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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

(1936年6月5日)

……我在上一封信里漏掉了一些事情。先从宁说起吧。如果你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可能回到我们这边来,那你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呢?对于宁能否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个人不抱希望,但我也有可能出错。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就亲自去试一下好了。我只能赞成这么做。

当然,我们不光要听他的口头保证(他的口头保证实在太多了),更要看他的实际表现。目前,宁正在跟第四国际的死敌搅在一起,这些人大谈关于“组织性”分歧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仇恨,说得就好像严肃的人们是会因为一些次要的分歧,就跟革命者决裂,同机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似的。

如果宁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就必须在西班牙公开打出第四国际的旗号。他不肯这么做的借口,就跟布鲁姆拒绝阶级斗争的借口一样:一般来讲,这么做当然是没有错的,可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布鲁姆的政治就是阶级合作,尽管他“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宁在口头上承认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实际上却在帮助他的盟友——毛林、瓦尔赫尔[1]、麦克斯顿等人痛批第四国际,就像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平主义者龙格[2]和雷德布尔[3]痛批第三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战士一样……。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57——19703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2]
·龙格(JeanLonguet1876510——19389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37——19473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会民主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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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1936年7月16日)

……
7、接下来我要谈谈西班牙的问题。斯内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为毛林—宁的党辩护,他觉得我对他们的攻击太过分或太尖锐了。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林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革命期间,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就是他的整个政策的全部本质。从革命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这个事实。宁也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毛林主义精神的合法产物;它根本就是布鲁姆的纲领,而不是列宁的。

宁在整个革命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消极无为的玩票者,他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参加群众斗争、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写几篇小文章,对斯大林派、社会党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现在一钱不值!当巴塞罗那发生一系列总罢工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谈了能谈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提总罢工,不提他在总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在那些年里,我和他相互写了几百封信。我想方设法,让他不要写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无物的观察,要给革命斗争提一些务实的建议。对于我的具体问题,他总是说:“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封信再谈。”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下一封信”还是没来。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让一个有点名气、过去有些功绩、还戴着饱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环的人当上了自己的领袖,他总是带错路,还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无力行动的窘境。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我们曾反复催促宁,叫他全力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却百般推脱。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的消极性,他自己那点小小的政治舒适感;他不想让重大事件打乱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结果,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阵营。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还有那些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宁的破产,已经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他又跟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市侩毛林勾结起来,宣称“国际书记处根本不了解西班牙事务”,同我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其实,宁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那个新党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阿萨尼亚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谁找借口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暂时的、技术性的选举协议”,那在我看来,这个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个党在所有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最卑劣的一个——阿萨尼亚的纲领上签了字,也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还要等几年才行刑。每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阵线时(毛林—宁正在拼命地尝试批评它),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会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你们不也参与创建了人民阵线了吗?你们不也在它的纲领上签字了吗?要是他们还想用那个臭不可闻的借口“那只是我们党的一个权宜之计”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脸。

这帮人已经彻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们现在突然想展现出一点革命意志,也是有心无力。在平常时期,这些小小的罪过与叛卖几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革命时期却会造成重大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革命会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正在以大无畏的勇气,同强大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及斯大林派斗争,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却遭到了《新火炬报》[2]的公开指责;同时,《新火炬报》又在为西班牙的叛徒们辩解,帮他们找理由,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毛林—宁的党在最新一期《战斗报》上向我们的几个南美支部发表声明,呼吁它们按照纯粹的民族基础,团结在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周围。西班牙的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党就跟伦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样,企图渗入并分裂第四国际的队伍。就像一只卑贱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们的脚后跟。在我们的南美组织当中,还有一些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议会迷,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我们和伦敦局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已经在欧洲同我们决裂的宁,为什么又要在南美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企图把所有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吗?这种可耻的伪善行径总是中派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无情地揭露它。仅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我们关于伦敦局的论纲是绝对必要的

9、人民阵线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左翼中派主义者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才能躲在人民阵线的阴影下兜售他们的私货。事实上,在目前阶段,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的主要问题。它还为区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常有人忘记了:人民阵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范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现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如出一辙——成为了最亲密的盟友,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组成了长期的联盟,它们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联合政府。在这个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是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苏维埃在内。诚然,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些苏维埃。但他们没有向这个人民阵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的要求是粉碎这个人民阵线,摧毁它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

1917年的俄国人民阵线还可以拿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作斗争;欧洲的一切人民阵线,都不过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还是它的讽刺画。……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荷兰支部与国际》(The Dutch Se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页,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514——19424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GCD。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2]
《新火炬报》(DeNieuwe Fakkel)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编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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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人民阵线

