的同情,相反会遭到少数农民的积极抵制。无产阶级将被迫把阶级斗争带进农村,于是必将破坏无疑存在于全体农民之中(不过范围比较狭窄)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必须在自己统治的初期在农村的贫困阶层跟富裕阶层,即农业无产阶级跟农业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寻找支持。
  一旦政权掌握在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上,那时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异就会既立即失去其原则意义,也会失去其直接实践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区别的范围内坚持不动。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以无能为力的人质身份,而是以领导力量的身份进入政府的,因而就会消除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的界线,也就是会把集体主义提上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将在这个方向的哪一个点上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不过不管怎样也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先的打算。
  这就是不能谈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某种特殊形式,亦即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原因所在。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证自己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让自己的民主纲领越出界限。对这一点抱有的各种幻想都是极其有害的。
  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得政权,它就将为政权斗争到底。如果说宣传和组织(特别在农村)是这种为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的一个手段,那么集体主义政策就是另一个手段。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由党的地位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将成为依靠无产阶级来保住这种地位的一个手段。
  伴随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起不停顿的攻击,不断革命的思想把专制制度和世俗农奴制的覆灭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当社会主义报刊阐述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时,我们的“进步”报刊响起了一致的仇恨叫嚣。
  同一个民主派的更加激进的代表……不仅认为俄国工人政府思想本身是离奇幻想,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还不存在必要的“前提”。果真是这样吗?当然,关键不在于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而在于为它确定现实的历史前景……
  (接下来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前景的分析,证明这种前景在今天即二十世纪初已经存在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的话。)
  ……在单个国家闭塞的国界内已经不可能容纳得下社会主义生产力,——无论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
  (七)俄国的工人政府与社会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已经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关于俄国又能说些什么呢?可否期望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成为利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开端吗?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工人并没有要求公社出现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瞬间的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无产阶级就该得到政权,以及它借助法令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想法是荒谬的。经济制度不是国务活动的产物。为了使朝着集体主义方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变得容易,为了缩短这条道路,无产阶级只能竭尽全力地运用政权。
  生产的社会化将从那些面临的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第一个阶段,社会化的生产将是一座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经济企业联系起来的孤岛。社会化经济已经占据的领域越广阔,它的好处就越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觉得自己越巩固,无产阶级后续的经济措施就越大胆。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它能够而且定将依靠的不仅有本国的生产力,而且有国际的技术,正如它在实施自己的革命政策时一样,不仅依靠国内的阶级关系经验,而且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无产阶级制度在初期就应该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居住在俄国的广大群众的命运问题跟这个问题息息相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如同解决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无产阶级将以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倾向为出发点,即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而且在土地问题上,该政策的形式与速度应该既由无产阶级所能占有的物质资源来决定,也由这样一种必要性来决定,那就是运用自己的影响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里去。
  可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到底能走多远呢?有一点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它遇到政治障碍将比碰到国家技术落后还要早。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不可能保持政权,不可能把自己的暂时统治变成长久的社会主义专政。
  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可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或者给自己提出现有的力量对比尚不容许解决的任务。但是,相反也可以把自己的革命任务乐观地限定在一个界线内,而我们的处境的逻辑却必定会把我们抛出这个界线之外。
  可以用这样的论点限定革命全部要求的范围,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就其自身客观目的,亦即就其自身的必然结果而言,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也可以闭眼不看那样一个事实,即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活动家乃是为革命的全速所推动而奔向政权的无产阶级……
  可以用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程度来安慰自己,因此也可以不去思考下面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执政以后,在自身处境的全部逻辑推动下,必将走上引导经济依靠国家的道路。
  一般社会学概念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解决不了本次资产阶级革命复杂结构提出的政策与策略任务,克服不了涌现出来的矛盾与困难。
  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把资本统治树为自己的客观任务,在它的范围内出现了无套裤汉专政的可能性。20世纪初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客观任务而言,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在它的最近前景中正在出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必然性,或者哪怕仅仅是可能性。为了不让这个统治如现实主义庸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插曲”,无产阶级自己就要注意这件事。但是现在马上就可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一旦触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就必定会失败吗?或者在现有的世界历史基础上,它打破这些限制性框框以后,能够给自己开辟胜利的前景吗?
  (接下来发挥这样的思想:俄国革命现在能发动,将来也完全有可能发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同样也保证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还要补充说明一点,上面援引的著作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初期曾用多种外文正式出版,作为对十月革命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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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单子出版社的附件*

  关于本附件的说明(单子出版社编辑部)
  本附件是由托洛茨基给他写完《俄国革命史》以后收到的一份文献所做的注释构成的。这里指的是一本最稀有的小册子,里面公布了斯大林就1917年十月事变发表的谈话。托洛茨基在自己以“阿尔法”的笔名写的一篇题为《斯大林再次面对斯大林做证》(见《反对派公报》,1932年12月,第32期第29—31页)的文章中第一次谈到了这件事。一年以后的1933年12月,托洛茨基完成了《〈俄国革命史〉注释》,以缩写的形式提供了同样的题材。这份《注释》原件收藏在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卷宗T3629号)根据作者本人指出,与它相关的内容在《俄国革命史》最后一部的第359页第16行,即属于题为“列宁号召起义”那一章。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份注释在最近无论哪个《俄国革命史》的版本里面都没有印出来。在档案馆后来的查找过程中,发现了托洛茨基后来于1936年重写的更完整和更全面的同样内容的材料(关于斯大林的谈话〉。(卷宗T3736号和T2727号)作者建议译者采用后面这种说法。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用俄文出版的正是采用了这种说法,根据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决定由档案馆把它打印出来了。

