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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论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旧西班牙




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眼看就要再次断裂,这次轮到了西班牙。那里的革命运动正在迅猛前进,让世界反动势力对短时间内恢复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秩序失去了信心。


西班牙无疑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它的落后有其特色:光荣的历史给它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当沙皇俄国还远远落后于西欧邻国,并在它们的压力下缓慢前行时,西班牙却在蓬勃发展,它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并统治了整个南美。国内贸易与世界贸易的高速成长,逐渐克服了各省的封建割据倾向与各民族独善自身的倾向。在这几个世纪里,西班牙王室的力量不断增长,其地位不断加强,这与贸易资本的集中化的作用,以及西班牙民族的逐渐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美洲的发现,使西班牙大发横财,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它衰落的原因。重要的贸易航道不再经过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富裕起来后,脱离了西班牙,成了欧洲霸主,然后英国又把它赶下了宝座,在这张宝座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就开始衰落了。“无敌舰队”的覆灭(1588年),可以说是它的衰落的正式标志。封建主—资产阶级的西班牙,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可耻的长期的腐化”[1]。


新旧统治阶级——贵族地主、天主教会与王室,资产阶级及知识界——拼命维持往日的光荣,然而他们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资源。1820年,南美殖民地最终独立。1898年古巴独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摩洛哥殖民战争弄得西班牙财尽民穷,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不满。


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集中趋势。各个城市的工商业衰败了,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变弱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省的相互依赖。这就是资产阶级西班牙至今不能消除几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省份的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国民经济缺乏财源,国内处处怨声载道,加强了各种分离主义倾向。西班牙的邻国法国通过大革命,战胜了旧的封建外省,最终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国家,与之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据势力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经济停滞不仅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也让旧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名门显宦的做派依然高傲,身上的披风却往往破烂不堪。教会对农民敲骨吸髓,有时又得忍受王室的掠夺。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西班牙的君主制更像亚洲专制(Asiatic despotism),而不像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Europeanabsolutism)[2]。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理解?人们往往把沙皇专制制度比作亚洲专制,从地理和历史来看,沙皇专制制度要比西班牙的君主制更符合这个判断,但这个判断对西班牙也完全适用。贵族极其迟缓的开化,与简陋的城市中心,是沙皇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而国家的衰落与统治阶级的腐朽,是西班牙君主制得以形成的基础,这是两者唯一的区别。如果说,新兴的城市对旧的特权集团的反抗,是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权崛起的原因,那么,旧的特权集团与城市都很虚弱,就是西班牙君主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强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西班牙君主制更接近亚洲专制。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离心倾向都压过了集中倾向,这破坏了西班牙议会制度的基础。政府的压力,是决定选民态度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一百年里,政府总是能赢得选举。国会(Cortes)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不断变更的内阁,而内阁自然又要依附于王室。政府操纵着选举,而权力掌握在国王手里。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的统治阶级,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国家,所以,它就更加需要王室。而王室——它集中体现了整个国家政权的虚弱——虽然时不时被推翻,但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总的来说,西班牙的国家政权体制可以叫做衰退的绝对主义(degeneratedabsolutism),被此起彼伏的“兵谏”[3]折腾得够呛。这个体制的衰退、它的绝对主义倾向,以及它对政变的恐惧,在阿尔方索十三世[4]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尔方索十三世凭借见风使舵、过河拆桥与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临时拼凑的反国王联盟,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完全无关,只是整个统治体系的特征的反映: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条件下,重演了他的祖先费尔南多七世[5]丑恶的历史。


代表集中化倾向的势力,除了王室之外,还有与王室相勾结的教会。天主教至今还是国教。教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反动势力最顽固的轴心。国家每年都要拨款资助教会,数额高达数千万比塞塔。宗教团体多如牛毛,富得流油,权势滔天。修士修女的人数接近七万,相当于在校中学生的数量,是在校大学生的两倍多。既然如此,文盲率高达45%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理解,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在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6]时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西班牙衰落后,其后果主要又落到了农民头上。几百年来,农民的日子无比悲惨,许多省份的农民终日在饥饿中挣扎。西班牙人口有七成以上是农民,国家体制的重负,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缺地、缺水、沉重的地租、陈旧的农具、落后的耕作方法、高昂的税率、教会的榨取、昂贵的工业产品、农村人口过剩、大量的流浪汉、乞丐、僧侣充斥乡下——这就是西班牙农村的景象。长期以来,农民艰难的状况,引发了无数起义。但是这些血腥的“爆发”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只停留在局部,它们染上了多种多样的色彩,而且往往是反动的色彩。总的来说,西班牙的革命是“小革命”,农民起义也是“小战争”[7]。西班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游击战传统的国度。



2、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自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势力——军官,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衰落的帝国,而他们自己的家业也已大为没落。西班牙饱受地方割据与分离主义之苦,而军队作为代表集中化的力量,自然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王室的后盾,也承载着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不满,首先是它自己的不满:西班牙到处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向国家要求的第一件事,便是让自己“吃上皇粮”,这种人就是文武官员的主要来源。政府机关、议会和其它机构没有那么多职位,满足不了“上流”社会的不同集团的胃口,由于吃不上皇粮而牢骚满腹的人们,便成了共和派政党的温床,而这些共和派政党跟西班牙其它团体一样,都是善变的。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下,却隐藏着真实而猛烈的怒火,共和主义运动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个坚定果敢的革命团体,对它们而言,“共和国”就是救国的神奇口号。


西班牙陆军的总兵力约为十七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名军官,另有海军一万五千人。军方高层一方面充当统治阶级的武器,另一方面又把底层的士兵拉进自己的密谋。这给士兵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士官曾在以前的多次事变中,在没有军官领导、更有意反对军官的情况下,猛然卷入了政治。1836年,马德里卫戍部队的士官发动起义,迫使女王颁布宪法。1866年,对军队中的贵族秩序深感不满的炮兵士官举行了起义。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密谋中,主导权仍属于军官。心怀不满的士兵跟着心怀不满的指挥官一起参加了密谋,虽然士兵在政治上盲从军官,但他们的不满,却源自另外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军队中的矛盾,往往与兵种有关。武器越先进,对士兵和军官的知识水平便要求越高,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骑兵一般拥戴王室,而不少共和派是炮兵。毫不奇怪,现代战争机器的操纵者——航空兵站在了革命一边,并把他们的职业所具有的个人冒险因素带了进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步兵。


西班牙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事变的历史。军事政变和宫廷政变交替上演。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政治体制不断变换,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特权阶级有心无力,无法给王室提供足够稳固的支持,结果王室不得不多次向军队屈服。但是,西班牙各省割据的状况,也影响了军事密谋的性质。各个“革命委员会”里的内斗,不过是历次革命缺少领导阶级的外在体现。这就是王室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革命的原因。然而,在统治秩序获胜后,经过一段时间,周而复始的危机又会剧烈地爆发出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都无法获得稳固的根基。已经枯竭的国民收入,根本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庞大的胃口,结果造成了无数困难,每一个执政集团都得与这些困难斗争,然后很快就垮掉了。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是怎样可耻地垮台的,大家有目共睹:没等军事政变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8]就像被钉子扎破的轮胎一样泄了气,灰溜溜地逃走了。


西班牙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为了争抢国家政权这块馅饼,不惜大打出手。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不断革命论”:社会革命在不断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把政权交给最坚决的阶级,让它用政权来消除阶级差别,从而消除发生新革命的可能性。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应该指出:尽管西班牙历次革命具有“不断性”,但它们与“不断革命论”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衰老病的反复发作。


当然,资产阶级的左翼,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早就把建立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目标。出于相同的原因,西班牙大学生跟军官一样,主要来自心怀不满的青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在国家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统治,点燃了大学里的反教权之火。然而,大学生无法建立一个政治体制。西班牙共和派上层领袖的社会纲领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把今日这个反动的法国当成自己的理想,盘算着共和国建立后自己就能大发横财;他们根本不打算、也根本不可能走上法国雅各宾派的道路:他们害怕群众,远甚于厌恶王室。西班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道道隙缝里,挤满了统治阶级的破落户,人数众多的他们渴求升官发财;而在社会底层的隙缝里,也挤满了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是跌落到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衣着光鲜的破落户与衣衫褴褛的破落户,构成了社会的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支持动力和政治领导,这个游民群体对革命的威胁就越大。


普里莫·德·里维拉六年的独裁统治,死死压住了一切不满与反抗。然而独裁政权自己也染上了西班牙王室的不治之症:它虽然比任何单个阶级都要强大,却无力满足国家的历史需要。结果,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涌起之前,军事独裁这艘大船就被财政暗礁和其它障碍给撞碎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倒台,让各种仇恨和希望释放了出来。于是,革命的“看门人”贝伦盖尔[9]将军便粉墨登场了。



3、西班牙无产阶级与新的革命




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我们第一眼看去,就能发现过去历次革命中的老角色:背信弃义的王室;既厌恶国王却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各种保守派与自由派团体;随时准备叛卖的共和派右翼与随时准备冒险的共和派左翼;正在策划密谋的军官,其中有些人想要建立共和国,有些人想趁机加官进爵;心怀不满的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正警惕地盯着他们;最后是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组织之中;还有正在拿起干草叉——甚至是枪——的农民。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的革命危机还会走上老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些年里,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时至今日,西班牙仍处于欧洲末流,但它的采矿业和轻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在大战期间,煤矿、纺织和水电等行业均有较大进展。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业中心和工业区。这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并开创了新的前景。


内部矛盾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的成就而得到丝毫缓和。西班牙在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滚滚而来的战争订货,使工业在大战中蓬勃发展,然而大战结束后,国外订单骤减,造成了新的困难。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国外市场——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甚至还不如战前(战后为1.1%,而战前为1.2%)——外国产品还如潮水一般涌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独裁政权不得不筑起了欧洲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关税导致高物价,进一步降低了人民本已贫弱的购买力。因此,战后的西班牙工业始终半死不活,这一方面表现为长期的失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频繁爆发。


英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扮演过的角色,西班牙资产阶级也想扮演,然而,与十九世纪相比,它越发没有胆气来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了。西班牙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又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人民血汗的它,不可能作为“民族”领袖同旧的特权集团作斗争,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都做不到。银行家、工业家、大地主、王室与文武高官既狼狈为奸,又相互暗中拆台,这帮反动势力中最反动的一个团伙,便是敌视人民的工业巨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制造商,仅此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工业的发展,也让无产阶级得到了巩固,并加强了它的力量。在二千三百万人口——如果算上移民,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当中,有近一百五十万人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农业工人的人数大致与此相当。在一个能够亲手解决革命问题的阶级出现前,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总是在一个怪圈内来回打转。西班牙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急剧地改变了形势,开创了新的前途。要正确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大资产阶级确立了主宰经济的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分量的加强,使小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革命震荡中,能否产生出一场真正的革命,对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造?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生活的领导权?在西班牙民族的各个成分中,只有它有权要求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俄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半封建关系盘根错节的落后农业国,被大工业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说一不二的强大实力。


当然,早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工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多次革命,但它当时总是给资产阶级打下手,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工人在革命中的角色越发独立。1909年的巴塞罗那起义,显示出了加泰罗尼亚青年无产者拥有何等的力量。其它地方接连发生了以起义告终的罢工。1912年,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业区变成了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战场。西班牙工人迅速适应了形势,发动了自己的队伍,展现出了改天换地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发动了进攻。


战后——确切地说是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1917—1920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斗争。1917年爆发了革命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及随之爆发的一系列运动的失败,为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提供了条件。独裁者的倒台,使西班牙人民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旧统治集团的怯懦诡计,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软弱哀叹,充分暴露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救星;而工人却通过一系列英勇无畏的罢工,大声向人民宣告:我们来了!


自命学识高深的欧洲资产阶级“左派”记者断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它迟到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社民党人也随声附和。跟这帮人解释革命,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西班牙尽管落后,却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工业、一万六千公里的铁路、五万公里的电报线路,都是远比历史回忆更为重要的革命因素。


英国的《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周刊试图对西班牙事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它写道:“我们的印象是,它更像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而不像1917年的莫斯科。”然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是从1848年迈向1917年的重要一步。此文作者提出的这个对立毫无根据。


L·塔尔昆[10]去年发表在《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上的文章更为严肃深刻:“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夺取政权的力量。”他认为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这样的:“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开创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个问题就应该——也只能——这样来提出。



4、革命的纲领




目前,斗争的正式口号是“共和国”。然而,慑于革命的进展,保守派和自由派,还有统治阶级中的共和派将会投靠保王派阵营。在1854年革命中,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11]写道:“我们要力争挽救王室,但要清除使王室蒙羞的奸臣。”当代的罗马诺内斯[12]等人深化发展了这一伟大思想。然而王室不可能没有奸臣,特别是在西班牙!……当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不过,马德里的王朝虽然已在苟延残喘,却很有可能撑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那一天才断气。


“共和国”这个口号,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但是,不能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用总统来取代国王,而应该理解为彻底扫除整个社会的封建残余: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农业问题


西班牙农村的各种关系,勾勒出了一幅半封建剥削的图景。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地主、官府与豪强[13]的重重压迫,逼得农业工人和贫农多次公开造反。不过,这是不是说,西班牙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清除社会关系中的封建残余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说,西班牙的具体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半封建形式来剥削农民。用革命武器来对付西班牙中世纪的残余,就等于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开战。


为了使农民摆脱局部抗争的狭隘与反动偏见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革命民主纲领。缺地、缺水,以及地主的层层盘剥,使没收私有地产分给贫农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沉重的税赋、庞大的国债、官僚的掠夺,以及非洲殖民战争的开销,使建立廉价政府的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然而,无论是大地主、银行家和工业家,还是自由派名流,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


由于教士的统治地位,以及教会财产的存在,必须提出这样的民主任务:实行政教分离,解除教会的武装,将教会的财产分给人民。只要农民相信,世俗化之后,以往拨给教会的预算,还有教会自己的财产,都会被用于扶持穷困不堪的农村——而不是落入自由派政客的腰包——那么就连最迷信的农民,都会支持这些重要措施。


各种分离主义倾向的存在,使革命必须面对“民族自决”这一民主任务。在军事独裁时期,这些分离主义倾向表面上都加强了。然而,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分离主义”,不过是它同中央政府联手对付加泰罗尼亚人民和西班牙人民的伎俩;而工农大众的分离主义,只是他们给自己的造反披上的一件外衣。对于这两种分离主义,必须加以明确区分。但是,为了正确地区分被压迫民族的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采取最勇敢、最真诚的立场。如果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决定彻底脱离西班牙,工人阶级就应该完全而充分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权利。当然,这绝不是说,先进工人要推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独立。相反,国家经济的统一,与民族区域的充分自治结合起来,就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工农群众带来巨大优势。


在新建立的军事独裁的帮助下,王室会阻止革命继续发展,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此类尝试不会获得重大而持久的效果。人们对普里莫·德·里维拉依然记忆犹新。旧的独裁留下的伤口还未痊愈,新的独裁一旦建立,等于给伤口上撒盐。就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阿尔方索十三世很想这么干:他正在焦急地搜罗“勤王义士”,然而无人挺身而出。新的军事独裁的垮台,将会给王室和国王本人造成重大打击,也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推力,工人阶级就会对统治阶级说:“游戏结束了,先生们![14]”


西班牙革命能否跳过议会民主制的阶段?理论上有可能。革命运动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力量,统治阶级就会没有时间和余地来实行议会民主制。然而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实现。西班牙无产阶级虽然拥有一流的斗争素质,却缺少一个深孚众望的革命先锋党,也缺乏苏维埃组织的传统与体验。此外,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不但人数不多,而且还不团结。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的纲领。然而,议会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既然如此,就应该承认:革命将经历议会民主制的阶段。


1905年的俄国工人成功抵制了布里根[15]的杜马,使它最终流产[16];对于贝伦盖尔的无实权国会[17],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抵制策略。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抵制策略,要由当时的具体力量对比来决定。但是,先进工人在抵制贝伦盖尔国会的同时,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宪国会”口号的虚伪——他们其实只想跟旧统治阶级与特权集团讨价还价,让国王和贝伦盖尔恩赐一个“妥协国会”。工人、农民与士兵的成功起义,将建立起革命政府,只有它才能召开真正的立宪议会。我们既可以、也应该用“革命议会”来反对“妥协议会”;在当前阶段,我认为不宜反对“革命议会”的口号。只有最可悲、最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革命民主口号(共和国、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财产、民族自决、革命的立宪议会)对立起来。在群众能够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下,把自己团结起来;无论是争取民主代表制度的斗争,还是在革命的某一阶段参加议会选举,都对促成工农群众的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斗争中,“武装工农”(建立工农民兵)的口号,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阶段,这个口号必须同保卫工农组织、保护土地改革、保障选举自由、协助人民预防反动政变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激进的社会立法纲领(失业保障、让富人阶级承担税赋的重担、免费全民教育及类似措施)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但也该写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旗帜上。


除了上述的要求之外,还必须提出新的过渡要求:将目前全部为私人所有的铁路彻底国有化;将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全部国有化;将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工业;最后是由国家调节工业。这些要求,是把资产阶级体制改造为无产阶级体制的预备动作,随着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这些措施将与计划经济体系结合起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民主口号、过渡口号和纯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搭配运用,只有迂腐学究才会对此大惊小怪。历史社会的构造是矛盾的,它必然充满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把不同性质的口号结合起来的纲领,便是对这种矛盾的反映。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一切矛盾和任务的关键,当然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就算无产阶级先锋队已认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够结束西班牙的腐朽,依然需要一个准备过程: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核心,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凝聚起来。只有按照巴库宁[18]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革命的人,才会空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却排斥正在推动人民走向起义的各项历史任务。要想毁灭革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无需多言,这些民主口号绝不等于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共和派靠拢。正相反,它们可以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的反民主性质,为战胜资产阶级左派创造条件。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勇敢、坚决而无情地为实现这些民主口号而斗争,就能越快获得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与社会党改良主义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小,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就会越加忠诚地投靠我们,群众也就越来越把民主共和国当成工人共和国。


理论公式在得到正确的理解之后,要把它变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就必须结合群众的经验、要求和需要,使群众在思想上掌握这些理论公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分散群众的注意力;必须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纲领[19];必须按照斗争的动态来调整革命的纲领,这才是革命的政策。



5、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在西班牙事件刚开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仍然跟以前一样,没有对它予以足够重视,不久之前,拉丁地区的“领导”曼努伊尔斯基[20]还宣称西班牙事件不值得关注。还是老样子!他们在1928年宣称法国即将爆发革命。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在葬礼上奏喜乐,到参加喜宴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奏哀乐了。他们要是不这么做,就等于背叛自己。尽管西班牙事件并没有被列入“第三时期”[21]的日程表,但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于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就只好闭紧嘴巴:这样做要谨慎得多。然而,在十二月事变[22]之后,他们就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拉丁地区的这位领导再次严格遵循自己的传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2月17日的《真理报》上面那篇文章便出台了。


这篇文章认为,贝伦盖尔独裁政权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制度”。墨索里尼、马泰奥蒂[23]、普里莫·德·里维拉、麦克唐纳[24]、蒋介石、贝伦盖尔、唐恩[25]——全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反正有现成套话可用,干嘛费力去思考呢?他们不如把阿比西尼亚国王也塞进“法西斯”队伍里,这个队伍才算完整。《真理报》还告诉我们,西班牙无产阶级不但“正在越来越快地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和口号”,而且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苏联驻巴黎的官方记者报道说,西班牙已经出现了农民苏维埃。众所周知,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农民是最先接受和实现苏维埃制度的(中国的教训!)。既然在正式的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农民也已经开始建立苏维埃,那么西班牙革命便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然而,在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批判马德里的“执行者”错误地理解了总路线之前,我们会再次在《真理报》上发现这条总路线的总浮夸与总轻率。这些“领导”已经被自己的政策败坏得不可救药,他们什么都学不会!