(1936年7月)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第16节。)




这个提案还没有公布,事态的发展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预测。




西班牙的七月事变[2],特别有力地深化和补充了法国的六月事变[3]的经验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把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无力解决革命提出的任何一个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打垮资产阶级;然而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用议会幻想来麻痹工农,消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跟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会让无产阶级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是在数年内蒙受新的苦难与牺牲,就是长达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4]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迪耶[5]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务必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手段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是一种欺骗和诡计。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幸免于新的战争。


19367月,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托洛茨基同志为这次大会撰写了主要决议《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本文即为这个决议的附录。本文是由加拿大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Canada)为国际书记处发表的,后来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公报》,1938年第4期。这个决议的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32—340页。


[1]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607.htm
——中译者注



[2]
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3]
19366月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浪潮。——中译者注



[4]
激进党(Parti radical),又名激进社会党,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他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在二战爆发前,它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左”派政党。——中译者注



[5]
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618——197010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131日至1026日、1934130日至29日、1938410日至19403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9月被监禁,1945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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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书记处

(1936年7月27日)


亲爱的同志们:



无论西班牙事变[1]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我相信它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它都会对第四国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方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关于人民阵线的问题,已经以最明确无误的形式,出现在了所有工人的面前。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在问自己(比方说,不幸的莫里斯·帕兹[2]发表在《人民报》[3]上的那篇文章):“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在二月就掌握了政权,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军队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愚蠢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愚蠢”与否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事关阶级利益的问题。当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时,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团,它需要军官团来制衡和掣肘工人组织——因为在它的左翼与工人组织结盟之后,最重大的问题,即保护所有制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愚蠢与否!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其实并不是政府,只是一个内阁。真正的政府在总参谋部,在银行,在其它地方。法国激进党是在做出了不会触动军官团的承诺之后,才被允许同工人结盟的。但只要工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整个国家机器最终就会倾尽全力对付他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为人民阵线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如果他们看不出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那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表面上看,激进党只是人民阵线的右翼;其实激进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金融资本通过激进党继续维持着对人民阵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法国,这个问题要比在西班牙更为明显、更为尖锐。达拉迪耶继续在包庇军队。问题并不在于阻止几个自吹自擂的法西斯军官;整个军官团都是敌视工人阶级的。你要是想阻止他们,“你就是在瓦解军队。”可是希特勒就在门外!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会允许任何人触动自己的军官团。“共产党”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触动军官团,因为它还要与这个军官团一起“保卫”苏联。而到了明天,同一个军官团就会向人民阵线——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建立军事独裁,并同希特勒结成反苏联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每当事变发展到了转折关头,机会主义的政治就会造成十倍的罪恶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毛林与宁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和他的同伙,你们怎能这样做?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宁及其同伙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可耻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西班牙的事变,将在西班牙、法国和世界各地为第四国际开启全新的、重大的机遇——而这是以各种中派主义流派的破产为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伦敦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十一月召开“和平大会”,哪怕只有它自己的成员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些毫无前途的无能之辈,我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答应参加这个大会,也绝不能给这个大会提供丝毫的威信。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手段,也要打入各种群众组织,绝不能因为守旧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让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但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同夸夸其谈的中派主义者妥协,绝不能把我们和他们混同起来——换句话说,绝不能进行任何罪恶的调和。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 Mouvementcommuniste en France,1939-1939)一书(子夜出版社[LesEditions de Minuit],巴黎,1967年),由瓦尔特·布鲁门塔尔(WalterBlumentha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托洛茨基论法国》第230232页收录的英文版转译

[1]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2]莫里斯·帕兹(MauricePaz1896222——198511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3]《人民报》(LePopulaire)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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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

(1936年7月30日)



现在来谈谈宁的问题。有些人(比如罗斯默)觉得我对宁的政策的猛烈批判太宗派主义了。如果这是宗派主义的话,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就都是宗派主义,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学说。西班牙目前的事态,特别清楚地暴露出了宁同阿萨尼亚的勾结是多么罪恶:由于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西班牙工人现在要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人民阵线一直在用人民的血汗钱,去供养一支由屠戮无产阶级的刽子手指挥的军队。我亲爱的维克托·塞尔日,这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事关革命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宁现在能醒悟过来,发现他在工人群众心目中已经名声扫地,如果他能得出一切应当得出的结论,我们就会像帮助同志一样帮助他;但我们绝不能让私情掺入政治。


