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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详细介绍一下前些年的颜色革命?

死水微澜:乌克兰大选风云的左翼报告(2005.01.26)

   
  2004年10月至12月,以总统选举为引子、围绕主要侯选人(前总理维·尤先科和现总理维·亚努科维奇[1])的胜负纠葛,乌克兰爆发了全国性政治危机和街头运动。首都基辅数十万人集会,中心广场被尤先科为首的反对派占领多个星期;两派同时动员外省民众进京,或「保驾勤王」或「参加革命」,很是兴奋。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当地垄断资本走上前台;国际列强暗中较劲之余,更赤膊上阵为亲近的「帮扶对象」喊话撑腰[2];与此同时,突变的政局让乌克兰共产党(KPU)呈现分裂之势,「许多党内同志乱了方寸」[3](乌共中央委员阿·戈列勃夫)纷纷加入两帮火拼的战团。

  从面向群众的政治口号来看,尤派旗帜上涂满「建设公民社会,回归大欧州!」「打倒寡头资本,建设诚信政府!」等字眼,并狂煽乌克兰民族悲情「千年等待出头天」云云;亚派则挂起「斯拉夫团结」和东部自治两块招牌。在西方专家的督导下,尤派选举指挥部建立了强有力动员网络——从极右地下军到社会党青年团,从「自由工会」积极分子到民族主义「乡土作家」,从教会代表到商会干事不一而足;亚派依仗朝里有人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动用行政资源为选战护航。恶斗正酣之际,两伙均装腔作势号召「工人阶级总动员」,先后出笼了支持己方的「总罢工」。

  就闹得满城风雨的做票问题,双方都不干净。亚总理绝对控制的东部州市,当地各级选举组委会的舞弊行为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4]——顿涅茨克州近半数投票站的投票率接近100%,而亚先生的支持率达96,2%!在反对派的地盘(西部各州),虽然亲东部监票组织承认「没发现严重舞弊」[5],但一边倒的亲尤宣传和高度动员,使得反尤选民承受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双方均大规模贿选(单票价码约20美元),类似选票约百万以上。

  2004年12月26日,2907万人(在册选民3766万人)参加了最后一轮投票;2005年1月10日,乌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尤先科得票51.99%(约1400万人),亚努科维奇得票44.2%(约1200万人)[6],前者胜出。危机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任凭外面天喧地闹,乌工人阶级「我自岿然不动」,对这场冲突无意参与,原因何在?为何当地主流左翼尽数化为资本家的跟屁虫?回答上述疑问,必须了解乌克兰上层集团的利益分野。 
 

上层资本集团的利益分野与政治选择


  尤亚两派掐架的动机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内部原因亦不容忽视;关于两人「一个坚定地亲西方,连老婆都是西方身份,一个固执地亲俄罗斯」[7]的想当然结论,明显抹杀了浮面口号掩盖的多重利益纠葛。东西方巨人夹缝里的乌克兰资本深通「三姓家奴」的生存之道,实现了外部市场多元化[8];选战期间,工商巨头们既全力下注放手一搏,又留有后路以分散风险。

  资本主义复辟后,乌国民经济始终与长期衰退的鬼影为伍[9]。自1998年始,俄国经济复苏与国际市场的结构变化[10],带动乌出口型工业快速崛起[11],莫斯科在乌投资也急剧扩大。截止2004年初,俄资直接间接地控制着乌克兰83%的石油加工工业、55%的冶金业和制铝业、90%的机械制造业、部分大型电站和33%的银行资产;莫斯科趁热打铁,推出「四国统一经济空间」计划[12]以「保障劳动力、资本、商品和商业服务的自由流动」[13](普京)。俄国家垄断资本视乌克兰为必争之地,前者的旗舰「天然气工业」(Gazprom)[14]一马当先,于经济渗透(从能源运输到电站)和政界收买上费尽心机。


  面对东部老大咄咄逼人之势,当地资产阶级态度如何呢?


  财雄势大的东南工业资本(以「顿巴斯工业联盟」[15]为首,下属冶金、化工、机械制造和部分军工业)地处俄族聚居区,连中央也对它退让三分(亚努科维奇本人即为「顿工联」的生意伙伴)。出于本位考虑,东南大亨们百般抵制莫斯科的经济征服,使得顿涅茨克州(冶金业大本营)在招商引资领域敬陪末座。莫斯科对「血浓于水」的乌东部频频示好,「顿工联」却直白地告诉前者「我们的市场早就不(仅)有原苏各国,而包括中东、欧美和东南亚」[16](「工业银团」副总裁阿·匹立平科)。鉴于自身产业国际依存度极大,东南资本积极从事海外收购[17],对加入欧盟颇感兴趣。

  东南资本与俄方既合作,也竞争。为求生存,俄国冶金大鳄竭力追求资本集中和对外扩张,因为「要么我们建立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和同行业里一言九鼎,要么受他人摆布」(「北钢集团」副总经理马霍夫)[18];同行冤家「顿工联」则对此极防范——它既看好俄乌整合大势,又双手乱晃地强调「就冶金业而言,根本没意义与俄国整合」[19]。

  尽管乌族为主的西部各州爱国意识浓郁,但惨烈的非工业化使它难挡外资诱惑——反俄歇斯底里的中心伊万-弗兰克州已成吸引俄资最多的一省[20]。本次选举中,中西部工商界(轻工、食品和造船为主)支持尤先科[21],希望改变饱受东南集团和中央官僚打压的弱势处境。这股力量注重拓展国内市场(特别是发达的顿巴斯地区),同时严重依赖俄国、欧盟市场份额[22],并有浓厚贸易保护倾向,反对仓促加入WTO[23]。

  虽说俄乌资本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恩怨钱仇,但双方合作的基础仍极可观——俄资需要可靠的海外能源出口运输线;鉴于「两国经济合作之根是天然气的使用与运输」[24](原乌经济部长弗·兰诺沃依),基辅默认Gazprom的在乌特殊地位;乌多个工业部门(农机制造,化工、轻工和农产品加工)的生存取决于俄国市场;无论西部东部,莫斯科供应的特价原油、电能不可或缺。归根结底,乌统治精英需要熊老大作为「以毒攻毒」平衡西方压力的周旋砝码;正如前Gazprom首脑(现任驻乌大使)切尔诺梅尔金所言,「不管谁当上(乌克兰)新总统——都会被迫与俄国保持友好」[25]。

  就这样,中西部资本嫉妒东南财团的话事权过大,却又需要顿巴斯的市场;东南冶金业享受着俄国廉价能源,同时珍视归化欧盟的前途;为扶持尤先科上台,西部商人与欧盟穿起连裆裤,但对后者可能轻易挤垮自家杂货铺吓得要死;东南富豪与Gazprom辅佐亚总理以求继续把持京畿决策,同时互下脚绊;俄国冶金界集体资助尤先科,以削弱「顿工联」;视Gazprom等巨无霸为国脉的普京当局,发疯似地替「亚叔」造势,却惨遭西方资本的重拳回击……

  自1992年后,尽管俄资(比如Gazprom)与西欧(首先是德资)已广泛合作,但双方的暗战并未停止。2004年12月2日,欧盟半官方能源机构(IEA)悻悻地表示「Gazprom的垄断野心,以及欧盟日益依赖经由政局不稳的乌克兰管道输送俄罗斯天然气,正使欧盟能源安全处于风险中」[26]。北美资本的智囊团则认定「亲俄侯选人的胜利,意味着莫斯科有能力恢复对后苏空间的控制权,甚至扩大影响至黑海沿岸各国和东南欧(包括巴尔干地区)」[27];为遏制上述趋势,欧美联手布局,只待烽火。 

 
反对派街头运动的炮灰基础:学生、小业主与职员



  2004年11月22日二轮选举落幕,当局控制的中选委初步认可前者获胜,尤派启动应变计划。一周内,近一百五十万人(含几十万外地人)参加了首都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包括学生、职员、高校教师、中小老板和零星工人——饱受官僚欺压的小业主渴望限制行政权(「我们老实做生意,你们老实当官」[28]);年轻白领和公务员热盼西方投资带来更多机会;在校学生梦想「溶入文明欧洲」;痛恨现实而又坚决反共的落魄文化人深信「共产极权后遗症是万恶之源」,要求清算原苏共。

  11月中下旬,尤派在首都组织帐篷营地「长期抗战」,民间老板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计程车公司向营地义务派车,连锁餐馆无偿供应快餐,商场送来冬衣和日用品;更有实力的企业主们组织职工游行请愿,「反寡头民主革命」的标语糊得满街满院,气氛火爆。

  飞扬跋扈连贪带捞的国家机器,非但让中小老板怒不可遏,连大资本也承认「当局滥用行政权的恶霸作风,令金融界深恶痛绝」[29](乌克兰银行联合会主席阿·苏戈年科),本次选举中「80%的商业银行被迫资助(官方侯选人),但暗地帮反对派的忙」[30]。然而明眼人很清楚,全体垄断资本都是官商勾结特权独占体制的受益者。就阶级属性而言,「尤哥」和「亚叔」毫无二致,皆为不同垄断寡头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和首席政治代理。对此,独立广场上那些「死跑龙套的」示威者或不愿相信,或心存幻想,或完全蒙在鼓里。 

 
「尤哥」和「亚叔」:大家的底子都不干净



  「亚叔」能爬上总理宝座,东南资本和「基辅帮」出力最大;后者的大佬维·平丘克(总统女婿,身家23亿欧元)与维·麦德维丘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身家9亿欧元)均位列商界精英[31],与「亚叔」一道充当Gazprom在乌合伙人,并与俄资分享多座主要电站的产权。

  这边厢,西方力捧的宪政天使尤先科及其战友,也非池中俗物。尤派二号人物吉玛申科纵横官商两道(曾任副总理、身家数亿欧元)多年,一度操控全国能源生意[32];至于「尤哥」,他既是德资在乌利益的主要游说者,同时也和某些俄资圈子(冶金、能源)称兄道弟。2004年夏,乌中央政府拍卖国有「克立沃洛什」大型钢厂,「基辅帮」与俄资「北钢」公司就收购一事僵持不下,后者的政界代言人就是尤先科。本次选举期间,部分俄能源资本一直紧跟「尤哥」,随时准备向后者提供更多选战资金[33],还充当着反对派与「基辅帮」之间的传话人。

  别看声讨罪恶寡头的街头集会上,反对派释放的唾沫星子好似满天花雨,但「尤哥」及其赞助商自有分寸;难怪东南资本总舵主里·阿赫麦托夫[34](身家35亿美元)认为「不管谁当选(新总统),顿巴斯(的企业)会继续生存、运转和繁荣下去」[35]。

