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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

斯大林和中国革命―事实与文件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5—16, стр. 7—19。




  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新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共产主义的两个主要流派发生了冲突。今天共产国际的官方领袖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事件中清楚地展示了自己。有关中国革命的主要文件已经七零八落,被人遗忘,其中某些被刻意隐瞒。
  在这几页中,我们打算在斯大林和他最亲密助手的文章、讲话以及斯大林授意的共产国际决议的烛照下,恢复中国革命的主要阶段。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利用了我们档案中的正式文本。特别是公布了斯大林对党隐瞒的希塔罗夫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摘录。读者会相信希塔罗夫供认的重大意义,他是中国事件的参与者,是年轻的斯大林派官员—钻营者,今天是青年共产国际[1]的领导人之一。
  为了使下面的事实和引文更好理解,我们认为对读者提示一下中国革命中最重大事件的先后顺序是有益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东发动第一次政变。[2]
  1926年秋,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
  1927年5月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责成共产党员留在“左派”国民党内。
  1927年8月,GCD公布了起义方针。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公布了在中国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方针。
  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放弃了把武装起义口号作为实际推行的口号。

  一、四个阶级联盟

  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建立在四个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孟什维克柏林机关报是这样评价这个政策的:
引用:
  早在4月10日(1927年),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就十分通俗易懂地……完全“以孟什维克的方式”……证明了官方政策的正确性,它坚持维护“四个阶级联盟”,不急于破坏工人与大资产阶级一起出席会议的联合政府,不过早地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强加给它。[3]
  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为此我们摘录《共产国际》杂志的一段话:
引用:
  1927年1月5日,广东政府公布了新的罢工法,其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参加示威游行,逮捕商人和企业主,没收他们的货物,在其中还规定了对一系列冲突的强制性仲裁。在这个法规中有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但除了这些条款之外,还有限制超越革命战争期间防御利益所需的罢工自由的条款。[4]
  在资产阶级束缚工人的绳索上寻找对工人有利的纤维(条款)。绞索的缺点是它拉得比“防御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需的更紧。这是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写的。是谁写的?马尔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2月25日,在上海血腥屠杀的六个星期前。

  二、斯大林所看到的革命前景

  斯大林是如何评价他的盟友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的前景的呢?下面就是斯大林最不丢人的几份声明(最丢人的没有公布):
引用:
  中国的革命军队(即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极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蒋介石的军队是工农军队。它给全体人民,特别是工人带来自由。[5]
  为了革命成功需要什么?不多:
引用:
  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话,都是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动力。[6]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就不是让工人和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相反,是让他们服从它的影响。这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写的,当时,被斯大林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率领着服从他的工人和农民“一日千里”地走向……上海政变。

  三、斯大林和蒋介石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完成广州政变,我们的报刊对此保持沉默,此时共产党员被降低为国民党的可怜的附庸的角色,甚至签署了不批评孙中山的保证书,此后蒋介石开始坚决要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真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在准备扮演刽子手的角色时,他希望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掩护,而且他达到了目的。蒋介石、胡汉民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同情”党)被接纳加入共产国际。在筹备1927年4月的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蒋介石同时关注与斯大林互赠照片。这个友谊之结的加强,是由斯大林的代理人之一、中央委员布勃诺夫[7]前往拜会蒋介石奠定的。还有一个“细节”,布勃诺夫前往广州之时,正值蒋介石的三月政变。布勃诺夫是怎么做的?他责成共产党员服从和沉默。
  在上海政变之后,共产国际办事员们企图根据斯大林的指令否认刽子手蒋介石仍是共产国际成员。这些先生们一时激动,甚至声明,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政治局的表决,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对外,全票通过了国民党作为只有发言权的成员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出席了谴责左派反对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他顺便讲到:
引用:
  蒋介石同志在其对国民党员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和农民的问题,革命就难以想象。国民党力求在民族革命后,在中国不要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像在西方和现在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中那样……我们一致相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国民党必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8]
  1926年秋第七次全会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后,许诺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解决全部任务的共产国际成员“蒋介石同志”,只解决了一个任务:恰恰是血腥粉碎革命,1927年5月的第八次全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声明:
引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认,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的预见。
  证实,而且还是完全!如果这是幽默的话,它无论如何不是随意的。但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幽默染上了浓浓的上海的鲜血。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列宁在共产国际对落后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什么任务?
引用: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
  为了履行这点,接受许诺不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制度”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当然,列宁承认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建立暂时的同盟,但他对此的理解,当然不是与欺骗和出卖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革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而是与真正的群众组织和集团的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列宁头脑中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盟是什么样的?他在其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提纲中给出了答案:
引用: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9]
  显然,在执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时,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又加入了共产国际。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蒋介石政府是对国家阶级理论的公然否定

  在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的一年以后,俄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评价他的政府的呢?政治局成员的公开讲话不错地表达出来。
  1927年3月,加里宁在莫斯科国家印钞厂说:
引用:
  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中国所有阶级都仇恨作为外国资本傀儡的军阀;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中国的国民政府。[10]
  几天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在公交工人会议上讲话。《真理报》报道说:
引用:
  在谈到中国形势时,鲁祖塔克同志指出,革命政府得到中国所有阶级的支持。[11]
  伏罗希洛夫的多次讲话也是本着这种精神。
  确实,列宁徒然地从小资产阶级垃圾下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迫随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双倍的垃圾倾倒在它的上面。
  4月5日,斯大林还在圆柱大厅里讲话,为共产党员加入蒋介石的党辩护,否认了自己的盟友背叛的危险:“鲍罗廷精力充沛!”正好在一个星期后,政变就发生了。

  六、上海政变是怎么发生的

  在这方面,我们有证人和参与者、斯大林分子希塔罗夫的价值极高的供认,此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离开中国,在代表大会上做了汇报。在希塔罗夫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的叙述中的最重要的地方被斯大林从记录中删除了:不能公布真相,如果它能充分证明反对派对斯大林的全部指控的话。但我们还是让希塔罗夫本人说话(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1927年12月11日):
引用:
  上海4月11—12日枪杀上海工人,给中国革命造成第一个流血的伤口。
  我想详细地讲讲这场上海政变,因为据我所知,我们党内对此知之甚少。一个共产党员在其中占多数的被称为人民政府的政权在上海存在了21天。因此可以说,在这21天中,在上海有一个共产党政府。虽然来自蒋介石方面的政变每天都有可能发生,但这个共产党政府完全无所作为。首先,共产党政府很长时间没有开始工作,一方面以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分不想着手工作、怠工,另一方面以武汉政府还没有确认上海政府的组成为借口。所知道的这个政府的活动只有三个决议,其中之一说的还是隆重地欢迎即将开进上海的蒋介石。此时在上海,军队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众所周知,如军队(即蒋介石的军官——列•托•)有意识地把工人赶入屠宰场。部队在上海市城外停留了几天,因为他们知道工人在与山东军队作战,他们想让工人在这场战斗中流尽鲜血。他们打算那时候再投入战斗。后来军队开进上海。但在这些部队中,只有一个师同情工人,广州军队一师,该师师长薛岳不受蒋介石的赏识,后者知道他对群众运动的同情,因为薛岳出身底层,他从任排长开始,现在他是师长。
  薛岳拜访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们正在策划军事政变,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极其冷淡地接见了他,他,薛岳不会再去那里,因为担心会遭暗算。蒋介石建议薛岳率领自己的师离开城市,开赴前线,而他,薛岳建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不服从蒋介石命令的问题上,与他达成协议。他准备留在上海,与上海工人一起反对筹备中的军事政变。对此,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我们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声明,他们知道正在策划中的政变,但他们不想过早地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他们建议薛岳或是开赴前线,或是辞职来证明自己对蒋介石的忠诚。一师离开上海,白崇禧的二师占据了上海,两天后,上海工人遭到枪杀。
  为什么这个真正令人震撼的叙述被从记录(第32页)中删去?因为事关的根本就不是GCD党员,而是联共(布)政治局。
  5月24日(1927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说:
引用:
  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但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12]
  斯大林讲话的这一部分的标题是《反对派的错误》。斯大林在上海悲剧中找到了反对派的……错误。事实上,反对派那时还不知道上海局势的全部具体情况,即不知道在3月和4月初,形势对工人还是那么有利,尽管共产国际领导此前犯下的全部错误和罪行。甚至从希塔罗夫有意模糊的讲述中也十分清楚,形势在那时还能挽救。上海工人还掌握着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经武装起来。完全有可能把他们武装得更好。蒋介石的部队不可靠。有的部分,甚至是它的指挥官都站在工人一边。但所有一切都被上面所瘫痪。不应该准备与蒋介石斗争,而是隆重地欢迎他。因为斯大林从莫斯科下了死命令,不仅不能反抗他的盟友蒋介石,而是相反,证明对他的忠诚。怎么证明?仰面躺在地上,举起双手和两脚。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再次用策略考虑来为这次令人震惊的不战而交出阵地辩解,它导致无产阶级和革命被粉碎。半年后,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不再说话。大会代表建议给希塔罗夫时间,让他把自己的引起他们极大关注的故事讲完。但斯大林找到简单的出路,命令从记录中删去希塔罗夫的讲述。我们在此首次公布这份真正的历史文件。
  顺便指出一个有趣的情况:希塔罗夫尽可能地模糊事件进程,掩盖真正的罪人,他把责任推给陈独秀,可在此前,斯大林分子一直保护他免遭反对派的批评,因为他只不过是他们的命令的执行者。但在此时已经明确,陈独秀不同意扮演沉默的“替罪羊”的角色,他想公开揭露灾难的原因。共产国际的所有猎犬都扑向他,不是因为对革命的致命错误,而是他不同意欺骗工人,用自己来掩护斯大林。

  七、“工农输血”的组织者

  1927年3月18日,即在上海政变的三四个星期前,共产国际主导机关刊物写道:
引用: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极其缺乏革命工农的血液。GCD应该促成输送这个血液,那时情况就会彻底改观。
  多么不祥的文字游戏!国民党需要“工农的血”。“促成”作用十分充分,四五月间,蒋介石、汪精卫得到了十分充足的工农的输血。
  就斯大林政策的蒋介石一章,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声明:
引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已经过去的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仅一个(!)北伐就是这个策略的历史辩护……
  “仅!”整个斯大林就在于此。突然变成了对无产阶级讨伐的北伐是对与蒋介石的友谊的辩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从上海工人的鲜血中学到任何东西。

  八、斯大林与“左派”国民党重复自己的试验

  在希塔罗夫接下来的讲述中,透露了下面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引用:
  在上海政变后,所有人都清楚,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人们意识到这点,并马上确认了这点。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一点,如果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则武汉政府不打算背离资产阶级。遗憾的是,我们同志中的多数不明白这点,还对武汉政府存有幻想。还认为武汉政府几乎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雏形和原型。(在记录33页上的这段话被删除)
  “在上海政变后,所有人都清楚……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
  这听起来像是笑柄,如果不是可悲的话。当蒋介石屠杀了被斯大林解除武装的工人,革命已经被杀死时,洞察秋毫的战略家们才最终“明白”,资产阶级“背离了”。但在得知朋友蒋介石背离了之后,斯大林命令GCD人服从那个武汉政府,据希塔罗夫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汇报,它“不打算背离资产阶级”。遗憾的是,“我们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哪些同志?吊在斯大林的电话线上的鲍罗廷。希塔罗夫没有说出名字。因为中国革命对他来说虽然宝贵,但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
  但是,我们听到斯大林说:
引用:
  蒋介石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13]
  很清楚,革命中心在哪里?在武汉!
引用:
  这意味着,进行坚决的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将实际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机构。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应该是什么样子!斯大林接着说:
引用:
  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4]
  没有与左派国民党反革命匪帮的合作,“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在广州、上海、武汉,斯大林就这样一步步地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九、反对反对派,支持国民党

  共产国际是怎么看待左派国民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引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否定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在中国,国民党正是那种特殊的中国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在其中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直接合作。
  这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国民党中看到了斯大林关于“工农双重成分的党”的思想的正确落实。
  曾是彼得留拉[15]的部长,后来在中国贯彻斯大林指令的并非无名的拉费斯,于1927年5月在联共(布)中央理论刊物上写道:
引用:
  众所周知,我们的俄国反对派也认为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始终不渝地挥卫这个观点应该使支持者退出国民党,走向托洛茨基同志于1917年倡导的著名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16]对中国来说,可以改变为“不要军阀,而要工人政府”。对这样始终不渝地捍卫退出国民党的人,我们连听都不想听。[17]
  斯大林—拉费斯的口号是:“不要工人,而要蒋介石”,“不要农民,而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支持国民党”!