我看了你为“革命高涨”的提纲[1]而提出的修改建议,它让我觉得,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会有一些重要的集团脱离出来(我暗示了这种可能,但没有加以发挥);另一方面,很遗憾,我不能接受你其它的修改建议,因为我认为它们从根子上就错了。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俄国革命史家,却不愿意把俄国革命最重要的经验运用到其它国家,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关于人民阵线的全部意见,都适用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俄国的“激进党”)结成的联盟,可是我们同那个人民阵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赢得了胜利。


你关于西班牙的实际建议真是了不起,完全符合我们的路线。但是,还得在咱们这个“宗派”组织之外,找到十几个不仅愿意在口头上接受你的建议、并且愿意在行动中落实它们的人!我相信,你能提出这么了不起的实际建议,证明了你我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我正在耐心地等待你通过现实中的政治经验来验证你的先验概念,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根据重大事变的经验而集体得出了结论,我始终坚信,你我的结论终究会不谋而合。尽管有人批评我们搞宗派主义,我们仍在稳步地发展壮大,而那些批评者却未能有任何建树。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对于你坦诚的问题,我已经做出了完全坦诚的答复。我想以后我们仍能这样彼此互助。热烈地紧握你的手。


列昂·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一书,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即《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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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教训

(1936年7月30日)


    欧洲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所严酷而骇人的学校。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事变,让工人付出了沉重的、流血的代价,可是,直到现在,获胜的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旧的工人政党的政策,充分表明它们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不能为赢得胜利做好准备。


正当笔者写下本文的时候,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全世界工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西班牙无产阶级胜利的消息。我们坚定地期盼他们能够胜利,如果他们真能胜利,那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尽管工人的领导层竭力促成他们的失败,这次他们还是赢得了胜利。无上的光荣与荣耀,全部属于西班牙工人阶级!



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人民阵线,他们已经叛卖过革命一次,但在工人和农民的帮助下,他们再次获得了胜利,并在二月成立了“共和”政府。六个月后,“共和”军就向人民开战了。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用人民的血汗钱来供养军官团,给军官团提供威信、权力和军火,把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交给军官团指挥,协助军官团做好突然袭击工农群众的准备。



事到如今,内战已经爆发,人民阵线政府竟然还在竭力从中作梗,给胜利制造加倍的困难。所有人都知道,打内战不仅需要军事武器,也需要政治武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要比它的敌人弱小得多。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广大群众投入行动。它甚至可以把士兵从反动军官那边争取过来。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认真地、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必须立即宣布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工厂和商店,转交给人民。在工人已经掌权的省份,要立即落实这个纲领。在这样一个纲领的影响下,法西斯军队顶不住二十四小时;士兵们会把自己的军官绑起来,扭送最近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但是,资产阶级部长们不可能接受这个纲领。他们拼命压制社会革命,逼迫工农群众流下十倍于内战中流的血。最可恶的是,这些先生还妄想在胜利之后,再次解除工人的武装,逼迫工人遵守私有制的神圣法律。这就是人民阵线政策的真正本质。除此之外的一切说法,都是纯粹的胡说、空话和谎言!


人民阵线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在摇着头,批评马德里的统治者!他们怎么就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呢?他们怎么不及时清洗军队呢?他们怎么不采取必要手段呢?这类批评在法国特别多,然而,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所采取的政策,与他们的西班牙同行并无区别。尽管有了西班牙的沉痛教训,仍然可以事先断言:列昂·布鲁姆政府不会认真地清洗军队。为什么?因为各工人组织仍在与激进党结盟,也就仍是资产阶级的俘虏。

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埋怨西班牙共和派或社会党或共产党毫无远见、麻痹大意。问题根本不在于某个部长或领袖的眼光不够敏锐,而在于政策的大方向。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就等于放弃了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一支为剥削者效力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要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军官团就是资本的保安。没有这个保安,资产阶级就连一天都撑不下去。军官的选拔、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集团。个别的例外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情况都是一样的。在军队里有几个军官公开宣称自己是法西斯分子,大吹大擂,蛊惑人心,这并不算危险;当无产阶级革命来临时,军官团就会变成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这才要命。把四五百个反动的煽动家赶出军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军官团凝聚了长达数百年的奴役人民的传统,必须把它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彻底解散、打垮、粉碎它。必须用人民民兵——即武装工农的民主组织——来取代驻扎在军营里、由军官阶层来指挥的军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这样一支军队,是与大小剥削者的统治格格不入的。共和派会赞同这种措施吗?根本不会。人民阵线政府,也就是工人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向官僚和军官妥协退让的政府。这就是西班牙事变的重大教训,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为这个教训付出血的代价。