实际上,尽管革命正在大步前进,革命的主观因素——党、群众组织和口号——却严重落伍,跟不上革命运动的要求。主观因素的落后,构成了当今的主要危险。


罢工浪潮正在半自发地传播开来,它有时会遭受损失,有时会被打败,有时会一无所获,但它是革命的一个绝对必要的阶段,是群众觉醒、动员与投入斗争的时期。要知道,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先进工人,更是全体群众。罢工的不光是工厂工人,也有作坊工人、司机、面包师、建筑工人、水利工人,直至农业工人。老将借此锻炼筋骨,新兵借此学习经验。通过罢工,阶级的自觉性开始成长。


在目前阶段,自发性是运动的力量,但将来有可能变成运动的弱点。将来的运动如果仍然放任自流,没有明确纲领,没有自己的领导层,那它是不会有前途的。夺取政权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最猛烈的工潮都无法解决的,况且现在的工潮还是分散的。在未来数月的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正在透彻理解本阶级的任务与方法,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的队伍正在日益巩固与壮大,那么崩溃将不可避免。目前的运动,使广大的阶层头一次奋起投入斗争,崩溃会让他们再度消沉下去。先进工人在失去脚下的根基后,打游击、搞冒险的情绪会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不会找到有威信的领导层。被唤起的希望,很快就会变成失望与愤怒。曾在1920年秋季的意大利上演过的一切,将会在西班牙重演。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并不是法西斯制度,而是典型的西班牙式专制:以部分有产者为靠山的军人独裁;但是,在上述条件影响下——革命党的消极观望与犹豫不决,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将会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心态失衡、满腔愤怒、陷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将会沦为大资产阶级的俘虏,为大资产阶级充当镇压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当然,这种情况离我们还比较远,但必须抓紧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资产阶级左翼——军官、大学生、共和派——能领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这种毫无结果的胜利也与失败无异。前面讲过,西班牙共和派完全立足于现有的财产关系之上,不能指望它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或整顿昏庸腐败的官场。保王派的奸臣将被换成共和派的奸臣,我们得到的只会是1873—1874年那个短命而毫无结果的共和国的翻版[26]。


社会党的领袖成了共和派领袖的跟班——这并不稀奇。社会党昨天还跟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勾肩搭背,今天又跟共和派称兄道弟。社会党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要能让他们参政,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拒绝同王室和解的。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右翼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方面,十二月事变既是重要的经验,也是严峻的警告。


诚然,全国劳工联盟[27]凝聚了最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这是经年累月的精挑细选的结果。每个先进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巩固全劳联,并将其转变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揭露改良主义领袖的叛卖行径,号召成立统一的工会大联合会,也对此大有助益。革命的条件,将给这种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革命方法,是没有前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没有革命的纲领,也不理解先锋党的作用,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参加”政治,直到被政治掐住喉咙,然后他们就把政治舞台让给了阶级敌人。十二月事变就是如此!


如果社会党在革命中成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只会做一件事:把通过革命夺到手的政权交给共和派,然后共和派又把政权还给原来的主人。伟大的生育将以流产告终。


只有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帮助他们摆脱偏见,是我们的义务。其实,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部分领袖将投靠社会党,或是被革命踢开;真诚的革命派将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大多数社会党工人一样,群众将会支持共产主义者。


在革命形势中,群众学得很快,这是革命的优势之一。群众的进步,必然会在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中间引发分歧与分裂。在革命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要与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会忠实地履行这些协议。但是,如果这些协议里掺杂了模棱两可、躲躲闪闪和虚伪不一等性质,那将是致命的。即便是共产主义工人同无政府主义工人并肩战斗的时候,也绝不能模糊原则上的界限,绝不能隐瞒双方的分歧,也绝不能放松对盟友的错误原则立场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能继续前进。



6、革命代表会与先锋党




12月15日,大小城镇的工人一同走上街头,证明了无产阶级是多么渴望统一行动。由于他们自己并没有一个声音足够大的“信号员”,所以他们借助了共和派的信号。这次运动虽然受挫,却没有让群众陷入消沉颓唐的情绪。群众把这次运动当做经验、学校和热身,这是革命高涨的最明显的迹象。


要想走上革命的大道,无产阶级急需一个组织:它要超越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民族、地区和工会的界限,并符合当前的革命斗争的潮流。这样一个组织,要经工厂工人、作坊工人、矿山工人、企业职员、铁路与海运工人,还有城乡无产者经民主选举产生,它只能是苏维埃。专制官僚给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它在思想上毒害了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误以为苏维埃只是准备起义的组织,只有在革命前夜才能成立。真实的苏维埃是在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高涨之时成立的:此时虽然还远不到武装起义的时候,但已需要一个广泛的、富有威信的机关,来领导席卷了各个企业、各种行业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在革命的准备阶段,苏维埃必须在工人阶级当中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当然,在苏维埃制度建立十三年之后,“苏维埃”这个词的意思,已经与它在1905年或1917年初的意思不太一样了,在那些时期,它还不是政权机关,只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机关。Junta[28]一词,与西班牙的整个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它是表达这个思想的最佳词汇。西班牙工人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junta(工人代表会)。


就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人代表会意味着由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党人与无党派罢工领袖共同组成的机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呢?只有亲自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共产主义者能够有力地倡导建立工人代表会,那么,在革命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许还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肯定会走得越来越远。在群众的压力下,赞成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各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可以、而且应该就工人代表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代表的比例、选举的时间与方法等)进行磋商,达成协议。不用说,在斗争中的每一个阶段,共产主义者始终都要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纲领。


与斯大林主义的最新理论相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农民苏维埃——作为选举机关——不太可能大量出现。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农村会迅速出现各种不同的组织,它们不以选举为基础,而以个人选择为基础:农会、贫农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农业工人工会等等。但是,在革命的土地纲领的基础上,推广农民代表会的口号,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如何正确地提出士兵代表会的口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军事组织自身的特点,士兵代表会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最终阶段,也就是国家政权对军队失去控制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准备时期,它还只是一种秘密组织(革命士兵小组、地下党小组等),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工人与个别士兵的私下联络。


1930年12月的共和派起义,将作为革命斗争的分水岭而载入史册。共和派左翼拉拢了工人组织的上层领袖跟他们一起参加起义,让没有武装的工人给共和派主唱充当伴奏。这个目的实现了一部分,却彻底暴露了军官密谋与革命罢工的不相容。既然暴动密谋的主旨,是用一个兵种来对抗其它兵种,那么政府就能在军队内部找到足够的力量,来把暴动镇压下去。而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没有独立目的和阶级领导的罢工也就只能草草收场了。


军队的革命作用,不在于它是军官实验的仪器,而在于它是掌握武装的一部分人民;在斗争过程中,工农群众将最终决定军队的作用。革命罢工要想胜利,工人就必然要与军队正面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政治因素压倒了纯军事因素。争取士兵群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他们指明革命的社会任务。但是军官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些社会任务。目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把目光转向士兵,要在各个团队中,把觉悟的、经过考验的士兵组成革命小组。共产主义者在军队中的活动,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于党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中间的活动,只有拿出一个明确的纲领,这种活动才能开展下去。不过,当决战时刻到来时,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工人,将会促使大批士兵转向人民,至少也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在总罢工和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这种广泛的革命,并不排斥由先进士兵和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军官的军事“密谋”。但这种“密谋”绝不是“兵谏”:它具有技术性质,目的是保证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


为了解决这些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


现存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和团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变化,它们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不亲身参与其中的人,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践将说明一切。在重大事件中,各种思想、各个组织与个人都将受到确切无疑的考验。如果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依然一事无成,只会滥发“圣旨”,把错误的政策塞给西班牙工人,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的话,真正的西班牙共产党就会在共产国际之外诞生和壮大。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


工人阶级绝不能按照联邦制原则来建设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它不是未来的西班牙国家制度的雏形,而是粉碎现存制度的钢铁堡垒。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只能是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代表会将成为一个广阔的竞技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政党和团体都要受到广大群众的仔细考验。社会党和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事实上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为了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共产主义者要打出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有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让无产阶级获得它必需的城乡被压迫群众的信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人代表会必须要由一个先锋党来领导。没有坚强的领导层,工人代表会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将热切关注这场革命大戏,迟早有一天,革命不仅需要他们的同情,更需要他们的共同行动。时刻准备着!


                                                                                             王子群岛

1931年1月24日





根据莫里斯·卢伊特(Morris Lewitt)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原文刊载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印发的小册子。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十卷,第461页。


此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5408-11.htm——中译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将两个概念分别译为“亚洲的政体”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


“……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同上,第462页)。——中译者注


[3]“兵谏”的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陆军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陆军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4]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与社会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国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5]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于3月19日让他继位,同年5月6日又逼迫他退位,并将他扣留在法国。1812年,西班牙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但费尔南多七世在1813年12月11日复辟后,废除了这部宪法。他在位期间,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他在临死前修改了继承法,允许他的女儿伊萨贝尔二世继位,而没有王位传给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卡洛斯战争。——中译者注


[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 I)。曾任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雷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译者注


[7]英语中“guerilla”(游击战)一词即源自西班牙语,本意为“小战争”。——中译者注


[8]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9]达马索•贝伦盖尔•福斯蒂(Dámaso Berenguer y 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10]L·塔尔昆(L.Tarquin)是安德列乌·宁的笔名之一。——中译者注


[11]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1828年2月8日——1897年8月8日),生于马拉加,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曾积极参加1854年革命,并为革命起草了《曼萨纳雷斯宣言》(Manifiesto deManzanares)。此后曾当过外交官和加迪斯省长,1864年出任内务大臣,1865年至1866年任殖民地大臣。1868年革命后,积极参加了复辟波旁王朝的活动。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曾六次出任首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对革命运动实行铁腕镇压,最终在1897年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凯莱•安吉奥利洛(Michele Angiolillo,1871—1897)刺杀。——中译者注


[12]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de 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13]“豪强”的原文为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14]原文为法文“Faites vos jeux, messieurs!”,直译为“请下注,先生们!”。——中译者注


[15]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16]布里根当上内务大臣后,于1905年8月19日宣布,将于1906年召开国家杜马,但这个杜马是一个纯咨询性机构,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工农群众积极抵制布里根,最终迫使沙皇于1905年10月17日宣布将召开具有立法权力的杜马,布里根也于10月20日被撤换,布里根杜马便随之流产。——中译者注


[17]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上台后,宣布暂停宪法,解散国会,实行戒严,并将大量的文官换成军官。他倒台后,以“进步”面貌出现的贝伦盖尔继任首相,他宣布将召开国会,但国会依然没有实权。——中译者注


[18]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19]英译文中没有“必须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纲领”这句话,这是根据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20]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1]“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2]1930年12月中旬,共和派军官接连发动反对王室和独裁政权的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兴起的群众运动却极大打击了独裁政权,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于次年1月辞职。——中译者注


[23]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4]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25]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6]即1873年至1874年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国。——中译者注


[27]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28]西班牙语junta一词,在这里可以译为“会议、委员会、代表会”,本文译为“代表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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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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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

(1931年4月15日)



1、王室失去了权力[1],却还想反扑。政权依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以共和派起义为基础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正在竭力阻止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要相信空话,要看实际行动!首先要逮捕旧制度最重要的领袖及支持者!没收王族及其最忠实的走狗的全部财产!把工人武装起来!


2、现政府的支柱是共和派与社会党,接下来它会用尽一切办法,扩展自己的右翼社会基础,争取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向教会做出一些让步,尽量让教会保持中立。现政府是剥削者的政府,它的作用是保护剥削者的利益,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这个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共和派政府,其实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只能坚决反对它。


3、社会党的参政,将导致党内工人与领导层发生越来越多的激烈冲突。这给落实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提供了大好良机。从现在开始,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游行、每一次工人与士兵的联欢、群众为了使国家真正民主化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遭到“法律与秩序”的维护者——社会党领袖的反对,从而加剧党内冲突。所以,共产主义工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社会党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建立统一战线,并率领他们前进。


4、目前,共产主义工人势单力孤。他们不能指望直接夺取政权。他们暂时还不能把武力推翻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作为实际任务。盲目蛮干等于自寻死路。工农兵群众将经历一段对“社会主义共和政府”心存幻想的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之后,他们才会决然地抛弃这种幻想。不要沉溺于空话之中,而要直面现实,要顽强地为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


5、共产主义者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争取大多数工农兵群众的支持。怎么争取呢?鼓动群众,训练骨干,“耐心解释”(列宁),基层组织。这些工作,都要以群众的经验为基础,共产主义者应该积极帮助群众形成这些经验,也就是要实行广泛而大胆的统一战线政策。


6、共产主义者绝不能与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做交易,这只会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削弱共产主义者进行批评和鼓动的自由。无论何时何地,共产主义者都要反复向人民群众解释:在同保王派反革命战斗时,共产主义者会始终冲杀在最前线,但这种战斗根本不需要同共和派和社会党结盟,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同反动势力妥协,并为反动势力的阴谋打掩护。


7、共产主义者要提出最激进的民主口号:无产阶级组织的充分自由;地方自治的自由;全体官员均由人民选举;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建立工人民兵,随后还要建立农民民兵;没收王族与教会的全部财产,用于救济人民(首先是救助失业工人、扶助贫农并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


士兵应享有全部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一切军官应由选举产生。士兵不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不是富人的雇佣兵,不是宫廷政变的打手[2],而是革命公民,是工农的亲兄弟!