*说明:附录五在原书最末,没有延续第481页的页码,而是另标第4页。故未标出。

  十月革命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大体面貌在官方的描绘中经历了不曾间断的改动,以适应当权集团的政治需要。最终确定的说法从此可以用下面的话简略地表达出来:列宁要求尽量加快发动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托洛茨基力图把起义问题拖延到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列宁毫不妥协地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宪法幻想”的斗争,因为后者提出解决实现夺取政权的问题要取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支持列宁的立场,因而确保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托洛茨基敢这样认为,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一书中关于事变真实过程的叙述彻底摧毁了这个历史伪造品。现在应该说,如果在写作《俄国革命史》时我手中的文献是直到很迟才找到的,那么我是绝不会轻易着手论证的。
  1920年4月23日,莫斯科党组织举行列宁50岁诞辰纪念会,列宁确实没有出席,因为他不喜欢这类举动。斯大林是庆祝会上的演讲人之一,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错过了沉默的良好机会。莫斯科委员会把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结集成一本灰纸小册子发行(1920年!)。从那时起,小册子就成了一本稀有的传记。大家忘记了这本小册子,而熟悉内情的人不敢提起它,因为不合时宜地提起它可能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
  在这篇非常简短和漫无条理的演讲中,斯大林把指出“还没有人谈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位演讲人举了两个事例:第一个是关于抵制1905年国家杜马的;第二个是关于十月起义方法和日期的。我们就逐字逐句地引用斯大林谈论列宁第二个“错误”的原话:
  “1917年7月,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那时民主会议召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新机构——预备国会,以便走上向立宪会议过渡的轨道。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举行起义,以及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机关。伊里奇当时处在地下状态,他不同意上述决定,他写道,必须解散这群混蛋(民主会议)并把他们逮捕起来。我们觉得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会议的半数代表,至少1/3的代表是从前线来的,逮捕和解散只会让我们把全部事情弄糟,把和前线的关系搞坏。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我们看得更清些。但是伊里奇是伟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沟(?!),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往前走。’党团认为,当时这样做是不利的,应当绕过这些障碍,以便击中要害。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一切要求,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面对(?)起义场景(?)。伊里奇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你们是对的。’这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有时候列宁同志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坦白承认自己的缺点(?)……”(《В•И•乌里扬诺夫—列宁五十诞辰》,1920年,第27—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上册第137—138页收录了这篇演说,题目是《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50寿辰大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的引文略有出入,括号也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
  斯大林的演讲没有收进他的任何一本“著作”集子。其实,这篇演讲是极富教育意义的。首先,它彻底推翻了后来的奇谈:好像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粉碎了托洛茨基在起义的日期和方法方面的“宪法幻想”。可见,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即根据斯大林1920年的说法)则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是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
  托洛茨基在自己1924年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情形。24日深夜他对托洛茨基说:“好的,这样就可以了,只要能夺取政权。”“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1930年满怀愤恨情绪驳斥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须知革命是中央委员会遵照反对托洛茨基的列宁的路线实现的;列宁怎么可能说:“‘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得知,中央委员会“不顾伊里奇所有要求”,实行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路线,“10月25日便出现在起义场景的面前”。到达斯莫尔尼宫的列宁却宣布:“是的,你们是对的。”还能想象有对托洛茨基的叙述更加心悦诚服的、哪怕是迫不得已的承认和对后来所有臆造的更具毁灭性的驳斥吗?
  可是,斯大林1920年说的“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决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准备起义,以及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政权机关”,并没有正确描述中央委员会的真实计划。须知这是最机械的提要,列宁指责它是“宪法幻想”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召开预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仅仅是出于宣布起义的想法,目的是降低敌人在起义前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无意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列宁的担忧是不是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消息的结果呢?事实上,托洛茨基建议实际执行的计划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在这个合法举动的掩护下准备起义,在距苏维埃代表大会很近的关键时刻,但不一定是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发起攻击。
  谁要是仔细阅读我的《俄国革命史》里面有关评论党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意见分歧那几章,那他就不难相信,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讲中谈论中央委员会跟列宁的分歧的话比我所说的要尖锐得多。那时的分歧与争论仅仅是局部的,并且是以间接的形式出现的,其原因在来往信件和其他文献中反映出来了。我在自己的叙述中小心回避个人记忆提供的证据,如果不能用其他资料充实它们的话。既然事情牵涉到与列宁那么大的策略分歧,我就得加倍的小心,在这里时局的发展过程证实了我的立场的正确性。我要指出,斯大林在1920年纪念集会上的演讲没有遭到,也不可能遭到来自不论什么人的驳斥。如果说基于演讲人总的智力的演讲使问题简单化了,那么它便是对后来在斯大林参与下制造出来的那些说法更为有力的驳斥。

列夫•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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