保卫“共和国”,成了掩饰工人阶级领袖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的幌子。西班牙的经验,暴露了这种“保卫”的真实性质。“共和派”这个词,跟“民主派”一样,都是意在掩盖阶级矛盾的蓄意蒙骗。只有在共和国还能保卫私有财产的时候,资产阶级才是共和派。而工人要用共和国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也就是说,当共和国对工人有利时,它对资产阶级就一文不值了。激进党如果没有得到军官团会支持它的承诺,就不会同工人政党结盟。达拉迪耶绝不是出于偶然才当上了法国陆军部长的。法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而他一次也没有背叛过他们。只有莫里斯·帕兹或马索·皮维尔之流才会相信达拉迪耶能够把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赶出军队,也就是解散军官团。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帕兹和皮维尔之流。

说到这里,有人要大惊小怪了,“怎么能解散军官团呢?这不就等于瓦解军队,让国家在法西斯主义面前解除武装吗?这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怀!”还是老一套的论调。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就是这么说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也是这么说的。西班牙工人对这些推断半信半疑,最后还是亲身经历才让他们相信:离他们最近的法西斯敌人,就是西班牙法西斯军队。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说得好:“主要敌人在国内[1]!”

《人道报》声泪俱下地乞求清洗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可这种乞求有什么用?你一边投票赞成给军官团拨款,同达拉迪耶结盟,从而跟金融资本结盟,把军队安心交给达拉迪耶,同时又要求这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军队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那你要么就是个大傻瓜,要么就是故意欺骗劳动群众。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反复说,“可我们总得有支军队呀,不然的话,在希特勒面前,怎么保卫民主制度,怎么保卫苏联?”凭借西班牙的教训,不难看出这种保卫民主与保卫苏联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军官团只要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就会与被解散的法西斯组织一起向工人群众发动进攻,如果他们胜利了,就会粉碎剩下的那一点点资产阶级民主,再向希特勒伸出手,同他一起进攻苏联。

《人民报》和《人道报》刊登的那些关于西班牙事变的文章,真是让人又愤怒又恶心。这些人没有从中学到半点教训。他们根本不想学。他们自觉地闭上眼睛,不去看现实。他们学到的主要教训,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人民阵线的“团结”,也就是说,要维持同资产阶级的“团结”,要维持同达拉迪耶的友谊。

达拉迪耶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民主派”。但是,在布鲁姆内阁中担任正式职务的同时,他也非正式地在军官团的总参谋部里工作,难道还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如果存在着面对现实的真诚的人,不沉迷于布鲁姆那种空话大话的人,这些人早就应该准备好,应对每一种不测。当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时应该采取哪些必要措施,达拉迪耶和军方首脑肯定就此达成了共识。当然,将军们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得达拉迪耶更远。在自己人中间时,将军们就会说:“咱们先支持达拉迪耶,等到摆平工人之后,再找一个强人来代替他。”而在这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天天称颂“我们的朋友达拉迪耶”。工人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告诉我,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2]。”让资本的老代理人达拉迪耶执掌军队的人,不配得到工人的信任。

诚然,西班牙无产阶级就跟法国无产阶级一样,都不想用赤手空拳去迎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是,要想击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得先打垮国内的敌人。不粉碎军官团,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粉碎军官团。在每一次胜利的反革命中,军官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每一次获胜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的革命,都要摧毁旧的军官团。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都是这样的。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就绝不能屈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必须在反对包括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起真正的工农联盟。必须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动性与勇气,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争取士兵的方法。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工农兵大联盟。在西班牙内战的烈焰中,这个联盟正在产生,正在接受锻造。人民的胜利,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和苏维埃西班牙的诞生。西班牙社会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革命扩散到整个欧洲。这比任何外交条约、任何军事同盟都更能震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刽子手。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3]2卷,第8期,19369





[1]请参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传单《主要敌人在国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mia-chinese-karl-liebknecht-191505.htm ——中译者注


[2]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译者注


[3]《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战士报》(TheMilitant),1935年改为《社会主义呼声》,1941年改回《战士报》的名字。——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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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让·鲁[1]

(1936年8月16日)


亲爱的同志:

你的来电真是让我喜出望外。遗憾的是,就我所知,我能否拿到前往巴塞罗那的签证,还是个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这封电报可能会被当作我直接插手西班牙事务的证据。不用说,我是非常愿意去巴塞罗那的。但他们会允许吗?