  寻常日子里,有产阶级对社会生活具备「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主宰实力;但危机高潮期的工农运动往往越界,挑战既定统治秩序。一旦认清自身历史前途,工农运动便受阶级斗争逻辑而非资本意志的支配。换句话说,自下而上的大众动员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坍塌的开始。让乌克兰老板们庆幸的是,至今为止工人阶级尚混混噩噩,而街头「革命秀」的编导与主要演员对发动工农毫无兴趣和能力。

  
制作精良的「革命秀」:台前与幕后



  随着苏中等国的复辟大吉,世界资产阶级信心四溢。董事长们历来闻「社会风潮」便呲牙,见「工农骚乱」则跳脚,如今却撸起袖子开练「反寡头和平起义」,至少电视画面里很像回事。九十年代末国际舞台出现的「革命秀」,反衬出当今共运深刻的细碎化、官僚化和体制化——「工人先锋党」无非一群伶牙俐齿熟谙主流规则的公务员;鲜活灵动的阶级斗争充塞着劳动力行情变动的沉闷报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被无数「圈子」之间的口水战所淹没。这个商业运作无处不在的时代,从格瓦拉到卢森堡,从毛泽东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统统可能沦为「行销专家」的玩物,「革命」则等同可任意填充内涵的时尚符号。

  一句话,有产俱乐部的绅士们大谈破坏与颠覆,只因真正的洪水猛兽离开得太久。

  2002年至今,美国在乌克兰物色收编和自行开办了诸多「非国家组织」,很下了一番工夫和本钱;美国务院援助开发署牵头协调,数十个美民间和半官方心战单位分片包干[36]默默耕耘,其中仅「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RI)就自供「2003-2004年间,为(乌克兰)14个州培训了数千政治积极分子」[37]。1998年起,与中情局渊源极深的美「全国维护民主基金会」(NED)在乌广布网络;选举伊始,NED下属「国际私人企业制度发展中心」(协助反对派商会「全国工商联」)和「劳动者声援中心」(指导西方援建的「独立工会」)坐镇尤先科总部发号施令。通过赞助中央五台和私人电视台,援助开发署为反对派提供了强大舆论阵地。

  此外,英(查尔斯·莫特基金会)、德(艾伯特基金会和「应用政治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和诸多西方驻乌使馆也积极参与了类似工程。两相对比,俄方驻「亚叔」竞选总部的专家哀叹「欧美投入乌克兰选举的资源比俄国多百倍!」[38],而西方心战机构成竹在胸地预言「(本次)选举中,非国家组织会扮演极突出角色」[39]。

  青年是任何街头运动首当其冲的主力和前锋。大量事实面前,乌反对派亦半遮半掩地招认「支持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国际团体参与了(反政府青年阵线)的建立」[40];类似团体从招募骨干到理论讲习,均由西方机构包办,并成功编织了一个国际网络[41]。他们的组织特色和运动手段可归纳如下:精心选拔的高级干部待遇优厚,但普通成员并无稳定报酬,吸收后者的方法以「远景诱导」为主[42];积极分子均训练有素,日常活动明显吸取了「闪客族」的若干元素[43];对互联网功能的极限挖潜;以街头小剧、贴纸、喷漆彩画宣传自己和攻讦对手;推出精悍易记的诙谐短语和活泼卡通形象影响青年季节流行,并给对手制造「莫名」的烦躁心理[44];在选择和包装一线主打形象时极度灵活,绝不忌惮「激进反美」[45]「反全球化新左革命」「工人斗争老战士」等字眼[46];一切都是做秀,一切为了既定目标——推翻现当局;出手大方,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足。在乌克兰风波中,以上诸要点得到了系统贯彻。

  2004年11月21日起,反对派青年团在首都建起七千人的帐篷营地。营内设有指挥部、保卫部、环卫组,所有入住者均需保卫部事先审核;保卫部由多个极右军事组织(「三齿叉」、「乌克兰民族自卫」和「自由之子」)全权负责。由于资金雄厚,营地物质保障几尽完美——大型供暖设备、有线电台和超大屏幕(用于24小时新闻播报和播放电影);向入住「民主斗士」提供免费医疗、进餐和通讯(含国内长途)服务。为吸引年轻人参加集会,无限量地免费供应啤酒饮料,组织多场摇滚音乐会(大批名角出场),间或抛个「革命式广场婚礼」的噱头调剂气氛。集会的各路讲演者和发言稿由上述「非国家组织」的专家班子挑选和编写,事先进行了排练。此外,青年团还主持分发长途汽车和火车票,在两周内先后安排35万人到达首都与其他城市参与抗议。

  至于青年团干部的社会来源,两个字——小资。青年团领导核心和地区负责人几乎全是在校生或刚毕业的职员,家庭背景多为中等企业主、高级白领或官员,本人具有(或就读)体面专业(经济金融、国际政治、法律和医学)。总的来说,他们可概括为「干练机灵的候补有产者」,但也不乏贪小钱之流(营地寿命虽不长,已连爆贪污丑闻)[47]。话说回来,「亚叔」竞选总部的纪律更糟,连俄国顾问也坦言那里「吞没钱款、报假账屡见不鲜」[48]。

  正如上文所指出,假模假式的「革命秀」得以呼啸街头,全因无产大众的绝对失语和政治瘫痪。工人阶级呢?它在哪里?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4-8 09: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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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去路茫茫,前尘惘惘

  别看部分工业有所抬头,乌失业者仍达数百万之多;目前国内工人总量约7百万,另有3百万人出国打工(俄国和欧盟)。据官方统计,工人收入普遍低下——截止2004年3月,66,7%的职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仅有10,6%的职工工资高于200美元/月[49]。号称薪水高的东部工业带,工人平均工资140美元/月;备受羡慕的冶金工人能赚到170美元/月,收入榜首是矿区(工钱一般超过220美元/月);农业工人处境很糟,月入少于70美元,但比轻工业好点(60美元/月)。别看冶金大王们发了不少横财,拖欠工资仍习以为常——2004年初,仅顿涅茨克州各企业拖欠额便达1亿1千万美元[50]。

  无产阶级的日常反抗极其零散与软弱(连罢工也罕见),绝食成了工人斗争方式;间或迸发出个人恐怖的火星[51]。从亲西方「自由工会」到共产党外围「乌克兰工人同盟」都试图打开局面,但群众动员能力均很差。部分东部工人一度寄希望于共产党——1998年国会选举期间,乌共在顿涅茨克州得票率高达45%;1999年总统选举时,乌共侯选人仍保持36%的全国支持率。然而,红色议员们和大资本同流合污的种种丑态,最终败坏了残留的工人基础。事到如今,部分乌共高层哭丧着脸招认「党早就蜕变为议员团的附属物,绝大多数支部只在选举时才有点生机」「我们动员不起几万——更别说十几万人——上街。危机时刻,工厂和铁路不会(听从我们的号召)罢工,不会有哪怕一支部队转向我们」[52]。

  与此同时,羽翼丰满的垄断资本全面进攻一盘散沙的产业工人[53];老板们呼来喝去意犹未尽,每逢大事便把苦力们推出来壮声色。

  2004年11月13日,数十家东南企业为「亚叔」造势,组织本厂职工集会和罢工「保卫东南工业的繁荣不受打击」[54]。「罢工秀」闹剧的现场指挥和监工,自是主流工会的份内事。11月下旬反对派上街后,冶金资本的御用狗腿拼凑了「矿工救国军」,扯脖干嚎要入京「捍卫合法当选新总统的现总理(亚努科维奇),猛击反对派的罪恶行动」[55](煤矿工业总工会主席维·图尔曼诺夫);顿巴斯地区工会报纸炮制了小山似的「劳动集体声明」,吹捧亚努科维奇「秉承执政为民的精神,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并「愤怒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果断行动恢复宪法秩序」[56];造船中心奥德赛与航空工业重镇哈立科夫的老板们也没闲着,组织大批工人集会和上京「誓死捍卫」亚努科维奇。

  十二月的纷乱日子里,在经理的催促下,东部工人消极地充当着「工人反帝运动」的群众演员;中西部无产阶级处于类似状态,盯着电视里反对派手舞足蹈的「罢工罢课闹革命」阴沉不语。中西部工商界的动作,亦与东部阶级兄弟惊人合拍(只是方向相反)——开大会为「尤哥」造势,亲率本厂职工游行「男女公民站起来!」,指派下属进京请愿。12月1日,反对派阵营的「全国工商联」宣布共有两万七千企业参加了总罢工;事实上,众多亲尤资本家毕竟心疼钞票,所谓罢工多半在午休(!)时间象征性举行。  


窝里乱的乌克兰共产党:看沉沉暮蔼,西风紧


  一九九九年上届总统选举时,乌共(KPU)侯选人得票超过一千万[57],五年后却只剩下一百万票(得票率5,03%);KPU影响力如此戏剧性的下跌,来自独联体各国主流左翼根深蒂固的腐朽性。复辟后露头的俄共、乌共从头到脚全无朝气——上层充斥跑到左翼混江湖的失意官僚,基层则缺少扎实的群众组织(工会、学生会);虽说它们一度是各种选举的大热门[58],但所获选票完全依赖工农对往昔富足安定的怀旧。整个九十年代,乌共中央(国会议员团)以「搭夜车」的末世心态给钱就拿不问出处——从冶金资本利益游说的长期合作到特赦狱中工商大亨的一锤子买卖,从与自由派联手到反戈一击支持当局,西蒙年科总书记及其同伙抱金捧银着实赚了不少[59]。

  终于有一天,「利用怀旧心理开展群众工作的老套手法已不起作用」[60](乌共中央委员、国会议员捷列舒克);眼看本党实力大减,西总书记及其心腹静观待变,其他红布缠头的投机商们则骂骂咧咧各寻靠山。在2004年12月29日的非常中央全会上,西总书记恬不知耻地痛斥退休阶层和工人(原铁杆左翼票源)抛弃乌共「纯属背信弃义」[61],然后咕噜一通「我党捍卫领土完整和国民团结的原则性斗争,符合了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62];当谈到未来打算时,他用发霉的声音念道:「在扩大议会授权和地方自治机制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多元化与广泛民主的前提下,巩固乌克兰国体」[63]。出席全会的众派系代表坐在下面各怀鬼胎——他们暗地里拜过亚尤两大帮的码头,并急于摆脱「妾身未明」的窘境。

  乌共亲俄派与东部冶金巨头关系极佳,同时和部分俄国国家资本过从甚密。大选伊始,亲俄派便宣传亚努科维奇「反对加入北约,支持民族资本,改善了人民生活」[64],而「反对派代表着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走狗」,所以必须结成「地缘政治原则基础上的反帝统一战线」支持亚先生[65]。局势吃紧后,他们干脆挑明「我们是俄乌整合——包括最终建立统一联邦国家——的拥护者」「乌执政当局选择亲西方或亲俄路线,对我们来说具有原则意义」[66]。