8、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工人代表会。我们必须反复地、不倦地宣扬这个口号,一有机会就要落实它。工人代表会并不等于立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当然是工人代表会的前途,但是,群众只有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下,才会理解并信服这一前途。目前,工人代表会意味着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与政治独立。工人代表会要着手解决下列问题:为罢工筹款;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加强工人与士兵的串联,以避免流血冲突;加强城乡劳动者的联合,以巩固工人与贫农的联盟。工人代表会应该吸收士兵代表参加。只有这样做,工人代表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机关,并在起义后成为政权机关。


9、共产主义者必须立即拿出一个革命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的基础,应该是没收财主、特权阶级和剥削者(首先是王族与教会)的土地,以满足贫农和士兵的利益。在具体执行这个纲领时,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加以调整。在每个具有独特的经济与历史特色的省份,都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当地革命农民的密切配合下,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起草具体的土地纲领。我们必须倾听农民的心声,并清晰、准确地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出来。


10、所谓的社会党左派(其中有一些是真诚的工人)会邀请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结盟,甚至是实现组织统一。共产主义者应该这样回答:“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解决具体的任务,我们随时准备同任何团体、任何无产阶级组织并肩战斗。为此,我们建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各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将在工人代表会中,就一切急迫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完成一切迫切的任务。考虑到各个工人组织的共同任务,工人代表会是最自然、最开放、最真诚、最健康的工人组织联合形式。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在工人代表会里宣传自己的口号,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争取让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口号与办法是正确的。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每一个团体,都应该享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落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具体任务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始终冲在最前面。”共产主义者应当友善地向社会党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提出建议,同他们进行这样的合作。


共产主义者自身的团结得到确保之后,就能赢得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的信任;他们将用武力夺取政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卡迪科伊[3]


1931年4月15日



本文原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最初发表于《战士报》(The Militant),第1卷,第11期,1931年6月1日,第1版。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贝伦盖尔上台后,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于1931年4月12日举行市政选举(而非“大选”),在市政选举中,由共和派和社会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大获全胜,而军队也不再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阿尔方索十三世见大势已去,便仓皇出逃。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遂于4月14日宣告成立。——中译者注


[2]原文为“Praetorian”,本意为罗马帝国的近卫军,在历史上,近卫军曾多次成为宫廷政变的打手甚至主谋,故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译为“宫廷政变的打手”。——中译者注


[3] 卡迪科伊(Kadıköy)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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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


致联共(布)政治局

(1931年4月24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能否在西班牙建成一个富有威望、能打敢拼的共产党,将决定西班牙革命的命运。而在一个从外部把人为的分裂强加给运动的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把所有相近的流派紧密团结在自己身边。党在精心维护队伍团结与行动纪律的同时,也对事关革命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了公开而广泛的讨论(三月会议、四月会议、十月起义的前夕)。难道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另有一套办法,能够使他们提炼出自己的整套主张?能够使他们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只有坚信自己的主张,才能领导人民群众走向决战。我只举一个例子:在上级指示下,正式的共产党被迫把安德列乌·宁打成反革命,这只会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共运队伍当中。而在思想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共运队伍的进一步分裂与削弱,必然会导致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而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基本上等于墨索里尼式的正宗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会对整个欧洲和苏联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无需多言。相反,在世界危机远未结束的背景下,西班牙革命的胜利进展,将开创无比广阔的前景。


关于苏联与世界工人运动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不应妨碍各方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上真诚地落实统一战线。现在还不晚!必须立即停止强行制造分裂的政策,建议——而非命令——各派共产主义组织尽快召开统一大会,在遵守必要的行动纪律的前提下,统一大会应当保证各个派别都有存在的权利,至少应当允许它们享有布尔什维克各派在1917年曾享有的那种批评自由;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经验丰富、政治成熟,是现在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根本无法相比的。正式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旦理解了它的弱点与它肩负的重大使命之间的反差,并认真地致力于共运队伍的统一,它就会获得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全面支持;这些革命共产主义者目前分处于不同的组织之中,想必你们也都很清楚,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革命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为避免节外生枝,本建议以信件形式发出,不公开发表。毫无疑问,西班牙事变的进程,每一天都在提醒人们:共运队伍的团结至关重要。谁执意制造分裂,谁就会沦为千古罪人。


1931年4月24日

列·托洛茨基


原编者按: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在1931年4月24日将此信发给联共(布)政治局。由于未收到任何回复,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政策也丝毫没有改变,本文作者便决定将此信公开发表。


本文原名《争取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呼吁》,由莫里斯·卢伊特译为英文,初次发表于《战士报》,第1卷,第13期,1931年7月4日,第1版,中译文系根据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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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1931年5月28日)



共产国际与西班牙事变


西班牙革命正在大步前进。它在斗争中越发强壮有力。但是,危险也在随之增长。本文暂且不谈来自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仆役——共和派与社会党——的危险,他们是公然的敌人,与他们相关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本文要谈的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危险。


西班牙工人对十月革命之子——苏联——充满信任。这种情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资产。保卫苏联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的义务。但是,滥用工人对十月革命的信任,把歪曲十月革命遗教的政策硬塞给工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必须把话说清楚。必须向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讲明白: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层对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1923年德国革命的教训,还有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教训,一再向我们证明:哪怕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都有可能被葬送。错误的政治领导,是导致这两场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现在又轮到西班牙革命受到错误的领导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到任何教训。更糟糕的是,为了掩盖他们以前的错误,他们被迫为这些错误辩护,甚至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错误。在他们能插手的地方,他们正在使西班牙革命重蹈中国革命的覆辙。


两年以来,他们一直在用不幸的“第三时期”理论来误导先进工人,削弱了共产国际,打击了共产国际的士气。最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总算决定撤退了。可是,他们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来撤退呢?正好是在世界危机改变了形势、创造了革命进攻的前提的时候。同时,共产国际对西班牙事变视而不见。曼努伊尔斯基(目前他是共产国际事实上的领袖!)依然认为西班牙事变基本上不值得关注。


在四月起义前,我们在对西班牙革命的分析中指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将会竭力维持与王室的联盟,直至最后一刻;我们还指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等到起义过后,斯大林派才抓住这几句话大做文章,痛批我们“预测落空”[1]。这帮人自己只会放马后炮,却要求别人像算命先生一般算出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与形式,而不是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无知而又迷信的病人,就是这样乞求医生创造奇迹的。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的任务,是帮助群众弄清事态发展的大致方向,并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西班牙资产阶级之所以抛弃王室,有两个同等重要的理由:面对着怒火万丈的群众,资产阶级不得不把不得人心的阿尔方索十三世推出来顶缸;但是,西班牙资产阶级能完成这一风险极大的动作,只是因为群众还对共和派与社会党心存信任,并且共产主义者在起义期间的威胁微乎其微。因此,群众的压力,与主流共运[2]的虚弱,导致了西班牙目前的现实。首先要承认这个现实,然后才谈得上下一步行动。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吹牛不能使你变强。然而这条原则不适用于篡位的当权官僚。起义前夜,曼努伊尔斯基还预言“不会发生什么大事”;起义次日,拉丁地区的假消息传播者、无可取代的佩里[3]便向莫斯科发去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声称西班牙无产阶级几乎一致支持共产党,西班牙农民也正在建立苏维埃。《真理报》在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时,还不忘造谣“托派分子是萨莫拉[4]政府的跟屁虫”,尽管萨莫拉政府正在接二连三地逮捕共产主义左派[5]……到了5月14日,《真理报》终于发表了纲领性社论《火焰中的西班牙》,这篇社论集当权官僚的各种谬论与歪理之大成,并将其翻译成了西班牙革命的语言。


如何看待国会?


《真理报》社论的出发点是一句无可辩驳的真理: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告诉群众,现在应该怎样行动”。可是《真理报》自己又提出了什么高见呢?把工人团结起来,“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选举工厂委员会,实现七小时工作日,诸如此类。”好一个“诸如此类”。这些口号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它们不但缺乏内在联系,也与群众觉醒的逻辑过程脱节。可是,《真理报》社论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它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国会选举,仿佛西班牙国家生活中的这件大事压根就不存在,或是与工人毫不相干。装聋作哑的背后,究竟是何居心?


表面上看,共和派通过众所周知的那场市政选举,推翻了王室。这个过程,是由某些深刻的原因决定的,早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之前,我们就已经预示过这些原因了。但是,王室的垮台,是以“议会政治”的形式实现的,结果,胜利的果实完全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目前,西班牙有大批工人以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可以靠选票来解决。这种幻想,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驱散。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来驱散幻想。可是该怎么帮助他们呢?是让他们不理睬国会吗?还是让他们去参加选举呢?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除了上面那篇社论之外,《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理论”大作(刊于5月7日和5月10日),它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内部力量,并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应该抵制还是参加国会选举?这篇大作依然对此只字不提。《真理报》虽然断言四月起义是“民主革命”,却绝口不提政治民主的口号与任务。它为何躲躲闪闪装聋作哑?参加或抵制选举,都是可以考虑的。但为什么要回避选举呢?


抵制贝伦盖尔的国会,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当时的情况十分明显:要么阿尔方索十三世在隐忍一段时间后,重新建立军事独裁;要么群众运动碾过贝伦盖尔及其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要带头提倡抵制国会。我们当时虽然力量弱小,却依然坚持宣传这一观点[6]。假如西班牙共产党当时能够坚决而及时地抵制国会,哪怕只是就抵制国会散发一些泛泛而谈的传单,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时,他们的威望都会大大提高。先进工人就会对自己说:“这些人眼光不错嘛。”不幸的是,西班牙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的领导给带歪了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形势,想参加选举却又没有信心。他们被革命抛在了身后,革命虽然初战告捷,他们的影响力却几乎没有增长。


萨莫拉政府正在准备召开立宪国会。立宪国会的召开,会不会被第二次革命打断呢?这种猜测毫无理由。有可能出现强大的群众运动,但是,没有纲领、没有先锋党、没有政治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发展成为第二次革命。在现阶段抵制选举,就等于自我孤立。必须最积极地参加选举。


改良主义派的议会痴迷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议会痴迷病


议会痴迷病是一种可恶的顽症,但抵制议会痴迷病也同样糟糕。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命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阶段,革命以议会政治的形式,提出了各种政治问题。国会将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将偷偷地投票支持社会党乃至共和派。既要坚持打击议会幻想,同时也要坚持打击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玄学,这对于西班牙革命至关重要。


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我们证明了民主口号对于西班牙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目前,绝大多数西班牙工人(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都认为: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土地改革、民族自治等重大问题,都与未来的国会息息相关。在贝伦盖尔时期,必须以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名义,抵制由阿尔方索十三世恩赐的国会。要把选举权问题当作鼓动工作的头等大事。没错,就是要把选举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苏维埃民主当然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然而苏维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得自己去争取。


有些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瞧不起这些口号,比如“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人,不分男女,均享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然而,假如西班牙共产党能及时提出这个口号,并用演讲、文章、传单和小册子来宣扬这个口号,它就能获得巨大的支持。正是因为西班牙人民容易夸大国会的创造力,觉醒了的工人与革命农民才急切地想要参加选举。我们一刻也不能迎合群众的幻想,但在这些幻想背后,也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应当把这种进步性发挥到极致,否则我们就算不上革命者,而是可耻的迂腐书生。仅凭降低选民年龄一事,就能赢得几十万工农群众的心。赢得哪些人的心呢?年轻而活跃的一代人,他们正在号召第二次革命。社会党正在寻求老一辈工人的支持,而发动新一代工人,帮助他们摆脱社会党的影响,是共产主义先锋最基础、最义不容辞的任务。


此外,萨莫拉政府还想让国会通过两院制的宪法[7]。共产主义者如果能鼓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设立“贵族院”的计划,刚刚推翻了王室、对平等与正义充满了模糊的向往的革命群众,必定会予以热烈支持。在鼓动中,这个局部问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会给社会党造成巨大的困难,在社会党与共和派之间打进楔子,分化——哪怕只是暂时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


《真理报》提出的七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固然正确、重要且刻不容缓。但是,忽视具体的政治形势与革命的民主任务,孤立地提出这个口号,这样做能行吗?《真理报》大谈七小时工作日、工厂委员会和武装工人,却闭口不谈“政治”,对国会选举只字不提,这其实是在迎合无政府工团主义,给无政府工团主义鼓劲和提供掩护。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资产阶级认为青年工人已经到了可以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年纪,却想假手共和派和社会党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还想把贵族院强加给他们;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他们,同这种恶行斗争,他们明天就会抛弃无政府主义,并拿起步枪[8]。把“武装工人”的口号,同赢得群众信任的实际政治过程对立起来,既是自绝于群众,也无法让群众武装起来。


民族自决这个口号,在目前的西班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个口号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号召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脱离西班牙,而在于要为争取分离的权利(假如他们确实希望分离的话)而斗争。但是,他们到底想不想分离出去,又该如何判断呢?答案很简单:让相关地区举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将来,民族问题和其它问题,将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苏维埃——来解决。但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强加给工人,只能引导工人建立苏维埃。我们更不能把只有在未来才能由无产阶级创建的苏维埃,硬塞给现在的人民。同时,必须立即回答眼前的问题。加泰罗尼亚自治机关将在五月选举代表,为该省制定临时宪章,也就是要确定该省与西班牙国家的关系。总是向大资本卑躬屈膝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企图利用一场反民主的选举,来决定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命运,加泰罗尼亚工人难道会对此袖手旁观?光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却不提出配套的、具体的政治民主口号,民族自决的口号就会沦为光秃秃的公式,甚至更糟:它会变成糊弄群众的障眼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革命的全部问题,将以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议会政治。农民将怀着无比急切的心情,倾听国会对于土地问题的意见。难道还不明白,让农民在国会讲坛上听到共产主义者的土地纲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纲领,二是进入国会。我们都知道,国会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需要农民群众的斗争倡议,为此必须要有一个纲领,有一个政治领导。共产主义者要把国会讲坛当作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纽带。从这种联系之中,将产生出踢开国会的行动。这就是议会问题上的革命辩证法的本质。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为何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了。斯大林派曾大叫大嚷,拒绝为中国革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9]。针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民主口号,被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斥为“机会主义”。西班牙无疑要比中国和印度先进得多,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破绽就在这里暴露无遗。可是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不敢号召抵制议会,索性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永远正确的脸面,就让革命去死算了[10]!


西班牙面临着什么性质的革命?


前面引用过的《真理报》文章,简直是特地为了搅乱人们的脑子而写的,它试图确定西班牙革命的阶级性质,然后又写道:“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光凭这句话,就可以对整篇文章盖棺定论了。看了这篇文章的读者,肯定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这世界上竟然有人突发奇想,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吗?《真理报》怎么会产生必须“划分阶段”的念头,而且还是以这种胆怯而保留的形式:“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列宁的不肖门徒死抠他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语录。他们错误理解了列宁的话,又忘记或歪曲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把“转变”一词变成了最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误导的基础。不妨明说: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期盼国民党专政会“转变”为工农专政,然后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斯大林深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革命的一侧,“右派”将会逐渐瓦解,而“左派”将会在另一侧逐步壮大——这就是所谓“转变”的有机过程。可惜的是,斯大林—马尔丁诺夫[11]的宏伟理论的基础,是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践踏。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每一场革命的性质,取决于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性质。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什么有机“转变”,政权才会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当权官僚先是在中国,然后又在西班牙践踏了这一基本真理。我们看见,《真理报》这些道行高深的老中医一边给萨莫拉把脉,一边争论:西班牙革命是否已经“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症状出现没有?老中医们(就算他们真懂医术好了)在诊断书上草草写下:否,症状暂未发现。


《真理报》做了这番宝贵的社会学诊断之后,发出了预测和指示:“在西班牙,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为当前任务,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社会主义革命的确还不是西班牙的“当前任务”。然而,更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还不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为什么?因为分散的无产阶级先锋还未能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未能领导农村的被压迫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夺取政权就是冒险主义。既然如此,“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在目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工农革命”?再进一步说,难道这个夹在中间的、特殊的“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是西班牙“眼下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说,会以武装起义或其它形式,发生新的夺权?“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有什么区别?这种革命以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其基础?领导“工农革命”的党,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有何不同?“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与方法有何不同?我们期待着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们恐怕得白等一场了。“转变”这个词,掩盖了思想上的模糊混乱;尽管这帮人字里行间充斥着自相矛盾,却还梦想着资产阶级革命能经过一系列的有机阶段(这些阶段名目繁多:国民党、“民主专政”、“工农革命”、“人民革命”),进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时刻,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


不断革命论的问题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农民革命;但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独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十月革命后,我们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叫做“工农政府”,我们也完全可以照此对西班牙农民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农共和国。但我们没有把“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分开,而是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在这里,我们再次触及到了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问题。在批判不断革命论时,当权官僚彻底抛弃了阶级立场。当然,在“四阶级联盟”的政策在中国破产后,他们做得更小心谨慎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他们还在拼命搅乱别人的思想。


幸好,活生生的事例,使这个问题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它不再是红色教授夸夸其谈的话题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回忆,也不在于引用语录,而在于全新的、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在所有人面前发生。在革命斗争的战场上,两种观点正面交锋。运动本身将作出最终的判决。谁也逃不出它的裁决。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及时反思“反托”斗争的实质,在面临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重大问题时,他们将会手足无措。


什么是革命的“转变”?