你发现了,我在这里遭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另一面是塔斯社那个无耻的声明[2]。我不知道政府[3]会采取什么立场。它根本不清楚,斯大林—雅戈达[4]团伙能寡廉鲜耻到什么地步。

娜塔莉亚[5]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签证一到手,马上就动身前往巴塞罗那。要办成这件事,需要尽可能多的行事自由。

你很清楚,我在这里不能给你任何建议。你那里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武装斗争,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我这里能得到的信息量是零。我听说毛林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希望他还活着。说到如何对待宁、安德拉德等人,在这个重大斗争中,如果我们还是纠结于过去,那将是罪过。即使过去曾有过不愉快,就算在纲领和方法上有分歧,但这些分歧不应该阻碍我们与他们恢复真诚的、持久的合作关系。接下来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自己完全愿意亲自协助斗争,而不是远远地旁观。

统工党与工团主义者的关系,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考虑问题时,只以或主要以教条为出发点,那只是极其有害的。无论如何都要同工团主义者搞好关系,不管他们会有什么偏见。必须击败共同的敌人。必须在共同的斗争中,赢得工团主义者当中最优秀分子的信任。你可能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老生常谈,那我先向你道个歉。我不了解情况,给不出具体的建议。我只想指出:在十月前,要尽一切努力,同哪怕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工作。

克伦斯基政府经常想利用布尔什维克去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他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战士顶得上一百个犹豫不决的孟什维克。法西斯分子把内战强加给了你们,在这场内战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够坚决、含糊暧昧,换句话说,就是孟什维克主义。

我又写得太笼统了。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建议。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克服你我之间的距离造成的问题……。我可以发誓,尽管我与正在战斗的同志们可能会有种种分歧,但我愿意同他们竭诚合作,达成相互理解。在现在和未来都开启了共同斗争的机遇的时候,如果还揪住过去不放,那就是可耻的心胸狭窄。

我会借助词典来阅读战报,尽量跟进战况的进展。但我有四五天不能回家了。

向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有理由对我感到不满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信后附有一张便条]

我亲爱的鲁[6]

只要你觉得有必要,就可以把这张便条拿给宁他们看。我在信中说的那些话,完全不是外交权谋。必须再次把灵活性同坚定性结合起来。我感到束手束脚。娜塔莉亚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真诚的

列·托

原文为法文,发表于1970125日的《世界报》。英译文发表于1971118日的《洲际通讯》[7]

[1]·鲁当时担任第四国际运动派驻巴塞罗那的代表。托洛茨基同志写信给他,是希望能促成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但是,这封信却未能寄到他手上,因为它被巴塞罗那的意大利特务截获了。直到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Spriano1925—1988)从意大利警察的档案库找到这封信之后,它才得见天日。本文先是以法文发表在法国的《世界报》(LeMonde)上,然后又被《洲际通讯》编辑部译成英文,发表于1971118日的《洲际通讯》。——中译者注


[2]193684日夜里,一帮挪威法西斯匪徒袭击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住所,抢走了一些文件,企图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挪威进行布尔什维克煽动86日,挪威电台报道了莫斯科审判的消息。所以托洛茨基同志才会说自己遭到了两面夹击——中译者注


[3]指挪威政府。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正在挪威避难。——中译者注


[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117——1938315日),本名耶诺希·盖尔舍维奇·叶古达(ЕнохГершонович Иегуда),生于雷宾斯克一个犹太人钟表匠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81919年在红军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工作。191911月加入契卡。1923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担任第一副局长。1934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9月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4月被捕,1938313日被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死。——中译者注


[5]娜塔莉亚·伊万诺芙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188245——1962123日),生于乌克兰罗姆内一个商人家庭。在上大学期间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1902年在法国认识了托洛茨基,1903年同托洛茨基结婚。19181928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部工作。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驱逐出境后,她一直陪伴着他。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她留在墨西哥。1951年,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第四国际。1960年迁居法国巴黎,1962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6]·鲁(Jean Rous19081124——19852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7]《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是第四国际的周刊,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消息,1963年创刊,1986年停刊。——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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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合作

(1936年8月18日)


亲爱的维克托·利沃维奇:


……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到的关于西班牙——确切地说是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这次你我的意见一致,这让我很高兴。不幸的是,你我只是旁观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出一种有机的方式,让统工党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苏维埃、行动委员会?)进行合作,哪怕需要在组织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眼前的各种问题……。


热烈地紧握你的手。


你的

列·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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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阿瓦斯通讯社记者问

(1937年2月19日)


我是否下达过派遣志愿者支援共和军战线的“指示”?我没有向任何人下达过“指示”。我一般不会下达“指示”。我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懦夫、叛徒或法西斯特务才不肯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同弗朗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匪帮斗争,是每个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