  十、斯大林再次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革命的武汉时期,领导的政策如何?在这方面我们听听斯大林分子希塔罗夫是怎么说的。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读到的:
引用: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段(武汉)期间的政策如何?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推行的是在撤退口号下的政策。……
  共产党在撤退的口号下——在革命时期,在革命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工作,在这个口号下,不经战斗就交出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同意让所有工会、所有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服从国民党,拒绝未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允许的独立行动,决定自愿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上实际上解散所有农会等,都属于这样的交出阵地。
  在此相当坦率地描述了GCD的政策,它的领导事实上帮助“民族”资产阶级粉碎人民起义,并消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优秀的战士。
  但这种坦率也是背信弃义的。在记录上,这段话印在被删除的一段——我们用省略号标出——之后。被斯大林隐瞒的这一段是这么说的:
引用:
  那时,某些中国和外国负责同志想出了所谓的撤退理论。他们声称:反动派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为拯救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马上撤退,如果我们撤退的话,我们就能拯救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自卫或企图进攻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一切。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5月末),当以左派国民党面目出现的武汉反革命着手粉碎工人农民时,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声明(1927年5月24日):
引用: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18]
  对一位工人关于为什么不在武汉建立苏维埃的书面提问,斯大林回答说:
引用:
  显然,谁号召在这个地区(武汉)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9]
  正是如此,陷入“最困难的”境地!
  5月13日(1927年),在与大学生交谈时,斯大林声称:
引用:
  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20]
  这样,斯大林认为,在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得到巩固之前,通过苏维埃来巩固工农阵地是不允许的。
  就斯大林论证其武汉政策的著名提纲,俄国孟什维克机关刊物那时写道:
引用:
  对提纲中描绘的“路线”的实质,未必能有太多可反取的。尽可能不退出国民党,竭尽全力地抓住它的左翼和武汉政府;“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不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事实上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加明智吗?……[21]
  1927年5月末,即在武汉已经开始粉碎工农组织时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作出下面的决议:
引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持让GCD注意竭尽全力巩固和扩大所有工农群众组织的必要性……在所有这些组织中,必须进行加入国民党的宣传,以期使后者变成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大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意味着自愿地把自己的脑袋放到屠宰场。上海的血腥教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共产党员仍然变成了资产阶级刽子手政党的猎物,是汪精卫之流的“工农鲜血”的供血人。

  十一、斯大林的米勒兰主义[22]试验

  不顾俄国克伦斯基反动时期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斯大林用米勒兰主义的试验完成自己的国民党政策:两个共产党员作为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经典的人质岗位——进入了资产阶级政府。他们受共产国际的直接委托:为保持统一战线的目的而瘫痪阶级斗争。在1927年8月前,莫斯科不断地用电报发出这样的指令。
  我们听听,希塔罗夫对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听众是如何描述实践中的共产党的“米勒兰主义”的:“你们知道,两名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希塔罗夫说。以下部分都被从记录中删除:
引用:
  后来,他们(共产党员部长)完全停止去自己的部上班,自己不去,用一百名官员来代替自己。在这两个部长任职期间,没有颁布过一个减轻工农处境的法令。这个不光彩的行动以更加不光彩的、可耻的结局而告终。这两个部长声称,一个患病,一个打算出国,因此请求免去他们的职务。他们没有在辞职时发表政治声明,在其中说: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叛徒,你们是变节分子,我们不想再与你们走一条路。不。他们声称,他们中的一个患病。除此之外,谭平山写道,他不能控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因此他请求允许他辞职。能想象更大的耻辱吗?共产党员部长声明,他不能控制农民运动。那谁能呢?显然是军队,再也没有别人了。这是公然地把武汉政府采取的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合法化。
  共产党员在工农“民主专政”中的命运就是这样。1927年12月,当斯大林的讲话和文章在人们的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时,不能刊登希塔罗夫的讲述,虽然此人——是个早熟的年轻人——关注自己的福祉,对中国米勒兰主义的莫斯科领导人只字未提,甚至对鲍罗廷,也只称为“非中国同志”。
  希塔罗夫假装愤怒地说:“谭平山抱怨说,他不能控制农民运动。”但须知希塔罗夫不能不知道,正是斯大林把这个任务摆到谭平山面前。1926年末,谭平山前往莫斯科请求指令,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做报告,说他出色地战胜了“托派分子”,即那些为了组织工人和农民而想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斯大林给谭平山发电报指令,让他控制农民运动,以免刺激蒋介石和资产阶级军官。斯大林还同时指责反对派……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会甚至还专门作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的决议》。它声称:
引用: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会会议上要求,立即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双重政权,立即采取推翻左派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这个表面上(!)极左(!!),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是别的,就是重蹈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段的托洛茨基旧立场的覆辙。
  在此我们看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赤裸裸的实质:保护资产阶级,使它免遭工农革命的打击。

  十二、领袖与群众

  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都被“领袖们”用来控制、阻挠、瘫痪革命群众的斗争。希塔罗夫是这样说的:
引用:
  工会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的)推迟了一天又一天,当最后召开时,也根本不试图利用它来组织反抗。相反,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指定的在国民政府前的游行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忠诚感情。(洛佐夫斯基:我在那里的讲话把他们吓坏了)
  洛佐夫斯基在这时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在用犀利的言辞“恫吓”已经被他搞糊涂的中国工会工作者时,洛佐夫斯基居然能够在当地、在中国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预见不到。从中国回来以后,这位“领袖”写道:
引用:
  无产阶级成为争取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23]
  这说的是脑袋被夹在蒋介石的铁枷中的无产阶级。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就是这样愚弄全世界的工人的。在中国工人被粉碎(在所有“总书记”的协助下)之后,洛佐夫斯基还在嘲弄中国的工会会员:你们看,这些“胆小鬼”被最大胆的洛佐夫斯基的大胆语言吓坏了。今天的“领袖们”的所有技能、他们的整个机制、他们的全部道德,都在这个小插曲中!
  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真正是不可比拟的。我们看到了,尽管有三年来犯下的各种错误,在上海仍能够挽救局势,如果不是把蒋介石作为解放者,而是死敌来迎接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在上海政变之后,共产党人还能够在各省巩固自己。但命令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希塔罗夫描述了左派国民党制造的第二次反革命的最鲜明的事件之一:
引用:
  武汉政变发生在5月21—22日……政变干脆是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发生的。长沙军队只有1700人,而在长沙周围,多数是武装起来的农民组成的战斗队有2万人。尽管如此,军官们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所有革命组织,建立了自己的专政,这仅仅是由于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的怯懦的、优柔寡断的、妥协的政策。当农民得知长沙政变之后,开始向长沙周围聚集,准备讨伐长沙。讨伐定在5月31日。农民开始加紧筹建自己进攻长沙的队伍。显然,他们拿下长沙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此时GCD中央来信,陈独秀在信中写道,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提交到武汉。根据此信,省委对各支农民队伍下达撤退命令,不再进攻;但这个命令没有下达到两支队伍中。这两支队伍进攻长沙,被士兵消灭。(记录第34页)
  其他省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鲍罗廷的监督下,共产党人严格执行斯大林的指令:不许与负有担当民主革命领袖使命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发生在5月31日,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几天以后,是完全符合这个决议的。
  领袖们确实做了能够葬送群众事业的一切!
  希塔罗夫在自己的那个讲话中声明:
引用: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尽管GCD长期犯下骇人听闻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在这点上不能指责我们的中国党员群众……我深信(我见到过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没有一个支部像GCD人那样如此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如此英勇地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没有像中国同志那样英勇的其他共产党人。(记录第36页)
  无疑,中国革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机会主义的领导把他们和革命一起葬送了。不是那个在广州、上海、武汉的领导,而是那个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领导。历史的判决将是这样!

  十三、广州起义

  1927年8月7日,GCD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谴责自己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政策,即自己的全部过去,并作出决议:准备武装起义。斯大林特使的任务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准备广州起义,用斯大林策略在中国的政治胜利来掩盖对俄国反对派的肉体消灭。
  在退潮中,当城市群众已经笼罩在沮丧中时,匆匆在广州组织“苏维埃”起义,就工人的行动来说它是英勇的,就领导的冒险主义来说它是犯罪的。关于广州无产阶级再次被粉碎的消息恰恰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传来。这样,斯大林粉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好与他昨天的盟友粉碎GCD党员同时发生。
  应该得出新的结论,即再次把责任转嫁到执行者头上。1928年2月7日,《真理报》写道:
引用:
  各省军队一致与红色广州斗争,在这里暴露出GCD的最大的老毛病,即没有为瓦解反动军队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
  “老毛病!”也就是说,GCD的任务是瓦解国民党的军队?这从什么时候起?
  1927年2月25日,在上海失败的一个半月前,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写道:
引用:
  GCD和有觉悟的中国工人无论知何都不能推行这样的策略,即因革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而瓦解它。[24]
  而斯大林是这么说的,在1927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全方位地重复:
引用:
  在中国,不是没有武装的群众反时旧政府的军队,而是以革命军队形式出现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军队进行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斗。
  1927年夏秋两季,国民党军队被描绘成武装的人民。当这些军队粉碎广州起义时,《真理报》称GCD党员的老毛病是不善于瓦解“反革命”军队,就是那些在昨天还被称颂为“革命人民”的军队。
  可耻的花言巧语!在真正的革命者中,什么时候见过类似的东西?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1928年2月召开,即在广州起义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它是如何评价形势的?下面是它的决议中的语言,一字不差:
引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责成共产国际所有支部为反对来自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而斗争,他们断言中国革命已经被消灭。
  多么背信弃义的、同时又是可怜的诡辩!社会民主党实际认为,蒋介石的胜利是民族革命的胜利(头脑不清的乌尔班斯偏向了这个立场)。左派反对派认为,蒋介石的胜利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被彻底消灭。被消灭的、被搞乱的、被欺骗的和被粉碎的“只是”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对这些领袖先生们来说,这一点就足够了!
  从1927年秋开始,我们断言在中国面临着退潮期,无产阶级撤退,反革命的胜利。
  斯大林持什么立场?
  1928年2月,《真理报》写道:
引用:
  GCD坚持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的整个形势都表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经验表明,GCD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集中到时时处处认真筹备武装起义的任务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对盲动主义做了模棱两可的公文式的保留,确认了这个冒险路线。这样的保留的任务是众所周知的:为“领袖们”在新的撤退的情况下留后路。
  第九次全会的犯罪的、轻率的决议对中国意味着:新的冒险、盲动主义、脱离群众、损失阵地,在冒险主义的烈焰中烧掉最优秀的革命分子,使党的残余士气低落。在1927年GCD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7月8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充斥着盲动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斯大林的领导就这样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和GCD。
  只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承认:
引用:
  广州起义客观上是撤退的革命的后卫战。[25]
  “客观上!”而主观上呢?即在它的倡导人—领袖的头脑中呢?这样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起义的冒险主义性质。无论如何,在反对派提出这点的一年以后,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承认,第二次中国革命和它的武汉时期一起结束,不能靠冒险主义把它复活。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音译)在报告中说:
引用:
  广州起义的失败给中国无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样,革命的第一阶段以一系列的失败而告终。在工业中心可以感觉到工人运动中的沮丧。[26]
  事实是固执的东西!第六次代表大会应该承认这点。武装起义口号被撤除。唯一留下的就是称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为“第一阶段”,一个难以确定的时期将它与未来,即第二阶段隔开。这是拯救些许声誉的术语尝试。

  十五、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

  GCD代表苏(音译)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
引用:
  只有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国的陈独秀分子才会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和稳定(?)的前景。
  把谩骂放在一边!这些不幸的人如果不辱骂反对派的话,就不能住在豪华公寓中。这是他们的唯一的资源。谭平山在投敌之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也是这样抨击反对派的。企图把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独立发展”理想化强加给我们左派共产党人的做法,是公然无耻的钻营。斯大林的代理人像他们的领袖一样骂人,因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已经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再次暴露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形势的变化和它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在广州起义被粉碎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8年2月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时,我们做了反对它的声明:现在的形势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工人群众将暂时脱离政治,党将被削弱,这不能排除农民起义的继续。将军们之间的战争的减弱,像无产阶级罢工和起义的减弱一样,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生活基本过程的某种程度的复苏,因而也会导致工商业的某种程度的,哪怕是微弱的高涨。后者会复苏工人的罢工斗争,使共产党能在正确策略的条件下,重新恢复自己的联系和自己的影响,以便在更高的阶段上让工人起义和农民战争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所谓的“取消派”就在于此。
  除了谩骂之外,苏对近两年的中国局势说了些什么?首先是他的事后确认:
引用:
  1928年,在中国工商业中可以观察到某种程度的活跃。
  接下来是:
引用:
  1928年罢工人数是40万人,1929年,罢工人数就达到了75万人。1930年上半年,工人运动在发展速度上和内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当然,对共产国际的数字,苏的数字也包括在内,我们不得不极其谨慎。尽管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苏的陈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预见。
  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GCD的领导从截然相反的预见出发。武装起义口号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即在1928年中才被取消。但除了这个纯粹消极的决定之外,党没有得到任何新的定向。它没有考虑到经济活跃的可能性。罢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失之交臂。
  如果共产国际领导不荒谬地指责反对派的取消主义,而是与我们一起及时地理解局势的话,GCD现在就会强大得多,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对此哪怕能有片刻的怀疑吗?我们再提示一下,在第二次革命最高潮时,即在1927年上半年,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工会组织中的工人高达250万人。现在,据苏的说法,约有六万人。这是在整个中国!
  就是这些倒霉的、被彻底吓坏了的、制造了无数可怕的灾难的“领袖们”,说什么“叛徒—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为用这些谩骂就可以挽回一切。这就是斯大林学派!这就是它的果实!