列宁确实在1905年提出了假设性的公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如果说,世界上曾有一个国家,有可能发生独立的农民民主革命,并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一阶段,那就是俄国:土地问题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核心问题;存在着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农民革命运动;有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在群众中间影响很大的独立的农民革命党。然而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存在什么中间阶段。在1917年 4月,列宁一再告诫死抱着1905年的旧布尔什维克公式不放的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民主专政”只能是米留可夫[12]—策列铁里[13]—切尔诺夫[14]的专政;“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能取代这种“民主专政”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卑劣的幻想家或骗子,才会发明什么“中间阶段”的公式。这就是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必须坚守这些经验与结论。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列宁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公式?列宁的公式,与当权官僚的胡编乱造及红色教授的连篇空话毫不相干。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机械重叠的。在某个国家的疆域内,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一定阶段内,工人政权要解决一定的问题。在落后国家,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改良:在中国,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在俄国,是实行土地改革并解放被压迫民族。今天的西班牙也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但“搭配”稍有不同。列宁还说过,在十月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理人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胜利夺取政权后,首先从实现民主改良入手,再按照自身统治的逻辑,逐步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掌权十二年后,俄国无产阶级才开始认真地进行农业集体化。这才是列宁的公式的真实意义。资产阶级政权不会自动“转变”为工农政权,然后又“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权:没有一个阶级会主动交出政权,只能用武力夺过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民主改良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民主变革才有可能有机地进化为社会主义。这才是列宁的中心思想。当权官僚彻底篡改、歪曲和玷污了他的思想,并用他们自己炮制的假货,毒害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


两条歧路: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


有必要重复一遍: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工农革命”,不是立即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打消群众对共和派的幻想,扫除群众对社会党的轻信,加强群众的革命凝聚力。第二次革命必将到来,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革命。在资产阶级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工农革命”。考虑落实“工农革命”,并根据它来制定政策,就等于把国民党硬塞给无产阶级,这样只会毁灭革命。


《真理报》提出的混乱公式,会把革命引上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两条歧路,而中国革命已经在这两条歧路上跌得鼻青脸肿。《真理报》今天还不敢把西班牙革命“定性”为工农革命,可是,假如萨莫拉明天被一个“蒋介石”或“真正的汪精卫”(比如“左派”的雷鲁克斯[15])所取代,谁敢保证《真理报》不会立刻将“工农革命”的锦旗献上?到时马尔丁诺夫、库西宁[16]等老中医恐怕就会签署“工农共和国已问世”的诊断书,并决定“只要……就支持它”(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公式[17])或予以彻底支持(斯大林在1925—1927年间对国民党的政策)。


但是,冒险主义恐怕更符合官僚中派分子现在的心态。《真理报》社论宣称西班牙群众“已经开始打击政府”。可是,西班牙共产党能把推翻政府作为当前任务吗?《真理报》断然宣称,当前任务应是“工农革命”。假如上级领导发话:这个“工农革命”阶段,不是通过和平“转变”,而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那就会走上冒险主义的歧路。力量薄弱的西共也许就会像1927年12月的中共那样[18]自欺欺人(或奉命自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机虽然还未成熟,但是,既然当前的任务是‘工农专政’,那我们不妨用微薄的力量去发动起义——没准能成呢?”当权官僚白白浪费了西班牙革命的第一年,当这一罪恶行径彻底暴露时,不难预料,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当权官僚将狠命鞭笞第一线的“执行者”,逼他们用鲜血给自己遮丑,让马德里重演广州的悲剧。


重演“七月事变”的可能


西班牙革命重演“七月事变”[19]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大。这种危险源于革命自身的内部条件,而上层领袖的含糊暧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在西班牙目前的形势下,群众有可能发动新的盲动,重演1917年彼得格勒的“七月事变”——在那次事变中,幸亏布尔什维克采用了正确的政策,才挽救了革命。这个问题对西班牙革命具有重要而迫切的意义,必须加以详细探讨。


自法国大革命起,“七月事变”就伴随着每一场革命,虽然结局不尽相同,但总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往往以大灾难收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胜利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对革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的阶级,却获利最少,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逻辑,决定了此类悲剧会一再上演。在历次革命中,总能看见这样的过程:有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权后,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向旧的反动势力示好,企图赢得反动势力的信赖。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向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示好而采取的措施,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先进分子的斗争激情尚未冷却之时,群众已经迅速幻灭了。先进分子误以为,只要“再补一枪”,就能把先前的不彻底的革新措施,给彻底完成或纠正过来。结果,他们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考察预备力量、没有认真思考大局,仅凭一腔热血,就想发动新的革命。另一方面,掌权的资产阶级似乎也想等待底层的怒火爆发出来,以便彻底打垮人民。这就是在历史上多次上演的“补充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它往往成为反革命胜利的开端。


与1917年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相比,1848年法国革命的六月起义更为悲壮。二月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催生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华丽的纲领与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每天都在拷问着巴黎工人的肚子与脑子,手中仍然拿着在二月革命中拿起的枪的他们,决心不再容忍这种反差。没有计划、没有纲领、没有政治领导,1848年六月起义恰似无产阶级的激烈的本能反应。资产阶级民主派残酷镇压了起义工人,为波拿巴王朝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六月起义是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反应,而伟大的巴黎公社是对1870年九月革命的反应。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起义并不是战略考虑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悲剧因素与资产阶级蓄意挑衅的结果——在恐惧的驱使下,法国资产阶级充分发挥了挖坑下套的天赋。资产阶级的欺骗,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本能抗议,催生了巴黎公社,它破天荒地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然而,这奋力的一跃,最终却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这类形容词总是不变),正在准备自己的“六月起义”(按照法国的历法)或“七月事变”(按照俄国的历法)。马德里政府满口漂亮话(有时听起来简直像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到处许诺要同失业斗争,要实行土改,却根本不敢触动任何一种社会痼疾。在联合政府内,社会党配合共和派阻挠社会改良。在西班牙工业最发达、最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当地长官大谈没有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千年王国,却丝毫不愿减轻人民的疾苦。马西亚[20]躲在马德里政府背后,而马德里政府又躲在立宪议会背后,仿佛生活已经停了下来,只等立宪议会召开!难道还不明白,新国会不过是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的扩大再生产,它关心的主要是“一切照旧”?难道还不明白,工农群众的怒火爆发出来,将把一切炸个粉碎?群众革命的飞速发展与新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这将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来的发展,不是四月革命被葬送,就是爆发新的革命。


假如布尔什维克把七月事变定性为“过早的爆发”而抛弃群众,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和偶然冒出的心怀不满者将接手这次半起义,他们散乱的领导,将会导致起义群众的鲜血白白浪费。但是,假如党放弃了对全局的分析,全力领导群众武力夺权,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工人和士兵定将以英勇的气概,暂时占领整个彼得格勒,但这只会导致整个革命的失败。幸亏有了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才避免了两种致命后果(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群众和党虽然在七月事变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远未致命。牺牲者只有几十人,而不是几万人。工人阶级挺过了这次考验,保全了自己的领袖与力量。基层干部基本未受损失。干部从七月事变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领导群众在十月赢得了胜利。


正是从“七月事变”的视角来看,自命“中间阶段”的“工农革命”,对西班牙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争取群众的斗争与工人代表会


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工农革命”阶段——无情揭露这个公式,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思想上把这个公式彻底批倒,是左翼反对派的义务。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千万不要相信它!它是幻想,是陷阱。它是魔鬼的圈套,明天就会变成套住你们的绞索。西班牙的先进工人们,千万不要相信它!你们应该回顾俄国革命的胜利,再回想一下当权官僚导致的接连惨败。在你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光明大道。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们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到自己身边,并发动千百万贫农去支援工人。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你们的任务无比艰巨,你们的责任无比重大。你们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不要用幻想来麻醉自己。革命不相信空话。革命要考验一切——首先是血的考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更简单”、“更省力”、更符合你们现有力量的“过渡”革命。历史不会为你们发明什么过渡专政、“次等”专政或“打折”专政。谁向你们宣扬这些东西,谁就是不折不扣的骗子。你们应该严肃地、顽强地、不倦地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做好准备!


但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在下一阶段,争取群众的斗争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民主口号。建立工人代表会,当然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然而,把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口号同民主口号对立起来,这样做是荒谬的。反对教会特权的斗争,与反对宗教教团和修道院的欺压恶行的斗争,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然而,在五月里,它们却引发了群众暴动,为选举工人代表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么好的机会却被白白浪费了。在现阶段,从罢工到驱逐耶稣会[21],从参加国会选举到串联士兵与支援农民运动,工人代表会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大显身手。共产主义者只有通过涵盖无产阶级核心力量的工人代表会,才能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继而赢得革命的领导权。随着共产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工人代表会也将变成夺取政权的机关。在接下来的某个阶段(我们还说不准是什么时候),工人代表会将作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与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分庭抗礼。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的丧钟才会敲响。


每当群众投入斗争时,总会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一个超越各党派、能够联合全体工人共同行动的权威机关。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会,正是这样的机关[22]。必须在恰当的时机,向群众提出成立工人代表会的口号,而这样的时机现在到处都是。但是,把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的口号同当前的现实斗争对立起来,就是把苏维埃口号变成了超历史的神像,变成了超革命的偶像,只有个别圣徒才会对它顶礼膜拜,广大群众却会对它敬而远之。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发展速度的问题


现在还有时间来执行正确的策略吗?是不是太迟了?时机是不是都已经错过了?


准确地判断革命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对于制定基本战略,还是对于制定策略而言,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没有正确的策略,最好的战略也难免失败。要想预测革命在较长时间里的发展速度,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必须在斗争的实际过程中,运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来分析革命的发展速度。此外,在事变过程中,速度也可能会剧烈变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有一个具体的前景,并在实际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及时加以修正。


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达到了它的顶点——雅各宾派专政。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两者的发展速度相差巨大。假如法国大革命的发展速度能快一些,雅各宾派或许就会来不及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因为它在大革命前夕还只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反过来说,假如在大革命前夕,雅各宾派就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革命或许就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就是决定革命发展速度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革命的发展速度更具决定性。


列宁把1905年革命称作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所有要素,事先均已准备完毕,参加革命斗争的各方力量就像在宽阔大道上一路直冲,极大地加快了革命成熟的速度。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战争是决定了1917年革命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当时土地问题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或许还能再拖一两年,可是战争问题却一刻也拖不下去了。士兵们都说:“我要是死了,土地再多又有什么用?”一千二百万士兵群众的强大压力,是革命能够快马加鞭的主要原因。尽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尽管有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假如没有战争,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的那段时期,可能就会不止八个月,也许会长达一两年。


对于确定西班牙革命的潜在发展速度,上述总体考虑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代西班牙人并没有见识过革命,以前也没有经历过“总演习”。西班牙共产党的力量极其薄弱。西班牙现在没在打仗,几百万西班牙农民并没有集中在兵营和战壕里,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由于这些条件,我们只能认为,西班牙革命将以较慢的速度发展,换句话说,先锋党可以获得较长的时间,来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但是,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因素,它们可能会使革命过早分娩,最终在盲动中流产: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先锋党,革命运动的自发性便更为突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最后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它为冒险主义的盲动留下了后门。


从这些历史对比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各种迹象来看,西班牙的现状(缺乏新鲜的革命传统;没有强大的先锋党;没有战争),决定了西班牙革命需要比俄国革命更多的时间,才能孕育出无产阶级专政,而一些因素又加剧了革命流产的危险。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薄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而它的薄弱,又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的最危险的结论。不愿正视自身弱点的弱者,会由于害怕“迟到”而在焦虑中跑过了头。西班牙共产党或许特别害怕国会,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23]。


在俄国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迟迟不肯召开立宪会议,等到决战过后,才匆忙拼凑了一个,这种临时拼凑的立宪会议,驱散起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24]。而西班牙的立宪国会,是在革命的较早阶段召开的。共产党即使参加选举,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如索性利用群众的自发进攻,尽快推翻国会。这种盲动不仅解决不了政权问题,更会使革命大步倒退甚至伤筋断骨。只有当大多数无产者对政权充满渴望,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也对无产阶级寄予厚望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政权。


在革命的议会机关的问题上,西班牙同志不光要考虑俄国经验,更要考虑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在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前,有过三个议会[25]。群众踏过这三个台阶,走到了雅各宾派专政。要是有谁以为,立宪国会的召开就等于革命的结束(马德里的共和派与社会党正是这么想的),那未免太荒谬了。不是这样的。立宪国会的召开,只会给革命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力,并使革命更有条理。了解这个前景,对掌握事态进程极为重要,并能避免冲动冒险。


当然,这绝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给革命“踩刹车”,更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对城乡群众的冒进袖手旁观。这种政策会毁灭尚需赢得群众信任的党。在七月事变中,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全部斗争,才使群众避免了灭顶之灾。


假如客观原因与资产阶级的阴谋迫使无产阶级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共产主义者就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革命先锋党必须与群众同生共死,绝不能抛下群众,让群众独自面对资产阶级的刺刀,自己却躲到一边说风凉话。力战不敌的党,将为群众长久铭记,它迟早有一天会起死回生,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在危难时刻抛弃本阶级的党,却永世不得翻身。幸好,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还不用面对这种悲剧的抉择。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社会党自相矛盾的可耻政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惊慌失措,将促使群众日益靠拢共产主义。只要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好准备,并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


力争实现共运队伍的大团结


斯大林派官僚最可恶的罪行之一,就是蓄意分裂本已弱小的西班牙共运队伍,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而引发的,而完全是由斯大林派官僚为了自保而强行制造的。革命总是能大力推动无产阶级左倾。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吸收了所有相近的派别和团体,哪怕以前有过争执。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迅速壮大,党内生活也如火如荼。从1917年4月到10月,再到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发生极其尖锐的派别斗争。但是党并没有分裂,甚至没有人被开除。


群众的强大压力凝聚了党。内部斗争锻炼了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内斗争使全体党员更加确信党的现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领导层是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通过实践与思想交锋产生的信心,使党的领导层能够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投入战斗。只有对自身政策坚信不疑的党,才能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然而,上级强加的分裂、自由而真诚的思想交锋的绝迹、把朋友打成敌人、为了分裂共运队伍而炮制流言——这些原因,导致了西班牙共产党现在的瘫痪。西共必须摆脱使它软弱无力的官僚操纵。必须以开诚布公的讨论为基础,把共运队伍集合起来。必须筹备召开西共的统一大会。


现在的形势十分复杂:正式的西共——官僚中派——人数少,力量弱;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各个反对派组织(加泰罗尼亚联盟与马德里独立小组[26])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更糟糕的是,它们还染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肖门徒在过去八年里拼命散布的大量偏见。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乃至“工农党”等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反对派态度暧昧。这极大地加剧了危险。恢复共运队伍团结的斗争,应当与打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腐朽与欺骗的斗争同时进行。


以上就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然而,必须坦率相告:自称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同志几乎没有为解决这些任务而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连一份机关刊物都没有办,这种浪费时间的行径是不可饶恕的,是要遭到革命惩罚的[27]。我们理解西班牙同志面临的艰难处境,他们连续不断地遭到普里莫·德·里维拉、贝伦盖尔和萨莫拉的镇压。拉克鲁瓦[28]同志刚出监狱大门,立马又被关了进去。共产国际的机关不能正确领导革命,却非常擅长借刀杀人和造谣离间。这给左翼反对派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必须迎难而上。必须把全国的左翼反对派联合起来,出版期刊与公报,凝聚青年工人,成立各种小组,按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为实现共运队伍的团结而斗争。


卡迪科伊,1931年5月28日






本文最早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The Spanish Revolution in Danger,纽约,1931年,第5—37页)。中译文系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美国的斯大林派跳得特别厉害。这帮不受约束的职业官僚,他们的言行之愚蠢与庸俗,已经突破天际了。——列·托


[2] 英文版此处为“共产国际”(Comintern),但为了便于理解,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改为“主流共运”。——中译者注


[3] 佩里(Péri)是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位编辑,当时负责报道西班牙事变。他的报道充斥着虚假和歪曲,引起了西班牙读者的强烈不满。——编注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4]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5] 指西班牙左翼反对派。1930年2月28日,一批西班牙共产主义流亡者在比利时列日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的派别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并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 de Españ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因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的指示,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译者注


[6] 左翼反对派没有日报。我们只能通过私人通信来交流思想,拓展思路,而这些通信的内容,本来是应该作为文章发表在日报上的。本文附有其中一些信件的节选,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列·托


这些信件篇幅较短,但数量较多,如果作为本文的附录发表,就会使篇幅过长,所以将单独成文,另行发表。——中译者注


[7] 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曾打算实行两院制,保留一个“贵族院”,但迫于群众的强大压力,资产阶级最后放弃了两院制,国会仅设一院。——中译者注


[8] 英文版中并没有“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他们”,但是,少了这两句,这一段话就会失去意义,故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这两句话。——中译者注


[9] 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国民会议”口号的意见,请参阅《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72页)、《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同上,第339页)、《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的回信》(同上,第351—354页)、《国民会议口号在中国》(同上,第355—357页)。——中译者注


[10] 意大利波尔迪加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eo)小组彻底反对在一切国家、向一切人民提出革命民主的口号。这种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吻合,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坚决同这种极左幼稚病划清界限,绝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西班牙的最新经验,证明了政治民主口号将在推翻意大利法西斯独裁制度的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革命或意大利革命中运用普罗米修斯小组的纲领,等于反绑双手跳进水里,这样游泳的人十有八九会被淹死。——列·托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1]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12]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13]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的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4]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2月7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上中学时参加民意党地下活动,1892年入读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4年参加“民权党”(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同年被捕后被流放俄国中部,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Партия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并担任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担任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主席。1908年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并于1917年5月—7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18任任立宪议会议长。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反革命的白军运动。1920年流亡国外,1940年移民美国,1952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5] 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16]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17] 二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3月15日控制了《真理报》编辑部,他们在一篇纲领性社论中提出:只要临时政府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展开斗争,布尔什维克就会坚决支持它。这个政策在基层党员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并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幸亏列宁及时回国发表《四月提纲》,通过艰苦的努力,扭转了全党的思想,俄国革命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中译者注


[18] 指广州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广州起义的意见,请参阅《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252—260页)、《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同上,第302—338页)。——中译者注


[19] 1917年7月3日—4日,对革命成果不断流失感到强烈不满的彼得格勒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示威,在一些地方,示威演变为暴动。布尔什维克竭力劝阻群众不要盲动,并尽力组织撤退,最终使七月事变没有变成一场溃败。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的头三章。——中译者注


[20] 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21] 耶稣会(Jesuit)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团,于1534年由伊格纳蒂乌斯•德·洛约拉(Ignatius deLoyola,1491—1556)创建。——中译者注