  西部工商界在共产党高层也栽培了一批代言人[67],但不似亲俄集团那般张狂;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乌共内的反俄意识已渐抬头,西部党组织多次发生排斥少数民族党员等丑恶现象[68]。本次大选,反俄集团公开力挺尤先科。

  乌共中央的政治卖淫固然污七八糟,他们的行内同仁——俄国主流左翼也好不到哪儿去;对邻居发生的连串震撼事件,俄共也好,其他「马列老左」也好,与普京的腔调完全一致,甚至尤有过之。 

 
国家至上的俄罗斯主流左翼



  与乌克兰一样,俄国主流左翼(俄共与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工商界的精神与物质联络既深且密;两党既(起码在口头上)坚持改良主义,同时忠诚地为垄断资本对外战略服务(当然不无好处)[69]。近半年来,俄共主席久甘诺夫风尘仆仆替亚总理助选,更点名攻击乌共立场不稳「迎合亲美势力的蠢动」[70];面对「亚叔」的败局,俄共「对我国有关单位表现出的无能表示遗憾。如果他们继续如此窝囊地‘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出两年类似祸乱必窜入国门」[71],久主席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较小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自命马列正统,但比俄共更热心捍卫垄断寡头的海外利益;「马列老左」们一心「扶俄灭洋」,只恨中央对外有欠强硬。2004年12月29日,共工党中央全会通过对乌局势决议,大骂普京办事不力「奉行亲美路线,帮助尤先科逃避选举失败;(普京)口头上伪装爱国,暗中执行美国老爷的指令」[72];「从本质上看,(乌共)帮助了亲西方势力。不参与东南群众反帝运动(即资本家驱使工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注),使得乌共蜕变为脱离阶级基础的机会主义改良政党」,决议煞有介事地宣判道。  
上层希望照旧统治下去……

  乌克兰大选结束了。职员和学生们回到冰冷的住宅和宿舍里,继续发愁如何对付昂贵的取暖费;财东们回到豪宅盘点生意得失;诸多企业的产权极可能转移[73]。虽说苦乐不均,但在牵涉资产阶级战略目标的大是大非上,上层并无根本分歧。就俄乌经济整合的前景,东部财团指出「一体化不会因具体总统的去留而终止,一切取决于商界究竟能得到多少利益?」「归根到底,它(即一体化——注)应按照工商界而非总统们的意愿进行」[74];尤先科则表白上任后会尽快「实现(两国)财政与海关法律的一体化,至少在东部各州实现俄语的官方地位」[75],打好经济整合的基础。与此同时,新中央已感觉到西方资本沉重的掌力。

  亚尤两帮互殴的尖刀时刻,顿巴斯实业界曾暗示「自治」甚或「独立」的倾向;2004年12月4日东部议员大会正式抛出「联邦制」和「提高税收地方提留」两个试探气球。不过,东部实力派很明白,分家蛮干只会害得自己「丧失欧洲市场,领土分裂也打击国内景气,这与我方利益背道而驰」「假设西方(对我们)关上大门,那就糟糕透顶,所以我们不在乎谁当选(新总统),而在乎西方是否承认(新总统的)合法性」[76]。

  大选角逐的一个主要赛手——俄罗斯国家资本闹得黑头土脸,落了下风。国家机器与私人大资本的微妙对峙,能源领域产权纠葛的拉锯战,使俄资尚难有效落实海外扩张。「对乌攻略」的阶段性失败,让强国派学界怒斥「精英阶级有责任洞悉国脉所在。(上层)对周边地带的(政治)投入少得可怜,花天酒地倒很用心。结果我们有超一流‘嘉年华会’,却丢掉了乌克兰」[77];对西方干预力度和意志估计不足,为俄资失利的主因——「(我们)需要干涉得更多更深更广才对」[78],谋士们恨恨地总结道。 

 
冰层下的暗流



  复辟至今的乌克兰,堪称依附资本主义的当代典型。在这片土地上,国际列强的利益冲撞与妥协并存;阶级斗争疲软和劳资矛盾激化并存;无产大众的政治冷漠同「多元左翼」的虚火旺盛并存。工人的沉默,使小资产阶级最近的躁动显得刺眼——薄有资财后,「中产」们不知死活地打算干预主流政治,大选风波便为这类尝试的最强烈信号;但他们注定要在资本巨兽新的格斗中被踩成烂泥——东西方列强的赌局,正未有穷期。

  花花绿绿的「革命秀」似乎颇具「无厘头」的活力;但那活力不仅来自真金白银的浇注,更需劳苦大众僵死的政治嗅觉做前提。头大脚软肚中烂的共产党虽急速衰败,可它本就是小骗子和老党棍们的临时栖身地,本无驾驭阶级斗争(即欺骗有组织工人的政治判断)的能力和威信。乌共的垮台或边缘化,毫不等同革命工运的低潮,相反,工厂区的战斗尚未开始。

  一个对国际工人阶级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在于长久消沉和缺乏工农抗争的社会如何与怎样进入政治化,极难预测。从无产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只有始终坚持本阶级独立立场,不与任何资本家集团勾搭苟且的先锋工人组织,才能在类似突变中扩大影响,直至掌握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权。

  冰层下,暗流依旧在流淌……

  26/01/05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07-4-8 09: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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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二零零五:贫贱者的怒火(2005.04.19)

   
  2005年2月27日,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举行国会大选。稍后,官方「中选委」宣布亲总统力量赢得绝对多数席位,反对派仅获(75个议席的)7个;南部重镇奥什(全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群众立即上街,指责政府舞弊,与特种警察发生多日激烈对抗。据当地左翼分子的互联网报道,为达到预设目标(把阿卡耶夫总统家族的大群亲友塞进国会)[1],当局使尽浑身解数(控制传媒舆论;经济窒息反对派;贿赂与恐吓选民;干脆取消部分对手的竞选资格[2]),并在反对派实力较强的十多个选区篡改投票结果。这套半公开手法早非秘密,连阿总统的莫斯科盟友也叹息「我们毫不怀疑(吉国)选举中存在许多违法现象」[3](俄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米·马尔吉洛夫)。

  3月13日中选委重申上述结果「有效」,南部乱势更甚;3月18日奥什政权易手,示威者召集的「库鲁勒台」大会[4]任命了新的地区官员;3月20日示威者占领南部另一中心贾拉拉巴德,并组建武装「人民义勇队」。3月22日,数千外省示威者有组织地进入首都比什凯克,次日市内发生大规模反政府集会;3月24日,一万多用草叉、猎枪、铁棒武装起来的人群游行并攻占中央政府所在地,市内陷入无政府状态。

  过去十几年里,美欧对吉政权一向恩宠有加,对后者演出的多场民主猴戏笑而不语,这次却力挺反对派。「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扳着脸裁判「选举的组织存在严重缺陷」[5],华盛顿亦高声附和[6]。为了在新一轮列强大摊牌中占据有利位置,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对系列边缘资本主义国家(从格鲁吉亚到黎巴嫩)实施「治理整顿」,重组土著领导层及其对外政策。正如某位借机掌权的土著精英所说,「(多个国家)持续进行着地缘政治革命……柏林墙倒塌后一度形成的(力量对比)新均衡,已被打破」[7](格鲁吉亚总统米·萨阿卡什维里)。

  既然上头摆明了卸磨杀驴,国内军警又瘫痪消极,总统家族见势不妙匆匆开溜。3月25日,国会任命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为代总统[8]。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稳定政权——阿家小王朝,儿戏般覆灭了。

  与政客大亨们全程掌控、精细操作的乌克兰事变相比,吉国政权更迭带有群众暴动的浓烈味道——在南部,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到处冲击焚毁公安机关并夺取枪支;在首都,三二四游行打乱了高层谈判的步骤,成为压垮旧当局的最后一根草,更触发了对全市商业区数昼夜的抢劫和纵火。二月底,反对派领袖洛·奥通巴耶娃(现任新外长)尚有心情威胁当局「人民抗议的浪潮必然席卷全国」[9],但事态让前者很快目瞪口呆;尽管西方忙不迭提示「不诉诸暴力,根本就不应该有暴力」[10](美国国务卿赖斯),而自封的民主斗士们「想方设法制止暴行」[11](奥通巴耶娃),仍未能预防「失去控制和毁灭性的无政府浪潮席卷首都与许多其它地区」[12]并感到张皇失措——「用这种方式上台,我宁愿老天阻止它发生」[13](巴基耶夫)。

  三月暴动的多数参加者「根本不是反对派积极分子」[14](奥通巴耶娃),而以社会底层的失业青年和杂工为主;他们对乖乖充当国际列强地缘战略过河卒的精英盘算没啥兴趣,而急于发泄复仇的怒火。这怒火来自赤贫绝望的生存状态,来自国家机器「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腐败」[15](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来自富豪权贵们无日无之的践踏,来自资本主义复辟与随后十五年市场浩劫。2005年3月比什凯克夜空下的烈焰,堪称当代中亚爆发的首次(尽管相当盲目)贫民大起义。

  三月暴动后,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均被搅动起来。列强(包括中华资本)的在吉战略布局;阶级矛盾、地域矛盾与部族矛盾的纠缠;反对派执政后对前朝的经济清算与权力内斗,都让当地进入多事季节。底层的潜在动向,让国内外有产者格外不安;为保护老板们的财产和自由,资产阶级政府随时准备镇压街头运动——反对派头目库洛夫(原副总统、现任武装力量总负责人[16])通俗易懂地威胁大众知趣一点(「对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必须(限制)在精英层进行,(任由)普通老百姓支配政权是不行的」[17]),如有必要,国家机器会「采用更激烈的措施恢复秩序」[18],库将军冷冷地保证道。与此同时,作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改革的拥护者」[19](库洛夫),新政权诅咒发誓保持旧有社会经济路线(从私有化到引入外资)的承继性。也就是说,民众的苦难仍要延续下去。  

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洒向人间都是怨

  苏联解体的前夜,著名物理学家兼民主派风云人物阿·阿卡耶夫当选吉尔吉斯总统;那些纷乱而心气激昂的日子里,千百万人深信两把金钥匙——「票箱」和「市场」——会帮他们开启新世界的自由之门。

  上任伊始,阿先生引进自己的众多学生和同事作为基本班底(「阿家帮」)。事实证明,年轻的自由主义讲师与研究生们远无苏共官僚的职业水准,却比后者贪婪和放纵一千倍。资本与权力结盟的暴政迅速形成——既全身披挂代议制和政治自由的必备符号[20],同时以行政资源确保「阿家帮」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国家机器则成为总统家族的主要经商助手。