  十六、苏维埃和革命的阶级性

  据斯大林的观点,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它的各个阶段的交替中给予它们什么位置?它们与哪个阶级的统治联系在一起?
  在北伐时期,像在武汉时期一样,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听到,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前夕,才能建立苏维埃。正是因此,政治局才追随斯大林否定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引用:
  苏维埃口号意味的不是别的,就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直接组织无产阶级政权。(摘自政治局1927年4月对反对派提纲的答复)
  5月24日,在上海政变发生之后,在武汉政变期间,斯大林是这样论证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相容性的:
引用:
  但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稍”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不,不需要。[27]
  在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呢?斯大林考虑得很周到。在我们摘引过的与大学生的交谈(1927年5月13日)中,斯大林回答说:
引用:
  我以为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中国的十月的时期,GCD必须以国民党党外联盟代替目前国民党党内的联盟。[28]
  我们的伟大战略家一切都预见到了,绝对是一切,只是阶级斗争除外。甚至对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事情上,斯大林也不忘给GCD提供盟友:还是那个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只允许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而绝不是与它决裂,而是与它联盟。众所周知,与资产阶级联盟,是准备“中国的十月”的最好条件。所有这些都冠以列宁主义之名……
  不管怎么样,但在1925—1927年间,斯大林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苏维埃的问题,把苏维埃的建立与立即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剥夺联系在一起。但问题的原则性提法至少是清楚的,苏维埃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构。联共(布)政治局的立场是这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也是这样。
  但在1927年底在广州发动了起义,并赋予它苏维埃的性质。共产党员当政。他们下令推行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等国有化)。莫非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起义?不是那么回事。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对广州起义作出结论。到底是怎么说的?
引用:
  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它还没有完成……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同时把革命评价为“不断”革命是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犯下的类似的错误。
  但须知在十个月前(1927年4月),政治局声明,苏维埃口号的本身(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苏维埃口号!)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当所有的国民党方案都耗尽时,不得不批准苏维埃口号,并对我们声称,把这个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的只能是托洛茨基分子。这就暴露出,1925—1927年间,斯大林是……“托洛茨基分子”,虽然是从另一方面。
  诚然,共产国际纲领在这个问题上完成了决定性的转变。纲领称“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殖民地国家中的主要任务之一。真是奇迹!那个昨天还是与民主革命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今天就被宣布为它的基础。你想寻找对这个里外自动翻转的理论解释,是徒劳的。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的行政程序做的。
  在什么情况下斯大林是错误的?是在他宣称苏维埃与民主革命不相容时,或是在他宣布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错误的。因为斯大林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苏维埃在这种情况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虽然他对这个问题只说了几句话,仍再次最充分地暴露了这点。

  十七、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其十小时的报告中,虽然十分想绕开中国革命问题,但也不能完全绕开。他对这个问题只说了五句话。但是什么话?确实是“言简意赅”,像拉丁人所说的那样。想绕开所有旧的角落,避开有危险的总结,更要避开具体的预见,斯大林居然在五句话中完成了仍在他支配下的所有错误。斯大林说:
引用:
  如果以为帝国主义者这样横行无忌不会受到惩罚,那就太可笑了。中国工人和农民已经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来回答了他们。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无可怀疑,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中国从彻底破产和贫困中拯救出来。[29]
  “以为……那就太可笑了”。这就是所有接下来的结论的基础。如果帝国主义者这样横行无忌必然会产生以苏维埃和红军形式的答复,那么帝国主义怎么还能生存在世界上呢?
  “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据说”意味着什么?谁说的?主要的是,GCD对此说了什么?须知它加入了共产国际,它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也就是说,“苏维埃政府”是在共产党没有参与和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中国建立的?领导这个政府的是谁?组成政府的是谁?当政的是哪个政党?斯大林不仅没有答复,甚至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
  “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在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GCD对它一无所知,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人对它的政治面貌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令人奇怪的呢?
  “无可怀疑,只有苏维埃才能把中国从彻底破产和贫困中拯救出来”。什么样的苏维埃?迄今为止,我们见到过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一方面是策列铁里的、奥托•鲍威尔的、谢德曼的,另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的。策列铁里的苏维埃不能拯救俄国避免瓦解和贫困。相反,它们的全部政策都旨在使俄国变成协约国的殖民地。只有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变成解放劳动群众的武器。在中国说的是什么样的苏维埃呢?如果GCD对它们什么也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是说,领导它们的不是共产党。那它们的首脑又是谁呢?除了共产党员外,成为苏维埃首脑并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只能是形形色色的中间分子,“第三党”的人,总之,二三流的国民党的残余。
  昨天斯大林还认为,在民主革命完成前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如果他的五句话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现在看来,他认为,在民主革命中,在没有共产党员领导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拯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欺骗工人,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但说到无产阶级专政,不提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就仍是把专政口号变成无产阶级的陷阱。但是,GCD现在极其虚弱。它的工人党员只有几千人。五万工人加入红色工会,在这些条件下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今天的任务,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方展开了广泛的农民运动,游击队加入其中。虽然追随者的领导已有几年之久,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依然强大,农民把自己的运动称为“苏维埃”运动,而把自己的游击队称为“红军”。这又一次表明斯大林在那个时期的庸俗行为有多深,他当时反对苏维埃,说不应该用“人为的苏维埃化”去吓跑中国人民群众。这只能吓跑蒋介石,而不是工人和农民,1917年以后,苏维埃对他们来说,是解放的象征。中国农民当然把不少幻想带入苏维埃口号中。对他们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但对那些局限于胆怯、模糊地概括中国农民的幻想,不对无产阶级澄清事件真正意义的尾巴主义的领导来说,这也是可以饶恕的吗?
  斯大林说,如果中国农民在没有工业中心参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则说,苏维埃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就连策列铁里的苏维埃政府或是半政府,都只能在城市基础上产生。认为农民可以独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意味着相信奇迹。创建农民红军,也是这样的奇迹。农民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扮演过重要的革命角色,但是在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心和集中的无产阶级红军的情况下,在当前中国工人运动软弱和更加软弱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是很难把无产阶级专政当做今天的任务来提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跟在农民起义的后面,不得不违背自己以前所有的声明,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结合在一起。领导这个专政是共产党不能胜任的,就把它抛给另一个政党、革命的未知数。由于斯大林妨碍中国工人和农民把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就应该有人帮助斯大林把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机构的苏维埃政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论证这个新前景时,在五句话中引用了五个论据:它们是:①“以为……那就太可笑了”,②“据说”,③“如果这是事实”,④“那是毫不奇怪的”,⑤“无可怀疑”。这就是强大、漂亮的行政论据!
  我们提出警告,中国无产阶级将再次为所有这些可耻的编造付出沉重的代价!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由于对对象的研究不充分,实际资料不充足,所研究的事实过于复杂等,在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中都可能犯下十分重大的错误。我们说,气象学家在天气预报中的错误就属于其中,对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错误来说,它们是典型的。但是,学者和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对科学来说,往往比虽然偶尔被事实所证实的凭经验猜测更加有益。但对一个认为大地驮在三条鲸鱼身上的地理学者、极地勘探的领导人,该怎么说呢?然而,斯大林的错误几乎完全属于后一个范畴。从来没有升华到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出于仪式的目的利用这个或那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公式,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总是从最简陋的经验主义偏见出发。但过程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在革命退潮期,这些偏见成了斯大林的主要力量。正是它们使他能够扮演他主观上不想扮演的角色。从夺取了政权的革命阶级中剥离出来的臃肿的官僚,牢牢抓住的正是斯大林的经验主义、他的事务主义、他在原则领域的寡廉鲜耻,让他成为自己的领袖,制造斯大林神话,它是官僚本身的装门面的神话。这能说明,为什么一个坚强的、但完全是平庸的人,他在革命高潮时是三四流的角色,在它退潮的年代里,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社会民主党复苏、共产国际削弱和苏维埃官僚广泛阶层保守退化的岁月中,却负有扮演主要角色的使命。
  法国人说有的人,他的优点就是他的毛病。对斯大林则可以这样说,他的缺点就是他的长处。阶级斗争的齿轮抓住了他的理论局限性、政治适应性、道德上的不苛求,总之,抓住他的作为革命家的毛病,使他成为小资产阶级摆脱十月、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时期的国务活动家。
  中国革命是对斯大林的新角色的检验——用相反的方法。在背弃世界革命的阶层的帮助下,在敌对阶级的间接的、但十分有效的支持下,斯大林在苏联夺得政权,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幕后机关机制的消极英雄应该在伟大的革命涨潮事件中展现自己的方法和素质。斯大林在中国的角色的悲惨和荒谬就在于此。让中国工人服从资产阶级,阻碍农民运动,支持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产生和消灭已经产生的,斯大林彻底完成了策列铁里打算在俄国完成的角色。差别就在于,策列铁里是在公开的舞台上,面对着自己的反对者布尔什维克,他不得不立即为把被束缚的、受蒙蔽的无产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的企图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中国的行动主要在幕后,得到最强大的机关的保护,得到布尔什维克旗帜的掩护。策列铁里靠资产阶级政权的镇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亲自用这些镇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资产阶级的镇压被高涨的浪潮所打碎。斯大林的镇压得到了退潮的滋养。这就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有可能把纯粹孟什维克政策的试验进行到底,即直到发生最悲惨的灾难的原因。
  今天的斯大林左倾政策的发作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插曲中看到——向左摇摆,虽然它有重要意义,但仍只能作为插曲载入史册——与上述一切矛盾的,只能是完全近视的人,完全不理解与历史过程的辩证法相关的人的意识的辩证法。革命退潮和它的涨潮一样,不是沿直线完成的。退潮的经验主义领袖——“你以为是你在行动,实际上是在推动你”(歌德)——不能不在一定时刻被社会变化的深渊吓得胆战心惊,1926—1927年,正是他的那些被半敌视和敌视无产阶级的力量所利用的品质,把他推到了这个深渊的边缘。由于机关的退化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在群众中,革命倾向还很强大,对从热月深渊的边缘向左转来说,支点和后备力量都是现成的。正是因为经验主义者在没有走到悬崖边上就什么都预见不到,所以转向带有狼狈急转的性质。向左急转的思想是左派反对派准备的,剩下的只是以经验主义者所需要的支离破碎的方式利用它的工作就行了。但左倾的强烈发作不能改变官僚演变的基本过程,也不能改变斯大林本人的本质。
  斯大林没有理论素养、广阔的视野和创造性想象(没有这些特征,是不能从事大规模的独立工作的),完全说明了为什么列宁虽然肯定作为实际助手的斯大林,一旦清楚总书记的职务能够获得独立意义,就建议党把他从这个职位上撤下来。列宁从来不认为斯大林是政治领袖。
  在让斯大林自行其是的情况下,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总是持机会主义立场。如果斯大林与列宁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冲突,像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是李可夫一样,则是因为在所有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斯大林从来都不坚持自己的原则观点,干脆不做声,躲到一边去等待。然而,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在实践中,组织和道德方面的冲突不断,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冲突,正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些品质,列宁在其“遗嘱”中对它们做了形式上如此谨慎,在政治上如此无情的界定。
  对上述一切还应该加上这一情况,即列宁与一批助手携手共同工作,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学识、个人倡议、一定的才干带到工作中。围绕斯大林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庸人,尤其是在消灭了右派集团之后,他们没有国际视野,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从列宁时代之后,机关的意义无限增长。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上的领导,是理论、政治和民族局限性与机关的无限强大结合的产物。斯大林证明他什么也学不会。他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的五句话,渗透了斯大林本能的机会主义,就是它主导他此前在中国人民斗争的所有阶段上的政策。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掘墓人在我们眼前葬送了萌芽状态的第三次中国革命。