统工党是西班牙联合政府的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党。这个党不是“托派”。这个党的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对此我表示强烈的同情,尽管如此,我仍在很多场合批评过它的政策。统工党犯了错误:它参加了“人民”阵线这个竞选联盟;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包庇弗朗哥将军,使他能够公然地为现在这场席卷了整个西班牙的叛乱进行准备。革命党无权去为一个盲目而可耻的纵容政策分担直接或间接责任。它有义务让群众保持警惕。统工党领导层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联合政府;与其它政党在前线并肩作战,并不需要为这些政党的错误政策分担责任。它必须学会打出革命的旗号,在政治上把群众吸引过来,而又不至于削弱军事战线。


政治是决定战略的关键因素,这在内战中,要比在普通的战争中更为突出。作为军事统帅,罗伯特·李[1]肯定比格兰特[2]更为优秀,然而废奴政策使格兰特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三年内战期间,敌人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往往胜过我们,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使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农民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亲身体验了两种制度、并加以比较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阵营。


在西班牙,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斯大林派,把这个公式塞给了卡巴耶洛总理:打赢内战,进行社会改良。我认为这个公式会害死西班牙革命。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看不出交战双方的纲领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一定会胜利,因为它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内战中,大胆的社会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条件。


一遇上革命形势,斯大林总是会暴露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政策的主旨,就是不要吓跑法国资产阶级,首先是“二百豪门”,然而法国人民阵线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向“二百豪门”宣战了——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无非是克伦斯基在1917年的政策、艾伯特—谢德曼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的政策的翻版罢了。希特勒的胜利,是对艾伯特—谢德曼政策的惩罚。在德国,过了十五年,惩罚才到来。而在西班牙,顶多过上十五个月,惩罚就会到来。


不过,西班牙工农群众的社会胜利和政治胜利,是否会引发欧洲大战呢?这种出于反动的怯懦的预测,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弗朗哥将会发现他陷入了圈套之中无法自拔。弗朗哥的独裁统治,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而法国将会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更不用说一场新的欧洲大战,将会流干法国人民的鲜血,使法国陷入衰落,出于同一原因,整个人类都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相反,西班牙工农群众的胜利,必将撼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法西斯政权的封闭性和极权性,让人们觉得它们是牢不可破的。实际上,当它们第一次接受严峻的考验时,它们的内部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把它们炸得粉碎。俄国革命的胜利,削弱了霍亨佐伦王朝的力量。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将会破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因此,西班牙工农一旦获胜,就会立刻显示出它是一股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真正的西班牙革命者的任务,是加强军事战线,打破苏联官僚的政治桎梏,向群众提出大胆的社会纲领,并以此确保革命的胜利,并通过这种方法来巩固和平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欧洲!


本文发表于1937417日的《劳工行动》(LaborAction)(加利福尼亚)。“阿瓦斯”(Havas)通讯社是法国的一家通讯社。
[1]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著名将领,曾任南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和南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2] 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著名将领,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彻底击败南军。在1869年—187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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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战略


(1937年2月25日)




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苦战,特别是统工党的极其艰难的处境,影响了我们的一些同志,使他们产生了消极迎合统工党领导层的政治路线的倾向。他们多次对这条路线采取了间接默认的态度。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想对一个处境艰难的革命组织表现自己的友谊,就不能对它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而导致的危险视而不见。要想挽救西班牙的局势,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让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地、猛烈地、英勇地奋起;也就是必须马上让无产阶级重整旗鼓。必须发动一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盟、支持社会主义纲领的运动。必须批判斯大林派、社会党和无政府派的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的行径。问题不在于写几篇基本上只能发表在《战斗报》专栏上的文章,而是要发动群众,同那些正在把革命引向覆灭的领袖作斗争。


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是曲意逢迎、守株待兔、首鼠两端的政策,换句话说,在你死我活的内战中,这是最最危险的政策。统工党即使只有一万名同志,只要他们愿意发动群众同叛乱斗争,那也远远胜过拥有四万名屈就别人的政策、而不能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党员。只要统工党仍在执行首鼠两端的政策,它的四万名党员(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就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果断的、积极的政策,哪怕只有两万人、一万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赢得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八个月时间里赢得群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统工党领导层的现行政策是马尔托夫[1]的政策,而不是列宁的政策。要想获胜,就要有列宁的政策。


本文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伊罗生(哈罗德·伊萨克斯)的一封信,出自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的私人档案库。

[1]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3-20 09:16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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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

(1937年3月20日)