  时至今日,众多高级官员异口同声地指出「国内工商界由阿卡耶夫家族及其帮凶一手控制」[21](原建设部长米·阿贝洛夫)——总统的女婿和儿子直接间接掌握着全国金融(数家银行和投资公司)、能源(燃料进口和供应)、交通(含航空业)、通讯(国内最大移动电话公司BiTe)、烟草进口和酿酒业(两大主要酿酒厂)的主要生意,近年又进军传媒领域(有线电视台和报纸)。太子们不轻视建材、食品和中国服装集散市场的小钱,又把国家订货的大买卖攥在手里——仅举冬季煤炭供应为例,太子公司垄断了相关商品的进口许可,过过手转卖给国家,坐收数百万美元红利;许多年里,类似订单如换季般准点到来。

  总统夫人也没闲着;这边厢她老公做严肃状要求「采取最坚决措施落实反腐败战略」[22],那边贤内助打着慈善基金的旗号发展了一整条卖官敛财的人事生产线,后果可想而知。难怪原总理巴基耶夫苦笑说他主政时「多数同僚(副总理与部长们)都是公开的腐败分子,(与他们)讨论反腐败等同与虎谋皮」[23]。

  小朝廷乌烟瘴气,西方师傅笑得合不拢嘴——身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好学生,吉尔吉斯「各项改革指标平均在独联体国家中居第一位,且投资环境良好并不断改善」[2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并在1996年成为加入世贸组织的首位独联体成员。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推进,1990-1996年间吉工业产量下降两倍多,70%工厂停、减产;在农村(尤其是南部),原本发达的畜牧业一落千丈[25]。1991年吉国工农业比重为34%∶33%,2003年相应比例变为18.1%∶35.2%;非工业化的深刻进程已达不可逆转的地步,只好出卖资源混口饭吃——近年的工业复苏主要依靠金矿业(产值占工业总值41%)和电力出口[26]。

  民族工业崩溃;进口商集团乘机坐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明暗影响[27],阿卡耶夫「家族生意高于一切」的治国方针,都使吉国彻底沦为中亚依附资本主义的排头兵;在诸多领域,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理念」的练拳沙袋。就税制改革而言,入世前政府已推出10%的统一进口税(个别年份低达3%或4%),这两年被迫有所调整[28];私有化方面,IMF指示「清仓无底线!」,小朝廷照办如仪——除不少破烂企业乏人问津外,电信、天然气、热能、航空、配电等命脉部门均先后摆上肉案,教科文卫领域亦在劫难逃[29]。与此相应,外资比重稳步增长,从矿山到零售处处渗透,渐成国民经济的独立一极(截止2003年9月,外国直接投资累计约13亿美元)[30]。

  老百姓是市场改革所有社会代价的头号买单者。截止九十年代末期,吉国两极分化已登峰造极——10%最富人口掌握了44%的国民收入,比10%最穷人口的总收入高10倍。工业最糟的1997年,人均退休金、社会补助金和失业救济金分别占官方最低生存开支标准(约合十美元/月)的61,8%、14,6%和20,2%。经过几年复苏后,2004年吉人均收入也仅有37美元/月左右。外资企业里,产业工人一般能拿到130美元/月,通讯、交通业职工只有90美元/月好赚;收入最高的服务业(酒店),月入也不过150美元上下[31]。

  工钱和社会福利虽少得可怜,克扣、拖欠等现象却多得要命[32];更多的人连被拖欠的机会也无——压根儿没工可做(另一方面,童工现象死灰复燃)。九十年代首都居民几乎家家有人下岗;农村就业形势更加险恶。据吉官方资料,1998年全国农村失业率达56%(妇女达59%),16-29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达43%;长期失业者从1994年的5%猛增至1996年的17%[33]。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福利义务最小化」方针指导下,社保本身亦呈分崩离析之势——退休金改革导致大批城乡居民老无所养;虽说全国正式登记失业人数不过五万八千人,享有失业补助的幸运者却不到四千[34],最低生活保障形同虚设。无数青年出国找活路,五百万人口中六十到八十万人长年在海外(俄国、哈萨克斯坦)打黑工糊口,以侨汇支撑着国内有限的大众消费市场[35]。

  数年前,吉部分上层终于扭捏招认所谓「既能极大减轻预算压力,又可让工业走出危机」[36]的市场化与私有化纲领(外贸和工业部长谢·瑞耶拜科夫),已彻底破产(「企业产权的转移并未带来期望的效果」[37])。迟来的悔悟并无大用,吉国已成世界市场的有机部分,必须认可国际分工体系内的刷盘子身份;「阿家帮」寡头政权得过且过,依赖更多出卖资源和引进外资苟延残喘,直到让大老板飞腿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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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伊斯兰运动

  三月暴动虽狂乱短暂,却让惯于俯视愚民贱民(刹那间化身为暴民和刁民)的「成功人士」们有点歇斯底里——「国家在毁灭!」[38](下野总统夫人阿卡耶娃)。尽管当地几乎不存在战斗性群众运动,而近十年工人斗争始终七零八落,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仍打了个冷战。互掐甚欢的竞争对头稍停片刻,异口同声地表示「唯一的道路是政治对话」[39](美国国务卿赖斯),然而「与政治家可以妥协,跟流氓无赖决不能妥协!」[40](俄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尔吉洛夫)。俄外交部强调必须「使事态发展平稳进行,不给极端分子以可乘之机破坏共和国国体的民主基础」[41],欧盟赶紧帮腔:「权力真空可能让某些势力乘机用来破坏稳定」[42](欧盟驻吉代表马·缪勒);中华资产阶级低声但坚定地表态「希望社会迅速恢复法治和秩序」[43](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德广),较爽快的西方政客则指示新政府加强资产阶级专政,从速「建立(彻底)从属中央政权的安全机关」[44](OSCE轮值主席鲁佩里)。

  大老板的忧虑,建筑在对吉尔吉斯资产阶级国家虚弱现状的清醒理解之上;执政的亲西方反对派头重脚轻根基甚弱,根本经不起街头运动的冲击。但由于革命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政治纲领的缺席,由于复辟后卷土重来的部族势力深深禁锢着多数大众的思想与生活,这场贫民起义并无向上发展的势头与可能。

  老苏共残余先后成立的两个「共产党」(PKK和KPK[45]),与它们的独联体兄弟一样,只是政治惯性的产物,毫无活力和实在的阶级基础。就纲领而言,除了「实现社会公正、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的空话,就是「保护和确认吉国家主权;保证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互惠平等合作」等资产阶级意识灌输;「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许诺,使吉共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工商界、失业者和退休人员」[46]为本党社会基础,并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欢呼。

  与俄共、乌共或格鲁吉亚共产党一样,吉共(PKK)用苏式政治术语(「忠于马列主义理想」[47])和怀旧口号(「在自愿基础上重建苏联」[48])控制部分群众;现实政治生活中PKK与总统家族勾肩搭背,再三示意本党「有责任找到(与执政当局的)共同点,而政府应努力与所有党派精诚合作」[49](党主席阿·马萨立耶夫[50]),扮演着小骂大帮忙的角色。对外政策上,在政治皮条客俄共的引荐下,PKK视俄国资本为主要傍家,宣传「巩固对俄合作有助于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马萨立耶夫2003年五一集会讲话),欢迎俄军进驻。近年来,吉共干脆甩掉社会主义遮羞布,承认所主张的俄吉联盟「不等于(原来的工人国家)苏联,而是新现实(基础上)的经济-军事联合体」[51](PKK副主席尼·拜依洛[52])。

  为「阿家帮」与俄资卖力之余,吉共领导层也见缝插针地捞些美元外快。去年9月,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与吉共达成选举合作协议,并赞助后者部分开支。

  复辟后的十多年里,吉共(与俄共相仿)曾得到广泛支持;出于某些历史原因,南部贫苦穆斯林更对「列宁党」抱有很大期望[53]。随着党官僚政治卖淫的不断曝光,形势逐步逆转。2000年国会选举时,PKK得票近70万张(得票率27%),五年后它的支持率下降了三分之二[54],南部青年和贫民更纷纷转向穆斯林原教旨运动——国际性地下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ut-Tarir)[55]。与老年痴呆和卖身狂的混合物——共产党不同,伊斯兰解放党组织严密宣传有方,既有海湾石油资本的幕后支持,又培养了文武兼备的干部队伍(失业青年为主),随时准备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资产阶级分化、镇压中亚工农的战略预备队[56]。 

 
海外NGO支持主流反对派——帮饿鬼赶饱鬼下台



  雪崩样财富积累和民众无止境的逆来顺受,使后苏时代权贵阶层放大和集中了有产阶级某些最本质的精神产物(等级炫耀、金钱崇拜和绝对的实用主义)。两年前,乌克兰总统的女儿曾向舆论公开叫板「我为丈夫(巨商维·平丘克,身家23亿欧元——注)自豪,因为他是全国最强有力、(执政)系统内最吃得开的实业家」[57]。

  在吉尔吉斯,许多民间老板「并非不想(与总统家族)妥协,可他们扒皮扒得太狠」[58](银行家沙·穆尔塔扎立耶夫),已逾越了前者能忍受的极限。拿本次选举来说,为得到足够席位,「阿家帮」喝令许多在任议员(多数是大资本家)「滚开」;反对派当时便断定「那些‘财主’议员虽惯于向总统家族低头,却未必甘心拱手让出政治特权」[59](奥通巴耶娃)。阿家的横行无忌使有产阶级内部冲突不可避免,众多原执政集团成员先后转向反对派,并得到了美欧的肯定[60]。

  与中国资产阶级传媒的主流报导相反,美国对吉选举的介入相当公开、深入和肆无忌惮[61]。首先,吉反对派以众多西方非政府组织(NGO)的财政、舆论和专家支持[62]为后盾,用某反对派干部的话说,「无外援一切都谈不上」[63](吉非政府组织「拥护民主与公民社会联盟」主席艾·拜萨洛夫)。去年乌克兰事变中,美英德NGO大显身手[64];在吉尔吉斯,美英、荷兰和挪威的类似机构深入各地开办分部,为反阿力量撑腰[65]。美官方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RFE/RL)在吉分部(AZATTYK)充当了反对派基本电子传媒阵地;美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and Labor)更直接在吉兴办印刷厂,专门出版反对派报刊和小册子[66],与一心打压对手声音的当局频繁冲突[67]。

  从工农大众的角度出发,上述NGO的活动到底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问题的答案显然与后者的洋身份无关,甚至也不在于是否反对旧寡头统治,而取决于(通过反对派表达的)具体社会-经济主张。上台前后,主流反对派用自身言行多次证明,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也好,国际依附路线也罢,他们(以及貌似中立的NGO赞助者)与「阿家帮」并无多少分歧,区别只在于对外依附的侧重点以及「轮流坐庄」后对阿氏资产的再分配。