列·托洛茨基
1930年8月26日
于王子群岛




[1]青年共产国际是1919—1943年国际青年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共举行过6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在1919年11月;第二次在1921年7月;第三次在1922年12月;第四次在1924年6月,第五次在1928年8—9月;策六次在1935年9—10月。——译注
[2]指“中山舰事件”——译注
[3]《社会主义通报》1927年4月第8期,第4页。
[4]《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第28期,第11页。
[5]《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333页。
[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5、333页。
[7]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1940)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3年起)。参加1905—1907年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期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南方参加国内战争,1924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起任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1922—1923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1917—1918年和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为中央书记。——译注
[8]俄文《记录》第1卷,第459页。
[9]《列宁全集》第39卷,第165页。
[10]《消息报》1927年3月6日。
[11]《真理报》1927年9月。
[1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5页。
[13]《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14]《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204页。
[15]彼得留拉(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люра/Симон Васильович Петлюра,1879—1926)乌克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之一,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袖。1917年的中央拉达和1918年的执政内阁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2月起成为执政内阁首脑。在苏维埃国家和波兰作战期间,他站在资产阶级波兰方面。1920年逃亡国外,在巴黎被打死。——译注
[16]关于这个无稽之谈,可参见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第104—106页,柏林花岗岩出版公司版。
[17]《无产阶级革命》,第54页。
[18]《无产阶级革命》,第279页。
[19]《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9页。
[20]《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7—238页。
[21]《社会主义通报》1927年第9期,第1页。
[22]米勒兰主义又称内阁主义,社会党的一些机会主义领袖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一种思潮,“米勒兰主义”这个术语是因法国社会党人A·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米勒兰事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机会主义倾向和革命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译注
[23]《工人中国》,第6页。
[24]《共产国际》1927年2月第25期,第19页。
[25]《真理报》1925年7月27日。
[26]《真理报》,1928年,7月17日。
[27]《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6—277、277页。
[28]《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6—277、277页。
[29]《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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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撤退


——曼努伊尔斯基论“民主专政”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7—18, стр. 27—28。——译注




  在《真理报》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刊(11月7日)上,曼努伊尔斯基再一次表明共产国际今天的领导的价值。我们扼要地分析他的纪念日思考中关于中国的那部分,它实质上意味着怯懦的、有意搞乱的,因而也更加危险的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半投降。
  曼努伊尔斯基写道:“中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将与布尔什维克在1905—1906年革命中预计(!)的有实质性的不同。”
  布尔什维克不仅在1905年“预计”了民主专政,在1917年和两次革命之间的所有那几年中都预计了。但仅仅是预计而已。事件已经进行了检验。曼努伊尔斯基和他的老师斯大林一样,议论的不是中国革命与俄国三次革命之一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与它们的不同之处,不,在这样的比较下是不能维持民主专政的虚构并与这个虚构一起维持自己的理论声誉的。因此这些先生不是把中国革命与真正的俄国革命,而是与“预计”的革命相比较。这样更容易进行欺骗。
  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与俄国“预计”的革命有什么区别?曼努伊尔斯基教导说,区别是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确实,在昨天,曼努伊尔斯基还以此为依据,寄希望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角色,与“1905年预计”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立。不过在今天,曼努伊尔斯基的结论不同了:“中国革命的困难是巨大的;因此暂时在长沙停止红军向中国工业中心所向披靡的征程。”应该更简单、更老实地说,在没有城市革命起义的情况下,农民游击队无力掌握国家的工业和政治中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难道这不是早就清楚的事吗?
  但是,曼努伊尔斯基应该拯救斯大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是这么完成这个任务的:“中国革命掌握着红军,把相当大的领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在这片领土(这些领土?)上正在建立工农政权的苏维埃制度,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员占多数。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对农民实施思想领导权,还有国家领导权。”(重点号是我们加的)
  作为最革命的、最勇于自我牺牲的共产党人是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队伍的领导,这种情况就其本身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在整个国家土地上的中国工人处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无产阶级手中没有国家政权,它怎样才能实施它对农民的“国家领导权”呢?这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个别共产党人和个别共产党小组在农民战争中的领导角色是不能解决政权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阶级,不是政党。农民战争可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二者同时出现的话,但它无论如何不能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莫非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连这点都没有从俄国三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中学到吗?
  让我们继续听曼努伊尔斯基说:“所有这些条件都导致中国的民主专政面临着必须彻底地剥夺属于外国和中国资本的企业。”(重点号是我们加的——列·托)
  “所有这些条件”是老生常谈,它的任务是堵旧立场形成的窟窿。所引的这句话的要害不在“所有这些条件”上,而是在唯一的一个“条件”上:指示曼努伊尔斯基迂回地离开民主专政,并消除痕迹。这就是曼努伊尔斯基如此卖力、但不够灵巧地摇尾巴的原因。
  民主专政只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对立。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掌握政权的阶级的阶级性质及其历史工作的社会内容。如果民主专政应该从事的不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清理道路,像“1905年预计”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所宣称的那样,而是相反,是“彻底剥夺属于外国和中国资本的企业”,像曼努伊尔斯基“预计”的那样的话,我们就要问:这个民主专政社会主义专政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那么,须知结果就是曼努伊尔斯基在事隔12年之后再次品尝“不断革命”论的苹果?
  我们接着一句一句地读下去。“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特有(!)的特点。”好一个“特有的”特点!
  布尔什维克总是认为,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不是超阶级的,它在这唯一可能的意义上与社会主义专政对立。现在却发现是,在中国的将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阶级深渊就这样消失了,所有一切都消融在纯粹的民主中,而这个纯粹的民主逐渐和有计划地填充“社会主义因素”。
  这些是从谁那儿学来的?从维克多·切尔诺夫[1]那儿?正是他在1905—1906年“预计”这样的俄国民主革命,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将逐渐地填充社会主义因素。不,曼努伊尔斯基没有从知识之果那儿得到太多的好处!
  接下来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将比我们的十月革命有更多的中间阶段;但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布尔什维克为1905年革命预计(!)的期限要短得多。”
  我们的星占家什么都算计到了:阶段、期限、期限的长短。只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结论是,在民主之下,资本主义将通过一系列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是否还是同一个,或是将改变?在民主专政下是哪个阶级当政,而在社会主义专政下又是哪一个?如果是不同的阶级,那它们只能通过新的革命彼此取代,而不是通过一个阶级的政权“转变成”另一个阶级的政权。如果假定在两个阶段中进行统治的是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那么,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今后也不会有。曼努伊尔斯基接受的指令不是说明问题而是消除痕迹。
  在十月革命中,民主任务转变为社会主义任务——在不变的无产阶级统治下。因此能够区别十月革命的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不能区别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民主专政并不存在。
  然而我们还从曼努伊尔斯基那里听到,中国民主专政将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彻底剥夺资本家的企业,这意味着剥夺资产阶级。这是否意味着根本就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阶段。在这些条件下还上哪儿去找民主专政?
  如果曼努伊尔斯基把中国革命与实际发生的、而不是“预计”的俄国革命相比较,与此同时还搞乱和歪曲轮廓的话,他的愚蠢的构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是为了什么?为了在不让步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观点,为了在放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时能保住自己的脸面,像在中国所说的那样。但要知道,在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的脸上已经先后签上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名字。够了!这张已经写满了字的脸面是保不住了。曼努伊尔斯基的理论欺编旨在反对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揭穿它!


[1]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后来是几个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逃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译注


致中国左派反对派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9, стр. 27—30。——译注




亲爱的同志们:
  近几个月我收到了你们寄来的大量英文、法文和俄文的文件和书信,同样大量的中文反对派出版物。紧急工作和尔后的生病妨碍我更早给你们回信。近几天我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你们寄来的全部文件——中文的除外,以便能够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对新文件的研究使我彻底确信,在今天踏上联合道路的各派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有策略性的细微差别,今后它们可能会随着事件的进程而发展成为分歧。但是,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些分歧与过去的派别路线是一致的。下面我尝试分析我认为是有争议的和半有争议的问题。
  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点应该在各种文件中都彻底公开地说出来,由于俄国反对派在这方面也有重大的过错,就更应该如此。除了拉狄克和他的几个亲密朋友之外,我们的集团(1923年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分子持截然相反的立场。拉狄克赞成他们,使他们在反对派核心中占了上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认为,不应该因这个问题破坏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盟。结果是联合反对派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它在反对派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纲中反映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国民党问题上持季诺维也夫的或妥协立场的俄国反对派成员,后来都投降了。相反,所有现在被关押在监狱里和在流放中的同志,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原则立场的力量!
  二、“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的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不矛盾,只是对它的补充,使它更加普及。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是民族中的少数。它只有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城乡贫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掌权。“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的口号表达了这种观点。当然,在政纲和纲领性文章中,我们应该明确清晰地指出,领导权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它是贫农的领袖、指导者和保护者。在这种形式下,这个口号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引用:
  在陈独秀和其他同志写的一份长篇文件(1929年12月15日)中,问题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革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完成,即中国无产阶级与城乡贫民联盟,并领导他们,夺取政权。换言之,只有沿着俄国的道路,即中国的十月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胜利完成。
  我认为这个公式是完全正确的,它排除了任何误解的可能。
  三、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彻底陷入了绝境。事件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批判无情地摧毁了“民主专政”的概念。但是,如果放弃这个公式,那就只有不断革命论了。共产国际倒霉的理论家们在这两个理论之间持布里丹笔下的驴[1]的独立立场。对这个题目的最新发现是曼努伊尔斯基的周年纪念文章(1930年11月7日的《真理报》)。想不出比这更低劣的无知、狭隘和欺骗的大杂烩了。上一期俄国反对派《通报》(第17—18期)对斯大林官僚的布里丹理论进行了分析。你们的所有文件证明,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丝毫的分歧。
  四、在某些信中抱怨,个别派别和个别同志对中国“红军”的错误立场,把它的队伍等同于土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清除这种观点。当然,流氓无产者和职业土匪也加入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整个运动的深刻源泉是在中国农村的条件中,无产阶级专政今后应该依靠的就是这些源泉。斯大林分子对这些队伍的政策是罪恶的官僚冒险主义政策,我们应该无情地揭露这个政策。我们也不能赞成或鼓励游击队领导者和参加者的幻想。我们应该对他们解释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农民游击队是不能获得胜利的。我们应该像忠实的朋友那样进行这种解释工作,而不是旁观者,更不是敌人,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定勇敢地保卫这些队伍,反对国民党的镇压和资产阶级的诽谤中伤。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明这些队伍的巨大的象征意义。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游击活动中,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活动领域和任务。但在“红军”中,至少是在它的大型队伍中有自己人,即反对派成员,是非常必要的,他们能够分享这些队伍的命运,注意观察它们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左派反对派组织随时了解情况。
  在革命、中国新的经济复苏和议会趋势(这三者彼此联系)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这些队伍将会退化,使贫农反对自己。因而,让这些队伍处于我们的观察下,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采取正确立场,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
  五、在某些信中重新提出国民会议的问题,而且关于我们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往往充斥着对国民会议能否召开、以什么形式、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的猜测。在这些议论中有相当的政治烦琐哲学的因素。其中一封信声称:
引用:
  我们认为国民会议显然不能召开;即便它召开的话,它也不能变成“临时政府”,因为全部物质力量现在都掌握在国民党军阀手中。至于在起义后组织的政府,它无疑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它更不会召开国民会议。
  这种议论极不全面,是片面的,因为它给误解甚至是错误留有许多余地。
  首先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本身被迫召开某种类似国民会议的东西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如果欧洲报纸的消息可靠,蒋介石打算用虚假的议会监督取代限制他的国民党的监督。大中资产阶级的某些圈子与它们厌恶的党专制有冲突,它们可能会迎合这样的议会主张。况且在美国面前,“议会”能更好地遮掩军人专制。据报纸报道,蒋介石接受了美国基督教,认为这将有助于他向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贷款,是不无理由的。美国化的基督教、美国的犹太高利贷者和中国的假议会,所有这些彼此极度和谐。
  在议会方案实施的情况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第三党”将全都行动起来。宪法问题、选举权和议会将提上日程。认为中国人民群众似乎已经把所有这些全都抛在身后了,是荒谬的。迄今为止,他们只经历了斯大林—蒋介石的学校,即所有学校中最可耻的一个。在一定的时期,民主问题不仅一定会波及农民,还会波及工人。这一切需要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
  蒋介石是否会召开自己的议会?非常可能。但有可能,宪法民主运动溢出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他走得比他今天打算的更远,或甚至把蒋介石连同他的计划全部消灭。无论是什么样的宪法议会变种,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将在我们自己的口号,首先是革命和彻底的(百分之百)民主口号下加入斗争,如果革命浪潮不能立即消灭蒋介石和他的议会,我们就不得不参加这个议会,揭露买办议会的骗局,提出我们自己的任务。
  可以设想,革命民主运动的规模如此之大,蒋介石已经不能把军事机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共产党人还不能掌握政权。这样的发展转折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它可能推出双重政权的中国变种,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与第三党的联盟等。这样的制度是极端不稳定的。它只能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台阶,但这样的台阶是可能的。
  所引那份文件说:“在胜利的起义的情况下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不会召开国民会议。”在此问题被过分简化了。在什么时候发生起义,在什么口号下?如果无产阶级用民主口号(土地革命、国民会议等)把贫农联合在自己的周围,粉碎了资产阶级军人专制的联合进攻,夺取了权力,它可能也会被迫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不引起农民的怀疑,为资产阶级蛊惑敞开大门。须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就被迫召开了立宪会议!为什么认为它的变种在中国就被排除了?农民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根本不会同步。无产阶级可以事先预见到许多东西,而农民只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学习。中国农民可能需要国民会议的生动经验。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长期拖延召开立宪会议,而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揭露它,于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被迫在短期内在旧的代表名单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因而处于少数。在全体人民面前,立宪会议与苏维埃发生冲突,并被解散。
  在中国可以设想另一种变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一定的条件下推迟几个月召开国民会议,在农村展开广泛的鼓动,保证共产党在国民会议中的多数。好处是,苏维埃制度得到国民会议的正式确认,以使资产阶级失去赢得人心的口号。
  六、当然,上面分析的各种变化仅仅是历史假设。没有任何可能预先猜测,事件的实际进程如何形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总方针是早就清楚的。我们不仅应该猜测可能的变化、阶段和组合,在事件中含有多少革命因素,而且要在民主口号下展开强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我们把在这个领域中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那斯大林官僚就将被抛到局外,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很快就会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七、关于近期内中国资本主义会面临什么样的机会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事实性问题。预先决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一步也不能向前发展,纯属教条。大量的外国资本涌进中国是完全不能排除的。世界危机积累了闲置资本,它需要活动领域。诚然,现在甚至最强大的美国资本都已经瘫痪、不知所措、怯懦,失去了首创精神,因为它刚刚从繁荣的顶点跌入了危机的深渊。但它已经开始寻找国际桥头堡,依靠后者可以推动工业新的高涨。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重大的机会。它们能在什么规模上实现?这还是不能预见的。在此需要的不是先验地猜测,而是观察实际的经济政治过程。同时,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还在危机的网中挣扎时,外国资本的涌入会在中国造成经济复苏。我们应该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及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强化对工会的正确领导方面。
  无疑,经济复苏将在一定时期内推迟直接的革命前景,但它为后者创造胜利的新机会、新力量和新源泉。未来无论如何都是属于我们的!
  八、某些来自上海的信件提出问题,是否应该强化在各地方充分联合,把各个集团的出版物合并,在已经实现的统一的基础上召开代表会议,或是在统一的反对派内部保存个别派别,直到彻底解决策略问题之后?从远方很难为这类组织问题提建议。有可能去得太迟。但我仍不能克制自己不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就把你们的组织和报纸彻底统一起来!不能把统一的筹备拖得太久,因为这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意志造成人为的分歧。
  我根本不是要说,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们)今后不会再有分歧。不,明天和后天会提出新的任务,这意味着会产生新的分歧,这是无可置疑的。没有它革命政党就不能发展。但这些新的分歧将在统一的组织范围内产生新的集团。不能过于长久地回顾昨天,不能原地踏步,应该向前去迎接明天!
  九、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左派反对派的所有支部的经验都证明了这点。例如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不同的集团形成的。由于它的日报,同盟完成了十分严肃的、有价值的工作,不仅是本国的,还有国际的,以此证明了几个集团的统一是进步因素。但在近几个月里,在这个统一的同盟中产生了尖锐的分歧,特别是在工会问题上。形成了持根本错误立场的右翼。问题如此严重和深刻,它甚至可能导致新的分裂。当然,应该为避免分裂而尽一切努力。但如果不成功的话,新的分裂根本不能证明昨天的统一是错误的。我们既不把统一当成偶像,也不把分裂当成偶像。一切都取决于条件、时机、分歧的深度、任务的性质。
  十、看来,在西班牙形成的情况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现在西班牙经历着明显无疑的革命高涨时期。火热的政治气氛应该十分有助于作为最英勇、最彻底的革命一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工作。共产国际破坏了西班牙共产主义的队伍,削弱了官方共产党,使它失血。像在所有其他重要关头一样,共产国际领导错过了革命形势。西班牙工人在最重要的时刻表明他们无愧于自己。几乎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他们展开了规模惊人的革命罢工斗争。在这些条件下,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提出了苏维埃口号。根据斯大林分子的理论和广州起义的实践,似乎苏维埃只应该在起义的前夜建立。致命的理论、致命的实践!应该在活生生的实际群众运动表明了对苏维埃的需求时建立这个组织。苏维埃在刚刚建立时,是作为广泛的罢工委员会。在西班牙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面。无须怀疑,在这些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首创精神得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同情的回应。不远的将来,将在西班牙反对派面前展开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圆满成功!
  十一、在结束此信时再次回到统一的问题上,以便指出奥地利在这方面的极其可悲的经验。
  三个奥地利反对派集团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从事“统一”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想出使统一变得不可能的条件。这些犯罪的游戏只是奥地利反对派的可悲的总体状况的反映,它已被官方共产党的腐朽所俘虏。在这一年中,奥地利集团中的每一个都已经充分表明,它随时准备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但决不放弃自己的小团体野心。这些集团的思想基础越是微不足道,它们的内部斗争的毒性就越大。它们起劲地把国际反对派的旗帜在污泥里拖来拖去,同时要求国际反对派以自己的权威来掩护它们的不体面的工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允许无原则的集团进入国际反对派,意味着使毒素进入自己的肌体。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进行严格的筛选。我希望,国际反对派在它的代表会议上通过审查加入自己队伍的组织的十分严格的“二十一项条件”。[2]
  与奥地利反对派不同,中国反对派不是在猥琐的幕后阴谋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被机会主义领导葬送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把这独一无二的责任放在了中国反对派的肩上。我们所有人在此都希望,中国反对派能够清除小团体精神,挺起腰板,以便能够达到它所面临的任务的水平。