巴塞罗那大会[1]预定于51日召开,但是考虑到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形势,对于它能否如期召开,我没有把握。关于这次大会,由于我根本得不到半点消息,很难提出什么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笼统的想法。

事态的发展,对一切集团、流派、派别进行了严酷的考验。我们已经目睹了纯粹文化上的极左主义(波尔迪加派)在西班牙事变的打击下瓦解了。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开始还做出毫不妥协的样子,才过了几周,他们就变成了可耻的逃兵(反对打入主义的施密特[2]、斯丁·德·泽乌[3]、米斯蒂[4]等人)。我们还目睹了另一些坚决反对打入主义的人,他们昨天还同施密特、斯丁·德·泽乌、米斯蒂等人一起反对我们,现在却在寻求统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提供政治支持,借此反对我们(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这些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不止于此。

当斯大林主义暴露出它已成为工人运动的名副其实的毒瘤时,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变成了斯大林派。伦敦局——同它调情的不只有施密特,也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气数已尽,或行将断气。形形色色的半吊子集团被自己的自相矛盾给吓坏了,便在最后一刻向西班牙革命求助。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部领袖,在他们支持宁同我们斗争的时候,就是在拼命地阻止西班牙革命的胜利。他们现在以为,自己能躲在英勇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背后,掩饰自己的彻底破产。真是痴心妄想。只有我们曾经反复指出过的这条道路,才有可能通向胜利。无论是宁、安德拉德还是戈尔金都必须急剧改变他们的政策,也就是要从马尔托夫的道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否则他们就会使统工党陷入分裂,甚至是惨败。空有革命的话语(社论、郑重的演说等),并不能让革命走快半步。统工党工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然而,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他们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问题的关键,是用最大的勇气唤起群众,去反对背信弃义的领袖。这是打开智慧之门。

资产阶级的傀儡仍留在人民阵线之中,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群众进行自己的革命,必须与这些人彻底决裂。这是目前的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部长们是保卫私有财产的稻草人,而无政府派、斯大林派和社会党的领袖不愿同这些部长决裂,必须唤起它们的群众,去反对自己的领袖。这是第二步。做不到这一步,其它的一切就都是空话、废话、谎话。他们本来有五年的时间来落实列宁主义的政策,却白白浪费了。他们还能有五个月、甚至五个星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没有。

斯内夫利特在跟伦敦局调情之后,如果还想跟宁一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那就太糟糕了。他的下场只会更惨,而且会一事无成。

巴塞罗那大会如果能开成,你们一定要参加。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要像那些“打入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拒绝参加大会。我们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不是原则问题。你们必须明白自己在大会上该怎么做。像费雷肯和斯内夫利特那样参加大会,将会造成致命后果。在参加大会时,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不放过其他参加者的最小的错误与过错。当然,我们应当根据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以及尚未追随我们的那部分工人的思想状态,来选择揭露与批判的方式。我认为,莫斯科审判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任何一个自称拥护革命原则的团体的成色。普通的工人或许对莫斯科审判没有意见;我们应当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真相。但是,对于那些企图建立新国际的“领袖们”,必须穷追猛打,不能让他们像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那帮渣滓一样,同格伯乌站到一块。在大会上,你们至少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大会必须宣布完全支持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多数参加者的拒绝,就要退席抗议。如果得到了多数参加者的支持,你们就要发表声明,痛批反对这个建议的少数派,在声明中要列出所有格伯乌特务的名字,还要写下他们的特征。我们不想听那些骗子说什么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我们不能争论俄国问题——按照那个可耻的马屁精马尔罗[5]的说法,这是“个人问题”。正是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正是因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才必须让革命派、甚至是真诚的半革命派半中派主义者同伪造者划清界限;这些伪造者是波拿巴主义阶层的特务,而莫斯科审判已经证明:这个阶层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在讨论纲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我们既要毫不妥协,同时又要对那些敢于拿出最起码的勇气、反对莫斯科的波拿巴分子的人保持十分冷静、甚至是十分友善的态度。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随时准备反击。

我在这里只谈策略性问题,因为我们的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已经武装得足够好了。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需要改动和修订的。我们只需要对自己从实际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做一些调整,使其适应目前的形势。关于巴塞罗那大会,我从这里就只能提出这些看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于19377月出版的《信息公报》,署名为伦德Lund)。

[1]193610月,伦敦局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了统工党的建议,决定于193751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大会,但这次大会未能召开。——中译者注


[2]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Johannes 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中译者注


[3]斯丁··泽乌(Stiende Zeeuw),本名克里斯蒂娜·安娜··泽乌(ChristinaAnna de Zeeuw),1932—1935年任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荷兰独立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35年随独立社会党参加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6年被开除出党后返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中译者注