  反对派竞选纲领里冗长空洞的套话(「全体民主、爱国和建设性反对派力量联合起来,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让国家从深刻的退化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发展和争取实际人民幸福的道路」[68])一文不值;秩序、财产、投资、防止无产者作乱才是国内外有产阶级关注的焦点。正如反对派上层承认的那样,他们执政后「最关心保持稳定和防止大规模骚乱,只有保障秩序、公民安全以及国内外人士的生意财产,对我们才最有利」[69](拜萨洛夫)。新官上任,头头们已急急通告「无论出现何种变化,(吉政府)将继续忠于国际义务、以及市场与民主改革的原则」[70](外长奥通巴耶娃与欧盟代表团的谈话),而「前政府签署的所有国际条约和政府间协议,均会受到执行和遵守」[71](代总统巴基耶夫)。就暴动给内外有产者造成的亏空,当局拍胸脯承诺一肩扛起——「任何国家当局都有责任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补偿」[72](库洛夫)。

  尊重国际资产阶级的在吉势力范围,为新贵们以权换钱提供了政治前提;上任不足两个月,政府内哄抢「阿家帮」产业(首先是旅游资源[73]、中国商品转口[74]和通讯业)的混战已打得飞沙走石。为稳定人心,新总统向红了眼的战友们交底——「位子总归找得到,不会有谁两手空空……吉尔吉斯很小,但政权机构庞大,我不会改变(这种状况)」[75],一副坐地分赃的流氓嘴脸。

  吉尔吉斯土著精英们忙于啄食鸡零狗碎的实惠,逐鹿中亚的大小列强则各有打算——或废掉弱小的合作伙伴,而选择更听话的跟班(如美国);或与贪婪无度声名狼籍的「老伙计」拉开距离,积极拉拢取代的新血(如俄国);或躲在更强者的影子下低调渗透(如法德、土尔其与日本);或待机而动,默默拓展阵地(如中国、伊朗、印度)。  
列强利益战与中华资本的「西域攻略」

  21世纪初的中华资本总体发展仍严重失衡,但它(及其自强派学界)已意识到「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甚至是首要的‘核心利益’」[76](王小东),尝试着建立周边势力范围。在中亚方向,它牵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SCO)作为进入的楔子,营建自由贸易区「在互利基础上最大效益地利用区域资源,为贸易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77]。

  鉴于「资源的稀缺是当今世界的最基本矛盾」[78](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决心让中亚成为本国工业的一个主要能源供给基地。中国国家石油资本跃进西域积极收购[79],寻求控制油气勘探、开发和运输权,取得了部分进展(比如中哈石油管线建设)[80],但也相当程度上触痛了俄、美能源资本的利益[81]。对冒犯领地的异乡客,视独联体为禁脔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向来缺少耐心,时不时发出一旦「俄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82](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就用大炮来「争取尊重」之类的军事威吓;喜唱「理念」高调的美国,干脆编织了一张武力控制中亚的基地网[83],默默地为列强间或早或晚的军事冲撞作准备。

  当然,超级巨头们都没有忽视吉尔吉斯。莫斯科鼓励本国私人大资本「更积极地参与(吉)经济生活,因为这符合俄罗斯利益」[84](普京),而国家资本已启动了多个巨型能源项目与企业收购计划[85],并暗有所指地自夸俄军在吉基地「不仅是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也为俄吉经济合作创造优良条件」[86];美国同样在吉驻军,更操纵国际金融机构影响吉政局变动。

  虽说目前中国在吉商业投资较少[87],但花费的大笔政治投入已见成效(北京对中亚援助额只及日本同类支出的25%[88],却大多用于吉尔吉斯[89])——不仅打通西进交通线(中吉乌铁路建设)有望,也替民族资本(如华为集团)长久占领市场奠定了基础。1999年,中吉达成划界协定(吉向中方转交约12万5千公顷土地)[90];针对流亡在吉的东突独立组织[91],阿氏政权全力镇压,还允许中国安全部门拥有若干在吉侦缉特权。

  与任何有产集团一样,中华资本走到哪里,便把苦难、屈辱和压迫带到哪里;哈萨克工人阶级已亲身感受到「中国老板」的剥削有术,多次奋起抗争。1997年中油集团并购哈国阿克纠宾石油公司[92],成为中亚最大的中资控股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中资的高管们照搬国内减员增效的毒计,一次解雇两千职工(且拒绝发放失业补助或赔偿),并借力哈当局强行平息了大规模工潮。随着「结构调整」的胜利结束[93],阿克纠宾公司总产量跻身哈同类六强,让北京官方夸为「中哈经济合作的典范」[94](朱镕基)。

  中华资本刚刚踏上前途未卜的扩张之旅,它既要面对老牌帝国主义的暗中围堵和公开挑战,后方也并不安宁——国内各个资产阶级派系整合与权力分配的难题尚未解决,尖锐的劳资矛盾有待缓和;外资对民族市场的侵蚀更得小心招架;但恰恰因为中国资本主义遭遇着深重危机,便更需要夺取新的市场和资源,削弱竞争对手,转嫁国内阶级冲突。换言之,需要旨在确立地区强权的海外征服。 

 
下一次的烈火——有产阶级的噩梦



  就三月起义的性质和前景问题,独联体左翼圈子内讨论甚是热烈;部分人强调「抢劫和纵火无论如何谈不上革命行动」,也有人觉得当地工人并未作为独立力量扮演任何角色,所以暴动意义不大。

  暴动期间,首都水泥厂的职工曾躲进俄军基地寻求保护;这一举动告诉我们,吉尔吉斯无产者普遍的委靡惶恐、无自信与非组织化到了何等地步。吃人的市场改革与私有化、长期失业和赤贫,抑或国家劳动法规的改恶与雇主敲骨吸髓式剥削[95],似乎没任何打击能让吉工人阶级作出反应。难怪帝国主义派来「做群众工作」的某些官员觉得「群众运动」纯属牵线风筝,收发均在掌握之中——「假设这些(国际援助)不曾存在,总统家族还会继续掌权,老百姓很可能仍一如既往地消极」[96](「国际民主研究所」在吉负责人JEFFREY·LILLEY)。

  作为剥削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劳苦人民(包括产业工人和职员阶层)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诸多愚昧、狭隘的偏见,并在斗争中以不同方式流露出来;越缺少反抗经验和传统,自我组织程度越低下,偏见的作用越大。一般无产者对解放前途的悲观,常表现为极端破坏性(我过不好你也甭活);痛恨上层与自身贫乏生存的交错影响,使许多阶级战士在初步推翻资本统治的同时,易陷入旧世界「上流生活方式」的诱惑;最底层的赤贫者往往也是某些社会恶习不可救药的沾染者。1917年十月革命既有彼得堡工人代表会的庄严正剧,也搀杂着贫民窟酒鬼的狂欢[97];红军的核心骨干——无私无畏的革命水兵们时常需要制止旧同事的打砸抢。

  但无产阶级斗争并非试管里的蒸馏水,而沾有许多血和肮脏的东西;它时常从某些貌似荒诞的现象和动作里传达社会深处的变迁信息。贫民的京畿大劫掠固然极其盲目,却是被逼到墙角的百姓最合理的社会反应;「造反有理!」的语录用来概括三月暴动,再贴切不过。

  鉴于中亚工人在数个俄国工业中心惊人的集中程度,吉尔吉斯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斗争中心很可能从海外发端;它不仅要对付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府和伊斯兰极右战斗队,更需要锤炼能砸碎多个列强军事干涉的铁拳头。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联合一途:从贾拉拉巴德到石河子,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安卡拉到阿拉木图,各国各族的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因为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2004年莫斯科部分建筑工地的连串罢工,以运动骨干、吉族革命工人「拉什德同志」的牺牲告一段落[98];「拉什德」死了,但吉尔吉斯无产阶级还活着,广袤无垠的中亚细亚大地终将属于生生不息的建设者——工农大众。

  1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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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黎明:哈萨克总统选举左翼报告(2005.12.30)

   
  2005年12月4日,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如期揭幕。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76.78%的登记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1.15%支持现总统纳札尔巴耶夫,6.61%选择了主流反对派候选人扎·图亚克拜(原执政党副主席),纳先生得以连任。12月5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发表声明,裁定本次选举「比以往有改善,但仍不符合OSCE的某些原则与民主选举的系列国际标准」[1],终审判决留给国际秩序顶级法官——华盛顿敲定。12月7日美国国务院附议OSCE的意见,同时和缓地强调「不可能立刻实现理想的民主选举」[2],所以上述结果毕竟「表达了选民意志」[3];换句话说,世界霸主有保留认可一二四选举的合法性。让「颜色冲击波」吓得直迷糊的哈当局,过了个欢喜新年。  

亦文亦武:纳总统连任秘籍

  为了大老板连任,竞选期间官员们铁棒与蛋糕齐飞,差点拼掉半条命。在技术领域,选举委员会由亲总统势力一手掌握(七万工作人员只有两百反对派代表);投票程序部分改用「猫腻」多多的电子设备;事先驱逐可疑的国际观察员。在声势上,电子媒体的一边倒宣传昏天黑地;体育和娱乐全明星阵容替纳先生助威;曾饱受欺压的俄裔居民也被折腾起来向「恩公」总统致敬。打压对手的工作抓得很紧——自由派与左翼工运报刊不断给查封、没收和罚款;国有印刷所抵制反对派订货;主流反对派外省机构受袭多次,图亚克拜的演讲会更连遭有组织「爱国青年」打砸。

  乌克兰事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在哈活动及资助规模,令阿拉木图的现代锦衣卫大发神经;当局连声吆喝「NGO的活动太过政治化,引起社会紧张。必须清晰界定自己的活动范围」[4](文化部长叶·科苏巴耶夫)。就外援数目,美方自承2004年拨款「五百万美元用于支持(哈国)传媒和公民社会制度建设」[5],实际到位远不止这点钱——「假设海外财政、技术与咨询援助的渠道被封死,我国公民社会便不复存在」[6](冲突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萨多夫茨卡娅),即众多NGO会立即歇菜。

  尝到甜头后,西方相关部门在哈新建两个浓郁「颜色背景」的青年组织——KAHAR(哈语「英雄」的音译)和「青年专业人士协会」(海归白领为主),主导思想如下:「我们不想在当今的罪恶体制下弯腰屈膝。我们想过正常生活,想过欧美已存在两百年的正常民主生活」[7](「英雄」代表乌·卡瓦耶夫)。以发展对象而论,「英雄」紧盯都市里工作难找、蜗居出租屋的农村大学生,诱导愤青们认识到「清除纳总统这个大罪人,一切会好转」[8](自由派学运活动家叶·卡拉巴拉耶夫)。