你们的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1年1月8日




[1]布里丹笔下的驴喻极其优柔寡断的人,源于法国14世纪哲学家布里丹的喻言:一头驴在两堆草料之间,因不能决定吃哪一堆好,以致饿死。——译注
[2]二十一项条件系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由列宁起草)。这些条件有利于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分子。规定各国共产觉必须同改良主义及其中派变种彻底决裂,支持各苏维埃共和国和民族解放运动,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确立加强党的纪律。——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7-1-23 09: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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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CD中搞什么名堂?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19, стр. 14—13。这是在《记者札记》标题下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笔名阿尔法。——译注




  1930年12月25日的《真理报》讲道:“1930年秋天,GCD的党员人数已接近二十万。党已经彻底根除了陈独秀思想的残余,并在思想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但是,过于复杂的斗争形势导致近期在党内产生了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左倾’摇摆。一批领导工作者认为,国际规模的革命形势的成熟提出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问题,因而忽视了在红军占领的区域内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由这种评价出发,他们认为可以停止工人的经济斗争,解散革命工会。”
  这几行字透露了笼罩在中国共产主义官方领导人头脑中的混乱。他们“在思想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现在,在粉碎了之后,在党内开始了“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摇摆”。这也出现了不止一次。这些摇摆甚至波及一批领导工作者。居然会出现这种事。
  新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摇摆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是要求“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但须知左派反对派从1927年秋天起就提出恰恰相反的要求,取消作为当前紧迫口号的武装暴动口号。现在,我们的中国同志提上日程的不是武装暴动,而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要求和革命民主口号动员群众;不是在农村进行冒险主义的试验,而是进行工会和党的建设!如果《真理报》不是造谣(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新反对派真的要求“停止工人的经济斗争,解散革命工会”,那这与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建议截然对立。
  接下来我们读到,新反对派“忽视在红军占领的区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似乎它要求用全国规模的暴动取代这种“巩固”。这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立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把中国“红军”看成无产阶级起义的武器,则GCD应该受所有革命起义的一般规律的指导:进攻、扩大占领区域、占领国家生活中心。没有这些,革命起义是没有希望的。原地踏步,用防御取代进攻,意味着葬送起义。在这个意义上,新反对派(如果它的观点转述是正确的话)是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他们以为可以在农民地区把“苏维埃政权”保存几年,或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可以在被称为红军的游击队的车队上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这两个观点都不像是我们的。它们两个都是出自错误的前提,放弃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理论,把革命消融到外省农民暴动中,冒险主义地把GCD的命运与它们联系在一起。
  这最后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们出乎预料地从文章中得知,“1930年秋天,GCD的党员人数已经接近二十万”。没有对提供的这个数字做任何说明。然而在去年,GCD的党员人数未必能超过六七千人。如果党在最近一年如此蓬勃的增长是事实的话,那它本身就是形势彻底朝着革命方向转变的征兆。二十万党员!如果真的有五万、四万,甚至三万,哪怕只有两万有第二次中国革命经验、明白它的教训的工人入党,我们就可以说:这是重要的、不可遏制的力量,有这样的干部可以扭转中国的乾坤。但是,我们马上会问:这两万工人加入工会了吗?他们在那里进行什么工作?他们的影响是否扩大了?他们是否把工会与无组织的群众以及周边的农村联系起来?在什么样的口号下?
  但是,实质在于,共产国际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东西没说完,对有的东西保持沉默,从而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引入歧途。无须怀疑,这二十万党员中的绝大部分——我们说是90%—95%——都在“红军”队伍活动的区域。应该哪怕稍稍设想一下农民队伍的政治心理和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环境,政治图景就清晰了:游击队员几乎全部算做党员,红军占领地区的农民紧随其后也入了党。GCD和“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一样,抛弃了无产阶级轨道,走上了农村的乡间小道。
  像我们听到的那样,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新的中国反对派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无产阶级起义的口号。如果举行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的话,这当然是最好的出路。但今天它们并不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提出现阶段——革命间隙阶段,这个阶段有多长,是不能预测的——的口号。这是民主革命的口号:土地分给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最后是国民会议。
  在这些口号下,各省的农民起义和游击队将突破各省的据点,汇成全国性的运动,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它联系起来。共产党将再次崛起,不是作为农民游击队的助手,而是全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没有任何其他道路!


被扼杀的革命


——评一本描写中国革命的法国小说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1—22, стр. 30—35。——译注




  安德烈·马尔罗的《征服者》一书,我好像从不同地方一共得到了四本,遗憾的是,我是在过了一年半或两年后,才把它读完。该书讲的是中国革命,即近五年来的最重大的题目。语言优美简洁、艺术家的敏锐眼光、观察的大胆和多样性,所有这一切赋予小说独一无二的意义。但是,我写这几行字并非出于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情况——小说写得很有才气,而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政治教训的源泉。它们是来自马尔罗?不,它们源于故事本身,未经过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这给作为观察者和艺术家的、而不是给作为革命家的作家带来荣誉。同时,我们完全有权对马尔罗使用这个标准,因为作家毫不吝惜地以自己的名义,特别是以加林,第二个自我的名义对革命发表评论。
  这本书被称为小说。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化的革命第一阶段——广州阶段——的编年史。编年史并不完整。有时画面缺少社会吸引力。但在读者面前走过的不仅仅是革命的鲜明的片断,还有清晰地勾勒出的个别人物,他们作为社会象征而深深地铭记在人们的头脑中。
  马尔罗用点彩派的方法,以细腻、鲜明的笔触描绘出一幅令人难忘的总罢工的画面,诚然,它不像实际发生的那样自下而上来描写,而是以上层对它的感知的样子来描写:欧洲人没有早点吃,欧洲人热得喘不上气来;中国人不再在脚房做饭,不再转动通气扇。这并非是对作者的指责:否则一位外国艺术家就不能处理自己的题材。但是,有可以指责之处,而且还不是小毛病:在书中,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作者与他的女主角——革命——并不相称。
  作者的好感,而且是积极的好感,无可争议地是在造反的中国一边。但在这些好感中不乏偶然的冲动。它们被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审美挑剔所侵蚀。极其投入地阅读此书,在令人信服的叙述中听到对充满激情冲动的野蛮人的保护者式的嘲笑时,不免令人感到遗憾。没人要求对中国的落后、它的许多政治表象的原始性保持沉默。但我们需要能让所有东西各就各位的正确的透视法。作为马尔罗“小说”展开的背景的中国事件,对人类文化未来的命运,比欧洲各议会的可悲无聊的忙碌和堆积如山的文明停滞的文学作品要重要得多。马尔罗似乎羞于让自己了解这点。
  在小说中有其因紧张而漂亮的几页,描绘的是由压迫、愚昧和奴役而产生的革命仇恨,被百炼成钢。如果马尔罗更自由、更勇敢地对待群众,如果他不把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带进自己的观察中,似乎是为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造反的短暂联系,而对自己或对法国科学院的官员和精神鸦片商贩表示歉意的话,他的这几页是可以进入革命文选中的。