[22] 英文版中并无“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会,正是这样的机关”,这是根据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23] 英文版中并无“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这是根据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24]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提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却百般拖延: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将于9月17日(30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到了8月9日,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25日);等到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才匆忙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想同苏维埃政权争夺权力。苏维埃政权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终于召开,在占据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下,立宪会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当即退出立宪会议。次日,苏维埃政权下令解散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布尔什维克“言而无信”、“破坏宪政”。详情请参阅《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63—167页)、《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同上,第239—241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同上,第242—246页)。——中译者注


[25] 分别是1789年7月9日——1791年9月30日的制宪议会、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的立法议会和1792年9月20日——1795年10月26日的国民公会。——中译者注


[26]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团体,主要在巴塞罗那一带活动,它的领袖是西共前领导人毛林与阿尔兰迪斯。虽然它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理论与实践,但不赞同后者在西班牙的组织手段与具体策略。它的思想充满了暧昧与错误,但目前它是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很可能也是整个西班牙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Agrupación Comunista de Madrid)也是一个较有力量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反对所谓的西共“执委会”的官僚方法,拒绝执行分裂全劳联的指示,而被开除出党。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虽然不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但允许同左翼反对派讨论,也允许左翼反对派成员参加自己的活动。——编注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FCCB)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而于1930年脱离西共。尽管如此,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官僚中派主义并无原则分歧。它于1932年4月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Ibérica,FCI),然后又在1935年9月29日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中译者注


[27] 本文付印时,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的第一期已在奥维耶多面世,刊登了西班牙支部的政纲与工会政策等内容。——编注



[28] 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本名弗兰西斯科·加西亚·拉维德(FranciscoGarcía Lavid),当过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参加西共,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1930年在比利时列日发起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2年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返回西班牙后,担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1933年6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内战期间曾任共和军政治委员。1939年在撤往法国时,在边境上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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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


(1930年5月25日——1931年5月17日)


中译者按:本文原是《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的附录,但由于篇幅过长,故单独成文。


上文说过,左翼反对派不得不在私人信件中讨论西班牙革命的日常问题。现将部分信件的摘录公开发表,以补充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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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正以显著的条理性继续发展,这给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了一段准备时间……


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回避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而催生的各种任务;而无产阶级尚未做好解决这些任务的准备;在这种时候,政治舞台往往会被大学生占据……大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的活动,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


西班牙工人支持了学生的示威游行,显示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工人阶级应该在本阶级的组织领导下支持学生,并打出自己的旗帜。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为此它需要正确的政策。


共产主义者应该坚决、勇敢而积极地提出民主口号,不了解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目前的革命危机如果能演变为革命,就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革命的藩篱;它一旦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93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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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了数年的独裁、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共和派所有肤浅的喧嚣和学生的游行之后,工人运动势必高涨;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到时可能会被工运的高涨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一些西班牙同志认为我高估了学生游行的象征意义,夸大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前途。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根本弄不清是谁在领导这些罢工。西班牙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辙(饥荒、罢工、总罢工、占领工厂、缺乏政治领导、运动衰落、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反革命独裁),你们不这么认为么?普里莫里维拉政权不是法西斯独裁,因为它并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动为其基础。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是无产阶级先锋党依然像过去一样消极无为和自相矛盾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西班牙出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这么认为么?在这种局面下,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危险。


193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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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如何呢?……从你们上一封信来看,现在所有组织和团体都在随波逐流,他们参加了运动,但只是让运动拖着他们走。没有一个组织能拿出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组织能拥有深思熟虑的前景分析。


……在我看来,在整体形势的要求下,苏维埃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在俄国遍地开花的那种工人代表会:它们起初是强大的罢工委员会,初期的苏维埃代表都没想到它们会成为未来的政权机关……当然,苏维埃不能生造出来。但是,每当发生牵涉多数行业、并呈现出政治性质的局部罢工时,都必须在罢工过程中提倡成立苏维埃。在当前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胜任运动的领导,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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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否会于3月1日如期举行?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如果要抵制国会,该用什么名义?用苏维埃的名义吗?这样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号才能团结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举行立宪国会选举”。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不可能抛开这个口号。苏维埃暂时还不存在。西班牙工人还不了解苏维埃——至少没有亲身体验过——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下一阶段,围绕国会的斗争,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用“苏维埃”口号来反对国会的口号,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显然,只有通过民主口号发动群众,才能在近期内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为了阻止王室拼凑出一个虚假的、保守的国会,为了保证民主的立宪国会的召开,为了让这个国会进行土改,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巩固劳动群众的阵地。


193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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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阶段,随着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长,“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一定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众——甚至是先进的群众——只会接受他们亲身体验的分裂。正因为如此,(与无政府主义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辅以(以一定的纲领为前提)“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


193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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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说,你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抛开“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七成以上的西班牙人口是农民。他们会怎样理解“工人共和国”这个口号呢?社会党、共和派还有神父都会向农民挑拨是非:“工人要骑到你们头上,肆意使唤你们!”到时候你们该怎么回答?在这种情形下,我只知道一种回答:我们工人要和农民一起赶走上面任命的大小官吏,还要赶走一切压迫者和他们的打手,在普选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夺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斗争,我们能引导农民走上工人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千万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一个臆断的公式,强加给农民。


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同时,贝伦盖尔及其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3月1日的选举绑在了一起。假如抵制运动能迫使贝伦盖尔做出某种让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是抵制运动的领导的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觉悟将会大为提高。


193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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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都不应放弃“工人共和国”的口号。但在目前,这个口号的宣传性大过鼓动性。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工人共和国,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除了通过各种过渡性的“试验”(包括议会试验在内),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够引导农民支持工人共和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农民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在西班牙,各种道路都已尝试过了,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但还剩一条出路:通过革命实现“彻底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是立宪国会。我们当然不会迷恋这个口号。如果事态能发展得更快一些的话,时机一到,我们就该把它换成别的口号。


193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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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信中跟你们谈过一个“假想”:假如抵制运动能够迫使王室屈服或至少是部分让步,那就好了。如今这个假想已经成为现实。贝伦盖尔的辞职,在政治上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影响,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王室的衰落;统治集团的瓦解;上层失去了自信,畏惧、恐慌、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害怕明天;为了避免最可怕的结果,他们不惜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就是贝伦盖尔的辞职与国王的有条件投降的深层含义。漂亮!太精彩了!谁也编不出这样的好戏!这一切将会无情地驱除群众心中对权力的盲从。一股自信、坚定与勇猛的浪潮将会席卷千百万人的心灵,温暖他们、鼓舞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如今,革命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然而党自身的弱点却拖了后腿。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没给他们带去太多收获。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但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以前的错漏,还可以得到百倍的补救。


宪政—议会问题已经成为主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依我看,现在必须大力提倡“革命的立宪国会”口号。我们不能“嫌弃”各种具体的民主公式,比方说,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对于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来说,把普选的门槛定为十八岁,可能还是高了一点。我们必须全力争取青年。


建立共产主义各派(含主流派西共在内)的统一战线,必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内,群众将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严肃的革命领导层。群众会对共产主义者内部的争吵感到不耐烦。他们将迫使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直到新的事件再次让各派分道扬镳。但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共运各派完全有可能相互靠拢。与抵制选举问题和其它现实政治问题相仿,主动提倡共运团结的派别将赢得胜利。共产主义左派自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一个派别组织,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前提条件。


193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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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士兵代表会,我想写几句。你们是否愿意看见独立的士兵代表会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定下明确的行动原则,当然,要留有余地,以便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没有出现士兵苏维埃。只有个别的士兵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而在1917年革命中,士兵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一开始就同工人苏维埃合并了,士兵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占了上风。在莫斯科,工人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相互独立存在。但这主要是出于组织上的技术原因。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那支人数高达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的大军,是由农民组成的。而西班牙有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同总人口相比,甚至是同无产阶级的人数相比,这支军队的兵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士兵苏维埃是否一定会出现?从无产阶级政策出发,只要出现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就愿意吸收士兵代表参加。纯粹的士兵代表会或许只会出现在革命高潮或革命胜利后的阶段。以罢工、抵制议会以及参加选举为基础,工人代表会可能(而且应该!)比士兵代表会更早出现。所以,在纯粹的士兵代表会出现之前,工人代表会早已吸收了士兵代表。但我还要继续推论: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倡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并通过工人代表会对军队施加影响,也许就能避免成立独立的士兵代表会,避免了士兵代表会被军官野心家而不是革命工人掌握的危险。西班牙军队的小规模和重要性,表明这种前途有可能实现。但在另一方面,这支小规模的军队又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政治传统——这与其它国家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会妨碍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


你们瞧,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把话说死;比较了解内情的同志,恐怕也不会断然宣称要走什么样的路。我宁愿让大家来思考这个具体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越早得到广大的先进工人群体的讨论,解决起来也就越容易。无论如何,都应该推动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即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也是极好的。为此必须及时而细致地研究全军及各军兵种、各部队的情况。


如果你们能够通力合作,制作一份“全国政情图”,用以更准确地判断各地区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将是大功一件。它应当标出工人区、革命中心、工会与政党组织、农民运动的区域,驻军,并指明军中的“红白”力量对比。左翼反对派的人数再少,都应该在各地倡议研究这类问题,以便吸引其它工人组织的最优秀分子参加。这样一来,就能建立起革命的总参谋部的雏形。中央支部必须把这项工作引向落实共运团结的道路。这项准备工作看似“学术化”,但它今后将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关键的——意义。西班牙正在经历雷霆万钧的时代,浪费时间便是最大的罪孽。


193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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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你们提供台尔曼[2]关于“人民革命”的言论,我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立场会比它更荒谬、更可恶!这些蠢材居然还引用列宁语录,大喊“人民革命”的口号。要知道,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3]的报纸,每一期都在高呼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口号。诚然,每一场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它使民族的一切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团结在革命阶级身边,围绕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人民革命”不是口号,而是社会学描述,并需要准确具体的注释。然而,作为一个口号,它是疯狂的,是轻浮的,是与法西斯主义比贱,其代价是搅乱工人的思想。


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以来,“阶级对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的通俗说法。这个口号非常正确:工人都该团结一心,共同对抗资产阶级。后来,当权派把这个政策的内涵偷换成了勾结改良主义官僚糊弄工人(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教训)。再后来,当权派又跳到另一极端,彻底拒绝同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妥协,“阶级对阶级”的口号,本来可以用于吸引社民党工人向共产党工人靠拢,而“第三时期”理论却把社民党工人给打成了阶级敌人。现在当权派又跳了回来,用人民革命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宣称:95%的人民愿意干革命,所以它不是阶级革命,而是人民革命。台尔曼便随声附和。其实,共产党工人应该这样告诉法西斯工人:95%的人民——如果不是98%的话——受着金融资本的剥削。但剥削者也是分层次的:有大剥削者,有小剥削者,还有小小剥削者。超级剥削者通过这个等级体制,控制着民族的多数。想让民族围绕新的阶级核心重塑自身,后者必须在思想上实现革新,为此,无产阶级绝不能将自身消解于“人民”或“民族”之中,而必须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当中做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民族。“人民革命”口号只会麻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向“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等级体制妥协,推迟他们的解放。在德国当前的形势下,“人民革命”口号彻底抹消了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边界,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思想投降,让他们误以为,既然双方的目标都是“人民革命”,选择哪一方还不都是一样?这些可悲的“革命者”一遇到严肃的敌人,第一个念头就是模仿敌人,把自己打扮得跟敌人一样,用阴谋诡计而不是革命斗争来争取群众。何等可耻!力量薄弱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是学了他们的样,就会重演“国共合作”的惨剧。


193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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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当前的西班牙共和制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区别:(1)西班牙没有战争,你们也就没有争取和平的锐利口号;(2)没有工人代表会,更不用说士兵代表会,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甚至看不出这个口号已向工人传播的迹象;(3)共和政府刚一成立,就开始大肆镇压无产阶级左翼,而在二月革命后,由于工兵苏维埃——而不是自由派政府——掌握着枪杆子,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最后一点对我们的鼓动具有重大意义。二月革命后,俄国在政治领域立即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全面民主。只是由于工兵群众的轻信,资产阶级才能撑上几个月。西班牙资产阶级不仅拥有群众的轻信,还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你们并没有彻底的、无条件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新的市政机关的选举远远谈不上民主。同时,革命时期的群众对各种不平等、对警察的横暴非常敏感。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应当以最彻底、最坚决、最顽强的民主战士的身份亮相出击。


另一方面,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工人代表会。民主斗争是建设工人代表会的绝佳机会。资产阶级有他们的市政府,我们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市代表会,以便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193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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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联盟[4]应当争取参加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工农是西班牙革命的先锋,但是,如果它不与全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同前进,当地的革命运动顶多只能再造一个巴黎公社。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给这种假设增添了分量。民族冲突可能会激化群众情绪,没等新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成熟,加泰罗尼亚可能就已经发生了社会爆炸。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在全国性的激昂情绪推动下,不等全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投入决战,那将是极大的不幸。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马德里,从历史高度来揭示全局,能够——也应该——赋予左翼反对派以力量。


1931年4月23日

(摘自寄往巴塞罗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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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加泰罗尼亚联盟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尖锐,在这个问题上犯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西班牙革命使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重新激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各种民族倾向与幻想的主要载体,他们竭力拉拢农民,想以农民为依托,对抗大资本和国家官僚的去民族化作用。在现阶段,小资产阶级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乃至整个革命民主运动,这必然会给运动带来多种多样的偏见。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也会向工人渗透。总的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目前的总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的形势。但是,加泰罗尼亚反对大国压迫、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集中制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革命民主性质,以上判断丝毫不会减少这种性质。


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无论是整个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一地,当地的统治者仍是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地主、旧官僚,并得到爱国左派[5]的支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民主派还没有掌权。目前的统治集团既想维持对殖民地的奴役,又想在国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西班牙资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在现阶段,依据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可以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进步的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因素。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差异,并忽视这种差异;如果不突出强调却掩盖这种差异,就有可能沦为西班牙资产阶级不自觉的代理人,失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斗争的资格。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有哪些危险?这种幻想会利用民族特征分化西班牙无产阶级,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想击败它,只有一种办法:无情揭露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的暴力,赢得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都等于支持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帮助它压迫被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性质)。


1931年5月17日

(摘自寄往马德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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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提到了《人道报》[6]的报道在加泰罗尼亚引发的愤怒。这并不难想象。但是,光有愤怒还不够。左翼反对派的报刊必须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必须利用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来重新教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系统地报道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动向,这绝不是单纯的“通讯”,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件。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澄清事实,斯大林派就会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制造隔膜与敌对的氛围,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推上冒险与覆灭的道路。


1931年5月20日



本文译自《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46—62页,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指托洛茨基同志写于1930年5月25日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也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封信。该信的全文将另行译出。——中译者注


[2]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892年5月31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上巴伐利亚盖森菲尔德(Geisenfeld)一个法官家庭。曾当过药剂师学徒。一战爆发后,他中断了在慕尼黑大学的学业,自愿参军。1918年退役后复学。1919年获得国家药剂师资格,1920年开始担任药剂师。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革命。1920年开始参加纳粹党的活动,1922年秋季正式参加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事败后被判处15个月监禁。几周后获释,并于1924年5月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12月当选国会议员。1925年2月至1926年9月担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领袖,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负责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1928年1月起负责纳粹党全国的组织工作。1932年12月8日,因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辞去党内职务。1934年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4] 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中译者注


[5] 英文版此处为“民族——社会党”(national-socialists),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改为“爱国左派”。——中译者注


[6]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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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工农同盟”政纲


(1931年6月12日)


我在《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上首次看到了所谓的“工农同盟”的政纲,据说它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外围组织[1]。假如《阶级斗争》上的译文准确无误,那这个文件从头到尾都让人无比郁闷。我在上一篇文章《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批评了共产国际的西班牙政策的种种错误,然而,加泰罗尼亚联盟也重复了这些错误,更糟糕的是,它还犯了共产国际领导层(至少在口头上)没有犯的错误。


1、这个文件的作者自称“工农同盟”,这是什么意思?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别名吗?顾名思义,“工农同盟”就是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完成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应该写进政纲。但是,把“工农同盟”当作革命组织的名字,就是犯了“工农二元阶级政党”的大错。在左翼反对派的批评下,共产国际六大已经放弃了这一反动思想。


2、整个文件一处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在自己的政纲里都不敢向群众坦承共产主义立场的人,不配自称共产主义者。


3、文件大谈民主革命、民主共和国、人民革命,却根本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它批评政府犹豫不决、立场摇摆……却根本不提这个政府的阶级性质——它是资产阶级政府,是人民的敌人。它对萨莫拉政府的批评,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李沃夫[2]大公—克伦斯基[3]政府的批评如出一辙。至于马西亚政府,文件干脆避而不谈。


4、文件提到了“社会的合理组织”,却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解释。这是1848年以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措辞。文件接下来写道:“共和国必须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先声”。哪种社会组织?是资产阶级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文件避而不答,继续跟两种制度玩捉迷藏。


5、文件认为,允许阿尔方索十三世出逃是“临时政府的第一个重大错误”。错误?难道萨莫拉政府本应执行“高度觉悟的革命政策”?这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思路。把资产阶级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称作“错误”,就是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并在群众面前替它打掩护。