  与国外同道的轻松胜利相反,哈国自由派青年运动前途不明。过去一年,总统的鹰犬针对「英雄」连施辣手——抄总部封网站;对骨干分子找茬课以罚金;分批找沾边的在校生问话,威胁除名或取消宿舍。「颜色青年」的所有公开活动(街头剧、音乐会、喝茶座谈甚至风筝表演)均不批准,令前者一筹莫展。华盛顿的战略微调造成「革命」投资停滞,而「没有强大的财政后援,网络、传媒宣传全是空谈」[9](「青年专业人士协会」代表艾·加比杜林娜),导致大选期间上述社团趴在沟里一无所为。压缩海外NGO空间的同时,哈当局认定「国家领导层未表现出强硬的政治意志,没有及时采取武力措施」[10](公安部长图利斯拜科夫),是乌克兰局势失控的主因,严令做好弹压准备。

  磨刀之余,总统也展开银弹攻势:给公务员大幅加薪,向学生提供多种优惠;2005年10月17日阿拉木图市检查官命令国立大学官员暂停乱收费与索贿,以免激起「不满娃娃上街生事的愿望」。与反对党闭眼乱开的空头支票(「坚决反腐败」「上台后立即把50%原料税收入当作福利分给老百姓。无偿分配土地给农户」[11])相比,到手的钱粮更具说服力。

  国际资本已是哈萨克政经生活的基本要素。为了向重量级强盗们显示自己接茬掌舵的价值,现政权分头献上大礼——在哈跨国公司吃下定心丸(「已签定的外资合同不会撕毁」[12]);美军继续使用领空与训练哈军军官;莫斯科收到担保「我们准备签署全部相关文件,充分建立(俄哈白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13];北京默默地把能源大户「PK石油」的控股权放入荷包。望着列强似乎还满意的表情,土著精英们暗自松了口气。

  官方权力保卫战的总体思路,合乎在野党的选前估计。「民主反对派的主要领袖都参与了现体制的诞生过程」[14](原文化部长、出版大亨阿·萨尔森巴耶夫),深知衙门操纵选举的肮脏内情——以2004年9月国会换届来说,依靠「普遍篡改计票结果、恐吓选民与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原议长图亚克拜)[15]等厚黑手段,官方才大获全胜。对投票机器失望之余,总统对立面看好颜色革命前景:「第二或第三轮选举可能在各大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举行」[16](原总理阿·卡热格尔金)。然而,北美资本营建中亚势力范围的战术变化,使哈萨克反对运动没能缔造自己的尤先科。

  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哈期间,自由派政界未受洋菩萨「摸顶」祝福,士气大跌。毫不奇怪,他们随后的选举准备一团糟——图先生的竞选总部贪污横行;外省宣传基本瘫痪;青年动员全部失败;临了还分裂一把[17],让基本票源更趋分散。眼看上台无望,部分民主斗士转了口风。去年3月吉尔吉斯贫民起义期间,哈国在野力量自忖时机已到,纷纷炮轰朝廷——「(吉总统)阿卡也夫的罪过,远不能与纳总统这个老毒物犯下的滔天恶行相提并论!」[18](「民主反对派海外局」负责人莉·拜塞托娃);「老毒物」连任后,炮手们又争相献媚「与反对派相比,纳总统离人民更近」[19](拜塞托娃),愤怒揭发「反对派的行径间或带有非建设性的、破坏与毁灭性特征。这类蠢举对国家民众都没好处」[20],指望跳上离航的权力渡轮。

  选战落幕,哈国的阶级矛盾与上层冲突远未完结。两极分化与政商勾结的黑暗现实,逼迫统治中枢坦白「颜色革命的社会原因,主要源自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失望」[21](总统长女达·纳扎尔巴耶娃);自由派领导层看到大众日益觉察「只能剥夺专制者的权力,而没办法潜移默化地促使它改变。开诚布公地说,这一痛苦认识是(潜在)哈萨克‘颜色革命’的最重要前提」[22](东哈大矿主、原州长加·扎基扬诺夫),感到阵阵莫名的恐惧。尽管无产阶级革命的身影充其量潜伏在工厂区的高墙后面,坐立不安的主流财界(从总统家族的前台代理到自由派赞助商)仍在选战后期抛出一份联席声明,提醒职业政客们勿忘大局:「身为金融界人士,我们很清楚银行业的任何发展均离不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23],而政治稳定是老板专心逐利的一个基本前提。

  确实,执政者纵有千般不是,但它毕竟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建立稳定的民族国家;使一代有产阶级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纳总统无愧为全体哈萨克资本家的政治父亲。  
哈萨克资产阶级的形成与互斗

  今年秋天,一位自由派富豪以感恩的语气提到「独立以来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国家与银行资本的关键利益完全一致」[24](「哈商银行」董事会主席努·苏卜汉别尔金),因为官僚机器对有产阶层的诞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上层一致决定集中扶持大资本;在这方面,中亚地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哈萨克私有化核心参与者证实,纳总统及亲信稍有踟躇后拍板「必须采取有效的国有资产分配手段,培养能吸引投资的有产者」[25](原总统办公厅主任萨·考穆尔扎耶夫),即人为催生一小批亿万富豪。

  与俄罗斯的权贵私有化一样,哈国原料工业、自然垄断、首都地皮与原政府不动产让很小的圈子瓜分殆尽,甚至尤有过之。一位局中人指出纳政权于九十年代中期「利用高度集权形成的行政资源,于经济改革方面走在俄国前头」[26](扎基扬诺夫);换句话说,即以铁拳替市场化开路。政府解散了宪法法院并废除地方长官选举制;关闭众多独立电子传媒;通过恐吓、经济封锁与收买,基本打残社会主义与自由派舆论界。后方「焕然一新」,官家腾出手来推动私有化与外资并购,形成一批你中有我的巨型政商军(特)综合体。不久前,族长大人招认「大约十个垄断公司控制了80%的国内生产总值,窒息着其它竞争对手的发展」[27](纳总统)。

  简约地说,围绕权力核心形成了占有国内主要产业的五大集团:1/「大公主」集团(灵魂人物:总统长女及驸马),主控传媒业、银行业、保安业、石油加工与食品业;2/「二公主」集团(灵魂人物:总统次女及驸马),主控银行业、电信业、首席能源公司「KMG」及阿拉木图房地产;3/「欧亚工业联合会」(灵魂人物:总统的「外务军师」阿·马什科维奇),主控冶金、采矿业、水电站和银行业;4/「青年急进派」(灵魂人物:原能源与工商部长穆·阿卜立亚佐夫),主控银行业、采矿业、传媒与汽车市场;5/「石油组合」(灵魂人物:原总理包吉姆巴耶夫),主控石油业[28]。五只资本巨鳄以官场为大本营,向民间商界探入无数触角;彼此不断地合纵连横,竭力争取总统恩宠;在野党扯不清的江湖恩怨,往往有着五大帮恶斗的背景。

  哈萨克大资本是权力的产物,这意味着市场与利润的分割取决于国家意志;任何既定规则的挑战者均被刺下马去万难翻身。对国外投资者,国家机器恩威并施——既放手让前者捞足赚够,也不时予以牵制惩戒;「见者有份」的官资互利行规,更雷打不动。一位九十年代黑交易的高层经手人透露「总统随意摆弄‘投资人’于股掌之上,以秘密合伙人的身份参与生意运作,同时充当资方靠山。国家对那伙‘投资商’的巨大影响,与后者在哈资产来源的暧昧不清有极大关系」[29](原总理阿·卡热格尔金)。

  密室分赃多年后,大批权贵及工商巨子陆续投奔反对派。反水官员们好似梦幻组合「揭老底战斗队」,把宝相庄严的国家部门踢下神坛——「身为原国家总检查长,我负责地说一句:国有资产私有化普遍违反法律程序」[30](图亚克拜);权钱交融造成「腐败无孔不入,影响支配着每个哈萨克人的日常生活」[31](原副总理、银行家乌·让多索夫);十五年来「赤贫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数百万民众深受其害」[32](扎基扬诺夫);甚至「我国已沦为殖民地。跨国公司进来掠夺资源廉价外运,再加上逃税。民族损失无法计算」(原国会议员、零售业巨头布·阿比洛夫),总统的昨日同伙们控诉道。2001年中下旬,政商综合体「青年急进派」击鼓升帐,以「加强三权制衡」为旗帜,向既有利益格局发起正面冲锋。

  什么原因,让众多复辟后体制的受益者反噬纳先生——现代哈萨克资本主义之父?自由主义大佬们的讲坛高调(「建设公民社会是人民的选择与政府的责任」「民主改革的步伐停顿了,这当中蕴涵着国家未来的主要危险」[33])滔滔不绝,内里的干货无外两大要求:1/从国家的强横滥权下保护已有的资产;2/改造国家机器获取更多资产,获取手段包括对系列经济领域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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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急进派」的宪政冲锋:缘起与挫败

  毋庸置疑,如何保护巧取豪夺的庞大产业,成了苏中复辟后新兴资产者的心病。21世纪初,中华老板的学界代理频频高叫「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或者侵犯,这是现在的主要危险」[34](《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江平)。无独有偶,阿拉木图成功人士们也为类似难题失眠:「假设任何时刻国家都能夺走你的钱、商品和不动产——这太恐怖了!」[35](阿卜立亚佐夫)。通过从政,年轻实业家们建立了一定的权力渠道,但与总统家族相比,前者始终无法获取武装力量制约权。与几位驸马爷的生意碰撞中,「青年派」动辄得咎破财坐监,发出「国家警特部门与传媒资源集中在个别人手里,是何其危险!」[36]的惨呼。

  本国利润极丰的原料买卖长期让一帮太子党独霸并私相授受,更让多数老板火窜三尺。商界杂牌军不仅对「大买卖不向圈外人开放,统统以‘国家特殊用途’的名义封锁垄断」[37](阿比洛夫)的歧视怀恨在心,更指责政府耗费「数十亿石油美元购买国外低息债券,民间商界却只能借到20%的高利贷,这有何公正可言!」[38]。

  「要更多权力,同时分散驸马朋党的权力!为更多的商机、信贷与安全感而斗争!」,便是非嫡系工商界透过「青年派」传达的利益渴望。初步成长后,「中小资本政治化的趋势与日俱增」[39](哈企业家论坛主席拉·巴塔洛夫);许多统治阶级的二流成员不愿再受宫廷成员的刁难盘剥,试图发出独立声音。2002年初,「青年派」抛出《民主改革纲领》,提出1/扩大国会受权与司法独立;2/地方政权首脑选举制;3/大众传媒非垄断化。