﹡        ﹡        ﹡



  在广州政府中,代表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居“高级顾问” 的位置。作者的挚友加林主管宣传。全部工作在国民党的框架内进行。鲍罗廷、加林、俄国“将军”加伦[1]、法国人热拉尔、德国人克莱恩等人形成了独特的革命官僚,它凌驾于起义的人民之上,以推行自己的“革命”政策取代推行革命政策。
  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被界定为:“几个无疑是勇敢的狂热分子、追逐荣誉或安全的富人、无数大学生、苦力的联合体……”资产者不仅加入每一个组织,而且还领导着整个党。共产党员服从国民党。严厉劝告工人农民不得进行能推开资产者朋友的行动。“我们控制的协会就是这样(不过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在这点上不要自我欺骗)。”这一承认颇有教益!共产国际的官僚企图“控制”中国的阶级斗争,像国际银行巨头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样。但革命是不能指挥的。只能让它的内在力量得到政治表现。应该知道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力量中的哪一个联系起来。
  “苦力们刚刚发现他们的存在,也仅仅是他们的存在。”说得入木三分。但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苦力、产业工人、农民应该推翻那些妨碍他们存在的人。外国统治与国内压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苦力不仅必须赶走鲍德温或麦克唐纳,还要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比法国人口多十倍的中国群众的觉醒,立刻汇成了社会革命的岩浆。何等壮观的场面!
  但是,鲍罗廷登上舞台并声明:“在这场革命中,工人应为资产阶级完成苦力的工作。”(参见陈独秀的信,载《反对派通报》第15—16期合刊第21页。)无产阶级发现,他想摆脱的社会奴役被转移到政治领城中。是谁完成了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共产国际的官僚。它企图“控制”国民党,实际上帮助寻求荣誉和安全的资产者,后者让想生存的苦力服从自己。
  在小说中,一直在幕后的鲍罗廷被界定为“实干”的人和“职业革命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生动的体现。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鲍罗廷的政治传记是这样的:1903年他19岁时迁往美国;1918年返回莫斯科,因为懂英文,他在那里“从事与外国政党的联系”;他于1922年在格拉斯哥被捕;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被派往中国。鲍罗廷在第一次革命前离开俄国,在第三次革命后回到这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党和国家官僚的代表,他们只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才承认它。对年轻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但对四五十岁的人来说,这就是政治鉴定了。如果鲍罗廷成功地加入了胜利的俄国革命的话,这根本就不意味着他负有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使命。这类人毫无困难地掌握了“职业革命家”的手势和语调。他们中的不少人以其保护色不仅欺骗别人,还欺骗自己。布尔什维克的百折不挠、果敢坚定在他们那里往往变成不择手段的官员的无耻。需要的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委任状!鲍罗廷总是把这个神圣的保护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加林不是官员,他比鲍罗廷更有个性,甚至可能更加接近革命家的类型。但他没有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和临时工,他在重大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暴露出这点,迷失方向,陷入绝境。关于中国革命的口号,他评论:“民权等都是民主的废话。”听起来挺激进,但这是假激进。在彭加勒、埃里奥、莱昂,布吕姆[2]这些法国的手法利索的魔术师,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狱卒的嘴里,民主口号是令人反感的废话。但当中国人以“民权”的名义起来造反时,它们就与废话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18世纪法国革命的口号了。在罢工期间,英国掠夺者在香港威胁要恢复体罚。“人权和公民权”在香港意味着中国人不受英国人鞭打的权利。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腐朽的民主就是为革命服务,称被压迫者的起义口号为废话,就意味着有意无意地为帝国主义主分子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疫苗可以使作者避免出现这类注定要出现的失算。但总的来说,加林认为革命学说是空话(le fatras doctrinal)。你们看到,他是那些把革命看成仅仅是一定的“事物状态”的人中的一个而已,这不令人惊讶吗?确实,正是因为革命是“事物状态”,即由客观原因形成的、服从一定规律的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科学思维能够预见过程的总体方向。只有研究社会解剖学和它的生理学,才有可能在科学预见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业余爱好者猜想的基础上促进事件的进程。“蔑视”革命学说的革命者,丝毫不比蔑视他所不懂的医学的医生,或否定技术的工程师强。不借助科学而企图改变以病命名的“事态”的人,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巫医或招摇撞骗者。如果有起诉革命巫医的法庭的话,鲍罗廷和他的莫斯科的鼓舞者肯定会被判处沉重的刑罚。我担心,加林也逃脱不了惩罚。
  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彼此对立,是民族革命中的两极:陈达老人,国民党右翼的精神领袖、资产阶级的预言家、圣徒;洪,年轻的恐怖分子首领。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两个人物。陈达体现的是翻译成欧洲教育语言的中国的旧文化,他以这个精致的外壳美化所有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陈达当然希望民族解放,但他害怕群众更甚于憎恨民族压迫。他憎恨革命甚于害怕帝国主义分子。如果他迎合革命的话,就只是为了遏止它,驯服它,削弱它。他在两条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革命——上推行印度甘地的消极反抗政策,在一定阶段中,这是资产阶级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全方位推行的政策。消极反抗源于资产阶级让群众运动改变方向、剽窃其成果的企图。
  当加林说,陈达的影响超越政治时,对此只能无奈地耸耸肩。伪装的“正人君子”的政策在中国和印度都一样,在高度升华的抽象说教的形式下表达了有产者的保守利益。陈达个人的无私与他的政治功能没有任何矛盾,剥削者需要正人君子,就像腐败的宗教等级制度需要圣徒一样。
  谁追随陈达?对这个问题小说以值得称道的清晰回答说:“旧官员、走私鸦片的人或摄影师,改行为自行车商的学究、巴黎派的律师、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后面是与英国有联系的更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它武装唐将军反对革命。期待胜利的唐打算任命陈达为政府首脑。那时,陈达和唐仍是国民党党员,鲍罗廷和加林都为该党服务。
  当唐率领自己的军队攻打城市,企图屠杀从鲍罗廷和加林开始的革命者,自己的党内同志时,后者在洪的帮助下动员和武装失业工人。但在战胜了唐之后,领袖们企图让一切依旧。他们不愿打破与陈达的暧昧的联盟,因为他们不相信工人、苦力、革命群众。他们自己也染上了陈达的偏见,成了后者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为了不“推开”资产阶级,他们必须与洪进行斗争。他是谁,来自哪里?“来自贫困”。他来自那些进行革命的人,而不是在革命胜利后依附方的人。洪想刺杀英国香港总督时,他只关心一点:“当我被判处死刑时,应该号召年轻人,让他们模仿我。”洪应该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唤醒工人,团结他们,武装他们,让他们反对自己的敌人——陈达。但共产国际的官僚寻求与陈达的友谊,把洪推开,使他怒不可遏,洪开始刺杀“支持”国民党的银行家和商人。洪也刺杀传教士:“教育人们忍受贫穷的基督教神父或其他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洪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的话,应该由把革命放在银行家和商人的脖子上的鲍罗廷和加林来承担罪责。洪反映的是已经觉醒,但还没有睁开眼睛、舒展胳膊的群众。他企图用手枪和匕首代替被共产国际代理人麻痹的群众行动。中国革命的赤裸裸的真相就是这样。

﹡        ﹡        ﹡



  此时,广东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在加林、鲍罗廷和陈达之间摇摆,前者手中控制着警察和工会,后者虽然两手空空,但他依然存在”。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完整的双重政权的图景。共产国际代表掌握着广州的工会、警察、黄埔军校、群众的同情、苏联的帮助。陈达具有的是“道义权威”,即吓得要死的有产者的声望。陈达的朋友们都在得到妥协派主动支持的软弱的政府中。须知这是二月革命的制度,是克伦斯基政府体制,唯一的区别是孟什维克的角色由假布尔什维克完成!鲍罗廷没有猜到这点,因为他装扮成布尔什维克,并把自己的装扮当真了。
  加林和鲍罗廷的核心思想是禁止前往广州码头的中国和外国船只取道香港。这些自认为是革命现实主义者的人希望以商业抵制打破英国对中国南方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认为必须先推翻广州的资产阶级政权,后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革命出卖给英国。不,鲍罗廷和加林每天都去敲“政府”的门,毕恭毕敬地请求它颁布救命的命令。自己人中的某一个提醒加林,整个这个政府实质上就是一个难题。加林毫无困惑。他反驳说:“是不是难题无所谓,只要它行动就行,因为我们需要它。”就像神父需要他自己用蜡和棉花制作的圣尸一样。在这个降低和削弱革命的政策之后隐藏着什么呢?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对有声望的保守资产者的顶礼膜拜。正如法国最红的激进主义者随时准备跪倒在彭加勒面前一样。
  但是,广州群众可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地步?从整个情况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反对,幽灵般的政府早就在群众的压力下垮台了。但就算广州工人过于软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一般来说,群众的弱点在哪里?就在于它准备追随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帮助工人摆脱这种奴隶的轻信。然而共产国际的官僚完成了相反的工作。它让群众必须服从资产阶级,并宣布资产阶级的敌人是自己的敌人。
  别把陈达推开!但如果陈达最后还是走开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意味着加林和鲍罗廷主动地摆脱了对资产阶级的依附。他们只是选择了新的焦点——蒋介石,他是同一个阶级的儿子,陈达的弟弟。他是布尔什维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不局限于消极反抗,他准备求助于血腥的暴力,但不是群众的、平民的,而是军事形式的,只是在这种范围内,以使资产阶级把对军队的无限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鲍罗廷和加林在武装敌人的时候,解除了朋友的武装并推开了他们。他们就这样为灾难打下基础。
  但是,我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官僚对事件的影响?没有。实际上它比它自己认为得更加强大,如果不是好的影响,则是坏的影响。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存在的苦力需要勇敢的领导。洪需要大胆的纲领。革命需要数百万人的被唤醒的力量。但鲍罗廷和他的官僚们需要的是陈达和蒋介石。他们扼杀了洪,阻碍工人抬头。几个月后,他们将扼杀农民的土地革命,只是为了不赶走资产阶级军官。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俄国的十月和布尔什维主义、共产国际。官僚篡夺了最伟大的革命的权威、旗帜和资源,阻断了完全有机会成为伟大革命的另一场革命的道路。
  鲍罗廷和洪之间的对话是对鲍罗廷和他的莫斯科鼓舞者的最惊心动魄的起诉书。洪像以往一样寻求坚决行动。他要求镇压最有名的资产者。鲍罗廷找到的唯一反对理由是,不能动那些“出钱”的人。加林说:“革命不那么简单。”鲍罗廷补充说:“革命意味着得出钱养活军队。”,在这些格言中,有绞杀中国革命的绞索的全部因素。鲍罗廷保护了资产阶级,它为此给“革命”交了预付款。但钱到了蒋介石的军队中。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无产阶级并消灭了革命。难道这不能事先预见到吗?这难道没有事先预见到吗?资产阶级只会自愿地出钱养活那支为它服务的并反对人民的军队。革命军队不能等待施舍,而是强迫付钱。这被称为革命专政。
  洪成功地在工人会议上发言,抨击葬送革命的“俄国人”。洪本人的道路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但他反对鲍罗廷是正确的。“难道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有俄国顾问吗?”如果1924—1927年中国革命能够自行发展的话,它可能也不会直接走向胜利,但它不至于求助于剖腹自杀的方法,也不会体验到可耻的投降,而是培养出革命干部。在广州的双重政权与彼得格勒的双重政权之间的区别,就是中国没有布尔什维主义——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它已经被宣布为反革命学说,遭到所有诽谤和镇压措施的迫害。克伦斯基在七月事件中没有办到的,十年之后,由斯大林在中国办到了。
  加林让我们相信,鲍罗廷“像他那一代布尔什维克一样,以其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而著称。”作者需要这个结论,是为了让读者对鲍罗廷反对洪集团的斗争有所准备。但是,作为史料,它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没有抬头,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它的斗争,而是他们事先使它失去了根基。如果无政府主义不是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咖啡屋里或编辑部的四壁之内,而是更加深入到生活中,它就是底层的绝望心理,它就意味着对民主欺骗以及机会主义背叛的政治惩罚。布尔什维主义大无畏地提出了革命任务,并教导如何解决这些任务,没有给无政府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留下余地。但是,如果马尔罗的史料是错误的话,他的故事却极其雄辩地表明,斯大林—鲍罗廷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为无政府恐怖主义创造了基础。
  在这个政策的逻辑的推动下,鲍罗廷同意颁布反对恐怖分子的命令。得到共产国际祝福的广州资产阶级宣布,被莫斯科领导的罪行抛上冒险道路上的坚定革命者不受法律保护。他们以恐怖行动反对保护有支付能力的资产阶级假革命官僚分子。鲍罗廷和加林捕捉和消灭恐怖分子,不仅是为了保护资产者,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这样,妥协政策注定要在背信弃义的台阶上滚到底。
  书名是《征服者》。模棱两可的书名,作者用它来称谓俄国布尔什维克,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特定部分,革命在这个名称中染上了帝国主义的色彩。征服者?中国群众走上了革命起义的道路,无疑是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实例和旗帜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但“征服者”什么也没有征服。相反,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敌人。如果俄国革命唤起了中国革命,那么俄国的追随者扼杀了它。马尔罗没有得出这些结论。他甚至似乎都没有想到它们。因而它们在他的出色的书中就显得更加突出。