[4]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 Muste188518——19672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 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CPLA),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 Party),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安德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13——19761123日),法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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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斗争》编辑部

(1937年3月2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贵刊第9期(1937227日,星期六出版)上,我看到了一篇转载自统工党机关报《西班牙革命》[1]的文章,你们还写了一篇吹捧它的序言。我必须如实相告:在我看来,你们的做法,不是与统工党工人的斗争团结一致,而是与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团结一致,这不仅是错误,更是罪过,对此我必须尽全力地公开抗议。

你们转载的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的风格也是虚伪的,彻底暴露了宁及其同伙的政策的暧昧模糊。他们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论战。可是,宁是怎么当上那个“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的?他为什么要当部长?他这个错误,说得直白点,就是叛卖,他公开认错没有?他怎么能一边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一边又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斗争呢?他怎么能一边发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同时自己又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司法”部长呢?他是认真地对待无产阶级的纲领及思想呢,还是在嘲弄它们呢?

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说什么“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消失”,“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就站了出来”。它对阿萨尼亚、孔帕尼斯[2]之流的作用做了完全错误的总结。这些先生不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手艺人和雇员(职员)——已经破产了,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阿萨尼亚之流在政治上剥削小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留在人民群众的阵营里,充当惊吓乌鸦的稻草人——而乌鸦就是社会党、改良主义者,以及——天哪!——统工党的领袖。他们(阿萨尼亚、孔帕尼斯之流)不敢触动私有财产,却不惜去充当那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司法”的守护人。这才是唯一的事实,其它的全是谎言。“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装死,等到弗朗哥胜利后,它就不用再装了。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正在进行自己的任务,《战斗报》却说,如果他们“离开了统工党,或者跟统工党对着干”,就完不成任务。

这篇文章讲到的事情,不管讲的是过去还是前景,全都是错误的。只是“由于这场反对自由的战争”,“共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阶级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种“共存”(也就是统工党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领袖们的合作)已经严重阻碍了工农群众的奋起,并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篇文章对此只字不提,却塞进了自己的私货:“然而,事到如今,即使只是为了打赢战争,都必须选对路线[由谁来选?]。”为什么是“如今”?不正是因为昨天的政策已经把统工党带到了悬崖边上吗?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统工党却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而不是发动武装起来的群众去反对他们。

这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要着手的地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会去扮演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这个滑稽丑角,而是必须勇敢地、公开地发动工人群众,赶走资产阶级部长,换成社会党部长和斯大林派部长。然而,统工党并没有到群众中去,不屈不挠地通过群众进行这项工作,却写了一些含糊其辞的文章,大谈什么为建立工人国家而占据阵地的必要性。

“继续进行战争,就能确保集体化和社会化……。”他们丝毫没有革命的勇气,就用全然抽象的推论来掩饰自己的怯懦。不进行集体化,战争就必败无疑。要想确保胜利,就必须以武装群众的直接压力赶走资产阶级,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们逼得走投无路。光有抽象的推论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然而,宁——西班牙的马尔托夫——偏偏在这一点上投降了。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在军需方面,可以迫使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自己的附庸[!]。”明明是统工党的领袖成了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附庸。这才是事实。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巴黎公社的悲惨命运将会降临到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头上。


六年来,宁什么都没干成,却一错再错。他总是轻佻地对待思想,总是逃避困难。他只会耍小聪明,用浅薄的结盟来代替斗争。他妨碍了革命党在西班牙的形成。所有追随他的领袖,都要跟他一起分担罪责。六年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使英勇而满身干劲的西班牙无产阶级蒙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昏聩。他们没有打破这个可恶的怪圈。他们没有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斗争。他们先是去迎合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又在它摇摇欲坠时撑住了它,他们时不时还会写上几篇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真够卑鄙无耻的!你们不但没有痛批这些用半真半假的布尔什维克公式来掩饰自己的孟什维克叛徒,反而还转载他们的文章,还大加吹捧!

不用跟我说什么统工党工人正在英勇战斗。这一点,我跟别人同样清楚。但正是因为他们在战斗,在牺牲,我们才要说出真相,而且只说真相。打倒一切暗中勾结、逢场作戏、敷衍应付的花招!当战争与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最苦涩的真相时,必须学会如何说出这些真相。我们与宁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也与任何维护、掩饰、支持他的政策的人毫无共同之处。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西班牙革命》(TheSpanish Revolution)是统工党的英文报纸。——中译者注


[2]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Companys i Jover1882621——19401015),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15日遇害。——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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