6、“共和国不应只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应是工人的胜利。”这句拐弯抹角、充斥着庸俗的民主气息而又虚伪透顶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世上哪里有过能同时满足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的共和国?我们可以——也应该——向资产阶级共和派要求各种民主权利与社会改良,同时坚持向群众揭露: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是资产阶级用来压榨工农血汗的工具。


7、文件在援引1873年的第一共和国时,伴随着不可思议的道德说教:“……政权和人民就这样彻底分开了”。抽象的人民与抽象的政权分开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同劳动人民分开了吗?对第一共和国的援引,究竟应该是为了提醒群众资产阶级已经变得更温和、更友好、更慷慨、更和善,还是为了教育群众一刻也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会变得更“慷慨”、更“温和”、更“和善”?显然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8、文件号召“各省工人群众以革命代表会为基础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文件没有提出任何纲领。它没有指出这种代表会必须保证政权向工人贫农的革命过渡,也没有提出任何过渡要求:七小时工作日、工人监督生产、通过革命代表会组织工人士兵进行土改。它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代表会的性质:代表会是无产阶级与被剥削群众同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斗争的组织。文件把“革命代表会”当成了体现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激进传统的“革命组织”。


9、在谈到土改时,文件援引了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刚刚就在我们眼前被共产国际领导层扼杀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却只字不提。共产国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吗?文件对此避而不答。不吸取中国教训的共产主义者,就没有资格去教育和号召群众,当他身处一个正在经历革命浪潮的国家时就更是如此。


10、文件写道:“我们支持这种观点: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句话对西班牙来说有何意义?说的是哪些民族?文件接下来把泛西班牙国家组织描述为“伊比利亚共和国联盟”。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联邦,应该直接讲明。


11、文件断言“保卫革命应是最高法律”。可是,谁是革命的敌人?要保卫革命不受谁的威胁?掌权的资产阶级保卫着“自己的”革命,使之不受无产阶级的威胁。不管是谁,只要他用空洞的“保卫革命”来掩盖这一事实,他就是在打着革命的旗号,帮助资产阶级扼杀无产阶级。


12、在政纲结尾,“工农同盟”(即工农二元政党)保证“为彻底实现民主革命而全力斗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彻底落实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讲明白,并提出民主选举权的要求。在伊比利亚半岛实现“合理的”共和国与“合理的社会组织”之前,必须首先迫使萨莫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予男女工农投票权。


13、文件通篇不提社会党,不提无政府工团主义,不提共产党。看来“工农同盟”打算在政治真空中大显身手。


以上就是我根据《阶级斗争》刊登的译文而提出的意见。加泰罗尼亚联盟可能已经对政纲做了一些修改。我当然乐于见到它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每一点迹象。然而,它的政纲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理论”,只不过加了点西班牙特色。共产国际在华政策的思想与方法,曾遭到左翼反对派的无情抨击,却被这个政纲最具毁灭性地全盘继承。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极力与左翼反对派划清界限。这还不够:左翼反对派也必须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在这个政纲中表达的思想与方法彻底划清界限。在革命中,虚伪的原则立场一定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尽管力量弱小,仍能为西班牙无产阶级与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就必须遵守明晰、真诚和不妥协的思想秩序。这就是我对西班牙朋友的期盼。


1931年6月12日

列昂·托洛茨基



本文原名《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7期,第1版,1931年8月1日,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 Camperol,BOC)。从它的名称来看,就能看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依然没有在思想上与当权官僚划清界限:“工农同盟”依然是“工农二元阶级政党”思想的体现。——中译者注


[2] 李沃夫亲王,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3]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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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性质


西班牙革命已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当务之急


(1931年6月18日)


西班牙革命目前的发展,要求左翼反对派对这个重大问题尽快做出回答。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不是进行马后炮式的批评,而是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避免失败。


我们确实人少力弱。但在革命期间,哪怕是一个力量微薄的小组织,只要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并及时提出正确的口号,就能迅速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就是革命形势的优点。不光直接参与其中的西班牙支部,所有的支部都要注意这一点,因为随着革命的进展,它会逐渐成为全世界工人关注的焦点。各种政治路线都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面前接受考验。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左翼,如果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掌握了正确的革命思想,我们就必须在革命形势中充分展示这种力量。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就要在国际上进行这项工作。


两个关键问题


我们必须对两个同等关键的问题做出回答:


1、从整体来看,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路线?


2、在策略上,应该如何正确运用各种民主口号?如何正确利用议会?如何利用各种革命机遇?


我敢说,我上一篇有关西班牙革命的文章[1],已经把这两个问题的要点讲得很透彻了。这里我只简单讲一下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整个路线。


在已经完成的共和革命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过渡”革命,具体来说,就是以建立“民主专政”为目标的“工农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整个战略路线。当权官僚歪曲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制造了思想混乱,把西班牙共产党坑得不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日常斗争中,利用活生生的事例,向无产阶级先锋揭露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空洞与彻底荒谬,同时还要揭露“过渡”革命的幻想会导致何其可怕的危险。


各国支部的领导同志必须牢牢记住,正因为我们是左翼,我们的一切工作就要以科学为基础。兰道[2]等人(德国中派分子)轻率地玩弄思想,瞎吹一气,这种行径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背道而驰。革命者必须拿出工程师研究阻力、医生研究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劲头,来认真研究革命的关键问题。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不断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中心问题。


民主口号


如何运用民主口号,如何利用选举和国会,属于革命策略的问题,它们从属于总战略。但是,再正确的战略,也需要在各个阶段通过正确的策略来落实,否则它就会无用武之地。可是西班牙共运各派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差。据法国报纸报道,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袖毛林[3]在马德里发表讲话,宣称加泰罗尼亚联盟不相信选举的“诚实性”,拒绝参加选举。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说,在革命策略这个问题上,毛林的出发点不是动员无产阶级力量,而仅仅是道德与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以为资产阶级报纸愚蠢地误解了毛林的意思;但在读过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条新闻虽然难以置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的教训


如何在革命中运用民主口号?俄国革命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革命期间,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然而,欧洲各国支部并没有全部经历革命的每一阶段。因此,对某些团体、某些同志来说,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曾具有半学术的性质。但这个问题现在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个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怎能自缚手脚?当中东路事件差点引发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沉浸在“应该支持苏联还是蒋介石”的争论中而迷失了自我;现在,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绝不能对某些团体的宗派主义的、半巴库宁主义的荒谬念头承担丝毫责任。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革命已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当务之急》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5期,1931年7月18日,第1版,英译者不详。各节的小标题均为《战士报》编辑部所加。后重新刊登于《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4—315页。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翻译。


[1] 那篇文章写于1931年5月28日。——编注


[2] 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3]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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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的一些问题

(1931年6月24日)



在写给拉克鲁瓦同志的信中,我对西班牙目前的形势发表了一些补充性的观点[1]。可惜我缺少足够的信息,不清楚西班牙共运各派对目前的各种政治问题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析革命形势,要比下盲棋更困难。对于这些问题,我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


在那篇讨论威胁西班牙革命的险情的文章里,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观点:在今年四月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与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工农革命”[2]。顺带说一句,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和平地积聚力量,“留待最后的决战”。这是一种庸俗的假革命观点。尽管“过渡革命”或“过渡制度”并不存在,却存在着过渡性的群众行动、罢工、示威游行、与军警的冲突、猛烈的革命暴动;在这些行动中,共产主义者必须站在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这些过渡斗争有何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们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实行民主改良;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使群众对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制度做好准备。


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这些斗争,更要领导这些斗争,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对革命的整体发展有清楚的了解,还要在恰当的时机提出各种局部的、尖锐的斗争口号;要提出这种能够引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就不能照搬“党纲”,而必须依据一时一地的实际情况。


1917年,在妥协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联合政府期间,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群众还对妥协派社会主义者心存幻想,但即使是最轻信的群众,也总是本能地不信任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资本家。布尔什维克便根据这种心态,制定了那一阶段的策略。我们并没有提出“打倒社会主义者部长”,我们甚至没有把“打倒临时政府”作为当时的斗争口号,却反复强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个口号能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给了群众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对于妥协派来说,资本家部长要比工人群众更亲。


类似口号最适合西班牙革命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先锋现在极力想推动社会党夺取全部权力。为此必须离间社会党与共和派。接下来就是把资产阶级部长赶出联合政府。要想彻底完成或部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利用重大政治事件,并借助新的群众运动产生的压力。在俄国革命期间,正是在群众的不断施压下,古契柯夫[3]、米留可夫和李沃夫大公先后被赶出了联合政府,换上了克伦斯基;政府里的“社会主义者”增加了。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向克伦斯基及妥协派示好,而是帮助群众把资产阶级挤出政权,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妥协派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国会选举将暴露出萨莫拉和毛拉[4]等右翼共和派的极度薄弱,为资产阶级充当仆役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将赢得大多数席位。由激进党、激进社会党与“社会党”组成的内阁,将成为斯大林派鼓吹的“工农民主专政”(介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国家形式)。尽管如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将会死死抓住右边的盟友不放。“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完全适用于当下。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共产主义者在鼓动中,绝不能支持雷鲁克斯上台组阁,也绝不能为社会主义者内阁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无论何时,都应该向最明显、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发起最强大的打击,从而削弱妥协派,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共产主义者应该这样告诉社会党工人:“我信不过社会党的领袖,你却说他们都很可靠;那你不妨试一下,推动他们夺取政权,看看他们表现如何,我们一定会大力相助。咱俩谁对谁错,到时就明白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把它同国会选举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其它情况(比如对群众的镇压),使“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变得尤为尖锐。这个口号若能在这一新阶段取得成功(比方说,迫使萨莫拉下台),它对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将不亚于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倒台。我们应当依据群众的觉悟、群众对事件的看法、群众对各种局部成果的反应,而不是抽象的教条,来提出此类口号。要想打倒现行的资产阶级制度,光靠“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群众一时还不理解这些口号。


与之相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当权官僚在极左冒进时期发明的这个愚蠢的理论,现在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大的障碍。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次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掌权时,领导俄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卫有产阶级的利益,迫害士兵、农民和工人,到处抓人,恢复了死刑,杀害布尔什维克,逼得列宁转入地下,把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抓进牢里,对他们进行了最下流的中伤诽谤,等等。就凭这些,完全可以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然而,这个词在1917年还根本不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照样夺取了政权。尽管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和8月遭到了它们的大举迫害,在科尔尼洛夫[5]发动叛乱时,布尔什维克还是和它们一同击退了叛乱。在1917年9月初,仍处于地下状态的列宁向俄国“社会法西斯分子”提议妥协:“只要你们同资产阶级决裂并夺取政权,我们布尔什维克就会在苏维埃里和平地角逐权力[6]。”


假如妥协派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当时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并无区别,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与妥协派联手对付科尔尼洛夫叛乱;然而,粉碎叛乱的斗争,不仅打退了反动将军的反革命进攻,也使群众彻底看清了妥协派的真面目,使布尔什维克最终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为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的本质。这种摇摆在革命时期尤为剧烈。如果把社会党当作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当社会党不可避免地向左转时,共产主义者就会无法加以利用,也就等于将社会党工人与工会群众拒之门外。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要指出:批判与揭露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天都耽搁不得。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上层领袖是最隐蔽、最奸诈、最危险的妥协派,也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基层成员当中,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潜力。我们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基本任务,跟在社会党中的基本任务一样:帮助基层反对上层。不过,应当根据工团主义组织的特性与无政府主义伪装的特性,谨慎小心地进行这个任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以后的信中详细讨论。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1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重新刊登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5—316页,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译出。


[1] 这句话在《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中被删掉了。——马克思主义文库编辑注


[2] 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编注


[3]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 Maura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保守派著名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1916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后,支持独裁政权。后来思想逐步倾向共和主义。1930年7月14日与萨莫拉一同创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5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31年10月14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因反对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而辞职。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流亡国外,1953年回国,1971年在萨拉戈萨逝世。——中译者注


[5]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中译者注


[6] 请参阅《论妥协》,《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0—13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19.htm
——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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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1931年6月29日)



我们必须无情地、不停地批判毛林;事态的发展将全面证实我们的批判。在短时间内,毛林只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仅限于加泰罗尼亚一省,他的理论有严重缺陷,他的口号也很落后。关键在于由谁来取代他。左翼反对派如果不能成为加泰罗尼亚的领导力量,它也就无法成为西班牙全国的领导力量。


第二个紧迫问题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关。一定要出一本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不仅要在西班牙、更要在其它国家发行。你们有没有读过莫纳特[1]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莫纳特对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纯正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说,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学说。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命运,或者说它在遭到十月革命打击后的残余部分的命运,现在已经与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既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可悲、最荒谬的破产,西班牙革命也必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墓碑。如果说毛林正在帮斯大林派打掩护的话,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在帮社会党和共和派打掩护,也就是帮资产阶级打掩护。毛林可以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拱手交给官僚中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同样可以把整个革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打击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显然必须依照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照工会组织的团结的原则来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揭露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的真面目,首先是揭露佩斯塔尼亚[2],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他肯定会扮演最可耻、最怯懦的角色……


毛林的讲话令人郁闷。你们看了就该知道,与我们相反,他把五年计划当作革命的成就。难道他一点长进都没有?


顺便说一下,有人冒用我的名义,炮制了关于五年计划的假文章和假采访(彻底失败、虚假,等等……),路透社和其它通讯社也在帮助传播这些假消息。揭穿和批驳这些谣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件事里,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自己炮制的谣言和假消息,被资产阶级用来对付他们……


卡迪科伊,1931年6月29日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2期,第4版,1931年9月5日。英译者不详。


[1]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 )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 )。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2]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Pestaña 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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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大选的结果

社会党的胜利与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1931年7月1日)


1、本地的一份法文报纸今天刊登了关于西班牙大选结果的首篇报道[1]。截至目前,一切都不出我们的“预料”!我们预测的“向左转”果然发生了。希望西班牙同志在搜集全部材料后,能够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必须准确掌握工人群众——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的具体投票情况。在一些地方,工人的投票情况,肯定会与选举结果相差极大。当然,掌握各省农民的投票情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收集各政党在全国各地提出的“土地纲领”,这是一件非常紧迫、非常重大的任务。

2、不出所料,社会党在大选中赢得重大胜利。这是议会形势的关键。社会党领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在国会中赢得过半席位,这样一来,他们继续跟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也就顺理成章了。社会党不想单独掌权,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党政府会变成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普里耶托[2]的发言来看,社会党显然是想把它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尽量拖住无产阶级,等到实在顶不住工人的压力时,就找个激进的借口退出政府,变成反对党,让资产阶级放手镇压和打垮工人。也就是说,社会党准备重施艾伯特[3]和策列铁里的故技。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艾伯特之所以胜利,策列铁里之所以失败,关键都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策。

3、我们必须立即揭露社会党的阴谋(假装受挫的政治把戏),利用每一个具体问题来戳穿它的骗局。这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义不容辞的任务。不过,不仅要揭批社会党,更要结合西班牙革命当前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大选的结果使这个口号变得特别紧要: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决裂,并逼迫社会党单独掌权;农民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帮助工人。

4、社会党在国会内没有掌握过半席位,他们肯定会以此为借口,继续同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对此的答复是:让年满十八周岁的男女都能享有平等的普选权,在此基础上举行真正民主的国会选举。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我们要用真正能代表人民的、真正民主的、经公正选举产生的国会,来对抗现在这个不民主的虚假国会。

5、在现阶段,共产主义者如果抛开国会,并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反对国会,那他们就只是表明自己不值得别人认真对待罢了。(据土耳其报纸报道)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当选为国会议员。当然,革命派在行动中和斗争中表现出的力量,与他们的议员数量总是不成比例。尽管如此,革命党的力量,与其议员数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大选结果充分暴露了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弱小。在自身力量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还空谈什么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是痴心妄想。目前,革命尚处于议会政治阶段,现在的任务应当是争取群众,这个任务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推翻议会制度。但是,为了推翻议会制度,必须提出最关键、最民主的口号,并围绕这些口号展开强大的宣传鼓动。

6、应该按照什么准则来提出这些口号呢?一方面,必须根据革命的总体发展方向来决定自己的战略路线;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共产主义者要是不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会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西班牙工人群众是怎么看待目前局势的。他们的领袖——社会党的领导人——已经参加了政府。这促使工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使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每个罢工工人都相信,自己不但不用害怕政府,政府还会为自己撑腰。共产主义者应当顺着他们的思路,对他们说:“你们的领袖不是参加了政府吗?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跟政府提。”当工人代表向社会党提出要求时,社会党就会说:“……可我们在国会里还没有掌握过半席位。”这样一来,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只要真正民主的普选权能得到落实,只要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决裂,它就一定能获得过半席位。然而,这正是社会党极力避免的。彻底的民主口号将使社会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立场。如果我们只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的口号来反对国会,工人群众和社会党就会说:“共产党又来对我们指手画脚了!”从而使工人群众更加紧密地追随社会党。通过提出彻底的民主口号,通过逼迫社会党与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就可以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从而为革命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7、如果我们只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民主口号,以上意见就都会落空。绝不能这样作茧自缚。共产主义者要参加每一场罢工、每一场示威游行,唤醒越来越多的阶层。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群众的每一场斗争,更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参加这些斗争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有机会就要建立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这是苏维埃在现阶段唯一的作用。不过,当苏维埃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战斗组织时,它们必将发展成为起义的机关,然后就是政权机关。