列·托洛茨基
王子群岛
1931年2月9日




[1]苏联元帅布柳赫尔任蒋介石顾问时使用的化名。——译注
[2]布吕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1936—1938年任人民阵线政府首脑,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后被捕,监禁在德国;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出任政府首脑,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提出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译注


被扼杀的革命和它的扼杀者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23, стр. 20—22。




  紧急工作妨碍我及时读到马尔罗反驳我对共产国际、鲍罗廷、加林以及他自己的批评的文章。作为政论作家的马尔罗比作为艺术家的马尔罗离无产阶级和革命更远。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是写这几行文字的理由,因为哪里都没有说过,天才的作家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我仍然回过头来讨论已经涉及过的问题,那是因为题材本身,而不是因为马尔罗。
  我说过,小说中的最好的人物已经达到了社会象征的高度。我应该补充说:鲍罗廷、加林和他们的所有“同事”都是假革命官僚这一新的社会类型的象征,它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的制度。
  我拒绝把鲍罗廷列入“职业革命家”的类型,像在小说中界定的那样。马尔罗对我证明,加林有足够的革命头衔使他有权得到这样的称号。托洛茨基的革命头衔更多些,马尔罗认为补充这一句是适当的。难道这不可笑吗?职业革命家的类型不是什么理想的类型。但这至少是确定的类型,它有确定的政治传记和表现鲜明的特征。只有俄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创立了这样的类型,在俄国最完美地体现这种类型的,是布尔什维克党。鲍罗廷在年龄上属于其中的这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在第一次革命前形成,经历了1905年的考验,在反革命岁月中经受考验和学习(或崩溃),在1917年经受了最严格的检验。从1903年到1918年,就是在俄国形成职业革命家类型的整个时期。鲍罗廷,数百个、数千个这样的鲍罗廷处于斗争之外。1918年,在胜利之后,鲍罗廷回来服务。这是他的荣誉,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比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更光荣。鲍罗廷承担了冒险的使命。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代理人在其他国家中,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中,也往往履行冒险的任务。他们还不能因此而成为革命者。官员—冒险家类型与职业革命家类型的特征在某些时刻能够十分接近。但就其一般的心理素质和历史功能来说,这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类型。
  革命者和自己的阶级一起开辟道路。如果无产阶级软弱、落后,他就局限于小规模、耐心、长期地从事建立小组、宣传、培养干部的沉重工作,他依靠这些干部转入大规模的宣传,合法的还是地下的,要取决于环境。他总能分清自己的阶级和敌对阶级,他只推行符合自己阶级的力量和能够巩固这个力量的政策。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把中国工人看做是自己的军队,今天的或是明天的。官员—冒险家凌驾于中国民族的所有阶级之上。他认为自己负有统治、发号施令的使命,不管中国国内力量对比关系如何。既然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还软弱,不能保证占据领导岗位,官员就与此妥协,把几个不同的阶级结合起来。他在殖民地革命的事务上的所作所为,就像是督察和总督一样。他把保守的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组合起来,即兴地制定特定的纲领,制定模棱两可的政策,建立四个阶级的联盟,变戏法,践踏原则。而结果呢?资产阶级更富有、更有影响、更有经验。官员—冒险家骗不了它。可是他却欺骗了忘我的、没有经验的工人,把他们出卖给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官僚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马尔罗认为,“革命”官僚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指挥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他教育我们,不参加战争就不能参加革命,不加入国民党,就不能参加战争等。对此他又补充说,对共产党来说,与国民党决裂意味着必须转入地下。当考虑到这些论据是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哲学概括时,不能不说,是啊,有时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对组织、人和思想开恶毒的玩笑!问题的解决是多么简单,为了成功地参与敌对阶级领导的事件,就应该在政治上服从这个阶级;为了避免来自国民党的镇压,就应该染上它的色彩。这就是鲍罗廷和加林的全部秘密。
  马尔罗对1925年中国的形势、可能性和任务的政治评价是完全错误的,他未必走到了真正的革命问题所由开始的起点。我就此所说过的——不过是在另一个地方——一切必要的观点,马尔罗的文章并没有提供重新审查它们的理由。但是,即使是在马尔罗为形势作出的错误评价的基础上,也无论如何都不能为斯大林—鲍罗廷—加林的政策辩护。为了在1925年抗议这个错误的政策,需要有预见能力。为了在1931年为它辩护,就应该是无可救药的瞎子。
  莫非共产国际官员的战略除了屈辱、干部被消灭,最主要的是造成头脑可怕的混乱之外,还给中国无产阶级带来了什么?莫非对国民党的可耻的投降使党免遭镇压了吗?相反,使得镇压变本加厉。莫非共产党没有被迫走入地下吗?而且是在革命被粉碎之时!如果共产党人在革命涨潮初期是从地下开始,他们就能率领群众走上公开的舞台。在鲍罗廷—加林和蒋介石的帮助下,把党搞乱,使它失去头脑,士气低落之后,在反革命的岁月中更有把握地把它赶入地下。鲍罗廷—加林的政策是完全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GCD只能从头开始,而且是在堆满碎片、偏见、未认识到的错误和进步工人不信任的舞台上。结论就是这样。
  整个这个政策的犯罪性质在个别问题上暴露得更加尖锐。鲍罗廷之流把蓄意行刺资产阶级领袖陈达的恐怖分子交给资产阶级,马尔罗把这当做是他们的功劳。行刺是官僚博尔吉瓦[1]和波兰“革命的”小贵族玩的把戏,后者总是更喜欢假他人之手背着人民行刺。不,任务不是在角落里杀死陈达,而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做准备。当革命党不得不杀人时,它以符合群众要求、他们能够理解的任务、目的的名义完成它,并公然为此负责。
  革命道德不是抽象的康德的规范。它是让革命者处于阶级任务和目的的监督之下的行动准则。鲍罗廷和加林与群众没有联系,他们没有对阶级的责任感。他们是官僚超人,他们认为在从上面获得的权限内“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人的活动不管它在一定的时间内是多么有效,最终是不能不违背革命利益的。
  借洪的手杀死了陈达之后,鲍罗廷和加林把洪和他的团体交到了刽子手的手中。这给他们的整个政策打上了该隐的印记。马尔罗在此事上仍是他们的保护人。他的论据是什么?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残酷地镇压了无政府主义者。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哪怕短期参加过革命的人说的话。马尔罗忘记了或是不明白,革命是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权的名义完成的,革命实施的暴力权力,就来自于自己的这个任务中。资产阶级以维护剥削和卑鄙制度的名义消灭革命者,有时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老实)。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布尔什维克始终保护无政府主义者免遭吉亚波夫[2]之害。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把无政府主义者引到无产阶级专政一边来。他们确实把其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是的,布尔什维克确实严厉地镇压了那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那时做得对与否,这取决于如何评价我们完成的革命和它所建立的制度。但是,在李沃夫统治下和在克伦斯基统治下,即在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曾是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的代理人,能这样想象吗,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会令人厌恶地对它转过身去。
  正如勃里杜瓦松[3]只注意事务的形式,不关注它的实质一样,假革命官僚和它的文学律师感兴趣的只是革命的机制,而忽视了它应该为什么阶级和什么制度服务的问题。这是革命者与革命官员之间的一道鸿沟。
  马尔罗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颇为可笑。看见了吗,没有在中国采用马克思主义政策,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阶级意识。理应由此产生的任务是唤醒这个阶级惫识。马尔罗却由此引申出为反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的辩护。
  更没有说服力、而且更可笑的是另一个论据,托洛茨基说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政策的好处,但须知鲍罗廷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问题不在马克思主义上。我为捍卫革命学说而反对加林,就像我为捍卫医学科学而反对自负的巫医。作为答复,巫医对我指出,有医生证的医生往往也会治死病人。这个论据连受过中等教育的凡夫俗子都不齿,就不要说革命家了。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不能保证总能治愈病人,医生中也有不学无术之徒,甚至还有下毒的人,难道这能成为给予从来没有研究过医学并否认它的意义的巫医治疗权的论据吗?
  在读了马尔罗的文章之后,我应该做一个修正。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疫苗可能对加林有益。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列·托洛茨基
1931年6月13日




[1]博尔吉瓦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译注
[2]吉亚波夫曾任巴黎警察总监,以残酷镇压革命而著称。——译注
[3]勃里杜瓦松系《费加罗的婚札》中的一位可笑的法官,办理案子只注重形式。——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7-1-23 10: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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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和战争


——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




译自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и, №72, стр. 2—15。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仅此书作者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学派这一情况,完全不能保证赢得我们对他的著作的好感。
  在今天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与其说让我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好感,不如说让我们产生不信任。与苏维埃国家的退化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近15年来经历了空前的衰落和屈辱。它从分析和批评的武器变成了低劣的颂扬工具。它不再研究事实,而是为身居高位的订货人的利益寻找诡辩。
  在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扮演了十分重大的角色,此书充分描述了这一角色。但我们徒劳地在共产国际的图书馆中寻找那种能提供多少完整的中国革命概念的书籍。但我们能找到数十种“随行就市”的著作,它们顺从地反映共产国际政策,更确切地说,是苏联在中国的外交个别摇摆,即让事实和整体概念服从每一个摇摆。与这些除了智力反感外什么都不能唤起的文献截然不同,伊罗生的著作从头到尾都是科学著作。它建立在自觉地研究大量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之上。伊罗生为这个工作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还应该补充一点,此前他作为中国生活的记者和观察者,在中国度过了六年时光。
  此书作者是作为革命者来对待革命的,他不认为有理由隐瞒这点。在庸人的眼中,革命观点几乎等同于缺乏科学客观性。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只有革命者才能揭示客观的革命动力,当然是在他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条件下。认知思维根本就不是旁观的,而是积极的。对于深入自然奥秘来说,意志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外科医生——患者的生命取决于他的手术刀——格外关注区分机体组织一样,一个认真对待其任务的革命家,不得不极其自觉地研究社会的构成、它的功能和反映。
  为了理解今天的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必须以中国第二次革命为起点。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同一些社会力量,往往还是同一些人。只要提一下,蒋介石这个人物在此书中占据核心地位,就足够了。在写这几行字时,还很难预言,日中战争将在何时以什么形式结束。但今天的远东冲突的结局,无论如何都是暂时性的。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迫近的世界大战,将重新审查中国的问题,就像所有殖民统治权中的所有其他问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任务就在于此:根据新的帝国主义力量对比,重新划分星球。战斗的主要舞台,当然不是地中海这个侏儒的大盆,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沿岸。人口占世界人口将近1/4的中国将是斗争的最重要的对象。在准备这场巨人的厮杀时,东京现在企图保证自己在亚洲大陆上尽可能大的桥头堡。英国和美国也没有失去时机。但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实质上,今天的命运主宰也承认这点),世界大战不会是终审:它将带来一系列新的革命,它们不仅将重新审查战争的结果,还有产生战争的财产私有制的条件。
  应该承认,这个前景与田园诗相去甚远。但历史缪斯克利俄从不属于和平主义夫人们的协会。经历了1914—1918年战争的老一代人未能解决自己的任何一个任务。它让新一代人继承下战争和革命的沉重的担子。人类历史上这些最有意义的和最悲惨的事件往往并肩而行。现在它们准备彻底形成未来几十年的背景。只能希望,不能凭自己的意愿跳出他们继承下来的条件的新一代,至少能学会更好地理解自己时代的规律。为了解1925—1927年中国革命,它今天找不到比此书更好的指导。
  虽然英国天才的伟大是无可争议的,仍不能不看到,正是在大英帝国的各个国家中,最不明白革命的规律。这一方面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在这些国家中革命现象的本身属于遥远的过去,像小孩的淘气一样,在官方“社会学家”那里引起宽容的微笑。从另一方面,对盎格鲁撒克逊思维是如此有代表性的实用主义,对理解革命危机最不适用。
  17世纪的英国革命像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一样,其任务是把社会结构合理化,即把封建的钟乳石和石笋从它的身上清除,让它服从自由竞争的规律,在那个时代,它们是“健全的理性”的规律。清教徒革命用《圣经》的服饰来装扮自己,以此暴露了对理解自己本身的意义的孩子般的无能。对美国进步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革命以纯理性主义的公式为主导。还害怕自己并求助于《圣经》先知面具的健全的理性,或世俗化的健全的理性,它把社会看成是合理“契约”的产物,直到现在都是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盎格鲁撒克逊思维的基本公式。
  然而,现实的历史社会不是根据卢梭的合理“契约”,也不是根据边沁的“共同利益”原则建立的,而是“非理性”地建立在矛盾和对抗之上的。为了让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应该达到极度紧张。正是不取决于善恶意愿,而是阶级之间的客观相互关系的对抗这个历史宿命,使革命和战争一起,成为历史过程的“非理性”基础的最富戏剧性的表现。
  但是,“非理性”并不意味着任性。相反,在革命的分子准备中,在它的爆发中,在它的高涨中,在它的衰落中,都有深刻的内在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基本上是可以预见的。像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的那样,革命有其自己的逻辑。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更不是“健全的理性”的实用主义的半逻辑。这是思维的更高的功能,是发展和它的矛盾的逻辑,即辩证法。
  这样,英国实用主义的固执和它对辩证思维的敌视,有其物质原因。就像诗人没有亲身体验,是不能根据书本领悟感情的辩证法一样,已经不习惯震荡,习惯于“不断进步”的富足的社会,是不能理解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但是十分明显,盎格鲁撤克逊世界的这个特权已经成为过去。历史打算为英国和美国上一上严肃的辩证法课程。