  商场小伙伴的分权呼声,遭到纳总统劈头盖脑的怒斥:「通过立法、司法和护法机构的深化改革,我亲手创造了你们(这些有产者)。我有权指望你们支持我的政策!」[40]。圣断已决,酷吏们随即把「大逆」者逐个下狱、流放和剥夺资产。虽说整肃对象涨红着脖子辩解「以私有化而言,(其他集团)收购冶金、石油和煤炭业主要企业过程中的违法程度,比对我方的指控严重十倍」[41],但冲锋受挫的现实,决定了「青年派」必须牺牲部分筹码。

  且战且退之余,失宠者暂时放弃对太子党的攻击,于外资并购上寻求突破口——「为何民族资本两手空空?因为一切都送给洋人了!」[42](自由派《回声报》总编塞·库忒卡达姆)。2002-2005年间,私人资本高调抨击韩商与跨国巨人米塔尔(MittalSteel)的在哈收购,叫嚷审查「黑幕私有化」[43];针对能源公司「KMG」的股权上市计划,「青年派」头面人物呼吁「在国内而非国外市场出售(股份),方便退休基金和股份基金及其它本土投资商得到优质资产」[44]。总统竞选期间,反对派政纲许诺「对铁路与能源部门进行分拆,加快电信部门自由化;半年内实现电视广播业非垄断化」[45],继续向两位驸马的独占地位示威。

  毫无疑问,哈国政商结合沆瀣一气的程度,使任何集团分野均带有保留特征。自由派的经济要塞——最大私营银行「哈商」同时是「二公主」集团的亲密伙伴;凭借后者提携,「哈商」先后参与铁路改制和机械行业私有化,大发黑心财。哈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让各位老财的拳来脚去局限在默契范围内,以防错过下一轮机遇。油价高涨后,民间商界多次恳请政府「以立法与行政手段收购在哈外企的股份。同时增加石油出口税」[46],给民族工业补血;总统家族也认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原材料开发」[47],本土资本理应「收回自己(应得的石油)份额,成为大项目的参与者」[48]。三年放逐后,原「青年派」领军人阿卜立亚佐夫悄然回国,重掌第二大私有银行BTA与政府的融资项目。

  上层无尽的混战与和约,无外乎利益算盘的两粒珠子;算珠随时会向新的方向滚动,没人知道下个瞬间要发生什么。除此之外,巴依老爷们盘算打得再精,还得工农苦力的生命与白骨去铺垫财富之路。 

 
众犬相争,骨头无语:劳苦大众的生与死



  淘金路上杀机重重,十里洋场的阔佬(从上海到塔什干)还是颇感快意——「我们能够在商场上取得成就,因为我国已成为有机会体现个人价值并愉快生活工作的地方」[49](苏卜汉别尔金)。有产者愉悦的反面,向来是无产者的匮乏与绝望。

  坐在膨胀的油桶上,哈萨克老板的低工资政策有所松动。据官方资料,一般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从1999年的90美元/月上浮至2005年的260美元,最低工资从20美元/月上调到70美元/月。然而平均工资的统计方式,相当程度上歪曲了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截止2005年1月,农业工人工资仅为100美元/月,号称高薪的矿工工资普遍低于550美元/月的平均行业标准[50]。欠薪顽症长期折磨着最底层的杂工和民工(截止2004年8月全哈欠薪总额三亿美元),连大选也没能扭转局面。2005年初,纳总统多次向公务员群体(当局的基本群众)大把撒钱,同时继续庇护资方的血汗工厂制度。

  与中国民工相仿,哈萨克流动建筑工人是最受欺压的无产者群体。工地林立的新首都阿斯塔纳,建筑工人的一般收入约200美元/月,低于官定行业平均工资标准的35%;多数民工缺少起码的劳动保护;包工头豢养打手恐吓、毒打罢工参加者,时常挑动工人内讧[51]。

  外资汹涌的采矿与冶金业也是劳资矛盾的前沿地带。九十年代中后期三星集团进军中亚,在哈分支「KazakhmysCorporation」控制着一批大型铜矿和冶炼厂。由于投资方基本未对设备进行更新(遑论技术改造),拼命压榨现有生产潜力,铜矿工人的劳动条件急剧恶化——工时通常达12-14个小时/日,并面临职业中毒的普遍威胁。九十年代末,各地矿区政府(比如塔拉斯市)替外资解除了多数社会负担(首先是职业病残疾补助),被收购前企业拖欠的退休金也一笔勾销。2005年初,一批残疾老矿工发起绝食追讨拖欠补助;尽管有人绝食至死,当局与资方始终昂着脸装看不见。

  跨国公司米塔尔(MittalSteel)同样是哈萨克工人的大雇主,且臭名四溢。1996年米塔尔收购卡拉甘达冶金厂与十一个附属特大煤矿,并立即启动减员增效计划。截止2004年底,一万冶金工人陆续下岗,在岗者的工时延长至12小时/日,工资无限期冻结在200美元/月的水平上。在井下,资方如法炮制:1/裁员一万一千矿工;2/加大定额,掠夺性开采使煤炭年产量从7百万吨增至1200万吨,也酿成多起震动全国的矿难;3/减薪。两万六千留岗矿工的收入从2000年的300美元/月[52]下降到目前的260美元/月,部分工人收入低于200美元/月。

  不久前转入中华资本名下的加籍「PK石油」,同样是减员增效的推广模范。过去数年,公司旗下的什姆肯特(SHYMKENT)炼油厂大搞老三篇——工资不涨(350美元/月);工时延至12小时;解雇不听招呼的工会干部,且对地方法院「恢复受害人工作」的判决一笑置之。

  洋鬼子不拿百姓当人,「乡里乡亲」的民族资本又如何呢?2005年8月,位于南哈的全国最大碘盐厂「阿劳-图斯」出现绝食请愿的国有化运动。起因是工厂被首都某大公司收购后,新雇主果断裁员,对留岗职工取消福利并减薪,还建立了全面罚款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工人抗议遭到警特和保安大队的联手镇压;集会与绝食营地让特警部队驱散和焚毁,运动骨干接连被捕。

  无论独联体或中国,统治者有个共同特点——对工农的蔑视恶性膨胀。在中国,有产学界剔着牙花子教训「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5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在中亚,官府喝令大众「适应(复辟后)新的劳动价值观、报酬系统与劳动组织原则。法律领域已应新劳动关系(的需求)进行了相应修正,劳动者必须视上述变化为市场经济必要性的一部分」[54](哈总统人权事务专员布·拜卡达姆夫)。新贵们嚣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复辟后从未尝过底层大反击的血腥味儿——亿万劳动者或尚未经历普遍阶级动员(如中亚),或缺少起码的结社自由(如中国)。拥有两百万名义会员的哈国总工会(FPRK)实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除了鸡飞狗咬抢占国家财源(工会名下的不动产、退休基金的委托经营权),逢五逢十哼哼两声「共同建设文明的社会-劳动关系」[55](总工会主席谢·穆卡谢夫)便交差。西方在哈扶持的一批「自由工会」沉迷于打官司以及做秀式的请愿,基层影响甚微。

  有组织工人的沉默,给了改良主义NGO喧宾夺主的机会「以中间人身份开启并设法延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对话,在潜在的冲突各方中间斡旋,使它们开始对话」[56](艾伯特基金会驻哈代表艾立维拉·朴)。上层内斗令NGO受到些许打击,但阶级合作大厦的建筑师们仍致力于「让社会抗议纳入正常民主程序,把极端主义团伙排挤到社会生活边缘。然后强大国家机器出手,对它们定点打击」[57](著名自由派维权者叶·若弗基斯)。「人文关怀传播者」露齿一笑,暴出两排獠牙。值得庆幸的是,劳资矛盾的缓解与解决,终究要靠无产者的集体行动与钢铁拳头,而非NGO的圆桌会议与讲习班。

  总体来说,哈萨克工人运动虽经历过不少战斗,仍未度过重组阵地的初级阶段。与中国相比,那里的左翼工运先行几步;了解它的成败荣辱,可让国内先进工人少走弯路。 


阶级对抗中的左翼工运



  提起左翼,先交代几句哈萨克共产党(CPK)的现状。经过两次分裂后[58],CPK作为多少有点战力的群众组织已告覆没。2004年底,哈共中央自吹党员七万,但「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退休阶层」[59](阿克莫林州委书记谢·雷什科夫)。通过自由派活动家、金矿巨头谢·托赫塔森诺夫的牵线,CPK与资产阶级反对运动合流,胡诌所谓「民族制造业的切身利益,也是劳动人民的首要利益」[60](哈共总书记阿布季利金)云云。身为「青年派」干将,托先生奇妙地一肩两职——既是右翼「哈萨克民主选择」的执委,又荣任哈共中央书记(!),负责与有产圈子的勾通。本次大选,CPK正式支持自由派候选人图亚克拜[61]。

  2004年,部分CPK干部以工运组织「团结」为基础,成立新党——哈共(马列纲领派)。「团结」兴起于九十年代中期,首轮私有化与外资并购缔造了一窝超级巨富,也激起下岗职工的反抗。不少工人高举红旗,抡圆膀子冲到一线——1996年8月东哈罢工导致个别城市的军管;1997年的抗议运动使两百多工人学生受到各种刑事处罚(包括判刑)。下岗欠薪群体中「团结」名声鹊起,奠定数位工人干部(比如乌拉尔茨克军工厂工会主席、哈共中委艾·库尔曼诺夫)的领袖地位,斗争骨干超千人。共产主义在前苏群众心中的传统威信,也使相当多产业工人对CPK抱有指望。1998年总统大选期间,哈共总书记阿布季利金得票11.7%(石油中心阿德劳州的得票率达30%)。

  随着私有化的尘埃落定,高油价带动工业复苏以及工业中心的俄裔工人大量移民,工运整体与「团结」齐齐跌入低谷。一位哈共(马列)干部及工运活动家简要描述了这个过程:「几年前运动开始走下坡。如今各地「团结」组织都不大。库尔曼诺夫去了阿拉木图,努力想打开局面。从全局来看,(左翼工运)活跃度剧烈下跌」[62](原伊尔特什冶金厂工会主席伊·布尔加科夫)。

  战线的另一边,资方与国家撒下一张行之有效的反劳工铁网——强化厂内警察秩序;鼓励职工互相监视告密;黑名单制度;摧垮或分裂战斗性工会。每场罢工都像一次战争——公检法、国安与私人保安力量各有分工:国安隔离工人头领,警察保安恐吓骚扰一般群众,法院对罢工骨干课以巨额罚金。值得注意的是,罚款、没收一类经济窒息已成哈萨克国家对付各色异端的得力工具。连挨痛击后,「团结」虽保留少量工会阵地,已无力从事群众性斗争,但仍试图振作——「哈共政治死亡与组织瓦解的背景下,我们‘马列纲领派’应填补空白,掌握今后工运与其它抗议运动的领导权」[63](库尔曼诺夫)。2004年8月「团结」召集近百工人干部举行东哈会议,决定成立地区性工会「劳动保卫」把各厂残余的基本群众集中起来。目前为止,「劳动保卫」的实践很像三十年代初的「赤色工会」——并无任何强大工厂支部,反让主流工会内不多的先进分子自我隔绝,无法有效参与间或迸发的工潮。