8、我们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土地纲领,同时,绝不能忘记农业工人的独立作用。农业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撬杠”。工人要与农民结盟,而农业工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必须时刻牢记这个重要区别。

9、我从《真理报》[4]得知,左翼反对派——不知是整个左翼反对派还是我个人——又遭到了斯大林派的痛骂,这一次的“罪名”是我们反对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当权官僚炮制谣言的风向,还真是难以预料。“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意味着什么?由谁来做?由哪个组织来做?今年四月,那个无人可比的佩里还断然宣称,西班牙农民正在建立苏维埃,全体工人都在追随共产党。我们当然支持由苏维埃(或农会、农民委员会)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但这得先把农民发动起来。为此,又需要让工人摆脱社会党的影响。前面的事没做到,后面的任务也就完不成。

难道斯大林派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保护地主的财产?可就算造谣也得讲点逻辑吧。如何从不断革命论推导出要保护地主财产的结论?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解释吧。

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当斯大林派在中国推行“四阶级联盟”政策时,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曾致电GCD中央委员会,命令他们抑制农民运动,以免吓跑“革命将军” [5]。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土改纲领加上了一条限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包括军官的土地。然而,既然地主及其子侄都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革命”军官团就成了地主财产的守护者。这是斯大林派领导层的历史上极为可耻的一页,它是无法抹杀的。当时,反对派在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找出了这份电报的副本,揭露和批判了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无耻叛卖。可是,他们现在却想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罪恶,栽到我们头上!他们休想成功:左翼反对派已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支部,绝不会让他们肆意散布谎言与诽谤。左翼反对派将根据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对一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并将取得重大进展。“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列昂·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7月1日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大选的结果:社会党的胜利与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1与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来又以《由西班牙大选的结果而产生的策略》为题,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6—317页,英译者不详。两个文本略有差异,中译文主要根据《战士报》刊登的文本翻译,但删去了《战士报》编辑部加上的小标题。


[1]1931年5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颁布选举法,规定国会仅设一院,共设470个议席,议员由普选产生(妇女不能参选,直到同年12月9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6月28日举行了大选(立宪国会选举)的首轮投票,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大获全胜。社会党获得了115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最大党。

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几个党是: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115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
激进共和党:                       90
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PRR
激进社会共和党:                   61
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PRRS
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             29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ERC

共和行动:                        26
Acción RepublicanaAR
右派自由共和党:                   25
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DLR
联邦民主共和党:                   16
Partido Republicano Democrático FederalPRDF
西班牙农民党:                     15
Partido Agrario EspañolPAE
加利西亚共和联盟:                 15
Feder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FRG)      
效忠共和国协会:                  13
Agrupación al Servicio de la RepúblicaASR

其余议席被一些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瓜分。

西班牙共产党与工农同盟也参加了选举,但无人当选。

首轮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总理阿尔卡拉—萨莫拉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留任到10月14日,随后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接任。——中译者注

[2]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12月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然后于1931年12月—1933年9月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中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1938年4月因与内格林在战争政策上发生分歧而辞职。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尔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制鞍匠。188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任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3年当选为党主席。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9日——1919年2月13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并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19年2月11日——1925年2月28日任德国总统。——中译者注

[4]  这里的《真理报》(La Verité)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而不是联共(布)机关报《真理报》(Правда)。——中译者注

[5]  斯大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电报的存在,请参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19—320页;或《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0卷,第17页)。
另请参阅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六章,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6.htm
——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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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

论加泰罗尼亚的毛林团体与左翼反对派

(1931年7月8日)


斯大林派正在拼命误导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乃至全世界的工人,让他们误以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或是我们愿意对它的政策分担责任,至少是我们的立场更接近它而非其它中派团体;工人群众一旦信以为真,就会产生最有害、最危险甚至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其进行足够有力的斗争。这种错误观点对我们危害极大,也妨碍了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工人的发展;反驳这种错误观点,是非常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当然,批判加泰罗尼亚联盟,首先是当地同志的任务。毛林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无知、伪科学与政治上的无赖行为的大杂烩,当地同志必须对他进行明确、公开、准确的批判,这种批判一定会对他的政策产生影响。


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大选中的表现


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大选中获得了大约一万张选票[1]。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革命时期,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可是有一个情况,使这一万票的意义大打折扣:在国会选举中,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革命中心)获得的票数,还没有它先前在该市市政选举中的票数多[2]。乍看起来这只是件小事,然而它却是一个重要征兆。这一情况表明,在最偏远的角落,工人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联盟靠拢(尽管这种倾向还很微弱);但在巴塞罗那,毛林的混乱政策不但没有吸引工人,反倒把工人给赶跑了。马西亚的必然破产,的确有可能加快毛林的破产。但是,大选彻底暴露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目前的领导层的无能:在革命的三个月里,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的影响力居然一点都没有增长,没有点特殊的“天分”,还真办不到呢!


用革命政治的语言来说,加泰罗尼亚联盟是什么组织?是共产主义组织吗?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给加泰罗尼亚联盟投票的人,无疑都是革命工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仍很模糊。如果由加泰罗尼亚联盟这帮专门制造思想混乱的家伙来领导,工人们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最坚决、最勇敢、最可靠的工人,最后一定会投靠斯大林派。斯大林派在巴塞罗那只得了170票,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只得了不到一千票[3]。不要以为把选票投给斯大林派的人是最差的分子。正好相反,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有可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当我们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时,他们一定会站到我们的旗帜下。


1917年俄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还处于混杂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妥协派往往杂居在一个组织中。当时统一的倾向非常强大,就在列宁回国前几天,斯大林还在三月底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会议上主张与孟什维克统一[4]。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一些省的党组织依然保持着这种混杂状态。照我看,现在的加泰罗尼亚也是这样一个混杂的、面目模糊的组织,里面既有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也有未来的孟什维克。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推动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治分化。第一步就是要无情地批判毛林的庸俗政策。在这方面,可以拿加泰罗尼亚联盟同俄国的联合组织[5]来对比,不过需要严格的限制。联合组织并没有开除任何现存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在联合组织内部,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加泰罗尼亚联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禁区。每一个糊涂虫都有权为自己的糊涂思想辩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这个杂七杂八的组织一开始就同左派划清了界限,变成了中派和右派的大杂烩。中派主义既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在革命时期,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中派主义将左派拒之门外,它注定会可耻地破产。通过无情的批判,加速它的破产,就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


在与毛林的斗争中实现共运队伍的统一[6]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能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联盟明面上支持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及团体的统一。它的基层成员真诚地渴望实现统一,但对这个口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而我们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力争统一,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统一的党内部,我们可以根据由西班牙革命的发展而带来的(而非外界强加的)各种问题与任务,成功地进行思想澄清。不过,一切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认为,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是:在统一的组织内部,我们有权宣扬自己的口号与主张。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诺完全忠于争取统一的斗争,可是加泰罗尼亚联盟一开始就破坏了这个基本前提:它号称为统一而斗争,却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既然如此,在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中,我们要是拥护加泰罗尼亚联盟为这个斗争的领袖,那就实在太荒谬了。毛林想在统一大会上坐头把交椅,我们能默默忍受这种可憎的虚伪行径吗?毛林在跟左翼反对派作斗争时,极力模仿斯大林派官僚,企图获得后者的青睐。他其实是在跟斯大林派说:给我祝福,最重要的是给我好处,我就保证会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斗争——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发自真心。毛林的统一活动,只是对斯大林派的勒索。我们要是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勒索的消极帮手。我们必须无情地揭发毛林玩弄“统一”的行径,同时坚决地争取共运队伍的真正统一,坚决地把共产主义者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


现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出版西班牙语周刊和加泰罗尼亚语期刊,并印发大量的传单。为了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提供最大的帮助,必须限制其它方面的一切开支。


我认为,国际书记处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忘掉兰道这种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争吵和阴谋,不在这种烂事上浪费一秒钟。必须立即印发最重要的文件,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下一期《国际公报》应是西班牙革命专刊。我们必须实行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此我们需要人力物力。必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卡迪科伊,1931年7月8日

本文的标题直译为《我们十分之九的活动应围绕西班牙革命而展开》(Nine-Tenths ofOur Activities for the Revolution in Spain)。原文刊登于《战士报》,第4卷,第17期,1931年8月1日,第1版,英译者不详。



[1]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加了1931年大选,其具体得票数为:

雷里达:         3149票;

赫洛纳:         1640票;

巴塞罗那市:   1275票;

巴塞罗那省:   1800票;

塔拉戈纳:      2344票;

马德里市:      2158票;

合计:           12366票。——中译者注

[2]  在1931年4月12日举行的巴塞罗那市政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选,并获得了1700票。但在6月28日举行的大选首轮投票中,工农同盟在巴塞罗那市仅获得了1275票。——中译者注

[3]  西共在大选中的得票结果如下:

拉科鲁尼亚:     1244票;

彭特维德拉:     4071票;

奥维耶多:       12690票;

桑坦德:              881票;

比斯开:            4791票;

吉普斯夸:           342票;

维斯卡:             5371票;

萨拉戈萨:          3845票;

巴塞罗那市:        312票;

巴利亚里:           138票;

马德里市:         2769票;

托莱多:              959票;

塞维利亚市:      5211票;

塞维利亚省:      1861票;

科尔多瓦市:       466票;

科尔多瓦省:     5421票;

哈恩:                400票;

马拉加市:        3100票;

马拉加省:        2357票;

格拉纳达市:       164票;

格拉纳达省:       438票;

拉斯·帕尔马斯:   157票;

合计:             56988票。

在加泰罗尼亚,西共仅在巴塞罗那市和巴利亚里参选,得票数仅为450票。——中译者注

[4]  即1917年3月28日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赞同与孟什维克重新统一。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收入《斯大林全集》。

详情请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6/trotsky_1946book10.htm ——中译者注

[5]  这里的“联合组织”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1917年革命初期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当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派别还没有在组织上彻底分开。——中译者注

[6]  原来的小标题(Unity àla Maurin)直译为“毛林式的团结”。——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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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

(1931年7月13日)


这个问题是西班牙革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有必要再次加以讨论。


1、工农同盟的 “领袖”毛林赞成分离主义。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把自己混同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翼。我以前写过,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现阶段具有进步性。但有一个前提:共运队伍不能掺和它的活动,而且必须不停地批判它。允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共产主义来掩饰自己,就是叛卖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抹消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


2、分离主义纲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脱离西班牙,换句话说,就是把伊比利亚半岛变成另一个巴尔干半岛:一个个独立国家被关税壁垒分割开来;一支支独立军队为争取独立而征战不休。智者毛林当然可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纲领有自己的逻辑,毛林却没有。


3、西班牙各地工农是否愿意在经济上脱离西班牙?根本不愿。所以,把争取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斗争,同宣传分离主义混同起来,就会导致致命后果。我们的纲领主张建立西班牙联邦,它必须维护经济统一。我们绝不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武力,把这个纲领强加给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因此我们真诚地为落实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如果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整个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少数派就要争取建立联邦。


4、在大战之前,巴尔干半岛上独立国家林立,彼此征伐不休,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巴尔干民主联邦”的口号。现在的共产主义者为巴尔干半岛提出了“巴尔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顺便说一句,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个口号,却拒绝提出“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我们能否照此提出“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不是太唐突了?


5、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是其部分领袖——扬言要用武力反对分离主义。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会分处街垒的两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对分离主义不抱丝毫幻想,并尽力批判这些幻想,但是,共产主义者必须同镇压被压迫民族的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无政府工团主义仆从进行无情的斗争。


6、假如小资产阶级不顾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和建议,硬是脱离了西班牙,这种制度很快就会暴露出它的不良后果。西班牙各地的工农就会得出结论:唉,还是共产党说得对。但这要求我们绝不为毛林的纲领承担丝毫责任。


7、莫纳特希望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能建立一种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莫纳特的西班牙朋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紧抱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大腿不放。这又是一个母鸡孵鸭蛋的不幸故事。目前必须密切关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言行。这能给法国左翼反对派提供“弹药”,让他们狠狠打击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毫无疑问,在革命形势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每走一步,都会使自己名声扫地。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设想:不用参加国会,也能监督它!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想都不要想!相反,他们建议对掌权的资产阶级进行“监督”。好一幅绝妙的景象:资产阶级吃香喝辣,无产阶级却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空着肚子“监督”资产阶级的活动!


原文以《毛林与加泰罗尼亚问题》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4期,1931年9月19日,英译者不详。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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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革命的一封信

(1931年7月30日)

据N同志[1]报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发生剧烈转变……

N同志称,西共中央虽然形式上仍坚持“民主专政”的口号,但在两点上做出了重大转变:首先,它开始为民主口号而斗争;其次,它准备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这无疑是左翼反对派的明显胜利。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有多深刻、多认真,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但是,这个转变,终究是左翼反对派的批判的直接结果……左翼反对派是共产主义运动唯一的进步力量……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尤其是西班牙革命的成就,取决于左翼反对派的成就。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一些重要的经验,然而大部分是负面的经验。当法国斯大林派——很大程度上受了我方批判的影响——放弃了“第三时期”的疯狂政策时,同盟[2]的旧领导层便预先声称斯大林派只是把冒险主义换成了机会主义,而我们依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当时批判了这种死板的形式主义政策,它使同盟错失了接近法共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大好良机。希望西班牙同志不要重蹈覆辙。

N同志在一封短信里,着重指出了两件事情,它们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在现阶段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共已经——至少是宣称——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策靠拢;相反,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层已经彻底陷入了机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西共至今仍竭力把左翼反对派与毛林的糊涂思想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获得了绝佳的机会,可以驳斥一切误解……

左翼反对派应当认真分析西共中央的这一转变——既不天真轻信,也要抛开门户之见。我们应当对西共向我方的靠拢,进行清晰的总结与思考。对于依然存在的分歧,应当直率而不留情面地加以归纳。

左翼反对派越快、越坚决地对西共的转变做出反应,对左翼反对派、对西共、对西班牙革命就越有利。

列昂·托洛茨基

1931年7月30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5期(总第84期),1931年9月26日,第3版,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疑为安德列乌·宁。——中译者注

[2]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Communiste),它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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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在西班牙革命中的作用

(1931年8月2日)


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正在西班牙发生,本信想就此交换一下意见。在我关于西班牙革命的第二本小册子里,我详细讨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但在得不到正确领导的情况下,它最后会走向盲目暴动,被反革命势力利用,导致无产阶级被打垮。正如我在那本小册子里指出的,这种前景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者要给革命运动“踩刹车”。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并无分歧,不过,这个问题可能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所以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首先,我要讲明一点: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是革命本身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根基。绝大多数西班牙无产者并不了解工人组织的意义。在独裁统治时期长大的新一代工人没有独立的政治经验。革命唤醒了最落后、最困苦、受压迫最深的劳动群众,这正是革命的力量所在。罢工就是他们觉醒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和集团通过罢工宣示自身的存在、相互呼应,并检验敌我力量。一个阶层感染、唤醒另一个阶层。在上述因素影响下,罢工浪潮势必发生。最不害怕它的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它体现了革命的创造力。只有通过罢工及其附带的错误与“过火行为”,无产者才能站稳脚跟,团结一心,产生阶级觉悟,领悟到自己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是在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过火行为、错误和牺牲,都是革命自身性质的必然产物。


假如共产党对工人说:“我力量还太弱,领导不了你们,你们先等一会,别冲动,别罢工,等我力量够了再来领导你们”,那它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丑角,觉醒了的群众将会跨过它前进,而它也不可能壮大,只会衰弱。


就算准确地预见了历史危险,光靠唱高调并不能消除它。要想消除危险,得有足够的力量。共产党要想拥有足够的力量,就得全身心地投入“自发”或“半自发”的罢工运动,不是去抑制罢工,而是学习领导罢工,并在罢工斗争赢得威望与力量。


谁要是以为现在的罢工运动是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发动的,谁就大错特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承受着来自底层群众的强大压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上层领导拼命拖运动的后退。佩斯塔尼亚之流可能正在同老板和官员进行幕后交易,商量破坏罢工的最好办法。到了明天,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将成为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他们还会像俄国孟什维克一样,一边朝工人开枪,一边咒骂“劫持罢工的过激分子”。


这种路线必然会导致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分化。它的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的矛盾必将日益尖锐。它的左翼必将涌现出盲动主义者、英勇的冒险主义者和个人恐怖主义者。


我们当然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但我们必须明白:会靠拢我方的绝不是正在破坏罢工的右派,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左翼。共产主义者要说服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让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是战士,而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空谈家,共产主义者越快让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这一点,就能越容易地克服冒险主义。


据说西共由于在罢工中搞冒险主义而遭到了责难。我缺乏必要的信息,无法判断真假。但是,从西共过去的路线来看,这种责难确实不无道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危险:西共可能会突然剧烈右倾。假如工人群众认定共产主义者与佩斯塔尼亚之流都是一路货色,只想高高在上地教训群众,而不想跟群众一同奋起斗争,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总结:1848年“六月起义”的险情,仍是西班牙革命最可怕的敌人。但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最直接的威胁或许是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装逼”一般的夸夸其谈,这些话在革命工人听起来,无异于悲观丧气的嘀咕声。


左翼反对派必须时刻牢记:只有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大无畏气魄,而不是犹豫观望的猥琐态度,才能克服革命进程带来的种种危险。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7—318页,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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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苏维埃与共产主义者