﹡        ﹡        ﹡



  此书作者试图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从先验的定义中,也不是从历史类比中,而是从中国社会的活生生的构成中和它的动态的内部力量中。此书的主要方法论价值,就在于此。它的读者不仅能够得到与事件进程联系更加紧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还能学会明白它们的主要社会动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评价相互斗争的政党的纲领和口号,它们是最具示威性的,但不是独立的,最终也不是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就其直接目的来说,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个术语作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简单回声来使用,实质上很难推动我们向前。为了不让历史类似成为思想的陷阱,必须让它经受具体社会分析的检验。在中国彼此斗争的是哪些阶级?这些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些相互关系朝哪个方向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发展进程所授意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的解决落在哪些阶级的肩上?这些任务能够用什么方法解决?伊罗生的著作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人口占人类的一半多,在落后程度上彼此差别极大,形成从游牧甚至是人吃人的野蛮到最新工业文化的历史阶梯。把这两极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是每一个落后国家的特点。但是,落后的等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由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生活中的野蛮和文化的比重决定的。赤道非洲远远落后于阿尔及尔,巴拉圭落后于墨西哥,阿比西尼亚落后于印度或中国。在它们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经济依赖的整体情况下,政治上的依赖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公然殖民奴役的性质,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国家独立的假象所掩盖(中国、拉丁美洲)。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上能找到自己最有机的和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完成了稍稍深刻的民主革命。半途而废的土改被半农奴制的关系消耗,后者在贫困和压迫的土壤上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关系中的野蛮总是与道路不畅和各省之间彼此割绝、“中世纪”的割据、缺乏民族意识携手共进。把旧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新封建主义的层面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去,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在保留对外国帝国主义依赖的情况下,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前者一手播种资本主义关系,一手支持和恢复所有形式的奴役和农奴制。这样,为争取社会关系民主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就不断地转变为反对外国统治的公然的起义。
  历史落后性并不意味着在迟一两百年或三百年后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这些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产生全新的“组合式”的社会结构,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的最新成果植入封建和封建前的野蛮之中,改造它们,并让它们服从自己,创造独特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些迟滞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因为后者在外国管束下迅速崛起,是一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敌视人民的阶级。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把它与外国金融资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实质上是后者的代理。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贩,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的悬殊斗争的牺牲品,在经济上变得微不足道,失去阶级属性,沦为赤贫,扮演独立的政治角色,它连想都别想。农民的人数最多和最分散,是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能够发动地方起义和游击战,但为把斗争提高到全民族的水平,它需要更先进和更集中的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肩上,它在其头几步就不仅与外国的,还与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对立。
  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和官僚机关把中国各省和种族联成一个混合体,资本主义发展把中国这个混合体改造成某种经济整体的类似物。群众革命运动首次把这不断增长的统一翻译成民族意识的语言。在1925—1927年的罢工、农民起义和军队征战中,新的中国诞生了。与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将军们只会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时,中国工人却成了对民族统一不可遏止的追求的承载者。这个运动无疑与法国第三等级反对割据的斗争或更晚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类似。在头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族统一的任务落到了小资产阶级身上,部分是在大资产阶级,甚至在地主(普鲁士!)的领导下,但与它们不同,在中国,无产阶级将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动力和潜在的领导力量。但它正是以此对资产阶级造成了危险:统一的祖国的领导权不会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在整个漫长的历史上,爱国主义都与政权和财产所有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危险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就不会在乎自己国家的分裂,如果这能保持对它的一部分的权力的话。因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调转自己的枪口反对民族统一的承担者无产阶级,就不足为奇了。描述和说明这场政变是伊罗生这部著作的中心,它为理解中国革命和今天的中日战争的主要问题提供了钥匙。
  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要还有希望保持住自己的特权,它就能承受任何形式的屈辱。但在外国资本把霸占全部国家财富当做自己的任务时,殖民地资产阶级被迫回忆起“民族”责任。在群众的压力下,它甚至表明它能投入战争。但这将是只反对一个最不好说话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并怀着转而为另一个更宽宏大量的帝国主义服务的希望。蒋介石只是在他的英国或美国保护人指示的范围内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只能是那个除了自己的锁链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阶级。
  上面阐述的关于历史性后发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特殊性的考虑,无论如何都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产物。早在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前,它们经受了重大的历史检验。三次俄国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的经验对20世纪的意义来说,不亚于法国经验对19世纪的意义。为了理解中国最新的命运,读者眼前必须要有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观念斗争,因为这些观念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策给予了并仍在给予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则是间接的影响。
  正是由于自己的历史落后性,沙俄成了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政党的社会民主工党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如果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或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正是在俄国得到了理论研究,那是理所当然的。在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个提出这个课题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所谓的民粹派这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变种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确认,俄国没有任何理由指望发展的特权道路;像“世俗的”民族一样,它应该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它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对其后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需的。普列汉诺夫不仅把作为当前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被他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还为这些革命中的每一个描绘了不同的力量组合。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完成的,以此为资本主义进步拓清道路;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上,无产阶级在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重新审查——诚然不是立即——这个学说。在本世纪初他比普列汉诺夫更有力、更彻底地提出了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核心课题的土地问题。他由此得出结论,自由派资产阶级敌视剥夺地主土地,正是因此它力求在普鲁士式的宪法的基础上与君主制妥协。列宁用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他声称这两个阶级的革命合作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认为这是清除沙俄帝国的封建垃圾,为建立自由公司,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唯一手段。列宁的公式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由于它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公式,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核心任务,即民主地改变土地关系,同样正确地指出了为解决这个任务的唯一实际的阶级力量的组合。但在1917年以前,列宁本人的思想仍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的出发点也是只有在“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后,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上日程,而且正是列宁与日后追随者炮制的神话对立,认为在民主变革完成后,农民不能再是无产阶级的盟友。列宁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希望寄托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村雇农和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身上。
  列宁构想中的薄弱环节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概念的内在矛盾。两个阶级的政治联盟排除了专政的可能,因为它们的利益只是部分吻合。列宁公然称它是资产阶级的,他自己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基本局限。他想以此说明,为了保持与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应该在最近一次革命中拒绝直接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这点恰恰意味着,无产阶级放弃了专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政权应该集中在谁的手中?在农民手中?但它最不能扮演这个角色。
  在自己1917年4月4日的著名提纲之前,列宁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在这里,他才首次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概念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公式决裂。他号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是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和保证被压迫民族自由的唯一手段。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能用资产阶级财产所有制的框架来限制的。无产阶级统治自然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它与民主革命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时期的阻隔,而是与后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有机地从中成长起来的。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什么速度进行,在最近一个时期它将达到哪些界限,这不仅将取决于内部条件,还取决于外部条件。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环节。不断革命概念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正是这个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的十月胜利。
  但历史的不祥嘲弄就是这样,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没有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而是相反,在反动歪曲的形式中,成了其主要障碍之一。追随者的共产国际从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公式奉为东方国家的经典开始,而列宁在历史经验的影响下承认它是不中用的。像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过时的公式为掩盖与它当初为之服务的政治内容截然相反的东西服务。工人农民的群众、平民的革命联盟通过自由选举的苏维埃得到巩固,作为行动的直接机构的苏维埃,被共产国际用各政党核心的官僚结盟所取代。国民党在这个联盟中意外地得到了代表农民的权利,它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仅是维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有土地私有制,对它来说都是息息相关的。工农联盟扩展为“四个阶级”联盟: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样的同盟中,领导权不能不属于它的最保守的部分,即资产阶级。换言之,共产国际接过了被列宁抛弃的公式,只是为了给普列汉诺夫的政策开辟道路,而且是在伪装的因而极其有害的形式中。
  在为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辩解中,共产国际理论家(斯大林和布哈林)以帝国主义压迫的事实为依据,好像它能够推动“国家的所有进步力量”结盟似的。但当初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正是这样,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他们那里,帝国主义被沙皇专制制度所取代。事实上,让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意味着让它与群众运动决裂,直接背叛他们的历史利益。这样,在莫斯科的直接领导下,酝酿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灾难。
  许多政治庸人在政治上倾向于用“健全的理性”的猜测来取代科学分析,对他们来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性质和它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的争论,干脆就是烦琐哲学。但历史经验表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公式”有何等深刻的生命意义。谁在今天还不明白这点,伊罗生的著作能够教会他很多东西。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令人信服地表明,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没有及时被布尔什维克抛开,俄国革命会变成什么。不断革命概念在中国得到新的证实,这次不是以胜利的形式,而是以灾难的形式。
  当然,把俄国和中国等同起来是不允许的。在具有重大的共同特征的情况下,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但这些区别不会削弱,而是加强布尔什维主义的结论,要确信这点并不困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沙俄也是殖民地国家,这在外国资本的优势角色中表现出来。但俄国资产阶级享有比中国资产阶级大得多的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性:俄国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俄国自由派自身尽管十分贫乏,但与中国的自由派相比,仍有更加严肃的传统和基础。在自由派的左边站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对沙皇专制制度来说是革命的或半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能够在农民中,主要是在它的上层中,找到相当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率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广泛集团追随自已。正是这三个政党——自由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长期酝酿并最终在1917年组成了联合政府,它在那时没有被称为“人民阵线”,但带有后者的全部特征。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前夕开始,就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可调和的立场。正是这个在1914—1917年的“失败主义”中达到最高体现的政策,使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政权。
  中国和俄国的不同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大得多的依赖,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革命传统,工农群众对共产国际旗帜的向往,这一切要求比在俄国更加不可调和的政策,如果可能的话。然而,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承认反动的、不切实际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换言之,在服从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走得比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当初走得更远。同样致命的政策,今天在与日本战争的情况下重演。
  出身于布尔什维克的官僚怎么能在中国和在全世界采取根子上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呢?以这些或那些人的无能和无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太浅薄了。问题的实质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官僚掌握了新的思维方式。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官僚则指挥他们。布尔什维克以正确表达群众利益赢得了领导的机会。官僚不得不求助于发号施令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反对群众。发号施令的方法自然扩展到共产国际。莫斯科的领袖们开始当真地认为,他们能够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背离它的利益,向左走,而迫使中国工人和农民沿着克里姆林宫划的线向右斜穿。然而,革命的最大的实质是,无论是被剥削者还是剥削者,都要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最极端的表达。如果相互敌对的阶级都能按斜线运动,就不会爆发内战。用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武装起来的官僚,还不用说取之不竭的财政资源,在革命最重要的关头,把年轻的GCD从革命的发动机变成制动器。与德国和奥地利不同,那里的官僚有可能把失败的部分责任推到社会民主党身上,在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国革命完全是共产国际葬送的。
  没有1925—1927年强大的群众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的粉碎,一方面把政权集中在蒋介石的手中,另一方面注定了蒋介石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不彻底。这样,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对理解日中战争的进程有直接的意义。历史著作从而获得了最现实的政治意义。
  战争与革命将在中国近期的历史中交织在一起。日本的意图是借助于对它的战略阵地的控制,永远或至少是长期奴役这个巨大的国家,其特征不仅是贪婪,还有愚钝。日本来得太晚。被内部矛盾所折磨的田中帝国不能重复英国崛起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远远走在17、18世纪的印度前面。今天,旧殖民地国家越来越成功地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哪怕是今天这场在远东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如果胜利者本人在最近几年中能够逃避国内灾难(这两者都没有任何保证),日本对中国的统治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期,可能只是几年,而这是为给予中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推动,并重新动员它的工人群众所必需的几年。
  现在,日本的大型托拉斯和康采恩为了分享没有保证的战利品,已经追随在军队之后。东京政府企图有计划地调节争先恐后地扑向中国北方的金融集团的胃口。如果日本能够在赢得的阵地上维持几十年,这首先意味着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在中国北方迅猛的工业化。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铁路、矿井、电站、矿山和冶金企业、棉花种植场。中国国家的极化现象会获得狂热的推动。新的数十万、数百万中国无产阶级将在最短的时期内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落入对日本资本的巨大依赖中,与以前相比,它表明自己更不能成为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的领袖。面对外国强暴者的是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社会地位已经稳固的、充满革命义愤的中国无产阶级,它负有充当中国农村的领袖的使命。对外国奴役者的仇恨,是强大的革命水泥。应该认为,新的民族革命将在今天的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提上日程。为了解决它担负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充分汲取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伊罗生的著作是它的不可取代的教材。只是希望能把它译成中文和其他文字。


列·托洛茨基
1938年
于墨西哥科约阿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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