  2004年底,新矿难终于把卡拉干达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炸上街头。主流工会一面阻止罢工,同时提出涨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三项要求,上书国会请求调停。很快,哈国会对《集会法》添加更多限制条款,回应了选民的舆情;米塔尔管理层报以冷处理,坚持不与工会代表团接触。同年6月,忙于选举的纳总统赶赴东哈争取三星、塔米尔与Total石油等战略投资商的支持,顺便许诺给矿工增加10%的工资,工会官员们叩头谢恩。「团结」曾在冶金工人里很富号召力,这次却挤到一边,暴露了自身的衰弱程度。

  除去哈国劳资斗争低落的整体制约,「团结」的困境也有其它因素。就内因来说,左翼干部普遍迷信政治实用主义,碰得满脸青肿却不醒悟。至于外因,它表现为衙门大肆迫害的同时「成批收买左派与工会活动家」[64],削弱了「团结」干部群众的彼此信任,迫使运动连连呼喊「与我们队伍里的腐败苗头做斗争」[65]。原「团结」主席伊斯迈洛夫的转向事件,即为内外因素交替作用的恶果。 


从「团结」原主席的转向,进一步谈左翼工运困境的内外原因



  2004年10月「团结」执委会散发声明,谴责原主席玛·伊斯迈洛夫「出卖工人阶级」[66]。伊主席何许人也?他出身电铲司机,哈共党员,长期任「团结」执委会主席,领导九十年代反下岗抗议坐过班房,曾是国内外各种左翼活动众星捧月的「工人明星」。几年前,伊主席投靠内务部负责政治调查的阿·拜克塔索夫上校,拼凑「工人党」「失业工人联盟」等伪劳工团体,乱吠「国家在发展、增长和巩固,我们不允许这一进程有谁干扰」[67]。

  拜上校对左翼工运的「兴趣」由来已久,1992年亲自上阵混入哈共。当选「团结」的首都执委后,他掌管工人纠察队秘密仓库,向纠察们提供头盔、传授燃烧弹的制作技术,鼓动年轻工人「武斗干革命」。最终,他唆使的一起行动及(应发生的)大逮捕被哈共市委识破而流产,本人遭驱逐出党。拜上校扯掉面具,公开主持打击左派和自由派的警察部门[68]。反下岗抗议高涨后,「军警部门建立了地下别动队」[69](「团结」主要领导人尤·文科夫)对付异端,使工运与政治积极分子(从左翼、自由派、少数族裔文化社团)饱尝苦头——殴打、纵火、制造车祸、绑架与非法刑讯拘禁。十年里,已有整整一代罢工领导者流亡或招安,造成「团结」的干部承继出现青黄不接。

  伊主席的转向,还折射出「团结」领导层根深蒂固的官僚作派。出于惯性,哈共(如同其它独联体共产党)习于空喊「列宁斯大林的光辉思想永恒不灭!」[70](哈共中委肯·巴斯坎巴耶夫)之类口号,但这与党的实际立场无关。苏联时代长久的秩序崇拜,使多数CPK党员怀疑精神泯灭,视「跟中央保持一致」为天公地道的准则;党高层肆无忌惮地与各个有产圈做交易,直至耗尽最后一点政治资本。离开哈共这座「老左」大废墟后,工运干部聚集于「团结」的四周,逐渐熟悉劳资对抗的日常技能;苏共遗留的深厚官僚权谋传统与从零开始的斗争实践,又让众多自封的马列门徒距离无产阶级独立立场相去甚远。

  正如三十年代后的苏联及附庸的各国党官僚,文科夫为首的「团结」领导层自以为可凌驾于阶级矛盾及相关利益逻辑之上,视先进工人与革命学生的信任与追随为(自身与各种主流圈子)讨价还价的筹码;靠「兵法」奇谋玩弄斗争各方(实则通常被统治阶级玩弄),随时对任何革命原则涂改、冷藏或「第N次握手」。指导工运的具体实践中,上述传统在文同志一干人身上有如下体现——相信小圈子谈判远甚企业基层自我组织;看重操纵群众的技巧而轻视工人倡议;为了一时一地的具体成就,随意愚弄群众或与各种阶级异己力量结盟;对一线干部的政治立场睁眼闭眼,但求「出成绩」增强组织实力,堪称「黑猫白猫」论的忠实信徒。

  就一线干部而言,严酷的外在环境与对怀旧政治情绪的利用心理,而非鲜明阶级立场,使不同主张的活动家们挤在一起共事。「团结」小舟的住客们有阶级合作的鼓吹者:「不反对资本主义。我拥护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当各阶层——比如老板和雇员——的利益处于均衡状态」[71](「团结」执委萨·茹努索夫);有议会改良的信奉者:「作为爱国者,我们不需要血腥内战。我们以和平手段落实宪法明文规定的民主权利」[72](「团结」执委谢·格拉波夫茨基);对有产国家的阶级性质认识模糊:「国家不能让私有业主想怎样就怎样,那还要国家干嘛?政府总得出面化解那些太不象话的劳资纠纷吧?」(布尔加科夫);斯拉夫资产阶级爱国文化的一面黑旗——反犹主义多有市场:「全球化及其幕后黑手——犹太复国主义,一步步把我国变成犹太垄断组织的原料殖民地」[73](「团结」执委萨·让纳巴耶娃);托派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库尔曼诺夫兼任CWI独联体支部执委[74])。

  九十年代中后期,为「抢占舆论制高点」,「团结」执委们不惜夸大反下岗运动的实力与前景,把伊主席包装成「万众归心」的工人明星;2001年伊主席被收买转向,其他执委巴望留个余地「以后见面好说话」,一年后才解除老伊执委身份。发现伊逃兵归队无望后,「团结」急忙改写九十年代的运动史,贬斥老伊「是个政治神话,而非真实运动领袖。抗议运动高涨期,这类神话的存在对大家都有好处。很遗憾,某些群众把虚幻英雄当成了现实」[75](库尔曼诺夫)。

  库同志的说辞引出更多疑问:诚然,阶级斗争史不乏神话;中外工农的自我组织与阶级觉醒,往往透过对某个真真假假的「圣贤」(义军司令、「良知总统」或宗教领袖)的追随赞美迈出第一步。先锋工人组织有责任澄清英雄迷恋背后的社会原因,有义务帮助无产者立足阶级组织,尽快超越伟人崇拜的盲众阶段。一句话,先锋组织无权充当政治造神的发起者,这与促进工农阶级觉醒的目标背道而驰!退一步说,即便对伊主席的包装有具体时刻的合理成分,老伊转向后「团结」的暧昧态度缘由何在?还有多少类似的神话(且让我们相信「团结」的新诠释)与内部交易没有公开呢?

  极有限的组织影响,让这班人没本钱扮演现阶段劳资合作的领头羊,危害尚小;但「团结」仍可算哈萨克无产者脚下的政治陷阱,值得后者警惕。 

 
从子夜走向黎明,中亚细亚等待着工人阶级的意志



  大选后的哈萨克斯坦平静无波。「人还在、心不死」的非嫡系有产阶层,期待着再举叛旗的一天——「所谓颜色革命,就是从个人独裁向工商寡头集体执政的过渡」[76](哈民主力量论坛主席马桑诺夫),因为「寡头集体政权比个人独裁的效率要高」[77],即更全面地保护多数大资产者。鉴于北美天庭态度不明朗,哈国民间商界觉得暂且少搀和党争为妙:「以任何政治利益为标准的冲突,都可能导致某些(有产者个人)问题的产生」[78](「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阿·帕夫洛夫)。

  苏中复辟后,对本土国家机器的憎恶与隔阂,使众多有产者渴望得到西方的财产与人身保护,这种渴望体现为中上阶层持久的移民潮,也使部分自由派对美国对外战争抱有同情。在中国,一批教授作家公开「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行动的支持」[79](余杰、徐晋如),赞赏美军替天行道;在中亚,最愤激的自由派笔杆咬牙发狠「如果主权的存在只用来包庇某个独裁者,这号主权一文不值」[80](著名记者谢·杜万诺夫),眼热手痒地感叹「与台湾、韩国和日本一样,伊拉克很快会(因为美军占领)出现民主」[81]。

  亲美小资的狂躁症,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们只是东西方有产诸神交换利益时,不经意拾起抛出的零散硬币。国际资本在哈角逐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列强对执政集团的态度。在哈美资占外资的三分天下,也是当地反劳工措施的一个主要制订者;正是北美资本收购的系列东哈电力企业,开始有系统地打击战斗性工会与推广黑名单制度。卷土重来的俄资宣布「哈萨克斯坦是我们国际发展战略的关键地区」[82](「卢克」集团董事会主席瓦·阿列克佩洛夫),不仅收购多处油气田,也进入机械制造与电信业。莫斯科软硬兼施下,2004年哈方向俄割让富含石油的几处边境地块;应阿拉木图的请求,俄安全机关严密监视流亡哈工运干部群,限制政治活动。

  21世纪初列强掠夺史的数行新字,记述着中华资本的边缘扩张。北京的目光首选东南亚与中亚——「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东,关乎发展;西,关乎生存」[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因为「市场经济已使发展权成为中国安全的优先考虑。保障快速发展的前提是有稳定的世界市场和资源」[84]。中哈管道建设与多处油田的收购,使东亚新强权得到至今最安全的海外能源储备基地。虽说投资总量不及美资的10%,但中资贪婪与凶暴的力度却丝毫不弱。近两年,中资企业「КапеллКазахстан」(北布扎奇油田)的石油与建筑工人、中哈管道的建筑工人均曾掀起工潮,要求加薪与工会自由。

  2005年末,乌克兰各大资本集团达成新的均势——政府向各垄断巨子承诺「强化产权保护这一投资气候的重要元素。不会重新分配资产」[85](乌国家安全与防务理事会秘书长、工商巨头阿·金纳赫)。几乎同一时刻,哈萨克私人大资本以不多见的强悍语气昭示国民「任何政治突变均不应否定私有化的既成结果」[86](努·苏卜汉别尔金)。资产(统治地位的基本标志)保护,是独联体乃至世界有产阶级对待一切变化的底线。被压迫者的底线与前途在哪里?2004年,卡拉甘达冶金工人收到米塔尔集团许诺多时的「年度红利」:一个或半个美元。多数工人默默回绝了「公司的善意」——双手支撑天地的无产者,懂得维护一个阶级的自尊底线;劳苦大众与内外资本的斗争进展,将决定哈萨克社会革命的前途。

  3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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