致安德列乌·宁

(1931年9月1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你8月25日的来信。你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号召工人参加西共或(加泰罗尼亚)联盟?加泰罗尼亚当地的情况对加泰罗尼亚联盟有利,西班牙全国的情况对西共有利。从实践的角度——即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觉得,我们的原则立场确实具有关键意义:我们宣称自己是西共的一个派别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当权官僚给我们安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苏联之“敌”与共产国际之“敌”。 就连毛林也得靠当权官僚的残羹剩饭为食。


如果我们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获得的好处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吗?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声称我们应该对毛林的机会主义混乱政策负责。米尔同志[1]发表在《真理报》[2]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应该总结一下得失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3],建立自己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和西共内部建立左翼派别组织。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你或许会想起来,从你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苏维埃口号


毛林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的口号。你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是为了拉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我想你是对的。不幸的是,这样做表面上虽然可以壮声势,却对革命政治极其有害。我(有时)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西班牙还没有出现苏维埃?原因何在?在我以前的信里,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在我寄给你的那篇论德国的工人监督的文章里,我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西班牙工人似乎把“代表会”的口号当成了苏维埃口号的同义词,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个口号太尖锐、太决绝、太“俄国”了——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口号,他们与同一阶段的俄国工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否碰到了一个历史悖论,即苏维埃在苏联的存在,反倒阻碍了其它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建立苏维埃?在与西班牙各地的工人私下交谈时,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最高度的关注。总之,假如苏维埃(代表会)的口号(一时?)还不能吸引群众,我们就得着重宣传“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工人监督的文章里,我已经探讨过了这个问题。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苏维埃组织,而又不用提到“苏维埃”这个名字。


工人监督


我认为,你在工人监督问题上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只因为改良主义派(口头上)要求实行工人监督,就反对工人监督的口号,那将是极其愚蠢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利用这个口号,通过与改良主义派工人结成统一战线,推动他们落实工人监督,再通过工人监督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清卡巴耶洛[4]和其它改良主义骗子的真面目。


我们能在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只是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我们一起要求建立苏维埃。我们现在还无法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正是因为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不想建立苏维埃。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这个口号来落实统一战线并在组织上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但是,卡巴耶洛在群众的压力下提出了工人监督的口号,开启了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上吸引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遇。当然,卡巴耶洛想把工人监督变成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但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在全国各地成功建立工厂委员会,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必将看见卡巴耶洛阁下输掉这场关键的斗争。


分离主义运动与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


你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散布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伊比利亚半岛的巴尔干化与无产阶级的目标并无矛盾,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这个观点,则只会对资产阶级自由派[5]有利。你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我在以前的信件中没有对此予以充分重视,我现在就要十倍地强调它。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进行的类比,务必要完全和彻底。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贵族、军头和总督的统治下是统一的。被压迫的人民无比渴望推翻压迫者。在人民的热切要求面前,假如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希望半岛发生任何形式的分离,那我们就成了土耳其压迫者的走狗。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巴尔干各族人民在摆脱土耳其统治之后的数十年里,依然受着其它人的压迫。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先锋队依然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它会立即引导无产阶级走上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形式)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革命,相反,我们要彻底地支持它,即便它会走上分离的道路(也就是说,要支持实际斗争,而不支持各种幻想),同时,我们还要在民主革命中坚持独立的立场,提出、讨论和宣扬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并将它作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的一部分。这才是我完整的立场。无需多言,马德里和整个西班牙的同志在讨论“巴尔干化”问题时,必须万分谨慎。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1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6期(总第95期),1931年12月19日,第3版,英译者不详。


[1]
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威尔·奥昆(Pavel 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
此《真理报》(La Ve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3]
即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译者注



[4]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
原文(Madrilene liberalism)直译为“马德里自由主义”,但这不太好理解,故译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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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班牙的反对派与党

(1931年9月27日)


致安德列乌·宁:


亲爱的朋友:


首先,我想就左翼反对派的问题,澄清一下自己的观点:要建立一个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我已经得知了你与拉克鲁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M同志[1]答应过我,说他会提交一个报告,但还没有寄来。


我得承认,我不太了解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从你以往的信件来看,当涉及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你是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要不要号召工人参加西共或加泰罗尼亚联盟?从你上一封信来看,加泰罗尼亚联盟正在开除左翼反对派,也就是说,它选择了和西共一样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从苏联到其它国家的右派与中派分子都同样敌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西班牙要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才是怪事。相反,在西班牙的革命形势中,一切政治进程(包括一切错误)都会迅速到达其最终结论。但是,难道左翼反对派现在还能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我完全无法理解!当然,我们可以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建立自己的组织,当毛林组织最终破产时,把尽可能多的人争取过来。为此我们可以派个别同志打入加泰罗尼亚联盟。但是,我们能公开号召非党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绝不能。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削弱左翼反对派,更会使左翼反对派蒙羞。


我们与西共的关系


我们还没有宣布要放弃把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争取过来,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西共。我一直觉得许多同志低估了西共的发展前景。在与你的通信中,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如果只因为西共虚报党员人数就小看它、抛开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西共的基层群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只要我们仍是一个弱小的派别组织,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只有当我们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敢小瞧的力量时,我们才能使西共内部产生统一的倾向。


反对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人会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就会自动成为第二党。我得承认,这种论点让我大跌眼镜。按照这种刻板的思路,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党”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得全体从地球上消失。这正中斯大林派下怀。所有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每一个正在壮大的政治派别,都会吸引尽可能多的群众。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党。如果左翼反对派变得比现在的西共更强大,我们争取实现共运团结的斗争就能比现在有力得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但是,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的人又会说,左翼反对派只能招收有觉悟的追随者。说得没错!但是,难道党就不是这样吗?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就等于说:左翼反对派不能发展新的工人,必须让他们去找西共,而西共会告诉他们托派都是“反革命”;然后,左翼反对派才有权打消他们的幻想、对他们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摆脱斯大林派诽谤的影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自找麻烦。


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与规模


我认为,左翼反对派要把所有走向它、响应它的号召以及能够受到它影响的人都集结起来,这不仅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当然,这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远远算不上坚定而自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教育。在进行教育时,我们就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主张建立统一的党,而斯大林派为什么想要分裂党。如果出现了大量群众向我们靠拢的倾向(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同情者组成一个外围。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左翼反对派地方组织,可以吸引两百到三百名同情者。必须向这些外围同情者坚决地澄清列宁主义与中派主义的区别。当同情者外围在我们的引导下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可以邀请西共的代表出席外围的会议,让他们介绍自己的观点。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让我们的追随者与斯大林派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左翼反对派与党实现认真的和解,并确保党的统一,这种方法,远比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灭绝来得稳妥。


如果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批评西共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行动,那它就会沦为一个小宗派。西班牙革命是活生生的事实。西班牙共运各派(包括左翼反对派在内)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让眼前的革命形势白白溜走,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追悔莫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勇往直前,奋力争取,不要害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以上就是我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期待你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1931年9月27日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1期(总第90期),1931年11月14日,第3版,英译者不详。

[1]
即莫利尼耶。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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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维埃》[1]的贺信

(1931年9月29日)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正要出版一份周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希望其他人也能尽快赶上。


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分裂成了三个派别:右翼、中派和左翼。各国的共产主义右派依据各自的国情,分别代表着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或工团主义的混合物。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正式支部,现在都被中派分子把持着,而中派分子,就是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披着“共产主义”皮的机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中派主义能在共产国际里得势,是因为有苏联国家政权给它撑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派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流派,不只是一个派别组织,还是一个权势滔天的国家官僚机构。中派主义利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及其物质手段,执行着敷衍、混乱而矛盾的政策,无情地摧残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导致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惨败。在西班牙,由于中派官僚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斯大林派官僚把错误的政策强加给各国支部,又不允许对自己进行任何批评,因而妨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教育,阻碍了生气勃勃、独立自信的共产党的出现。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面前蓬勃发展,而威胁它的主要险情,就在于此。


世界上各种重大事件的发展,尤其是西班牙革命的整体进展,一再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正式的共产党感到手足无措,它只好根据我方的批评,一点一点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逐步采用我方的原则路线,因为中派主义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不能给它提供任何帮助。


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派别组织,不仅要有正确的原则立场,更要在日常斗争中正确地运用它。革命的战略需要配套的策略才能得到落实。


你们这份周报的创办,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能够直面现实发生的各种问题,并立即对其作出勇敢的答复,这就是它的重要意义所在。它的创办,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前进了一步。


只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能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在目前这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更是如此。西班牙的列宁主义者们,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你们必须两倍、三倍、十倍地努力。你们要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声音,回响在全国各地,回响在每一次群众集会上。这就是你们的重大使命。革命不等人,被革命甩在后头的人是可悲的!我衷心祝愿你们能迎头赶上、不被甩下!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29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8期(总第87期),1931年10月31日,第1版。






[1]
《苏维埃》(El Soviet)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的周报,存在时间并不长。——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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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一般的夸夸其谈,这些话在革命工人听起来,无异于悲观丧气的嘀咕声。


装逼这个词在这太不适合了。不是规范语言。得换一个。


绝大多数西班牙无产者并不了解工人组织的意义。
——————
原文是: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спанск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не знает организации

比较直接的翻译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绝大部分不知道组织(这里的组织是名词)。

所以说“不了解工人组织的意义”,有点偏差,似乎组织是存在的,只是工人不明白它有什么用

下周我抽点时间把手头上的俄语版跟译文对照一遍。

[ 本帖最后由 战斗队员 于 2017-7-16 15: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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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了论西班牙革命的前几段,翻译的很准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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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致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逆流而上》[1]编辑部


(1930年5月25日)


亲爱的同志们:

    热烈祝贺贵刊首期问世。在目前这个特别有利而又极为关键的时刻,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登上了历史舞台[2]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正以显著的条理性继续发展,这给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了一段准备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革命尚未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3]独裁政权就被内耗给弄垮了。换句话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社会的痼疾,而不是代表新社会的革命力量。这绝非偶然。在资产阶级看来,镇压革命群众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独裁体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独裁体制也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财政、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矛盾重重。但是,资产阶级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竭力逃避斗争。它坐等独裁政权彻底腐朽,然后像腐臭的烂果子一样自己摔落在地。

    在此之后,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都得在群众面前亮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荒诞戏上演了。各个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此前都不愿意认真地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无论这种斗争的规模有多么小;现在却全都跳出来痛骂王室是独裁政权的幕后主使,并宣称自己才是共和派。照他们的说法,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独裁政权能够存在,全靠了资产阶级当中最强大的一些阶层的时而消极、时而积极的支持;资产阶级一直在全力阻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活动,并死命压制城乡劳动者。

    结果呢?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几乎全部的大资产阶级也纷纷自命共和派,王室却还在照常运转。如果说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那么现在的西班牙上上下下都是“共和派”,王室又靠什么生存下去?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解之谜。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资产阶级以前“容忍”——实为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现在又用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力挺王室,这种办法就是自命为共和派,并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从而更好地欺骗和瘫痪它。

    在旁人看来,这一幕尽管饱含悲剧性,却仍不失为一出喜剧。王室骑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背上招摇过市,后者却不想马上甩掉它。资产阶级背着这个宝贝,蹑手蹑脚地穿过激愤的群众,面对着群众的抗议、抱怨和咒骂,它报之以滑稽丑角的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咱背上是咱的死敌,它都有啥罪状呢?听咱一条条说给大家听!”群众被它的丑态逗得哈哈大笑,它趁机背着宝贝溜之大吉。如果说这就是“共和派”,那什么才叫“保王派”?

    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垮台后,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独裁政权的垮台,似乎应该让国家得到了解放,可是,旧制度的各种基本要素却依然完好无损;汹涌的学生示威,表达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青年打破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努力。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我们曾多次目睹这种现象出现,我们完全理解它的重大象征意义。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受深刻危机。小资产阶级青年察觉到了群众中间积聚起了爆炸性的力量,便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找出摆脱困境、推动政治发展的出路。

    资产阶级对学生运动半是赞赏、半是警告:小伙子们要是能好好教训一顿衙门里的官老爷,倒也不赖;可是千万别搞得太过火,万一苦力也跟着闹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上文指出,贵刊的问世,恰逢整个危机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准确来说,恰逢革命危机正在转变为革命的时刻。

    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极度不满,整个制度深陷尖锐危机,使罢工运动与工人反抗“产业重组”和失业的斗争,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无比深刻的重要意义。全国性的危机,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当把工人斗争同这些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工人与学生共同参加示威游行的事实,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取得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嫌太小、太不坚决。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会拒绝民主口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才会这么做),而是坚决地、公开地为落实民主口号而斗争,同时无情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不决。

    无产阶级在高举民主口号的同时,绝不能大谈“西班牙即将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那些囫囵吞吃现成公式的无聊学究才会这么看问题。西班牙这趟列车早就驶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站。

    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极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的领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团结到自己身边,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落实自己的阶级要求,同时全力落实一切民主要求。

    这些口号对于农民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农民不会凭空信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果只是一个口头承诺,他们是不会接受的。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深受压迫的阶级,农民在一定阶段,肯定会从民主口号中发现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机遇。农民肯定会把政治民主的口号,同彻底重分土地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产阶级要公开支持这两个要求。共产主义者将在合适的时机,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做出解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落实这些要求,并为未来的苏维埃制度打下基础。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也要坚决地落实民主口号,它应该郑重宣布:它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手段,来支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在内。

    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否提出“拥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口号?假如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选择了独立,那就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过,加泰罗尼亚人如何表达这一意愿?当然是通过自由的公决、由加泰罗尼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由得到加泰罗尼亚群众拥护的政党发表的宣言,甚至是加泰罗尼亚民族起义。顺带一提,民族问题再次表明,无产阶级如果拒绝民主口号,就会显得多么反动而迂腐。只要少数民族没有明确表示独立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不应采纳分离口号,只应事先承诺:假如分离口号如实反映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会彻底地、真诚地支持这个口号。

    无需多言,在这个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工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目前的危机已经给全国无产阶级开辟了大好良机,此时不宜分散力量,他们就会开展宣传,使加泰罗尼亚以某种形式留在西班牙。我相信加泰罗尼亚工人的政治判断力,会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不难看出,革命一旦胜利,加泰罗尼亚和其它地区的自决权利落实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所以,哪怕是最狂热的分离主义者,也会暂时接受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决定。

    共产主义先锋一面要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真实的民主运动与革命运动,一面要不妥协地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揭露他们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和反动本质,粉碎他们诱骗、操纵劳动群众的企图。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不能放弃政治行动的自由。千万不能忘记,在革命时期,会有种种美妙的诱惑: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主义者既要保持组织和宣传的完全独立,又要利用革命提供的广阔空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左翼反对派正在争取与正式的共产党[4]建立统一战线。官僚企图制造左翼反对派敌视追随正式党的工人的假象,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相反,我们要让这些工人明白,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如果官僚拒绝同左翼反对派共同行动,他们就要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对此承担责任。

    西班牙危机的持续,意味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觉醒。不能指望他们会马上追随共产主义的红旗。相反,他们很有可能会首先投奔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主要是社会党),加强其左翼的力量,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身上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这种趋势,体现了真实而广泛的群众激进化,而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只有在革命被击败、曾对革命寄予厚望的群众由于遭到叛卖而灰心丧气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才有可能再次获胜;这一次,法西斯主义将通过“社会”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方式来夺取胜利,就像墨索里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一样。然而,除非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犯下致命大错,目前正在扎实前进的革命事变才有可能失败。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嘴上唱着激进高调;背地里搞宗派主义;对各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分析;朝三暮四的政策;官僚化的领导层)极大地巩固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德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必须向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使它彻底丧失政治威信。但是,靠辱骂是揭露不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只相信亲身经历的集体体验。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必须给群众机会,让他们在行动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行比较。

    争取群众的斗争,一定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间开展自下而上地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鼓动。李卜克内西曾在许多方面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翼)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直接联盟。在十月起义前夕,我们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5]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协议,我们还曾数十次提议成立统一战线。这种政策并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当然,这种统一战线不是英俄委员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在英国发生革命总罢工的时候,英俄委员会成了当权官僚同工贼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也不是国民党式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当权官僚打着“工农联盟”的幌子,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对工农的专政。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这就是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我很清楚,上述探讨仍然不够具体。我可能——甚至大有可能——遗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情况,应该会发现我的遗漏之处。你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法来武装自己,就能自己找出前进的道路。你们要学会把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情绪,并赋予其鲜明的政治表达。我这封信的目的,只是要对革命战略的原则做个大致的勾勒,而这些原则已经得到了三次俄国革命的证实。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并谨祝旗开得胜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1930613日的《真理报》(La Vérité,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由康丝坦丝·维斯曼(Constance Weissman)从法语译为英语。本文即根据维斯曼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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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流而上》(Contrala Corriente)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第一份机关报,由流亡比利时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中译者注

[2]  1930年2月28日,以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为首的一批西班牙共产主义流亡者在比利时列日建立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派别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并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因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的指示,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译者注

[3]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  由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权几乎都被斯大林派所篡夺,各国左翼反对派只能成为“非法”的派别组织,所以,本书中用“正式党”(official party)来指代被斯大林派所把持的党组织。——中译者注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内部形成了一个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派别,这个派别自称“国际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又不愿与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彻底决裂。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过合作,十月革命,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一些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并参加了苏维埃机关,但也有一些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9-9 21:56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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